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讲义 221页

阅读材料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石毓智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屈承熹着纪宗仁协着汉语认知功能语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范晓张豫峰语法理论纲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沉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10．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参考文献人学良1980汉英比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连淑能1993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安德2003英汉词语文化对比湖北教育出版社彭宣维2000英汉语篇综合对比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解海江张黎平2004汉英语颜色词对比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王逢鑫2001英汉比较语义学外文出版社王福祥1992对比语言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杨自俭李瑞华1990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0.何善芬2002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1.柳英绿1999朝汉语语法对比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韩汉翻译基础延边大学出版社12崔建2002韩汉范畴表达对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对比语言学绪论第一节语言的定义在这门课里，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语言对比研究的一般理论和方法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先看一下比较古老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对语言的定义研究得比较透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潘文国教授。在《语言的定义》（戴昭铭、陆镜光主编《语言学问题集刊》第一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这篇文章里盘问郭先生搜集了自洪堡特以来一百六十余年间中外学者关于语言的六十八种定义，发现对于“什么什么是语言”问题的歧义之大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其中我们熟悉的是A、从功能角度、从工具角度、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给语言下的定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语言与个人自身的角度给语言下定义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从语言自身的角度给语言下定义说：“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给语言下定义说：“221\n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等等。如果把几十种语言的定义进行比较其中的很多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是互相对立的。例如：语言是本能还是非本能？乔姆斯基等人强调语言是人的本能，强调语言能力的先天性，而萨皮尔则认为语言不是本能，是人类后天习得的而非先天就有的能力。语言是工具还是方式？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语言是工具，后来斯大林等引用他的观点，对中国语言学界影响极大。而萨皮尔、马林诺斯基、叶似柏森、克洛克洪等认为“每一种语言都不仅仅是交流信心和观点的手段，都不仅仅是表达感情、泻发情绪、或者指令别人做事的工具。每种语言其实都是一种观察世界以及解释经验的特殊方式，在每种不同的语言里所包含的其实是一套对世界和对人生的无意识的解释”。所以这些人认为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方式。语言是不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品克（生成语法学家）强调语言不是文化的产物，这显然是为了便于将语言提炼出来进行“纯净”的研究；而惠特尼认为语言是获得的能力，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是不是自足系统？索绪尔认为是。而功能学派认为不是。语言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索绪尔要共时研究，实际上把语言当作静态的系统洪堡特等索绪尔以前的人和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把语言看作是动态的。那么语言到底用静态的方法去研究，还是用动态的方法去研究？这种种语言观把人看得眼花缭乱，这大概是很少有人去进行认真梳理的缘故。我们经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认为从本质的方面看，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言的定义都可以概括为下面的四种语言观之一，即，自足系统观、交际工具观、天赋能力观、文化语言观（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文化或一种民族的世界观，也叫语言世界观）。这四个语言观的代表人物是：索绪尔、斯大林、乔姆斯基、洪堡特等。从宏观的视角看，我们还把这四种观点与地球进化所经历的三个世界和人类所从事研究的三大学科门类相联系。人类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所有学科研究都可以归纳进三个大门类：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一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文科学（指研究有关人自身的科学，其研究包括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如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这个分类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它们分别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不但从“共时”的角度看是如此，从“历时”的角度去看也是如此。这三个学科门类研究的其实是前后相承的三个“世界”。天地之始，宇宙初辟，一直到第一种动物诞生之前，这个只有矿物和植物的相对静止的世界，就是自然世界；动物的出现带来了由自由活动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有了群体就必然有关系需要协调，有信息需要交流，这时就出现了第二个世界--社会世界；动物进化到人，出现了人类世界，其与第二个世界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语言和思想。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归纳进这三大门类里，当然学科间可能有交叉，有的还可能兼属于三个门类，但不管怎样，它首先有个基本的归属，而这个基本归属必然是多研究对象的本质所在。给语言定性的关键在于，是关注语言的自然属性呢，还是社会属性呢，还是人类本身的属性？这时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在语言定义上各种分歧产生的根源。221\n语言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还有人文属性，因而着眼于哪个属性就成为各种语言观的分野所在。自足系统观着眼于语言的自然属性，因而在语言最具有自然属性的部门如语音学方面做得最好，对结构性较强的语法特别是形态学方面也颇有建树，而对“系统性”不那么强的词汇、语义、语用功能、语境因素等方面的成就就比较有限；交际工具观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属性，因而在语言的交际功能、语用功能、语境因素等领域研究做得最出色，语音研究也因为交际派提出的音位学而变得更富实用。但因为对语言的结构本体不关注不够而往往被前者“边缘化”；天赋能力观呢文化语言观（语言世界观）都着眼于语言的人类属性，都是第三世界的产物。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重视的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因而坚决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语言，认为这才是使语言研究科学化的唯一途径；后者重视的是人类的文化属性，坚持语言属于人文科学，必须用人文科学的方法方法，亦即联系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去研究语言。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是，前者是乔姆斯基，后者是洪堡特。乔米姆斯基主张“精神研究的自然主义方法”，也就是把人的精神产物语言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而洪堡特则主张“语言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语言”，所以主张“我们如果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的有关问题，以及语言的最重大差别由何产生的问题”。语言研究也好，对比语言学也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基础的哲学问题，我们必须在诸多的语言观中，或者至少砸这四大语言观中作出选择。只有确定了语言观，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语言研究或者对比研究的大厦。在这四种语言观中，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语言研究的主力派选择的是“自足系统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乔姆斯基声称语法思想和理论的诞生结束了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说一统天下的局面，整个语言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语言学领域呈现了向多元、纵深发展的研究态势，逐渐形成了形式、认知、功能三大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众多的分支学派。功能学派和形式学派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而又呈现对立的两大学派。接着认知学派又异军突起给语法研究带来的新的活气。现在有些人把认知语言学放在功能语言学里，也有人把功能语言学放在认知语言学里。也有人把它们当成各自独立的语言学。不过这两个语言学都通过语言外部去寻找语言发展的规律，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但它们语言观和研究的特点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功能语言学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结构是为完成传递信息、为满足交际需要而形成的，也就是向自然界中的各种各类的生物都是为了生存、为了适合环境而进化成现在的形态一样。功能语言学所说的功能指的就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功能。所以功能语言学通过下面的三个方面去研究语言。一是通过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社会或者就是通过语言的作用（功能）去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语言结构何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这些都是通过它们要完成的交际功能去研究；二是通过历时过程研究语言。这里主要研究的是语法化。通过语法化的研究揭示语法形式形成的规律，也就是研究语法形式是如何发展演变的；三是通过认知角度研究语言。这第三个部分跟认知语言学基本一致。功能主义致力于澄清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最终还要解释语言功能是如何决定语言结构的。认知语言学是，把语言结构看成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概念结构的映照。沈家煊在《句法的象似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年1期）中说：“语言的相似性是相对任意性而言，它是指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两者的结合是可以论证的，是有理可据的。……我们要谈的象似性主要是指语言的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甚至规则是非任意的，是有理可据的，也就是说，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这里所说的’经验‘221\n按照Langacker(1987)的观点，一般指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和认识，或人的头脑反映客观世界而形成的各种概念和概念结构。因此通俗点讲，语言结构的象似性就是语言结构直接映照人的概念结构，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体现概念结构。”所以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主要通过人们的思维、心理角度去研究语言结构的形成原因。现在可以说形式派和功能派是两大观点对立的学派，其中形式派在西方语言学界势头更大，但在国内，由于汉语自身特征的缘故，至今仍占据主流地位的是结构主义，可以称作后结构主义。因为我们中国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子，跟美国的描写派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共时研究中形成了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是转换生成的道路，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英语，也涉及其他印欧语或非印欧语，其研究主要是在美国展开的。一条是后结构主义的道路，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汉语，其研究主要是在中国展开的。这两种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所以这两种研究道路、也就是这两种研究方式提出的问题特别具有代表性，也可能将会决定世界语言研究的走向或命运。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结构主义大师霍凯特发表过一篇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提出了语法分析一般可以采用三种理论模式；一个是IA模式，也就是项目与配列模式；一个是WP模式，也就是词与词形变化模式；第三个是IP模式，也就是项目与变化模式。项目与配列模式主要是以语素作为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包括词根、词缀等，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比较适合分析一个单位容易分成一个个语素，一个语素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的语言。比如土耳其语、韩国语等。这种类型语言的语素一般只表示一个语法意义，宾格只表示宾格、属格只表示属格等。WP（词与词形变化模式）以词作为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这种语言的词整体作为一个单位，组成这个整体的语素不能离开这个整体，否则其语言单位不能成为一个整体，也就是不成立，而且一个语素不是表示一种意义，而是表示多种意义。比如俄语中的“书”这个词，其基本形式是keniga，其宾格形式kenigu,其中语素u不能离开这个整体，如果把宾格标记u拿下去，那么这个词就站不住。而且这个u既表示宾格又表示阴性两个语法意义。所以这个模式适合分析象俄语这种各种语法意义融合在一个形式中的语言。IP模式（项目与变化模式），其特点是在形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化过程”这个概念。这个模式一般采用任何一条含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的形态变化规则，包括有规则和不规则的形态变化。比如：现在时过去时AwalkwalkedBcutcutCtaketook这种分析的缺陷是，如何确定基本形式的问题。因为它在研究中引入了“变化过程”这个概念，既然是变化，那么肯定要有一个没变化的基本形式。转换生学派把英语的现在时形式看作是基本形式，但没有论证出为什么现在时形式是基本形式，其他形式是变化形式。也许有人认为过去时形式是基本形式，因为往上加没有往下砍省力。中国选择结构主义既有研究传统的原因，也有语言特点的原因。在研究传统方面特别是在小学研究方面，中国一直采用实证的态度，这符合结构主义的哲学逻辑学基础：因为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实证主义。在语言特点方面，汉语是孤立语，汉语的语素比较好确定，语素和语素的组合基本上是单一的，也不会产生外国语那样的大量的变体。IA模式和IP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IA模式的基本方法是分布，通过分布来控制规则；IP模式的基本方法是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变化过程或操作过程，通过变化过程或操作过程来控制规则。在IA221\n模式看来分布是客观的、描写的，是绝对可观察的，而过程有时候是不可观察的，非描写的，带有主观解释性的。因此纯正的IA模式是不讲结构关系的，因为结构关系带有解释的意味。另外IA模式不考虑过程，所以它纯粹是共时的。IP模式讲过程，所以带有历时因素。IA模式容易取得共识标准，IP模式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IA模式把所有的项目看成是平等的，而IP模式把一些项目看成是独立的、核心的，再附带一些标记或操作手段。比如，基本式、非基本式等。IA模式更适合分析性语言或孤立语，因为处理汉语这样的语言不会带来大量的变体。IP模式更适合描写屈折变化较多的语言。所以总的来说，中国结构主义主要是沿着IA模式展开的。而美国的转换生成语言学是沿着IA和IP两个模式展开的。这是由于孤立语没有那么多的形态变化，而印欧语有众多的形态变化，需要引进变化过程这个概念。美国转换生成语法在IA模式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出短语结构规则。在IP模式基础上可以发展出转换规则。现在还很难断定究竟汉语研究的路子好，还是转化生成语法的路子好。不过有一点是比较清楚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所谓的普遍原则，包括短语结构规则，都在汉语事实面前碰了个大钉子，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原则规则已遇到汉语语言事实，就失去了解释力。比如：SNPVP经济发达VPVNP出租汽车学习文件又如，约束三原则：A原则：反身代词（照应词）在它的管制范围内必须受到约束；B原则：指代成分在它的管制范围内必须自由；C原则：指称成分在整个句子中必须自由。这里所说的管制范围就是一个“域”，所谓的“域”就是由包含了完整的中心成分和补足成分的功能复合体，或者说包含了完整的主语名词和一个补足语名词的S（句子）或者NP（名词词组）。这种S如“老王买了本书”，这种NP如“老王的书”，其中都包含了两个名词性成分，即“老王”和“书”，所以就是一个“域”。约束三原则中提出的“反身代词”指的就是“自己、他自己”等；约束三原则中所说的“指代成分”就是“代名词”，即第三人称代词“他”；约束三原则中所说的“指称成分”就是指一般的指人名词，即“王刚、老张”等等。三原则中所说的“必须受到约束”指的是反身代词跟域中的名词同指，“必须自由”指的是不同指。比如“小王喜欢自己、小王喜欢她、小王喜欢王大爷”。但这个原则在汉语中例外现象多之又多。比如：“王老师知道小王喜欢自己”所以转换生成语法子在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规则或原则。因为他们的规则或原则是通过英语研究概括出来的，对我们汉语不适用。同学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在研究语法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例外现象。过去的研究往往对这些例外现象重视得不够好，或者那是例外等一句话就把这个例外现象打发到千里之外去了。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研究习惯。今后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例外现象的研究。因为这些例外现象中蕴藏着更高深的规则或理论。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解释这些例外。那么我们概括出来的规则或理论，比只解释例内语言现象的理论高深的多。同样我们的汉语跟印欧语比起来是一种例外的语言。我们如果把这种特殊的语言汉语研究好了，那其他例内的印欧语就不在话下了。所以可以说汉语的地位、汉语研究的地位越来越高起来了。221\n那么纵观这几年的、特别是这两年的汉语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语法学界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有关语法化方面的研究。进入本世纪的头一两年，一说语法研究必谈语法化问题。这两年有所淡化，但据初步统计，06年07年这两年内，在国内语言研究的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有30多篇论文是有关语法化方面的文章。《中国语文》07年6期就有三篇论文是些语法化问题的论文，第5期也有两篇语法化的论文。《中国语文》每一期一般只刊用3到4篇语法论文或更少。可见语法化论文所占比重之大。当然去了语法化方面的论文之外，还有有关语义、语用、句法等方面的论文。现在刊物上刊用的有关词汇方面的论文极少。这也可能是词汇论文难写的缘故。语法化，一般都认为是实词虚化，这是狭义的语法化，那么什么是语法化呢？语法化通常指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词汇项或结构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一个已有的成分继续产生出新的语法功能。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实词虚化或虚词变得更虚都属于这种情况。追溯到18世纪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对屈折构形成分来源的讨论。语法化具有普遍性，而且这种演变可发生在语言的各个层面，涉及语音、词法、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狭义的语法化就指词汇层面，所研究的对象是实词虚化成语法功能词、语法标记，广义的包括句法结构的产生，还要涉及语篇和语用层面。语法化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其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时和历时的界限，运用跨学科的视角来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的形成过程。语法化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回答“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人类语言的语法为什么是以那种方式构造的？”因此语法化研究不仅能深化我们对汉语语法演变事实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汉语共时系统的深入理解。语法化研究的内容太多太丰富。比如，现代汉语某功能词的形成原因的探讨，有些语法结构产生的机制、动因、语法化的基本路径，某些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和主观化（即由命题功能变为情态功能）。比如，“来着”有句法结构变成词（原来古汉语中“来”和“着”是词助，后来演变成一个语气词），又如，“不”和“仅”组成句法结构“不仅”后，又词汇化变成一个人连词。语法化往往伴随着句法结构的词汇化和词语作用的主观化。现代汉语中的虚词在语法化过程中多数伴随了词汇化。无论是结构式的语法化还是词汇的语法化，往往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主观化，即由命题功能变为气态功能。比如双音连词“不仅”的词汇化、“是以”的词汇化。情态成分的语法化“可是”。比如“相当”这个词在《现代汉语词典》有三个义项：A、动词（数量、价值、条件、情形等两方面差不多）配得上或能够相抵；B、形容词，适合、合适；C、表示程度高，但不到“很”的程度。远古时期。自从春秋战国时期“相”和“当”开始连用，为动词性短语。那么何时“相当”成为一个词，何时又演变成形容词，何时又演变成副词，又是如何演变的，这就是语法化研究的内容之一。语法化研究原本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其关注的对象直接跟语言的演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语法化一般过程呈现单向、有序、抽象化和专门化的特征。高频率重复和惯常化是语法化的必要条件。他的动因包括词义特点、句法位置、语境影响和认知心理等几个方面。通常认为语法化的机制是类推和重新分析。演变的方式有隐喻、转喻和主观化等。那么语言只有语法化一条方向，没有相反的方向去语法化吗？也就是只有实词虚化、句法结构变成词，没有虚词变实词，词变成句法结构的现象吗？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汉语研究中极少见。我只见到一篇去词汇化的文章。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李宗江先生写了一篇《去词汇化：“结婚”和“洗澡”由词返语》的文章，发表在《语言研究》2006年2期上。文章中他先确定出了这些离合词变成短语的验收框架，有好几个形式槽，若是能满足其中的几条或全部形式条件就证明这些离合词变成了短语。我觉得跟印欧语一样。我们汉语也会有去语法化的现象，希望大家去发现。通过考察近几年内发表的语法化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喜爱用的基本上都是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包括话语语言学、语用学221\n、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基本没有用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来写汉语语法化现象的文章。现在有人把语言研究分两大派，一派是描写派，一派是解释派；解释派在分作形式派和功能派，功能派又分作功能、认知两派。也有人说功能语言学属于认知语言学。反正随着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语言学领域呈现了向多元、纵深发展的态势，逐步形成了形式、认知、功能三大派并产生出众多的学派。功能语言学从70年代开始，80年代初进入中国语言学界，认知语言学是对生成语言学的反动，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进入中国语言学界，受到中国语言研究者的青睐。我们认为汉语研究的主流是结构主义，同时很快地接收了功能、认知两种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我觉得，我们中国没有接收转换生成语言学，除了语言研究传统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汉语的语言类型决定的。印欧语是语法型语言，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接收一种海外的新理论恐怕要涉及到很多问题，这里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是语言观的问题。因为语言观决定本体论，语言观、本体论（还有目的论）决定方法论。所以要想科学系统地研究现代汉语，要想引进合理的研究理论、方法，要想研究出适合现代汉语的理论、方法，就应该对现代汉语进行语言哲学角度的思考。现在有人在做这方面的思考。我们东北也有人在语言哲学角度对现代汉语进行思高层次的思考。这个人就是东北师大俞咏梅教授。她在《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前提批判》（《东北师大学报》06年1期）中站在语言哲学角度思考我们汉语现代转型的大前提即汉语本体论的根本问题。不仅我们汉语如此，所有的语言研究最根本、最决定性的是语言观的问题。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理论、方法、目标、范围、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差别。这在语言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种派别之间的语言观的差别。而中国主流对比语言学选择了第四种，亦即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学说作为自己建立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对四种语言观进行反复比较和思考的结果。这一思考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别相应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人文世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可能含有某种必然的因素，这三个世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前后相承关系，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内容。就好像电脑的软硬件，后出现的往往能兼容先出现的那样，人类身上，兼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人文属性。问题就在于确定哪一种属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1、语言为人所特有，语言现象是属于人文现象，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把语言当作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来分析是一种简单化；2、语言学是跟人密切相关的学科或说是“人学”，在语言具有的三个属性中人文是基本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尽管也在，但不是本质属性，因而语言学只能首先属于人文科学；3、自然、社会、人是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后面的可涵盖前面的，而前面的不能代替后面的，也正因为如此，后起的事物必然比先起的更复杂，因而需要更复杂锝理论。简单地用先起的事物的方法来研究后起的事物，就会流于简单化的弊病。那么我们就用这种理论看一下上面谈到的四种语言观，看哪一个比较科学。221\n自足系统观的要害在于它没有抓住语言的本质。系统是适应于第一个世界自然世界的，因为世上万事万物，大至宇宙天体，小至细胞微生物，乃至原子、中子、质子。无一不在系统之中，无一本身又不构成一个系统。既然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系统来研究，可见系统性并非是只有语言才有的特性，更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至于把语言这个系统说成是自足的封闭的，带来的问题就更多，当前学术界可以说已普遍否定了这一观点。语言系统既不是自足的，又不是封闭的，把语言当作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来研究，也许有一时的便利，但却是语言研究远离语言使用的母体--人以及语言使用的环境--社会。结果成为实验室里供解剖用的标本。这是20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语言研究留给我们的教训。“交际工具观”同样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这是因为交际同样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这是第二世界—社会世界的特征。凡是社会性的动物都有这种需要，实际上也各有其进行交际的手段，如蜜蜂用舞蹈、猿猴用叫声、蝙蝠能发出超声波等，因而，这个定义没有能反映人类特有的本质特点。用交际工具来定义语言，即使加上“符号系统”，仍然为语言范围的不断扩大打开了方便之门：计算机语言、数学语言、逻辑语言、音乐语言、舞蹈语言、动物语言等等，尽管凭人们的直觉，这些与我们心目中的真正语言不同，但在“交际工具+符号系统”的定义下，却没有办法将他们拒之门外，这真可说是作法自毙，使其主张者没有想到的。如果将这些交际手段一律当作语言来研究，就必然冲淡对人的语言的深入研究。本能观是考虑到人自身的，但他强调的是人的语言的先天性，强调人类的生理和物理构造，一句话，强调的是人身上的自然属性，这与强调人的历史文化属性的文化语言观不同。这种语言观的要害在于：1、自然属性并非人的本质属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并不是因为人在生理构造上与动物有什么本质不同，而在于人有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化和历史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语言的本质属性；2、人拥有语言，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素，从语言的学习、运用、传承来说后天因素可能更加重要。本能说将人的语言能力一切归于先天，必然会导致忽视人的后天因素，也就是忽视语言研究的更重要的方面（语言与社会、历史、环境关系）；3、强调自然属性必然会强调语言在生物学、脑生理学等方面的全人类共性，从而忽视各具体语言间的个性。谈到语言观问题，必然会涉及语言起源问题。这也是语言哲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对于语言的起源，人们现在做的只能是假说，但假说也要看哪一种更合乎情理，更接近可能的事实。“系统说”和“本能说”其实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语言是一个在人类产生之前或人类产生之时，就已经完成的东西。如果语言是“完美的”、“自足的”、“先天的”系统，那只能是什么人预先设计好的，然后一股脑儿一齐安装到所有人的大脑里。所谓“一齐”指无一例外地、同时安装到每个人的大脑里。所谓“一股脑儿”指无所，缺陷地、完整地安装到每个人的大脑里。人类语言产生时是不是这样，确实需要很好地考虑。我们很难想象在人类远古史上有那么一天，本来都不会说话的人突然一下子都具有了这种能力，而且一开口就能说出彼此能听懂的、合乎语法的语言。如果即使是这样，那怎样解释语言的后天变化呢？比方说，为什么人类共同的语言会演变成不同的语系、语族、民族语言呢？为什么同一种语言分化成不同的方言呢？如何解释个人语言的风格呢？如何解释使用语言时所犯的各种不合语法或者诸如此类的错误呢？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对比语言学另一个创始人叶斯柏森对语言起源的解释。在其《人类、民族与个人的语言学视角》一书中，叶斯柏森不同意语言是集体的创造，而认为语言是从个人开始的。一个人发出了某些声音，表达某种意思，对他个人的方言来说，这就是一个词。当然开始谁也不懂，但此人一再使用，形成了其个人的习惯。慢慢地他周围的人从他使用的场景中悟出他的意思，而且通过模仿，学会了用同样的声音来表示同样的意思。这样由于交际的需要，这个“词”就会他家庭和周围人的小圈子里流行开来，成为这一地域方言的组成部分。圈子越来越大，从村庄、乡镇、地区，一直到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语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叶斯柏森的看法当然只是一家之说，人们也许未必同意。221\n但我们认为这种假说比本能说有解释力。比方它能解释语言的多样性，解释语言的个人风格、地域和社会方言、语言的民族性、语言的文化性、语言的变异、语言的习得和学习、语言的传播、流行语等等无法解释的难题。还能解释语言中不规范、不合理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例如OK一词，其语源至今尚未确定，但就不胫而走，从美国式英语走向整个英语，又走向几乎所有语言，成为典型的地球人的共同语。又如上海方言中的“不要太……”句式表示“非常”的意义，如“不要太潇洒=非常潇洒、不要太好=非常好”，这种句式在语义、语法上都无法找到理据，但就能迅速地流向开来，成为前几年当地方言中的一个显著特色。由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语言的多样性、民族性、语言接触和语言类型等等有关，因而，基于这一假设的语言观当然更适合作为语言研究的基础。潘文国教授给语言下了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说“认知”而不说“认识”，是为了强调人类语言的理性意义。“认识”的意义过于宽泛，除了可有“认知”、“理解”等意义外，还可以有“知道”、“认出”等一般意义。后者在动物身上也能出现（如认出主人，认出其同伴，知道什么是食物，哪里危险等），只有前者为人类所特有。同时，认识不必用语言，而“认知”必须用语言。同样，用“表述”一词而不用“表达”，也是因为“表达”不一定用语言（动物也有种种情绪的表达，人类也有非语言的种种表达，如面目表情、眼神、及在惊恐悲喜等情绪下发出的各种声音等），而表述必须使用语言。“方式”和“工具”，方式是主体的一种行为，是主观能力的表现。这个能力可以是先天的，如走路，也可能是习得的，如说话等，更不用说写作。而“工具”从字面上容易理解为人的身外之物，更像一种现成的产品而不是一个创造过程。“工具”既然是外物，那就可有可无，而语言，按照洪堡特的观点，却与人的精神合而为一。一个人即使失去了语言能力和书写能力，但只要他能思考，他必然还在使用着语言。“过程”也是洪堡特的思想中另一个重要方面，“语言本身绝非产品，而是一个活动过程。……把语言表述为‘精神产品’，这个术语完全正确，非常充分，因为这里所说的精神只是指、而且只能理解为一个活动过程。”这与后来有些语言学家提出过的“生成性”或“创造性”不同，因为后者只强调语言的“使用”方面，而“过程”显然还包括“习得”和“学习”方面。这里没采用“交际”，其原因1、“所谓交际其实质是对现实的认知”，这说明“认知”在先“交际”在后；2、“表述”可以包括“交际”，但“交际”无法包括表述。把一个人独自思考硬说成自己跟自己交际，这是偷换概念；3、“交际”不是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表述”非要语言不可，而交际却未必。新概念为什么不用“音义结合”、“任意性”、“系统性”？“音义结合”其实已经包含在“认知和表述方式”里了，而“方式”的范围比“音义结合”要广，它不但包含了音义结合，还包含了“形义结合”，如汉字，因为这是汉人“认知世界和表述”的方式。甚至可以包括聋哑人的手势语，因为手势语可以看作聋哑人认知和表述的方式。“任意性”现在是个有争议的的问题，已经受到当代西方认知语言学与之针锋相对的“理据性”挑战。而且不管怎样，“任意性”不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只是符号的一般属性而已，比方说蜜蜂传递信息的舞蹈动作，同样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特点。“系统性”现在引起的争议也不小。普遍认为语言即使是个系统，也是个不完全的、开放的系统，既然如此，将语言说成是221\n系统，就更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而且如前所说，它也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尽管在研究语言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不反对从系统下手。语言观问题处在对比语言学学科建设的底座。语言观的问题也就是“什么是语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对比语言学史上，自第二期以来，除切斯特曼之外，几乎没有人提到过。在中国对比语言学史上，在五四以前，也很少人认真思考过。但很少有人提到不等于这个问题不重要，更不等于说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只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是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是第一个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会导致对比语言学研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对比语言学对比的是“语言”，但如果在什么是语言的问题上都不能取得共识，那怎么能指望对比能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许多对比语言学者正确地提出了对比研究要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而且提出了各自的不同主张，但他们恰恰是疏远了自基本、最要紧的出发点--语言观。对比研究要有“元理论”的指导，这个元理论就是以语言观为核心的语言哲学的思考。因而对于语言观在语言对比研究上的重要性，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哲学问题处在任何学科的底座，是学科理论研究的核心。潘文国（2004）从总结人类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认为学科研究除了横向分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之外，还可以从纵向上进行分类。从纵向上，每个学科都可以分为四个层面。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很多学科的例子，其中包括语言学。每门学科都可以分成四个层面：学科哲学—学科理论—应用理论—应用实践。这四个层面不是彼此孤立的，其间有相承的关系：应用理论是应用实践的基础，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学科理论是应用理论的基础，对应用理论有着指导作用，而学科哲学是学科理论发展的原动力，是学科理论保持生气勃勃的关键。例如：文学：文学哲学（后美学）--文学理论—写作理论—写作实践科学技术：自然哲学—具体学科理论—操作工艺—操作实践语言学：语言哲学（实为哲学语言学u）--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实践在西方对比史上，许多人不敢或不承认对比研究是“语言学”，而只把自己的研究称为对比分析，强调其对于二语教学的实践意义，这从表面上看来仿佛是谦虚，实际上是学科定位有问题，说明他们在认识上就已经将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放在了学科纵向分类的最底层，即实践层面。自居最底层，还希望别人承认学科地位，那就无疑是痴人说梦。还有些人胆子大一点，亮出“对比语言学”的名称。这比“对比分析”当然搞了一层，但我们发现他们在谈论“对比语言学”的时候总还是底气不足，总还是以为对比语言学光凭自身还不足以与其它语言学分庭抗礼，因而要到处寻找某家某派“理论语言学”的支持，仿佛没有一家理论语言学的支撑，对比语言学就难以成立。这从他们的定位也可以看出来。这些主张“对比语言学”的学者，往往同时强调对比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因而必须接受“理论语言学”的指导。从上面的四层次理论来看，“应用语言学”属于第三层，比实践层面当然要高了一点，但比“理论语言学”层面还是要低。因而只要坚持对比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则比起西方特别是美国风起云涌的理论语言学流派来，“对比语言学”者当然自觉要矮人一截，它之不可能进入“理论语言学”者的视野可说也是必然的。因而如果这个认识不改变，西方对比语言学要摆脱“灰姑娘”的命运可说永远不会有成功的一天。221\n中国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番曲折。在第二期，学者们可说是不知觉地意识到了语言观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汉语的特性、民族性，可说是其中最最闪亮的表现。因而对比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正因为其认识是不知觉的，因而道理第三期、第四期，在苏联和西方理论的冲击之下，马上就一败涂地、落花流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对比语言学甚至也已沦落到可有可无的境地，与西方的“灰姑娘”境地相去不远。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的认知明显有了升华。他们的最早动力来自赵元任的启示，赵元任的“对比语言学就事普通语言学”论断，从实践上看应该出现的很早，但直到这时才真正变成了力量。在这一论断的鼓舞下，这一时期的对比语言学者更知觉地把对比语言学当作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来研究，因而在实践中将这一学科提到了第二个层面。处于第二个层面，它就完全有资格跟其他语言学理论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处于第二个层面，中国对比语言学也就有了西方语言学所缺少的两个特点。一是明确地主张语言对比研究有两个目标：理论目标和应用目标，不但不以追随实际应用为唯一目标，而且从中国语言学的实际出发，更强调通过汉语和外语的对比对汉语特点进行发掘，这就使当代的对比语言学研究成了语言学研究无法绕过和难以忽视的一股力量；二是由于处在第二个层面，中国的对比语言学更自觉地追求第一层面，即语言哲学的指导而不仅仅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其他现行的某家语言理论的指导。中国对比语言学实际上已经取得了“本体语言学”的地位，在中国语言学科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些，对于西方的同行来说，应该产生有益的启示。中国对比研究简史：第一期为1898年至1921年，是过分强调“同”的年代第二期为1922年至1955年，是强调和建立汉语自身特点的时期，是要建立汉语自身语法体系的时期。第三时期为1956年至1976年，过分强调“同”，是跟着苏联走的时期。第四期为1977年至1989年，这期间对比研究从对外汉语界开始兴起，却在多数人还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侯，又从对外汉语界开始悄悄衰落。这一时期对比语言学的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A、经过80年代初的“扫盲”，使人们懂得了什么叫对比语言学；B、通过对任氏等几本书的批评，使人么弄清了“比较”与“对比”是不同的概念；C、通过对比分析在对外汉语教学界由升至衰，使人们了解了这一研究在教学领域的局限性，从而引导人们把眼光扩大到别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加起来为第五时期对比语言学在中国全面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在第三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就是吕叔湘先生。他在1990年给《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题词时说出了如下一句话：“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吕先生早在1947年发表了《中国人学英文》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强调区别比较与比附求同与求异的问题。他说“比较是比较，比附是比附。要按主张纯粹直接教学法的人们的说法，简直不必比较。可是我们的意思，不但是不妨比较，有时候哈不可不比较。比较是要注意英语贺汉语不同之处，让学习者在这些地方特别小心，这是极应该的。而且，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助学习者去比较，他自己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之间其同不见其异，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比附”。吕先生用的术语与我们今天用的有一点不同。他说的“比较”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对比”，他说的“比附”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对比语言学是从比较语言学中生发出来的，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对比”和“比较”都有了专门的含义，前者指求异的研究，而后者则是求同的研究。吕叔湘221\n先生强调在外语学习中一定要用对比的方法而不能用比较的方法，这是对对比语言学的一种正本清源的主张。第二个，语言观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基本、最初始的问题，决定了语言研究的方向。坦率地说，在西方，不但使对比语言学，就是理论语言学的众多学派，对语言观问题重视得不够。更进一步说，深知20世纪初以来风靡西方哲学界的语言哲学，对“什么是语言”的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英美分析哲学，关心的是意义、意义的真值、语用、语言与现实、语境等问题，很少追问“语言是什么”；大陆派哲学虽然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德默尔）”这样的命题，但从命题本身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存在”这一西方哲学的本体问题，语言对他们来说，只是“器”不是“道”，他们只是从语言的角度来思考哲学，而没有从哲学色角度来思考语言，没有认真思考和回答过“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因而我们在上面引的四层说里，对语言学来说，处于最高层的与其说是“语言哲学问题”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哲学语言学”问题，它要求用哲学的眼光来思所有关语言的各种问题。在这一思索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是什么”这一子初始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是说，天底下的十五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是由“道”生成的。对语言研究来说，语言观就是道，“道”的不同就会引起语言研究道路的千差万别。不同的语言观，决定不同的语言理论、目标、范围、途径、方法、重点、结果、政策、教学法等一系列不同的根本问题。下面以人们熟悉的语言观为例，看看不同的语言观是如何影响到语言研究和应用的方方面面的：语言观自足系统交际工具人的本能理论结构主义交际理论普遍语法目标建立语音语法体系描写语言的使用寻找先天的语言机制]范围语言内部：句以下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学、生物学民族文化、脑科学途径语言调查、分析语言调查、分析假设、推理方法发现程序：分布理论统计归纳解释：演绎法（归纳法）重点描写功能形式化结果越走越窄被视作‘语言’越走越窄：自然科学化的边缘化语言政策语言平等多语多方言：无规范化教学句型教学：替代法功能法无表中说的是一般的语言研究。语言对比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对比研究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不同面貌和表现。比方说，如果认为语言是人的先天本能，语法是全人类共有的一套机制，那对比研究简直就不必进行，或至多只需要对枝节问题上的差异进行一些“解释”；再比如说，入股认为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而不不同语言的系统不同，那对比时只要将两套系统排比起来对照就行了。如此等等，中西方的对比语言学研究都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其中的观点可以说是千差万别，但只要追溯到各自的语言观，我们就能理解分歧的由来。同时只有在比较中确定我们自己的语言观，我们才能确定今天的对比研究应当如何进行。221\n第二节什么是对比语言学2.1.1语言学的比较与对比比较是人类研究事物、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也是语言农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如果说语言学的根本任务是对语言的某种现象加以阐述的话，那么可以说，语言学的所有分支都是某一种分类型的比较，因为对某一语言现象阐述，总是要涉及和包含对这一现象中的各种表现的比较。因而，按其本质来说，对比语言学也是一种比较，不过是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学中的比较。下面，先让我们来看对比语言学的比较与语言学中的其他分支的比较有什么不同，从而使我们能够确定对比语言学在整个语言学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语言学研究的关系。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进行语言学比较时，根据比较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沿两条轴线来进行。一条是共时和历时轴线，一条是语言内部和语言外部这条轴线。时间轴线上我们可以选择共时轴线，也可以选择历时轴线。在语言这条轴线上，我们可以选择语言内部的不同语言现象进行比较，也可以对不同语言之间的相同语言现象进行比较。这两条轴线的互相交叉，便形成如下的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即将语言学研究分成四大性质和目的不同的比较：语言内部历时共时语言之间象限一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共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主要是现时阶段）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内部构成成分以及组合结构进行比较。20世纪初，索绪尔开始了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即把语言作为一种状态来描写。此后共时语言学便成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形成了许多流派。在共时语言学研究中，要对某一语言的某一结构进行描述，就必须对这一机构系统里的各种语言现象加以分析比较。例如，如果我们要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我们就必须对这个系统中的各个音素的发音部位的方法、它们的声学物理属性、它们在音阶中的分布等各方面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同样，如果我们要研究某一语言组词成句的规律，我们就必须比较这个语言中的各类词在语法功能、组合搭配等方面的特点。而且要确定一个语言中的词可以区分为哪几个词类，这本身就要进行大量的形态、词义、句法特征等方面的比较。因此可以说，统一语言内部的共时比较适于饮血、词汇学、语法学等构成当代语言学主流的各个分支学科的一个主要研究方法。221\n象限二代表了同一语言内部的历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在其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系统加以比较，从而使我们了解这一语言的发展历史，找出其基本发展演变规律。例如，通过对英语的历时比较，语言学家一般认为，英语的演变经历了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和现代英语等四个阶段，其语法演变的总趋势表现为从一个综合型的语言逐步向一个分析型的语言发展，即词的屈折变化逐渐减少，语法意义的表达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语序以及介词等语法功能词的应用。这类比较是对某一语言的语言史及其分科（如词源学、古今对比语法学等）研究的主要方法。象限三代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对不同语言（一般是亲属语言）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系统进行比较，其目的主要是探讨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并据此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谱系分类，重建或构拟某一亲属语的共同原始语，例如，语言学家通过对印欧语系诸语言之间历时比较研究，推断出原始印欧语的大致形式。不同语言之间的历时比较，往往需要与同一语言的历时比较相结合，这就形成了当前所进行的语言学研究领域中最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历史语言学，有时也称为比较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发端于18世纪末，到了19世纪逐步发展成为语言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四个象限代表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这类比较是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静态的（主要是现时状态的）比较，以便找出不同语言之间在形式结构等方面的异同。根据比较的目的和所涉及语言范围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大致区分为三类。第一类的目的是试图找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共同特点和某些具有倾向性的规律。这是语言学中语言普遍现象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第二类的目的是试图找出世界上所有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典型不同之处，并根据这些不同，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这是语言类型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从以上两类研究的性质和目的来看，在比较中所涉及的语言应该是越多越好，最理想的当然是能够包括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或者至少所选择的语言能够代表世界上所有语言。因此要进行这两类比较研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包括世界上各地区许多语言的语料库。有人对语言的语序普遍现象进行过研究，他的研究便涉及到350种语言。第三类比较则通常局限于两种语言之间进行。有时虽然也可能包括两种以上的语言，但这时我们却不必去考虑所比较的语言是否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之间的共同点和典型区别，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在形式结构上的共同点，以及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而言的不同之处。这便是对比语言学所要研究的内容。2.1.2对比语言学的定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对比语言学下这样一个定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兼有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他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它有关领域。这个定义有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说明，对比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既密切，又有所不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要研究语言，就要对语言的本质有所认识。比如说，语言是什么，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当中最先要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解决语言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还是人文现象等涉及语言本质的问题。另外，对比语言学既然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那它跟其他语言学分支那样必须接受语言哲学的指导，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理论和方法。再者，对比语言学是既然是语言学的分支，那它跟其他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第比语言学的发展可以推动其他语言学分支的发展，其他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开展对比语言学的研究。221\n第二，对比语言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对比描述。这将对比语言学于一般的描写语言学区别开来。因为后者的人物通常是对某一种语言加以描写。当然这两者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例如，要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就首先要分别对这两种语言加以描写，然后才能对它们进行对比。没有对两种语言的详细描写，我们的对比将要遇到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两种语言的特点有较深刻的认识，这样反过来促进了对这两种语言本身的研究。然而在研究方法上，两者并非完全相同。比如在对比研究中，对两种语言所作的描写必须在统一的描写框架中进行，否则就难以比较。因此对比语言学有其本身的一些方法问题，这是本书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之一。第三，对比语言学是共时的研究。这是指主要方面而言的这将对比语言学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发展史的研究区别开来。在实践中，所谓共时对比，主要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现时状态进行对比描述，不过也不排斥将某一语言的现时状态于另一语言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状态进行对比，比如将现代英语和古代希腊语进行对比。如果想解决两种语言何以有如此的差别，恐怕不研究不对比两种语言的历史演变是不行的。比如要找出英语的table和俄语的stol为什么有今天的这种差别，这就要涉及它们的历史源头，否则无法做出解释。比如，现代英语中的table一词是从借自拉丁语的古英语形式tabule(后来是tabele)演变来的。这个词最初仍保留了拉丁语中“板”或“牌”的意义，后来指带有文字的“板”进而又转指板上的内容，这样就有了俄语stol所没有的“表格”的意义。在中世纪。Table一词从本义“板”又向另一方向发展，成为表示有脚的、可供进餐用的“桌子”。而现代俄语中的stol最初表示一切“铺摆”食物的地方，后来指专门摆放仓物的家具“桌子”，以后又转义为“伙食”和“科”、“处”等。这最后的意义是table一词所没有的。了解了table和stol这两个词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们就能对现代英语和俄语中的这两个词在词义上的某些不同提供一个词源学上的解释。第四，对比语言学虽然同是研究和描写语言之间的异同，但侧重点是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对比语言学这一名称中的“对比”一词便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一侧重点，以便与一般的“比较”相区别。当然，这种不同是在相同基础上的不同，没有多少相似之处的不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例如，我们可以说英语中的动词与汉语中的副词不同，这种说法虽然错不到哪儿去，却没有多大价值。然而，如果我们系统地比较英汉语两种语言的副词的不同，那么由于英语中的副词与汉语中的副词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与对应，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就有较大的价值。为了保证我们所作的对比有意义，对比语言学必须研究语言之间哪些语言成分或项目是可比的，比较的共同基础是什么，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比语言学对语言之间共同点的研究，正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2.2对比语言学的分类，目的和意义2.2.1对比语言学的分类1语言学: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语言学.2.理论语言学:研究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研究语言要素的特征功能,并对此做出解释.3.普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的一般性质\结构与规律\221\n语言研究的一般方法以及语言学内部的分类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4.具体理论语言学:研究某种或某几种具体的语言的语言要素的特征\功能的学科.5.应用语言学:系统地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实际应用的学科.比如,此电学\翻译\言语病理学等等.广义的还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广义的还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风格学等等.6.一般应用语言学:主要研究如何将语言学的原理和研究成果运用于语言活动有关的其它一些领域中去,特别是运用到语言教学中去.7.具体应用语言学:为某一类具体的应用而对某种或某些具体的语言进行研究,比如为某种语言的教学服务而进行的关于这种语言的教学语法研究.对比语言学跟其他语言学分支一样，可以分作留念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种，每一种里面再划分为一般和具体两种。其具体分类如下：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4)理论对比语言学(2)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5)对比语言学L1)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3)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这个分类是大致的轮廓，每一个具体的对比语言学，都可以由自己的下位分类。比如，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还可以分出对比词汇学、对比语音学、对比语法学等等不同的分支。每个分支内部还根据对比者的能力兴趣再细分对比的范围内容。比如，语音学对比对比辅音还是元音，对比辅音要对比唇音还是鼻音等等。2.2.2理论对比语言学探索对比研究的合理模式和理论框架,深入细致地分析和描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异同,从而确定语言之间的等同\相仿\对应等概念.(研究语言对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运用此理论方法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对比描述,分析其异同点,找出它们之间的对应规律.)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一般对比语言学):研究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研究对比语言学的性质和任务,解决对比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A研究性质和任务B探讨对比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这是核心)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具体对比语言学):运用对比语言学的原理\方法以及运用其它一些语言学知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探索不同语言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它的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A检验完善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的原理方法B加深对两种语言的认识C检验某种语言学理论的可行性.D可对语言进行比较准确精细的类型学分类,促进语言普遍现象研究。理论对比语言学是双向对比，因为它目的是正如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四个方面，要做到这四个方面必须进行双向对比，找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具体如何做呢？对比首先要确定对比的出发点而出发点往往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某种现象，也就是两种语言共有的概念或范畴或属性。我觉得两种语言所共有的范畴或意义是最好的出发点。比如：.X221\nA(Xa)B(Xb).2.2.3应用对比语言学应用对比语言学也分作以便应用对比语言学和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类。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探讨对比语言学应用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所对比的语言相关的语言活动中去，特别是应用于外语教学或其他语言教学活动中去。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运用对比语言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吸收具体理论对比研究的成果，采用较为通俗易懂的形式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以便为某一具体的应用目的服务。比如编写一本韩汉对比语法，帮助母语是韩国语的学生学习汉语服务等。由于具体应用对比与具体理论对比的目的不同，所以两者的性质和方法也不同。具体的理论对具有双向性的特点，而具体应用对比则具有单向性的特点。这是因为具体应用对比所关心的主要某一语言现象X在语言A中的体现（Xa）在语言B中表现为什么，亦即我们需要在语言B中找出Xa相对应的Xb。如果语言B中没有与Xa相对应的成分或结构，那么Xb表现为零形式。具体应用对比的单向性表明，这类对比所比较的主要是两种语言的表面结构。应用对比研究的这种单向性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为像外语教学和翻译之类的语言对比的实际应用，都是从一种语言出发到另一种语言的活动。我们所关心的主要也是一种语言机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在另一种语言里是如何用相应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因而单向性对比可以使语言对比能够较为容易地运用到有关的应用领域中去。单向对比有一个明显的缺点是单向对比实际上比较的是Xa和Xb，因而如果不注意的话，在对比中往往会将X忘掉。比如，英语中有表示有定无定的语言形式，而在汉语中没有这种由词汇形式表现出来的有定无定形式，所以很多人认为汉语没有有定无定的表现手段。实际上汉语不是通过词汇形式表示有定无定而是用语序表示出来的。比如人来了来人了客人来了来客人了要将对比语言学应用于外语教学，至少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A、为什么对比语言学对外语教学有指导意义？B、如何将对比语言学应用于外语教学？C、应用对比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中其他的一些应用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影响外语教学的主要因素，研究外语学习或习得的心理语言学过程，对母语在外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对比研究在外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如课程设置、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外语测试等方面的作用，看看如何将语言对比研究应用到这些具体的方面中去。此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些具体的应用方法问题，比如在语言之间的各类差别中，哪些可能对外语学习造成困难，哪些造成的困难大些等等。221\n要回答第三个问题后先要弄清楚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及其在应用语言学中的位置，从而使我们对应用对比研究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影响外语教学的因素很多，母语与外语的差别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不能指望应用对比语言学能解决外语教学中的所有问题，同时也不能因为应用对比解决不了某一个具体问题，而全盘否认它对外语教学的指导意义，甚至全盘否认对比语言学的价值。对比语言学不仅对外语教学有一定的价值，还可以应用到其他方面去。比如，翻译、双语词典编撰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3对比语言学的名称\起源与发展名称：对比语言学有人成为对比分析或对比研究。这三个名称经常化向通用，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从这三个名称的字面意义和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三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对比研究这一语言学分支的一个总称，也是一个较正式的名称。它包括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又有一般与具体之分。对比研究和对比分析这两个名称从广义角度来说，可以指任何类型的对比研究，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的对比。在对比语言学中，对比研究通常用于指具体的理论或应用方面的研究。而对比分析则似乎多用于应用性的对比研究，有时更是用来特指外语教学种语言难点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即运用语言对比的方法来预测，哪些语言现象会在外语教学中对学生造成困难，困难的程度如何，等等。起源：语言之间的比较源远流长,自语言研究以来,便有语言之间的比较,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与语言研究,可以说是同时开始的,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而对比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则可以说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在欧洲;一个在美国.欧洲传统的对比语言学,包括俄国和原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源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对比性共时语言分析,代表了当时语言学研究的兴趣,逐步从历时转向共时这一时代潮流的一股分支..尽管其应用价值并没有完全被忽略,但按其本质来说，当时的对比大多是理论性的。这一传统的对比语言学在20世纪年代末有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继承下来，一支烟学到60年代。美国传统语言学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可以说是由当时外语教学需要、行为主义心理学对外语教学理论的影响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这三股历史潮流回合而成的。发展：经过上百年的研究现在对比语言学出现了如下新的特点：A、理论对比研究增多，并致力于从语言内部结构关系、语言类型学、语言的发展演变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对语言间的异同作出解释；B、应用对比语言学研究注重与其他应用语言学研究相结合起来，如外语习的、错误分析（偏误分析）过度语研究（中介与研究）等相结合，深入探讨同对外语（二语）教学、翻译研究和双语词典编撰之间的关系和指导意义；C、对比领域从传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向篇章和语用对比扩展并与社会文化等宏观对比研究相结合；D、方法上定量对比研究增多，定性定量相结合；E、理论建设受到重视。2．4存在的问题座重要的是还是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一个学科的理论研究较长时间不被重视，一般是因为它的产生是从技术或方法开始的，而且长期被认为是一种工匠技术或是一种研究方法。实践者感到技术和方法的价值在于建立让人放心的规范，用之能立刻见效又能传授下去。技术和方法的长期使用很容易使人满足于“做法”“效果”之间的联系，如果效果很好，那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一般不去想为什么用这种“做法”而不用另一种”做法”,其规范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制约人们的视野,干扰对事物观察的客观性,排斥对工作对象的科学描写和揭示.甚至拒绝对其进行理论研究.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认知模式----直觉式感悟,这种认知模式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实用,所以不能立刻见效的理论当然就认为是无用的．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木匠＼铁匠\泥瓦匠\理发师\乐师\司机\建筑工人等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大都是这种认知模式,他们对所从事职业的理论问题一般不感兴趣,221\n对他们来说理论问题和他们简直是疯马牛不相及,跟他们从事的工作与目前的利益几乎毫无关系.从我们熟悉的学科来看,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在中国长期被认为只是一门工匠艺术,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翻译理论建设受到了关注,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翻译研究不是学科,没理论,或者说有理论也没用,其理由是这些理论不能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技巧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最得意的理由是某某翻译家从没研究过翻译理论,但翻译的作品很好.他们把具有多种功能的理论曲解成只有一种功能的技巧。从他们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满足于”做法”和”效果”之间的联系,而对关系到学科发展全局的范畴\理论命题和理论系统的研究毫无兴趣.我国的新文学也和翻译学一样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一路走来唱着”新闻无学”之歌.以这种观念对待新闻学理论建设怎么能不滞后呢？说到从研究方法逐步发展起来的学科，有典型意义的可以说是对比语言学。我们知道整个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历时的比较研究，到了20世纪初就有人针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缺陷问题而提出了共时对比研究的方法．索绪尔提出共时与历时这一对概念之后欧洲和美国的不少语言学家也都谈到过共时问题，但都是仍然处在共时研究方法上，还没有人提出过共时的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Whort在一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对比语言学”这个名称，同时还把它跟比较语言学作了比较，说明了其价值和特点。一直到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Lado出版了一本专着，对比语言学才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此人把对比语言学定位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但是他的研究系统不是建立在对比语言学自己学科理论的基础上的，其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那么国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如果从《马氏文通》算起，一直到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与法》和他次年招收英汉对比语法专业研究生，这个过程经历了80年，1992年许余龙的《对比语言学概论》出版标志着我国对比语言学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学界学者大都把“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对比研究“这个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步使用的）作为研究方法来看待，而不是当作一个学科来研究，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研究语言的学者把它当作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为一个学科。那么对比语言学成了独立的学科以后为什么理论建设依然滞后呢？从这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主要原因有3个：第一个是可借助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比如开始借助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借助转换生成语言学，后来又借助系统功能语言学，近些年来还借助了语用学、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理论等等。可以说对比语言学是随着理论语言学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第二个是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期不够明确。从国外的研究来看，Whort只提出了语言之间的“差异”，没有论及语言之间的共性问题，之后的研究者虽然都说到“差异”和“共性”两个范畴，但大都强调差异，直到1981年波兰语言学家Fisaik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两者在理论研究中同样重要的思想，并提出了“共性范畴”问题。在国内这个问题的研究呆滞可以这样概括：从《马氏文通》到1936年王力先生发表《中国文法学初探》，这是强调共性的阶段，对“差异”研究重视不够；从1936年到40年代末，则是强调“差异”的阶段，对“共性研究”重视不够；从40年代末到1977年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与法》，这是过分强调“共性”的阶段，而忽视了对“差异”的研究。吕叔湘先生的这个演讲可以说是针对这种倾向的，1977年以后虽然有了学科的意识，但是从国内外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来看，主要倾向还是强调“差异”。1992221\n年扬自俭发表《英汉对比研究管窥》，提出对比语言学应有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不应该只重视“差异”，呼吁重视“共性”问题。1994年他又在《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和翻译理论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异同并重”的观点。过去10年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的总趋势是逐步走向“差异”和“共性”并重的阶段。对比学科的研究对象除了语言之间的异同之外，还有第二个终极目标问题，那就是造成异同的根源问题。这个问题吕叔湘先生高瞻远瞩不但明确提出了对比研究的两极目标，而且指明了今后研究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从而把对比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吕叔湘先生说：“指明事物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第三个原因是学科的性质长期不够明确。西方多数研究者一致认为对比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部分，到1980年James在学科性质上虽然承认有理论对比语言学，但他更倾向于把对比语言学归入应用语言学。在国内赵世开1985和刘宓庆1991都认为对比语言学有应用研究也有理论研究，但他们也是倾向于把他们列入应用语言学的范围。西方从1981年Fisiak开始，中国从1992年许余龙开始，对比语言学的性质才明确为：它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有应用对比语言学，也有理论比语言学。总之，如果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长时间不明确，学科的性质长期间争论不止，又有其它理论可以借用，那么这个学科的理论建设就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发展滞后。所以学科理论建设工作最关键的也是最先应该下大力研究解决的就是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这个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要评价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的状况问题，首先我们应有一个评价学科理论建设的标准。这个标准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否清楚？（2）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包括是否有分级的范畴；范畴界定是否清楚并且前后是否一致；范畴是否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理论是否普遍有效）（4）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5）是否建立了本学科的方法论。此外还有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理论与应用两个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它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我们认为这个标准对学科理论建设具有普遍性，因此可以用来评价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下面就按这几个标准考察一下该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一、研究对象和领域问题是否清楚：1990年吕叔湘先生题词以前，国内外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之间的“异”和“同”问题，也就是共性和个性，而且强调主要是用共时描写的方法研究“异”，以此区别于比较语言学。随着世界语言学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吕叔湘先生的题词发表以后，研究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吕先生的题词明确提出了对比研究的两级目标：异和同以及产生异和同的原因。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两极目标就是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二是用共时描写研究的“异”需要用历时研究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另外由于对比研究的目的不在只指向于应用范围，它应该而且必须有理论研究，因此过分强调“异”而忽视“同”就违背了语言学发展的趋势和本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因为异同是相辅相成的。基于以上的认识才有了我们几经修改而成的下边的这个定义：“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兼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及产生的原因，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其应用于其它有关领域。”研究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要对产生异同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不仅要比较语言的产生与演变，而且还要比较语言与思维的关系。221\n　　二、学科性质问题是否清楚。认识学科的性质，主要看研究对象和他在学科系统中的位置。对比语言学的对象主要是异同问题，也就是异同并重，所以它不可能是只有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应该同时具有理论语言学的性质。它的上位学科是语言学所以它是语言学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学科。1992年11月1日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学科分类与代码》把对比语言学列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下属比较语言学（二级学科）下位的一个三级学科，跟它并列的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是上下位关系吗？三、范畴和理论系统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一个学科能不能真正独立，能不能为别的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论的支持，关键在于有没有形成逻辑系统的理论，而不是只有几个不成系统的概念。这种有逻辑系统的理论具体表现为有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外延与内涵都界定清楚的分级的范畴，而且这些分级的范畴形成了逻辑系统。许余龙研究界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分类以外，还研究了可比性、语料选择、研究程序问题。单就可比性的研究来说，它还确定了一个包含层面、层级、对应等范畴的共同对比基础系统。对比的基础系统分解为9种类型，这个系统的下位包括语外和语内两个分系统，语外的下位有分物质实体、语言环境、实际情景三个子系统；语内的下位分形式、功能两个子系统。形式包括语言系统、语言结构、语言规则等三个方面；功能包括语法功能、篇章功能、功能负荷量等单个方面。范畴和理论系统的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首先是范畴的选择、确立与界定，同时关注、研究与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有机的逻辑系统。这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四、和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是否清楚。语言学的性质非常复杂，有生物性、社会性、心理性、还有技术性，但吕叔湘先生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学科，它也跟别的人文学科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正是因为它性质复杂，所以它跟许多学科有相关性，但相关的程度很不一样。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跟对比语言学关联较多的是翻译学和跨文化交际学（有人叫它对比文化学）。语言学和许多学科与研究领域有关，对比语言学也是如此，但我们要研究跟它关系最密切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似应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理论和应用方面，前者应包括音系学（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及语音在该系统中的功能的学问）、语义学（研究语言意义的学问。有很多学派，其中结构语义学是最重要的学派之一。它重点研究语义关系，只是语言中同语法关系相对的另一类关系。分词汇语义学和句法语义学。传统研究比较重视词汇语义学，其中语义场理论是比较新的理论。句法语义学近年来获得较大的发展，它研究句子中词义的选择和限制、歧义等问题。但是它也研究句子的真值条件、会话隐含、预设、衍推等问题，所以和语用学难分彼此了。句法语义学研究句子的语义结构问题，其中最简单的是研究词语的搭配限制等。）、句法学（研究组词成句的规则的学问）、语用学（研究语言符号和使用者之间关系的学问。