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PPT课件 83页

第五讲历史比较法（下）：空间与时间汉语史研究四模式评述（教材第五章）\n本章要点历史比较中活语言材料和文献材料如何配合使用两种材料在历史时空中的正确定位由材料时空定位的视角评论汉语史研究的四个模型\n本章要点的参考文献：徐通锵、叶蜚声，历史比较法与切韵音系研究，《语文研究》1980.1徐通锵，美国语言学家谈历史语言学，《语言学论丛》13，商务。四个模型的代表作：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注，商务，1940/48/95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台湾，联经，1987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n6.1时空结合的原则和两类不同性质的材料6.2时间类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首次自觉运用——清儒的贡献与局限6.3时空两类材料首次自觉的结合——高本汉框架6.4对《切韵》性质的认识与汉语史研究的框架6.5时间类材料的进一步挖掘——王力框架6.6空间类材料单独、系统地运用——罗杰瑞框架\n6.1时空结合的原则和两类不同性质的材料传统语言学只考查文献语言在时间轴上的演变。历史比较法的原则是语言的共时的空间差异（即地理差异）反映语言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增加了考虑时间、空间的关联。两种方法对两类不同性质材料的使用：历史比较法：不同地区的语言差异或不同地域文献语言的差异传统语言学：不同时期书面文献语言的差异（忽略空间）\n历史比较法传统语言学·空间·空间····————————————————————————时间时间传统语言学忽略了文献材料的空间差异，忽略了活的语言，因此常常不能重建真实的历史演变。历史比较法如果片面地只使用现代语言的材料，也是有局限的。\n两类材料的局限后代语的差异：不能反映后代语一致的语言变化，不能确定演变的绝对年代，当分歧的发展都符合音理时，有时无法确定某一后代语的具体的演变轨迹。如果有文献材料补充，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这些局限，更好地重建语言史。（注：详见后）书面文献的差异：不能反映连续变化的具体阶段，不一定是同一方言演变的差异（可能是基础方言替换的差异），有的语言或方言的书面文献历史很短。\n历史比较法的局限：①无法重建后代语发生的方向速度一致的变化②无法重确定后代语方向不一致但都合音理的音变过程③无法确定演变发生的绝对年代④不能确定原始语几个特征组合的实际音值⑤无法处理无条件分化的音变⑥没有考虑到语言间后来的相互影响，特别是通语对方言的影响。★\n局限①不能重建后代语发生的方向速度一致的变化如现代方言中没有保留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的没有“堵/猪/煮”三字声母相同的……\n②无法重建后代语发生方向不同但均合音理的变化过程答达托磕渴壳叶揭学广州apatkptkipitk梅县apatkktkapiatk厦门apatkapuatakapia//iEko//ak潮州apako/apua/aki«pia//iko//ak南昌atatkk/ttkiEtiEtk苏州a/a/o/F/O/o/iI/iI/o/太原a/a/ua/a/a/a/ie/ie/ie/长沙aàaàoàoàoàoàieàieàioà北京ÛaÛaÚuoÚFÜFÛFieÞÚieÛye⑴⑵⑶⑷⑸⑹\n潮州、厦门pptkk//南昌pttkk苏州、长沙、北京的三组合并是哪两组先合？\n③无法确定演变发生的绝对年代只能确定演变相对阶段的先后如可以肯定在广州的k与北京的tþ的对应中，广州是较古的阶段，还可以肯定北方话先发生了“鸡”“间”类字变为齐齿呼的音变，然后“鸡”“间”类字和其他齐撮呼字一起发生了腭化音变；但不能确定“鸡、间”等字在北方话中变为齐齿呼和齐撮呼前舌根声母腭化的具体时间。\n④不能确定原始语几个特征组合的实际音值如“温暖”的词首辅音的原始形式的圆唇成分究竟是与舌根成分同时发出还是相继发出。这一问题随着普遍音理研究的深入有希望部分解决。\n⑤没有考虑到无条件分化的可能（如北京话清入字的演变）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这种无条件分化是方言混杂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比较法有其适用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就有失效的可能。\n⑥没有考虑到语言间后来的相互影响特别是通语对方言的影响。文白异读\n除④，历史比较法的局限如果有历史文献都可以弥补①无法重建后代语发生的方向速度一致的变化②无法重确定后代语方向不一致但都合音理的音变过程③无法确定演变发生的绝对年代④不能确定原始语几个特征组合的实际音值⑤无法处理无条件分化的音变⑥没有考虑到语言间后来的相互影响，特别是通语对方言的影响。\n语言分化式的演变是语言演变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因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也不能只用历史比较法一种方法。