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 187页

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　　　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1818-1883）的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而以此为基础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以往所有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如前所述，以“社会剩余”概念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派所遵循的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关系之上的剩余分析传统；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在秉承斯密、李嘉图这一核心分析传统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的总量理论体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在该传统下，剩余产品的分配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其中代表古典一般均衡的“统一利润率”的存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而利润来自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性质；而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就成为了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和矛盾的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和基础，而马克思也正是通过在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的阐述中发现了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规律。这样看来，虽然都是属于古典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理论，但马克思经济学又从根本上并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就像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所说，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斯密和李嘉图那里有助于一个竞争\n性资本主义的建立，而马克思所要揭示的则是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到最终灭亡的客观规律。”[1]　　　　　　　　　　　　第一节价值理论　　　　　　　　　　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一般认为，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分配的基本理论框架，而其中肯定“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则是这一理论继承的核心。然而，对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派所论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今天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被严格划分成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完全是现代新古典理论的萌芽地，如他们对斯密理论的所谓生产成本价值论的解释，以及李嘉图曾预期边际生产率分析是主要的地租决定因素和由此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影响，都导致了这种观点的形成，而且这种观点还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占有绝大多数；但另一方面，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则始终坚持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剩余传统和社会关系分析的基本思想。不过，对于这两种理解上的混乱，霍华德和金则肯定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种属于剩余分析传统的经济学；\n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古典经济学家都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先驱。”[2]所以说，马克思继承的是古典学派以社会关系为核心的剩余分析传统，但马克思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在古典经济学或李嘉图的体系中加入社会学，而是要澄清李嘉图的理论体系。　　　　　　据前所述，李嘉图1815年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得出了利润率和工资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但这个结论却完全依赖于投入和产出都是谷物的单一部门假定；之后，李嘉图将其扩展为一个更接近于实际的异质品模型、即一个两部门模型，但这个两部门所表明的简单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与其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仍然是类似的，因为它需要一个不同产业资本-劳动比率完全相同的假定。一旦放弃了这个假定，则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或工资率）之间就会存在着一定的变动关系，从而使得价值与劳动量之间不再成比例、价值和收入分配也不再相互独立；也就是说，一旦推论到异质品模型，由于在资本构成不同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下，收入分配的变动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在相对价格会随分配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保持其谷物模型的推论，因为技术关系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如边际地租的引入）和收入分配的利润率变动会同时影响相对价格，从而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价值尺度来测量总量的收入分配和利润率变动，所以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李嘉图的矛盾”。马克思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逻辑混乱。他认为，李嘉图分析上的问题就在于他混淆了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正像罗宾逊夫人所说，“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关于收入分配的许多思想的要旨，但是他\n断定李嘉图分析的问题不对头。要分析剩余产品的来源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性质，而剩余产品的来源不能单从技术关系方面进行探索。”[3]所以，马克思批评了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与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相联系的做法，从而建立了一种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理论体系来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定义为生产关系，或更进一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4]　　　　　　在《资本论》三卷中，与李嘉图表明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资本家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马克思所要表明和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于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所以，与李嘉图的论述相反，马克思所要表明的并不是技术退步（如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而是技术进步条件下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本身也说明，利润率以及价值与分配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或者说从技术关系的分析中并不能得到马克思的结论。显然，这一命题正是我们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波动，如“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5]而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表明的，也正是这种经济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取利润。[6]换句\n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会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对此，罗宾逊夫人曾经指出，“在他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中，马克思依据资本积累过程中投资同消费的关系，为今天所谓的发展理论打下了基础。他考察了技术进步对生产和产品分配中的工资份额两方面的影响。他依据资本家出售商品来实现他从中榨取的利润的必要性，探讨了有效需求问题：他把这个概念同研究商业循环的周期性危机联系在一起，他的分析用了大量历史调查材料来说明，由此断定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导致它的自行毁灭。”[7]显然，马克思的理论明确表述了这一点，即：作为技术关系的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一直都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所以他所要探求的并不是生产的技术关系，而是在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实现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即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从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所有概念——产出、工资、成本、利润等都联系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剩余价值，而不是直接联系到技术关系。所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这种特定经济制度下所产生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商品经济的生产一般或技术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克的研究，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主要观点来自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与人相互结合的真正主要的纽带是他们作为商品生产者（从而作为交换者）所结成的关系，这就为用经济关系中的人来代替社会的人开辟了道路。\n米克指出，虽然《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包括历史上商品生产的整个体系，但马克思所特别注意的却是分析商品生产的某种特定形式——资本主义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本主义阶段，“就马克思的方法来说，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贯穿这一整个时期的、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研究它的一般抽象的形式。所以首要的任务必须是分析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概括地表明它在一切商品生产社会中如何‘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形式）’。”[8]其实，根据英国经济学者霍奇森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头几页上就清楚地表明，他只打算对一个特殊的社会进行分析研究，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换句话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9]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依据一个实际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10]　　　　　　　因而米克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探求生产关系决定其它经济关系这一简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代替旧制度而发生的改变。比如说，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工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关系，“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11]其实，从《资本论》三卷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正是从正在发展中的生产者间的关系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与发展的，但不论是一般的商品生产或\n特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马克思那里都必须表明，“一定（形式）的生产决定一定（形式）的消费、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间的一定的关系。”[12]而在这种论证中，劳动价值学说显然是居于中心的地位，因为按照米克的说法，实际上它也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的一种特殊讲法”，在马克思那里也就是这样一个任务，即阐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价值法则是如何表现出来的”。[13]　　　　　　同时米克也指出，马克思作社会关系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生，究竟怎样限制了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所能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本来在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在商品生产的整个时期一直都存在），都是通过使商品交换比率成为物化劳动比率的函数而对交换关系发生作用的[14]。但是，一旦由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后，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就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正是由此马克思才精辟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就是在于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显然，这一点与前面斯密所区分的两种不同社会由不同的劳动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收入分配关系是一致的。首先，在简单商品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占有他自己的生产资料）条件下，每个生产者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用它们来进行生产劳动，按照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即：C—M—C（商品—货币\n—商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简单的商品生产关系，因为简单商品生产一般是由独立的小生产者进行的，因此并不雇用工资劳动者、而只是‘为买而卖’，如小自耕农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出卖谷物是为了购买衣服，而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出卖衣服也只是为了购买谷物。但是，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这里直接生产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现在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以后，生产资料所有权开始只属于某一些人，而生产劳动则由另一些人来完成，这样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意味着函数形式发生了改变，即交换比率与物化劳动比率开始具有一种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流通公式，也就是：M—C—M’（货币—商品—增殖的货币），显然这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它体现了资本家雇用劳动生产正是为了获取增殖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此明确区分了劳动过程在两种不同生产条件下的情况，一个是一般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它只生产使用价值；另一个是该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即“生产过程”，其目的在于创造一个包含了更多价值的价值。显然，这也就界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征。按照印度籍经济学家考斯塔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本质特征就是：其目的在于生产是为了交换（production-for-exchange）、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production-for-directuse）。这一点也就明显地区分了商品生产的体系。”[15]在此，也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赫（Shaikh,A.）\n所说，“能够把产品（只是为了生产）转化成商品（为了卖和卖的交换）的，是一套特定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而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则就可以组织围绕生产和交换的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劳动）。”[16]这样，商品生产就必然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所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货币流通公式区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也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在于货币的增殖，而资本家也就是使用货币来购买资本品和支付工资、并通过出售商品来得到这个增加的货币的。米克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首要的任务也就是分析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性质。[17]　　　　　　这样一来，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各种经济范畴就必然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抽象在理论上的表现。[18]例如在马克思那里，价值首先就是一种社会中人与人生产关系的表现，因为市场上作为个人交换客体的货物所体现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货物的各个生产者间的关系的表现，所以说价值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只是表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与价值相联系的收入分配也只与抽象劳动相关、而不与技术相联系；进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转化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就转化为以剩余劳动或获取利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这一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得到的结论，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n率），把价值归之于劳动时间，以此来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样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在一个以利润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等问题都服从和服务于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总量上的经济关系则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技术无关。根据考斯塔的说法，“马克思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而新古典学派却使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后者指的是人与自然、技术之间的关系，而前者描述的则是‘人与人在组织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但事实上主要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解释和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生产并不能定义为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19]　　　　　　　如前所述，新古典理论始终把经济分析的基础建立在生产函数之上，其理论的核心就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因而对所有现实问题的解释完全从这套技术关系的分析入手。例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曾就此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如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完全抛弃了生产和分配中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研究的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如鲁宾逊）是怎样在创造实际收入和享受闲暇之间分配其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各种经济理论工作都被主要看作是概念的构想和联结过程，而这些概念的特定社会内容则已被抽掉了”。[20]在这里，斯威齐举了一个“工资”的例子，他认\n为这个独特的概念存在于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之中，通过考察它的含义也就可以清楚地表明新古典脱离社会关系的技术分析是何性质了。他指出，工资这一名词本是从日常用语中借用而来，指的是雇主每隔一个短时期所赋予雇用工人的货币总额，尤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体现的是一种资本家与雇用劳动工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中，这一社会内容已被抽象掉、并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以价值形式或实物形式表现的产品，并起源于一般生产过程的人类劳动，这样，鲁宾逊、独立手工业者、小自耕农，就都和资本家工厂的劳动者一样挣得这个意义上的工资。“换言之，‘工资’变成经济生活中一个通用的范畴，而不是一个与某一特定社会历史性是有关的范畴。……但是隐藏在这个形式后面的，却是一种从生产率定理推导出来的东西，它是全无社会内容的；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轻易地和自然而然地把工资看成是‘真正的’或‘实质上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并且把表现在现实的工资支付上的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看成是偶然的、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的东西。”[21]斯威齐同时也指出，如果我们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其他中心概念，如地租、利息、利润、资本等作类似的考察，也就可以得出大体相同的结果，即：“在每种情况下，概念都是从日常用语中借用得来的，社会内容则被抽去，而由此得出的一般范畴，则无差别地适用于各种经济制度。”[22]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就用这个方法避开了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系统的探索，而这些社会关系显然是人们普遍认为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因而是深嵌在日常经济生活之中的。因此，斯威齐否定了这种抛\n弃社会关系的纯粹技术分析，他认为“另辟一条研究经济问题途经的，就是一条和卡尔•马克思的名字相联系的途经。”[23]　　　　　　　这样看来，其实新古典经济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或者目前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究竟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还是由社会关系决定？如果说我们目前所要研究和解释的现实问题就是技术上的资源配置问题，那么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方案就是可行的；而如果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产生于经济制度或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新古典理论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从而在解释现实问题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实际上，就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而言，无论是宏观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货币与资本市场问题，还是企业的组织和市场结构问题，都与经济制度有关或本身就是经济制度问题，即使是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这些似乎是最接近新古典技术分析的领域，也并不能排除经济制度的分析。这里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目前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些统计变量完全作为技术关系中投入-产出的实物量值，而这些货币量值与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实物量值是完全无关的，而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它的博弈规则、或经济制度的运行，而不是联系到技术或资源配置问题。因此，排除掉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制度的框架、而仅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出发来讨论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导致其逻辑体系的矛盾；而20世纪50、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和关于凯恩\n斯经济学的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也正是来自于此。所以，要排除这些理论分析中的逻辑问题，就必须改变其理论假设而明确地把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这正是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意义所在。　　　　　　二、劳动价值论　　\n　　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所论证的性质，常常是国内外一些学者解释和讨论的焦点，而经济学界也一直存在着误解。一方面，新古典的经济学家、包括一些新剑桥学者们都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必要的，比如现实中存在的都是价格和利润、如斯拉法的模型所表示的，所以抛开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概念也可以表明价格与利润问题；而马克思却要绕一个圈子，把价值与剩余价值作为讨论价格与利润的基础，并由此导致了转型问题的逻辑矛盾。因而，他们都认为“价值理论是多余的”（斯蒂德曼，1977），或者说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罗宾逊和伊特韦尔，1973）。而另一方面、一个更大的误解则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并从价值逐步引向生产价格的马克思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即所有的问题最终都集中于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认为马克思所要解释的就是现实中的相对价格决定问题或作为讨论相对价格的基础。然而，当经济学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遇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时，也不得不开始对上述解释马克思的观念加以反思；而实际上，剑桥资本争论中关于价值与分配理论的逻辑悖论正是与上述两个问题紧密相关的。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古典学派理论中，价值与价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斯密把价值作为一种自然价格来调节供求，李嘉图则把价值联系到总量的计量；而这种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价值概念，并不是像新古典所解释的与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供求等同的因素。这里价值与价格的区别在于，就新古典以技术关系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而言，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这里存在着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格的变形或转型，即无论商品的交换比例怎样由技术关系决定或如何符合资源配置优化的要求，这些比例都必须转化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单位，而这种价值量是一种特殊的总量关系，它并不表示任何技术上或实物上的计量，而是要表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这样，它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就表示一种交换的“公平价格”，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则表示资本主义竞争的博弈规则，显然，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价值分配理论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　　　　　　在《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出发，把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与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和抽象劳动加以明确区分，表明价值只取决于社会关系、而与技术关系无关。首先，马克思整个价值理论的论述起自于商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4]随即，\n马克思认为可以分别从值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商品，也就是说，“每个商品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25]其中对于使用价值，马克思认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刚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26]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27]换句话说，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并不直接体现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先把它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外。按照斯威齐的说法，这是由于马克思始终“坚持一个严格的要求，即经济学范畴必须是社会范畴，也就是代表人与人关系的范畴。”[28]　　　　　　这样，如果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商品的唯一特征也就表现为彼此互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29]对此，考斯塔曾强调说，“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价值规律必然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因此，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30]不过这里，称之为交换价值的这个表面上物与物之间、即商品与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外观。对此，霍奇森也指出，这里的“商品是一种为了交换而生产出来的货物或者劳务，这种交换就包含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制度。”[31]换句话说，商品的交换就是各个生产者劳动产物的一种\n交换，所以表现在交换价值形式上也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的商品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且，由于各个商品间的交换必然要求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在里面，这样一来，这种“共同的东西”自然就成为了劳动。斯威齐指出，正是这个对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分析、而不是什么成见或伦理原则，使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价值的实体；换句话说，是一切经济范畴都必须表现社会关系这个要求，直接地把马克思引到劳动、即引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上来”。[32]　　　　　　所以说，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有两个方面，一个与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对应，另一个与该商品的价值相对应。现在，如果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加以舍象，[33]那它就只是作为一个价值存在，即：“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的耗费。……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34]“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35]在这里，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这个抽象劳动，是一个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其实，抽象劳动之所以抽象，它的意义也就在于，一切使这种劳动有别于他种劳动的特点都被撇开了。简言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抽象劳动等于“劳动一般”，它就是一切人类劳动活动所共有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则认为他与斯密、李嘉图都是一致的，就像斯威齐所说，“马克思是以古典学派有关劳动的一个基本概念为起点的，但不同的是，马克思又把这种表述加以发挥，\n并以其独创的、精辟的风格来用它分析社会关系。”[36]所以，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也只有在商品生产社会里，各个生产者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才有这样的表现，即他的劳动“与所有其他人的劳动相等”，也就是简化为抽象劳动。因此，米克也在此指出，“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概念，实际上表明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即经济过程应当从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来分析。”[37]同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把一切劳动归结一个同名数，从而使得各个劳动单位都可以相互比较、相互替代、相加相减，并最后汇总为一个社会总额的形式。斯威齐指出，这并不是马克思随意武断地抽象，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实质”的一种抽象。总之，“把所有劳动都还原为抽象劳动”，这就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一定时间上劳动所可能采取的特殊形态背后，有一个总的社会劳动力，它可以按照社会的需要从一种用途转变为另一种用途，而且其大小和发展最终还决定着社会的财富生产能力，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所规定的。[38]　　　　　　随后，在分析了抽象劳动这种价值的质以后，马克思在价值的量的计量中引入了劳动时间。在这里，尽管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和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反比的关系都作了论述，但马克思同样也把技术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其中，马克思首先秉承了古典学派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不过这里，马克思也否定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n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39]这是因为，形成价值实体从而决定价值量的劳动并不是个别劳动，而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即“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40]因此，马克思指出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作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41]由此可见，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不过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这个概念，仅仅是同所完成的劳动数量有关，而丝毫不涉及使用价值或效用。[42]　　　　　　但马克思也指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在这里，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变化，即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将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因而每磅棉纱所吸收的工人的劳动减少了，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因此，“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43]即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该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不过须要强调的\n是，如前所述，这里的“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因而具体地说，是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力与部门内单个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马克思通过抽象掉使用价值而对劳动的概念加以定义所得出的原理，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当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低于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时，资本家通过雇佣劳动而获得按劳动时间计算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抽象掉所有的其他因素（如使用价值创造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自于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的无偿占有。在这里，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抽象掉了各个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差别，所以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换句话说，“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他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44]　　　　　　对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商品”的一页脚注中批评了李嘉图在价值概念上的混乱，他说，“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n的。”[45]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古典学者在这种价值概念上出现的混乱，导致了李嘉图采用单一产品模型时把价值量的分析联系到劳动生产率，从而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混淆在一起，而无法得到“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测量价值量。[46]马克思明确表示，技术或劳动生产率只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价值所表示的只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包含任何使用价值的原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47]按照斯威齐的说法，“在交换价值问题上，既有如亚当•斯密所见到的产品数量关系；又有马克思首先发现的另一种关系，即隐藏在数量关系背后的一种特定的、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48]而斯威齐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伟大创见，就在于他认识到了隐藏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本质。　　　　　　遗憾的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决定价值的理论，一直被人们误解为是要解释相对价格，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比如，许多学者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都要提到“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即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商品的相对价格取决于劳动价值；而在\n资本主义经济中则转型为生产价格（参见米克，1963）。而且，“甚至一些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也都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样都是一个相对价格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体系的分析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只是依赖于相对价格。”[49]也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要讨论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的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要解释相对价格的决定。以此为据，则对这种价值的历史转型问题的正确解释就应该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劳动者获得全部产品；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则产生剩余价值或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显然这与前面斯密的有关两种社会存在两种不同劳动概念的表述是一致的。其实，对劳动价值论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始自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科书（1848）中对古典经济学的误解和错误地应用，随后由“边际革命”所产生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又把其研究的重点转向相对价格理论，从而经济学家们也就使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步入了新古典理论设下的陷阱。　　　　　　