研究指示系统、预设、衍推、交际推理、会话含义、会话结构、言语行为等等）、语篇学（以221\n语篇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所谓语篇，是一次交际活动的言语单位，它大于一个句子，常常是一个句群，其间体现出句法上的衔接和语以上的连贯。语篇研究是句法研究的自然延伸。主要探讨篇章句法、篇章语义、篇章语用、也探讨篇章信息结构、篇章修辞、篇章在语言学中的地位等）、文体学（研究语言风格的学问，分为五类：冷淡的或演说性的、正式的或慎重的、商量的、随便的、亲密的灯。还有一种说法是，个人在谈话或写作中运用语言的方式。说话人或作者选用那些语音、如何选词造句等一直是文体学中不同的研究方法要研究的课题。被扩展以后，把作家及其作品的特点也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修辞学（研究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如何运用语言的各种材料以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等。因为对比语言学的理论研究要在这些学科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后者主要有翻译学、对比文化学、双语教学和双语词典编纂等，因为它的研究成果要应用于这些学科。二是跟它有上位和并列关系的学科，那就是比较语言学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比较语言学，因为它们在研究对象、目标、方法等方面都有着交叉、支撑、互补的关系。三是影响语言理解与选择的外部因素，主要在社会和心理两大领域，涉及的学科很多，但目前看我们应更多关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给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因为研究造成异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这些学科的成果。我们要研究清楚跟对比语言学相关的学科还学需要一定的时间。五、本学科方法论问题。一个学科有没有自己的方法论也是学科是否真正独立的条件之一。但是一个学科的方法论建设却不能只关注这一层面，还应该有哲学层面的、系统科学层面的、其它学科层面的。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体现在对比语言学终就是研究者和两种语言的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的异同、研究者和研究结果的关系以及协调理论研究和研究行为关系的规范与准则。这个层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关注不够，但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叶斯柏森在《语法哲学》中提出的从人类共同范畴出发对比多种语言，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建立的那个完整的表达论体系，潘文国提出的对比研究要换一种眼光，从“地道”的汉语出发，还有重视理论建设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等。系统科学是标志科学思维方式转变的一种复杂性科学，它引导和启发人们关注各学科对本领域复杂性现象的研究，引导人们把研究凡是从实体中心论转向关系中心论。用它的整体观、结构观、环境关、功能观和演化观来研究对比语言学，可以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关系的对比研究，比如大小或者各小系统之间的关系，各系统和大小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关系，学科史的整体和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等等。其它许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应该合理借用。乔姆斯基借用了心理学理论和代数演绎法，创立了转换生成语言学。要研究对比语言学的运行机制，就得借用生物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说到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学科诞生以来已积累了不少有效的方法，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共时对比描写的方法。从已有的成果来看，定向研究很多，定量研究很少，描写性研究很多，解释性研究很少，形式化研究更少。可喜的是这几年方法论的建设开始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许余龙针对缺少定量研究，先学习了国外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从理论上比较了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的异同，依据本学科的特点探讨了定量篇章对比分析、语言对比试验、语言对比调查等三类实证性定量对比研究方法，并身体力行。用定量的方法研究了英汉指示词语的可及性等问题，为方法论建设做出了一大贡献。沉家煊用认知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所作的解释性研究，严辰松所做的英汉词汇化对比研究，徐盛桓有关在中西比较诗学视角下开展语篇对比研究的论述等在方法论建设上都是很有价值的开拓，值得提倡，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学习。另外关于学科的理论与应用两部分分清界限、自成体系问题，在这今年的著作和文章中已有明显的进展。第三节对比语言学方法论问题221\n在学科建设中，本体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方法论。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关系是“体”和“用”的关系，“方向”与“路线”的关系，本体论决定方法论，而方法论决定路线。一个没有本体论的学科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只有本体论而没有方法论的学科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对比语言学的先驱洪堡特、叶斯柏森、沃尔夫等都是既重视本体论，又重视方法论的。洪堡特（1836：54）的“语言如何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这是我要考察的全部过程”一语，就是他的对比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方法论的精髓，这句话里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表现。乔姆斯基自称从笛卡尔和洪堡特两位先辈身上受益最多，但没有真正理解洪堡特博大精深的语言学思想，也没有学到洪堡特的辩证法精神，他只从洪堡特那里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如“以有限的形式表达无限的内容”“换句话说，我们看不到哈里斯理解了洪堡特的见解，即语言不仅仅是各类成分的型式化组织，要充分对它进行描写，必须将这些成分与有限的生成原则的系统联系起来，正是这些系统决定了个别语言成分及其相互关系，并使人们能行使无限多种类的有意义的语言行为。”（Chomsky1966：22）等，便一头钻进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这种对辩证法精神的缺乏同样表现在沃尔夫身上，因此同样主张语言世界观，沃尔夫受到的质疑和批评就比洪堡特要多得多。叶斯柏森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从外到内”、“从内到外”两条路线，而他的“由C（意念）通过B（功能）达到A（形式）”更是他的对比语言学的完整的研究路线。沃尔夫的方法论则体现在他关于“语法范畴”的论述上，因为他认为建立在印欧语基础上的那些语法术语，不足用来作研究印欧语以外的语言的凭据。这也是在对比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对“中立项”的相关讨论。从拉多开始的对比语言学，在方法论研究上却表现出惊人的薄弱。这也难怪，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许多人都不敢将对比研究称为对比语言学，连研究对比语言学本体论的问题都觉得超出了他们的视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西方对比语言学史上首倡并特别重视理论对比语言学的菲齐亚克谈到了要研究方法论问题，但他的方法论却归结为对比研究的“模式”。我们下面将看到，“模式”研究与方法论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另一位重视理论研究的学者自然非克尔采斯佐斯基莫属。他对“对比中立项”（Tertiumcomparationis）的概念做了最持久、最全面的研究。只是他过于贪大求全。如果将他的体系看成历史观察的记录倒是挺好的，但要看成“一家之言”，未免有点庞杂而且自相矛盾。不过他在方法论研究上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另两位对方法论研究提出很多真是灼见的学者是利宾斯卡（MariaLipinska1980）和切斯特曼（1998）。利宾斯卡是西方对比学者中少见的有哲学头脑的人，对一些问题的意见非常启人思考，尽管我们并不赞同她对转换生成语言学近于迷信般的推崇。切斯特曼堪称是西方对比语言学的思想家，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可惜他的位置似乎没有摆正，在不是谈方法论的章节里有很多关于方法论的深刻见解，在方法论的标题下谈的确实对比研究的操作程序。这似乎是他的书中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中国，重视对比研究方法论的首推黎锦熙和林语堂。黎锦熙（1933：13）提出“‘不迷其所同，而亦不失其所以异’，可借用为比较文法研究的原则”，又说：“221\n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一一比较；唯其异，才用得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对于对比语言学而言，异同问题既是本体论问题，又是方法论问题。林语堂则提出并实践了叶斯柏森的由内到外的对比研究联系，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后，王力、吕叔湘等都很重视对比研究的方法论。吕叔湘尤其具有辩证的眼光，他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上卷“词句论”，下卷“表达论”，开创了同时进行“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研究的先例。他的“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实际上提出了双向对比的原则。90年代以来的学者中，重视方法论的往往是那些对语言哲学比较关注的人，如张志公、徐通锵、杨自俭、刘宓庆、丁金国、钱冠连、潘文国等。杨自俭在许多场合大声疾呼要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刘宓庆提出了“层面透视法”，徐通锵和潘文国都主张从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出发来研究语言，并在与印欧语“词本位”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汉语的“字本位”理论，潘文国（1997c）还专门提出了“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方法论原则，等等。但总的来说，关注方法论的，没有关注本体论的人多，专门研究方法论的论著更是绝无仅有。这说明，这门学科的建设还大有可为。本书也许是在这个领域的第一次比较集中而专门的讨论。我们将首先对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探讨，再就一些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较深入而细致的分析。3.1方法论研究的原则3.1.1方法论与方法首先我们要区别方法与方法论，这两者尽管有联系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丁金国说：方法论（methodology）与方法（methodorapproach）不同，方法论是形而上的，是为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指导原则与规则。方法论有的跨学科，有的则只适应于特定的学科，而方法是为解决某一特定问题采用的具体方式与做法。（丁金国1996/2004：8）他指出了方法论的三个特点。第一，方法论是形而上的，即具有哲学性。在哲学上，方法论是相对于本体论而言的，是完成本体论所规定的目标的指导性原则。对本体论的认识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方法论。例如，西方哲学研究的本体始终是“存在”（being）的问题，由于对本体的认识不同，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变更，出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三次大转向。这些转向，包括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的语言转向，从本质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方法论的转向。第二，方法论是“为研究某一特定学科所使用的”，即具有针对性。在一门学科的研究中，我们可以使用许多方法，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些一般性、并非为这个学科量身定制的方法就不一定具有学科方法论的意义。例如分析和综合。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采用分析与综合方法的需要和可能，这是个普遍适用的方法，但对于某一具体学科（如对比语言学）来说，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第三，方法论是“指导原则”丁氏的原文是“指导原则与规则”，但我们不知道他的“规则”指什么，他在举例中也没有提到，因此我们不取。我们认为，从宏观上来看，“规则”没有知道意义。221\n，因而具有宏观性。方法论必须是对学科的总体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而不是在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上的具体研究方法，“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具体方式和做法”是“方法”。这三个特点对我们理解和研究方法论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研究方法论，先要学会区别什么是方法论，什么不是方法论而只是一般方法。这才能使我们对方法论的研究和运用更具有自觉性。下面我们就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本体论），来看我们平常所经常谈到的一些概念，哪些是方法论，哪些只是方法方法也很重要，只不过不是学科理论的组成部分而已。。3.1.2不宜看作本学科方法论的方法3.1.1.1分析与综合上面已经指出，分析和综合是一般的方法，在任何学科的研究里，都既需要用分析方法，又需要用综合方法。只会分析不会综合，和只会综合不会分析，在当代社会里，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有人在进行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对比的时候说，西方人长于分析，东方人长于综合；西方人喜欢分析，不断地把事物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地分析下去，到头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国人喜欢综合，从整体上、系统上看问题，天人合一，所谓宇宙大舞台、人体小宇宙等等。这些作为思维方式的总体特征进行对比是可以的。但即使这些都是事实，也不能因此把分析或综合单独或共同用来当作对比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有人认为西方形态性的语言因为对象的形式丰富，因而比较适合用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而语义型的语言因为对象是个混沌，因而适宜用综合的方法去研究。这个观点即使能成立，其实也只是语言对比过程中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不具有学科方法论的性质。3.1.1.2宏观与微观与上条有关，宏观和微观这一对方法也不宜看作对比研究的方法论。在第四章里，我们曾指出宏观与微观可以有三种理解：一、微观指句以下层面的研究，宏观指大于句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常用来指篇章研究与话语研究；二、微观指所谓“内部语言学”，宏观指跟其相对的“外部语言学”，即结合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的语言研究；三、宏观与微观均作为研究方法。前两种理解设计到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目标，因而在对比语言学里具有本体论的重要性。我们（2002a）在谈到新时期对比研究八大趋势之一“从微观走向宏观”时主要也是指这两个含义，所具体指明的两个变化（1.语言层面的提升；2.从结构走向思维）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作为研究方法，宏观和微观各有其特征。宏观是一种大处着眼，从总体、全局上着手的以大观下的研究；微观是一种着重局部细节，条分缕析，以小观大的研究。就英语和汉语的语序对比而言：微观的对比是就一个个具体项目进行对比，找出其中的相似点和不似点，宏观的研究是从整体上对两种一样的语序进行考察，找出造成其差异的原因，并从语言特点上作出解释。微观对比是一种差异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找出两种语言语序在表层上的不同表现，为教学和翻译的实践服务；宏观对比不仅是一种差异的研究，而且是一种本质的研究，目的是透过表层的差异来探索其在深层反映的本质，并以此来检验我们对两种语言各自特性的认识并使之更加深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微观对比是一种“知其然”的研究，而宏观对比是一种“知其221\n所以然”的研究，两者可以互相补充，互相阐发。（潘文国1997a/2002226）由于写作时的历史原因（当时从事宏观对比的人不多，作者觉得需要大声疾呼，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里对宏观研究的长处讲得多了一点。其实两者各有短长。宏观难在不易做得细大不捐，容易忽视细节；微观难在视野狭窄，不能做到小中见大。比较理想的是两者能够兼顾，我们觉得每一个对比研究者都不妨试试两种研究法，当然不能排除一个人在某个时期以某种研究方法为主。但不管怎样，微观和宏观的研究方法都具有一般性，不论是哪一种，都不宜看作是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3.1.1.3定量与定性近些年来，因为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和统计分析方法的不断完善，定量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实这一趋势不自今日始，早就有人指出，由定性向定量发展是20世纪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只不过近来由于计算机手段的便利，呼声更高而已。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不宜将定量或定性研究作为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理由同样是因为，这是各门学科所普遍适用的两种研究方法，不具有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的独特的针对性，也并不影响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近年来对定量分析法比较关注并做出重要成绩的学者有克尔采斯佐斯基（1990）、许余龙（2001/2002）等。从他们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定量与定性都是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各门学科都可以用，即使在语言学中也适用于多种学科和不同目标的研究：语言研究中的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大致可归入……理论阐释研究，而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大致可归入实证研究。理论阐释研究含有较多定性成分，而实证研究含有较多的定量研究成分。（许余龙2001/2004：69）看来定量与定性跟上面的微观与宏观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叠之处：微观研究可以更多地采用定量方法，而宏观研究可以更多的采用定性方法。也与宏观和微观一样，定性与定量也各有短长。有的问题是定量研究解决不了的，例如世界上的形态语言有成百上千种，非形态语言即使只有汉语一种，也不能因此否定汉语的类型学意义。但定量研究可使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是定性研究的有力补充。作为对比学者，我们有必要学会使用多种跨学科的方法来为我所用，而又不被方法所牵制。定量方法有调查法、统计法、语料库方法等。定性方法人们常用的有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以及实证法，即用经验性事例来证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或不正确。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甚至更有效的定性研究方法值得推荐，这就是德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Popper1982）提出的证伪法（falsification），切斯特曼以之作为他的对比研究方法论的基础（Chesterman1988：53～54）。钱冠连（2005：246～253）也运用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证明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设。3.1.1.4描写与解释描写与解释也不是我们的方法论原则，这话恐怕有点骇人听闻，特别是对那些惯于高唱“解释”221\n是语言学研究最高阶段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只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描写与解释同样是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各门学科都运用的方法，具有一般性方法论的意义。没有一门实证性学科不需要对客观事实进行描写，也没有一门学科不需要对描写出来的事实进行分析和解释。即使我们看作伪科学的那些“学问”例如看相算命，也有它们的描写和解释，例如它们需要收集大量的人的面相和手相的资料，并与有关人们的祸福遭际联系起来，分门别类进行保存和强记，这就是“描写”；到后来再给别人看相时，按照以前收集的资料一一对号入座，这就是“解释”。“描写”与“解释”之成为语言学的专门术语，成为某家某派的特色，这完全是历史造成的偶然。始作俑者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者。本来，“描写”一词原是欧洲语言学家使用的，如英国的斯威特（HenrySweet）及丹麦的叶斯柏森等，他们针对传统学校语法的规定性（prescriptive），而把他们自己注重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的研究叫做“描写性”（descriptive）。但曾几何时，美国的结构主义者把这个词接过去，用来专门指他们调查记录印第安人语言的工作，并自称为“描写主义者”（descriptivist），同时把“描写”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例如霍凯特就公然宣布“语言学是分类的科学”（Hocket1942：97），分类是其最终目标；裘斯则认为“解释不是语言学的任务”（Joos1950：349）。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把“描写”和“解释”分开，并且只致力于“描写”的语言学流派。“描写”也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1957年的“乔姆斯基革命”反对结构主义，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反对他们的光“描写”不“解释”。但同时这个流派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只“解释”不“描写”。乔姆斯基曾经公开表示语言研究的田野工作没有用，他将这种田野调查（描写语言学家视为生命的“描写”工作）比作采集标本，说：你可以去采集蝴蝶标本，写下许多观察记录。你要是喜欢如此，那也无伤大雅。但这种工作不宜与研究工作混为一谈，研究工作关心的是发现解释性原理，而且要有一定深度，否则要失败的。（Chomsky1977：57）这一派后来的一些追随者更是无比夸大了“解释”的意义，把上述的这些历史事实串起来，提出了一个语言研究发展的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规定性”，第二个阶段是“描写性”，第三个，也是最高阶段的就是他们的“解释性”。这种自我抬高的神话经过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似乎真成了语言研究的什么规律，结果研究语言的人要是不讲自己在从事“解释”性的工作，仿佛就意味着落伍或者处在低级阶段似的。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描写”和“解释”对于某一学派来说，确实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例如“描写”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解释”是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但对于别的语言学研究者来说，如果他们不想使自己归入这两家中的任一派的话，就没有必要把“描写”或“解释”视作自己的方法论原则。对比语言学在拉多时代曾以结构主义为其理论支柱，在迪·皮德娄时代又曾以转换生成语言学为其理论支柱，因此有关研究者提及这两个关键术语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比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如果我们同意对比语言学是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不需要依附其他学派的理论才能生存的话，我们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否定“描写”或“解释”对本学科的方法论意义。第二，“描写”和“解释”221\n本来是不可分开的两种研究方法，我们不能只管描写不管解释，也不能只管解释不管描写，像上述两个学派那样各自偏执一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赞成将“描写”或“解释”作为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但我们仍然承认“描写”和“解释”作为语言学研究方法本身的价值。在对比研究中，我们提倡的是“描写”和“解释”并重的方法。此外，我们还要知道有两种“描写”和两种“解释”，在运用这对方法时我们还要坚持其中一种而防止另外一种。两种描写：一种是对客观事实的描写；一种是有主观框框的描写。所谓描写，就是要为语言研究收集足够多的实际使用的语料。结构主义在这方面是颇有所长的，他们重视调查，重视收集第一手材料。但在结构主义遭到否定之后，继起的语言学理论就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将孩子一起倒掉了。一些人不愿意像结构主义者那样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那么在需要语料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就提出了一种“内省法”，相信自己作为母语者的语言“本能”，于是就随意自造例子，冒充调查来的语料。但是为适应某种理论而造出来的句子未必是真实使用的，于是又有人提出了一种说法：只要你把这句话连读十遍，那么原来似乎不通的话听起来也会“通”了。在对比研究中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即在对比一种语言现象时，正好缺少某种语料，于是有人就会将第一种语言的例子生硬地译成第二种语言，以此来造成对比的等价物。我们要坚持前一种“描写”，防止和反对后一种伪“描写“。两种解释：一种是描写基础上的解释；一种是从原则到原则的解释。前一种情况如中国学者邵敬敏所说：“解释”的前提和基础是“描写”，没有客观的科学的描写，任何解释都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只有描写，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则我们的认识不可能深化，不可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显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邵敬敏1996）后一种“解释”则是某一派学者的做法。因为他们否定了以“描写”作为“解释”的基础，因而就只能从“普遍”的原则出发，在各种语言里边寻找例子，通过“解释”，证明了原来说的“原则”确实是“普遍”的原则。一个手边的例子便是所谓“在没有WH-移动的语言里移动WH-”的观点（参见伍雅清2000/2004：32）。对这个结论本身我们不予置评，但从其方法本身来看，我们却觉得有循环论证或“乞贷论证”之嫌。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不应提倡的。3.1.1.5翻译法翻译法是对比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方法，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吕叔湘先生就很主张使用翻译法，他在1942年说的，“文言里一句话，白话里怎么说；白话里一句话，文言里怎么说，这又是一种比较。一句中国话，翻成英语怎么说；一句英语，中国话里如何表达，这又是一种比较”，就是这一主张的明确表达。1977年《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一文中的实例，更是翻译法的具体应用。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觉得不宜将翻译法作为对比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来提倡。理由是：第一，还有不少人反对使用翻译法。如王力就是很坚决的一个，他（1944-1945/1984：5）曾断然说过，“一切的对译都是不能帮助词性或用途的确定的”。戴浩一是另外一个，他说：221\n用翻译作为一种启发，没有什么不对。要不得的是研究汉语语法的人，包括当前的管约派在内，只是把英语的机构架在被看成英译的汉语句子上面。难怪结果是汉语呈现与英语基本相同的特点。（戴浩一1987：191）翻译法诚然是使用得很广泛的一种方法，但如使用不当，很容易产生戴浩一等担心的误导作用。克尔采斯佐斯基曾明确主张在对比中采用直译得到的语料：如果存在着语法上逐字翻译和意义上逐字阐释的最接近材料，那么这就是对比研究最主要的资料。（Krzeszowski1990：19）最方便但是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方法，作为方法论原则是不妥的。第二，翻译又是最复杂的。一句话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常常有不止一种的译法。撇开翻译界谈论的直译、意译、死译、胡译等不说，我们在上一章也曾提到过三种翻译：教学翻译，实用翻译和文化翻译，分别适用于结构层、交际层和认知层的对比研究。这里我们举一个英语例子及其三种汉译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文】Themanmustbekilled.【译文一】这个人必须被杀。【译文二】这家伙该杀。【译文三】非杀了这厮不可。第一种翻译完全符合上述克氏的标准，但这种译法只能用于第一层面的对比（即使如此也会有不同意见，因为有人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实际上是不说的。但按照某些人“不通的句子读它十遍就好像通了”的逻辑，这句话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至少在“现代汉语语法”里它是正确的），用于第二、第三层面就有问题。为什么用在第一层面可以？因为教学语法、教学翻译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外语的基本结构为目标，是只讲实用不讲理性的（即是所谓的“规定性”的），某些半通不通的直译式句子在这里是可以允许存在的。而在第二、第三层面要求人们真是使用的语料，它就用不上了。第二种翻译以在译文语言中真实、通顺、适用、得体为目标。如果说在上一种翻译里，因为译文要紧贴原文的句式、词义（常常是词典上的），常常是唯一性的，则这一种翻译的开放度很大，译法可以五花八门（包括第三种译文），而都可以接受。关键是哪一种最适合特定的上下文。第三种翻译强调译文语言的“地道”性。我们指的不是“这厮”，因为它完全可换成“这家伙”、“这人”、“这匹夫”等，以适用于不同的语境；我们指的是“非……不可”这个句式，这是汉语中道道地地而在英语中绝对不可能有的句式。这在比较英汉的“语言文化”时就用得上了。把翻译分成这么三种，分别对应于三个层面的比较，在我们自己看来当然是颇为得意的。但首先，未必人人同意这种分法；其次，未必每句话每个词都正好有这三种译法；再次，对译出来的句子的归类每个人也未必相同。因此，在对“三种翻译论”取得共识之前，将翻译作为对比的方法论原则尚为时过早。最后，第三，翻译毕竟只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方法论”讲的是原则，更具有抽象的意义。不同意翻译作为方法论，不等于说我们不赞同在对比中使用翻译方法。相反，我们还是主张在对比中要大量使用翻译的方法。221\n3.1.1.6研究模式在菲齐亚克的“理论对比语言学”里，他非常重视对比研究模式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觉得他恐怕误把对比研究模式既当作对比研究的方法论了。其实这还是两回事。“对比模式”所研究的还是具体的方法，而不是研究的指导原则。只不过它不是孤立地对方法进行一个一个地研究，而是成系列、成套的研究。对于某一位具体的研究者来说，“模式”常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全面性。对建立某位学者自身的学术体系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往往可以从某位学者的研究模式中看到这位学者研究的“个性”。由于研究模式里的方法是成系列、成套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方法集”。“方法集”比“方法”要高一个层次，但“方法集”还是“方法”，不是“方法论”。在对比研究史上，我们看到了四种对比研究模式：第一种是拉氏模式，可称为“一贯模式”。这是拉多创造的。在他的《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他对比了语音、语法、词汇、文字、文化五个方面，但每一种对比，他都坚持采用同一种方法，即从形式、意义，以及形式和意义的分布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尽管有的做得较好，有的不尽如人意（参看本书第一章的分析）。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也就是拉多进行对比研究的独特思路。否则，要是光就语音、语法等方面进行比较，那几乎人皆如此，就没有自己的风格了。拉氏模式可图示如下：语音对比语法对比形式词汇对比功能文字对比分布文化对比第二种是恩氏模式，可称为“递进模式”。这是篇章对比学家恩克维斯特创造的。恩氏是篇章对比研究的专家，经十余年研究，于1984年发表《对比语言学与篇章语言学》一文，提出了他的篇章对比思路。他把篇章对比分成四步：1.基于句子的篇章研究；2.基于述说的篇章研究；3.认知篇章研究；4.互动篇章研究。但这四种研究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一环套一环、一环深于一环，一步解决不了，就到下一步。每步都有各自的对比策略，就这样建成了一个内部联系紧密的研究体系。恩氏把他的四种研究都叫做“模式”，但我们觉得，只有把它们合起来看，才更能体现恩氏的研究模式和他所建立的独特研究体系。恩氏的模式可图示如下：基于句子的篇章--------对比句法结构与信息结构基于述说的篇章--------对比篇章内句子的划界基于认知的篇章--------对比认知范畴与文化图示基于互动的篇章--------对比社会语言和文化传统第三种是克氏模式，可称为“综合模式”。这是克尔采斯佐斯基创造的。克氏是专门研究“对比中立项”的，为此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最后他将所有他见到的和所能考虑到的“对比中立项”兼收并蓄，全部纳入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由于内容繁多，需要进行整理，因而他想到了一个以“对比中立项”221\n为横轴，以句法语义的从抽象到具体为纵轴，纵横交错而成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克氏的不足在于过于贪多求全，因而造成一些内部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处。撇开这不谈，他对“对比中立项”的这种穷尽性讨论的努力却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了后人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以后切斯特曼（1998）、许余龙（1992/2002）等对这个问题的批评和发展都是在他的基础上进行的。第四种是切氏模式，暂且称之为“立体模式”。这是切斯特曼创造的。第一章曾介绍说切氏建立了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庞大的对比研究体系，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我们曾将他的体系归纳成一个表格形式，结果居然要占4页的篇幅。由于太长无法全部转引，我们只将最主要的内容列成下表：句法语义结构篇章语义结构话语语义结构陈陈述类型信篇章类型交交流类型述角色息事件流话段特指特特复杂化指指评论诉求地位关系句间链接篇间连贯话语控制从表中可以看出，他的模式既具有拉氏模式“一贯性”的特点，每个纵栏都分成四个组成部分，彼此对应，分别指向意义单位、特指意义、语用意义和语篇意义；又具有恩氏模式“递进性”的特点，随着由句法语义结构向篇章语义结构和话语语义结构的发展深入，四个组成部分也相应变化，有的还采用了不同名称；还具有克氏模式“综合性”的特点，纵横可合成一个矩阵。而且其内部比较一致，不像克氏那样凌乱。这四种模式，有的用于实践，如拉氏模式；有的用于理论，如克氏模式；有的兼有两者，如恩氏和切氏模式。从理论上来说，四种模式都可用于各个层次的对比研究。国内的学者，似乎还没有认真考虑过研究模式的问题。因而个人研究的独特风格、独特体系还不明显。本书上一章关于对比语言学的学科定位，也许可说是克氏模式的一个尝试。但显然，研究模式的建立有助于个人研究风格的建立，对于任何学科都是适用的。因而我们要鼓励对比研究者在研究中探索自己的模式，但却不能将这种模式研究看成是对比研究的方法论原则。3.1.2可看作本学科方法论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本学科的方法论呢？在排除了一般化的方法之后，我们认为下面这些方法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具有学科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说，这是些对比研究者无所回避，在对比过程中必须考虑，而且如果有一个以上选择项的话，必须有所选择的方法。否则对比研究就无法顺利进行乃至根本无法进行。我们把这些方法分为两组，一组兼有本体论又有方法论的意义，另一组主要具有方法论意义。在这一节先略作叙述。重要的我们在后面再作专题讨论。3.1.2.1兼具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的方法这一组方法都是既具有本体论意义，又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所谓本体论意义，是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确定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所谓方法论意义，是指它们在研究过程中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是建立研究模式、设计研究程序的依据。对比与比较、求异与求同、共时与历时这三种就属于这样的方法。221\n3.1.1.2对比与比较对比与比较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讨论过。对比语言学所以叫做对比语言学而不叫比较语言学是由“对比”这一属于的学科性所确定的。有的人不喜欢用“对比”这个字眼而爱用“比较”这个字眼，这当然是他们的自由。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各自的学科领域已经明确，在学术界也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就最好不要以一己之愿而滥用术语。如果你愿意的话，尽可能把自己的研究称作“比较语言学”而建立与“对比语言学”不同的学科体系（当然这个时候又得认真区分这个新的“比较语言学”与语言史上的“比较语言学”或“历史比较语言学”，不要造成新的混淆）。孔子主张的“正名”在学术研究中也有积极意义，那就是在学术讨论中论辩的双方要确定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例如在讨论对比语言学的时候，要确定讨论的对象是对比语言学，最好不要从比较语言学的立场来进行批评，否则就说不到一起去了。除了这一本体论意义，对比与比较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就是说，对比语言学在研究的时候必须采用“对比”的方法，而不是“比较”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有点相似，都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物（在我们的例子里是语言）进行比较，以找出它们的异同。但由于这两个词的西文字源意义根据TheConciseOxfordDictionary,Compare（比较）的意义是“observethesimilarityorrelationbetween”；Contrast（对比）的意义是“settwothingsinopposition,soastoshowtheirdifferences”，以及比较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发展的不同历史背景，实际上在语言学研究中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含义，即在异同的问题上，尽管双方都不会有只要找“同”或只要找“异”的极端主张，但却有明确的倾向性。“比较”作为方法论来说，是一种侧重求“同”的研究；而“对比”作为方法论来说，是一种侧重求“异”的研究。此外，“对比”由于词义所限，往往是在两种事物间进行，如英汉对比，不大能在两种以上的事物间进行，如说汉英日对比。这个时候尽管人们仍有找差异的目的，但一般却只能叫做“比较”而不叫做“对比”。这恐怕也是洪堡特和叶斯柏森没有用“对比”去命名他们的“新的比较语言学”的原因之一吧。3.1..1.3求异与求同如上所说，对求“异”求“同”的不同倾向性，是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因而求“异”求“同”本身就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方向性的问题。有人以为可以“异”“同”并重，这在逻辑上显得很公允，而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为这回模糊学科的界限，使学科的追求目标变得不清晰。而且“异”“同”并重在实践中也没有可操作性。在对比（或比较）时将两种语言的异同都罗列出来，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这“异”“同”并重，而只是找“异”找“同”过程在的一个必要步骤。在异同点罗列出来以后，下一步怎么走？是在“同”中求“异”还是在“异”中求“同”，这就成了两大研究法的分野。比较研究会在“异”中去找“同”；而对比研究会在“同”中去找“异”。这就造成了两大学科的不同发展路线。因而求“异”求“同”又是路线性的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确定了“同中求异”的基本原则之后，怎样看待“同”“异”，怎样求“异”，怎样看待对比语言学在发展到语言哲学层次时的求“同”问题，就是对比研究方法论需要认真考虑的。这个问题我们将留到后面做进一步讨论。3.1.1.4共时与历时共时和历时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也兼具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在上世纪50221\n年代对比分析兴起以后，拉多、詹姆斯等人都非常强调对比语言学的共时性，并作为其一条基本特征，以与“比较语言学”相区别。中国学者在引进这个学科时也曾强调过这一点。但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当对比语言学的目标发展到吕叔湘（1990）所提出的两个层次（即：1.指明事物的异同；2.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后，学者们普遍感到，前一个层次的问题也许还能在“共时”的格局内解决，而后一个层次的问题却必须联系历时的因素，因此一些学者如杨自俭、潘文国等都指出，必须加强对语言史和语言研究史的研究，熟悉和了解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杨自俭在反复琢磨对比语言学的定义时，也毫不犹豫地把“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写了进去，从而使这个问题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然而同时，共时和历时也是个方法论问题。怎样“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对比研究”呢？是共时管共时、历时管历时，还是“描写”时管共时、“解释”时用历时，还是描写和解释时都共时、历时并举？共时的原则如何体现？历时的原则如何体现？丁金国在讨论“汉英对比的方法论原则”时把“共时性”（synchronicity）作为第一条原则：共时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把特定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语言事实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说明的是，“共时”绝非指“当代”或“现代”，而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所截取的任一横断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所以我们在对比过程中，不能拿上古汉语的某一语言事实跟当代应用进行比较，当然也不能拿中古英语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但这并不排斥为了说明某一共时事实，而使用历时性材料。（丁金国1996/2004：8）丁氏此文是不多的一篇专门提及对比研究方法论的专文，很值得理论研究者重视。但我们觉得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既然“‘共时’绝非指‘当代’或‘现代’，而是指在历史发展中所截取的任一横断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而对比研究有可在任两种语言间进行，那为什么“不能拿上古汉语的某一语言事实跟当代应用进行比较，当然也不能拿中古英语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呢？因为这四种“语言事实”不都是“历史发展中所截取的任一横断面”么？实际上，我们之所以没有将上古汉语与当代英语进行比较，或将中古英语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是因为没有这种需要。如果一旦有了这种需要，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些“语言事实”间进行对比研究，这一点也不违背“共时性”的原则。“共时性”是指对比一方所使用的语言事实自身的共时性，例如“上古汉语”里不应夹杂有现代汉语的流行语，“中古英语”里不应有嬉皮士唱的歌词。否则的话，如果要求历史材料在时代上的同一性，那除了“当代英语”与“当代汉语”之外，就没有什么其他材料具有“可比性”了，须知，最早的“古英语”，对于汉语来说，已经处于“近古”时代了。可见共时和历时问题，说起来容易，真要操作起来问题还不小。这些都有待于人们从理论上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3.1.2主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我们把下列这些方法列为主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方法，就是说，它们对于对比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在具体从事对比研究时却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可以决定对比研究的成败。这些方法是：对比的出发点、对比的方向、归纳和演绎、静态与动态。5.2.1.2.2.1对比的出发点出发点，或startingpoint，这个在中文听起来有点“俗”221\n，不像学术术语的词，在西方却颇有历史渊源，因为这是亚里士多德首倡的哲学用语。亚里士多德认为：出发点不可能是科学知识，而比科学知识更真实的只能是本能，因而只有本能才能获取出发点。（Aristotle330BC/1996：21）亚里士多德否认“出发点”的科学性，这大概是西方许多对比学者不爱用这个词，而偏爱用Tertiumcomparationis一词的原因吧。Tertiumcomparationis一词，我们译作“对比中立项”，但对比的出发点未必全是不偏不倚的“中立项”，单向性的对比研究就不是从“中立项”出发的。许余龙（1992：43）把Tertiumcomparationis译作“对比基础”，“基础”一词的含义又太宽泛了一点，对比的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可比性基础，甚至两种语言的有关知识等等，都可以是“对比的基础”。因此，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老的术语----出发点。从事对比研究的人也未必人人都一天到晚考虑对比的性质啊、对比的目标啊等理论问题，但却必须考虑“从哪里出发进行对比”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他也许未必认真想过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会给他的对比过程和对比结果带来什么影响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必然存在。因而，出发点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对比全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进行稍深入的专题讨论。3.1.2.1对比的方向出发点之外，进行对比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对比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对比究竟应该是单向性的？双向性的？无向性的？不同的处理又出自何种不同的目标，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些也是从事对比研究必须解决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花专门的篇章进行讨论。3.1.2.2归纳和演绎归纳和演绎，跟上一节提到的描写与解释相关，本来应属于一般的方法，是哪门学科的研究都可以用的，而且也不存在着哪种研究只能用归纳、哪种研究只能用演绎的问题，并不只是跟对比语言学有关。但是自从转换生成语言学把“解释”变成它的“独门之秘”之后，“演绎”也成了这一派的独门兵器。他们声称归纳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只有演绎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真正的”语言研究只能用演绎法。由于对比语言学在拉多之后只有极短的一个时期受结构主义影响，多数是在这一语言学派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方法对对比研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中国当前有一些学者呼吁只有用汉语的事实去“证实”或“证伪”西方的“现代语言理论”，其实这一方法也就是演绎法，要用西方的语言里了“演绎”出汉语的规律来。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语言理论”其实仅此一家，就是生成语言学，西方的其他语言理论是并不包括在内的。因而归纳和演绎这一本来只是一般性的方法问题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就突然有了学科方法论的意义。是主张归纳，还是演绎，还是先归纳再演绎，先演绎再归纳，演绎和归纳同时进行……就成了对比研究者必须作出抉择的方法论之一。3.1.2.3动态和静态跟“历时与共时”相关的是“动态和静态”的问题。由于我们觉得“动态和静态”并不像“历时与共时”那样，还具有对比语言学的本体论意义，因而将它放到了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也是进行语言对比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动态和静态”从表面上看来，跟“历时与共时”221\n相仿，似乎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其实不然。“动态”所包括的范围比“历时”要广，它不但包括“历时”的变化，还包括“同时”的变化，还包括所比两种语言彼此间的渗透和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关系的变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汉英色彩词包含的文化含义。从历时的角度看，我们会想到“红、黄、白、黑”这些词在汉语中古今不同的含义；但从“共时”的角度看，我们又要看到这些含义在英汉语中的相互渗透关系，有些含义的产生正是翻译、借用对方语言的结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就会用一种完全崭新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又比如，在将现代汉语的组织法与其它语言作对比时，我们一定要有动态的眼光，要看到现代汉语语法的不稳定性和过程性，它既不如古代汉语语法那样相对稳定，也不如现代英语语法那样相对比较稳定，而是还处在发展、成熟过程中。因而，从我们对语言性质的新的认定----人类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与进程----出发，我们觉得动态性应该成为新一代语言对比研究的一个方法论特征。3,1,2,4对比的程序问题下面我们要讨论一个既非方法论原则、又不是一般方法、但却又为许多对比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对比的程序。程序不是方法，但又与方法密切相关，这是有关研究者从他的研究目标出发，将他的方法论和方法付诸实践的过程，往往是研究者经验的可贵总结。从程序我们有时可能更清楚地看出研究者的成就以及可能有的局限。对于后来者来说，程序往往是最直接的启示，越是具体的“程序”越是能够帮助新手入门。因此我们真该鼓励有经验的学者都来介绍他们的“研究程序”。在对比研究史上，有几位学者谈到了程序问题。第一位有名的便是拉多。他的程序分四步：（1）找到对所要对比语言的最好的结构描写；（2）把这些结构简约化成大纲；（3）依大纲进行一一对比，发现难点；（4）把小难点集中成大难点，便能发现学校中的所有问题。（Lado1957：67～70）我们很快便能从程序中发现他的方法的局限和问题：第一，他进行对比的前提是两种语言都已经有了很好的结构描写（如果没有就要先进行这样的描写），但实际情况是，除了英语即少数印欧语之外，其他语言（比如汉语）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按拉多的标准，研究者要么首先回去研究好汉语的结构描写（但他未必有这样的耐心和能力），要么就硬着头皮，把没有充分描写好的汉语结构（如“暂拟系统”）当作已经描写好的结构去对比。第二，拉多的这一方法只适合于结构系统的对比，对于别的出发点则无能为力。第三，上述（3）（4）两条表明拉多把两种语言的“差异”当作“学习难点”的代名词，这条并没有经过证明。第二位是迪·皮德娄，他（1971/1978：29～30）的对比过程分为三步：（1）观察两种语言表层结构上的不同，前提是假设不管其表面上如何不同，背后总有什么普遍性东西可解释；（2）假定这背后的普遍性东西；（3）找出深层实现为表层的规则。这大概可说是最典型的生成语法派的“对比”：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来证明，之后将其“转换”过程“规则”化就算完成了任务。这种对比除了“证明”本来就已“存在”的“共性”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221\n第三位提出对比程序的是詹姆斯，詹姆斯提出了一个四步法（1980：63）：（1）汇总资料；（2）进行描写；（3）根据需要补充资料；（4）进行对比。于拉多相比，第一，他不是找对象语言已经描写好的结构，而是要研究者自己进行描写，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也给了他以自主性，他可以按照自己熟悉的理论或体系（如生成语法）去进行描写。问题是，这样的描写主观性可能很大。第二，他要搜集的“资料”没有强调是“结构”，因而可以容纳多种基础（如意义等）的对比，开放性比拉多大。第三，他把“进行对比”放在最后一步，但“如何对比”却付之阙如，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第四位是克尔采斯佐斯基。我们在本书55页引过他（1990：101）提出的一个语用对比程序，这里我们去掉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符号，简化成下面一个流程图：无两种语言有没有对等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社会文化对比有无有没有与此社会文化相应的语言形式？进行语用对比有否两种语言形式在句法语义上是否对等？放弃对比是进行句法语义上的对比直到找到句法语义上的对了关系我们发现的问题是，他把“对等关系”的存在作为对比研究的前提，如没有就进行对比，如有就再找下一等“对等关系”。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事先两件事物间有对等关系呢，如果知道有还需要进行对比么。因而这一“对比”实际上成了循环论证。在中国，首次讨论对比程序的是许余龙（1992：59～66），恐怕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位。他把对比分为六个步骤：（1）确定对比范围，包括语言层面（语音、语法等）、语言单位或现象（句子、篇章、衔接等）及语言学内容（结构、功能等）；（2）文献收集与研究，其中“文献”指已有的对比研究，“研究”指对两种语言分别做得分析研究；（3）确定理论框架；（4）收集语言材料（注意时代、语体、风格等）；（5）分析对比；（6）总结。将许氏的程序与克氏作比较，我们会发现克氏还是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其程序有点空想性；而许氏的可操作性大得多，相信是个人实践经验的总结。然而相当于前四条，第五条的内容还是较空，跟詹姆斯一样，他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对比”本身到底该如何进行。更令人费解的是第三条“确定理论框架”，据我们所知这也是中国高校外语院系许多教授对博士生写作论文的要求，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足以显示论文的“理论性”。我们不解的是，一、为什么事实的分析必须以某种理论为知道？没有理论就不能进行分析么？二、难道理论不同，分析的结果就会不同么？如果同样的材料，用一种“理论”分析出来是“异”，用另一种“理论”分析出来是“同”，那究竟是理论有问题还是材料有问题？如果是材料有问题，我们就回到了“理论决定材料”的怪圈；如果是理论有问题，那我们寻求某种理论支撑的意义又何在呢？三、这种对“理论”的渴求症显然来自西方，西方的某些对比学者总对学科自身缺少自信，想要寻求某种“理论”的支撑，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性，如迪·221\n皮德娄及利宾斯卡等人，而且都不约而同地选中了转换生成语言学。所不同的是，西方某些学者对“理论”的选择是作为其整个研究体系的支撑，是在全部对比开始之前；而中国学者如许氏的安排却是在对比开始之后（已确定了对比范围及完成了文献收集），这就有点“看菜吃饭”的实用主义味道。而要求研究者能真对不同的研究范围、对象选用不同的理论模式，例如想对比结构就用结构主义或生成语法模式，想对比篇章就要功能主义模式，这就等于要求每个对比者都成为精通各门各派十八般武艺的武林高手，面对不同对手，既会打少林拳，又会使太极剑，必要时还能挥出降龙十八掌！而这样的“武林高手”一般是不会有的，这样施展出来的“理论”也只能是花拳绣腿而已。所幸在西方也并不是所有的对比研究者都这样乞求“理论”的支撑，如斯奈尔·杭贝（1983）和切斯特曼（1998）就断然拒绝以什么现成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支撑。而切斯特曼（1998：54）也是真正对“对比”自身提出了操作程序的学者，他的没有结尾的“七步曲”即1.观察实例；2.发现“相似”；3.提出问题；4.初步假设；5.初步验证；6.修正假设；7.再次验证。是对此前各家一语带过的“对比”过程的真正描述。当然，切氏的程序有他的独特性，而且非常符合他的从意义出发进行对比的要求。我们可以把他的程序称作模式，甚至也可同意他自己的说法，叫做“方法论”。这一程序模式的出现确实是对比方法上的一个大进步，对促进对比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很大意义。3.2方法论的原则分清了什么是方法，什么是方法论，下面我们要进一步讨论方法论研究的原则，亦即探讨方法论的采用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纵观对比语言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方法论的采用是受到制约的，我们把这些制约成分称作方法论的原则。主要有三个原则，分别是方法论的背景原则、选择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3.2.1背景性原则背景性原则指的是在方法论背后起作用的东西。就对比语言学而言，下面三个因素对方法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3.2.1.1本体论决定方法论对于任何学科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本体论的建设。没有本体论就谈不上方法论，如果连对比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都不敢承认，只敢自称为“对比分析”；或者即使自称是一门“学科”，却又拼命寻求什么更成熟的“语言学”做依靠，甘居“应用语言学的分支”、“比较语言学的分支”等地位，那就不会有什么方法论的考虑、也不需要有这种考虑。利宾斯卡说得好：要是在总体上只把对比分析看作一种方法，能使我们对两种语言间的异同有更清晰的理解，那这个任务很多方法都可以完成，就看研究者喜欢什么理论了。（Lipinska1980：127）要是对比分析本身只是“方法”，那它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找个是你么“理论”去依靠，就根本不存在方法论的问题。而西方的对比语言学地位长期未定，直到现在，仍处于“妾身未分明”221\n的状态，难怪方法论的研究始终没有人认真予以考虑和研究。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80年代以来，承认对比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呼声倒是越来越高，但学科建设的进展不快。一些人受西方同行的影响，对学科的定性拿不定主意；还有一些人则较多地考虑本体论的问题，还来不及关注到方法论。而总体来讲，是中国学者对学科建设的哲学性一向考虑较少，对纯“形而上”问题思索的热情不高。表现在对“方法”和“方法论”的概念也不善于区别，有时误把对具体方法的研究当作方法论研究，而没有考虑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密切关系。3.2.1.1目的论决定方法论在本体论中，对方法论影响最大的是学科的目的论。方法都是为目的服务的，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会采用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如果目的只是要能说出两种语言的异同，帮助外语教学，那就会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描写）；如果目的是为了证明语言表面“异同”背后的“普遍语法”，那就会采用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方法（解释）。利宾斯卡曾指出：评价一种理论必须联系其想达到的目标。如果对比研究的目标是为了直接有助于外语教学，而语言又被看作是一套系统，那么用结构主义方法列举出两种语言的异同点就已足够；但如果对比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教学，而是还想有助于人类语言的普遍理论，而各种不同的语言又被看作是某种共同的“普遍语言”的表面呈现，语言的性质与人类思维的性质密切相应，那么就会采用转换生成语法的分析框架。（Lipinska1980：129）70年代末的时候可供选择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还不多，因此利宾斯卡只举了结构主义和转换语法两家。70年代后语言学流派纷出，目标、内容各不相同，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了。以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言，认知语言学可能就是比生成语言学更好的选择。3.2.1.2语言观决定方法论而在本体论、目的论之外，决定方法论的更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语言观。因为说到底，连对学科本体论和目的论的认识都是由语言观决定的。语言观是在学科性背后起作用的东西，不同的语言观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以及对于对比语言学学科性质的不同定位，从而决定对学科研究方法论的选择。还是来看利宾斯卡是怎么说的：不同的研究目标造成了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论，除此之外，不同学派的哲学观也造成了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到最终的研究目标。可以预想得到，结构主义派强调的是语言间之异，而转换派会努力设法证明语言在本质上是“同一模子浇出来的”。由于美国描写主义植根于人类学，因而不仅沿用了前者的一些研究方法，而且也接过了人类文化的多多少少反映在语言中这样的总体观点。结构主义者的主体哲学观是相对主义，他们通常接受沃尔夫—萨丕尔解说的弱式（甚至强式）。另一方面，转换派与当代哲学逻辑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它采用的是演绎法而不是结构主义派的归纳法，其哲学基础沿着笛卡尔的思维路线，是绝对主义：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不同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因此其研究的主要目标就221\n是寻找语言的普遍特点。（Lipinska1980：128）我们在本章开头曾指出利宾斯卡是西方对比学者中对方法论研究提出很多真知灼见的少数学者之一，从这一节的三个方面都引用了她的话可以为证。因为我们找不到别人，甚至中国的学者，比她说得更透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她对有的事实的理解并不正确。例如把美国结构主义与人类学混为一谈。多年前我们自己在学习普通语言学时，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也是“萨丕尔与布龙菲尔德同为美国结构主义的鼻祖和代表”，想来这观点也是来自西方像利氏这样的语言学家。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完全建立在对语言的不同理解上，一是自然科学式的理解，一是人文科学式的理解。而转换派在将语言当作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时却与结构主义毫无二致。此外，利氏认为转换派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寻找语言的普遍特点（features），那也是错误的。转换派想要找到的不是“特点”而是“规则”（rules）和“原则”（principles）。想寻找共同“特点”的反倒是她所批评的人类学语言学始祖之一，人文主义语言学家洪堡特。由于她有这些错误理解，加上她所处的时代，因而我们对她的过度拔高转换生成语言学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她有关方法论的精彩论述的赞赏。3.2.2选择性原则上面说的背景性原则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原则，如果背景确定，研究者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强制性最容易在对别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论的观察上看出来。如果我们知道某一研究者的语言观属于我们在上一章所分析的四种中的某一种，他所信奉的又是某一家的语言理论，那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在研究中大致会采取什么方法论路线；甚至看了题目就可以预见他想达到什么结论。而这里要说的选择性原则可以说是一种主观性原则，指的是研究者在开始研究前还有一定程度的选择自主性。3.2.2.1研究理论的选择性研究者的第一个选择是对语言观和语言理论的选择。由于从总体上说，方法论取决于本体论，因而研究者的第一步，与其说是选择方法论，不然说是选择本体论；与其说是选择本体论，不如说是选择语言观和语言理论。语言观和语言理论是两个层次。语言观是最高层次，从本质上来看只有三种，或是着重语言的自然属性，把语言看作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是着重语言的社会属性，把语言看作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是着重语言的人文属性，把语言看作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语言理论是第二个层次。三种语言观是从大的格局上来说的，未必人人都坚持得非常彻底。对三种语言观的细分、排列和组合，可以形成形形色色的语言学理论。例如强调语言自然属性中的系统性的，形成了结构主义理论；强调语言自然属性中的人的生物性的，可以形成仿生语言学；强调语言社会属性中的人际交往性的，可以形成交际语言学；强调语言人文属性中不同侧面的，也可形成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等。也可以同时注意到语言的两种或三种属性的，但由于侧重点或位置先后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对比语言学在本质上同形形色色的语言学处在同一层次，对比语言学在形成过程中首先受语言观的指导，但同时也会受到既有的种种语言学理论的不同影响。因此，研究者对于这第一步的工作必须非常重视。对比语言学者以前很少重视语言哲学问题，很少把语言观的思考看作与学科发展生命攸关，这是这一学科发展缓慢、缺乏深度的重要原因。由于语言观不清晰，对比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也就无从去进行把握了。221\n3.2.2.2研究层级的选择性语言观一旦选定，可说方向性的问题已经确定，以下的选择都是具体“路线”上的。当然，这些路线问题的选择很多还是离不开本体论。这里以我们在第四章所论对比语言学的八种范围为例。研究者首先可以在研究层级上做出选择，即在“理论”“应用”“实践”三个层级上（包括语言哲学是四个层级）确定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侧重理论呢，还是侧重应用？如此等等。因为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实践研究的方法是不同的，如理论研究可以用宏观方法，而应用性研究和实践性研究一般多用微观方法。3.2.2.3研究层面的选择性其次可以在研究层面上做出选择。本书提出的语言定义的特点是包容性大，因而对比语言学所容纳的范围也大。把语言当作符号系统（自然属性）、交际工具（社会属性）、民族精神的体现（人文属性）进行对比是大的划分，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成语音层面、语法层面、话语层面、语篇层面、文体层面、风格层面等等进行对比。当然还可分得更细，如语法下划出句法和词法等等。研究者在这些方面都有进行选择的自由。而不同层面的选定相应也就确定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从大的三个层面来看研究方法显然不同，而即使在小的方面如语音和语法的研究方法也不相同。如考虑到对同一对象（如语法）从三个不同层面（自然、社会、人）的角度去进行对比研究，方法上更会有差异。3.2.2.4研究向度的选择性再次，研究者在研究的向度上可以做出选择。对比研究的向度大体有单向、双向和无向（即从“中立项”出发）的区别；单向还有从A语言到B语言，及从B语言到A语言的区别；无向还有双语和多语的区别。研究者对这些都有选择的自由。但这种选择与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有关（如只懂双语者自然无法进行多语种间的对比），也与研究目的有关（如进行汉英对比是为英语教学还是为汉语教学服务），更与对学科本体论的认识有关。后面我们对此还要讨论。3.2.2.5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大。我们之所以在本章中严格区分方法与方法论，就是为了方法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因为方法论受受限的，方法是不受限的。属于学科的方法论，则本学科的每位研究者都得考虑和做出选择，回旋余地很小；而不属于学科方法论的一般方法，研究者就可以完全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是否要采取以及怎么采取。如本章前面提到的分析与综合、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翻译法等等，研究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或取或否，或取此弃彼。3.2.2.6研究模式的独创性我们把研究模式定义为方法集，这是研究者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对前人。特别是自己的经验体会的总结和提升，对学科的发展和深入，对后继者的培养和启示，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外对比语言学发展史上比较薄弱的方面，有待于在今后加强。在这方面，所有的研究者都大有可为。3.2.3同一性原则如果说方法论三原则中，背景性原则是客观的强制性原则，选择性原则是主观的自主性原则，则同一性原则是主观的约束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选择性原则的一种约束，即研究者在研究中的选择实际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而必须受到一些约束。3.2.3.1理论的一贯性221\n说到理论的一贯性，有人马上会想到运用某种现成语言理论时的前后一致性。例如，不要一会儿用结构语言学，一会儿用生成语言学，一会儿用认知语言学，一会儿又用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等等，最好用一种理论就始终坚持到底，用功能语言学就自始至终是功能语言学，用形式语言学就自始至终是形式语言学。这当然是对的。因此我们不赞同先定课题再找理论的观点，因为这有可能造成机会主义的研究态度。这从单篇文章来看也许还看不出，把同一作者的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理论上的前后矛盾。但是我们主张的要点还不在此。我们认为，既然对比语言学在性质上就是普通语言学，它不是任何一个二级学科语言学（如应用语言学）的分支，也不从属于普通语言学的某一理论学派（如生成语言学），它就不存在对某一派语言学理论“从一而终”的问题。对比语言学在自身的学科建设中应该敞开胸襟，博采众长，对各种语言学理论中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兼收并蓄。这也是我们（潘文国2002a）支持和鼓励“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的原因。“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不仅是整个学科的前景，也值得每一位研究者积极尝试。因此在不同层级、不同层面、不同对象、不同目标上采用多家理论和方法来进行对比研究可以说是必然的事。但是，这种多元化，是各家理论、学说的有机融合，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杂凑拼合，各种理论要经过研究者头脑的消化，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为新的学科目标服务的新的内部一致的体系。这才是“理论的一贯性”的真正含义。要做到理论的一贯性，我们要一方面支持一以贯之地引进、运用国际上最新语言学理论，推动我们从事对比研究；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支持“化入、创生”钱冠连用语，指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理论。见钱冠连2000.国家语言学理论、积极创新对比语言学以及包括汉语在内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大兴重视理论研究之风，大兴创新研究之风。3.2.3.2材料的同质性材料的同质性是研究过程中对选用语料的约束。前面我们曾对“共时”和“历时”的区分颇有一些微辞。从本质上来说，索绪尔的“共时”“历时”之分是为其建立“共时语言学”服务的，因此只有“共时”是相对清晰的，“历时”的概念却相对含混，实际上“历时”是相对于“共时”而言的，只是“共时”的陪衬。这才出现了上面有的学者说的“不能拿中古英语与现代汉语比、也不能拿上古汉语与当代英语比”这样似是而非的话。在语言学上，由于历史发展的差异性，除了“当代”之外，几乎不存在历史上的“共时”对比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既不能拿严格的历史年代做标准，如8世纪、15世纪等（要那样的话，莎士比亚的英语也许还能同汤显祖的汉语做比较，但大部分时期的古代汉语就失去了比较的对象）；也不能拿相对的“历史时期”作标准，如“同在中世纪初期”、“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要那样的话，拿来与“现代汉语”比的，不该是“当代英语”而应是培根时代甚至更早的英语）。同时，“共时”的语言材料也是“历时”堆积的结果，“现代汉语”里的成语有的可追溯到一两千年以前；“当代英语”中，也有大量几百年前“钦定圣经”英文的遗留，这些都已经融化在两种现时语言里，我们很难再在理论区分出“共时”、“历时”来。因而我们主张，在对比研究中，要严格控制这对概念的使用，把“共时”确定为某一种语言在某一时期的现存状态，把“历时”用来之某一语言本身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共时”和“历时”都是就某一语言自身而言，而在语言对比中，我们以“同质”来取代之，以“同质”材料作为对比的材料。这个“同质”，既可能是相对的“共时”，也可能是相对的“历时”。根据前者，我们就既可以把“当代英语”与“现代汉语”221\n比，在需要的时候，也不妨跟几百、几千年前的汉语比（马建忠不就是把唐以前的汉语与19世纪的欧洲语言作比较而写出了他的《马氏文通》么？谁说古代汉语不能与现代英语比呢？）；根据后者，我们就可以把三千年前的汉语发展史，跟一千年的英语发展史作对比。而不用担心在方法论上出什么问题。“同质”的对立面是“异质”。坚持同质材料俄对比研究，当然就要反对异质材料的对比研究。那为什么是异质呢？从上面分析可知，相对的“共时”和相对的“历时”分别进行比较都属于“同质”，那“异质”就只能是相对的“共时”跟相对的“历时”直接进行对比。凡是“共时”都带描写性，凡是“历时”都带解释性，因此，凡是将描写的材料与解释的材料作对比那就是“异质”。比如说现实英语中有某种现象，但在现实汉语的描写中找不到，于是经过一番解释，说在汉语的历史上可能有，或将来可能有，或按理可能有，然后造出一些“读十遍就能读通”的例子来与现实的英语例子对比，这样的研究就是异质的研究。例如为了证明汉语与英语“同源”，找来一对此“说”（shuo）和“say”，要证明shuo就读[sei]，第一步是说汉语的卷舌不卷舌历史上可以相通，第二步是说“说”与“税”声符相同，都是“兑”（duei），第三步是汉语发展过程中介音是后起的，[uei]原来应该是[ei]，这样，“说”的古音就应该念[sei]，与英语的“say”相同。上面这个例子是我们杜撰的。但据我们所知，确实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语法上做这种尝试的人更多。这样的对比研究或“比较”研究是令人为他们捏一把汗的。3.2.3.3领域的对应性在对比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上，我们将对比研究分为若干个层级，如理论、应用等，又分为若干个层面，如结构、交际等，纵横交错加上语言哲学形成八个研究领域。对比研究者在从事对比研究时当然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同时也必须受到某种约束。表现在领域上，对比必须在对应的领域范围内进行。也就是，理论对理论、应用对应用、实践对实践。更进一步，结构理论对结构理论、交际应用对交际应用。一般来说，领域不能交叉，比方说不能用一方的结构理论研究成果来对比另一方的叫交际应用，指责后者所存在的问题。甚至在对比中所运用的理论也是如此，都应该控制在相应的范围。在同一个领域，研究“同质”的语言材料，应该运用同一个理论。不能对甲语言材料用一种理论去解释，对乙语言材料用另一种理论去解释。也不能用甲理论的证据去批驳乙理论的证据，每一种理论都只能在本理论自身范围之内检验其适应程度的高低。3.2.3.4层面的递进性221\n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强调指出，这八个领域共同组成对比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不只是纵横交错的简单结果，不是一个贪大求全的大杂烩，而是具有严密的体系性的。这个体系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包容性，一个是层次性。这都与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定性有关。我们在本书201页中曾经指出，语言本身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我们可以从任一角度出发去给语言定性，但只有从人文属性出发才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因而目前的这个对比语言学体系，只能建立在对人文属性是语言最本质属性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容纳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从自然属性出发去看待语言，并对语言进行自然科学式的研究；也能容纳并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属性出发去看待语言，并对语言进行社会科学式的研究。反之，如果坚持语言只有自然属性，只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就不会有容纳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角度去研究语言的雅量，在他们的学科体系里，就不会有社会属性和人文属性的内容。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指出，这八个领域实际上并不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而是有着层次性或递进性。从理论到实践是“指导”关系，即语言哲学指导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指导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指导实践研究。从人文属性到自然属性是“管辖”关系，语言的人文属性对社会属性、人文社会属性对自然属性有“管辖”关系。因而在语言学（包括对比语言学）的整个体系中，从自然属性出发的研究要“服从”从社会属性出发的研究，进一步更要“服从”从人文属性出发的研究。举语音研究为例，语音学是从自然属性出发的研究，音位学是从社会属性出发的研究，韵律学是更多地从人文属性出发的研究。因而，韵律学可以“管辖”音位学，音位学可以“管辖”语音学；反过来，语音学的研究结果必须“服从”音位学，音位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服从”韵律学。语法研究中，句法学、篇章学（包括篇章和话语分析）、广义的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中国对比语言学家的表层、中层、深层的提法其实是有道理的，只是从策略出发，我们不主张过分强调。这一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在从事对比研究时，研究者对八个领域的选择固然有自己的自由，但这不是脱离体系的孤立的自由，而是受到整个研究系统的制约的。每个研究者在选定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同时，还必须明白自身的研究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从宏观上去把握自己的定位，从而做到不论从哪个角度、哪项具体的研究出发，都能对整个学科的建设做出贡献。3.3对比研究的出发点在本章的最后几节，我们将具体讨论几个在对比研究中比较重要的方法论问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对它们做出比较细致的探讨。第一个便是对比研究的出发点问题。这是每一位从事对比研究者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它虽然只是个“起点”问题，但却影响到全局，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可以预示到最后的结局。人们不得不对它慎之又慎。我们来看历史上有过的、或有人主张过的比较研究出发点。3.3.1从体系出发这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的特色。我们只要看拉多提出的对比模式，就可知道这在50年代以后对比分析的初期曾是个重要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并被寄予厚望的模式。拉多模式的要点就在于：（1）认为结构是语言研究的核心，也是外语学习的核心，因此语言间一切异同问题可以通过结构对比来解决；（2）对比只要将两种语言的结构拿出来，进行平行比较就可以了；（3）这样发现出来的“同”无足轻重，而“异”对语言学习就有着切实指导意义，是编写外语教材的依据。事实证明，这一理解从理论上说是错误的，从实践上说是不可行的。221\n理论上的错误在于学习语言的核心并不完全在语言表层的结构。从表层讲，语言学习是为了跟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进行交流；从深层讲，语言学习是为了学习不同民族的人认知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在这过程中，语言的结构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学习外语时发生的错误有的跟结构有关，更多的未必跟结构有关。仅从结构着手，只能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对比研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西方第二期与中第四期对比研究的最终淡出，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模式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它以热心地宣告要为外语教学服务始，却以在教学中的作用“极其有限”终。因而整个西方第二期对比研究的失败不是对比语言学的失败，而是以拉多为代表的这种对比模式的失败。更致命的还在实践上，这一点很多人可能还没看出来。拉多说得很清楚，这一对比的前提是必须有对所要对比的两种语言结构的充分的描写；如果没有这样的描写，就必须现进行这样的描写。而这一点常被人忽略了。世界上有几个语言的结构系统是得到了充分的描写的？绝大多数语言的结构至今没有进行过充分的描写，人们之所以能将它们归入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是依靠语言学家们对它们“特点”的一些非常有限的描述或归纳。在一些似乎得到过“充分”或比较“充分”的描写的语言里，我们看到的是“希腊—拉丁”式语法病毒性的扩散过程，按照帕麦尔的说法，连英语这种非拉丁系语言的语法都深陷于拉丁语法的范式不能自拔，何况世上极大多数非印欧语系语言？沃尔夫等西方有识之士早就说过，印欧语的模式只是人类语言结构的一种可能的模式，它需要有与其不同的模式做比较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然而在世界语法研究模式“拉丁化”的过程中，这种模式已成了“唯一”的模式，有多少按照这种模式描写得“充分”的语言是真正符合本族语言特色的“描写充分”？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的“比较”或“对比”，只能在拉丁语法的框架内修修补补、拾遗补缺，在初级阶段的外语教学中也许还有点用处（这是我们不反对做这种比较的原因），对于达到对比研究的真正目的（沃尔夫或吕叔湘所说的）可能毫无用处。而这种方法对于还没有“语法”的语言建立语法系统就更加有害。马建忠建立汉语语法系统，本质上用的就是这样一个方法：他从西方“葛朗玛”的体系出发，将汉语的语言事实尽量纳入这一框架，实在纳不下的（如“助”字）就称之为“华文所独”，汉语语法史上的百年公案，就是由这儿开始的。体系对比的扩大就是语言学体系的全面对比，这也是拉多开的头。他在薄薄的一本书里对比了语音、语法、词汇、文字、文化等五个方面。以后不少对比著作也都学他的样，一本书里面面俱到，什么都要比，什么都不落下。由于“体系”总是浮在语言现象的表层，因而这样的比较往往流于肤浅，“同”既未必真“同”，“异”也不能讲透。作为入门性质的教科书有时还有点用，但作为真正的研究是谈不上的。3.3.2从规则出发1957年“乔姆斯基革命”造成了美国结构主义的失势，转换生成语法迅速成了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国际语言学的“主流”。“对比分析”失去了原来的理论依托，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改换门庭。尽管从理论上看，新的语言学所主张的“普遍语法”说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比研究存在的必要性（既然语言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只要学会了普遍语法就自然能解释语言间在表层上微不足道的差异），然而，处于困境的西方对比研究者几乎还是义无反顾地“集体”倒向了生成语言学。从迪·皮德娄到利宾斯卡，从凡·布伦到克尔采斯佐斯基，还有许多其他人莫不如此。221\n倒向生成语言学的一个积极成果是使对比分析摆脱了为教学服务的狭窄范围，强化了理论诉求。要求“对比分析”改称“对比语言学”、要求对比语言学摆脱“应用语言学”、要求对比语言学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并加强前者的研究等等，这些呼声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同时发出的。原因今天看来很简单，因为生成语言学是个纯得不能再纯的纯理论语言学，“对比分析”要靠向它，只能修改自己的定性和理论追求目标。对比语言学的目标被改变为“解释人类语言的本质和人类语言的共性”，而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也有了变化。最显著的首先表现在对比研究的出发点。“从体系出发”肯定不行了，因为这是结构主义的；而且这个说法隐含着人类语言的结构是不同的，那是语言相对论的观点，哪能再用?“从事实出发”也不行，这种老掉牙的“归纳法”又是结构主义的老路；“从功能出发”也不行，语言学研究的是competence（能力），不是performance（使用），“应用”不是语言研究的目的。因而这一派所主张的，只剩下“从形式出发”、“从规则出发”、“从原则出发”。这三者其实是一回事。“原则”（principles）相对于“参数”（parameters）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规则”（rules），因为普遍语法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形式”，因为语言研究的最终目标，要能对规则进行形式描写，人类的普遍语法应该是个“形式化”的语法。三种说法里，也许“从规则出发”用得多一些。这些主张以迪·皮德娄表述得最直接和明白。例如他说：如果所有的语言之间有共性，那么任何差异点只是共性在个别语法中实现的不同方式而已。……本书的语言观是一种规则观，即认为所有语言的语法都是由一套可以形式化的解释组成，将它们付诸实施，就可以造成该语言的句子。这些解释或者规则的排列顺序，是从普遍到具体。（DiPietro1971/1978：5～6）如果将这种观点与上一条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生成语法在一点上与结构主义是完全相同的，即把语言看成一个自然形态的系统。所不同的是结构主义认为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系统，而生成语法认为人类语言只有一个系统，即所谓普遍语法四十多年来生成语法经过了多次变化，许多早先的理论被抛弃了，如不再讲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系统性”也不强调了，“普遍语法”也不再是在英语语法基础上的一些语法规则，但该理论成了“先天语言机制”。但该理论最核心的一些东西，如语言的先天性、规则性，语言学的自然科学性，不但未改变，反而得到了加强。。而且在强调语言的自然属性上走得比结构主义更远，主张也更机械、更僵硬。如强调语法只能是一套可以形式化的规则。在这种前提下，语言对比确实无法进行。所谓的“对比”，只能是通过如此这般的一番操作，“证明”原来所设想的普遍性“规则”的正确，的确具有“普遍性”。“对比”成为解释“普遍语法”的一个手段。这样，好不容易从结构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对比语言学，尽管“理论性”得到了重视，但仍无可奈何地沦为生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甚至连分支都谈不上，分支还会有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论，而在生成语言学下，对比分析本身只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方法，其“分析”过程与生成语言学现在走的路（用世界各种语言的例子来证明“普遍语法”的普适性）没有什么两样。