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我们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不学习、了解、运用历史比较法，仍单纯地使用排比历史文献材料的方法研究汉语史，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前面所说的不能反映历史演变真面目的缺陷。二是生搬硬套地运用历史比较法，不考虑可以利用的文献资料，不考虑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和历代共通语的影响。这两种倾向在汉语研究中都有反映。★\n第一种倾向在国内汉语史的研究中比较严重，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还只能反映书面语演变的轨迹，至于这些书面语反映的变化是基础方言的更替还是一种方言的发展则未加注意。每个朝代有几种重要的方言，每个方言的特点是什么，汉语史上有哪些重要的演变，这些演变首先在哪个方言发生，波及到了哪些方言，未波及到哪些方言，都还搞不清楚。这当然跟汉语使用不单纯表音的方块字有关，但汉语史的研究中还没有很好地利用方言、外语借词和对音材料也是一个明显的缺陷。为各个大的方言分别拟测共同的原始语，再观察这些原始语的特点，拟测更早的原始语，无疑是细化汉语史的研究，揭示各大方言形成的时间和后来的演变所必须的一步，但这种工作还没有开展。\n第二种倾向在美国普林斯顿学派对汉语的研究中表现得最明显，代表人物是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罗杰瑞。他研究建立了原始闽语，完全依据无条件的一对多则多为原始的分类的原则，把原始闽语的塞音声母分为清送气/清不送气/浊送气/浊不送气/清弱化/浊弱化六套。这一结果完全没有考虑到邻近吴语的影响，有许多不合理之处。\n历史比较法其实不排斥用文献材料，比如，如果没有古拉丁、希腊、梵语的材料，印欧语系的建立、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历史比较法要求文献材料要有正确的空间定位。不能把有基础方言替换的文献材料当作同一种系统的演变。文献材料只有有正确的空间定位，才可能正确地投射到时间的演变上。\n设想有多个时间点上的多空间点分布的语言材料（包括现代活语言和文献语言），利用历史比较法可有效延长语言演变史空········———————————————时由文献直线投射的时点，可以给现代方言中一些存古现象确定绝对时间，可以确定方言演变的一些难以确定的轨迹，可以发现现代方言中已经全部演变了的原始语信息。另外，比较那些基本同期而不同空间点的文献（绿点），还可以再推出更古时的原始语蓝点现代方言，绿点文献语言。\n各种材料时空的正确定位是历史比较法最大程度发生效力的前提徐通锵先生从这一点出发评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四种汉语史模型\n6.2时间类材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首次自觉运用——清儒的贡献与局限汉字书面文献的特殊局限文字单元与语音单元对应复杂（从今音看）：谈痰t淡t剡炎詹t蟾tH擔t簷anananiananananian文字不直接反映语音，特别是音值的情况。语音变化了，文字不变。\n清儒贡献找出了利用不表音的书面文献重建历史的音类的方法\n大约与欧洲人同时甚至更早，中国人也从理论上认识到了语音是变化的，而且语音的演变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明末的陈第（1541--1617）：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之必至一群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也；百年之中，语有递变，系乎时者也。\n虽然认识到了语音变化有时空两个方面，但由于能够表示时间变化的汉字文献不能直接反映语音的情况，也不能很好地记录当时地域上的方言差别，所以汉语学者不可能象西方学者那样直接利用文献材料发现共时空间的语言差异与历史时间的语言差异上的关联，而首先先要发现揭示汉字材料所反映的语音事实的方法。清儒正是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n清儒的贡献分为今音学和古音学两个方面。今音学研究《切韵》（隋朝韵书，以后这一系的韵书一直是文言书面语音的规范）的语音系统。古音学研究《诗经》（先秦韵文）的语音系统，并研究从《诗经》到《切韵》的语音演变。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只研究音类的分合，不研究音类的音值。也就是说只研究声母、韵母、声调分为几类，不管它们具体音值如何。分出声韵调的类别是十分重要的，分出这些类别也就是找出了同音关系的聚合群，这是历史语音研究很重要的一步。\n今音学利用的材料：韵书、韵图。《切韵》是按字音的次序编排的字典，其编纂的直接目的是为作诗押韵提供统一的标准。它的分卷反映声调的不同，分韵反映韵（不含韵头）的不同，同音小纽则反映字的同音与否。从韵书的编排，很容易分出声调、韵的类别，但声母和介音的类别以及韵与韵之间语音的差别程度就不能直接反映了。清儒的贡献正在于发现了确定声母和介音的类别的科学方法。一是以反切系连法确定声母的类别，另一个是利用韵图来确定各个音类之间的系统关系。如“帮滂并明”同为唇音。古音学利用的材料：《诗经》、汉字的谐声偏旁、《切韵》系联《诗经》韵脚找出韵类，从谐声大致确定声母的主要类别和未入韵字的韵类，与《切韵》音类对比最后确认。