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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11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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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 ○语言的认知维度 编者按:从认知维度研究语言的认知语言学已经惠及语言本质的认知和洞见,已经惠及众多语言工作者。综观学界,当今的认知语言学有两条发展途径:一是跨学科研究,本文刊发的张辉先生和缪海涛老师的文章可以佐证;二是继续深入、细致地发掘语言这一特殊本体的隐喻性等内在机制,如葛建民和赵芳芳合作的成果。 提要:本文论述当前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合流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结合KristiansenDirven(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一书简要述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应用领域和研究特点。认知社会语言学创造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新价值,是认知语言学的新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认知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H0-06 体验性认知的核心思想是反对身体和大脑的二元论(同上)。尽管体验性认知包容社会文化因素,但早期的认知语言学(Kristiansen2008:410)强调人类共有的神经生物系统和躯体经验,从普遍认知运作和认知图式的角度探讨人类认知的体验性,如LakoffJohnson(1980)通过隐喻映射的方向性提出体验性认知假说,即人类总是通过与感觉肌动经验相关的具体概念来组织和理解较为抽象的概念;Johnson(1987)则强调格式塔感知和意象图式中的前概念经验(Rohrer2006:129)。 一方面,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赋予人类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和语言统一性(Palmer2006:268),语言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共有的生物特征和物质经验的制约。另一方面,社会互动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为认知语言学家所重视。Palmer(2006:264)指出,语言范畴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文化特征。无论从历史起源还是从发展过程讲,文化是语言的摇篮。即使是基于最根本的物质经验的范畴,也是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形成和过滤的。大多数范畴和意象图式都与社会文化相互交织。人类对经验现实的识解不仅受普遍的躯体经验和人作为同类生物有机体的躯体特征、神经解剖结构的影响,而且受人作为特定社会文化成员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Johnson(OlivEiraBittencourt2008:22)认为,经验是生物有机体与环境之间连续的互动过程,这些过程同时是物质的、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在关于体验性的讨论中,Rohrer(同上)指出,有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因此社会、文化和交际系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Tomasello,SinhaZlatev等(Grondelaers,\nSpeelmanGeeraerts2007:1007)坚持认为,社会文化环境和语言的社会互动性应该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2研究方法的特征 认知语言学有三个基本理论立场:语言的认知关联、基于用法的主张和对语言结构语境化的强调(Geeraerts2006:28-30)。由此着眼,认知语言学与实证方法有着必然联系。 第一,认知语言学研究人的大脑,属于认知科学,因此也可以采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包括心理学试验、计算机模拟和神经生理学实验。认知语言学反对语言模块论,主张语言与人的普遍认知能力相关联。这一立场成为认知语言学使用各种实证方法的理据。第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使用同语言系统、语言知识同知识的应用之间的关系是辩证、互动的:一方面,语法应用于语言使用,用法事件是语言系统的实例化,根据这一观点,语言系统可以通过分析实际用法事件来了解和洞察,即用法事件构成语言研究的实证基础,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语言的普遍模式;另一方面,语法产生于语言使用,用法事件以动态方式定义语言系统,是语言系统的实证来源(Tummers,HeylenGeeraerts2005:4)。基于用法的语言学以语言的实际使用为前提,获得实际用法语料的途径是语料库和心理学实验。