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辩证法（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 97页

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重要文件及信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章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2001年2月23日通过)第一章总则第一条名称中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英文：TheChineseSocietyforDialecticsOfNature／PhilosophyofNature，ScienceandTechnology缩写：CSDN／PNST第二条本会的性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由全国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热心自然辩证法事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工程技术工作者、科学管理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愿组成，依法登记的公益性、学术性的法人社会团体，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的组成部分。第三条本会的宗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遵守社会规范；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应用；从交叉学科的特点出发，加强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联盟，为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贡献。本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民主，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倡导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精神。第四条本会的任务(一)积极参加国家和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地区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研究，参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论证与咨询工作，为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二)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维，传播科学方法；(三)宣传和普及自然辩证法知识，培训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提高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学质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四)开展自然辩证法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编辑出版学术书刊；(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发展同国外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交叉学科等学术团体的友好联系；(六)举办为会员服务的各种事业和活动；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七)反映会员意见和呼声，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第二章会员第五条本会的会员种类本会的会员种类有个人会员、团体会员、资深会员和荣誉会员共四种。第六条申请加入本会的个人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本会章程；(二)有加入本会的意愿；(三)热心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并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成果。第七条个人会员入会程序(一)提交入会申请书；(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或由本理事会授权地方研究会、工作委员会或专业委员会批准个人会员入会。第八条个人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在本会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二)优先参加本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三)获得本会服务的优先权；(四)订购本会编印的刊物、资料时享受各种优待；(五)对本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六)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第九条个人会员履行下列义务：(一)执行本会的决议，维护本会的合法权益；(二)积极参加本会活动，完成本会交办的任务；(三)经常保持与本会的联系，若单位变更，应及时通知本会；(四)按规定交纳会费。第十条团体会员条件凡承认本会章程的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依法成立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织或研究会，经申请并得到本会批准，交纳单位会费即为本会团体会员。本会和团体会员之间建立联系和业务指导关系。第十一条资深会员条件资深会员由对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有较大贡献和在自然辩证法领域有较高学术成就的会员申请，常务理事会批准。第十二条荣誉会员条件本会设荣誉会员。根据理事长或秘书长提名，经过常务理事会审核批准，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备案后可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授予荣誉会员称号。第十三条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会，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一年不交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时，由本会办事机构提醒后，如果无正当理由，继续不交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时，应视为自动退会。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十四条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动，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应予以除名。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其会籍自动取消。第三章组织第十五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是本会最高权力机构。(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须有2／3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由到会会员代表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三)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职责是：1、制定和修改章程；2、选举和罢免理事；3、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4、讨论和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5、讨论重大学术问题；6、决定其它重大事项。第十六条理事会(一)理事会是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理事会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开展日常工作，对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负责。(二)理事会一般二年召开一次，须有2／3以上理事到会方能召开，其决议须有经到会2／3以上理事表决通过方能生效。(三)理事会的职权是：1、执行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2、选举和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3、筹备召开下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4、向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和财务状况；5、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6、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7、决定副秘书长、机构主要负责人的聘任；8、领导本会各机构开展工作；9、制定内部管理制度；10、决定其它重大事项。第十七条常务理事会(一)常务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人数不超过理事总数的1／3。(二)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职权中第一、三、五、六、七、八、九、十项的职权，对理事会负责。(三)常务理事会须有2／3以上的常务理事出席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常务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常务理事会半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情况特殊的也可采用通讯形式召开。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十八条专业委员会(一)理事会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设立若干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专业委员会(简称XX哲学委员会或XX委员会)。(二)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由会员选举产生，并在理事会领导下主动开展有关学术活动。第十九条工作委员会(一)本会常务理事会下设若干工作委员会；(二)工作委员会可以吸收聘请会员参加工作。常务理事或理事分工负责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第二十条报刊编委会本会设报刊编委会，负责本会报刊编辑工作。第二十一条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一)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2、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3、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最高任期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4、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的刑事处罚的；5、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6、秘书长为专职。(二)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一般任期为一届。任期最长不得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任期的，须经过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2／3以上到会成员表决通过，报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任职。(四)理事长为本会法定代表人。必要时可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由副理事长或秘书长担任法定代表人，但应报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同意后方可担任。(五)理事长行使下列职权：1、召集和主持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2、检查全国代表大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的落实情况；3、代表本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4、提名秘书长人选。(六)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1、主持研究会办事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完成理事长交办的事项；2、协调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开展工作；3、提名副秘书长以及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主要负责人，交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4、决定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实体机构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5、处理其它日常事务。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四章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第二十二条本会经费来源：(一)会费；(二)捐赠；(三)业务主管单位拨款；(四)政府资助；(五)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服务的收入；(六)基金利息；(七)其它合法收入。第二十三条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会员会费。第二十四条本会经费必须用于本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配。第二十五条本会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第二十六条本会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会计人员必须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第二十七条本会的资产管理执行国家规定的财产管理制度，接受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资产来源属于国家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必须接受审计机关的监督，并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第二十八条本会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接受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管理和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财务审计。第二十九条本会的资产，任何地方、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第三十条本会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参照国家对事业单位的有关规定。第五章章程的修改程序第三十一条对本会章程的修改，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报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第三十二条本会修改的章程，须在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15日内，经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同意，并报社团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核准后生效。第六章终止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第三十三条本会完成宗旨或自行解散或由于分立、合并等原因需要注销的，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提出终止动议。第三十四条本会终止动议须经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报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同意。第三十五条本会终止前，须在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及有关机关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善后事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第三十六条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本会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第三十七条本会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管理局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用于发展与本会宗旨相关的事业。第七章附则第三十八条本章程经2001年2月23日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自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核准之日起生效，解释权属本会理事会。第三十九条本会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为民政部。第四十条本会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邮政编码100081。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新世纪·新使命·新课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00年2月21—23日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召开。来自各地的近1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反邪教协会会长庄逢甘院士及学会领导同志于光远、龚育之、朱训、李昌、周传典等到会并讲话。开幕式于2月21日上午举行。庄逢甘首先发言。他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由著名科学家发起，以中国科协名义申报，经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成立的。二十年来，研究会坚持正确的方向，开展学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澄清理论界的模糊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普及、教学和在各行各业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愚昧、迷信和“特异功能”等伪科学现象，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揭露、批判，看得准，抓得早，持之以恒，做了大量工作，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在反对邪教法轮功的斗争中，和兄弟学会一起坚决站在真理和正义一方，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龚育之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回顾研究会从80年代以来在保卫科学精神，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活动，指出：“在保卫科学精神，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方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做了不少工作”，“近两年来，全国各界展开了广泛的反对邪教、崇尚科学、保护人权的群众性斗争，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的斗争，任重而道远。我们还要在这个斗争中，发扬光荣传统，做出更多成绩”。龚育之同志还以“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为题发表了意见。指出：“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而“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在批判什么‘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来提倡人文精神”。大会邀请了科协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兄弟学会的代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前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谦同志代表兄弟学会发言。他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一个关心国家命运，关心祖国现代化建设，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学会。它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作己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为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做了大量启蒙和提高工作。为表彰第四届理事会期间工作成绩突出的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研究会，研究会领导在开幕式上向先进单位颁发了证书。获奖单位有保卫科学精神委员会、教育与普及委员会，还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地学哲学、农业哲学、熵与交叉科学、周易与科学、企业发展等专业委员会和河南、山东、黑龙江、河北、江苏、广东、广西、湖南、山西、福建、四川等省市自治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共20个单位。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会议代表集体合影后,听取了王国政秘书长作的《工作报告》和李庆臻同志作的《修改章程的报告》。在分组会议上，各地代表对两个报告及领导同志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报告及学会工作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2月22日，围绕本届大会的学术主题“新世纪·新课题·新使命”及如何开拓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问题组织了大会发言。内容涉及到保卫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技术方法，国内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自然哲学、工业、农业、医疗卫生事业、复杂系统、人文精神等广泛领域，代表们听后感到信息量大，受益匪浅。会议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新的理事会有169名理事，37名常务理事。理事长由朱训同志担任，副理事长12人，正副理事长的年龄比上届的年龄平均小8岁。大会闭幕式于2月23日上午举行。李昌同志、于光远同志到会并发言。李昌同志对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于光远同志表示，虽然不再担任第一线的职务，但还将继续关心和参加学会的工作。新当选的理事长朱训同志致闭幕辞。他认为本次代表大会对研究会进入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他提出五点要求：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要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成果，要贯彻“双百”方针，要搞好自身建设。大会闭幕后，新当选的常务理事举行五届一次常务理事会。朱训同志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于光远、龚育之为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通过王梓坤、卢良恕、朱丽兰、朱厚泽、李昌、李宝恒、何祚庥、周传典、徐延滨、彭瑞骢同志为学会顾问，通过胡亚东、邢润川、张瑞琨、张湘琴、姜振寰、秦怀保、甄健民为名誉理事。会议还通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名单，并委托他们联络其他成员，组建新的工作委员会，开展各项工作。