然而，上述认识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全面的。如前所述，马克思经济学与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经济分析的基础开始就是根本不同的。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核心是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须要有相对价格作为表示稀缺性的指数；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则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其《资本论》三卷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再现\n的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相比之下，马克思对于相对价格的论述在《资本论》全文结构中所占比例却是很小的，除了第3卷有关生产价格的解释外，只有第1卷中有所涉及，其中在第1章讨论过相对价格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但这一章的重点显然不在相对价格的决定上，而在于表明价值和价值形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如对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在第2章转向交换价值形式的讨论时讨论过交换价格，从“20码麻布＝1件上衣”的成立是取决于它们的劳动时间，然后过渡到货币，并在货币的买卖中得到资本主义的货币增值。其目的在于表明，当交换价值以货币来表示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就能够通过货币交易而得到了一个货币增值或剩余价值，即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这种剩余价值理论正是马克思使用抽象方法分析价值理论所要得到的结论，或者说是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所在，即马克思抽象掉所有其它因素（如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价值归之为劳动时间，由此来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只是以相对价格作为引子，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货币的产生、以及产生于货币关系中的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总量理论、而不是相对价格理论，其总量的结构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来讲，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一\n基本定理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是雇佣劳动，而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概念为表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测量或总量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逻辑推论的要点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抽象掉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关系，对于表明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就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与其说是相对价格的基础，不如说是总量理论或总量的分配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正是从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总量关系或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关系出发，马克思建立起一套“宏观经济体系”，其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利润率下降与经济周期理论无不是建立在这种与技术完全无关的总量关系基础之上。所以，作为《资本论》一卷中第一篇的“商品和货币”和第二篇的“货币转化为资本”，都是构成马克思后面分析资本主义总量关系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正像新古典教科书把效用理论或稀缺性作为其讨论相对价格理论的基础一样。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总量关系，而不是相对价格的决定。　　　　　　不过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在从《资本论》的第1章“商品”过渡到第2章“交换过程”时，马克思发现，社会组织形式和其所依据的社会关系之间常常有一种模糊和颠倒的关系存在，而这一点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所以马克思在此引入了他的著名的有\n关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讨论。他指出，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而这种社会关系的物化，就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学说的核心。“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50]进而，马克思指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51]　　　　\n　　按照经济学者拿颇列尼（Napoleoni,C.）的说法，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的表述也就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来表示，即社会关系不再是直接的表现、而是要经由物的媒介。而当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开始是一种在物的媒介下的关系时，也就是说，当社会关系成为一种独立于个人的物的联系时，个人交换的实现也就成为相互之间抽象劳动交换的表现。”[52]不过，对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物体化”带来的影响，斯威齐则认为，它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的经济思想：第一，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范畴——价值、地租、工资、利润、利息等等——看作仿佛是一般经济生活所不可避免的范畴。这样一来，这种手法也就掩盖了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重大差别，助长了一种非历史的和无益的分类法，从而产生使人误解的、有时甚至是荒唐的判断。就像马克思所批评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3]然而根据斯威齐的研究，“近代经济学一贯走这条路子，这就是它屈从于商品生产所固有的拜物教的最好证明。”[54]\n第二，赋予物体以独立力量的说法，最清楚地莫过于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力和资本的传统分类法，它认为这三者均可以为它的主人“生产”一笔收入。显而易见，这种结果来自于新古典学者用所谓的一般商品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真实阶级性质的掩盖。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里，每个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拥有某种东西可以出售的单纯商品所有者出现——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是如此。作为商品所有者，他们都站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间的关系不是人格身份制度里的主仆关系，而是“自由平等的人与人间的契约关系”。这样一来，对于原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劳动工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由于他自己无权支配生产资料、而一直被迫按照生产资料垄断者所制定的条件从事劳动；正相反，这里的商品世界仿佛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其中工人的劳动力是工人让渡于资本家的，而只要别人付出实价工人就会出卖它，交易似乎也就具备公平的条件。显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外观而已，那些把资本主义方式视为天然和永恒的人，也就是把外观当作社会关系的真正表现来接受的。在这里，斯威齐指出，实际上“只有通过某种对商品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即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的人与人关系，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的法律的历史相对性，正如我们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才能看出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质一样。……所以拜物教学说的含义，远超过经济学和经济思想的寻常界限。”[55]　　　　　　三、货币经济和资本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理论，因其技术分析一直是支配人们思想的主导范式而被应用于所有经验问题的研究。不过，正像凯恩斯后来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并不\n是现实中的货币经济、而只是一种实物经济，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实际量值与货币量值是截然分开和完全无关的，其技术关系的讨论只涉及生产的一般、而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关系下生产的特殊性或社会关系，从而也无法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性质和货币量值与以利润率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之间的关系。事实上，这种以货币为基础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可以从凯恩斯“货币的生产理论”中得到启示，即凯恩斯所表明的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区别，或货币利息率与实物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区别。在1936年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曾试图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结合起来，但新古典理论却抛弃了凯恩斯的革命性见解，不但完全将其嫁接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之中，还把货币作为一种外生变量来对待，这即成为后来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其实，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不仅是内生的，而且也是决定所有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宏观经济只有通过内生的货币供给才可以形成一个整体、进而决定所有的价值和分配变量。所以，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均衡和效率时，就必须把货币经济的性质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作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如前所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强调的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资本家雇用劳动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是一个总量上的社会关系，它不取决于任何技术上的变动。斯拉法的模型曾使用\n一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来表示这个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表明这种总量关系中的利润率是如何决定的。[56]那么，这种外生给定的利润率是否与货币有关呢？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这种货币利息率，它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经济的本质。但是，如何从本质上把握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呢？这里的关键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其实，如果我们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无非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体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关系。这是因为，首先从交换的基础看，它来自于劳动价值论中不同商品相交换所依据的一个同质的东西——劳动，而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表示的价值是通过货币来表现的。其次，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买卖双方必须拥有货币以签订契约来保证交易的进行。当然，正是因为这种契约性质的存在，使得货币成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或最简单、最直接的信用关系。这样，每个人所占有的货币或信用关系将决定其签约的能力或支配能力。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所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它不仅使得在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得以维系，而且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即货币的增殖，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又都是围绕着资本家要求取得这个货币利润的生产目的来进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经济关系。显然在这\n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远远超过了古典与新古典的分析。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就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显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如前所述，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而货币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时商品交换公式就成为“G—W—G′”的流通公式，这种流通形态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也就是说，“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n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57]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构成资本家的收入，也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58]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对此，斯威齐精辟地指出，“正统经济学家们（即新古典学者）几乎普遍地认为，作为生产的一种动机，剩余价值的取得是人类本性（所谓‘利润动机’）的固有特点所引起的；人们只需拿上述这段话和这个观点相对照，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正统派政治经济学相隔离的鸿沟是多么的深。”[59]　　　　　　通过上述价值形态到货币形态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了货币对商品生产、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货币决不仅仅是一种‘面纱’。不仅如此，货币在某种程度上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0]而且马克思认为，货币不仅是财富的一般的物质代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各种劳动活动的一切产品的形式，换句\n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同时，在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得到的，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货币为导向的，是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进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货币理论与其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强调了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它将与只具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而马克思这样表述货币的性质也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按照霍奇森的解释，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货币和劳动力分别作为一种商品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货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工资劳动，就没有货币。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各种劳动就是通过货币交换而同一化和具体表现为货币的。[61]　　　　关注楼主收藏转发至天涯微博添加到专辑作者：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09-12-24　19:56:24　回复　　　　\n　　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这里所论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是与古典学派的资本概念相联系的，即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预付，而且这种预付的资本并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只是一笔货币，同时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为了利润而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它表现为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所以，当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时，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的劳动的工资所进行的一种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当然，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即资本家预付资本来雇用劳动和组织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使用价值。这样，作为总量关系的货币就成为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资本家（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仅仅在于总量的货币价值、而与技术无关。据前所述，这种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是一种预付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剩余理论；不过，到了马克思那里，他在强调预付资本的基础上，同时也认为这个资本还代表着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而不单单是一种技术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62]\n在这里，考斯塔曾就此指出，“在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中，已可以看到生产的社会涵义。也就是说，资本不仅仅是实物生产的工具，因为据此，资本也就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从而是非历史的。所以，资本在本质上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它使得资本家能够雇用劳动工人生产出剩余价值。虽然马克思很清楚地强调了这种技术上的生产方式，但他更强调的是它在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框架下的含义。换句话说，除非劳动者拥有生产方式，否则它们并不会形成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63]因此，就像布哈德瑞（Bhaduri,A.）所说，“这就强调了‘资本’对分配理论的重要作用，即：作为一种能够通过剥削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就是剩余价值和资本家收入的一个源泉。这样，作为一个在马克思意义上所分类的概念，‘资本’也就是：（1）一个生产的工具——是一个纯粹的实物目标（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2）一个能够产生资本家收入的代表所有权的社会关系（属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如果把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拿走，则其所有的特征也就全都消失了。”[64]对此，经济学家亨特（Hunt,E.K.）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是一种介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以物质的东西（生产方式）所表示的社会关系，它以利息、利润和地租的形式给予资本家剥削的权力，而同时这个剩余价值又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65]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也是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预付的。这样，这个作为预付的资本就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还要得到利润，并至少要得到与自己的量成比例的一份利润。所以，这里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就使得每个资本都要求按照它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分享这份权力，显然它代表的就是一\n种社会关系。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曾对此指出，“或许，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剩余价值、价值的增殖）可能源于生产领域之外，那时它实质上代表了价值的转移（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的就是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66]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在后来剩余价值理论有关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中，独立地确定了一个表明总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中所获取的统一的利润率。而且，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上述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显然，这与斯密的“支配的劳动”是类似的），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所以，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这个利润率必定是一个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的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是一种实物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由此，则无论是古典学派还是新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和分配理论的模型，都不可能脱离开货币和货币利息率。　　　　　　显然，马克思对上述货币经济的强调恰恰弥补了在马克思之前的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不足。相比之下，在洛克、休谟和斯密、李嘉图的传统中，经济学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方面是严格分开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相对价格被认为是在所谓实际的或者非货币的领域内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货币的介入只是为了确定价格的\n绝对水平，即货币是一种“面纱”，仅仅是系统中的一种润滑剂和一种交易的媒介；[67]而在旧货币数量论那里，货币也只具备交换媒介的功能，如果经济中货币的数量增加，其后果不外乎使价格、工资等同比例上升，因而货币数量的增减对实际经济变量（如产量、实际工资、就业人数等）也不会发生任何作用，仅能影响这些实际变量的货币数值的大小（如产值、货币工资、就业人员的收入等），其后果就等于把一切以货币表示的标记做出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一样。换言之，货币的引入不会影响经济的运行，即货币是不重要的。然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当然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否认的；因此，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不得不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货币，即现代货币数量论。但正如唐•帕廷金（DanPatinkin，1965）所证明的，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相对价格与货币数量之间不能保持齐次性关系。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中的货币仍然是附加的和无用的，所以货币论和价值论仍然是经济学说的“两张皮”。比如，在货币论方面，从货币数量的变动去看价格的变动，即所谓的“货币面”；在价值论方面，由马歇尔所建立的边际效用、边际成本的价值论，从生产方面的实物经济出发、或从对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出发，去探讨价格、产量、分配、进而是最佳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结构等问题，即所谓的“实物面”。二者各执一端，都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律，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也根本就是不一致的。[68]　　　　\n　　相反，凯恩斯的货币理论正是要冲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首先将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认为，当研究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这样的总量问题时，需要的是一个有关货币经济制度的“完整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应该属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范畴，而并非一个与之相分离的货币论的范畴，因此他说：“经济学一方面分为价值论和分配论，而另一方面分为货币论，这种分法我认为不正确”[69]。所以，他试图否定新古典理论中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两方法(dichotomy)，以建立一种把货币理论与价值、分配理论或产出、就业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的货币价值理论。实际上，凯恩斯革命正是由“纯粹的货币理论”改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开始，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及分配理论结合在一起的。[70]如前所述，凯恩斯使用类似于斯密“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所表示的工资单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以根据特殊劳动者的报酬来换算它的劳动时间，也就是前面的公式：E=Nw，其中E代表工资（和薪金）总额，w代表工资单位，N代表就业量。因为这里的E是用货币数值表示的国民收入，这里的工资单位联系到货币对劳动的支配力，因而是劳动货币化的一个表示。这样，凯恩斯通过把货币价值的量与就业量这两个基本数量单位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性质。[71]　　　　\n　　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凯恩斯在这里所使用的工资单位w，完全可以看作是李嘉图终生寻找、但始终未能找到的“价值的不变标准”。而且，由于它同时联系到了货币与劳动、即对劳动货币化的表示，所以显然又是比斯拉法仅从价格体系中推导出来、却无法与劳动相联系而得出的“标准商品”更为合适。这样，凯恩斯就通过强调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而运用的这个工资单位w，解决了困扰古典学派价值和分配理论的一个难题。同时，凯恩斯也强调了货币作为“联系现在和将来的环节”对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对此，著名学者迪拉德（Dillard,D.）曾经指出，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即通常所说的新古典理论）的不同之处，就是“古典”经济学忽视资本主义经济之金融经济的性质，而凯恩斯则与其相反，他正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经济性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从而突出了其货币经济的本质。[72]显然，从这一点来看，凯恩斯与同样强调了货币关系重要性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解上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与新古典理论加总中的实物利息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完全不同的一种利息率，即把“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来实现加总问题。在《通论》中著名的一章（凯恩斯，1936年，第17章）里[73]，凯恩斯以这个“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ownratesofinterest）来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从而把货币的信用关系和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归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这一点与古典学派对统一利润率的强调显然是一致的。凯恩斯不仅驳斥了传统货币数量论“价格上升仅仅是货币数量增加的结果”的说法，而且强调了宏观经济分配中利润的决\n定仅仅取决于对货币利息率的依赖。由此，通过给定这个自然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即可以决定货币供给和收入流量，从而得到现实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储蓄、投资、工资率等按货币价格计算和价总的统计资料）。显然，这些现实统计中由货币价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一种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并不是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表示的与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货币成为对劳动的支配权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价值尺度，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值时，这种总量货币价值的决定将与技术完全无关。在这里，货币数量论显然就是错误的。因为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数量将决定价值总量，而货币数量论却完全否认存在着一种货币价值总量和由总量所表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分配关系；因为在货币数量论中，名义量值或价值总量只取决于货币数量，而货币数量又完全是外生的，显然，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这种名义量值的大小是无关紧要的，即货币是“中性”的。然而一旦存在着总量的关系，名义价值总量的变动必然会影响这种总量关系。我们在前面讨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时已经表述了这种总量关系，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同时资本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那么，如果假设存在着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润率，则利润率必然是货币利息率，即当企业（资本家）计算的资本预付并不是实物的资本\n品和生活资料、而是货币价值时，这个利润率就将是一个货币增殖的比率。这样，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就可以表述为，如果利润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必须等于这个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由此看来，把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资料仅仅依附于生产函数、而只是研究实物经济的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决定相对价格的理论，与现实中的货币经济是并不一致的。它不但偏离了凯恩斯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向，而且也抛弃了市场经济或马克思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特殊性。　　　　　　　　　　　　第二节剩余价值理论　　　　　　　　　　一、资本主义竞争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涉及到社会、伦理、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这些都联系到社会关系。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其它社会制度的区别之一，则是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关系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性质的主要表现就是其特有的竞争和资本积累，而这种竞争和资本积累则联系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比如，\n在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中，生产是由厂商把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这种资本是实物的资本品或机器）按照技术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市场供求的“竞争”形成各种要素按照其边际产品或稀缺性决定的价格，进而决定其收入分配。对此，马克思认为，新古典理论所说的这些情况只是生产在技术上的一般形式；而在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技术关系的形式是通过资本雇用劳动实现的。所以，这里存在着资本家，他用一笔价值形式的货币资本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其目的在于获得价值的增殖或剩余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是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其它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但产品的售价要高于其成本，从而获得作为利润的一笔增加的货币。当然，如果按照主流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则马克思称之为剩余价值的利息（利润）就变成来自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也就是由于消费的时间偏好（节欲或等待）所至，从而使得这种新古典技术上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或经济制度无关。　　　　　　对于马克思和新古典的上述两种相对立的有关资本的概念和利润来源的解释，在后来的剑桥资本争论中曾经涉及到极为复杂的理论争论。而这里要提出的是，如果抛开新古典观念的桎梏，仅就现实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资本概念来讲，那么它究竟是不是新古典理论所说的只是生产要素或机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消费的时间偏好来讲，新古典理论的节欲和等待意味着目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替代；但资本积累的事实则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n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所使用的和统计中的资本是一种与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相一致的货币预付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的增殖利润不断地、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这与新古典理论的实物资本概念显然相去甚远。如前所述，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利润概念是极为现实的，即资本是一种预付和为了获取利润，从商人的贱买贵卖、到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通过出售产品赚取增殖货币这些最普遍的事实中，都可以表明这种价值资本的存在、并适合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同时，马克思采用剩余价值概念来说明利润的来源，其意义或与现实的联系正是在于说明，利润是一个价值单位、而不是实物。　　　　　　现实中，利润的来源问题离不开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中的竞争，因为在新古典理论中，竞争是由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而在某个市场上达到均衡价格的过程，它描述了一个市场结构，但其意义只在于资源的配置，比如给定特定的严格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能够按照社会最优要求配置经济资源。[74]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完全抽象掉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或社会关系，其竞争的假定也只是涉及技术关系、如信息传递问题，而并不是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例如，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竞争，而完全竞争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完全的信息；但在这种假设下，真正的竞争就没有了存在的余\n地，因为它排除了作为人们社会关系基础的市场竞争。这样，按照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将无偿地告诉他人；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竞争正是基于不同人的不同信息，所以当某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时，他决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除非按照竞争的市场价格来交换以从中获利。所以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法律制度所建立的竞争制度是这样一种博弈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发明和应用新知识的人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像斯威齐所说，“取得成功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在于通过积累；拒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则有破产的危险。”[75]同时，对于商品交换的重要一点是，这种交换建立在人们的财产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平等的契约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这种商品交换或契约又是不平等的，因为它建立在人们不同的信息或技术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竞争是以技术或信息的垄断为基础的。显然，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并不能相容，相反，它是由马克思来阐述的。也就是说，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的竞争概念。[76]在此，竞争被视为是一种类似比赛的游戏规则，其功能在于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它能够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仍然是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须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只在某个时点和某些一般人之间的配置。在这里，这种竞争意义上的配置过程对\n李嘉图和马克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马克思也正是使用这一竞争概念，把他的抽象劳动价值转化成具体的市场价格的。[77]　　　　　　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中，资本不仅是劳动生产的、而且是雇佣劳动生产的，即资本品的生产不是由付出的劳动、而是由劳动力的价值计算成本的，所以在采用抽象的价值理论表明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定理之后，马克思在讨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阐述了他的竞争理论，即资本家争相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不在竞争中被淘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78]在这里，给定劳动力价值，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讲，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即剩余价值率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当个别资本家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资本家时，他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竞争是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是通过对新技术的垄断来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这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明市场经济的性质。　　　　　　假定在一个单一产品模型中，两个生产者甲和乙生产同一种产品，假设是在简单商品经济中没有技术变动，两个生产者的体力劳动技艺存在着差别，即劳动生产率不同；按照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n的规则，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在单位时间中所创造的价值或其收入要高于劳动生产率低的生产者，即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例如，甲生产者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而比乙生产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则甲生产者单位时间可以生产10单位产品，乙生产者只能生产5单位产品，这样，如果不存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甲生产者的收入将比乙高一倍。现在，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比如引入技术进步和竞争。假设甲生产者所具有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于他采用了一种新的技术或新的机器，因为存在竞争，所以甲生产者不会无偿地告诉乙（显然，如果他把新技术告诉乙，则乙生产者也将能够生产10单位产品，二者之间就没有差别了）。