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0页

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11期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贾后明作者简介：贾后明，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授。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历程研究”（编号：13BJL005）、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研究”（编号：12EYBN003）的成果。（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江苏盐城224051）摘要：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重合，被研究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和可借鉴的对象。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和对制度演进的研究方法都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标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而不是完善，这些差异说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难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键词：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85（2014）11-0019-06在新古典经济学之外，西方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非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数学均衡模型研究所谓理性人的经济行为，认为这种研究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片面理解，并发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挑战。这些流派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既感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制度问题，又不愿意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论，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相关结论，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的片面性问题。由于这些学派吸收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试图融合和发展二者，消除两者之间的对立，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并不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n非主流的政治经济学流派有很多，但影响较大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似之处的主要有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国内一些研究者把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希望。因此，只有研究这两个流派的经济思想，分析二者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异同点及其差别的根源，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研究对象有重叠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对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重视。一方面，其理论围绕市场运行而展开，认为只要是完全充分的自由竞争，就可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由于许多限制市场竞争的制度是政府设置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应打破政府限制竞争的这些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只承认一种制度，就是让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正是在这一思想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和社会文化等经济影响因素的研究持消极态度，认为这些因素的存在只会阻碍经济发展，应消除这些影响。同时，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经济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新古典经济学学者自然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制度看作是唯一最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把这一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而不讨论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下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和其他有效率的方式。同一市场，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效果不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同，这种现象明显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文化相关。但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的思维中，这些发展水平差距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实行其经济制度，这就使其经济制度成为市场成功的唯一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组织化、制度化的复杂系统，把社会制度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存在方式，是不可摆脱和忽视的条件。马克思把社会制度分为五种，即五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用生产方式来表述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生产关系则是社会生产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与人的社会地位关系的总体表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了产权制度对分配制度的影响和决定，而不是对交易和生产的影响。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体现了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其分析起点是生产力，即人们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的能力与水平。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关系则是在适应生产力发展中形成与建立的社会生产制度，社会文化、政治、思想制度等上层建筑则是在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了社会制度的多层面结构，也说明了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模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制度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对理解人类社会的制度变革具有重要意义。\n而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界定和分析角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叠，也有不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对经济结构的动态考察，认为应该从结构变化的视角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制度问题，如凡勃伦、康芒斯等试图从社会结构上来理解其制度中的经济状况和变化，这使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表面看起来并不像经济学著作，因为他们探讨的是制度、文化和社会差异。凡勃伦用有闲阶级与劳动阶级来划分社会结构，并用有闲阶级对荣誉、地位的占有控制欲等心理动机来说明社会阶级划分的根源，说明社会矛盾的根源是文化与心理，而不是现实直接的利益矛盾。