会议还推选了即将召开的中国科协“六大”代表和六届全委会委员候选人及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候选人。会议听取了陈昌曙同志关于建立自然辩证法网站的提议和王国政同志关于今年全国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介绍。会后，理事长们商定了今后工作的大致分工，使各自工作职责更加明确。历时3天的会议紧凑而热烈，顺利地完成了各项预定的任务。会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大会作了报道。(庞薇)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大会致辞·中国科协副主席庄逢甘同志致辞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天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代表中国科协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我们科协167个全国性学会之一，也是我们科协的事业单位。它的创办是由著名科学家提议，以中国科协的名义上报中央，由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批准成立的。一经成立就投入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在学习、研究、倡导自然辩证法，推动科技人员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工作和学习，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产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也证实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英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20年风风雨雨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开展学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澄清理论界的模糊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普及、教学和在各行各业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愚昧、迷信和特异功能等伪科学现象，研究会旗帜鲜明地加以揭露、抵制、批判，抓得准，抓得早，持之以恒，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做出了贡献。年前，中国科协成立了反邪教协会，针对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和反动行径展开斗争。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妖言惑众，骗财害命，最后发展到大规模聚众闹事，极端分子到天安门引火自焚，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广大人民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斗争已经成为一场不可调和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兄弟学会一道坚决站在真理和正义一方，齐心协力，使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国科协是党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科学家之家。学会是科协的基础。支持和帮助学会工作，促进学科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我们面临着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革力度的加大，都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和更多的机遇。群众学术团体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如何提高学会的实力、凝聚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都需要我们开拓进取，积极探索。我相信，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即将产生的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一定能无愧于国家和时代对你们的期望，取得更大的成就。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张永谦同志致辞各位代表：我代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祝贺!诚挚地感谢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多年来对我们研究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两个研究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理论研究上，你们重在科学哲学，我们重在科学社会学；在实际问题上，你们广泛关注社会主义建设每一项重大决策，我们则重在科技政策。与你们比起来，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学会，一直以你们为学习的榜样。我个人多年来一直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分子。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届领导都是我十分尊敬的师长，历届主持研究会工作的同志我都视其为良师益友。1973年，我从译注沈括的《梦溪笔谈》开始学习科学史，继而研究天体物理的哲学问题，并由此进入自然辩证法领域。后来，因为工作需要，重点转向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现在我已经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既将迈人古稀之年，想借今天的机会说说我从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到了什么?1．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这是一个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会，不粉碎“四人邦”就没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判、清理“四人邦”对科技界的破坏和余毒时，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科技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力量。2．关心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以推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建设为己任的研究会。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研究会曾反复组织讨论“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是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理念。在三峡工程的决策阶段，研究会曾反复组织论证，并将专家的建议向中央报告。3．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多年来，研究会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经典。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自然辩证法教材的主要编写者都是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骨干。这部教材至今仍用于高等学校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4．关心社会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会，大凡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难点问题，都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活动中有所反映，并能很好地向社会传播专家的观点，向中央反映专家的意见。5．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这一点给我的教育极深。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科学精神的卫士，在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中从不含混，从不手软。多年来，研究会为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了大量启蒙工作，也作了许多提高的工作。我今后仍愿做一名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积极分子，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普及略尽微薄之力。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大会讲话·为开创自然辩证法研究新局面而奋斗朱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同志们：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即将完成全部任务，就要闭幕了。在这千年之始，世纪开元之时，胜利召开这次会议对我们研究会进入21世纪后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大会有来自全国自然辩证法科研、教学和经济生产部门，以及理论界、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欢聚一堂，在总结以往成就的基础上，交流了学术思想，畅谈研究会未来发展大计，气氛热烈、内容丰富，学术性浓郁，可称得上是一次迎接21世纪挑战的誓师大会。中国科协副主席庄逢甘同志代表科协到会作了指示，对上一届理事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了殷切希望；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于光远、龚育之同志和李昌同志亲自与会并讲话，他们的指示和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与支持。这次大会还顺利地进行了换届选举，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我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衷心感谢大家对这次会议的关心、支持和信任。经过五届一次理事会的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常务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在这里我谨代表常务理事会，代表各位副理事长和各位常务理事对各位理事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一定会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不辜负理事们和代表们的重托和期望。同志们，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结合个人的学习体会，就新一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谈点看法和建议，与理事们共同讨论，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一、自然辩证法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理论指南。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胜利。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研究理所当然地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若从《共产党宣言》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算起，已有百年历史，而作为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有80年的光辉历程。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云集了众多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老专家、老学者、老领导和一大批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在学术界、在生产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曾掀起广泛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热潮。改革开放2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多年来，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取得很大的成绩。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之所以能获得发展，并取得很大成绩，也正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当今时代，人类已经进入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国际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现代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对我国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亦日趋加深；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和结构、就业方式和利益分配等多样化将进一步发展，这些变化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必然会带来深刻影响，并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如何使哲学从一种教学研究活动发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这一历史使命远未完成。面对这样的形势，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只有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才能在当今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不致迷失正确的研究方向；才能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以便卓有成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才能有效地为各个领域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科学思维方法，提高人民素质，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和各种邪教，从而推进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更好地促进我国社会主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方面，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以及研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经典著作和珍贵文献，其基本的理论观点、辩证的思维方法，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二、自然辩证法研究要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有这样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它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与之相结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在获得巨大发展的过程中，在我国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经济建设过程中，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不显现了自然辩证法的法则和它的强大生命力，对现实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研究始终坚持面向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提供各类咨询和服务；密切结合实际，推进理论研究，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搞好学科建设，已经取得很大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已经发展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专事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与文化、科学与社会，而享有广泛声誉和影响的学术团体，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的国家按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要求，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建国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一项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伟大任务。今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国要开始实施第十个五年计划。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彻底消除贫困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可以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我们自然辩证法研究就是要结合这些重大任务开展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理论分析，提出合理的建议，为完成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做出应有的贡献。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强调指出，制定国民经济第十个五年计划，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出发点。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就需要一个科学思维，就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而在这方面，自然辩证法研究就应该为提供科学的思维与方法出力。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党中央根据小平同志“两个大局”伟大构想提出的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全国经济持续增长，促进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对于加强各民族大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边防和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制订一系列具体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如高级人才培养、推进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优化、扩大区域开放、软硬环境建设等等，都需要站在哲学和自然辩证法的高度，审时度势地加以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总体上看要办的事也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加速资源开发，搞好生态环境，完善政策法规等等，而最根本的还是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妥善处理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若干矛盾关系。2000年6月，我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即西部大开发首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开发，要努力学习与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处理好全面规划与重点优先、长远发展与近期效益、渐进式发展与跨越式发展、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资源勘查与资源开发、开发与保护、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政府调控与运用市场机制等矛盾关系。而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来指导西部大开发，自然辩证法研究应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提供有效的服务。自然辩证法研究还要关心国家经济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决策过程与实施过程。在经济建设与工程项目中，人们常常重视它的经济和技术指标可行性，而忽视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以及实施的正确性。这些“软科学”任务正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自然的辩证法与社会的辩证法要结合起来，自然生态平衡与社会生态平衡要结合起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要结合起来，等等，这些研究课题也正是自然辩证法研究责无旁贷的责任。自然辩证法必须为推进科技发展服务。面向21世纪，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完成这些任务，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自然辩证法是在概括和总结科学技术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的实践表明，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进步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而且科学技术要为社会发展服务。自然辩证法的发展，有助于推进科技为社会发展服务。因为只有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正确地掌握和应用自然辩证法，才能历史地、唯物地、科学地、辩证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才能更好地认识自然界、利用自然界和适应自然界。在这个过程中，也使自然辩证法研究获得发展。而自然辩证法的丰富与发展，也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提供更加强大的理论支持。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这一思想武器的作用，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既要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又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思想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方法论。学习、研究和宣传自然辩证法，对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对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长期以来同各种愚昧、迷信、伪科学、特别是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在保卫和发扬科学精神这个主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就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倡导科学思维，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方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懈地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并将其统一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当前，我们要坚决地开展同“法轮功”邪教的斗争，彻底揭露李洪志及“法轮功”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本质，以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三、自然辩证法研究要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成果我们都知道，恩格斯的传世名著《自然辩证法》就是广泛吸收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十年间一直未停止对数学的研究。