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学习笔记 35页

生产方式(Modeofproduction)：是指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体系。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其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是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生产力：是指生产主体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能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常以单位生产主体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衡量，故又称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本质是指主生产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科学技术即人们利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小，以及绝对产权如经济主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内容。　　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这些关系有着各种各样内容，可以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人们结成了经济利益或经济权利关系就称为经济关系，制度经济学中常称之为相对产权，具体的表现形式有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等。　　相互关系：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即主体与客体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地位意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生产方式是划分社会类型的基本标志。现实应用：在人类历史上，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5种生产方式；以此为基础，人类历史也相应地划分为5种社会类型。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结柢是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历史。"经济形式" 在工具书中的解释1、经济形式通常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它所表明的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对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一定的交换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在我国,经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经济形式是公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居于主导地位,还......"经济形式"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1、经济形式是指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变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具体形式.人类社会是沿着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这样三种经济形式,遵循一定的规律,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式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的变化与社会文献来源经济发展表现为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经济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和逐步形成。35\n狭义地说，经济形态是对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以及它的结构和特点的一种抽象表述，每种经济形态都包括自己独特的生产要素、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基本制度和基本观念等。广义地说，每一种成熟的（常规的）经济活动都是一种经济形态。近年来，经济形态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如：旅游经济、循环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创意经济……，这些新鲜的名词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类新经济形态的特征，预示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将形成。经济形态的三维分析何传启认为，经济形态是一个三维概念，包括时间维、形状维（结构）和状态维（特征）。经济形态的时间维，即“经济时间”。按照世界最高生产力水平的变化的“时间轨迹”与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发展状况，根据新经济史学提供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概念，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把经济形态与经济时间联系起来。即人类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原始经济时代、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每一个时代又包括起步、发展、成熟和过渡的四个时期（表1）。经济活动是一个过程，表现经济活动不断演变的是经济形态的组织形式，而经济形态的形状维即结构要素，主要包括：生产要素、核心技术、主导产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等（表2）。35\n经济活动是有规律的，主要表现在经济形态的状态维，即其基本特征，它们包括经济活动的生产模式、生产结构、经济增长、基本制度和基本观念的特点等（表3）。经济形态划分的依据经济形态的划分与社会形态的划分密切相关。常见的经济形态划分标准（鲍宗豪等，2004）有：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标准、社会主体标准、社会横向经济联系方式标准和社会术标准等。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为尺度——也就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性质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称为社会经济形态；以社会主体为尺度——也就是以社会的主体状况（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称为社会主体形态；以社会横向联系方式为尺度——也就是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称为社会交换形态；以社会技术为尺度——也就是以社会产业技术特征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称为社会技术形态。通常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但也不可忽视其他方面的社会形态划分标准。马克思在划分社会经济形态时，就运用了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主体状况等多重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质的规定性，将人类社会区分为“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奴隶主占有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即“五分法”，这种划分的其它结果见表4）。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证和发挥。把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表述为“直接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三大经济形态”分别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的“三分法”。35\n借鉴道格拉斯·诺思“经济革命”的思想，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形态的崭新变化，许多人作出了富有启示性的预测：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阐述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里提出“后工业经济”，并将其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继农业革命浪潮、工业革命浪潮之后的第三次浪潮；美国学者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信息经济”的概念，并以此命名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英国的福莱斯特在《高技术社会》中则以“高技术经济”加以指称；到了1990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1992年，我国学者吴季松又把这种新经济称为智力经济，由此诞生了经济社会的“四分法”，即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知识（或信息）社会，与之对应的是奴隶经济、农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知识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形态大思路——毛泽东关于新旧两种经济形态的分析[目录]一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论述二 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构造[原文]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经济形态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它代表旧中国历届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形态，是旧经济形态；另一种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形态，是新经济形态。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产生以来，中国近代经济的行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即旧的经济形态逐渐向新的经济形态演变，直至被新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线索。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此时期为了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首先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模式做了大胆的设想和构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认为，整理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形态的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论述35\n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来，中国逐渐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毛泽东所处时代的中国国情。如何正确认识旧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制定革命斗争策略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及其所处地位的分析及其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等问题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基本认识。第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目的决不是要变中国为资本主义，而是成其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早在明朝中叶就明显地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极度缓慢，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仍处于萌芽状态，而未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0年来我国基本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2008年10月06日10:12:08　来源：北京日报改革开放30年也是思想解放的30年。伴随着思想解放，我们不断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马教条”）、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洋教条”），在此过程中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公有主体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开放形态。    具体来说有以下五点。    其一，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    35\n我国经济改革的走向之一，是从过去完全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由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以及人口和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等缘故，不宜维持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改革已经逐渐打破和扭转了传统的社会所有制格局，这是非常必要的。不过，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这就是说，在迈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中，不会放弃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及合作经济在内的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是要将公有产权与市场经济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一种以公有法人型联合劳动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应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及实行“主体－辅体”的社会所有制形态。    其二，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    我国经济改革摈弃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型按劳分配的模式，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向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共同参与分配的经济形态转变。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反贫困进展迅速。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动态过程和结果，得到了较充分的体现。这是生产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双重成效。当前，我们应克服脱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制度基础来谈共同富裕的倾向，继续促进“先富－共富”这一“非均衡－均衡”变动的有序发展，预防新生资产阶级和严重两极分化的形成。政府要在分配领域运用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事先主动防止某些分配不公的产生，事后积极纠正某些分配不公的现象，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差距日趋合理化，以改进和确保按劳分配主体型的多元分配形态。    