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基础教案附件--宏观经济学案例 41页

《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材料宏观经济学案例集2005年12月40\n第一章国民收入核算案例一：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没有GDP这个发明，我们就无法进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比较；贫穷与富裕的比较，我们就无法知道我国的GDP总量排在全世界的第六位，低于美国的9倍，日本的5倍；没有GDP我们也无法知道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已超过1000美元，低于美国和日本的40多倍。没有GDP这个总量指标我们无法了解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快还是慢，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因此GDP就像一把尺子，一面镜子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　　GDP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首先搞清楚到底什么是GDP，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在他的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在某一既定时期一个国家内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曼昆认为，准确理解GDP的要点是：①GDP是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计算的；②GDP包括在市场上合法出售的一切物品和劳务，例如你购买了音乐会的票，票价就是GDP的一部分；③只算最终产品，不包括中间环节；④是一个国家之内的，例如外国人暂时在中国工作，外国人在中国开办企业。他的生产的价值是中国GDP的一部分。40\n　　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在经济上是否成功，你首先要看他的收入。高收入的人享有较高　　的生活水平。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一国的整体经济。当判断经济富裕还是贫穷时，要看人们口袋里有多少钱。这正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作用。　　GDP同时衡量两件事：经济中所有人的总收入和用于经济中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总支出。GDP既衡量总收入又衡量总支出的秘诀在于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相同的。对于一个整体经济而言，收入必定等于支出。这是为什么呢？一个经济的收入和支出相同的原因就是一次交易都有两方：买者和卖者。如你雇一个小时工为你做卫生，每小时10元，在这种情况下小时工是劳务的卖者，而你是劳务的买者。小时工赚了10元，而你支出了10元。因此这种交易对经济的收入和支出做出了相同的贡献。无论是用总收入来衡量还是用总支出来衡量，GDP都增加了10元。由此可见，在经济中，每生产一元钱，就会产生一元钱的收入。摘自www.zyrtvu.com案例二：我国GDP是如何确定的？40\n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GDP数据是怎么得到的呢？据国家统计局专家讲，我国的GDP计算需要经过以下几个过程：初步估计过程、初步核实过程和最终核实过程。初步估计过程一般在每年年终和次年年初进行。它得到的年度GDP数据只是一个初步数，这个数据有待于获得较充分的资料后进行核实。初步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二季度进行。初步核实所获得的GDP数据更准确些，但因仍缺少GDP核算所需要的许多重要资料，因此相应的数据尚需要进一步核实。最终核实过程一般在次年的第四季度进行。这时，GDP核算所需要的和所能搜集到的各种统计资料、会计决算资料和行政管理资料基本齐备。与前一个步骤相比，它运用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资料，所以这个GDP数据显得就更准确些。　　此外，GDP数据还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数据调整过程，即当发现或产生新的资料来源、新的分类法、更准确的核算方法或更合理的核算原则时，要进行历史数据调整，以使每年的GDP具有可比性，这是国际惯例。如美国在1929年至1999年之间就进行过11次历史数据调整。总之，每个时段公布的GDP都有其特定阶段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不能因为在不同时间公布的数据不同，而怀疑统计数据存在问题。当然，我国在GDP的计算体系上也有一些缺憾，例如我国长期采用的原产生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统计核算体系，从实际情况看，不少地方已经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了。摘自www.zyrtvu.com40\n案例三：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从GDP的含义到它的计算方法不难看出，GDP是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不能全面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美国罗伯特·肯尼迪（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弟）“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这句话就是他在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对GDP这个经济指标的批评。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这段颇受经济学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人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对GDP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了怀疑。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如果一对夫妇留在家中打扫卫生和做饭，这将不会被列入GDP的统计之内，假如这对夫妇外出工作，另外雇人做清洁和烹调工作，那么这对夫妇和佣人的经济活动都会被计入GDP。说得更明白一些，如果一名男士雇佣一名保姆，保姆的工资也将计入GDP。如果这位男士与保姆结婚，给保姆不发工资了，GDP就会减少。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所包括的外资企业虽然在我们境内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给我们创造了GDP，但利润却是汇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句话，他们把GDP留给了我们，把利润转回了自己的国家，这就如同在天津打工的安徽民工把GDP留给了天津，把挣的钱汇回了安徽一样。看来GDP只是一个“营业额”，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的浪费程度，看不出支撑GDP的“物质”40\n内容。在当今中国，资源浪费的亮点工程，半截子工程，都可以算在GDP中，都可以增加GDP。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在评价经济状况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的表现时，使用最为广泛的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GDP指标，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些缺陷使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仅无法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相反还助长了一些部门和地区为追求高的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耗竭式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可以肯定的是，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资源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我们要加快发展、加速发展，但不能盲目发展。