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论文 4页

　　经济学家、经济学与中国改革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中国经济学家伴随中国改革成长的历程，历数诸多为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过艰苦的理论和思想探索的经济学家；并通过具体实例说明经济学家通过对于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在改革的重大关头和事件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科学的要求愈来愈高，经济学的新课题层出不穷。因此，本文提出亟需加快我国经济科学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关键词：经济学家经济学中国改革感谢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邀请我参加这次盛会，与学友们共同探讨我们这门学科面对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特别是感谢年会邀请我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的这个讲台上做主题发言.freelarket），以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必要性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从而推进了全面的市场化改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家庭农场、城镇私营工商业等J科尔奈所说的“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私有部门”11（科尔奈，1999）已经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约1/3的比重，如何为这一部门的进一步成长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就成为一件关系中国改革成败的大问题。如果继续坚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目标，私有部门只能作为国有部门的“补充”而存在，全面建设私有部门发展的市场条件的任务就根本不可能提出。经济学家的工作对于把改革的目标重新确定为市场经济，从而把为私有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纳入改革的行动纲领，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研究人员的集体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12对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经济”的目标一经确立，建立私有部门发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资金、劳动力、技术等市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改革题中应有之义。\n至于经济学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市场经济目标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了。第二个实例是稳定宏观经济方针的确定。在正确确定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间进行的“通货膨胀是否有益”的大讨论。1985年9月2—7日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又称“巴山轮会议”）13则对这场讨论作出了总结，并且使中国高层政府官员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观政策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同时，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学者刘国光、赵人伟论文的深入讨论，特别是美国学者J×托宾对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精湛分析，会议对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识。这对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正确地规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14第三个实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在内的“宏观经济改革”。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一幅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极好设计蓝图，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根据这一设计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也是人们公认为的我国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尝试。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执行方面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这种理论准备，是在中外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间，我国有大批经济学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就以宏观经济改革的设计而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n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外，对于财政、税收、银行、外汇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都就各国政策选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专题研究15。在研究过程中征询过国际知名专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Musgrave）、麦金农（RonaldMckinnon）、拉迪（NicholasLardy）等的意见。对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国际知名专家莫迪里亚尼（Franco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Stern）、李国鼎（K.T.Li）、刘遵义（La）、麦金农（RonaldMckinnon）、刘遵义（La）是在严格假设条件下对现实作出的理论抽象；在放松某些假设（如完全信息假设）情况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些原理作为理论基准（benchmark）的重要意义21。上述这种认识偏差妨碍我们对经济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比如对于资本市场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只要放开股票市场，资本资源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有的人说，股票价格的高低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都全在于市场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没有规律可循；还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替使用这两种理论；造成了不少混乱。（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严谨求实的学术规范和惠风和畅的宽松讨论氛围。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科学进步赖以发生的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局面。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欧管理学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Boisot)教授曾经告诉我他对中国经济学教学的印象。他说，有些经济学教授对经济学教科书上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的具体问题统统都知道，但是他们对于市场制度到底是怎样运转的却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够把关于市场经济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现在的情况虽然由于有大量经过严格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学中深深感到，为人师表，需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今年11月我参加了《比较》杂志主办的中俄转轨经验比较讨论会，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学者包括普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A.Illarionov）在内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们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接受经济学教育，写出来的论文中规中矩，严谨规范；同时，他们也在俄罗斯的研究机构兼职，能够对俄罗斯的现实问题发表中肯的见解。这种情形给那天到会的中国学者很大的震动。中国也有大量经济学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如何能创造一种机制，吸引他们回国为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是在座诸位大学院系和科研机构的领导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应当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为经济科学的发展不拘一格地引进和使用人才。（3）要加强经济学人之间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n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指出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看来，他所说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22早已是中国文化界的痼疾。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传统的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我们必须与这种不良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在国外受教育的经济学家容或有对国内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深透和不够具体的缺点，但是他们一般受过比较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又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长期生活，他们由此取得的知识无疑是建设中国市场经济所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经济学家常常难以超脱现实的政治社会条件钻研学术和汲取新的知识。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贬低这些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理解的经济学家的作用。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说某一位学者学术上没有贡献，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历史价值。这也是有失偏颇的。至于有些人动辄把经济学家划分为这样或那样的“派别”，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给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随意扣上“代表复辟势力”、“为外国势力服务”之类的政治帽子，更是不能容许的。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环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中国改革和建设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努力发展经济科学，为中国的改革和中华的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