在这里，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正是基于对新技术的垄断，即甲生产者决不会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而是要通过市场中的竞争或某种博弈的规则来交换，这种竞争是双方根据各自所掌握的信息来议价的。所以，甲生产者可以采用一种契约的方式来购买乙生产者的劳动，比如提出一个价格或工资率来雇用乙，其工资率将介于5和10之间、假如是7单位产品；一旦确定了工资率，甲再把他的新技术告诉乙，乙生产者也采用新的技术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使产出达到10；这样，甲支付乙10单位工资后，将得到3单位产品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由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产生了，甲成为资本家，乙成为雇佣工人。从这个意义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正是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增长的。　　　　\n　　不过，这里的前提是，甲生产者作为雇主必须为工人垫付工资，否则他将只负赢、而不负亏。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预付资本才能雇用工人，资本在这里是一种抵押或信用关系，基于资本抵押而产生的货币正是这种信用关系的集中体现。显然，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基于这种资本的信用关系，通过这种劳动生产率的竞争来刺激技术发明和知识增长。虽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利润并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从上面的例子似乎可以得到，利润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使资本家可以通过竞争来雇用工人，并使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然而事实上，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不是预先支付一定的实物产品、而是支付一笔货币工资，这里的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指出，通过改进工作方法、延长劳动时间或对改进了的机器进行投资等技术上的进步，尽管也可以增加剩余价值即利润的获得，但正是由于对更高的利润的持续追求才使得这些技术上的改进不断发生。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源自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这就使得一切生产资料、甚至货币和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其服务。　　　　　　显然在上面的例子中，作为预付的资本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劳动和生产率差异所带来的利润的获得，所需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前\n提条件，也就是这个作为预付的资本。在这里，资本并不是新古典学派视为与劳动并列的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首先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内，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79]所以，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即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的工资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这样，资本的价值就不再取决于它的生产力，而是取决于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来生产资本（生产资料）的成本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给资本家带来的一个利润的差额。因而，马克思强调：“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80]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只有作为预付的资本，才能成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因而也才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即利润。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作为预付的资本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同时也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博奕规则，即人们发明和利用新的知识是为了竞争；这样，发明和利用新知识的人就可以通过获取利润和积累的财\n富，来表示他们的成功和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按照新古典完全竞争的假设，一个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将无偿告诉他人；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存在是基于不同的信息及在此基础上的垄断。凭借这种垄断力量，一定的经济主体就有了一种能够控制交易对手、在经济上占有部分对方产品的势力或权力。因此，当某个人发现一种新的技术或知识，他不会无偿地告诉别人，除非以竞争的市场价格来交换以从中获利，这样就导致了建立在人们不同的信息或技术的基础上的一种契约关系。但是，由于信息或知识是由个人占有的，信息的传播是通过雇用劳动和获取利润来进行的，因而每个人都参与到了一个利用自己的信息去雇用别人和获取利润的市场竞争之中。但问题是，一个人所占有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一旦失败，契约将无法保证。因此，作为博奕规则的重要一点是，雇用别人劳动的一方必须有一笔资产作为抵押，从而保证他能够负责决策失败的损失，否则每个人都会去雇用别人而不对失败的后果负责，即只负盈不负亏。显然，正是由于这种博弈规则，使得私人财产的抵押在这种现实的竞争中成为极端重要的，只有资产抵押能够保证各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因为没有其他人知道他的决策。可以说，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资产抵押就是信用关系的基础，而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也正是来自于这种资本主义信用关系的博弈规则。不过，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让资本的所有者得到技术创新的机会，而是让最有才能的企业家获得资产抵押来进行技术创新。就像斯威齐所说，“最大的剩余价值额，因而也是最大的积累力量，归属于使用最进步、最有效率的\n技术方法的资本家；因此，他们普遍地致力于技术改革。”[81]显然在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将竞争视为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思想，则类似于马克思这里贯穿于企业改组和技术变革之中的动态的竞争概念（熊彼特，1943）。具体地讲，即认为真正的市场创新者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说，是利用一种新技术、新方法生产与老产品不同的新产品，或通过开辟供应的新来源和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重组产业等来改革生产模式，使它革命化。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风险经济、竞争经济和不断创新的经济。正是由此，才使得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而这显然正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强制力量。[82]　　　　　　这样，其中的资本也就不可能是新古典的一种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使得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然而，作为抵押品的资产并不适于直接充当信用工具，因为这里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信息不完全问题，比如对资产的评估和资产价值在合同期的变动等等，而处理这些信息问题即使是可能的，也会付出极高的交易费用。不过，现实中货币的使用和商业银行的作用则正是为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即商业银行就是作为一种专业化的机构来创造这种信用关系的，这一点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中得到证明，其中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将不可能依赖于技术关系，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只是基\n于资产抵押、而并不考虑技术关系。因为现实中，不仅商业银行的信贷人员不需要和不可能了解技术，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商业银行人员了解技术和知道某个项目可以盈利，他决不会只满足获得贷款的利息，而是要直接投资而获取高额利润。在现实中，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并不会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增加货币供给，因为他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说，技术进步的速度与他们是无关的。商业银行只是根据企业可抵押资产的价值发放贷款，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则是稳定货币供给和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因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或经济增长率不可能与实物的技术进步相一致。当经济增长率并不与技术进步相吻合时，它将不是一个实际变量，而只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名义变量；同样，资本存量价值、投资、储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等所有由货币价格所表示的统计指标，都不是与实物量值相一致的实际变量，而只是表示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正是基于资产抵押，这种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货币创造成为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基础，因为作为商业银行抵押品的资本只是商业银行以前发行的货币，货币储蓄构成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货币投资构成以后的资本存量价值。当商业银行按照资产值的稳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将使资本存量价值与利润保持稳定的比率、即稳定的利润率，同时使所有的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变量保持稳定的比例或稳定状态，而这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　　　　　　在这里，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为了获取利润的生产目的相联系的\n是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和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古典学派和马克思在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基本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即资本家的利润主要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马克思把资本积累归之于竞争，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有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而这一点也是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的资本则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的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当利润不是用于消费而是资本积累时，我们就可以推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剩余或剥削，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按照罗宾逊夫人的说法，因为榨取剩余产品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们并不像封建地主占有土地那样占有特定的资源，而是凭借资金支配权来控制工业活动。这样，资本家的权力就来自于金钱财富，从而货币就不再单纯是便利商品交换的媒介，财富积累本身变成了目的，而商品生产和销售也都不过是积累的手段罢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竞争性质也就是这样的，即：“每个资本家如果不愿让他的对手压倒并终于被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利。因此，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83]这样，采用古典学派的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储蓄（这一假设与现实中稳定的消费函数的事实相近似），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消费的，资本家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会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n会地位，这一点则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一致，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同时，由于工人消费全部产品、从而工资既是成本又决定需求，而资本家的利润则用于形成永远不被消费的资本存量，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博弈规则。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竞争的游戏，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关系也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竞争所设计的符号。而且，正是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使厂商的成本-收益计算完全采用货币量值、并不与特定的技术关系相联系，而这种货币的成本-收益计算也就构成了以货币价格加总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显然这些统计变量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所描述的技术是完全无关的。只不过，1870年以后兴起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作为一个所谓的“正统派把马克思连同……整个古典学派体系全部都否定了。”[84]　　　　　　　　　　　　二、剩余价值论　　　　1、剩余价值的来源与价值构成　　　　正是建立在上述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则的基础之上，马克思阐述了他的有关资本主义利润和剥削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目的和动机，因此，对利润源泉的说明构成了马克思剩余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n继承了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剩余的量度是劳动的说法，认为劳动即是价值的尺度和决定因素。然而，与简单的商品交换不同，资本主义交换建立的基础体现在，用货币（资本）交换商品之后，获得的是一笔更大的货币（资本）。这一假定似乎违反了交换的规律，因为从定义来看，交换规律表明的应该是一种均等的关系，难道有商品可以遵循不均等的交换规律么？显然，剩余价值的源泉也正是在于此。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他指出，资本家从工人那里购买的是他们身体上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而工人则从资本家那里获得交换得来的代表其劳动力的一笔货币价值。这样，这个劳动力也就成为了商品。现在，既然劳动力是一种商品，那它就必须像其他商品一样有一个价值存在。马克思指出，“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也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85]不过，如果从这一点来看，那么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所遵循的似乎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条件。表面看来，资本家带着货币进入市场，购买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然后，他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一定量的商品、并被抛到市场上出售。但尽管这样，资本家在结束时还是比开始时拥有更多的货币，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价值或剩余价值被创造出来了。然而这又怎么可能呢？　　　　\n　　显然，问题出在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上。如前所述，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它们的，这就是说，他把这一笔钱付给工人，作为工资它相当于工人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定这个价值是4个小时劳动的产物，用马克思的公式来表示，即资本家用于雇用工人的工资或劳动力的价值是4小时的劳动时间，然后资本家让工人工作8个小时，这样剩余价值也就是4小时，即8–4=4。也就是说，在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由于工人被迫做超出其必要劳动量的更多的工作，因此剩余也就产生了。所以事实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相当于工人生产基本品必要劳动量的价值（4小时的劳动时间），但收回来的却是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量在内的价值（工人工作8个小时）。所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这种交换，是一种在社会劳动的量上并不均等的交换，其中资本家雇用工人，只是因为他们生产价值的能力超过其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多出来的4个小时）就由资本家盗取，而这个剩余的大小则由工人必须劳动的全部工作时数与生产他们生活必需品所用工作时数的差额来决定。因此，在资本家用货币预付资本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时，正是由于他所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从而为资本家带来了剩余价值、即利润，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未支付的劳动（unpaidlabor）”。　　　　　　这一点其实正是前面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所强调的，即货币代表一般的价值形式、而与使用价值或技术无关。当资本家采用一般价值形式或货币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家投入一笔\n货币，但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商品价值都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时，资本家再按照劳动的价值出售商品，就将得到剩余价值或增加的货币。这种以货币形式或价值形式进行的交换与物物交换是完全不同的，它表明生产和交换并不是为了消费，而只是为了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利润的源泉是对劳动力的使用，这样，借助于在价值基础上形成的价格中介，剩余价值也就采取了利润的货币形式，即利润是劳动创造出来、但被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就像考斯塔所总结的，“这也就可以清楚地表达马克思所一贯坚持的观点：利润的源泉在于占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拥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因而可以迫使雇佣工人进行剩余劳动。”[86]　　　　　　在这里，罗宾逊夫人也指出，如果按照社会关系来理解剩余生产，那么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就来自于生产中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她举例说，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奴隶劳动成果的方式对一切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样，在早期封建经济中，农奴每天要有一部分时间为地主劳动，于是地主直接得到农奴超过他们需要用来养活自己那一部分的劳动剩余产品的好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却都被工资和价格的表面现象掩盖住了，就好像工资和价格是在市场上自由议价中决定的一样。但罗宾逊夫人接着指出，正是马克思透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秘密。如前所述，马克思首先接受了古典学派的下述理论，即商品系统是按照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n间所决定的价值进行交换的，而这个理论也就意味着，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从这一点推论，由于一切商品都是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的，那么劳动这宗商品（马克思把它叫做“劳动力”）也必须按照它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劳动价值是生产维持工人最低生活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于是劳动也就具有了生产大于它本身价值的独特性质。这样，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就是因为资本家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87]　　　　　　这样一来，如果商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劳动时间量实行等价交换，那么工资也就可以直接衡量生产工人为维持生存而购买的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即劳动力的价值v），而利润作为工人所增加的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差额，也同样可以直接衡量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m。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v表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必要劳动的量，用m表示剩余价值（劳动），那么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率m’=m/v，就代表剩余价值率、即马克思的剥削率，也就会直接反映在利润与工资的比率之中。在这里，罗宾逊夫人认为，这个作为马克思分析体系基础的剥削率并不是形而上学，它是整个经济中净利对工资的比率。比如，马克思把剥削率说成是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对他们的工资所体现的劳动的比率。也就是说，工人在工作日里，花一部分时间为自己生产（生产用于消费的货物，作为工资），其余时间则为资本家劳动，这样，这个剥削率也就可以表示为，工人一天工作日中未支付劳动的部分a’与已支付劳动的部\n分a之间的比率，也就是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即（a’/a）。对此，罗宾逊夫人指出，马克思的这种工作日的划分是描述全部工业净产量划分为工资和利润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描述事物的方法对于剥削概念是适当的，而且即使是“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已不再等同于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但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关系的剥削率概念还是照样恰当的。”[88]因此，假定工作日是8个小时，4个小时是必要的劳动，那么在8–4=4个小时的剩余劳动产品为拥有货币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阶级所吞噬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剥削率也就是：4小时/4小时=100%。同时，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产品都采取价值的形式，所以，如果假定工人在1个小时内生产1美元的价值，那么其剩余价值率也就是：4美元/4美元=100%。当然，这个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在数值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有关这两个比率之间所存在的一点区别，则正如斯威齐所说，“要紧的是记住，前者（即剩余价值率）是更一般的概念，适用于一切剥削社会，而后者（即剥削率）只适用于资本主义。”[89]　　　　　　不过，对于这个剩余价值率的大小，马克思认为它直接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工作日的长度，计入实际工资的商品量，以及劳动生产率。其中，第一个因素确定了需要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总时间，第二和第三因素共同决定在这个时间中有多少要算作必要劳动，而这三个因素同时又各自成为种种力量所交织的焦点。在这里，马克思指\n出，剩余价值率可以通过延长工作日、降低实际工资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或者最后通过三者的某种结合来加以提高。其中，如果是延长工作日的长度，马克思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降低实际工资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导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这便成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可以看到，这里的剩余价值总是与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相联系。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一定时期的社会总体而言，工人们的生产活动就可以看成是一定的劳动时间总量。不过，也正是由于不同工人的劳动时间能够加在一起这个事实，使得它们在某种方式下的质上的不同可以转化为某种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量、即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时间状态，从而可以用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而不是技术上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变量。例如，除了剥削率（m/v）之外，马克思还定义了其他两个重要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c/v）和利润率m/(c+v)。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比率、包括利润率在内，都是用价值、也就是劳动时间来表示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他抽象掉了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这样，工人创造的价值被分割成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体现的就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工人的剥削关系，而这与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技术无关，它只是表明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也就是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这一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n　　比如，在劳动时间总量L中，一定部分v代表着工人阶级生产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另一部分剩余劳动时间总量m就构成了生产该商品时物化在其中的剩余价值。如果工作日在所有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则每个工人在一个既定时期（如一年）就会增加同样价值量的产品；同时，如果所有部门一定工作形式的工资率也是相同的，则每个工人就能够买到其生活资料中的同等份额；这样，一个统一的工资率就代表着一定量的抽象劳动时间（如一天中工作的4小时），这是每个工人必定要投入以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很清楚，如果一个工作日的长度（如8小时）在所有部门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个工人将提供等量的剩余劳动时间（如8–4=4个小时）。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门中剩余价值率将必然是相等的。在这里，斯威齐指出，他认为马克思几乎是始终根据一个简单化的假定来处理问题的，即剩余价值率在一切产业部门和每个产业部门的一切企业中都是相等的。斯威齐认为，这个假定隐含着某些条件，比如第一，必须有一支同质的、可以转移的和流动的劳动力。而且只有具备这个条件，也就像马克思所说，“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90]第二，每个产业和每个产业内的一切企业，它所使用的劳动量必须刚好是现有条件下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就是假定没有一个生产者是以过分高或过分低的技术水平来经营的。如果这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么有些生产者就会依这个未满足的程度而得到比社会平均数更高（或更低）的剩余价值率，而且这些差异也不会为劳工在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转移与流动所消除。[91]　　\n　　　　所以说，剩余价值率均等的条件最终分析起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高度抽象的基础上的。只要假定劳动是同质的，也就意味着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同时一个社会的生存工资水平（劳动力的价值）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而且，工人也确是不断地从低工资部门转入高工资部门，而生产者也确是力图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因此可以说，这个假定不过是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想化。如马克思所说，“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因而会引起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92]也就是说，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但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和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93]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任何商品，其价值\n都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门。其中，第一部分仅表示生产方式的价值、例如机器和原材料，这些代表着“储存的劳动（storeduplabor）”或“死劳动（deadlabor）”，其不变的意义在于“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94]，因此被称为“不变资本”，以符号c表示。第二部分就是补偿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马克思将其称之为“活劳动”，它由工资基金来表示，也就是说，由维持工人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值决定；同时，它在一定意义上要经历一个价值的变化过程，因为“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变为可变量”[95]，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又被称为“可变资本”，以符号v表示。第三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以符号m表示。这样，一个商品的总价值W也就可以按下式列出，即：　　　　　　W=c+v+m　　　　　　不过，对于这个公式的应用范围，斯威齐认为，它不只限于单个商品的价值分析，而且也可直接加以引申，从而包括一个企业或任何一群企业、乃至于包括整个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一年）的产量。对此，斯威齐作了两个简单的注释：第一，必须注意，上列公式实际上是现代股份公司的收益表的简式。总价值W等于销售总收入，不变资本c等于原料开支加折旧，可变资本v等于工资和薪金的指出，\n而剩余价值m等于可以当作利息和红利来分配或用于企业再投资的收入。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即它和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实际会计范畴相吻合，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价值理论的地方。第二，如果把这个公式引申到包括整个经济社会，那么它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的体系，以便处理通常所谓国民收入的东西。[96]　　　　　　其实，对于马克思的上述公式，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与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作一个对比。其中，（v+m）也就是国民收入，并表示国民收入中工资与利润的比例；但总产出（c+v+m）与GDP是不同的，马克思的总产出中包括全部资本存量的价值，而GDP中所包括的则只是资本存量中折旧的部分。[97]就像斯威齐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收入概念同大多数现代研究者所用的收入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比如若用总量来表示，当现代理论家谈到国民总收入（grossnationalincome）时，他们通常是指包括（v+m）、以及c里面代表固定资本折旧的那一部分，而把c的其余部分剔除在外；而他们所谓国民纯收入（netnationalincome），则仅指（v+m）部分，它包括所有对个人的支付、再加上工商业的公积金。[98]不过，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按照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来说明马克思的公式。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价值领域，收入（v+m）作为全部劳动时间是可以加总的，对于其中的不变资本c，马克思是采用“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的，这种定义由于排除了资本的异质性，从而使其能够和可变资本v加总在一起，这样也就可以得到一个按价值计算的利润率。　　\n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体系了，不过却并没有人真正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马克思批评了斯密仅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99]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劳动这个定义就被看作是包含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以及生产剩余价值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包含着“两个相互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其中，第一个环节是“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100]第二个环节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即为资本而劳动，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样，劳动也就转化为资本，并且由“过去的劳动时间”来定义的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也就是一个比以前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的劳动量大得多的一个量值。由此，劳动与资本交换即被看作是商品生产的生产劳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它给商品生产的生产劳动打上了区别于其他劳动的印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也指出，商品社会的生产劳动与非\n生产劳动“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101]　　　　　　如前所述，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货币必须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货币能否转化为资本，关键在于货币经过流通能否带来剩余价值、即发生增殖。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工人受雇于资本家或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进行的是一种市场交换，即工人在生产中消耗劳动力以获得生活资料，而资本家用货币资本以预付工资的形式购买劳动力，在生产中使用或消耗它以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在交换之后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与交换之前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之间必定有一个差额、即增殖。所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凡是与资本相交换、并能够实现价值增殖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而由这样的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都应该计入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之中。换句话说，只要由生产劳动所得的国民收入通过了市场交换，只要它们经由了货币交易、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价值的增殖，那么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就都是要统计的。也就是说，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就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来使货币增殖，从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102]　　\n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考虑GDP的统计也可以发现，现实中以货币价值计量的GDP总量的测量与实物是无关的，因为GDP的定义并不是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而只是其货币价值的总和，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GDP中加入统计的实际上就只是货币的交易值，换句话说，只是货币交易值的加总减去重复计算的部分、即新增加的货币交易值；相反，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这样，GDP的计算将不与实物产出相关或不直接相关，同时也正是这种性质才使得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现实中，这种货币交易和获取利润的GDP的统计对于讨论宏观经济也是重要的，如凯恩斯所表明的收入-支出模型，其收入与支出之所以相等，正是因为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双方的交易，卖出者得到收入，购买者则是支出，同一笔交易必然使收入和支出相等。但这种收入-支出等式中最为重要的，则是该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计算或获取利润，而与实物的产出无关。由此可以得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实际GDP”。相反，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教科书，国民收入核算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物量的统计，从而可以用物价指数区分开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以得到实物的计量。然而，这种实物量的计量在现实的异质品模型中却是不可能得到的。显然，真正决定GDP的因素并不是生产函数和实物统计，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n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即企业以货币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资本的收益率，而与技术和实物是完全无关的。　　　　作者：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09-12-24　19:58:32　回复　　2、马克思的利润率决定和转型问题　　　　马克思从李嘉图那里继承了用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概念，但他同时也将其应用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倾向于使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但问题是，统一的利润率能否仍然可以使商品的价格和它的劳动价值相等；换句话说，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说法将如何应用到用货币表示的价格的决定上去？如前所述，马克思首先区分了由生产工具构成的“不变资本c”和由工资构成的“可变资本v”，从而避免了李嘉图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资本的比例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而带来的失误。所以，前面李嘉图的利润率公式r=(Y–W)/W=S/W也就可以被下式取代，即：　　　　　　r=　　　　　　　　　　　　　　　　　　　　　　　　　　　　　　　　　　　　　　=　　　　=　　　　　　　　　　在这里，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q称作为资本的有机构成（c/v）。[103]\n不过，对资本家来说，有决定性意义的比率则是利润率r，即剩余价值m对全部预付资本（c+v）的比率。同时，由于c是生产资料必需的劳动，所以它与“可变资本v”（李嘉图的w）和“剩余价值m”（李嘉图的Y-W）并列。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这个公式中，利润率的计算取决于剥削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小（这里的资本有机构成c/v与前面的资本-劳动比率K/L一致[104]）。所以，如果用数学术语来讲，那么利润率r也就是剩余价值率m’和资本有机构成q的一个函数，即：r=f（c，v，m）=f（m’，q）。　　　　　　不过，关于利润率这个比率的公式，斯威齐则认为有两个需要说明的地方。[105]简单地说，第一，当剩余价值被直接等同于利润时，也就是假定无须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地主。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6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中已详细论述过地租问题，不过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假定先不考虑地租。对此，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经解释了这一做法，他说，“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地产=0，就是说，地产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106]但显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就完全地弃地租问题而不顾。对此，米克也曾指出，由于马克思主要考察的是劳资关系的经济方面，并且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关系“决定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所以他就把其他一些社会经\n济关系（如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留待后面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特别关心的是揭示那些决定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收入分配的规律，[107]而为了更加突出对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这一资本主义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的分析，马克思暂时先撇开了地租问题。第二，　　　　这个公式所表示的，严格地说，是按照生产一定商品所实际耗用的资本来计算的利润率。