恩格斯花费十多年的工夫，对历史上的、特别是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这五大领域的许多新的科学成就，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并运用当时最新科学成就来证实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他们总是密切注视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技术的每一项成就，都是对自然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创立了自然辩证法。当代最新科学成果为自然辩证法的应用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例如，人类将更加深入对物质世界的科学认识，深入揭示生命现象的奥秘，进一步揭开脑的奥秘和认知的本质，加速知识创新工程并拓展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空间，进一步保护地球生态和自然环境，不断更新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社会结构等等。当今世界是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正给人们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知识创新不断地推动技术进步，科技——生产——社会和经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日益增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未来世界将是人类依靠科技革命和知识创新持续发展的时代。以微电子、光电子、计算机、移动通信、卫星通信、互联网络为核心的信息高科技的发展，引导着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众多高新技术领域的变革，形成一种波澜壮阔的创新画面；信息科学和通讯技术的空前发展，对当今人类的时空结构，交往方式，交易成本、特别是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它直接带来了当今世界交流方式和时空结构的重大变革；科技创新使现代经济的增长动力机制从传统的资本、技术、劳动力三要素中突现出知识的决定性作用，新的知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和重要资源；传统的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利用高新技术来加以改造和提升。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将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经济资源观念，经济增长观念，大众消费观念，以乃收入分配观念等方面的深度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诸如人的身份地位、社会的组织机构、家庭的作用功能等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所有这些，都要引起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更是丰富和发展自然辩证法的需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着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广泛吸收当代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丰富和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与实践，是我们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四、自然辩证法研究要贯彻“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在当今形势下，贯彻“双百”方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贯彻“双百”方针，有助于集思广益，使自然辩证法研究更好地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有助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为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庞大任务出谋献策与提供服务。贯彻“双百”方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繁荣与发展自然辩证法的必由之路。在过去的20世纪里，国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进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加强对我进行“西化”“分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加速，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任务远未达到人们预期的目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贯彻“双百”方针，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分析形势，以便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把握与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份、社会组织、利益机制、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这既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又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思想也空前活跃起来。针对这一新的形势，在我们研究活动中，要继续坚持与贯彻“双百”方针，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宣传，使人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和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到下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这样一个伟大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贯彻”双百”方针，集思广益对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以便更有效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中，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活动中，贯彻“双百”方针，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也只有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发展自己，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有效地开展研究活动，才有可能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战略提供科学的建议和论证，做出应有的贡献。自然辩证法要使自身得到很好的发展，贯彻“双百”方针，把自然辩证法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集中起来，则是其发展与繁荣的一条重要途径。五、自然辩证法研究要搞好自身建设为了使自然辩证法研究更好地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使自身获得不断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自然辩证法自身的学科建设和组织建设：刚刚过去的2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辉煌和科学理论充分发展的世纪。由于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的突破性进展，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为世界文明进步的新飞跃奠定了坚实基础。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飞速发展和新的科学革命，一系列新理论、新学科的大量涌现，这为自然辩证法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也为自然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自然辩证法要与时代和社会同步前进，与科学和技术同步发展，就必须把握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时代的特征，更好地吸取和体现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搞好自身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自然辩证法发展的理论基础，是自然辩证法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自然观、方法论、科学哲学技术、科学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等问题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范畴，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基础学科。近年来这些领域的研究日趋深化。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初步建立了独特的理论观念和研究体系。今后，我们应作出进—步努力，使自然辩证法获得新的发展，搞好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自然辩证法学科体系，为自然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和其它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由于我本人受知识所限，不能对这些意见加以评论。但我主张，自然辩证法界同仁应重视学科建设，作为研究会的新一届理事长，欢迎大家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多多发表意见，以促进我们这一学科的丰富与发展。搞好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对于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与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搞好现有的十一个自然辩证法博士点、三十个硕士点的课程教育和学科建设是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体系建设和教学工作良好基础，是广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拓宽新知识领域，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提高高等教育人才素质的良好基础：为此，根据当今时代的新特点。根据国家建设的总任务要求，根据自然辩证法几十年来的新发展，尽快修订自然辩证法教程大纲对于搞好自然辩证法课程教育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队伍建设是自然辩证法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份。建设一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队伍，是自然辩证法健康发展与持续繁荣的组织保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云集了众多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老专家、老领导和一大批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人才，初步形成了一支理论造诣较深、学术成果丰厚、年龄结构比较合理的教学研究队伍。对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我们必须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身建设过程中，把队伍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进—步扩大我们的队伍，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队伍水平。当今世界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取决于科技和人才的竞争。自然辩证法要完成21世纪的历史使命，就要把队伍建设好。虽然自然辩证法研究在各省(区、市)都已有了一支研究队伍，有基本完善的教学和人才体系，建立了22个二级专业委员会，有11个博士点和30个硕士学位点。拥有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专业工作者3000多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以上2000多人，45岁以下的中青年1000多人，但与形势发展要求相比，与国家建设要求相比，与其它学科状况相比，还很不相称。因此，新一届理事会应在这一方面下大功夫，采用多渠道多种方式积极培养大批人才，要采取总会与各地分会相结合，专业研究人员与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自然科学界与社会科学界相结合等方式，努力壮大研究队伍，以保证与促进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的不断发展。各位理事，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变革与发展的新时期。自然辩证法研究既要为实现“十五”计划和现代化建设第三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步发展战略目标服务，又要为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力，还要谋求自身实现新的发展，面临新的世纪和新的形势，为了完成面临的繁重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国自然辩证法界同仁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优良传统，积极开拓，不断探索，努力进取，把这个具有强大战斗力和生命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开创中同自然辩征法研究新局面而努力奋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新的世界里，一个有着巨大优越性和感染力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事业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兼论所谓反对科学主义龚育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据说，对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是一种“新思维”、“高思维”围绕最近出版的奈斯比特《高科技·高思维——科学与人性意义的追求》一书的宣传中，就作如是说。我不理解，原书名中的HighTouch为什么译成“高思维”。我在这里是在通常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老祖宗，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马克思主义总是从人的观点来考察科学和工业发展(马恩在《神圣家族》中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把工业看作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总是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总是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上、从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上来考察资本主义进程中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其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代表着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人文精神，代表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人类社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从一个方面说，正是最充分地估计科学技术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在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在人的解放、所有人和每个人自由发展中的作用的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决不是对科技发展不作人文思考的、与人文精神相冲突、相背离的什么“科学主义”。新世纪对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的重大意义当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新世纪可以预期的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提供了百年前、几十年前人们难以想像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极深地影响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各个方面，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更加关注，使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重大意义：人类面对诸多困境。这其实是二十世纪已经提出的老问题，面对新世纪的来临，又以新的形式或者新的尖锐性提了出来。战争武器问题科学技术制造的新式武器，使人类面对着可能被这种武器毁灭的危险。科学家能不思考？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令科举界和广大人们深深忧虑。当然，核冬天的预言可能言过其实，不过是核秋天。但是，核秋天也够受，何况新世纪毁灭性武器发展，威力会越来越大，人类被自己制造的武器毁灭的威胁，是存在的。所以，要维护和平与发展，要为限制和禁止毁灭性武器而斗争。这是要使科技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给人类招灾的斗争。要针对的是战争势力和侵略势力，而不是科学和“科学主义”。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食物匮乏问题，人口爆炸问题在二十世纪早已发出警号，新世纪将更加紧急，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条件的许多方面，人和自然和谐调协的许多方面，有走向更加恶化的危险。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强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成为新世纪对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的一大主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来看，人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发展，工业越来越发展，人对自然的主动地位越来越发展，这是人类进步的过程。在蒙昧时代，人在自然的压迫下能动性很小，最初的狩猎和采集对自然影响甚微。农业和土地开发，逐渐较多地影响和改变着自然。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力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的时候，上述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和尖锐起来。人类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不能不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人对自然的认识的新的前进。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科技发展和工业文明的负效应。正是许多科学家在这方面先知先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前看；一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合理发展中得到解决。现在一些人颂扬天人合一，批评人定胜天，想从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为二十一世纪找药方。在我看来，天人合一和人定胜天都要肯定，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实践，是天人关系的一个进步，是人类的自觉和自信。当然，人定胜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坏自然，而是要在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时，科学地保护自然，求得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要在更高的科学和工业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精神的新发展的状态。还要看到，过去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悲观的预言，并不都为实践所证明。所以，研究这类危机，也存在一个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问题。《中国科学报》曾连载美国罗纳德贝利在《未来学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环境问题七大预测质疑》。作者认为，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是值得重视的，但迄今尚无科学根据表明存在某种威胁全人类的全球危机。他用事实证明下列七大预测是错误的。第一个错误预测是，1968年人口预测学家保尔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预测“本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将经历一场饥荒，将有几亿人饿死，即使现在采取一些紧急措施也无济于事”。预测的时间早已过去，事情并未发生。第二个错误预测是不可再生资源将用尽，罗马俱乐部1972年预测：1981年黄金将用尽，1985年水银将用尽，1987年锡将用尽，1990年锌将用尽，1992年石油将用尽，1993年铜，铅，天然气将用尽。预测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事实也并不如此。在这期间所有金属和矿产资源的平均价格降低了40％。第三个错误预测是污染将越来越严重。实际情况表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随看它的进一步增长会导致更少的污染而不是更多的污染。第四个错误预测是将出现新的冰期，第五个错误预测是南极臭氧洞将危及整个地球，第六个错误预测是美国上空将出现臭氧洞，第七个错误预测是全球变暖。文章的论据是否充分可靠，我不敢说，估计会有争论，但有些则已经被事实证明，无可争议。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这些悲观预测没有价值。提出问题，发出警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可持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传播，就体现了这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也是如此。动员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力量和社会公众力量，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应该是能够实现的。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靠什么思想指导?还是要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能靠怀疑科学和反对“科学主义”。信息技术的挑战，基因工程的挑战当今时代被称为信息时代，二十一世纪被预测为生物学世纪。这些挑战，较之前面所讲的那些挑战，更深入地触及人们日常的生活，以至人类的自身，显现出高技术条件下社会生活中许多新的人际关系问题、伦理道德问题、人生价值和人性意义问题，等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地球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频繁、更紧密了，是不是也出现了可忧虑的人与人之间的更疏远、更隔绝?