其三，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    改革中我们既注重建立计划、金融和财政为核心的国家宏观调控系统，维护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注重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基层、地方和部门必要的权力，形成统一领导下的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在存有个人选择、法人选择、市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复杂条件下，国家调控逐渐在“博弈”中（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一种博弈）完善各项政策和机制，树立应有的领导权威。参考我国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及日本、德国和韩国等“跳跃式”发展的做法，有必要在廉洁廉价和科学管理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35\n主导地位或主脑地位（萨缪尔森认为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和作用略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要迅速赶超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社会，要尽快实现向市场体制的有序过渡；中国是一个公有主体的社会，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功能。为了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国家的权威作用，必须加快调整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彻底解决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和党政不分。    其四，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改革的理论模式和现实特征，就是从以往过分突出自力更生的较封闭经济形态向以自力更生为主导、多方位开放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依靠本国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先后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港台澳地区实行多方位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实行多方位开放，在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等项目实行多方位开放，并实行内外开放和双向开放，从而促使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水平、关税总水平、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等层面发生重大变化，某些重要指标甚至超过不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的内外开放度大幅度提高。在现阶段，要继续积极地实行邓小平关于“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和“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及整个对外开放路线，处理好开放、保护和超越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素质和水平。其中包括要精心调控引进技术和资本的战略与策略，增强自主创新的程度。（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社会经济形态" 在工具书中的解释35\n1、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经济结构。唯物史观的最基本范畴。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面貌和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也指人类历史上以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为基础的社会,即一定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查看全文2、①社会历史上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为基础的社会,即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参见“社会形态”)②一说指社会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它决定社会的其它形态,如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等,并与其它形态一起共同构成社会形态。列宁说:“马克思……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查看全文"社会经济形态"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1、直到最近我才感到所谓社会经济形态是指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只能说某种生产关系是占主要地位的而不能说它是唯一的文献来源2、　　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总体的生产方式及其行为标的的表现形态.“效用”是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行为标的同时也是终端行为标的文献来源3、鉴于此,我们认为,所谓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总体的生产方式的表现形态,而非指社会生产力的表现状态.确定票据付款义务的履行,促进票据的流通文献来源4、而“经济”是指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态故又把它称为社会经济形态文献来源5、“五阶段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是指社会经济制度、经济结构,核心是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所秉承的社会形态划分标准主要是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文献来源6、“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或称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具体所指为何要看当时论述的对象和内容文献来源7、”[19]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社会经济形态”是指人类历史上以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为基础的社会,即指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总体文献来源与"社会经济形态" 相关的学术图片图3历史上实存的社会经济形态分叉演化进程35\n更多>>社会形态　　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社会形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范畴。马克斯研究社会现象，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为两类关系：一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类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和通过思想而建立的关系即政治关系，构成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存在形式即社会形态。　　而从现在的眼光看来,马克思总结得不全面.经济不一定全部是物质的,还有非物质形式的.而"思想的社会关系"也并非全部都是"上层建筑",它还包括普通人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非法律形式的准则-人际关系与潜规则.　　因此,社会形态应概括为:社会经济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与社会活动这二者同时构成的社会模式.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社会历史的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35\n　　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本质，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由不同质的经济基础所规定的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社会学和历史学所说的一般社会或社会一般是不存在的。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的观点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结构和特殊本质。摘要：本文把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并以之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指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为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阶段，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通过社会政治形态来影响以至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据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相应的五个发展阶段。关键词：社会形态；历史分期；改革开放引言社会形态及其演变不但是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切实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未来社会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中国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马克思根据西方历史提出并由斯大林总结的五种生产方式论。但是，这种学说是否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却一直受到怀疑，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都曾有热烈讨论。目前，这个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点。我以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明确判定社会形态的标准与根据。 顾名思义，五种生产方式论主要是按照生产方式来判定社会形态的。最近，刘泽华先生提出了分层次地把握社会形态的新设想。他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它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而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其二是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问题。马克思说过，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其三是社会意识形态与范式问题，王权主义是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刘先生按照这三个层次论述了中国社会形态的特点，但没有把这个问题和历史分期联系起来[1]。尽管我不能完全赞成刘先生的具体论述，但他这种分层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可谓有识。我进而认为，不但可以从不同层面把握社会形态，而且还可以把社会形态本身分为若干层面。社会形态的每个层面不但有各自的特点，而且有各自的发展规律，我们甚至可以据此分层次地进行历史分期。我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把社会形态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自下而上的层面，并以之探讨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35\n鉴于原始社会或史前时代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经历，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大同小异，而学术界对中国原始时期的社会形态争议也不大，所以本文从略。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民族的文化逐渐异彩纷呈、个性突显，而有关学术争议也层出不穷，故本文着重讨论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一，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历史分期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形态大致都属于生产方式的范畴，过去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已经相当深入细致，所以下面首先简略地阐述一下笔者在这方面的看法。中国经济形态及其演变可以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农业社会、农商社会和工商社会。春秋以前，尽管也存在手工业、商业、渔牧业等等，但当时社会经济的主流为农业。是为农业社会。自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的中国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门，即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其中，农业和手工业是产业经济，商业是交换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产业经济中，又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辅。过去，人们对这个时期商业的发达程度认识是不够的。最近何兹全教授指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大变化，是由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商业交换经济、城市经济转化。由战国开始，交换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一直维持到东汉，有六七百年。”“可以大略地说，汉代城市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40％左右。”[2]宁可教授则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另一次大发展是在唐宋以后：“唐宋以后，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城市等等与以前不同的发展，农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如茶、棉的商品化、区域性市场的扩大及市场网络的逐步形成，日用品如粮食的长途贩运，纯经济性市镇的兴发，贵金属白银的使用，土地买卖的兴盛，土地的转佃，出现了定额租、货币代租乃至货币地租，封建国家田赋征取从实物劳役逐渐向货币转化，封建国家对经济、商品和市场的管理、控制也逐步松弛，等等，都显示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可见，商品经济已经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我把从战国到洋务运动以前这个阶段整体地称为农商社会。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大工业生产，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形态开始发生又一次转变。西方学者将现代西方社会称为工业社会。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纳入这一经济体系之下。工业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加强和农业经济的削弱。因此，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将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经济形态笼统地称为工商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工商社会经历了异常曲折和痛苦的过程。