实际上，资本家通常是根据他在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全部投资来计算利润率的；但是，全部投资通常并不等于一年内用掉的资本，因为全部投资的各个不同要素，其周转时间是大不相同的。例如，一座厂房建筑物可用50年，一台机器可用10年，而工资的支出则是每3个月就归还资本家一次。为了简化理论的说明，并且使利润率公式和年利润率这个常用概念相一致，马克思就假定，所有资本都是以一年（或者为了分析起见而选定任何一个时间单位）为周转期。这就是意味着生产过程需要一年，也就是年初买来的原料、机器和劳动力到年末就用完，同时也意味着产品即时卖出，并收回一切开支、外加剩余价值。这一点也正如布劳格指出的，如果假定所有周转时间为一年、即tc=tv=1，则马克思的利润率r也就是：　　　　　　r=　　　　=　　　　[108]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就忽视了有关周转期差异的问题，正如他没有忽视地租问题一样；相反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专门用来处理因资本各因素的周转期有别而引起的复杂问题的。但在这里，为了限制讨论的范围、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利润率决定的基本要素方面，所以在此保留了上述假定。　　\n　　　　对于马克思《资本论》3卷的内部逻辑结构，考斯塔认为它遵循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在第1卷，马克思把资本的本质视为一个抽象的总量，它表明运用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这是一种总量的社会关系；在第2卷，马克思描述了资本的内部运动，从而表明资本的运行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其实，马克思对前面价值的分析已经表明，价值是一套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示，不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如商品拜物教）表现为物与物之间交换价值的关系；进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则表明，利润并不是来自于一个普通生产要素的收入，相反它是一种剩余劳动的收入，即资本剥削劳动的结果。总的来说，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的分析中，由于资本都被视为是一个总量的实体，因此假定商品以劳动价值来交换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第3卷中，考斯塔认为，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作为“多数资本（manycapitals）”存在的具体形式。他指出，正是这一点使马克思的理论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条件，但同时它也提出了令前两卷的结果似乎出现矛盾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因为多数资本的存在，使得各个资本不断为取得最大利润率而导致相互之间的竞争，最终在生产的各个部门都形成一个长期的统一利润率。但如果现实就像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即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相同，那么结果必然是，商品不再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交换，相反而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生产价格来交换。这就是著名的“转型问题（thetransformation\nproblem）”，也是马克思在第3卷所试图证明的，即生产价格来自、或者说由价值转型而来，同时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型而来；换句话说，转型问题试图表明：生产价格和利润确实分别与价值和剩余价值密切相关（而不是像斯蒂德曼所说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多余的），同时前两卷的结论也仍然有效。总之，考斯塔认为，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所要表明的是，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比其表面现象看上去要更为复杂，但却仍然可以通过掀开伪装的面纱来揭露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本质。因此，这并不是马克思在第3卷改变了他原先在第1、2卷的立场而产生的问题（如庞巴维克的抨击）；相反而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是首先运用抽象的和简单化的模型把结论展示出来，进而一点点放松假定，再考虑一个与现实更相符合的模型来验证最初的结论。[109]在这里，如果用图示来说明前面有关马克思的整个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推论过程，也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交换价值货币形式M资本K　　　　\n　　　　　　社会分工（价值形式）剩余价值m　　　　　　　　　　　　　　　　马克思：资本主义　　　　　　　　　　　　（《资本论》）私有制商品交换使用价值（价值实体）利润　　　　　　　　　　　　　　价值W（价值量）生产价格P　　　　　　统一的利润率r　　　　　　图3-1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　　　　　　如前所述，在《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是，在一定时间和地点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简单劳动量。根据这一假定，马克思在第1卷的初步分析也就是，商品实际上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就是说，在适当的竞争条件下，可以自由再生产的各种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同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简单劳动量成正比；但随即马克思认识到，当现实处于出现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商品的交换就不再是靠价值、而\n是靠生产价格来完成的，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旦平均利润形成，由于所有个别的利润率都将多少自动调节与之一致，价值也就转化为了价格。对此，多布曾经指出，“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原本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之上，即：商品交换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的。然而，到了《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社会的交换所建立的基础就不再是价值、而是偏离了价值的生产价格。”[110]当然，这些价格都是建立在生产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它最终反映了竞争资本之间的统一利润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一旦产生，它很快就影响到简单商品生产时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其中主要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扩展与加强，它促进了平均利润率、以及生产价格的形成。“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111]这意味着，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资本有机构成不等，均衡的交换比率就会与物化劳动的比率脱节，所以现在的商品就倾向于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它们在古典意义上的“自然价格”）出卖了。但马克思认为，价值规律在这里依然是起作用的。这就是，交换关系根本上还是决定于人们以商品生产者资格所结成的基本关系，尽管简单商品生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变形了的”，而商品实际上也不再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对此，米克肯定地指出，“就历史的发展讲是如此，就逻辑的发展讲也是如此。”[112]　　　　\n　　因此，马克思在转型问题的分析中，首先阐述了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过程、以及具体的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过程。他明确地断定，“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113]马克思认为，这个区别对于揭示资本主义所掩盖的真实而复杂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114]也就是说，对资本家而言，利润率就是他的总资本（c+v）的收益，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他就是用资本对生产过程的贡献来解释利润（剩余价值）的，这样，如果一个新的价值被创造出来，那么它必定也是被称为资本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这一类似新古典的结果。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115]这个原因跟简单。剩余价值率（m/v）清楚地表明，作为劳动力被剥削的结果，剩余价值只是起源于生产工人的活劳动；而利润率却表示，剩余的概念来自于使用总资本（c+v）的结果，而这似乎也就意味着总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过马克思已着重指出，剩余价值的创造仅仅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表面上的总资本的结果，所以在竞争条件下，利润的唯一可能的稳定来源，仍然是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样，\n通过转型问题，马克思明确地表明利润是由剩余价值的量决定的。他指出，“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116]　　　　　　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抽象过程中，假定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剩余价值率。显然，这时除非各个生产领域的资本都是同样的构成，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除非他们的有机构成均相等，否则交换比率事实上不会倾向等于物化劳动的比率，从而必然会导致价值形态的利润率不等；所以，如果我们假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也就暗含地假定了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或利润率不等。然而，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却是有机构成的高低不等和利润率的平均化、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否则资本会不断地从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流动，最终必然导致统一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会自动地趋向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而这个统一利润率也正是各种商品交换比率的基础。但是，统一的利润率的存在又要求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如果有机构成不同的话，就不能保证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不能保证商品的货币相对价格和劳动价值保持比例关系，因为这个统一的利润率要影响到商品的相对货币价格，这显然也是李嘉图所遇到的困难。而米克则认为，这里的问题实\n际上也就是，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则卖得的价格就必须包括折旧与原料c、工资v和剩余价值m，照马克思的话来说，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可能的来源，它完全由可变资本雇用的劳动者创造出来。但同时也必须假定，所有生产部门的一般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数量、即剩余价值率　　　　是一样的；现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　　　　也必须是相同的。非常明显，这两个等量不可能同时存在，除非我们还做第三个假定，即：所有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　　　　也都是一样的。[117]　　　　　　所以问题是，由于不同的商品涉及到不相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就会使得商品按价值进行交换与相同的利润率之间出现矛盾。如果按照劳动时间实行等价交换，必然意味着一个行业内的资本家所得剩余价值等于他们的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但倘若资本有机构成在各行业不同，则随着某一行业有机构成的高低，该行业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表现为相对于所使用资本或低或高的利润率、即各部门利润率是不相等的，但这种情况在竞争趋于一致的条件下又是不可能存在的。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提出商品不按价值、而按生产价格进行交换，以确保在资本有机构成各不相同的条件下仍然能使各部门利润率相等。这样，马克思通过把商品的劳动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剩余价值转型为利润的方式，也就解决了李嘉图的难题。[118]他先计算出一般利润率为：　　　　　　r=∑mi/∑(ci+vi)　　　　\n　　一旦给出一般利润率，他认为生产价格即是：　　　　　　P=(1+r)(ci+vi)　　　　　　由于这个价格仅仅是转换了的价值，而利润则是重新分配的剩余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这里有两个总量关系始终成立，即“生产所有不同领域的利润总和因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同时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其价值的总和。”[119]这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机构成不同于社会平均有机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就不是倾向于按照它们的价值、而是倾向于按照生产价格出售，而平均利润率则是来自于剩余价值。所以说，马克思的“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价格，——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120]在这里，马克思坚持生产价格必须从第1卷的商品价值分析推算出来，否则就不可能表明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服从于价值规律的。　　　　　　如前所述，依据劳动价值学说，如果商品价格同它们的价值成比例，那么一切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在纯产品的货币价值中就会占一样\n的份额，即净利对工资额的比率对一切商品来说都一样。所以，只要采用这样的技术，使资本的货币价值对所使用的劳动的比率在一切工业中都相同，则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是一律的。因而，马克思假定利润率是统一的，这样，特定商品的价格相对它们的劳动价值是大些或小些，就要看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也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是高于还是低于整个工业的平均数而定，而这种价格模式也就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显然，剥削率决定着总利润量，而生产价格则把总利润这样进行分配，以使资本的利润率均等起来；这样，商品价格就不再是恰同劳动价值成比例，而是按照一种有规则的方式（如生产价格的形式）同劳动价值相联系。在这里，考斯塔指出，马克思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型问题并不是一种数学上的难题，相反它构成了马克思整个经济理论最关键的一步；也就是说，它说明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的水平上，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最终还是剥削的结果。[121]就像马克思所说，“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m/C，……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122]　　　　　　可以看到，在对于上述转型问题的分析中，其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的确定了一个一般利润率。“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大的平均率为前提。”[123]马克思认为，正是资\n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使得简单商品交换中的“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的劳动”，进而使得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才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这个一般利润率来自于资本主义总量的经济关系。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始终存在着来自于资本家可以按照预付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统一收益率的这样一种一般利润率。这样，由这个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总量，包括价值和剩余价值总量、以及工资率、利润率等各种宏观指标的存在，都不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而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马克思对李嘉图价值分配理论的修正，其本意也正在于此，即要把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完全分离开。　　　　　　　　　　　　三、转型问题的相关内容　　　　1、从马克思的转型到新古典的加总悖论　　　　上述讨论对于理解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自俄国学者博特基维茨（1907）提出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存在逻辑错误以来，经济学界围绕转型问题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争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1971）和新李嘉图主义者（如斯蒂德曼，1977）、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米克，1963）都把这一问题集中在相对价格的研究上。即使在斯拉法的著作《用商\n品生产商品》（1960）发表之后，新剑桥学派在运用这一著作对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展开攻击时，也并没有注意到斯拉法模型在异质品加总和总量理论上的意义可以把马克思的转型作为解决总量问题的一种方法；相反，而是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作为与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等同的问题来对待，以至要抛弃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研究方法。显然，作为马克思转型问题的基本命题、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和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的问题，是一种总量问题、而不是相对价格问题。所以，当我们把转型问题作为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对于解决剑桥资本争论中的逻辑悖论和表明古典一般均衡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转型问题来自于异质品的加总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各个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也就意味着是一种异质品模型，当其中采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使不变资本投入也按照生产价格来计量时，马克思关于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将不能保持。在这里，这种转型问题的逻辑悖论也可以采用资本理论争论或斯拉法的模型得到证明。也就是说，当不变资本c也采用生产价格计量时，给定（v+m）的总量，由于利润率r等于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比率、即r=m/（c+v），而收入分配（即v:m）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利润率，这样，利润率的变动就会使总产出的价值随着利润率而发生变动，而同时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并不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使两个总量无法相等。显然，保持两个总量相等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n不变资本价值并不随着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否则，只有在单一产品模型（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条件下才能够使两个总量相等。[124]因此，转型问题的结论也就类似于剑桥资本争论中有关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即其命题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这里，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劳动比率（K/L），变换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c/v），即通过假设L=v/w或v=Lw（在这里，v=W，W为工资基金，w为工资率）。正如斯拉法所揭示的，在各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率不同的条件下，利润率的变动将影响到相对价格，进而影响由相对价格加总的资本总量；而利润率与资本总量的价值又是同时决定的，或者说，并不存在一种独立于利润率的总资本量。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的转型问题与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问题联系起来。　　　　　　所以，在马克思的转型和剑桥资本争论的新古典问题中都存在着一个困难，即一旦在利润率影响到相对价格的条件下，资本总量（以及收入总量）的随之变动将导致其自身无法测量；所以，如果不存在利润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则两种理论都存在着明确的总量测量和总量关系。但问题是，这两种理论对总量的计量方法是根本不同的，例如新古典理论完全从技术关系的角度来测量总资本和利润率，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总量的测量和意义归之于社会关系。显然，如果要讨论总量的测量问题，就必须要说明这种总量关系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n的、即社会关系还是技术关系，或者如一些学者所归纳的斯拉法或新剑桥学派的命题、即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同时决定总量。因此，一旦我们能够表明这种总量的性质，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其实，在新古典异质品的资源配置模型中，收入的加总是没有必要的，更不可能得到一种表示实物的总量指标；而且，不同的资本品也是根本不能加总的，从而并不能得到一种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如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型，却能够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表示这种总量的分配关系。例如在价值领域，马克思采用劳动时间作为总量的测量，给定必要劳动时间，则可以得到剩余劳动决定的剩余价值；而在价格领域，采用生产价格测量总量的基础与价值领域是相同的，利润依然是一种“不被支付的劳动”。所以对转型问题来说，由于包含从用劳动时间测量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率的过程，故两个总量相等的关键在于资本的测量，而这种资本测量问题也就是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在异质品模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里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新古典理论由于资本加总问题所引起的逻辑悖论。首先以一个企业为例。在著名的新古典生产函数Y＝F（L,K）中，Y、L、K分别代表该企业的单一产出、劳动力和资本，[125]其中资本是一个给定的生产要素，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其计量单位使用实物数量来表示和不考虑生产成本。假定厂商用一笔货币购买劳动和资本品，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那么在完全竞争\n条件下，收入分配将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或相对价格。这样，由要素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要素边际生产力与产品价格之乘积的边际原理，即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是一致的，完全由技术关系决定。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也就是：　　　　　　工资率：w=P(　　　　F/　　　　L)；利润率：r=P(　　　　F/　　　　K)　　　　　　根据欧拉定理(Euler’sTheorem)[126]，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127]，则产品总构成为：　　　　　　PQ=LMPL+KMPK，或者Y=wL+rK　　　　　　显然，这种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所表明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完全取决于所用生产函数的技术，而无论是哪种生产方式都可以使参与该生产过程的要素，根据这一边际生产力原理得到自己贡献的份额，而和特定的社会关系无关。　　　　　　可以看到，在上述单一产品模型的新古典理论中，工资率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利润率表示资本（实物资本或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当然，这里的资本是用实物计量和不考虑生产成本。与劳动的工\n资和土地的地租相同，利润率作为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是租金，因而与资本品的生产成本、以及消费的时间偏好无关。这样，这里就存在着一系列微观生产函数，而且在每个单一产品的模型中，由于不存在异质资本品价值计量的矛盾和可以保持资本-劳动比率的一致性，从而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其中只有一种资本品和只能用实物单位来测量。其实，建立在技术关系基础之上的新古典理论，其核心也就是要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所以仅就根据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来指导资源的配置问题而言，只需要新古典的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而建立在微观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自然也是成立的，其资源配置只需要表明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而根本不需要总量。然而，一旦由单一产品模型扩展到更接近于现实的多种异质品模型，也就是说，一旦把用于单个企业微观层次要素配置的生产函数扩展到宏观总量中的分配份额决定理论时，用来说明分别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合理性就是不确定的，因为除了劳动和土地可以人为地假定同质外，首先就是需要在宏观层次上有一个同质的总量资本概念。但是，在新古典的理论中，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却只能使用微观生产函数，且每一种资本品都将有自己的生产函数和自己的收益率，并不存在同质的总资本和总量资本品的资本化的价格——即一个统一的资本利润率。所以，只采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资本以获得总量是不可能的，从而也就根本无法使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讨论整个宏观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问题，而事实上这样一个“总量资本”、及其边际生产率也是根本无法表示的。如罗宾逊夫\n人所指出的，这种异质资本品的度量离不开利润率，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本身也就是一个决定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从而把各种资本品加总为一个总量资本就是没有意义的。　　　　　　显然，这里的问题出在“资本”的定义上。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只是一种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生产要素；而作为一种物质资本的投入要素，其各种构成并不是同质的，它们缺乏共同的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不能把用于投资的各种具体物资拼凑成一个生产要素，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边际生产力范畴，更不能依据它来决定分配的份额。对此，罗宾逊夫人明确指出，“当面临在工业产品中劳动与资本之间如何进行分配这一任务时，新古典主义将发生困难（即使在绝对的宁静状态下），这是由于它在具有某些技术特征的生产资料这个意义上的‘资本’，和对资金由运用能力这个意义上的‘资本’，未能做出区别。”[128]而且在现实经济中，资本总是由异质的资本品构成、并具有不能用于实现所有目的的特点，所以也只有在保持资本品这一面貌的情况下，设法用某种总量来代表资本品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如果承认资本品的异质性、并允许它们用于不同生产目的的前提存在，那么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内，仅应用其反映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是无法真正解决这一加总问题的。　　　　　　对此，英国学者海韦尔•琼斯（Jones,H.G.）也曾就这一\n新古典的资本问题作过论述。他指出，“在经济学中，很少有哪一种概念像资本存量那样一直受到许多不同的解释并引起长时间的争论。”[129]琼斯举例说，比如在简单经济增长模型中，考虑一个使用各种类型资本设备的厂商1，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生产一种或多种产品。如果把不同机器编为1至n号码，该厂商资本设备就可列表为：　　　　　　[K11，K12，K13，…K1n]（1）　　　　　　其中K1n代表厂商1所用第n类设备的数量。进而假定经济中有大量厂商——例如m个，则整个经济资本存量就可用由其所拥有资本设备数量组成的方阵表示：　　　　　　K11，K12，K13，K14，…K1n　　　　　　K21，K22，K23，K24，…K2n　　　　　　K31，K32，K33，K34，…K3n　　　　　　…………　　　　　　Km1，Km2，Km3，Km4，…Kmn（2）　　　　\n　　这里，Kmn代表厂商m所使用的第n类资本设备量。琼斯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任何一种办法使这种代表资本量的方式简单化一些，将此资本存量当作一个单一的总量呢？”[130]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可以用一个简略办法把每一类型的各物品相加在一起——即把那些技术上同一的东西相加，以产生出整个经济的单一资本物品矢量，如：[K1，K2，K3，…Kn]，其中Ki是全部m个厂商所使用的第i类技术上同一的机器总量（i=1，2，…n）。但是，琼斯随即否定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应当注意，即使厂商1所使用的i类机器在技术上与厂商2所使用的i类机器一样，但从收益流量的角度看，它们在经济意义方面可能有其区别，而从资本家心目中的利润流量、即他们所预期在各经营时期能得到的利润来看，同样可能有区别。……为了论证起见，如果我们承认各类型的资本货物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是相同的话，……我们仍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绝境，因为n个异质资本货物中的每一个基本上都各不相同。”[131]可以看到，琼斯表明的是，即使这里的“资本”不是作为生产要素、而是作为资本设备出现，新古典的“资本”同样没有加总成为一个总资本概念的绝对理由。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资本”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对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预付资本”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中，资本作为资本家的一笔预付的货币，其雇用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n这笔价值的增殖、即获得利润，所以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且，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维系下，各种竞争资本对利润的争相追逐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而在这种资本主义竞争的作用下，价值也最终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显然，正是在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的意义上，资本才得以加总为一个表示总量社会关系的总价值资本。但是，如果脱离了这个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如果忽略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则资本的生产能力就会像新古典那样被视为是一种纯技术性的或物质的属性、而与社会生产关系无关。这样，按照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诸如“资本”、“劳动力”这些要素经过神秘的转换即产生了某种输出，整个生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或超社会的过程，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就消失了，其中所谓的资本也就变成了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的东西。[132]不过，一旦离开了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社会关系，新古典理论的资本及分配理论也就脱离了现实，没有了实际意义。　　　　　　不过这里也可假定，从单一产品模型扩展为一个存在着两种不同产品的异质品模型。比如一种是小麦，另一种是燕麦，它们都可用于资本品（如种子）和用于消费，用于资本品的技术关系由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但两种产品在同一时间中所带来的边际产品或边际生产率不同（当然还可假设两种产品的边际产品是相同的，但人们对于两种产品的偏好、从而有时间的相对价格或期货价格不同）。这样，两种\n产品在一定时间中各自的利息率或“自己的利息率”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取决于两种产品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斯拉法，1932；凯恩斯，1936）。如果给定人们对两种产品消费的时间偏好，那么这两种产品用作资本品的时际均衡模型将获得。但是，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因为小麦和燕麦都有自己的利息率，而且这两个利息率是不同的，它们分别取决于两种产品各自的边际生产率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与时间偏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采用新古典的方法能否真正实现加总。比如，可以采用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所得到的相对价格来进行加总，这里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商品作为货币或价值尺度、即定义这种商品的价格为1，然后加总其它商品的价格而得到“货币”价值总量，而这种货币价值总量取决于货币单位或价值尺度的选择。显然，这里的相对价格完全是由部门之间技术上的交换关系决定的；但问题是，这种加总方法所得到的总量显然也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同样不能表示异质品的实物总产出。如前所述，就新古典理论所要研究的资源配置问题来讲，加总的这个总量是没有意义的，它所需要的只是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不过，也可以假设一种方法来求解新古典理论的加总问题，[133]即采用“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来加总各种异质品。[134]在上述模型中，因为各种资本品不是同质的或不存在各种资本品的资本化价格，从而不能用一个价值单位来计量和获得总量。当然，由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利息率，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假定任意选择其中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来作\n为一般利息率（利润率），以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消费偏好；而另外一种商品的利息率，则可以通过采用对该特殊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贴现而得到其价格，由此也就可以得到一种总量。比如，可以把小麦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然后用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去贴现燕麦的收益率，从而获得燕麦的“资本化的价格”。这就是一般的贴现率公式，即资本品的价格等于其收益除以利息率，也就是公式：　　　　　　K＝R/r[135]　　　　　　（K为资本存量价值，R为资本品在一定时期的收益，r为利息率）　　　　　　这样，当采用一种利息率来贴现资本品的价格，即可得到各种资本品的统一的价值单位，并且可以获得统一的收益率或利息率。比如可以通过小麦和燕麦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燕麦与小麦的收益率均等，或者使燕麦的收益率等于小麦的利息率或一般利息率。例如，小麦的自己的利息率或在一定时期中的边际产品为5%，燕麦的边际产品为10％，那么，可以通过使燕麦的价格为小麦的50％，则按小麦价格计算的燕麦的收益率就将与小麦的收益率或一般利息率相等；同样，也可以把燕麦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从而当小麦的价格是燕麦的2倍时，它们的收益率也是均等的。这样，各种资本品按照这\n种贴现价格计算的收益率就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一般利息率，可以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不过，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由于各种资本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并不相同，从而采用不同的商品作为一般利息率的标准，将会有不同的利息率和按这一利息率计算的宏观变量（如增长率、收入、资本存量价值、储蓄和投资等等）；特别是当脱离了稳定状态时，由于这种特殊商品本身的生产率会发生变动，从而不可能用于价值标准而与现实相一致。所以，根据上述推论，这种所选择的一般利息率或宏观变量在一般均衡模型（时际均衡模型）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换句话说，就新古典理论所阐述的技术问题而言，人们根本没有必要选择一种产品来把它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得到各种宏观变量，因为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就会存在着一套宏观总量。无疑，人们在决定消费的时间偏好时要考虑资本品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决定积累率，但这种选择只能是根据人们对所有产品或各种不同产品的偏好（包括时间偏好）和它们的生产率（包括时间在内的生产函数）来进行选择，而决不是根据一般利息率，因此这里根本就没有一般利息率和所有其它宏观变量存在的余地。　　　　　　实际上，前面所讨论的这个一般利息率和宏观变量，只是为了分析需要而臆造的；或者说，如果我们非要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到宏观变量和一般利息率，当然也可以在人们根据微观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进行选择后，再选择任意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作为一般利息率而\n得到货币变量，但这种作法在新古典模型中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因为这种由宏观变量表示的相对价格，既不表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也不表示要素的稀缺性，正如一般利息率只是人们任意选择的一种产品的自己的利息率一样，它不表示“总量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也就不能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而且，这种通过任意选定一种商品的自己的利息率而得到的一般利息率（利润率），完全不同于古典理论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由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规律而得到的平均利润率，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因此，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收益率，其每一种要素的收益率都是自己的收益率；这样，通过求解各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的要素分配额，就只能适用于单一产品模型、而无法立足于异质品模型。所以，也就不需要用一种假定的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加总的宏观变量，因为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个表明技术关系的总量生产函数。　　　　　　可以看到，上述“自己的利息率”的加总方法，其实是一个“统一利润率”的方法。如前所述，这种统一利润率方法的意义实际上是由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所阐述的，即由统一利润率所加总的宏观变量在于表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现实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总量，根本不是用于实物量的加总或财富的统计，而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以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和货币（总量）利润的生产目的，这正是前面所阐述的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n的性质所在。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和对劳动的支配，在竞争中要求一种统一的价值尺度和统一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资本家（企业家）在竞争中获得标志其成功和社会地位的符号也需要一种同质的价值尺度，即利润量与资本积累量也必须是同质的单位。正是上述两点产生了资本家或企业家完全以货币量值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必要性，并使这些成本-收益计算的变量加总成宏观变量，包括资本、收入、工资、利润等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变量。显然，所有这些宏观变与相对价格和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的技术关系都是无关的，这是马克思的转型问题的意义所在。　　　　　　2、斯拉法体系与加总问题　　　　斯拉法的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曾因引发极为复杂的“剑桥资本争论”而闻名于世。一般认为，该作品在经济分析史中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对象而为批判当时流行的边际（新古典）分析方法提供了主要基础；另一个是他重新采用古典经济学的剩余分析方法而掀起了对古典分析传统的复归。尤其是对于后一方面，很多学者都认为，斯拉法的模型不仅指出了一条研究经济问题的新途径，而且准确地阐明了将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方式，从而使得后人可以用“古典经济学”这个名词把三者都概括进去。[136]其中，斯拉法著作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他通过长期对李嘉图著作的研究，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古典理论提出了批评；而这种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出发的意义就在于，斯拉法把表明\n社会关系的一个外生给定的利润率加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从而引出了一直被称为“新古典神话”的总量生产函数所存在的逻辑悖论。这样，通过斯拉法的著作，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来表明前面所讨论的问题。　　　　　　事实上，“要求回到古典传统”的斯拉法体系的构建，源自于他希望解决“不变的价值尺度”给李嘉图带来的困扰。