跟着生成语言学走，对比语言学就等于取消了自己。因而80年代以后，西方的对比语言学几乎没有再跟普遍语法派走的。221\n奇怪的是，在生成语言学本来没有多少市场，跟对比研究更没有什么瓜葛的中国，最近几年却出现了一些鼓吹对比研究要走普遍语法路子的声音，而且打的是要跟国际接轨的名义。这值得我们深思：要跟国际接轨，先要知道国际上本学科在当前的发展趋势，我们是要跟当前的国际接轨呢，还是要跟二十多年前的国际接轨呢？把已经成为夕阳的国外语言学一些东西改头换面再“介绍”到中国来，对发展中国和国际语言学有什么好处？3.3.3从范畴出发由于认识到各种语言的结构方式各不相同，而除英语等印欧语之外多数语言还缺乏自己的结构描写，因此对比语言学的先驱们很早就认识到了从体系或形式出发进行对比的不可靠。叶斯柏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采用“从I到O”的办法，即从“意义”经过“功能”再到“形式”；沃尔夫的解决方案则是从“范畴”出发。由于他们当时考虑的是语法问题，因此，所谓“意义”、“功能”，其实是指“语法意义”、“语法功能”；所谓“范畴”，当然也是“语法范畴”，因而这两种其实是一致的。而“功能”后来在林语堂和吕叔湘的书里都称为“表达”。因而，这里所说的“从范畴出发”，与“从（语法）功能出发”、“从表达法出发”从某种角度看是一致的，我们也就放在一起讨论。尽管叶斯柏森直到他的《语法哲学》的最后一页才提到了这一新的语言比较研究的方法，然而这只是从学科及学科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从实际内容来看，《语法哲学》一书本身就是按这一思路写的，他提出了一些语法学中最常见的范畴：人称、性、数、格、时态、否定、语气，乃至最常见的一些语法概念，如：词类、句子等等，探讨了它们在二十多种语言里的表达方法，从而对这些语法术语、语法范畴本身进行了哲学的探讨。他的书没有以对比语言学命名，后人似乎也没有把它当作对比语言学著作看，然而这本书是最符合对比语言学精神的，因为他探讨的就是人类语言、特别是语法的本质。叶斯柏森之后，成功运用这一方法的是中国学者。林语堂在1933年出版了《开明英文文法》，这是第一次将叶斯柏森的方法用于双语对比，同时密切结合了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林语堂同样从语气、替代、指示、修饰、性、数量、比较、体貌、时间、虚实、关系等范畴出发，探讨了英语和汉语在表达这些意义时的特点，特别是指出了中国人在学习英语是容易犯的错误。这本书是对比结合实用的一次成功实践。由于林语堂采取了从表达出发的方法，从表面看来与一般语法书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最符合外语学习的实际需要和规律，结果取得了教学上的极大成功。另一位学者吕叔湘在同时运用了叶斯柏森提到的两个方法，既采用了“从O到I”的方法，又采用了“从I到O”的方法。他出版于1942年的《中国文法要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用前法，称为“词句论”，后一部分用后法，称为“表达论”，从而建立了在汉语语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个语言新体系。其中后一部分尤为人所称道，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语法研究“表达论”的体系。不过吕叔湘在书里对比的主要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英语只是偶尔涉及。1998年，赵世开主编了一本《汉英对比语法论文集》，完全沿着这一体系的路子，甚至标题，从“指称”、“方所”、“时间”、“比较”、“数量”、“正反”、“关系”七个方面出发对汉语和英语进行了深入的对比，并把这些概念重新命名为“认知范畴”，这就比沃尔夫的“语法范畴”在理论上又深了一层。221\n林、吕之外，张今、陈云清（1981）、刘宓庆（1991）、连淑能（1993）等，都从表达法出发，对汉英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比，以致“表达法”被确认为汉英对比三个层次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反观西方，叶斯柏森之后，似乎很少有人沿着这个路子继续往前走。在英语教学上，英国后来出现了“功能教学法”、“情景教学法”，1976年，威尔金斯（D.A.Wilkins）出版了一本“意念大纲”，也出现了一些意念语法、功能语法、交际语法等，但只是英语自己在唱独角戏，很少见到什么人用这个原则从事对比语言学研究。这未免是一个遗憾。不管从结构出发还是从范畴出发，着眼点都还是语法，特别是句法。随着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扩大到语篇和话语，这些显然都不够用了。相应的“篇章”、“话语”成了新对比研究出发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功能范畴，如礼貌原则、拒绝策略、衔接策略等等。对比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从总的来说，还没有突破“结构”、“范畴”以及更广的“表达”的大范围。相对于吕叔湘的表达论体系，目前的话语对比和篇章对比，视野似还较局促。3.3.4从意义出发比范畴和表达的范围更大，就是从意义出发的对比。这个“意义”不再是“语法意义”，而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意义”。因为如上所说，范畴和表达基本上还在语法范围之内（话语和篇章只是在组织形式上的扩大），但比较的对象毕竟不限于语法。在词汇这一领域，一旦突破了结构（如构词法）和范畴（如成语、谚语），直接深入到词义，则可比范畴就无限之广。比词语大的句义、篇义等等也是如此。因为语言所有的结构形式、所有的范畴，归根到底都是要表现语义的。从语义出发，可说是抓住了对比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当词语的对比从个别词发展到词语群（如色彩词、亲属词、动物词、植物词等），从词语意义发展到命名理据和词义引申过程，更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异常广阔的天地，发现意义不同的背后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同，因而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便不可避免地引入到了对比研究的内容之中。以这个精神再回头来看语法乃至语音等其他本来觉得似乎纯属“形式”的部门，其实也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正式意义出发的对比，才使对比研究者更加领略到了洪堡特思想的伟大和深刻。对比研究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从语法出发，不管从结构还是从范畴（更不要说从“规则”）出发，总使人越比越觉其“同”；而从意义出发，总使人越来越看到其“异”。如果从“求异”的目标出发，也许从意义出发是更便捷的途径。同样难以置信的是，从意义出发这个简单的办法，西方却隔了很长时间才真正领会到。这也许跟西方语言形态性强有关，这么多的形态和形式，使语言研究者形成了一个“形式情结”，什么研究不跟形式挂起钩来，总觉得不踏实。甚至连最早提出从意义出发的叶斯柏森，也要通过“功能”落实到“形式”，而没有主张就意义本身进行对比（当然，这可能与他写的是“语法哲学”，不是“语言哲学”有关）。而中国的林语堂和王力，就比较明确地提出从意义出发和从语言事实出发进行对比。进入50年代以后，我们发现西方的对比研究几乎都是围着这样那样的形式进行，语义的对比非常薄弱，尽管语义学界出现了语义场理论，如德国学者魏斯格伯尔（L.Weisgerber221\n1953/54）在50年代出版了《论德语的世界》一书，用语义场理论分析了空间、时间、植物、动物、亲属、人体、颜色等，产生了很大影响，但这个方法基本上没有影响到对比学界。当代西方最早提出从意义出发的，是最重视对对比进行哲学思考的利宾斯卡，她甚至以从意义出发的想法否定了乔姆斯基的句法说，考虑到她又是以坚定支持转换生成语言学著称的学者，这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她说：对比分析必须建立在意义基础上，我们所要比较的只是同一意义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方式……以句法为基础的模式，如《面面观》所示的，我们在上面已证明其不能处理很多语法现象。句法上的深层结构其实是个非常肤浅、而且是依赖于某一语言的分析方法。乔姆斯基（1965）所论的句法基础还有待证明，因此不能用来作为比较研究的一个层面。而我们却可以非常放心地非常合理地假设同一意义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这一模式。（Lipinska1980：169～170）而在这对比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德国学者斯奈尔-杭贝（MarySnell-Hornby）。她更进一步提出了从事实出发而不要从现成理论出发的主张：本研究是建立在直接的观察上而不是别的语言学家的理论上，也就是说，它不采用任何现成的理论，而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概念的研究方法。（MarySnell-Hornby1983：13）她的《德英语描写性动词语义场对比研究》（1983）是西方对比语言学少见的扎实的著作。中国近年出版的王逢鑫的《英汉比较语义学》（2001）在性质上及成就上与之相似。另一位做得非常成功的学者是澳大利亚的维尔茨皮卡，她还在“自然元语义”（naturalsemanticmetalanguage）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普遍初义”（universalsemanticprimitives）假设，作为进行语言文化比较的基础。详见第一章的介绍，此处不赘。而从对比语言学的角度看，在这方面集大成的学者是切斯特曼。由于从意义出发必然会涉及到翻译问题，从意义出发也就是从翻译出发，因而切斯特曼非常通达地论述了形式、意义与翻译的关系：在对比研究中，形式关系与意义关系彼此制约。考察形式时，我们总假定两个语法术语在意义上是等值的，最简单的理由就是我们之所以会将芬兰语的passiivi与英语的passive做比较，就是因为觉得这两个词可以互相翻译。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通过翻译建立的意义联系时，我们又总倾向于不用那些“译错”的资料，也不用那些过于“意译”（即与原文在形式上及字面意义上相距过远）的资料。（Chesterman1998：30）这可以说是从形式出发、从意义出发和从翻译出发的一个颇有意思的总结。3.3.5从问题出发上面我们讨论了四种对比出发点，对第一、二种我们持有保留意见，原因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对“出发点”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它过于追求“科学性”221\n。反而变得不可靠。第三、四中可以用于结构与交际两个层面，如范畴适用于结构层面，功能适用于交际层面，意义可兼用于两个层面，还可用于文化层面。但主要用于文化层面、或大宏观层面的对比出发点，学界讨论得还不多。从这方面进行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是潘文国（1997）的《汉英语对比纲要》，这本书对比了英语和汉语史，英语与汉语的语法研究史，英汉语各自的基本特点、基本结构单位、句子、语序、虚词、话语组织法、语言心理等几个方面，涉及内容很多，给人的感觉一方面觉得其中隐隐有个系统，一方面又好像说不清是个什么系统，甚至对作者对比研究的出发点也难以归纳。好像无法归纳入我们上面讨论过的任何一种。经过反复考虑，我们想提出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能否把这样的研究角度叫做“从问题出发”？因为宏观研究总是从一些比较大的、又是甚至是关系到全局性的问题着手的，很难用具体的范围去框定。提出“从问题出发”这个方法，也许有助于研究者打开思路，推动宏观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3.6从中立项出发最后，我们简单谈谈从“对比中立项”出发的问题。“对比中立项”（Tertiumcomparationis）是西方理论对比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对有的人（如克尔采斯佐斯基）来说更是一个核心概念，他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完善他的“对比中立项”体系。这个体系庞大芜杂，切斯特曼批评说如果将之作为“对比中立项”研究史的一个小结倒挺好，但作为一个体系就有点自相矛盾。克氏设立了七个“对比中立项”，多数我们上面提到过。下面我们结合切斯特曼的评论（Chesterman1998：31～35）略作介绍：（1）统计对等（statisticequivalence）克氏要求所对比对象有最大限度的相似出现频率，切氏认为出现频率的高低背后是其他的因素，因而更应关注这些“其他因素”如形式或意义。（2）翻译对等（translationequivalence）由于克氏允许接受各种翻译文本，包括考虑到语用和交际因素的译本，切氏评论说这样的情况下翻译对等与语义对等就不是一件事，翻译对等就成了对翻译家工作的研究。而且翻译对等只能是在一定上下文中的对等。（3）系统对等（systemequivalence）这是我们上面讨论过的“从体系出发”。切氏对此也不赞成，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作“语法标签”（grammaticallabels）比较，而“语法标签”往往会误导。（4）句法语义对等（semanto-ayntactiaequivalence）这是克氏提倡的“对比生成语法”（ContrastiveGenerativeGrammar）的基础。克氏的“生成”是从语义深层结构生成句法表层结构，而且认为辨认出句法语义对等是说双语者的本能。切氏认为句法语义对等与翻译对等是冲突的，而“本能”各人并不一定相同，再说句法--语义对等本身有循环论证之嫌。（5）规则对等（ruleequivalence）这条来自转换生成语法，我们上面讨论过。（6）实体对等（substantialequivalence）克氏的实体对等是“语言外”（extra-linguistic）的实体，如语音学中的发音和听觉、词汇学中的词外语境等。切氏认为在这问题上的“相似度”是个问题。斯奈尔-杭贝（1983）将语义分为“全等”（totalequivalence）、“临时相等”（workingequivalence）、“部分重合”（partialcoverage）、“完全不合”221\n（nil-coverage）四级的办法可以参考。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只讨论了“出发点”的问题，在具体对比词义时切氏的建议是可以参考的。（7）语用或功能对等（pragmaticorfunctionalequivalence）这是克氏体系唯一涉及语篇的内容，我们在上面讨论过。切氏引用了在这问题上的一些争论，特别是维尔茨皮卡对语用对等的根本否定，认为说到底，“对等”是个相对的概念。1992年，许余龙出版《对比语言学概论》时引用了克氏和艾立斯（J.Eills）的理论，并把“对比中立项”改称为“对比基础类型”，共立出了九项，为：物质实体；语言环境；交际情景；语言系统；语言结构；语言规则；语法功能；篇章功能；功能负荷量。其中最后一项即克氏的“统计对等”，其余的我们上面都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3.4对比的方向性第二个要讨论的对比研究方法论问题是对比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来比较简单。方向无非是三类情况：（1）单向性。又有两种情况①A→B（如从英语到汉语），或②B→A（如从汉语到英语）（2）双向性。也分两种①回向性（A→B→A，或B→A→B）↗A②同向性（0）↘B（3）多向性。也有两种①从一到多，或②从零到多其实也有一些可讨论的，有的还非常重要。3.4.1单向性语言对比的方向如果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最大的可能性是从强势语言出发来观照弱势语言。这个强势弱势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国际影响力即语言学上的描写成熟度。毫无疑义，英语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语言，因而在单向性的对比研究中，只要对比双方有一方是英语的，从英语角度出发几乎是人们不假思索的选择。但是这一选择恰恰是违反对比语言学的基本宗旨的。如果我们对比的宗旨是要用英语的语法、英语的组织规律去“统一”全世界二个语言的语法，或使全世界的语言组织规律都能用英语语法的术语来进行解释，那么这样做无可厚非；如果对比的宗旨是了解各民族语言的异同，以便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可能适得其反。从英语出发去进行对比，一般有两种做法：221\n第一种做法，从形式出发或从范畴出发，即从英语的语法形式或语法范畴出发，去寻找另一语言中的“对等物”。上面说过，另一语言是描写欠成熟的语言，语法术语等本来就不够用，英语如果提供了一些它原来所没有的术语，那就正中其意，愉快接受了。要是这另一种语言又正好是像汉语这样的形态欠发达、甚至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形态的语言，那么英语中任一新术语，都可以很容易地在汉语中找到相似物。例如英语有主语谓语，那汉语也可找出主语谓语来一一对应；英语动词可分及物不及物，汉语也可找出相应的及物不及物动词；英语语法讲深层结构表层结构，那么汉语中也可找出深层和表层结构来；英语现在讲“空语类”、讲“移位”了，汉语中也可很方便地找到“空语类”和“移位”的例子。至于汉语中找到的这些主语谓语等等是不是真正的主语谓语、跟英语的主语谓语是不是一件事，人们很少去问。一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始终跟着英语转，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就是这种“对比”的结果。这种对比的结果，就使汉语语法的面貌完全呈现出英语语法的面貌，这是对比希望达到的目的么？第二种做法，从意义出发，最常见的是翻译法，把一句英语句子译成汉语。我们知道，翻译从逐字直译到自由意译有许多层次，最偷懒、最方便的是逐字直译；碰到翻译出来的句子在目的语里又很清通，那译家更是乐此不疲了。汉语由于没有形态，词句的组合非常灵活，因此，一般直译的句子汉语大多能接受。一时不习惯的，反正理解没有问题，也就让它存在了，久而久之对许多外来的句式也就安之若素，并让它在汉语里安下家来了。那这样直译得来的汉语句子跟英语原文一“对比”，不用说，又是“同大于异”。例如下面这一组句子：英语：Whatmatterifwehavetofacesomedifficulties?Letthemblockadeus!Letthemblockadeusforeightortenyears!BythattimeallofChina’sproblemswillhavebeensolved.汉语译文：如果我们必须面对一些困难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封锁我们吧！让他们封锁我们八年或者十年吧！到那个时候，所有中国的问提都将得到解决了。如果把两组句子加以“比较”，除了汉语多了几个“助词”我们确实发现不了什么汉语的特色。至于这一句英语句子，汉语还有哪些译法，有没有跟英语不一样而又非常道地的汉语的译法呢？一般人是懒得考虑的。因而这两种“对比”的结果，都是造成一批英语式汉语句子。我们不能说这些句子不是汉语的，但这只能是一部分，更多的因为“对比”时没有涉及到，就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了。这是我们通过对比希望得到的真相么？在90年代以来的翻译学研究里，美国翻译理论家凡努蒂痛感从非英语译成英语的文学作品里，由于一直倡导“归化”（domestication）的译法、“流利”（fluent）的英语，结果完全失去了原作中的民族文化特色，他愤慨地说，翻译成了帝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的武器。为了对抗这一势力，他（1992）提倡进行“异化”（foreignization）的翻译。几年后，为了避免“异化”引起的歧义，他（1998）更改为“少数化”（minorization）。这使我们联想到，对比研究中处处从英语出发，也会在客观上造成或助长英语的语言和语言学霸权主义。在对比中，我们也应该倡导一种minorization，从非英语和弱势语言出发，一定能更多地发现非英语语言的特色。221\n而事实也是如此。从汉语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从英语出发想也想不到的问题。例如鲁迅《狂人日记》的第一句：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英语中有对应的句式么？“Today’snight,verygoodmoonlight”成话么？如果不成话，译成流畅的英语例如：Themoonisextremelybrighttonight.(Issacs1974:2)在拿来与汉语原文对比就有很多内容可比了。而英语中不能有的汉语造句和用词特色也就反映出来了。再举一个例子，是《水浒》里的一个句子：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水浒》四十三回）郭绍虞先生分析说，如果按照现行来自英语的语法体系：假如以动词为重点，那么这一句中就要以白额虎为主语，说成“一只吊睛白额虎在星月光辉之下，随着一阵风，大吼一声，忽地跳了出来了”；如果以李逵为主语，说成“李逵在星月光辉之下，猛觉一阵风起，听到一声大吼，看到一只吊睛白额虎跳了出来”。这样说，语法上都是通的，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都失掉了汉语的精神，变得干瘪而而无生气了。（郭绍虞1979：144）如果我们通过对比，还想保留“汉语的精神”，造出生气勃勃、丰富多彩的句子的话，就只有改弦更张，换一条路子，试着真正从汉语出发。3.4.2双向性双向性的对比研究也有两种。第二种是从第三者的立场出发，同时面对两种语言。这就是上一节说的“对比中立项”的内容，可以参看。第一种回向性的对比，指的是翻译中的回译法。这是吕叔湘主张的方法。他也是这样实践的。我们排成“A→B→A”与“B→A→B”两种形式，也是为了强调这里也可以有两种选择。而我们的主张，不用说，也是“少数化”，即以弱势语言开始，译成强势语言。再回译成弱势语言来进行对比。这种回译法的好处同上小节一样，是可以使弱势语言的特征得到充分显示。把强势语言译成弱势语言再回译，以英译汉为例，由于在第一次翻译时造成的已经是英语式的汉语（由于事先考虑到要回译，这种趋势还更强烈），因此回译时可说毫无困难，基本上就是原来句子的样子。这时来进行“对比”，可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而从汉语出发先译成英语再回译，情况就不同了。例如《狂人日记》那一句，既然译成“Today’snight,verygoodmoonlight”是不可能的，就只有译成“Themoonisextremelybrighttonight”221\n。而回译的时候，按照一般人的做法，肯定是译成最贴近英语面貌的“今夜的月光特别明亮”之类。把这两种汉语句子与英语句子一起对比，那对比的内容就丰富了。同样，把“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译成英语再回译，我们可以得到“一只吊睛白额虎在星月光辉之下，随着一阵风，大吼一声，忽地跳了出来了”或“李逵在星月光辉之下，猛觉一阵风起，听到一声大吼，看到一只吊睛白额虎跳了出来”，这样就可以进行充分的对比。而要先有英语，肯定译不出“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这样的句子。其实上一节开头的第一个句子，原文也是汉语，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上一节例中的汉语，正是根据英语回译的结果。我们仔细将这两种汉语加以比较，再看看英语译文，是会受到很多启示的。3.4.3多向性多向性中的“从零到多”没有什么可多说的，这也是从“对比中立项”出发进行的对比。由于从“中立项”出发，不受语言多少的束缚，因此可以在一个大题目下，多种语言共同对比。这种对比的最光辉例子，就是从洪堡特到叶斯柏森的哲学语言学。事实上，这也是普通语言学建立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对比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本质上是相通的。只要有了足够多的各种语言的知识，人们就能从双语对比，逐步走向“从零到多”的多语式对比（或“比较”），“中立项”这时就会起语言类型学的区别标准的作用。普通语言学的大家，几乎都是多语言的精通者，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多向性中的“从一到多”人们可能未必意识到，其实生成语言学的一些信奉者在做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在美国，在80年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句法的理论研究几乎一直限于对英语的分析，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了解语言共性的最好方法是随一种语言作详尽的研究，他们还提倡用抽象的结构（例如转换生成语法里的深层句法结构）来表述语言共性（Comire1989：1～2）。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开始强调共性研究最有效的办法是根据一系列广泛语言材料的考查。而这宗考查的办法，就是用生成派从英语中研究出来的“原则”和“规则”，放到各种语言里去证实或证伪（其实“证伪”是说说，多数情况下，经过如此这般的“解释”，一般都能得到证实）。这就是“从一到多”的实际例子。这种研究无非是把双语对比中的“从英到X”扩大化，由于可以涉及到任何语言，因此也是一种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我们要清楚，这一路子与洪堡特创世的普通语言学是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的。221\n3.5求同存异的方法论最后，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一下“求同”和“求异”的问题。同异问题是对比语言学学科的核心，再怎么重视也不过分。它既是本体论的问题，又是方法论的问题。本体论要解决what和why的问题，方法论则要解决how的问题。当然这两者是有联系的，本体论会涉及到方法论，方法论也会折射出本体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求同求异无非是四条途径：（1）由同求同（2）由异求异（3）由同求异（5）由异求同3.5.1由同求同第一种“由同求同”，其实就是“普遍语法派”在走的路子，他们从“同”（不管是叫“深层结构”、“共同原理”、“共性”、“原则”，还是叫“规则”）出发，经过比较或是研究，最后还是达到“同”。这个“同”往往还是原先那个“同”，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有“修正”和“补充”的可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补充”是有的，因为又增加了一些语言的“证据”；“修正”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未必，特别是那些从事以汉语材料来研究“共性”的人。这种方法为对比语言学所不取。因为在这种研究中，“异”只是个幌子，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从开头到结尾，其实研究者从未真正把“异”当作一回事，他们急切地想证明的，是“共性”“规则”的正确性、普适性。而对比研究者所关心的另外一个方面，对比研究的实际应用方面，不论是语言教学、是翻译，还是词典编纂等等，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理论视野。对比语言学是一门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科，对于完全拒绝考虑应用层面的理论和做法，对比语言学也有理由拒绝它们。3.5.2由异求异第二种“由异求异”，是一种走极端的研究方法。我们在上文说过，对比研究的第一步是发现两种语言间的有异有同，再下一步就是两大语言学的分野：比较语言学会刻意走“由异求同”的路子，而对比语言学会努力走“由同求异”的路子。“由异求异”是一条什么路子呢？那就是极端夸大两种语言的差异性，否认路子语言之间的互通性、可交流性、可译性，极端否定两种文化之间的通约性。洪堡特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每个人都有一种语言”，“全人类只有一种语言”，这两者是统一的。而刻意夸大差异并将之绝对化的人是只理解了前一半而忘了或不懂得后一半。“沃尔夫—萨丕尔假说”的“强式”（strongform）很容易使人引起这样的联想，这也是它不断遭到人们批评、或将信将疑的缘故（其实这并非沃尔夫的愿意）。对比语言学对于“求异”的原则的反复强调，也会被人不恰当地联想为主张“由异求异”。但对比语言学从来没有主张过，我们一向主张对比研究异同并重，但任务有阶段性，各阶段的任务和侧重点并不相同。简单地说，在理论和应用层面侧重“由同求异”，在哲学层面侧重“由异求同”。221\n3.5.3由同求异第三种“由同求异”，这是对比语言学的基本的方法论。必须强调指出，“由异求异”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是一种方法论。因为彻底的“由异求异”如同彻底的“由同求同”一样，本质上是不需要什么论证过程的，一句话就说到底了，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剩下的只有对不同意见的反驳。“由同求同”者：我说某条规则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你说不是，举出某语言中某例是例外，我就通过“解释”，证明这个“例外”归根到底并不是例外，我的“规则”还是成立。“由异求异”者：我说某两种语言截然不同，你说不是，举出某对相似的例子，我就通过寻找反例，证明你这个例子不成立，我的观点还是对的。而对比语言学主张的“由同求异”却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指导着研究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强词夺理、以反证取胜的论证方法，而是一个细心的、不断的研究过程。第二，求“异”，甚至彻底的“异”，对于对比语言学来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求异”的成果可以有效地应用到语言教学、语际翻译、词典编纂等实践中去，但求“异”并不是对比语言学在理论上最终的追求目标。在最终的目标上，对比语言学主张“异中求同”。“由同求异”不仅是一个原则，而且是具体的方法，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实践中，它总是兼顾“同”“异”两个方面，而侧重点却始终在“异”，或者说，“同中之异”上。对比研究深入的过程，就是持久不断地找“异”的过程、不断地在“同”的表象中看出“异”的内涵的过程。这过程可以图示如下：↗异对比材料↗异↘同↗异↘同↗异↘同↗异↘同↘同……也就是说，在对比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轻易相信所谓的“同”，凡是“同”，都要做进一步分析，看看里面是不是存在着实际上的“异”。这也是黎锦熙（1933：13）说的“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一一比较；唯其异，才用得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意思。只有不断地找“异”，对比研究才具有理论和应用上的价值。这就是对比语言学反复强调“求异”，或给人造成的印象只是“求异”的原因。3.5.4由异求同第四种“由异求同”，这是对比语言学在理论上、或在哲学层面上的最终追求目标。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同”与上面各条讲到的“同”不同。如果说上面讲到的“同”都是具体的“同”的话，这里的“同”却是个抽象的“同”，是高层次的“同”。洪堡特的下面这段话也许对我们会有某种启示：221\n要想充分认识到结构的差异，便需要采取第三种做法，即对本族语言和异族语言的形式具有同样强烈的意识。显然，这种意识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达到某种更高层次的、统辖起本族语言和异族语言的视点，并且恰恰是在初看起来差异极大、两种语言似乎不可能互相同化的情况下有所醒悟。（Humboldt1827-1829/：237）我们知道，在哲学上，越是高层次的概念就越是抽象，有时很难进行具体的描述。例如“人”，相对于“男人、女人、中国人、英国人、好人、坏人……”就是个非常高的抽象（“男人、女人……”也是抽象，但比“人”层次要低），我们很难描述“人”是个什么样子，只有具体的男人、女人……同样，在语言研究上，最高层次的“同”，或是语言共性，也必然是个高度的抽象，绝不是某些人、某些学派所相信的可以用数学公式加以具体描述的规则。凡是把共性解释为“规则”的观点，可以说在哲学上就是难以成立的。语言学上的共性只能是些抽象的原则、共同的原理、基本的规律。对之的描述只能是粗线条的，难以数学化的。对比语言学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在所对比的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背后的、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性，以此来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友好相处、并进行互相交际的基础。我们一再强调对比研究重在求“异”，我们也一再强调，对比研究的最终追求目标不是“异”而是“同”。我们不能为“异”而“异”，找“异”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人的对立甚至敌对，而是为了在承认“异”、了解“异”的基础上实现互补，更好地促进整个人类的共同健康发展。对比研究，乃至整个跨文化语言研究，追求的应该是语言与语言、文化与文化、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之间的高度和谐和共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追求的与其说是“同”，不如说是“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具体的、绝对的“同”是不可求、也不可能求得到的。绝对的求“同”，只能是消灭差异、消灭分歧，只能意味着一种语言、一种语言观、一种语言分析方法，凌驾于其他一切语言之上，取代其他一切语言。这就意味着语言世界的纷争和人类社会的不太平。有人会以为这些话未免言之过重，但逻辑的推理只能如此。因此，对比语言学的终极目标是求“和”，这也是本书的最终结论。第二章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与方法与语言学其它分支一样，对比语言学也有其本身的一些一般理论与方法问题。概括说来，这些一般理论与方法所要解决的，是如下三个间题：1）语言之间能否比？2）比什么？3）怎样比？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语言之间的可比性。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探讨对比描述的一般内容。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对比描述的共同基础、语言材料、理论框架以及具体对比研究的一般程序等方面的问题。本章将着重讨论以上这几个问题。2.1语言的可比性语言之间的对比是建立在语言共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对于人类语言共性的研究，早在17世纪《普遍唯理语法》的作者A.Arnauld和C.Lancelot221\n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们认为语言是思想的表现，所以语言和思想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研究语言规律是语法的任务，研究思维规律是逻辑的任务，既然语言与思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那么语法和逻辑之间也自然存在着内在联系。人类的思维规律是存在着一致性的，因此，人类的语言规律也必定有着一致性。人类思维规律的一致性是人类生理机制的同一性和生存空间的同一性决定的。所以我们说，人类语言的共同性既表现在人类语言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上，又表现在人类共同的认知心理上，还表现在语言生存的外部环境上。人类语言的共同性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是形式共性，如范畴特征、语序、疑问形式、否定形式等等；一是功能性，如达意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正因为植根于共同基础的人类各个具体语言之间有着普遍的共同性，才使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说，语言共性是语际对比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语言共性就没有可比性。如果将语言共性设为X，那么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都必定含有X这个共因子，各具体的语言则为XaXbXc等。语言对比的任务就是要观察这个共因子X，在各种具体语言中各自是以何种形式体现，以何种方式运作的。可见，具体语言对比的最终目的与其说在于觅同，不如说在于寻异，即寻找两种语言的殊异性。语言之间的殊异性是由于各自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不同造成的，洪堡特（德国）在正确地指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同时，还指出了“民族的语言及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及民族的语言”的名言。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精神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语言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又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应该说洪堡特的论述是深刻的，不管各种语言如何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朝着同一方向发展，但绝不会殊途同归。一种具体的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永远不会被另一种语言所取代，反之亦然。因而考察两种语言的殊异性就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语言对比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既然语言的共性是确立两种语言可比性的基础和前提，语言的殊异性是对比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语言对比研究中，确立具体的可操作的对比层面就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的理论模式对对比层面有不同的认识，我们认为两种语言的可比性框架，应该建立在两个范畴层面上，即显性结构层面和隐性结构层面上。显性层面包括两个系统：一是静态系统，一是动态系统。显性静态系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结构平面，稍不同的是扩展到了篇章。显性动态系统实际上是言语系统，是语言在使用中在其相关因素制约下面发生的变异系统。隐性结构层面的语言事实分布在显性层面的各个部分，透过各种规则系统集中显现出来。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就是隐性结构层面问题，其本质上是民族精神“语预演化”的层次。既然对比语言学的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比较，那么在进行对比研究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究竟语言之间能否进行比较？从语言总的特点来说，无论哪种人类自然语言都是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套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因而不同语言之间无疑是可以比较的。不过，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一般认为，将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作整体上的对比是不切实际的（见Sridhar1981：214）。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一般总是在两个语言系统中选择某一部分来加以比较。这样，我们就必须保证，从两种语言中分别选出来的那两部分语言现象，是可以比较的，所作的比较也是有意义的。221\n在着手解决局部语言现象的可比性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一般科学的对比是如何进行的。可以说，任何科学的对比都是建立在某一共同的基础上的对比，没有共同基础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人与石头来进行对比，那么这种对比至少可以说可比性很小，意义也不大（一些形容说法除外，如将固执己见的人比作顽石）。我们大概只能说人与石头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是有生命体，一种是无生命体。如果我们将人与树进行对比，那么可比性就大了一些，因为两者同是生物体，具有与无生物相区别的一些共同特征（一些形容说法，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正是利用了这些共同特征）。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找出区分动物与植物的一些区别性特征来。如果我们再将人与类人猿进行对比，那么可比性就又大了一些，因为人与类人猿不仅都是动物，而且同属高等的灵长目。我们可以进行生理学、解剖学、行为学等一系列有意义的科学对比。由此看来要确定对比是否具有共同基础，我们首先需要将所要对比的东西加以分类，看看它们是否同属于某一类。类分得越细，可比性就越容易确定。那么语言对比的共同基础又如何建立呢?语言是个复杂的符号系统，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来考虑。因此，如同上面所说的分类，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可比性的各个层面（levelsofcomparability），看看所选的语言材料是否处于同一层面上。层面分得越细，可比性也就越容易确定。可比性层面是和一般语言研究中的所谓分析平面（leveloflinguisticanalysis）密切相关的。语言学家为了更好地研究语言，将语言研究分为互相联系而又互不相同的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语言。这样，语言这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就被分解为若干易于分析研究的语言平面，每个语言平面构成了一个语言学分析平面。每个语言平面上的语言现象在组织结构上又具有一定的层级性（hierarchyoflinguisticstructure）。由于语言平面与语言层次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们在讨论可比性与对比的语言范围时，将两者统称为语言层面。显然，不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东西是无法比较的。比如，语言研究可以分成语音、词汇、语法等几个层面，要将英语语音层面上的元音与汉语语法层面上的代词作系统的对比，那是不可能的。确定了对比的层面之后，我们还需要确定所对比的东西是否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对应性（equivalence）。即使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东西，如果不对应的话，也是无法比较的。比如，同处于语法层面上的英语介词与汉语代词是不能进行系统的对比的。只有既处于同一层面，又是互相对应的东西，才具有对比的共同基础。由于语言研究可以分为许多互为交叉的层面，因此所选的对比语言材料可能在某一个层面上是对应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比如，汉语中的“你”与英语中的you，在人称代词这一词的分类层面上来说是对应的，因为两者都是第二人称代词。但是在“数”这一语法层面上却并不完全对应，因为you这个人称代词既可用作单数也可用作复数，与之对应的应该是“你”和“你们”这两个词。在交际功能这一层面上，“你”与you也不完全对应，因为汉语中还有一个敬体代词“您”。在这一层面上，现代汉语中的“你”和“您”与13世纪英语中的thou（你，主格）和thee（你，宾格）以及ye（您，主格）和you（您，宾格）（见Baugh＆Cable1978：242）倒是对应的，而且“您”和ye及you都是从第二人称复数代词演变为敬体代词的。但是这样一来，在语言发展的层面上却不对应了，因为“你”和“您”代表了汉语的现时状态，而thou、thee和ye、you代表的却是英语13世纪时的状态。不过，这一切并不影响语言的可比性，因为对比研究在确定了对比语言材料在某一层面上的对应性之后，所要对比的正是两种语言在其它层面上的不同。221\n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语言的可比性这样一个笼统的问题，分解为在一系列可以观察的语言层面上的对应性问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各个具体的语言分析层面上对可比性作较为深入的探讨。那么怎样来确定语言可比性的层面呢？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宏观和微观这两个方面来考虑。在宏观方面，我们主要着眼于语言的外部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语言由于时间、空间和社会的变异而产生各种变体，因而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看成是一个语言变体的群集（aconstellationofvarieties，见Corder1973：Chap．3），每一个语言变体构成了一个比较的层面。在微观方面，我们主要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结构。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是由几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自成体系的分支系统组成的，因而语言又可以看成是一个由（分支）系统构成的系统（asystemofsyetems），每一个分支结构系统也构成了一个比较的层面。下面就让我们从语言变体和语言结构系统两个方面来看各个层面上的可比性。2．1．1语言变体与可比性上面说过，一个语言的语言变体是由于时间、空间和社会等语言外部因素对语言的影响而产生的。由于对比语言学主要是共时的语言研究，因此在可比性分析中，我们可以不必着重考虑时间这一因素。如果个别语言结构中有古今两种表达法并存的现象，在有必要和可能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明哪一种是较古的形式。而且，一些语言学家（如Bolinger1977；Bolinger＆Sears1981）认为，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是保留一种语言形式来表达一种意义，因此我们有时也可以从其它的层面上来分析并存的两种表达法在意义上的区别。例如，从交际功能这一层面上来说，较古的表达法可能与较庄重的文体风格相联系。在语言的宏观方面，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是空间和社会这两个因素。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来说，受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语言变体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产生的变体，另一类是由于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产生的变体（见Hallidayetal．1964；Corder1973：Chap．3Janicki1980）。2．1．1．1与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变体在与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变体中，影响可比性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域方言，另一类是社会方言。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使用者往往使用某一种共同的语言变体，这种语言变体便称为地域方言。地域方言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有的语言使用面很广，几个不同国家的使用者都在使用它。例如，英语不仅在英国使用，而且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使用。这样，同样是英语，由于地理上的隔绝，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就形成了各自的标准，产生了英国英语、美国英语等一些以国家为区分标志的国家地域方言。即使是一个国家里的使用者共同使用的一种语言，也会由于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语言的这种地区差别就是通常所说的“方言”。比如，英国英语的方言可以分为约克郡方言、兰开夏方言等；中国汉语的方言可以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等。这种“方言”也就是在国家地域方言的层面上再细分出来的地区地域方言。地区地域方言还可以分成若干更细的层面，就像通常把“方言”分成“次方言”，“次方言”再细分为“土语”221\n一样。一个语言中的地域方言差别有大有小。比如，北方的美国人与一个一千英里外的南方美国人之间仍可用英语来交谈，尽管他们之间说的英语有所不同；而在比利时，相距不到一百英里的东西佛兰芒人虽然都讲佛兰芒语，彼此之间却听不懂（见Verschuerrenl985：67）。地域方言之间的最显著区别是语音的不同，例如，讲粤方言的人与讲北方方言的人由于语音的不同，彼此之间无法交谈。地域方言之间在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别尽管没有那么大，但仍然是可以观察到的。例如，北方方言中说“你先吃”，而粤方言中却说“你食先”，这两句话不仅用词不同，而且在语法上也有所不同。地域方言之间既然存在着这些差别，我们在对比研究的取材方面就更加以注意。不过，地域方言与语言材料的对应性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在国家地域方言的比较层而上，一般我们无法证明英国英语与新加坡汉语（官方名称为“华语”）之间具有更大的对应性。同样，在地区地域方言的比较层面上，我们也无法证明，汉语中的吴方言与英语中的约克郡方言具有更大的对应性。考虑到地域方言这一因素，我们在选择对比语言材料的时候可以来用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是在某一地域方言层面上从两种语言中各选择一个地域方言来进行比较。在这种对比中，比较层面分得越细，对比就越容易进行一些，因为小范围的地域方言内部的差别毕竟要小些。另一种办法是选用两种语言的通用标准方言来进行对比，以外语教学等为母的的应用对比研究，通常选用这类对比语言材料，因为外语教学的内容主要是通用标准方言。在这类对比中，我们要保证所选的语言材料能够代表所对比语言中的通用标准方言，必要时可以说明哪种语言现象是某个语言的地域方言所特有的。社会方言是根据使用者的社会地位来划分的。同一语言的使用者由于所属的社会阶层不同，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所从事的社会工作不同而操不同的社会方言。显然，与地域方言相比，社会方言具有较明显的地位高低之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从事律师与医生等专门职业的、属于社会中上层人士所使用的社会方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通常被称为“受过教育的人用的语言”、“标准语言”等，如英语中的“受过教育的人用的英语（educatedEnglish）”、“标准英语（StandardEngllsh）”等。而未受过教育的、从事简单劳动的、下层社会的人所使用的社会方言则具有较低的社会地位，通常称为“未受过教育的人用的语言”、“非标准语言”等，如英语中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用的英语（uneducatedEnglish）”、“非标准英语（substandard或nonstandardEnglish）”等。由于社会方言有较明显的地位差别，因此在社会方言这个比较层面上，我们应该注意所对比的社会方言的对应性。两种语言中的社会方言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面的一个示意图来说明（见图1；引自Janicki1980：14）。也就是说，两种语言Ll和L2通常可以分为若干个社会方言S1、S2、S3……，其中Sl代表社会地位最高的社会方言，S2次之，S3再次之，以下类推。如果两种语言可以分为同样数量的社会方言，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认为L1中的S1与L2中的S1相对应，L1中的S2与L2中的S2相对应，等等。（1）两种语言中社会方言之间的对应关系221\n但是，某些语言之间，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差距可能不同。比如，可能Ll中的社会方言可以分为五种，而L2中的社会方言只能分为四种（如上图所示）。在这种情况下，L1与L2的社会方言不再是一一对应的了。例如在上图中，L1中的S3与L2中的S3就不完全对应，因为它们在各自语言中占据的位置不同。L1中的S3代表了L1中的中等地位的社会方言，而L2中的S3则代表了L2中的中下层地位的社会方言。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确定对应关系的，是两种语言中代表最高和最低社会地位的两对社会方言，如L1中的S1与L2中的S1，及L1中的S5与L2中的S4。然而，有时候也有可能代表某一语言中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方言，其社会地位很低，以至于在另一个语言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方言。例如，由于美国社会的特殊背景，黑人英语（BlackEnglish）的社会地位很低，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方言。在社会方言这一层面上，如果作为一般的语言现象来研究，我们可以选择两种语言中任何一对相对应的社会方言来进行对比。不过，为外语教学服务的对比研究，我们通常是选择代表中上社会地位的社会方言来对比。这种社会方言往往代表了受过教育的使用者使用的标准方言，同时在地域方言的层面上，也往往代表了前面所说的跨地区的通用标准方言。与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变体，除了可以在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这两个层面上区分之外，还可以从其它一些层面上来分。例如，在语言使用中，男性和女性使用的语言可能有所不同，年青一代和年老一代所用的语言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决定语言的可比性有时也要考虑到使用者的性别、年龄等因素。2．1．1．2与使用场合有关的语言变体与使用者有关的语言变体，主要是由于使用者的地区背景和社会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而与使用场合有关的语言变体则主要是由于语言使用时的交际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交际的题材、内容、目的、手段、形式、对象等因素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新闻语言与法律语言不同，口语与书面语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闲聊与学术讨论中所用的语言不同，等等。与某一类使用场合相联系的一系列语言特征，便构成一个特定的语域（register）。（交际领域、交际方式、交际关系构成语域）也就是说，语域可以从语言实际使用的交际领域（field）、交际方式（mode）和交际关系（tenor）这三个方面来确定（Hallidayetal．1964：90；Halliday&Hasan1976：22）。也就是说，语域是由语言在实际使用中的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共同决定的。交际领域是指交际所涉及的范围，大致可以根据语言交际的题材、内容和目的来确定。一些比较专门和典型的交际领域里的语言使用便构成了一般所说的“行话”，比如科技行话、足球行活、赌博行话等。行话之间最显著的差别在于词汇的不同。不过，各类行话也有其各自的语法特点。例如，在英语科技行话中被动语态用得较多，还常用名词短语来代替动词结构，比如一般不说：（2）Youcanrectifythisfaultifyouinsertawedge……221\n（如果你插入一片楔片，就可以修正这种误差…）而是说：（3）Rectificationofthefaultisachievedbyinsertionof……（这种误差的修正可用插入楔片的方法来取得……）（引自Quirketal．1972:21）交际方式是指交际进行过程中语言运用的手段和形式。语言交际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书面的方式来进行；可能是即兴的，也可能是有准备的；可能采用说明体的形式，也可能采用叙述体、描写体或辩论体等体裁的形式；等等。这几类因素的互相结合，就形成了一定的交际方式。例如，一个关于相对论的报告，那是在科技交际领域中采用有准备的口头说明体的交际方式，来进行的一种语言使用方式。由于交际方式的不同，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话语篇章的组织上都可能有所不同。交际关系是指语言交际双方的关系。例如，同样是一个关于相对论的报告，一位专家向他的同行作这个报告与他向一群相对论门外汉所作的这个报告在遣词造句上就有所不同。在交际关系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交际双方之间的相对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一位法官在法庭上对犯人说话与对律师说话所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回到家里后与家人说话的语言又有所不同。Joos（1962）曾将语言在使用中由于交际双方的相对社会地伦与社会关系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大致分为五个等级，称为五种风格（key）或语体（style），即冷漠体（frozen）、正式体（formal）、商量体（consultative）、随便体（casual）和亲密体（intimate）。五种风格的语言有其各自的词汇和语法特征，Strevens（1964）曾以下面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英语中这五种风格的语言之间的区别：（4）冷漠体：Visitorsshouldmaketheirwayatoncetotheupperfloorbywayofthestairtcase．（诸位来宾请即刻举步缘梯上楼。）诸位来宾请举杯！正式体：Visitorsshouldgoupthestaircaseatonce．（来宾们请立即上楼。）参加宴会的来宾请举杯！商量体：Wouldyoumindgoingupstairsrightaway,please?（请你们马上上楼好吗?）请你们举杯好吗？随便体：Timeyouallwentupstairsnow．（现在你们都该上楼了。）大家吃好、喝好！亲密体：Upyougo,chaps．（伙计们，上楼去。）哥们儿开喝！显然，上述语言使用场合有关的三个方面的语言变体，在不同的语言之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问题。因此，对比语言材料的可比性也就取决于在语域各个层面上的对应性。不对应的语言材料是无法比较的。例如在风格这个层面上，汉语的正式体与英语的亲密体是无法比较的；在体裁这个层面上，汉语的说明体与英语的叙述体也并非完全可以比较。汉语的说明体与英语的叙述体也并非完全可以比较的。由于语域是由语言在交际领域、交际方式和交际关系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共同决定的，因此语言材料在整个语域层面上的对应性也就由与这三个方面有关的各（分支）层面上的对应性共同决定。这三个方面的语域特征越明确，整个语域层面上的对应性也就越容易确定。例如，如果我们要对比两种语言中讲故事的语言，那么从语域的角度来说，“讲故事的语言”221\n并不是一个十分具体明确的语域，因为我们只能从交际方式上确定这种语言是口语叙述体，我们无法确定在交际领域和交际关系等有关层面上的对应性。如果一种讲故事的语言从语域上来分析具有如下的特征：（5）交际领域：以讲述一些喜闻乐见的事情为内容、以娱乐为目的的临睡前个人之间的交际；交际方式：一人口头讲述、无准备的虚构叙述体；交际关系：母亲与其三岁孩子之间的亲密体。（引白Halliday&Hasan1976:22-23）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确定在语域这个层面上的可比性，因为三个方面的话域特征都很明确，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选用两个语言中符合上述语域特征的语言材料来对比，即选用临睡前母亲对孩子讲故事这种类型的语言来进行比较。通过上述讨论，我们现在可以来综合考虑语言变体与可比性的关系。一般来说，在选定了对比的地城方言之后，影响可比性的因索主要有社会方言和语域这两大类语言变体。为了使语言材料具有可比性，我们应首先选用对应的社会方言，然后在这个社会方言内部选用一个相对应的语域。例如，如果两种语言L1、L2中都可以大致分为四种社会方言S1、S2、S3、S4，我们可以首先选用相对应的社会方言来对比，比如Ll、L2中的S2。在S2的内部，如果两种语言还可以分为若干相对应的语城R1、R2、R3、R4、R5等，那么我们接着可以在L1、L2的S2种选定相对应的语域来对比。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保证所选的对比语言材解在整个语言变体层面上的可比性。2．1．2语言的结构系统与可比性就语言的内部结构来说，任何语言都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部分组成。语言的这三大组成部分构成了整个语言系统内部的三大分支系统，即语音系统、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每个分支系统内部又可以分为若干更小的分支系统，如语音系统中就有元音系统和辅音系统，词类系统中有代词系统、名词系统、介词系统等。语言各个层面上的分支系统之间以及各分支系统与整个语言系统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某一个分支系统的变化会带来其它分支系统的变化，同时也带来整个语言系统的变化。例如，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其语音系统不断简化，这样势必使汉语中单音节词的同音词增加了，结果导致词汇系统中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的趋势，带来了整个现代汉语系统与古代汉语系统的不同。再如，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英语语法系统中的词法系统（主要是指词的曲折形态变化）逐渐简化导致英语句法意义的表达越来越多地依赖语序和语法功能词。因此，正如Saussure所指出的，语言的系统性表现为语言是一个由其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而组成和确定的系统。实际上汉语的双音化主要并不是语音系统的变化造成的。汉语的词汇系统的变化跟汉语语言本身有密切相关。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义是核心，音与形是表现这一核心的物质形式：它们与义的关系都存在着理据，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语言是听的，因而“音”是第一性的，语言学应该重音义关系的研究；形是为弥补“音”的不足而产生的，是写出来看的，因而是第二性的，其重要性自然不能与“音”相比。但是，形义关系适合音义关系的结构特点，使音义结合的原理通过“形”得到有效的表现。这是由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不然写出来的“形”也就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所以形的研究在汉语研究中仍有重要的价值。因为“表义字字形在词义研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字的本义……221\n确定本义，对于正确理解字义的发展变化，即作为造字对象的词的意义在后来的演变和派生新词等现象有很大帮助、“在研究‘休’字的各种意义的时候，如果充分注意到它的字形，就能把它的大多数意义整理出一个合理的系统来，并且能纠正一些前人对古书里某些‘休’字的不正确的解释”，“甚至还能借助于表义字字形找出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本义来”（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142-145）其他的文字体系没有这种见“字”而知“言”的功能，记载印欧系语言的文字符号只能记录语言，其本身没有语言的内容。由于汉字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在研究汉语临摹性编码途径的时候，就先借助于“形”，从传统的“六书”与临摹性关系谈起。文字是语言的书写工具，也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必须适应语言的结构特点。汉字是适应汉语结构特点的最佳书写形式，忠实地恪守着汉语的“比类取象”的临摹性编码方式。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三“书”，是临摹性的三种表现形式，这自然没有什么问题。转注一“书”如何理解，历来分歧很大，已有无穷的疏论和解释，至今仍旧缺乏统一的理解。从临摹性编码方式来考察，或许可以说：转注者，借字临摹也，是汉语无法用象形、指事、会意这些临摹性方法进行编码而采用的一种书写方式。临摹必须有一种具体的占有一定空间的物作标杆，但现实中有很多现象往往是“虚”的，没有具体的物可以作为临摹的凭据，因而只能借物临摹，即借用一个依据临摹性原则而创造出来的字去转注难以临摹的现实现象。比方说《尔雅：释诂》的一条：初、哉、首、基……，始也。“始”这种现象没有具体的物件可以作为临摹的凭据，就只能借用“裁衣之始”的“初”，草木之始的“哉”，筑墙之始的“基”等去转注“开始”这一类现象。假借和通假在汉语书写系统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刘又辛认为它是汉字演化的三个阶段之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用表形（象形、指事、会意）、转注等临摹的方法已难以满足语言编码的需要，只能采用借字表音的方法去书写语言中的码，这就是说，抛开形义结合的临摹性原则，转而采用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去扩大书写的范围，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际需要。根据文字发展的规律，汉字应该顺应这种假借的趋势而走上拼音化的道路。但是，汉字的发展却与这种一般规律背道而驰，为什么？因为拼音化与汉语的理据性编码原则是矛盾的。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这些表形性的造字方法都是通过不同的临摹性方法突出字的理据，完全适应汉语的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则，而假借则不同，它使字变成为一种纯粹的表音工具，离开了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为适应交际的需要，把它作为一种权宜的表达手段，这是可以的，但要永久性脱离它所服务的语言系统的结构原则，言语社团是不会允许的。现代汉语用意译词代替外语借词的过程性质上与此相似，可以类比。正是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原因，汉字才没有通过假借而走上拼音化的道路。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了汉语的理据性编码机制，要求文字的书写系统不能脱离它所服务的语言结构的特点。如果说，指事、象形、会意“三书”是造字问题，那么转注和假借主要是用字的问题，在不增加字形的情况下扩大字的表义功能。应该把这些临摹性的造字方法看成为语言结构特点的一种体现。经过曲折的发展，汉字最后找到了自己记载汉语的最佳表达方式，这就是形声字，从而使字的理据性编码机制形式化、表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和形声字相比较，以前的几种临摹性造字方法就带有一些片面性，表形期的各种文字只注意意义，而难以表现它与音的理据联系；表音期的文字只注意音义结合的任意性，而无视音与义之间的理据性联系，因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都只能成为过客，难以成为一种固定性的书写系统。形声字紧紧抓住汉语的结构单位“字”221\n的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完全符合汉语的结构原则，因而书写体系的创造与改造大体上到此告一段落。形声字一直沿用至今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了这方面的道理。按道理，汉语的编码机制，一个字=一个音节x一个概念（意义），一个意义=一个义类x一个义象，比如：燕：(颈)白x鸟；沿：尾根白x马；眼：后窍白x马；眼：白x鱼，这里声音“yan”表示义类，表示共同的意义，“niao,ma,yu”表示义象，即表示不同的事物。这种声音相同的字叫做向心字族；另一种是离心字族，比如：崧：山x大而高；岑：山x小而高；离心字族是都跟义象有联系，又如：语：谓；议；请；诺…..这些同形的字说的是“吾、胃、义、青、若”这些“声”代表的不同的类共同具有“直言”这种语义特征，也就是“直言”支配不同的类。过去，类与象辨证统一于一个单字内，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这是早期汉语编码的规则，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这种格局渐次解体，让位于以双字为主体的格局，为什么？就是因为编码体系内部存在着结构的不平衡性。这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考察。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现实为编码提供的客观基础大体上可以分为空间、时间、性状三大类。名物占有一定的空间，表现出事物的大小、高低、宽窄、厚薄、聚散、离合等的特点，大多是离散的、有形的现实现象；和空间形式不同，时间是无形的，它只有通过名物的运动变化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性状也是无形的，它存在于不同的名物及其运动的状态中。空间、时间、性状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客观基础，不同语言都需要将这三类不同的现象编成码，至于这些类型的“码”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形式，则虽语言的不同而不同。印欧系语言中这三类“码”的表现形式大体上是名词、动词、形容词。但汉语讲究临摹性原则，临摹需要有具体的、有形的物作标杆，这就使汉语的编码体系呈现出重名物的特点，因为名物大多是具体的、离散而有形的，可以成为临摹取象的凭据，把现实现象转化为义类和义象，形成直觉的概念。行为动作类的码是无形的时间的，需要借助于名物的运动变化才能表现它的意义，因而在单字编码格局的状态下就呈现出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果能借助于名物“比类取象”的，就能表现出特定的动作内容，如果找不到寄托的名物，它的含义就显得宽泛和笼统。性状是一种寄存于各种不同的事物和动作中的现象，本身不是一种具体的、独立的、可以“取象临摹的事物，因而在类、象合一的单字格局中难以独立，形成早期的汉语除了联绵字以外基本上没有表性状类的码的状态。所以古汉语的形容词特别贫乏。可以说这是汉语理据性编码体系的一个总的特点，而离散的名物类的“码”，则是这一编码体系的中心和基础。可以说，这是汉语社团的直觉性思维方式在语言结构中的一种表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静”不重“动”。这对汉语的语法结构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从宏观角度看，汉语编码体系跟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从微观的角度看，字义的结构是：一个字义=一个义类x一个义象，是类与象的合一，含义明确。但是，汉语中也有一些字义是类、象一体，含义宽泛而笼统，其中最典型的是“人”字；又如汉语的基本结构格局是“一个字=一个音节x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但联绵字却又是“2个字=2个音节x一个概念”，是2对应于1，等等这些结构的不平衡不能不影响语言的演变。因为要表示不同的人，不得不在音节的长度上找平衡。比如“美人、主人、官人、丈人、圣人、贵人……”。汉语开始增加长度使用的是重叠的方式。这是受重言的影响而产生的。AA221\n这种重言式的结构原来只是用音节的重叠来“肖声”和“肖形”，呈现出音义结合的理据，现在这种“肖”的功能扩大到语义，通过有意义的同一个字的重叠去摹写事物的性状。如“采采、看看”。但重叠还是同音AA的限制，而采用双声、叠韵联绵字的结构格式AB。不受同音的限制，因而转移的途径更为宽广。但是这种宽广的途径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理据性编码机制利用双声、叠韵的AB格式从非线形向线形转移时两个字语义上互补性同义之外，语音上必须是或双声、或叠韵的，仍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例如：奔波坎坷估计呼唤合伙琐碎切磋祖宗拘谨引诱信息奠定真挚祈求轮流流利纯熟倔强委婉生产声势凶险松散零落浩瀚喧嚣闪烁习俗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音字在其产生的初期，大体上都带有联绵字的构造痕迹，两个字除了同义之外语音上还必须符合双声、叠韵或重言的规则。随着语言的发展，语音上的限制松动，直至消失，只要两个字义相同或相近，就可能相互组合构成辞，比方说：“俊”的塬义是“才过千人”。和这个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有“杰、英、豪”等有的人说“千人才曰俊，万人说杰”；有人说“智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也有人说“万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杰，十人者说豪”。说法不一，但这几个字都是才智过人的意思，相互同义，但语音上没有双声、叠韵或重言的关系，在语言的发展中它们因同义而组合成“英俊、英豪、俊杰、俊豪、豪杰”等等组合，摆脱了因同音字过多而给交际带来的困扰。现实现象的分类，从大到小，是一种层级体系。如“人”与“马”二字为例；生物—动物—人马-骖-鲱-驹牛又如表示颜色的词，张永言（《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语文出版社，1984）发现古汉语表示“黑”的字有98个；表示“白”的有85个；“赤”65个；“黄”29个；“青”25个，真是细致到无法再细致的地步。造字的时候，正如上面看到的那样，汉语选择的层次是“人、马”下面的层次。分类的范围越大，该类事物的意义就越宽泛，相反，分类越细，该事物的意义就越明确、具体；借用逻辑学术语说，就是外延越广，内涵越明确，而外延越窄，内涵就越广。下一层级的单位包含它所从属的上一层级的类的全部内容，像“骖、驹”字的意义就包含“马”的内容。语言对现实的编码以哪一个层次的“类”为基础，决定于交际的需要，即需要符合经济性、区别性（明晰性）、模糊性的要求。基本情况是：选择的类越大，需要遍的码越少，虽经济而没有区别性明晰性的特点，难以满足交际的需要；相反，选择的类越小，需要遍的码就越多，区别性、明晰性的特点很突出，但不大符合经济性原则，因为人们的记忆负担太重汉语早期的编码以“骖、驹”这一类现象为基础，表达的意义很具体、很细致，而“人、马”这一类现象并不是概括、分类的主要对象，因而在编码方式上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不平衡必然会引起语言结构的调整和演变。“1个字义=1个义类x1个义象”的结构公式是汉语编码的基底规则，特别是“人”等类、象一体的字如要表示某种特定类型的人，就需要根据这种公式的要求增加补充的措施，以编制新的“码”。这种补充的措施很容易找到了，这就是借助于另一个字，使之成为一个“象”，形成“一个字义=一个义类（一个字）x一个义象（一个字）”221\n的结构，比如：野人、神人、山人、大人、好人……这些辞的义象就是“人”。由此看来，每一种语言内部的任何一个分支系统都有其独特性，因为它是构成这个语言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与这个语言系统中的其它分支系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此两种语言的分支系统之间是不对应的，因而也是无法比较的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见James1980：168）。首先，尽管语言的内部结构系统有其独特性，但是语言结构系统之间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从整个语言的结构系统上来说，语言都可以分为语音、词汇、语法这三个大的分支系统。我们可以认为，在整个语言的结构系统这一层面上，不同语言的这三大分支系统之间是对应的。因为无论在哪一种语言中，语音都代表了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都代表了那套音义结合的语言建筑材料的总和，语法都代表了语言中词形变化法和用词造句法的规则的总和。语言之间互相对应的这三大系统就构成了可以比较的三个对比层面。从语言的这三大分支系统的内部结构上来说，语言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相同之处。例如，每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内部都有元音和辅音之分，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在语音这一对比层面上，两种语言中的元音或辅音系统是可以比较的。再从构成语言系统的一些语言元素上来说，语言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一个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语音时就会发现，英语中的双唇送气清塞音[p‘]与汉语普项话中的[p‘]发音很相近。语言之间的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使我们有可能进行语言之间的对比；而语言内部结构系统的层次性使我们有可能在对比时确定语言对比的层面，选择某一方面的语言材料来进行对比。其次，两种语言在某一对比层面上的对应性是指两种语言在某一方面具有相同和可以类比的地方，而不是完全等同。比如，在社会方言这个对比层面上，我们说L1中的S2与L2中的S2相对应，我们是指在两种语言中它们都代表了同一社会阶层所使用的语言，至于它们内部结构的组织形式当然是不可能完全等同的。同样我们说两种语音的内部结构系统中，它们的语音系统是两个相对应的系统，我们是指两个语言中的语音系统都代表了两种语言中的物质外壳，都是由人的发育器官发出、具有一定物理属性并使语言能够成为交际工具的一套声音符号系统。而这两个语音系统之间在内部结构、物理属性、在各自的语言中与其它语言系统的关系等方面当然是不可能完全等同的，况且它们之间在这些方面的异同正是对比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当然，由于语言的系统性，我们在比较两个语言中两个相对应的语言元素或项目时，应该注意它们在各自的语言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它语言元素或项目之间的关系。比如，汉语普通话中的音素[p‘]是一个双唇送气清塞音，与英语中的[p‘]发音相似，可以说是两个基本相同的辅音音素。但是，在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中[p‘]与不送气的双唇清塞音[p]构成一对对立的音位；而在英语语音系统中却与双唇浊塞音[b]构成一对对立的音位。而且[p‘]在汉英两个语音系统中的分布也不完全相同。此外我们在对比两个语言中两个相对应的语言系统时，还应该注意语言内部的各个系统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语言中的某一个系统比较简单而推断出这个语言比较简单。很有可能，在一种语言中，某一系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些，而另一个系统却比较复杂些。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语言之间在原则上是可以进行对比的，因为不论在语言的宏观方面还是在语言的微观方面，我们都可以确定一系列可比层面，语言之间在这些层面上的对应性便构成了语言可比性的原则基础。221\n2．2对比描述的基础与内容前面说过，任何对比都是建立在某一共同基础上的对比。既然语言之间在原则上是可比的，那么在进行一项具体的语言对比研究时，如何来确定这一具体对比研究的具体共同对比基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具体语言对比研究的共同对比基础。在第一章中，我们在介绍对比语言学分类的时候，曾提到具体理论和应用对比研究中的对比出发点X（见第一章的图4和图5），这个X便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共同对比基础（tertiumcomparationis，简称TC；或译第三对比项，中间对比项，以下简称对比基础）。如果要下一个较为严格的定义的话，我们可以说，具体语言对比研究的对比基础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对比描述的共同出发点或参照点，它通常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或至少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某种属性或范畴。由于具体对比研究的内容和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所采用的对比基础也不可能是划一由于具体对比研究的内容和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所采用的对比基础也不可能是划一的。关于在语言各个层面上的一些具体对比研究的对比基础，我们将在以后几章中具体讨论。这一节中，我们着重讨论对比基础的一般类型问题。根据J．Ellis（1966）和Krzeszowski（1984）的研究，我们认为（见许余龙1988），按其性质来说，对比基础大致可以分为语外对比基础与语内对比基础两大类。所谓语外是指与语言发生联系的一些外部因素，如语言的物质实体、语言环境和交际情景等。而语内则是指与语言本身的内部组织结构有关的一些因素。语言的内部组织机制可以从形式与功能这两个角度来加以描述，从而语内对比基础可以基于形式，也可以基于功能。因此对比基础的主要类型可以用图（6）来表示。（6）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各类对比基础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在这些对比基础上可以进行哪些内容的对比描述。1．物质实体。作为对比基础的物质实体主要包括如下两类：一是语言本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二是语言所表示的外部世界的现实事物。语言的物质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语音实体，一种是文学实体。语言的交际功能便是以语言的这两种物质形式作为媒介而得以实现的。其中，语音实体是基本的、第一性的物质形式，一些语言至今还只有语音实体而没有文字实体。221\n语言的语音实体可以从生理、物理和心理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语音的生理分析是分析发音器官在发音时的状态和作用，即发音器官的发音特征；语音的物理分析是分析语音的音调、频率、振幅等声学物理特征；语音的心理分析是分析语音对人的声音鉴别和理解机制所产生的听觉特征。语音对比可以将这三种分析作为对比基础。例如，要对比两种语言中的元音，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发音特征把它们在同一张舌位图上表示出来，看看哪几对元音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舌位，一对相近的元音之间的舌位差别又是如何，等等。这张元音舌位图，便是原因发音对比描述的共同参照点。语言的文字实体，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所采用的外部建筑材料，其个包括书写符号、书写规则、标点符号等等。文字实体是文字对比的基础。例如，我们可以将书写符号作为对比描述的共同出发点，看看两种语言的书面形式是拼音文字形式还是非拼音文字形式，书写规则有什么不同，各自有什么特点，等等。语言与外部世界现实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约定俗成的联系，这种联系便是语言的所指意义。这里所说的“外部”不是指人的外部，而是指语言的外部。由于外部世界是独立于语言而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对比基础，来比较不同语言是如何表达这个外部世界中的现实事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联系的，特别是比较词的所指意义以及词和句子表达的各种概念与命题。例如，各种语言中都有一组表示颜色的基本颜色词，但数量不尽相同，有的语言中有三四个，有的语言中有七八个。要对比两组基本颜色词的所指意义，我们可以用可见光的光谱作为对比的共同参照点。2．语言环境。语言环境在这里泛指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语言使用的场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依赖于社会而存在的。语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是语言使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我们在2．1．1．1节中曾经讨论过，语言由于使用者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语言变体，其中包括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因此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可以作为对比社会语言学的对比基础。通过对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两种语言的社会方言之间是否具有对应性。语言使用的场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语言变体，我们已经在2．1．1．2节中讨论过了。语言使用的场合是对比语体学、对比风格学等对比研究的对比基础。3交际情景。交际情景在这里是指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的特定情景。比如，如果一个人说：“他从椅子上倒下来的动作漂亮极了。”说话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是在观看一种特殊的比赛，或评论一位演员的演技，因此这句话可以用来表示一种赞美。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说话人说这句话时是在嘲笑某人动作笨拙，从椅子上掷了下来。如果用于这种场合。那么我们会说，这句话含有讽刺的意味（见Atkinsonetal．1982：203—204）。由此可见，一句话的具体情景意义究竟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具体的交际情景所决定的。广义的交际情景除了包括话语进行的时间、地点以及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包括说话者的意图，说话者与听话者的知识、信念、期望、兴趣，以及同一交际情景中前面谈及的内容，等等（见Stalnaker1972：383）。比如，“明天星期六了”，这句话因人而又不同的理解。研究交际情景中的话语，特别是情景对理解话语含义的影响，是语用学的任务，因此交际情景可以作为语用对比的基础。比如，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语言在同一交际背景中的语言使用情况。以上三大类是语外对比基础，因为它们是以与语言发生联系的外部因素为依据的，与语言内部本身的组织结构系统无关。下面再让我们来看看各类语内对比基础。221\n4．语言系统。在2．1．2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语言内部组织结构的系统性，以及两种语言之间在语言系统上的对应性问题。确定了两种语言在系统上的对应性以后，对比描述便可以在相对应的系统基础上进行。选作对比基础的系统通常是一些所谓封闭系统（closedsystem），也就是说，构成这些系统的内部项目的数量是有限的，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些项目列出来进行对比。例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辅音音位系统,便是两个对应的封闭系统。我们可以列出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辅音音位，并加以比较。语言的系统性还表现在一个系统内部的各个项目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因此两种语言中相对应的两个系统有其各自的特点。这样，以系统为对比基础的对比研究也可以对这些特点加以比较。比如，一个语言中的音位通过音位之间的联系和对立而组成一个音位系统，这个音位系统的特点就表现在这种联系和对立的特点上。拿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辅音音位系统来说，汉语辅音音位系统的特点之一，是有系统的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因而汉语中有／p／与／p‘／，／t／与／t‘／，／k／与／k‘／，／ts／与／ts‘／等成对对立的音位；而英语辅音音位系统中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因而英语中有／p／与／b／，／t／与／d／，／k／与／g／，／s／与／z／等成对对立的音位。5．语言结构。语言结构是指语言元素或单位,以一定的组合方式结成的横向组合关系。语言结构具有层次性。在语音的层面上，可以分为音节、语音词、语音段、语音句等几个语音结构层次。在语法的层面上，可以分为词、短语、句子等几个语法结构层次。以语言结构为对比基础的语言对比是将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形式作为对比的共同出发点，对比这种结构形式在两种语言中的运用情况。这种以结构为基础的对比,通常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某一对应语言结构层面上进行的，不过有时某一类型的结构在两种语言中可能并不一定只出现在某一对应的语言结构层面上。例如，双声和叠韵是汉语双音节词的一种常见语音结构，像双声的“慷慨”、“坎坷”、“消息”，叠韵的“因循”、“徘徊”、“贪婪”，双声兼叠韵的。“辗转”、“夫妇”，等等。而在英语中，虽然也有双声叠韵的词，如双声的tiptop（绝顶、最高点），叠韵的hodgepndge（大杂烩）、hobnob（亲切交谈）等等，但是这种结构似乎主要是用在短语中，以增强表现力，如双声的firstandforemost（首先）、twistsandturns（迂回曲折）、titfortat（针锋相对），叠韵的hustleandbustle（喧闹）、byhookorbycrook（不择手段）等等。在语法层面上的各类结构中，以句法结构最为复杂。自从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提出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分以来，许多句法对比以深层结构作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深层结构的句子，在表层结构上有什么不同。一句句子的表面形式结构，总是蕴含了一个如果是歧义句的话则是几个）语义结构，因而使这句话具有一定的意义。转换生成学派中的生成语义学派试图将句子的表层结构与其语义结构直接联系起来。他们抛弃了句法描述部分的深层结构这一概念，力求从语义结构直接生成表层结构（见Steinbergl982：48）。由于一般认为语义结构具有普遍性，即适用于所有的语言，因此在语言对比中可以很方便地将其作为对比的共同出发点与参照点。221\n6．语言规则。语言结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语法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规律性。转换生成学派致力于将语言结构规律抽象化、形式化、系统化，这种抽象化、形式化和系统化了的语言结构规律便是语法规则。比如，上面提到句法结构中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概念，这两种结构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一系列转换规则来实现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不仅将深层、表层这两个概念用于句法结构的描述，而且还用于语音结构的描述。他们提出的句法结构规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短语结构规则（phrasestructurerules）．另一类是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alrules）。因此，如果我们采用转换生成语法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我们一方面可以将类似的深层结构作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在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生成过程中，所涉及的规则有什么不同，程序有什么不同，等等。比如，在英语特殊疑问句的生成过程中，所涉及两条重要规则是：1）助动词与主语换位（inversion），2）疑问词提前（wh—fronting），这样便产生了像“whatdidJohnsee”这样一类的英语疑问句（见Culicoverl982：I03）。而汉语特殊疑问句的生成过程却并不包括这两条规则（试比较“约翰看见了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类似的规则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这一规则在两种语言中适用的范围有什么不同，和其它规则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相对重要性有什么不同，等等。例如，Gussmann（1980：233—234）认为，避免辅音重迭省略规则（degeminationrule）在波兰语中要比在英语中适用的范围小，作用也没有那么重要。7语法功能。一个语法结构并不是一些语言元素或单位的简单罗列。这些语言单位之间具有某种特定的语法联系，因而整个语法结构可以表达一个（如果是歧义结构的话则是几个）确定的意义。这种语法联系主要是通过语言单位的排列方式（即语序）、形式特征（即语法词缀的应用）、以及语法辅助词的应用等语法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语法手段具有一定的语法功能，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因而将语言单位组成一个语法结构。