信息传播的密度和速度大大增加了，人们的知识增长更快了，暴力、色情宣传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是不是也大大增加了?羊是克隆出来了，人怎么样?克隆出一个人来，是你儿，还是你弟?基因修复已经可以治病了，能不能基因设计出标准美人、品牌儿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这类科技发展作人文思考，无疑成为二十一世纪各种社会思潮的热门话题。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创造性学说，必须面对当代世界许多尖锐问题，面对当代各类社会思潮围绕这些问题的诸多论点，在充分了解和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思想和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观察、思考、分析和判断。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需要，也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科学地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理论的基础和框架。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和反对科学主义这里还想专门谈一谈“科学主义”问题。近年来在中国，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或者“唯科学主义”(这是同一个外文词Scientism的不同译法)，在一些人那里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似乎已经没有异议的“公论”。对此，我以为还可以、还需要提出异议，加以讨论。我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从纯粹学术的意义上，从这种或那种哲学学说的流派特征上，来谈科学主义或人文主义的问题。我想要讨论的，是从社会政治思潮的领域提出的问题，主要是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中的所谓“科学主义”问题。我以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提倡科学，提倡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生问题，提倡发展科学技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潮，不管这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对科学的理解和诠释上有没有过怎样一些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不赞成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对这些主张科学、提倡科学的思潮加以贬低和指责。何谓“科学主义”?最常说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科学万能论”，一个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运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哲学、社会、人文)的原则”。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又称科学和人权)，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能够说，这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来信仰，主张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吗?既然单独一个赛先生不够，还要一个德先生，说明五四健将们并不认为科学万能，至少还得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人权是不是人文目标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的新文化运动。随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适。胡适还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艾思奇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起的时候说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描述，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的一篇文章。)当时这场论战，以科学派的胜利而暂告结束。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上面所引的艾思奇那个分析，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对胡适批判“不够彻底”的一个失误。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我以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参战的还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他们反对玄学派，支持又批评科学派，又力图站到新的科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阐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又一个进步。特别是瞿秋白参战的几篇文章，显示了刚刚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青年，面对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后人来看，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论述还有哪些显得有点稚嫩和简单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在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其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必说他有什么“科学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科学主义”的流弊。”去年七月从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其中提出，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主要积淀和浓缩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有关价值论的问题长期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视野之外，“实践”范畴始终未能溢出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对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理解，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度纠缠在作为物质总体的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等等。正是这种哲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从而使得作为科学指导的理论长期落在实践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基本上肯定陈、瞿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的。文章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评，有一些我也是赞成的。这个问题是哲学界近年讨论的一个焦点，见仁见智，十分热闹。对此我缺乏研究，不拟多论。我所不理解的是：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确有某些缺点，那么这些缺点自有其来源，更有份量的来源，没有理由要归咎于陈、瞿在科玄论战中支持了科学派的“科学主义”。拿出一顶“科学主义’’的帽子来批评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缺陷，我觉得，无助于用历史的具体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这方面确实存在的缺陷，而只会引起人们对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意义的没有根据的怀疑和动摇。国外传来一种论调，把胡适、丁文江称为“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把陈独秀、瞿秋白称为“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引申下去，把认为对社会可以作科学研究的主张，把“社会科学”的称谓，都叫做“科学主义”。当然，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这更是“科学主义”。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也是“科学主义”。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说一句笑话，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这不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吗？近年来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与上述的对中国近代思潮的历史批判有关，还与别的一些因素(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研究的渗透，科技发展与人类困境的讨论)有关。一九八七年我在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中，对这种批评提出质疑。我当时是这样说的：“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当然，如何将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一门学问，需要联系本学科的实际加以研究。目前，有的文章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确有生搬硬套的问题，因此引起人们的议论是自然的。但是热心于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去，方向还是对的，应予鼓励，不要简单地批这是‘科学主义’。”《科技日报》当时作了报导。一九八九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一次座谈中，我又提了这个质疑。我是这么说的：“科学精神是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我不大理解。是不赞成‘科学万能’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梁启超就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科学万能’论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更严重。但是，这些都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罪恶，不能归咎于科学，不能成为贬低科学的意义的理由。是要强调科学技术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物质资源吗?认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这正是对发展问题采取科学态度的结果；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靠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是不赞成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和人文现象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对象要用不同质的方法去研究，高级、复杂的运动形态不能归结为低级、简单的运动形态，同时又承认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承认研究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方法的统一性。尽管不能不同意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简单搬用、生吞活剥的毛病，但是决不应该因噎废食。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概念，无疑是社会和人文研究进步的一种推动。是反对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吗?我们应当反对为了一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利益和需要的东西而抛弃或歪曲科学真理。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同科学吻合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是我以为我们共产党人，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界，的确应当努力去建立真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服从科学真理的、因而应当称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总之，我以为，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缺乏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足够的理解和重视，而不是多了个‘科学主义’。”这个发言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收在我的一本书里。这个不赞成批评“科学主义”的意见，没有引起注意和讨论。几个月前《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何祚庥的长文，不久前《中华读书报》又发表了对何祚庥的访谈，题为《我为什么提倡科学主义》，两处都引用了我那句“也无妨”的话。《中华读书报》同一天还发表了何宏的文章《“科学主义”：我选择回避》，接着又发表了朱有志和方舟子的两篇文章，算是在一个偏远的圈子里有了一点讨论。何宏对于“几位名人乐滋滋地(把科学主义的帽子)拿来戴在头上”表示惊讶。其实，我哪里是什么乐滋滋，不过是对那种把“科学主义”当作一顶贬斥的帽子，戴到从胡适到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各种主张发展科学来解决人类困境、主张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人们的头上的做法，作了一个极而言之的反驳而已。我不赞成这样反对“科学主义”，并无意于举起科学主义的旗帜。要讲举旗帜，我们的旗帜，还是马克思主义。在反对伪科学和迷信的斗争中，也遇到了所谓“科学主义”的问题。搞伪科学和迷信或者对反对伪科学和迷信表示不赞成的一些人，有一个论点，叫做“用科学来反对迷信，是科学主义”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说科学也好、迷信也好、医学也好、巫术也好，各自都是一种文化，不同文化，没有真假、对错、优劣之分。此种高见实在难以苟同。当然，对各种社会文化或者反文化现象，都要作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不能简单视之。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过去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是，总要比较、鉴别，那就要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来作判断。而这，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就是该反对的“科学主义”!这样来反对“科学主义”，不过是为伪科学和迷信提供庇护所。有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与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的结合关于人文精神的学术讨论诸多歧见，就得到人们较广泛反响的意见来说，是针对着这些年不少人物质欲望恶性膨胀，精神追求、道德理想出现滑坡而发的，也是针对许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相对说来不够受重视甚至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和岐视的情况而发的。这些的确是应该认真注意和努力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解放作用。倡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主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就是要求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所以邓小平理论讲科学，既把它当作伟大的物质力量，又把它当作伟大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只看到生产力。邓小平理论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科技工作会议上，同时讲了两篇话，一篇讲《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篇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都是属于社会和人文的范畴。此事有偶然性，也可以说有一点必然性。邓小平理论重视科学技术，而科学，邓小平说，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现在党中央也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高的战略地位，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精神文明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是科学、教育、文化，再一个方面是理想、道德、纪律。精神文明建设中两手齐抓，科学发展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科并重，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在反思迷信和伪科学盛行的教训的时候，许多同志指出，我们教育的缺失，不仅在于科学精神不足，而且在于人文精神不足。我赞成这个意见。什么叫人文精神?人们说了许多，有些说得很有启发，有的说得玄玄乎乎。我无意在这里给人文精神作一个界说。我以为，通俗地说，用我们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就其核心来说，我们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讲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这中间的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虚，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失落、混乱和迷误而来的。生老病死，得失际遇，穷达祸福，顺利和挫折，机会和风险，在人生途中，在这些问题面前，如果没有科学的通达的态度，没有高尚的坦荡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义和迷信所俘虏。所以除了要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还要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讲价值问题。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在批判什么“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来提倡人文精神。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从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直到今天，始终存在着把科学和科学精神排除在探讨人生观问题之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人生观问题似乎只能是宗教和玄学的事。”《读书》1999年第12期发表丁田洛的一篇《宗教、迷信和科学》，2000年第10期发表了荒川的一篇《宗教、迷信、科学、理性和吸烟》同前一篇讨论，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当然不能只靠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伦理和道德，政治和社会，影响于人生观甚大，但这些又都必须贯穿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TheHumanUseofHumanBeings）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科学界的优良传统中的道德观念，既是一种宝贵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和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对科学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张扬不力，也是我们的科学教育、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弱点。总之，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时代问题于光远经过许多年的观察与思考，特别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中，我觉得应该认真研究“我们现在究竟正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的问题。我考虑了一下，认为世界百多年来经历了四个时代：1．从20世纪(也许应该再提前到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2．从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个时代。3．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冷战时期，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都不是我想研究的时代。我想研究的是我们正处在的时代。它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这第四个时代可以从20世纪九十年代算起，同人们说的“冷战后时代”一致。也可以考虑把这第四个时代的起点划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在我想研究的这个时代前的三四十年，这个时代的前奏曲已经开始了。我这样分四个时代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把这个“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定了个名称：“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并对这个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作了分析。为了把这个世界史的分析工作做好，我不得不从我上面写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写起。我接受列宁提出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发展到的“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的理论。还要从更早半世纪说起。1850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科学的概括。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就是这样的史实。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明确，也非常精确。漠视这样的论述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规律是在一切情况下起作用的，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在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历史总是走着一条或者若干条具体的路。身临其境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作出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分析，提出这种或者那种具体的主张。因此，研究时代问题时又不能限于历史的总规律。列宁在我上面说的“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时代”中就是这么做的。大概在198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年，我第一次访问瑞士，先到苏黎士。在苏黎士参观列宁住过的街区。我们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代表团的名义去访问的。我们要求参观的项目也是这个方面。因此接待我们的主人身份不低，有可能是苏黎士的市长，他非常热心，亲自陪我们在很狭小的街道里步行。