\n小结清儒意识到了语音的演变，他们利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材料中可以表音的部分，以系连的方法，重建出了某几个著名经典文献时期的音类划分。局限：理论上没有建立方言差异、基础方言替换的概念。方法上无法利用方言材料，无法拟测音类的具体音值。结果上①无法区分方言替换和一个方言的演变，从而找出一个语言系统语音演变的各个阶段。②无法细致描写音变的各个阶段，无法发现普遍音理，也就无法建立语音演变规则的观念。③无法发现空间差异与时间差异之间的关系。①是文献研究法的通病，②则受限于汉字的不表音。\n利用文献材料进行时间序列的排比，清儒的研究到达了顶峰系联法是十分伟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汉字不表音这一不利于语音史研究的因素，找到了利用汉字文献找出古代音类及其辖字的方法。找出一个历史音系的音类及辖字是历史语音史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最关键的一步。但而顶峰就意味着危机：音类的研究该作的工作已经作完，下一步作什么？只找出《切韵》、《诗经》两个平面的音类，可以基本满足读经的需要，而作为一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的科学就明显不够了：它既不是汉语语音以前演变的实际情况，又不能说明《切韵》以后到现今方言的演变和现方言间的语音对应规则。开发新的材料，利用新的方法是有所前进的唯一方法\n6.3时空两类材料首次自觉的结合——高本汉框架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最先利用空间的方言差异来研究汉语语音史最先系统地利用国际音标进行音值的描写最先引进了空间差异是历史演变快慢不同之结果的观念最先引进语音演变是有音理可循观念但高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标准的历史比较法的。\n高本汉的研究方法是：⑴以书面文献本身的证据按照清儒的系联法确定《切韵》和《诗经》两个时期的音类和辖字⑵以今方言和成系统借音的音值给《切韵》的每个音类拟测音值⑶以《切韵》的音值上推上古《诗经》各音类的音值可以看出，高的框架的特点是以《切韵》为中枢，先下连今方言，再上推上古。而这个中枢的音类划分（有多少个声母、韵母、声调）是单纯按文献本身的证据确定的，与今方言没有关系。\n《切韵》和《诗经》时期的音类划分，高并不是按照历史比较法的原则，通过方言的比较（找最小对应字组，根据最小对应字组是否有互补语音条件再进行音类的归并）建立的，而是遵清儒的原则，借鉴了清儒的成果而建立的。因此，高的上古和中古音音系的得出，只在一些系联的操作上宽严标准上与清儒稍有不同，得出的结果稍有差异，大的方面是相同的（注意：都未注意重纽）。以今方言的音值确定《切韵》音类音值的方法，则是依据了历史比较法。\n高本汉认为，拟测的古音应该跟这个语言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跟这个语言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就是不但音类的划分与《切韵》等历史材料一致，而且声母韵母的语音特点符合韵图的描述。注意：这一点不完全对，韵图反映宋代而不是中古前期的语音特点\n能够把中国全部方言解释到一种可信的程度即，要做到从拟测的音值出发，能够使到现代的各个方言经历的演变都符合语音演变的音理。在后代语中新出现的特征，或者能够用组合条件，或者符合该系统的系统演变的倾向，有一系列的演变都有相同的倾向。如音节结构简化，浊阻塞音清化属于成系统的系统简化；后者清化后的分派还有组合上声调的条件；元音高化属于有组合条件的分化。\n端母（多朵都堵睹戴堆丹党登/低刁钓点等丁顶”等字的声母）一等四等高丽ttS日本t,tst,tþ越南ê温州t(d)广州/客家/汕头/福州/上海t北京/开封/怀庆/归化/大同t太原/兴县/太谷/文水/凤台t兰州/平凉/西安/三水/四川/南京t根据是有个传教士描写说该音听起来像浊音，其实与真正的浊音并不相同。t→tS/__it→t/__{o,a,e}t→ts/__ut→tþ/__i汉语t,d：越南ê汉语t：越南ÿH把端母拟为t，各个现代语的所有音值都可以得到解释。\n高本汉的框架有很大的合理性。首先，单纯地运用方言的对比往前推的历史比较法必须依靠方言中保留的原始语的特点，如果这些特点在所有的方言中都消失了，或者说未收在我们的比较材料中，就无法复原原始语的情况，无法找出后来演变的条件。对于汉语来说，这点更重要。至今我们也还没有能够对所有的方言普查一遍，特别是哪些最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从而最可能在某些方面保留古特点的交通不便的地区。而如果可以肯定《切韵》是现代方言的母语，它就是后代所有演变的最细的条件集合，就可以放心地从它出发，不必担心遗漏了什么条件。即使有的方言比《切韵》更古老，如果只是个别的方面，也可以仅就个别方言再离析《切韵》的个别音类\n其次，历史比较法无法确定原始形式的确切年代，而《切韵》、韵图等文献材料都有确切的年代。其实在历史比较法中利用一些较古老的文献材料作为中介，下连上推，是很普遍的做法。只是印欧系语言的研究的古文献已经是表音的。但高本汉的研究目的就不是历史比较法的：没有分别找出各个方言区的原始音类，所有方言材料其实只是为拟测切韵音系服务，而不是为重建方言历史面貌服务。可以从切韵音类出发，但历史比较法的研究需要根据大方言内各个小方言的情况把切韵音类进行合并或分化，找出该方言区的最小对立组，再根据对立互补找出对立的原始音类。