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 13页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1.引言　　　　超语言学因其将实论文联盟.L.际使用的语篇作为研究对象从而自然被认为同当今以语篇分析为旨趣的语言学理论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其中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更是被认为与之有着很多契合之处，持这一观点的大多为从事语篇分析以及文体学研究的学者，如弗罗（Frodash;语言尽可能地被简化，以至于使用的例子几乎都是根据规则自造的，很少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研究传统经由中世纪语法学家和后来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唯理学派传承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并由乔姆斯基发展到极至。\n　　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超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相容还是分离1.引言　　　　超语言学因其将实论文联盟.L.际使用的语篇作为研究对象从而自然被认为同当今以语篇分析为旨趣的语言学理论有着很多相通之处，其中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更是被认为与之有着很多契合之处，持这一观点的大多为从事语篇分析以及文体学研究的学者，如弗罗（Frodash;语言尽可能地被简化，以至于使用的例子几乎都是根据规则自造的，很少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这种研究传统经由中世纪语法学家和后来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唯理学派传承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并由乔姆斯基发展到极至。\n　　韩礼德认为，相对于上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语言学研究范式，历史上还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语言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研究范式。这种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研究范式可以追溯到普罗泰哥拉斯（Protagoras）、柏拉图以及被称为诡辩家（sophist）的语言学家。与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同的是，这些语言研究者将语言看成是资源而非规则，因而他们关心的是语言使用，是意义，而非真值。如果语言与真理有什么关系，也在于语言能否显示真理与其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与亚氏哲学语言学高度理想化、绝对化不同的是，坚持这一传统的语言学家倾向于相对化、多元化；他们不对语言进行人为的提纯，因为他们承认语言的历史性、多样性以及异质性；从而在实践中，他们不会使用人造的例子去演绎印证语法规则，而是关注活生生的现实语篇。　　韩礼德本人显然继承的是非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类学传统，将语言作为人们行为潜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来看待，强调语言是一种资源而不是一个规则系统，从而致力于从生物体间的（即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语言（胡壮麟等，2005:6-9）。一般认为，巴赫金超语言学是针对索绪尔抽象结构语言学而提出的关注言语（parole）而非语言系统（langue）的语言研究模式。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类似于韩礼德，巴赫金也将索绪尔的语言观归结为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观［当然，巴赫金使用的是语文学主义（philologism）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中①\n，巴赫金着力批判了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一个规则一致的形式体系而忽略语境以及听（读）者积极能动的对话式理解对于言语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明确指出索绪尔这一错误做法是继承了统治整个欧洲语言学历史的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传统（Bakhtin/Volosinov,1986:\n71）。在巴赫金看来，索绪尔结构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传统的继承表现在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共时、稳定的系统（以及相应将文学语篇也看成是封闭、自足的作者独白话语系统）（Gardiner，1992:34），因为亚里士多德语文学以及诗学将各种文学体裁看成被包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而这个具有系统性的和谐整体只包括正统文学体裁，而小说则是被其一贯所轻视的（Bakhtin，1981:5）。巴赫金之所以在其研究中给予小说语篇以中心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所坚持的非亚里士多德语言哲学研究范式；选择小说这一被亚氏诗学－语言学所轻视的体裁，在洛克（Lock，2001:76）看来，是因为巴赫金认为小说语篇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超越了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设定的界限，即它不具备亚里士多德诗学所规定的体裁特征。同时，洛克（2001）还指出：我们现在之所以意识到，启蒙运动以降的小说接受史其实是一部教条而盲目地遵从亚里士多德的历史，而这一认识的取得要归功于巴赫金。因此，可以说同韩礼德一样，巴赫金也是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范式中考察语言问题的；从而他的超语言学也坚持从社会以及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活生生的语篇（尤其是小说语篇），反对将语言看成是规则系统，并且强调语境对于意义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了。2．2语境及其社会符号学结构　　如上文所述，语境在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因为在他看来语言的意义完全由其所处语境决定；索绪尔论文联盟.Lalinoioticprocesses）入手来研究情景语境对于语篇意义的决定性作用。情景语境的符号过程配置涉及三个重要变量，即语场（field）、基调（tenor）以及语式（mode）；这三个变量的不同配置决定了语篇的修辞结构（即语域（register）），并形成其概念、人际以及语篇意义方面的特点（Halliday，2003:196-7）。正是韩礼德将语域发展成为决定语篇意义的社会符号配置这一概念，使得他的追随者马丁（Martin，1992:ch.7）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巴赫金超语言学进行了理论上的对接。马丁认为，正是由于语境的社会符号配置理论的提出，韩礼德语言功能的内部理论（intrinsictheoryoflanguagefunction）才有可能以语言使用的外部理论（extrinsictheoryoflanguageuse）形式投射给语境。