第三,认知语言学强调语境化,影响语言的相关语境不仅包括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还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也必然对语言产生巨大影响。使用者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受教育背景、从事的职业以及年龄、性别、民族等方面的差别导致语言形式的差异,形成语言变异和变体,反映到语音、语调、语法、词汇的差别上,也反映到语言使用习惯的差别上。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同一社团成员的语言知识库彼此既有重合又有差异,所以社团的语言知识库应该看成既有差异又有重合的语言知识库形成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方言体系(socialdiasystem)。没有哪一个人可能完全掌握这个方言体系,语言社团不可能是同质的,社团成员对语言知识的共享不可能完全相同,理想的语言社团和理想的说话人并不存在。因此,基于用法就是要真实反映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即语言的社会变异。这就要求把语言研究诉诸实证和客观观察的方法,而不是个人的主观直觉和内省。 从用法角度看,语料库相对于调查、实验等语料收集方法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语料来自于真实的语言使用,自发产出,而非实验室条件诱发的,语料反映语言产出的结果,有利于语言用法的离线分析。大多数基于用法的语言分析主要使用语料库(Tummers,HeylenGeeraerts2005:\n8)。当然,不同的实证方法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调查和实验可以用来补充相关语料的缺乏,实验还可以控制相关干扰因素,可以提供在线加工的信息来支持关于语言使用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的论断,弥补语料库离线分析的不足。 尽管认知语言学基于用法的呼声很高,目前语料库的使用在认知语言学中还很有限,先进的语料库统计分析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Gibbs(2007:2)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内省和直觉判断的传统语言学方法,而在传统方法和权威的影响下,语言和语言学课程多偏重内省分析的研究范式,忽视实验和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方法,导致这些实证方法的实施有一定难度(Geeraerts2006:40)。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实证方法在该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RenéDirven2005年在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基本理论在社会语言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语义和言语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与认知文化模式研究、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研究。同时,这些研究都是以语料库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 3.1语义变异和言语变异 认知词汇语义学从Rosch(Leaszczyk2007:146)提出的原型理论发展而来。在认知词汇语义学框架中,词汇是概念范畴,词的意义形成一个既区别又联系、具有原型效应的范畴,意义成员形成以原型意义为中心的辐射状网络结构,从原型意义可以引申出其他相关意义(VyvyanGreen2006:328)。Geeraerts(2006)批判心理学的原型研究忽略社会性,因为在心理学原型研究中,语言社团通常被理想化地默认为同质。结合Putnam(Geeraerts2006:25)的社会语义机制和Bartsch(Geeraerts2006:34)关于交际中的语言规范理论,Geeraerts(2006)提出三种基本的社会语义关系模式:权威语义模式、合作关系模式和二者间的冲突与竞争模式。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三种根本的社会语义力也是基本的,分别对应权力、合作和竞争,不同社会语义力使意义范畴向不同方向发展:合作语义模式走向基于原型的范畴扩展,强调语义的灵活性和模糊性;权威语义模式推崇比日常用法有更多限制性的权威定义;竞争语义模式既主张范畴运用的限制,也包容范畴扩展。 Kristiansen(2008)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探讨(音位层的)言语范畴和社会范畴的联系。社会范畴和言语范畴都是原型范畴,它们通过languagestandsforsocialidentities的转喻联系在更大框架内系统联系。根据RuizdeMendoza等(2001:\n323-327),作为域内映射的转喻有两个次类:源域在目标域内的转喻和目标域在源域内的转喻,前者拓展源域,后者压缩源域。话语的语音具有社会范畴化功能:特定社会群体的语音唤起听话人关于该社会群体的更广泛的知识框架,也唤起其社会定式(包括心理特征)和相关百科知识,包括说话人所属群体的社会习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外表特征、娱乐等标志。