洋务运动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艰难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9年以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中国重新实行闭关锁国，这严重干扰了工商社会的正常发展。至十年“文革”35\n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197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经济成就。放在大的历史脉络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运动，是重建工商社会，或者说是将工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纳入健康道路上的过程。二，社会关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中国社会关系形态也可分为三种形态和相应的三个阶段，即贵族社会、士人社会和公民社会。金景芳先生曾把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归为奴隶社会，并把当时社会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个是君子，即自天子至士的阶层，属统治阶级。另一个是小人或野人。士之下为庶人工商皂隶牧圉，也可称为小人，他们和野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属被统治阶级[4]。钱穆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是贵族阶级，二是平民阶级[5]。当然，贵族居支配地位，属统治阶级。鉴于此，我把战国以前称为贵族社会。按照钱穆先生的看法，秦汉以后的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流品社会，是一个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的社会。其中，士是一个参加政府的特殊流品。也就是说，秦汉以后的政府，由士人组成；秦汉以后的政府，变成了士人政府；秦汉以后的社会，由士人来领导和控制[6]。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从秦汉至明清这个阶段，称为士人社会。辛亥革命以后，受西方社会形态的影响和中国自身的原因，中国开始步入公民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定的国籍，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义务的人。在公民社会，尽管人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也存在着一定差别，但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是以往的贵族社会和士人社会所无可比拟的。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市场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复杂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也命运多舛。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运动波澜壮阔地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进一步建设公民社会，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目标。三，社会政治形态及其历史分期中国社会政治形态及其演变要复杂一些，大致经历了五种形态即五个阶段，它们是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7]。圣权时代指五帝时期。关于五帝，史学界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二是属原始社会末期。我以为这两个判断都需要重新考量。其实，古书中有大量有关五帝的记载，而《史记》开卷便是《五帝本纪》。由于时代久远，这些记载难免有失真之处，但不可因而判定五帝为传说中的人物，甚至怀疑和否定他们的存在。35\n据报道，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也就是尧都平阳故地的发现表明，大约距今四千二百年至四千五百年左右，即尧舜时期，中国古代国家可能已经形成。首先，从墓葬规格和随葬品看，当时已有阶级的划分。其次，发掘出写有文字的陶器和用红铜制造的铜铃等物件。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可能为城墙的夯土建筑，极可能就是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也就是说，古代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即城址、阶级、金属及文字都已具备[8]。如果这项考古发现得到进一步证实，那么它不但有助于消除尧舜的“传说”色彩，而且也表明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出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先秦各家各派几乎都把五帝称作圣人。在他们看来，五帝既是帝王，又是圣人，当时的政治是一种圣人政治。这是我提出圣权时代之说的主要根据。那么，这种圣人政治具有什么特点呢？不妨引用郭店简《唐虞之道》的阐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孝而化乎道。不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9]这些论述虽有一些理想色彩，但也一定有其基本的事实依据。据此，我以为圣权时代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爱亲”、“尊贤”、“尚德”（“上”宜读作“尚”）、禅让，而其中最根本的是政权交替方式禅让。尽管许多先秦古籍载有尧舜禅让的事迹，但自古一直有人否定这种说法，甚至断定它出于后人假造。现在《唐虞之道》的出土，为禅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王权时代为夏、商、西周。这个“王”字，特指三代诸王，所以这里的“王权”也是特指，和一般意义上的王权有所不同。王权政治的主要特点，自国内而言，是废除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套宗法制。自国际而言，是中央共主（夏商周前后相继）和四方侯国的关系，势如众星捧月。不过，这种中央共主在很大程度是名义上的和形式上的，因为它不能真正地控制四方侯国。西周初年在政治体制上的重大创举是分封制，这实质上是周王室通过武力对四方侯国进行殖民统治。其结果，不但强化了对四方侯国的控制，而且也使宗法制得到完善。35\n平王东迁，周室式微，诸侯并起。其成就霸业者，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它们起初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后来干脆自立为王。周室名存实亡，终于为秦所灭。纵观春秋战国之政治局势，一决于霸权。是为霸权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完成统一，中国政治形态又为之一变。其最大特色是大一统和郡县制，当然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形成的局势再也不是过去那种中央共主和四方侯国的关系了，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种政体一经确立，特别稳定，竟延绵两千余年，至1912年孙中山推翻满清、废除帝制方告结束。在这两千年里，尽管也时有分裂，但总起来说，统一是常态。另外，地方行政建制也常有变动，但其实质却是与郡县制一脉相承的。秦始皇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为皇帝，具有象征意义，这个称号也一直沿用了两千余年，所以我称这个时期为皇权时代。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形态就开始向民权时代过渡。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这个过渡极其艰难。可以说，民权政治，正是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政治形态与过去的根本不同是，主权在下，即主权在民，而从圣权时代至皇权时代，都属于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另外，过去那几种政治形态的转化，都是中国内部自身演变的结果，可以说是自发型的。而民权政治是在外来文化传入的背景下开始的，可以说是外源型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和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民权社会和社会关系形态中的公民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四，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分期社会意识形态大致包含宗教、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等主要方面。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在历史上的消长起伏来看，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演变大约已经经历了四种形态和相应的四个阶段，即宗教时代、宗教人文一体时代、宗教人文独立时代和科学时代，并即将进入第五种形态和相应的第五阶段，即人文主义时代。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牟钟鉴教授发现，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这就是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或原生型宗教。牟教授指出：“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10]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发现和提出，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我进而认为，这种宗法性传统宗教就是中国的国家宗教，即国教。本文所说的宗教，主要指国教。早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之初，也就是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就已经形成了，并成为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在殷周之际以前，尽管人文主义已经开始孕育、萌芽，但总起来说，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是国家宗教，所以我称这个时期为宗教时代。35\n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殷周之际中国文化发生过一场巨大变革，后来学者们普遍认为那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则以为，它首先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人文主义运动，然后才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以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终于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摒弃天命，注重人事，显然是对传统宗教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批判，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不过，在这同时，文化精英们又巧妙地将这种人文主义、这种宗教批判的成果纳入宗教的体系之中。周公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以德配天”。在这里，天仍然是人格神，只不过能够根据人的德行扬善罚恶而已。另外，周公还制定了一整套祭祀礼仪制度，用人文主义成果来强化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切都意味着宗教改革。周公等文化精英们之所以一方面进行宗教批判，开创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又将人文主义纳入宗教，进行宗教改革，大概是由于宗法性传统宗教一直作为国教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教化功能，也就是说他们是出于社会、政治、信仰等方面的考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现象，自周初至春秋中叶的思想界，宗教和人文主义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宗教和人文主义一体两面，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关于这个特点，相传文王所作的《周易》一书表现得最为明显。从马王堆帛书《要》篇得知，孔子早已发现《周易》的内容包含三个层面，即赞、数和德。其中，赞和数属于宗教，德属于人文主义。这就是宗教人文一体时代。在我看来，形上学是哲学的命脉，或者说具有形上学的思想才可称得上哲学，而先秦的形上学便是子贡所说的“性与天道”。以是观之，西周时期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德”字。此“德”字不是后来的“德性”，而是“德行”，乃形下概念。故知当时的人文主义非形上学，则非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从《诗经》、《左传》等文献看，西周春秋之际，人文主义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就是性与天道问题的提出，或者说人性论和与之相对应的义理之天的形成。人之所以有“德行”，是因为有“德性”，而“德性”是天所赋予的，这个“天”就是义理之天，它是当时人文主义的最高概念。人文主义的义理之天和宗教的主宰之天相抗衡，便逐渐拉开了人文主义和宗教的距离，二者所组成的一体也逐渐演变为两体，终于它们都相对独立了。我以为，春秋末叶老子和孔子所建立的哲学体系，标志着人文主义的独立，从此历史便进入了宗教人文独立时代。35\n尽管如此，由于历史渊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说，这种人文主义含有宗教的因素和性质，这种宗教也含有人文主义的因素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宗教可以称为“人文主义宗教”，这种人文主义也可称为“宗教人文主义”。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将这种人文主义当作宗教，并冠之以“人文主义宗教”，或者将这种宗教当作人文主义，并冠之以“宗教人文主义”，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宗教因素之于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因素之于宗教，都居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并非主流，故不可以之定性命名。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结束了中国的宗教传统，而且结束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当然也结束了宗教人文独立的时代。自那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种舶来品成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那就是科学主义。所以，我把近一百年的历史称为科学时代。照理说，信仰是非理性的、非科学的。宗教可以成为人们的信仰，人文主义也可以成为人们的信仰，唯独科学不具备这种特性。然而，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中国，科学代替了信仰，甚至科学变成了信仰。科学主义不但是意识形态的主流，而且成了信仰的主流。不过，科学和信仰毕竟禀性各异，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这种信仰是虚幻的、苍白的，总有一天会轰然倒塌。时至今日，科学主义的弊端已日益彰显。人们惊呼，中国陷入了信仰危机！中国变成了人文主义的荒漠！一个拥有悠久的宗教传统和人文主义传统的国家，突然失去自我，甚至陷入信仰危机、变成人文主义的荒漠，这怎能不让人们痛心疾首！如何才能摆脱危机、走出荒漠？学者和政治家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传统。的确，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传统就是她的精神家园。目前，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不过，人们对传统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态度还是有所区别的。大致的说，传统人文主义受到了比较充分的肯定。