尽管GDP存在着种种缺陷，但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一种包罗万象、反映一切的经济指标，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描述和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中，GDP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正因为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说，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摘自www.zyrtvu.com40\n第二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案例一：蜜蜂的寓言启发了凯恩斯：总需求决定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追求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整个蜂群兴旺发达。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崇尚节俭，结果蜂群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这首诗所宣扬的“浪费有功”在当时受到指责。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委员们就曾宣判它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但在200多年之后，这部当时声名狼藉的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总需求决定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定理。萨伊是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40\n他提出供给决定需求，有供给就必然创造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这种观点被称为萨伊定理。但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30年代全世界普遍的生产过剩和严重失业打破了萨伊定理的神话。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理中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引起30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下降与利率下降有限度引起的投资需求不足。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包括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凯恩斯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总需求分析是中心。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短期中，国民收入水平由总需求决定。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都是由总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当总需求不足时就出现失业与衰退。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出现通货膨胀与扩张。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主张称为需求管理，其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总需求不足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各种支出和减税）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当总需求过大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各种支出和增税）与货币政策（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总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经济稳定。40\n总需求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场“革命”（凯恩斯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例如，如何看待节俭。在传统观念中，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根据总需求理论，节俭就是减少消费。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减少就是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则使国民收入减少，经济衰退。由此看来，对个人是美德的节俭，对社会却是恶行。这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蜜蜂的寓言”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凯恩斯重视消费的增加。1933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BBC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并非真的让你这样做。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经济则是凯恩斯本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思想。那么，这种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否定正确与否呢?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是针对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总需求当然是正确的。一味提倡节俭，穿衣服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纺织工业还有活路吗?这些年当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政府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消费热点，说明这种理论不无道理。40\n当然，这种刺激总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并不是普遍真理。起码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适用。其一是短期中当总供给已等于甚至大于总需求时再增加总需求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二是在长期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资本来自储蓄，要储蓄就要减少消费，并把储蓄变为另一种需求—投资需求。这时提倡节俭就有意义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打破了市场机制调节完善的神话，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战后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申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战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比战前小，而且没有出现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就连“蜜蜂的寓言”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不也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吗?摘自jwc.njue.edu.cn案例二：做大乘数40\n　　面对通货紧缩和亚洲等地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扩大内需和避免风险的基本对策。然而，尽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力度很大，其带动作用却非常有限，连续降息并没有将股市刺激起来，财政扩张也只使国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呈负增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是个英国贵族，也是个经济学家。在他学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正好(不巧)赶上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他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即降低利率；也包括财政政策，主要是赤字政策和公共工程。