他虽然开创了对制度、文化、宗教、教育乃至语言的经济研究，但其描述的主观性和分析的古典经济学做法，都使旧制度经济学难以形成对经济学的真正影响和冲击。而且旧制度经济学看起来更像是人类学或文化学而不是经济学。但是他们总体上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处在主流经济学之中。因为他们依旧在研究“经济人”的经济取向问题，只不过把传统的金钱取向改为文化或社会地位的取向，依旧是研究理性人的激励和选择问题。旧制度经济学既想保留新古典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又想把经济学研究转向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由于旧制度经济学对社会结构和制度理解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对历史规律的基本把握，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做了批判，但其分析既缺乏计量经济的支持，又缺乏历史证明，因此很快就沉寂了。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制度是指经济交易制度，是直接影响交易形成和效率的制度，而不是宏观社会制度。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产权，是为了讨论产权制度对交易的影响及其程度。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形成了用经济制度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小来判断制度效率的标准。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较之旧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的“味道”更浓，其关键是坚持了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估量了制度运行和转换的成本，使制度作为一种可供人们选择的社会产品，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了新的估算。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产权制度和交易制度的研究是要说明，私有产权的制度安排是有效和可行的，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和社会才能得到持续发展，才是有效率和有竞争力的，以此说明制度变迁的经济理由，解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存续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成功解释了企业存在的理由及其边界：企业组织的存在可以减少内部交易成本，其边界在于交易成本等于管理成本。交易成本的概念使新制度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直接联系，两者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市场效率的同一结论，当然也有助于了解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社会制度是多层面的，既包括具体的企业组织制度，也包括经济行为规范和交易方式、经济主体的合作与博弈等，更有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法律等制度规范，因此，需要研究多层面社会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n由于制度是社会关系的非物质化表现，因此，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理解和结论。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研究社会制度，但两者研究的制度层面和指向并不完全相同。两者虽有重叠之处，但是不能以此就将两者的研究对象等同，尤其不能盲目地泛化制度的形式和影响，不能把一切人的行为与活动都归于制度，尤其不能泛化地把制度作为经济的唯一影响因素。二、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有着重要差别演化经济学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运用均衡分析方法，试图说明变动的市场最终可以走到均衡，因此其着力点是资源在均衡点分配的效率问题。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有演化思想的，因为它强调了市场变动中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隐含着对均衡的合目的性和方向性，认为均衡是完美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创新、技术和制度等都视为既定不变的条件或单一供给，并不研究这些因素带来的组织和行为变化。因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创新和制度等因素不可量化分析，其演变过程过于复杂，因而无法用当前的数学模型加以描述。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中明确提出，经济学家研究的目标应该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这表明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力求关注经济动态变化的，只不过受其理论初始研究的路径依赖影响，其一直在最成功的市场均衡方面继续发展。在分析技术变化和如何促进技术变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确实难以胜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强调这一作用，但也是语焉不详。而从熊比特开始强调创新在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中的作用，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来研究创新的形成及其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变化的各种具体过程和路径。演化经济学受到达尔文等生物进化思想的影响，强调组织演化中的不可逆性、初始个体差异的影响、路径依赖、偶然突变因素等。这些因素由于不可预见、不可量化，因此难以融入新古典经济学之中。\n演化经济学把生物系统的演化理论运用到经济系统的变化研究方面。由于生物系统中的各个生物并不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却在系统的生理性和历史性的遗传中存续，所以生物系统既有物质环境的无意识性，又反映了生物系统的遗传、变异与进化，并且较之一般的物质环境更加复杂，而与人类的社会系统有相似性，因此，研究人类的组织演化行为可以借鉴生物系统的演化动力和模式研究。当把人类社会组织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如单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或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国家，此时这些经济组织就会被进一步抽象为经济系统的基因，只有这样才能把组织的经济行为与生物的生存和进化行为相类比，用生物系统的演化理论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组织演化进程。演化经济学对知识、创新、技术扩散等的研究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这些领域的发展具有生物系统演化的一般特性，即产生新奇的突变和不可逆性等，而这些因素的形成发展却不是传统的经济投入要素所能决定的。技术和知识的创新既依赖于传统的知识传承，需要在以往的知识基础上进行新知识的创新，但是这种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出现又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而且知识和技术创新的出现必然产生巨大的新奇性，需要从经济价值上对其创新意义进行选择，需要新的社会组织来转化，并为社会所模仿和扩散。因此，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演进过程不同于生产中的常规经营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变化模式。演化经济学以此为研究对象，借用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可以更好地描述这一领域的变化规律。从这一角度看，从生物学而来的演化经济学并不见得是一种思想的进步，而更多的其实是技术和方法手段的引进。而且演化经济学从根本上说还是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把制度作为市场可以选择的一种安排，其选择标准仍是效率或效益，只不过市场的选择原则也如同自然选择一样，是适者生存的经济原则。如，阿尔奇安在其名著《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理性人决策动机的观点，认为个体与企业组织不是追求利润，而是经济系统客观选择了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结果决定了动机。