以宋代韵图的格局去诠解《切韵》也是个的缺陷，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主张，切韵的音系与韵图的音系格局完全不同。可参考潘悟云《汉语音韵学》。\n高本汉严格地以“历史上的旧材料”为标准，用方言和译音材料的差异来说明这种分合的理由并拟测相应的原始形式（即音值），这个音值一要和“历史上的旧材料”相合，二要能够从音理上解释《切韵》到现代各个方言的语音演变，三要符合语音的系统。这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有了这个框架，汉语方言大体上有了一个聚汇点，或叫出发点，从它出发可以更清楚地说明现代各个方言的异同，可以由此而说明汉语语音演变的主要规律，这是传统的音韵学不可能达到的成就。这也是时空结合的方法优于单一时间轴的文献排比法的地方。\n6.4对《切韵》性质的认识与汉语史研究的框架高本汉的框架因其确有高于传统音韵学的能力而一直着影响汉语语音学的研究。整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汉语史的研究都在使用高的框架，虽然在音类的划分、音值的拟测上有小的改进（如四等韵的音值，三等韵的介音等），基本的框架并未改动。高校教学用、王力先生编撰的汉语史教材也是属于这一框架。★\n高本汉框架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切韵》的性质问题。高本汉框架的立足点是《切韵》是隋唐时期的长安方言，该方言是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原始母语。也即，现代方言都是隋唐时期长安方言的后代，是从《切韵》音系分化发展而来的。争论焦点《切韵》是不是隋朝初年的长安方言？是不是一时一地之音？是不是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共同祖先？由于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后两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导致出现新的汉语音韵史研究模型。\n其实，高本汉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如拉丁语是古代罗马都城附近的语音，现代的拉丁系方言都是从这个古方言分化而来的一样。因此，从现代方言出发，最多可以探溯到这个历史方言。至于这个方言更早的情况和这个方言同时期或更早时期的方言的情况必须利用其他材料来研究了。大家的看法？\n高本汉的看法是否正确，包括三个层次不同的问题。1.承认《切韵》是一时一地之音，但它是不是隋朝初年的长安音？2.《切韵》是一时一地之音，还是兼收某个时期各地方言差别和古今音差别的综合音系？3.不管《切韵》是隋代的一时一地之音也好，综合音系也好，它能不能代表现代各个方言的原始母语？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特别是后两个问题的看法，牵涉到了整个汉语语音史应该怎样研究的框架问题。\n对于《切韵》是不是隋朝初年的长安音，汉语学者一般都不同意高的看法。因为这于历史上说不大通，于《切韵》序不合，与《切韵》审音的参加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南北地区方音与标准音的关系的论述也不同。《切韵》序：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颜氏家训》音辞篇：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沉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n陈寅恪认为：“《切韵》所怀知标准音者，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而非杨隋开皇仁寿之世长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由前面的摘录可以看出，《切韵》是综合南北通语的音系，以金陵洛阳读书音为准。而当时南方士人的语音离颜之推心目中的标准音最近。而当时的南方士人，就是西晋王室南渡之前洛阳士人的后代。李荣同意陈的看法。陈说看来比高说要合理，因为，虽然东晋皇室南渡之前北人也有向南的移民，但数量不多；而南北朝时北人特别是许多地位很高的世族大户也大规模地向南移民。根据《颜氏家训》，是时南方的士族比北方更能表示动乱前的标准音，可见，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南北朝时的北方音，即使是读书人的，也被《切韵》作者认为是较粗俗的。\n是否是隋唐时长安音的问题，尽管目前学界比较公认高本汉是错误的，但这一错误不那么重要，到底是洛阳还是长安，是南北朝之前还是南北朝之后虽有不同意见，但这对似乎对研究汉语史的总框架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现代方言的共同出发点提早一些而已，所以直至60年代，汉语史的研究一直用高的框架。\n两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高的框架中《切韵》之前没有方言的分歧，或者说，至少我们是无法恢复这些方言分歧的。但是首先，根据文献的记录，从先秦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方言的分歧。那么现代方言中有没有保留上古标准语或与《切韵》音系不同的古方言的特征的情况呢？如果有比切韵更早的特征留存，则这些方言不能直接用切韵音系作为共同祖语。