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它要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使效果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政府的努力。为了解释这样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意思是说，当政府比正常情况新增一笔公共工程的投资时，由于该工程要雇用工人和购买设备与原材料，就要支付工资和贷款；而贷款也最后会变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工人的工资。因此投资会引致消费，消费支出又会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工人收入，即消费又会引致新的消费。如此循环往复，一笔投资就会变成数倍于这笔投资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乘数，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财政扩张的数额乘以“投资乘数”。由于这是凯恩斯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又叫“凯恩斯乘数”。后来，乘数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又有人提出“存款乘数”40\n。意思是说，当银行新增一笔存款时，银行会扣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然后再把它贷出去；获得贷款的企业或者用来支付货款，或者暂时存入银行，无论如何，都会又回到银行；银行仍旧按上面的办法处理。如此循环，也会使这笔新增存款“创造”出数倍于原来的存款来。这个倍数就是“存款乘数”。有趣的是，上面讲的“投资乘数”，今天正好对应于财政政策；而“存款乘数”，正好对应于今天的货币政策，因为所谓“新增存款”是降息所至。当我们讨论或预测政策效果时，有两个简单的因素：一个是政策本身的力度，一个是“乘数”。当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我们既可以说，政策的力度不够，又可以说，乘数不大。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讨论政策力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政府的事情；并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例如，财政的首要功能，还是筹措公共物品的资源。当财政本身吃紧时，发挥政策作用的余地就很小，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乘数”。　　毫无疑问，在政策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策效应较小，就意味着乘数较小，而又是什么决定乘数呢?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存款乘数”，其产生和大小都和经济活动及其频率相关。具体地说，就是商品交易的频率和金融交易的频率。交易频率高，也可以说是交易效率高。这就涉及到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了。在我国，市场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它信用不足，也缺乏效率，所以交易效率就会较低，交易速度就会较慢，在有些时候，交易甚至会受阻。一旦交易缓慢或受阻，形成乘数的循环就会较少，乘数也自然会很小。40\n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政策力度与乘数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有时两者会互相冲突。政府政策相对于经济制度也并非中性，它经常会产生“体制效应”，即政策本身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负面的体制效应，损害市场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结果会使乘数变小。譬如，为了筹措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扩大了对市场的管制范围，结果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又譬如，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政府采取了过分保守的金融管制政策，会使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存款—贷款的循环甚至会被中断，“存款乘数”就会变小。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乘数太小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乘数做大。做大乘数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变得更有效率。既然政府政策会产生“体制效应”，我们的目标就是变负效应为正效应。在财政方面，既然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财政的“鸡肋”，进行企业并购和产权交易，就是具有制度变革特征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在公共工程方面，打破国有部门独揽项目的局面，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的竞标，则是扩展市场规则的又一契机；在货币政策方面，只有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分开，才能更有效地使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又使我国的货币体系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即使是财政政策手段，如发行政府债券，也可以用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利用政府债券支撑起证券市场的交易来。40\n　　当然，除了短期手段外，乘数变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忽视这个对政策效果举足轻重的变量。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更应注重借用经济制度本身的力量。它在推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伤及那个会使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社会与国家长远计，不应一刻忘记改进使政府显得更有效的市场体系。至少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视野内，它的名字叫“乘数”。摘自jwc.njue.edu.cn40\n第三章IS-LM模型案例一：IS—LM模型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人们通常运用IS—LM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并以该模型所体现的经济思想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理论依据。但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实践表明，以IS—LM模型为依据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IS—LM模型的形状取决于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以我国投资的利率弹性对IS曲线斜率的影响看，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政府在企业投资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企业自身还不能自觉地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这必然导致企业投资对利率的反应没有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敏感，从而导致中国的IS曲线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IS曲线陡峭。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对IS曲线的影响看，储蓄的超常增长表明，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远远低于在目前收入水平应具有的水平，收入与消费之间已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失衡必然导致我国的IS曲线比在正常情况下陡峭。40\n那么，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如何呢？