按照李嘉图的解释，这个“尺度”不会受到由于分配变量的变动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过据前所述，李嘉图并没有找到这个标准；但斯拉法却通过其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方程体系，试图用一种“标准复合商品”来解决李嘉图的难题。所以，斯拉法的分析是从特定的正在使用中的生产制度开始的，其中的商品就像他的著作标题所表明的、都是通过商品资料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讲，斯拉法的这部经典著作，在论述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决定时主要分了四种情况，即：维持生存的生产、具有剩余的生产、联合生产、和具有两种以上原始要素（如劳动、土地等）的生产。其实，整个模型所表述的，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用消费后的净产出剩余（即超过再生产同样水平产出所需的那部分产出量）进行投资的行为分析，而这种分析受制于维持统一的工资率w和维持用于各类投资资本的统一的利润率r所需的商品和劳务的定价条件，其核心则是分析分配变量（w和r）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关系。总之，斯拉法体系由一系列线性生产方程组成，它要求的条件为：(1)给定每种商品的产量；(2)整个经济中资本的利润率一致；(3)实际工\n资率w（或资本的利润率r）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给定的。其中的关键是统一的资本收益率（利润率）概念，或进一步把“自然价格”定义为产生于统一利润率、并被产业间资本流动平均化的静态均衡价格，一直以来，它们都是古典分析传统中的重要概念，在这里也是斯拉法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其实在斯拉法的论述中，其多部门的模型完全可以视为是李嘉图单一产品谷物模型的扩展，而斯拉法对其生产模型的论述，也正是要试图表明对李嘉图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难题的一种求解，同时它也联系到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　　　　　　首先，斯拉法采用投入-产出的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生产的技术关系，若以A表示投入的技术系数矩阵，P表示价格的列向量，则“为维持生存的生产”也就可以表示为：　　　　　　AP=P（1）　　　　　　可以认为，这个公式所表示的异质品模型只是李嘉图单一产品模型的扩展，同时这种线性生产方程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投入-产出模型在技术关系上也是相同的。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A，不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利润率，将有一套由部门间的交换所决定的相对价格。换句话说，“这里有唯一的一套交换价值，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员，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这些价值直接产生于生产方法。”[137]不过，与瓦尔拉斯模型\n不同的是，这里也有一个投入-产出系数的选择，即斯拉法为了构造一个标准体系而对投入-产出系数作了特殊的选择；而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其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的稀缺性来进行的，由此决定的相对价格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但同时斯拉法也指出，边际方法的使用并不会改变模型的性质，即这种投入-产出系数的选择完全可以一般化，从而可以适用于任何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系数模型。所以，在这种仅为维持生存的经济（其中的全部产品都只由工人获得和消费掉）中，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方法，而与收入分配的变动无关。　　　　　　可以看到，在上述模型所表明的生产体系中，不仅生产没有剩余，而且原始的生产要素“劳动”也被生存“必需品”取代；但是，一旦该经济体系开始产生剩余、且作为原始生产要素的劳动也必须独立于生产体系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经济所生产的，多于为更新所需要的最低数量，有一种可以分配的剩余，这个体系就会自相矛盾。”[138]所以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斯拉法进一步假设作为劳动投入的工资小于全部纯产品，从而在经济中存在着剩余。这样，这个“具有剩余的生产”也可以表示为：　　　　　　（1+r）AP=P（2）　　　　　　不过，这里却并不存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因为如果要假设\n各个部门具有统一的利润率，则剩余分配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同时进行；相反在这里，商品的相对价格依然只取决于生产条件，而与收入分配无关。换句话说，其中的利润率r只是产出对投入的一个价值比率，并不是类似于古典经济传统中的统一利润率的概念。而且，这里的劳动投入是作为基本产品的实物消费品来表示的，因而劳动投入与工资直接作为生产的技术过程、或者说收入分配已经用实物工资篮子给定了，从而相对价格只取决于生产的技术关系，而与收入分配无关。所以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剩余、还是没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斯拉法都还未涉及到收入分配变量和相对价格的变动问题，尤其是还没有引入劳动量L和工资率w。同时，由于各个部门劳动投入与非劳动投入（资本品的投入）的比例不同，这样，各个部门剩余的分配或按照相对价格计量的利润率也就是有差别的。　　　　　　如上所述，由于可以把斯拉法的模型作为一般的表明技术关系的投入-产出模型来理解，所以也可直接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解释斯拉法的第二个模型。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各种投入的要素或资本品是异质的，每一种要素或资本品都有表明其稀缺性和由人们时间偏好决定“自己的利息率”（或利润率）的性质；同时，劳动也有自己的边际产品，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都是通过模型中表明稀缺性的要素的相对价格来表示。这样，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本品投入并不同质，所以各种生产要素自己的利息率也就是不同的；换句话说，这里并不存在按照一种价值资本计量的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n的收入分配。因此，由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和剩余，就只是表示要素的边际产品和人们的时间偏好。其实，关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的问题，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伊特韦尔，1992），这里只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例如，在前面新古典的生产函数Y=F(K,L)中，资本K和劳动L代表两种生产要素，从而它们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者说它们的收益率或利息率是不统一的，所以就新古典理论所要反映的技术关系来讲，根本谈不到统一的利润率问题。现在，我们把生产函数换成以两种资本品投入的形式，即：Y=F（K1，K2），这两种资本品K1和K2是异质的，从而它们有各自的边际产品或自己的利息率。不过，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来讲，这两种资本品仍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所以说，新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在这种资本的概念上产生了逻辑混乱。　　　　　　然而事实上，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并不是来自于生产函数在技术关系上的任何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这样，就需要在前面斯拉法给定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r。不过，斯拉法的这一做法，是建立在他对“基本商品”与“非基本商品”加以区分的基础上的。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斯拉法发现了“剩余出现的一个结果。以前，所有商品的地位是相同的，每种商品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资料；其结果是，每种商品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其他商品的生\n产，并且每种商品在价格的决定中都发生作用。但是，现在出现新类‘奢侈’产品，它在生产其他产品中，既不作为生产工具之用，也不作为生存用品之用。”[139]为此，斯拉法提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他指出，“标准在于一种商品是否参见（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所有商品的生产。那些参加所有商品生产的商品，我们将名之为基本产品，那些不参加的商品，名之为非基本产品。”[140]由于这个“非基本产品”并不参加其他商品的生产，所以在生产技术方程组中去掉它也不会影响整个方程组的解。　　　　　　在此基础上，斯拉法把工人的“生存必需品”、即生存工资列为基本产品，[141]从而不能在方程体系中去掉。但同时，斯拉法也认为，“在每天的生存同品之外，工资可以包括一部分剩余产品”。[142]也就是说，劳动参加了剩余的分配，所以工资中也包含了一部分剩余，由此引出“剩余工资”的概念，即：全部工资=生存工资+剩余工资。其中剩余工资部分是可变的，而生存工资即生存必需品部分则将继续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出现。不过，由于通常都是将工资视为一个整体，所以斯拉法“遵从通常习惯，把全部工资当作是可变的”。这样，所有的工资都将以投入劳动量L和劳动价格w乘积的形式（wL）出现于生产技术方程的左边。但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它必然会把消费的必需品贬入非基本产品的深渊”，从而“在方程左方的生产资料中不再出现”。所以，必需品将从生产技术方程中去掉，用“表明每一生产部门使用的劳动数量，以代替对应的生存用品数量”，即：　　　　　　La+Lb+…+Lk=1[143]　　\n　　　　其中，La，Lb，…，Lk是在生产部门中生产A，B，…，K产品分别使用的年劳动量，并且斯拉法也规定它们是社会全部年劳动量的各个部分，所以社会年劳动量等于一。这样，斯拉法也就在方程组中引入了收入分配变量（工资率w和利润率r）和投入的劳动量L。由此，在这个劳动要素独立以后所得到的具有剩余的生产体系中，由于资本投入也要从相应的收入分配中获得利息，即这里的资本是参与收入分配的，所以斯拉法的第三个公式也就是：　　　　　　（1+r）AP+wL=P（3）[144]　　　　　　这个公式是斯拉法模型的核心[145]，该式清楚地表明，收入分配的变量（r或w）与相对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个模型，斯拉法也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旦在异质的投入-产出方程中加入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r的假设，则资本品的价值将随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即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可能独立于收入分配，利润率与资本的价值是同时决定的。就像斯拉法所说，“因为剩余（或利润）必须按照每一生产部门间垫支的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而在两种异种物品总量之间的这一比例（换言之，即利润率），在我们知道商品价格之前是不能决定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剩余的分\n配推迟到价格决定之后，因为我们就要说明，在求出利润率之前价格是不能决定的。结果是，剩余分配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结构同时进行。”[146]这时，只要任意给出一个利润率（或工资率），就会有一套相应的相对价格，即“在包括零数在内的一切工资数值，也有和统一利润率同时满足生产资料更新条件的一套价格：那就是说，总有一套p的正数价格。”[147]因此，在生产技术方法既定的条件下，统一的利润率r便成为影响商品相对价格的关键因素，而“当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是统一的，并且利润率只取决于工资水平的时候，一般来说，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是因各生产部门的不同而不同的，并且主要取决于各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情况。”[148]这样一来，生产的技术关系就成为不同部门所具有的不同的劳动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从而问题的核心也就在于资本价值的测量问题。斯拉法认为，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古典经济学家对工资与利润对立关系的说明，同时它也涉及到新古典的基本命题。因为在多重技术选择条件下，资本价值的计量就会出现“再转换”和“资本倒转”问题、即资本数量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从而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作者：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09-12-24　20:04:58　回复　　在这里，与新古典理论始终假定不变规模报酬不同，斯拉法并没有假定规模收益不变。他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收益规律”并不\n是从一个统一的成本分析中推导出来的；相反，在斯拉法那里，对递增收益的讨论是同积累的分析、特别是同斯密对市场扩展和分工之间关系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斯拉法就表明，无论是递增收益还是递减收益，都是同决定一个行业供给曲线的完全竞争假设并不协调的。如斯拉法在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前言中也曾指出，“这本书专门研究一个经济体系的那些性质，它们不取决于生产规模和‘要素’比例的改变。”[149]在这里，这种不考虑任何需求方面的情况，也使得一些人将其等同于不变规模收益率的假设，但其实只是一种误解。仔细阅读斯拉法的分析就会发现，不考虑产出变化和投入变化间的任何关系，或者价格和商品数量间的关系，对于其方程的求解都是必须的，从而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的决定（给定工资）也是必须的。显然，这就同新古典理论形成了对照。在新古典理论中，价格的决定完全依赖于供给和需求间已知的函数关系；而在斯拉法的分析中，若商品的数量变了，那么生产条件的任何随后的变化都将导致价格的变化。所以，斯拉法的理论描述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长期均衡下的技术、产出构成和分配的状况，由于其中剩余产品的存在、并且剩余产品要在利润、工资、甚至地租之间分配，因而收入分配的变动就会导致相对价格也发生变动，从而并不能保证新古典单一技术与利润率的单调变动关系。这样，斯拉法就对新古典的价格和利润理论作了决定性批判。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变化和随之发生的相对价格变化间的这些关系，“不能同任何一种独立于分配和价格而测定其数量的资本概念相协调”，从而导致了生产技术选择的变化，即由于分配是变\n化的，所以生产方法的转换将不遵循任何特定的模式；换言之，竞争的技术选择并不是按任一特定的技术次序形成的。由此，也就驳斥了新古典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概念，因为生产的资本密集度并不是利润率的一个反函数，这也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为“非替代原理”。显然，在新古典理论中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原理存在的余地，因为按供求决定的要素投入和相对产出，必然将分配与对商品的需求连结起来。所以，这个原理更自然地将是符合一种古典分析方法，其中价格反映成本，分配通过其他力量决定而不是通过供求。[150]　　　　　　另外，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其中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资本品也只是实物单位而根本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计量，更不需要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且，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也绝不存在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及其它宏观变量。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和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是因为现实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正是这些总量，而统一的利润率也是现实竞争规律的最终结果，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解释这些现实，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和新古典的资源配置分析套用到了这些宏观总量上，但事实是这些宏观总量与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由此也就导致了严重的逻辑矛盾。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不仅异质的资本品不能加总，异质的消费品也不能加总为一个同质的总量来表明实物产出的变动。例如目前，人们熟知的反映实物产出变动的实际GDP指标，只不过是新古典理论创造的教条或神话；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n以货币量值来表示的，所以这样计算的GDP及其它宏观经济变量，也就与生产函数或技术是无关的，而只是表示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构成才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就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所以利润率的变动将使投入和产出的价值总量发生变动。　　　　　　其实，如果不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斯拉法的模型也就是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所表述的内容。如前所述，在新古典单一产品模型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技术选择是根据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要素稀缺性来选择投入-产出系数的，由此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就可以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同时，由于资本品是异质的、从而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当然也不存在任何总量的收入分配。但是，由于一方面新古典的技术分析所讨论的只是生产的一般，它完全排除了特定经济制度下所决定的各种总量关系；另一方面，更为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只能是包括各种产品在内的异质品模型，而不可能永远是新古典的单一产品模型。所以，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并不能真正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经济关系。为此，斯拉法加入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个部门一致的利润率。这样，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或各个部门的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率\n将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投入”总量；同时产出也成为一个同质的总量，其比例于投入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这样，在斯拉法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模型中，由于无论技术关系（投入-产出系数）如何变动，其由利润率所决定的投入和产出总量都将保持不变比例（即抽象掉了技术关系），这样利润率和收入分配（r与w）的任何变动，都只是影响总量的投入-产出比率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到相对价格。显然，这也就表明了古典学派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技术关系与作为总量关系的收入分配是无关的，而这样的逻辑分析才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　　　　　　按照上述推论，则前述李嘉图将单一产品谷物模型的结论直接套用到两部门模型来计量总量的做法，是导致其逻辑矛盾的根源。因为这种实物的投入-产出所表示的技术关系，虽然可以在表面上解决总量的计量问题，但却容易把人们引入错误的方向，即总产出似乎可以从实物上加以计量。当然，如果总产出可以由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决定，则古典剩余理论将无存身之地，因为这样决定的利润就必然会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联系到资本的生产率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如李嘉图把利润率的下降归之于土地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抛弃了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将利润归之于剩余、并以此来体现的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不过，如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新古典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还是成立的，只是不能扩展到现实的异质品模型；同样，古典学派的理论在单一产品模型中也是成立的，且同样不能扩展到异\n质品模型（如李嘉图的矛盾），所以这一逻辑悖论至今仍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难题，而新剑桥学派（和新李嘉图主义）则按照李嘉图的方法来理解斯拉法的著作，把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作为李嘉图谷物模型的扩展，从而提出的命题是相对价格的决定不可能脱离开收入分配，或者说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但是，这一命题显然仍旧没有脱离李嘉图的困境，而且有可能也正是导致资本理论逻辑悖论不能得到澄清的根源。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当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后，是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还是总量发生变动？从形式上看，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后，收入分配的变动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但作为斯拉法模型的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并不会发生变动，换句话说，作为部门间交换比例的“相对价格”并不会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总资本与总收入的比例或“宏观变量”，而这些宏观变量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这一点是容易证明的，即利润率为收入中利润对总资本的比率，给定技术条件或生产方程和工资率，利润率的变动将只是使总资本和总收入的价值发生变动，而不会影响技术关系上的相对价格和出现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作用。　　　　　　现在，采用斯拉法的生产方程把前面的模型一般化，并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把它扩展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投入-产出系数可由新古典的偏好和边际生产力决定，加入时间或储蓄与投资也就可以构成“时际均衡模型”（有时间的一般均衡模型），利息率也可取决\n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但在异质品模型中，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对应于每一种产品自己的利息率，所以这里不存在统一的利息率和任何宏观总量。在这一模型中，再加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即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这种一般的生产模型就发生了重要变化，即这种变化不只是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总量关系。斯拉法在讨论这一模型时实际上已经把问题集中到这一点上，即收入分配的变动将使资本价值发生变动，因为斯拉法所针对的正是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但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完全忽视了总量，所以并没有讨论这种统一的利润率，从而也就不存在任何总量。在这里，对斯拉法著作的正确解释是，斯拉法论证了异质品模型中总量加总的逻辑，即在生产方程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可以得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量关系。如前所述，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矛盾在于，该理论并不能把它的单一产品模型的结论扩展到异质品模型、并在异质品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就直接把微观生产函数的实物统计分析加总套用到了现实中的宏观总量上，但由于抛却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而只用技术分析，也就导致了其严重的逻辑矛盾。　　　　　　3、从斯拉法体系到转型问题的解释　　　　如前所述，斯拉法的第三个模型表明，收入分配变量（r或w）与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斯拉法进一步提出的\n问题是，既然分配的变化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如何才能排除相对价格变动的干扰而在纯粹技术状态下考察分配问题呢？这也正是李嘉图长期致力于解决的寻找不变价值尺度的问题，而斯拉法所要探寻的也是这样一种逻辑，即一旦澄清了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之间的变动关系，则古典剩余理论就将获得逻辑上的一致性，由此也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理论的逻辑基础。显然，在前面李嘉图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相对价格变动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异质品模型中，由于价格会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模糊了分配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自然也就浮出水面了。在这里，斯拉法的分析方法是，根据矩阵(1+r)AP+wL=P，“规定工资（w）的连续数值，从一到零；这些数值表示国民收入的不同部分。目的是要在生产方法仍然不变的假定下，观察工资变动对于利润率和各种商品价格的影响。”[151]首先，当利润率r=0时，w=1表示最大工资率，也就是全部国民收入都用于支付工资，根据斯拉法的“次体系”就可以发现，这时的相对价格P是同其劳动成本wL成比例的。斯拉法认为，“实际上，这样我们就回到我们开始时的线性方程体系，不同之处在于现在明确地表明劳动数量，而不用生存必需品数量来表示（注：这也就是斯拉法“还原为有时期的劳动量”的方法[152]）。在这种工资水平时，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商品的劳动耗费成比例的，就是说，和直接间接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成比例。”[153]　　　　　　不过，斯拉法接着又指出，“在其他的工资水平时，价值就不会真正遵从一种简单的规则。如从全部国民收入归于劳动的情形出发，我们设想工资减低了，一种利润率将因而产生。”[154]这也就是r>\n0，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工资率w就从零数开始逐步上升，而稳定状态的利润率r将逐步下降，产品的相对价格P也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般都将脱离有关劳动成本、而随着r（或w）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只有在一切行业生产资料对劳动（K/L）保持相同比例、也就是单一产品模型的特殊情况下，对各种水平的r（w）来说，价格才会与劳动价值成正比，即相对价格会对收入分配保持不变；而到了异质品模型、也就是现实的经济体系中，各个部门劳动和生产资料比例的不相等几乎是普遍的事实，因此，分配的变动（即工资和利润率的相对份额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相对价格的变动，从而使得选择不同的利润率而带来技术再转折与资本倒转问题。因此，斯拉法明确指出，“工资变动造成相对价格变动的关键，在于不同生产部门中使用的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比例不相等。显然，如果在所有生产部门中这种比例是相同的，那么不同生产部门中生产资料的商品组成是如何多种多样，都不会产生价格改变。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工资的同等削减，都可以产生恰好同样多的、足以按照相同的比率支付生产资料的利润，而无须扰乱现存价格。”[155]也就是说，除非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K/L）相同，否则分配变量的变动必定会影响到相对价格。　　　　　　不仅如此，在第三章“劳动对生产资料的比例”的一页角注中，斯拉法也提出了与这一现象伴随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他指出，“在这\n些‘比例’中，生产资料必须用它们的价值来计量，但是由于价值可以随着工资的改变而改变，产生了这一问题：是用哪些价值来计量呢？回答是，就规定这些比例的相等或不相等而言，所有可能的各套价值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实际上，如同我们所见到的，如果所有生产部门中的这些比例都是相等的，价值、因而比例，并不随着工资的改变而改变。从这点推知，如果在对应一种工资水平的一套价值时这些比例不相等，那么它们在任何其他套价值时也不能相等，因此，它们在所有价值时都是不相等的。”[156]换句话说，斯拉法同时也发现，在不同部门资本-劳动比率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还会涉及到价值的计量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斯拉法后来的结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也正是在于他采用了这种特殊的价格体系方法，证明了资本品与资本结构的不同一性（即不同部门K/L不同）会随着利润率r和单位工资w的变化而出现“价格运动几上几下的复杂模式”；反过来，这种现象又会以一种单调的方法引起一般与利润率无关的“资本量K”的价值的变动。显然，前述新古典的逻辑悖论就是这样来源于异质品生产模型的一般特性，而后来的新剑桥学派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批判新古典的分配理论的。　　　　　　从上述推论中可以看到，随着工资率的逐步上升，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是明显的（dw/dr<0），不过同时相对价格的变动却要复杂的多。因为一般而言，商品的相对价格要用另外一种商品作为标准来表示；但问题是，随着分配的变动，作为价值标准的商品本身的价\n值可能也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用另外一种商品作为标准（这种商品是任意选择的）来表示一种商品的价格的必要性，使对于伴随分配改变而来的价格变动的研究复杂起来。任何特殊的价格变动，究竟是起于被计量的商品的特殊性，还是起于计量标准的特殊性，无法说定。”[157]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斯拉法认为，如果有这样一种生产部门，其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比例处于一种临界值或平衡值（即相当于社会品均资本有机构成），那么该部门产品价值就不会再受分配变动的影响，从而它便可以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其他商品相对价格随分配变化而发生的变动。显然，在该比例的生产部门中，这个利润率也就是统一的利润率。　　　　　　由此斯拉法提出，假设有一个生产体系，其中各种产品作为投入的相互比例与作为产出的相互比例均相同，而对于这种按照多种组合起来的商品，斯拉法指出，“将称这种类型的混合物为标准合成商品，或者简短点，成为标准商品；而称采取这种比例生产标准商品的这些方程（或者这些生产部门）为标准体系。”[158]在这里，依据前面对基本产品与非基本产品的划分准则，斯拉法的这个“标准合成商品（standardcompositecommodity）”只由其中的基本商品构成，它们一起以“标准比率”进入生产，而这个标准比率与其进入自身生产过程的比率相同。这样，在这个体系中，“各个组成商品乘以它们的价格，不会影响结果。两个总量的价值的比率，不可避免地总是等于它们的几个组成部门的数量的比率。一旦商品乘以价格，如果各个价\n格以各种发散的方式变动，也不会扰乱这种比率。因此，在这种标准体系中，无论纯产品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如何变动，并且无论由此而产生的价格如何变动，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会仍然相同。”[159]也就是说，即使在与生产技术完全无关的工资的变化改变了利润率的情况下，也仍然可以不影响用标准商品来衡量的相对价格，因为“特定的比例，例如标准比例，可以使一个体系成为透明体，使隐藏的东西能够显露出来，但是它们不会改变体系的数学性质。”[160]从而，这种变化在改变价格形式时就能够同样地改变衡量尺度，而斯拉法所使用的“标准合成商品”也正是由以相同比例结合的产品组成的，它自然也就可以提供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来解决困扰李嘉图的难题。　　　　　　这样，在这个标准体系中，由标准商品的净产出进入工资的比例就可决定整个经济的利润率，从而使得经济中的实际净产出也就成为一个价值标准，即等式：　　　　　　P(I–A)y=1[161]（y：总产出向量）　　　　　　同时，就标准体系而言，如果R是标准比率或最高利润率，w是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部分，则斯拉法在该体系中的利润率公式也就是：　　　　　　r=R(1–w)（R：最大化利润率）　　　　\n　　在这里，也正是通过这个标准体系，斯拉法获得了一个像李嘉图谷物模型那样的工资与利润的线性关系，从而实现了李嘉图企图寻找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的想法。[162]这样，由上式所表述的实际工资率-利润率曲线（w-r曲线），也就是一条向下倾斜的直线，如图所示：　　　　　　　　　　　　　　工资率w　　　　　　　　wmax　　　　　　　　　　　　　　　　　　　　w-r曲线　　　　　　　　　　　　　　Ormax=R利润率r　　　　　　图3-2用标准商品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工资-利润曲线）[163]　　　　\n　　　　　　　　而且斯拉法认为，这种“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直线关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有效，只要工资是用标准商品来表示的。相同的利润率，在标准体系中是作为商品的数量之间的比率得出的，在实际体系中则是由价值总量的比率得出。”[164]　　　　　　伊特韦尔指出，在斯拉法这里，对于任何技术矩阵A都存在有一个标准商品x，当以标准纯产品作为价值标准时，该标准商品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对应关系；而且不论价格如何，这种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显然，这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在工资与利润之中确定收入的分配，在逻辑上居于价格之先、并独立于价格。此外，它也揭示了剩余的来源，从而在方法上免除了由于价格计算而造成的模棱两可的情况。同时，伊特韦尔也认为，这一结论并不取决于有关矩阵A的各分量固定性的任何假设，由于相对于生产规模或技术进步的收益是可变的，即使矩阵A的各分量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不同，在每一时刻也都存在着某一唯一的x。[165]由此，斯拉法也就成功地在其投入-产出向量的矩阵中加入了一个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现在假定标准纯产品分为工资和利润，注意它们的份\n额，如同全部一样，总是由标准商品组成：由此而得出的利润率对于这个体系的标准比率的比例，会和所分配的利润份额对于全部纯产品的比例相同。因此，在标准体系中，利润率是作为商品的数量之间的一种比率而出现的，不论它们的价格如何。”[166]其实，在这个表明剩余生产的标准体系中，价格标准选择的任意性并不会影响到生产系统的方程特征，因而斯拉法选择使扣除用作投入的基本产品价格总额后的余额等于1来作为价格标准，而这个单位1也可以理解为扣除转移到商品价格中的生产资料成本后的总额，也就是工资总额和利润总额之和，显然它要在劳动与资本之间进行分割。也就是说，斯拉法这里的“剩余（即纯产品）”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参与分配的[167]，工人得工资，资本家得利润，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又是按照统一的或均等的利润率分配。这样，在体系中加入的这个统一的利润率所代表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在分配利益上的一种对立关系，这与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对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强调都是一致的。事实上，斯拉法所关心的，也正是由这个统一利润率的加入而带来的在整个特定经济体系中，利润率和技术、相对价格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古典式的均衡，因为“在这一阶段的全部要求是，整个体系应有一个统一的工资和统一的利润率。”[168]这样，在这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的引入下，斯拉法指出，“作为一种比率的利润率，具有独立于任何价格的意义，并且在价格决定之前很可以被‘给定’。”[169]　　　　\n　　与此类似，在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传统中，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也正是根据统一的利润率而在产业间资本流动平均化的一个均衡价格，它代表一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古典一般均衡；而在这里，在斯拉法所假定的这个标准体系中，这个统一利润率仍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概念，只不过斯拉法假定它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类似单一产品的模型中（如标准体系）所加入的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同样，在马克思的价值转型中，一般利润率r的意义也是十分明确的。如前所述，这个利润率是生产过程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全社会预付资本中进行分配的一个分配比率，体现的是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家使用预付资本雇佣劳动工人不断进行生产和积累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即一个不断增殖的货币利润。可以看到，在斯拉法的分析中，正像古典传统和马克思的分析一样，决定生产价格（古典经济学派所说的“自然价格”）的均衡条件，仅仅是各个部门在统一利润率的假定下必须获得的平均利润；也就是说，斯拉法体系和达尔文的套利原则一样均要求一个各行业或各部门的相等的利润率。[170]而且，这一假定及其对生产的自然成本（即为获得一种既定的生产量所必需的各种生产手段的数量）的考虑，已足以确定各个分配变量之间的关系、利润和工资的关系、以及生产价格的量。就像谢福尔德所说，“斯拉法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在分配给定的条件下，从古典结构中找到了确定相对价格的方式。”[171]因此，斯拉法的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古典分析传统的复归，它与新古典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并不能相容。　　　　\n　　现在，在上述分析基础上重新讨论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如前所述，前面推论表明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在异质品模型中作为宏观总量的资本和收入正是取决于上述这个统一的利润率，因为总资本与收入都是在社会经济关系的意义上经由该统一利润率进行加总的，即资本的价格或宏观总量与一般利息率是同时决定。这样，如果真正按照斯拉法思想来研究马克思，则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用以计量加总这些总量的同质的劳动时间，就具有不变的价值标准的特点。所以，如果“转型”是把价值转化为单一产品的价格模型或斯拉法的标准商品模型（即全社会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无疑“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是必然成立的，这一点已为多数学者证明；然而，一旦脱离了各部门具有相同资本构成的假设，则两个总量就有可能不再同时相等。显然，这里的关键也就是前面斯拉法的模型表明的，即在于利润率的变动所引起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动。如前所述，在马克思的转型过程中，其用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或抽象劳动时间）计算的成本价格和剩余价值总量，都包含着一种对资本价值的计算和用这种计算表示的工资（或剩余价值）对资本的比率。当各部门资本构成相同时，这种比率（或收入分配）是不变的，从而用劳动价值计量的资本价值也就不变；但是，当脱离单一产品模型、即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用价值计量）不同时，再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来计算成本价格，就会使资本的价值量发生变动，而资本价值量的变动又将使总产品（国民收入）的价值也发生变动。比如，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公式：r=（Y-W）/K、或r=（Y-V）/（c+v）=m/（c+v），其中用劳动时间给定的总价值（c+v+\nm）中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在生产价格模型中总是会随着利润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而并不能由过去的劳动时间完全给定。同时，由于假定剩余价值率（m/v）是一个常数，而剩余价值率又总是大于利润率m/（c+v），因而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时，价值体系到价格体系的转变就必然会带来剩余价值总量与利润总量的不相等；这样，马克思的“两个总量相等”的结论也就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在异质品模型或各个部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无法成立。　　　　　　不过对于这一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则明确指出，“如果像批评马克思的人所千篇一律做的那样，由这个事实便断言价值理论必须抛弃，并另觅新的基础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那是完全不正确的。”[172]相反，斯威齐认为，从价值到价格的“转型”正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产业资本具有不同有机构成现象的一种处理方法。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头两卷所假设的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先始终不考虑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即假定这些差别不存在，从而对这样一个制度的运行加以考察，其中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是起作用的；然后在第3卷中，马克思抛弃了这个假定，从而明确提出了在资本有机构成不等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从价值到价格的变化问题。在这里，斯威齐也举例指出，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情况在现\n实中是较为特殊的，比如“在某一个产业内的各个企业之间，资本的有机构成无疑有均等的趋势；但是，在使用着极不相同的方法、生产者完全不同的产品的各个产业之间，则没有这种趋势存在。例如，显然无法使钢铁业和衣着业的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趋于一致。”[173]所以，马克思在对假定没有这一构成差别的资本主义社会做出分析以后，立即就撇开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假定，再看看早先得出的结果会出现何种问题、以及需要再作何种程度的“修正”。不过斯威齐认为，对于由此引起的修正，从马克思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则仅有次要的性质。所以他说，“马克思对后面这个命题所作的证明，在某些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如果换一个充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要指出，他的方法和结论都是正确的。”[174]不过，既然现实中的多数情况是有机构成不等，那么马克思何必还要再走这样一种处理问题的程序、而不直接用价格体系来分析问题呢？在这里，斯威齐列举了20世纪初期俄国著名学者博特基维茨曾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说过的一段话，即“价值规律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个事实，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是由一个或一系列的因素所决定的，而这因素不但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实质，它反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实质。