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吸收和引进自然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这既反映了经济学自身研究手段和方法的欠缺，也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研究要通过充分反映人及其社会组织复杂变化的思想，来研究人和组织的经济行为。由于现在人的经济行为和思想研究还无法与自然科学成果相比拟，所以必须退回到将人的行为简单和抽象化为生物行为的方式，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当然，研究复杂事物之前要把复杂事物抽象为不同的简单事物先行加以研究，在某一单一行为得到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再进行综合，这是西方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正如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的政治生活现象、伦理学研究人的道德伦理问题、心理学只研究人的心理行为一样。人自然是社会人，但不能只是模糊地将人作为社会人，而是要研究人在不同的角色下所表现的人的不同侧面，最终才能对人有一个全面深入的理解。\n演化经济学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其理论源头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制度变革更多的是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制度代替另一个制度，没有强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不可逆性，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一般性的经济组织制度和交易制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承认制度的演进特征，认为制度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制度革命和替代的理论：一方面，承认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进方向，即目的性；另一方面，又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促使其走向消亡的衰变动力。虽然是由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向更高级的方向演进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会出现一个消亡和被替代的过程，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更替不是内生的向上过程，而是内生的向下过程，最后会被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制度所革命和替代，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其内在变化的容纳。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演化思想并不是达尔文式的进化观，而是一种属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制度演进思想。因此，在对社会宏观制度进行全面分析的情况下，对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演化进行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具体制度的演化动力和模式的研究方法和立场上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生产力发展对社会制度变革的推动作用，但这些论述总体上还是一种哲学论断，而不是经济学论断。科技如何推动生产发展，如何成为企业追求的目标和投资的方向，如何影响企业与市场并在资本获利中得到体现，这些马克思都做了论述，因此，当演化经济学把创新和经济组织的制度演变作为研究对象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会觉得似曾相识。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还是存在很大差别，因为马克思对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作用也依旧是总体上的表述，而不是从投入与产出、对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和制度变化的角度加以分析。马克思在强调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制度的部分调整和变化。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危机不断深化、生产关系越来越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且其自身矛盾不可调和，新的生产力已经产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的。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都是要说明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n当然，在关注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之外，人们对制度的量的变化从而对制度带来的质的变化的关注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量的变化乃至可能引起质的变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变化，即技术变革引发的生产力的变革。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即在技术变革下的资本集中和垄断。三是总量失衡与危机深化，即在生产不能得到有效计划下出现的过剩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四是阶级对抗的加剧，即阶级分化及其对抗不断严重。这些制度变化都是基于对整体制度变革动因和过程的考查，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问题的主要着力点和研究角度。应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史前考查和史中考查，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演进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应该说这有其宏大历史的把握，对于理解历史是有帮助的。但是正如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结论的有限性一样，人不可能用历史总结的方法得出未来发展的一切。之所以不能，就在于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在这一系统演化中的一些初期细微因素，都有可能成为长期历史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初期又有谁能够确定何者为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呢？三、研究目标差异决定了存在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追究制度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新古典经济学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实质上还是要回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上来回答。新古典经济学限定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因而只会围绕市场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来展开研究。但是如果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把研究目标放在如何促进社会结构优化和幸福度提高这些与人的物质和精神追求相关的内容，经济学研究就要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人类的经济活动既有常态性的可预测、可度量的行为，也有受主观意念、道德观念、习俗文化、知识积累和学习创新等影响的动态行为。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还是在某一侧面对人类的经济活动进行描述和研究，还都不能完全把握人的经济活动规律。