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进入人文主义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复兴传统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不同的是，由于宗教为精神鸦片的说法影响甚深，一时还难以消除，加之其他复杂的原因，人们对传统宗教的态度还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传统宗教虽然也有所恢复，但它能否重振雄风，恢复国家宗教的地位，还是一个未知数。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不难看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其各个阶段的转换时代也不尽相同，有重叠，也有交叉。虽然将社会形态分为这四个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形态。可以说，四者共同构成了社会形态的整体。当然，各个层面在整体性的社会形态或者说一般性的社会形态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这四个层面中，何者是最根本的、决定着整个社会形态基本格调的层面呢？答案是：社会政治形态。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所谓行政权力，是社会政治形态的核心内容。同样，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也是判定一般性历史分期的主要根据。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以政治演变为主要线索，道理就在这里。35\n这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主要指社会政治形态；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形态的演变阶段。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种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如此，“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基本面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分析。我的理解是，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首先决定着政治形态，然后通过政治形态才能决定社会基本面貌。换言之，直接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是政治形态。如果只能把决定社会基本面貌的因素理解为那些基本的东西，我想，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算得上最基本的因素了，我们总不能根据地球的自然演化来判定社会形态吧！所以，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经济形态只是基本的层面，而不是根本的层面，它对社会基本面貌的影响是间接的。关于社会经济形态乃至社会关系形态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学者们的讨论已极其详备，兹不赘述。其实，社会意识形态同样决定着政治形态并进而决定社会基本面貌。就是说，社会形态的形成固然取决于生产方式，但同时它也取决于意识形态、学术思想。何兆武先生在其新作中批判了那种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传统观念，阐述了人的思想和意志对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既然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人的意志的努力对于历史的进程便无能为力，也无所作为；努力也罢，不努力也罢，都是毫无意义的和不起作用的。但事实却又大谬不然。全部人类的历史乃是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为的努力的；没有人的意志的作用，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史，而只能是人类的自然史（可以与蚂蚁史、蜜蜂史或猴子史之类等量齐观），－－尽管历史结局往往不符合人们原来的愿望。归根到底，历史终究是人的思想和意志所创造的，没有它就没有人类文明（或野蛮）的历史。故而经典的说法便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按照这种看法，社会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会对社会政治形态亦即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及其演变发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我以为，欧洲进入和走出中世纪、中国没有中世纪都是显证。古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但它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35\n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贯穿着人文主义。可以说，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经历象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对中国历史极有造诣的钱穆先生的意见吧：“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不知中国自秦以来，立国规模，广土众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专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汉初若稍稍欲返古贵族分割宰制之遗意，然卒无奈潮流之趋势何！故公孙弘以布衣为相封侯，遂破以军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变相之贵族擅权制，终以告歇。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阴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开客观之标准。‘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政权逐步解放，而国家疆域亦逐步扩大，社会文化亦逐步普及。总观国史，政制演进，约得三级：由封建而跻统一，一也（此在秦、汉已完成）。由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汉中叶以下，迄于东汉完成之）。由氏族门第再变而为科举竞选，三也（此在隋、唐两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试’与‘辁选’，遂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之两大骨干。全国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选拔与任用，则一惟礼部之考试与吏部辁选是问。此二者，皆有客观之法规，为公开的准绳，有皇帝（代表王室）所不能摇，宰相（政府首领）所不能动者。若于此等政制后面推寻其意义，此即《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旨。就全国民众施以一种合理的教育，复于此种教育下选拔人才，以服务于国家；再就其服务成绩，而定官职之崇卑与大小。”[12]钱先生对这个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引用这个小的片断。当然，我们说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就主流而言的，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国政治传统中含有专制主义因素。有时这种专制主义因素还是很突出的，如秦始皇的专制统治，是人所共知的。另外，钱穆先生说元、清两代也是皇帝专制。他进一步指出：“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积非成是，我来述说历史真相，反而认为是故发怪论了。”[13]所以，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文革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注释：[1]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35\n[2]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三个关键性时代》，《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3]宁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4]金景芳：《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5]钱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见《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出版社（出版时间不明）。[6]钱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见《中国历史精神》。[7]这里的几个“权”字颇费踌躇，我曾考虑使用“道”字或“政”字，皆感不确，最后还是用了“权”字，以体现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8]据2000年6月15日香港《文汇报》报道。[9]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10]牟钟鉴：《走近中国精神》第243页，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11]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12]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4－1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13]钱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见《中国历史精神》，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不明）。（本文载《文史哲》2003年第6期）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2002年9月23日下午前言：什么是社会形态？35\n一个国家既有意识形态，也有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具体表现有：从经济方面看有工业型和农业型，从政治方面看有民主型和专制型、大众型和精英型、政府型和社团型，从富裕程度看有发达型与发展型，从年龄方面看有老年型与年轻型，从社会结构方面看有二元型和单一型、层级型和一级型、城市型和农村型。总起来说，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从这样几个角度入手，这就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人口结构、思想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是从发展型向发达型演变，从专制型向民主型演变，从农业型向工业服务型演变。第一章：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延续1，什么是二元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上都会存在。但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别明显。所谓二元结构，简而言之，不过是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区分，即一个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发展到今天，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传统的农业部门经机械化之后也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上基本上已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仍然极其鲜明的存在着。但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二元结构抽象一点讲，是一个社会分为现代和传统两大部分。现代部分无论是从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不同于传统部分。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社会和经济的二元结构仍然十分明显，属于现代部分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少数，属于传统部分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70%的人口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50年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是总人口的10%，今天这一比例只提高了10几个百分点。从生产方式角度来说，目前我国城乡从业人员达7亿多，其中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劳动力大约有3.5亿人，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仍有3.5亿之多。在劳动力的比例中，仍然有将近50%的人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经济中传统生产方式占多大比例。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农业产值已缩小到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以占全国一半的3.5亿劳动力从事占国民生产总值15%的工作，可以看出这一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收益是多么得少，农民的收入是多么得低。因此，尽管农业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它实实在在地关系到9亿多人的命运，由此影响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正视目前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以及城乡关系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2，中国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上，还表现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生活在两种不同结构中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还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传统的思维方式里，那表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十分有限。它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必然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色彩，其结果必然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在中国，二元结构主要由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两大部分来体现。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上。35\n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另外两个二元结构隐隐约约地正在中国出现，一个是贫富二元结构，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还存在于城市和农村之中。第二个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大阵营的对立也正在形成二元结构之雏形。但两种二元结构都比不上城乡和工农这一主要二元结构明显。具体来讲，中国二元结构的特征及差别表现如下：1，户口和身份差异：中国人口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城市人为非农户口，农村为农业户口。农业户口的人不能随便向城市迁移户口。2，经济成分差别：城市人口多属于国有经济，农村人口基本上属于集体经济或个体私营经济。3，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方面的差别：城市人享有社会保障并可以享受到各种社会公共设施[如大学、医院、图书馆、剧院等]的方便。农村人缺乏社会保障，并且难以享受大城市所有的公共设施福利待遇，缺医少药，缺乏教育，文化落后。4，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巨大差别：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由于其产品具有相对的高附加值，因而其收入要高于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城市消费和储蓄也要大大高于农村。