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在一切生产领域中都是一样的，那么，价值规律就会直接地制约着商品的交换，而无碍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也不必在决定生产的规模、方向和技术等问题上，用任何别的动机来代替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175]显然，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假定资本有机构成均等的简明理由。也就是说，先前对有机构成均等的假定涉及到对现实世界里确实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审慎舍象，而转型问题的出现，则是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实际趋势所发展的必然结果。　　　　\n　　因此，上述转型问题的结论并不影响马克思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意义；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并不是多余的。首先可以看到，正如前面评论斯拉法的著作那样，马克思的转型从一个全新角度提出了新古典的加总问题。在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中，试图从技术关系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总资本和总收入概念，并盲目地根据现实中存在的竞争条件，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这些总量与统一的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换句话说，异质的资本品（或异质的生产要素）和异质的消费品产出在技术关系上是不可能加总的，统一的利润率也是不需要的，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只需要相对价格和自己的利息率。在剑桥资本争论所讨论的新古典异质品模型、即两个部门具有不同资本-劳动比率的模型中，当在其中加入统一的利润率的假设后，劳动或工资率实际上已经被资本化了，即采用统一的利润率与资本品加总在一起作为总投入，从而工资率也就作为这种加总的总产出的一部分，由此导致了严重的逻辑混乱。然而，马克思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分析则能够明确地表明，这些总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转型问题中，马克思采用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概念，作为社会关系的表现本身是同质的、或者说是可以加总的，即这里不仅可以把异质的资本品进行加总，而且可以把资本品和劳动投入用价值概念加总在一\n起构成总资本，其逻辑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和新古典理论的逻辑悖论虽然在逻辑上是类似的，即都是产生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的相互作用；但就所提出问题的角度看，则新古典理论完全是从错误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从而使技术再转折和资本倒流问题的逻辑至今无法理清，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却能够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存量价值之间真正的关系，即这一问题只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和解决。　　　　　　关于转型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强调剩余价值（利润）只是来自于可变资本、而与不变资本或生产资料无关，这一点不仅遭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激烈批评（如庞巴维克的观点被许多新古典学者所强调，从而构成两种资本理论争论的焦点），而且许多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对这一点也难以理解。如斯蒂德曼也曾“按照斯拉法思想来理解马克思”，使得马克思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可用价格模型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的误解，也是对斯拉法著作的误解。前面已经详细分析了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意义，也就是说，价值与价格是不同的，价值作为表现人们社会关系的总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价格却联系到技术关系上的交换比例。由于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分配问题，从而剩余价值与价值相联系，都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标。如前所述，李嘉图寻找不变价值尺度的问题，正是联系到异质品模型中利润量和利润率的测量；所以如果重新表述李嘉图的问题，也就是当技术发生\n变动时，利润率的变动如何用一种价值单位来测量。而马克思的价值与剩余价值概念及转型问题的提出，对于回答李嘉图的这一问题是重要的，即价值并不依赖于技术关系和技术变动，利润量和利润率只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马克思也正是采用了这种利润率概念来表示利润率下降的含义。给定作为国民收入的总价值，剩余价值率表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而利润率则是剩余价值对包括资本存量在内的总资本的比率；那么，给定剩余价值率，则利润率将取决于资本积累的数量，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它只取决于价值计量上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而价值和剩余价值正是这种国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的计量。这正是马克思转型问题的意义所在。　　　　　　所以，斯拉法通过标准商品和标准体系的构造提出了他对转型问题的求解，即通过一个标准体系把异质品模型转化为单一产品模型或各部门资本构成相等的模型，从而使资本品投入的价值不随利润率变动，而这一模型与在转型问题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把代表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作为“中数”的解法是相似的。实际上，这里也可采用前面“自己的利息率”方法或“收益现值法”使斯拉法的标准体系一般化；或如斯拉法已经表明的，先给定技术上的生产方程，然后通过给定一个外生的统一利润率，就可以得到价格模型。显然，由于统一的利润率是外生的，从而只要所选择的这个外生的利润率能够使价格计量的资本-劳动比率（K/L）等于价值计量的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c/v），则两个总量将是相等的。在这里，自然也可以把这种利润率称作为是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它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比如卡尔多的著名的“程式化事实”）。　　\n　　　　　　　　第八章马克思的分配理论　　　　　　　　　　目前，关于分配理论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争论。从根本上讲，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分配理论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其中是否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而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为了对这种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分配提供一种计量，并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和金曾将其概括为一个简单图示：　　　　　　总劳动　　　　　　（总产出=c+v+m）　　　　　　　　　　　　　　　　　　\n　　死劳动活劳动　　　　　　　　（生产方式=c）（净产品=v+m）　　　　　　　　　　　　　　　　　　支付的劳动未支付的劳动　　　　　　（v）（剩余产品=m）　　　　　　　　　　　　　　　　　　　　　　　　地租利润　　　　　　　　　　　　　　　　　　　　利息企业　　　　　　利润率　　　　\n　　图5-5马克思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配[176]　　　　　　　　　　　　霍华德和金指出，对马克思来说，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工资和剩余价值、也即“支付的劳动”与“未支付的劳动”（paidandunpaidlabor）之间的区别。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的资本家可以通过预付一笔货币资本购买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同时，正是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存在，使得雇佣工人被迫做出超过其必要劳动量（4小时）更多的工作（8小时），因此剩余（8–4=4小时）也就产生了，从而为资本家带来了一个增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未支付的劳动”。当然，如果其中进一步引入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则这个剩余产品就要包括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润在内。不过，不论是地租、还是利润，其剩余价值的性质则总是与马克思称之为“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相联系，从而可以用代表社会关系的价值、而不是技术上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总量。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他抽象掉了该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所以工人创造的价值被分割成劳动力的价值\n和剩余价值，所体现的正是资本家对雇佣劳动工人的一种剥削，从而表明资本家雇用工人进行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利润、即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以，正像霍华德和金所说，上述分配表中的“这种分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而在其他生产方式下就毫无意义了。”[177]　　　　　　在这里，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也曾指出，马克思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划分为“支付的劳动”和“未支付的劳动”两部分，其实指的也就是将整个经济划分为两种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自然会联系到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以及其中存在着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此，布劳格举了一个有关利润理论的例子。比如，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一开始都假定，既定的偏好、生产函数、要素禀赋和所有权分配，这些都被视为是经济理论范围外固有的因素、即外生变量。在这些基础之上，他们发展了一个根据所用各种要素贡献来分配的要素价格理论，其中包括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管理因素等在内。这样，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中，该体系就能够产生一个均衡的工资率和利息率；而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也有可能会留下剩余作为利润分配给企业。但最终，对工资、利息和利润的解释都是一种个人的分配过程，而不涉及总的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动。相反，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中，他一开始就引入了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和不拥有该所有权的区别，也就是说把个人的收入分配直接纳入到了社会阶级意义上的总量收入分配关系之中。这样，考虑到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则工资\n和利润的分配就不仅仅是根据各要素的情况独立给定的；相反，它要通过强调所有权关系而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任何别的普通的交换经济区别开来。布劳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历史现象，从而也才能清楚地表明利润只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其中，对于包含在利润之内的一部分利息，布劳格更是明确指出，“一般来说，不论是边际生产力论、还是时间偏好理论，所有的利息理论都必须解释资本家、地主对剩余价值的获得，因为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雇佣劳动工人并不拥有任何生产方式的所有权。”[178]他认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表明如何判断利息或利润，而是要表明如何来公正地判别资本主义社会对资本的所有权为何就等价于对劳动工人的雇佣权力。“庸俗经济学家”一般都把资本视为与劳动和土地对等的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马克思则把资本视为一种能够把价值转化为产品的生产方式、即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所以他否认了利息是资本家参与个人生产活动所得报酬的说法；相反，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利息也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所以它才同样作为一种总量来表示这种资本主义的特定的经济关系。[179]　　　　　　然而与此不同的是，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所研究的则只是其所假定的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其中没有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特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这个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逻辑支持就是，这里只存在着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决定的相\n对价格，而且唯有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因此，由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在这里是绝不能影响这种由资源有效配置所决定的相对价格的，或者说，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只能是竞争的供求所决定的相对价格。而且，这种相对价格甚至可以作为厂商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比如厂商必须根据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的利息率和工资率来进行两种要素的替代，当利息率和工资率不能反映其边际产品时，资源的有效配置将被扭曲。这样，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也就只能以退而求其次的形式成为其中的一种再分配，如政府根据社会公平或其它“福利经济学”原则，通过征税和补贴等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来调节社会关系。这样，表面看来，新古典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也就似乎与现实经济完美地结合起来了；相比之下，则前面斯拉法模型所表明的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的共同决定、以及马克思的由社会关系决定收入分配的理论，似乎都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即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同一性。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　　　　　　实际上，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下，由收入分配所决定的“转型”的相对价格与新古典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并不相同。如前所述，厂商并不是根据新古典理论的原则把稀缺要素的相对价格作为成本-收益计算的依据；相反，而是根据已经转型后的货币价值的要素价格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从而使得转型后的相对价格并不会影响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必须注意的是，\n由这种“转型”所决定的工资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与新古典理论中作为要素稀缺性价格的工资率与利息率的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这里，工资率与利息率都是一种宏观概念，即通过反映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总量的工资与利润关系、而对应于总劳动和总资本，但在新古典理论中却并不存在这种总劳动、特别是总资本的概念。比如在目前的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体系中，总资本概念不仅包括各种异质的资本品，而且包括异质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所有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专利、商标和其它为厂商所垄断的技术，而所有这些技术上的生产要素都是用货币量值表示的，并要求获得一个统一的利润率。但是，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却无法套用在这种总资本和总劳动的概念上。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的分配理论中，仅就新古典的资源配置问题而言，只需要微观生产函数就足够了，因为只是实物单位的资本品，根本就不需要价值单位来进行加总计量；而且，在舍弃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新古典理论中，各种异质的资本品也是根本无法加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虽然上述新古典关于稀缺要素价格的理论在指导资源配置方面是可行的，但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收入分配却会使这种相对价格发生变动或转型；相反，在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这种相对价格的转型只是影响宏观变量、却并不改变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功能，所以这里的收入分配与资源配置是一致的。　　　　　　显然，这也就涉及到相对价格（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n系究竟如何表述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则存在许多概念上的混乱。如新剑桥学者经常表述的命题是，收入分配与相对价格是分离的；或如帕西内蒂所表述的，收入分配问题争论的关键在于，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关系或相对价格的外生的利润率（帕西内蒂，1988），显然前面的论述已对此给予了肯定。不过，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收入分配和相对价格与资源配置并不是分离的、而是从属于资源配置。如前所述，在新古典传统中，各种产要素的价格和商品价格同时决定于产量，其收入分配理论只是一种要素价格理论，所有要素的报酬与之在生产中提供的服务基本对称。所以，只要总产出可以由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决定，则古典剩余传统中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收入分配就完全脱离了新古典供求传统的要素价格理论，从而对利润决定的探讨只会联系到资本的生产率和消费的时间偏好，而不再是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反，在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中，古典剩余传统的核心是分配变量的决定先于相对价格的决定，即主要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动。例如，其中的利润本质上是一个“剩余”、即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从而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就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都从属于这种经济关系。这样，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也才能被统一于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相对价格和总量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和表示分配、但同时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总量关系是统一的，而同时作为总量计量的价值和分配与相对价格也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在于古典和\n马克思经济学所特别强调的代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它表示的是一种古典意义的一般均衡、而并不是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其中只有差别的利润率存在）。这正是目前古典与新古典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　　　　　　现在，也可以从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争论出发来讨论上述问题。比如，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言，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质劳动”的问题，即当劳动不同质时，按照资源配置的要求，必须对不同质的劳动分别给予一个表示稀缺性的指数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这一指数显然不同于由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不过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所特有的分析方法也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比如对于这种异质的劳动，完全可以赋予它一个稀缺的指数，但这只是一种市场价格、而并不决定总量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价值。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下或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如果存在着交换关系，那么这种稀缺指数意义上的价格就必须“还原”为价值，即“还原”为完全按照劳动时间来计量、从而实行按劳分配。[180]理解这一点似乎是困难的，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过，一旦把问题转向资本主义经济时，上述逻辑推论就变得明显了。因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旦引入资本主义的特定经济关系，则各种劳动就不再是异质的了，其中所有不同的异质的资本品、土地、以及劳动等生产要素都将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并要求得到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而同时，这种分配关系与异质劳动的加\n总在含义上也是相同的，即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独立于技术的价值与分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总量决定的，即这种价值总量来自于统一利润率的加总。比如，斯拉法曾用“联合生产”的方法讨论了固定资本和土地加总问题。其中，异质固定资本的使用一般存在着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如果采用统一的利润率，则这种投入-产出价值的变动就会使得各个资本品的价格同时发生变动。同样，也可以把这种关系应用到土地上，如各个异质的土地使用同样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劳动由预付工资（即资本）雇用，各个地块技术上的级差收益被事先给定。但是，当采用统一的利润率把产出和投入都用价值来测量时，原有土地的级差顺序将被改变，因为投入的资本品和劳动的价格也改变了。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其中加入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的利润率。其实，斯拉法的上述方法也可以视为目前所使用的收益现值法，通过这种收益现值法，则各种异质的资本品和土地就可以被加总为一个总资本，同时这个资本量会随着收入分配或利润率的变化而改变。不过，这种总资本和作为收益现值法加总成总量的利息率（货币利息率）的变动，却并不会影响到资源配置，因为厂商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会把这种总量排除掉，而只按照原有的投入-产出关系来配置资源。　　　　　　例如，现实中的货币利息率是由中央银行调节的，这种利率的调节不仅变动幅度大、而且通常变动频率也较高，所以厂商显然并不是根据这种利息率的变动来改变资本与劳动替代关系的。如美国中央银\n行近年来大幅度降低利率和日本央行采用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各厂商却并没有改变其生产方法；但这种利率的变化却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只不过这种分配关系的变化并不会使资源配置发生变动。同样，当一个经济从原有的“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关系后（如我国的经济改革），技术上的资源配置并不会改变，但相对价格和收入分配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如土地价格和地租的大幅度提高。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是分离的，即这种收入分配是按照马克思的价值、而不是按照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价格计量，而计量的前提是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或总量资本和雇佣劳动。而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马克思明确表明，地租和作为生息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和来自于剩余劳动；同时，马克思对级差地租的分析，则表明了这种级差地租并不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如前面李嘉图的理论所表明的），而是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和统一的利润率。因此，马克思的分析与斯拉法的联合生产模型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里的结论就是，当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存在着总量资本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时，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在逻辑上就是一致的，而新古典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应用到宏观总量的逻辑推导则是有矛盾的。　　　　　　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在我国经济学界也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突出地表现在“按贡献分配”上。其实如果按照上述分析，则按贡献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区别就在于，异质劳动和非劳动要素是否根据\n要素的相对价格获得收入。但是，就工资与利润（利息）对劳动与总量资本的分配来讲，这种按照相对价格的收入分配并不等于要素的边际产品，而是其边际产品的价值。当然，这种按贡献分配也会使资本获得收入，但这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并不是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是取决于社会关系或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然而在现实的讨论中，经济学家们却经常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关系的描述产生误解，如把新古典和马克思的两种分配理论均用“蛋糕理论”加以描述。[181]其中，对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言，这个蛋糕的分配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或边际产品；而对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来说，则是给定一个蛋糕，如果资本家的份额增加则工人的份额必将减少，借用布劳格的解释，也就是把整个收入在工资劳动者（wagesearners）与所有权拥有者（propertyowners）间作最基本的划分、即分蛋糕的理论。[182]但是按照前面的分析，这种蛋糕理论显然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误解。其一，就马克思的价值计量看，这里根本不存在新古典实物产品的蛋糕，当然也不存在生产蛋糕的边际生产力；其二，当采用古典学派消费函数的假设，即假定资本家不消费、全部产品为工人消费，则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表示其社会地位的资本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家只是为了利润和资本积累才从事生产。而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一问题。　　　　　　　　　　马克思的古典一般均衡　　　　\n通过前两篇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的讨论，本篇指出由此而确立的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能够而且应当取代主流新古典理论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来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同时认为，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表明的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总量价值或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指导资源有效配置，这是现实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与资源配置方式；相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只是表明了生产的技术关系，是假定没有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从而并不能真正表明现实的竞争关系和资源配置问题。　　　　　　本章通过对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的确立及其稳定性的讨论表明，这种以古典剩余传统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为分析基础的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在体系上根本不同于存在着一系列逻辑悖论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及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其中，稳定状态的统一利润率假设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完全可以联系到现实国民收入的计量和特定资本主义的总量经济关系，从而取代主流新古典理论来作为讨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作者：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09-12-24　20:07:28　回复　　　　\n　　　　第一节古典一般均衡的确立　　　　　　　　　　如前所述，古典学派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来表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后来的李嘉图与斯密一样也是通过统一利润率规律和资本在部门间的转投来说明这种均衡的实现机制。然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由此而确立并位居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在提出了配置资源的相对价格理论的同时，却盗用了古典学派“统一的利润率”假设，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取代了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例如，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一直被视为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证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古典一般均衡则始终只是被作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雏形而存在。这一现象作为新古典的教条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由于新古典的各种逻辑矛盾被一一揭示出来，才开始引起经济学者们对新古典理论的种种结论产生质疑，从而希图能够在争论中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比如一些新剑桥学者曾提议把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取代新古典理论的另一种范式（瓦尔什和格瑞姆，1980），但由于剑桥资本争论的问题并没有被说明，所以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均衡性质和均衡机制的区别至今无法理清。　　\n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阐述从价值到生产价格转型的过程中，就曾讨论过这种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但是，一方面由于在《资本论》第3卷出版的1894年，西方经济学家们已经转向了新古典理论的各种命题，所以除了著名的“转型问题”之外，马克思对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系统阐述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而后来60年代斯拉法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复兴也由于前面所提到的难题而搁浅；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目前经济学界难以解决的难题、以及受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影响，以至许多新剑桥学派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在解释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时也转入了新古典的轨迹。因此在这里，按照前面的分析来重新阐述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或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就是非常重要的。其中，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和按价值（货币量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或者说，在新古典理论中并不存在任何总量和按照总量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以及总量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当然也不存在总量形式的竞争，如古典-马克思理论中以同质的资本为获取利润（统一的利润率）而进行的资本转投。用新古典理论的概念讲，也就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n不存在套利机制，即不过是一种存在着各种实物产品的差别利息率的均衡。所以，这也正是前面使用“盗用”一词的含义所在，也就是新古典学者把单一产品模型的结论直接套用在现实异质品模型中，并盲目地在其中加入了一个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同时也正是这一点，使得人们难以区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区别；不过正如前面表明的，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与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或套利机制是并不协调的。因此，按照后凯恩斯学者伊特韦尔的说法，这里的关键就是统一利润率的问题，即“对新古典理论的进一步批判需要考虑价值和分配的一般均衡模型，而重建古典理论也需要一般均衡分析，那就是，需要一种对‘贯穿于生产的不同阶段的利润扩散过程和贯穿于一国的一切行业的正常利润水平形成过程’的分析。”[183]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由斯拉法的模型所表述的，当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后，所有相对价格的比例将被改变；或者说，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技术关系上的生产方程、而且取决于利润率，因为利润率的变动将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动。那么，这种由（统一的或宏观的）利润率的变动所决定的相对价格的变形会不会影响资源配置呢？也就是说，如果原有的技术关系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相对价格对于资源配置是最优的，那么加入统一利润率后形成的相对价格会不会仍然是反映稀缺性和最优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即利润率的变动能否影响到相对价格？然而，这一问题实际上却是一\n个假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人们头脑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新古典的教条，即厂商就是根据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来决定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和替代的。但是，这一教条并不真正适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厂商或企业并不是使用新古典模型中只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并按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的相对价格来组织生产的；相反，而是使用古典经济传统中预付的货币资本、并按照前面已经用统一利润率加总得出的价值形式来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从而使得这一资本主义成本-收益计算的原则并不是使要素的实物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在这里，也可以采用新古典教科书中对这种要素价格等于要素边际产品的阐述来说明这一问题。比如厂商在雇用工人时支付了100元的工资，那么这个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就必须超过100元，否则资本家是不会雇用他的，这种对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说明似乎是无误的，但对于新古典理论来讲却不然。因为上述例子中的100元货币价值与实物的边际产品只有在新古典假定的货币理论下才是等同的，而如果这个货币所表示的价值或相对价格是由统一的利润率加总而来、并已经被“资本化”了，那么再把表示总量的货币价格仅仅等同于实物，就将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关系。相反，这种由统一利润率而实现的货币资本的加总，是由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建立在剩余传统上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来完成的。　　　　　　正如前面表明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依据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而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就\n是，厂商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各自价格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但如前所述，这一主流经济学的教条在应用于宏观经济理论时却带来了其资本分配理论的一系列逻辑混乱，因而并不适合于现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于这一问题，这里仍然采用古典学派单一产品的模型加以推论和证明。如在李嘉图的谷物模型中：　　　　　　r=(Yt-Yt-1)/Yt-1=（Ls-Lw）/Lw=（s/w）-1（1）　　　　　　这一公式表明，利润率r取决于工资率w和劳动生产率s。也就是说，在这个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中，当土地收益的递减带来技术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动时，必然也会导致利润率的变动；而当李嘉图把这一谷物模型扩展为一个两部门模型（如农业和制造业）时，由于其中农业部门的利润率仍然决定整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所以上述结论仍然有效。当然，如果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或谷物是唯一的基本品，则李嘉图的推论是成立的；因为在这一条件下，给定农业部门的劳动投入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则总产出将是明确的，从而在给定资本总量的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份额和变动也就可以确定了，它类似于单一产品的谷物模型。不过如前所述，这个结论却依赖于工人把其全部工资都花费于谷物的假定。也就是说，如果这里不假定农业部门是唯一的生产性部门，比如劳动工人在工资消费中也包含有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如棉布），而工业部门（或代表其他任何部门）同时也是生产性的部门，那么即使给定了农产品的需求，也并不能决定一般工资率或利润率，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不能再代表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依据其变动来衡量总产出了。　　\n　　　　当然，如果假定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有相同的资本构成，或者说像农业部门一样也没有生产资料、即资本只是用于雇佣劳动力，那么当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时，整个经济的利润率就会随之下降，因为除非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提高以抵消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否则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总是要下降的。显然，如果假定工业部门的技术条件不变，则李嘉图关于工资率与利润率相反的变动关系仍然成立。但这一推论正是对前面简单答案的否定，因为现实中工业部门必然有一部分资本要用于生产资料。这样，如果要说明上述问题，这里就需要加入前面简单模型所抽象掉的重要因素——即生产资料（或不同的生产时期）。显然，如果加入这一假设，那么就必须扩展先前的模型。比如修改其中谷物资本全部用于工资的假设，而假定谷物（资本）除预付雇佣劳动工资W=wL外，还可用作资本品K（如种子），则上一年的谷物资本Yt-1=wL就成为Yt-1=wL+K。这样，利润率的公式也就是：　　　　　　r=(Yt-Yt-1)/Yt-1=[Ls-(Lw+K)]/(Lw+K)=Ls/（Lw+K）-1（2）　　　　\n　　比较（1）式与（2）式，显然这里的利润率r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σ和工资率w，也取决于用于种子的数量K；给定w，则ｒ与σ成正比、与K成反比。由于用于种子的资本K越多、所能雇用的劳动L越少，所以除非随着K的增加会使σ提高，否则资本家不会把资本用于种子。也就是说，这里的资本K与劳动L之间涉及到由相互替代而带来的如何把资本在劳动与种子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其中，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Y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预付工资W=wL，另一部分用于购买种子K（或机器）、即Y=wL+K。可以看到，这个“种子K”与前面马克思公式中的“不变资本c”是相似的，同时这也正是马克思批评“斯密教条”的关键。由此，只有在资本家预付资本中加入这一购买机器（或种子）的资本部分，整个模型才是完整的，它符合资本家运用预付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为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而是一个更为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模型。　　　　　　那么在此，资本家又是如何把资本在劳动和种子之间进行分配呢？