首先，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中国居民对货币的预防性需求急剧膨胀，从而打破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稳定关系，使中国的货币交易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再稳定，导致LM曲线不断趋向平坦。其次，从货币投机需求的利率弹性对我国LM曲线斜率的影响看，在目前的中国，由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完善，广大居民缺乏多种投资渠道，利率的变化对人们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影响并不大，投机需求的利率弹性较小，其对LM曲线的影响是使LM曲线比较陡峭。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必须考虑政策的有效性和确定性。在一定的经济形势下，一些政策比另一些政策更加有效，一些政策的影响比另一些政策的影响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IS曲线陡峭，LM曲线平坦，这时，财政政策效果十分有效，货币政策效果有限。近几年，利率连续下调对消费和投资的刺激十分有限已经告诉我们，目前条件下，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的环境并不存在，继续下调利率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运用扩张性经济政策以刺激需求时，应把重点放在财政政策上。40\n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必须注意不同措施的效果。由于悲观预期的存在，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无限膨胀，企业对未来利润率的预期也比较悲观，试图通过增加居民（尤其是收入较高阶层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需求，通过降低利率以扩大投资需求的愿望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由于公众的不配合使这些政策的作用受到限制。而政府购买和直接投资的效果则是十分确定的，因此，在政策措施选择上，应加大政府开支和用于失业、养老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和直接投资。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以刺激需求的政策是明智的，而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上，应把重点放在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身上。其二，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应考虑政策的效力与市场完善程度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自然受到限制；而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变化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尤其是政府支出的变化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对市场制度的要求没有货币政策那么高，因此，在市场制度尚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扩张性政策的作用应主要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财政政策之所以比货币政策更容易发挥作用，是由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和财政政策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我们在强调本身带有行政色彩的财政政策作用时，应该谨防片面夸大行政手段的作用，防止出现旧体制、旧的管理方法的复归。更不能因为一些经济手段暂时的失灵而否认其作用，为倒退寻找理论依据。其三，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为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制度环境上。目前我国LM曲线的形状表明，希望通过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的货币政策注定不会有多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回到老路上去，即希望通过直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量来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种带有明显行政色彩的货币政策是我们以前常用的。如果说，在经济“软着陆”40\n时期，行政性的货币政策曾经起过很大作用的话，那么，在经济萧条时期，行政性的扩张货币政策很可能是一副毒药，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极易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机构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在于扩张本身，（因为间接的扩张效果有限，直接的扩张可能酿成灾难性后果。）而在于完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及需要银行介入的再分配制度和消费制度，为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行不仅要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而且要肩负起塑造市场体系的重任，以减少政策实施的制约因素。在目前至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重建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比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更为重要。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才能找到渐进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途径。摘自logistics.nankai.edu.cn案例二：利率上调是遏制经济过热的最好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4月2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58%提高到5.85%。对于央行上调贷款利率的决定，我拍手称快。虽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没有上调是个很大的遗憾，并且有削减民众财富于无形之嫌。如果任由我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持续，不仅会丧失两年来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也会使得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难以进行。　　40\n那么，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为什么不能够达到政府预期目标呢？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成效不是如预期那样顺利？特别今年以来，为什么宏观经济过热又死灰复燃？我想最大的问题是宏观调控的工具没有好好利用。如果宏观调控连最基本的工具都没有使用，那么其效果如何是可以想像的。　　很简单，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是什么？就是对经济总量的控制，并通过这种对经济总量控制来抚平经济周期的波动。那么对经济总量进行控制有什么工具？一般来说，有利率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及税收政策等。(今天又涨了多少？全方位自选股跟踪…)　　但是，国内两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更多的是中观及微观方面的动作，而真正的宏观调控工具使用很少。　　正因为中国前两次加息过小过慢，不仅弱化了银行、民众及企业对利率风险的预期，也使得实质利率过低。对于前者，由于银行、企业及民众不能够把利率风险考虑到其行为决策中，因此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也就十分正常了。对于后者，由于无论名义利率还是实质利率都过低，从而使得由政府管制的方式从债权人向债务人利益转移，即谁借到钱谁就会获得利益。既然企业借到钱就是利益，那么企业不仅会拼命地去借钱，也尽力从银行借到钱来投资，投资过热也就自然了。因此，要改变目前中国投资过热趋势就得从这最基本、最为核心的地方入手，从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入手，调升过低的利率。