找到列宁住过的房子，他还给我们看了当年列宁在警察所登记的文件。在这之后，我们又去伯尔尼。在伯尔尼，参观伯尔尼图书馆是我们的主要活动日程之一。在伯尔尼图书馆，一位负责人向我介绍，1915年列宁住在苏黎士研究和写作帝国主义理论的时候，曾经利用伯尔尼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优良的服务。按照这个图书馆的制度，读者的借书条要暂时保存五年，然后销毁。他们没有想到，没有到五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列宁出了大名，于是借书条就一直保存下来了。这个图书馆还特别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借书条。20世纪初的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伯森就用“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作为书名写了一本书。列宁的研究似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开始的。他的《帝国主义论》是1916年春完成的。那时候的世界，从经济上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从政治上说，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6年的世界历史正如列宁论述得那样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的世界大战，使俄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利用这种特殊的有利条件夺取政权成为可能。而且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行动，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1917年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这个革命取得了胜利。无论历史学家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它以后的历史怎么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总应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是“取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可以和应该讨论的是，这一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必然走向失败?或者也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现在前苏联的确是失败了。这个失败，究竟是必然的——即不可避免的呢?还是可以避免，只是由于以后斯大林为首的前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错误导致失败?列宁1923年写了一篇题为《论我国的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违背不违背1950年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它所起的作用究竟应该作怎样评价?这篇并不长的文章，是列宁在当时俄国的国内外条件下决心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追述，文中所写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研究当前时代问题必须追溯的、必须讲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接着讲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二个时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时候世界上不再是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还居优势，但已经不再是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的社会形态。这个时代还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时代，但是有了一个新的特点，这时候的战争和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情况下的战争与革命。斯大林把这个时代叫做资本主义总危机，这是斯大林一系列错误的根源。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个说法：“帝国主义一天天走向崩溃，社会主义一天天走向胜利，”它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一个意思。怎么称呼这个时代呢?似乎没有一个专门的、大家常用的名称。现在我再写一段“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世界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四十年代。尽管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上基本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很尖锐，但是具体的世界历史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发生在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实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之间。这个时代的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苏联和英、法、美的联盟打败德、日、意。总的说来资本主义世界是削弱了，三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战争中大伤元气，而且在战后处在战败国的地位，另外三个大国，除远离战场的美国外，国民经济都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苏联在战争中受到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是威信很高，而且世界上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再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家，它有了不少盟国。而且在它的盟国中有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个“现代世界历史的第三个时代”，包括整个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还不是现在我正在讨论的那个时代。前面所写都是为讲清楚“现代世界历史的第四个时代”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这个时代才是我这篇文章所要阐明和发挥的。大概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这个年代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调整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国内推行“福利主义”、“人民资本主义”等政策，缓和国内阶级斗争，在国外以“打着领带的战士”代替“拿着枪的战士”，即依靠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不再依靠军事实力征服别国。这种做法，最初我们中国人写的文章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这样资本主义世界就从战争时期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陶醉在胜利之中，对自身的重大弱点、缺点没有认识，不下决心改变，仍旧按照过去那样的指导思想行事：苏联不顾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致力于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被美国的星球大战牵着鼻子走。我们中国则没完没了地搞“阶级斗争”，而且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搞阶级斗争，把自己的许多力量消耗掉。结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文化上去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这样一种剪刀形的变化，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人民的不满。其结果是，并没有经过什么暴力行动，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巨变。用我的语言来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历史上发生一次“地壳变动。”应该说，世界历史又进入了新的时代。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冷战后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等说法。我不完全赞成这些提法，我觉得它们没有说到本质上。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处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这个见解我在1996年5月中国太平洋学会召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这是近年来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时代问题的文章。我这里说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意思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实行上面说过的那样的调整。调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文化上去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调整，经济文化上不去，结果解体的解体了，巨变的巨变了，而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也不得不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样就是当前社会主义世界改革的历史大背景。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时间会很长，很可能整个21世纪都处在这样的时代。经过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是原来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的国际关系也再不是原来那样的国际关系。世界究竟会变成怎样?对这我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不想讲。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别人注意和讨论我的见解,我希望的是我国理论界大家各抒己见发表对时代问题的看法，在比较大的范围开展讨论，取得尽可能高的科学成果。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关于时代的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我来说是同我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看法有关。十好几年前，我提出事实上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说，我认为有两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涵义：一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起来后，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的社会生产力，于是社会经济制度就会发生变革，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社会。这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我在这里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今从来没有过。它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至今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知识，由马克思最早作出的科学诊断。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只是抽象的、观念上的东西。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合规律地产生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路程，历史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而且越朝前走，回头路越走不成。如果全世界同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世界历史当然不可能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那时只有一些国家建立起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它们决不可能再退回资本主义，而且那些尚未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不是能同它们进行竞赛的对手，也不可能损害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同这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一样，还有另外一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是某些国家由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夺得了政权，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而建立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种第二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这种涵义下的社会主义。这些国家里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处于竞赛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总之，前面说的第一个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而后面说的第二个涵义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有再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在俄国和东欧已经成为现实。当然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条道路——改革。经过改革，这些国家得以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我的关于当前世界处在“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看法，第一次是在1996年5月3日在中国太乎洋学会召开的“太平洋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阐述的。1996年9月发行的《太平洋学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发言。1996年12月出版《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一书时，我把这个发言与1988年9月22日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问题第22次讲座”上所作题为《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若干基本概念》的讲话提纲编在一起。这篇讲话提纲近七万字，分1．当代社会主义；2．当代资本主义；3．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相互影响三个部分，共33节。关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系列中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属于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多方面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竞赛以及其它形式的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讲话的中心内容。在这个讲话中我指出，虽然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社会发展史序列中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同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分不开。十三年前讲的这番话，今天当然要重新审视，可是关于两个社会主义社会概念的思想我是一直坚持的。1988年9月的这个讲话是我提出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的一个来源，当1996年12月出版社愿意把我在那个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出版的时候，我把1996年的那个发言和1988年的讲话编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近年来写的关于时代问题的第二篇文章是1998年写的《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第一篇文章只对历史发展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论述，没有从主观方面写面对我们的时代人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在第二篇中我就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地认识时代、适应时代。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把讨论时代问题列为主要议题。这是现在世界的现状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国际责任所要求的。我认为党的15大本来就应该讨论时代问题，可是我看当时没有这个准备。没有提出这个建议。党的16大应该在2002年召开，在1998年我写这第二篇文章的时候，离16大举行还有近四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理论界应该好好研究、好好讨论时代问题，为党的16大报告的起草者提供研究成果。这篇文章发表后，大约有近十家报刊登载了这篇文章，反应还算强。但离我的期望比较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多中间能抓紧研究讨论，能够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说老实话，时间过得很快，现在还没有看到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发表出来。我的信心已经不很足了。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认为在我们中国研究世界处在历史大调整的时代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不是脱离世界而存在，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因此作为肩负着指导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使命的党来说，对整个世界的问题应该拿出深刻的见解。我写《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我们又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心中总要时刻想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对整个世界不作深刻的论述不行，只讲中国如何如何，是不可能把问题解决透彻。同时，反过来如果我们只讲整个世界如何如何，而不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中国本身处在怎样的时代讲出一番深刻的道理，当然也是不行的。因此我认为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还是要再研究一番。最近我再一次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夺得了政权之后，中国社会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哪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是冯兰瑞和苏绍智两位1979年在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所作的联合发言中最早提出的。不过他们用的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和名词是我在1981年最早提出来的。以后我一直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从八十年代初起的十年的时间中，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生产关系的特征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共同发展。后来(回忆起来大概是在1992年前不久)，我明确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这个思想见诸文字是在1993年晚春我为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的成立会所写的一个书面发言中。在我明确了这一观点之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了。进一步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与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这个“不发达”，到底是怎么“不发达”法?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必须讲得更具体些，范围更窄狭些。于是写了几篇说明这一观点的文章。这里我想讲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时代问题”的关系。“时代”原本是全世界范围里讲的概念，但是也常常用来讲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作为中国人，在研究“时代问题”时，当然要考虑整个世界的问题，同时也应该考虑考虑我们中国处在什么时代的问题。后来我想把“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概念，同我在上面讲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第二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作一个对比。这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形成的概念，本来是不可比的东西，但是现在我硬把它们对比了一下。这么一比，我倒从中看出了一个道理：虽然这两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说的都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程度低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与上述第二种涵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必须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有一个更高的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它的前景。没有——或者失去了这个前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我们中国现在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具有信心，在我国可以也需要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这是我最近才开始讲的道理，因此我还没有写进文章里去。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就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所特有的，世界上别的国家只要它们基本上具备和我们中国相同的条件，他们也就可以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前因为我们不想对别国的事情多说什么话，有意识地不去议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般意义。因此我们过去一直只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时代问题”，我认为提出上面写的那个问题来讨论一下，对于理解概念的精确化会有好处。