其次，如果《切韵》是隋代的综合音系，那么它和《诗经》的上古音系又是什么关系呢？《诗经》是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方言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切韵》是综合音系，《诗经》→《切韵》直线发展的模式恐怕也不能用总之，《切韵》作为下连方言、上推先秦的出发点受到质疑。\n后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高的整个框架是否合理。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许多讨论，发表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后来同意《切韵》是南北朝时南北两系音系的综合的观点占了上风。因为，《切韵》序说得明明白白“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同时，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一方面现代汉方言的绝大多数差异的确都未超出《切韵》音系（请注意，《切韵》的确可以涵盖几乎所有的方言），另一方面闽方言、（吴方言）的个别现象比《切韵》更古老，可追溯到早于《切韵》时期的事实也逐渐揭示出来。如“环怀”等匣母字读塞音g或kkH，与群母同；闽语的支韵字（施倚刺奇徛骑寄蚁）不少读a，与歌韵同韵。\n虽然对《切韵》的性质的讨论逐渐深入，对“《诗经》→《切韵》直线发展，《切韵》到现代方言多向分化”的模式从历史事实上的批判较多，但怎样根据比较接近历史的事实建立新的汉语史框架，国内学者的讨论并不多。对《切韵》性质的认识其实牵涉到如何确定《切韵》在语言时空发展中的真实位置及语言史的研究中如何正确地判断材料在时空中的位置，如何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类材料，尽可能地复原语言在时空中发展的真实面目的问题。由于对《切韵》性质的不同理解，7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三种新的汉语史研究框架，这就是80年代以王力《汉语语音史》为代表的王力模式，70年代以罗杰瑞为代表的普林斯顿模式和80年代的张琨模式。\n6.5时间类材料的进一步挖掘——王力框架王力先生五十年代的《汉语史稿》用的是高本汉的框架，即，以《切韵》为中枢，上推先秦，下推方言。并且是以《切韵》等文献材料的内部证据定字音的归类，以方言的证据定音值。在定字音分类时，除了清儒的系连法外，还利用了当时较新的内部拟测法。此外，从框架上说与高的模式是相同的。\n但在对《切韵》性质的讨论中，王先生同意《切韵》是综合音系的观点。并且，他更清醒地认识到，对《切韵》的看法不是孤立的，而是牵涉到汉语史的研究模式。因此他没有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在汉语史的研究领域又开始了新的探索，而且是更换模式的探索。新的模式体现在85年的著作《汉语语音史》中。这部书明确放弃《切韵》作为汉语史研究的枢纽。他指出，《切韵》是综合音系，不能代表隋唐音系，因此不仅不能作为语音史研究的枢纽，而且不能作为语音史的一个阶段。语音史的各个阶段应该由排比可以反映或接近一时一地之音的文献材料，如《诗经》、历代诗人、词人的用韵、历代注疏中的反切等，来得出。在这个文献的排比中不包括综合音系的《切韵》，但由于《切韵》保存了不少古音的特点，因而可以作为参考。\n该书把汉语语音史分为9个阶段：先秦：《诗经》、《楚辞》、《周易》、《老子》的韵文汉：张衡、马融的辞赋魏晋南北朝：四谢（谢灵运、谢惠连、谢庄、谢朓）、颜延之、沈约、江淹的诗赋；《后汉书》、《文心雕龙》的赞隋-中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诗人用韵（如宋之问、王勃、卢照邻、杜甫等）晚唐-五代：南唐徐锴《说文系传》所用朱翱的反切。宋：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的反切，辛弃疾等词人用韵。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卓从之《中州音韵》，马致远、关汉卿等人的元曲。明清：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兰茂《韵略易通》、无名氏《字母切韵要法》、樊腾凤《五方元音》现代：北方话、吴语、闽语、粤语、客家五种方言。\n王先生在利用书面文献上很有特色。他不象清儒和高那样只取作为经典的、时间上不连续且跨度很大的两种书面文献，而是尽量挖掘靠近口语的、时间上跨度较小的多种书面文献，从而细化了有确切时间坐标的语音演变的线索。这一新的成果综合了他自己和其他学者对于断代文献所反映的音系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罗常培、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的研究》、台湾丁邦新的《魏晋音韵研究》，王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周法高的《玄应反切考》、张世禄的《朱翱反切考》等。这些成果是突破了语言史研究为解经释道服务后，进一步挖掘书面文献，使之为历史比较、为发现语言发展规律服务的观点转变的必然。而王先生善于从整体框架上考虑问题，将这些新的成果用新的框架组织起来，显示出很强的理论功底。