胡乐明等提出，与演化经济学的沟通借鉴，不仅是一项繁重而审慎的工作，还需要使学界接受一个作为“相对真理”的容纳学派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参见：胡乐明、刘刚：《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的沟通——以演化经济学为例》，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2期）承认各种理论的相对真理性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习和借鉴其他经济学派别的思想和方法，不是要将其他学派的思想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中，取消其他学派的研究，而是要认识到其他学派对事物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探索，都是在共同地接近“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和角度来继续自己对事物的研究，并因事物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结论，在与其他学派的争鸣中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n因此，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虽然有了较大发展，表现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冲击，但他们不管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具有替代的可能性。以演化经济学为例，其重视制度、文化和习惯等传统非经济因素，当然显现了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也使经济研究更加符合现实。但制度、文化和习惯等因素被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设定的外部环境而不加考虑，其目的就是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经济性，这种抽象和忽视是可以理解的。演化经济学增加了这些因素，从理论上更贴近了现实的人的经济生活，但制度、文化和习惯等因素不能进行货币化计量，也不能确知其影响经济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因此，演化经济学只能在现象上对这些条件的重要性做一些描述，难以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对其进行价格机制的模型化分析。 表面看来，演化经济学研究了制度文化、知识等复杂的不可度量的经济条件，比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更加复杂化了。但是演化经济学不过是借用了生物学中的概念和方法，把生物群落的演化模型套用到人类的经济组织中来。这种简单的套用虽然使经济学的术语概念有所增加，且增加了经济学对社会新奇性行为的研究，但人类的经济组织和知识创新等活动的复杂性又是生物系统所不可类比的。演化经济学不过是在另一个侧面简化了人类的经济活动，其所使用的制度等概念也是一种抽象。人类的经济活动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最终当然还是要进行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研究。而演化经济学目前开辟的几个研究领域，如知识创新、产业演化、经济活动的空间地理变化等，不过是反映了经济中部分因素引起的动态变化，还不能成为经济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还不能说已经掌握了日常经济活动的动态运行规律。贾根良在研究中明显感觉到演化经济学的危机，包括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及日渐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化研究方法（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载于《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演化经济学的危机来自过于机械地借鉴生物学的概念和观点，研究视域只局限在社会经济中的部分因素和条件，如技术创新、产业结构演变等。如果只是从动态的有机的社会系统角度来理解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就无法与复杂系统、自组织理论、博弈论等相区分。所谓综合各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外的学派而构建新的第三派经济学，不过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于个体的微观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宏观分析中建立一个可以容纳二者的中观分析，但是这种努力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愿望，因为科学地描述人类的行为，从静态到动态、从短期到长期、从个体到系统，是一个长期的各个领域和角度研究的过程，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就通过主观思维的构想就能实现。\n这首先是由于动态变化中的因素对人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难以描述和定量分析。演化经济学继续会选择一些经济因素来研究其动态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一些结构性影响。但社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短期的经济变化中就可以验证。因此，演化经济学虽然说是研究制度的演化，但只可能是经济中具体制度的变化，是短期中可预见、可观察的，而对于长期历史中的社会制度变迁，演化经济学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因为其既没有这样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得到有效验证。演化经济学不可能替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因还在于，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研究制度，但是其对制度的演变动力有着自己独特的逻辑体系和概念术语。演化经济学只是在经济组织和人类的技术活动中对其组织制度演化做了分析，而且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作出分析，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对社会的整体制度做出了深刻分析，这是演化经济学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对社会整体制度的分析不仅仅是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或是单纯的效率分析，而是要把社会制度变迁放到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去认识，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加以研究。此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亡和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内在矛盾和冲突而不是其创新和发展，是结构耗散而不是结构优化。孟捷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周期性危机理论是要说明“危机事实上承担了一种特殊的协调功能，即使得整个经济中已遭破坏的内在联系强制性地得到恢复。”而恩格斯把这一观点解读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不可能达成任何秩序，只能导致‘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带来混乱和危机。”（参见：孟捷：《危机与机遇：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载于《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马克思可能并没有说一次危机就会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而是周期性的危机即反复出现的危机最终会带来制度崩溃。每一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一次强制性的调整，甚至会带来新的繁荣，但恩格斯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消亡的结论并没有错，因为这一结论并不仅仅是危机理论所揭示的，而且是其所有理论的共同指向。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会把经济活动中的创新看作是对制度的冲击，而不是对制度的完善和促进。这样的研究目标就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重点放在如何看待社会制度系统中的变异所带来的系统不适应和系统结构分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新制度的研究也是放在旧制度的变异、变化在未来新制度中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基本基于技术层面而不是制度层面。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转而从制度完善和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包括创新、产业和经济地理等经济活动的演化问题，那么最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身的价值追求就不存在了。而具体的制度研究也可以从物理学或生物学、系统学等学科中获取研究方法，并且遵循客观的研究态度，不断探索其变化规律。（责任编辑：杜磊）\n文章原载于《经济纵横》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