各种语法手段所表达的功能意义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别，这就是语法范畴，如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式等。广义的语法范畴还包括以语法功能为分类标准的词类、各种句法关系以及句类等等。因此，以语法功能为对比基础的语法对比主要是在语法范畴基础上的对比。每种语言都有一套自己所特有的语法范畴，而一个语法范畴中所表达的功能内容又自成系统。不过，不同的语言也往往具有某些性质相似的语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语法范畴作为对比基础，比较在两种语言中这些语法范畴所包括的内容有什么不同，涉及的范围有什么不同，表达的手段有什么不同，等等。以性这一语法范畴为例，法语只分阴性和阳性两种，而俄语和德语等语言分阴性、阳性和中性三种。法语名词的性通过用不同的冠词来表示，而俄语名词的性则以名词的不同词尾来表示。法语的性范畴一般只涉及到名词、形容词和部分代词等几个词类，而在俄语中动词也有性的形式区别（见王振昆等1983：220—221，戚雨村主编1985：240——241）。8．篇章功能。上而所说的语法功能主要是指一些语法手段在一个句子的语法结构中所表达的某种语法意义，而篇章功能则是指一些语言手段在组句成篇中的功能。语言内部组句成篇的手段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句子内部的组织手段，一类是句子之间的组织手段（见Halliday＆Hasan1976：Chap．1）。具有篇章功能的句内组织手段主要是句子的主述位结构（thematicstrcture）和信息结构（informationstructure）。主述位结构由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决定的：主位出现在前，表示一句话的主题和出发点；述位出现在后，表示句子讲述的内容。句子的信息结构是由语调来决定的：非重音部分是已知信息，表示这部分信息是上文语境中已提供的；而重音部分则是句子所要传递的新的未知信息。这两种结构的结合，使一句句子在某一特定的篇章中有与其上下文联系起来（见Halliday221\n1970）。句子之间的篇章组织可以通过运用某种语法和词汇手段来实现，使句子之间产生粘连性cohesion）。语法粘连手段有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粘连等；词汇粘连手段有同一或同义词项的复现和相关词项的同现；介于两者之间的是连接粘连手段，即通过使用连接词使句子之间产生粘连性。因此，以篇章功能为对比基础的语言对比，一方面可以比较语言之间在句子的主述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上有什么不同，这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以及这两种结构与句子的语法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较语言之间在各种粘连手段的应用方面有什么不同。例如，通过对比我们发现（见Xu1987），汉语中使用零指示词是照应粘连的无标记形式（unmarkedform），其照应作用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the（或it）；而使用指示词则是照应的有标记形式（markedform），其照应作用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指示词。而且，尽管汉语中的“这”和“那”之间的区别和英语中比this和that之间的区别都可以用接近度proximity）来解释，但是在汉语的接近度这一概念中有一个较强的心理成分，这一心理成分经常与实际的时空和篇章距离概念共同起作用，影响汉语使用者在选用“这”与“那”时作出某种取舍。9．功能负荷堡。功能负荷量（functionalload）这一术语在语言学中一般是指某种语言单位在一个语言的组织中承担的功能量，特别是用来比较某个语言内部各种音位对立（phonologicalopposition）的可用量。例如，在英语中／t／：／d／的对立具有很高的功能负荷量，相比之下，／θ／：／ð／对立的功能负荷量很低。在语言对比中，我们也可以将功能负荷量作为对比基础，比较两个不同语言里，某一对相似的语言单位在各自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及其与同一类型的其它语言单位相对而言的相对使用频率。例如，我们可以对比某一对相似的音素在各自语言中的使用频率，及其与其它音素相对而言的相对使用频率，也可以对比某一对相似的词或其它语言单位在各自语言中的相对使用频率。如，汉语中的“这”与英语中的this在两种语言中都主要用作近指词。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见许余龙1989b），在W．S．Maugham的小说CakesandAle的第五章中，this共出现过六次，而在这一章的汉语译文中，“这”共使用了五十七次。这说明“这”在汉语中的功能负荷量大大超过this在英语中的功能负荷量。以上我们所列举的语言对比基础，是九种一般的基本类型。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九类要素实际上都可以既作为对比描述的基础，又可以作为对比描述的内容。从大类上来说，我们既可以将语外的物质实体、语言环境、交际情景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语言的组织形式以及对应语言单位在各自语言中的功能；也可以将对应的语言形式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这种语言形式的所指意义（与物质实体有关）、它的社会意义（与语言环境有关）以及在实际话语中可能表达的语用意义（与交际情景有关）。从语言内部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上来说，我们既可以将语言形式作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中相似语言形式的语言功能；也可以将语言功能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表达这些功能的语言形式在两种语言中有什么不同。再从语言形式与功能内部的几个小类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可以将两种语言中相似的系统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这两个系统中各语言项目的结构特点、语法功能、篇率功能和功能负荷量等；也可以将语法功能作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中表达这一功能的语言221\n系统、结构特征及功能负荷量等。一项具体的语言对比通常要选用几种不同类型的对比基础，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两种语言中的某一语言现象进行比较。在上述九种对比基础类型中，我们没有提到对比研究中常用的翻译对等这一对比基础。这是因为上面列出的九种类型是可以分解出来的一般类型。翻译对等实际上是上述几种类型的结合，而究竟应该是哪几种类型的结合目前似乎尚无定论。最理想的翻译对等，应该是在所有九种对比基础上都对应的翻译对等，比如两种语言中的两句句子，它们的所指意义相同（TC1），文体风格相同（TC2），交际意义相同TC3），结构相同（TC5），生成这两句句子所涉及的规则相同（TC6），构成这两句句子的各个语言单位所属的语法系统、语法功能、篇章功能、功能负荷量相同TC4、7、8、9）。当然这样严格的翻译对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些语言学家（如Widdowson1974／1979：65）认为，所谓翻译对等是一种笼统的提法，实际上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对等：1）形式对等（主要是在TC4、5基础上的对等）；2）语义对等（主要是在TC1基础上的对等）；3）语用对等（主要是在TC3基础上的对等）。由于这三类翻译对等是建立在不同的对等标准基础上，因此这三者之间往往并不一致。拿Widdowson（同上：61—62）所举的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下面一句法语句子7a）和英语句子7b）是形式翻译对等句：（7）（a）Lefacteurouvritlaporte．（b）Thepostmanopenedthedoor．邮递员开了门，）因为从动词形式上来说，两句句子都是以简单过去时（法语1epassésimple，英语thesimplepast）的形式出现的。但是从语用的角度来说，法语简单过去时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上面的那句英语句子（7b）在大部分使用场合要用下面的一句法语句子来翻译：（8）Lefacteuraouvertlaporte．（复合过去时）而这句法语句子在形式上却更接近于英语中的（9）Thepostmanhasopenedthedoor．（邮递员已经开了门。）这说明形式翻译对等并不等于语用翻译对等。同样，语义翻译对等也并不等子语用翻译对等。比如，英语中的yes和no与汉语中的“是（的）”和“不（是）”，可以认为是两对语义翻译对等词，前者表示肯定，后者表示否定。但是在回答（10）（a）Didn’tyougothere？（b）你没去那儿吗？这句问话时，如果被问者想说没有去，那么在英语中一般说（11）No（，Ididn’tgothere）．而在汉语中一般说（12）是的（，我没去那儿）。这说明在某些语言使用场合，英语中no的语用翻译对等词在汉语中是“是（的）”，而不是“不（是）”。在实际的语言对比中，如果对比的内容是语言单位的系统和结构，那么所采用的翻译对等通常是在形式上尽可能接近的语义翻译对等，如果对比的内容是语言项目在篇章话语中的功能和使用情况，那么通常采用的翻译对等是语用翻译对等。所谓不考虑上下文的句子（de-contextualizedsentence）的翻译往往是属于前者，而联系上下文的句子contextualizedsentence）的翻译则往往是属于后者。2．3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2．3．1对比语言材料的类型221\n用什么样的语言材料来进行语言分析，这不仅是语言对比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一般语言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按其性质来说，可以作为语言分析依据的语言材料有两大类。一类是从语言实际使用中搜集来的用法实例资料，我们可以称之为实例语料（corpus-baseddata），包括实地录制的口语实例素材和出版的书面实例素材。为某一语言研究的需要而搜集的素材便称为一个素材集，数量比较大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素材集称为语库（corpus）。另一类是通过诱导本族语使用者运用自己的语感而得来的语言材料，通常称之为内省语料（intuition-baseddata）。内省语料又可分为自我内省语料和实验内省语料两种。自我内省语料是语言分析者作为本族语的使用者，通过自我内省得来的语料；而实验内省语料则是通过实验的方法，由其他本族捂使用者，通常是所谓“不谙语言学的（linguisticallynaïve）”本族语使用者，所提供的内省语料。在习惯上，一般把自我内省语料简称为内省语料（introspectivedata），而把实验内省语料简称为实验语料（experimentaldata，见Newmeyer1983：48）。这两类语言材料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语言事实，但性质却并不相同。前一类代表了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表明哪些语言形式在实际使用中是可以找到的。后一类代表了语言使用者对于本族语的语言直觉（intuition），表明哪些语言形式在某个本族语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可以接受的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又是什么，等等。作为语言分析的依据，应该说这两大类语言材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前者来说，不管建立的语料库有多大，总是不能代表语言实际使用的所有情况。就后者来说，本族语使用者的语言直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从而他们对于语法性（grammaticality）或可接受性的判断标准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的，而且有时他们认为不能接受的句子却并不一定是他们所不说的。因此，对于一般的语言分析来说，选用哪一类语言材料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研究的目的和所采用的语言学理论框架。比如，如果语言研究的目的是要制订语言的规范用法，那么选用的语言材料往往是代表了语言规范的书面语素材，就像一些传统规范语法学家所做的那样。如果语言研究的目的是要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客观的描述，那么选用的语言材料往往是具有代表性的口语和书面语素材，同时也采用部分内省语料作为分析说明的依据，像Quirketal．（1985）的AComprehensiveGrammaroftheEnglishLanguage就是这样。如果像某些转换生成语法学家所进行的那样，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为什么人们具有习得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哪些方而，其形式是什么，那么语言分析所采用的往往是内省语料。（关于语言学理论与语言事实的关系，见徐烈炯1997，许余龙2000a。）上述一般语言分析中所采用的语言材料的类型及其性质和特点是我们在进行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中也应该注意的。由于对比语言学涉及到两种语言的分析，因此对比语言材料还有其本身的一些特点。首先，从搜集对比语言分析的实例语料方面来说，我们不仅需要建立两个分别反映两种语言实际使用情况的语料库，而且还要保证这两个语料库的语言材料就某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来说是可比的。换句话说，对比分析所要建立的语料库是一个关于两种语言（L1和L2）的对比语料库。为了保证这个对比语料库中的L1、L2语言材料的可比性，对比语料库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翻译对等形式，另一种是语域对应形式。221\n翻译对等语料库一般是建立在语用翻译对等基础上的，因为语料库中搜集的材料主要是反映语言在篇章话语中的具体用法。当然，翻译对等语料库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质量的好坏，因而收入语料库的一般是一些公认为比较好的翻译。翻译对等语料库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单向翻译对等语料库，另一种是双向翻译对等语料库（见Filipović1984）。单向翻译对等语料库仅仅包括L1的原文及其L2的译文，或者L2的原文及其L1译文；而双向翻译对等语料库则同时包括这两部分。一般来说，双向翻译对等语料库更能反映两种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因为语用翻译对等或多或少要受形式翻译对等和语义翻译对等的约束，因而如果语料库中只包括一种语言的译文的话，那么这种译文语言并不能充分反映该语言本身的实际使用情况。语域对应语料库中的L1、L2语言材料并不是翻译对等的，而是从两种语言中分别选出的同一语域使用范围内的语言素材。语域对应语料库质量的好坏，取决于语库中L1、L2语域材料在语域上的对应程度。一般来说，语域范围定得越明确，对比语言材料的语域对应性也就越高。例如，如果我们任意选择两篇英汉文章来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文章结构，那么由于语域范围太大、不明确，我们很难进行有意义的对比。如果我们选用向法院递交的民事诉讼起诉书一类的材料作为对比语言材料来对比英汉语言中那类特定语言篇章的结构，那么由于语域明确，对比也就容易多了。其次，从内省语料的使用方面来说，除非对比语言研究者本人是出生于双语社区并能同样熟练自如地运用两种语言，否则他就不可能完全依赖自我内省语料来从事对比研究。因此，以内省语料为主的对比研究，一般需要同时采用自我内省语料和实验内省语料。另一方面，语言对比研究也可以采用一种特殊的双语翻译对应内省语料，这就是利用双语使用者（bilingualspeaker）的语言直觉，让他们判断L1中某种语言形式表达的意思在L2中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的。如果对比研究者本人是双语使用者，那么这种内省语料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对比内省语料；如果是通过实验的方法，让其他双语使用者提供这种语料，那么可以看成是一种实验对比内省语料。这类翻译对应内省语料与前面所说的翻译对等实例语料不同。翻译对应内省语料是建立在语义对等而又在形式上尽可能接近这一标准基础上的，着重反映两种语言中不考虑上下文的语言形式的对应情况；而翻译对等实例语料则主要是建立在语用翻译对等而又在语义、形式上尽可能接近这一标准基础上的，着重反映两种语言在实际使用的上下文中语言形式的对应情况。在使用翻译对应内省语料的时候应该注意，双语使用者可以按他们使用两种语言的能力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关于这方而的总结讨论，可参见BeatensBeardsmore1982：Chap．1），因而这类内省语料的可靠性也是有差别的。最后，由于对比分析研究是建立在对两种语言的分析研究基础上的，因此除了实例语料和内省语料这两种原始语言材料之外，我们还可以来用第三类辅助对比语言材料材料。这就是现有的对两种语言的分析研究。与前面所说的两类对比语言材料不同，这类对比语言材料不是原始语言材料．而是经过加工整理的语言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描述分析。如果所对比的语言是世界上两种主要语言（如英语和汉语）的话，那么在对比研究的初步阶段，搜集对这两种语言的相关描述是十分必要的。这类语言材料的差别很大，有的侧重于理论，有的侧重于应用（特别是语言教学的应用）；有的侧重于具体细致的描述，有的侧重于抽象深入的分析所以这类材料的选择也要从对比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2．3．2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标准221\n就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来说，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主要需要考虑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1）对比研究的性质和目的，2）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3）对比研究的描述内容。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首先需要考虑对比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在第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过，对比研究及其性质来说有理论和应用两大类。如果一项对比研究是应用性的，目的是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服务，那么在研究的初步阶段，可以先搜集一些现有的对两种话言使用情况的有关描述，如关于两种语言的参考语法和教学语法。在此基础上再搜集一些语言实际使用的素材，建立一个对比语料库。最后对两种语言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两种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在总结规律的时候也可以采用一些内省语料，以区别哪些语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能接受的，并指出可以接受的几种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有什么区别。如果是理论性质的对比研究，那么在研究的初步阶段可以搜集一些现有的对两种语言的有关理论描述。然后，根据所采用的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决定究竟是采用实例语料还是采用内省语料作为分析的主要语言材料。在理论对比研究中，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对语言材料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语言分析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所谓分类语言学模式（taxonomiclinguisticmodels），其主要目的是对语言现象进行分类；另一类是形式语言学模式，其主要目的是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加以形式化，用抽象的程式来加以概括。转换生成学派代表了后一类，并且通常把自己看成是与前一类对立的。因此，如果一项对比研究采用前一类语言学模式作为自己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那么所采用的语言分析材料主要是实例语料。如果采用后一类语言学模式作为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那么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材料主要是内省语料。在应用对比研究中，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对于语言材料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如对理论对比研究那么大。这是因为应用对比研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它的实用性，而不是理论对比研究中的完备性和系统性。因此，在理论框架的选择上应用对比研究往往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即只要有利于讲清楚语言使用的一些一般情况，可以融合各种理论模式的语言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由于分类语言学模式比较注重对语言实际使用现象的分析，因而往往能比较容易运用到应用对比研究中去，所以应用对比研究大多选用语言实际使用素材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材料。最后，对比研究的描述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按其性质来说，对比描述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语言使用的，着重研究语言形式与交际意义的关系；一类是有关语言用法的，着重研究语言形式与所指意义的关系。如果对比的内容是关于语言使用，那么应该主要采用实例语料；如果是关于语言用法，那么也可以采用内省语料作为对比的主要语言材料。就一些具体的对比描述内容来说，由于某些内容是与某个语言学理论框架相联系的，因此在进行像规则对比一类的对比研究中，一般是采用内省语料。要进一步确定对比研究的内容，还需要决定对比研究的分析层面。对比层面对于对比语言材料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如果是篇章结构层面上的对比研究，那么一般较多地采用翻译对等语料或语域对应语料，而不是主要依据内省语料。221\n当然，一些具体的对比研究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对比的内容，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对比分析的层面。比如，如果我们要对比两种语言中的指示词，我们不仅可以对比它们的用法，也可以对比它们的具体使用。我们可以在词汇层面上对比指示词与其它词的关系及搭配；我们也可以在语法层面上对比它们的语法功能，比如是用作中心词（head）还是用作修饰语（modifier）；我们还可以在篇章层面上对比它们在组句成篇中的作用。这样，我们在具体对比中需要的对比语言材料也往往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种。2．4对比研究的一般程序上面我们讨论了对比语言学中的一些一般理论与方法问题。那么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又应该如何开展呢7我们认为，具体的对比研究一般可以分为如下六个步骤来进行。1．确定对比范围。这里所说的对比范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对比的语言层面，2）对比的语言单位（或现象），（3）对比的语言学内容。对比的语言层面也就是我们希望加以描述的对比层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经验和目的，在语音、词汇、语法、篇章、话语等语言层面上选择一个层面来进行对比。有时，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可能需要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对某一语言现象进行分析，但在这样的对比研究中通常仍有一个主要的对比层面。对比语言层面的选择也往往反映了整个语言学研究在某一阶段的重点、兴趣和发展趋势。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句法研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反映在对比语言学中，60—70年代的对比研究大多是句法层面上的研究，而从70年代初以来，语言学界对于篇章、话语层面上的语言现象日益发生兴趣；反映在对比语言学中，70年代后期以来这两个层面上的对比研究逐渐增多。对比的语言单位（或现象）是我们在确定了对比层面之后，需要进一步确定的这一层面上的具体对比描述对象。例如，在语法层面上，我们可以选择短语或句子等结构单位作为我们对比描述的对象。同样，在篇章层面上，我们可以选择篇章的组织结构或篇章中句子之间的粘连等语言现象作为对比描述的对象。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此为了使对比研究易于把握，对比描述对象的范围不易过大。例如，篇章粘连手段中有照应、替代、省略、连接等语法手段，也有同词复现、同义重复等词汇手段，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了篇章层面上的篇章粘连这一语言现象作为对比描述的对象，那么还可以进一步确定选用其中的某一个粘连手段作为具体的描述对象。对比的语言学内容指的是在某一语言层面上对某一具体描述对象进行的语言学对比描述内容。关于对比描述内容的一般类型，我们已在2．2节中讨论过了。在一项比较深入全面的对比研究中，对比描述往往要同时包括几个不同类型的内容。例如，如果我们在语法层面上对比两种语言中的名词短语，那么我们可以以系统为内容，对比名词短语的类型，也可以对比各种类型的名词短语的结构及其规则，还可以对比它们的语法功能，等等。如果我们要在篇章层面上对比两种语言中的照应粘连手段，那么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语言中照应系统的构成成分，它们的语法功能，它们的篇章功能，它们的照应作用，等等。2．文献搜集与研究。这里所说的文献（literature）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某一具体对比研究范围内已有的对比研究，另一部分是2．3节中所说的在这个研究范围内对两种语言分别所作的分析研究。221\n第一部分文献告诉我们在某一具体领域里已经作了些什么样的对比研究。显然，了解和掌握这部分文献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做别人做过的对比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这部分文献可以使我们自己的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因为任何研究都应该直接或间接地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分析这些研究的理论、方法、目的和意义，学习它们的长处，同时也找出它们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从而，我们可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点，找出在哪些方面可以修正或完善已有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可以补充已有的研究。而且，一些研究的总结部分往往会简要地提到自己研究的局限性和对这一领域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建议，因此从这部分文献中，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第二部分文献一方面可以作为我们对比描述的依据，也就是2．3节中所说的，将这部分文献作为对比研究的一类特殊对比语言材料。另一方面，研究这部分文献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使我们知道在某—领域里有哪些对比研究可做。比如，拿前面所说的篇章粘连来说，Halliday&Hasan（1976）告诉我们，在英语中有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等五种粘连手段。如果我们以这一研究领域作为对比范围，那么我们在了解了他们对英语的分析研究之后，就知道我们至少可以进行这五个方面的对比研究。如果我们进一步选定照应粘连作为具体的对比研究题目，那么读了Halliday&Hasan的研究之后，可以知道我们至少可以从人称照应、指示照应和比较照应这三个方面来开展对比研究。3．确定理论框架。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指以某一种语言分析研究的理论或模式为基础的对比描述方法。在语言研究中，对同一语言现象的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比如，在现代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我国多年来一直比较流行的两种主要分析方法是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近年来，也有人尝试用一些新的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来分析汉语，如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认知语法等。因此，在对比研究中，我们就需要确定采用哪一种语言研究方法，作为对两种语言进行分板的统一分析模式。对比研究框架的选择首先取决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在2．3节中我们提到，可以作为对比研究理论框架的语言学模式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分类语言学模式，另一类是形式语言学模式。应用对比研究更多地采用前者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有时还可能会综合采用几种不同的分析方法。理论对比研究一般采用某一个理论模式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但也不排斥将其它模式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纳入这一模式。对比研究框架的选择还取决于对比研究的范围．即对比研究的语言层面和对比描述的对象与内容。不同的语言理论和分析模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假设（theoreticalassumption）基础上的，因而都有其研究的重点和局限性。例如，某一很有影响的转换生成理论认为，复杂的语言现象是一系列独立而自成系统的模块（modules）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每个模块都受一套自己特有的基本原理和规则支配；而生成语法所要研究的主要是其中的一个模块，即形式语法（见Newmeyer1983：2—3）。因此，这种语法理论侧重于研究语音、句法的内在形式结构规律，如果我们要进行篇章、话语层面上的对比，那么就不宜采用这类语法理论作为主要的对比描述框架。4．搜集语言材料。对比语言材料的一般类型及选择标准我们已经在2．3节中讨论过了。如果一项具体的对比研究采用的是实例语料，那么在确定和搜集对比语言材料的时候，为了使对比分析更能说明问题，我们还必须使所选用的语言材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语言学家对语言材料的代表性非常重视。例如，王力先生在开始编写《中国现代语法》的时候，几乎全部以《红楼梦》作为研究举例的语言材料。虽然在那个时候，《红楼梦》221\n中的语言与当时通行的现代汉语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这样做确实可以避免取材混杂（包括年代、方言）的弊病。由于语言对比涉及到两种语言，因而我们不仅要保证语言内部的一致性，还要保证两种语言之间的可比性。这样，语言材料的代表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为了保证对比语言材料的代表性，我们必须注意语言的语体、体裁、年代、文体风格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还是以篇章中的照应粘连为例。要进行这类对比我们就要在两种语言中选取某些篇章材料。而篇章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有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语体区别，还有描写体、叙述体、说明体和辩论体等不同体裁的区别。如果在选辑时不注意取舍，那么所选的语言材料就会过于杂乱，不容易处理。而且有时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能说明问题，比如一些表面上是两种语言之问的差别，实际上更有可能是不同体裁或语体之间的差别。因此，进行这类对比的时候，篇章对比材料最好是从某一语体和体裁中选取。比如，我们可以选用书面叙述体，或者更具体地来说，选用以叙述为主的小说作为语言对比材料。就篇章中的照应粘连这一对比内容来说，选用叙述体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作者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必然会使用大量的照应手段把故事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串这起来，因而选用这类材料更有利于分析对比照应手段在两种语言中的运用情况。换言之，就对比的内容来说，这类对比材料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选定了对比语言材料的语体和体裁之后，还要注意语言材料代表的时代与文体风格。例如，Halliday&Hasan（1976）在英语篇章粘连的研究中，很多语言材料取自LewisCarroll写的AliceinWonderland一书。该书代表了文体较为正规的现代英语小说，而不是像J．D．Salingr的CatcherintheRye那样，以仿效平时随便说话的文体面写的小说。如果我们要对比英汉篇章中的粘连现象，那么我们也必须选用代表现代汉语中文体较为正规的小说作为对比的汉语语言材料。一般认为，五四以来许多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代表了现代汉语白话文的规范。但是现代汉语白话文中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就是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所讨论的欧化语法。因此，同样是现代汉语，某个作家使用的语言可能欧化程度高一些，另一个作家使用的语言可能欧化程度低一些。作家个人语言风格的这种差别对于分析照应粘连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在欧化程度较高的汉语中，人称照应粘连往往较多地依赖于使用人称代词的手段来实现，而在欧化程度较低的汉语中，则较多地使用省略人称代词的手段来实现。因此，我们在选用汉语材料时，可以同时选用代表这两种风格的小说，也可以选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型的小说。5．分析对比。以上四个步骤可以说是一项具体对比研究的一些必要准备，而分析对比是对比研究的核心部分。分析对比是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某一确定的理论框架对搜集的语言材料作某一方面的分析和对比。在分析对比过程中，有两点应该特别注意。第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在已有的文献中，对所要对比的两种语言的分析是不平衡的。例如，对于英语篇章中粘连现象的分析，Halliday和Hasan已经写了一本专著，而对于汉语篇章中粘连现象的分析却远远没有那样深入全面。因而在分析阶段，我们可以参照Halliday&Hasan（1976）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汉语篇章中的粘连现象。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某一现有的分析框架往往是建立在分析某一种语言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在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对比两种语言时，可能需要作某些修正和补充。例如，用Halliday&Hasan（1976）的框架来分析汉语时，我们会发现汉语篇章中有人称代词省略的现象。这种省略不同于他们所说的名词性省略，因为英语中的名词性省略粘连所省略的一般是名词短语中的中心词，省略后这一短语中的修饰语部分地承担了中心词的功能（见Halliday221\n&Hasan1976：148）。因此，我们就会而临两种选择：要么将汉语中的人称代词省略作为一种特殊的省略粘连手段来处理；要么引进人称代词的零形式（zeroform）这一概念，将其作为人称照应粘连的一种特殊手段来处理。如果我们采用后者，那么在对比中我们还可以对比几种不同照应手段在篇章中的照应粘连功能。比如，我们可以认为，汉语中的零形式人称照应相当于英语中人称代词弱读时的照应功能，两者都是照应粘连的无标记形式，一般出现在话题连贯性强的语段中：而汉语中的“指示词+名词”和代词以及英语中的“指示词+名词”和“定冠词+名词”是照应粘连的有标记形式，一般用子篇章中话题引入的部分。6．总结。分析对比以后，我们就可以总结这一对比研究的成果，讨论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指出这一对比研究的局限性，提出自己对今后这方面研究的进一步设想和建议。以上六个步骤代表了具体语言对比研究的一般程序。当然，前四项对比研究的准备工作究竟先确定哪一项主要还取决于研究的实际情况。例如，如果我们对某一个语言学理论框架比较熟悉，我们完全可以先确定在这个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然后再决定对比的具体内容，搜集适合于这个理论框架分析的语言材料。这四项工作也是密切联系，而且往往是互相交叉的。有时，为了使对比研究更有把握，可以先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探性分析（pilotstudy），看看采用某种理论框架对某种语言材料进行分析是否会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如果范围太大而不易控制，可以缩小范围；如果从一、二个方而分析说明不了多少问题，那么可以多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三章、语音对比3．1语音研究与语音对比3．1．1语音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语音是语言的基本物质外壳和表达手段。要充分了解语言的本质，首先必须懂得语言的语音特点。同样，要充分了解语言年之间的差别，也必须对不同语言年的语音特点进行比较。在语言学中，语音的研究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A研究和分析语音的物质属性，这是语音学研究的主要对象。B研究和分析语音的功能属性语音的功能属性，这是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两方面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语音表达功能是利用不同的语音物质属性来实现的，因此语音表达功能的研究不能不联系到语音的物质属性。而对语音物质属性的研究又不得不考虑语音的表达功能，因而语音学研究的目的不同于一般的声学研究。3．1．1．1语音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言语交际的五个阶段：1）发音刺激阶段；2）发音阶段；3）传送阶段；4)接受阶段;5)接收刺激阶段对语音在发音阶段特征的研究称为发音语音学.。语音的发音是发音器官和肌肉的一连串运动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通过描述人体发音器官在发音过程中的状态来确定语音的发音特征，这些发音特征便是语音的生理特征。例如，我们首先可以根据发音时声带是否振动、口腔的某一部位是否受阻（包括形成缝隙）而大致区分出元音、浊辅音、清辅音这三类语音。声带振动、口腔不受阻的是元音，声带振动、口腔受阻的是浊辅音，声带不振动、口腔受阻的是清辅音（当然，这些指的是在正常说话状况下的发音情况，而不包括如耳语等非正常说话状况下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开口的大小221\n、舌位的前后等发音器官的变化来区分各种元音，根据口腔受阻的位置和受阻形式等变化来区分各种辅音。对语音在传送阶段的研究特征的研究称为声学语音学.。语音形成之后，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一种声波。我们可以用声学物理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和研究语音的声学物理特征，如语音的频率、振幅、音调、音色（或音质）等这些特征是语音的物理属性，其中的音色对区别语音中的各种不同的音素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在语音音波中，如果某基波频率和谐波频率之间保持一定的整倍比例关系，而且波形规则，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乐音。元音就是属于乐音一类的音。如果基波频率和谐波频率之间没有形成整倍比例的关系，而且波形不规则，那么我们得到的是噪音。清辅音就是属于噪音一类的音，浊辅音是带有某些噪音成分的乐音。对语音在接收阶段的特征的研究称为听觉语音学。话语的声波传入人耳之后，人的听觉机制将声波转化为某种形式的神经活动，使人对话语产生听觉反应。上面所说的乐音、噪音以及辅音的清浊可以说是语音的听觉特征。但是，由于人的听觉机制十分复杂，我们还无法将不同的声音对人的听觉器官产生的印象记录下来。因此，目前对话语的听觉理解方面的研究哈不很充分。运用这三个语音学的三种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对语音中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发音\声学\听觉方面的特征。这样，利用一套数量有限的区别性特征就可以描述各种不同的音素．这些区别性特征可以主要建立在音素的发音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音素的声学或听觉特征基础上．例如，Jakobsonetal（1952）提出的一套区别性特征共有12个，主要建立在音素的声学特征基础上的，同时也考虑到它们的听觉特征，而Chomsky&Halle（1968）所采用的一套区别性特征则主要建立在语音的发音特征基础上的。Jakkobson的十二个区别性特征是：元音性／非元音性：如，a–b辅音性／非辅音性：如，p–o鼻音／口音：如，m–pn–t聚集／分散：e–i发元音e时频谱中心能量集中，发元音i时，频谱中心能量分散．突发／延续：p–fb–v粗糙／圆润：s–o　发s时，发音狭缝边缘粗糙，发o时发音狭缝边缘光滑急停／非急停：p–p发p时气流突然减弱，发p时气流逐渐减弱浊音／清音：v–fb–p紧张音／松弛音：发韩国语gg时语音有一定的稳定阶段，发音器官肌肉比较紧张，发g时语音的稳定阶段较短，气流逐渐减弱钝音／锐音：m–n发m是频谱的重心在低频区，发n时频谱的重心在高频区降音／平音：u–i　发u时频谱中的高频成分比发i时降低或减弱升音／平音：dj--d发dj时频谱中的高频成分比发d时升高或加强，而且发dj时舌部上抵硬腭，产生颚化作用乔姆斯基：音节性／辅音性／元音性／高位音／后位元音／低位音／前部音／舌尖音／阻塞音／延续音／鼻音／边音／糙音／响音／浊音／迟除阻音／送气音／音段音　等等．3.1.1.2音系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221\n虽然音系学与语音学一样，也是以语音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但是音系学主要关心的不是语音的物质属性，而是语言是如何选用具有不同语音物质特征的音素来组成一个可以辨义的功能系统的。不同的音系学理论提出了不同的音系学研究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基本理论模式：1）音位学模式；2）韵律分析模式；3）生成音系学模式。1）音位学：音位：最小的有区别意义作用的语音单位。如果我们对话语语流中的音素进行发音、声学、何听觉语音学方面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音素千差万别。即使对某个人来说听起来是相同的一个音素，不同的人所发的这个音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他自己在不同的时候所发的这个音也不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这些时际上是不同的音，对于某个人来说听起来是一样的呢？这是因为在他的语言中，这些音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多少区别意义的功能，因而他的语言习得习惯驱使他不去理会那些细微的差别。这种从功能的角度对语音的分析便导致了音位理论的产生。在音位学中，音位是指某一语言中最小的区别意义作用的语音单位。某一语言的语音所采用的一套数量有限的音位构成了这个语言的音位系统，因而音位与音位系统总是就某一具体语言而言的。确定音位的主要依据是语言中音素的分布和对立情况，也就是靠分布和对立情况确定。音位也可以看成是由一组区别性特征构成的最小语音功能单位。这里说的区别性特征是指具有区别音位作用的语音特征，而不是语音学中的音素区别性特征。音位有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两种。前者是靠对立分布确定的语音单位，后者是附加在音位组合中的语音特征。音位学还研究音位的组合方式，即音节结构。音节作为一种语音单位在语音学中具有重要意义，音位及音位变体的相关分布和特征都要放在音节中加以说明。碰到一种语言或方言，怎样去分析、归纳它的音位系统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其中分析不仅存在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且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甚至优劣的确定也可以因为标准的不同而各异。如果正误的问题，那么答案就可能是唯一的。比如说，把浊的[b][d][g]读成清的[p][t][k]，把升调听成了降调，就是弄错了。有的方言舌位靠前的[a]跟靠后的[a]能区别意义，如老的苏州话“袜”是[ma?5]、“麦”是[ma?2]，二者音义都不同。如果我们没有分辨出来，也属于错误。这就需要提高辨音能力和弄懂关于音位的基本原理。但反过来，只要掌握这些有功关知识和能力，以上问题就可以解决。相比来说，优劣的问题就要麻烦一些。两个语音学工作者，在对语言事实的认识上都一致，却可以归纳出不一样的音位系统，差别只在哪个更好一些，或者是各有利弊。所以，标音法重点要解决的是优劣问题。下面看一下确定音位的四条原则：(1)对立性：就是互相能区别意义。这是归纳音位最基本的条件。只有这个原则才能决定归纳音位的正误，以下所有各条都是只涉及归纳音位的优劣。对立性是表现在，如果。两个音素能出现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中，互相替换后就会产生意义上的差别，那么作者两个音素就是对立的。对立的音素必定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位。比如，[磐pan]跟[贪tan]中的[p[t]就是对立的。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分析应在最小对立体里进行。凡是不能作为最小对立体与其他音素构成对立的音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位。(2)互补性：有两个音素A和B，如果在A出现的位置上绝不出现B，B出现的位置上绝不出现A，那么二者就成互补关系，A和B可以合并为一个音位。例如，普通话“思si[sɿ]”的韵母[ɿ]只出现在舌尖前声母z、c、s之后，“诗shi”的韵母[ʅ]221\n只出现在舌尖后声母zh、ch、sh、r之后，而绝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所以[ɿ]、[ʅ]就可以合并为一个音位。汉语拼音制定者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在拼式中，都用i来表示这两个韵母，单独表示时可用ï。再进一步，ï[ɿ][ʅ]只出现在上述七个舌尖声母之后，而[i]只出现在舌面声母j、q、x之后，所以[i]可以被看作跟[ɿ][ʅ]是互补的，可以看作一个音位。在汉语拼音里，“思、诗、西”的韵母都是[i]，却并不混淆意义，字母[i]的确定是贯彻了音位的互补性原理的。又比如ueng[ueŋ](不能用在声母后)和ong[uŋ]（不能自成音节）也有互补性，注音字母的制定者就是把它们处理为一个。(3)相似性：有些音在音质上差别很大，功用也完全不同，尽管符合上述两个原则，也不宜看作一个音位。例如辅音[ŋ]在普通话里只能作韵尾，如aŋ、eŋ、uŋ，而其他辅音（除n以外）却恰恰相反，都只能作声母，ŋ和它们都不会在相同的位置上出现，任何说汉语的人都不会把b、d、z等跟ŋ搞混，g、k等在舌位上跟ŋ相同，但我们也都觉得它们有明显的差别，把ŋ跟无论哪个辅音合成一个音位都是不合理的。与此相反，在许多方言中，en、eŋ不分，或者n、l不分，当地人根本听不出二者的区别。就是让北京人听，也承认它们虽然有区别，但音质比较接近。所以，在这些方言中，en、eŋ可以是一个音位，n、l也可以是一个音位，这就符合相似性原则。又如g在a前，发音部位较后，在ei前发音部位较前，在合口呼前又带有圆唇，所以在gai（盖）、gei(给)、guo(过)三个音节中的g实际上都是有细微差别的，这些不同的g在不同的韵母条件下形成不同的条件变体，这些条件变体共同构成了/k/这个音位。（4）土人感：土人感就是本地人的语感。不同地方的人对语音的感觉是不完全一样的。最普通的例子是不分n、l不分的人，像武汉人、南京人，它们听不出n和l的差别，在他们听来，“男的”和“蓝的”是一个音，但在区别n和l的人，像北京人、上海人听来，却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音。归纳音位，就必须按当地人的语感为标准。归纳北京话，要听北京人的，/n/、/l/是两个音位；归纳武汉话，就要听武汉人的，n和l是一个音位，记成/n/，或/l/。在这个事实的问题上，当地人的感受是权威。一百多年来，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对汉语普通话（国外多称作Mzandarin，官话）提出过各种音位系统的方案。尽管他们精于语言学理论，但有些学者由于缺乏“土人感”，往往受西方语言的语感影响，分析出的音位系统不合汉语的实际。例如zh、ch、sh和j、q、x处于互补关系，后者只拼/i/、/y/开头的韵母，前者不拼这样的韵母。按互补性原则，在理论上是可以合成一套音位的，但实际处理时我们必须注意语感。西方语言如英语这两组辅音都没有，韩国语也没有这两个音位，所以韩国语都用[z]代替zh和j，比如韩国人把“江”拼成ziang,把张拼成zang等。但按照中国人的语感“江”和“张”的声母是很不相同的，把它们处理成一个音位，用相同的字母来表示觉得不够合适。我国古代的语言学家自然还不会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去分析语音，但是他们提出的“反切”、“开合口”、“摄”等概念以及近代确立的四呼概念和注音字母，都很确切地反映了汉语音系的特点，体现出了说汉语者的语感。在说汉语者看来汉语的音节首先分声母和韵母两部分（声调包括在韵母里）。反切法用两个字拼出一个字音，例如“东”是“德红切”，“德”代表“东”的声母d，“红”代表“东”的韵母ong，（在中古时代，平声不分阴阳）。开合口和四呼是按介音的不同划分的，它反映了介音在汉语语音系统中的特殊地位。中古开口字“刊、牵”、合口字“宽、圈”221\n在现代普通话里分别是开口呼、齐齿呼、喝口呼、撮口呼：kan、qian、kuan、quan。韵母的区别只在介音不同。声母的不同是又介音引起的，早先“牵、圈”的声母是/k/,后来在介音的影响下，发生音变，变成了/q/，这反映了介音在韵母中的特殊地位。中古的“摄”是以主要元音和韵尾相结合为标准对韵母的一种分类。中国传统的诗歌押韵也总是按韵腹和韵尾来划分。就是出于这样的语感注音字母把汉字音节分为三部分：声母、介母、和韵母。如“牵”写作牵，即an。注音字母所注的音并不完全真实地反映实际语音。如“今”写作，其中的是en，这合成音标是[jien]。而“今”的实际读音是[jin]，中间的[e]很不明显，汉语拼音也不写成[jien]。尽管如此，在说汉语者的语感中，“根gen”、“今jin”、“昆kun”、“军jun”四个字是押韵的，在韵母儿化时也表现出对应性。如“根儿genr”、“今儿jier”,注音字母都用结尾，正反映了这一特点。除了上述四条原则外，还有三个参考性的因素，它们的重要性不如以上所述的原则，但也是我们归纳音位时应该考虑的：（1）系统性和尊重事实的关系：归纳音位系统还要求照顾到各音位之间的关系。系统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音位之间是有种种有机联系的。研究证明，人类的语言往往都有很强的规律性，有b、p、m，就有d、t、n与之相配，这并不是偶然现象。所以归纳音位就不能个别进行，不能有一个算一个，而要照顾到整个系统，使整个音系整齐、简单。例如普通话的ing韵母，我们把它看作[i]+[ŋ]，即[i+eᵑ]，实际上，逢上声、去声如“影、硬”，中间还有一点[e]音，逢阴平、阳平如“英、赢”，中间没有[e]，很接近[iᵑ]。因为[ieᵑ]和[iᵑ]分别处于互补关系，为了使整个系统整齐简单起见，我们就不必单立/iᵑ/音位。但是语言事实总是比理论更复杂，语言并非由语言学家按规律闭门创造的，规律性中处处带着不规律性。比如b、p、m、d、t、n、g、k、ng,本来是很整齐的，但ng却只能做韵尾，不能做声母，显示了不规律性；zh、ch、sh、r、z、c、s，前三个是对应的，最后一个r却没有相应的舌尖前音，这就不能削足适履，让事实去迁就理论框架。如何在事实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使音位系统化，这是归纳音系时需要注意的。(2)音位数多少与简单方便的关系：前面已经说了音位系统应尽量简单方便。一般来说，一个音系中音位数量越少就应该越简单。例如，普通话所有跟合口呼相拼的声母实际都是圆唇的。像“官、砖、团、”中的g、zh、t，用音标表示应该分别是[gʷ]、[ʧʷ]、[t‘ʷ]，也就是说，念这些字时，一张口嘴唇就是圆的，并非在发完声母后才圆唇。但由于普通话可以拼合口呼韵的生母很多，如果真按实际标音，虽然可以减少8个合口呼韵母，却要特设15个圆唇的声母，这显然是不划算的。所以还是用过度分析法，把它们看成不圆唇声母拼[-u-]开头的合口韵。与此相反，南方有一些方言，尽管声母圆唇的情况跟普通话完全一样，但是，作为介音的[-u-]的声母要少得多，处理声母音位系统时可以与普通话不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并非是音位数越少越简单。以前对普通话音位的归纳有各种不同做法，其中元音音位最少的只有/a/、//、/i/、/u/、/y/五个，这样分析的结果，是不符合汉语元音韵母丰富的特点的，每个音位在不同音节中会有许多变体，不得不增加许多说明。例如/a/的变体就有[A]（作单韵母”把bᴀ”）、[a](安an)\[an]æ（弯wan）[uæ]ɑ（昂ɑŋ）、[ɛ](烟iɛn)、[ɐ]（盖儿kɐr）。[i]音位的条件变体有[i](鸡ʨi)、[ɿ]（字ʦɿ）、[ʅ]（吃ʧ‘ʅ）。此外，[i]作介音时，实际要紧一些，是[ị](“烟”严式可以记作ịɛn)，[i]作韵尾时，实际只表示元音变动的方向，并不真达到[i]的位置。如“爱”221\n中的[i]实际只达到[e]附近，各音位间的组合关系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把[an]、[ang]分别看作独立的音位，把[i]、[ɿ]也分开，虽然音位数多一些，但可以避免众多的条件变体的繁琐描写，使整个系统的内部关系简化，并且更符合“土人感”。（3）共时和历时的关系：归纳现代语言的音位系统，本来是共时的工作。但是，如果能了解历史的情况，适当地照顾到来历，就能使音位系统安排得更加完满。普通话j、q、x、跟g、k、h、zh、ch、sh、z、c、s都成互补关系（即前者只出现于齐齿、撮口呼韵母前，后者只出现在开口、合口呼韵母前），都可以合并为一套音位。但从历史来历看，j、q、x中有一部分字来自舌根声母，跟g、k、h的来历相同，如“鸡ji”、“欺qi”、“希xi”，至今还有个别方言如山东沿海方言读gi、ki、hi，另有一部分字来自舌尖声母，跟z、c、s的来历相同，如“积ji”、“七qi”、“息xi”，还有不少方言读成zi、ci、si或类似的音。但zh、ch、sh的来历却跟j、q、x的来历无关，所以j类跟zh类不宜合并，跟g类或z类合并也只反映了一部分字的来历，实际反而模糊了两个来历的背景，所以不如各自分开。但是，古音韵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素，不应该违反现代语言事实，削足适履地硬凑古音结构。对于普通话，我们也可以取消j、q、x，根据古音来历，把“鸡”、“欺”、“希”记成[gi]、[ki]、[hi]，把“积、七、息”记成[zi]、[ci]、[si]，这就叫做分尖团，现代许多方言以及京剧语言都是分尖团的。但是，这么记不符合现代普通话的实际。把不能区别意义的语音分成不同的音位，这种做法早已为语言学家们一致摒弃了。学习以上的分析音位的方法，不但对普通话的音位系统地确定可以有较完整的背景认识，而且有益于对任何方言进行音系归纳。2）韵律分析：音位学的核心是音位，其分析方法主要是建立在将连续的话语语流切分为音段这一基础上的，目的是在对某一语言的语音系统进行科学描述的同时，找出一种适合这一语言的经济有效的标音方法，制定出一套音位标音系统。在音位学中，语音系统的研究和标音系统的探讨总是密切结合的。而韵律分析理论既不以音位概念为基础，也不以标音需要为目的，而是“为分析各种语音特征在不同语言的话语中发挥作用的种种方式提供一种范畴框架。”韵律分析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是音声单位和韵律特征。音声单位指现行语音序列中出现的最小音段成分，通常是语音结构中的元音和辅音。韵律特征指一个音段以上的语音结构段所具有的相关语音特征，例如音节韵律特征、音节群韵律特征、句子的韵律特征等等。乍一看来，韵律分析中的音声单位和韵律特征分别相当于传统音位学中的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然而，音位学所注重的是语音中的纵向聚合关系，在具体的分析中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对话语的切分，音位学家尽可能把所有相关的语音特征分派给个音段上的音位，只有那些不宜分派给某一音段的语音特征才在超音段音位中介加以处理。而韵律分析对语音中的纵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组合关系同样重视，在分析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因而，任何语音特征，只要与某个语音结构段有关，便作为这一结构段的共同韵律特征来处理。例如，在音位学家看来看来，英语中Wool(羊毛)一词的有关语音特征可以用三个独立的音位/w//u//l/来表示，并且可以通过描述这三个221\n音位的特征来确定这个词的发音特征。而在韵律分析者看来，由于这个音节的发音过程中声带始终是振动的，嘴唇也始终是圆的，因此他们会认为，这个音节至少有浊音性和圆唇性这两个共同的音节韵律特征，抽出所有的韵律成分后剩下的才是三个音声单位。因而韵律分析中的音声单位所代表的语音特征总是要比音位学中相对应的音位所代表的语音特征少，而韵律分析中的韵律特征所要分析的内容要远比音位学中超音段音位所要分析的内容多。其次，因为分析的重点是建立一套音位系统，使语言交际中的所有语音差别都能用这个系统来描述，因而，音位学被认为是一种单系统的音系学。而韵律分析是一种多系统的音系学。韵律分析的多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语音分析可以根据词汇和语法层面上的信息将一些语音现象放在不同的系统里处理。例如，英语中像Insult和conduct等一些词在作名词或动词用时重音位置不同，在韵律分析中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两个不同的系统中处理。又如汉语中的“练习”，把第二个音节轻读就是动词，重读就是名词；“对头”，把第二个音节轻读就是“冤家”的意思，如果把第二个不轻读呢就是“正确”的意思。第二，语音结构中不同位置上的音声单位和和韵律特征可以建立不同的系统。例如，汉语普通话nan（南）中的首尾两个音声单位在音位学同常归为同一个音位/n/，而在韵律分析中，这两个音声单位却可以分别归入音节的首位系统和尾位系统。首位系统的鼻辅音由/n/和/m/构成，而尾位系统的鼻辅音由/n/和/ŋ/构成，显然这两个系统是不同的。3）生成音系学：音位分析和韵律分析所关心的主要是对语言的语音体系及其内部结构进行静态的分类描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这种描述在音位分析中是单系统的，在韵律分析中是多系统的。而生成音系学则将语言的语音部分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描述，所关心的主要是语音的生成过程。生成音系学是生成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作为结构主义特别是美国描写派结构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从20年代到4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哲学的主流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凡是科学，对世界的解释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少数的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一些能直接感觉到的、不用证明的基本事实。另一部分则是由原子命题按照逻辑推导出来的大量的分析命题。一门学科是不是科学就取决于1）原子命题是否符合事实；2）其它命题与概念能否用原子命题加逻辑推导来证明。由于一门学科中大量的命题是分析命题，所以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几乎就取决于其命题的推导过程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及重复演算而结论相同）。换句话说，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就取决于其大部分命题能否受人主观意识的影响用形式化的方式得出。所以，当时有这样一句名言：是不是正确的答案无所谓，重要的是得到该答案的方法是否正确。这一时代有人称作“分析的时代”。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科学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它的基本原则就是尽量少地考虑意义，强调要依据可以反复测试的对立互补等分布关系、按照一定的程序来发现语言的单位和规则。在50年代前，这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然而，50年代以后逻辑实证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科学家们发现，许多领域的基本科学概念并不具备逻辑实证主义所要求的固定的可操作性，却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科学越来越注意整个理论在某个领域中的解释力与预见性的大小，能否给该领域带来内部的一贯性和明晰性，而不再注意某理论的论断是否能通过逻辑的分析来证明。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所建立的理论本身的效力如何，而建立该理论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必限于逻辑推导。所以有人说，50年代后科学进入了“综合的时代”。这一转折严重动摇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另一个相关学科是心理学。50年代以前心理学的主流是符合逻辑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该派认为，语言和人的所有行为一样，都是一种刺激反应的过程。由于刺激和反应都是可以直接观察的事实，所以可以从科观察的客观事实入手研究对应规则。如下所示：221\n（可观察）输入（对应规则）输出刺激A----------反应B（可观察）对应研究好了，就可以从刺激A加上对应规则得到反应B，或是从反应B加上对应规则得到刺激A。但是50年代，这一学说也受到严重挑战。不仅是从科学哲学方面的挑战，而且还有心理学实验事实的挑战。实验证明，人类的行为远比简单的刺激反应复杂得多。相同的刺激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刺激也可能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为承受刺激的主体也在过程中起主动性的作用。与上面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原来认为相同的语音输入必然引起受话人相同的反应，即受话人只根据所接受的声波解释语言码；但实验证明，受话人译码的根据不仅是直接听到的声波，而且还有头脑里已有的语音、语法、语义知识。比如，尽管北京话中“土改”跟“涂改”语音完全相同，但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经过译码，北京人不但不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词，甚至并不感到它们是同音词。因而找出了语音上的区别性单位，并不等于完全说明了人们的语音知识。心理学在50年代的发展进一步动摇了描写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础。生成音系学的出现离不开三个人物两所大学：Jakobson雅克布逊（哈佛大学教授）、哈勒Halle、乔姆斯基Chomsky，两所大学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后两人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美国描写语言学研究语言尽可能避免意义，研究音位也是如此。他们认为确定音系单位（音位）的做法是：设置一个语音条件相同的语境，只替换其中一个语音要素，询问发音人替换前后是否相同，如果发音人认为相同，则所替换的要素为自由替换关系，不是有区别的语音形式；如果发音人认为不同，则所替换的要素为对立关系，是有区别的语音形式。工作过程中似乎无需要任何语法意义的信息。无需语法意义信息在结构主义音位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派的理论根基就是音系是独立于语法语义的自立的系统，确定音系的单位只能考虑语音条件。因此该理论又被称为“自立音位学”。他们只根据对立互补将实际出现的音素归纳为有区别作用的音位。该派归纳音位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双向单一性条件：a音位集合中的成员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不涉及构词及句法）与音素集合中的成员对应；b反之，音素集合中的成员也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与音位集合中的成员对应。哈勒是实验语音学家，它做了大量的实验，对自立音位学语调处理方案的不合理深有体会。在与乔姆斯基的切磋中，两个人逐渐认识到自立音位学说的基本原则—双向单一性条件就有问题。他们发现，由音位出发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得到具体的音素是可以做到的，但从具体的音素出发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得到音位不一定能做得到。比如，英语的复数词尾s有s、z、iz等三个变体音素，我们可以依据一定的条件能指出什么时候出现s、z、iz等音素，但我们不能看到z或iz就能断定它就是s的变体。汉语也有这种情况，比如汉语的“上+上——阳平+上”。从前者出发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后者，但从后者出发我们无法得到前者，因为汉语中还有“阳平+上”的情况。既然无法从音素中推知音位，那就干脆取消后者，只研究从音位生成音素的条件。这就是生成音系学产生的原因。生成音系学的任务是制订一套语音生成过程中的规则，并解决其他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A、在系统音位层中，代表词项内在语音特征的恰当形式是什么？B、如何制订出一套普遍适用的语音特征来描写语音？C、语音规则可能具有哪些种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221\nD、哪些语音特征可以在语音理论中加以阐述？E、什么样的语音生成描述理论更适合于解释儿童的语音习得过程？F、语音理论如何解释历时和方言的语音变化？乔姆斯基和哈勒提出的生成音系学体系是以如下四个假设为基础的：A、音系描述的最终范围是语素；B、每个语素只有一种深层形式（或系统音位）；C、深层形式通过语音规则生成表层形式，至少某些规则改变了一些语音特征；D、如果在生成过程中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的应用是有先后次序的。以上这四个假设并非所有的生成音系学家都能接受，因而产生了生成音系学的不同派别。代表生成音系学最新发展的一个理论是优选轮。3．1．2语音对比的方法问题根据语音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语音对比可以分为语音学对比和音系学对比两大类。语音学对比的对比基础是语言的物质实体，对比的内容是语音的物质属性。任何语言的语音都可以用发音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听觉语音学的方法对其物质属性进行分析。一般常用前两者。发音语音学以国际音标作为对比基础对比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应用语音学对比主要是发音语音的对比，因为对教学有更直接的意义。声学语音学对比主要在语音的频谱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我们可以用声谱仪将两种语言中相近语音音素的频谱记录下来，然后分析对比它们的声学物理特征。语音的物质属性具有各种细微的差别，在语音学对比中，我们只能对比其中一些主要差别。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对比在两种语言中哪些语音差别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以及这两种语言是如何运用这些语音差别来组成不同的辨义系统的，其中的规律又是什么，等等，那么我们就要进行音系学方面的对比。音系学对比的基础除了语音物质实体之外，主要还有语音系统、语音结构、音位对立的功能负荷量、语音规则等几种。3．2语音学对比语音学对比的内容是语音的物质属性。话语中的语流是由一个个音素组成的，根据其物质属性的不同，这些音素可以大致分为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两大类。从发音语音学的角度来说，元音的发音特点是，口腔不受阻，辅音的发音特点是口腔受阻。从声学语音学的角度来说，元音是一种乐音，波形规则；而辅音都带有噪音，波形不规则。由于元音和辅音的物质属性不同，它们的对比基础也不同。在发音语音学中，元音的对比基础主要是发音时舌头在口腔中的高低前后位置和唇形，辅音的对比基础主要是气流在口腔中受阻的部位和方式。在声学语音学中，元音的对比基础主要是共振峰在频带上的分布位置；辅音的对比基础主要是声学能量的频率覆盖范围。下面主要以元音为例。进一步说明语音学对比中的一些方法问题。3．2．1发音语音学对比元音在发音语言学中的分类方法：传统元音分类法、标准元音阶分类法。传统分类法根据舌高、舌位、唇型分作24种元音（三种再分作高、半高、半低、低四种），这些元音一般足以用来描述任何一种语言中的元音。但元音对比来说这些分类显然是不够的。所以221\n对比时需要更多一些，比如高分作最高、次高；半高和半低分作中高（属半高）、正中（跨半高和半低两类）、中低（属半低）；低分作次低、最低等标准母音阶的理论基础是“元音极限”，即人类由于生理器官的限制在发元音时所能达到的限度来确定基本元音的位置。3．2．2声学语音学对比在元音的发音过程中，声带振动产生的基波和谐波在经过喉头以上的声道时，由于受到声道共振腔的过滤和共振作用，使得某一部分频率上的谐波得到加强，形成共振峰。不同的元音有不同的共振峰，元音的声学语音学对比便可以将共振峰结构作为对比基础，比较共振峰的频率值。在共振峰中，决定元音基本特征的是频率最低的两个共振峰，分别称为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比较这两个共振峰的频率值一般足以区分语言中不同口腔元音。第一共振峰跟舌位的高低有关，第二共振峰跟舌位的前后有关。这里关键的是不是比较两种语言共振峰频率的绝对值，而是对比元音之间的相对频率值或两种语言的元音之间的平均频率值。3．3音位学对比上一节我们讨论了语音的一些物质属性的对比问题。语音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还有其它许多物质属性的对比我们没有提到的，如音高、音长、节奏及语音结构等。不过这些对比最好是结合这些物质属性在两个语音系统中的功能来进行，也就是说最好从音系学角度来对比。因为同一种语音物质属性在两种语言中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也可能不一样。如果纯粹对比物质属性的话，那么就不一定能抓住语言之间区别的本质。3．3．1音段音位对比音段音位的对比主要是一音位系统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中音位系统的构成和特征。首先可以对比音位系统的构成：a音位系统中音位的分布情况；b音位系统中音位的主要音位变体的分布情况。以美国英语和埃及阿拉伯语为例：a讨论主要元音的分布情况；b第二步对比两种语言主要元音变体的分布情况。作为对比的第一步，我们可以列出两个音位系统中的音位，并且比较这两个音位系统中的大致音位对应情况。例如，阿拉伯语主要元音有如下三个，而美国元音就有九个之多：阿拉伯语美国英语iuiɨueəoaæaɔ作为第二步，我们可以对比每个相互对应音位的语音特点，也就是说，对比相互对应音位之间的的音位变体构成情况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比如英语和西班牙语都有/n/音位的变体/n/和/ng/但它们出现的环境不一样。英语的/ng/指出现在软腭音前，而西班牙语则出现在/h/,/w/前。又如阿拉伯语只有三个主要元音，因此从这些元音的发音特征上来说，每个元音音位在基本元音图上的音位变体分布要比美国英语大得多。这就意味着，一些在英语中属于不同音位的音，在阿拉伯语中却只是同一音位的不同的音位变体。例如，阿拉伯语中/a/的变体广泛分布在由基本元音[ɛ]、[a]、[ɑ]、[]所组成的四边形内。因而，在英语中诸如bet和bat、cat和cot、cot和cut等具有呈对元音音位对里的单词，在操阿拉伯语的人听来只是音位变体的差别。221\n对比音位系统的构成之后，还可以对比两个音位系统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反映在构成音位对立的方式上。研究音位对立方式的方法有两种：a“区别性对立”方法；b区别性特征方法。这都是布拉格学派提出来的。区别性对立方法：a双边对立与多边对立；如果两个一音位有一个共同的发音特征，那么构成双边对立，如果两个以上的音位具有一个共同的发音特征，那么形成多边对立。例如阿拉伯语的i和u就是双边对立，美国英语的i、ɨ、u就是多边对立。b匀称对立与孤立对立；在某一发音特征上对立的一组音位与在另一个发音特征上对立的一组音位具有某种匀称的等比关系，那么这种对立称为匀称对立，否则就是孤立对立。比如美国英语的i、ɨ、u、e、ə、o、æ、a、ɑ之间是匀称对立，阿拉伯语的i、u是鼓励对立。C偶级对立与渐变对立：如果两个音位的对立可以用具有和不具有某个发音特征来描述，那么就是偶级对立，如果几个音位的对立是建立在某个发音特征的渐次变化基础上的，那么就构成渐变对立。例如阿拉伯语的i和u是偶级，美国英语的i、ɨ、u就是渐变对立。另一种方法是雅克布逊提出的区别性特征理论。我们可以用来对比两种语言在这12种区别性特征中选用那几个特征来构成自己的音位系统。音位系统的特征还反映在音位对立的功能负荷量上。3．3．2音节对比什么是音节？听觉角度：有一个响度中心的语音结构体；发音角度：发音器官从紧张增强到高峰再松弛的一个过程。音节是一个最自然的语音段，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黄伯荣）音节是语音里最自然的单位（胡裕树）音节是语流里最自然的语音单位（邢福义）以上都是从语音学角度下的定义。音节还可以从音位学角度下定义：语言中由一组音位构成的最小语言使用单位。a首先对比音节结构的类型。汉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有四种：V型、CV型、CVC型、VC型。而英语的音节结构更为复杂有CCCVCCCC型。b对比音节中的音位配列特征。可以把音节分成音节首位、音节尾位、音节核心，然后对各部分进行对比。一种语言的音节结构的一般类型中，那些音位配列允许出现，那些音位配列不允许出现，都是由一定规律的。比如英语和汉语都有VC型音节结构，但能出现在元音后面的汉语的辅音只有n和ng，而英语则不受此限制。c通过对比还可以找出不同语言在某些配列上的一般特征区别。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汉语的前元音常跟/-Y/配合使用，后元音常跟/-W/配合使用，例如“衣iy”、“雷ley”“哀ay”,乌/uw/、欧/ow/、袄/ow/等。参看84页3．3．3超音段对比伴随音段音素出现的区别词汇、语法等方面意义的语音特征叫超音段音位。对比目的、内容：超音段语音现象在不同的语言中表现的形式有什么不同？涉及的范围有什么不同？发挥的功能有什么不同？A语言中最常用的超音段表达手段是音高、音强、音长，其中音高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复杂。音高的语音物质形式表现为声带振动的基频变化，这种变化在语言中的运用统称为旋律。我们可以从旋律涉及的语音范围、旋律的形式、功能等几个方面来对比不同的语言对旋律的应用。a旋律涉及的语音范围：以音节或词作为其基本载体单位的叫做声调。以短语或小句作为基本载体的称作语调。声调由音节声调语和词声调语两种。b旋律的声学物质形式：有的运用一组音高不同的平调，称作音域声调系统，例如一些非洲语言的声调系统就是属于这种音域声调系统。在西非的伊博语中，如果说[akwa]时，两个音节都用低调，那么意为“桥”221\n，如果第一个音节用低调，后一个音节用高调，那么意为“蛋”；有的运用音高的不同升降变化，称作升降声调系统，汉语就属于这种声调系统。语调也有上述两种形式。例如英语中像例10这样的例子：（10）Thehouse,itseemedtohim,wassmallerthanbefore.在他看来，房子似乎比以前小了。这个例子，其中的Thehouse和wassmallerthanbefore通常用正常的音高来说，而itseemedtohim通常用低调来说，表示是句子中的一个插入成分。这种语调形式是借助不同的音高来区分句子中不同的成分。另一种语调形式是采用音高的升降变化，如英语中的一般疑问句通常用升调表示。在许多语言中，语调的这两种形式是互相联系的，因而一个短语的语调既有一定的音高，又有一定的升降变化。很多人把前者称为调高，把后者称为调型。下面的图是调高和调型变化的结合：降调升降调高调中调低调c旋律在语言中的表达功能：声调是词的语音结构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区别词的词汇意义。然而也有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例如尼日尼亚南部的欧哥你语中作为句子主语的人称代词以及动词上的声调是表达时语体的主要手段。如，低调的m“我”表示完成体，中调的m表示简单时态或完成体。参看86页语调表达的功能复杂一些，而且各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语调主要是表达语外意义，如说话者的态度、某些特殊的感情色彩等等；有的认为语调是与一定的句子类型（陈述、疑问、感叹）相联系，并与句子的信息结构有关。有的认为表达,1)交际结构;2)每句话的话语功能及相互关系;3)交际中的已知和未知信息;4)交际双方的一致点和分歧点。语调的对比可以将相对应的语调形式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这种形式在所表达的功能方面有什么不同；也可以将相似的功能作为对比基础，对比这些功能在两种语言中所采用的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B语言中另一个普遍采用的超音段表达手段是重音。现代语音实验表明：重音是一个复杂的语音现象，跟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质都有联系。一个重读音节跟非重读音节相比，重读音节的音调要高些、声音响一些、持续的时间长一些、发音器官的紧张度高一些。重音有两种：词中音、句子（短语重音）重音。固定词重音不区别意义（词义、语法意义）。不固定重音区别词义或词的语法意义。一个连续的音节群构成一个语调单位，其长度通常与一个小句相吻合。句子或短语重音所要研究的，便是重音在一个语调单位中的分布情况。有人对比研究了英汉语的句子重音，认为：汉语中绝大多数音节都有声调，因此汉语语调单位中的各个音节不象英语那样容易弱化。这样，从音节节奏上来说，汉语是一种“音节节拍语”，而英语是一种“重音节拍语”。例子参看88页221\n语调单位中的重音可分作两类：内在重音：由构成这个语调单位的各个词的固有重音结构决定的。实际重音：由各个音节在语调单位中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实际重音又分作两类：核心重音、重要重音。这样，根据一个语调单位中的音节是否具有上述三类重音，可以把句子中的音节分为四种，即核心音节、重要音节、完全音节、不完全音节。核心重音重要重音内在重音核心重音+++重要重音--++完全音节----+不完全音节------运用上述分析方法，一个汉语语调单位中的重音分布一般可作如下分析：图书馆在图书馆到图书馆了核心重音----+------+------+--重要重音+--++----++----+--内在重音+++++++++++--通过重音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说,一个汉语语调单位中的核心音节只能出现在一个停顿或一个轻声音节之前,而在英语中这种制约似乎更复杂一些。3．4生成音系学对比根据乔姆斯基和哈勒的所谓标准或经典生成音系学模式，一个语言中的所有语素都是一些系统音位构成，这些系统音位之间的组合排列遵循一定的语素结构规则。在语音生成过程中，语素的语音结构受其相邻语素的语音和语法结构的影响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结果产生词和比词大的结构单位的语音体现。因此，从原则上来说，生成音系学对比的内容可以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对两种语言中的系统音位系统加以比较；2）对两种语言中的语素结构制约形式加以比较；3）对两种语言中的语音规则加以比较；4）对两种语言中的音段音素系统加以比较。如果我们已经具有对两种语言所做的较好的生成音系学语音描述，那么比较两种语言中的系统音位系统、语素结构制约形式、音段音素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只须指出哪些系统音位、语素构成或音素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哪些是某种语言所特有的。因而在这一节，我们将主要讨论如何进行生成音系学中的语音规则对比。生成音系学中的语音规则一般采用如下的抽象形式：A→B/X____Y也就是说，一条语音规则有三部分组成：1）变化输入A；2）变化输出B；3）变化环境（或条件）/X----Y。其中A、B、X、Y可以用区别性特征或其它符号来表示，如#表示词界限，V表示元音，C表示辅音等。乔姆斯基、哈勒采用的区别性特征建立在发音特征基础上的，221\n主要有：音节性、辅音性、元音性、高位音、后位元音、低位音、前部音、舌尖音、阻塞音、延续音、鼻音、边音、糙音、响音、浊音、迟除阻音、送气音、音段音等。比如，英语有送气音规则，也就是音位/p//t//k/在一定的环境中变成送气音，这个规则可用如下抽象形式概括：—延续音—迟除阻音→[+送气音]/#V—浊音[--糙音]+重音这条音位变体规则说明,英语中的清塞音/p,t,k/在词首或非糙音后,重读元音前一律变成送气音,如pose/impose等.同时斜线后的[--糙音]这一条件正确地把spot,stop和sky等词中的清塞音排除在外,因为s具有[+糙音]这一特征,因此/s/后的/p//t//k/是非送气音。进而我们可以认为，汉语跟英语的区别在于：英语中有一条送气规则，这条规则阐明了清塞音的音位变体分布规律；而在汉语中却没有这由于英汉语中送气规则的有无，最终是由系统音位系统的不同决定的，因此这种对比并不是语言规则对比的主要内容。又如，在英语中有如下一条鼻音化语音规则：V→[+鼻音]/[+鼻音]____[鼻音]#—重音这条规则说明，在快速语流中，如果一个单词最后一个音节中的非重读元音在两个鼻音之间，那么这个元音可以成为鼻音化元音。那么，语音规则对比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类对比的对比基础又是什么？我们认为，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着一些语音现象，如语音的同化、异化、腭化、喉音化、鼻音化、擦音化等。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数量有限的规则来描述这些现象，并对两种语言中相对应的规则进行比较。因此语音规则的对比基础是规则对应。所谓规则对应主要是指所对比的规则描写的是两种语言中同一或相似的语音现象。反映在规则的形式上，对应的规则表现为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变化输出。因而在对比中，我们可以比较相应规则中的变化输入和变化环境的一同以及它们在各自语言中的作用。英汉语鼻音韵尾的不同性质王志洁先生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里做了汉语和英语鼻音韵尾对比，得出了汉语鼻音韵尾n和ng不是塞音而是鼻滑音，英语的鼻音韵尾是塞音不是鼻滑音的结论。证明的具体方法是，一、仪器二、材料。首先取带有鼻音的40个普通话词语：其中32个是双音节的、四个是三音节的、四个是单音节的，根据鼻音出现的不同位置，分出了5个大组10个小分组，其分组情况如下：1鼻音在音节首位A妈ma大妈dama干妈ganma王妈wangmaB拿na加拿大jianada慢拿manna发难fanan2鼻音在音节尾，后接中低元音A案an翻案fanan方案fangan妨碍fangaiB肝癌ganai棉袄mianao莲藕lianou感恩ganen3后鼻韵母ng及前鼻韵母an的比较221\nA昂ang气昂昂qiangang昂然angran安然anranB伤口shangkou山口shankou杨阿姨yangayi阎阿姨yanayi4鼻韵母an后接塞音、塞擦音声母和后接擦音声母的比较A三八sanba板擦banca搬家banjia牵挂qianguaB犯法fanfa残杀cansha晚霞wanxia兰花lanhua5鼻韵母后接高元音、鼻音和流音A满意manyi板鸭banya练武lianwu男袜nanwaB关于guanyu南越nanyue天热tianre酸辣suanla三、发音人：招11位北京生北京长，但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北京人。7男4女。四、具体步骤：录音在隔音室进行，每个人发音单独录音。材料以汉字形式在录音前十分钟交给发音人预览，之后由实验人员帮助佩戴及调整分音装置。录音时每个词语重复五遍，每大组词语之间停顿一下，以保证充分的时间使录入信号得以储存。口鼻信号分别储存在不同的数码磁带和计算机文文件里，并同时存为声波形式供分析时参考。储存时共标注7种不同编码（1）发音人姓名（2）资料组名（3）词语在每组内的序号（4）所测鼻音的音节位置（5）鼻音名称（6）前邻音段（7）后邻音段。五、实验结果与分析。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把音节首位鼻音跟音节末尾的鼻音能量作了比较，其结果发现音节首位的鼻音鼻能量平均高11%（说的是n音）。为什么？音节首位的n发音时全部堵塞，气流通过鼻子走，从鼻子走的能量站口鼻能量的90%或以上，那么这个鼻音应该是塞音，所以鼻能量强，音节末尾的则没有形成完全的堵塞，气流从窄缝中通过口腔走了一部分，变成了鼻滑音，所以能量弱。于是证明他们不是同一个音，而是不相同的两个音，一个是塞音，一个是鼻滑音。他又通过鼻滑音的音系特征分析发现：鼻滑音在音系学的框架中其区别性特征是:[+鼻音][+响音][-延续][+阻塞]。在没有鼻滑音的语言里［＋阻塞］这个方式特征只用于区分口腔辅音,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证据,证实普通话里的鼻音会因其不同的音节位置而在塞音和鼻滑音之间互相转换。音节首位的有[+鼻音][+响音][+阻塞][-延续]这些特征，音节末尾的则有[+鼻音][+响音][-阻塞][+延续]这些特征。这里作者发现汉语的鼻音韵尾an\ang\en\eng跟/ai\ao\ei\ou\er一样紧贴在逗韵腹之后，都可以写成ai、au、ei、əu、ər、和aⁿ、aŋ、əⁿ、əŋ。在有声调的时候跟前者一样长，轻声的时候也跟前者一样短，所以它们是属于韵核之中的韵尾，而不象英语那样属于韵核之外的韵尾。其音节结构是不同的。汉语音节英语音节Fan（饭）fine（好）声部韵部声母韵母韵核韵尾韵核韵尾主元音鼻滑音主元音滑音fan0fain221\n总之，英汉音节中鼻韵尾的性质的不同来自两种语言音节结构的不同，在英语和英语一类的重音语言中，音节重量由元音的长短和有无音节尾来决定。CV是轻音节，CVV和CVC是重音节，CVVC是超重音节。鼻韵尾只能出现在重音节和超重音节中，它的出现使音节重量增加，而且它出现在音节的边缘，滑音之后，是在“响度层级”上低于滑音的响度，因而是辅音性的。汉语的音节结构是固定的，无论其中的元音是单是双，只要是带声调，一律是两莫拉的重音节，而一旦因词汇或语法的需要成为轻声，就变成了一个莫拉的轻音节。这种变化是音系以外的原因造成，不受音系规律支配。鼻音在音节里的地位虽在边缘，但同时却在韵核内部的主要元音之后，它的位置和响度层级同其它滑音相等，因而它是元音性的，是音核的一部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和英语的音节末尾的鼻音地位不同，一个在韵核之内，一个在韵核之外。这里可以得出“鼻韵尾的韵核限制条件”：出于韵核内的鼻音不能是鼻塞音。下面是英汉音节鼻韵尾的位置和性质对照：这就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时，把“棉袄、恩爱、天安门”读成“棉脑、恩耐、天南门”的原因。那么汉语有没有连读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汉语确实有鼻音韵尾跟后面的音连读的情况。不仅鼻音韵尾，其它滑音结尾的音节也有连读的情况。比如，“天啊”读成“天哪”，把“来啊”读成“来呀”等等。这是滑音在“超重”音节里的“硬化”现象，即由滑音又转化成塞音。这一转化的条件是重音，即鼻音韵尾所在的音节必须在韵律上获得加长加重由一般音节转化成含有三个莫拉的超重音节。在这种情况下，所增加的莫拉就会将原韵母的鼻音韵尾加长，产生出一个“增强韵尾”并进而去同后邻音节开头的元音特别是中低元音联拼。在做了下一个音节的声母之后，这个首尾共享的鼻音就由滑音“硬化”成塞音了。当这个重音条件不存在的话，既不特意加长加重就不会出现这种连读现象。“天鹅、田阿姨、恋爱、莲藕”等人们是不会连读的。重音、音高、句调、音渡等超音质现象始终是令美国描写派的音位理论感到尴尬，因而成为生成派攻击的突破口。按照结构主义理论，超音质区别性单位的发现程序与音质音位区别性单位的发现程序应该是统一的，然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依照这一原则得到的成果却漏洞百出。后期结构主义大师霍凯特的《现代语言学教程》对英语句调的分析时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结构主义大师霍凯特认为英语句子的语调可以分为四个有区别的音高级别。这四级音高级别是这样的出来的，找一个音质成分完全相同的对话，改变其中的一句话的音高，看英语者是不是认为有意义上的区别。作为测试。句子尽量可以简单。霍凯特选了下面的对话：Jack:Where’reyougouing?Bill:Home.Jack:Home?Bill:Yes.其中第二句话，Bill说的Home，可能有三种英语者能听得出区别的语调。如果以4表示最高的音高，以1表示最低的音高，则这三种语调可以表示如下：4Home1–--表示不耐烦的情绪：这么晚了，当然是回家，还能去哪儿!2home1----正常的一般性回答,无特殊附加情绪。3home2----犹豫不决的回答:只是没事干才打算回家,有事就不回家了。由此可以得出句子有区别意义的,音高至少有四级,221\n在观察其它复杂一些的句子,发现这四级音高在句子中分布的规律性：感情强烈的句子的音高最高点为4,一般句的音高最高点为3,一般句的最低点为1,一般句的中等音高为2。一般句的音高最高点出现在句子的新信息上(大多为句子的主动词),最低点出现在句子末尾,中等音高出现在句首到主要信息的一段。这一分析表面上看很漂亮,因为它所用的方法跟音质音位的发现程序完全一致,设置一个语音条件相同的语境,只替换其中一个语音要素,询问发音人替换前后是否相同,如果发音人认为相同,则所替换的要素为自由替换要素,不是有区别的语音形式;如果发音人认为不同,则所替换的要素为对立关系,是有区别的语音形式.工作过程中似乎无需要任何语法语义信息.不需要语法语义信息在结构主义音位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该派的理论根基就是音系是独立于语法语义的自立的系统,确定音系的单位只能考虑语音条件.因此该理论又被称为自立音位学.只根据语音分布的对立互补将实际出现的音素归纳为有区别作用的音位,被总结为该派归纳音位的一条重要原则–双向单一性条件:音位集合中的成员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不涉及构词及句法)与音素集合中的成员对应,反之,音素集合中的成员也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与音位集合中的成员对应。然而,虽然这一分析的程序看上去很漂亮，所得结果却并不漂亮。首先是很难得到英语者的一致赞同．许多人不认为句子主要动词前的所有词都是二级音高，从而音高的等级似乎不止四级．其次，大量的语音感知实验证明，如果离开语法语义的信息（比如去掉句子的音质部分，只留下超音质部分，使得听者不知道所听语料中词的分界），即使是受过训练的语言学家也无法判断英语句子中语调的四级音高．一是无法判断句中成分音高的差别是语调音高的差别还是词重音的差别，二是英语者可以分辨的句中成分的音高差别远远多于四级，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连自立音位学家自己也承认这种分析结果不能令人满意的。由于Halle是实验语音学家，他做了大量的实验，对自立音位学语调处理方案的不合理深有体会。在于Chomsky的切磋中，两人逐渐认识到自立音位学的基本原则–双向单一性条件就有问题，事实上，从音位出发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得到具体的音素是可以做到的，但从具体的音素出发只依据一定的语音条件得到音位就不一定能做得到。比如，英语的复数词尾有时读s，有时读z，有时读iz，我们怎么能根据后者找到前者呢？又如，汉语的上+上–阳平+上，这里我们可以根据以一定的语音条件从前者推知后者的出现，但不能从后者推知前者，因为阳平+上有两种，一种是真的阳平+上，一种是上+上。既然无法仅从具体的音值加上语音条件得到唯一对应的音位，那么音系学的要求就应该只限于从音位出发加上一些条件得到具体语音（生成方向），而不必要求仅根据语音条件从音值得到音位（音位发现程序）。1956年他们提出了全新的生成方向的英语句子的语调重音的处理方案。该方案以1位最重的重音，数目越大重级越小。如2级重音轻于1级重音，3级轻于2级，但还有个数目最小的0级，却是最轻的。这是因为0级表示弱读，它还伴随元音的变化，属于轻音的性质，因此不计入重音等级的序列。该方案认为，有数目不同的词组成的长短不同的词组或句子，句法结构实际语调重音的重读的等级完全可能超过4级，语调重音具体模式的数量在原则上是无限多的。但英语的句调重音从深层看只有重/非重两级对立。它是在词重音基础之上的轻重对比。如，短语yellow、cover的第一个词yellow的词重音在第一个音节，第二个词cover的词重音也在第一个音节，单说一个词的时候两个词的词重音重度是一样的，但如果两词结合成短语，第二个221\n词的词重音就一定要比第一个词的词重音更重一些。在词与词结合的每个层次上都要根据一定的规则确定所结合成分词重音的相对轻重，从而形成实际句子的各种语调起伏。因此，虽然实际句子的语调起伏多种多样，但只要知道了每个词的重音，就可以用非常简单的两三条规则反复套用来推出实际句子中每个词的相对重度。音系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这些反复套用的简单的重音规则。Chomsky和Halle找出的英语语调重音的规则及具体操作过程如下。