\n王的框架比起高的研究，在书面材料的运用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在方言运用的方面则没有进展。徐老师因此批评这一框架是“只根据书面材料来整理各个时期的音系，而没有考虑汉语方言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价值，……抛开空间的差异而单纯地追求时间的线索”。这种批评有些太极端，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说它太极端，是因为王明明在《汉语语音史》的前几章就提出“汉语自古就有方言存在”，“因此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就会遇到方言的问题。我们所根据的语音史料，是方言还是普通话？在各种同时代的语音史料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在同时代诗人的用韵中，有没有方言的差别？”这些都说明，王在作书面文献的整理时，有明确的空间差异观念。\n王在作书面文献的整理时，有明确的空间差异观念。他指出，他曾经将不同地区的文献分开整理，如将《诗经》的十五国风分别整理，《诗经》与《楚辞》分别整理，南北朝诗人的用韵和籍贯分开整理等等，但都没有发现系统的方言差别。因而，王说，“讲古音时我们很少讲古代方音，是因为我们对古代方音知道太少了。”从王的工作中，我们也可以感到，他选用的材料多是在文学、儒学等方面的代表人物，而且都长期生活在都城附近。由此可知，王是很重视空间的线索的，但我们的历史文献很少有真正反映地方口语音的。\n我们认为，王《汉语语音史》实际上是在找出汉语口语共通语的发展轨迹！这一工作对于以后我们会提到的对汉语方言历史层次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这一目的，这本书的缺陷反而是不应该完全放弃《切韵》和宋代韵图。《切韵》和宋代韵图其实是对汉语口语共通语最重要、最稳定、起作用最大的两个阶段，又恰是北方大量向南方移民，在各个方言留下明显文读痕迹的两个阶段。\n我感到王先生的《汉语语音史》在整体上有些矛盾：如果讨论共通语的演变，就不应该最后的阶段放上方言。如果放上方言就应该考虑它们的前身，不应该简单地堆在明清标准音的后面。（虽然唐以前很少有方言口语音的材料，但唐五代敦煌、西夏黑水城等确实是成系统的方音材料）事实上闽粤客等方言的整体面貌大大早于明清通语，放在《等韵图经》、《韵略易通》的后面不甚合理。也即，《汉语语音史》虽然放上了现代方言的材料，其实并没有把它们折射到时间的演变轴上。单就这一点而言，的确比高的框架还有一点点退步。\n虽然有共通语、方言定性不清的局限，但王先生的《汉语语音史》首次摆脱读经的需要，从语言的角度、以更细密的时间分段给出了有影响的书面语材料的多个共时音系情况。这一研究对于确定现代汉语各个方言实际的历史起点（被推平后的起点），对于确定现代汉语方言的多个层次，有重要的价值。\n6.6空间类材料单独、系统地运用：罗杰瑞框架罗杰瑞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教授，受过严格的历史比较法的训练，是闽方言研究专家。他提出，应该先不管《切韵》等书面材料，严格地运用历史比较法用方言的内部差异重建各个方言的原始语，如原始闽语、原始吴语、原始粤语等等，然后再比较这些原始语的差异去重建更早期的原始语。\n在研究闽语的过程中，他发现闽语的词汇明显地分为三个时间层次：闽语旧有层次，《切韵》层次，切韵后层次。在最早的闽语层次中有不少《切韵》音系不能解释的现象，因此用《切韵》做所有现代方言的原始语是错误的。由于闽语的最早的层次早于切韵，因此应该严格按历史比较法来拟测它的情况。他完全根据闽语内部的方言差异去拟测原始闽语声母的类做了全面的拟测。如《切韵》的定母在闽语各个方言中的反映形式不同，且这种不同与《切韵》的语音条件无关。\n《切韵》的定母在闽语各个方言中的反映形式不同，且这种不同与《切韵》的语音条件无关。请看下表：平/仄福州厦门建阳永安原始语蹄/弟豆ttttH*d啼糖/叠tHtHhtH*dH铜/袋毒ttlt*-d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理，《切韵》的一个声母d，在闽语中无条件地分化为三类，无条件地一对多,则多为更早期的情况，因此这些字在原始闽语中属于三个不同的声母。罗把这三套音拟测为：*d/*dH/*-d。最后一套音可能是原来带有浊音、响音性前缀的塞音。rd、nd、ld之类的。\n罗杰瑞的工作完全依据了历史比较法的原则，而且所选的字音都是日常口语的常用字，都是当地认为的口语音而不是读书音。罗所拟测的原始闽语的声母，浊塞音塞擦音分为三套而不像《切韵》那样只有一套。根据同样的方法，他发现清塞音塞擦音也同样有三套。加起来就是：ppH-pbbH-bttH-tddH-dkkH-kggH-gtstsH-tsdzdzH-dz\n中国学者大多不能接受罗的拟测。他们提出，罗忽略了这些不规则的对应大多出现在闽北，是与吴方言交界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往往会发生方言的借用，特别是一部分字音音值的借用，其结果如同北京“尴尬”的读音一样，正是发生无条件的分化（《切韵》咸摄二等见系字北京都读齐齿呼，但这两个字读开口呼，《切韵》的一个韵北京分为两个韵，从声母、声调上都找不出条件）。他们指出罗原始闽语声母拟测单纯运用历史比较法而忽略了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方言间的影响正往往造成历史比较法所不能对付而历史上的确存在的无条件分化，而如果利用可以利用的历史文献材料，就能够确定某些无条件的一对多的一反而是更古老的。