40\n　　可以说，尽管这次央行调整利率幅度不大，其调动的幅度对企业或个人信贷成本的影响不高，但是它向市场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通过利率调整来改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通过利率调整向市场表明，企业与居民的经济决策必须把利率的风险考虑在其未来的行为决策中。　　房地产业应该是这次政府宏观调控最为关注的第一行业，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成本的高低或利率的高低不仅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也决定了房地产炒作与投机的程度。一年来国内房地产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调整，最大的问题也在于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个工具上。可以说，这次利率的调整明确地向房地产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央政府有决心有能力对国内过快的房地产市场投资、对上升过快的房价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并不在于这次利率上升的幅度，而是在于市场对这次加息的反映。估计央行会通过市场反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频率。既然利率工具启动了，国内的投资过热、银行信贷过热、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的快速增长等市场面临的困难问题也就会逐渐地化解了！摘自logistics.nankai.edu.cn案例三：货币和价格的决定40\n价格指的是一单位的商品能够卖多少钱，或者一单位货币能够买多少单位产品。价格反映的是产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它的一端连接产品，一端连接货币。要知道价格怎样决定，首先要知道货币是什么，及货币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货币是以物为对象的一般化要求权，它不是一般等价物。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是分离的，货币是货币，货币的载体是货币的载体，它们不是相同的东西。把货币看成是一般等价物的人可能是把货币和货币的载体混为一谈的结果。货币载体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也可以不为货币提供信用。以纸、符号作为货币的载体，它们不能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有人认为纸币是价值符号。相反，以黄金作为货币的载体，由于黄金可以为货币提供信用，因而认为黄金才是真正的货币。其实，黄金也好，纸、符号也好，它们都是货币的载体，而不是货币本身。货币永远是货币，它永远是一般化的要求权。货币的载体则不一样，它今天是纸，明天是符号，昨天则是黄金或贝壳。货币是一种权利，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存在权利就有可能存在货币。权利是不对称的人的关系，只要有人就存在人的关系，只要存在人的不对称关系就存在权利。权利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权利的质文明一点讲是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野蛮一点讲就是人对人的压迫与统治。权利的量是指权利的大小，权利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权利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吗？供给和需求是属于分配领域的东西。权利从来是抢来的，不是分配来的，没有实力，谁会分配权利给你。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40\n，这是非常正确的。权利的量由人的需要决定，死人没有需要，所以，没有人去统治死人。当人有安全的需要，就有保护你安全的权利，听话就安全，不听话，就不安全，黑社会就是这样获得权利的。货币作为一般化的要求权，它的量同样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就货币的流通范围而言，如果把货币流通范围的人集合的话，货币的量为零，因为在不考虑黄金和外汇的情况下，贷款永远等于存款加现金，如果把使用货币的人看成是一个人，这时此人的左口袋是存款和现金，右口袋是贷款，左右口袋一合并，货币就是零了。人的需要决定货币的量是以影子货币为基础的，穷人再需要货币，他也无法得到货币。而影子货币又是用影子价格计算产品而得到的货币量，影子货币一是和影子价格有关系，另外和产品的数量有关系。影子价格和价格有相同的一面，我们是不是会循环论证呢？当然不会，因为影子价格是初始状态任意给定的价格，至于非初始状态下的影子价格，则是前期的价格，价格的变化会引起影子价格的变化，由于初始状态的影子价格是任意给定，我们可以一直往前追索，直到不矛盾为止。货币是由影子货币转换而来的，影子货币转换为货币的过程就是具体的要求权一般化为一般化要求权的结果。货币的流向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越高的产品，价格越高，集合人需求级次越低的产品，价格越低。比如房子和牙膏，房子集合人需求级次高，它就比牙膏贵很多。就生产房子和牙膏而言，生产房子的需求级次高于生产牙膏的需求级次，因为造一栋房子的人肯定要比造一盒牙膏的人多，在人既定的情况下，造房子对人的需求级次高于造牙膏。40\n价格由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需求级次高的产品，价格就高，集合人需求级次低的产品，价格就低。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是变化的，今天高的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明天可能变低。集合人需求级次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价格的变化。集合人需求级次可以是人的平均需求级次，也可以不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均匀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就是集合人平均的需求级次，在分配不公的情况下，集合人的需求级次由少数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可以由少数人决定，是因为人的需求可以分为基本需求和派生需求。比如一个3口之家有一套3居室的房子就够了，可是，这家因为有钱，他们买了10套3居室的房子，这10套房子里，有1套是基本需求，另外9套是派生需求。而有些人因为没有钱，他们一套房子也买不起，显然，能够买多套房子人的需求级次决定集合人的需求级次。有人为了欺骗广大的人们，鼓吹需求是真实的，其实，基本需求是真实的，派生需求从来就没有真实过。这些人忘了基本的逻辑，那就是产品即是满足人需要的物品，也是吸收货币的工具。可能有人认为集合人的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就是多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这是不对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从来就是少数人决定产品的价格，不然，人们凭什么去投机？又凭什么进行资本运作。40\n需求级次决定产品的价格，它即体现在生产领域，也体现在分配领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广泛使用货币，生产的过程就是分配的过程，这时决定价格的是需求级次，这次是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由于生产者少，劳动力多，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级次比较低。生产者需求级次决定劳动力价格为P。在分配领域，分配产品的人多，决定集合分配者需求级次的是有钱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很可能就是生产者，集合的生产者由于分配的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自然会将产品的价格提高。价格的决定，表面上是所谓的供求，实际是集合人的需求级次。需求的基础是需要，决定价格的最终力量是人的需要级次。由于有需要的人不一定有钱，有钱的人可以有派生需求，决定价格的直接力量是货币。货币可以来自于生产领域，也可以来自于分配领域，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大部分来自于分配领域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就已经不远了。摘自logistics.nankai.edu.cn40\n第四章AD-AS模型案例一：石油危机的影响自从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中一些最大的经济波动源于中东的产油地区。原油是生产许多物品与劳务的关键投入，而且世界大部分石油来自几个中东国家。当某个事件（通常是源于政治）减少了来自这个地区的原油供给时，世界石油价格上升。美国生产汽油、轮胎和许多其他产品的企业会有成本增加。