1999年上半年我写了第二篇关于时代问题的文章，题目是(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要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文章中说，时代是历史形成的，非人们的意志所能左右，但我们主观上要对它有一正确的态度，并且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这就是要去适应这个时代。文章中我还引用1848年恩格斯在莱茵河畔和友人一次谈话里的语言，说我们应该最充分地适应我们的时代。我认为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应该把讨论时代问题作为会议的主要问题。我认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对时代问题的看法。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说的是全世界的事情，它对我们中国当然有带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特别在经济方面受整个世界的影响更大。我们中国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特征，是由全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由于中国具体的特殊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夺取到了国家政权。同时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从这一点出发而得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应该承认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研究应该继续前进，这是最近我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上面我是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讨论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问题，还应该从生产力方面来讲讲时代问题。特别现在我正把我的这篇现成的稿子拿出来作为邝昕的《中国现代化论纲》一书的代序时，对从生产力方面看时代这件事应该多写一点。1996年在太平洋学会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中，我也讲到从社会生产力方面看时代的问题。当时我讲了一个“我们不但要认识地球之小，而且也要认识地球之大”的观点。后来我认识到那个发言中对这方面的见解没有抓准，在看到了OECD关于知识经济的报告之后，我接受了报告中关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提法。经济生活离不开知识，可以说是从远古到当今都适用的一句话。但是“知识经济”却的确是世界历史上的新事物。知识经济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概念。在这种知识经济中，知识的含量特别高，而且当今专门生产或者专门经营知识产品的产业越来越发达。这种现象是过去没有的。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涵义就是：知识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特别高，或者说居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到来。但是说它已经开始露头，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现在已初见端倪，我认为这么说是符合今天世界实际的。当然世界各国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这件事情上，是很不平衡的。我觉得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提法很好，不过还是有些问题要研究。比方对要成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含量必须多高，就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就是对知识经济中知识含量多少，该用怎样的话来概括，也不容易。如果想把事情说得更具体那就更困难，因为知识含量很难用数字来表示，不便统计。从理论的角度我不同意OECD报告里说的：“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那样的话。因为任何经济的基础都是物质，而“知识”(它同“信息”非常接近，它们可以说是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来说的两个名词)它本身不是物质，只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它也需要物质载体，但是所需要的极少。知识一定要和物质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现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还只是初见端倪，这个时代同我前面说的“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并不是同时开始的。我看到一篇西方经济学家的文章，他说新经济并没有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提出什么要求。就当前人们说的新经济来说，事情恐怕是这样。这些我都没有什么话想说。我只是对“什么是知识经济”的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出于差不多的理由，我也不赞成把知识经济同资源经济对立起来。我还说过，现在就怎样的经济才算是知识经济这一点并没有说清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就无法在统计上表现出来，知识经济时代的概念也就说不清楚。我主张在实际工作中要解决这个统计中的问题。总之我认为对知识经济有许多理论问题要研究，但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时代的提法是抓到了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的新的时代特征的关键。现在人们对“新经济”谈论得很多。我不反对使用“新经济”这个名词。但是“新”与“旧”是相对的。昨日之“新”，可成为今日之“旧”；今日之“新”亦可成为明日之“旧”。只有比较稳定的东西才可以成为时代的特征。因此作为时代特征的新经济我认为就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西方的学者谈论新经济时可以不谈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对这一点我可以理解。因为最近新经济现象就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出现的，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束缚。我在上面说，现在还不能说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我在前面一直说我们已经进入世界历史大调整时代，这就是说从生产力来看的时代同从社会经济制度来看的时代可以不是同步的。我看到一篇美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发展新经济并不需要改变社会经济制度。我并不反对他的说法，但是美国现在发展新经济不需要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不等于以后一定不需要。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可以并且应该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当然目前只能做到有限度的)，那就不能不以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为前提，而且事实上我们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发展新经济——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就不能不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乃至意识形态方面下大功夫。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的几点建议李昌我衷心地祝贺这次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祝贺本次会议选举出了以朱训同志为首的新的领导班子。我们现在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就是说，正在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知识经济社会，知识创新，归根到底是人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向中央提出了以下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我们要在本世纪50年代后，在教育方面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美国在经济、军备、科技上都比我们领先，它又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策，因此，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就要受欺负。最近，美国又颁布了《与澳门关系法》，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赶上他们不容易，但是，我们要迎头赶上，从教育方面，特别是从高等教育赶上，要把中国丰富的人力转化成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二个建议，要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加以维护和改善。我们现在进行西部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人工改善生态环境的措施，比如中央决定修筑青藏铁路，这对西部的生态环境有很大的改进。但是，我提出还要建设社会生态环境。因为我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发展，但是，民主和法制建设、反腐败的斗争却远远滞后，腐败大案层出不穷，而且越来越大、越惊人。最近公布的厦门走私大案，使得国家损失300亿元。最重要的是，厦门的党和政府一些领导干部没有坚持党的“三个代表”，市的很多高级干部，包括市公安局长、厦门海关负责人、市委副书记都是大走私犯的同伙，而且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拖下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搞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建设。建设社会生态，第一，不是党政为民作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要实现更切实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老百姓作主，共产党只是人民的代表，即“三个代表”。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他的代表。如果党不作“三个代表”，那么，共产党就要垮台，红旗就必然落地。第二，实现市场经济的体制，我国公有经济为主，国有的、集体的、私有的、多元经济同时发展，大家都赚钱，都有效益，同时也增加国家的税收，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发展国家的生产力。第三是建设人文的环境，那就是，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把中国的丰富人力转化为人才。中央最近表彰和重奖吴文俊、袁隆平同志，都是人才战略的表现，所以最关键的是要优先大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我把上述建议向中央和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同时，向各个省、市都分送了这个报告。现在，有的作了回应，对我这个报告基本上是赞成的。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现在我提出第三个建议，就是我们要实行“双百”方针，展开学术的争论，使得学术更加繁荣。小平同志曾经讲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要争论。对此，我的体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利用暴力来批判异己，甚至“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其流毒严重，改革不易。所以，小平同志主张暂不要争论，“发展是硬道理”先集中发展。但是，经过改革开放20年，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立了。建设的实践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江泽民同志又有了“三个代表”的充实，对此，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贯彻落实。现在我们对经济增长速度的看法就有值得探索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一方面，东部地区迎头赶上实现超越式发展，贫困的地方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有些地区老百姓还很穷，还没有达到小康的水平和“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整体核算的结果，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认为中国年经济增长7％到8％是规律，各地区都不能超过，那就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地区起了制动作用，而对仍然穷困的地区又没有起到引导和督促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个前瞻性、科学性和实效性的发展大课题，即贫困地区如何抓紧历史性机遇，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个课题是个很难的课题。我在这里提出来，希望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同志能够深入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周传典有些错误可以犯，有些错误不可以犯。事关决策的重大问题，一旦错误，代价将是惨痛的。我们观察世界工业技术的发展，不管它开始兴起时有多少流派，总都是向最佳效益的方向流动，经过取长补短，去弊趋利，终归要流到一个汇集点上去的，无非是时间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对于晚一些的国家和地区，会显现出经济效益差、发展慢的特点。所以我们搞工业化，办现代企业，应该从战略上注意世界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这一点很为重要。我们观察20世纪的后50年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轨迹，就有过深刻的教训。再进一步研究90年代世界技术发展同我国现状的异同，更有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需要加以探讨，在此提出来请大家考虑。十年来，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1)为什么全世界电炉钢比逐年增加，而我国却逐年下降，从23％下降到15％?(2)为什么全世界直接还原铁逐年增加，而我国的直接还原铁产量既少得很又踏步不前?(3)为什么全世界焦炉逐年减少，而我国还在增加?(4)为什么全世界铁钢比下降，而我国还在上升?在这几方面，全世界在往南走，我们却向北行，难道我们不应该回头看看，而且仔细想想吗?这些问题不是一般性的技术问题，都是技术政策上的大事!一、过去50年的两大教训50年代，我国始建钢铁工业时，遇到过两个技术政策问题：一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拆平炉建转炉，而我国却在大建平炉?二是为什么西方国家用细磨精矿制造球团矿，而我们却在大搞烧结矿?当时在国内展开过争论，或者说有过不同的意见，因为持不同意见的人占极少数，争论不起来，就继续沿着老路走下去。关于平炉转炉的争论。最近，鞍钢老总工程师杨树棠同志写了一篇回忆录，叙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鞍钢在已有两个平炉钢厂后要建三炼钢，杨老主张建转炉，多数人主张建平炉，问题提到北京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周总理很重视，告诉冶金工业部研究。这时，比利时共产党代表团来访，向毛主席建议采取欧美发展转炉的技术路线，不要用苏联的平炉，毛主席从冶金工业部专家包括苏联专家在内得到的答复是“平炉好”!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结果一时使平炉一统天下，鞍钢、首钢、武钢、包钢、湘钢、成都无缝、上钢、天钢，相继都建起了平炉。据杨老测算，当时吨钢投资转炉只为平炉的50％，生产成本转炉为半炉的80％。算一细账，可知50年来全国有多大的损失!杨老因此沉痛地说：“这样争论的结果，使我国应用大型氧气转炉炼钢工艺的时间，至少推迟了20年，技术水平也远远落在国外的后边。”现在2000年了，我们还在消灭落后的平炉。关于铁矿石造块技术的争论，用富矿粉造块，烧结技术是唯一的选择，东西方的看法和作法是一致的。但是用细磨精矿如何造块?却有不同的观点，西方用球团技术，苏联选择烧结技术。在50年代，凡是苏联技术都是先进的，这种不正确思想，深植人心，在我国只有学习苏联一途。但是在这一面倒的形势下，也有人提出来应该搞球团。北京钢铁学院陈大寿教授、钢铁研究院李公达主任，还有上海的冶金界都有人提出过。他们以北美、北欧为例，说明世界细磨精矿造块技术的发展趋势是球团，不是烧结。但是中国的技术界对这个大趋势未能引起重视，仍然紧跟苏联，选择了烧结，于是全国皆烧结了。以后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烧结精矿有缺点，由于FeO高，还原性不好，凝聚性差，烧结时产生的粉末多，成品烧结矿在运转过程中容易破碎，都给高炉冶炼造成困难。而北美、北欧采用球团法，经过氧化焙烧，产生的粉末少，是受高炉欢迎的好炉料。今天可以作出结论，正如在炼钢争论中少数人杨树堂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一样，在造块争论中陈大寿等少数人的意见是正确的。几十年来，中国的烧结工作者针对烧结精矿的缺点，提出过一些补救办法，以改进烧结工艺，部分地纠正了烧结法的缺陷。如高碱度烧结、球团烧结、小球烧结、低温烧结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只能部分的收效。以后，到了70年代，鞍钢、包钢续建，采用了球团法，无疑这是正确的选择。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同样的规律，即忽视世界技术发展的新潮流，走相反的方向，结果只会导致大的错误，造成更大损失，我们应该引为历史教训。二、探讨当前的问题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如何探讨当前的问题?我们应该选择正确的方法。不久以前，一位专家送来论文征求我的意见，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不适宜提倡电炉。他收集了几个钢厂的实际生产资料，来证明电炉钢的成本比转炉钢高，理由相当充分，看来很有说服力。但我认为他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不妥，表面看，他得出的结论似乎有根有据，可能是正确的，如从纵深考虑，就有可能是错误的。我建议他用另一种方法去分析，要用对比分析和深入分析的方法，对比世界电炉的各项指标和原燃料价格，找出不同点及其原因，深入分析我国成本高的根源所在，然后再下结论。记得1982年在武钢召开全国炼钢会议时，我曾批评过平炉派，有一位厂长却反驳说，有一些钢种转炉就是炼不出来。这很清楚，因为他长期搞平炉，对转炉不熟悉，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今天我们对电炉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错觉，认为在中国就有这个特点，生产成本肯定要比转炉高呢?在此，我不打算论述前边提出的四个问题，只就“中国不宜提倡电炉”的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引起钢铁界的关注和研究。我们研究美国钢铁工业起伏兴衰的历史。这个早在1953年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后来发展到1.38亿吨的钢铁大国，在技术上曾经一度安于现状，止步不前，被日本、欧洲抛在后面，一蹶不振，钢产量一直下滑到1984年的600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万吨。在此情况下，他们寻找出路，若建设长流程现代化钢厂，投资太大，且影响环境。几经研究，他们终于找出短流程这条新路。短流程的好处是：第一，投资省，在美国当时的条件下，短流程要比长流程节省投资50％多；第二，成本低，短流程要比长流程的成本低37％；第三，环境保护好，而且建设速度快，几年同他们就形成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我1991年赴美考察时，美国短流程生产产量已达到钢总产量的36．8％，得以重振钢铁大国之雄风。美国钢铁协会曾预计，到2000年这个比例可以增加到50％。我回国后向领导汇报，领导说50％就可说是一场革命。因此我发表了《钢铁工业的第三次革命会来临吗?》的文章，不赞成者甚多，使关于电炉在中国会不会发展的争论，悄然升起。10年来的情况如何呢?国内在过去的10年内电炉钢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从23％下降到15％。我认为这同贬低电炉，不加以研究不解决其问题有关。国际上除美国外，10年来短流程的钢产量也都在逐年增加，据1996年调查，全球短流程钢产量占钢总产量的比例已达35％，其中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发展最快，已超过56％，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变。最近报载张乃平同志翻译的关于短流程钢厂讨论的文章，说这几年欧美国家电炉钢的比例还在继续增加，转炉钢比例则有所下降。在东方，韩国、中国台湾省的电炉钢比例已达41—42％左右，东南亚各国也在增产电炉钢，印度新五年计划要把电炉钢产量翻一番。根据以上情况，我向大家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电炉钢比逐年增加，而我国却逐年下降呢?反对电炉的人们，认为中国废钢、电力供应不足，电炉钢的成本比转炉高。主张电炉在中国有发展前景的人们，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北京科技大学黄务教授的论文指出：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省的废钢社会贮存量远不如中国内地(笔者分析东南亚、中东国家的废钢社会贮存量更少)，他们采取部分进口的办法弥补不足，来发展电炉，说明废钢不足不是限制电炉钢的充分理由。当然除废钢外，还有电的问题。的确当前中国实际生产的电炉钢吨钢成本要比转炉钢高出100多元／吨，任何人当厂长也会压低电炉生产的。为什么电炉钢成本高?有几位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的电价高得不合理。宝钢周渝生教授撰写文章指出：美国大湖区域电炉用电价格为0．25元／(kW·h)，德国钢厂用电价格0．27元／(kW·h)，耐材协会调查中国台湾省的电炉用电价格为0．24元／(kW·h)，韩国从中国内地运煤去，电价却比我们低。据测算按我国现行电价0．50—0．60元／(kW·h)计算，电炉钢比转炉钢成本高出100多元／吨，如果电价为0．25元／(kW·h)，则情况将会逆转，电炉钢成本要比转炉钢成本低100多元／吨，任何人当厂长也会增产电炉钢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什么中国电价这么高?这同中国电力产业是垄断行业有关，原因是复杂的。看来只有改变电力政策才有出路。最近，报载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打算要改革电力政策，废除垄断，使电力也进入市场。这对电炉及几个耗电大的行业，是一个好消息。当然，电炉钢厂自身也要下大力气，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技术，提高现有技术与装备水平，努力降低成本。江苏冶金厅副厅长徐仲林说：“江苏沙钢在电炉上基本实现一、二、三，即冶炼时间1小时，电极消耗2公斤，吨钢电耗300kw。人工费用只占成本1．5％左右，生产效率较高，成本约1600元／吨坯，已达到长流程生产水平。”今后如能在电价方面给予优惠扶持，电炉钢生产也将会像目前世界发展趋势那样，得到较快发展。最近在16个单位联合召开的“中国高科技论坛”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上，我有一个发言，建议电炉反对派认真总结江苏省的经验，特别要拿出沙钢、兴澄、淮钢的经验和数据，不要总是摆弄全国未经改造的工艺落后、设备陈旧、规模太小钢厂的数据。除经济因素外，还有环保问题也是迫使国外努力发展电炉的另一原因，电炉有利于环境保护，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考虑，都迫使他们这样去做。目前，人们已经感到CO2的排放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据报道：过去50年因温室效应，南极气温上升2．5℃，达到零下3℃，全球气候异常现象剧增，这是大家都感受到的。又一预测，现今全球工业化加速，CO2的排放与日俱增，南极升温将会变快，冰雪融化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情况促使注意到气体排放的各国领导1993年在日本京都开会，决定把CO2排放量压缩到1990年的水平，而且每两年开会检查一次。一位华裔美国教授告诉我，他们在进行不用含碳燃料冶炼钢铁的研究，设想用核电为热源，用海水制H2作还原剂，以消除CO2的排放。钢铁企业排放的CO2在我国占10％左右，我国又是世界第一产钢产铁大国，到一定的时候还能允许我们维持目前的排放吗?