5，生产方式和劳动条件的差别，居住环境与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的差别。中国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的比率1978年为2.36，1985年下降到2.14，1987年扩大到2.38，1995年扩大到2.79，2000年估计为3.2。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但我国现在竟然超过3甚至4。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比率应该在4左右。2000年，我国城乡储蓄总额63500万元，其中城镇储蓄52000万元，农户储蓄仅为11000万元。也就是说占人口70%的农村居民拥有全国1/6的金融资产，占全国30%的城镇居民拥有5/6的金融资产。到2002年估计这一差距将更大。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都是大于城镇的，但从1993年以后，城镇消费远远大于农村，在1993年以前，农村消费对GDP总量的贡献一直维持在25%以上，但现在已下降到不足20%。虽然这一数字也反映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但也可看出农村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2000年上半年来自广东的一则报道说，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江门、佛山、顺德这八个珠三角城市一般预算收入增加额占了全省的市县级增收额的85%，而另外有10个县的收入却出现负增长，全省有26个县欠发工资总额达8.1亿元。广东省人大财经委指出，目前广东农业和农民问题很严峻，由于受自然灾害和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7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高达5100多元。上升了近8个百分点。3，二元结构的形成二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一个社会中的人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不能整体性地均衡发展，一部分群体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明显地高于另一部分群体。这种情形导致现代化在一个国家中出现断层，即一小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大多数人却与现代化无缘。社会经济和社会消费出现断层现象。不仅如此，中国特殊的固化的二元结构还带来了生态和环境问题，扩大了的国民素质差距，还造成愚昧、封建、迷信等低劣文化的繁衍和传播。35\n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繁华的都市，但当时的社会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今天意义的二元结构。在没有工业化的农业社会里，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和差别并不大。本文所讲的二元化，主要是指工业化之后形成的两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赋予的行政制度方式。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城乡差别，但却没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人口分割。因此，中国的二元化是中国特有的用社会行政制度固化的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勿庸置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都会出现现代意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但中国的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化体制所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在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说到底，是冷战的产物。为了赶超西方强国，中国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原始工业资本。50年代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业利润被国家最大限度地拿走。据统计，从1952年到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约占这些年间农业所创造价值的18.5%。在1978年之前，农民通过“剪刀差”每年向国家提供二三百亿元的贡献。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保障是户籍制度的实行，禁止农业人口的自由流动。自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后，中国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便结束了，中国便开始长期实行城镇非农户口与农村农业户口的隔离制度。中国城市与乡村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特别的社会福利待遇上的差别逐渐拉大。4，二元结构的问题及危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正在逐渐显露出来。一是人口的流动难以管理，人户分离现象越来越严重，二是加剧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11月份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陕西省应该登记的人数就少了200万，湖南则少了近千万，北京市则发现城内有291万例“人户分离”。迁徙的自由是人权的基本权利之一。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具体归纳起来，二元结构的危害表现如下：第一是分散发展。由于严格的户籍限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出现了独特的特征，这就是80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导致中国工业发展的分散化。这种村村点火式的“点”污染，不仅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不能形成集中和规模效益，并且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正常发展的进程。通过劳动者的就业特点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分散状态是副什么样子。劳动科学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对我国就业状况下过这样一个结论：“就业层次低”。意思就是工资劳动者所占比例比较低，自雇型就业人员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占有极高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工资就业人员一般占全部就业人员的80--90%，非薪酬的家庭就业人员只占就业总量的1%都不到，自营就业者一般在发达国家占总就业人口的10%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一般要占到30—50%。然而在今天的中国，2000年末，城镇职工人数为11259万人，私营企业雇员1021万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12820万人，乡村私营企业就业人员1139万人，上述四项加起来为26239万人，仅占我国全部就业人员[7.3亿]的35%。剩下的65%的从业人员统统是自雇型就业人员。所谓自雇型就业人员就是自己给自己开工资，这一类人除了城乡间的个体户就是农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自雇型就业群体。解放50年了，中国仍然象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是“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35\n分析一下劳动力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工业化发展程度以及社会发展程度。一个国家的工资劳动者多，自营就业人员和家庭工少，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反之，说明该国正规经济部门不发达或低就业增长率。如果一个国家家庭工数量特别多，那就表明这个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农村经济和贫困。目前的中国，家庭工和自营劳动者的比例竟然高达65%。第二是人才流失和不均衡的分布。80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和底气。从此之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导致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接济不上，创造精神和创业资源缺乏和枯竭，这也是最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城乡差别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而财富资源不仅包括实物资产，更包括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农村的贫穷还有知识和人才的贫穷。当今的中国，凡是有能力的人没有愿待在农村的。几十年来，农村的智力资源大批向城市集中，凡是头脑聪明的，都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凡是有点门路的都通过招工、投亲等渠道涌向城市。最后剩在农村的大多是智力一般的人。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第三是迟滞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工业化进程。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障碍，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比其他国家慢了许多少了许多。以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为例，这四个国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措施，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将四个国家的情况平均起来看，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相应地增加1.5到2.9个就业岗位。但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839万人，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等[不是第三产业的全部]仅增加2739万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为1：0.35。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对我国乡村劳动力行业分布的统计口径计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过是1：0.65。如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比达到1：1，20年间至少可多创造3000万到4000万个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要是比例达到1：2，那就要多增加大约1.5亿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中国的城市化率要比现状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制度的障碍对现实有多大。1980年至1990年，全国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从1082亿元增加至3898亿元，年均增长13.7%。1990年至1998年，农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增至17940亿元，年均增长21%。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正在不断发生变化，资本要素正在不断增加，不断流入农业，农业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正在发生变化。目前，中国农业已进入资本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一场农业工业化的运动马上就要在中国农村展开。但是，在这场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尖锐的矛盾诞生了，那就是机械化和工业化导致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哪里转移？从理论上讲，这些劳动力只能向新兴的劳动部门转移，例如向城市的第三产业转移。但是，我国目前的转移机制存在巨大的问题，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困难，需要劳动力的部门又因为缺少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不起来。第四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35\n。由于人为地将农村人口堵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于是，过度的土地承重必然导致环境灾难。建国后50年来，沙漠化面积已近200万平方公里，几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并且仍以每年几千平方公里的面积扩展着。如此巨大的国土资源在流失，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日益狭小。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表现为典型的“上游得病，下游吃药”模式，边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在上游乱砍乱伐，下游城市人承受着风沙和洪水的袭击。目前仅有退耕还林还草还不够，还要退人。宁夏西海固地区年降水量只有150毫米，这种降水量的地区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西海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第五是文化出现断层。一边是先进的现代文化，一边是落后愚昧的传统文化和封建文化。中国农村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农村愚昧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不能不影响着中国城市。不发展农村，一味让农村落后，最后便会出现波及全国的事情，如买卖人口，制假造假，卖淫贩黄，走私毒品，行乞行骗，封建迷信等等。第六是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这方面的内容太多，暂且不谈。第七是落后的封建文化对中国现代政治的迟滞作用。中国政治之所以迟迟不能现代民主化，主要是有着庞大的农民阶层。农民是封建政治的社会基础。不减少农民的数量，中国的现代民主化进程不会加快。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存在更加固了中国社会传统遗留下来的等级制观念和制度。第八是迟滞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科学院2000年秋季报告曾将城乡二元化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国家计委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更将城乡二元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因素。一边是庞大的城市工业生产过剩，一边是贫穷的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仅700美元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购买力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城市工业畸形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受到冷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迟迟难以回升的重要原因。第九是造成国民待遇上的不平等不公平，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经济格局和利益格局厚重而牢固，至今难以打破和改变。平等、公平的观念淡薄，农村人低人一等，城市优越感在社会上蔓延。这些风气都在无形中毒化着社会道德空气。