结果是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又引起滞胀。第一起这种事件发生在70年代中期。有大量石油储藏的国家作为欧佩克成员走到了一起。欧佩克是一个卡特尔：一个企图阻止竞争并减少生产以提高价格的卖者集团。而且石油价格的确大幅度上升了。在几年后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又发生了。在70年代末期，欧佩克国家再一次限制石油的供给以提高价格。从1978年到1981年，石油价格翻了一番多，结果又是滞胀。第一次欧佩克事件之后通货膨胀已有一点平息，但现在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又上升到10％以上。但是，由于美联储不愿意抵消这种通货膨胀的大幅度上升，很快又是衰退。失业从1978年和1979年的6％左右在几年后上升到10％左右。40\n世界石油市场也可以是总供给有利移动的来源。1986年欧佩克成员之间爆发了争执，成员国违背限制石油生产的协议。在世界原油市场上，价格下降了一半左右。石油价格的这种下降减少了美国企业的成本，这又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结果，美国经济经历了滞胀的反面：产量迅速增长，失业减少，而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摘自jpkc.gdcvi.net案例二：从短缺到过剩的转换：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从已有的政策决策以及从各方面的专家论证意见看，人们对下述判断已具有相当的共识，即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供求关系已处于普遍性的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之中。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内贸部对610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求基本平稳的为403种，供大于求的为206种，供不应求的只有棕榈油一种。除商品供给过剩外，生产能力过剩、资金供给过剩以及劳动力过剩目前在我国也表现得十分突出。经济过剩的出现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必然结果。从我国1981～1997年16年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看，最终消费率基本上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持续下降，由1981年的67.5％降至1997的54.8％，与70％的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显然偏低。最终消费率过低，必然导致国内总需求不足，从而使经济运行中出现过剩。这是我国经济增长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40\n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的经济过剩是因为有效供给缺乏，无效供给过多。能创造、适应需求的供给是有效供给，抑制需求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无效供给因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参与市场的交换中，就不能实现由w—g的“惊险跳跃”，结果就会表现为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几年前，不少人就提出在我国应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这些消费热点是轿车、住房、旅游等，但“热点”并未热起来，原因在于价格太高，令消费者望而生畏。以住房而言，目前全国大约有331万缺房户，但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我国商品房累计空置率很高，中心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商品房空置更为严重。经济过剩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迈进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产品的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脱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体系的完善，“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价格机制的正位，政策制订者、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市场心理的成熟和理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过剩将不再是一个难题。摘自jpkc.gdcvi.net40\n第五章失业与通货膨胀案例一：通货膨胀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通货膨胀是坏事？他将告诉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他辛苦赚来的美元的购买力。当物价上升时，每一美元收入能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都少了。因此，看来通货膨胀直接降低了生活水平。但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个回答有一个谬误。当物价上升时，物品与劳务的购买者为他们所买的东西支付得多了。但同时，物品与劳务的卖者为他们所卖的东西得到的也多了。由于大多数人通过出卖他的劳务，例如他的劳动，而赚到收入，所以收入的膨胀与物价的膨胀是同步的。因此，通货膨胀本身并没有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人们相信这个通货膨胀谬误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中性的原理。每年收入增加10％的工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他自己才能努力的奖励。当6％的通货膨胀率把这种收入增加降低为4％时，工人会感到他应该得到的收入被剥夺了。事实上，实际收入是由实际变量决定的。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可以得到的生产技术。名义收入是由这些因素和物价总水平决定的。如果美联储把通货膨胀从6％降到零，我们工人们每年的收入增加也会从10％降到4％。他不会感到被通货膨胀剥夺了，但他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更快地增加。40\n如果名义收入倾向于与物价上升保持一致，为什么通货膨胀还是一个问题呢？结果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相反，经济学家确定了几种通货膨胀的成本。这些成本中的每一种都说明了持续的货币供给增长事实上以某种方式对实际变量有所影响。摘自www.hzctsm.com.cn案例二：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1．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40\n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2．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3．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40\n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40\n，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5．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摘自www.hzctsm.com.cn40\n第六章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案例一：为什么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当你在世界各国旅行时，你会看到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在美国、日本或德国这样的富国，平均每人的收入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穷国平均每人收入的十几倍。这种巨大的收入差异反应在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上。富国有更多的汽车，更多的电话、电视机，更好的营养，更安全的住房，更好的医疗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即使在一个国家内，生活水平也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美国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按人均实际GDP衡量的平均收入每年增长2％左右。