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应该看远一点。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曾经要求后代要顺应世界之潮流，至少在科学技术方面，这句话是真理。有识之士都承认21世纪是信息技术时代，如果我们不顺应这个潮流，而去逆潮流行事，后果将会如何呢?我们总结50年来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深感40几年前逆世界潮流而行，排斥转炉让平炉一统天下，甚为失当。今天我们排斥电炉让转炉一统天下，我相信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同样会批评我们。让历史来证明吧!一位老同志说我，你这个高炉、转炉工作者也给电炉说话，是自我否定?我说这是形势所迫，我们应该研究世界潮流，分析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措施，把逆向发展的潮头转移过来，逐步走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决不是提倡马上就扒转炉、建电炉。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开拓创新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王国政各位代表，同志们、朋友们：在人类刚刚跨入新千年之际，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志们相聚在一起，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共商自然辩证法在新世纪的发展大计。在此，我代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现在，我受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敬请同志们审议。一、四年来的工作总结四年多来，研究会在中国科协和四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在会议活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交流、书刊出版、学会整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主要是：1.弘扬科学精神，反对邪教、迷信和伪科学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一直是我会的重要活动内容。将近20年前，我会前理事长，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的于光远同志就开始抓同迷信、伪科学作斗争的工作。1981年8月，针对当时出现的“耳朵识字”问题，于光远同志就曾经发出“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宣传”的呼吁。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我会于1995年成立了由何祚庥同志领导的“保卫和发扬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从1995年起，在两届科协主席朱光亚、周光召的支持下，由我会继任理事长、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继任主任龚育之同志主持召开了以“捍卫科学尊严、破除迷信愚昧、反对伪科学’’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到2000年6月为止，已经召开了8次研讨会)。在第一次研讨会上，通过了由我们研究会起草的一份倡议书，分别向科学工作者、领导干部、新闻出版工作者和立法与执法机构发出了如下倡议：(1)倡议科学工作者“坚持科学精神，遵守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严密性和规范性”。“对尚未被科学界所接受的假说，取认真研究、科学求证的态度。对违背基本的科学事实和规律，弄虚作假，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行为，坚决抵制；(2)倡议领导干部和管理工作者“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被全部科学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支持严肃、严密、规范的科学实验和科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支持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活动的斗争，帮助克服阻碍这种斗争的阻力”；(3)倡议新闻出版工作者“不给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的传播提供载体”，引导群众‘‘选择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4)倡议立法和执法机构“取缔各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迷信活动和组织”，“保护向迷信愚昧和伪科学活动作斗争而受到威胁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这四条倡议反映出科学界的一种呼声，一种诉求，在社会各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96年，在我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龚育之同志在他所作的题为“论保卫和发扬科学精神”的发言中，重点强调了这方面的工作。他指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是一种中国现象，也是一种世界现象；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代现象；是一种在公众中存在的现象，也是一种在科学界存在的现象。因而，这是一种需要从多个角度、多种学科加以科学研究的认识现象和社会现象”。1997年，于光远同志在列席党的“十五大”期间，就曾在书面发言中说，如果我们不对伪科学进行坚决斗争，不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十五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将得不到意识形态的支持。”同年，在政协大会期间，龚育之、何祚庥和郭正谊在他们所作的一个书面的联合发言中，针对当时愚昧迷信和伪科学泛滥的现象，“心所谓危，不得不言”，说出了他们的忧虑和建议。他们指出，愚昧迷信和伪科学泛滥横行，危害极大，除了危及人民生命之外，“一是危在思想基础，二是危在社会安定”。就是说，迷信、伪科学、反科学盛行，神秘主义盛行，会从思想上侵蚀和危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上的迷信和神秘主义，又容易导致会道门、邪教、黑社会一类组织，从而在政治上扰乱和危及我们社会的稳定。1999年4月20日，在两科联盟纪念“五四”的研讨会上，针对当时迷信和伪科学十分猖獗的现状，于光远同志再次提醒道：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会后，仅仅过了5天，就发生了1999年4月25日万余名“法轮功”练功者包围中南海事件。1999年7月，在论坛会上，任继愈同志作了题为“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报告，龚育之同志作了题为“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报告。同年10月，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上，龚育之同志又作了题为“科学界应有的反思”的专题发言。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科普大会上，两科联盟委员会因在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伪科学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而被评为先进集体。在各级领导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四年来，我会在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的活动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我会和河北省科协以及省研究会联合举办了“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讨会”。与会者无情地揭露、深刻地分析了伪科学现象，呼吁全社会都来反对伪科学，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会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当地科协的同志称为“最成功的会议之一”。我会还和山东省科协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树立科学精神，反对愚昧和伪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讨会”，于光远同志到会并讲话，指出：党政干部参与迷信活动是一种腐败现象。与会者从实践和理论上揭露了巫医、算命、伪气功等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现象，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国内外社会背景，从认识论、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角度批判其错误本质，指出其骗钱害命、破坏社会稳定、干扰四化建设的危害性，讨论了科学、潜科学和伪科学、宗教和邪教、民俗和迷信的区别和界定问题，提出了遏止其滋生蔓延的政策、法制和科普诸方面的建议。这次会议受到了山东省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1999年夏季全国揭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政治斗争中，研究会的许多同志通过大会发言、科普讲座、接受采访、撰写科普文章或著作等各种形式，积极参加批判“法轮功”的活动。为了表彰和奖励那些长期与各种愚昧、迷信和伪科学进行坚决斗争贡献突出的同志，我会与广西省科协及其所属报刊联合举办了两次“反对伪科学突出贡献奖”表彰大会，对在反对伪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进行了表彰。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现象在美国、日本、韩国等不少国家都先后出现并十分猖獗，因此反对伪科学，保卫科学精神也需要各国同仁相互交流与合作。为此，我会邀请美国著名职业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先生来华表演和进行学术交流。司马南同志还与兰迪先生联合举办了题为“悬赏‘通灵人’新闻发布会”，向那些搞伪科学、反科学的人提出挑战。此外，我会还有代表参加了世界怀疑论者大会，向其他国家的代表宣传我国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的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与会者们的高度评价，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我国在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方面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我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坚持科学精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周易”，反对打着周易的旗号搞算命和迷信活动，探讨易学为当代文明建设服务的途径。先后举办了“易学与当代科学”、“中国哲学与易学”等20多次学术会议，组织编写了《易学智慧丛书》、《破除迷信丛书·算命透视》等著作，曾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另外，何祚庥院士还主编了《伪科学曝光》和《伪科学再曝光》，该书通过学者评说、媒体呼声、案例分析、理论探讨等，对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鞭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系列的斗争实践表明，我会在反对伪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方面，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走在了斗争的前列。这也反映出我会的历届领导同志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目前，虽然我们在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尚未结束，仍在继续。其主要表现在：李洪志等一小撮“法轮功”骨干和顽固分子仍然存在，他们的活动从原来的地上转入地下，从原来的公开组织转入秘密组织，从国内转向国外，他们与国外各种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在“世界千年议长大会”、“世界千年首脑大会”和悉尼奥运会期间，进行各种反华活动；他们通过发送反动传单和电子邮件等形式，传播其所谓的“经文”，煽动一些尚未醒悟过来的“法轮功”痴迷者通过在公共场所聚众闹事甚至纵火自焚等形式，继续向我国政府施压，继续与我国政府对抗。由此可见，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的斗争远未结束，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前年，筹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去年，成立了“反邪教协会”，这表明党和政府反对迷信、邪教和伪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决心和信心。今后，我们要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除了继续用大量的事实揭批“法轮功”歪理邪说及其危害之外，更为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的科学精神教育，从根本上坚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党政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念，以便夺取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2.理论联系实际，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年来，我会紧密地配合国家实施“科教兴国”、科技创新、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宣传和研究方面，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10周年，进一步领会“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我会与山东省科协、省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会间，青年学者踊跃参加，既学习、领会了小平同志的理论，又开拓了深化改革的思路。另外，我会承办了中国科协重点研究课题“技术引进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早地提出了“创新工程”的建议，并得到了宋健同志的批示和朱镕基、李岚清同志的圈阅。该课题已经完成了综合研究报告，编纂成书，并以《从技术引进到技术创新》为题出版发行。在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和实施科技创新工程，以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我会与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浙江横店集团联合召开了“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研讨会”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共同探讨依靠技术创新，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措施和道路。1999年10月，我会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科技创新：思想与环境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名代表从社会、经济、哲学、文化等角度对科技创新的概念、理论、机制、人才、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以周传典同志为首的企业发展委员会，坚持举办“企业论坛”，讨论了产业调整、企业减负、职工再就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有意义的专题。98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热点与难点研讨会”，本着“讲实话、说真话”的原则，针对国有企业改革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四年来，我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先后召开了6次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他们在长沙市、重庆市、宝鸡市与企业和地方研究会联合举办了“技术创新运作研讨会”，对技术创新的内涵及其运作问题、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去年，他们还召开了第8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继续围绕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研讨。这些会议对于推动各个领域的创新工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促进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会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如：(1)98年夏季，我会与广西科协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以灾害为研究对象、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全国灾害问题研讨会”，对于当年特大洪水的防治，在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会议研究了自然灾害的形式、起因、预测、预报和防灾、救灾、抗灾、减灾等问题，强调提高国人的灾害意识，增强抗灾应变能力。(2)在厦门市，我会与福建省及厦门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联合召开了“全国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议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思想渊源及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3)我会生命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环境哲学学术研讨会”，还与云南省科协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99昆明人与自然—迈向21世纪”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围绕“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中心议题，进行讨论，提议把生态环境教育纳入普通教育。(4)我会地学哲学委员会在朱训同志的领导下，在近四年来所举办的几次年会中，围绕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地学哲学如何为可持续发展服务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与研究，就地球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问题多次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有些获得了采纳。(5)我会党校系统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中央党校等单位联合在山西举办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理论研讨会”，会议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灌输和环境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知识经济方面的会议开的较多，如，我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同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联合召开了“信息革命与经济长波”研讨会，对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信息技术创新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关系、易学与信息技术、易学与经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自然哲学委员会举办的“生态、自然、高科技与知识经济”、党校系统委员会召开的“知识经济与科技发展”研讨会。这些会议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围绕着知识经济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为我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挥了促进作用。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在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会与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联合举办了“高科技与农业产业化高级研讨会”，对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与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关系以及中国加入WTO开放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讨论。在湖南省委和省政府的支持下，97年在长沙召开了新世纪农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农业哲学委员会还召开了“农村改革20年经验和跨世纪发展对策”研讨会，在总结20年农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与21世纪农业经济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加速西部开发，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积极地落实这项战略决策，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我会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1996年，我会与中国自然资源学会、中国石油学会联合主办的“西北地区土、水、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去年，周传典同志发起的西部开发与铝工业关系研讨会。李昌同志发起的南水北调研讨会，以及于光远同志关于地球之大和地球之小的辩证理论，都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今后，我会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3.加强学科建设，促进自然辩证法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自然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会一直注重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与交流，促进这门学科的建设。根据于光远同志的倡议，我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联合在北京举办了“北京哲学论坛”，每次各有中心议题，于光远同志提出了研讨“时代问题’’这个中心议题。还讨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问题、真理标准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以及如何科学地理解实践标准问题。另外，经过10年的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完成了由国务院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托的《自然辩证法名词》分册的编纂工作，经批准同意定稿出版发行。于光远同志主编的大型丛书《进入21世纪的科学技术》共27种，近500万字，现在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已经全部出齐并获得多种奖项。在自然及自然哲学研究方面，我会与山西大学等联合举办了“全国自然哲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哲学、现代科学和中国哲学中的‘自然’问题”，与会者围绕“自然哲学及其体系”问题展开了争论。