语音不仅是方言的体现,而且是社会意义的标识。结合该转喻模式,Kristiansen(2008)进一步扩展Langa-cker的象征单位模式。Kristiansen(2008:71)指出,象征单位的音位唤起相应的概念语义,同时音位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同实例化(音位变体)通过转喻模式与不同言语类型范畴相连,言语类型范畴又通过转喻进一步与不同社会范畴相连,唤起听话人关于说话人所属群体的特征、意识形态价值、社会阶层等知识。通过这种源域(语言范畴)在目标域(社会范畴)内的转喻联系,语言的社会意义被建构,语音或语言的认知域得到拓展,音位变体行使双重功能体现音位,参与形态层意义建构的功能和通过转喻方式与特定社会群体关联,建构社会意义功能。 3.2认知文化模式研究 PolzenhagenDirven结合当今全球化语境中关于语言政策的话题,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理论和话语分析的元理论出发,以英语为中心,以基于概念隐喻languageasatool和languageasidentitymarker,关于语言全球化的不同论点体现的两种文化认知模式及其植根的政治-哲学传统为背景,讨论关于多语制和多元文化现实的不同观点及其内含的意识形态。Berthele以全球性语言(如英语)在美国和瑞士的使用和教学为个案,展现西方语言政策的两个主要立场和外语教学,通过认知语义学的理想认知模式和隐喻、转喻机制透视不同民俗文化模式对语言的识解,进一步揭示不同文化模式的深层意识形态。 随着全球化推进和英语作为全球化语言的普及,英语变体研究成为促进国际交流的时代需要。尽管英语语法和词汇的共核存在于世界英语的各种变体中,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看,这些变体体系作为意义的象征蕴含独特的文化模式。Sharifian(2008)指出,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思想和情感可以通过超越个体认知的、社会和文化层级的概念化识解。文化概念化反映在语言的词汇、句法和语用等特征上。就词汇而言,不同语言词汇的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本族语者的文化规范、知识和经验。基于文化概念化,Sharifian(2008)通过联想-解释法考察澳洲土著学生和盎格鲁-澳大利亚学生对表层特征相同的词home的概念化差异,比较不同文化模式对概念化的影响,论证语言表层特征的文化概念化。ergerAcquisition)两种语料中相同词汇域(fighting,mating\n,feeding)的隐喻类型表明,企业使命陈述语料以mating隐喻为主,而商业媒体语篇以fighting隐喻为主,反映两类语篇关于企业及其身份的不同概念化方式。企业使命陈述语篇以mating隐喻为主,以字面化合作和情感为核心概念,传达企业的理想自我,操纵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印象,并向目标听/观众灌输企业自身的价值观;商业媒体语篇选择fighting隐喻方式建构企业形象,商业世界刻画为男性化的社会实践领域。从不同企业看,其使命陈述语篇的对比反映不同的企业文化模式。从语篇类型看,商业媒体语篇的他者到企业使命陈述语篇自我表征方式的转移蕴含企业模式从竞争型向合作型的视角转变,反映企业以印象操纵(impressionmanagement)为目的的概念化转化。 随着认知语言学对社会因素的重视,关注由不同的社会语境、交际者、社会群体导致的隐喻变异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必然趋势。语言、认知和文化的关系决定隐喻话语理解的关键不仅仅是隐喻本身,还有隐喻幕后的社会、文化模式。Fiksdal(2008)以隐喻使用者性别为参照的隐喻范畴化考察基于性别的隐喻变异,揭示课堂话语体现的不同性别文化模式。作者认为,相同或相似的隐喻基于共同的课堂经验,反映相同的课堂文化模式,这些隐喻超越具体环境(时间、地点、参与者)和性别因素。同时,两组性别对文化模式的共享程度是有限的:两组性别使用的不同隐喻反映不同的概念基础、对合作的概念化以及不同性别对讨论的立场不同。从性别看,这些隐喻表达以不同方式建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男性使用的概念隐喻seminarisagame突显目标、合作、竞争、规则、输赢,说话人可以控制游戏活动,突出合作中的个人身份我和个体施事性。而女性使用的seminarismunity突显分享、尊重和互助关系,突出集体身份我们和集体施事性。 Urban(2008)通过分析当代美国教育语篇的隐喻映射考察美国大学教育的隐喻概念化模式。当今市场经济的影响已延及教育,曾经作为公益事业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商业化。理解认知域商业和市场的核心隐喻来自达尔文物种进化论和自然选择机制的民俗模式。在商业-教育的隐喻映射中,商业作为寻求生存的有机体为教育话语的建构和理解提供一部分映射框架,而商业自身(对低成本和高收益的追求,利益推动力、生产力,效率、产品标准化,追求短期效应等的强调)提供另一部分映射框架,因而教育的隐喻映射有两个来源域:商业自身、达尔文自然选择模式及商业作为生态系统中有机体的观点。作者指出,商业模式的教育观影响教育资源和机会的合理分配,导致社会等级和各种不公平,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学术自由、学术声音、以人为本的文化和基本素质教育受到威胁,教育的商业化违背教育作为社会共享的社会福利的根本思想。\n Morgan(2008)从多年收集的美国英语的主流公共话语中(报刊、广播、电视、会话等)选取大量关于商业和政治的隐喻话语和其他以战争为源域的隐喻话语来考察关于社会体制的隐喻中典型的源域和目标域的关系。