第十是造成中国社会不能均衡发展，两极分化严重，日后必将出现社会矛盾。因此，中国不能继续集中优势资源搞“拔尖”发展战略。只有整个国家和人民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才说明这个国家是强大的和发达的。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均衡发展，而不是以牺牲一批人为代价培养出少数精英。中国今后的发展目标是缩小差距，不仅缩小城乡差距，更要缩小人的差距。第二章：中国新形势下的阶级分化----不可忽视的资产阶级群体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必然诞生新兴资产阶级。因此，只要中国发展了民营企业，也就发展了资产阶级。当民营企业的规模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群体规模再也不能被忽视了。35\n但就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整个群体来说，民营企业产生的资产阶级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渠道有多种，一些人不通过经营企业也照样能获得资产和拥有资本。因此，如果将当今我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进行分类，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产业资产阶级，这些人通过实业经营发家致富，掌握资本。第二类是市场资产阶级，这类人有股票市场上的炒家，有房地产业的炒家，这是一批凭借市场各种机会获得资产的人。第三类是文化艺术体育界的资产阶级，这些人主要是通过知识和特殊的一技之长获得巨额财富。第四类是不法资产阶级，这些人的身份大多是政府官员、国企领导和其相勾结者以及一些利用职务贪污犯罪者，他们通过权力和贪污腐败等各种非法手段聚敛期钱财。因此，当今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他们所掌握的资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产业资本，二是金融资本或说投机资本，三是腐败资本即黑色资本。这三种资本在社会和经济中的表现作用是大不一样的。根据这样一种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对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有一粗略的把握。他们对社会、对改革的影响应进行具体分析。譬如实业资产阶级的资本主要来自与实业与合法经营，因此，具有公开性、透明性和生产性，这种阳光下的资本容易具有更大的公益空间。而腐败资产阶级的资本大都来自非法活动，这种资本带有相当的隐蔽性和腐朽性，基本上不会对社会公益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这类资本将千方百计躲避税收甚至外逃。1，新的经济成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创造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造就了产业资本家，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改革20多年来，中国经济内部一直存在着低效率与高效率两个部分，低效率部分大多是传统的国有企业，高效率的部分大多是民营企业和一小部分国有企业。如果一个经济体内有低效率和高效率两个部门并存，那么，高效率部门产生的利润必然被低效率部门产生的亏损所抵消。这些年里，有些国有企业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是社会财富亏损的真正黑洞。所幸的是，在国有企业一侧，冒出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民营企业。中国经济之所以在20年间，保持了不断地增长和发展，社会始终具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民营经济部门的发展。在这种意义说，民营企业确实应划为“先进生产力”的范围。大批民营企业家殚精竭虑，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劳动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我国有1/3以上的在业人口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8小时，民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时间绝对超过国有企业。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1998年的一份调查表明，无锡市有1/4的集体企业和1/3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55小时，珠海市有一半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上，有3/4每周工作在45小时以上。北京市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每周要比干同样工作的人多7个小时。特别是近些年来，中国在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方面，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和进城民工的工作时间大大超过正常工作时间，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由于不景气，开工不足，职工工作时间大大减少，不充分就业情况严重。从养老和医疗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看，民营企业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大大少于国有企业。在养老福利方面，2000年我国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亿人，占城镇全部从业人员的49%。在2亿多城镇劳动人口中，有一半的人没有养老保险。这1亿人主要是民营企业职工或自营职业者。35\n在医疗保险这一福利待遇方面，2000年，我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的人数合计为3787万人，仅占同期城镇全部职工11258.5万人和同期全部离退休职工3875.8万人之和的25%，占城镇2.2亿全部从业人员的17%。从这一数字看，中国的医疗福利仅仅覆盖着一小部分人，城镇劳动者里有80%的人口不在覆盖之内，至于说农村农民更享受不到这一待遇。当然，民营企业中能享受到医疗福利待遇的人也是极少数。从工资角度看，1998年我国制造业企业人均人工成本国有企业为10766元，集体企业4477元，外资和合资企业等为13013元。通过改制，目前这些集体企业大多数已经变成民营或私营企业。因此，通过工资水平看，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是绝对低的。相比较之下，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工资自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平均5.4%的速度增长。进入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但工资增长仍呈刚性，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这表明国有企业超分配现象严重。从劳动时间、社会福利保障和工资收入几方面看，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干得多拿得少，享受得少，民营企业在国民待遇上还属于非特权一族。但从经济产出方面看，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非国有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中一个重要的增量部分，其产出已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65%。在这种经济成分比例之下，中国的经济质量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观。这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民营企业。从总体上看，改革20年间中国大地上崛起的这一批民营产业资本，为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民营企业和产业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是社会的需求，是中国人民追求自身福利、改变贫困状态的结果，是被压制的个人力量得到释放的结果。最根本的一点，民营企业和产业资本不是理想的产物，而是民生的产物。它的诞生对社会产生的最大意义是：它在国有企业之外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参照系，迫使国有企业降低特殊的国民待遇，将拥有制度特权的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成本降了下来，效率却提高上去，从而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的市场竞争力。2、民营企业将进一步参与资源再配置。[略]3、注意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正负作用。从民营企业的正面作用看，他们是摆脱了被政府包办的一群，他们给社会带来的是自主、自立、自强精神，他们破除的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官本位的等级思想，他们给传统的身份社会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和改造。他们是新时代吹起的一股清风，彻底涤荡了传统经济中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俗。他们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确立了自己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地位。特别是他们建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企业机制，实现了真正的多老多得、效率与利益挂钩。当某些国有企业仗着特殊的超福利待遇还在抱残守缺时，他们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35\n反观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第一类民营企业家，往往出身于干部或国有部门，更多地还是共产党员。譬如浙江横店的徐文荣、杭州萧山的鲁冠球、中国泛海公司的卢志强，早年都是地方干部和共产党员，但所经营的企业由于改制和时代的变化，慢慢地都变成非国有企业。他们的企业在产权上往往都带有模糊性，既不归国家所有，也不归企业老板个人所有。但从企业形式上看，这些企业都是无限公司，既然是无限公司，那么所有者只有老板一人，所有的职工可以说都是给老板干活的打工者。在产权没有量化清楚之前，这类企业的产权就由老板来代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杂志屡屡将徐文荣、卢志强等人评为中国首富群体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民营企业的老板一般来说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类企业的内部关系主要围绕着老板这个核心，老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个人权威。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所有者早年出身于政府干部，本身又是共产党员，因此，在他们拥有了企业，个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之后，仍然保持着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作风，并没有在生活上搞什么特殊化，有人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由于这样一群企业家的存在，这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仍然保持着党组织活动和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当然也有另一类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更多接受的是西方商业经验和经营技巧，以及主宰世界潮流的商业主义和享乐主义大潮。由于西方文化的蜕化和中国政治制度的禁锢，他们接受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机会主义和物欲横流。中国富人在追求物质享受方面的表现我已在《中国新兴的豪宅热说明了什么》一文中做过表述。当个人拥有资本后怎么使用资本，无非是三种渠道，一是投入再生产，二是通过税收或设立基金献给社会公益事业，三是进行富裕消费和制造富裕生活方式。当前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富人资本难以通过税收进入公益事业。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税收方面不健全造成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和高额累进遗产税制”是均衡富人资产的最主要两大手段。在这两税制下，几乎所有富人的子女都难以仰仗父辈的资本获得资本家地位。在美国，第一代人创业致富后，第二代子女在交纳遗产税后，就只能自食其力了。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富翁的资产相当大一部分要通过高额税制转化为社会所有，他们死后的大部分财富也要通过遗产税转为社会所有。这两项生前死后转移的资产，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用来调剂社会其他低收入阶层生活福利水平的二次再分配的资金来源。但是在目前的中国，两税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通过种种事实可以看出，效率和效益不等于公共福利，高效益有时也不一定能对本国带来好处。例如，如今中国富裕阶层的消费内容已经不限于国内一般产品的消费。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所消费的几乎全是国外产品，例如，房子装修所用一切建材产品以及家电设施统统是进口货，日用消费品也几乎非进口品不用，汽车非外国车不坐，服装非外国名牌不穿。随着国外旅游线路的增加，富裕消费有了更多出国旅游的国家。当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消费国外产品的群体，这一部分国民收入便中断了与国内生产的联系。当这一切行为都与国内生产无关的时候，中国的企业怎能卖出产品，中国经济怎能增长？特别是连粮食和水果都要靠外国进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怎能卖出产品获得收入？这就是社会学术语中的“社会断裂”，即国内的一个高收入群体与另一个低收入群体不发生关系，社会间越来越清晰地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群际二元结构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外流，我国每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400多亿美元，据社科院财贸所测算，我国每年流出资金大约在150亿美元左右，但经贸部帐面上统计的数字只有几十亿。出入相差很大。这些资金是怎么流走的，为什么流走的？很多都是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资金外流一度也相当严重。这些事实都说明效率和效益与社会责任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刚性的联系。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的高效率与一国的社会公共福利没有必然联系。35\n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断裂”，即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两极分化，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阻力。特别是政府，在资源进一步配置方面举棋不定，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面停滞不前。至于说社会，也正出现越来越强的要求减少贫富差别、提高社会保障、遏制奢侈腐败的呼声。当然，也包括对国有企业体制某些方面的眷恋。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无庸讳言，但对社会带来的问题也不能回避。4、效率是否能增加社会公共福利？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即使是先进的生产力也同样存在着很多问题。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追求效率的结果。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仅有效率是不够的。因为效率并不意味着公共福利和公平的社会道德风气，效率所产生的利润并不一定润泽整个社会，不意味着被劳动者平均享有。某些受个人私利驱动的民营企业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是建立在职工低福利、高劳动强度、产品低质量的基础之上的。