显然，这里还需要给出劳动与种子在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关系。但在这里，仅给定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是没有意义的，所需要的只是把种子对劳动的比率K/L表示为劳动生产率s变动的函数，即：　　　　　　s=F(K/L)（3）　　　　\n　　为了对比的需要，同样也可以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设、即F¢>0和F²<0，则随着资本-劳动比率K/L的提高，产出-劳动比率Y/L也将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却是递减的，从而资本-产出比率K/Y也是递减的。　　　　　　同时，由于模型中的总资本或总投入Yt-1是给定的和没有固定资本，从而总产出的最大化也就是利润率的最大化，这样利润率r将等于产出增长率g、即r=g。不过，与新古典理论假设不同的是，这里的劳动投入和种子的数量都不是给定的，因而产出和利润最大化就是一个种子与劳动的替代问题。但这种替代在技术上讲完全是由资本支配的，所以决定这种替代的并不是新古典的劳动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是实际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在上述模型中，假设工资率w是给定的，其取值范围可以在零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任何一点、即0＜w＜σ。这样，当资本家根据利润率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劳动与种子的替代时，就可以通过求极值的方法得到该资本家选择种子与劳动替代的原则，即：　　　　　　MPL=w(1+r)（4）　　　　　　MPK=1+r（5）[184]　　　　　　这两个公式表明，资本家对种子与劳动的替代或资本-劳动比率K/L的选择原则是，使劳动的边际产品MPL等于工资率加上工资率乘以利润率，使种子（资本品）的边际产品MPK等于1加上超过其损耗的利润率或使其增加的产出等于利润率。[185]\n这里的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为，使每一个单位谷物资本用于种子或雇用劳动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这样，由此得到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也就是：　　　　　　w=MPL/(1+r)（6）　　　　　　r=(MPL/w)-1（7）　　　　　　显然，这里完全不是由新古典边际原理所得到的要素价格等于边际产品，如劳动的工资率等于劳动边际产品w=MPL、谷物的利润率等于谷物边际产品r=MPK（其中的工资率或利润率是给定的）[186]；相反，由于上述模型中的资本不只是作为资本品的种子、而是作为总资本的谷物，这样，资本家使用给定的谷物资本既雇用劳动又购买资本品，就使得模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与纯粹技术关系中的生产函数完全不同了。　　　　　　可以看到，这一模型与新古典学派之间有两个重要区别，其一是采用了古典学派斯密的“支配劳动”的假设，即工资是由资本家预付的，这就使得总资本必然由种子和工资两部分共同构成、而不仅仅是新古典理论中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的资本要素；其二是种子的数\n量也并不像新古典那样是完全给定的生产要素，而是在现实经济中由资本家根据工资率进行选择的结果。不过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上述模型决不是简单地把古典与新古典模型综合在一起，而是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这个重要假设包含在内，它表明：作为一笔预付的货币，资本代表着一种支配的劳动、从而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竞争中获取统一的利润率。这样，这里的消费时间偏好的选择就不再是新古典的种子和劳动的边际产品（或奥地利学派的生产时期），而是资本家用于种子与雇用劳动工资支出的统一的利润率，从而联系到资本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由此，也将彻底改变纯粹技术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成为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成本-收益计算。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厂商）正是使用这个预先给定的货币资本、根据统一的利润率来购买资本品和雇用劳动的，这与上述模型中的假设是完全相同的。其中，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也就是使每一单位货币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K或雇用劳动L所得到的利润率均等。由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厂商利润最大化就不再是新古典的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要用其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总量的统一利润率，以此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关系。　　　　　　因此，正是上述这种统一利润率的厂商最大化决策原则，构成了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如前所述，古典学派所研究的是生产的商品，是“长期”的社会再生产，所以要把自\n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作为重力的中心。其中，自然价格或生产价格也就是资本投入乘以统一利润率的价格。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不一致时，就会导致各部门之间利润率的不同，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必然会向高利润率的部门流入，而这种资本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达到均衡的状态。与此类似，在马克思那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动、如从原始社会转换到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使得简单商品交换中的“耗费的劳动”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的劳动”，进而使得劳动力为资本家所购买和支配以获取利润，从而价值才能够转化为统一利润率的生产价格。显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关键是马克思在生产价格之前独立确定了一个一般利润率，而这个一般利润率正是来自于资本主义总量的经济关系。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始终存在着这个由资本家按照预付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所获取的统一收益率、即一般利润率。如此，由这个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各种总量，都不再依赖于相对价格或任何技术关系，而只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体现着一种稳定的均衡。　　　　　　依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描述，这里假定一个只有谷物C和钢材S两种商品的经济。沿用马克思的公式，假定r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c与v分别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则有：　　　　　　r=m/（c+v）（1）　　　　　　所以：m=r（c+v）。令P表示价格，由此可得：　　　　\n　　P=v+c+m=v+c+r（c+v）=（c+v）（1+r）（2）　　　　　　则谷物与钢材的价格就分别是：　　　　　　PC=（cC+vC）（1+r）　　　　　　PS=（cS+vS）（1+r）（3）　　　　　　可以看到，由上述（3）式可决定PC和PS，r的水平则取决于方程式（1）；马克思认为“转型”后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所以这里的价格将按照自然产品来决定。　　　　　　但是，正如前面有关马克思转型问题的争论所表明的，在这里，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转型”只转换了产出品的价格，而投入品的价值却没有同时作转换，因而该转型过程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其中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也应当用生产价格、而不使用价值来表示。如果由此而修改上面的简单例子，假定可变资本由谷物组成，不变资本由钢材组成，价格PC和PS分别指包含一个劳动年的各商品数量的价格，则有：　　　　　　PC=（cCPS+vCPC）（1+r）　　　　\n　　PS=（cSPS+vSPC）（1+r）（4）　　　　　　只要用PC除（4）式，该式也就只剩下一个未知数、即相对价格PS/PC。不过，根据后凯恩斯学者盖尔加尼的研究，他认为一旦（4）式成立，根据（1）式决定的利润率再代入其中时，两式就会互相矛盾。所以为克服这种矛盾，则利润率就要留待（4）式自己决定；也就是说，这里必须有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18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者的描述，则（2）式为：　　　　　　P=wL+wLr=wL（1+r）（5）　　　　　　以（5）式与（2）式相比，如果这里的工资基金W=wL相当于可变资本v，剩余wLr相当于剩余价值m，则其中显然是少了一项、即不变资本c，此即马克思所称的“斯密教条”。所以，如果在上式中加入这一不变资本c，则有：　　　　　　P=wL+AP+wLr=wL（1+r）+AP（6）　　　　\n　　显然，（6）式与（2）式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以后，当资本家使用预付的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c和劳动力v以获取统一利润率r的剩余时，必然会存在一个用以表明资本主义总量经济关系的统一利润率。所以该式也就表明，实际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的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比如，以产出的规模和构成、再生产的条件和实际工资为既定资料，就可表明：（1）在一个仅能再生产自身的经济中，相对价格由生产条件决定；（2）在一个能生产超过再生产需要以上的实物剩余经济中，相对价格由基本商品的生产条件以及剩余分配的方式决定。在后一种情形中，如果剩余作为一种利润率分配，则这些既定资料就会决定相对价格，但同时却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存在，从而达到均衡。显然，这也是力求恢复剩余经济传统的斯拉法体系所要表明的。　　　　　　再回到上面的例子。假定不变资本只由一种商品构成，并假定实际工资率是统一的，因而所有行业的可变资本类似于由同样的综合“工资品”构成，对此也就可以使用一个价格，从组成“工资品”商品的价格中求得最终价格。现在，对任何数量k的商品a，b，…，k，将其推广至整个体系。假定一年内生产a产品需要La数量的工人，以及不变资本量Aa，Ba，…，Ka，这些不变资本相应地由商品a，b，…，k构成。所以，在一年中生产一定数量的商品a需要的劳动总量（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为：　　　　　　A=La+Aa+Ba+…+Ka　　　　\n　　类似的，Lb，Ab，Bb，…Kb，B；Lk，Ak，Bk，…Kk。其中，Kk为生产商品b，…，k所需要的劳动量；w为生产出现已知实际工资率必需的劳动量；　　　　a，　　　　b，…，　　　　g[188]为构成一个单位“工资品”　　　　的工资商品（数目为g）所包含的劳动量，　　　　选定为计量单位。则有：　　　　　　[（AaPa+BaPb+…+KaPk）+Law]（1+r）=APa　　　　　　[（AbPa+BbPb+…+KbPk）+Lbw]（1+r）=BPb　　　　　　………………　　　　　　[（AkPa+BkPb+…+KkPk）+Lkw]（1+r）=KPk　　　　　　　　　　aPa+　　　　bPb+…+　　　　gPg=1（7）　　　　　　在上式中，（7）式共有（k+1）个方程，而其中的未知数也是（k+1）个，即：利润率r和k个生产价格Pa，Pb，…，Pk，因而此方程式将是有解的（对其有解及其解的性质，可参见盖尔加尼，\n1984）。可以看到，这一体系实际上也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简单的“图画”，即：已知产品分成工资和利润，则这种产品在工资之上的剩余将按资本的数额进行比例分配，从而决定利润率。这样，利润率对于实际工资率的依赖性就可一目了然，从而使得与这种基本关系相联系的特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就相应地显现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现在由（6）式到（7）式所表明的内容，实际上也非常类似于前面斯拉法体系中的第三个公式，即：　　　　　　P=（1+r）AP+wL（8）　　　　　　其中，P为价格向量，w为统一的事后工资率，r为给定的统一利润率。不过，（8）式与（7）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生产资料中包括了按照各个商品所表示的工资，即斯拉法体系的w被假定为统一在事后支付的工资率；而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那里，工资作为一种预付是在事前支付的。正如前面所表述的，同样继承了古典剩余传统的马克思是始终假定工人不消费、只由资本家消费全部剩余产品，而斯拉法则在假定工资为事后支付的条件下，认为剩余产品要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同时进行分配。但在这里，斯拉法的价值与分配分析的既定资料，实际上同李嘉图和马克思提出的所分析的既定资料是一致的，只是马克思未把实际工资视为既定，因而斯拉法的分析结果本身也就是对其论断的一种证明，只不过求解的方程式不同。所以，只要将斯拉法所用的符号代入（7）式，也就会发现，如果用生产价格计量马克思的（1）式与（3）式中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则斯拉法方程式的含义和马克思并无二至。　　\n　　　　如前所述，在斯拉法包含剩余的生产体系中，如果假定存在n种商品和生产它们的n种方法，且每种方法生产一种商品。设aij为用来生产一个单位商品i所需的商品j的数量，Li为用来生产一单位商品i所需的劳动量，即：A=[aij]，L=（L1，L2，…，Ln）。则有：　　　　　　商品j直接参加商品i的生产，当且仅当：aij〉0；　　　　　　商品j直接或间接参加商品i的生产，当且仅当存在序列i1，…，i2，使aij〉0；　　　　　　显然在此，斯拉法也就区分了基本品与非基本品，其中直接或间接参加所有商品生产的商品为前者，而不具有这个性质的则是后者。在此基础上，斯拉法假定至少有一种基本品存在：　　　　　　A21≥0　　　　　　（A31，A32）≥0　　　　　　…………　　　　\n　　（AS1，AS2，…，AS，S-1）≥0（9）[189]　　　　　　这样，如果进一步把向量P和L划分为：P=（P1T，P2T，…，PST）T，L=（L1T，L2T，…，LST）T，这里的Pn和Ln是与Ann同维的子向量。于是，（8）式可扩展为：　　　　　　P1=（1+r）A11P1+wL1　　　　　　P2=（1+r）[A21P1+A22P2]+wL2　　　　　　………………　　　　　　PS=（1+r）[AS1P1+AS2P2+…+ASSPS]+wLS（10）　　　　　　因为假定不等式（9）式成立，则由方程式（10）也就可以表明，即使生产方法发生变化，基本品的价格也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证了工资率与利润率之间的对应关系，由此可得r=R（1-w）。如前所述，这里的R表示最大利润率，即当利润率等于零时有一个最大化工资，当工资等于零时也就有一个最大利润率；也就是说，在斯拉法的这个标准体系中，就任一给定的工资值来说，必然会有一个唯一的利润率（和相联系的价格）与之对应，反之亦然。　　\n　　　　正如前面表明的，斯拉法随后放弃了实际工资既定的假设，从而使得分析自由度的引入开始以同任一特定的工资值（以计数单位表示）相联系的利润率的轨迹来表述。这样，为使（10）式表示的模型最终有解，或者需要实际工资既定（即实际工资在利润率和正常价格决定之外决定），或者需要利润率既定、即外生给定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这样，（10）式也就等价于上面的（7）式。而且由上可知，这里根本的一点在于，（7）式恰恰为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运用劳动价值论时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个一般答案。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学说的一个特征性前提，即在实际工资和社会产品已定条件下对利润率和相对价格的决定将不受影响；由此，利润作为一个剩余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决定分配的各种经济力量也就得到了保持。显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它联系着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斯拉法等前后几百年间的古典剩余经济的分析传统，从而标志着一种古典的一般均衡，而决非一个在差别实物利息率下仅描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如前所述，在新古典理论中，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所阐述的只是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这种技术关系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新古典学者也强调了这一点，即无论社会的经济组织如何，要实现资源的\n有效配置都需要这种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指数。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表明的，即任何社会都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如前所述，恰恰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描述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明确指出，这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或资源有效配置，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中，就采用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价值的形式，而且这种价值的形式只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目的，由此产生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量关系和按照价值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价值形式在前面的斯拉法模型也已经给予了说明，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只是一种斯拉法的生产方程，其投入-产出系数由新古典的偏好、要素的边际产品所决定，由此得到反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但与此不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则在这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统一利润率的假设；而且正是通过这个一般利润率，所有异质品才被加总为一组总量、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关系，而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总量、如GDP、总资本、工资与利润等，作为一种价值形式，同时也就构成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的形式或工具。因为在实际中，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正是通过采用这些价值形式所形成的为获取利润的竞争或资本家的套利，来实现技术上的相对价格或资源的有效配置。　　　　作者：马克思XI世　回复日期：2009-12-24　20:08:54　回复　　第二节古典一般均衡的意义及其稳定性　　\n　　如前所述，自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开始，经济理论就已经使用了后来所说的“长期方法”来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即市场经济内各种生产、分配和积累如何发生的问题。按照魁奈和斯密的观点，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产生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结果。斯密更是认为，竞争必然会趋向于确定一致的“自然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比率；这样，当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致时，各部门的利润率也就会和整个经济中普遍取得的利润率相一致，从而达到均衡状态。在这里，竞争力量的相互作用是推动这一均衡实现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继承了古典剩余传统的这一分析方法，但马克思的分析显然更为彻底也更为深刻。其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将这种“长期方法”应用在了最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利润率上。在他那里，利润率首先表明的是一种剩余与价值资本的对应关系、而并不涉及新古典实物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所以就有可能将对决定平均利润率因素的总量研究与对分配变量和商品价格之间的技术相联系的研究彻底分离。在这种情形下，统一资本收益率的状况限定了商品价格和利率两者达到长期均衡的位置，因而当特殊行业中出现意外利润收益或损失时，竞争的力量就会启动一个重力的作用过程，最终形成一个处于长期均衡位置的统一的利润率。半个世纪以后，标明要回归古典传统的斯拉法，又通过假定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利润率，更加明确了这种古典和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n　　然而，随着1870年“边际革命”的兴起，新古典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却明显地扭转和改变了古典传统的分析方法。比如，与古典理论强调通过将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先于并独立于价格来揭示剩余来源的方法不同，这种新古典理论同时决定了价格、产出和分配，即所有这些变量（包括利润率）的自然和均衡价值都取决于其他变量，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生产的技术条件，它与新古典的要素资源配置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以此确立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然而，正像著名学者罗宾斯所说，“这种一般均衡分析决不能同真正长久的均衡相混淆，因为后者必须允许有充足的时间让各种要素禀赋在人口统计因素和储蓄倾向的影响下发生变动，以至于经济达到稳定的或稳定增长的状态。”[190]显然，罗宾斯教授这里所认为的是，类似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并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长久均衡的状态。正如前面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这种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总是受到很多不现实的假定条件的约束。比如：当存在资本品供给价格基础上的统一利润率时所作的均衡尝试，并不能要求各种不同资本禀赋之间的比例作为已知数；而只能通过改变相对的资本禀赋，才能将不同资本品各自的边际产值纳入到与各自生产成本相一致的统一比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关于资本的传统新古典观点始终把“资本”视为生产的单一要素，似乎无需改变“数量”就能改变其“形式”、即体现为异质资本品的不同向量，从而使其“形式（即构成）”可以被留待均衡条件去决定。但如此一来，这个特定要素最终则必须按价值量衡量，因为在均衡状态下，不同资本品所得\n到的收益是与它们的价值成比例的。因此在新古典结构中，对同质的“资本”要素价值量的论证就是逻辑上必需的，即这种论证是通过“生产要素”供求均衡而又不抛弃传统的长期均衡方法来阐明分配的尝试所必须的。但是，新古典理论自身的逻辑悖论使之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些论证，从而成为60年代“剑桥资本争论”所批判的目标。在争论中，新剑桥学派认为新古典的上述观点均是不能成立的，比如瓦尔拉斯原是想决定长期均衡，不过当他同时也想相应地保持统一利润率的条件时，却发现这一条件与新古典的实物资本要素是不相容的；换句话说，当他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已知数时，其模型一般来说则是无解的。所以，“应用新古典理论的既定资料——个人偏好、技术、禀赋的大小和分配——不能确定正常的长期利润率和与之相联系的价格。”[191]　　　　　　这样，在瓦尔拉斯以后，一些新古典学者如希克斯、德布鲁等人，也曾着手修改瓦尔拉斯的某些前提假设，以试图完善其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比如他们保存了瓦尔拉斯把资本禀赋视为既定向量的论述，但为了避免瓦尔拉斯的前后不一致，同时也不得不放弃了其供给价格基础上的统一利润率的条件。其中，现存的资本品被视为自然资源；商品是有期限的，即未来商品的价格与目前可得到的商品的价格不同；假定存在完全的期货市场（参见德布鲁，1959），或者通过在已知数中引入预期（参见希克斯，1939），从而达到一种暂时均衡。但在这里，帕尼科与彼得里（Panico,C.andPetri,F.）两位学者则明确指出，“必须强调对资本的这类研究，也仍然同长期分析方法所要求的均衡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192]\n所以两位学者认为，真正能够表明长期均衡的分析方法，应当试图说明那些经济状态具有常规的重心作用，对这种状态的偶然背离则会产生把经济带回到这种状态的力量；而且，通过比较与变化前后相对应的长期位置，还可以研究经济的变动轨迹。显然，修改过前提假设的新古典一般均衡仍然不能具有这种作用，因为它们所依赖的一些未知数因对均衡的任何偶然背离而发生变化（如异质的资本品禀赋、期货市场的不完全、预期等）；这样，由这种背离所产生的力量，将不能把经济活动再带回到同样的均衡状态。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稳定性问题就只能退而求助于设想一个短期调节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排除在均衡达到之前实施非均衡的生产决策。不过，这种新均衡概念的引入，加之对以前均衡概念区别的忽略、和前后概念均使用相同术语，从而也就构成了目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必然存在着的各种混乱的根源。就像布劳格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方法论》中所描述的，虽然哈恩发现（1973年，第324页）“一般均衡的研究者相信，他有了从可能的地方走向描述性理论的起点”，而且近十年来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断修正，也逐步弱化了它的公理而把它的基本条件进行了一般化（温特劳布，1977），但这并没能使我们向描述性理论靠近一点点。总之，很难支持相关的结论，即认为一般均衡研究框架普遍是“理论上的十分严密和理论应用上的零零落落”的结合。[193]　　　　\n　　实际上，从上一节单一产品模型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确地表明异质品模型的性质和资本理论的逻辑争论。显然，新古典理论的逻辑错误并不在于异质品模型，而是来自于其在异质品模型中使用统一利润率的假设所作的价值加总，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入进来而不能保持其纯粹技术关系的假设。正如前面单一产品模型的推论所表明的，只要存在一种给定的总量资本用于购买资本品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其利润最大化就是按照MPL=w(1+r)和MPK=1+r这两个式子所表示的统一利润率原则进行的，而不再是要素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把这一点用于异质品模型，则只要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利润率，资本就不再是新古典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而是用于购买劳动和资本品的“总量资本”、或者说就成为古典学派的“预付资本”概念，由此也就导致了新古典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总量资本的逻辑悖论。显然，这与马克思使用抽象劳动时间所表示的总资本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前面斯拉法的模型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即给定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其投入可以扩展到固定资本和土地）、并加入统一的利润率时，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由于都被“资本化”为一种总资本而比例于利润，这就与单一产品模型的假设保持一致。所以，新古典理论将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与要素分配混淆在了一起；相反，就总量关系而言，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是完全分离的，或者说，技术关系仅决定相对价格、而与总量关系无关，总量生产函数和总量收入分配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经济关系。　　　　\n　　在这里，强调这种相对价格与总量关系、或技术关系与收入分配（或社会关系）的分离，对于解释前面资本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或技术选择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斯拉法的方法，其资源配置过程可分为两个步骤：其一，表示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一般生产方程，可以用新古典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解决；其二，在其中加入统一利润率的假设，从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模型。但在现实中，这两个过程是不能分离的，厂商（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采用总量的利润率和工资率。这样，如果厂商根据实物的要素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技术选择，显然并不能到达资源的有效配置。正如前面证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并不是使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而是使之等于实物的边际产品乘以1加总量的利润率。而且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中按照“宏观”的工资率与利息率（或货币量值的宏观变量）进行的技术选择和资源配置，能够与新古典资源配置的结果保持一致。在这里，对于这一问题的证明是易于理解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生产模型只是在其中加入了统一的利润率，或者说所有的相对价格或实物的生产要素和其边际产品都是由利润率加以“贴现”而成为总量；而同时，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其实也就是采用统一利润率原则的一种“反贴现”，当二者相抵时，所实现的资源配置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就是相同的。由此可以说明，“宏观”总量关系完全独立于只取决于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所以技术关系与宏观总量是无关的。这样看来，新古典理论就其本身讨论的技术关系而言、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而其逻辑悖论正是来自于其中不明确地加入了一个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比如瓦尔拉斯新古典一般均衡与统一利润率的不一致。[194]　　\n　　　　与此相反，在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中，把不同质的资本品加总为一个价值资本、并要求获得统一利润率的概念，并不是来自于生产函数在技术关系上的属性，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即按照“资本价值”的预付获得统一利润率的要求给定各部门统一的利润率，从而各种异质的资本品才能够被“资本化”为一种同质的总量而与利润率相联系。在这里，正像上一节由马克思转型后的剩余方程式而确立的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以及前面斯拉法模型所表明的，先给定技术上的投入-产出生产方程，然后通过给定一个外生统一利润率r，就可以得到价格模型，从而表明这种用以得到宏观总量的利润率的性质来自于古典学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显然，这里的统一利润率是外生给定的，因而也可将其称作一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那么，这种“外生”将如何给定呢？斯拉法曾经提到这种利润率可以由货币利息率决定，即“作为一种比率的利润率，……它可以从生产体系以外决定，特别是可以为货币利息率水平所决定。”[195]其实，后来凯恩斯也正是由此得到启发，在《通论》中专设了一章（第17章）来讨论“货币的自己的利息率”，以作为他的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基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斯拉法提出利润率决定于生产体系之外、特别是由货币利率决定的看法，基本上也同“给定”实际工资的古典方法相对称。因为对于古典学者来说，实际工资由社会和历史\n的力量决定，从而可以同相对价格和利润率的决定分开加以分析；同样，在一个资本主义竞争的现实经济中，利润率必须与之相适应的货币利率，正是由货币制度的正常运行、特别是国家决定的。这一点也会使人想起凯恩斯的一段话，即“利率是一个高度常规的现象，而不是一个高度心理现象”。[196]所以这里的结论是，决定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和总量关系的，正是由这种货币利息率所决定的稳定状态的利润率，它来自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货币与资本的性质。　　　　　　实际上，当我们考虑到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时，这种稳定状态的利润率自然就会联系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1958年，新剑桥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依据多年的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程式化事实”，它们是：（1）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稳定的；（2）每个工人所使用的资本量、即资本-劳动比率是稳定增长的；（3）资本的利润率在长期是稳定的；（4）资本-产出比率在长期是稳定的；（5）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或收入分配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比率是稳定的；（6）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各国之间显著不同。[197]可以看到，这些由统计资料显示的经验事实是如此的具有规则性。以美国为例，据世界银行发表的《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平均为3.4%，[198]尽管有波动、但大体上却是稳定的，显然它与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这里的问题正是出在价值计算上。事实上，\n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物品能够被加总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所有产品生产的经济计算都是按照货币价值进行的，即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资本家雇佣的，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所以结论也应当是明显的，即这些统计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显然，上述程式化事实来自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关系，即一旦给定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则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将与收入流量的增长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将保持不变，而这些程式化事实正是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稳定状态模型。然而，新古典理论所阐述的资源配置原理却只是一般的技术分析，所以并不能表明特定经济制度下的经济问题；相反，马克思利用价值概念所讨论的利润率下降、以及由此涉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关经济波动等现象的说明则是有效的。对此，就连始终反对马克思的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也不得不坦承，“马克思是第一个表述稳定状态均衡的行列连贯的人。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分析的不朽的贡献。”[199]由此也可以表明，马克思和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角度出发来说明以价格计量的总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到，上述分析其实也就表明了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之间的一个区别，而这种区别就在于各自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不同。其中，新古典理论通过稀缺性价格所决定的供求均衡来调节资源配置，而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则是通过\n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来调节，即存在着一种总量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从而可以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表现这种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关系。[200]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这种由宏观变量的价值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在经济中只是调节而并不决定资源配置，决定资源配置的依然还是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也就是说，新古典的指导稀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理论在单一产品经济中是有效的，只要这种相对价格能够表示现实中的技术关系。实际上，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就曾经使用过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这一问题。如前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解释“价值”一词时所引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201]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第3卷阐述“流通中的价值规律”时，马克思又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种含义，即价值“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202]这就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看到，其中第一种含义所表示的价值是指竞争与收入分配的社会关系，而第二种含义则联系到市场需求，表明价值是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或资源配置决定。不过实质上，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统一的，二者共同决定着现实中的相对价格。[203]\n也就是说，也可以把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解为新古典理论的相对价格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格决定；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表示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必须通过统一的利润率，转化为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生产价格。所以，在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的模型中，反映技术关系的供求同样也可以通过总量意义上的价值表现出来，并且还可与统一利润率的竞争和资本转投相一致。因此，通过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由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决定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与生产价格之间关系的讨论，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达到均衡的过程，即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而这种由技术关系决定的供求变化也会通过资本转投来调节，最终达到的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同时也就是使市场供求相等的均衡。　　　　　　由此可见，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其中，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关系，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只是反映生产一般的技术关系，而根本不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所以说，新古典理论在性质上更适合于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型，如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大论战，正是在这种新古典理论基础上展开的。[204]但在这一问题上，很多学者似乎都被新古典理论迷惑了，即人们一直把这种表示新古典资源最优配置的供求均衡作为一种唯一的均衡和对现实市场经济的描述，以至剑桥资本争论中暴露出来的\n许多问题都难以澄清。比如一些学者将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描述为一种成本理论，即新古典的相对价格是一种稀缺的指数，而古典理论中的相对价格则反映成本，但这种表述极易引起混乱，因为它同时也就无法与马歇尔的成本概念相区别；而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评新古典理论时，也不能明确区分这两种均衡概念，如有的学者提出当新古典理论的供求相等时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显然，在新古典理论中，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是由偏好和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当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抛弃了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或马克思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强调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均衡时，却会遇到如何解释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到资源配置问题，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再次转向了新古典理论，从而引起了其逻辑上的混乱。在这里，由上述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明确表明，这种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是按照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总量价值或统一利润率的均衡，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是能够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或者说它正是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方式；与此相反，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只是生产的技术关系，是假定在没有资本主义竞争下的一种资源配置状态，从而并不能真正表明现实中的竞争和资源配置。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n　　在上述价值、分配理论的微观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即一个排除掉技术关系的“宏观经济学”，从而被经济思想史学家熊彼特称为“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205]在马克思的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其核心是要说明有效需求或利润率下降问题，通过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马克思将其联系到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性质；同时，对价值、剩余价值和收入分配一系列的分析，正是构成这种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长廊中，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的说明，则始终是归之于新古典的相对价格理论或其一般均衡理论，这使得古典和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量社会关系的描述、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模型，都被主流经济学1870年的“边际革命”淹没了。　　　　　　