\n在韵母的拟测中，仅仅根据方言内部差异而不管《切韵》的字音分类的做法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至今罗还没有拿出自己满意的方案。尽管罗的原始闽语的拟测有种种局限，但还是促使中国学者更多地思考方言材料在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如果能够结合历史文献去除方言影响的因素，分层次拟测原始语的方法应该是可以为我们揭示各个现代方言原始出发点相对时间次序的早晚，从而为汉语方言的形成时间提供更多的信息的。比如，一个现在仍然保留文献材料只在上古才有的某些特点的方言，它从母语分化出来的时间一定较早，而一个所有的语音特点都可以用明清的文献材料解释的方言，一定是明清北方话的直接后裔。\n6.7时空材料结合的新探索——张琨框架参考书目：《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琨著，张贤豹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切韵》与方言》张光宇著，台湾商务，1988年。张琨先生字次瑶，河南开封人，民国六年（1917年）12月17日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三十八年（1949）耶鲁大学语言学硕士，四十四年（1955）耶鲁大学语言学博士。出国（1947）前，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及燕京大学研究助理。民国四十年（1951）起以讲师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后升任副教授、教授，直至1963年。是年转任加州柏克莱分校中文及汉藏语教授。\n张原来主要研究苗瑶语，在梵语、藏语等方面在很有研究。1939年到史语所跟李方桂先生研究非汉语直至1963年，63年后接任赵元任先生的职位得教汉语，于是开始真正接触汉语音韵学。头一年开的课是教学生读《切韵》序。加大的环境实在是很好，如果你想读书的话，书可以教得很少，于是张花了近20年的时间独立王力、周祖谟、袁家华、周法高的许多文章。有原来研究苗瑶语的经验，再加上后来没有偏见地全面地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使张对汉语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看法。\n张琨是研究汉藏语系语言的著名专家。1963年他因接替赵元任的工作而去美国加州柏克莱分校讲授汉语，研究汉语音韵学。如果说王、罗因《切韵》代表一种综合音系而在语音史研究中把它放在一边，不予置理的话，张琨则正好相反，他充分利用《切韵》反映“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特点来清理语音发展的线索，提出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框架。1972年张和夫人张谢蓓蒂合写了一本名为《上古汉语的韵母系统和《切韵》》的著作，为这种新的框架勾画出大致的轮廓。这种框架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n1.《切韵》以南朝，特别是齐、梁、陈时期的诗韵为基础编纂而成，反映了许多南方方言的特点。《切韵》包含各地方言，由于方言的差异反映时间的序列，因而《切韵》本身就反映汉语的发展，可以说它代表一部汉语的音韵史。2.《诗经》的语言代表黄河中游地区的北方方言，它与《切韵》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因而不能以《切韵》为基础来上推上古汉语，而应该利用《切韵》建立原始汉语。这个原始汉语的时期比上古汉语要早一些，系统也要复杂一些。北方汉语→诗经→切原始汉语南方汉语→韵\n3.既然《切韵》包含各地方言的特点，那么在研究它与现代汉语方言的关系史就不应该笼统地把它看成母语，而需要根据不同方言的特点把《切韵》的音类简化。也就是说，在研究甲方言与《切韵》的关系史要剔除《切韵》这一综合音系中不属于甲方言的因素，为原始甲方言建立一个音类框架，而后比较该方言的内部分歧，为该方言的每个原始音类拟测一个具体的音值，建立原始方言音系。在次基础之上，再比较各个原始方言间的差别去建立原始汉语。所以，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既不能抛开《切韵》，也不能象高那样直接以《切韵》为中枢上推下连。\n4.汉语史的研究不要分期，不要划线，而要集中精力研究十几种、二十几种重要的音韵变化买如鼻尾韵的发展、塞尾韵的发展等等，然后再用合理的方法分析这些变化的前后时代关系。\n关于《切韵》与《诗经》不是直接的继承关系，《切韵》的字音分类有些方面早于《诗经》，张做了不少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该死十三元现在北京话中读anyan的韵中，有一部分在《切韵》中与现北京话读enyn的字读音相近，可以互相通押，而不能和其他读an的字通押。这些字音的归类关系与北方音不合的字就是《切韵》的元韵及其与它相配的入声月韵。如\n建键健腱犍言宪献蔫反饭贩翻藩番繁烦矾晚挽万蔓元阮远原源愿劝券喧楦冤袁辕园援宛怨/揭歇蝎发（头发）发（发生）伐筏罚袜做格律诗以上各字必须与魂痕等今音en类的字押韵。做律诗必须遵守《切韵》的这一分类。在北方读an的一部分字却要与en押韵，叫做诗人十分头疼，因它在诗韵（106韵）中排列第十三，就把它叫做“该死十三元”。