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先秦哲学看中国哲学 4页

由先秦哲学看中国哲笔者：小san回顾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有感于时局，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风起云涌，百家争鸣。以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为代表，系统地提出了各自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哲人们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二是神灵。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　“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n，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要积极进取，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以儒家为主，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张：“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的礼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主张辩证思维。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n　　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从这一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来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规律。《孙子兵法》也包含有丰富的对待观点，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庸思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赞美“中庸”为至高的德行，同时，又认为中庸是一种思维方式，强调“时中”、“用中”，要求人们随时选取适中的标准，随具体情况采用适当的方法。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着重继承并发挥孔子“中庸”的思想，强调“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人们若能把\n“中和”的道理加以推广，天地就各安其所，万物也各遂其生了。《周易大传》也赞扬“中道”，重视“中正”、“中行”，认为中正则吉，反之则凶。“中庸”主要是强调适度，认为凡事都有一个度，“过”和“不及”都不合乎事物的标准，都会损坏事物的稳定性。其间尤为强调勿太过，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以免适得其反。这种中庸思维有助于事物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却是事物变革的一种障碍。先秦哲学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演变轨迹，对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国民性格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先秦哲学看中国哲学，先秦哲学是先哲的智慧，更是今人的财富。无论是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还是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无论是“仁者爱人”的博大胸怀，还是“克己复礼”的谦恭自牧；无论是生生不息的变易思维，还是执两用中的中庸思维，都闪耀着往圣前贤的睿智之光。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加以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此培养求真、行善的崇高品德，增强开创精神，锐意进取、不断开拓创新，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