不过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对新古典关于经济活动水平和资本分析结论的各种不满，也直接促成了另一些学者开始反其道而行之，凯恩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概念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体系，用来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经济学说史上称之为“凯恩斯革命”。在这部书中，凯恩斯批评了那种认为市\n场经济只有一种固有的充分就业倾向的新古典派结论；相反，在《通论》的引言中，凯恩斯说明自己所关心的并不只是暂时性分析和经济活动水平的周期性波动，而是涉及到在经济体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更基本的经济力量。因而，他要以新的理论来取代新古典关于产出水平的长期理论。其中，尽管凯恩斯也假定经济中存在既定的固定资本品结构，从而有可能引起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短期理论；但同时凯恩斯也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主要是打算解释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就业水平围绕着一个中间或平均的位置波动、而在其他时期则围绕另外不同位置波动的原因。显然，这就必然涉及到“特定历史时期”和“平均的或正常的位置”的概念；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一种在方式上类似于马克思“平均”利润率理论的长期理论。[206]　　　　　　此外最主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暗示了一种强调有效需求作用对积累的分析，比如在固定资本品结构进行调整的增长中，经济所遵循的稳势受到有效需求水平的影响，从而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问题。在这里，凯恩斯所假定的固定资本结构调整是为了取得统一利润率的可能性，也使得人们把《通论》视为一种长期理论。凯恩斯认识到，有效需求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这促使他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问题。其中，他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比如由于边际消费倾\n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却并没有真正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所以最终，《通论》中仍然保持了新古典传统的成分，如接受可从中推出存在充分就业利率水平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从而使得人们认为，凯恩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可视为是市场力量尚未充分发挥效力的一种情况。[207]正如德鲁克教授所说，“凯恩斯毕竟不曾抛弃过古典经济学（注：这里指凯恩斯所试图推翻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中任何一条原理，他甚至保留了‘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储蓄总是等于投资；不过它变成了一个‘特例’。”[208]所以说，凯恩斯并没有真正推翻传统经济学的萨伊定律，而不过是说明了该定义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殊情况。　　　　　　然而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有关企业以货币总量来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必然要联系到前面马克思和古典学派的有关价值决定问题，所以凯恩斯经济学中也就缺少一种相应的价值与分配理论，来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由此，一些后来的学者们，如萨缪尔森等人就把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传统与经由希克斯重新塑造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人为地套用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也称“新凯恩斯主义学派”；这样，该学派也就在\n与凯恩斯长期分析方法不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综合”的新古典价值、分配和产出水平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一经济理论却是一个同时存在两种既有关联、又相矛盾的理论体系。一方面，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将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而另一方面，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则侧重于分析经济总量，根据其涉及总量变数的理论，得出的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这样，整个体系就是相互矛盾的，从而并不能够真正用于解决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　　　　　　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上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涉及有关经济增长的问题。为了使其理论具有一般性，哈罗德（1939）和多马（1946）曾试图在这一分析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采用在投入之间缺乏替代性的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体系增长的内在不稳定性。这样，哈罗德从保证劳动完全雇佣的角度出发，多马从凯恩斯理论动态化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基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经济增长模型。两者的结论是相似的，即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从而被称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但是，由于使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相等的资本系数、储蓄率和劳动增长率等是事先相互独立确定的，而实际经济活动既不可能保证三者始终处于理想的比例关系，又不可能使其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难以实现的。这样，\n当出现实际增长率、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就不再具有自稳定性了。也就是说，它不但不具有自行纠正实际增长率和保证增长率偏离的机制，而且还有将其偏离效应不断积累的机制，因而对现实经济增长问题也就不具有足够的解释能力。　　　　　　通过对上述经济增长模型中固定资本系数假定的修正，索洛（1956）和斯旺（1956）分别独立地提出了新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型。1956年，索洛在他的一篇著名文献中[209]，指出哈罗德模型的问题在于其隐含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放松这一假定后，索洛创立了以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这一模型在资本与劳动完全替代的假设下，得出了通过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变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结论。不过，这一结论却完全排除了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而只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归之于技术关系，这也就是索洛的“技术余值”。一般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分析基于如下一般假设：（1）技术水平持续不变；（2）生产函数中使用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3）储蓄率外生；（4）劳动供给外生，并以固定速率增长。在此基础上，索洛模型的关键特征是其新古典形式的生产函数，它假设了不变规模报酬、对每种投入的报酬递减、以及投入之间某种正的且平滑的替代弹性；如果将其与不变储蓄率规则结合起来，也就产生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经济模型。然而，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增长核算的研究却表明，资本存量和劳动的增长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产出的增长；换句话说，索洛并不能断定在除去其他投入所做贡献以后剩余下来的部分该如何处理，所以就将其作为一种“余值”用技术进步来解释。[210]\n索洛指出，以1909-1949年期间的美国为例，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增长，而另外87.5%的产出增长应归于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Residual），从而确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211]然而，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置于增长过程的核心地位的同时，却否认经济分析可以说明技术进步过程。这是因为，根据新古典理论，总产出由劳动和资本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进行分配，没有剩余用来补偿技术进步；这样，技术进步就是外生的，所以新古典增长理论根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技术进步。当然，一种解释是把这一技术进步看作由政府通过支持基础研究而提供的公共商品，毫无疑问，战后美国经济的情况可以为这种观点提供一些佐证；但是，如果用此来说明战前美国经济或者其它国家就有些勉强，而且即使在战后的美国，私人企业也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对此显然是无法给予合理解释的。　　　　　　根据美国学者琼斯的研究，新古典关于技术进步的上述表述本身即带有致命的弱点。他指出，“技术进步的简单概念，由于用了硬‘塞进’总量生产函数的一项来说明，就包括了一切移动生产函数的要素，而却排斥了现实技术进步的某些重要方面。”[212]对此，琼斯列举了一个打字员的简单例子。假定一个打字员通常1小时打2000个字，\n如果其产出增加到每小时3000个字，那么按照索洛模型，则这个产出的增长就可完全归于“技术进步”。但实际上，这每小时产出的增加也可能会由许多根本不同的原因引起，如：（1）打字机被一架性能更好的机器更新；（2）随着经验的丰富、或者由于业余时间的勤学苦练，打字员的速度提高了；（3）打字机的字盘经过了改换，等等。由此可见，虽然所起的作用相同，但原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其中：原因（1）包含有一项假设由雇主支付的、新的资本设备；原因（2）使用了打字员的闲暇时间；而原因（3）现存机器的改换也假设由雇主所支付。也就是说，在这些原因的背后，实际上已经隐藏了诸如资本投入的增加、雇主与员工之间劳资关系的变动等内容。由此，琼斯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就是，“很明显，对于千差万别的各种作用和影响，用技术进步这一术语来包罗一切，就会掩盖了经济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特征。”[213]在这里，对于技术进步可以在概念上不受资本积累的影响、因而是一个外生比率的新古典思想，同时也受到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的猛烈抨击。他指出，“每个工人使用更多的资本，不可避免地需要引入先进技术，这就又需要某一种‘发明’；另一方面，大多数技术创新要求每个人使用更多的资本——更精密的设备或更大的机械动力。……由此可知，在沿着知识状态已确定的‘生产函数的’运动与因知识状态的变动而导致的‘生产函数的’移动，这两者之间任何一种线条分明或截然的划分都是武断的和人为的。”[214]所以，卡尔多认为，技术进步必然要依赖于资本积累率和经济体系内的任何其他变量、如经济关系的变动等因素，而不单单只是生产函数上的技术关系。　　　　\n　　另外，生产函数的新古典性质也造成了索洛模型对经济长期增长解释力的匮乏。依据上述理论，在缺乏技术连续进步的情况下，该模型的一个预测将必然是人均增长最终停止。这个类似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引入土地收益递减原理而得出的预测，正是来源于其新古典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但这一结论显然是不符合经济现实的；因为已观察到的正的人均增长率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或更长，却并没有任何明显迹象表明这些增长率有下降的趋势。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它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在这里，资本报酬递减的假设——人均资本K/L更少的经济（相对于其长期人均资本而言）趋于有更高的回报率r和更高的增长率g——导出了索洛模型的另一个性质，即：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长期或稳态位置越低，增长率越快。换句话说，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要快于高收入国家。但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却并不能证实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这一结论，比如在1960-1989这30年间，低收入国家增长率最低，高收入国家次之，而中等收入国家增长率最高；而且，世界贸易的格局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或在欠发国家之间进行，而不是更多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这也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难以解释的。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斯密和马克思所强调的“收益递增”，而新古典增长理论之所以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正是在于其增长模型的稳定均衡是以收益递减规律为基本前提的。[215]　　\n　　　　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上述种种缺陷显然是视而不见；相反，却在其始终无视社会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生产函数技术分析上越走越远。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和克洛尔的《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则与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理性预期学派）开始融合，从而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和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由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了。在这种新古典综合的经济理论体系中，资本被视为一种代表实物资本品的生产要素，而货币和以货币量值计量的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都只是实物的符号，即完全采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来解释现实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种宏观变量。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总量的生产函数，主流经济学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其在理论套用中所出现的宏观经济学的严重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效。[216]这样看来，逻辑不相一致的新古典理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就像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所总结的，“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n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1971，第160-2页；诺德豪斯，1973）。”[217]　　　　　　而且，这种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所强调的货币经济分析、以及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根本不能融合的。1953年，罗宾逊夫人提出了“资本加总”问题，同时以斯拉法的著作（1960）为导火线，从而引发了著名的“剑桥资本争论”。这使得新古典理论的众多矛盾与悖论被一一揭示出来，而这种纯理论的争论则直接联系到现实问题、如对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解释。如前所述，1958年卡尔多提出的几个程式化事实和随后的经验研究都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统计资料均显示，长期经济具有着相当大的稳定性，即所有的宏观变量在长期都将保持稳定增长的状态。然而，这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并不相容，但为了使得新古典的稳定增长成为可能，以技术分析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就试图用特殊的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形式来解释这些事实。但问题是，这种解释并不能够与经验相吻合，因为技术进步显然是会随着时间加速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等技术革命，已经使技术进步呈现出爆炸性的趋势，而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依然保持大约3%的长期趋势，这显然不能\n只用生产函数上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另外，再来看“加总”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相加。这里并不存在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可以说不论技术发明是计算机和航天飞机或摇滚音乐，它们都将与面包加总在一起，作为一个价值量并与程式化的事实相一致。所以结论应当是明显的，即这些事实并不能用新古典的实物分析来解释，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不仅不能解释技术进步，同时这些由货币量值计量的程式化事实与技术也是无关的，而只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而且也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才使得各种不同质的商品得以加总为价值量，而这些价值量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218]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的增长理论也就必然包含了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社会关系等各种深层次的内容，而实际的经济增长恰恰也正是由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　　　　　　在这里，根据古典经济学派与马克思的假设，即工人没有储蓄，资本家阶级不消费、利润全部用于积累，或者假设一个社会的储蓄等于剩余价值，[219]那么，由于长期社会消费倾向稳定，从而无论是工资所得还是资本与土地所得用于消费的比例也是稳定的，由此产生的积累与利润总额也是相等的，即经济增长速度就将等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平均利润率或自然利息率，这也就是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所强调的一个外生给定的统一的利润率。正是由此，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它代表的经济增长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即以预付\n为代表的资本对平均利润的索取，从而与生产技术的选择及其进步速度无关。虽然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分析得出经济增长率也具有下降趋势的结论与客观实际并不完全一致，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具有各种阻碍这种趋势的力量，当这些阻碍的利润率下降的力量大于促进的力量时，利润率与经济增长率也会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根据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则净利润率应该等于零；显然，这种分配或假设与资本主义性质是不相符的，因为这样就无法产生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没有企业家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实际上，长期经济增长由平均利润率决定这种情况也就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不是由各种技术性因素决定。如前所述，主流经济学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逻辑矛盾，而这种矛盾只有像马克思那样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得到解决。因为异质的生产资料或异质的资本品，之所以能够被加总为同质的东西而进行比较，只是因为它们都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关系，即不管预付货币对应的具体对象和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它们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利润率，从而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将等于其各自生产成本加上这个统一的利润率。虽然从实物形式看，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对这些实物（或不变价格决定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以实物（由于产品间的异质性从而无法表示）、而是以货币支付为代表的有效需求来表示的。\n这样，在货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不管以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带来的实际产品如何增长，以货币或资本主义性质表示的经济增长都将是稳定的；而且，也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各种实物性商品价格的不断下降（以劳动价格作为参照对象），并且其下降速度与技术进步速度成正比。显然正是这种原因，才会导致技术进步的速度虽然越来越快，但以货币或价值表示的经济增长速度却保持相对稳定。这种情况表明，在封闭经济中，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等实物性因素无关、而只与资本积累有关，但平均利润率的稳定又决定了积累增长率的相对稳定，所以资本主义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是由技术进步决定，同时技术进步的原因还应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或一般性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即技术进步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内生的。这是因为，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平均利润率规律，不仅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的有效需求，而且也决定了对每种产品的有效需求。比如围绕利益分配所展开的资本家之间的各种激烈竞争，会促使他们不断进行各种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分工创新，以使自己的个别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其结果虽然使部分领先者得到了超额利润，但整个资本家阶级却并不因此而增加利润。所以说，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等各种创新活动都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内生的。在这方面，显然马克思对内生性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分析更符合资本主义的实际；相反，新古典学者们都是在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仅就若干个主要变量的关系作技术分析，其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反映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增长了。　　　　\n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也可以把这一点与马克思讨论资本积累时所使用的一个基本假设联系起来。这个假设就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而这种储蓄完全以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表示，即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中资本存量的价值取决于货币储蓄。显然，这种资本积累的分析更能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函数的性质，即这种“消费函数”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完全无关，而只是取决于资本积累的动机。在这种消费函数的假设下，马克思利用价值形式讨论了社会再生产的平衡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这一问题则联系到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计算和收入分配。假设资本家不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利润）用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则消费品部门（第Ⅱ部类）的价值总量必须等于工资，资本品部门（第Ⅰ部类）的价值总量等于剩余价值（利润），这就构成一个简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在这一模型中，给定上述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则剩余价值率（收入分配或工资与利润在收入中的比例）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否则将使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遭到破坏；而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的变动就必须与两大部类的结构变动相一致。这样，假设剩余价值率或收入分配不变，则只有一种稳定状态模型可以与之相适应。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n思把这种价值模型转化为生产价格模型，从而讨论了随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问题。这里不同于李嘉图从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所导致的利润率下降，因为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而纯粹产生于价值计算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即随着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收入流量中的剩余价值量不变时，或者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就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种利润率的下降来自于资本积累和为利润而生产的矛盾。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最早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矛盾来讨论经济周期问题的，同时他也是最早系统地采用两个部门模型讨论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学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是为利润和资本积累而生产的性质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假设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工人的工资将消费全部产品，那么资本家所得到的将是由资本品部门的产出所表示的利润，再加入作为资本存量的不变资本，就可以得到利润率。假设资本家的投资取决于一定的利润率，则资本品部门的产出价值必须与（资本存量）不变资本加消费品部门产出的工资之间保持稳定的比例，以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而当资本积累使不变资本增加时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显然，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与技术无关，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和价值与剩余价值的计量。　　　　　　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了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的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n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从而深刻地表明了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将有效需求联系到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利润动机和收入分配。1942年，罗宾逊夫人在讨论马克思经济学时，强调了其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联系；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她提出了以工资和利润的划分为基础的新剑桥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是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了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增长条件（罗宾逊，1956；卡尔多，1958；帕西内蒂，1962）。其实，罗宾逊夫人的模型也可以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推导出来，即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模型中加入资本积累，其稳定状态的条件就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保持稳定的比率。但是，罗宾逊夫人和其他新剑桥经济学家并没有能把新剑桥增长模型应用于现实世界，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不能摆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宏观变量是表示实物产出和受技术变动影响的传统观念。换句话说，新剑桥学派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理论依然缺少价值理论的基础。　　　　　　与此相反，马克思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则明确表明了各种价值总量的计量与货币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基础上的货币体系，因为资本主义中利润与工资的分配比例、利润率的大小、实际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等，都决定于资本家的货币预付，所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性质及其供给变化，也就成为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枢纽。在资本主义\n经济关系出现以前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本质反映的是商品交换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货币只是衡量不同商品间相对价格或交换比例的工具，即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而被用作一般的价值尺度，这样，只要相对价格不变，则货币量的绝对量及其内在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从而才会出现“观念”的货币；然而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量的变化成为决定一切的核心[220]，这使得货币量值就成为资本家进行企业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即获取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剩余价值，而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的规律性，也正是来自于这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价值计量，即只要在这些程式化事实中加入利润率，则将得到唯一的稳定状态增长模型。换句话说，所有这些统计变量的规律性来自于一个稳定的利润率，而这一点正是前面古典-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所表明的。由此，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经济中，各种宏观经济波动围绕着由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决定的稳定的利润率而进行；同时，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则共同构成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其稳定性和围绕稳定的利润率的波动来自于作为商业银行资产抵押的资本存量价值对货币供给的制约。在这里，资本显然并不是一种新古典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以抵押为基础的信用关系，从而资本与货币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可分离。这样，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总量指标，均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货币经济的运行与主流经济学的实物经济是根本不同的，这里决定所有宏观统计变量的，只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不可能是生产函\n数的技术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作为完全不依赖于实物生产函数的价值系统时，马克思用价值概念表述的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问题，将直接联系到目前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换句话说，马克思的价值（和生产价格）概念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恰恰适合于目前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的分析，它并不同于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的价值分配理论。同时，建立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与分配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则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以社会关系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也已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这是因为，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正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则是紧密相联的。　　　　　　如前所述，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即有关企业以货币总量来计量的成本-收益计算，必然要联系到马克思和古典学派有关价值决定的问题。这样，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剩余价值的大小、及其在分配中所占比例由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货币量决定这一点出发，必然就会得到一个社会的有效需求是由资本家阶级的支出水平（即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之和）所决定的。由此，则比例结构的失调和非均衡之所以会导致总量性的不平衡，或者说有效需求会时而大于、时而小于总供给，其原因正在于它将影响到利润的实现，而利润的实现程度则会影响资本家阶级的预付资本大小，从而决定有效需求的变化。也就是说，无论是\n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都是由其预期收入决定的，而利润的实现程度则是由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的比例状况决定的。所以，虽然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是资本家阶级的支出或货币量的预付问题，但其核心却是预期利润的实现问题，而这种利润的实现则受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的限制。显然，从这一点来看，则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比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更为深刻的。虽然两者都认识到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核心是利润问题，但凯恩斯却将其建立在心理基础上，从而有效需求总是小于总供给的情况就造成了若无政府干预、则资本主义必然时常处于萧条之中的局面，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处于扩张与衰退的交替之中并不一致；相反，马克思对现代宏观经济周期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有效需求理论的推论，则不仅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衰退，而且也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与繁荣。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并不像凯恩斯及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完全脱离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内部矛盾，而只是直接以总供求关系式作为基础来分析有效需求问题；相反，马克思是将有效需求隐含在对资本主义内部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斗争等深层问题的分析中，而且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从他关于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实现取决于资本家的支出预付、再生产公式的均衡条件、以及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实质等内容，得出有效需求问题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受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调节，技术进步、分工等都是内生的，因而在供给不言而喻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主要矛盾就是有效需求问题，如价值与价格的关系、剩\n余价值与工资的分配关系、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的高低、总产品的实现、再生产运动的方向等，实际上都是由资本主义有效需求决定的，因而“有效需求”问题必然就成为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分析的核心问题。[221]同时，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层涵义去揭示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从而使得他的理论比仅仅围绕总供求各因素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新古典学者，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以，建立在马克思价值与分配理论基础上的宏观理论，作为一种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宏观经济体系，它不仅能够分析资本主义的供给运动，而且也建立了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科学的有效需求理论；与此相反，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则并不能够真正表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在这里，就像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所评论的，“即使不抛弃（新古典）一般均衡解释，就象它现在这样，认为它为对经济制度的运行作出重要解释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出发点这种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一般均衡框架的主要特性是在毫不考虑关于实际经济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的情况下，对纯粹逻辑问题作没完没了的形式化，而考虑关于实际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我们认为仍然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222]显然在此，就是新古典学派的著名学者马克•布劳格也不得不坦承，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并不含有真正符合实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经验内容”。为此，在其经典著作《经济\n学方法论》的最后一章“结论”中，布劳格通过列举多数学者对新古典理论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而遭遇尴尬境况的描述，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他指出，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曾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危机”、“革命”与“反革命”就已经充斥了街谈巷议，甚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的自我批评。比如德鲁克教授就曾不无忧虑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学危机’乃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223]，从而点出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范式作为一个体系所面临的危机。所以，在引用了一些主流学者对其新古典理论自身的检讨之后，布劳格总结道，“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224]可以看到，布劳格已清楚地认识到，新古典的理论体系根本无法经得起实际经验的考察，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证伪的，这样其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的依据显然也就靠不住了。　　　　综上所述，古典学派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在明确表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性质的阐述中，提出了以社会关系为基础、而完全不依赖于技术关系的价值总量计量、分配和各个总量之间关系的理论，并用以表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需求和经济波动问题。由此，建立在上述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所阐述的以统一利润率价值表示的总量，正是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统计变量，而其阐述的这些总量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卡尔多程式化事实\n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运行的规律。相反，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及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把目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货币统计量，完全作为实物生产的投入-产出指标、而依附于技术关系的生产函数和消费偏好，这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它对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抛弃致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始终带有根本性的错误。由此结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古典-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只有这一理论能够确切联系到真实宏观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变动与有效需求问题。复制给朋友分享到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