相比较国有企业，这些民企的效率和效益更多的是靠减少职工待遇获得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民营企业的高效率往往与低福利、低待遇有关，甚至与偷税漏税、弄虚作假有关。更严重的是，由于我国是个公民权利意识淡漠的国家，随意侵犯职工权利和权益在一部分民营企业中比较普遍。当前社会的确有一批利欲熏心的民营企业主，他们通过剥削职工的劳动来获得利润。这种情况特别发生在城镇间的一些小型民营企业里面。例如，河北白沟的一些私人皮包厂，廉价使用工人，致使不少年轻姑娘中毒身亡。还有些地方拖欠职工工资已经巍然成风。山西省繁峙县最近发生的“6.26”金矿爆炸事件更加触目惊心，非法矿主在金矿发生爆炸，死亡40多人的情况下，居然隐瞒不报，将几十名死难者的尸体抛尸荒野，有4具被焚烧，又将现场掩埋。从外资企业来看，也存在着较高榨取工人劳动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了，沿海外商加工企业的工人工资并没有多大变化，有些地方工人的工资反而在下降。改革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翻了好几番，但中国劳动力的总体收入没有相应的变化。以致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投资低消费的现象。今年的情况尤为明显，前5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社会消费仅增长了8%，同比下降1.8个百分点。收入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民营企业的所有制下，企业的最终利润归于企业主个人，如果这些利润不用于再生产，而用于富人的个人消费，这种经济效益便不是造福于社会大众。例如，北京今年6月举办的国际汽车展上，价值888万元的豪华宾利轿车，一亮相便被人抢购。其它展出的几辆价值在300--400万元的宾利轿车都被人买下。上海松江造出占地20多亩、价值1.2亿元的豪华别墅供富人享受，苏州造出价值几千万元的园林别墅。豪华的宾利轿车和上亿元富宅别墅都是为个人服务的产品，而不是公共福利。如果中国今后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被运用到为少数富人和个人服务的领域和项目上，这对于中国稀缺的资源不仅是一种威胁，也必然对普通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带来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不反对资本被私人所高度掌握，但反对被个人奢侈消费。私人可以掌握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要造福于人民和社会。5、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及原罪问题。35\n由于这种产权意识的模糊性，有些民营企业通过权力来转移资本是非常容易的，他们的资本往往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胎记。这就形成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十分复杂的双重性格，既有独立不羁和积极创新的一面，也有与权力勾结、非法牟利的一面。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通过权力批给一民营企业几千万元贷款，转手就要回几百万元回扣。短短几年间，丛福奎先后索要和收受6名私营企业主1700余万元赃款。从丛福奎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民营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事实证明，凡是发展较好的民营企业，没有一个不与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只有南德集团的牟其中蔑视权力，不与权力挂钩，最后才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所以，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特点特别明显。实际上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这种现象表明：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更多地是当前中国政治的受益者和受惠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并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譬如多党制和新闻自由，某些权力和资本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相互勾结，转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一些市场设计不合理和不规范，给一些不平等竞争和不法之徒提供了天赐良机。上面谈到的河北省丛福奎案仅仅是政府腐败暴露出来的一角。据《中国改革》杂志最近发表的文章估计，近年来，我国每年通过腐败形式进行的经济活动约1.5万亿元，约为全国GDP的1/7。如此大量的内外勾结，非法致富，转移国有资产，以致最后导致整个社会对第一代富人极不信任。从最近一些社会调查和民意测验看，大多数人认为当前中国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明，不是靠公平竞争和辛勤劳动获得的，因此，中国富人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很低。这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很大弱点。6，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第一加大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减轻中国民营企业的“原罪”上下工夫。事实证明，凡是有问题的民营企业，无不与腐败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般的关系，只有有了腐败政治才会产生腐败经济。第二，加大法律规范建设，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政府要通过第二次分配来均衡社会财富。第三、提高民营企业家的自身素质，解除社会对民营企业家的人格扭曲。但这必须有一个社会氛围和社会舆论，增加新兴资产阶级与社会大众的沟通。遗憾的是，当今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社会媒体连这一词汇和这一字眼都不敢提，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客观存在避而不谈，甚至有关宣传部门还禁止媒体文章中出现“弱势群体”和“两极分化”这样的字眼。相反，大量充斥媒体的是对资本的趋势附炎。这种“包着捂着”的资本主义发展，不经社会舆论充分讨论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以及对新兴资产阶级自身都没有好处。到头来激化的只有积攒下来的矛盾，出现的只有敌对和仇视。第三章：转型期精英群体的形成近些年来，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形成和转换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取向改革之后，支配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精英有了哪些变化？是旧精英得以延续，还是出现了与旧的精英迥然不同的新型精英？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成为后共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也是理解后共产主义时期这些社会中社会生活运作的重要基础。35\n1，精英的形成及精英的界定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的作用并不会一下子消失。那些拥有权力的干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将自己重构为一个“攫取财富的阶级”。譬如，东欧正在经历一场“政治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典型特点是，原来的政治职务已经成为为私人积累财富的手段。就精英的主体而言，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经济中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但人还是那些人。精英替代的理论也称之为精英再生产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更加强调的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以及同样的一些人由一种精英向另一种精英的转化。与精英再生产理论相对应的是精英循环理论。精英循环理论强调的不是改革前后精英的连续性，而是精英的断裂。换言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在这部分人中出现了实质性的下向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这就是民间企业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1989年，有外国学者在厦门郊区进行调查后，在分别对现干部和前干部的家庭收入与其社会身份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干部身份以及在当干部期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似乎并没有赋予他们在类似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当然，此结论并不否认干部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用权力获取不正当收入的现象。但尽管如此，这一研究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再分配者并不能只依靠政治资本致富，因为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和特权的来源。而就理论的逻辑而言，市场改革前后精英是循环的还是再生产的，所涉及的是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可转换性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不同类型精英的可转换性问题。也就是说，改革前精英所拥有的资本向改革后精英所需具有的资本的转换是否困难。有人认为，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精英形成来说，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可转换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换言之，政治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的限制是否严格，会对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精英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中，政治资本是所有资本的核心，其他的资本形式基本都是政治资本的附属物。而在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本的地位逐步上升，渐渐成为占支配地位的资本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资本向经济资本能否顺利转化，就成为影响精英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下海的干部代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转换形式。对于这种资本转换类型，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内转换”。2，总体性精英与不分化的资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的原初资本是他们自己和父辈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权力。我们可以大致回顾一下这个集团形成的过程。35\n“双轨制”与“官倒”。80年代中期，鉴于市场改革的复杂与困难，在价格体制上实行双轨制。在开始的时候，即1984年国务院曾经规定，工业生产资料的自销部分可以在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由定价。但到了1985年5月，这个20的限度被取消了。双轨制正式形成。到1987年的时候，以企业自由定价销售的主要工业品的比例，钢材为21.59%,电力为17.26%，煤炭为7.09%，石油为16.57%，水泥为35.1%，化工原料为36.16%，有色金属为32.54%。此外，耐用消费品为51.29%,粮食为25%。本来“双轨制”的实行，目的是在价格形成上引入市场机制，从而促进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但由于计划内和计划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的存在，也为权力介入市场活动、以权谋利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出现了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社会独特景观的“官倒现象”。一时间，倒彩电、倒冰箱、倒钢材、倒煤炭、倒石油，成为整个社会议论纷纷的话题。一些后来在90年代发达起来的官商，就是在“官倒”浪潮中起家和完成最初的资本与经验积累的。“官倒”大部分是以“价差、汇差、利差、税差”的形式进行的。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胡和立先生计算，在1987年，我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共计2000亿元以上。1988年，三项合计在3569亿元。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更多的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外汇进入“市场调剂”，并最终并轨，这两部分的价差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且由于贷款总额的不断扩大而增加。同时，随着房地产热，地价差的问题日益突出，有人估计，1992年一年的地价差就不下1000亿元。同时，1992年国税流失大约1000亿元。应当说，这些流失的国有资产并非完全到了个人的手中，因而不能完全计入个人的收入。可以说，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市场改革以来，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更进一步说，这是总体性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之前，权力只是与高标准的福利待遇相联系，而“官倒”浪潮中，权力已经与巨额财富相联系。“第三梯队”与再回权力中心。大规模的“官倒”活动虽然促成了权力与巨额财富的结合，但随着市场定价范围的扩大，可以利用政治权力倒卖的商品数量在逐步减少。这样一来，“官倒”活动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而在这个时候，即在80年代末，另外一个机会出现了，这个机会出现在政治权力的领域。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第三梯队”计划。实施这个计划至少有两个考虑，一是将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年轻干部推上领导岗位，从而使干部队伍更具有改革取向；二是使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更为可靠，防止“四人帮”之类卷土重来（因王洪文就宣称他们有年龄优势）。“第三梯队”计划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大规模的官员晋升的机会。许多年轻官员的命运就是由这个计划决定的（在同一个年龄段中，没有被列入第三梯队，几乎就意味着排除了被晋升的可能性）。选拔第三梯队成员的正式标准虽然强调了年轻化和知识化，但内部掌握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于老干部子女的重点提拔。其中的一个逻辑是，这些孩子是“我们的人”，权力交给他们要比交给别人放心。正因为如此，高级干部的子女，特别是已故高级干部子女（为了避嫌，对现任高级干部子女的提拔作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程度和范围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计划实施的过程中，纷纷成为第三梯队的成员。由于年龄层的缘故，老干部的子女大多是在“文革”或“文革”后完成大学学业的。在第三梯队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这些人所从事的大体是三种职业，一是在党政机关中任职，二是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三是当时已经从事经商活动。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这一部分人中，不仅已经在党政机关任职的理所当然地被列入第三梯队的名单，而且从事技术工作和经商的，也有许多被入选第三梯队，如从事技术工作的，被调入党政机构，经商的或是被调入党政机构或是成为行政性公司的领导人。