首先，设每个词单念时词重音均为1级重音（个别的语法词除外）；其次，词与词两相结合后，其中一个词重音的重度保持不变，另一个词重音减弱一级。哪个保持，哪个减弱，是由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是词还是词组、句子决定的。如果词与词组合后整个结构仍为词（复合词），那么左边的词重音保持1级，其余的词减弱一级（2级）；如果词与词组合后形成词组或句子，那么右边的那个词重音保持1级，其余的词减弱一级，变成2级。以上的规则可以概括为“复合词左重，词组和句子右重。”这个规则更明确地概括为如下几条：1、复合词的两个直接成分中左边那个成分的一级重音保持，其余的词的重音重度顺减一级。2、词组或句子的两个直接成分中右边那个成分的一级重音保持，其余的词的重音重度顺减一级。另外，在最后一个层次上，还要再加一条调整规则：3、调整规则：如果一级重音的右边的那个词的重音到结构的最后一层仍为2级重音，将它减为3级重度。这第三个规则又叫做“重音碰撞规则”，即紧挨着最强重音出现的重音要大大减弱。下面看一下几个实例：[blackboard]n[easygoing]adj[aircondition]v(装空调)[blackboard]np[veryeasy]ap[changcondition]vp[[blackboard]neraser]n（黑板擦儿）[[blackboard]nperaser]n（镶有黑色木板的板擦儿）下面看一下更复杂的例子：[[John’s[[blackboard]neraer]n]np[wasstolen]vp].221\n答案：[blackboard]n[easygoing]adj[aircondition]v(装空调)1111112（1）2（1）2（1）3（3）3（3）3（3）[blackboard]np[veryeasy]ap[changcondition]vp1111112(2)2(2)2(2)[[blackboard]neraser]n（黑板擦儿）[[blackboard]nperaser]n（镶有黑色木板的板擦儿）11111112（1）21（2）132(1)312(1)下面看一下更复杂的例子：313(3)[[John’s[[blackboard]neraer]n]np[wasstolen]vp].11110112(1)221\n132(1)2143(2)32541(2)第四章词汇对比4．1词汇研究和词汇对比4．1．1词汇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在词汇学研究中，词汇的基本单位是词位。词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实际话语中切分出来的单位。就是我们词典中收录的就是词位，而实际语言中的词就是词形而不是词位。词位有两种，一种是词词位，一种是短语词位。词汇通常称作语言的建筑材料，这是因为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具有一定的形式，并表达一定的意义。因而词汇的研究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形式，一是意义。词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语音形式，一种是书写形式。分别是语音学和文字学研究对象。词汇学所要研究的是词的形式，主要是词的构成形式，这种研究叫做词汇形态学。词的意义研究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总的说来词义可能是人类认知的反应，也可能是人类情感的反映；可能是跟语言的外部世界相联系，也可能是跟语言的内部功能相联系。根据这两对因素的互相作用，我们可以大致区分如下四种不同类型的意义：词类不同的词义：认知情感语外所指意义情感意义1语内语法意义情感意义2所指意义表现为词跟语言外部世界的物质实体或抽象概念之间的联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外部世界的认识。（外延意义、认知意义、词汇意义、理性意义）。词的语法意义表现为词跟词之间的联系，又称为功能意义。例如，词可以根据语法特点而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组配数限特征。词的情感意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为跟语言使用者对词的所指对象的情感反应（情感意义1），比如“望梅止渴”“像狐狸一样狡猾”的说法中，人们对“梅”（中国人）“狐狸”（英国人）的感情。情感意义是人们对词本身的情感反应。这类意义使许多词带上诸如口语、俗语、俚语、方言、专业用语、蔑称、等情感意义。在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词的意义中，词的语法意义主要是语法学221\n研究的对象，词的情感意义是修辞学、文字学和风格学中的重要研究内容，词会学所要研究的则主要是词的所指意义。这种对词义的研究称为词汇语义学，是词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词汇学研究主要包括词汇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4．1．1．1词汇形态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形态学是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包括屈折形态学和词汇形态学两部分。屈折形态学研究跟词的语法结构形态有关的屈折变化，如俄语中的名词的格变化等。是语法研究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词汇形态学研究词本身的内部形态结构，是词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要研究词的内部形态结构，我们需要将词分为一组更小的基本单位，即分出语素。独立成词的叫自由语素，不能独立成词的叫黏着语素。语素根据表达词义的性质、构词的作用分作两种，一种是词根，一种是词缀。根据词的构成特征，词分作单纯词、合成词。合成词又分作派生词、复合词。词的派生过程是复杂现象，通常带来三种变化：词形变化、词类变化、词义变化，比如，“盖”变成“盖子”出现的变化。词的派生方式：1加缀法（零派生）；2重叠法“干干净净”；3变异法，例如，foot、feet；4减缀法（television’n电视’减去-sion变成televise’v电视播送’）这种方法有争议。词的另一种合成形式是复合，即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组合来构成词。例如：主谓：体制改革–体改身体检查–体检动宾：表明态度–表态扶助贫困户–扶贫定心：会议标帜–会标邮政编码–邮编状心：简单介绍–简介普遍勘测–普查彻底清查–彻查动补：逼得讲和–逼和拓展扩大–拓宽吸引进来–引进联合：调查研究–调研短少缺乏–短缺供给和需求–供求连动：拆除搬迁–拆迁筹划拍摄–筹拍因果：因病休家–病休因病退休–病退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次要的构词手段：拼合法、截短法、首字母缩略法等。这一般在拼音文字语言中使用。4．1．1．2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词汇语义学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和分析词义以及词义之间的联系。对词的所指意义分析的方法：1研究词的语音形式、书写形式跟这个词的所指对象之间的联系；主要有拟声词、表意文字。但历史久远文字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变得相当模糊，所以不能成为词义分析的主要方法。2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词的形态结构分解为一组语素，这是分析词的形态理据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也有局限性，只能解决“电车”的理据性，不能解决其中的“电”和“车”是怎么来的。3普遍适用的方法是成分分析法。把词义分解为一组较为简单的语义要素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分解出来的语义要素通常称作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把语义成分一般看作分解具体词的意义所得到的语义要素；语义特征一般用来分析词汇整体结构，也就是说，一组抽象出来的可以用来分析整个词汇的语义要素称为语义特征。比如：人类男性成年man+++221\nwoman+++boy++--girl+----这里使用的“人类、男性、成年”就是语义特征。以上是对词义的分析，下面再来看一下词义之间的联系。词义之间的联系表现在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方面。聚合关系：反映人类认知机制对事物及本身生活经验的归类和概括。因此对某一类事物或某一部分生活经验的词的类聚便构成一个语义场或词汇分支系统。这些分支系统又通过它们所表达的各类事物和生活经验之间的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内部结构的词汇系统。因此研究词的聚合关系可以从研究词汇和语义场的结构入手。例如有人把《新约全书》分作事物、事件、性状、关系等四个主要语义场，而每个语义场还分作若干个下位语义场，层层下分。一、语义场中的词语词之间的纵聚合语义联系有四种基本类型。1等同：构成同义关系；2包孕关系：一个词的概念内包含了另一个词的概念，比如“牛”和“黄牛”之间的关系。3交叉关系：两个词的词义部分相交重合，这两个词结成的关系称作兼容关系。山羊和绵羊；耕牛–奶牛–菜牛；4互斥关系：两个词的词义之间互相排斥，可称作不兼容关系。上、下、前、后同一个语义场中的词所呈现的语义结构也有四种形式。1等比型：语义场中的词构成一个有比例的匀称序列：马--母马–公马–马驹牛–母牛–公牛–牛犊羊–母羊–公羊–羊羔2等级型：语义场中的词按大小包孕关系构成一个等级体系，可用树形图表示，比如，手–手指–手指甲–手指甲尖；3偶极性：语义场中的每两个词构成一对，即构成反义词，如，大–小高–低4群集型：语义场中的词与词之间是同类相聚的群集，并不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如一组同义词，比如，美丽–漂亮–好看–秀气–靓丽--二、语义场和语义场之间的联系还部分地反映在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的联系上。要区分“同形异词”（同形异义）和一词多义。前者指意义上互不联系的词具有相同的语音和书写形式，词典中作为不同的词条来处理，而一词多义是指同一个词句有几个互相密切的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意义。比如，英语中的：Themanran（那个人在奔跑）跑–走–跳–爬Thewaterran(水在流)流–滴–淌–泻ThebusruansbetweenNewYorkandBoston（这辆公共汽车往返于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往返–出发–到达–往来汉语的例子有：拉–弹–吹拉–运–搬三、词义的联系还表现在组合关系方面。主要反映在词的搭配同现关系。总的说来词的搭配一方面受参加组合各词词义的制约，即所谓选择限制。比如，*吃酒*喝馒头等。另一方面又使组合中各词的词义更加明确或赋予某种特殊的含义，比如，他是老狐狸词的各种聚合和组合关系也可以用成分分析法来加以研究。比如词的聚合关系来说，我们可以制订一系列区别性语义特征来区分词汇系统中的各类词，词汇的结构性也就也就反映在语义特征之间的联系上。比如，名词系统中的词大致可以用如下一套具有等级性的语义特征来区分：221\n名词--A（具体性）+B有生命性C动物性D人类E两个词的组合关系来说，两个词在组合中受到的选择限制可以用这两个词中相应语义成分的不兼容性来规定。4．1．2词汇对比的方法问题根据上面分析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可以肯定，词汇对比有两大方面，一是词汇形态学对比，一是词汇语义学对比。词汇形态学对比主要可以在词的形态系统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首先，就整个词汇系统来说，我们可以从词的形态结构的角度来对比两个词汇系统的构成特点，如词汇中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各占多少。然后可以对比派生词和复合词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对比，比如派生的方式和作用有什么不同，复合词的结构方式有什么不同等等。还可以对比具有相同功能的黏着语素在两种语言中的构词能力有什么不同。词汇语义学对比要比词汇形态学对比复杂得多。因为词汇形态学研究的是词的形式，而词汇语义学所研究的是词的意义，意义要比形式难以把握得多。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共同的对比基础。我们上一节中提到，词的语义以及词与词之间的语义联系可以用成分分析法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制定出一套普遍适用于分析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语义特征的话，那么这套语义特征便可以很方便地用来作为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共同基础了。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所有语言的词汇都可以用一套普遍适用的语义特征来描述。有三种学派：1生成语义学派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寻求建立普遍语义学。2心理语言学家：从研究人类语言认知机制的普遍性出发而持这种观点的；3人工智能研究者，他们试图将词义分解为一组基本语义元，以便实现人机对话和机器翻译，因而也对普遍语义特征感兴趣。这三种人认为：1我们可以制订一套数量有限的、带有普遍性的语义特征；2这些语义特征是不可再加以分解的基本语义元，具有互不重合的区分语义的功能；3任何一个词的意义都可以详尽地用一组数量有限的语义特征来描述。这些假设在理论上很有吸引力，然而也有一些语言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有些人认为，语义特征的普遍性实际上涉及到两种语言普遍现象：1形式普遍现象：即所有语言中任何一个词的定义都可以分析为一组语义特征；2实质普遍特征：即所有语言中都有“有生命”“无生命”221\n的对立。第一种普遍现象为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而就词汇语义对比来说，只要我们承认这种普遍现象，就可以在原则上用成分分析法来对不同语言的词汇进行对比。不过在实际对比中，我们一般是将具有相似语义成分的词来加以对比，这就牵涉到第二中普遍现象。语言学家们对第二中普遍现象是否存在看法不一。一种是强式解释：认为一切语言都具有同样的语义对立；2一种是弱式解释：认为存在着一组普遍的语义特征，而每种语言采用其中的一部分。这种语义特征的普遍性跟音系分析中区别性特征普遍性相似.不过语义特征要比区别性特征复杂得多.原因:1词汇数量众多,音位数量有限;2区别性特征可以根据语音的发音特征和声学特征来确定,其变化范围受人的发音器官的生理构造的限制,而语义特征所要分析的词汇系统是人类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反映,因而范围广,难以确定其语义特征的范围。好在具体的对比研究不必先对词汇系统中所有的词进行充分的成分分析后，再来进行词汇语义对比。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分析的语义场中的词来进行对比，比如颜色语义场、亲属关系、身体部位、烹调方式等语义场。甚至我们可以不必关心在分析中所拟定的语义特征是否具有普遍性，只要我们能确定这些语义特征能适用于分析两种语言中的某一部分词汇，并具有客观的标准（即能反映词汇所指对象的特征）。我们同样能以这些语义特征来作为对别的基础。4．2词汇形态学对比4．2．1词的定界1、词是句子中位置可以移动的最小单位。JohnsawBillBillsawjohnBill,Johnsaw但这种办法在汉语中不好使。比如，汉语中“算盘”“盘算”“平生”“生平”可以换但它们都是语素，不是词。2、词是其组成成分之间不容插入其它成分的最大语言单位。也就是不能扩展的语言单位。这第二种确定词的方法同样在汉语中不好使。例如:贵纸–贵的纸铁路–*铁的路有的甚至插不进什么单位：吃的看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提出了同形替代法，代表人物是陆志韦先生：吃饭鲫鱼做馒头鲤买包子鲑但同形替代法能力太强，把不是词组也拆成了词组，比如：白菜火车紫面水抢酸灰汽球青金油花辣糖牛龙由于同形替代法能力太强，所以陆志韦又提出了扩展法：原型扩展原型实例扩展实例AB(AC)B买书(买了)书白花(白的)花ABA(CB)买书卖(新书)AB(CA)B红帽子(浅红)帽子ABA(BC)走出走(出去)陆志韦的扩展法基本上解决了我们汉语确定词这个单位的问题，也解决了插入法和同形替代法不能解决的问题。221\n吃的–昨天吃的笔和墨–好些的笔和深色的墨来吧–来我家吧4．2．2词汇系统的形态特征对比语言的类型：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多式综合语这种类型对于词汇系统的总的形态构成特点对比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黏着语、屈折语等特点是词缀丰富，因而可以推断英语的派生词要比汉语多，而汉语接近孤立语，所以复合词比例在汉语中要比英语多。当然这种对比需要对词语进行统计分析。这种统计是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至今还没有人对汉英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做过统计对比。但根据下面的统计我们可以断定，汉语的单纯词不会少于16，7%。如果加上多音节的单纯词，汉语的单纯词恐怕不会少于20%。北京语言大学全日制十年制课本（20册）进行统计：音节数词条数百分比词次占总词次百分比单音节303616.7%25060666.89%双音节13.34173.4%11872831.69%三音节9435.2%35220.94%四音节8414.6%17610.47%五音节以上160.1%370.01%总计18177100%374654100%汉语单音节数量少活动能力强，几乎占总活动量的70%，汉语的双音节词数量多,几乎占总数的四分之三。派生词和复合词的比例没有统计出来，但可以肯定，汉语中的绝大多数词是复合词。英语大概派生词和复合词各占一半。4．2．3构词法对比对两种语言系统的形态构成特点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可以分别对这两个语言系统的派生词和复合词进行对比，找出它们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点。这种词汇形态的结构对比实际上是一种构词法的对比。派生词对比：派生词常用的构词手段有四种：加缀法、重叠法、变异法、减缀法。加缀法：是在词缀基础上的对比。按位置，词缀有前缀、中缀、后缀；按其语法功能，有名词性词缀、动词性词缀、形容词性词缀、副词性词缀；按其语义功能，有表示人的词缀、表示动作的词缀、表示形状的词缀等。根据这种类别，我们可以以位置为对比基础，对比它们在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的相同点和不通点；以语法功能基础，可以对比它们的位置和语义功能；以语义功能为基础，对比它们的语法功能和出现位置。派生的另一种办法是，运用零后缀。汉语不多，有“编辑、领导、干事、尿、解、坑、保、押（画个押）、梦（梦着你了）、舞、片（片成片）”，有标记的倒不少。英语一般认为是一个特别能产的构词法。汉语中大多数介绍汉语构词法的著作从来不把这当作汉语的一种构词法。因为英语中的转化指词类的转化。所以这种构词法是不是零后缀，在语言学界至今还存在着分歧。因为汉语是孤立语，词的语法功能并不依赖与词尾的变化形式，因而汉语中的许多词是兼类的，谈不上转化不转化。这一点要在对比中需要特别注意。至于其它三类构词法，我们可以对它们在两个语言中的构词能产性，结构类型，语义和语法功能进行对比。比如重叠构词法是汉语中比较能产的构词法，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都有一部分可以重叠。英语则很少用重叠法构词。又如减缀法，在英语中主要用来从名词中派生出动词，用得比较多，减去的是后缀，而在汉语中某些新型前缀的产生而产生的，用得不多。比如，由“科学（名词）”221\n借前缀“不”变成形容词“不科学”，然后减去“不”派生出形容词“科学”等。另一类常用的构词法是复合。复合有多种类型可分：按功能，有：复合名词、复合动词、复合形容词；按内部的组成成分有：名词词素+名词词素；名词词素+动词词素；名词词素+形容词词素；动词词素+动词词素；动词词素+形容词词素；形容词词素+形容词词素。如果各种词素换位置的话，还能出现几种形式；按组成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分，有：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等等；按组成成分的自由度，有：自由词根+自由词根；自由词根+黏着词根；黏着词根+自由词根；黏着词根+黏着词根等。我们可以以其中的一类为基础进行两种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点。除此之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还有几种构词法，即拼合法、截短法、首字母缩略法等，这只能在拼音文字语言中进行，没有普遍性。词汇形态学对比本质上来说，是属于语言形式对比，而语言形式具有较大的特殊性，不同的语言在形式上有较大的差别。如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进行对比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印欧语系内部来说也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同一种语言内部确定词缀也有很大的困难。这主要是历史演化造成的结果（两个变化形式是同一个词缀还是两个词缀有时很难判断）。汉语也是如此。虽然汉中词缀没有英语那么丰富，但也还是有词缀的。但首先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叫词缀的问题。有人说词缀是“一个虚语素，常为轻音，出现在词末，标示该词的语法功能。”根据这个标准汉语的词缀只有“子、儿、头”，因而有人把这两个叫做词缀之外，其余的称作“通常叫做后缀”的词尾。但是正如某些人说的那样，轻音既不是判断词缀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例如，汉语的“者”很多人都认为是比较典型的词缀，但它也不发轻音。而有的不是后缀的缺乏轻音，比如“扁担”中的“担”“拾掇”中的“掇”等。如果按虚语素这个标准确定汉语词缀的话，汉语的后缀都是由实语素转化而来的，它们的虚化程度都不一样，其中的许多还保留着实语素的功能，甚至主要是用作实语素，比如“手、鬼”等。英语比汉语好确定，但英语也有许多还处在过渡状态的语素。比如,man用在MadamChaiman中和用在下面的policeman前者语音发生变化，后者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man正处在过渡状态之中。总之，由于语言形态的特殊性，在具体的对比中要确定所对比的语素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对应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最便利的方法是语义作为对比基础，把两种语言中在于以上对应的词缀列出来，进行特征对比。比如汉语的“迷”和美国英语新产生的“-nik”进行对比，找出他们的适用范围、表达的感情色彩、何时翻译对等等问题进行对比。这里回过头来看一下词缀的问题。中国语言学界有很多人在研究有关词缀的性质问题。较有影响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庆株，一个是朱亚军。这两个人的观点基本差不多。马庆株认为词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性质：1词缀的分布特征是定位性；2词缀的语义特征具有范畴义。除了由虚词发展而来的词缀，其余词缀的意义都不是该语素的本义或基本义，而只能是后起的引申义；3由词缀构成的结构特征是模糊性，其内部结构关系只能说是黏附关系；4词缀有易变性，因而古今差异很大。朱亚军认为：1位置的固定性。词缀必须是定位的虚词素，它只能放在其它词素之前或之后；2语义的类属性。汉语词缀的类属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词缀具有类义功能，即词缀的范畴义；二是指词缀可以决定词的语法属性，即或肯定原词根所反映的词性，或改变原词根的词性。3221\n结构的能产性。能产性是指词缀在构造新词时具有一定的类化作用，一个词缀可以孳生大量的新词，除了某些叠音后缀不具备类化作用外，汉语里几乎看不到只依附于一个词根上的词缀。4结构的黏附性。词缀黏附于词根之上，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间一般不能插入其它成分，否则，不宜算作词缀，起码不宜算作十足或典型的词缀。5语音的弱化性。由于词缀原来的主要词汇意义的消失，它的读音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汉语中绝大多数词缀已不能构成重读音节了，其读音或多或少地弱化了。朱亚军的第四个标准和第五个标准是有问题的。但吸收其合理的内涵，并综合两个人的观点，我们可以确定现代汉语常见词缀的范围，这是为了搞韩汉词缀对比选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这里没有列出来。典型词缀：前缀：老-：老鼠、老末、老张、老虎阿-：阿姨、阿爸后缀：-子：粒子、桌子、胖子-巴：尾巴、泥巴、盐巴-儿：明儿、花儿、盖儿-家：孩子家、姑娘家、老人家-们儿：爷们儿、哥们儿、娘儿们儿类词缀：前缀：分-：分册、分厂、分店、粪堆、分会、分局、分校准-：准宾语、准词缀、准风月谈、准尉、准将总-：总工会、总公司、总导演、总医院、总指挥、总工程师伪-：伪军、伪宪法、伪政府、伪总统亚-：亚热带、亚硝酸、亚健康、亚纯函数可-：可贵、可鄙、可惜、可耻、可疑、客观、可靠不-：不道德、布法、不规则、不礼貌、不名誉、不人道多-：多功能、多品种、多侧面、多频道、多层次、多渠道高-：高效益、高速度、高竞争、高反差、高蛋白软-：软件、软包装、软科学、软任务、软人才、软着陆大-：大农业、大文化、大礼拜、大气候、大排行反-：反作用、反批评、反政府、反比例无-：无条件、无意识、无政府主义小-：小广播、小金库、小报告、小动作、小汇报后缀：-棍：赌棍、党棍、-家：发明家、批评家、音乐家、旅行家、书法家-界：科学界、文艺界、小说界、体育界、宗教界-迷：球迷、舞迷、电影迷、戏迷-师：裁剪师、机械师、建筑师、麻醉师、设计师-户：暴发户、个体户、关系户、专业户-论：多元论、反映论、方法论、天才论、条件论、万能论-牌：保守派、当权派、反动派、革命派、两面派、民主派-手：多面手、二传手、国手、吉他手、机枪手-性：公开性、建设性、可读性、思想性、指令性、艺术性、流行性-学：采访学、辞典学、关系学、广告学、语用学、哲学、政治学-员：管理员、陪审员、勤务员、联络员、播音员221\n-犯：盗窃犯、教唆犯、杀人犯、刑事犯、战犯、罪犯-夫：车夫、船夫、丈夫、更夫、匹夫、纤夫、樵夫、武夫-鬼：短命鬼、机灵鬼、懒鬼、淘气鬼、死鬼-生：医生、后生、先生-士：博士、硕士、医士、辩护士-徒：暴徒、歹徒、赌徒、匪徒、教徒、酒徒、叛徒、囚徒-子2：弟子、臣子、夫子、君子、学子、游子-别：国别、级别、类别、派别、性别、职别-处：长处、错处、短处、害处、好处、坏处、苦处、难处、益处-代：寒带、温带、热带、气候带、地震带、断层带、新风带-度：高度、进度、力度、密度、强度、热度、深度、湿度、速度-法：讲法、砍伐、说法、想法-份：年份、月份、省份、县份-观：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宇宙观、道德观、主观-理：病理、生理、物理、药理、伦理、乐理-热：汉语热、计算机热、气功热、书法热、跳舞热、养花热-坛：歌坛、论坛、排坛、乒坛、棋坛、球坛、体坛、文坛、影坛-题：导体、晶体、母体、固体、气体、液体、交替、抗体-线：战线、海岸线、贫困线、生命线、死亡线、国境线、封锁线-子3：分子、原子、电子、中子、质子、离子、粒子、量子-化：进化、退化、转化、净化、美化、形象化、现代化、大众化-族：上班族、追星族、休闲族、持股族-盲：机盲、法盲、舞盲、科盲-感：手感、质感、紧迫感、危机感、时代感、口感-型：微型、迷你型、外向型、开拓型、实干型这些是为韩汉语词缀对比而选出来的，除此之外，汉语当中还有好多词缀，比如动词词缀“-打，打点；-见，见告”；形容词词缀“-巴巴，干巴巴；-当，满当”；副词词缀“-而，反而；-自，暗自”，由简称演变过来的词缀“-大，电大”，由于汉语的类词缀是一种词缀和根词之间的中间单位，具有模糊性和渐变性特征，所以我们对词缀范围的确定不可能是穷尽式的一、汉语词缀的特点：1典型词缀少。汉语是属于孤立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利用词缀派生发布是不是主要的构词形式。因此汉语的典型词缀是封闭类，数量不多。我们认为汉语典型词缀前缀只有“老、啊”，典型后缀有“子（桌子）、头（石头）、巴（尾巴）、儿（明儿）、家（孩子家）、们儿（爷们儿）”等。典型词缀的显著特点是：A位置固定，黏附性强。前缀只能前附，后缀只能后附；语义虚化程度高。前缀“老-”没有“年岁大、陈旧”等意义，后缀“-子”没有“儿女、种子”等意义。因此“老人”的“老”跟“老虎”“老”不一样。我们还可以说“小老虎、小老鼠”等。“父子、瓜子”的“子”跟“嫂子、茄子、桌子”的“子”不一样；同样“秃头”和“烟头”不一样。2构词以双音节为主。这是跟类词缀相对而言的。双音化趋势是现代汉语的主要特点。典型词缀在汉语双音化进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汉语双音化有两条重要手段：一是多音节词语的减缩。例如“土地改革”—“土改”；“221\n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革”；“渔人得利—渔利”。这种方法至今还是产生新词的主要途径之一，例如：普及法律—普法；彩色电视机—彩电；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信访；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四化。一是单音节词的双音节化，例如，友—朋友、亲友；信—相信、信任、信件、书信等；目—眼睛。汉语里词缀的附加，很多情况下是为了双音化节律。在现代汉语单音节词双音化中词缀起到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例如，后缀“子”构成的“鼻子、脖子、身子”这里的词根现在都不能单说，有了后缀才能单说。“筛子、推子、锥子、盖子”等，这里的动词性词根加后缀变成了名词。“乱子、傻子、尖子”也变成了名词。3类词缀多。吕叔湘先生在谈及汉语类词缀的时候说“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还得加个’类’字，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汉语的类词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A意义还没有完全虚化，又是仍以词根的面貌出现。例如，类词缀“可”还可以组成“可不可爱”等；“宣传员、卫生员—员工”。可是意义没有完全虚化不等于还完整地保留原来的词汇意义。比如“小”组成“小广播、小金库、小报告、小动作、小汇报”这个“小”有|“非正式的、不一定合法的”等意义。这里的“小”只有“小”没有“大”，比如有“小报告、小广播”没有“大报告、大广播”，这说明意义已经有些虚化了。但有时候还有相对应的“大”，比如“小人物、小轿车、小家庭、小青年、小小说”，有“大任务、大轿车、大家庭、大龄青年、长篇小说”等。这说明，此时的“小”意义还很实在。类词缀的存在说明汉语的词根和词缀中间存在着一种过渡状态。B构词能力强，常构成结构相同的新词。类词缀“学”有“关于某一方面的学问”的范畴意义。构词能力极强。双音节词：光学、经学、美学、地学、农学、热学、史学、神学、医学、法学、哲学等等。三音节词：物理学、语言学、语源学、语音学、语义学、语法学、政治学、气象学、词汇学、民族学、音韵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生态学、生物学、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地质学、动物学、电工学、天文学、植物学、优生学、遗传学、统计学、海洋学、文艺学、伦理学、文字学、经济学、运动学、运筹学、形态学、校勘学、考古学、修辞学、仿生学多音节词：地球物理学、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可见后缀“学”具有非常强的构词能力，只要社会上产生新的“某一方面的学问或学科”，就可以附加它构成新词。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学”经常参与临时的修辞性构词，如“关系学、恋爱学、座次学”等。现代汉语次坠化倾向：现代汉语词的词缀化倾向跟类词缀问题紧密相关。汉语新词的词缀化倾向主要表现在典型的词缀和老牌词缀的构词能力增强，构词范围扩大以及产生大量的构词能力强的新型类词缀等方面。词缀化成为现代汉语产生新词的主要途径之一。新的词缀化倾向有以下鲜明的特点。A典型词缀和老牌词缀出现能产势头。过去典型词缀构词面和范围基本固定，随着汉语词汇的词缀化，一些典型词缀的功能产生了新的变化。例如“老”作为前缀历史悠久，形成了一批老族词。老+动物名：老虎、老鼠、老鹰、老鸦老+排行:老大、老三、老末、老么老+姓：老张、老王、老李221\n老+亲属词：老婆、老公、老兄、老第老+植物名：老玉米、老倭瓜老+称人语素：老财、老师、老乡、老总新时期“老”跟名词性语素的结合面大为扩大，其特征是后面的名词性语素大都是简称（通常是词语的信息焦点），其中有些已经约定俗成进入普通话，有些作为临时性用法在语言生活中使用。例如：已为普通话吸收的：老+外国人：老外老+记者：老记老+到农村插队的青年：老青临时性用法：老+国有大中型企业：老国老+三资企业：老三老+民营企业：老民老+私营企业：老私老+外资企业：老外在实际语言生活中，这种所谓“老缀新用”现象比比皆是，例如近年来在国内报刊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老+简称”的还有：老+公家的：老公（中国青年报）；老+便衣警察：老便（中国建材报）；老+编辑：老编（流沙河《仅有三只鸡》）；老+广东人‘老广（《燕赵都市报》）；老+左的思想严重的人：老左（《清明》）。这里的“老+简称”有时只能根据上下语言环境才能断定是什么意思，比如“老美”，有时指美国人，有时指美国；老乡（老+乡镇企业《光明日报》）。由一些老牌词缀原来构词能力较弱，在新时期构词能力增强，结合面扩大，例如,“-坛”过去主要用于文艺、体育两个领域（文坛、艺坛、体坛），现在构词范围扩大到文教卫生等部门，比如“医坛、教坛、科坛”等。此外使用领域由笼统到具体，如“足坛、排坛、泳坛、羽坛、棋坛、篮坛、乒坛”等等。B词缀的类化功能增强。构词上的类化是词缀的主要作用之一。带词缀的新词的词性呈类型化是汉语词缀化倾向的又一显著特点。例如，新兴词缀“-热”附加在名词、动词或短语后面，就使原来语言单位的性质转化成名词。名词+热：文化热、中国热、足球热、英语热、气功热、汉语热动词+热：美容热、出国热、投资热、减肥热、消费热、从政热短语+热：养花热、勤工助学热、旅行结婚热、茅盾研究热此外，后缀“热”还可以附加在名动兼类词后面，使之变成名词，如“旅游热、保险热、学习热”等。可见，上述语言单位后加“热”都变成名词，表示“某种吸引人的普遍流行的潮流”。这种类化作用具有相当强的词化功能。例如：双音节+热：集邮热、留学热、建房热三音节+热：太阳能热、办公司热、喜剧片热四音节+热：中国电影热、回归自然热、家庭养花热五音节+热：大学生经商热、农民学外语热六音节以上+热：法式宽松大衣热、夏令家常服装购销热其它新兴词缀“多-、软-、大-、-户、-族、-盲、-坛、-感”等，以其强大的类化作用使大量的不同词性的词语“名词化”，把表达短语内容的语言单位转化为词。总之，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语言的经济原则促使新型类词缀的类化功能大为增强。C三音节化成为类词缀构词的主流。词汇结构的双音化是汉语词汇的显著特点，但是，现阶段的汉语新词中大量产生三音节词，三音节格式出现了一种强盛势头。过去在汉语词汇双音化趋势中，词缀的重要作用是使单音词双音化。因此，汉语典型词缀所构成的派生词绝大部分是双音节词。可是，新兴的类词缀用“前缀+双音节”和“双音节+后缀”的格式，代替以往“前缀+单音节”“单音节+221\n后缀”的格式，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三音节化趋势。现在除了老牌词缀（包括类词缀）还能构成部分双音节新词外，新型词缀自由地跟双音节词结合成三音节词，并且在构词中排斥双音节格式。例如，老牌词缀，“-芒、-坛”：单音节语素+盲：文盲、色盲、法盲、舞盲、机盲单音节语素+坛：文坛、体坛、乒坛、足坛、排坛近来由“盲、坛”构成的新词出现了三音词现象，比如“冰舞坛”（与“舞坛”区别）、影视坛（区别于“影坛”）、“统战盲、外语盲”（这些词双音节的时候不好减缩），但“文盲、法盲、体坛”（文化—文、体育—体、法律—法，容易简省），但还没有突破双音节的传统格式。可是新兴词缀的构词格式与老牌词缀形成新明的对比。例如,“-户、-族、多-、软-”双音节词+户：专业户、钉子户、关系户、贫困户、万元户双音节词+族：追星族、工薪族、打工族、上班族、休闲族多+双音节词：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多头绪、多角度软+双音节词：软环境、软着陆、软指针、软任务、软包装总之，汉语词缀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词的词缀化倾向，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将直接影响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和演变方向。二、韩国语汉字词缀的特点A韩国语汉字词缀是他源词缀。B数量多。韩国语是黏着语，主要构词手段是以派生法为主，复合法为辅，所以词缀数量多，这正好跟汉语相反。汉语词缀统计各家都不一样，俞士汶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有“前接部分”“后接部分”相当于我们的前缀和后缀，例如:前接部分（9个）：啊：阿马、阿哥、阿六非：非线性、非法老：老大爷、老五伪：伪政权、伪操作、伪指令准：准平原、准词缀、准将超：超豪华、超高速过：过饱和、过氧化碳、过饱和物质微：微处理器、微生物后接部分（10个）长：部长、参谋长儿：盘儿、份儿、月儿、一点儿家：科学家、理论家、指挥家们：学生们、我们品：次品、一等品、产品、上品头：骨头、砖头、甜头、念头、上头性：可能性、必然性、技术性学：未来学、考古学员：操作员、技术员、管理员字：门子、身子、乱子、盘子马庆株先生的《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列出了130来个词缀，其中大多数都是类词缀。据我们统计，《韩国语词典》收录的汉字词缀共399个，其中前缀128个，后缀271个。从以上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很多汉字进入韩国语系统之后，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适应韩国语黏着特点，逐渐韩国化，其功能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较强构词能力的虚语素----词缀。这些汉字词缀逐渐同韩国语固有词缀出现功能分工，以满足韩国语的构词需要。C跟汉字词根结合面宽。第一种词缀是只能跟汉字词词根结合的。韩国语汉字词缀中，235个词缀（前缀62个，后缀173个）只能跟汉字词根相结合不能跟韩国语固有词相结合，例如：前缀：가（加）：加速度가（假）：假声明강2（强）：强行军경221\n(硬)：硬文学경（轻）：轻工业고（古）：古文书고（高）：高性能과（过）：过消费희（稀）：稀硫酸금(今)：今世纪난（难）：难工事내（来）：来学期后缀：가（家）：企业家가（哥）：金哥각（阁）：莲花阁간（刊）：隔月刊감（监）：教育监강（强）：二米强격（格）：冠形格경（顷）：十月顷계（系）：太阳系과（课）：业务课관（官）:执行官관（馆）：博物馆第二种韩国语汉字词缀中只有四个前缀是只能跟韩国语固有词词根相结合，例如：前缀49个，后缀47个。촌（村）：닭(村鸡)촌사람（农村人）공（空）：공돈（白得的钱）공것토（土）：토마루（土地板厅）토반자（土天棚）왜（倭）：왜갈보（妓女）왜떡（用米面或白面做的饼干）第三种韩国语汉字词缀还有既能跟固有词词根结合，又能跟汉字词词根相结合的，比如：前缀：（8个）각(各)：各方面각살림（各自生活）；（角）：角时计각기둥（角柱子）객（客）：客食口객소리（没有用的话）；구（旧）：旧时代닥다리（旧东西）后缀：（23个）가（歌）：爱国歌베틀가（织布机歌）；간（间）：父子间이웃간（邻居间）객（客）：观览客나들이객（串门客）；공（工）：技能工벽돌공（砖瓦厂工人）第四种词缀是既可以跟汉词词根结合，又可以跟外来词词根结合的，比如：강（强）：强大国강편치PUNCH；냉（冷）：冷麦酒냉커피가（街）：贫民街패션가（流行服装街）；계（界）:出版界패션계服装界第五种是既能跟汉字词词根结合，又能跟固有词词根、外来词词根界的词缀。건(干)：干电池건빨래（干洗）건빵（携带方便的面包）난（栏）：经济兰어린이난（孩子专栏）스포츠난（体育专栏）通过上面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语汉字词缀只有四个排斥汉字词外，其余的都能跟汉字词结合构成新词。其中有些词缀虽然还能跟外来词结合，但这种结合到底还是非常有限的。这说明汉字词缀更倾向于跟汉字词结合，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来源于汉语的缘故，是属于汉字词汇的构成要素。至于极少数汉字词缀能跟外来词结合，可以说现阶段还是特例。能跟汉字词缀结合的外来词必然是在韩国语中普遍使用的频率相当高的词。D构词能力强。跟汉语的词缀相比韩国语汉字词缀构词能力强。这大概是韩国语主要靠派生法构成新词，汉语主要靠复合法构成新词的缘故。据我们统计，韩国语汉字词缀可分为三个档次。第一级为构词100个以上的，共有46个前后缀，占整个汉字词缀的11.52%。汉语中还没有这么高构词能力的词缀。第二个级别构词100个以下5个以上的汉字词缀，这类词缀共有300，占整个汉字词缀的75.18%，是韩国汉字词缀的主体。第三个级别是构词5个以下的词缀，这类词缀共有53个，占整个汉字词缀的13.28%。221\n三、中韩汉字词缀的对应关系韩国语汉字词缀是“他源词缀”，而汉语词缀是“自源词缀”，因此在来源上讲它们又是通源词缀。它们都可以用汉字转写，并且具有相似的结合关系和语义特征。韩国语汉字词缀属于汉字系统，只有极少数能跟外来词或固有词相结合，因此它们的源头归根结底在中国汉字或汉字词。汉语的典型词缀使用历史长，语义虚化度高，因此，跟韩国语汉字词缀不能构成范畴义上的对应关系。例如，汉语的“-儿”韩国语的“-아”(儿)-儿：盖儿、塞儿、尖儿、黄儿、根儿、短儿아1（이린아이를나타내는말)：신생아/우량아/기형아/미숙아/사생아(2사나이를나타내는말)풍：운아/기린아/반항아/부랑아（浮浪儿）/이단아通过上面的范畴义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儿”没有实在的原义，而韩国语的“儿”仍然保留着“指人的原义”。韩国语也有“桌子、箱子、帽子”等说法，但这些都是古代从汉语中接过去的词汇，其中的“子”没有构词能力。与此相反，汉语的“子”却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比如“旗子、胖子、靶子、被子、杯子、饺子、剪子、尖子、牌子、小子、竹子”等。从词缀的形义搭配上讲，中韩词缀之间的对应关系集中反映在两者的“同形词缀”上面。所谓同形词缀指可以写成相同汉字的中韩词缀，例如韩国语的“다/수”可以写成汉字“多、手”。由于上述原因，在韩国语和汉字词缀里，即同形又有语义对应关系的只能是汉语新兴词缀的类词缀。因为韩国语的汉字词缀和汉语新兴类词缀都三音节占优势，所以中韩同形派生词基本上是三音节词。下面以词缀的范畴义为基础描写分析中韩词缀的对应关系。词根的语素义和词缀的语素义（范畴义）之间呈现渐变的过渡状态，并且中韩词缀语义之间的关系有错综复杂，呈现相互交叉现象，因此我们的分类只能是粗线条的，相对的。A范畴义基本相同的中韩同形词缀。中韩同形词缀大部分具有同源关系，因此语义方面必然相同，如,中韩同形词缀“-高”，都来自形容词性实语素“高”，都有“在一般标准或平均程度之上”的意义。但是，它们又毕竟属于不同的语言，受各自语言系统的制约，因此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同义关系，也不可能派生完全相同的同形词。这就是说，中韩词缀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同形同义词缀。同形近义词缀指范畴义基本相同，并且可以派生一部分同形同义或同形近义词的词缀。中韩范畴义基本相同的同形词缀列举如下：前缀：-准：范畴义“程度上不虽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的”准将、准平原、准尉、准词缀、准宾语韩国语“准”表示的范畴义“附加在部分名词前面，表示具备与之相称的作用或资格”准教师、准决胜、准预算、准平原、准会员汉语总-：范畴义“全部的、全面的；为首的、领导的”总工会、总领事馆、总医院、总指挥、总工程师、总攻、总动员韩国语总-：范畴义“附加在部分汉字词前面，表示全部的、共同的”总攻击、总选举、总生产量、总监督、总动员在上面的中韩同形前缀中，虽然对“准-、、总-”221\n的范畴义《韩国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并且两者可以派生“准平原”等同形同义派生词；“总”的情形也一样，两者不仅范畴义基本一致（只是《韩国语词典》的定义里缺少“为首的、领导的”内容），而且也可以派生“总动员”等同形同义派生词。此类还有：汉语亚-：亚热带、亚纯函数、亚硝酸韩国语亚-：亚热带、亚高山岱、亚硫磺汉语大-:大农业、大礼拜、大气候、大排行韩国语大-：大学者、大成功、大家族汉语多-：多功能、多品种、多侧面、多频道、多层次、多渠道韩国语多-：多国籍、多细胞、多收获汉语高-:高效益、高速度、高竞争、高反差、高蛋白韩国语高-:高性能、高所得、高强度、高技术、高技能、高气压汉语反-：反作用、反批评、反政府、反比例韩国语反-：反改革、反独占、反文化、反物质、反民主、反腐败汉语无-：无条件、无意识、无政府主义韩国语无-：无价值、无神经、无条件、无消息、无关心汉语非-：非导体、非金属、非电解质、非晶体、非卖品韩国语非-：非居住地、非经济、非公开、非公式、非金属汉语半-：半导体、半成品、半封建、半流体、半文盲韩国语半-：半空中、半寄生、반나절(大半天)、半空日汉语超-：超自然、超现实、超阶级、超低温、超短裙、超短波韩国语超-：超现实、超简便、超强硬、超强势、超高价这类前缀数量很少，只有11队，占整个汉字词缀的2.7%。后缀：汉语-士：范畴义“指某些技术人员”博士、硕士、医士、护士、技士、助产士韩国语-士：范畴义“具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或在其职位的人”技能士、辩护士、看护士、鉴别士、机关士汉语-派：范畴义“立场、见解或习气相同的一些人”党派、学派、保守派、当权派、反动派、革命派、强硬派、反对派、主流派韩国语-派：范畴义“表示具有相同性质的人构成的分支”反对派、强硬派、个性派、观望派、激进派、主流派、保守派上面例子里的中韩两对词缀范畴义基本相同，所构成的派生词中也存在同形同义词，不过，这类词缀的对应有强有弱。例如，词缀“派”中韩可以构成“保守派、强硬派、反对派、反对派、主流派”等大批同形同义派生词。相反词缀“士”构成的中韩派生词对应的较少，韩国语的“辩护士、看护士”在汉语中分别说“律师、护士”，而汉语的“博士、硕士”在韩国语中不是派生词，“技士”在韩国语中指“司机”。这一类后缀还有：汉语-手：多面手、二传手、国手、吉他手、机手韩国语-手：消防手、外野手、运转手、攻击手、喇叭手汉语-犯：罪犯、主犯、盗窃犯、惯犯、教唆犯、杀人犯、刑事犯韩国语–犯：暴力犯、强盗犯、政治犯、经济犯、过失犯汉语-学：采访学、辞典学、关系学、广告学、语用血、政治学、哲学韩国语-学：言语学、未来学、历史学、经营学、经济学汉语-别：国别、级别、派别、性别、职别221\n韩国语-别：产业别、职业别、能力别、男女别、种类别汉语-带：寒带、温带、热带、气候带、地震带、断层带、信风带韩国语-带：火山带、时间带、高山带、灌木带、气候带汉语-感：手感、质感、紧迫感、危机感、时代感韩国语-感：义务感、优越感、生动感、距离感、敬意感汉语-型：微型、迷你型、外向型、开拓型、实干型韩国语-型：流线型、自由型、低价型、折中型汉语-度：高度、进度、力度、密度、强度、热度、深度、湿度、速度韩国语–度：安全度、精确度、感光度、倾斜度、难易度汉语-观：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审美观、宇宙观、道德观、主观韩国语-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这类词缀还有“员、者、师、界、论”，这类对应词也不多，共有16队。占整个汉字词缀的4%。范畴义基本相同的前缀和后缀共计27对，占整个韩国语汉字词缀的6，7%。B范畴义不同的同形词缀这是严格的共时层面的分类，即考察时不考虑汉字的历史关系。前缀：汉语伪-：范畴义“不合法的；窃取政权、不为人民所拥护的”伪军、伪宪法、伪政府、伪总统韩国语伪-：范畴义“表示假的”伪关节、伪文书汉语软-：范畴义“质地较软的；非硬性的”软包装、软科学、软任务、软人才韩国语软-：范畴义“表示柔和而浅淡的”软粉红、软绿色、软红-这类只发现两组，占整个韩国语汉字词缀的0.5%。在上面的例子里，“伪”的范畴义尽管在于“真”相对的“虚假”义上有一定的历时联系，但在汉语前缀“伪-”的语义抽象化，专用于“不合法”义。韩汉语的“软”语义的范畴化方向完全不同，汉语前缀“软”的意义抽象化为“非硬性的（可视）”，而韩国语的“软”却用于颜色，表示“柔和而浅淡”，属于通感造词。后缀汉语-生：范畴义“指某一类人”医生、后生、先生韩国语–生：范畴义“指某一个时期出生的”1928年生、98年生范畴义“表示已经生长的年数、年轮”8年生、1年生范畴义“表示某一届的学生”육사8기생（陆军士官学校8期生）汉语-处：范畴以“表示抽象的地方”长处、短处、害处、坏处、苦处韩国语–处∶范畴以“表示受理某种业务的部门或机构”保管处、法制处、教务处汉语-热：范畴以“表示社会上形成的某种热潮”汉语热、计算机热、气功热、书法热韩国语–热：范畴义“表示对某种事情热情高”就职热、向学热；这类后缀也很少，只有3组，占整个汉字词缀的0.7%。这一类中，韩国语有两个“生”（前两个）都是韩国语里的独特用法，而汉语“处”的“221\n抽象的位置”义派生的口语词“长处、短处”等是汉语所独有的。汉语后追“热”相当的后缀，韩国语用外来语boom，比如“汉语热”韩国语就说“中国语boom”，韩国语的boom还可以独立使用，例如“붐이일다（刮起某种热、出现-热）”范畴义不同的前缀和后追，合计共5组，占整个汉字词缀的1.2%。C范畴义部分相同的同形词缀范畴义部分相同，指汉韩词缀的范畴义具有某种共性，所派生的词也有同形同义的，但大部分派生词不对应或属于不同的词类。前缀汉语-不：范畴义，加在名词或名词性语素前面构成形容词。不道德、不规则、不礼貌、不名誉、不人道韩国语–不：范畴义，黏附在部分汉字词前面表示否定。不自由、不适当、不等式、不道德-不：范畴义，黏附在部分汉字词前面表示否定。不诚实、不完全这一组里与汉语的“不”相对应的韩国语前缀有两个。汉语的“不”构成的派生词都是形容词，因此前面可以加“很、太”等程度副词，如“很不道德、太不人道”等，而在韩国语里两个“不”构成的都是名词。后缀汉语-家：范畴义，“经营某种行业的人家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农家、渔家、船家、东家、行家-家：范畴义，“掌握某种专门学识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专家、划价、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韩国语–家：范畴义，“表示专门从事某方面工作的人”小说家、企业家-家：范畴义，“表示某方面很熟练的人”雄辩家、经纶家-家：范畴义，“拥有很多的人”财产家、藏书家-家：范畴义，“某种方面比较突出的人”爱烟家、爱好家这类词缀还有，“性、族、体、线、子、徒、化、法、夫”。汉语-夫：范畴义，“从事某种体力劳动的人”车夫、船夫、更夫、匹夫、纤夫韩国语–夫：范畴义，“黏附在部分汉字词后面表示从事某种职业的男子”杂役夫、清扫夫、潜水夫这一类后缀共10组，占整个汉字词缀的2.5%。以汉语的“性”和韩国语的“性”相比，汉语有三种范畴义并且有三种词性的派生词，是一种跨类词缀，但韩国语只有一种范畴义并且都是名词性的。中韩同形词缀共计43个，占整个汉字词缀的10.78%，其余为中韩异形词缀，共有356个，占整个汉字词缀的89.22%。可见尽管中韩汉字词缀虽有同源关系，但是词缀间的对应是相对的，绝大部分中韩汉字词缀呈现词缀与词根，词根与词缀，词缀与词之间的多层面的交错对应关系。D关于中韩异形词缀221\n中韩词缀除上面说的之外都不同形，这类词缀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韩国语中是词缀，在汉语中不是词缀。前缀：가（加）가（假）각（各）각（角）강（强1）강（强2）객（客）건（干）경（硬）경（轻）고（古）공（空）과（科）희（稀）구(旧)귀（贵）금（今）난（难）남（男）내（来）냉（冷）폐（弊）페（废）피（被）해（该） 현（现）호（好）　후（后）　　后缀:가（哥）가（街）가（歌）가（价）각（阁）간（刊）간（间）감（感１）감（感２）감（监）강（强）객（客）격（格）경（顷）계（计）계（系）고（高）고（膏）공（工）공（公）과（科）기（机）기（器）난（栏）담（谈）당（堂）당（当）대（台）댁（宅）도（岛）도（图）도（道）동（洞）량（量）汉语中是词缀，韩国语中不是词缀。郭良夫等学者认为“第－、初－”是典型词缀，而马庆株先生认为他们是序数助词。在韩国语里“第－、初－”是当作词缀的。马先生认为，“们”是表复数的助词，而不表示复数的“们”总是儿化的。如“爷们儿、娘们儿、哥儿们儿、姐们儿”。“们”表示复数的时候是复数助词，不表示复数的“们”在韩国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异形典型词缀：阿－（阿姨）；－巴（尾巴、泥巴、盐巴）；－们儿（爷们儿）异形类词缀：可－（可贵、可惜、可耻、可疑、可观、可靠）；小－（小广播、小金库、小报告、小动作、小汇报）；－棍（赌棍、党棍）；－迷（球迷、舞迷、电影迷）；－户（暴发户、个体户、关系户、专业户）；－鬼（短命鬼、机灵鬼、淘气鬼）；－份（年份、月份、省份、县份）；－理（病理、生理、药理、乐理）；－坛（歌坛、体坛、排坛、文坛、影坛）；－盲（机盲、法盲、舞盲、科盲）总之，中韩汉字词缀的这种关系反映两种语言和文化的不同特点。在汉语里“王”是自由语素，在“为首的”义上，可以构成“蜂王、蚁王、猴王”等，而韩国语的“王”前缀，表示“同类中特别大的”之义，它的构词能力特别强“王蚂蚁、王大虾”4．3词汇语义学对比4．3．1词汇的理据性对比词的表达形式跟词义之间有时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我们可以在这些表达形式中推断出词的含义，这就是所谓的词的理据性。词的理据性可以说有四种：1语音理据；2形态理据；3语义理据；4文字理据。语音理据：表现在词的语音形式跟词义的联系上。具有语音理据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拟声词。汉语的“鹅、呼呼、咚咚、轰隆隆、嘀嗒嘀嗒”等。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语言使用何种语音形式表示何种客观现象。也可以反过来以客观现象为基础对比两种语言所采用的语音形式。形态理据：指可以通过对一个词的形态构成进行分析而获得词义。显然具有形态理据的都是复合词。通过对某类语义场的事物进行形态理据的对比，最终我们可以得出哪种语言形态理据性强。索绪尔认为德语的形态理据性高于英语，汉语是形态理据性最差的语言，是词汇语言。现代汉语跟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有较高的形态理据性这跟新兴的词缀的运用和复合词的增多有关。但还是比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理据性差一些。这跟词缀的数量不多有一定的关系。文字理据：指文字的书写形式与词义之间的联系。这主要跟使用表义221\n文字的语言有关语义理据：是借助词的基本语义的引申和比喻获得的。一、词义的引申：词义的引申常见的有如下几种。1、因果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比如，“记忆”原义是把事物的印象保持在脑子里，引申义是指保持在脑子里的事物的印象。也就是说，对事物的印象是记忆行为的结果，记忆行为则是记忆结果形成的原因。摆设，本义是把物品按审美观点暗房，引申为按审美观点安放的物品。2、时空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时间和空间的联系。例如，“左右、前后”原义都是空间方位，引申义则是指与特定时间稍早或稍晚，由空间引申到时间。3、反正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相反或相对的联系。例如，“骄傲”原义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引申为自豪，这是褒贬对立。4、实虚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实在意义和虚化意义的联系。例如，“被”披风，引申为遮盖，再引申为遭遇，最后引申为被动意义。5、动静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事物和涉及该事物的行为的联系。例如，“导演”原义是指组织和指导排演或拍摄工作，引伸义是指组织和指导排演或拍摄工作的人。由行为引申到实行行为的人。这类例子还有“编辑、领导、干事”等。相反的例子是“锁、锄、犁”等本意是指事物，引伸义为使用这些事物所进行的行为。6、状所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有性状和具有该性状的事物的联系。例如，“香”原义是好闻的气味，引伸为能发出好闻气味的细条，这是从性状引申到具有该性状的事物。再如“蓝”本是一种事物，由此引申出用该事物制作的蓝色，这是从事物引申到该事物所具有的性状。7、同属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同属于一个语义类别。例如“女人”原义是一般女性成年人，引伸为专指“妻子”。再如“火花”原义是指灯花，引申为所有迸发出的火焰。8、同感引申：原义和引申义之间在心理活动中感觉相同。例如“香”原义是好闻的气味，引申为好味道，由嗅觉引申到味觉。再如“酸”原义是指味道酸，引申为心里酸。味觉的酸和心情的酸在心理感觉上相同。二、词义的比喻。词义的比喻有如下几种。1、同形相喻：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在形状上相似。例如“伞”原义是指遮雨或遮太阳的用具，比喻义是指像伞的东西，因二者同形而派生出新的意义。2、同用相喻：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在作用上相似。例如“熔炉”，原义是指熔炼金属的炉子，比喻义是指锻炼思想品质的环境。再如“烟幕”，原义是指因燃烧而造成的烟雾，烟雾可以模糊人的视线，因而可以比喻掩盖真相或本意的言语行为。3、同位相喻：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在事物所处的位置上相似。例如“头”原义是指脑袋，比喻义是指物体的顶端或末梢。因为脑袋也处于身体的一端。4、同质相喻：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在性质上相似。例如“浪花”，原义是指波浪激起的回溅的水，比喻义是指生活中的特殊片断或现象。再如“画卷”，原义是指成卷的轴形的画，比喻义是壮阔的自然景色或动人的战斗场面。5、同所相喻：原义和比喻义之间在事物和它的性状上形似。例如“铁”原义是指坚硬不易打断的金属。由此派生出“坚硬、坚强、坚定不移”这些比喻意义。由于这两个比喻义就是从“铁”221\n本身具有的性状上派生出来的。所以称为同所相喻。韩汉语拟声词对比一、拟声词的意义与形式的关系词都有一定的语音形式，语音形式是词义的物质载体。词义的构成因素依附于词义，没有一定的语音标志。但是拟声词是一种较特殊的词，它的意义是所摹拟的事物的声音。一定的语音形式就是一种声音，而形式本身就已标志着声音的某些特征。因此拟声词在意义与语音形式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构成拟声词词义的某些因素在语音形式中能得到反映，而这一点在韩汉语中表现不同。1韩国语拟声词的意义与形式的关系韩国语元音、辅音与词义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先看一下下面的例子。a천장에서물방울이똑떨어졌다.“嗒”地一声，天棚上滴下来小水珠b먹물이뚝떨어지며피였다.“嗒”地一声，落下一大滴墨水洇湿了纸面。上面的例子中，韩国语用元音变化表达了两个水珠的不同大小。前面的表示小，后面的表示大，而汉语都用了相同的拟声词，至于两个水珠的大小只能靠语言环境来把握。再看一下下面的例子。문이덜걱닫겼다.문이덕꺽닫겼다.문이덜컥닫겼다.咣当一声，门被关上了。韩国语中的三个拟声词都表示门被关上的声音，它们的意义区别在于声音轻重的不同上。前者比后者弱一些。这种差别是由辅音的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来表示的。这种意义与声音之间的联系并非是随意的，而是跟韩国语的表义手段紧密相关。韩国语元音是以开口度和响亮度区分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阳性元音倾向于表示“明、轻、小、锐、薄、快、弱”等等诸方面意义；阴性元音倾向于表示“暗、重、大、钝、厚、慢、强”等诸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韩国语的阳性元音和阴性元音表示对立的相反的意义。韩国语辅音有送气和不送气、松音和紧音的对立。送气音跟紧音、松音相比，表示的意义更强一些、重一些。在表示强度方面：送气音〉紧音〉松音。这种用元音的对立和辅音的对立来表示不同的意义这是韩国语固有的表义手段。辅音g和o在表义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对立关系当中。带g韵尾的拟声词都表示“短促”的意义，而带o韵尾的拟声词都表示震动的意义。由于韩国语付给了元音和辅音这种表义功能，所以在组合成音节表示客观声音时，意义与形式的配合趋于一致。拟声词表示的某些意义，比如声音的轻重、力量的强弱、事物的大小、颜色的深浅或性质的明暗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由语音形式，即由元辅音直接表示出来，也就是说，韩国语拟声词可以通过形式固定或限定意义，因此韩国语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2汉语拟声词意义与形式的关系跟韩国语相比，汉语拟声词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相对不密切。看一下下面的例子。a他像水鸭子似的扑通一下跳进水里그는물오리처럼물속으로탐방들어갔다.b卢嘉川立刻普通跳到海里去捞橹로가천은노를건지려고텀벙바다속으로뛰어들어갔다.221\n以上两例中的“扑通”都是人入水时发出的声音。第一个例子中的“扑通”由于人像水鸭子似地动作轻盈，入水的力量不很强，声音不可能很大，后一个例子中的“扑通”是人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入水，其入水动作很重，所以声音较强。a扑通：+人、+入水、+弱、+轻b扑通：+人、+入水、-弱、-轻上例中的汉语拟声词语音形式相同，意义却有差别，这种差别在形式上是没有体现出来。而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拟声词却有形式上的区别。汉语的辅音系统也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对立，但跟韩国语相比区别意义色彩的功能较弱一些。a他咣当一声关上了门他哐当一身关上了门b导火线嗞嗞地燃烧（不送气音）导火线嗤嗤地燃烧着(声母为送气音)c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不送气音）他们嘁嘁喳喳地说着什么（送气音）A、b、c中的两个拟声词都表示模拟相同事物的声音，虽然语音形式不同一个送气、一个不送气，但表示的意义没有设么区别。汉语中辅音ng，在拟声词中具有较固定的表义功能，表示震动意义，如“轰、当”都是带有震动意义的拟声词。从以上几个拟声词来看，汉语的拟声词在意义与形式的联系上有别于韩国语，汉语元辅音很少负有表义功能，尤其是表示较具体、细腻的意义的功能，不象韩国语可以使意义固定在某个元音或辅音上，而是以完整的组合形式音节作为意义的承担者，从而减少了形势对意义的限定，所以具体意义与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二、语境对词义的影响拟声词对语境的依赖性强，尤其是汉语更是如此。下面考察一下语境对韩汉语的影响。1语境对韩国语拟声词意义的影响a啪、啪、啪，一个嘴巴、两个嘴巴，一连几个嘴巴重重地打到道静脸上짝,짝,짝,도정의창백해진얼굴에느련이어몇개의주먹이들어갔다从例句的上下文描述来看，比如动作幅度的描述“一连几个嘴巴”，表示动作幅度是很大的，因而可以知道，发出的声音是一种强而响亮的音。韩国语的拟声词中有潜在的表义因素，用紧音表示力量之重，阳性元音表示声音的响亮，这些因素在语境之中得到显化。因此我们可以说韩国语中，语境能具体地衬托出拟声词的意义，并起到强化作用。但离开语境也不是不行的。2语境对汉语拟声词意义的影响语境对汉语拟声词的影响，尤其是对具体意义的构成影响是较大的。其中语境里的声响描述和动作行为的描述对拟声词意义的补充影响较为明显。汉语拟声词在声音的轻重、强弱、明暗等方面缺少形式标志，仅依靠音节难以区分，所以往往靠对声响的描述或动作行为的描述手段表现出声音的差别的。a“笃笃，笃笃”，敲门声细细的、轻轻的。上两例是借助形容词“细细的、轻轻的”表现“笃笃”声轻这个意义。b一个会员在他的太阳穴上狠狠揍了一拳，他的脸皮呱唧一声。“呱唧”一词本身概括着“强、弱”两种不同的声音意义。“狠狠”221\n描述动作力量很强，因此拟声词“呱唧”具有了表示很强的声音意义，即具有了“强”这种声音意义。总之，汉语拟声词的意义比韩国语更为抽象概括，一个汉语拟声词可以概括表示多种声音，也可以概括表示不同轻重、强弱的声音，所以对语境的依赖性比韩国语大，而韩国语则用不同的元音变化和辅音变化来表示声音的强弱、轻重、明暗等等意义。汉语拟声词借助语境表示较具体的意义，有如下几种情况。1、借助文中的形容词：a“当、当”，苦梾树上的铜钟响了，声音闷闷的，但传得很远。b“当—当—”宏亮的钟声划破了寂静的黎明。上面例子中的形容词“闷闷、宏亮”分别描述了音色的暗淡和明亮的一面，同时补充了拟声词意义因素，前者具有暗的意义，后者表示“明”（朗）这种意义。2、借助文中的副词：a他终于想起衣袋里的洋火，“嚓”一下，划着时声音格外响。副词“格外”表现“嚓”声响重这个含义。3、借助文中的名词：a扑通！扑通！两个水桶掉进井里了。b一只青蛙扑通跳进水里。上面两个句子的拟声词相同，但发出响声的名词不同，靠这个名词我们就能区别这两个响声的轻重。4、借助文中的动词：a哥哥嘿嘿憨笑着又同母亲开起了玩儿笑。（嘿嘿–贬义+张嘴–开口度大）b贺玉梅嘿嘿冷笑道：“”（嘿嘿+贬义+张嘴–开口度大+鼻音）c王晓东顿时一身哆嗦，嘿嘿傻笑着。（嘿嘿+--贬义+张嘴–开口度大）d田大道嘿嘿干笑着，不言声了。（嘿嘿+贬义+张嘴–开口度大）4．3．2词化程度对比某个概念用一个词表示叫词化程度高，用一个短语表示则词化程度低。某个概念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叫做综合性表达法；如果用一个短语来表达，叫做分析性表达法。任何语言都有综合性表达法和分析性表达法，有时某一种概念这两种表达法同时并存。比如汉语的“使生活丰富”和“丰富生活”等。英语这种用法更多。要对比两种语言作整体上的词化程度对比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作为第一步，我们可以先选择某一个语义领域中的表达法来进行对比。本书作者选了中国学生学英语时偏误比较多的“使役性”表达法进行了对比。他发现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该用综合性表达法的时候，过多地使用英语的“make+宾语+补足语”这一分析性形式的现象，所以对这两种语言对使役法这一概念的汉英词化程度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英语用综合性表达法表达使役式程度比汉语高，英语用一个动词表达使役式的时候汉语常用一个短语去表示。英语表示使役关系的综合性表达法主要有两类。A一类是由词缀en-\-en\-fy(-ify)\-ise(-ize)等构成，en-enfich使丰富；丰富enable使能够-enfrighten使吃惊、使害怕；吓唬（某人）soften使变软、使便柔和-fybeatify使变美丽；美化（环境等）221\nintensify加强petrify使变成石头，使石化-izemobilize动员modenrnize使现代化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有些综合性表达法汉语只能用分析性表达法来表示。这说明在这一方面汉语的词化程度没有英语高。B英语中可以表示使役关系的另一个综合型表达法是，用一些单纯词或不含有上述典型表示使役关系的词缀的派生词。这些词表达的意思在汉语中有些有对应词，有些没有对应，只能用分析型表达法来表示。Annoy使生气；惹恼Bore使厌烦Disappoint使失望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也可以看到，汉语表示使役关系的表达手段主要有三种；1将“使+宾语+补足语”这一结构中的用作补足语的形容词直接当作动词用，从构词学的角度讲，采用词类转化的方式。如，使丰富—丰富使繁荣–繁荣；2形容词后面加上“化”：美–美化绿–绿化“化”还可以加在名词后面，比如，工业–工业化现代–现代化3采用复合式构词法，一般是动词加形容词，比如，动词“加”和形容词“强”组合成“加强”，这类还有“提高、加深、加高、减轻、减少、加固”等等。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到汉语中好多没有跟英语那样的综合型表达法。这些就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英语为什么过多地使用英语分析型表达法来表示使役关系的主要原因。4．3．3语义场对比词与词之间在语义上表现出来的聚合关系，使我们有可能区分出不同的词汇语义场，并对两种语言中相应的语义场进行对比。语义场的划分、研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进行。宏观角度，像某些人划分《圣经》词语的语义场那样划分语义场（事物、事件、性状、关系）。微观角度加以研究，就是对某一具体的核心语义场中的词进行分析，找出这些词项的语义特征。宏观分析侧重于词汇的结构，微观分析则侧重于具体词项之间的细微差别。语义场对比也可以微观、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微观角度：微观角度对比主要对比两种语言相应语义场的词项都用哪些语义特征来组成这个语义场的。进行的步骤是：1先列出两种语言相应语义场中的所有词项；2用一套普遍适用于描写所有语言的符号来表示每个词项的具体所指范围或运用范围；3综合分析这些词项的语义成分，推断出一套能将这些词项之间的语义差别区分开来的语义特征；4观察各种语言对这些语义特征的运用情况，找出这些语言在这一语义场中的词项特点。下面看一下英、汉、韩三种语言亲属语义场对比：被称呼者被称呼人性别被称呼人年长与否称呼人性别男女长幼男女英语brother+--------sister+--------221\n汉语哥哥++----弟弟++----姐姐++----妹妹++----韩语++++++++++++++----++--------+----《韩汉语亲属关系词对比浅谈》一、称谓和称呼称谓是表示人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或职务、身份的名称。称呼是面对面呼用的表示彼此之间关系的名称。汉语和韩国语的亲属词都有称谓和称呼的分工。称谓词多在向别人介绍或提及自己的亲属时使用。例如“ａ昨天我婆婆来了ｂ妈，您来了？”这里的“婆婆”是称谓词，“妈”是称呼词。当然有时候，称谓词和称呼词可以是通用的。无论汉语还是韩国语称谓词都有称谓明确的特点。不同亲属都用不同的称谓词表示，互不混淆。而称呼词所指则很少单一，大多数称名字或依赖语境表达。有一些词具有模糊性。例如，自己的亲哥哥、堂哥哥、表哥哥都聚在一起时，称呼“哥哥”所指模糊。韩国语也是如此，这时汉语只能用前附排行或姓名的办法加以区别。如：三哥、振武哥等等。韩国语则多用前附排行或住址、单位等办法加以区别。如“四哥、延吉哥哥。吉大哥哥”等等。韩国语不能前附名词来称呼哥哥，因为这是对哥哥的不尊敬。　　汉语和韩国语在面对面称呼亲属时，方法大致相同：ａ有专有称呼词；ｂ称呼称谓词；ｃ称呼姓名；ｄ借孩子的身份称呼。　ａ专有称呼词汉语有“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婶婶”。韩国语有“爷也、奶奶、三寸、外三寸”等等。ｂ不少亲属词称谓和称呼不分。比如汉语“我姑妈教我的”“姑妈，您还没睡？”韩国语也是如此。比如“이모가오늘온다””이모,몸，조심하세요”ｃ上辈对下辈，长者对幼者，汉语和韩国语都称名，如“祖父称呼孙子、父亲称呼女儿、个个称呼弟弟（但也可以称呼排行）、伯父称呼侄儿”等等。ｄ上辈对下辈，长者对幼者，如果对方年龄较大或有了子女之后，为尊重对方不称呼姓名，而是借助对方子女或自己子女的姓名称呼。比如汉语“小亮他爹、秀花他叔、狗子他妈”，韩国语也是如此。二、韩国语亲属关系的“寸数”计算法寸数计算法是韩国语用来计算亲属关系的特有方法。它用几何学原理来计算亲属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用很规则的几何图形来表示：ａ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人，每一个数字表示“寸数”，每一条实线表示生育关系，每一条虚线表示寸数所指对象。ｂ寸数所指关系都是双向的，没有单向的。如“221\nＡ１是Ｂ２三寸叔父，Ｂ２是Ａ１的三寸侄儿”。XABABABABAB对ｃ寸数的解释：二寸：表示同胞关系，即同胞兄弟姐妹。图中的Ａ１Ｂ１是同胞兄弟和姐妹。三寸：表示叔侄关系。图中的Ａ１和Ｂ２是互为三寸关系，Ａ１是Ｂ２的叔父，Ｂ２是Ａ１的侄儿。父亲的兄弟姐妹或母亲的兄弟姐妹和自己是三寸关系。四寸：表示堂兄弟或表兄弟关系。图中的Ａ２和Ｂ２之间是四寸关系，它们之间可能是堂兄弟姐妹，也可能是表兄弟姐妹。五寸：表示堂叔侄或表叔侄关系。图中的Ａ２和Ｂ３是互为五寸关系。Ａ２是Ｂ３的堂叔或表叔，Ｂ３是Ａ２的堂侄或表侄。六寸：表示堂兄弟姐妹或表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的关系。同中的Ａ３和Ｂ３是六寸关系，Ａ３是Ｂ３的六寸兄弟或姐妹，Ｂ３也是Ａ３的六寸兄弟或姐妹。　　七寸、八寸以此类推。　　ｄ韩国人认为“八寸为一家”，即八寸以内算较近的亲戚，八寸以外该算远亲了。不过，按照寸数计算法计算，再远的亲属关系也能计算出来。ｅ奇数表示上下辈关系，偶数表示平辈关系。数字越小关系越亲，数字越大关系越远。ｆ寸数计算法适用于亲、堂、姑、外所有亲属关系，需要区分时，可用附加语素“亲、堂、姑从、姨从”或加“姑母、姨母、外从、外”等语素。比如：亲四寸哥哥、姑母四寸哥哥、姑母四寸姐姐、姨从四寸妹妹、外三寸、外四寸姐姐等等。ｇ寸数计算法也可以用来计算辈分。父子之间是一寸关系，如图中Ｘ和Ａ１的关系，Ｂ１和Ｂ２的关系，Ｂ２和Ｂ３的关系，都是父子关系。图中Ｘ和Ａ２的关系，Ｂ3与Ｂ5的关系都是二寸关系，即祖孙关系，曾祖跟曾孙之间的关系是三寸关系，X跟B3的关系，A2跟A5的关系，都是三寸关系。高祖玄孙之间是四寸关系，X跟A4的关系，B1跟B5的关系都是四寸关系。以此类推。H在寸数计算法中，虽有一寸、二寸的关系，但朝鲜族习惯于从三寸开始算起，一寸、二寸几乎无人提及，九寸以上也很少用。三寸已取得了与其他亲属词相同的资格，是常用亲属词。叔父称作三寸，舅舅称作外三寸，四寸到八寸没有这种功能，这些词只是用来明确亲属之间的关系，所以经常附加在亲属词前明确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四寸弟弟、五寸姑妈、八寸姐姐等。三、旁系亲属关系的表示法221\n就亲属关系而言，有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的区别，亲属词也就有直系亲属词和旁系亲属词的区别。直系亲属词包括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等等。汉语旁系亲属词用“亲、堂、表”三个语素来加以区分不同系统的亲属关系。“亲”表示嫡亲，包括父亲的同胞兄弟姐妹、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及其子女。如“亲叔父、亲侄女、亲姐姐”等。“堂”表示同宗而非嫡亲的亲属，如“堂叔父、堂侄女、堂姐”等。“表”表示非同姓的旁系亲属，包括姨表亲、姑表亲、舅表亲。如“表叔夫、表侄女、表姐”等。如果需要进一步明确其身份，则可称作姑表妹、姨表姐、舅表哥等。如上，汉语旁系亲属词可形成“亲、堂、表”三足鼎立。亲兄弟姐妹子子子子堂表图解，同胞兄弟姐妹之间是“亲”的关系，称亲哥哥、亲姐姐、亲妹妹，对兄弟姐妹的子女也称亲侄子、亲外甥，兄弟姐妹的子女对其父辈也称亲伯父、亲叔父、亲姑姑、亲舅父，而兄弟姐妹的子女之间就不是“亲”的关系了。兄弟的子女之间是“堂”的关系，称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兄弟的子女跟姐妹的子女之间是“表”的关系，称表哥、表姐、标底、表妹等。韩国语亲属词用前附“亲、堂、姑从、姨从、外从”等五个语素或语素群来表示不同的旁系亲属关系。跟汉语一样，“亲”包括兄弟姐妹以及他们跟父辈、子辈之间的关系。例如：친누이（亲妹妹、亲哥哥、亲弟弟、亲叔叔、亲姐姐、亲,친형,친고모,친조카,친매부。“堂”包括同祖父或曾祖父之间的关系，如堂姑母、堂侄儿、“姑从”表示说话人跟姑母的子女及其后代之间的关系，당고모,당질,고종형,고종제,“姨从”表示说话人跟姨母子女及其后代之间的关系，姨表哥、姨表姐等。이종형,이종매。“外从”表示说话人跟舅父的子女及其后代之间的亲属关系。舅表兄弟、舅表姐妹외종형제,외종자매由此可见，韩国语的旁系亲属词形成亲、堂、姑从、姨从、外从五个对立亲兄弟姐妹子子子子堂姑从姨从外从汉语和韩国语旁系亲属词都有“亲”与“非亲”的区别，“堂”与“非堂”的区分，这是相同之处，但是汉语中跟“亲、堂”对立的是“表”，而韩国语中跟“亲、堂”对立的是“姑从、姨从、外从”。汉语的表带有包孕性，它包含“姑表、仪表、舅表”三个系统的亲属词，而韩国语没有这一层，直接将“姑从、姨从、外从”三个系统分开表示。按层次区分，用图表示如下：汉语221\n亲属词直系旁系亲非亲堂表姑姨舅韩国语亲属词直系旁系亲非亲堂姑姨舅此外，岳父家的亲属、娘家的亲属、婆家的亲属在韩国语中也有明显的区分标准。如男子称老丈人家的亲属时，除特定名称的亲属外，其他亲属都可在一般亲属词前加一个前缀“妻”妻子的舅舅叫作“妻舅舅、妻侄儿、妻男”等等。女子在需要区分娘家亲属时，可在一般亲属词前加“亲庭”来表示，比如把自己的母亲称作“亲庭母亲”‘亲庭哥哥’等。女子需要区分婆家亲属时，可在一般亲属词前加“思”来表示，思姑母、思兄、思同生、思妹妹等。这样有限的亲属词可以表示更多的亲属关系，并且各系统的亲属关系互不混淆，井井有条。汉语表示老丈人家、娘家、婆家亲属关系没有韩国这种成系统的表示法。零星可见的专有名称；叔公、婆祖母、大姨子、小叔子、大伯嫂等为数有限。在需要区分时大多数亲属关系只好用前加定语的形式来表示。如“妻子的舅舅、丈夫的外祖母、娘家舅表哥”等等。另外，韩国语亲属词有两套，一套是固有词，一套是从汉语引进的汉字词，比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这是汉字词，固有词“halaboji\halmeni/abeji”\emeni“这是固有词。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这两种系统出现了分工，也就是语用方面出现了分工，汉字词多用于书面语，固有词多用于口语方面；汉字词多用于称谓，固有词多用于称呼；汉字词多用于庄严的场合，表示尊敬（尊称）。韩国语亲属词中，除了完全借用汉字词外，还有汉字语素跟韩国语固有词组合而成的形式。조부고모남편외조카외할머니외할아버지宏观角度：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对两种语言整个词汇系统的语义场进行对比。只能对比具有代表性的语义场。宏观角度对比两种语言的语义场，主要对比构成语义场的结构层次，找出个结构层次上出现的两种语言词项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作出适当的解释。（词语空缺等）比如：有人对人类语言通俗生物学词汇进行调查后认为，这些词汇的结构层次一般不超过五层，最多六层。不同语言可能会在不同的层次上出现词项空缺。221\n英语汉语果品nutfruit0水果berry0strawberry草莓在具有上下语义关系的等级型词汇结构中，某一层次出现的词项空缺有时借用一个下义词来代替。这样这个词便可以用来指称两个代表不同层次上的东西。汉语英语波兰语1动物1animal1organismzywy2人3动物2man3animal2czlowiek3zwierze4男人5女人4man5woman4mezczyzna5kobieta有一些词汇领域中的词具有等比型结构。比如：马公马母马马驹牛公牛母牛牛犊这些语义场中的汉语里举行比英语高，所以中国学生学习这类英语词语困难度比较大一些。4．3．4词的搭配对比搭配是横向的组合关系，即词的同现关系。这种研究是语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种语言对比可以用选择限制来加以说明，因此在对两种语言中某一对具体的对应词进行搭配对比时，我们有可能通过对这两个词进行语义描述，来分析它们的搭配范围的异同。主要有四个方面：1使用范围的大小不同。某些词的使用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使用范围较大，因而造成搭配方面的区别来。比如，汉语的“野心”贬义词，只能用来描写不好的、反面的东西或行为，而韩国语的“野心”有“大胆的设想”等含义，所以可以用来描述正面的事情。比如“年轻人应该有野心”英语的bay（栗色）只能用来描述马的颜色，因而通常只能跟“马”搭配使用，而汉语的“栗色”则不受这个限制。2可引申的程度不同或引伸义不同。汉语的“头”由脑袋可以引申表示物体的顶端或末端（山头、一根棍子有两个头），也可以表示事情的起点或终点（从头说起、没头了），也可以表示第一（头遍）。韩国语的“头”没有这种引申义，所以两种语言搭配范围不同。汉语的“杀”和英语的kill也是如此，英语可以跟人和动物搭配，也可以跟植物搭配，还可以跟无生命词语搭配（表示使消失、使毁灭的意思），而汉语一般跟人和动物搭配使用。汉语的“杀”也有引申义，表示“破坏、削弱”之义，比如，“杀风景、杀威风、杀暑气”等等。3边缘类搭配不同。既使一个词用作本义，它的搭配范围内的词有时可以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一种可以称作中心类搭配词，一种可以称作边缘类搭配词，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可以称作中间类搭配词。如汉语的“吃”：吃饭（中心类词）；吃馆子（中间类）；吃爹妈（边缘类词）再如，英语的wear（穿）：wearacoat穿著一件外套221\nwearawatch戴着一块手表wearaperfume带着一股香味在说英语人的心目中，“穿外套”是最基本的搭配，因为英语者听到“穿”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衣服”之类；“戴手表”是中间类搭配用法，“带着一股香味”就是边缘类搭配用法。汉语的“穿”没有这种边缘类搭配用法，所以它们的搭配范围不一样。4上下义词的搭配分工不同。Dohousework做家务Sweepthefloor扫地Dothefloor*做地Washzhedishes洗碗Dothedishes*做碗Mowzhelawn修剪草坪Dozhelawn*做草坪当do和“做”表示“干或从事某种工作或活动”时，是表示干某种具体工作的动词（扫、洗、修剪；sweep\wash\mow）的上义词。上面的例子说明，在汉语中泛指一般动作的动词，往往只能跟泛指一般事物的名词搭配。如“做家务”等；表示具体工作的动词，往往只能跟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搭配，如“扫地、洗碗、修剪草坪”等。而在英语中，泛指一般动作的动词通常也能跟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搭配使用，汉语则不容许有这种搭配（*做地、做碗、做草坪）。以上的四种原因，并不能把造成两种语言中相对应的词具有不同搭配范围的原因概括无遗。某些词语的搭配或同现跟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有些搭配现象也可能只是约定俗成的使用习惯，不一定能找到满意的解释。但是分析这些原因对于找出搭配差异中的规律十分重要，否则搭配对比只能局限于对个别词语作就事论事的分析。词汇语义学对比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以上所举的一些可以进行对比的内容之外，还有许多语言现象值得对比。比如，在语义场对比中，我们还可以对两种语言中的同义词、反义词体系进行对比。而且上述词汇对比主要是对词的词汇意义加以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对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词汇意义的词进行情感意义、比喻意义等方面的比较。广义的词汇对比还可以包括习语和成语的对比。（汉英这方面的对比可参见陈文伯1982）第五章语法对比5．1语法研究与语法对比5．1．1语法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各个学派对语法这个概念下了不同的定义，比如结构学派认为语法是泛指对语言所作的系统的描述，包括语音、语义和句法；所谓转换生成语法则是指语言描述的一种理论或模式。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则指句法、词汇、形态研究。而通常所说的语法指语法学，包括形态学和句法学两大部分。我们已经把形态学中的词汇形态学归入词汇研究的范围，所以这里所说的语法主要包括句法以及与句法有关的曲折形态学。有人认为，句法和屈折形态变化构成了语法中相辅相成两个方面，两者共同决定了句221\n子是否合乎语法：其中句法规定了句子结构中词语词之间的结构联系，而屈折形态变化规则决定了词在这一组合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态形式。语法的这两个方面在不同的语言中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在形态丰富的语言中，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大多可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对形态变化的描述来确定，因而语法研究的重点是屈折变化。而在缺乏形态的语言里语法关系主要借助语序和语法结构词来表达，因而语法研究的重点是句法。这样在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时，我们有时会发现，在甲种语言里用形态变化手段表达的语法关系，在乙种语言里可以借助语序、功能词和词汇手段表达。那么如何对各类不同的语法关系加以系统地描述呢？韩礼德认为，任何语法描述都离不开四个基本理论范畴，即单位、结构、类别、系统。这四个范畴通过级别、精度、实证这三个阶互相关联，并与实际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发生联系。它并指出这四个理论范畴代表了语法描述中的最抽象层次，适用于描述所有语言的语法，也就说具有普遍性。当然每一种语言对这四个范畴的利用情况都有一定的区别，应该做具体的规定才行。单位，（韩礼德所说的单位）指语法分析中的语言段，也就是语言结构的成分，如语素、词、词组、小句、句子等。除最小一级单位外，每一级单位都由其下一级单位组成，这样单位之间在大小和包蕴关系方面构成一个级别阶。按级别阶对句子中的单位进行逐层分析，便是语法研究中的一种成份分析法称为“分级成分分析法”，或最低限度括号法。结构是指具有相互关联的语言要素之间的横向组合形式（横向组合构架）。一个结构总是某一个特定单位（最小一级除外）上的结构，是这个单位内部构成模式的抽象表述。例如，英语在“小句”单位上的结构要素有主语、谓语、补足语、修饰语等，在“短语”单位上，名词短语的结构要素有限定词、修饰词、中心词等。这些要素之间的某种有机组合，便构成了一个小句或名词短语的结构。成份分析法便是结构分析的一种。类别：指某一特定单位中的一组成员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中可以出现在某一相同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根据单位在上一级单位中所起的作用而分的类。如英语中的短语里的类别有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副词短语等，汉语有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它们在短语的上一级单位小句中，可以分别出现在主语、谓语和修饰语的位置上。系统：指纵向关系类的成分，是一个单位所包含的所有的类型以及类型的选择关系。当一个类别内部可以沿着精度阶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数量有限的又互相排斥的次类时，这些次类便构成了一个系统每一个次类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项。有时每一个类别内部同时作几种不同的划分，这几种不同的分类法相互交叉，形成了不同的系统。例如，英语中的动词在形式上有过去时和现在是之分，有完成体和非完成体之分，还有进行体和非进行体之分。这三种不同的分类法构成了与英语动词形式相关的三个不同的系统，说英语的人在需要用动词时，必须同时在这三个系统中做出选择，这种从词到动词，在从动词到动词的某一具体形式的选择过程，便使抽象的语言描述沿着实证阶与具体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又如数范畴、格范畴、疑问句系统等，我们具体使用语言时必须在各类系统中作出适合当时交际情景的选择。A阶：（级别）a单位从小到大形成一个包蕴关系，也就是说单位在大小和包蕴关系方面构成一个级别阶。级阶：句子–小句–短语–词–语素这是一个级阶系统b说明阶：说明某一级的各成分和相邻级的相应成分之间的关系，例如：我买他的车。“我的弟弟昨天买了小明的车”221\n这个句子由主语、谓语、宾语组成。这里的主语和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谓语和动词短语之间的关系、宾语和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纵向的连级关系，由说明阶来分析。我的弟弟昨天买了他的车句小句（句子由小句构成）表示连级的体现关系表示结构和结构成分之间的关系小句主谓宾主语名词短语谓语动词短语宾语名词短语名词短语修饰词中心词修饰词我的中心词弟弟动词短语修饰词中心词修饰词昨天中心词买名词短语修饰词中心词修饰词他的中心词车c精度（阶）：说明阶是一种级的纵向关系。结构是横的线性序列关系。那么精度阶可以看作是一种横向的从属关系。这个阶主要设定结构关系的精密度，分析的精密度越高，各成分之间关系的分析越细。这种分析把一个句子分成几个分句或几个小块，比如，第一度把一个分句分成独立小句和黏附小句，并确认各黏附从属小句，做独立小句述说的对象；第二度设独立小句为一等，紧随独立小句的黏附小句跟独立小句的语义关系最密切，故设为二等，其他小句从属于二等小句故归作三等；到了第三度分析，两个三等小句又可以分出层次，哪一个在语义上跟前一个小句关系密切就设为四等、五等小句。Jennysaid/thatshewouldn’tgo/ifshedidnotgetawritteninvitation/beforeShefinishedtheletter.（珍妮说，如果她在写完信后还没有收到书面邀请的话，她就不去了。）汉语的句子也可以这样分析。例如：他说了，/昨天下雨，/没去学校。词组的分析也可以用精密度去分析；比如名词词组可以有限制成分、主成分、修饰成分等。这种分析属于第一精密度分析，在第二精密度分析中，修饰成分再分成指示类和修饰类，（指示类英语包括A\AN\ZHE、指示代词THIS\THAT\SHESE\THOSE所有格代词MY\YOURS\HIS数量词ALLOF\SOME\SEVERAL\BOTH）在第二精密度的分析中，修饰语再进一步分成序数词、性质词（形容词）和名词。汉语的词组也可以做类似的分析；这本畅销的武侠小说一度修修修主二度指示修修主三度指示性质类别主离主成分近的为二等，其余类推。那件在百货商店买的还未穿的新的确良短袖衬衫一度修修修修修修主二度指示修修修修修主三度指示处所时间修修修主四度指示处所时间性质性性主五度四等三等三等二等二二一等这种精密度分析常用于某类的次类分析中，比如：AA1A221\nAAA2A这种精密度分析现在常用来表示一个连续统，比如，一个句子正确与错误之间可以有一个过渡地带：符合语法–不太惯常–不太经常–反常–更加反常–不符合语法d实证阶：系统的选择过程使抽象的语言描述沿着实证与具体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语法学中的屈折形态学主要是描述词单位上各类词的形态系统，因而又称词法；而句法学则是描述所有语法单位上的类别、系统和结构（词结构除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句法是语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本章所说的语法对比也以句法对比为主。5．1．1．1屈折形态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屈折形态学所研究的诗词的形态变化。霍凯特50年代发表过一篇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提出了语法分析一般可以采用三种理论模式：1）项目与配列，简称IA；2）词与词形变化，简称WP；3）项目与变化，简称IP。项目与配列模式以语素作为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包括词根、词缀等。词的形态表层结构分析为一个由这些“项目”构成的“配列”，这种配列通常为一个语素序列。例如英语中的BOOKS的形态结构可以表示位BOOK+PL，即词根BOOK加上复数语素。在分析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语素的不同变体及其分布环境。例如，英语复数语素表现为S\Z\IZ等不同形素，而S出现在以清辅音结尾的形素之后，因此语音上表现为BOOKS等。IA模式最适合用于分析那些可以将词形结构很容易分解为一组语素的语言，即通常所说的黏着语，如土耳其语等。这种分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把一个语音序列分解为一个有不同形素构成的线性组合体；二是每一个形素都表示一个独立的语义或语法概念。如土耳其语中的KOYLERI一词可以分解为KOY、LER、I三个形素，其中KOY是词根表示“村庄”；LER表示复数；I表示宾格，因而整个词的形态结构可以表示为[KOY+PL+CASE]。韩国语也比较适合用这种分析模式。词与词形变化，即WP模式以词作为形态分析的基本单位，因此与IA模式相比其分析方法有两个主要不同之处。第一，再IA模式中，词的形态表层结构通常分析为一组表示不同语义或语法概念的语素的线性组合。而在WP模式中这些语素代表的概念是同时在一个词形结构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词的形态表层结构同时代表了一组语义和语法概念。第二，在WP模式中，表示那些语法概念的语音形式或互相融合、或部分重叠，体现为一个统一的语音整体，而不象IA模式中分析的那样，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形素。例如，拉丁语中SERVI（奴隶）,其中词尾I既表示主格，由表示复数，是同时表示两个语法概念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简言之，IA模式以词形的可分解性为基础，而WP模式则以词形的整体性为基础。显然，WP模式最适用于分析那些词形结构不易分解的语言。，即通常所说的屈折语，如拉丁语、希腊语。在WP模式中词可以根据不同的形态变化规律而区分为不同的类。这样，在列出各类词的词形变化法则之后，我们只要标示一个词的所属的变化类型，就能描述这个词的词形变化，比如名词的格变化等。项目与变化模式，即IP模式的特点是在形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化过程”这一概念。对这一模式的具体运用，各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将词作为描述的基本单位，而有的将语素作为描述的基本单位。有的将变化过程限于指一些具体的、发生在词内部的形态变化，如英语中的TAKE（拿，动词原型）--TOOK221\n（拿，过去式）一类的内部元音屈折变化。有的则用来泛指任何一条含有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的形态变化规则，如在英语中，不仅包括像take—took一类强动词的不规则形态变化，同时也包括listen(听，动词原形)—LISTENED(听，过去式)一类的弱动词的规则形态变化。由于大部分生成规则所描述的正是后一种广义的变化过程，因此IA模式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生成描述。比如：现在时过去时AWALKWALKEDBCUTCUTCTAKETOOKIP模式把A\B\C中的现在时的那些形式看作基本形式，看作词根，而把过去时的语言形式看作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基本形式经过一定手续派生而成的。问题是如何证明现在时是基本的，而过去时是由基本形式派生的呢？一句话，IP模式采用的变化过程含有一条一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的变化规则，包括上面的A\B\C三种类型，即包括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形态变化。如果再对比中我们要选择某一种模式的话，我认为最好的是WP模式，因为词形变化总是可以用变化法则来表述，而不一定用变化过程或项目的排列来表述。不过，由于生成学派的影响巨大，许多语言学家以IA或WP作为形态表层结构的分析模式，然后再以广义的IP模式来描述形态语音变化过程。上述三种分析模式所研究的是变化形式，因而不仅适用于屈折形态学研究，也同样适用于派生形态学研究。而屈折形态变化与派生形态变化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出于语法上的需要，而后者则是一种构词的手段。因而从语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感兴趣是词形变化的语法作用。为此我们可以根据各类屈折形态变化所表达的不同语法意义，把词形的屈折变化归纳为几种类别，这种类别成为曲折范畴，又称作传统语法范畴，比如性、数、格、时、体、语态等。以上这些语法范畴为基础的词形描述，将屈折形态描述与句法描述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介于屈折形态学与句法学之间的语法描述次层面，称为形态句法层。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做诸如英语种WORKS是WORK一词的第三人称单数一般现在时的形式之类的阐述。在每一个范畴中，可变词形所表达的不同的语法意义，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这种系统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英语中“数”这个语法范畴是一个由“单数”和“复数”这两个语法项目构成的系统，而在别的语言中这个范畴还要包括“双数”“三数”等语法项目。因此从语法角度来说，对比各个语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运用和表达方式，是屈折形态对比的主要方面。5．1．1．2句法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句法是语法分析的核心部分，也是50年代中期以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句法学所要研究的是组词成句的规律和法则。