\n张指出，这些“该死十三元”的字在《诗经》中是与an类字押韵的，到《切韵》时与en类相近，到后来（如唐代的反切）又与an相近。如果把历代通语看做是同一系方言的演变，则发生如下循环的演变：时间：《诗经》《切韵》唐反切、《中原音韵》元(魂痕)元（寒山）寒山（元）寒山张认为，这其实并不是语音的循环演变，而是《切韵》的情况其实是反映南方方言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北方不曾存在过或是在上古就消失了；而在南方，这一特点在南朝时仍然存在。从诗人用韵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的吴音是南北朝时从南方的吴语区借入的，也保留了这一特点。现方言中只有闽语保留这一特点。\n韵例字福州日吴音仙愆qian1kHieNken乾kieNgen薛杰kiekketsi元建kioNkon言NioNgon月歇kiokkotsi从保持仙/远对立的日吴音和闽语来看，元韵大概是个圆而偏高的元音。\n张的观点很有特色。其中《切韵》既然是综合了南北是非，反映当时的方言差别，那么，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理，它应该能代表更早期的古代语言的观点应该是合理的。从《切韵》出发对各个方言的原始语的音类做不同的合并的做法也是比罗的方法更加可行的方法。汉语史先不分期，先重点考察十几、二十几种音韵现象在各个方言中的演变，再想法儿整理其中的时间先后次序的方案也很值得一试。\n*但认为《切韵》有许多南方音的特点而《诗经》是北方方言系统，原始汉语很早就分裂为南北两大方言，一直在平行发展的说法不太确切，容易引起误解。其实《切韵》是综合了南北的差异，但是是按能分就分的原则区分的，不仅仅是南方音，而是主要依据了洛阳和金陵的读书音。而就是当时所取的南方金陵音，是当时士族的语音，的确是更接近于皇室南渡前的北方洛阳地区的读书念字音--洛生咏，只是这种读书音存古的性质很强，与当时的口语音相差很大。而《诗经》虽然绝对年代较早，但却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口语音。因此在有的问题上反而不如读字音古老。\n从张的《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可以看出，张的原始汉语的音类与其他学派的中古和上古的音类区分相差不多，是《诗经》与《切韵》对比后按能分就分的原则找出的最小分类。因为其他学者为了解释《诗经》到《切韵》的直线发展其实也只能将《诗经》与《切韵》加起来找最小分类。只是其他学者的这一最小分类的绝对时间定位在上古，而张定位在更早的原始时期。从这个原始汉语出发，到《诗经》时发生了大量的韵类的合并，同一时期，在其他地区发生了与之不同的韵类合并。\n我不同意《切韵》比《诗经》更古老的基本判断。比较《诗经》与《切韵》，虽然《切韵》的韵母的数目可能多一些，但它与现在的北方音要比《诗经》更接近。如按《切韵》韵目排列的十六摄在现北方音中大多归为同一套韵母，也就是说，把《切韵》作者认为比较接近的韵母合并，与现在北方音就相当接近。而就是分化成不同的韵母、声母的，也能在《切韵》中找到演变的条件。换句话说，从《切韵》的字音分类出发，很容易推出现代北方音。而从《诗经》音系出发推出现代的方言就很困难，许多分化条件可能在后来的演变中消失了。在《诗经》中一些可以互相押韵的字，在现代北方话中韵母相差甚远。如\n“沱/蛇沙/施奇”《诗经》同在歌部，“台在/怡已”《诗经》同在之部。如果认为《切韵》比《诗经》更古老，《诗经》是《切韵》原始语之后的北方方言，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字在《切韵》各分为两或三类，不能押韵，后来在北方的《诗经》变得能押韵了，再后来又按原始语的分类不能押韵了。再有，《诗经》的这种押韵情况倒是在闽语中还有残留。如果认为各个现代方言都是不同时期从北方方言分化出去的，而闽语分出去的时间最早，倒是能更好地说明这种现象。张说《切韵》有不少南方音的特点，《诗经》是黄河中游的方言，这都没有错，但两个绝对时间是不同的。《切韵》带有的是南北朝时的南方音的特点，《诗经》是先秦时的北方音。两者相差近一千年。必须认识到，前一时期的北方音很可能就是后一时期的南方音。因此决不能说综合音系就一定比单一音系更早。\n特别是，《诗经》（公元前1100--前600）比《切韵》（公元500）早一千年左右，在使用不表音汉字的汉语社会，《切韵》是否有可能是在《诗经》前就存在的读书音，是否可能存在一种保存数千年前语音的读书音？我们十分怀疑。再有，张认为《切韵》有南方音而《诗经》只有北方音的根据是《切韵》有而《诗经》没有直接反映的一些分韵的特点现在只在闽语中有反映。这主要有两点：1.仙/元分韵。2.真/殷分韵，1、2在闽语和日译吴音中也有反映，但《诗经》具有而《切韵》不太明显的一些特点也只在闽语中有反映，如支的部分字与歌同韵等。所以，张的南北方言平行发展说也有些问题。\n总之，整体来看《诗经》还是比《切韵》更古老，闽语许多早于《切韵》的特征都是与《诗经》一致的。当然，在个别项目上《切韵》的确比《诗经》具有更古老的特征，而且多半也保留在闽语中。\n但张的主张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张认为，《切韵》中的重纽问题很值得注意，上古音研究的突破，很可能因重纽而引发。二是，张主张，汉语史的研究不要分期，不要划线，而要集中精力研究十几种、二十几种重要的音韵变化，如鼻尾韵的发展、塞尾韵的发展等等，然后再用合理的方法分析这些变化的前后时代关系。\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