35\n“下海”与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再结合90年代初，伴随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经济体制改革重新起步。随之而来的是“下海潮”。“下海”提供了规模更大的一次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交换的机会。这次“下海”以“圈地运动”为契机。1992年全国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732亿元，比1991年猛增117%。与之形成对照的一个数字是，1992年全国净减少耕地1000万亩。其背后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的基本媒介是权力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结果。由于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而用于房地产的土地又是主要通过行政划拨的手段，这就为权力的作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以当时“圈地运动”最热的广西北海为例，介入其土地划拨的，不仅有地方的行政权力，而且有许多更高层的权力。以至于这个市的市长说“北海市的房地产虚热谁也不能否认，这种虚热的根由就是土地失控。但我有什么办法？批来的条子我能不签字吗？……这是中国特色，不是我这个市长能顶得住的。地就是这样几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地批出去了”。批来的条子连市长都顶不住，可见是来自哪里。而行政划拨的地价，往往只是市场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正因为如此，1992年2月4日，北京市举行首次土地招标，在为期四天的招标期内，竞无一个投标者光顾。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形成了迅速的资本积累过程。目前的一些大规模的民营企业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的。而近些年来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则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和相当一批政府官员“买文凭”。近些年来，由于高等院校的经费一直相当拮据，不少学校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开办了各种“文凭班”，这种“文凭班”主要集中在硕士和博士两个等级。只要交够一个较大数量的学费，就可以获得入学资格。学习时间一般是“业余的”（即双休日）。这样一来，原来就拥有政治资本或经济资本，或是同时拥有政治和经济资本的人，又获得了文化资本。是资本的转换还是总体性资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落空”现象。通过这种“不拉空”现象所形成的，是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我们将这样的一批人称之为总体性精英集团。而总体性精英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精英所发挥影响的领域，也并不是某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有着全面性的影响。从上述过程来看，我们清楚地看到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一种转换，其中的某些环节确实可以称之为“资本转换”的过程。总体性资本或说精英资本实际上是一种不分化的资本。而精英资本是以社会的高度不分化为基础的。3、精英资本积聚的特点。精英资本积聚的快速性。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结构高度不分化背景下的资本的高度不分化，精英资本聚积的速度是相当之快的。有的从几万元起家到形成十几亿元的资产规模，往往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发展的过程，就更可以看出总体性精英扩张的迅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城市中出现了大批的个体户。他们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过去，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以称之为一种“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阶层的利益。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资本垄断去了。35\n总体性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大。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对于社会决策的影响力却很大。因为，这个集团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有关政策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如90年代中期，由于前期房地产过热和当时经济紧缩的影响，相当一些房地产商被套。当时曾经召开许多有关经济、货币和房地产政策的研讨会，呼吁放松银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总体性资本与两极社会。许多人将中间阶层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近些年来，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然而，另外的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像南美社会那样成为两极分化社会。总体性精英阶层的存在就是这种两极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又会进一步加剧这个趋势的发展。就目前的趋势而言，维持这个社会群体的规模和边界，形成相应的封闭性，是这个阶层重要的目标。而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继续暴富的同时，不仅农村，而且部分城市人口将被抛进贫苦人口之中。第四章：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1，社会群体地位的翻转。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唯一的精英集团由党政官员构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大众群体，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是最低的。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呈“在分配经济”特征，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横向联系，所有生产者都纳入由中央指挥的纵向网络，产品和赢余自下而上交给中央，中央按照纵向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从上而下地对产品和剩余进行再分配。拥有再分配权力是获得精英阶级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权力则意味着被抛弃在精英阶级之外。除了政治权力之外，官方意识形态和群体的政治立场也是影响群体在资源分配歌剧中位置的重要因素。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就是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被消灭的，而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则使他们处于社会低层，至少政治地位是最低的。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80年代之后，社会精英崛起，精英集团扩大为三个，即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众内部也发生了分化，知识分子上升到精英阶层，一部分人沦入贫困群体，而一般的市民和农民则组成了普通大众。[见图表。]精英/大众结构的转变　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时代精英政治精英[党政官员]政治精英[党政官员]经济精英[资本家和经理]知识精英[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大众城市工人农村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工人农村农民贫困群体35\n摘自《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康晓光，2002年9月，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由“再分配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重塑了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在市场经济中，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普通大众、贫困群体都属于稳定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们可以凭借资本获取资源，而“资本积累的铁律”则制造出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经济精英。市场承认知识的价值，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不断提升，其结果就是知识精英群体的形成。可以说市场化改革的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就是创造了两个新兴的社会精英集团----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市场体制中，一个人要挤进精英队伍，除了当官之外，还有经商和读书两条路。需要指出的是，改革没有造成精英的断裂，而是保持了精英的连续性。改革并没有损害政治精英的机会和地位，这是因为，改革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且“双轨制”为借助政治权力谋求经济资源提供了机会。所以，党政官员的收益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有增加。观察上边的图表，我们可以放心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社会地位序列的翻转。改革使一度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再获新生，而且进入了精英阶层。资本家和高层经理[包括国有企业的经理]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地位大幅上升。改革也解放了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稳步上升，由原来的最低层一跃进入精英阶层，而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其中一部分人还沦为贫困群体。这种翻天覆地的社会结构变化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维持政治稳定，统治者必须学习与新兴的社会精英和平共处，必须能够平息失落者的不满与反抗。为此，统治集团必须调整自己的群体联盟策略和意识形态，以便重建统治的社会基础与合法性。2，精英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共同利益，它给前者带来权力，给后者带来财富。这种共同的利益为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联盟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资产阶级最喜欢的东西是钱而不是民主。如果专制能够比民主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无由于的选择专制。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社会舆论，降低环境标准，中国政府为资本家创造了最有利的赚钱环境。此外，通过钱权勾结和裙带关系，政治腐败还为他们创造了大量非法获利渠道，如侵吞国有资产、偷税漏税、走私、骗汇、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通过吸收入党，安排进入政府、人大和政协，资本家和经理们的“面子”需求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大陆的资本家和经理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行体制。尽管经济精英也是政治精英的掠夺对象，但是在90年代，经济精英已经成为权威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可能挑战这一体制。相反，还要积极地维护这一体制。实际上，在中国，市场经济支持专制政治，经济精英是政治精英的“天然盟友”。而知识精英在地位改善和市场利益的追逐下，也出现了较大分化。知识精英最后的历史作用如何，还要看这一群体的集体“沉思”。35\n至于说精英群体与大众的关系，80年代是个“双赢”的时代，精英和大众的处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进入90年代后，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而物质生活质量却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部分人还沦入绝对贫困状态，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有人用“全面恶化”这句话来概括当前大众的处境，也许是比较恰当的。与此同时，精英几乎攫取了全部的经济发展成果，联合起来的精英不仅通过不完善的市场掠夺大众，还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再掠夺”。可以说，90年代是个“赢家通吃”的年代。90年代，中国大陆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目前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大约0.45，已经进入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为了满足大众的最基本要求，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农村地区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社会安全网，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维护了大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但是，在精英联手剥夺大众的今天，政府要认真考虑自己的群众路线了。“三个代表”的提出说明执政党不仅要代表社会精英的利益，更要代表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从目前看，无论出于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还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彻底依赖任何一个阶级，相反，它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全民党。在剧烈而复杂的社会群体结构变化之下，这只能是执政党唯一的选择。第五章：结构性危机及避免措施通过前四章的叙述，我们可以基本看出，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社会出现巨大分裂，这是非稳定的根源。诱发政治不稳定因素还有：专制、腐败、不平等、贫困、金融风险、国企低效率、WTO冲击和台湾问题等。特别是政治体制上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例如，缺乏公众监督，没有独立的司法、银行和中介机构，而官员却拥有巨大的权力。当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时，腐败怎能避免？也正是这种腐败孕育了银行的坏帐、金融风险、钱权交易、新闻封锁、禁止独立的工会和农会，使极少数人得以肆无忌惮地掠夺经济财富，孕育了持续发展的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在这一历史时期，大众既是最无奈的群体，也是最危险的群体。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使专制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那些看来给中国带来稳定的措施和条件，恰恰也孕育了危机。因此，中国今后的问题不是绕过去的问题，而是如何化解的问题。分析到此，中国社会20年来的形态演变基本了然于心。中国社会还将进行什么变化，将根据下一段政治与经济改革而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仲大军，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电话：010-63071372，传真：66079391，电子邮箱：zdjun@263.net,网址：www.dajun.com.cn,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