任何句法描述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语法分析中的单位、类别、系统和结构。句法分析通常以词作为基本单位，以句子作为最大的分析单位（现在变了，是句群、篇章）。因此可以说句子是由词组成的最大的句法结构段。在句子结构内部，词的组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每一层次上的结构段构成了这一层次上的句法分析单位。例如，根据英语的结构层次性，我们可以确定词、短语、小句、句子等句法单位。各层次上的句法单位可以根据其不同的特征和功能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句子按其功能特征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别。小句可以221\n分为主句和从句；短语可以分为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介词短语；词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词类。如果一个类别的内部再进行细目分类，那么这一类别内可以区分的次类便构成一个系统。有时，不同角度的分类可以形成不同的系统。例如，英语中的动词短语可以分为定式和非定式，或分为肯定式或否定式，或分为主动式和被动式等等不同的次类，形成与英语动词短语有关的几个互为交叉的不同系统。句法结构是句法描述的主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句法分析中的单位、类别与系统是为句法结构分析服务的。句法结构所要描述的是句法结构中各个单位语符之间的关系，小句中各短语之间的关系，短语中各词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这种结构关系的描述大致可以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分析结构段中的各个单位之间的依存关系；一种是分析结构段中的构成成分，可以称为构成成分分析法。依存关系分析法可以说是代表了欧洲语法分析的传统，这就是我国语法学界常说的中心词分析法（又称成分分析法、句成分分析法、）。这种分析方法从句法分析的基本单位“词”出发，研究句子中词语词之间的组合支配关系。首先，词被分为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等类型，然后根据句子中各类词之间的语法和语义联系，阐明各种不同词类的词在组合中的依存关系。（主语和谓语动词到底谁支配谁？英语中动词谓语要跟主语保持数和人称的一致性。，那么谁支配谁？）例如：他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买他衣服一件漂亮非常构成成分分析法大致代表了美国结构主义语法分析传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直接成分分析法，汉语语法学界通常称之为层次分析法（或句结构成分分析法）。这种分析法在析句时，从句法分析的最大单位句子开始，将句子逐层切分，直到不可再分为止。切分的依据是不同句子中短语或词之间的可扩展替换性。1我们学校的业余足球队昨天召开了成立大会2业余足球队昨天去了3学校参加2是3的扩展式，1是2的扩展式，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学校的业余足球队”业余足球队“扩展而成的，“昨天召开了成立大会”是“昨天去了”扩展而成的，所以第一个层次应该在“昨天”前“球队”221\n后切开。以此类推。扩展法把要分析的结构看城市和某个简单形式同功能的扩展结构，通过找简单结构，把原来的复杂结构还原成简单结构，由于简单结构的层次是没有分歧的，通过复杂结构和简单结构的类比，就可以确定复杂形式的层次。。这里可以看出扩展法实际上是一种还原法，而把复杂的形式规约为简单形式时，必然要用功能相同的概念。比如“昨天去了”跟“参加”同功能。扩展法（还原法）是一种比较严谨而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层次切分的问题。比如，主谓宾片段的第一层应该在什么地方断开，下面两种方法似乎都可以：他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哥哥写了/一封信但如果我们根据扩展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哥哥写了/一封信哥哥/来？信如果按照A来切分。两部分都容易还原，或者说容易归类，“他哥哥”和“哥哥”同类，“写了一封信”跟“来”同类。如果按照B切分，“一封信”和“信”同功能，但是“他哥哥写了”却不容易找到同功能的词，所以直接成分应该按照A来切分。但扩展法还有解释不了的问题，比如：AB经常/读英语经常读/英语先/走读/书AB两种切分似乎都可以，都可以还原成最小单位。但按一种意义应该有一种层次的观点来看，不应该有两种切分。那么到底哪个正确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范继淹先生提出了并立扩展法：AB经常/读英语经常读/英语经常/读英语、讲英语*经常读、经常讲/英语可见A的切分是合理的。并立扩展法引进了关系概念，也就是说加进一个成分如果根源结构里的两个成分组成了并列关系，那么第一切分就在并立成分和第三者之间上。别说这样的事–别说别想/这样的事不了解情况--不了解、不调查/情况先看电视--先/看电视、听音乐很/伤感情--很/伤感情、伤面子别哭了--别哭别闹/了太淘气了--太淘气太顽皮/了都读了--都/读了、写了又修了--又/修了、写了依存关系分析法和构成成分分析法都有一定的长处和短处。比如：“我们需要进口设备”依存关系分析法可以分析“进口设备”之间的两种依存关系，所以容易确定句子的歧义问题，而构成成分分析法只能确定“进口设备”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两个成分，但不能确定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后来中国语言学家们为了弥补构成份分析法的这种缺陷加上了结构关系这一层手续。5．1．2语法对比的方法问题在前文我们了解到语法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问题。语法研究有两个领域，一个是屈折形态研究，其方法是三种模式：项目与配列模式（IA模式）；词与词形变化模式（WP模式）；项目与变化模式（IP模式）221\n。在曲折形态方面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选用相应的范畴系统作为共同的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是如何表达这一范畴中的语法内容的。比如可以对比两种语言的格范畴，看都有多少个格，表达的内容有什么区别等等。相对来说，这种对比是比较容易的。句法方面的对比要复杂得多。任何句法对比必须首先解决两个问题：a描述框架；b共同对比基础。这两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句法对比的描述框架是指对两种语言进行句法描述的模式。前面我们提到，传统的句法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依存关系分析法和构成成分分析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句法分析的不同流派，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句法分析模式，这些模式都有自己的一套描述方法，所采用的术语也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一般认为，要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对比，必须采用同一句法模式来分别对两种语言加以描述，然后再进行对比，这样才具有可比性。也有人认为，可以先用两种不同的句法模式来分别对两种语言进行描述，然后把分析的结果同时翻译为不以任何一种模式为基础的第三种中间形式，再加以对比。我们认为，如果分别描述的结果有可能同时用一种中间形式来表达的话，那么实际上这种中间形式本身便构成了对比分析的共同描述框架。那么哪一种句法模式更适用于作为对比描述的理论框架呢？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认为在众多的语言理论模式中，总有一个最佳模式，这一最佳模式也应该是对比描述的最佳模式。Fisiak明确指出：显然，最适用于描述某一语言的理论模式，也应该是为各种对比研究服务的最佳模式。如果认为某一理论模式更适用于某一目的的对比研究，而另一种理论模式更适用于另一目的的对比研究，那就完全错了。这类语言学家往往侧重于理论对比研究，也在较大程度上受某一语言理论的影响。（生成转换）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描述某些语法现象时，一些语法模式往往要比另一些模式更适用，因而不同目的和不同的句法现象的对比可以采用不同的句法模式。例如，James指出，转换生成语法可以更好地揭示某些举行结构之间的联系（如主动句和被动句），而格语法能更好地解释向下列一对句子之间在语义上的相关性。ThiskeyopennsthatdoorThatdooropenswiththiskey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倾向于采用后一种观点。同时，我们也应该用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来看待不同的句法模式。一方面，由于句法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因而一些句法分析模式往往偏重于句法研究的某一个方面，对这一方面问题的解答也要更直接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偏重于不同侧面的句法研究模式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一个完整的句法模式一般总是试图解答句法研究领域里的所有问题，这样尽管不同的句法模式可能侧重于不同方面的句法研究，但是仍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句法研究中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自己的解答，通常可以收到前面所说的殊途同归的效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句法模式又是统一的。正是由于某一句法模式可能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提供更直接明了的回答，因而这种模式可能更适用于这方面的句法对比。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完整的句法模式一般总是试图解答句法研究领域里的所有问题，因而我们有可能用某一句法模式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对两种语言做较为全面的句法对比。可以作为句法对比描述框架的句法模式很多，不可能在此逐一加以介绍。因而只做一些大致的分类，并简单讨论一下在以每一类句法模式为对比框架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对比以及共同的对比基础是什么。我们认为，句法模式可以首先分为表层句法模式和深层句法模式两大类表层句法模式致力于对观察到的句法现象加以系统描述。这种描述可以以依存关系分析为基础，也可以以221\n构成成分分析为基础。前者以欧洲传统语法为代表，后者以美国结构主义语法为代表。表层句法模式一般直接充分地运用前面提到的单位、结构、系统和类别这四个语言理论范畴来描述句法。因而在以这种句法模式为框架的句法对比中，我们可以以其中的一个范畴作为对比的基础，对比这一范畴中的句法现象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不同。例如，我们可以用“单位”范畴中的句子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对比两种语言中句子可以分别区分为那些类型，构成这些类别的系统有什么不同，每种类别中的句子结构有什么不同等等。由于表层句法模式以直接描述语言在使用中的表面语法现象为主，因而以这类模式为框架的句法对比，往往能更直接地用应用于外语教学等应用领域。深层句法模式不仅致力于对观察到的句法现象加以描述，而且试图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换言之，深层句法模式力求从最抽象的基本语法范畴出发，直接而明晰地说明如何组成和理解（也就是说如何“生成”）语言中合乎语法的句子。由于解释的出发点不同，从事这类语法理论研究的语言学家形成两大流派，一是形式派，一是功能派（这种分法有不同的看法）。前者以转换生成学派为典型代表，后者则主要是一些在欧洲功能主义学派（布拉格学派、法国功能主义派、伦敦学派）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功能派。每一流派内的各家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差别。功能派句法模式主要是在依存关系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功能派将语言研究的任务看成是揭示语言中各种要素、类别和语言机制的功能，因此该派在句法分析中侧重于各类纵聚合关系的研究，每一类纵聚合关系与一定的功能相联系。他们认为，语言是由这些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而句子结构则是由这些关系派生出来的，使这些关系的具体体现。狭义的功能是指一个语言结构中的语言成分在这个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而广义的功能则将所有的语用、语义和语法现象看成是各种功能互相作用的结果。例如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的目标是通过对功能的描述来阐明和解释：1）语言是如何使用的，因为语言组织方式的本身是为了满足人类交际功能的需要；2）语言系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构成语言意义的基本成本是功能性的；3）语言结构中各个成分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任何语言成分的意义都可以用它在整个语言系统中的功能来解释。功能句法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一些表层句法模式无法解释的句法现象。例如，Marygotthefirstprize（玛丽获得了第一项奖）他想起来（玛丽获得了一等奖）汉语也有这种例子：这个箱子没有锁英语的first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序数词，意为“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三项”相对立；另一种功能是用作分类词，意为“一等”，跟“二等、三等”相对立。由于功能句法模式以功能作为句法分析的依据，又着重纵聚合关系的研究，因而以功能模式为描述框架的句法对比除了可以将单位、类别、结构作为共同对比基础之外，还特别适合于将功能和系统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例如韩礼德认为语言在使用中必须表达三种功能：1）意念功能（概念功能）：主要研究及物性（及物系统），也就是研究动作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谓元分析、作格分析、环境成分分析等。语言表达概念语义的方式。我们可以以概念功能为对比基础，对比两种语言完成概念功能的手段或形式。比如以表示“存现”这个语义功能为基础，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语言表达“存现”功能的手段、形式，比如先对比表示存现功能的句式类型，也可以对比两种语言表示存现功能的句子选择动词、选择参与者和环境成分的区别等等，也可以对比存现句的“量性特征”221\n，比如空间量的有界无界特征、时间量模糊量等，还可以对比存现句的时体特征，情态特征、篇章特征。2）人际功能：语言在交际中起到的交际双方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表示人际交往中体现情态语气的功能。人际功能反映了交际过程中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人际功能应该恰当地反映社交中说话人的语气、情感态度、彼此间的社会权势关系。比如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对比汉语的能愿动词和英语的情态助词在表示情态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表示古迹、可能），也可以对比两种语言的否定结构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可以对比句子的语气类型，也可以对比陈述句的类型及功能，也可以对比疑问句的功能及类型。还可以对比两种语言敬语系统、谦语系统（雨的对上或对下的系统、对等系统）、褒义系统、贬义系统。3）篇章功能：指的是在具体语境中语义信息组合的方式。这里我们可以对比主题（主位）的类型以及主题跟篇章衔接的关系；可以对比两种语言的信息结构；还可以对比语篇衔接的各种手段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形式句法模式主要是在构成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派在句法分析中侧重于横组合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合法的句子可能采用的组合形式，探讨这些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支配这些形式的内部规律和制约条件。形式句法模式致力于用数学和逻辑学的原理来研究句法，并用描述逻辑学家称之为形式语言的方法来描述自然语言。例如，代表形式句法模式主流的转换生成语法对语法下的定义通常是：语法是生成语言中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并且只生成这类句子的一种机制。这里的“生成”和“机制”都用数学上的含义：“生成”意为用一套数量有限的规则来说明语言中数量无限的句子的合法性，并且通过对这些句子的内部结构特征作精确的描述，把这种合法性明确地表示出来；而“机制”意为一套规则系统。由于转换生成语法的巨大影响，6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句法对比，都采用转换生成语法作为对比的描述框架。对于句法对比来说，这一语法理论模式确有不少吸引人的地方。首先，转换生成语法的目标是致力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因而在具体的语法研究中力求采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范畴作为描述的手段。根据Chomsky（1965；27-30）的观点，这些普遍现象按其内容来说分为实体普遍现象和形式普遍现象两大类。前者是指语言中可以区分的单位、成分等。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在任何语言中都可以确立句子、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语言实体。后者是指语言结构在形式上的一搬特点和规律，例如我们可以假设转换生成语法中的基础规则（短语规则）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按其普遍程度来说，语言普遍现象又可以分为绝对普遍现象和相对普遍现象。前者指所有语言都毫无例外地共有的某一种属性，后者是指语言中的某一种趋势，代表了语言中的无标记现象。其次，转换生成语法追求描述的明晰性。当然明晰性可以说是所有深层语法模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比如韩礼德也提出语法必须明晰。不过，与功能派不同的是，转换生成语法试图直接从形式上明确地阐述一些句法结构的内在规律。尽管这类阐述适用的范围可能是有限的，但是一旦可以用于解释某些句法现象，这种阐述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221\n转换生成语法的这两个特点为深层句法对比提供了不少方便，因为我们可以用这类语法模式所描述的某些普遍的句法现象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而且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对两种语言在句法形式上的不同作出明晰的解释。关于如何以chomsky的某一转换生成语法模式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来进行句法对比后面再作介绍。转换生成语法除了Chomsky为代表的以句法为基础的模式之外，还有一些以语义为基础的模式。包括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关系语法等。这些模式的共同特点是，认为句子的深层结构就其本质来说是语义性的，而不是句法性的。这种语义结构（通常称为语义表述）在生成语义学中表达为语义逻辑关系，在格语法中表达为深层格关系。由于这种语义结构比深层结构更“深”、更抽象，因而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结构更具有普遍性，也更适合于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还有一些从事对比研究的语言学家从以语义为基础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出发，进一步建立了一种专门用于语言对比的对比语法模式。例如，Krzeszowski认为，句法对比研究的一般做法是，先用某一句法模式分别对两种语言加以描述，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两种语言中的系统、结构和转换规则进行比较。然而某些系统或结构范畴可能是某一种语言所特有的，因而我们并不能完全保证我们所比较的东西总是具有内在的可比性。为了保证可比性，他提出了“对比生成语法模式”。他认为，这一语法模式应至少包括五个层面:1)语义层：这一层面相当于以语义为基础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中的语义表述层。一些基本的、所有语言所共有的普遍语义关系（如施事、受事）在这一层面上得到表述，构成对比描述的共同出发点；2）范畴层：在这一层面上，各种语言通过各自的规则把语义层中的各种语义关系用不同的范畴表示出来（这里主要指语法成分的类别，如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时态等）；3）句法层：在这一层面上主要的句法范畴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通过句法转换调整为在实际语言句子中所出现的位置次序，并引入一些次要的句法范畴，如介词、助词等；4）词汇层：在这一层面上，从词典中选择出来的合适的词插入有句法范畴构成的句法结构中；5）后词汇层：词项插入后，用一些所谓“整容性”的转换规则，最后调整一下某些次要句法范畴的位置。这样，对不同语言中的句子结构的对比分析可以从最高、最抽象的语义层出发，经过五个层面的生成转换过程，最后得到各自的表层结构。对比分析中出现差别的层面越高（即越接近于语义层），也就说明两种语言中句子结构的差别越大。当然，要将这种对比生成语法模式运用于具体的语言对比，还有不少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5．2语法范畴对比在上一节中，我们将语法对比分为屈折形态学对比和句法对比两大部分。总的说来，屈折形态学对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形态变化的形式；2）形态变化的功能。形态变化的形式对比可以根据对比语言的形态特点，运用前一节中提到的三种模式中的一种作为对比描述的框架，也可以综合利用这些模式来进行对比描述。形态变化的语法功能是表达某些语法范畴上的意义，因而形态变化的功能对比主要是语法范畴基础上的对比。作为语法研究的一部分，屈折形态学与句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语法范畴的描述与句法研究有更直接的关系，因而这一节中，我们将主要讨论语法范畴对比中的一些问题。传统的语法范畴有两大类；一类主要与句子中的名词性成分有关，包括性、数、格等；另一类与句子中的动词性成分有关，包括时、体、语态、语气等。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法研究中引入了一些新的范畴，同时语法研究表达方式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一些词形变化，而是把某些语序现象、语法功能词的运用等也包括了进去，名词的有定性便是一个例子。语言中表示名词有定的一个普遍采用的手段是使用代词，包括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但是通过这一手段表示的有定，通常附带表达其他一些语义概念，如表示所指事物与说话者之间的距离或表示强调等。语言对有定的表达还可以采用另外几种手段。比如，在有冠词的语言中，有定性可以用冠词来表示。不同的语言对冠词的运用大致有三种方式：1）既采用定冠词，也采用不定冠词和零冠词；2）只采用定221\n冠词和零冠词；3）少数还只采用不定冠词和零冠词。即使两种语言采用同一种方式，不同语言中相对应的冠词在运用范围上也可能不一致。名词的有定性也可以通过形态变化来表达。例如，宾语名词的有定性可以用两种主要的形式变化来表示：1）通过宾语名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如土耳其语中用独立格表示不定，用宾格表示有定；2）通过与宾语名词发生关系的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如匈牙利语中的动词有不定和有定两种词形变化，而在斯瓦希里语中如果宾语是有定的，那么动词要加上中缀-ki。有定性还可以采用语序或助词来表示。比如在汉语和俄语中有定的宾语名词（主要是指在上下文中前面提到过的事物）通常置于动词的前面，而不定的宾语名词同产值与动词的后面。而在日语中，助词wa可以用来提示已知的或前面提到过的事物，表示名词的有定。某些语言同时采用上述四种手段中的几种来表达。比如匈牙利语用于表达有定性的有关语言手段有冠词、动词词形变化和语序等几种。也就是说，名词的有定、无定性可用如下几种方法：1、用定冠词，不定冠词、零冠词等；2、形态变化；3、语序；4、助词。另一方面，有定性在不同语言中所表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语言中的有定性表达的概念主要包括有定、不定和未定三类，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如下：有定性未定确定有定不定在匈牙利语中，这三类不同概念的名词通过三个不同的冠词来表示：定冠词表示有定，不定冠此表示不定，零冠词表示未定。在带有这些名词的句子里，动词词形和语序还有作某些相应的变化：a那个孩子在看信Afiuleveletolvasb那个孩子在看一封信Afiuolvasegyleveletc那个孩子在看那封信Afiuolvassaaleveleta中所关心的是“看信”这一动作，至于“信”是不是已知的，则与说话的目的无关，因而用零冠词来表示未定；而在相应的英语句子中，我们却必须说明“信”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b中匈牙利语用了不定冠此表示该“信”是不定的；c中匈牙利语用了定冠词表示“信”是有定的。英语中也有零冠词，但是在与定冠词配合使用时，只用于表示复数可数名词的不定，而不能表示未定。5．2．1格对比：汉语与英语在进行格对比之前，我们必须区分与格有关的三个不同的概念1）深层格；2）表层格；3）名词的语法功能；深层格表达的是句子中名词与动词所发生的语义关系，比如施事、受事、工具等。表层格是指语言通过词形变化等格标记手段表达的一种语法类别，比如主格、宾格、工具格等。名词的句法功能是指名词在句中充当的句子成分，主语或宾语等。这三者有时在句中是重合的，比如：Johnbeather（约翰打她）Her在语义上是受事，采用宾格的形式，在句中充当宾语，但有时却不一致，比如在下面的日语里：Watashiwashitsumongawakaru(我懂这个问题)“问”题在语义上是动词的叙述对象，在形式上是采用表示主格的助词而在句中却充当宾语。221\n纵聚合格对比所比较的是不同语言的格标记系统。总的来说，语言可以根据其形态格标记系统的不同而分为三类：１）作格语：这类语言的格标记系统对及物动词的主语加以标记，而对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不加标记；２）主格语：这类语言格标记系统对及物动词的宾语加以标记，而对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不加标记；３）中立型语言：这类语言的格标记系统的特点既不能用前者来概括，也不能用后者来概括。有格的语言，我们可以对比两种语言的格系统，看两种语言都有什么格，有的语言可能有六个格，有的语言可能有更多的格。还可以比较两种语言同一种格的数量、表达方式等。匈牙利语和俄语都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又同属于主格语，但是这两种语言的格标记系统仍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首先，就格标记系统内部的格标记手段来说，俄语主要采用形态变化和前置词，匈牙利语则主要采用形态变化和后值词。俄语中的前置词是跟带有格后缀的名词配合使用的；而匈牙利语中的后置词几乎全部用在名词词干的后面而且当一个后置词与一个名词融合后，便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后缀。其次，就形态格标记来说，两种语言中可以表示格变化的后缀在数量上相差很大：匈牙利语中大约有二十个格后缀，因而可以区分约二十种不同的形态格，而俄语只有六个形态格。这样匈牙利语中的许多形态格在俄语中要用“前置词＋形态格”的方式来表示。其三，就格标记的形态特点来说，匈牙利语倾向于采用黏着语的方式，而俄语倾向于非黏着型的方式。所谓黏着型是指一种形态标记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而俄语的宾格ｕ不仅表示宾格，也同时表示单数等其他语法范畴中的内容。格对比也可以进行横组合关系的对比。在两种语言中，具有相似格标记的名词在句中可以充当的成分不尽相同。比如在英语中，工具格和方位格名词一般不能用作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匈牙利语和俄语是形态比较发达的语言。跟这两种语言相比英语的形态不很丰富，在现代英语中只有人称代词具有少数几种格的形式变化，而汉语则更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我们知道格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不单单是一种形态形式，它本身也表示某些语法或语义上的意义。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格标记系统。一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的格标记手段有两个，一个是语序，另一个是前置词。要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格标记形式对比，特别是两种形态差别很大的语言之间的格标记形式对比，必须以格这一语法范畴所表达的语法和语义意义作为对比的共同基础。有人认为汉语采用的格标记手段有下列五种：a语序：语序主要决定了汉语中的主格和宾格。汉语和英语大致属于主格语言，这类语言中主格和宾格基本上跟传统语法中的主语和宾语相对应。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的句子成分，才能算是句子中的主语和宾语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要确定适用于所有语言的、具有普遍性的主语或宾语的特征，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语言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汉语句中的主语位于动词前，是离动词最近的那个无标记的名词，这个名词是主格名词，而宾格名词是紧跟在动词后面的那个无标记名词。所谓无标记名词是指一个名词没有受到语用、语体、词汇或语法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能成为主语或宾语。如：我肉吃，鱼不吃。　　　　　　我们下午就动身。　　　　　　他在学校工作。上面的“肉”和“鱼”为了次话题化而提到动词前去的，所以是有标记的，不能充当主语，但可以充当主谓谓语句的主语；第二句的“下午”表达动作时间的也不能充当“主语”；第三句的“学校”221\n带有前置词，所以不能充当主语。过去传统语法靠施受关系确定主语，而现在主要靠语序确定主语。b前置词：前置词是汉语中用来表示格关系的一种常用格标记形式。对汉语的前置词，也就是对介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有的接近于动词，有的纯粹是介词，有的则介于两者中间，形成一个连续体。有的人认为，汉语的介词尽管跟动词有相同的书写形式和相同的语音，但它还是自称一类的词，具有共同的句法和形态特征，比如，在句法上，前置词不能跟“了、着、过、起来”等表示时体态貌的单位连用等。在形态上不能以重叠的形式表示尝试态等。有人认为汉语前置词是方位性的格标记，可以用位置、方向、目标等方位性特征来分析。这样一个“前置词＋名词”的句子成分的意义，是前置词的方位性特征和名词的格关系特征的总和。例如：　　　　　他们　　从　　山下　　往　　山头　　爬　　　　　　　＋前置词　　　＋前置词　　　　　　　－目标　　　　＋目标　[+方位]　＋源始　　　　－源始[+方位]　　　　　　　＋位置　　　　＋位置　　　　　　　＋端点　　　　－端点　　　　　　　－时间　　　　－时间“从山下”和“往山头”在动作的目标和动作的源始端点这一点上相互对立。我觉得，汉语的前置词不单单是表示方位性的标记，也可以表示工具等其他语法意义。c动词类：汉语中的一些动词含有某些内在的方位成分，比如在下面一个句子中：　　　　我已经　　到了　　北京　　　　　　　　　　＋动词　＋名词　　　　　　　　　　＋目标　＋方位“北京”并不是简单地表示一个处所位置，而是表是目的地的处所位置，这一意义是有动词“到了”中的方位成分［目标］和名词“北京”表示的格关系［方位］共同表达的。含有方位成分的动词也是汉语中的一种格标记。d名词类：汉语名词中的一个词类［位置］名词也是汉语中的一种格标记，因为这些名词受某些汉语动词或前置词支配。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句子中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标志，表明这个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可能作为某个地点或时间做动词的主语或宾语，或作为某个前置词的方位或时间宾语。这类名词在句中的具体语法功能究竟是什么，则要视动词和前置词的类别而定。比如某些表示存在、判断、描写、评论等意义的动词，常以处所或时间名词作为主语．到处都是烟。　墙上挂着一幅画。　昨天是国庆节。　三个月没下雨。［主格、处所］　　　　　　　　　　［主格、时间］某些动词或前置词常以处所或时间名词作为宾语。他们已经到了檀香山。　快到开会的时间了。　　　　　　［宾格、处所］　　　［宾格、时间］他们在水里扔球。　　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e屈折后缀：有人认为汉语中的后缀有两大类，一类是派生后缀，一类是屈折后缀。前者有“－前、－头、－边”等。如“饭前、后头、旁边”等。后者是带中性声调的“－上”和“－里”。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后者远较前者能产，而且后者表达的意义也比前者清楚。例如“城里”［城＋屈折后缀］（读轻声）表示“在城市中”；而“城里”［城＋派生后缀］（读上声）则表示“城市的商业区”221\n，整个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也指城市中的某一部分。因而汉语中的屈折后缀“－里”是内中格后缀，相当于匈牙利语中的ban,表示“在—的里面”。“上”是表面接触格后缀，相当于匈牙利语中的-ra，表示“在—的上面”。这五种格标记在英语中也能找到，但是在具体的使用上与汉语不尽相同例如屈折变化作为一种格标记手段，在英语中主要用于人称代词，并主要用于区分主格和宾格，如he（他、主格），him（他、宾格），而在汉语中则主要用于处所词表示特定的方位格。而且前置词作为表示各种方位格的格标记手段，在英语中也要比在汉语中用得多。汉语中一些处所词表达的方位关系，在英语中要用前置词来表达，如“城外”（outsidethecity）；“空中”(inthesky)。此外，允许处所词或时间词做主语的动词类别，在两种语言中也不完全相同，试比较：a芝加哥发生了一场大火。bTherswasabigfireinChicago,c*Chicagohappenedabigfire.aChicagosawabigfire.b芝加哥发生过一场大火。c*芝加哥看见过一场大火。这说明汉语中表示“发生”的一类动词可以用处所或时间词作为主语，英语则不能。另一方面，英语中一些感官动词如“see”可以用处所或时间词作为主语，而汉语一搬却不可以。5．3表层句法对比表层句法对比所比较的，是不同语言之间在表面语法结构上的异同。所谓表面语法结构，并不是仅仅指那些可以观察到的语言使用情况，或记录下来的各种句子，而是指那些系统地表达各种语义或语法关系的句子结构特征。因而在表层句法对比中，我们所要对比的是语言中表达语义或语法关系的结构系统。在表层句法对比方面，Lado(1957)仍不失为一部最好、最全面的指导性著作。该书以美国结构主义语法为理论框架，以外语教学为宗旨，系统地阐述了语言对比的理论、方法和步骤。Lado认为，总的来说，表面句法结构对比可以包括三个方面：1）对比两种语言所采用的句法结构形式有什么不同；2）对比两语言中相似的句法结构形式所表达的意义有什么不同；3）对比两种语言中相似的句法结构形式在各自语言系统中的分布有什么不同。例如，英语和德语、西班牙语中都有我们称之为疑问句的一类句型。在英语和德语中语序变化是构成疑问句的一个重要形式手段，而在西班牙语中疑问句主要是通过语调而不是语序来表达的。英语和德语在构成疑问句时，都采用主语和谓语动词易位的形式手段，但是这一手段在英语中只限于用在含有联系动词be以及have（有）等少数几个动词的一类句子中，而在德语中却没有这种限制。AWissenSiewwodiekircheist?B*knowyouwherethechurchis?在德语中是正常的疑问句结构形式，而在英语中却不能接受，英语必须使用助动词do来构成相应的疑问句：cDoyouknowwherethechurchis?(你知道教堂在那儿吗？)221\nLado还提出了进行这类对比的具体步骤。他认为，表层句法结构对比可以分三步来进行：1）找出对要比较的两种语言所作的最好的结构描述。这种描述应包括结构的形式、意义和分布。如果找不到这种描述，则先应分别对两种语言作准确的结构描述。2）将两种语言中所有的结构简要地列出来。可以先将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等句子类别，然后列出每个类型中的句型。3）对两种语言中的结构一个句型一个句型地加以比较。这一对比方法显然是为全面对比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而提出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某一类型的句子结构进行比较。下面我们以英汉疑问句比较为例，来看看如何具体运用这一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以及在对比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步是找出英语和汉语中有关疑问句的结构描述。这一步看来问题不是很大，因为系统描写英语和汉语的语法书不少，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这方面的专著或专题论文。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些其他语言之间的对比文章（比如日英疑问句对比），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多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并以某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为基础，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和归纳。第二步是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疑问句结构简要地列出来。这里我们首先碰到分类的问题。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诸如感叹疑问句和修辞疑问句类别的话，那么从结构形式上来说，疑问句可以分为是非疑问句、特殊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三大类。然而在总的分类原则上或具体的分法上，各家的观点往往不会完全一致。比如，讲汉语中的“A—not—A”型疑问句看成是选择疑问句中的一类，而范继淹将所有的是非疑问句（包括带“吗”的疑问句和“A—not”A疑问句）都看成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有人认为各类问句都可以看作是选择问句的某种特殊类型，是非问句是请答话者对某一陈述做肯定或否定的选择，而特殊问句是个某一方面不加限制的选择。我们或许可以采用这一观点来作为疑问句的分类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各类疑问句看成是一个由是非选择到无数种选择构成的连续题。例如：a你去吗？b你去，是吗？c你去不去？d你去还是不去？e你去还是他去？f是你去还是他去，或是她去？g谁去？其中a代表了连续体的一端，是典型的是非疑问句。从句b到e逐步过渡到典型的选择问句。句f是多种选择问句。句g是不定选择问句，即典型的特殊疑问句，代表了连续体的另一端。以这个汉语的疑问句为基准，我们可以将英语中相应的疑问句列出如下：aAreyougoing?bYouaregoing,aren’tyou?cAreyougoingornot?dAregoingoraren’tyou?eAreyougoingorishegoing?fAreyougoingorisheorshegoing?gWhoisgoing?英汉疑问句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上述七个句子并不能代表疑问句的所有类型。这里我们暂且将这七个句子看成是英汉疑问句的七种类型，并将a句看作是英汉a类疑问句。接着我们可以列出每类疑问句的各种类型，比如，a类疑问句，我们可以根据时体态、动词等情况，列出所有a类疑问句的所有类型，看一看两种语言疑问句结构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表达意义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等。221\n首先结构上看，汉语疑问句的构成比较简单，除了人称代词需要转换之外，一般在陈述句后面加上语气助词“吗”就可以。比如,“我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吗、他会汉语—他会汉语吗、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吗、船已经开走了—船已经开走了吗、他们没有预先通知过我—他们没有预先通知过你吗”等等。英语组成疑问句没有这么简单。英语a类疑问句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情况：1）如果谓语动词是be\have等或谓语动词词组中含有情态动词、助动词等，那么可以将这些词置于句首构成疑问句；2）如果谓语动词词组不具有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条件，那么必须在句首加上助动词do，并且谓语动词的时态、人称呼应等语法功能该由主动词表达；3）如果谓语动词词组中同时含有助动词和否定词，那么可以将助动词和否定词缩略合并后同时前置，或者只将助动词前置；4）如果句子中含有someone\already之类的词，那么构成疑问句时，可以将这些词换成与它们相应的anyone\yet等词，也可以将这些词直接用于疑问句。其次，从意义上来说，由于某些英语句子可以构成两种形式的疑问句，因而这两种疑问句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差别，与相应的汉语疑问句相比也有意义上的细微差别。例如：Didn’ttheywarnyou?Didtheynotwarnyou?他们没有预先通知过你吗？英语两个疑问句之间的差别似乎是语体上的差别，前者多用于非正式的口语语体中，后者多用于相当正式的语体中。Didanyonecalllastnight?Didsomeonecalllastnight？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吗？英语两种疑问句，前者没有猜测的意思，而后者提问时带有某种肯定的猜测，与此相对应的汉语疑问句没有这种意思。汉语也有带有某种猜测意思的疑问句，如，a昨晚有没有人打过电话来？b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吗？c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吧？A类是中性的句子，不带有人和猜测的意思；c类是带有某种猜测意思的疑问句，而b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疑问句。英汉两种语言中都还有其他一些形式的表示猜测的疑问句，最常用的有附加问句。昨晚有人打过电话来，是吗？Someonecalledlastnight,isthatright?英汉a类疑问句虽然都可以算作是是非问句，但回答的方式极不相同。英语一定要先回答“是”或“不是”，但汉语不一定这样回答，比如“船开走了吗？”这个问句，我们可以回答“开走了”或“没有”，不一定先回答“是”或“不是”，然后再做“开走了”等答语。最后，我们可以对比a类疑问句的分布。这是不好比较的内容。这里主要比较两种疑问句的使用条件，也就是使用环境。英语的a类疑问句常跟汉语的选择问句相对应，“A—not—A”相对应。所以他跟汉语的两种疑问句相对应，所以它的使用范围比汉语的a类宽的多。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汉英语言心理情况。语言研究的深入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深入。221\n虽然语言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同样漫长，但是人们真正对自己习以为常的语言从本质上有所认识，那还是上世纪洪堡特以来的事。普通语言学的建立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长期以来汉语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不能令人满意，与汉语理论语言学的落后很有关系，近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在八十年代之前大体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是“模仿”西方语法体系的阶段，虽然其模仿程度有高有低，自己的创见有多有少，但在总体上没有脱离西方语法的格局，从《马氏文通》到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皆是如此。后一段是，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阶段。汉语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没有自己的语法哲学，只好运用西方语言学的成果，从王力、吕叔湘、高名凯到朱德熙基本上都是如此。尽管他们在外来理论的中国化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归根到底，仍然未能跳出西方语言理论的藩篱。中国在语言理论上的觉醒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在对中国语言学的反思中提出要彻底从西方的理论框架中摆脱出来，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主张。。这一股强劲的浪潮持续了五六年，现在的势头有点冷静了下去，当初的一些风云人物变得更深沉、更成熟了，正在更深刻地进行着反省和思考。但当时这一冲击引起的震荡至今还在回响，至少语法乃至语言研究上定于一尊的局面被打破破了。九十年代的语言研究出现了多维和多角度、多方位的状况，这是谁都能得出的结论。对语言世界观的思考也使我们对西方理论的引进和运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生活在当今的时代，要完全拒绝和排斥接受西方理论的影响，万全依靠自己冥思苦索或继承老祖宗的衣钵。来建立汉语的研究体系，是不可能甚至是愚蠢的，关键在于在什么层面上接受西方的理论和影响。就语言研究来看，理论研究有三个层面。一是具体语言规律的层面，具体语言的语法、具体语言的具体音韵构造规律等等；二是普通语言学的层面，归纳各种语言的具体规律，抽象出较为一般和普通适用的规律；三是语言哲学的层面，从更深一层探讨人类语言的本质，研究客观世界、主观意识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一层深似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后一层是指导前一层研究的基础。具体语言规律的研究要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要以语言哲学的研究作为前提。我们前面提到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阶段正是分别在第一、第二两个层面的引进。所谓模仿语法阶段是直接引进西方具体语言研究的规律，如马建忠之引进拉丁文法，黎锦熙之引进英文文法等。而文法革新讨论以后建立起来的几家汉语语法体系则是引进西方普通语言学的一搬理论，并结合汉语的实际来进行研究，因此这几家都比较注意发掘汉语特点，也取得了比前一阶段打得多的成绩。但是西方迄今为止的普通语言学理论还是以印欧语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它所总结的规律对印欧语以外的语言不一定有很大的解释力，因而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始终摆脱不了西方语言研究的格局，原因就在这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反思使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层面引进的不足之处，从而引发了第三个层面上的思考。这是语言研究深入和成熟的表现。在哲学层面上，我们特别推崇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这是要利用它来作为摆脱西方现有的以印欧语为中心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束缚的强大武器。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言学”热潮中，有人特别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正切合汉语特点的语言研究，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其基础便是从西方引进的语言世界观。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经过几年的思考，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喊英语的对比应该有三个层次，分别适应不同阶段的要求。第一个层次是语音及语法表层的对比，其目的是为外语初学者提供一个简便的拐杖。它较少触及当前通行的诸家体系和学说，以免增加学习者的负担，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迄今出版的几种汉英对比语法著作，大多属于这一类。221\n第二个层次是语言表达法的对比。叶斯柏森提出过有两种研究语法的方法，一种是O–I，一种是I–O。第一层次有些类似O–I，但更多地停留在O上；第二个层次有些累似I–O,但I不只是几个简单的语法范畴，如有定无定、肯定否定等，而更注意挖掘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规律。因为类似于I–O，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拜托现行体系的束缚。事实上，这层对比其对象不是初学外语的学生，而是外语已有了一定水平而又经常需要在两种语言间进行转换的人，帮助他们更地道地使用语言。第三个层次是语言心理上的对比。这是更深层的对比，企图推到出隐藏在不同表达法后面的心理和文化背景，进行一种哲学式的思考，目的是为了最终建立中国的语言哲学。一、悟性与理性对于语言与世界观的关系，我们采用洪堡特主张的能动反映论，用他的话来说是“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发作用于精神，这是我们要考察的全部过程。”也就是说，语言与世界观交互影响其中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对语言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明显。汉语和英语在表达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这在哲学上的背景就是汉民族的思维习惯重悟性，而英语民族的思维习惯重理性。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最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佛教都重视悟性。孔子说：“不愤不启。不菲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强调悟性教育的最好说明。老子强调“无”中生“有”，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强调“得意忘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及意不可言传：“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过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这些思想对中国人重“领悟”、重“微言大义”、重“言外之意”，乃至重“含蓄”、追求“韵致”的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影响。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最后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可说是佛教教义加上老庄思想的产物，其要旨在于不设文字，强调顿悟；其后盛行偈言，语含机锋，开始背离禅宗本旨，但对启发人的悟性，促成思想跳跃，却很有用。另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佛教派别是密宗，密宗强调语言文字的神秘性（《庄子》中也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思想），这神秘性与弥漫于汉语中的模糊性（词性模糊、语义模糊、语言单位模糊）是切合的。这种种民族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其影响是普遍而深刻的。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似乎都不想让人马上知道，而要让人想一想后才“悟”出来。表现在文学上，贵含蓄，忌直露；绘画上，贵泼墨写意，而把工笔勾勒视为“画匠”而乏“大家气度”；戏剧上，提炼了许多艺术化的“程式”，忌生活化的写实；园林建筑上，贵曲折，“步换景移”，忌一览无余。说起来，这些哲学思想都是文人、哲学家提倡的，但其影响所及，却深入到凡夫俗子。语言上的表现除了意合之外，来自中国民间的歇后语便是中国式智慧的产物。歇后语由前段与后段组成：“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外甥打灯笼，--照舅（旧）”、“飞机上挂暖壶，--高水瓶（平）”221\n。前段和后段之间有意义上的联系（还常常借用汉族人喜欢的谐音手段），但在话语中具体运用时，说者常常先隐去了后段光说出前段，要人从前段自己悟出后段，从而形成一种思想上的跳跃，说者从听着不由自主的一顿中获得快感然后把后段说出，感到无比的满足。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狡黠，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与汉语不同，英语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的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后来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弥漫于欧洲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对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表现在语言上即强调形态的外露及形式上的完整（因此我们称之为“形足性语言”）。这种形式上的要求是如此强烈，因而在把汉语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译成英语时总让人非常狼狈，因为不得不把原来含蓄深藏的东西—明白无余地说出来。例如唐代赵嘏（gu）的《江楼感旧》：“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人”，是男是女，是一个还是几个，在汉语中都不必说来，留有不少回味和思考的余地，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境遇（怀念男友或女友，一人或多人），产生不同的联想和共鸣。可是一着手要译成英语，就必须确定“人”是男是女，是多是一，结果可以说是必然地会引起不同的翻译。我们收集了这首诗的六种译文，其中四家译成复数，两家译成单数；五家回避了男女问题，一家坐实这个“人”是女性。一经坐实，便觉原文的含蓄美减色不少。二、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与悟性和理性的对立有关的是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的对立，这也是东西方哲学乃至人生观的一个重大区别。悟性的特点是参与意识，理性的特点是距离意识。主张悟性的儒、佛、道在本质上都是参与的，只是参与的方法和对象不同。儒家的基本人生态度是入世，他参与人们的社会活动，与人生社会同命运。道家和释家（佛家）的基本人生态度是出世，但道家出世后并没有遁入真空，而是参与了自然界，把自己融入了大自然；佛家的出世进入的是彼岸世界，参与生命的轮回，而中国的佛教徒又更多地参入了道家的人生观。主张参与的必然强调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主张理性的西方哲学其前提是保持物我之间的距离，只有隔开了距离，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解剖。因此主张理性的必然主客体分明，需要强调主体意识时强调主体意识，需要强调客体意识时强调客体意识。与只强调主体意识的汉语相比，英语经常强调客体意识的特点非常突出，因此我们可以把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的对立看作两种语言对比的又一大特点。两种语言强调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不同在语言上表现为：1、动作句：在英语里人和物都可以作句子的主语，而汉语在这个位置上习惯上只放指人的词，如遇到英语中以物作主语的动作句常需要进行相应的转换。例如：HisnewbookhistofftheAmericantemperamentwithamazinginsight.他在新作中对美国人性格的描写可谓洞察秋毫。（不说“他的新作……”）Therememberanceofthesewilladdzesttohislife.他想起这些，便会增加对生活的乐趣。（不说“对这些事情的回忆……”）Hisbonhomieoftenbroughthimmanyfriends.他为人和善，因而朋友很多。（不大说“他的和蔼常给他带来很多朋友”）我们之所以说，“不大说”是因为近年来已经有人说这类句子，但我们可以感到这种句子欧化的味道很浓，不是地道的汉语。相应的，某些指人名词开头的句子，在译成英语时可以遵照英语的习惯改用指物名词开头，例如：221\n他开车时心不在焉，几乎闯祸。Hisabsenceofmindduringthedrivingnearlycausedanacccident（比“Hewasabsentofmindduringthedruving……”要好）他取得了完全的胜利。Histriumphwascompiete.理由是，因为这样说更有英语味。1、非人称句：英语的非人称句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叙述，在汉语中往往难以接受，事实上，不存在，翻译成汉语时必须转换成以人开头或隐含以人开头的句子。例如：ItappearsthatMrJacksonhasgotreligiononthesubjectofenviroumentalism.杰克逊先生在环保问题上似乎终于醒悟过来了。Itwasadifficulttimeforthem.当时他们的处境很困难。Itisnecessaryforustohavesomeexerciseeveryday.我们每天必须做一些运动。Itappersthatyouareright.（）看来你是对的。（主体隐含）2、被动句：几乎每一本讲英汉翻译的著作都要谈到被动句的问题，认为英语爱用被动句，汉语不爱用被动句是两种语言的显著区别之一。如果我们往深一点看，就可以发现在这些句子的后面也体现了两种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很多英语被动句必须译成汉语的主动句是因为前者反映了客体意识而后者必须应之以主体意识。例如：TabletennisisplayedalloverChina.中国到处都打乒乓球。（不说“在中国乒乓球到处都被打”）WordwaspassedroudmaniplesthatallweretomakeforTacfarinas.各个小队都接到通知说，大家都要以塔克法里那斯为攻击目标。（不说“通知已被各个小队传开……”）汉语中有所为意念上的被动句，实质上是以指物名词开头的句子。这类名词在现行汉语语法中看作主语，但在汉族人的心理或语感上只觉得不像，认为其中可能隐含了真正的“人”主语。这也是主体意识在起作用。例如：橘子苹果（）买了一大堆。衣服（）洗好了，（）放进衣柜里了。葡萄酒（）去买一瓶来，晚上（）好喝。在译成英语的时候，这些句子几乎无一例外需译成被动句，更加深了这一印象。早期语法学家如黎锦熙就认为其中隐含了“被”字。但被动句是动作句，把这些句子看作动作句又不大合汉族人的心理。我们把这些句子一律看成话题—评论句，也许更合乎事实。3、下面一些句子也体现了汉语的主体意识：我到美容院去做一下头发。Iamgoingtohavemyhairdressedinthatbeautyshop.我去修一下自行车。I’llhavemybicyclerepaired.我要去做一套新衣服。221\nI’llhavesomeonetomakeanewdressforme.在中国人心目中，“我要到美容院去做头发”跟“我要到商店去买东西”是一样的，“我”主体。至于这头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做的，这并不重要。由于理发师、机械师、裁缝等“我”并不认识，在心目中同无生命的客体是一样的，而英语就必须把主客体关系清清楚楚地反映出来。严格地说，“我去修一下自行车”这一类句子在汉语中都是歧义句，“自行车”可能是自己修，可能是请人修。而译成英语后没有歧义，如果请别人修是上面的译法，如果自己修就是：L’mgoingtorepairmybicycle.在汉语里，这种说法比比皆是，比如“我去看病、我去上课”等等。1、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处所也是主体：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主张天人合一，人跟周围的环境是融为一体的，因此说“我有一个妹妹”和“我家有一个妹妹”是等价的。《孟子》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这四句话的结构在汉族人的心目中也是一样的。但这对于把主客体严格分开的英语来说就难以接受，非要把其中三句译成“there+be”的句式，把第三句译成别的句式。如：Intheirkitchens,thereisfat.Intheirstables,therearefathorses.Buttheirpeoplehavelookofhunger,andonthewildstherearethosewhohavediedoffamine.一般人喜欢把时间与处所词相提并论，其实在汉语中它们的地位并不相等：处所词属于主体，时间词属于客体。“上海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觉得很自然，好像说“你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样；但“去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觉得少了什么东西，说成“去年上海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自然了。而在英语里，由于强调人跟环境的距离，时间词、处所词一样都属于客体，因而在上面这句话里，“上海、去年”同“变化”一样，都能成为句子的主语：GreatchangeshavetakenpiaceinShanghai.LastyearsawgreatchangedsinShanghai.Shanghaichangedgreatlylastyear.2、主语省略句及其他：汉语的所谓主语省略句比较多，特别是在自叙体散文里。从语言心理上看，这也是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认为谈自己的一切不言自明。汉语在叙述过程中使用一些插入语，如“据说、看来、眼见得、总而言之、且说”等，背后都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些都像是主体隐含的动作句，而在英语里，却常常是冷冰冰的无主句“Itissaid……”“Itlooks……”“Itseems……”“inshort……”“andwhat’smore”等。三、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现在我们试图来解释一下汉语在某些语言片段意合，而在更大的语言片段却倾向于用形合的语言心理因素。汉语意合的哲学背景是“悟性”，那么汉语形合的背景呢？我觉得是中国人的整体意识。而整体意识背后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从总体上比较一下中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似乎更长于总体把握，而西方人长于条分缕析；中国人善于归纳，西方人善演绎；中国人强调群体，西方人强调个体；中国人重悟性，西方人重理性；中国人善形象思维，西方人善逻辑思维；中国人更具诗人的气质，西方人更具科学家的头脑；中国人把宇宙看做一个整体，充塞其中的是“道”或“气”221\n，西方人把宇宙看做一个个原子，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中国人处理事情就像中医，把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西方人处理事情就像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一系列区别虽然不一定适用于中西所有的个体，但从总的倾向来看还是相当有道理的。中国人重整体思维与西方人重个体思维，是各自的哲学背景造成的。这一区别在语言上的表现是：1、汉语造字构词的整体观照和英语造字构词的原子主义汉语使用汉字。汉字的数量现在已发展到6万多，常用的也又好几千。要记住这么多字的形体和意义有困难的，而汉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形声字为主体、以部首来统帅、所有的字以类相从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背后就反映了汉族人善于整体思维的心理特点。如“木”旁，“凡木之属皆从木”；“水”旁，“凡水之属皆从水”。这就带来了不少方便。例如“松、柏、梅、枝、树、林……”等一望而知与数目有关；“江、河、湖、海、洋、池、深、浅……”等一望而知与水有关。这些偏旁就起了把字串起来的作用，这是一种整体思维的结果，每一个字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形类系统的一部分。词汇发展了，从单音词发展到双音词和多音词，但汉族人仍然沿用了造字的方法来构词。即先确定一个类属大名，然后加以个别区分。例如，先把木本植物统称为“树”，然后把各种不同的树分别叫做“松树、柏树、梅树、桃树、李树……”等等，把与“树”有关的各种事物，分别叫做“树干、树枝、树冠、树墩、树叶”等。“树”在这一系列词里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原先字里面的偏旁，同样体现了一种从整体着眼来把握局部的思维方法。英语与之相反，我们把英语造字构词的特点叫做“原子主义”。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A、一个事物一个名称，没有从整体、从事物的联系来命名的习惯。例如刚才举的汉语中从“木”从“水”的一些字，英语分别叫做pine\plum\tree\wood\branch……和river\lake\sea\ocean\pond\deep\shallow……，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期间有什么联系。汉语中“树+？”的双音词，英语中也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如trunk(树干)、brark(树皮)、root(树根)、bough(树皮)、foliage(树叶)、stump(树墩)等。这就是重个体思维的结果。B汉语的构词法以复合法为主，组成的词族以类相观照，是一个开放的群；英语的构词法以加缀法为主，词族的组成以词干为中心，其作用就像原子核，而各种前缀后缀就像是核外电子（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原子主义），每组这样的词形成一个封闭的词族。在词汇上，最容易看出汉语重整体思维，英语重个体思维的特点。认识英语在造字构词上的不同特点，对探索两种语言的学习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汉语学习中以偏旁助认字、以字带词，英语学习以词干为中心，采取中心开花的词汇记忆法等。两种语言的组织和认识规律不同，学习方法上也不宜彼此简单地照搬。2、骈偶和散行的不同心理背景汉语爱好骈偶式结构，英语行文以散行为主，从本质上来看，这也是偏重整体思维或个体思维的不同产物，甚至影响到了思维方式本身。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221\n第一、骈偶的双方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以这种手段说话或写作时，每使用一个字词或概念，心里必然已想到了另一个字词或概念，这必然导致一种辩证思维。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有发达的辩证法思想，从《周易》道《老子》，从道分阴阳到五行相克，无不如此，这同汉语的这一特点有深刻的联系。而散行行文就不会造成这样的特色，因而欧洲直到黑格尔时代才有较成熟的辩证法（据研究还是受了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第二、骈偶和散行导致了语言研究的不同方向和特色。骈偶的心理背景是一种整体观照，对于本身不具形态的汉语来说，每个字（词）的词性、意义、功能等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别的字（词）相比较、相映照中体现出来的。黎锦熙先生的“以句辨品，离句无品”，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其实这一说法反映了汉语的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韩语的本身不具形态，其意义和功能只有在系统的观照下才能明白。除非不想为汉语的词定什么“品”，否则，“以句辨品”是唯一的出路。不像在以散行行文为基本特色的语言中各个词单凭它本身的形态，便能确定它的词性、意义即在句中的功能。在汉语这种“孤立”语里，每个字词本身是“孤立”的，但在整个语言系统中，各个词有其自己的位置，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在英语这样的“形态”型语言里，以词干为中心的每一个词族本身是一个小系统，但在整个大语言系统里，却具有各自相对“孤立”的特色，其彼此间的联系不是建立在词干上而是建立在具有共同成分的“核外电子”的基础上的。这种不同导致了两种语言研究的不同特点和方式：汉语的研究自古就有一种整体观照的特色，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莫不如此，文字学通过以形系联构成系统，其代表是《说文》的部首；音韵学通过以形系联构成系统，其代表是《切韵》的韵部；训诂学通过以义系联构成系统，其代表是《尔雅》和《方言》的义类。而英语等形态语言自古有发达的以形态学为中心的语法学，却始终缺少成系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英语的文字研究（正字法）是语法（形态学）的一部分；英语的音韵研究从属于普通语音学，以发音的生理、物理性质为主要内容，英语历史上很晚才有为写诗服务的词典；词汇上，英语的词典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虽然查检十分方便，但却没有汉语词典那样在形、音或义上有系统上的意义，以义系联的同义词典如GeorgeCrabb的EnglishSynonyms诞生于1816年，PerterRoget的Thesaurus出版于1912年，都比汉语晚了不知多少年。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要致力于吸收西方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对的，但如果要彻底改变传统汉语研究的方向，完全纳入西方语法学和普通语言学（高本汉以来对汉语传统音韵学的改造）的框架，那是有些削足适履的。最激烈地反对《马氏文通》以来模仿西洋语法建立起来的中国文法的学者之一是陈寅恪先生，他的名言“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陈寅恪1933.223）已为许多人所引用。而他拿出来与《马氏文通》之类抗衡的居然是“对对子”他说：“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陈寅恪1933，227）他进而主张在“真正的中国文法”建立前，不妨以“对对子”作为代用品：“无可奈何，不得已而求一过渡时代救济之方法，以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之前暂时代用品，此方法即为对对子。所对不过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相关者，亦有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可借以测验高材及专功吾国文学之人，即投考国文学系者。”（同上224）因为这方法可以测试“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丰富”以及“思想条理”。（同上224--226）在许多语法学家看来，陈先生的意见是有些近似于胡话的，然而，高了一辈子语法研究的中国语法学界泰斗、汉语语法“暂拟体系”和“试用提要”的主持人张志公先生在他晚年居然也重新提出了“对对子”问题，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接着再看一下汉英语法特征的对比问题：221\n要找出特征首先要解决什么是特征这一最简单的问题。关于特征吕叔湘先生讲过一段话，他说：“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1977、21《通过对比研究语法》杨自俭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这里提出了“特征”的两大特点：一、显著特征是比较出来的。中国古代几乎不讲什么汉语的特点，就是因为缺少跟别的语言比较的缘故。一旦有了比较就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想法。二、特点是相对的概念。跟某一种外语比是特点的东西，跟另一种外语相比就未必是特点。我国有的讨论汉语特点的书或文章就犯了这样的毛病，笼而统之地谈特点。这样“特点”积累了很多，但因为是跟不同对象比出来的，就显得很杂乱甚至相互矛盾。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特点是找得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据一般人的想法，大约总是找得多一点好，说明观察的细致，分析的透彻。但太多了又会使人不得要领，这就必须给特点确定第三个特征：三、特点必须要从本质上着眼。在我们看来，找特点不在乎多，也不怕少，关键要在比较中抓本质。抓住了本质一两条也许就够了；抓不住本质，讲十多条也还是多余的。所谓本质性，就是通过比较找出的特征要能给语言定性，回答所讨论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我们关心的特征，无助于回答这一问题的，则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第一、根据上面的三条标准，我们首先要对现在说得很多的英语和汉语的“特征”做一番清理。一、汉语语法的隐性与英语语法的显性。隐性和显性是指有没有外在的形式上的标志。形式和形态是两个有关但不同的概念。形式指语言的表层结构样式，形态主要指次的屈折变化，广义的形式可以包括形态。下面我们看一下隐性和现行的表现。1、隐性和显性的表现：汉语的隐性和英语的显性表现在下面这些方面：（1）词类的标记，首先是所谓的构词词尾相当大量的英语词从词形一望而可知是什么词，例如-ment、-ation、-ity、-er、-ism、-ist、-ology、-ness等是名词；-ful、-al、-ative等是形容词；-en、-fy、-ize等是dongci；-ly是副词等。汉语是否有所谓的前缀后缀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有人叫词缀，有人不愿用这个名称，改称词头、词尾。因为汉语的这些词缀跟英语的词缀有区别，所以必须做出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新的解释才行。理由很简单，词缀是语法上的概念，而且词缀相当稳定，一个英语词的前缀后缀不能去掉，去掉后意义、词性、功能都变了，有的甚至不成词，如dignity去掉后缀成了*dign,beautiful去掉后缀成了*beauti(beauty是名词)。汉语的词头、词尾大体有两类：A、一是传统的，阿-、老-、初-、-子、-儿、-头，它们的作用与其说是语法的不如说是语音上的，是汉语词汇双音化过程中的一个手段，而且很不稳定，在构词造语过程中根据节奏需要常可以不用，如：桌子–方桌旗子–红旗阿哥–哥哥–大哥；“初”只用于单音节，更是明显的证据。B、二是新兴的，主要是翻译英语移植进来的，如：-性、-化、-度、-派、-家、-师、-手、反-、多-、-总、-分、-高、-亚、-小等等。这些语素与其说是语法上的，不如说是语义上的，连赵元任也把它们叫做“复合词中结合面宽的语素”。赵元任指出这些语速之所以被叫做“词缀”221\n，是因为在翻译过来前的外语中叫做词缀。从性质上看，这些成分大多是粘附性的，去掉后除了语义之外，对剩下成分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如“超声波—声波、总动员—动员、不道德—道德”等，一般不会出现英语那样去掉词缀就不成词的情况。除了词缀之外，作为辨认标记的，英语中还有动词不定式的记号to与冠词。冠词在句子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它可以标定名词，而名词是句法中的主体成分，找到了名词，再找到了与之有呼应关系的动词，一个句子框架就可以立起来了。而在韩语中绝对没有这样便利的条件，看下面几个例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把那把门的一把拽住。其中有古汉语，有现代汉语，那些“老、幼、风、雨、君臣父子”及“把”的词性都要通过语义分析才能知道，其中第三句尤其难以把握，“君君”等可以分析为“主谓”（名+动）关系，即“君要像个君”，也可以分析为“动宾（名词用作意动+名）”，即“把君当做君”，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个人尽可见人见智，作出不同的解释。（1）语法中的形态标志首先还是词尾，词尾有两种，一种是构词词尾，是离开句子在词本身形式上体现出来的，即是词本身的组成部分，又可借此在词进入句子之前大致辨认出它们的词性，这是上一条讲的内容。另一种是构形词尾，词尾表示词的形态变化，这是在词进入句子以后发生的，例如动词加-ed、名词加-s、形容词加-er、-est等等。构词词尾随各个词一起收入词典，构形词尾都不进入词典，它是一种更普遍、更具有规律性的变化。构形词尾都与一定的词类发生关系，表示一定的语法范畴，因此可借此辨认出词在句子中的词性和语法功能。如英语中：名词有数和格的变化，-s表复数，-‘s表领格；代词有性、数、格、人称的变化（性只有第三人称），数、格如第一人称I、me、my、mine、we、us、our、ours;动词有时、体、态、语气等等的变化，英语有四种时间，三种体及两种态各有其组成形式，尽管有的采取加后缀式或有的采取分析式（还有部分内部屈折，如go、went、gone等）但形式都比较确定，易于辨认；形容词、副词有级的变化，比较级-er，最高级-est。汉语却没有或极少这样的标志，说“极少”是因为五十年代，在学习苏联，寻找汉语形态的热潮中，曾经找出过汉语的一些所谓形态，似不便完全否定。但其作用实在有限，而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强制性，不像英语的形态是非出现不可的，缺少了也不要紧。例如：表人名词、代词的复数标志“们”，“我校”也可以说成“我们学校”，但“各位代表”却不能说成“各位代表们”。名词有领属的“的”，但口语中“我家”不说成“我的家”，“我爸爸、我妈妈”也是如此。所谓定于标志“的”、状语标志“地”，其区别是人为的，而且其使用并无强制性。所谓的动词词尾“了、着、过”，确实常用在动词后，但不用的情况也是大量的。比如：我昨天去他家，问他母亲：“小三去哪儿啦？”，他母亲不告诉我，把我气坏了。1、隐性和显性造成的汉英差别221\n隐性和显性是汉英语的语法最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差别，随着两语言各自的发展，这种差别也许正在缩小，但是差别是基本的。由于这一基本差别，造成了两语言的一系列特点：（1）偏重语义和偏重形式汉语语法是隐性的，英语语法是显性的，造成的第一个特点是英语语法可以以形式为主，甚至摆脱语义来进行研究（比如结构主义就是如此。至于完全脱离语义的形式分析是否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它可以这么来进行），而汉语的语法离不开语义，一离开语义就毫无意义；英语语法可以执简驭繁，简到用十大词类、六大成分、五大句型（现在是七大句型）来囊括一切句子。在仿效西洋语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语语法当然也可以弄得这样简，但执了简而驭不了繁，至多对对五四以来的欧化文章有一定的解释力，对五四以前、古汉语、近代汉语及现代白话文中汉语民族气息较浓的文章解释力就有限。郭绍虞先生引过《水浒》四十三回的一个句子：“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如果分析成“状语+状语+状语（？）+存现句”对于理解这句话有什么作用呢？据说语法的作用之一是教人读书作文，英文语法至少可以教人不犯语法错误，句子结构紧凑，关系和层次分明。如果汉语语法也这样做的话，那现行语法只能教人写出长而诘屈聱牙的欧化句子。例如把上面举的例子用现行语法体系是叫不出来的，硬教出来的句子只能是：“一只吊睛白额虎在星月光辉之下，随着一阵风，大吼一声，忽地跳出来了。”要么以李逵为主语：“李逵在星月光辉之下，猛觉一阵风起处，听到一声大吼，看到一只吊睛白额虎跳了出来。”而从语法分析的实际步骤来说，英语是根据形态（首先是动词、名词及主谓一致关系）先找出主语和定式动词，建立起句子的基本框架，然后将各种配件装上去。结构弄清楚了，句子的意义才清楚，其过程是“结构—语义”；而汉语看到的是一长串汉字，词跟词之间没有空隙（古汉语连句跟句之间也没有空隙），加上主语、谓语什么的都没有形式标志，要切分只有从语义着手，把句子拆成一个个片段，弄清其间的关系。句子结构是语义分析的结果，其过程是“语义—结构”。这两个不同的过程告诉我们为什么在长期的历史中，语法对英语等西方语言是如此重要，因为非此不足以弄清语义；而汉语的语法始终不发达，因为并不是理解语义之必须。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汉语的语法研究一度会流于贴标签的游戏和名词术语之争，而圈内人争得热烈，圈外人，特别是使用语言最多的文学工作者都不屑一顾。因为你没有给人家提供什么帮助，相反只是把人家本来就懂的东西搞得繁琐、复杂、枯燥而已。由于汉语的理解是从语义出发的，因此古代中国训诂之学特别发达，连带引起了为之服务的文字之学和音韵之学的发达。而语法之学却不发达，这并不是中国古人不聪明，而是汉语的特性使然。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以前洪堡特就已提出来了，他说“”学习希腊语或拉丁语所使用的方法，即在词典中进行词的研究之前，先进行语法的工作和结构的研究的方法，决不能应用于汉语的学习。对汉语来说，始终应从词义开始。我们汉语确定词类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形式槽，也就是分布或功能。如，很--，这是大家公认的确定形容词的框架，但我们仔细一看，这实际上靠的还是语义，为什么名词和一般动词进不了这个框架，最终还是语义不搭配决定的，而不像英语等西方语言那样靠形态。221\n今天的语法研究，如果还是想走西方语言的从结构到语义的道路，可以肯定的说，这对汉语研究来说，不会有多大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转而致力于语义结构的研究，或者说，语义组织规律的研究。这个步子迈得有大有小，迈得较小的并且目前为多数人接受的是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提法。迈得大一点的如徐通锵，他直接提出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要以此来与西方的语法型语言相对立。（2）语法单位的模糊性汉语语法的隐性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是汉语语法单位的模糊不清。由于形态的帮助英语语素、词、词组、小句、句子的界限是比较明确的。当然英语复合词大大增加，复合词与短语之间也有一个划界问题，但由于有形态帮助，问题相对简单一席。但汉语问题就大得多吕叔湘先生说：：“由于汉语缺少发达的形态，许多语法现象就是渐变而不是顿变，在语法分析上就容易遇到各种‘中间状态’。词和非词（比词小的比词大的）的界限，词类的界限，各种句子成分的界限，划分起来都难以处处一刀切”。（《汉语语法论文集》487商务印书馆1984）甚至短语和小句、小句和句子（复句），复句和句群之间界限不是截然分明的。比如“理发”是词组还是单词，“经济”是名词还是形容词，词根和词缀的界限“工作者”中的“者”是词根还是词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复句还是单句等等。国外有人曾做过实验，拿一段英语文章和一段中文文章分别请懂两种语言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断句（当然英文去掉了句首字母的大写），结果英文句子的正确率要高得多，包括学英语不久的中国人；而汉语的断句则五花八门，包括语文水平很高的中国人。汉语的句子界限不清楚，说明“句本位”在汉语实行有困难。我们以前设想的句子（主谓宾句）是从英语搬来的，不和汉语的实际。又有人在五级单位中间划了一刀，说语素、词、短语是静态单位、备用单位，小句和句子是动态单位、使用单位，语素、词、短语之间是组成关系，短语和句子间是实现关系。短语加上语调就成了句子。这是词组本位说的依据，其实短语与句子之间远非简单的实现关系，只要举几个人们熟悉的简单例子就可以看得清楚。他黄头发。王冕七岁死了父亲。他是个日本女人（他的朋友是日本女人）能说这些句子去掉语调后就是短语吗？恐怕不能说。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对流行的观点，即汉语语法的特点在于词、词组、句子在结构上的一致性的说法也表示怀疑。复合词与某些短语间在结构上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是英语、汉语共同的。但其基础不是语法关系，而是语义关系。至于句子，问题就麻烦多了，汉语句子的界限不好定，其组织原则又迥异于词或短语的组织原则，讲其中有一致性是简单化的认识。（3）词法和句法拼不拢英语传统语法分为词法和句法。词法讲词的构成和分类，其依据是形态；句法讲句子成分及分类，其依据是功能。由于形态是功能的表现形式，因此，这两者的结果是一致的，表现在词法和句法可以对勘，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如拿三种最基本的词类来看：名形动主宾补补定谓只有在补语（包括主语补语即传统所谓表语，以及宾语补足语）上名词和形容词有些交叉，如：Heisastudent.221\nThesunisred.名词直接作定语，是现代英语发展的趋势，也是形容词形态消失的结果。但中国模仿西洋语法，煞费苦心地建筑起来的语法大厦，其最基本的矛盾是词法和句法何不拢，仍以三大词类为例：名动形主宾谓主宾谓主宾谓这样的分来就是去了意义。就其原因，是因为词分类标准和句成分的设立标准不同一。词分类的标准早期是意义，后期号称搭配功能，实际上是选择标准。因而骨子里还是语义。而句成分的设立完全是抄袭西方的：在传统语法阶段是依据功能（语义），在结构主义阶段是依据硬性的词序。（4）词序和虚词问题汉语和英语都声称词序和虚词是自己语言的特点，但是英语强调词序和虚词是在与拉丁语相比较时而言的，两者的共同前提是有形态。英语是从形态语言的阵营中造反出来的，由于形态减少，便从词序和虚词的使用上得到补偿。相对于拉丁语而言英语显得词序相当固定，并且更多地利用了虚词。而汉语强调词序和虚词是在与包括英语在内的大多数西方语言相比较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其前提是西方诸语言有形态，因此语言的组织以形态为主要手段；而汉语没有形态，因此不得以词序和虚词作为语言组织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在西方语言中，词序和虚词作用是第二位的，而在汉语中，其作用是第一位的。两种比较的前提不一样。从第一种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词序固定和虚词使用多是英语特点的结论；但从第二种比较中，我们却只能得出词序和虚词手段在汉语中更重要的结论，却不能得出汉语一定比西方语言词序更加固定、虚词用得更多更灵活的结论。前一种比较有定量的成分，后一种比较却只有定性的因素。有的对比著作和论文看不到这一点，错误地认为，凡形态丰富的语言，词序一定非常灵活，虚词一定很少或不用；凡形态不丰富或缺乏的语言，其词序一定固定，虚词一定极为丰富。这样，以拉丁语和汉语为两级，英语夹在中间，便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拉丁语英语汉语词序固定---------------------------------------------------虚词丰富---------------------------------------------------有的学者因此断言，汉语的词序比英语固定（但他们不敢说汉语的虚词比英语丰富，因为英语介系词丰富复杂，远非汉语所能望其项背，是人共见的），这一结论就不很可信。事实是形态丰富的语言拉丁语和俄语，并非完全不讲词序；而汉语与英语之词序固定也各有千秋，有时汉语比英语固定，有时英语比汉语固定。一般书上讲汉语比英语固定的比较多。看一下下面的例子。这些句子里，汉语的有些词位置可以变动，但英语只有一种译法：雨又下起来了又下起雨来了It’srainingagain.她一定等得心急了她等得一定心急了Shemusthavebeenwaitingimpatiently.你是不是先去？别等我了！是不是你先去？别等我了！Willyougofirst?Noneedwaitingforme!221\n当然也有英语好几种说法，汉语却有一种译法的情况。不过凭印象英译汉时选择的余地更大些。说这些我们并不是想证明汉语比英语更灵活的结论，只强调两种语言的情况不同，希望不要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讨论语言问题。特别是有的书为了证明这些论点，不惜违反语言学基本常识。例如有人把英语疑问句和感叹句主谓有时需要倒装，而汉语不需要倒装，看做是英语词序不固定而汉语词序固定的例子。例如：CanyouspeakEnglish?你会说英语吗？Howbeautifultheroseis!这朵玫瑰花多么美丽啊！实际上英语的这些位置变动是有条件的，这正是英语利用严格的词序来作为语法手段的例证，怎么倒成了英语词序不固定的例证？还有人把汉语“我不喜欢这本书”，改变语序后成“这本书我喜欢”，原句宾语变成主语，句法功能有了改变，因而不如英语Idon’tlikethebook–ThebookIdon’tlike.中thebook仍是宾语来得灵活，这又是皮相之见。“这本书”在汉语中被称为主语或宾语，依据的是某些学者的主观语法体系，并不是汉语客观语法体系，按别的学者（如黎锦熙）的体系，它仍可以把“这本书我不喜欢”中的“这本书”看做“宾语”，岂不是跟英语一样灵活了吗？（5）语法体系的可塑性汉语语法隐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汉语描写语法体系的可塑性特别大。因为缺乏形式上的标准，各种理论都能往上套用，而都可宣称自己最“符合”汉语的实际。从《马氏文通》模仿西洋语法建立第一个汉语语法体系，到后来各种语法理论、语言学理论的引进，什么西洋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什么三品说、分布理论、直接成分分析、格语法……，都能用在汉语上说一通，而且说的头头是道；还能党同伐异，宣传只有自己的一套才符合汉语实际，别人的是“模仿”、“生搬硬套”等，中国语法研究史上争论之多、分歧之大，是其他语言研究史上所少见的，原因也在于此。因为现有的，或者国外新冒出的语言学理论，使用到汉语上来，实在太方便了似乎没有必要花气力再去另想一套。胡适曾经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话在历史界引起的争论我们且不管它，但是移用到汉语研究上倒是顶合适。我们的汉语好像是个天生丽姿的时装模特，各种时装穿上去似乎都挺合身的。英语语法体系也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语法分析理论，都是从英语开始的，包括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只提出一套理论基础，真正运用到语言结构分析是从美国描写主义开始的。这一事实说明了，在从综合性向分析性的急剧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以词法分析为中心的语法分析体系已不适合英语需要，它急切地需要从中解脱出来。但是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体系的可塑性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在英语中，种种理论的背后都有形态的影子，因此分析的结果，常常走向形式化描写。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更加典型。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结构主义拼命回避意义，；转换生成语法“明明从意义出发，却矢口否认”为什么一个要回避，一个要否认？骨子里的意思是，语法的研究必须以形势研究为正统。这正是形态语言的本质所致。而汉语搬用这些理论，却有自己的目的，是想为没有或缺少形态变化的汉语找到一个语法分析的简便方法。第二，英语中的这些不同的语言学流派之争，是理论之争，或者说是语言研究切入角度之争。例如结构主义221\n是对现存语言结构的分析，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形成和产生过程的探讨。这些理论表面上气势汹汹，每一个都以彻底否认前人为前提，而事实上，它们队从传统语法起就逐渐形成的一些概念，根本就没有触动，例如名词仍是明词，动词依旧就是动词，主语还是主语，宾语还是宾语，谓语仍是谓语。而汉语中的争论，往往形成名词术语之争。例如词类问题讨论后来变成“什么是形态”的讨论，你说这个是形态，我说那不是形态，结果讨论丧失了共同基础。主语宾语的讨论更是如此，一种理论认为主语的另一种理论认为是宾语，这在英语中是不可想象的。单句复句讨论主要是两者划界问题，而在英语中从来不成为问题。析句方法的争论最后以调和而告终，因为两种都是舶来品，单独使用谁也不比谁高明；其实就是两者结合了，也不见得就比原来高明多少。只是由于汉语语法体系的可塑性，就像时装，单穿一件上衣好像很合体，单穿一条裙子好像也很合体，把上衣和裙子结合成连衣裙穿在身上好像也很合体。因此人人都可以自己搬用的体系做辩护，而且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最符合汉语语法的实际”。汉语语法体系的可塑性大，使有些学者对语言研究的共性问题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有人认为，“我们迄今引进的概念、方法，无一不在外国有过详尽的讨论，用于汉语。非常成功。这说明汉语跟其他语言有共性。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语言的共性，而不是汉语的特点。（叶蜚声1989，72《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1期）”而一些搞英汉对比的学者也津津乐道，经过他们的研究，发现汉语跟英语之间“主要是同，而不是异”（任学良1981后记）。这种观点、结论都是成问题的。不错“我们引进的概念、方法无一不在国外有过详尽的讨论”，但是为什么国外争论的你死我活的理论用于汉语无一不“非常成功”呢？可以想象，国外在出现几种理论，无论它们彼此如何打架，用到汉语，照样可以“非常成功”。这是汉语语法的可塑性所致，而并不是“共性”。