虽然2％看来并不大，但这种增长率意味着平均收入每35年翻一番。由于这种增长，今天的平均收入是一个世纪以前的8倍左右。因此，普通美国人享有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高的多的经济繁荣。40\n用什么来解释这些呢？富国如何能确保自己的高生活水平呢？穷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加快经济增长，以便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呢？这些问题是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分三步进行研究：第一，我们要考察人均实际GDP的国际数据。使我们对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程度与增长的差别大小有一个大体了解。第二，我们考察生产率的作用，生产率是一个工人每小时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特别是，我们要说明一国的生活水平是由其工人的生产率决定的，而且，我们要考虑决定一国生产率的因素。第三，我们要考虑生产率和一国采取的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摘自www.hzctsm.com.cn案例二：20世纪30、40年代的经济波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灾难称为大萧条，而且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下降。从1929年到1933年，实际GDP减少了27％，失业从3％增加到25％。同时，在这四年中。物价水平下降了22％。在这一时期，许多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产量与物价下降。经济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大萧条的原因，但大多数解释集中在总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上。许多经济学家主要抱怨货币供给的减少：从1929年到1933年，货币供给减少了28％。另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总需求崩溃的其他理由。例如，在这一时期股票价格下降了90％左右，减少了家庭财富，从而也减少了消费者支出。此外，银行的问题也阻止了一些企业获得它们想为投资项目进行筹资，而且，这就压抑了投资支出。当然，在大萧条时期，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紧缩了总需求。第二个重大时期—20世纪4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40\n是容易解释的。这次事件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二战。随着美国在海外进行战争，联邦政府不得不把更多资源用于军事。从1939年到1944年，政府的物品与劳务购买几乎增加了5倍。总需求这种巨大扩张几乎使经济中物品与劳务的生产翻了一番，并使物价水平上升了20％。失业从1939年的17％下降到1944年的1％--美国历史上最低的失业水平。摘自www.hzctsm.com.cn40\n第七章宏观经济政策案例一：减税刺激经济？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40\n。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摘自www.tjufe.edu.cn案例二：我国财政赤字政策的走向选择财政赤字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发展某些阶段上也是扩大公共投资、提高经济长期增长率的重要方式。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40\n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IDEN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40\n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财政收支的黄金规则应是：赤字只能为公共投资、社会保障基金和重点公共服务领域融资，这几项赤字合计最高不应超过当年ＧＤＰ的5.5%。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最低谷年份，财政赤字最高不能超过5.5%。这是一个既能够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又具有充分谨慎性的比例，美、日、法、意等国历史上都有过财政赤字达到6%左右，而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又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先例。除黄金规则之外，还应设立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原则，以避免债务余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失控。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当政府债务余额达到ＧＤＰ的60%左右，应把债务余额增长率和债务利率之和控制在ＧＤＰ名义增长率之下，这样，债务余额在ＧＤＰ中的比例就不会继续升高。摘自www.tjufe.edu.cn案例三：人民币升值牵制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近几年，我国一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来看，金融运行态势良好，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价格基本稳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40\n然而，由于我国出口势头强劲，国际贸易顺差不断上升，加上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国际热钱流入等因素，造成我国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2006年3月末已达8751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之首。这既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如货币供应量偏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　　商业银行通过结售汇业务获得大量的人民币头寸，加上储蓄的强劲增长，使得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明显过剩，但由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上受资本充足率等约束较强，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空转”。2006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差高达10万亿元，占存款余额的32.68%。银行过剩的资金大多涌入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使得债券收益率和货币市场利率持续走低。这样所形成的市场利率既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状况，更不能发挥其作为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不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　　如果针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引致的外汇占款刚性增长和货币供应的较快增长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即出现所谓“宽货币、宽信贷”的现象，则有可能引致信贷失控和投资反弹，助长若干行业产能过剩的被动局面，不利于进行结构调整，加大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压力。为对冲外汇占款和调控货币供应量，我国央行主要通过发行票据、正回购等手段，吸纳社会过多的流动性。截至2006年4月7日40\n，央行票据存量已达2.8万亿元，并呈快速增长之势，使得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成为对冲外汇占款的被动工具，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而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挑战。而且央行票据成本高、效率低。因此，传统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更是缺乏力度，作用有限。　摘自www.tjufe.edu.cn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