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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09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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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禀赋结构,所以,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结构水平的提高指的是人均资本量的提高,资本来自于经济剩余的积累,按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结构,可以使一个经济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多的剩余。除了剩余的大小,资本的积累还决定于积累率的高低,积累率的高低则决定于资本积累回报率的高低,后者则视技术创新的速度而定。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RD,投入大而成功的概率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其技术创新绝大多数可以来自国外现成技术的引进,成本远低于自己由RD来获得,所以技术的创新可以远快于发达国家,资本的回报率、积累率也可以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剩余大、积累率高,要素禀赋结构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逐渐缩小,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也就会收敛。反之,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按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发展的产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获利能力低,缺乏自生能力,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的提升也就慢。而且,为了建立没有自生能力的优先发展产业,国家只好以扭曲价格,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这些产业,所以经济运行的效率很低,和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的差距也就会越来越大。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了解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决定作用,而以为发展和不发展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把发展的目标定位在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上,结果发了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在技术上水平较高但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事与愿违。我们提出的这套理论同样可以给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的现象,提供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解释。所以,当我们看到现有的理论和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一致时,即使这个理论是名家提出的,也不能就此满足,而应该进一步想想是否还有其它同样是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不管是现成的还是自己提出的,可以用来解释这个现象。当有好几个理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致的,这些理论可以是互补的,亦即这些理论所强调的原因可以同时存在,而不相互矛盾。这些理论也可以是相互竞争的,也就是这些理论中接受了一个,就要排斥另外的。那么,在竞争性的理论中该接受哪个理论呢?而在互补性的理论中,也不是每个理论都成立的。通常当有许多理论都和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时,我们可以从各个理论中分别得出许多不同的推论,一个理论只有当它所有的推论都不被经验事实所证伪时,才能不被修正或抛弃。\n同样以上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为例,按内生性增长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非在人力资本投资上比发达国家投入更大比例的资金,否则无法赶上发达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赶上或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它们在缩小差距的过程中,RD、教育和其它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仍不及发达国家,因此,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说明为何发达国家能够继续增长则可,但这个理论无法说明为何有些发展中国家赶上了发达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在这个问题的解释上,我们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赶上发达国家决定于是否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理论应该比内生性增长理论更有说服力。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中国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原因的争论。传统比较流行的理论有三种,一是天灾说;一是人祸说,即认为公共食堂及其管理不善是造成大危机和大饥荒的原因;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人民公社规模过大,“五风”盛行,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上述三种理论,从逻辑上来说都能导致农业危机的产生。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理论假说,认为这场农业危机导因于合作化运动从自愿转变为强制,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使得“搭便车”成为不可遏制的行为,劳动积极性随之瓦解。何者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传统理论的一个共同逻辑推论是,如果天灾结束,气候条件恢复正常,或者如果公共食堂解散,如果人民公社规模缩小,农业生产效率就能够得到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退出权理论则预测在强制性的农业合作社中其效率将低于个体农场中。国内外的研究表明,1959-1961年农业大危机以后,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从未恢复到农业大危机前的水平,虽然这段时间天灾结束了,公共食堂解散了,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五风”得以纠正,农业生产实际上划小为以生产队和大队为核算单位。到目前为止,我的这一理论在内部逻辑上是一致的,内部逻辑与经验事实也是一致的,没有被证伪。2.理论假设的一致性内部逻辑一致和逻辑推论与经验事实一致是任何学科理论发展的共同要求。而经济学所以不同于其它同样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则在于其不同于一般社会学\n科的基本假设,即理性人的假设。一个学科甚或一个学派所以成其为学科和学派是因为一些假设为这个学科或学派的各个学者所共同接受,并做为他们理论研究的共同出发点。现代经济学在国外有各种不同流派之分:如凯恩斯学派、芝加哥的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等等,这些流派都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即在于他们都以理性人为共同接受的基本假设。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就各种的可能选择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之实现的选择。所谓经济理论其实也就是理性的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也就是因),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也就是果)。所谓最佳的选择不局限于收入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一般经济学家讲的是效用的最大化。在效用函数中收入、风险、休闲、名誉等都可包括在内,而且在这些目标间可以有一定的替代。一个革命志士,可以为革命目标抛头颅、洒热血,但在可以达成同样的目标而不必牺牲性命时,以较小的代价保住生命即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有许多现象似乎和理性人的假设不一致,一般人常会因此而质疑这个假设,甚至想以其它假设替代理性人假设。但是放弃理性人假设的结果是发展出来的理论无法纳入经济学理论的主流体系。而且,当研究者发现了所谓“不可理喻”的行为时,通常不是行为者的不理性,而是,研究者对行为者的限制条件不了解。过去国外的学者经常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保守的、不理性的,证据是在殖民地国家的农民经常拒绝接受殖民者所带来的先进技术,而这种技术可以增加产量。我的恩师舒尔茨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理论,改变了经济学界对农民是不理性的看法。先进的技术通常预期产量高,但要求的天候、温度、湿度、肥料等条件也较严,合乎这些条件,产量会远比传统品种高出许多,而不符合这些要求,也可能颗粒无收。传统的品种,产量低,但一般旱涝保收。在落后的地区产量高时,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产品很可能运不出去而“谷贱伤农”,丰产不丰收,而当减产时,则又难于从其它地方运来粮食。在这种情况下,种旱涝保收的低产品种正是传统社会农民在预期收入和风险之间做了最佳选择的理性行为。\n经济学家所以坚持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是从这个假设为基本点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探索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经济现象,而不能简单把我们所难以了解的现象贴上不理性的标签。而坚持这个假设也给经济学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发现了某些似乎是不合乎理性的现象时,不能简单地说是由于当事人不理性,而只是我们对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了解,对所研究的经验事实还未吃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