主张英汉之间主要是同的人往往是拿暂拟体系与英语传统语法作比较，如同拿一件别人的时装，领口收一收，袖子放一放，然后做个比较，边说这两件衣服的式样基本是一致的。这种做法，不论对汉语自身，还是对汉英对比的深入研究，都是不利的。可塑性不等于共性，更不能代替汉语语法自身的研究，否则的话，我们就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理论后面追。还是吕叔湘先生说得好：“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杨自俭、李瑞华1990，扉页）二、汉语语法的柔性与英语语法的刚性。所谓柔性就是弹性。一个东西，有它可以，没有它也可以，这是一种弹性；一样东西，长一点可以，短一点也可以，可伸可缩，这又是一种弹性。柔性的反面就是刚性。刚性就是缺少变通，该有的不能少，该长的短不了。柔性和刚性是相对而言的。说英语语法是刚性的，不是说一点弹性都没有；说汉语语法是柔性的，也不是一点强制性的东西也没有。但相对而能言，汉语的柔性和英语的刚性都表现得较强烈。（一）、英语语法的刚性1、该有的不能少（1）形态上要求的，一般均必须遵守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英语残存的形态已经不多，但这些残存的形态表现非强顽强，也最死板而缺少通融。例如名词的数、动词的时、主谓间的一致关系是学习英语的人必须当做铁的法律，一一记住，否则就是犯了最经常性的错误，会贻笑大方的。如：IhaveabookHehastwobooksTheyhadameetingyesterday凡与此不合的，通常需要在语法书中做出硬性解释。例如：sheep的复数也是sheep，解释是其复数形式采取了“零”形态；221\nThereisaboyandtwogirlsintheroom中，主语与动词在“数”上不一致，解释是根据动词与最“贴近”的名词在数上一致的原则。（2）形式上要求有的东西，通常也不能少英语形态简化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大量使用虚词，特别是介词。这些虚词的使用也一个不容许缺少。如：intheroom(in)、onthetrain、tozhezoo其中的介词一个也不能省略。2、英语的语词在形式上和长度上都比较固定，缺乏伸缩性。在构词上，英语也有缩略构词法，如：Omnibus–busbicycle--bikeGoodbye–byeinfluenza--ful但这在英语词中占极少的比例，一般不能这么缩略。（二）、汉语语法的柔性1、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形态。古今汉语都有一些形式词，如古汉语的“之”现代汉语的“的、地”，以及所谓的构词词缀“阿、第、老、子、儿、头”等。但这些字的使用往往缺少强制性，用也可，不用也可，其用与不用并非出于语法上的必须。如：我的妈妈–我妈妈我妈–我的妈（用的极少，只用于“我的妈呀”）桌子–方桌、方桌子、长方桌子（一把不说“长方桌”）2、几乎所有汉语单词都有可能形成单双音节的等义词。如“英语、汉语”但“英汉词典”；“词典”，但“语言大典”（不是开国大典）；“电话”，但“来电”（也可能指“电报”，要看上下文）；“老师、学生”，但“师生、尊师爱生”；“电视”，但“广电部、影视专业”等等。这就是人们在使用时有了选择调节的自由。3、缩略更是现代汉语最具有生命力的造词方法。天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大串新造的语词；如:”莲蛋、椰蛋……”4、与缩略相反的是，汉语的词又常常可以扩展。人们爱说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之一是双音化，我们觉得从数量上来说，现代实用的双音词、复音词比过去要多，当把它看做一种词汇发展规律，这种说法恐怕不很妥当，因为它隐含了一种静态的观点，把词语形式凝固了，好像同样一个词，在“双音化”之前，都只有单音词形式，“双音化”以后，就都固定成双音词形式了。实际情况是，不论在“双音化”之前或之后，所谓的单音词大多有双音用法；所谓的双音词也常常可以单用。在《诗经》里就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单音词双用的，如“帮、家、国”可说成“帮家、邦国、家帮”等，“衣”可以组成“衣裳、裳衣、衣服”等；“归”可以组成“归处、来归、归息、贵适、行归”等从汉语词汇总体发展来看，我们可以说双音词的数量增加了，但从各个词的演变来看，却不宜说都“双音化”了。从动态和弹性的角度看，“双音化”的说法没有完全反映汉语的事实。倒是两千多年前荀子的话“但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比较好地反映了汉语词语的动态性质。（三）、认识柔性和刚性对比的意义透过汉语语词“弹性”221\n的面纱，我们看到在背后起作用的是音节和节律。语言组织的规律看来很像是一个常数，在某一方面欠缺了，就会在别的地方得到补偿。英语在走向分析性之后，形态上的损失不少，结果就从词序和虚词上得到补偿，因此英语语法学家要自豪地宣称词序和虚词是英语的特点。汉语如果只有词序和虚词，语言组织手段似乎显得太贫乏，因而就从音节和节律上得到了补偿。汉语的弹性其实并不是乱弹，而是受音节和节奏规律支配的，对此郭绍虞和吕叔湘都有很好的描述。也许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语言像汉语那样重视语言的音节和节律（所谓的音节指音节数，如诗有严格的四言诗、五言诗、七律诗，文有“四六”，直到现代汉语中还充斥着“四字格”等，都有音节数的规定。节律指音节配合的规律），并把它作为构词造语作文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人不讲究语法，但讲究“文法”—作文之法，而作文法中最强调的是“神气”，说穿了就是音节调配使用和节奏的控制。清代文章家刘大魁说：“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明代的王世贞更把长短节奏看做“句法”，说：“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因此，音节和节律完全应该看作是一种语法手段，对于汉语来说，尤其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手段。如果说在隐性和现行的对比后面是我们看到了汉语缺乏形态，是一种语义型语言，从而与形态形态型语言如英语从根本上划清了界限，那么在柔性和刚性的对比后面使我们看到了音节和节律在语法或者说在语言组织上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使我们发现了对比两种语言的重要视角—从两种语言的音韵特点出发。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儿对比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和汉语的诗律时说过：“这些节奏系统，每一种都出自语言的无意识的动力习惯，都是老百姓嘴里掉出来的。仔细研究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特别是它的动力特点，就能知道它发展过哪样的诗。要是历史曾经跟它的心理开过玩笑，我们也能知道它本该发展哪样的诗。将来会发展哪样的诗。（萨丕儿1985，206《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其实不光诗是如此，整个语言的构造向什么方向发展，是与每一个民族语言的语音特点紧密相关的。这样看来，要对比两种语言的特点，我们最好从两者的音韵、文字系统谈起。《韩汉语选择问句对比》一韩国语和汉语都有问话者并列几个项目让答话者选择其中一个回答的选择问句，但韩国语和汉语分属于不同类型的语言，所以它们的选择问句在组成方式、省略规则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a你看了一本还是看了两本？B너는한권을봤니아니면두권을봤니?C你看了一本还是两本？*D너는한권을봤니아니면두권을?上面的前两个例子都是合格的句子，例子c中汉语省略了其中的一个动词仍然是合格的句子，而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却不能省略其中的一个动词，d式省略了一个动词所以是不合语法的病句。我们可以说，这种省略规则是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选择问句的难点之一。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打算对比一下韩国语和汉语选择问句的组成手段和省略规则，以便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而为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选择问句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另外，韩汉语的选择问句可能出现三个或更多的选择项，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只对比包含两个选择项的选择问句。二221\n韩汉语组成选择问句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语音手段，另一种是语法手段。先看一下语音手段。语音手段指连接语调和疑问语调。韩汉语都可以靠连接语调、疑问语调组成选择问句。例如，a상해,북경?b上海，北京？c남자,여자?d男的，女的？上面的两组用例都是靠连接语调和句末的疑问语调组成的选择问句。这样的例子往往表示多种意思，比如b式表示“去上海还是去北京、喜欢上海还是喜欢北京”等多种意思，究竟表示哪种意思要靠语言环境来确定。上面举的例子都是体词性选择问句。汉语可以靠连接语调和疑问语调还可以组成谓词性选择问句。a吃，扔？*B吃吗，扔吗？*c먹다,던지다?d먹을가,던질가?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具备一定的语境，并且前后两个疑问项形成鲜明的对立时，汉语可以只靠语音手段组成谓词性选择问句。比如知这一盘菜问旁边的人如何处理时，我们可以使用a类选择问句。相反韩国语不能只靠语音手段组成谓词性选择问句。上面的d式采用了语法手段和语音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再看一下两种语言使用语法手段组成选择问句的情况。语法手段指使用添加等方式组成选择问句。韩国语用表示选择意义的词汇性单位“아니다”组成选择问句，汉语一般用“是—还是--、是—是、还是，还是、--还是--”等几种形式组成选择问句（邵敬敏）我们选用其中的“—还是--”形式跟韩国语作一下对比。韩国语的“阿尼达”和汉语的“还是”都是连接两个疑问词项的成分。可以说这是韩汉语选择问句的一个重要的语法标志（有的学者认为使用这些是词汇手段不是语法手段，我们这里把它们看作是语法手段）。但是韩国语“阿尼达”和汉语的“还是”组成选择问句的功能不同。韩国语的“阿尼达”只有选择性语义，而没有疑问这一语义特征，所以离开疑问助词的配合不能组成选择问句，而汉语的祝词“还是”则自身带有“疑问”这一语义特征，所以不能跟疑问助词马“吗”搭配组成选择问句（徐杰2001）。*a장기를두었다아니면바둑을두었다?b장기를두겠니아니면바둑을두겠니?c下象棋还是下围棋？*d下象棋还是下围棋吗？*e下象棋还是下围棋。上面的a式只靠“阿尼达”没用疑问助词，所以虽然想用疑问语调表示选择问的意思，但“阿尼达”没有这种疑问功能，所以是个病句。b式因为有疑问助词的配合，所以是合格选择问句。c式中的“还是”因为自身带有疑问语义，所以可以独立组成选择问句，而d、e式由于“还是”自身带有疑问语义，所以不仅不能组成叙述句，而且对语气助词“吗”特别敏感。三下面我们主要谈一下韩汉语选择问句相同项的省略规则。有关汉语的省略规则邵敬敏谈的比较具体，我们就利用他的成果进行韩汉语选择问句的对比。1）问点在谓语动词之前，而A（第一个疑问项）和B(第二个疑问项)中的谓语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为相同项。221\n1疑问点为主语。那么汉语选择问句的相同的动词性单位一般不能省略，省略了语感上反而不舒服。如果要省略，那么只能省略A的动词性单位，不能省略B的，并必须在A的主语前面加上选择关系的关联词“是”。韩国语则不能省略动词性单位。A你去还是哥哥去？B是你还哥哥去？*C是你去还是哥哥？D네가가니아니면형님이가니?？e네가아니면형님이가니?（不是选择问句）*f네가가니아니면형님이?一般情况下，韩汉语的选择问句不能省略A和B的谓语动词，但像B式那样施事者清楚的情况下，汉语选择疑问句可以省略A的Vp。2疑问点为状语，那么汉语选择问句的相同项Vp一般不能省略。如果硬要省略，也只能省略A的Vp，不能省略B的Vp，并在A的状语前面加上表示选择关系的关联词“是”，韩国语不能省略A和B的Vp。例如,a轻轻地打一下还是重重地打一下？B是轻轻地还是重重地打一下？*C轻轻地打还是重重地？D가볍게칠가아니면심하게칠가?*가볍게심하게칠가?*가볍게칠가아니면심하게?2)疑问点是谓语动词本身。相同项可能在它之前或它之后。1相同项为主语，韩汉语以省略为常，但只能省略B的主语，不能省略A的主语，但一般情况下两个主语不能同时都出现。例如，a你们明天休息还是上班？？B你们明天休息还是你们上班？*c明天你们还是你们上班？D내일너희들은휴식하니아니면출근하니?*내일휴식하니아니면너희들은출근하니??내일너희들은출근하니아니면너희들은휴식하니?上面的例子说明，主语相同的韩汉语选择问句严格遵守时间顺序的原则，因为谓语为疑问点时，韩汉语的选择问句施动者或状态持有者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事物，所以位于左面的主语统管右面的动作状态符合人们的认知心理。但反过来助于出现在后面，那么他跟前面的主语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不好判断前一个分句中的动或状态的归属。2相同项为状语，韩汉语可以省略后面的状语，不能省略前面的状语，但也可以两个状语都出现。例如，a你们明天考试还是明天上课？B你们明天考试还是上课？*c你们考试还是明天上课？너희들은내일시험을보니아니면수업하니?너희들은내일시험을보니아니면내일수업하니?*너희들은시헙을보니아니면내일수업하니?221\n某些韩国语选择问句，其相同项为表示动作进行状况的状语，那么这些状语跟汉语的补语相对应，此时韩国语状语哪个也不能省略，与韩国语状语相对应的汉语补语也不能省略。그는수영을잘하니아니면축구를잘하니?*그는수영을잘하니아니면축구를하니?*그는수영을하니아니면축구를잘하니?他游泳游得好还是踢球踢得好？*他游泳游得好还是踢球题？*他游泳游还是踢球踢得好？3相同项为宾语，那么韩国语可以省略后面的宾语，但一般不能省略前面的的宾语，汉语则不能省略任何一个宾语。例如,你是买衣服还是卖衣服？*你是买衣服还是卖？*你是买还是卖衣服？너는옷을사니아니면옷을파니?너는옷을사니아니면파니?*너는사니아니면옷을파니?4相同项为补语，那么汉语选择问句不能省略补语，这是汉语独有的现象。此时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陈根也不能省略。例如，你跳过去，还是爬过去？*你跳还是爬过去？*你跳过去还是爬？너는뛰어건너가겠니아니면기어건너가겠니?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汉语选择问句中的补语无论如何也不能省去，这是因为汉语的补语是句子的语义中心，是要表达的主要信息，而且一个带补语一个疑问项没带补语，这样两个疑问项在结构上便失去了平衡。也就是带补语的结构项跟现实挂上了钩，是有界的，没带上补语的则没有跟现实挂上钩，是无界的。这种有界与无界的对立性结构同一个选择问句中，造成了语义和结构上的前后矛盾，是人无法接受。与汉语相对应的韩国语句子也不能省去跟汉语补语相对应的成分。3）疑问点位于动词之后，即相同项可能是主语、状语或者位于动词本身（相同项为主语、状语的情况参看前面的例子）。这里只谈相同项为动词自身的选择问句。如果相同项为位于动词本身，那么韩国语选择问句一般不能省去位于动词，汉语则又是可以省去后面的动词谓语。洗衣服还是洗被单？洗衣服还是被单？*衣服还是洗被单？옷을빨겠니아니면침대시트를빨겠니?옷을빨겠니아니면침대시트를?옷을아니면침대시트를빨겠니?如果汉语谓语动词带数量宾语或带“得”字补语，那么汉语后项谓语动词可以省略，韩国语则不行。比如，买了一本还是买了两本？买了一本还是两本？*一本还是买了两本？한권을샀니아니면두권을샀니?221\n*한권을샀니아니면두권을?*한권을아니면두권을샀니?你吃得多，还是吃得少？你吃得多还是少？*你多还是吃得少？너는많이먹었니아니면적게먹었니?너는많이먹었니아니면적게?너는많이아니면적게먹었니?4）疑问点为定语，相同项为被修饰的中心语。1如果韩汉语选择问句的定语为名词且无定语标志（汉语无“的”），则韩汉语A、B两项的定语及其中心语哪个也不能省略，否则会引起岐解或句子不同。是铁路工人在开会，还是码头工人在开会？*是铁路工人在开会，还是工人在开会？*是铁路在开会，还是码头在开会？철도노동자들이회의를하니아니면부두노동자들이회의를하니?*철도노동자들의회의를하니아니면노동자들의회의를하니?*노동자들의회의를하니아니면부두노동자들의회의를하니?2如果汉语选择问句的定语带定语标志“的”且两个中心语相同，B的中心语可以省略，但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选择问句的中心语则不能省略。是你的桌子好还是我的桌子好？是你的桌子好还是我的好？너의책상의좋니아니면나의;책상이좋니?*너의책상이좋니아니면나의좋니?너의책상이좋니아니면나의것의좋니?上面的汉语用例之所以能省略B的中心语，是因为汉语的“的”跟体词性定语结合之后具有了专职功能的缘故。但韩国语的体词性定语标记“의”则不具有这种功能，所以只能像d式那样在定于之后加上专职标记词“것”否则无法省略B的中心语。3如果韩汉语的定语是由指示代词充当的（韩国语）形式代替中心语，汉语定语则为“这/那+个”等形式，那么B的中心语都可以省略，但A的中心语一般不能省略，否则会引起误解或句子不通。这个牛肉贵还是那个牛肉贵？这个牛肉贵还是那个贵？？这个贵还是那个牛肉贵？이소고기가비싸니아니면저소고기가비싸니?이소고기가비싸니아니면저것이비싸니??이것이비싸니아니면저소고기가비싸니?4定语为数量词组，那么汉语的相同项中心语可以任意省略其中的一个，而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只能省去与汉语B项中心语相对应的成分。这个时候汉语的数量词组定语具有只待中心语的功能，当然汉语的中心语也可以不省略。买了三本杂志还是买了四本杂志？买了三本杂志还是买了四本？买了三本还是四本杂志？221\n잡지를세권샀니아니면잡지를네권샀니??세권삿니아니면잡지를네건샀니?*세권샀니아니면잡지를네권?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由数量词组充当定语的汉语偏正结构一般都跟韩国语的“体词性结构+数量词组”构成的并列结构相对应。汉语可以省略A或者B的中心语，但韩国语只能省略B的体词性结构。此外汉语还可以省略B的动词，但韩国语不能省略B的动词。这种情况下，韩国语严格遵守右项省略原则，而汉语则可以视情况及可以省略A项中心语，也可以省略B项中心语。5）韩汉语的疑问点为定语所修饰的中心语，且相同项为定语，而且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有不可让渡关系，那么韩国语既可以省略A的定语，也可以省略B的定语，但汉语不能省略A和B的定语。这位是你的父亲还是你的老师？这位是父亲还是你的老师？这位是你的父亲还是老师？이분은너의아버지시니아니면너의선생님이시니?이분은아버지시니아니면너의선생님이시니?이분은너의아버지시니아니면선생님이시니?如果中心语不像亲属关系那样具有不可让渡的关系，那么韩国语可以省略B的定语，不能省略A的定语。这时候韩汉语基本相同。那是你的书包还是你的药包？那是你的书包还是药包？？那是书包还是你的药包？저것이너의책가방이니아니면너의약가방이니?저것이너의책가방이니아니면약가방이니??저것이책가방이니아니면너의약가방이니?正如在上面看到的那样省略了A项的定语之后韩汉语的领属关系不清楚。6）疑问点为联合词组中的一项，相同项为联合词组中的另一项时，有以下三种情况。1汉语联合项用“和”连接，韩国语用“”连接，此时如果相同项为联合词组中的前项，则汉语可以省去B中的相同项，但要在前项前加“是”并保留句中的连词。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选择问句则不能省去B中的相同项。你和小王去杭州还是你和小张去杭州？是你和小王还是和小张去杭州？너와쑈왕이항주에가니아니면너와쑈짱이항주에가니?너와쑈왕이아니면너와쑈짱이항주에가니??너와쑈왕이항주에가니아니면쑈짱이항주에가니?너는쑈우왕과(함께)항주에가니아니면쑈짱과(함께)항주에가니?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这类汉语选择问句可以省略B的相同项，另外汉语和韩国语的A项的动宾结构都可以省略。如果把韩国语联合项中的后项改成相伴性状语，那么韩国语问句就变成了主语相同的句子，所以后项的相同主语可以省略。1联合项中间有连词相连，相同项为联合词组中的后项，那么汉语问句中的前后两项都不能省略，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句子也是如此。是你和哥哥还是姐姐和哥哥去北京？221\n？是你还是姐姐和哥哥去北京？？是你和哥哥还是姐姐去北京？너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아니면누나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너와형님이아니면누나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네가아니면누나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너와형님이아니면누나가북경에가니?这类韩汉语选择问句都可以省略前项的动词性结构。即使保留了前项的动词性结构，那也不能省略并列词组中的相同项。是你和哥哥起北京还是姐姐去北京？是你去北京还是姐姐和哥哥去北京？3联合项中间没有连词连接，此时汉语不管联合项的前项相同还是后向相同都不能省略。与此相对应的韩国语句子也是如此。是爸爸、哥哥还是爸爸、姐姐去北京？？是爸爸还是爸爸、姐姐去北京？？是爸爸、哥哥还是姐姐去北京？아버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아니면아버지,누나가북경에가니?형님이북경에가니아니면아버지,누나가북겨에가니?아버지,형님이북경에가니아니면누나가북경에가니?아버지형님이아니면아버지,누나가북경에가니?以上讨论的是有关韩汉语选择问句的组成手段和省略问题。通过对比我们看到，韩汉语都可以利用语音手段组成选择问句，但韩国语只限于组成体词性谓语选择问句，而汉语则不仅可以组成体词性谓语选择问句，还可以组成谓词性谓语选择问句。在语法手段方面，组成谓词项选择问句，由于“阿尼达”不能表示疑问的语义，所以韩国语要靠“添加”疑问助词的手段构成选择问句，而汉语的“还是”自身带有疑问的语义，所以不能添加疑问助词的手段构成选择问句。我们虽然找到了一些韩汉语选择问句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但对比是非常粗浅的，不仅没有解释出两种语言出现差别的深层原因，反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疑问。比如，我们在文中说“相同项为谓语动词本身，那么汉语有时可以省去后面的动词”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省略什么时候不能省略，文中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规则。《英汉方所概念的表达》方所概念1人对方所的朴素概念方所作为一个概念是客观的方位关系在人脑中的投影，这种投影根客观实际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由界线包围的面或体才有“里、外”之分，然而“山洞”没有门（没有被包围）我们仍然说“山洞里”，把山洞看作是一个被包围的空间体，同样，雨伞放在墙角“墙脚”作为一个处所并无明确的界线，我们很难在屋子里划出一个范围，说这里是属于墙脚，那里不属于墙脚，但这句话并不给我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因为我们头脑中有一个理想化的或叫典型的墙角范围。221\n语言中体现的人对方所的概念还是一种朴素的概念，不是物理学家或几何学中的方所概念。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告诉我们，不存在与给定自线平行的直线，但是我们认识的朴素的三维世界中是由平行线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不存在绝对静止的事物，然而我们的朴素认识仍然是有的事物在运动之中，又的事物是静止的，当我们说“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就是把地球看作是静止的，把地平线看作底线。1．2方所是一种关系“方所”这一概念是两个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例如，“沙发上的猫”是一个物体“猫”跟另一个物体“沙发”之间存在着“在—上”这种关系。方所概念总是涉及两个事物，一个有待定位定向的物体，如上例中的“猫”，称作“目标体”，一个是给定位定向作参照的物体，如上例中的“沙发”，称作“参照体”。目标体相对参照体的空间关系就是目标体的方向。方所关系包括两部分，一是给事物定位（和“定向”），如上例个“猫”定位；一是“指示”事物的方位。如，“那只猫”，说这句话是指示“猫”的方位，参照体虽然没有出现，但却是存在的，那就是说话人当时所在的地方。指示词“那”指明目标体“猫”跟参照体“说话人”之间的空间关系，即前者离后者较远。因此，不管是定位还是指示方位，都是表明一种关系，可以抽象地表示为：X跟Y有某种关系Z其中X是目标体，Y是参照体，Z是空间关系。目标体、参照体、空间关系是构成任何一个方所概念的三个要素。空间关系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例如,aTherearealotoftreesroudthehousebThecarthgoesroundthesunonceayeara是‘目标体’“树”相对于参照体“房子”所处的位置，是一种静态关系。B是目标体“地球”相对参照体“太阳”所作的运动，是一种动态关系。这是定位定向的例子，方位的指示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猫在那边”是指示“猫”的静态位置。“猫蹦过去了”则是指示“猫”移动的方向（动态）离说话人而去。在比较英语和汉语方所概念的表达方式时应从方所概念的三个构成要素处罚。方所关系又可以“定位/指示”和“静态/动态”两个方面加以比较。1．3方所关系的种类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事物所处的方位分为两类，一类随观察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一类不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先看前一类。从视角1出发（箭头所示），我们说“球在房子的旁边”，从视角2出发，我们说“球在房子的后边”，“球”的定位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属于这一类方位的有“上下、前后、左右”三种关系，其中“上下”是垂直方位；“前后”是跟正视方向一致的水平方位；“左右”（包括“旁边”）是跟“前后”成十字交叉的水平方位。不随视角变化而变化的方位是具有拓扑性质的方位，例如，天花板上有一只苍蝇箱子里有一只皮球不管天花板和箱子怎么变形变位，也不管视察者的视角怎么变化，苍蝇总是在天花板上，皮球总是在箱子里面。属于这类的方位有“里外、附着”两种关系。“附着”是指目标体跟参照体的表面接触，如苍蝇接触天花板的表面。概括起来，221\n方所关系：不随视角变化而变化的方位：附着、里外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方位：上下、前后、左右（旁边、间）目标体和参照体的次序如果用一个名词短语来给一个事物定位，汉语和英语通常采用如下的格式：汉语：（在）Y+方位词+的+X英语：X+介词+Y其中X是目标体，Y是参照体，例如，（在）教堂旁边的桥abridgenearbythechurch目标体和参照体出现的先后次序不一样，汉语是先说参照体，后说目标体，英语是先说目标体，后说参照体。不过两种语言也有共同指出，都是一目标体“桥”充当名词短语的中心语，以参照体“教堂”充当修饰语。对教堂和桥相邻这一场景的描述，也可以反过来以桥为参照体、以教堂为目标体进行描述。（在）桥旁边的教堂achurchnearbythebridge但是如果把“桥”换成自行车，有一种表达方式很成问题。a教堂旁边的自行车abikenearbythechuechb?自行车旁边的教堂？achurchnearbythebike如果要描述壶把“附着”在茶壶上这种空间关系，有一种格式根本就不成立：a茶壶上的把thehandleoftheteapotb*把上的茶壶*theteapotofthehandle这就是说，自行车和教堂相邻，一般以教堂为参照体，自行车为目标体，不能反过来；茶壶把和茶壶的“附着”关系，总是以茶壶为参照体、茶壶把为目标体，也不能反过来。汉语和英语都具有的目标体和参照体的这种“不可互换性”，有其认知上的原因。人们在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把哪个物体感知为目标体、把哪个物体感知为参照体，这是有一定规律的。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固定的物体为参照体，不固定的物体为目标体；较大的物体为参照体，较小的物体为目标体，整体为参照体，部分为目标体。（刘宁生1955）上面例子中桥和教堂都是固定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可以互为目标体和参照体。教堂固定而自行车不固定，教堂大而自行车小，所以教堂是参照体，自行车是目标体。茶壶为整体（较大），壶把为部分（较小），所以茶壶是参照体，壶把是目标体。确定参照体和目标体是主客观结合的结果，但最终以主观为准。桥和教堂的客观特性大致相当，人的注意对象针对哪一个，哪一个就成为目标体。“自行车旁边的教堂”也不是绝对不能说的，当人们的注意对象是相对自行车的教堂时（例如自行车的失窃跟附近教堂里的人有关），教堂就成了目标体。不过在通常情形下，人在感知空间关系时都遵循上述倾向性规律。用来定位的名词短语，总是以目标体作中心语，以参照体作修饰语，在这一点上英汉两种语言是一致的。既然在认知上目标体诗人“注意的中心”，表示目标体的词语充当中心与也就是很自然的了。221\n尽管在感知两个物体的空间关系时人们对哪一个是参照体哪一个是目标体的确认都是一致的，但感知这个空间关系而形成一个方所概念的“过程”可以不一致。具体说，有两种“过程”：一种是由目标体到参照体；一种是由参照体到目标体。这两种感知过程都被有效地运用到影视制作过程中去。比如，一种是把镜头先对准一座亭子（目标体），再逐渐拉开，展现作为北京（参照体）的一片湖面，这是由目标到参照体的过程。一种是先展现一片湖面，然后聚焦于一座亭子，这是由参照提到目标体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用汉语句子来表达分别是：a亭子在湖中心。（由目标体到参照体）b湖中心有个亭子。（由参照体到目标体）亭子和湖在句中出现的次序正好跟感知两个物体的次序一致。值得注意的事，刘宁生（1995）曾以曹禺剧作《北京人》为样本，调查了三幕四景支前关于舞台布景的说明文字，结果发现采用b句式（称作“有”字句）的共18例，而没有一例是采用a句式（称作“在字句”）的。这说明汉语在表达空间关系时有很强的由参照体到目标体的倾向。英语跟上面两个汉语句子相对应的是：aThepavilionisthecentreofthelakebThereisapavilionatthecentreofthelake这两个例子都是目标体“亭子”在前而参照体“湖”在后，我们以萧伯纳的五幕剧Pygmalion为样本，调查其中场景描写部分跟刘文的调查作比较，结果是采用上面a和b两种句式（都是目标体在前，参照体在后）的有15例；而采用参照体在前、目标体在后的句式的有18例。InthiscornerstandsaflatwritingtableInthemiddleoftheroomthereisabigottomanThecornerbetweenthefireplaceandthewindowisoccupiedByadivancushionedinMorrischintz两种次序的使用频率大致相当，因此至少可以说英语不像汉语具有由参照体到目标体的强烈倾向。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中由参照体到目标体的这类剧是属于特殊的、有标记的句式，往往是出于修辞或风格上的考虑，为了突出参照体。例如，IntothethickofsomkeweplungedInLondonIwasborn,andinLondonI’lldicHerecomesthebus.相反，汉语中由参照体到目标体的句式是通常的、无标记的句式。例如，火车上跳下一个人来。Ammanjumpedoffthetrain胡同里忽然跑出一群小孩来。Agroupofboyssuddenllyranoutofthelane.门缝里塞进一个字条儿来。Aslipofpapercammeinthroughthedoorslot我后头一连又爬上来两个男孩儿。Twoboysclimbedupinarowafterme.相应的英语句子都是由目标体到参照体，这是英语表达空间关系的无标记句式。给事物定位的名词短语，汉语一定是参照体在前、、目标体在后，英语一定是目标体在前、参照体在后。给事物定位的句子，汉语由参照体到目标体是通常的、无标记的，英语由目标体到参照体是通常的、无标记的句式。221\n方所关系的表达方式3．1分析式和融合式表达目标体和参照体之间的关系，英语主要采用介词和跟介词同形的副词，汉语则是介词加上方位词。例如，hindeunderthebed躲在床底下diveintothewater跳到水中lookbehindyou朝你后头看fallofftheroof从屋顶上掉下来runpastbyhim从他身旁跑过去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场合：应与“介词+名词”=汉语“介词+名词+方位词”。英语中，由汉语方位词表达的意思包含在借此之中。（详见沈家煊1984）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汉语表达方所关系的形式属于“分析式”；英语表达方所关系的形式属于“融合式”。英语表达方所的介词数量很多，因为表达不同的方所关系要用不同的介词，汉语表达方所的介词没有几个，不同的方所主要靠不同的方位词来表达。由于汉语表达方所的形式是“分析式”，所以呈现出多样化，“介词+名词+方位词”是完整的形式，其中介词和方位词可以只出现一个或两个都不出现：a名词+方位词搁桌上、我城里有事putitonthetable\I’moccupiedinthetownb借此+名词在北大学习、在报纸上发表studyatBeijingUniversityhaveitpublishedinthenewspaperc名词或方位词办公室里没有人、屋里在开会thereisnooneintheofficeTheyarehavingameetinginside不出现的成分所代表的意思并没有消失，可以根据语境或常识推导出来。光用方位词的形式，如“里面在开会”，英语相应地可用跟介词同形的副词，名词不出现（参照体）。除此之外，汉语里那些不完整的表达形式在英语里都是“介词+名词”。3．2不随视角变化而变化的方所关系3．2．1“附着”关系和“里外”关系在表达不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方位（即“附着”和“里外”）时，英语较为系统地将参照体按纬度分为三类，并分别用不同的介词来表达方所关系：纬度0（点）：at(attheentrance)to(tothestation)纬度1/2（线/面）：on(ontheclothesslin,onthewall)纬度2/3(域/体)：in(inthecircle,inthebox)into(intothecircle,intothebox)“面”和“域”同是二维，区别在于“域”有周围的边界。参照体的纬度往往是观察者主观上赋予的，人们对同一参照体的感知不一样，纬度的表达形式也就不一样。在一种语言内部有这种情形，例如：Ourplanerefuelledatparisonit’swaytoRio.Thisbuildingisoneofthetallestinparis.同一个巴黎，用at还是in取决于观察者的想象。前一句把巴黎看作一个“点”221\n，后一句把巴黎看作一个“域”。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心理，英汉两种语言把同一事物看作不同的纬度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家里没有人。Thereisnooneathome.(汉语把家看“域”或“体”，英语把家看作“点”)世界上intheworld（汉语把世界看作“面”，英语把世界看作“域”或“体”）扯到题外strayfromthepoint（汉语把题看作“域”，英语把题看作点）纸上有一条折痕。There’screaseinthepaper.(汉语把纸看作“面”，英语把纸看作“域”)空间的纬度表达形式可以看作主观赋予名词的“体貌”特征，就像动词的体貌是主观赋予的时间特征。在这两种体貌特征上，英语都比汉语来的严格和有系统。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所谓动词的体貌词“了、着、过”的使用带有一定的任意性。例如“带回来(了)两张参观券、昨完（了）作业再玩”，用不用“了”意思没有什么区别。这些体貌词的使用限制有时很难从语义上加以说明，例如“他答应马上就去”，“马上就去”作宾语时“答应”后头不能加“了”，不能说“他答应了马上就去”。汉语表示空间纬度的“体貌”形式也不太严格，这表现在以下方面：a)以对纬度不作任何形式表示，即只用一个“在”字，方位词不出现不像英语在形式是上总得有表示：在汽车站碰头meetatthebusstation(纬度“0”点)西线无战事nobattlesonthewestfront(纬度“1”线)浮在海面floatonthesea(纬度“2”面)在报纸发表bepublishedinthenewspaper(纬度2域)在教堂做礼拜attendserviceinthechurch(纬度3体)一般来讲，汉语中专有名词和表示地点的处所名词都可以不加方位词（皱邵华1984）。“在”是泛表不随视角变化而变化的方所介词（也是动词），不加方位词时也用“在—处”、“在—那儿”的形式。Thehighwayisatthecorner公路在拐角处公路在拐角那儿表示“通过”这个动态的方所概念，英语区分不同的纬度而使用不同的介词，汉语只需用同一个“过”字：走过村子gopastthevillage(纬度0，点)走过边界goacrosstheboundary(纬度1，线)走过草地goacrossthelawn(纬度2，域)走过树林gothronghthewood(纬度3，体)汉语常用含有不同纬度义的动词来体现参照体的纬度，例如“跨”国边界，“穿过”树林。b)汉语普通话常用一个方位词“上”，对应于英语中不同纬度的介词：笔尖上站着红墨水redinkatthenib(纬度0，点)绳子上挂着衣服acoatontheclothesline(纬度1，线)地板上有水wateronthefloor(纬度2，面)在报纸上发表bepublishedinthenewspaper(纬度2，面)仪式在大厅上举行Theceremonywasheldinthehall(纬度3，体)前三例说明“上”是汉语普通话里泛表“附着”（部分点、线、面）的方位词。221\n“上”本来是表示“上下”关系（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方为此，但是“附着”关系和“上下”关系有内在的联系。（见3.3.2杰）后两例说明，中国人经常把英国人看作是“域”或“体”的参照体也看作是点或面，即把“里外”关系看作“附着”关系。“上”和“里”还经常能换用而意思不变，例如“仪式在大厅上/里举行”、“书上/里是这么说的”、“村上/里有十来户人家”。汉语在纬度表示上不如英语严格和系统，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对事物的实际纬度缺乏明确的知觉。只是纬度形式在中国人看来不必处处在语言中明确表示出来，因为人们的常识中已经具有对事物韦德的认识。表示“里外”关系，英语的介词很对称，表“里”是in(insid)；表“外”是our(outside)，既简单又对称。汉语里不太对称，‘表’外的方位词就一个“外”（及外头、外面、外边），表“里”的方位词有好几个，除了“里”（即“里头、里面、里边”）还有“内、中、中间、内里”等：寄上图书一箱，内附清单。圆圈中有三个点。人群中间发出一声喊叫。英语in和inside的差别很微妙（outof和outside也一样），比较：Thebooksareinthebox.书在箱子里。Thebooksareinsidethebox.书在箱子里面。用in时书可能有一部分露在箱子外面，用inside则肯定都在箱子里面。汉语“里”和“里面”似有同样的差别。但英语汉语又不完全对应，英语用inside是参照体不能是液体：Thecatisinsidethebox.Thecatisinsidethewater.汉语要说“猫在水里头”好像也很自然。汉语只说“到外边散步”，不说“到外散步”，英语“gooutforawalk”和“gooutsideforawalk”都能说。3.2.2“东西”和“南北”表示方向的“东西南北”除了有一个具体语境的参照体之外还有一个与境外的参照体，通常是太阳或月亮升起的地方。这个语境外的参照体是固定不变的。天文学上，太阳月亮的起落电、北极星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人们的朴素空间概念认为他们是固定不变的。说“房子东边有棵树”时，不管观察者的视角如何变化，树总是在房子的东边。英语和汉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东西”和“南北”组成的复合方向词上：southeast东南northwest西北southwest西南northeast东北应予以“东西”作中心成分，“南北”作修饰成分，汉语正好相反。可以说，在“东西南北”的方位上，英语以“东西”为主，汉语以“南北”为主。3．3随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方所关系3．3．1两种参照框架视角是观察者判断事物方所的参照框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参照体固有的参照框架；一种是观察者固有的参照框架，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221\n皮球在汽车前面。这句话有歧义，分别图示如下。AbCda和b是采用参照体固有的参照框架，汽车自身有它的“前面”和“后面”，因此a是皮球处在汽车的前面相对的位置，b是皮球处在汽车自身的前部。有的参照体没有固有的参照框架，例如一棵树或一只球，但如果处在运动中，那就以运动的方向作为它的“前面”，如“有一只猫在滚动着的皮球前面。”c是从观察者身体的“前面”（视线就是从这一面发出的）出发来判断皮球的位置，是说皮球在面对观察者的一方。D实际也是采用观察者的参照框架，只不过是观察者设想自己处在参照体所在的位置上。这种情形往往是参照体挡住了观察者的实线，例如“翻过这座山，前面有一个村子”。3．3．2“上下”关系Thecatisbelowthetable.猫在桌子下边。当目标体处在参照体“底面”的投影范围内时，英语用below，汉语用“在—下”来描述这种方所关系。这个例子一般以参照体本身作为参照框架，桌子的面有他朝上的一面和朝下的“底面”。但也可以以观察者的视角为准，句子表达的场景有所差别，例如猫没有正好在桌面底下，而是在桌腿外侧，只是观察者居高临下，看到猫的位置低于桌子的位置，这时句子的意思是“从我这儿看下去猫在桌子下边”。如要明确目标体在参照体的正下方，英语可用介词under,undeneath,beneath来表达。例如，Thecatisunderneaththetable.汉语似乎无法用方为此做出明确区分。有人认为“猫在桌面下”、“猫在桌子底下”是正下方的意思，但不是人人都这么认为，最明确的说法使用上“正”字说“猫在桌子正下方”。把参照体不同的面看作“底面”，意思也就不一样。Thetreasureisunderthewater.财宝在水下。如果以水面作为参照体水的“底面”（因为这是我们通常情况下唯一能看到的一面），意思是财宝在下面水里，如果以水体的底作为底面，那么意思是财宝在河床低下。汉语“财宝在水面下”肯定是第一种意思。Thelampisoverthetable.Thepictureisabovethetable.同样，用over时，灯在桌面的正上方，用above时，画挂在墙上，只是在观察者看来画的位置比桌子高。灯在桌子上。画在桌子上。这两句的意思是灯和画在桌面上放着，“上”表示“附着”关系，不是“上下”关系，因为还可以说“苍蝇停在墙上”、“泡泡糖粘在桌子底面上”。我们的语感是，“灯在桌子上”的“上”如果轻读，一定是“附着”的意思，如果重读，可以是“附着”意思，也可以是“在上方”的意思。不要站在城墙上。Don’tstandon(topof)thecitywall.221\n彩旗在城墙上飘扬。Colouredflagsareflutteringinthewindoverthecitywall.汉语第二句的“上”表示“上下”义，不能轻读，英语用over来翻译，不用on来翻译，同样的例子还有：飞机在云层上飞行。（“上”字不能轻读）Theplaneflewabovetheclouds.汉语要排除“附着”义，得说“灯/画在桌子上方”。要明确在正上方，必须直说“在—正上方”。“附着”关系和“上下”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在我们朴素的空间概念里，下面的东西总是支撑着上面的东西。地面是最终的底面，人就由底面支撑着，附着在地面上。汉语用“上”字来表示附着关系，正是这种内在联系的充分体现。也正是因为这种联系，英语的over有了“覆盖”的含义。Theniwspapersareoverthetable.英语ontopof和汉语“在—顶上”兼表附着和上下：Thecatisontopoftheroof.猫在屋顶上。下面的例子说明，汉语着眼于“上下”关系，英语着眼于“里外”关系：在月光下散步。Walkinthemoonlight.飞上蓝天Soarintothesky下面条Putnoodlesinboilingwater3.3.3“前后”关系Bobisinfrontofthemuseum老张在博物馆前面。如前所说，以参照物体博物馆为参照框架，意思是说此人在博物馆的正门前面，以观察者的视角为准，意思是此人在观察者的前面，他也许在博物馆的一侧或后墙处。英语infrontdf跟汉语“在—前面”还有所差别。勺在南瓜前面。Thespoonisinfrontofthepumpkin.英语句子只能表达a的意思，汉语除了a的意思之外还有b的意思。表达b的意思时，观察者想象自己处在参照体的位置上。英语要表达b的意思得改用aheadof:Thespoonisaheadofthepumpkin.英语的behind跟汉语“在—后”一样也可以有两种参照框架的理解：Bobisbehindthehouse.老张在房子后面。英语atthebackof跟汉语“在—背后”一样都是以参照体本身作为参照框架：Theballisatthebuckofthehouse.球在房子的背后。下面这个例子说明同一个场景，说汉语的人把它看作前后关系，说英语的人把它看作附着关系：将军胸前戴着所有的勋章。Thegeneralwaswearingallhismedalisonhischest.3.3.4“左右”关系左右关系还包括“在—旁边”、“在—之间”的关系。Donnaidtotherightofthecar.唐娜在汽车右边。英语和汉语汉语句子都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唐娜在汽车自身的右边，这是以汽车作参考框架；一种理解是按观察者的左右手为准唐娜在汽车右边。下面这个英语句子只有第一种理解，汉语没有相应的表达式：Donnaistothecar’sright.表达“在—间”221\n的意思时，英语用between和among两个介词分别表示参照体是两个和两个以上，汉语不作区分：Thecatisbetweenthecouchandthetable.猫在沙发和桌子中间。Theflouwerisamongtheweeds.花在草丛中间。英语有兼表“在—旁”和附着的介词against,汉语得用动词（挨着、贴着）来表达：Thetableisagainstthewall.桌子挨着墙。英语表示“附着”的介词at还有“在—旁”的意思，因为目标体和参照体如果挨得很近，人们就把目标体看成“附着”在参照体上：Tomisatthefence.张三站在篱笆旁。“在—间”的意思跟“里”有联系，汉语的“在—间”英语常用in来表达：记在心间。Keepinmind.3.4静态和动态物体在空间有时处于静止的位置，有时处于移动的状态，英语和汉语在表达方所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形式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英语绝大多数表示位置的介词还能标是通过、到着、移动方向等动态概念。下面一个英语句子可表达三种意思，究竟是哪一种意思可有上下文或语境来决定：Theymarchedinforntofthebarracks.他们在营房前走步。他们从营房前走过。他们走到营房前。在举round为例：There’realotoftreesroundthehouse.在住宅周围有许多树木。（位置）Theearthgoesroundthesunonceayear.地球一年绕太阳转一圈。（方向）Goroundthatcornerandyou’llseethechurch.拐过街角就看见教堂了。（通过）相应的汉语句子得用不同的形式（介词、趋向助词、动词等）加以区别。在区分位置（position）和到着（destination）两种不同意思时，汉语习惯于依靠介词短语“在—”在句中的语序，例如下面的英语句子有两个意思：Ipushedmysisterinthewater.A表示动作“推”发生的位置，“在”在动词前:我在水里推我妹妹。b表示动作的对象“我妹妹”在动作的作用下到达的地点，“在”在动词后：我把我妹妹推在水里。要明确表达a的意思，英语当然也可以把介词短语移到句首，说成：Inthewater,Ipushedmysister.不过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有标记的）句式，因为英语介词短语通常置于动词后面。汉语介词短语通常置于动词前面，但也有几个介词既能置于动词前又能置于动词后面，“在”就是其中一个。“在”在表示位置时不能用在动词后，表示到着时一般不能用在动词前。例如:他喜欢在湖里游泳。*他喜欢游泳在湖里。他一下子扑在妈妈的怀里。*他一下子在妈妈怀里扑。小王在车库里擦车。*小王擦车在车库里。他掉在一个陷阱里。*他在一个陷阱里掉。下面汉语句子有歧义（跟英语一样）：在火车上写标语Writeslogansonthetraina把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到着）；b坐在火车上写标语（位置）汉语只要把介词短语置于动词后就可明确表达a义：221\n标语写在火车上英语把介词短语前置，仍然由a和b两种意思：Onthetraintheywroteslogans.总之，汉语比英语更多地运用语序手段来区分位置和到着。正像汉语对参照体的纬度在形式上可以不作具体区分一样，英语对方所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在形式上也可以不作具体区分。这并不等于说在认识世界时，说汉语的人分不清不同的纬度，说英语的人分不清静态和动态，只是两种语言将形式手段用在不同的方面而已，不用形式加以区分的意义差别完全可以根据语境和常识来推断。方所的指示4．1指示位置英语用here/there;this/that，汉语用这里/那里（这儿/那儿）、这/那来只是目标体根说话人（有时是听话人）当时或某个时刻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关系，这里/这；here/this指目标体离说话人或听话人所处的位置较近；那里/那；there/that指目标体离得较远。Getthis/thatcatoffthepiano.把这/那只猫从钢琴上赶走。英语除了this和that，还有一个中性的the，指示不分远近：this这the0that那汉语里没有跟the相当的词，有时候用“这或那”（这时候没有分别），有时候用零形式（不加任何形式；参看吕叔湘1977）Getthecatoffthepiano!把这只/那只/0猫从钢琴上赶走！英语this和that有时发生“中和”，例如说话人在一盒针里找9号大小的针，找到了可说：Thisisit!也可说that’sit!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说“就是这一个！”，不说“就是那一个！”。打电话时，英国人用this来作自我介绍，用that来问对方是水（美国人往往都用this）汉语没有这种用法：Hello,ThisisElizabeth,isthatRuth?喂，我是伊丽莎白，你是露丝吗？英语除了this和that，还有几个介词也起指示位置的作用：Thechurchisbeyondthewood.教堂在树林的那一头。Thefarmistowardsthevillage.农场在村子的这一头。Helivesdownthestreet.他住在大街的那一头。下面句子里，英语的（from）here不必说出来，汉语“这里”不能不出现：It’stwohundredyardsaway.离这里有二百马元。下面的说法中，英语必须出现here，汉语不能出现“这里”：Herecomesthebus!汽车来了！4．2指示方向英语用come、汉语用“来”指示目标体在空间的移动方向朝说话人当时所在的位置，英语用go、汉语用“去”指示目标体的移动方向是背离说话人当时所在的位置，例如：Comehere!过来！221\nLet’sgoandseePeterandDiane.咱们去看看彼得和戴安妮吧！Come和“来”又是都能指目标体朝听话人当时所在的位置方向移动，这时实际上是说话人将自己置于听话人所处的位置上。I’mcoming.我就来。英语的come还能指目标体朝向听话人在某个时刻（非说话时刻）所在的位置方向移动：I’llcomeatdawntomorrow.朝向听话人明天一早所在的位置。Johncometothezooyesterday.John昨天到动物园时听话人也在哪儿。汉语的“来”没有这种用法，表达上面两个英语句子的意思，汉语都得用“去”：*我明天一早来。我明天一早去。*张三昨天来动物园了。张三昨天去动物园了。在表达具体的动作时，汉语经常将“来/去”用作趋向助词来指示动作的方向，英语一般不作这种指示：Shepickedupalittlebitofstick,andhelditouttothepuppy,whereuponthepuppyjumpedintotheairoffallitsfeetatonce,withayelpofdelight,andrushedatthestick.她抬起一根小树枝，想着小狗伸了过去，小狗立即四脚腾空，纵身跳起，欢叫一声，直向树枝扑来。动作“伸”和“扑”汉语用了“来”、“去”指示方向，英语没有相应的表达方式。Oliceheardavoiceoutside:”here,Bill!Themastersaysyou‘vegouttoclimbdownthechimney!”“Oh,soBill’sgottoclimbdownthechimney,hashe?SaidAliceto”herself.阿丽丝听到外面再说话：“嗨，比尔！老爷说你得从烟囱里下去！”“啊，那么比尔要从烟囱里下来了，是吧？”阿丽丝对自己说道。这段话里英语一个down,汉语是“下去”和“下来”。下面的例子中，汉语“来”和“去”可以交换而不影响意思，但不能不用：Whenheallowedthefigurestomoutupinoneplace,hecouldbringthemdowninanother.要是他允许这一处的数目升点儿上去，他能在另一个地方把它压点儿下来。这正像指示位置时英语有个不分远近的定冠词，在用动词表示动作时英语一般也不用什么形式来指示方向，汉语则习惯于用“来”和“去”指示方向，大概在英国人看来，汉语的这种形式区分是多余的：pullin拉进来/拉进去dropout掉出来/掉出去jumpup跳上来/跳下去pastover递过来/递过去英语bring和take两个动词的区别类似于come和go的区别，汉语一般也用“来”和“去”来区别。I’mbringingmywifebackhomefromhospitalthisevening.今天晚上我要从医院把妻子接回家来。Let’shaveonemoredrink,andthenI’lltakeyoubackhom.咱们再喝一杯，然后我就送你回家去。221\n5．小结1）语言中方所的表达形式体现了人对空间关系的朴素的认识。对具体某一种空间关系，英汉的表现形式不一，可能体现的是两个民族在认识上的差异。例如，在事物的纬度上，汉语把“家”看作是“域”或“体”，英语则看作是“点”（比较athom/在家里）；英语看作是“里外”的关系汉语常常看作是“上下”关系（比较inthemoon;ight/月光下）。在表达目标体和参照体的相对次序上，英汉的差别有可能体现了感知一个空间关系的过程有差异。2）是，英汉在方所概念表达上的差异不一定体现认识上的差别。语言的精确性和简洁性是一对矛盾，每一种语言都得在两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例如，汉语在空间关系的纬度表达上牺牲一定的精确性来换取简洁性，不象英语那样用不同的介词将参照体的纬度严格而系统地分为三类。然而在静态动态的表达上，汉语则强调精确性而牺牲一些简洁性，不象英语那样经常用同一个介词表示通过、到着、移动方向等不同的动态概念，而是用用不同的形式来区分。）在表达方所关系时，英语“介词+名词”=汉语“介词+名词+方位词”。英语中，由汉语方位词表达的意思包含在介词之中。汉语表达方所关系的形式属于“分析式”，英语表达方所关系的形式属于“融合式”。从语言类型学上讲，汉语比英语更接近于“分析语”。5．4深层句法对第六章篇章对比6．1篇章研究与篇章对比6．1．1篇章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传统的语言学研究通常以句子作为分析的最高单位。但是，正如语言使用者能够区分本族语中哪些是合乎语法的句子，哪些是不合语法的句子一样，他们也能够区分什么样的句子组合能构成篇章或语段，什么样的句子组合不能构成一个篇章或语段。比如，在我们说汉语的人看来，下面的a,b,c三句话按下面的方式排列，并不能构成一个汉语语段（引自《小学同步作文》略有改动）：a它一路扑着翼，聒噪着。B鹅群在走动时，总是由一只巨大的雄鹅领队前进。C后面的鹅也引颈叫唤，构成一片热闹的喧哗声。因内我们知道，在一段文字中，“它”通常用来指称前面提到过的东西或动物，因而句a前应有一个句子。动词“叫唤”前面加上“也”字，一般表示这个动作与前面提到的动作相同，因而句c前的一个句子中应有一个表示“叫唤”的动词。这样，如果这三句话组成一个语段的话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组合顺序应是b.a,c。由此可见，篇章也有一定的组句成篇的规律可循。又如，她体形很好，个子也很高，平时经常盘起来(的)头发，这时候放下来，很漂亮，（我）十分高兴。我想走过去跟他说话，但是，我怕（她）不理我，所以（就没过去），我只是远远地看着（她）。这是个省略不当的句子，括弧里面的内容不应该省略。A恩卿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b去过中国西部陕西省省会西安市。c我是恩卿的表妹，d我跟表姐去过冀南。这是一个语义内容不连贯的篇章。前文引出话题“西安”221\n，而后面的句子并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展开，却不伦不类的谈起了另外的一个不相干的话题。对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的分析一直是修辞学、语体学（包括文体学）、文学研究等领域所关心的对象，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内人们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句子以上单位的分析上。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事情。这种分析和研究在语言学中称为篇章分析、篇章语言学、篇章语法和话语分析等。，其中的篇章、话语是指句以上的语言单位。在语言学研究的许多领域里，语言学家对一些术语的用法很不一致。同样，对于“篇章”、“话语”这两个术语，不同的流派也有不同的用法。有些人认为“话语”是比篇章高一级的语言单位。他们把篇章看成是具体语言交际中，某一位参与者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所说（或所写）的一段话；而话语则是由一些互相关联的篇章构成的语言段。有些人(Widdowson等人)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则侧重强调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的区别。他们认为，当我们着眼于语言形式的时候，我们所研究的是“篇章”、“句子”、“用法”；而当我们着眼于语言交际功能的时候，我们所研究的是“话语”、“语句”、“使用”。因而，简单说来，篇章分析所要研究的事，“句子”在篇章中的“用法”和组句成篇的形式规律，而话语分析所要研究的是“语句”在特定情境中的“使用”及其交际功能。VanDijk(1977:3;1980:29)的用法与此相近。他认为，“篇章”是一个与语言能力有关的理论上的概念。在一些实际分析和研究中，许多语言学家倾向于将书面语材料称作“篇章”，而江口与材料称作“话语”。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主要采用Widdowson等人的观点，将篇章研究看作是研究篇章组织结构规律的一个语言学分支，而话语看作是语言学的另一个分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篇章的组织结构形式与句子的组织结构形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篇章与句子之间的区别犹如句子与音位之间的区别，这三者是三个不同的语言层面上的概念，正如我们也不应该把句子看成是由音位构成的超级单位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篇章看成是由句子构成的超级单位Halliday(1977:193-196)。因而严格来说，篇章并不是一连串句子的组合，而是一个语义上的统一体。任何一个语言段，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论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词）还是一部巨著，只要构成一个语义上的整体，便可称为篇章。句字的结构主要体现为句子内部各个成分之间所结成的语法关系，如主谓关系、修饰关系等。那么篇章的结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总的说来，篇章的结构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篇章中各句子之间在语言形式上的粘连性；2）篇章中各句子所表达的概念或命题之间在语义逻辑上的连贯性。6．1．1．1篇章的粘连性粘连性是篇章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但是究竟指什么，各派的说法不一。Halliday&Hasan认为，如果对篇章中某一语言成分的理解取决于对同一篇章中另一语言成分的理解，那么这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结成的关系便是粘连关系。这代表了一种狭义的粘连观点。而Beaugrande&Dressler则认为，所有能将篇章中各表层语言成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关系都可能成为粘连。因此他们所说的占粮不仅包括Halliday&Hasan称之为粘连的语言关系，也包括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到的句子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等其他语言关系。他们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一种广义的粘连观点。本书作者的立场是介于狭义的粘连观和广义的粘连观之间。也就是包括halliday的狭义粘连，也包括Halliday认为主要是表达篇章功能的其他一些表面语言现象，但不包括Beaugrande&Dressler221\n提到的依存关系等一些纯属于句子内部语言成分之间的联系。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出于本书系统性的需要。因为Halliday所说的一些与篇章功能直接有关的表面语音、语法现象，没有也不便在前面的语音和语法对比中讨论，因而有必要将这些现象在篇章对比的框架中加以统一处理。而另一方面，由于依存关系等一些纯属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是语法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已经在前面的语法对比中提到，因而也就不应该在篇章对比中重复。简单说，本书作者的粘连将大致相当于Halliday所说的语言的篇章组成部分，特别是那些和句与句之间的组合有直接关系的语言现象。所不同的是，将句与句之间在表面结构形式上的联系，也看成是一种篇章粘连手段。因此我们可以对语言采用的主要篇章粘连手段作如下的分类：篇章粘连手段分类结构粘连：信息结构、主述位结构、对偶、排比等句式粘连语义粘连：照应、替代、省略、连接、词汇等粘连方式也就是说，篇章的粘连性可以分为两类：1）一类是篇章中的句子在结构上的粘连；2）一类是篇章中的各种语言形式在语义上的粘连。一、结构粘连：结构粘连可以体现在句子在特定上下义中的信息结构和主述位结构上，也可以体现在相邻句子所采用的对偶、排比等句式结构特征上。句字的信息结构是由语调来决定的。（一）信息结构及信息成分在语篇中的分布A信息单位：一个信息单位表现为一个语调群，其长度通常与一个小句相吻合，但也可以大于或小于一个小句。每一个信息单位必须包含一个位置信息，另外还可以包含一个已知信息。一个信息单位中的语调核心重音，落在承载位置信息的语言成分上。篇章中，一个句子的信息结构必须反映出与它前面句子的联系，否则就失去了粘连性。例如，在下面的一个语段中：//我说呀//你就不要跟他商量了//你要跟她讲//说不定又要吵架//何必呢//你要买//就直接把我的钱取出来去用//反正那笔钱就当是还你们的//我不在乎呀//就这样行不行嘛//我自己另外想办法//哎，你说来说去还是钱//我说过了呀//你直接拿去用//四千块就四千块//买了是保值的//现在最划得来//口头交流中信息单位的长短变化可能会有一定的随意性。比如，//Johnsawtheplayyesterday////John//sawtheplayyesterday////John//sawtheplay//yesterday////Johnsawtheplayyesterdaybutsaidnothingaboutit//在书面语转化为声调群时，阅读者一般按句法单位确立信息单位，特别是句子比较短的语段，标点符号则为基本依据（尤其是汉语），但长一些的句子就可能处理为两个或多个声调群（英语多见）。//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俩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Otherwiseithadbeenaveryboringsale,//Jamestjought.//Hehadnointerestinbooks//andhadspentthetimeidlywateringthedealers,//hunchedoverthetableintheirshabbycolthes,//makingtheirbidswithraisedeyebrows//orscarcelyperceptinlemovevtsofhandsorcatalogues.//Theotherbiddersorspectators,//mostlymrn,//were221\ncrowdedinrowsonsmallchairs//orstandingincomers.//B信息焦点：信息焦点是信息单位内由主重音或调核体现的一个或多个作为信息高峰值的单元。它分为“主重音焦点”和“主重音+次重音焦点”两类。由于信息单位并非与小句或小句复合体的句法结构而是与声调群一致，所以信息单位的内部构成有声调群的内在机制确定。一个声调群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音系成分，即主重音，可能还有一个随意性的主重音前段。前者又可分为简单和符合两类：若为简单主重音，就只有一个重音成分，如掉1至调（英语的声调群的调式分5个基本类型：调1为降调；调2为升降掉；调3为平调；调4为降升调；调5为升降调）；若为复合性主重音段，就有两个：1+3或5+3。重音成分的第一个音节（重音节）具有突出的音系特征：首先是音高（或声调运动），其次是时间的长度和声音的强度。每一个主重音段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分至少包括一个音步（foot）(又称节拍、音顿、顿歇。句中由语音停顿而划分成的段落；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是/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兴/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英语大概是由一组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组成的语音单位。在重音均拍语言中，一句话可以划分为若干音步，尽管音步的音节数不同，但发音时间大体相同。Hesaw/ablack/bird(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鸟“说明鸟是黑色的”或Hesawa/blackbird他看见一只乌鸦鸟“说明鸟的种类是乌鸦鸟”)),因此至少包含一个突出音节。一般地讲，信息焦点是由重音成分决定的。它开始于一个重读音节（潜在的主调）直到一个新的声调或次重音成分出现。//4John//13sawthe/play/yesterday//这个英语句子有两个声调群：John和sawtheplayyesterday;其中带下划线的成分就是各相应信息单位的焦点。前者为一个简单声调群（调4），后者是复合声调群，由调1加调3构成，主焦点成分是play次焦点成分是yesterday,注重银钱段位sawthe。//忽然//人群/发一声/喊//这个汉语句子里“忽然”是一个声调群，“人群发一声喊”是另一个声调群。前者是简单声调群，“忽然”同时又是该声调群的信息焦点；后者为复合声调群，信息焦点是“喊”。上面两个例子中的信息焦点都是非标记性的，下面是标记性的信息焦点。Whosawtheplayyesterday?Johnsawtheplayyesterday.谁说我国的挺好？我这么觉得。英语的John和汉语的“我”是标记焦点，因为信息焦点位于声调群的首位。其实，不仅仅是首位为止，小句中的任何位置都可能负载主重音。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英日词典）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法汉词典）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汉英或俄日词典）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借的）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老师）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一套）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两本）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不是没有或买了一本）221\n我有一本朋友送的英汉词典。（谁有？）也就是说，如果把上面的句子都被处理为一个声调群，那么其中带点的成分都可能是整个声调群的主重音，从而具有对比意义或纠正误解等于用功能。这里引出了焦点的对比性与非对比性的问题。前文指出，信息焦点一般由重音成分体现，但也有例外。直言之，并非出现声调标记才有对比：有标记的信息成分要么是对比性的，要么是与某一已知项相对的新信息。例如，a.//the/southistertile//andthe/Northisbarren//b.//yougofirst//and/I’llfollow//c.//号声/一响//死神/上场//d.//它的党委书记//我当厂长//上例中的south和north;you和I；“号声”和“死神”；“他”和“我”就不是声调群众的主重音，却是具有度比意义焦点信息。这样看来句子的信息结构由常规结构（无标记结构）和非常规结构（有标记结构）两大种:常规结构：已知信息+位置信息信息焦点位于位置信息之中，也就只是位置信息中主重音所在的位置。焦点是表达中心，是动态的；而结构中心和语义中心是静态的、固定的。小王的衣服（衣服是结构中心，小王的是语义中心）认真学习（学习是结构中心，认真是语义中心）非常规结构：未知信息+已知信息汉语常用的手段有：1用轻声的“是”标记焦点；2用“是—的”标记交点（是小明昨天在家里完成的）；3用“连—也/都”标记交点（连他都不知道）；4“用X的是”标记“X的”是交点（骑的是我的自行车）；5语义成分超常规配位形成对比焦点（馒头我不吃，水饺到可以吃一些；受事成分提到句首形成对比焦点）6周遍句中具有“周遍意义”的成分跟“都/也”配合标记焦点（谁也不认识、我一个熟人都没有）以上这些信息结构在汉语中占少数，而且使用也是有条件的，但对他们的使用情况深入研究，并跟其他语言进行对比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比性焦点析取关系非对比性焦点焦点系统有标记焦点析取关系无标记焦点2和3的内部属于析取关系，2和3之间是合取关系。换言之，焦点的位置与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尽管非对比焦点通常都是无标记的。如“谁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我和她同年”，其中的“我”就不是对比性焦点，她却位于该单位的主位位置；而对于“陈奂生今天看了一场电影”，纠正性答语为“哪里，陈奂生昨天看了一场电影！”，其中的“昨天”则是一个对比性焦点。C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信息是一个已知或可预测的，和新的不可预测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它是由“新”与“非新”相互作用产生的，因而信息单位是一个由两种功能构成的结构，即新信息和已知信息。可见已知信息是指说话人呈示给听话人的可恢复的信息：可能是前文提到过的，或者是情景中的某些成分，如“我”和“你”221\n等。或者仅仅是说话人性把某人或某事，作为对方明白的信息提供给听话人，意思是说：这不是新闻。新信息则是说话人提供给听话人的、无法恢复的信息，或许是前文不曾提及的，或者无论前文是否已经提及，却是听话人没有意识到的，意思是说：注意，这是新闻。信息价值和声调群信息价值即是一个语言成分所具有的新闻价值，这里暂时指某个语言成分的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因为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过渡情况（见后文）。一般地讲，新信息位于声调群单位的尾部，这叫做信息尾重原则。例如：（刘玉梅—大声问队干部）“人怎么样？”a.（大家回答）：“人都在哩！”//人/都在哩//已知新b.高加林进县城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已知新信息a中的“人”是已知信息，因为前面的问句中已经出现过；”都在哩”（没有因洪水受伤亡）是新信息，其中的“都”之前面提及的“人”的范围，“在”承载着最大的信息负荷，因而是信息焦点。B中的“高加林进县城以后”已知信息，因为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谈到了；“情绪”是“高加林的情绪”是可推知信息，但毕竟是临时出现的，所以又不完全是已知的，“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属于新信息的范围，其中的“平静”带最高音值，是该信息的焦点。由于语境因素，新信息的范围可以大至一个小句，小到一个词，甚至一个音节，例如：a.“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陆龙飞最狠。”b.“在家里你干什么？”“帮人拖毛竹。”c.“妈妈，这是为了谁？”“为了一个亲人！”“为了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d.“这本书叫什么名？你还记得吗？”“记得，这是牛亡”“不是牛亡，是牛虻”上面例子中的带划线的部分都是所在声调群的新信息。A的“陆龙飞最狠”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此时小句和声调群一致；b中的主位或主语被省略，只有述位/谓语部分，但为新信息；c前一个答语中的“一个亲人”是新信息，后一个答语中的新信息是被嵌入的小句“你不熟悉”，这个小句作名词词组的限制成分，属于级向下转移，变成名词词组的一部分；d中的答语“这是牛亡”，其中“牛亡”作为新信息呈示给听话人；最后两个小句是对一个音节的修正，信息焦点落在“虻”上。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新信息的分布，除了前面提到的信息尾重原则这一无标记的现象外，还有带标记的分布情况，比如上面的例c中的第二个小句，即声调群的主重音不是落在声调群末尾，而是落在其他地方，这就是新信息分布带标记的现象。一般说来，在语篇开始时，整个第一个小句很可能都属于新信息，如短篇小说《百合花》的开始一句是“一九四六年的中秋（非完整小句）”，对于初次接触该语篇的阅读者来说，就是一个新信息成分。但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登记》的开篇第一句则是：“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其中“诸位朋友们”是呼语，“今天”则不可看作新信息。而汪增祺的《受戒》一开始便是“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这里的“明海”被写作者作为一个已知成分展示给阅读者；从阅读者的角度看，是一个绝对新价值，但阅读者在心理上不可能把“明海”当作个新信息，可能看作是写作者和阅读者双方事先约定好了的一个预设成分。221\n由于声调群的主重音体现信息焦点，而焦点又是确定新信息的依据，因此，前文提到的对比性焦点意义，也就自然成为新信息的特征之一。如下面第一例中的you和I，第二例中的“我”和“你”，在通常情况下是已知信息，在这里却都带有主重音，是具有对比意义的新价值成分。//Youcan/goifyou/like//I’mnot/going//（她想着：）“//我/在这里/哭，//你。在那里/吃。//你/吃不/成！//”信息价值和语序信息价值不仅与声调群有关，也与语序有关。例如，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茹志鹃《百合花》）乡干部用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慰劳了我们。前一句的新信息是“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干菜月饼”带主重音，是信息焦点，后一句的“用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是新信息，其中“我们”带主重音，是信息焦点。这是改动语序带来的变化。汉语常用介词“把”或“给、向、对”等介词把已知信息提到所要表达的新信息前面，例如，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个门板上。妈妈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小女孩，我立刻给她洗脸洗手，又给她换一件干净衣服。这时候前面走来一个中年妇女，我立刻向她打听去新华书店的路。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气气来。从语态角度看，被动语态的受动者作为已知信息被放在居首位置，因为只有当谈论的对象置于居首，才符合信息尾重的一般原则，这是句法结构可能制约声调群的又一证明。汉语的“被”不仅是语态的标记成分，同时引出施动者，这个施动者可能是已知信息，也可能是新信息。如果施动者和主要过程都是新信息，一般说来充当过程的成分所负载的就是声调群的主重音，是信息焦点，施动者成分则是次重音。有人认为汉语的“连”引导的成分是已知信息，也有人认为是新信息。D．信息价值和语用修辞方式宽泛地讲，前面探讨的均属于用修辞范围，这里指由于语用学原则和策略的使用，在语篇编码中所使用的一系列修辞手段，从而观察这些选择过程对小句信息结构的影响。但范围太大这里重点谈排比、对比、省略和替代。排比与信息分布汉语排比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比英语灵活，因为汉语往往不需要像英语and一类的连词，因而节奏性更强。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纯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这里四个小句的音节数相同，结构也相同，“他们”是已知信息，引导中心成分“品质”、“意志”、“气质”、“胸怀”。按常规“是”前面的部分通常处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声调群，“他们”是已知信息，“品质、意志、气质、胸怀”就是新信息。相应地，后面表示关系过程的动词“是”和环境成分“那样地”在第一小句中带有一定的新价之外，在后面的三个小句中都是已知的信息。又如：人类是如此，事业是如此，艺术是如此，爱情是如此。这里的“人类、事业、艺术、爱情”是新信息，而余下的部分都是已知信息。戴新泮被“软禁”在机关招待所。那一夜，西瓜不甜，蛏蛤不鲜，须席不凉，纱帐不透，差一点把新泮憋过去。221\n这里“西瓜、蛏蛤、须席、纱帐”“甜、鲜、凉、透”都是新信息，中间的“不”是已知信息。可见排比结构已经决定了语言成分的价值地位，声调群的功能则是通过声调的运行规律，将这些成分的价值最终体现出来。对比与信息分布对比成立有两个条件：1）对比的基础必须是语境与语调，不是语调和句法的，简言之具有对比意义的语言项是通过语境选择确立，最后由语调体现出来的句法结构是不具有决定作用。2）对比是二分的，不是三分或多分的。句有对比意义的语言项意味着语义上的对反；新信息蕴涵着调核，所以对比与新信息的关系则成为对比和语调的关系；对反是一个语境—语用概念，可以由语义对反关系体现。1基本对反和衍生对反基本对反指语言中已经规约形成的，具有对立意义的语言项，如汉语的“肯定、否定、冷、热、高、低”等等。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这里前一个对比项用方框框起来，后一个加底纹，目的是表明前者的信息价值比后者高，因为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有预示后者的作用。衍生对反指一定语境中临时建立的、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具备的对反关系。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就该问着他才是。什么恭喜事？你们喜的吧，我也喜的？通常情况下，“姑娘”和“我们”；“你们”和“我”之间没有规约对反关系，但目的是对比从而表明不同身份该有不同的社会行为能力。省略指的十八语篇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从而达到“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的目的；替代指用替代词去取代某一成分。因此省略和替代都是经济原则在语篇编码中的具体体现，属于人们常说的语用学原则之一。名词性单位省略省略是语篇中常见到的现象，汉语各种语体的文章都有省略现象，但英语学术或法律语篇一般有替代但基本没有省略。省略与替代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植物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力属于该单位；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力属于发明人或设计人。申请批准后，全民所有制单位申请的0，专利权归该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的0，专利权归该单位或者个人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英语一般这种文章不会有省略，但汉语照样省略了一些名词。语体地位越低省略会越多。比如，下面是一个中性语体的文章：有个叫赫赫的男孩，0小学三年级0，0家庭环境较好，0有一个上初中的姐姐。。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母对他百依百顺。他上学以后，也很任性。他要踢球，0就得马上0买球；他要有用，0就得立刻给他办游泳证；他要吃鱼，0就得赶快0烹鱼，否则0便开始哭闹，0闹得厉害时，0手脚冰凉，0倒地不省人事。家里人常吓得受忙叫乱。多次叫救护车送0到医院。但经心电图、脑电图、X光透视照相等多种诊断检查，0未发现0心脏和呼吸系统有什么病变。语篇中被省略的成分一般都与已知价值有关，换言之一般都是已知信息。动词性单位和小句的省略221\n这时候汉语也可用替代手段，但不常见，比如：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这个例子中，后一句的“这样”代替了前一句中我说的一段话。但在一般情况下汉语更常用的是通过重现有关成分的方式实施衔接功能的。我问：“他今天走了吗”“走了”这一问一答中，答语用前一句的“走了”，这是属于重现的手段。汉语中也有动词形成分和小句的省略现象，例如：“你叫什么？”“王海”“大娘，好日子是石榴，你哪天去呀？”“十五。我一大清早就来！”第一个句子答语省略了“我叫”；后一句的答语省略了“我去”这个小句。英汉与使用省略的原因语言的经济原则起作用的结果。因为被省略的成分都在前文中出现过，如果把前文中出现的每一个词都重复使用的话，将会增加答话人的很多负担。D.信息价值的分级意义及其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信息价值的分级意义前面基本上是在小句的范围内观察英汉语的信息结构，而且是二分的，几只涉及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其实，这只是一种局部现象；在语篇内大量成分所具有的信息价值介乎两者之间，即除了纯粹的已知和新信息以外，不少成分的信息价值既非纯粹已知信息，也非纯粹的新信息。比如：那一夜，西瓜不甜，蛏蛤不鲜，须席不凉，纱帐不透，差点把新泮憋过去。这一句中的“西瓜、蛏蛤、须席、纱帐”等并非是完全新的信息。信息的等级：全新/陌生信息–未用或易及新信息–可推知半已知信息情景：被引发的已知信息–语篇：被引发的已知信息当前信息和置换已知信息这是进步与倒退，真理与谬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无产阶级巨人与资产阶级怪兽的搏斗。这里听话人或者阅读者处理前一个成分时，会预测后一个成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处理后三组对比成分的过程中。这种可预测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价值。小英子的家乡一个小岛，三面是河，西面是一条小路通到一座寺庙。这个句子中的“三面”和“西面”可以看作是可预测的信息，所以信息的等级上不及不可预测的全新信息。我发现一个精瘦的学生坐在前面，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那个学生瞧了我一眼，问：“会下棋吗？”这里的“他”被置换的已知信息，“那个学生”则是当前信息。已知成分在语篇发展中的作用语篇的组织中，信息成分具有分级意义，是因为语篇在发展中，涉及到对主题信息的多侧面、多层次的发展，因而一个语篇成分有可能通过不同方式被多次反复提及或阐述。而随着语篇的推进，一些成分起着致电作用，新信息成分赖此生发，引入语篇，因为起支点作用的成分大都是已知性的，我们盖儿述之，这是已知成分的作用。221\n唐代有个诗人名叫崔郊。他的姑妈家里有一个婢女，长得秀丽端庄，由会弹琴唱歌，崔郊很喜欢她，他对崔郊也很敬慕。后来，崔郊的姑妈家道败落，用不起女佣了，就把那个婢女卖给了一个叫连帅的大户人家。这里“唐代”第一次被呈示给解码者，属于一般常识，却不在意识之中，故为未用/易及新信息；“有个诗人名叫崔郊”在这里是作为新信息使用的，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熟悉唐诗和崔郊的人，这一小句所负载的信息，顶多是一个未用/易及新信息；对于不熟悉者，则是一个全新信息。第二句开始的“他”，照应前面的崔郊，属于置换已知信息，由“他”引出“姑妈”，后者为新信息成分，后面的“一个婢女”、“长得秀丽端庄，由会弹琴唱歌”则是全新信息；随后一个小句“崔郊很喜欢他”中，“崔郊”被再次提及，属于当前已知信息，述位部分是新信息，但其中也有已知成分“她”，因而“喜欢”负载主重音；“她对崔郊也很敬慕”中的主位“她”是置换已知信息，“崔郊”仍为当前信息，而“也很敬慕”是新信息。由于这里用了一个对比性的语用成分“也”，“很敬慕”有别于前面的“喜欢”，但其全新信息地位稍有下降，应当属于未用或易及新信息的范围。“后来”属于未用信息的范围，“崔郊的姑妈”属于当前已知信息，“家道败落”是全新信息，“用不起女佣”与“家道败落”有因果关系，后者的出现为前者作了铺垫，前者当为未用信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就有多种可能性，而从各种可能性中作者选择了一条“卖给了一个叫连帅的大户人家”，因此这一部分为全新信息，由把引导的“那个婢女”则是由于经所确立的当前信息。可见新信息成分是通过已知或带有一定新价值的已知信息成分引入的。主位系统和述位系统这里主要讲主位系统对比内容。主位的定义主位即小句的第一个句法成分，不过这仅仅是确认的方法而非界定。主位是一则信息的出发点，是小句组合的基础。b.小句中的主位：一般情况下小句中的主位由词或各类词组或小句组成。比如：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名词）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样。（动宾）自从他挨了打以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它的宝贝。（介词结构）张大彪，吉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听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吃惊。（同位）他去北京不合适。（小句）汉语中经常充当名词主位标记的介词常见的有“关于、至于、对”，英语也有这种成份，如asfor/withregardto/about等。主位与情态情态是小句的人际功能，指说话人对相关消息的主观判断，是从编码者的角度确立一则消息的出发点。语言学中的归向包括肯定和否定这两个相对的极性，极性的选择不是否定就是肯定，而情态似乎是两个归向之间的各种不同的选择，所以情态方面的选择是多样的，如“通常、经常、可能、必定”等等。汉语中常用的情态成分除了能愿动词之外还有各种副词、插入语等，比如：类别意义实例表示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也许、或许、可能、恐怕、兴许、搭盖、约表示惯常性：多久？经常、不时、一再、多次、累累、反复、历来从来、偶然、一贯典型性：典型程度多高？一般（一般说来）明显性：多明显？221\n显然、明明、分明(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见解：我想依我看、窃以为、我想承认：我承认坦白地说、说实话、不错劝说：我想你保证真的、说句老实话、说正经的请求：我请求你情、是不是推断：我相信显然、无疑、分明、似乎、难怪合意程度合意程度怎样？可惜、幸好、恰巧、偏偏、凑巧、幸亏保留态度：有多大可靠性？姑且、暂且、权且、寿险、先不先（先不说）有效性：有多大有效性？总起来看、一般地讲、从局部看、个别地看、严格来说评价：多合理？预计：与期待如何？突然、忽然、冷不丁、猝然、不料、想不到、果然、顺便（顺便你把我的伞也带来）这些表示情态的词，如果出现在小句的句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表示情态的主位，实际上一个小句的主位不一定是就一个，韩礼德认为有多个主位，例如：WellJohnyoucancomenow.语篇人际概念（表义）述位但是依我看他不回来了语篇人际概念主位与语气语气指根据小句的交际功能（社会功能）划分的类型。如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陈述句中的主位：陈述句中的主位可分两种，一种是非标记主位，这类主位是跟小句的主语相重合的主位，也就是说，小句的主位和主语是同一个成分。另一种是标记主位，也就是说小句的主语和主位是两个不同的句法成分。YouIblame.thatImeant.有人举了汉语的这类例子：饭我不吃了，酒再喝点。我看这个例子不合适，汉语中常充当标记主位的优副词、连词、介词词组充当的主位。汉语的陈述句种类很多，比如表示存在的陈述句、表示评价的陈述句、表示描写的陈述句、表示判断的陈述句，这些陈述句中的主位类型、述位的类型都可以进行对比。感叹句中的主位：据说，通常情况下英语的感叹句常用感叹成分how与what及其修饰成分作主位：Howcheerfully#heseemstogrin!Whattremendously汉语常用感叹词“多么、真是”，比如：真是风景太漂亮了！多么感人啊！但是汉语最常见的是按一般陈述句的方式主位化，有时感叹词在句首，但仍不能作主位看待；通常感叹词“啊”在句末。我们该多么感念他们！啊，这是多么自豪的一回事！英语和汉语中的感叹句都有既无感叹词也无语序变化的主位化方式，这主要靠语调体现：Itwasalongday!你移动了群山！疑问句中的主位：汉语的疑问句跟陈述句与叙基本相同，比如：你去吗？但也有“是不是、不是”作主位的特殊情况:“不是我去上海吗？、是不是你还想去上海？”特指问句汉语也是按陈述句的语序提问的。“你要怎么着？”可是也有把疑问代词放在句首作主位的情况：怎么，李大爷也去了长春？英语有这种情况：Why,you221\narestillhere?祈使句中的主位：祈使句的基本信息是“我想你做某事”或“我想我们做某事”。在英语中，后一种情况的非标记性主位是：Let’s:Let’sgohomenow汉语的祈使句可以出现“让我们”：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掀开波浪汉语也有人认为祈使句的主位由动词性单位充当：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巴！来#个干脆的！别打我啦！这些人认为这些动词性单位或者否定祈使词语（别、甭、不要）等是典型的非标记性主位。是否英语也是这样？总而言之，汉语和英语疑问句的主位可能差别很大，很有对比的必要。语态与主位韩礼德对语态系统作了如下划分：中动态:theglassbroke杯子打破了语态主动：thecatbroketheglass猫把杯子打破了有效态：被动：theglasswasbrokenbythecat杯子被猫打破了没有施动特征的是中动态，有施动特征的是有效态，“有效”是用来描述动作指向的。主位化和中动语态：中动态之所以出现，因为小句的编码者无意表明（或无法表明）事件发生的施动特征。下面是部分汉语的例子：后面原来是仓库；这是我的茶馆，我活在这儿，死在这儿；他们经常打牌。根据英汉语的实例，中动语态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及物性过程，如果主语前面没有出现其他成分，中动语态中的主语就是相应的各小句的主位。主位化和主动语态：既然是主动语态，那么物质过程必然有动作者；心理过程有感受者；关系过程有载体；行为过程有行为者；言语过程有言语者。小句的物质过程：是表示作某件事的过程。这里需要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动作者，如果是及物动词还要有一个动作的目标。汉语表示物质过程的典型动词有：打、拍、抬、挑、背、举、放、编辑、劳动、郑朝、侮辱、绑架、贿赂等等。这些动词都是体现物质过程的事件词。用提问法来鉴别词：那小子都干了些什么？或发生了什么事？小句的心理过程：体现动作者的感知过程。需要两个参与者:一个是感知者，一个是被感知的对象。前者必须是“人”或被赋予人格特征的参加者；后者是事物或事实。分三种类型：1）感知类：看见、听见、感到等感官动词体现的小句。2）情感类：即被感觉的现象带有某种思想感情。常用的动词有：“喜欢、羡慕；感激、遗憾、恼、气、讨厌、恨、担心、怕、吓”等动词。3）认知类：常用的动词有“认为、知晓、发现、明白、认识、认得、信、确信、坚信、怀疑”等及物性的非自主动词。小句的关系过程：指判断或属有的关系过程。他也有三个小类：1）内包型：也有几个小类：a.归属式：在归属式关系过程中，某些品质特性被赋予或归附到某一实体上，这种品质特性叫属性，而实体则是载体。首先这一过程的构成：载体+关系过程+属性。这里的动词体现载体和属性之间的过程关系，“属性”为“载体”所有。在英语中一般由形容词或形容词性词组充当。汉语的例子有：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犷。221\n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头发生得堂皇而气派！大人们都会显得这种神态的。一觉醒来，陈奂生体质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上例第一个句子中的内部语义关系是“面孔”，“黝黑”；“线条”，“粗犷”。换句话说，“黝黑”和“粗犷”分别是“面孔”和“线条”的属性；后两者是分别承载这些属性的载体，所以该句是两个并列的内包型关系小句。与英语不同的是，英语一定要有动词作过程成分，汉语不一定，除了上面的形容词充当过程成分之外，还有，例如：夜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汉语常用来表示归属式的动词有：[相：发端]：称为、化为、长成、变成、编委、变、发、走、加、程、放、作[相：持续]：保持[相：外观]：长得、显得、县处、生得、来得[相：感知]：[相：言语]：叫（好）、（可）谓、称（拍手称快）[相：认知]：算[中性]：零位；市、为跟英语相比，汉语关系过程中的持续和感知相动词很少，但英语缺乏言语行为和认知相的动词。汉语虽然缺乏感知相，但汉语有动词词组表示：这首曲子听起来很美。这布料摸起来很光滑。他看上去很苍老。英汉语还有语体上的差别，下面以中性相为例加以说明：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粗犷那又是多么悲哀啊！少说为佳/妙。这三句话前两例是中性语体用例，最后一例较古雅。而这一类动词在英语中没有语体差别。b识别式：在这一关系中，一个实体被用来认同或识别另一个，如x被a认同/识别或a是用来界定x的认同倜/识别体，我们把结构上的x成分叫做被识别者，把a成分叫做识别者。汉语中具有识别功能的过程词有如下几种类型：[角色]：扮演、担当、担任、崇仁、充当、任、充、党（当干部）、演、扮、表演、饰演、装扮、装、作、出任[示意]：表明、标线、反应、表示[等同]：等于、同（于）、当（长歌当哭）、抵、顶[类/成分]：饱含、包括、组成、构成、结（-社/-党/-派）、包孕（一瞬间包孕着五千年）[意义]：体现、代表[示例]：[象征]：象征、表示、表、像、指、代、指代、意味、表达、描写/绘[中性]：[零位]、是、为、乃、系、则、属、即、及时、如、成、变成、保持、当（正当十分出色）[想：言语]：叫、叫做、作、名、谓、称、程伟/作、号、号称、通称、统称、合称、自称、自封、自命（为）221\n[向：认知]：酸、算作[想：序位]：排行、行注意的是，识别类有的动词有跨类现象，如表示：符号‘=’表示相等。（象征）在地球卫星拍摄的照片上，黑色表示水域，红色表示健康植被区。与属性类一样，识别类也有言语行为和认知相对的事件词，如上所见数量还不少。2）环境型的两个谓项之间有时间、地点、方式、原因、伴随、角色、事件或角度等关系。a.归属是：汉语的环境作属性时“是”过程，后面有介词结构，例如：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地点）环境作过程，例如：这间屋子长五米，宽三米。这头牛重一百磅。这棵树高十米。b.识别是：也有环境作参加者和环境作过程两小类：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也有不用动词的“明天星期五”等）环境作过程成分常见的有：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上（地点）而时下生活中反映（事件）出来的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是：溺爱算不算哎？六年仿佛一瞬间似地远远地落（时间）在后面了。正当十分春色，花开得正闹。3）属有型：属有型的关系小句表示两个谓项之间具有所属关系，其中一个实体拥有零一个实体。例如：这把雨伞是小王的。