换言之，语境可以通过其符号配置（即语域）由语言来实现。\n　　然而，马丁（1992）认为韩礼德将文化语境同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仅视为系统与例示之间的关系还过于粗糙。为了进一步将语境研究推向深入，他将巴赫金的体裁理论引入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境研究（尤其是语境和语言之间的接面关系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马丁从巴赫金关于广义意识形态的讨论中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文化语境其实就包含在巴赫金所深入阐述的广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ideology），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expressivefunction）、意动功能（conativefunction）以及指称功能（referentialfunction）。受布勒的言语事件功能观的影响，巴赫金（Bakhtin，1986:67-100）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表述的三个根本属论文联盟.L.性：表情性（expressivity）、（听/读者）指向性（addressivity）以及指称性（referentiality）。根据著名巴赫金研究专家布兰蒂斯特（Brandist，2004:97-124）的研究，除了上述言语功能观以外，布勒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强调也对巴赫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他所致力构建的对话理论（dialogism）之中。　　关于布勒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影响，韩礼德（2002:89-92；1978:48）已有明确阐述，此处无需赘述。然而，我们有必要将三者关于语言功能的观点通过下表做一简要的比较。　　\n　　从上表可以看出，虽然巴赫金没有采用功能这一术语，但是在概念内涵上表述的三大特性与布勒言语事件功能却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相对于布勒和韩礼德而言，巴赫金是从描述表述所具有特征的角度、而不是明确从语言所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是不管是特征的描述还是功能的概括，它们都与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相关。巴赫金和韩礼德的共同之处还在于，他们都认为表述的特征或者语言的功能从根本上决定了表述或者语篇的组织结构和风格（参见Bakhtin，1986:84；Halliday，2003:298-322；1978:4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布勒和巴赫金而言，作为一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更加关注语言本身，所以将布勒的指称功能进行更加精细的区分，剥离出表示言语单位之间逻辑语义关系的逻辑功能，并且将语言如何创建语篇以及如何跟语境关联的功能作为语言内部的语篇功能而单独提出来；与此同时，韩礼德（2003）认为布勒以说话者为取向的表情功能和以听话者为取向的意动功能实质上都关注的是交际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有必要将它整合成更具概括力的人际功能。\n　以上讨论表明，巴赫金超语言学无论在语言哲学传统还是在对于语境以及语言功能（表述的特性）的理论构想上都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着很强的共通性，这保证了它们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的借鉴与吸收。然而，相容性并非意味着它们之间不具备不同点；与此相反，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异性才保证了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个理论联合体，给各类语篇的研究提供一个功能更为强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3．语篇对话性：超语言学与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n　　在学界，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一般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被人们所接收的。这主要是因为超语言学（尤其是它的核心思想语篇对话性理论）主要是与文学语篇的批评与阐释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但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进入西方学者视野的：当克里斯蒂娃（Kristeva）于1960年代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介绍到法国时，那时法国理论界正值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型期。巴赫金的语篇对话理论经由克里斯蒂娃与巴特（Barthers）等人的阐释与发展，以互文性理论（intertexuality）的形式迅速传播开来。巴赫金对话理论因为强调语篇的非作者专属性、与其他语篇的互文性以及读者对其意义的积极建构性，成为后结构主义文论用以批判结构主义追求语篇中所包含的稳定客观意义的有力武器。巴特更是从巴赫金的理论中获取了与结构主义决裂的勇气，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著名论断，从而将互文性理论发挥到极至（Allen，2000：61-94）。因此，可以说巴赫金的理论在西方理论界从一开始就与后结构主义话语联系在一起。　　然而，不管巴赫金怎么强调语篇意义的读者建构性和互文性，他关于语篇对话性的理论构想以及大量的语篇批评分析实践（尤其是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篇的语言特征的分析）表明，他并没有把语篇意义像巴特那样完全交给读者和与之构成互文关系的他人语篇。在超语言学理论中，作者、读者、他人语篇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了对话的三极，它们之间的动态组合决定了语篇的意义。除了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的读者（表现在阶级地位、年龄、性别、文化教育、对相关主题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会对同一语篇的意义有着不同的建构，语篇意义的动态性、未完成性与开放性还是一个历史概念读者在不同语境（表现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中与作者以及语篇进行互动所构建起来的意义是不同的。然而，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某个特定读者对于语篇意义的理解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意义的构建并非一种无政府的、随心所欲的异想天开；超语言学所主张的积极理解并非纯粹主观的、个人的，而是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对于主体间性的强调正是超语言学理论的精髓。（Fowler，1996:233-55；辛斌，2006）\n　　另外，虽然巴赫金超语言学所主张的对话式积极理解意味着其反对仅仅根据语篇的词汇以及句法结构进行解码式（decoding）分析以期获得客观权威的作者意义（Bek,1999），但是超语言学并非简单排斥对语篇进行精细的语言学分析，相反他明确承认这种语言学分析的必要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的成果（Bakhtin，1984:181）。