作者在分析这些隐喻过程中得出关于社会体制的三种主要隐喻家族:同一集体中若干合作者为取得共同目标而进行内部协作的合作模式、两方或多方为争取只有一方才能得到的目标而相互斗争的竞争模式以及相互联系的系统模式。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决定对目标域的多重识解方式。从逻辑上讲,一个认知域既存在常规的识解方式,又可通过一个以上的隐喻家族来识解,如商业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看似竞争的,从内部结构看则是合作的;政治在选举场合是竞争的,在为取得共同目标而结成联盟时则是合作的。Morgan认为,多个隐喻家族的多重识解创造新的认知框架,并且使其有可能常规化,进而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促成社会风气和社会体制的变革。 Janicki(2008)从基于原型理论的词义观出发,讨论政治领域中的争论和冲突。通过分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克林顿-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福罗里达州选举事件和关于干细胞研究的争论三个政治事件的新闻报道语料,Janicki(2008)指出,在语言层面上,政治事件中的冲突往往集中于核心概念(如sexrelations,hole,life,humanbEing,person)的定义问题:冲突的双方就关键概念的定义各持己见,双方都坚持认为词的正确定义是唯一的,最终获胜的一方成功地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对方。Janicki(2008)认为,词的定义不能揭示词代表的事物的本质,只会导致无限循环,使事物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准确。作者强调,政治话语的理解应该采取原型理论的词义观或词义辐射网络理论,承认意义原型效应以避免争端,通过语言学同政治活动或政治问题研究的结合来理解社会现象,解决政治问题。 认知语言学同社会语言学的结合离不开实证方法。基于客观观察的实证方法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在《认知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也得到充分反映。该书专门以Heylen,TummersGeeraerts,Stefanop;Gries,Grondelaers,SpeelmanGeeraertsSpeelman,GrondelaersGeeraerts4篇基于语料库定量分析的文章为独立的一章来突出和强调实证研究,尤其是语料库的多元变量分析在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成就和意义。其中,Heylen,TummersGeeraerts(2008)从方法论角度比较离线的语料库分析和在线的心理语言学实验,指明各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语料库定量分析可以收集大量的语料来同时研究多元变量的影响,但其局限性是只能考察离线效果(offlineeffects);心理语言学的阅读测量实验可以直接考察在线加工的影响,但其时间局限性不能考察多元变量的同时效应(simultaneouseffect)。作者指出,以语料库的定量分析确定相关变量,再通过心理学实验方法有针对性地考察各变量对在线加工的影响,语料库方法同心理语言学实验的结合,能够充分发挥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 4结束语 \n 认知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社会性的关注是全方位的。首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社会视角和实证方法同语言类型学结合,克服通过一种语言或少数语言为标准来研究人类语言,从而把某种语言的特征当成普遍价值的弊端。其次,传统研究忽略的口语语料也纳入研究对象,以适应基于用法的理论主张对用法语料的全面要求。尽管《认知社会语言学》中某些观点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存在把语言作为影响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甚至解决意识形态和政治争端的手段的极端看法,但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创造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社会研究的新价值。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对生成语言学革命的继续,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新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凸显。 Gibbs,Jr.RaymondoreaboutEmpiricalMethods[A].InGonzalez-Marquez,M.,Mittleberg,I.,Coulson,S.Spivey,M.(eds.).MethodsinCognitiveLinguistics[C].Amsterdam:JohnBenjamin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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