姜亚芬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一张迷人的小嘴。常用的动词有：拥有、保有、领有、具有、享有、富有、负有、具备、有着、负、享、具、备、归于、归属（于）、着落（在）、属、落、归、隶属、、直属、附属、从属（于）等。小句的行为过程：行为过程是典型的人类生理和心理行为过程，如呼吸、咳嗽、微笑、作梦、盯瞧等。在这六个过程中，他们自身的特征最不突出，既像物质过程，又像心理过程，是物质过程到心理过程这一连续体的中间过渡。这种小句中的行为者是有意识的生武/存在物。近于心理过程的汉语动词：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他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其他动词还有：瞧、视、观、览、相、盼、顾、张、望、目、探望、观望、观看、收看、查勘、察看、凝视、凝望、瞩望、瞩目、注目、穆松、丁井、逼视、盯、瞄、断想、细看--；掂量、打算、挂念、惦、记挂等等。这类动词都是自主动词，尤其是跟“看”有关的行为动词动词，从而跟心理过程中的非自主动词相对照。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跟“想”有关的动词中有一些非自主动词，却仍做行为过程成分。为什么这样？这些词占多大比例？221\n近于言语过程的汉语词汇，这一类词汇是言语的，但都是不及物动词，否则就算纯一的言语事件词。汉语中的这类动词有：讲话、谈话、说话、发话、出言、开言、开口、开腔、张嘴、言语、说长道短、说东道西；吭声、吭气、作声、吱声、饶舌、磨牙、不休、鼓舌、谈天、闲聊等等。现在台上谁在讲话？现在台上谁在讲？（行为）他正在台上讲天下大事。（言语）她们在那儿咕哝了（行为）半天了，也不知咕哝（言语）些啥？上面例子中的前一例主要体现言语这一动作行为本身，侯义利则侧重于言语所涉及的目标、范围或接受者，上面的例子带宾语的是言语性质的，不带宾语的小句则是典型的行为过程。第三种类型的动词是：大笑、喷饭、洪小、狂笑、微笑、苦笑、啼、号、号哭、呼号、哀号、泣、抽泣、抽搭、悲耶、流泪、兴叹、感叹等等第四种类型的动词有近于物质过程的事件词：唱、唱歌、歌唱、哼、低唱、跳舞、；坐、蹲、立、站、骑、跨、躺、卧、仰卧、趴、扑、伏、倾、斜、歪、侧、靠、倚、凭、依偎等等。小句的言语过程：言语过程是关于言谈的。有如下显著特征：ａ参加者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不实；ｂ均需带投射性成分；ｃ除言语者外，还带接受者、言说内容或对象等其他参加者。常用的汉语动词有：告诉、高知、报告、告、晓、喻、语、报、奉告、晓示、高喻；撰稿、转达、传达、传言、传话、传语、；通知、通告、通报、；嘱咐、叮嘱、交代、；叙述、讲述、陈述、叙、陈硕、琛、述、述说、记述；描述、描写、庙会、写、状（状物）、刻画、；表示，表（表态）；志（哀）、道（喜）、申（申谢）、鸣（鸣谢）、表大、发表；抒、达、发回、蝉鸣、阐发、申说、表明、责问、请示；数说、数落、抢白、责、斥、怪、谴责、申讨、批；承认、打听、探问、请求、企求、央求、央告、哀告等等。小句的存在过程：存在过程体现的是某些事物的存在或发生。例如：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你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他背着的枪筒里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枚野菊花。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因为――――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第一例中的“多”似乎有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之意，此处可理解为从无到有，即“出现”之一。类似的汉语动词还有：存（存量度荒年）、留（留给）、遗留、剩、出现、发生、消失等。四、主位和主题有些人认为主位和主题要分开。先看一下下面的例子。1他爸爸死了。2他爸爸死了，死于车祸。第一个句子中的主位是“他爸爸”，“死了”是述位；第二句的主位是“他爸爸”述位是“死了”和“死于车祸”，即同一个主位带两个述位。但是用这种方法分析下面的小句复合体，将会遇到麻烦。ａ．他爸爸死了，妈妈又改了嫁，真可怜。ｂ．他爸爸死了，死于车祸；妈妈又改了嫁，顾不了他，真可怜。ａ中第一句的主位是“他爸爸”，述位是“死了”；第二个小句的主位是“妈妈”，述位是“又改了嫁”；但第三个小句述位“真可怜”221\n的主位是那个成分呢？显然不是前一个小句的“妈妈”，更不是第一个小句的“他爸爸”，而是第一个小句主位的一部分“他”。ｂ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语言成分（他［的］爸爸）在实施一种语用功能时，其中一部分“他”的语义延伸到其他小句，并作其他小句的一个语用成分（主位）呢？从整个句群看，“他”是一个基于各小句又高于它们的成分。曹逢甫（197/1995；1990）把这样的成分称为改小句群的主题，他是维系整个小句群内各小句建语义衔接连贯的枢纽性成分。在b中“他”是第一小句的主位“他爸爸”（相当于“他的爸爸”）的特指语，但在第二个小句的主位“他的妈妈”中被省掉，而作为第三小句的主位，也被省掉了。“他”这一代数学上公因式特征的成分，就成了统领整个小句群的核心成分。如果把b翻译成英语，那么上述汉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消失了。我们将“主题”界定为语篇的谈论对象。由于语篇可能指任何单位长度的语段，并且涉及包含不同层次的谈论对象，所以我们所说的主题，可能指整个语篇的主题，或一个或数个自然段的主要谈论对象，或一个或一组小句复合体的谈论对象，甚至一个孤立小句的谈论对象。这样一来说明主体的外延，就意味着这一概念也是一个泛语言学层级的范畴，而事实正是如此。上述例1中的“他爸爸”不仅是前一个小句的主题，也是后一个小句的主题（也是主位）；但第2小句中的“他爸爸”不仅是第一个小句的主题，也是第二个小句的主题，从而形成一个曹逢甫所说的主题串。A中的“他”是整个语段的共同主题，从而形成主题串，“爸爸”和“妈妈”既可能成为相对于“他”的次要主题，也可能不能，须视话语的进一步发展而定，如b中的“他”是整个语段的主题，“爸爸”和“妈妈”分别在两个相关复句内形成次要话题串。可见主位和主题是不同语言层级上的概念：第一，主题是跨层次的，b中的“他”就是一个基于小句又高于小句的语段概念，“爸爸”和“妈妈”虽然也具有“他”的上述性质，但与“他”并不在同一层次上。换句话说，“他”比“爸爸”“妈妈”的层次要高一级。因此，语篇的组织和发展会涉及到不同层次的主题发展问题：小句又小句的主题，小句复合体有小句复合体的主题，句群有句群的主题，段落有段落的主题，语篇有语篇的主题。这些主体可能共享同一个总的主题成分，也可能彼此相关却互不相同。同时，这些分层次的主体之间具有塞维尔斯卡所说的分级语义关系。第二，一个语言成分是否是一个主题，或者是否可能成为主题，并不是固定的，而须依赖整个语篇主体及其发展方向。这与句法的结构性质不同。句法成分的结构性是确定的，某些词或词组只能充当某些句法成分，而另一些词或词组只能充当另一些句法成分。与此相对，一个成分是否某一语言层次的主题，要看他在语篇语境中的位置，在同一语篇内，在前边可能是主题，在后文就很可能不是，反之亦然。这就是主体的动态组织性，而不是结构性的或固定的。五、主位选择的非任意性：不管主位也好，主题也好，我们采用其中一种叫法，下面我们仍然使用主位这个叫法。我们说过主位是句子或小句开头的第一个成分，是句子述位部分叙述的出发点，是表述的对象或基础。篇章中主位的选择不是任意性的。只看一个单句主位选择似乎是任意性的，只要是句首成分都可以成为主位，但在篇章组织中从整体环境考虑的话主位是非任意性的，是要受到一定限制、要符合特定条件的。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221\n地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的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鼻梁高高的，眼眉弯弯的，额前一缕蓬松松的刘海--（茹志鹃《百合花》）这个篇章的主述位结构的安排是非常有规律的。T1+T2=我们+走进院子里T2+R2=堂屋里+静静的T3+R3=里面的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T4+R4=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R5(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地喊)T5(我们)+R6(喊了几声)T6是零形式主位+R7（不见有人应）T7是零形式主位T8+R8=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的媳妇来T9+R9=这媳妇+长得好看T10+R10=鼻梁+高高的T11+R11=眼眉+弯弯的T12+R12=额前+一缕蓬松的刘海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主位的选择要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制约：1）章表述基础的制约：篇章内部各部分之间在意义上要具有足够的相关性，这是任何篇章表述的基础，比如上面例子各个主位之间都有某种逻辑上的联系。上文的各句主体之间的联系足以证明这一点。2）受篇章信息传递规则的制约：篇章内部信息传递的宏观规则是由已知到未知，这一规则在语言表面形式上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隐含的、间接的。不论如何，这种篇章信息传递的链条式的规定都会对于主位的选择过程、现状发挥有特定的影响，从而决定了连续表述的语句的主位在选择上不能是随意的。这一点在上边的段落中也有明确的体现，对于R1“院子里”来说，T2属于间接性的旧信息，并由他又引出了一系列新信息R2、R3、R4，而T5则是相对于T1“我们”是属于一个延续性的旧信息，并引出一系列新信息R5、R6、R7；这当中最为典型而明显的是T9“这媳妇”，它与上文R8“一个年轻的媳妇”具有同指关系，因而构成一个由新转旧、由就接新的典型的例子。总之，通过上边的讨论可以看到，同一个篇章内部的各相互关联语句之间保持表述上的一贯性，是一种宏观性的表述规则，这一规则客观上促成了篇章内部各局部成为表述的整体，并维系信息传递的正常进行。这两个方面一起决定了篇章内部相互关联的语句主位选择上的非随意性。六、主位的构成韩礼德认为语言有三大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篇章功能（语篇功能）。概念功能：首先，语言是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所有事物或者过程的反应，语言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描述主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事物、各种事物的发生、运动、变化的过程等等，这当中要涉及所有的概念以及与概念相关的属性、动态等等语义单位。所以，韩氏将这种元功能称之为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言还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做事的手段，是一种和其他动作行为相类同的行为（言语行为），因而语言的功能之一是要反映作为语言操用者的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功能，如反映交际某一方的某种要求（给预/索取），表达说话人对某种事物、情况出现可能性的古迹、反映交际双方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相互关系的亲疏等等。韩礼德将语言的这种功能称为语言的人际功能。与此相应的是，语言中用以表达上述功能的单位、成分称为“人际成分”，如语气、情态成分、语调等等。221\n篇章功能：语言的另外一个功能是结合特定表述环境将各种表述单位组合成篇章。这是语言的篇章功能。同时，也正是语言的篇章功能使得上述两种功能得以实现。与此相应的，韩礼德将语言中具有组篇作用的单位成分称为“篇章成分”入宫中关系成分、主位结构、信息结构等等。总之，上述三项语言功能都是语言自备的，是可观的，人们通常只能对这些功能项目加以发现、认识或者利用，随意的更动、改变都是不现实的、对交际有害的。韩礼德认为语言在各种功能上都有自己的主位，所以主位的构成有如下几个方面：A.单项主位：主位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可以再分成更小的功能单位，这既是单项主位。在功能上，单项主位只能体现一种元功能。汉语的单项主位通常有三种基本形式。a.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因其数量最多且与句法主语相吻合，也称为无标记主位。例如，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从中闪出了一群哈尼族小姑娘。走在前面的约莫十五六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眉毛何以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b.由“X+Np/Vp”或“Np/Vp+X”的组合方式构成的短语结构，因其带有“X”作为形式标记，所以这类主位又称为有标记主位。我抬头看了看东边的车道，是五哥赶着牛车回来，车上装满了集上买的各种各样的年货。我们的皮肤不会长出叶绿素，当然属于异样形的。吃荤也罢，吃素也罢，反正都是靠植物生活。例中的“-也好”、“-也罢”是主位“吃荤”、“吃素”的标记。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年轻的媳妇来。例中的介词“从”是主位“里面”的标记。汉语篇章中，介词充当主位标记的情形比较广泛，尤其是具有表示时间、对象、处所等语法意义的介词，如“在、打、由、到、关于、对于、至于”等等都可以标记特定的主位。他这次考得不错，光英语就靠了90分。例中的副词“光”是主位“英语”的标记，与此相关的还有“仅、仅仅、只”等由上边的种种情况可以看出，上述几种类型的单项主位都是由“概念功能”充当的。c.篇章成分和人际成分单独充当主位。汉语中的篇章成分用以充当篇章主位的主要是一些关联词语。观察表明，汉语中的这种篇章成分充当主位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在书面语当中，例如：只听见门内当啷一生是金属落地的声音，接着是一声吆喝，“一角钱拿去！走，谁叫你进来的？你这女人”但是始终没有来。汉语篇章中，经常用以充当主位的人际成分主要是一些表示情态、语气意义得副词如“也许、当然、大概、其实、果然、居然、幸亏、莫非”以及一些超词单位，如“能不能、这样看来、谁能想到、传说、要知道”等等。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根，倒挂在水果点头，尊为“胶菜”。有的山池叫做洗头盆，据说，玉女往常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白云洞，传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由篇章成分和人际成分单独构成的单项主位很大程度上是句中概念成分充当的主位缺省的结果，这在汉语篇章中是极为普遍有极为复杂的现象，其中许多问题221\n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研究。B.多重主位。是由上述概念、人际、篇章三种成分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成分组合起来构成的主位。多重主位包含两个以上的词组，它们分别体现不同的元功能。韩礼德曾指出，在英语篇章中多重主位的排列顺序是：篇章主位、人际主位、概念主位。语料观察表明韩礼德的这个顺序规则在汉语语篇中不完全绝对。例如：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鲁迅《藤野先生》）T1+T2+T3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罢，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钱眼包扎所去。（茹志鹃《百合花》）T2+T1+T3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鲁迅《社戏》）T1+T1+T2韩礼德的英语篇章多重主位的排列顺序在汉语中的相应情况是什么？韩语篇长主位结构的总规律是什么？和英语相比，韩语篇章主位结构的特点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C.句式主位。由单句和小句充当的主位。汉语的句式主位情况比较复杂，初步考察结果反映，属于下列情况的军营看做是句式主位。a.由关系动词“是”联结的两个小句各自不具备明确的主题，而且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对象与表述的关系，则前一个小句可看作是后一小句的主位。远远地还听见敌人的飞机的叹息，是不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的前先去显显身手呢？（陆定一《老山界》）其中的“远远地还听见敌人的飞机的叹息”小句是一个非主谓句，不具备明确的表述起点，而后一个小句“是不是在叹息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不到抗日前线去显显身手呢？”也不具备明确的主位。同时由于“是不是”的作用，这两个小句之间隐隐约约地具有一种表述、说明的关系，因而，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将“远远地还听见敌人的飞机的叹息”看作是后一小句的表述起点即主位。B.前后小句都不具备明确的表述对象，二者之间具有解注、说明的关系，此时前一个小句可以判定为后一小句的主位。细末里不免掺合着铁臼上磨下来的铁屑，他们利用吸铁石除掉它。要是吸得不干净，就会影响成品的光彩。（叶圣陶《景泰蓝的制作》）例句中的焦点部分“要是吸得不干净，就会影响成品的光彩”包含两个小句，各自都不具备明确的表述起点，而且二者之间具有一种注解关系，因而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将前一小句看作是后一小句的主位。C.在一个段落之中，前边的一个或者几个小句表示后边的一个或几个小句的话题或者表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即是各小句都可以分析出各自的主位和述位，也应该将表示主体的部分判定为整个段落的主位。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抢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鲁迅《“友邦惊诧”论》）也许不只上述几种情况，但上述几种情况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六、主位结构与信息结构1这位结构：这里所说的“主位结构”指的是由句子“主位+述位”构成的功能结构。如前所述，它是句子是一切分的结果。221\n2信息结构：句子的信息结构指的是句子在传达信息是通常遵循由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的顺序，句子的开始部分通常是已知信息，句子的后半部分通常表达未知信息，即“已知信息+未知信息”。3二者的区别：在意义上，句子的主位结构总是要承担一定的语义信息内容，如句子的主位通常表示已知信息，述位通常表示未知信息，所以，一般认为，句子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是完全一致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归结起来，二者的主要差别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a.出发点不同。主位结构主要是以说话人或篇章的制作者为中心的：主位是发话人或篇章制作者讲话的起点、谈论的话题，而述位也是发话人或篇章制作者围绕他拟定的对表述起点或话题叙述的内容。而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则主要是以受话人或篇章接受者为中心的：已知信息指的是听话人或篇章接受者已经了解到的内容；未知信息是听话人或篇章接受者尚未了解的内容。b.跟语境的关系不同。主位结构是句子内部用以组织表述的功能结构，一个句子的主位结构即使离开特定的语境，也是基本不变的—尽管这种存在没有实际的意义。一句话，句子的主位结构的存在基本上不受语境的影响。但是，句子的信息结构跟语境有密切的关系，离开了特定的上下文或者特定的背景，离开特定的交际行为就无法确定信息的已知性或未知性。c.排列顺序的固定行不通。句子的主位结构中“主位+述位”的先后顺序是固定的：表述的起点总是位于表述部分之前，而句子的信息结构通常是遵循“已知信息+未知信息”的顺序，但也有相反的情况。谁打了小王？小张打了小王。一些位于陈述句句首或句中的对比焦点。如：一个字也不认识。是小张拿了你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汉语篇章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中就把诸如“是谁呀，那女孩子？”、干吗呢站在街上？等等认定为主位结构倒置的结构实例，其实，这些例子仍然是遵循了“主位+述位”的功能分布结构，只是这些例子中的主位跟通常情况下的主位在典型性方面有些不同而已。七、汉语主位的推进模式1）平行模式：各句均以第一句的主位为主位，而各句的述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个主位加以表述。T1+R1+R2+R3+R4+R5……它要保全它那点小小的生命，可它又不晓得怎样才能保权。它对它自己和对别人都没有信心，可它又愿意从人那里得到一些依靠。它跳一跳，停一停，它看着我，又不敢过来。2）链接模式：前一句的述位或者前一句述位的一部分充当后一句的主位，后一句主位又引出新的述位。T1/R1+T2(R1)/R2+T3(R2)/R3……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捣乱就能升官。一见面就寒暄，寒暄之后就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3）集中模式：各句均以第一句的述位为述位，也就是各句不同的主位都归结为同一个述位。T1/R1+T2/R2(R1)+T3/R3(R1)……221\n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单位是万万不能去的了，学校自然也是不能去的了……4）交叉模式：第一句的主位成为第二句的述位，第二句的主位成为第三句的述位，依此类推。T1/R1+T2/R2(T1)+T3/R3(T2)……做菜嘛，是个人就会。昨晚我还做了两个菜呢！半天劳累之后，吃饭/自然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了，眼下，柱子/就坐在一个饭摊而上凝神而又享受地吃着一份热腾腾的饭，就快吃完的时候，/猛然听见后边有人叫“柱子”，就停下来用目光寻找叫他的人。5）分散模式：第一句的述位成为以后各句的主位，换句话说，第二句以后的各句均以第一句的述位作为表述的基础，进行分散性的表述。T1/R1+T2(R1)/R2+T3(R1)/R3……张老汉/放了一辈子羊，放羊，/花费了他所有的心思；放羊/是他唯一的乐趣；放养，/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当兵最荣耀的/是站岗，站在岗位上/不想家，站岗/为国也为家……。6）交错模式：第一、第三、……各句的主位相同，第二、第四、……各句的主位相同，整体上成交错式发展。T1/R1+T2/R2+T3(T1)/R3+T4(T2)/R4……金彪/是饮痛而去的，我/不能如此放纵自己的言行，金彪/是为我而死的，我/应该了却他未尽的心愿。7）并列模式：各句的主位、述位无明显联系，在意义上呈并列式发展。T1/R1+T2/R2+T3/R3+T4/R4……“咣”第一声，黑夜就来到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的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有舒展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的心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上面谈到的是有关汉语篇章的七种推进模式的一些情况。当然这几种模式也还应该看作是最为基本的模式。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一般情况下某个片段的组合是按照其中一种组合模式构成的。当然，在另一些情况下，有些段落是由几种模式的结合使用构成的，即采用的是“主位推进的复合模式”。这里不做讨论，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的问题是，汉语篇章中的主位推进模式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之外，是否存在有其他模式？汉语篇章主位推进模式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汉语篇章语言学急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二、语义粘连；另一类粘连是篇章中的各种语言形式在语义上的联系。这就是韩礼德所说的狭义粘连。“粘连”这一术语之所以得到流行，并在文学语体分析、语言教学等领域中得到广泛运用，也主要归功于韩礼德和哈桑的系统而又深入地研究。他们认为英语篇章中表示语义联系的语法和词汇手段有五类，构成五种不同类型的语义粘连，即照应、提袋、省略、连接和词汇粘连。这五种粘连手段也用于局内的语言组织，但由于句内的各语言成分已经由各类不同的语法关系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只有句间的粘连才真正显出粘连手段的篇章纽带作用。1）照应：有的学者叫做“指称关系”221\n，照应指的是篇章内部通过代词与它指代对象间前后呼应关系而体现的语义上的联系。篇章中的指称词—代词出现在篇章中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所指对象，这些对象通常可以在上文或下文中找到。篇章制作这就是通过这些词语使一段文字成为意义相关联的整体，而篇章的接受者也是通过这些词语将一段文字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篇章。方志敏同志在信中说，它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决心，没有任何牵挂和留恋。只有一点，他希望鲁迅先生能把送上的三张空白毛边纸和艺术文稿，设法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它虽然不认识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通过信，可是确信鲁迅先生能够满足一个共产党人临死之前的这个庄严的要求。（《同志的信任》）文章中的“他”指上文的“方志敏”，“这个庄严的要求”指上文的“把……转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理解的角度来看，要想准确地把握其中的“他”和“这个要求”，就必须在这个段落中找到他们各自的所指对象。这样，按照H-H理论的说法，“方志民”以及“把……转给……”所依存的句子对于与“他”和“这个要求”相关的句子的理解起了一种关键的作用，则他们之间构成照应类型的衔接关系，而由代词“他”、“这个”充当的两个指称词语是这种衔接关系的标记。照应关系有如下几种类型。照应关系的种类：1）根据指称词语的性质，可以把照应关系分为三种类型。A.人称照应关系：由人称代词充当指称词语形成的粘连关系。常用的是第三人称代词他/她、他们/她们，其次才是第一、第二人称代词（我们/咱们、你们）、反身代词“自己”和他称代词“人家”等等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这是一家瑶民，住着母女二人，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她说她原来也有过地，但汉人把他们从自己的地方赶跑了。现在住在这荒山上，种人家的地，每年都要缴特别中的租。她说：“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负瑶民。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我们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张洪发：（突然清醒地）你，你真是胡说，祝先生是那样的人吗？人家从前在北京读过大学堂，在上海当过大经理，什么是面没见过！B.指示照应关系：由指示代词充当指称词语构成的照应关系。指示代词包括：这（格/里/些/么/时）、那（个/里/些/么/时）等。他们去县里反映了乡里的情况。这引起了县政府领导们的注意。客轮缓慢平稳地进入葛洲坝船闸，后面几百吨重的钢制船闸随即关闭。停稳之后，船即随水位的徐徐下降。我注视着船闸红色的刻度，62公尺，60、55、50……多么奇怪，这里很像一只巨大的盒子，船在其中，有如一件漂在澡盆中的儿童玩具，头顶上，是一块方形的天，白云正在迅速地驰过。我进入历史的连接点，在这个两头都封闭的地方，得以静静地想想过去，想想未来。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得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种指称照应关系可以看作是指称照应关系的特殊情况。另外指称对象通常是篇章中的某个部分，所以有些学者（胡壮麟）称之为“篇章指称”。221\nC.零式照应：篇章中本该出现的指称词语缺省的现象。因为指称词语为零形式，所以称作零式照应。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不还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十分舍不得。（）挑了半天，（）给他摘了一个拳头大的，（）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我手里已经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信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她，他这才绷起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2）根据指称词语和指称对象的位置关系，可以把照应关系分为两种类型：内指、外指。A.内指：关系指称词语的所指对象在篇章之内。又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a.前指：又称上指。指称词语的所指对象在上文。因为返回来指前面已经出现的词语，所以又叫“回指”。上面的例子都属于这种情况。b.后指：又称下指，指称词语所指对象在下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作中人的卫老婆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群，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起，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驰名的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一下飞机，他就立即感受到了波罗地海的海风的宜人。在这个季节抵达，这是技术部经理林森的主意。他记得三个月前的一个周五的上午，林森来到他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柏总，就定在六月末去吧！您还没去过波罗地海，尤其是夏日的波罗的海，那景色，那海风却是天下少有！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后指（下指）的做法往往是作者用以吸引读者对文学作品中的表达线索加以特别关注的一种比较常用的手法。读者为了解读上的需要必须沿着这个表述上的线索进行跟踪式的阅读，并努力使相关的下指指称词语和与之相关的指示对象发生语义上的联系，以便完成特定篇章内容的解读。B.外指：指示词的所至对象在篇章之外。具体情况也不同。a.有的所至对象在交际情境之中，H-H称之为“情景指称”。记者甲：请允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陈毅先生就任上海市长，对此陈毅先生有何感想？陈毅：有啥子感想？感想就是上海的市长不好当吆！（张排长举着“上海市人民政府”牌子上）陈毅：喏，你们看，这个马上就要挂出去了，可是它是挂在烂摊子上的！好了！好了！不谈苦了。把它挂出去，把它挂出去。上例中的“这个”和几个“它”字的是篇章中未出现的“牌子”b.有的指称词语的所至对象存在于交际双方观念之中，H-H称这种现象为“人指”，这里与上文的“情景指称”相类比，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观念指称”。俞佩玉定定地看着对面的那个蒙面黑衣人。黑衣人也在不停地打量着他手中的剑。不一会儿，只见黑衣人双手奇怪地比划了一下，问道：“剑是他送给你的吗？”俞佩玉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却故意反问黑衣人：“你也认识他？”（萧逸《千面郎君》）这个例子中的“他”都指的是为交际双方“俞佩玉”和“黑衣人”221\n都知道的不在交际现场的人物“布袋老人”。2)省略：指篇章内部的句子或者小句中的一些基本结构成分缺省现象，但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的现象。因为被省略的成分可以在上下文中找到，这样一个部分就给另外一个部分提供了理解上的依据，两个部分之间就构成衔接关系。省略可以发生在句法平面，也可以发生在篇章平面，篇章分析所关心的是发生在篇章平面的省略—即超句法平面的省略。甲：我喜欢那件黄色的衬衫。乙：我喜欢蓝色的（）。根据缺省项目的性质，省略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名词性单位省略、动词性单位省略、小句省略。A.名词性单位省略：指名词性词组内部中心语的省略、各种修饰成分的省略以及整个名词性单位的省略。有个叫赫赫的男孩，（）小学三年级（），（）家庭环境较好，（）有一个上初中的姐姐。因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父母对他百依百顺。他上学以后，也很任性。他要踢球，（）就得马上（）买球，他要有用，（）就得立刻给他办游泳证；他要吃鱼，（）就得赶快()烹鱼，否则（）便开始哭闹，（）闹得厉害时，（）手脚冰凉，（）倒地人事不省。家里人常吓得手忙脚乱，多次叫救护车送（）倒亿元。但经心电图、脑电图、X光透视照相等多种诊断检查，（）未发现（）心脏和呼吸系统有什么病变。高出张立刻把眼睛一瞪：“啊呀！看看！他的手里却是攥着一把就是的钥匙！（）就是的钥匙！”（省略“一把”）秋绒：“咱不拉这个电了，煤油灯不也一样点吗？”灰灰：“拉（）！一定要拉（）！”（省略“这个电”）B.动词性单位的省略：动词性省略指的是处于篇章内部的某个动词性单位整体省略、动词核心前附加成分的省略以及动词核心的后附加成分的省略。小明：消亡，你用肥皂洗吧！小王：不（）啦，，我这双手能洗干净。甲：听见没有？叫你脱下上衣！脱（）！（省略后附加成分宾语）听见没有把上衣统统脱光？（）脱光！（省略前附加成分状语）甲：我问你，你去了哪里？乙：（）后山〉（省略核心动词）甲：“大娘，好日子是石榴，你那天去呀？”大娘：“十五”。（省略动词“去”）C.小句的省略：甲：兄弟，这拖拉机真是你自己买的？乙：当然（）甲：琼花，我们要打那个南霸天了！琼花：真的（）？我们看到，省略除了使前后两个部分连接在一起之外，最为明显的作用是语言表述过程经济、简洁，应该说这是省略的两个最为基本的功能特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通过观察省略的种种情况，就可以明确，省略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一种条件是，必须以与之相对应的原型形势的存在为前提。所以被省略的是旧信息。一句话原型与省略式的对应关系要明确，否则省略就是有问题的。我见过小李，我了解小李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张也和小李熟悉，他也了解小李（）。（省略了“是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是，省略必须保证言语交际过程畅通无阻，也就是说省略的使用不应造成交际障碍，否则造成交际的失败。下面是交际失败的例子。“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221\n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地说。“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我本来要……来投……”阿Q糊里糊涂地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地说。“那么，为什么不来（）呢？”老头子和气地问。“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哪里？”“什么？……”“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他们没来叫我。他们自己已搬走了”阿Q提起来便气愤愤。这是一场审讯，双方都误用了省略，造成沟通失败，阿Q掉了脑袋。老头子说“我早都知道了”，却省略了“你打劫赵家的事”，阿Q回答“我本来要来投”，省略了“革命党”，被对方无疑为“投案自首”，并因此而定案。3）替代：指篇章中用某些词遇到体上稳中已经出现的语句的现象。替代的运用既是为了使语言简洁，同时也是为了使上下文相互衔接，要理解含有替代形式的语句意义，就必须从上下文中寻找被替代的语句。和省略相近，替代也可以分为三类：名词替代、动词替代、代词替代。A.名词替代：在语篇中用某个名词词语替代上文曾经出现的某个语句的现象。汉语中经常具有替代功能的名词语一般是“X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B.动词替代：篇章中有某个动词性成分代替上稳中曾经出现的某个语句的现象。汉语经常被用于替代其他语句的动词有“干、来”等。某绅士：“力巴，过来，这是一块钱，去帮我拉几车木头来！”武训：“钱太少，不干！”英子的歌声刚落，王秘书就朝着李书记大声说：“李书记，大家都出了节目，您也表演一个节目吧！”李书记连连摆手：“继续，继续！我不来！你们接着来吧！”如果不计较方言色彩，汉语中还有几个动词也具有替代功能，如“搞、整、弄、闹”等等。具有替代功能的动词都是语义个性比较弱的动词，如果语义个性较强，就不大容易在意义上与其他动词发生等值的关系而发挥替代作用。C.代词替代：篇章中用一个代词替代上文曾经出现的一个小句的现象。汉语中能够用于替代小句的词语是“这、这样、那、那样”等。一坐下来，阿飞就问我有关肥肥和小六的事。我跟他说，肥肥经常来我的店里白吃白喝，问我借钱，然后到处鬼混。“那小六呢，小六也那样吗？”阿飞提高了嗓门问。“也差不多吧。”我无力地说。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总之替代是在篇章中用某些词与代替上文中已经出现的语句的现象。替代是一种以简代繁的手法，同时也是一种很有特色的衔接手段。替代的使用既可以使语言简洁，也可以使两个相关的篇章局部相互衔接；要理解含有替代形式的语句的意义，就必须从上下文中寻找被替代的语句。221\n将省略和替代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二者有相似的地方：替代现象中，替代形式和被替代形式都出现在篇章的表层结构中，而省略现象中被省略的形式也可以看作是被一个零形式替代的结果。因而有些学者将省略形式看作是替代的特殊形式。这两者的一致性反映在表述已知信息不能表述未知信息上。究竟汉语中有多少种省略形式和替代形式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观察研究的问题。4）；连接：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又称作“逻辑关系词语”（黄国文）或“逻辑连接”（胡壮麟）；连接指的是用各种具有连接功能的词语来体现篇章内部各部分之间语义关系的一种衔接手段。A．汉语的连接成分：汉语篇章中具有连接作用的成分通常有五种。连词、部分副词：因为……、由于……、叶、又等等。时间词：最初、首先、原先、最后等。连续的处所词：上边……中间……下边……、千遍……后边……、外面……里面……等等顺序词：第X、其X等超词成分：再补充一点、拿X来说、哪里知道、顺便提一下……。B.篇章中关系词语的使用特征：和复句中关系词语的使用情况相比较，篇章中的连接成分在使用上有以下几个特征。a.复句中的关系词语通常成对使用，而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一般都是单用的。成对关系词语的使用，不只是对特定的复句内部语义关系的衔接与标示，同时还对特定的两个小句具有一定的“管辖”作用：前后套用的一对关系词语使得两个小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比较紧密，语气上、形式上的独立性也相对减弱而前后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整体。b.复句中的前一小句单独使用关系词语的比较常见，但篇章中或段落中的始发句单独使用关系词语的极为少见。因为小腿的伤口发了炎，他掉队了。*因为小腿的伤口发了炎。他掉队了。小腿的伤口发了炎。他掉队了。C.连接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有关汉语篇章衔接方式的整体研究，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关于连接的具体分析，通常是根据连接成分所体现的语义关系分为四大类：并列、因果、逆转、顺序等。a.并列：这里的并列是广义的，它指的是处于同一个主题之下的几个句子所表示的事件存在某种并举、罗列的关系。因而通常说的平列、递进、换言、补充等关系，如果舍弃各自具体的关系个性而只看其共性，都属于广义的并列关系。篇章中连接并列关系的连接成分通常有下面一些词语：b.平列：同时、（另）一方面、相应地、与此相应、无独有偶……递进：而且、并且、况且、何况、油、加上、加之、再加上、再加之、再、再说、再则、再有、再者、进而、进一步、更有甚者、推而广之、甚至、（就）连……也/都、就是……夜……换言：或者（说）、换言之、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这/那）就是说、即、即是说、具体地说、具体而言……补充：还有、此外、另外、再补充一点、除此之外……他们装作是在把布料从织布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不断地上下左右仔细地查看，还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然后，他们才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安徒生《皇帝的新装》)221\n说其时尚，还真有许让人“云里雾里”抑或“无所适从”的地方。就说师傅和徒弟吧，以往的习惯是师傅管教徒弟，而徒弟必得尊敬师傅。但眼下的时尚却刚好相反：处于种种商业上的原因，师傅们想尽办法讨好徒弟，而徒弟们则对师傅呼呼哈哈，百般蔑视，更有甚者，乃以力将师傅踩在脚下为荣为快，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由此可见一斑。（赵竟世《“文化”随想》）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字句，而必须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马南屯《不求甚解》）有的同学说作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简单不过，其实不然。要写好一篇作文必须花费一些功夫。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写作经验，对作文知识一无所知就不能连句成文。其次，要具备一定的修辞知识，在很多情况下，光是“文从字顺”往往还算不上好作文，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词语的选择、修订，对语句进行调整，使写出来的东西更具有文采。此外，还应该具备必要的生活积累，所写一人一事，如果都有一定的生活积累，肯定有益于成文甚至成好文。（马戎等编《作文经纬》）上面的例子第一个是平列关系的的例子，第二个是递进关系的连接，第三个是换言关系的例子，第四个是补充关系（附加关系）的例子。B.因果：这里的因果也是一种广义上的语义关系类别：几个篇章单位之间，只要在语义上存在因果的相互承接关系，就都可以成为因果关系。所以一般说的因果、条件、目的关系，都属于广义的因果关系。篇章中的连接因果关系的连接成分有以下几种：a.因果：原来、因为、结果、终于、果然、果不其然、果真、难怪、怪不得、无怪乎、所以（说）、于是（乎）、因此、因而、因之、故而、可见、（由此）看来……条件：那么/末无论/不论/不管如何、无论/不论/不管怎么样……否则（的话）、（要）不然（的话）、要不是……的话、要不是这样……的话d.目的：为此、就为了（这个/一点）某邻居因为家里闹老鼠，就去集上购买了各种各样的鼠药，回到家里之后分撒在院内屋中的各个角落，以为自此便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没过几天就出事了：先是家中的几只鸡先后死去，然后，是一直从来都捉不住老鼠但一向安然的老猫也突然呕吐不止，伸腿死去……（卢会《家长里短》）高三儿一再向我保证说，昨天晚上石头和锁住都没有去出事现场，而是呆在家里和他们的瞎眼老娘一起在村东的土场上对了半宿的麦草。那么，石头背上的伤是怎么弄的？总不该让麦秸秆拉的吧？（卢会《家长里短》）临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几个平素里最要好的小伙伴一起来到他的病床前安慰她，和他告别。强强送给了他一本连环画报，小乐也把自己平日最喜欢的几张卡通彩卡留给了他，只有周周憋红了脸说她今天没带来什么东西，过几天一定带来……。几年过去了，它已经长成一个大人了，尽管现在看来，几个伙伴送给他的东西都是极平常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他都和以前一样觉得都是十分值得珍惜的。（王嘉妮《朝华夕拾》）她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他的邻居有个姑娘，终日里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乞求老天保佑自己的容貌越变越漂亮，有朝一日能够在选美中获胜。为此，她一日三次进香祷告，不论春夏秋冬，也不论忙闲……（张庭芝《潜龙》）221\n上面的第一个例子是因果关系的连接，标记是“结果”；第二个、第三个例子是条件关系的连接，前者用“那么”标记假设条件关系的连接，后者用“无论如何”标记无条件关系的连接；第四个例子是表示目的关系的连接，标记是“为此”。C.逆转：这里的逆转关系也是一种广义的逆转关系，两个篇章单位之间只要存在相对、相反的语义关系就都可以看作是逆转关系。汉语篇章中常用于转折关系连接的成分有以下几种：a.转折：但（是）、可（是）、然而、却、不过、只是……让步：退一步说、至少、自然、诚然、当然、固然……对立：（与此）相反的、相反地/的、反过来（说）、反之、（反）倒、道是……e.对比:相比之下、与此相比、对比之下、相形之下、另一方面……它们的热度非常高，表面温度至少有三千摄氏度。即使是最坚硬的金属，一接触它们的表面就会熔解，甚至化为气体。可是，当你看到静静的夜空中闪烁着寒光的小星星的时候，说不定还会把它们当作萤火虫呢。（郑文广《宇宙里有些什么》）有趣儿的是，凡是两江汇合的地方总有比较繁华的城市，譬如金沙江与岷江汇合于宜宾，托将于长江汇合于泸州，而嘉陵江与长江又汇合于重庆。当然，宜宾和泸州的繁荣比不上用优1400万人口的重庆。（陈汉元《从宜宾到重庆》）这只红狐狸不是很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吗？实际上，这只狐狸只是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猎获食物的本能。然而，反过来说，连动物有时候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能控制自己，有思想感情的人类不更应该善于驾驭自己吗？（储晓《自制为三题》）李老汉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平日里克勤克俭过日子，踏踏实实种庄稼，就连说话都是和颜悦色地，很少有粗声大气的时候，不过，和他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他又一个规矩：不属于他的东西，他从不多取一分，而属于他的东西，他乌俄可以寸土不让甚至寸利必争。相比之下，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却是缺少他的这些实在，何其和原则性，尤其是，在他已经离开人世之后还要向他发难，这合适吗？（元佳《居家无故事》）D.顺序：这里的顺序关系包括通常所说的时间顺序、逻辑顺序等语义关系。汉语篇章中经常用于连接顺序关系的连接成分有以下几种：a.时间顺序：最先、最早(的时候)、最初、首先、起先、起初、开始的时候、最后、原先、本来、此前、事先、事前、而后、后来、此后、其后、事后、随即、随之、随后、继而、继之、接着、接下来、跟着、不久、不一会儿、稍候……b.逻辑顺序：第一、第二……；其一、其二……；首先、其次……最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过程而同步进行的。最初的时候，孩子通常只是发挥一些近似于本能的智力水平通过与大人的沟通实现各种需求，比如，欢笑意味着舒适、满足，而哭闹往往是难受、痛苦的外在表现等等。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创造一些以往没有的话语或动作行为，并以此维系于监护人之间的交往，如目视餐具发出欢喜的声音等等。再往后，就开始了伴随呀呀语声自行“决定、“要求”的阶段了……“（杨蔚等编《幼儿教育》）221\n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泽，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汉语篇章内部的了中逻辑—语义关系除了用上述现行的联结方式加以显化、标示之外，有时也可能用一种隐含的方式来完成。女儿把老梁带进她们的屋里，打开床侧的灯。（）小床上小文把被子裹得紧紧的，睡得正香。（）老梁低下头去，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妻子说：“你还是那样疼爱小孩。梁平有孩子了吧？”（冰心《空巢》）当然，像这种不用连接成分连接就能够自然体现内部语义联系的篇章段落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前提：其内部的各单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简单而明了的。5）词汇衔接：上边谈到的连接方式，即使用关联词语进行篇章单位衔接的方式，是各种显性的篇章衔接手段中最为典型的衔接方式，因而，当人们谈到篇章的衔接方式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往往就是这种衔接方式。当然，如前所述，常见的篇章内部衔接方式，除了“连接”之外，还有“照应”、“省略”、“替代”等等。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上述人们经常谈到的几种衔接方式在具体发挥衔接功能的时候，其具体表现各有特点。照应、省略、替代可以看作是一种“钩链”式的衔接：一个代词与其指称对象、一个词语和他的缺省形式或替代对象之间前后“钩连”在一起，并通过这种特定的关系来维系特定篇章上下文之间的联系。而通过各种关联词语实施篇章单位的衔接方式，可以看作是一种“焊接”式的衔接方式：相关篇章单位一特定的关系词语为“焊接”点前后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下边即将谈到的“词汇衔接”指的是在篇章内部，有一些在语义上具有密切联系的词语，它们在篇章的上下文中相继出现，并且使得篇章中的各部门在意义上具有密切的联系。据此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词汇衔接”可以比做是一条条铺设在混凝土构件中的“钢筋”，它使整个构件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这里我们要弄清楚词汇衔接的内涵。词汇衔接指的始，在篇章中，语义上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或几个词语在上下文中接连出现，使得篇章中的各部分在意义上具有连续性。比如：（1）第二步工作叫做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上，这是一种非常细致的工作。（2）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3）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4）譬如占一棵柳树吧，干和枝的每条线条该多长，该怎么弯曲，它们能把铜丝恰如其分地剪好曲好，然后用钳子架着，在极稠的白芨浆里蘸一下，粘到铜胎丝上去。（5）柳树的每一个枝子上长着好些叶子，每片叶子两笔，像一个左括弧和右括弧，那太细小了，可是，他们也要细琢细磨地粘上去。（6）他们简直是在刺绣，不过是绣在铜胎上而不是绣在缎子上，有的是铜丝而不是丝线、绒线。（叶圣陶《景泰蓝的制作》）上面的例子共包含六个句子，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其中的几个关键词语的使用情况：掐丝：（1）、（2）重复铜丝：（1）（4）（6）重复，并和（6）“丝线”、“绒线”相关同现。铜胎：（１）（２）（４）（６）中重复　　粘　：（1）（3）（4）（5）中重复柳树、枝、干、叶子：（3）（4）（5）中相关出现实际上，也正是这些词语的诸如此类的表现，使得上述六个句子前后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可见词语的“搭配”使用在篇章中的衔接作用是明显的，也是重要的。关于词汇衔接的具体情况，在国外曾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较为具体的讨论。韩礼德和哈桑曾经把英语中的词汇衔接方式归纳为两个大的种类：复现关系、同现关系。“复现关系”具体包括“原词复现”、“同义词/近义词复现”、“221\n上义/下义词复现”、“概括词复现”等等。“同现关系”又具体分为：“反义词同现”、“互补词同现”、“同属于一个词汇套的相关词语的同现”等等。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汉语篇章中常见的词语衔接方式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1）同一词语的重复；（2）同义、近义词语的同现；（3）反义词语的同现；（4）上、下义词语的同现；（5）整体、局部关系词语的同现；（6）集合关系词语的同现；（7）因果关系词语的同现；（8）专指、泛指词语的同现；（9）联想关系词语的同现；下面做一下具体讨论：（1）同一词语的重复：指的是在同一个篇章或段落内部，重复使用同一个词语，使篇章上下文前后衔接的现象。一段言语作品是不是一个语义上的整体，即是不是构成一个段落、篇章，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个片断言语作品内部句子之间语义联系的程度。在某些情况下，句子之间语义上的连贯属性通过分布在不同句子内部的一些词语在语义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语义特征来维系的。这些处于上下文中的词语在语义上的共同语义特征越多，这些不同的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也就越密切，相应地，这些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词语的衔接句子的功能就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一个词语在篇章上下文中重复出现，所体现出来的衔接功能就应该是最强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词语重复可以使句子之间相互照应，保证相关篇章单位在语义上具有不够的连贯性。例如：松鼠不敢下水。有人说，松鼠过水的时候，用一块树皮当作船，用自己的尾巴当作帆和舵，松鼠不像山鼠那样一到冬天就蛰伏不动。松鼠是十分警觉的，只要有人稍微在树根上触动一下，它们就从窝里跑出来躲在树枝底下，或逃到别的树上去。松鼠跑跳轻快极了，总是小跳着前进，有时也连蹦带跳。松鼠的爪子是那样的锐利，动作是那样地敏捷，一颗很光滑的高树，一会儿就爬上去了。松鼠的叫声很响亮，比黄鼠狼的叫声还要尖些。要是被人家惹恼了，还会发出一种不高兴的恨恨声。（布丰《松鼠》）在这个例子中，先后被重复使用的的词语及其重复使用的次数是：松鼠：7次/树：5次/叫声：3次这些不同的词语在整个段落中交错重复使用，正如建筑物内部的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钢筋，使上下前后的语句组成一个整体。由此可以体会到，词语重复在篇章内部衔接中的作用是明显的。下面再举两个例子：这样的哭使老人又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像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单墙薄壁，左邻右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年。（叶圣陶《夜》）有一群姑娘在我们的前头走着。姑娘成了堆，总是爱笑，她们嘻嘻哈哈的笑个不停。有一位索性蹲在路边，一面含笑骂人家，一面把手揉着自己笑痛了的小肚子。她们为什么笑呢？我不晓得。（周立波《山那面的人家》）汉语修辞格中的“蝉联”、“回环”是词语重复衔接上下文的特殊的例子。“221\n蝉联”是上一句的结尾左下一句的开头，使邻近的句子首尾相连的表达方式，因为句句相接如相定，所以又叫做“顶针”。例如：他赢了，铜钱变成了角洋，角洋变成了大洋，大洋又成了叠。（鲁迅《阿Q正传》）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捣乱，捣乱就能升官。（胡范铸《幽默寓言学》）咱们做的事情越多，老百姓就来得越多；老百姓来得越多，咱们的力量就越大；咱们的力量越大，往后就越顺利。（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上面的三个例子基本上体现了蝉联的三种类型：第一句是词的蝉联；例二是词组的蝉联；例三是小句的蝉联。回环可以看作是蝉联的特殊形式：重复上一句的结尾部分作为下一句的开头部分，回过头来，又用上一句的开头部分作下一句的结尾部分。比如：领导就是服务，服务就是有偿，有偿就是收费，收费就是领导。（胡范铸《幽默寓言学》）另外，这里的“同一词语”有时也可以是一个词和与其类似的“同根”的词语前后重现：我不觉得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靠自己的汗水浇花，像抚育自己的儿女一样抚育着花身，终于培育出这样绝好的花？应该感谢那些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杨朔《茶花赋》）（2）同义、近义词语的同现：这指的是意义相同、相近的词语在篇章的上下文中相继出现，也会使篇章在语义上上下贯通，互相依赖，从而构成衔接关系。例如：“四老爷钢材和谁生气？”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间接简捷地说。“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鲁迅《祝福》）同义词、近义词同现的衔接方式在抒情类作品里往往有较多的表现。我曾苦恼我曾惆怅专制下，吓破过胆子黑夜里，迷失过方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3）反义词语的同现：这里的翻译应该做广泛的理解，如语义相反、相对关系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反义词同现”作为一种篇章内部衔接的手段，指的是在同一篇章内部，语义相对相反的词语在上下文中的相间分布，使各相关的篇章局部语义连贯，从而发挥特定的衔接作用。例如：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就会端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线条就会拧成绳，线就会打成结。（吴伯箫《记一梁纺车》）养鸡和积蛋自然也是相承的关系。鸡养得多了，生出来的蛋也就不少了，蛋积得多了反过来又可以增加养鸡的数量—不是一个道理吗？（季子《夏秋佚闻》）前一句中的“快”和“慢”语义相反，第二句中的“鸡”和“蛋”语义相对。汉语中“反义词同现”作为篇章衔接的手段其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语境就是对仗语境：221\n斧头劈翻旧世界镰刀开出新乾坤理想，生活的旗帜实干，成功的途径（4）上、下义词语的同现：词的意义有大小。意义概括的词语叫做上义词，意义较小、被某个意义概括包含的词叫作下义词。上下义词由于意义相互联系，如果在同一篇章中前后相继出现，也具有特定的衔接作用。例如：无数颗星星在茫无边际的宇宙中运动着。我们看得见的星星，绝大多数是恒星。看上去，它们好像是冷的，但实际上每颗恒星都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汹涌的热浪不断地从这些大火球吐出来，射向广漠的宇宙空间。（郑文广《宇宙里有什么》）这个理中的“星星—恒星—太阳—大火球”显然构成了一个语义范围逐步缩小的概念系列：每一个词都是位于其后的词的上义词。（5）整体、局部关系的词语的同现：一个词语在意义上表示某个实体的整体，另外有一些词语表示这个实体的各个局部，这些具有整体、局部语义关系的词语相继在篇章上下文中出现，就可以使各相关的篇章局部在语义内容上发生特定的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上的或者表述上的整体，从而发挥特定的衔接作用。上下义词之间在内涵上具有包含关系，而整体、局部关系词语之间则在空间位置或者维量上具有包含关系。例如：碑身四周围绕着双层汉白玉栏杆，栏杆的形状和天安门前玉带桥的汉白玉一样，美观朴素，洁白耀眼，使挺拔的碑身显得更加得庄严、雄伟；碑的正面朝北……；在碑身北面……；碑身东西两侧……（周定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选用时有删节）铁匠是个大个儿，当地首屈一指的大个儿，两个肩头长满了肌肉疙瘩，面孔和臂膀被炉火和锤子崩起的铁屑灼染得黝黑。他脑门子方方的，一簇软蓬蓬乌黑的头发下，一双孩子气的大眼睛，钢一样明亮。他颧骨宽大，发出笑声和喘息生来就像那巨大的风箱在狂欢和呼啸。（左拉《铁匠》）前一个例子中的“碑身、碑的正面、在碑身北面、碑身东西两侧”等词语都是“纪念碑”的局部；后一个例子中的“个儿、肩头、臂膀、脑门、头发、眼睛、颧骨”都是铁匠“身体”的局部。这些词语前后相继出现在上述两个段落之中，对于各自段落的语义贯通具有重要的作用，发挥了具体的衔接作用。这种现象可形式化为：主体+局部1+局部2+局部3……下边是一个由表示同意主体发出的不同的动作的动词构成的衔接关系的例子。海自己醒了，喘着气，转侧着，打着哈欠，伸着懒腰，抹着眼泪。因为岛屿挡住了他的转动，它狠狠地用脚踢着，用手推着，用牙咬着。它一刻比一刻兴奋，一刻比一刻用劲，……海终于愤怒了。它咆哮着，猛烈地冲向岸边，冲进了岩石的罅隙，又拨剌着岩石的壁垒。这个例子可视为“整体、局部关系词语同现的特例”，其表述方式也可以形式化为：主体+动作1+动作2+动作3……其中表示主体的词语通常是一个实体名词，而表示各动作行为的则是一些动词。在一以上，这些动作行为可以看作是这个主体由不同侧面发出的动态行为，因而，也类同于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推而论之，下边的例子也可以看作是与上述各例同范畴，其表述方式为：实体+属性1+属性2+属性3……满园的菊花金黄金黄的，落到了地上，颜色便逐渐成了暗黄色，慢慢地还会泛红、变黑，直至干枯甚至腐化……（李染《秋日余思》）221\n（6）集合关系词语的同现：集合由同质的个体组成。有的词语表示属于某一个集合的个体成员，它与表示这个集合的词语出现在同一篇章中，可以使上下文意义贯通，因而也具有特定的衔接的功能或作用。例如：目前的事情也实在难说，社会的财富是在成倍地增长，很多家庭并没有从中得到相应的扶助。另外，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得到强化，家庭的内涵、作用、家庭维系必要保证等等都在不断地受到质疑、弱化。（李芒《社会、家庭与个人》）如果能够体会到这里的“社会、家庭、个人”之间的集合与要素的关系，就可以找到上述篇章的衔接方式。我国的石拱桥有悠久的历史。《水经注》里提到的“旅人桥”，建于……。赵州桥横跨在交河上，是世界上著名的石拱桥……永定河上的卢沟桥，修建于公元1189到1192年间。……1961年，云南省建成了一座世界上最长的独拱石桥，名叫“长虹大桥”……（茅以升《中国石拱桥》）这个例中的“长虹大桥、卢沟桥、赵州桥、旅人桥”等，都是上文中的“我国的石拱桥”这个集合中的成员，这些词语分布在不同的语句中，使得相关的篇章局部之间在形式和意义上具有密切的联系。（7）因果关系词语的同现：一个词语的出现是另一个词语语义上的结果，二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类词语在上下文中相继出现，也具有衔接作用。这里的因果关系也应该是一种广义的因果关系，它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逻辑上的。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种具有因果关系的词语在篇章上下文中的出现时有一定的必然性的。例如：有一年，共工和祝融打了起来，结果共工败了，就一头向周山撞去。周山本来是矗立在西北的一根撑天的柱子，经这么一撞，“喀嚓”一声折断了，“轰隆！”半边天空塌下来，露出个大窟窿，地面上也裂开了一道道深沟。山林燃起了大祸，洪水淹没了大地。（李诤等《民间故事》）（祥子）本来不想再喝水，可是见了井不由得又去灌了一气，……从口腔到胃里，忽然凉了一下，身上的毛孔猛地一收缩，打了个冷战，非常舒服。（老舍《骆驼祥子》）第一个例子有两层因果关系：塌露撞—折断裂燃淹构成了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语义网络，这些词语在不同的篇章单位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衔接作用。第二句的“灌—凉—打冷战”构成了一条有因果关系的语义链条，因而，也具有特定的衔接作用。（8）专指、泛指词语的同现：每一种语言当中，都有一些具有广泛意义的词语，同时，也会有一些语义单一明确的词语，这种对立，就在客观上构成“专指词”和“泛指词”的对立。专指词：指的是语言中的那些语义个性比较强、所指对象转一而明确的词语。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专有名词”，如:鲁迅、北京、化合、分解、茶杯……，也包括一些语义专一、明确的动词、形容词，如：打、吃、写、感谢、红、高尚、伟大、干净……221\n泛指词：指的是语言中的那些语义空泛、语义个性比较弱、所指对象不专一的词语。汉语中的泛指词通常有：东西、玩意儿、市情、人、家伙、来、干、弄、搞……也许正由于这种语义上的个性和特点，泛指词语往往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用来替代与其语义内容相关的、具有不同的专指意义的词语，从而发挥特定的衔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泛指词语替代专指词语在篇章中发挥特定的衔接作用的情形和前述的“替代关系”、“指称关系”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黑汉子随手一扬，非常利索的打开右手中的包裹，收在里面的短刀、火镰、迷药、长索……全都稀里哗啦地落在地上。黑汉子双眼圆睁，用手一指大声喝道：“让你们看看老子的家伙”。（李诤等《民间故事》）胖子这会儿很有兴致。他先是在菜摊上建新县、干净的油菜、青椒、蒜苔各买了二斤，又转到肉摊买了几斤上好的猪肘、猪蹄、猪肝。出得市场门右拐没多远，就看见同一个科室的小官在路边大声地喊他：“胖子快回单位，科长找你，出大事啦……！”胖子听说，也不答话，把手里的东西塞到小官的手上，就朝医院奔去。（吴珏《父母之心》）第一个例子中的“短刀、火镰、迷药、长索”等是几个专指义词，下文的“家伙”是与之相对的泛指义词；第二个例子中的“油菜、青椒、蒜苔”以及“猪肘、猪蹄、猪肝”等都是专指词语，后边的“东西”则是与之相应的泛指词。这些词语分布在篇章上下文中，其特定的衔接作用是明显的。（9）“联想关系”的词语同现：与同一个话题表述相关的词语之间具有“联想关系”—当人们谈论这一话题的时候就会自然地想到这些词语。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索绪尔说过，一个给定的词语就像一个星座的中心，周围有不定数量的并列词项，朝着中心聚汇。这大约是词汇具有联想集合关系的较早的说法了。此后他的学生沙-巴利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沙-巴利进一步认为，词语联想关系集合本质特征是它们之间具有与以上联想关系：词语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的，而是分门别类地储存起来的—有些词语由于语义上的联系经常同时出现，从而形成记忆上的“词汇套”。比如，汉语中的“蜡烛、蜡台、烛光、闪烁……”“头发、梳子、卷曲、波浪型、……”等等，都是有不同的联想起点、过程等，从而形成词汇套。从语言时间的角度来看，同一个词汇套中的词语往往可以服务于同一个主题的表述，如谈到“语法研究”，往往会联想到“句子、词类、结构、功能”等等。这些词在这个话题下，具有联想关系，属于同一个词汇套。由于有联想关系属于同一个词汇套的词语在语义上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所以，这些词语共同出现在一个篇章中就具有明显的衔接功能。文学评论是对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进行评价的文章。它的任务主要是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评论作家的创作得失，总结艺术经验和规律，帮助读者提高阅读、鉴赏的能力，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根据句子的结构分出来的类型叫做句型。首先分出单句和复句。单句由带上句调的短语或词构成。单句可以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根据谓语的性质，主谓句又可以分为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等等。第一个句子是围绕“文学评论”的话题展开讨论的，与此话题相关的词语有“作家、作品、文章、分析、内容、形式、评论、创作、艺术、读者、阅读、鉴赏、文学事业”等等；第二个例子是围绕“句子分类”展开讨论，谈到相关的词语有“句子、结构、句型、单句、复句、句调、短语、词、主谓句、非主谓句、谓语的性质、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221\n等。这些词语对上述两个篇章单位的构成发挥了明显的衔接作用。过去曾经有一些谈到词汇衔接方式的研究是篇章衔接研究中的难点。预料观察的结果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各种词汇关系的存在于确定更是如此。各种词汇关系的实际存在，要受篇章和语境的限制。这种语境依赖性使得确定相关词项的范围更加困难。读者的背景知识在认知词汇关系时比认知其他衔接手段更加重要。6)结构衔接：结构上的相同或者相近也可以是相邻的语言片断之间产生某种联系，从而发挥特定的衔接作用，这种现象就所谓的“结构衔接”。大概是缘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语篇章中结构衔接的运用方式比较丰富，起码有以下几种。（1）“袖珍同构”—仿词汉语修辞学中的“仿词”应该认定为汉语中比较“袖珍”的结构衔接方式：仿照上下文中的某个词语组成一个临时的新词语。如果把那个原有的词语称为“本体”的话，则那个仿造的词语就应该称为“仿造实体”即“仿体”。不论如何，仿词的过程要求这二者之间要形似，结构相同，而且基本构成语素也相同。也正由于此，才使得它们所依存的上下文在结构上和语义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比如：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说不出来，可见他就没有下锅决心跟老百姓学，是在他的意思仍然是“小众化”。（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第二天早起，她们的头上结了霜，男同志笑她们说：“嘿，你们演白毛女都不用化装了！”她们也笑男同志：“还说里，你看，你们不是‘白毛男’吗？”（魏巍《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第一个例子中的“小众化”模仿上文中的“大众化”临时组合而成的，二者结构相同，都是“X化”，语义上相对襄樊；第二个例子中的“白毛男”则是模仿七千文中的“白毛女”而构成的临时性实体，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都是“白毛X”式，语义相对相反，需要注意的事，这两对相互关联的语法实体在各自依存的语境中所具有的特定的衔接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同构相连：结构相同、相近的几个实体先后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表述整体，其中，结构上的同一性对这个整体的构成发挥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这当中最经典的形式是对偶：它要求前后相接的两个句子不仅结构相同，而且字数、甚至相对应的成分在意义、音律上有较强的相关性或一致性。总之，这种结构上的同一性就是维系对偶手法上下两句的作有力的手段，在一般情况下，只说出第一句停下来，往往会使人感觉到言犹未尽因而有所期待。例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里监学，同学是避之唯恐不及，官僚是防之唯恐不严。（鲁迅《头发的故事》）而比对偶要求稍显松散的是排比：连用三个以上意义相关、结构相同或相近、字数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语言片断，构成一个语气一致的表述整体的表述方式。很显然，在这当中，结构上的相同、相近是几个语言片断的一构成一体的重要因素：耳边是：歌声阵阵，书声朗朗，笑语声声。（贺敬之《雷锋之歌》）他一直是魂思梦想着打飞机，眼前飞过一只雁，一只蝴蝶，一只蜻蜓，他都要拿枪描描。（郑直《激战无名川》）从上边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相同结构在篇章中的衔接作用。7)韵律衔接：221\n所谓韵律衔接指的是使用一些语音方面的手段实现的上下文衔接。其中，具有衔接功能的各种音律特征就行应具有了衔接的作用。在汉语中，经常发挥衔接作用的音律因素通常有以下几种。（1）逻辑重音：指的是在表述过程中，句子中的某些成分所表示的内容需要强调、突出，就在该词语上实施重读。所以，带有逻辑重音的词语常常含有“对比”、“强调”的意味，与之具有对比意义的词语通常出现在上下文中。正因为如此，含有对比重音的语句往往在意义上是不自足的：在篇章解读过程中，这个含有逻辑重音的句子需要与含有“参照项”的句子在语境中痛现，这也正是逻辑重音之具有衔接作用的原因和现状。需要特别强调的词语是依据不同的说话人或不同需要来确定的。所以，即使是在同样一句话中，逻辑重音也会因语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不论如何，其衔接作用不变。如：（局长都老了），`他为什么不来？北京我去过了，（`天津还没去过。）（小王来不来我不管），`我是不来。上面三句的共同点是：如果只说出“他为什么没来？”、“北京我去过了”、“我是不来”（带上逻辑重音），人们就会感觉这是不自足的，有必要进行补足、补充的，需要一个另外的句子与之相关联才正常，二者个句子，就是包含有参照项（如“局长、天津、小王”等）的背景句。这样正好符合韩礼德的有关衔接的说法：篇章内部的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对另一个部分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这两个部分之间就具有衔接的关系。要准确、全面地理解诸如“他为什么没来”之类语句的确切含义，就有必要结合特定的、与之相应的含有“局长”之类对比项目的语句进行理解。于是，这种位于特定语境中的对比焦点之上的逻辑重音就具有特定的衔接作用。（2）语调：语调在汉语篇章中的衔接作用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节奏的变更：节奏通常指的是句子内部在阅读时快慢停顿的频率。现代声学研究表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正常语速是每分钟230个音节，而句间停顿与句际停顿的时长比率为0.49:1。因此可以认为，凡是低于或者超过上述数据的，均可以认定为非正常的节奏。正常的节奏通常只发挥普通的语调功能。推而论之，具有篇章功能的语流节奏应该是非正常的语流节奏。以此为起点则可以发现，汉语篇章中语调发挥特定衔接作用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快速节奏：快速节奏发挥衔接作用的情形指的是：在特殊情况下，当语言表述的速度超过上述节奏时，就可能形成高于一般正常表述节奏幅度，即形成超节奏的表述。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表述过程中的相互关联的各个句子中间的短促的语音停顿就足以显示，这种处于该停顿之前的表述单位在语气、语义上非完整、非自足。从而预示，其后尚有接续语言表述部分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位于特定表述单位之后的非常规的语音停顿，在客观上就是一种维系相关上下文表述联系的特殊的衔接手段。预料哦观察表明，汉语表述过程中的问答类话轮中，尤其是在特殊俞敬忠（比如，交际双方的语气都比较急切的情况下），直接的问句与答句之间的语音停顿就属于这类停顿：在这种问答句之间，由于语音停顿的急促，阅读人在接受上句之后就会明显感觉到，即将由相关的下文出现。也正由于此，这种特定的上下文之间具有语义上的发展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特定的衔接关系。221\n他（张大民）一头撞进亮子的屋门，示威似的举着大白脑袋，把亮子肥硕无比的母亲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你干什么？”“没什么，大妈，亮子呢？”“上夜班了。”“回来吗？”“不回来了，住宿舍了。”“把他叫回来？”“算了，别吓着他。”（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上边是一连串的问答句话轮，由于具有超常速的停顿节奏而具有衔接关系的例子。例中各相关联的话语之间的停顿短于正常的节奏间歇时数，就会造成表述过程的非正常间歇：听话人会觉得停顿后尚有余言或者意犹未尽。其实，这就已经体现了这种节奏的衔接功能。下边是一个非问答句的话轮构成的话语片断，其中的话语间快速节奏的衔接作用是明显的：荒妹想看个究竟，她从门缝朝外望去。只见如下情景：大声呵斥、手中挥舞树枝的长斌；浑身血迹的小豹子；气得发抖的母亲；脸色铁青的父亲；惶惶恐恐地上前赔礼的家贵夫妇；猛地夺下长斌手中树枝的老保管；一脸惊恐的二槐；满脸羞缺的英娣；……（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维系上例中各句之间的紧密的衔接关系的因素又集中，如结构相同等，但是这句间快速的节奏所营造的整体语气一致、句间紧密相连的效果也是客观的。缓速节奏：缓速节奏发挥衔接作用指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话语表达者的话语速度低于正常节奏时数而构成的超节奏表述从而发挥特定衔接作用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这种低于正常表述停顿时数的相关的表述单位之间的、明显大于正常表述规则的语音停顿，就足以显示该句子在语气上甚至于在整个表述上的非完整、非自足性。从而预示尚有后续语言表述部分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位于两个相关联的表述单位之间的非常规的语音停顿，在客观上就是一种维系相关上下文表述联系的一种特殊的衔接手段。汉语表述过程中的问答话轮中某些“接下音”的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远处的集上响起了清脆的锣声，一个卖艺的带着一个小男孩向周围的人拱手。卖艺的沙哑地喊：“光说不少练……”小男孩：“假本事。”卖艺的：“光练不说……”小男孩：“傻本事！”卖艺的：“这回连说带练着……”小孩拍胸竖指：“真本事”（孙瑜《武训传》）上例中的各话轮之间的语义停顿显然大于一般的句间停顿时数，因而具有特定预示将有下文存在、出现特定的衔接作用。语调升降：221\n在特定的会话场景中，特定的语调有时可以左右话语的顺序。常见的情形是在交替发言的场景中，如果一个人连续不断地使用低声调，表示他是要继续发言，而其他人就不宜插入或者接续发言。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低升调通常是复句内部各分局之间以及一个句群内部各小句之间的停顿标记，二者在语义上都是一个紧密的整体。与此相对的事，当说话人在连续的低语调之后，突然更换使用高升调，通常意味着说话人要求对方作出回答或者要对方接续发言。高升调通常用于疑问句的句末，在语言实践中，这些位置通常都是话轮转换的交接点。（3）“句调群”的团体作用：除上述种种情况之外，能够发挥篇章内部衔接作用的韵律因素还有“句调群”的“团体作用”。“句调群”指的是具有抑扬律节奏的句群整体。研究表明，处于一个句调群之中的语句在语气上往往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或者整体性。这种一致性或者整体性往往体现在篇章的朗读过程中。在朗读过程中，属于同一个句调群并构成一个“语流板块”的一组句子需要随朗读的语势而下，要“一气呵成”。所谓“意涌直下，意尽词终”就是这个意思：在朗读同属于一个句调群之中的一组句子时，由于语气所体现的意义上的连贯性，朗读时往往是顺语流之势之下，其势不容停滞；相反的情况是，面对语义，语调各方面抑扬顿挫、气势连贯的文字而朗读时违反了句调群组合规律，就会显得凌乱不堪，甚至于语义不清。下边的语段，如果在朗读中违反了其中所标示的语调朗读规则就会造成整体段落语义体现的某种缺憾。Y1锅里的水吱吱地响，老大娘里屋外屋地忙。Y4烧完水，(y2)又端饺子，又端鸡蛋，香味(y1)伴着腾腾的热气，在屋里弥漫。（摘自吴洁敏、朱宏达《汉语节律学》）其中y表示抑扬顿挫的节律群，“-”表示后边延长，-表示平调，-表示升调，-表示降调，而带下-的是韵脚。（3)押韵：押韵是把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词语放在诗句的末尾使相关诗句音律和谐、悦耳的现象。押韵是诗歌等韵文类篇章的一个显著特征。押韵在诗歌类篇章中的衔接作用是非常明显的。(4)仄关联：(5）谐音关联：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青扬直上重霄九。隔窗户吹喇叭—鸣（名）声在外。7)“拼合”与“岔断”拼合与岔断是汉语中的两种比较特殊的衔接方式，主要体现在对话之中。A.拼合：指的是出于某种表达上的原因或需要，说话人的表达过程中断，然后由对方做承接性的表述。拼合的内部情况比较复杂，只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有如下几种分别。a.补充型:拼合后项对拼合前项加以补充，而且，后项的内容是交际双方都认可的。如：“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我没有什么权力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向对你提出一个请求，以各种高……”“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不要再打扰他？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着说。（王说《王朔全集》）b.猜测添加型：拼合后项是听话人对前项进行猜测而后添加的内容。正因为有猜测的过程，所以在说话人看来，后项在语义上有时是正确的，此时，在形式上说话人或者对听话人添加的内容加以默认，或者明确加以肯定。语境中有表示肯定意义的词语，例如：“对，我想起我的童年，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221\n“苦吧？”“苦！”马林生这回真是想起来了，“但其中也有甜，比旧社会发大水的时候强多了。”（王朔《王朔全集集》）甲：连长说：“指挥战斗我有权利下命令，叫他们脱衣服我没有权利。”小连长说：“我有权利，立正，脱衣服！”乙：这是命令吗？甲：大家一听都“哗”地一声……乙：全脱了。甲：全乐了。c.分担表述型：拼合前项、后项分别对某个现成的言语作品加以表述，或者把某些县城的话语按照一定的表述旨意联结在一起。甲：对！禽龙随你下大海！以：打虎随你上高山。甲：临行喝妈一碗酒……以：浑身是胆雄赳赳。d.应答型：在语义上，后项是对前线的应答。在这种情形下，前相当中通常有“问、问道、敢问”等等表示疑问过程的词语或者书面上的疑问标记“？”出现。例如：甲：我不喜欢红颜色的衣服，你……？乙：喜欢黄色的。话说的玄妙！不是内行人决然说不出来。孙三一个念头猛然间涌出来，连忙问道连忙问道：“敢问先生是……”“我叫王老尚。”e.异话题表述型：后项，在语义上是听话人为了回避说话人在前项中谈到或暗示到的内容而进行的对另外一个话题的表述。在形式上，后项和前项通常以蝉联的方式衔接。刘先生直率地：“徐小姐，和我说点别的，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徐亚萍局促起来，道：我没什么。说什么呀？刘先生：谈谈你最喜欢什么吧。比如……“比如说，游泳吧！”徐亚萍淘气地说，转身就游走了，刘连忙奋起直追。（王朔、苏蕾《广告人》）f.插话型：在语义上，后项是交谈双方甲、乙之外的第三者丙接着乙的话头对甲进行的表述。在语言形式上，后行中通常有“……结果来说、……接腔、…在旁边说”等插话标记词语。何主任又庄重地坐回沙发，问李东宝：“你刚才说什么？”“我们说，说……”“说我们没这笔钱。”戈玲干脆结果来说，（王朔《王朔全集》）g.铺陈型：后项是对前项中的某个词语的进一步的表述，在形式上，被申述的词语在后项中重复出现。如前述过的例子：“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苦，“我没什么权力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以各种高……”“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他？我很乐意照办。”我笑着说。221\nh.证谬型：听话人不同意说话人通过前项表述的语义内容，但又不直接加以否定，而是接着前项的话头引出违反常理的内容或结论来，从而证明说话人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形式上，后项或者带有与前项衔接的关系标记词，或者采取与前项相同的表述方式。如：万荣发：选美我可有的是招儿。光穿游泳装一节就可以别出心裁，抬两筐沙子……蒋虎：然后让小姐们都坐筐上。大家哄堂大笑。甲：还有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文天祥、孟浩然、王安石、欧阳修、李清照、龚自珍、还有王之涣、还有王勃、还有王炜、还有杜甫、还有杜秋……乙：……还有真由美、横路敬二、还有史村……甲：日本电影啊？（马集《马季相声选》）B.岔断：所谓岔断指的是在特定的交际情境下，出于语用上的需要，听话人通过特定的方式（语言的或非语言的）是说话人的表述过程突然中断，然后间或做出与原话语内容相关的表述。岔断也是比较复杂的现象，从语用上来看，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a.阻止型：听话人岔断发话人表述过程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表述过程终止。在语表形式上，岔断后项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表示禁止意义的祈使句，而且，这个句子在意义上总是用来否定、阻止发话人有关前项表述行为的，如“不！、别说了！、行了！、算了！、打住！等等！”等。“我要……我要……”我结巴起来。“不！”他忽然仰起脖子，，急切地打断我。（张抗抗《仲夏》）b.话题转换型：听话人岔断表述过程的目的是要更换话题。在形式上，岔断部分通常带有“岔开话题、岔开说”等词语。如：林镇继续看文件夹里的材料：“啊，你不是北进人哪？三岔河是哪啊？东北？还是？”柳倩神色略有变化，忙岔开话题：“真对不起，我刚才来时坐了您的椅子。”（王朔、苏蕾《广告人》）c.订正型：听话人不同意说话人的表述预示出来的语义内容，就予以岔断并随后加以纠正。在形式上，岔断后项含有与前项中被纠正词语意义相对相反的纠正词语。例如：“才几点，在喝点。”我叫来女招待，指着那人说：“这位先生再要两瓶……”他打断我冲着女招待说：“意坪坝，我喝得差不多了。”(王朔《王朔全集》)d.插话型：听话人急于表述自己的想法，于是，在说话人正在表述中的话语插入自己的话语。在语表形式上，岔断后项常含有“……插话说、……插进来说、……插嘴说”等话语插入的标记词语。有如下几种：第一种：甲、乙交谈，乙在甲表述中途插话而使之中断，而后甲继续前边的表述。蒋虎：“……谁知他这二年是怎么混的，拿着大哥大，挎着大蜜，满头烫着小碎卷，除了牙黄，真他妈第三世界暴发户……”万荣发插话：“我就看不惯穷人乍富！”蒋虎：“我以为是发小，她总不至于骗我吧……”（王朔、苏蕾《广告人》）第二种：甲、乙交谈，丙插进来打断甲的话对乙表述自己的观点。“她父亲……”贾玲冲着我刚开口，杜梅就插进来了：“我自己说吧”。（王朔《王朔全集》）221\n第三种：甲、乙交谈，丙插进来打断甲的话并向甲表述自己的话语内容。李东宝看着何必的名片打电话：“……是，是，我们领到基本同意了，希望你能来谈一下，我门领导还想了解一些情况……”牛大姐在一旁插话：“慢，东宝，我想我们还是去他那儿谈谈，问他行不行？”（王朔《王朔全集》）第四种:甲、乙交谈，乙突然岔断甲的谈话，对在交谈现场的丙发话。如：“不信你我还能信谁？”老将此时可怜起来，“我现在只信你，只靠你了。我有老婆，三个孩子，我是个小干部……”“你来一下。”张燕生不在听老蒋的罗索突然插话对我说。（王朔《王朔全集》）e.反问型：听话人针对说话人的表述所预示的语义内容，向发话人提出反问。在语表形式上，岔断后项的主体是一个反问句。“他不是有名的护林模范古杰耶吗？您们‘群专’怎么……”“莫非你有什么看法吗？王斌？”张喜胜突然打断王斌的话问。f.提问型：听话人针对发话人表述中的某一点提出疑问。在形式上，岔断后项的主体是一个针对上文语义内容而提出的疑问句。“也不全怪我爸爸！我妈活着的时候，他也疼过我，自从那个长舌头娘们儿来了以后，他才……”“什么长舌头娘们儿？”老校长停下来打断他问。（刘厚明《黑箭》）g.否定型：听话人不同意发话人在表述过程中体现的语义内容，就实施岔断并对发话人的表述内容本身予以否定。在形式上，岔断后项通常带有否定成分“不识、不对、不会、不可能”等，有时，岔断后项的主体是一个含否定意义的句子。还有时，岔断后项含有复制说话人表述内容的“这、这是”等词语。“……事情发生以后，她仍然拒不接受组织的帮助，竟和一个不三不四的人私自外出……”“这是造谣！”岑朗一下子站起来，声音都变了。（张抗抗《仲夏》）h.申述型：听话人不同意说话人表述出来的语义内容，就先用否定方式予以岔断，而后申述自己的看法。在形式上，该情形中的岔断后项通常含有或者可以添加上一些表示陈述主观意见的词语“我看、我以为、应该、最好、得”等或者含有一些用来表述推论的关系词语如“因为……所以……、于是……、何况……、如果……就……”等等。如：“那天我去首都机场送客，回来时一个女的要了我的车……”许立宇看着我，吞吞吐吐地说，“她去那地方特别园，整个绕了全北京，往西都快到了石景山了，到了告诉我她没钱……”那肃宁打断他华说“：“你不能这么讲，你得说清楚，她是怎么说没钱的。”（王朔《王朔全集》）如前所述，这里介绍的两旱育篇章现解放是“拼合”、“岔断”的内部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将二者加以比较，还会发现一些更加有意思的、更加深层的问题。上边讨论的是汉语篇章内部的几种主要的衔接方式。正如第一章谈到的那样衔接在篇章中是较为明显的外部特征，其手段方式更是复杂多样。上面关于汉语篇章内部衔接方式的讨论也只能是举例性的，至于汉语篇章中还有什么样的衔接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研究。6.1.1.2篇章的连贯性221\n与篇章的粘连性不同，篇章的连贯性并不单纯依赖表面语言形式之间的联系而存在，而是取决于各句所表述的概念或命题之间，以及这些概念和命题与整个篇章的主题之间，在语义逻辑上的联系。一、对连贯的几点认识A从宏观上来看，连贯应该是一个语义范畴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B从篇章制作者或者从表述的角度来说，连贯应该是篇章制作或者表述过程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手段；C不论从篇章制作或者解读的角度来说，连贯都是有程度差异的：围绕同样一个主题由不同的制作者进行篇章制作所得到的篇章实体在连贯效果上是有一定的程度差异的；另一方面，对于同一篇章作品在连贯上的评价，不同的评价者之间也是有程度差异的。而这些程度上的差异又都与特定的主观性（制作主体的、评价主体的）相联系。与国外的学者观点相近，国内的一些学者大多认为，连贯是和衔接相对的另外一个篇章特征，衔接是促成、实现篇章连贯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手段，而连贯是采用这些手段所要实现的目标或者要得到的结果。我们认为衔接与连贯的关系与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A.从理论上来看，在篇章中，衔接通常是显性的，而连贯则是隐性的。作为篇章的特征，衔接是可观的，只要有衔接方式存在，即使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一致的认同。而连贯则是主观的，一个篇章的连贯成都科已有一个较大的范围，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下，或者面对不同的交际对象，篇章的连贯性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B.衔接是连贯的重要促成条件，哈桑指出，衔接是连贯的基础，但连贯又要求某种衔接关系的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衔接的情况观察、郑明两馆的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衔接的情况观察、证明两馆的程度。总之，衔接是篇章语义内容连贯的重要标准之一，衔接在篇章中的出现可以引导读者去发现连贯的脉络，从而解读整个篇章。衔接和连贯的区别可以在下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到：有的语短衔接方式无误，但语义不通。一架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这东西煮着吃确实不错。我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个韩国女人。她说她已经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了。她今年才十八岁。她的名字叫做圣爱。她的年龄不如我的年龄大。她说她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是上海。她经常去上海旅游、买东西。有的篇章组合没有明显的衔接方式，但语义上却是贯通自然的。甲：我的饼哪儿去了？乙：我看见你家那只狗很高兴。二、制约连贯实现的因素如前所述连贯是篇章的质量和合格程度的重要标志。篇章连贯的是先要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1衔接上的保证从本质上来说，任何篇章的制作、组织都是为了向篇章接受者传递一定量的极为清晰完整的语义内容，以完成交际过程，实现交际目的。一句话：达意才是最根本的目的。围绕这个最终目标所作的一切都是途径、手段。从这意义上来看，篇章的连贯是篇章生产者追求的目标。而篇章的衔接是保证连贯实现的重要手段，连贯是篇章的重要目标，而衔接则是连贯实际存在的重要标志。2句子排列的顺序221\n语言表述上的顺序通常要符合所表达事物、事件发展变化的实际顺序，这实际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语言表达顺序对于客观事件发生顺序的“临摹性”。A.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比如：一个人早晨起床到上班之间的过程通常是：起床、洗漱、早餐、上班。B.事物排列的常规顺序如某人介绍自己三个儿子的顺序通常是：老大、老二、老三C.相关项目铺排的逻辑顺序如：讲一个规则通常是按照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又如：国家、集体、个人D.空间（包括心理空间）的表里顺序比如：描写一个建筑物通常按照由表及里、从上倒下后者从前至后进行。观察、描写一个人物也是如此：笑容、感情表露、内心活动，也是遵循了由表及里的顺序。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如果违背了或忽视了这些顺序就可能产生不易于接受的篇章。3说话的前提以及交际双方共有的知识篇章的连贯性指的就是篇章中的各个句子表示的概念或命题之间的语义逻辑上的联系。所以首先要对篇章中的概念分类清楚才行。根据篇章表述的主体内容，我们可以把篇章中的概念分作两类：一类是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是篇章的组织核心，或称控制中心。作为篇章控制中心的基本概念可以使所描述的对象或情景，也可以是所叙述的事件或行动。两一类是次要概念，这些概念的存在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或发张某个基本概念，在篇章的组织上受基本概念的控制。篇章中的次要概念可以表示外形、属性、性状、状态、特征、关系等描述细节。如我们想描写“松鼠”，就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展开讨论才行。又如：昨天很热，所以，我们都没有去海边。乍一看，一般人以为这个例子中的前后两个句子相互矛盾，缺乏连贯性。不过如果听话人了解到天气热的时候人们都去海边，那么海边便十分拥挤，说这段话的人不喜欢在这个时候去海边这个前提或背景时，就会觉得这段话还是通顺的、连贯的。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语境以及篇章接受者的主动联想对于篇章解读的印象，同时，也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连贯作为篇章的特征，是对篇章评价的一个方面，一个语言片断是否连贯以及连贯的程度往往要有篇章解读者来评价、确定。4特定的表述环境在日常的阅读过程中，人们常常会发现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有些桔子的排列所反映的的意象按照正常的解读方式、过程来理解，是不连贯的，原因在于它们是作者由于表现特殊的心理意识活动、思想感情而选择的特殊表达方式。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户。收购大葱。差额选举。结婚宴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移到右腿，在从右腿移到左腿。（王蒙《春之声》）。221\n221\n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