由此可见，在提出超语言学研究时，巴赫金其实已经为其预留了与语言学对接的接面。　　　　4．例示与实现：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超语言学与语言学的沟通　　\n　　如上文所述，巴论文联盟.L.赫金与韩礼德都将现实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索绪尔抽象结构语言学表现出很大的不同。然而，作为一名语言学家，韩礼德显然较之巴赫金更加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仅只关注语篇问题而且还关注语言的结构系统，这集中体现在他所创立的功能语法上，因为功能语法旨在成为既是关于语言系统的语法又是关于语篇的语法（Halliday，2000:48）。虽然韩礼德一再声明，功能语法的创立主要是为了进行语篇分析，但是同时他也强调，系统与语篇其实不是两种不同的现象，而是同一种现象，差别在于观察角度的异同或距离的远近；语言系统与语篇之间其实是一种系统（system）与例示（instance）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韩礼德称之为层次内的例示关系（intrastratalinstantiation）；由于语篇同具体的语境相连，因此例示关系的建立使得各类系统不再是自足稳定的，而只是处于一种元稳定（metastable）状态，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因与它们所处环境相互渗透而引发的不断变化当中（Halliday,2002:358-60）。因此，将二者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管是索绪尔本人的还是他的阐释者所犯下的）一直困扰着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语言学研究人们专注于系统的研究却以牺牲语篇为代价。在韩礼德（2003:196）看来，对于一个语言学家而言，忽略语篇的语言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而不与语言描述相关的语篇分析则又是空洞的。因此，韩礼德对索绪尔及其后来者的结构语言学，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一种真正的扬弃；也就是说，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既重视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细的语言结构分析，又注重语篇语义的社会符号学阐释。在这种意义上而言，韩礼德的理论跨越了上文两大语言研究传统之间的界限。\n　　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所以能够将语境、语篇以及句法结构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考察，关键在于它的语言层次观和层次间实现机制（interstratalrealization）的识别和建立。实现机制的建立，使得词汇语法层（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该层次为人类语言的核心层次）向上和语篇－语义以及更高层次的、表现为各类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整体联系起来，并且使之成为该层次组织结构形成的理据；实现机制还使得词汇语法层向下和音位学以及更下层的语音、书写层次联系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关系与物理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不同，它是一种双向关系：措辞（即各种词汇语法构形）实现意义（语义构形）指的是措辞表达意义，并且措辞构建意义。（Halliday,2003：210）因此，词汇语法层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功能语法中精细的句法结构描述确保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通，而实现机制的确立使得它将语言结构的分析同语言外部　　的世界关联起来，这又使它与同样关注语言使用问题的超语言学进行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成为可能。　　　　5．结语　　\n　　本文首先从语言研究范式、语境的社会符号学结构以及语言功能三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巴赫金超语言学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的共通性。相同的语言哲学传统导致它们都将现实语篇作为研究对象，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它们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它们对于关键问题（即语境以及语言功能）进行类似的思考和理论构建之中。其次，本文对于它们之间的相异性也做了简要探讨：作为一名公认的文论学家，巴赫金关注的主要是文学语篇的批评与阐释问题，从而超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必具天然的联系，而韩礼德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自然更为关注语言本身的问题，因此措辞（即词汇语法构形）以及它同语篇语义、语境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自然成了他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然而，本文探讨它们的相异性，旨在显示它们的互补性：超语言学在语言分析方面可以利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分析工具，使得在进行语篇分析时避免纯粹依赖分析者个人的感悟和洞察力；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借鉴超语言学对话式的动态意义观，以避免分析者因独白式思维而忽视任何分析都是历史的、相对的；另外，如上文所述，在技术层面上，超语言学的体裁理论已为系统功能语言学成功吸收，这为两大理论之间互补相容提供了有力证明。另外，本文的讨论还可以显示：系统功能语言学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存在着很强的融通性；而超语言学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之间也具有天然的联系。如果从语篇自足性和其意义的稳定性这一角度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超语言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大致构成了一个理论渐变体（clineoftheories）；索绪尔因牺牲动态多变的言语（语篇）而专注于抽象稳定的语言系统从而构成了渐变体的一端，而后结构文学理论将语篇意义的非稳定性绝对化从而构成该渐变体的另一端；系统功能语言学更为关注语言本身，因此处于靠近结构主义语言学这一端的中间位置，而超语言学因更为关注文学语篇的对话性自然更为靠近后结构主义文论。将各种理论放入渐变体来考察，可以揭示超语言学理论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之间可以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对二者的成功整合可以为有效沟通横亘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提供一座可能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