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和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全国人工自然学术研讨会”，围绕人工自然研究的意义、人工自然的界定、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人工自然与中国经济、城市建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科技哲学研究方面，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每月坚持召开一次“科学哲学论坛”，讨论了克隆技术与社会伦理、计算机与隐私、感觉的对象、语言和哲学、信息高速公路的社会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对学科建设和青年学者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97年在武汉举办了“第8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围绕“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社会哲学基础”、“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科学与价值”、伪科学问题等展开了研讨。99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九届全国科学哲学研讨会”，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世纪性的回顾和展望。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熵与交叉科学专业委员会针对“非线性问题”这一热点，在新疆共同举办了“非线性与复杂性哲学研讨会”。会议围绕决定论、概率论与混沌、还原论与系统论、信息与熵、分数维与分形自然观、熵与复杂系统演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会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与中国科技史学会化学史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化工报社、山西大学联合在去年召开了“2000年全国化学哲学与化学史联合年会”。与会代表围绕化学与化工哲学、化学与化工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通过选举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2000年，我会还召开了“纪念《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着重围绕如何提高刊物质量，正确认识医学中的伦理学和哲学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在科技与社会研究方面，朱训同志在过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又主编了大型学术丛书“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围绕土地、矿产、水、海洋、环境、气象、能源等1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大问题，论述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地学哲学委员会所取得的又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去年，他们还召开了以“地学哲学与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全国地学哲学发展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通过选举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并着重围绕地学哲学如何为西部大开发服务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此外，我会科技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与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连续两年在河南召开“21世纪发展与困惑”、“21世纪发展与创新”研讨会，与会者从未来学和哲学的角度，对21世纪的发展可能面临的一些困惑性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带有建设性的解决对策。李宝恒同志到会，指出21世纪不能再按照20世纪的模式发展，必须走创新之路。我会系统科学哲学委员会与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全国现代系统理论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与会者围绕社会发展的一般系统理论与方法、社会及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研讨。会议主张要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理论来分析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在实践中探索现代系统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探寻社会经济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规律和现实之路。我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与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连续6次召开了“科技进步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研讨会，会议围绕科技文化、知识经济与社会及21世纪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会议对于推动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和人才成长都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我会在可能的情况下，积极联系并派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例如，我会副理事长邱仁宗教授等9人应邀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并作大会发言。这是迄今中国代表到会最多的一次。我会成员还先后参加了“国际生物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会1997年西雅图会议”、“第8届妇女哲学会议”、“第20届世界哲学大会”、第2届和第3届“世界怀疑论者大会”等国际会议，从而加强了学术交流。不仅如此，我会还邀请美国科学哲学家来京进行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关于简单性问题，如简单性的测量、证明以及权衡”等方面的学术交流。此外，教育普及工作委员会与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还联合举办了“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展望研讨会”；天文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了“天文与文化研讨会”等。上述一系列学术会议对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推动其基础理论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办好自然辩证法杂志，提高其学术质量和水平，促进学术交流，这是加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年来，《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学术刊物在办刊方向、机构改革、栏目设置、内容选排、版面设计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作为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在以论坛的形式及时发表有关专家的最新论述的同时，一直注重引导学者围绕“自然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保卫科学精神”这四个大的专题进行研究讨论，力争突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特色，突出学术前沿和联系实际，倡导科学精神不断线。为了提高《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办刊质量，我们还通过开辟“《自然辩证法研究》点评”的形式，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促进编辑工作的改革；还不定期地举办学术沙龙，通过自学和学术讨论等形式，以提高编辑工作者的素质。正是依靠全体成员和学者们的努力，使得《研究》的编辑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根据有关信息网络检索报告，四年中，《研究》被国内各文摘报刊转载的文章数量逐年增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经典著作；哲学类、科技哲学类转载的文章数量为：1996年被转载60篇，1997年被转载88篇，1998年被转载108篇，转载率与同类刊物相比始终名列前茅，进入哲学理论性刊物全国共9种核心期刊之列。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4.开展教学经验交流，深化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的改革加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促进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这是我会工作的永恒主题。四年来，我会在这方面做了以下一些工作：在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方面，1998年，我会委托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国家教育部社科司联合举办了“全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教学要点讨论会，与会者对学科定位、学科名称、理论视角、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学科的框架结构等问题提出改革性的意见和建议。98年，我会与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在长沙联合举办“第四次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教学要点的修改，强调要给原来的“三大块”增添如人工自然、创新方法、STS、经济哲学等新的内容，强调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与会者认为，在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型转变的过程中，自然辩证法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学生职业选择的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促进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发展，具有时代性和紧迫性，也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精神与第二年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非常贴近。去年，我会教育与普及专业委员会还召开了“京津地区高校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着重围绕在教学中如何提高硕士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及素质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在博土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教学方面，我会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等在武汉召开了“全国第七届理工农医博士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教学及学术研讨会”，就如何在实际教学中体现出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充实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内容进行了研讨。去年，在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的支持下，我会教育与普及委员会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召开了“第八届全国理工农医博士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教学研讨会”。与会者建议组织编写一个可供各类学校参考用的“教学要点”，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再组织编写一部《教学参考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文献选编》，进一步确定这门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更有效地贯彻“三个代表”的精神和“科教兴国”战略。与会者还一致强调加强博士生教学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建议建立稳定的研究生层次的“两课”教学师资培养或培训基地，以便提高任课教师的素质和水平。为了促进自然辩证法人才的迅速成长，我会与国家人事部、中国科协继续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了“面向千百万人才工程”高级研修班，吸收各省市的跨世纪人才和自然辩证法中青年教学、研究骨干参加，以此使他们在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在于光远同志的倡议下，我会主办了“非义务教育的民办教育问题”座谈会。与会者就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区别、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传统教育体制改革、民办教育的政策与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大力促进非义务教育和民办教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意见。5.学会的整顿和奖励工作我会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的[97]22号文件，即“对全国非企业性群众团体做出整顿、改革、提高的决定”精神，成立以理事长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围绕“政治方向、经济活动、遵守规章和内部团结”等内容，全面总结建会以来的工作，摸清工作委员会和各专业委员会的情况，评价各委员会工作，补充和完善了部分委员会的手续和机构。通过清理整顿更加明确了学会的工作规范，加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强了群团活动的法治观念，解决了困扰学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同时，加强了与二级学会的联系与合作。此外，学会还对期刊杂志进行整顿，基本上完成了科协布置的各阶段的任务。去年2月2日，民政部正式宣布我会通过了清理整顿，予以重新登记，登记号为4065。表彰和奖励优秀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是我会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我会在设立优秀论文奖和青年成果奖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协举办的优秀建议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和全国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奖的推荐和评审工作。在中组部、人事部、中国科协联合评选的第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活动中，我会报送3人，入选1人。这是我会青年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首次入选这一奖项。目前，我会正在筹备设立“自然辩证法学会贡献奖”、“优秀研究会、优秀委员会”奖，表彰那些为自然辩证法事业作出贡献的优秀成员和单位。回顾和总结四年来的工作，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1)弘扬科学精神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要更自觉地了解和掌握科学精神，自然科学的教育和宣传是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宣传也是不可少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伪科学和愚昧、迷信的歪理邪说不仅欺骗了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人，而且，它们还蒙骗了某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专家和政府官员。这说明，在科学、文化教育中，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教育，必须切实有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必须切实有效地加强。否则，受教育者就会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在思想理论斗争中，就可能败下阵来。(2)发展自然辩证法事业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人民工作的中心，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是基本国策，技术创新和知识经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这些都是亿万人民献身投入的事业，也应该是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活跃其中的主战场。回忆近20多年来的我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到，自然辩证法事业就是在积极地参与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这正是自然辩证法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正是自然辩证法发展的动力源泉。当然，我们有自己的研究角度，有自己理论思维的高度，能够体现出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特色和专长。(3)在注重应用研究的同时，还要抓好基础理论的建设，一般来说，学科发展都要依靠社会需求的拉动和内在逻辑的推动，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在期望我国科技工作者创造出国际一流水平业绩的同时，我国的哲学工作者、自然辩证法工作者也要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我们的自然辩证法学派应该在国际科学哲学类学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成果。为此，就需要我们博采古今中外之思想精华，吸纳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大胆创造，不断开拓出自然辩证法的前沿领域。(4)积极促进学科间的交叉和联盟。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另一方面，在传统学科之间不断涌现出新的交叉学科，这是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曾经预言过的。进入现代的科技、工业工程和社会整治工程，往往是规模浩繁、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因此，必须调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和诸种技术手段协同合作，这是两大学科联盟的社会背景和物质基础。自然辩证法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群，它不但有同类学科和不同类学科之间的交叉，而且还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为了进一步发展自然辩证法学科，我们要充分发挥各学科的综合优势和各委员会、各省市研究会的整体力量，取得学科发展的规模效益，营造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二、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四年来，我会虽然做了上述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广大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期望，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1．学术活动摊子很大，战线很长，在导向性和宏观调控方面做得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多样性、时效性有余，而创新性、系统性不足。2．人才培养是关系自然辩证法长期发展的大事，曾经为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作出贡献的学术带头人现大都年事已高，而能够担此重任的“后来者”又后继乏人，使得学会面临的新老交替任务很繁重。3．在联系专业科学家并吸引他们参与研究方面，较过去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难以深入。4．受自身和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研究会总会对各地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支持、服务不够，在具体操作方面，也缺少得力的措施。所属各专业委员会和各省、市、区研究会发展不平衡。少数的长期不开展活动，个别的机构松散，甚至失去联系。会员制的建立从认识到组织上都有差距。5．对学会的体制改革处于被动状态，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对学会在新形式下如何改变活动方式和运行机制还不明确。6．由于受经费等各方面非自主性因素的限制，在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方面还做得不够，这与自然辩证法所要求的开放性不相适宜。三、未来工作的规划与展望各位代表，我们亲临的这次大会是新千年和新世纪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1世纪是充满希望的世纪。我国人民要利用本世纪的前5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前列，就离不开理论思维，这是我国的哲学工作者、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所面临的庄严使命。为此，我们要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精华武装我们的头脑，努力学习与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提出一些既有远见卓识又能够启迪智慧，而且还切实可行的命题和咨询意见，为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服务。我们还要用先进的哲学思想武装科技人员、青年学生，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加强全民族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素养，有效地抵制形形色色的迷信和伪科学，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恩格斯著述《自然辩证法》的时代已经有100多年了。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光辉思想曾经为尔后发生的无数事实所验证和充实。这些思想也势必要在新的历史时代不断发展和创新。为此，我们要继续加强自然辩证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把“科学哲学论坛”、“哲学论坛”办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修订、再版《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不断总结学科建设的新成果。近300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年的科学技术以其精细的触角深入到自然和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过细的分解势必需要高度的综合，技术的应用和利益的驱动所造成的负面作用遍及环境、资源、生态、人口各个方面，涉及伦理、道德、法律、价值观等广泛领域，这些问题不是哪一个具体学科所能够独立解决的，只有通过多学科的相互交叉、综合研究才能奏效。而自然辩证法作为内涵丰富的学科群应该是大有可为的。目前，我们已有21个专业委员会和8个工作委员会，还有遍布各省市自治区的研究会。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相互协作的综合优势，联合科学技术工作者、管理工作者、企业和政府部门组织一些有广度、有深度、有特色的国内外学术活动，形成高质量、高层次、多学科的研究队伍，集中对一些涉及自然辩证法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关系到国家长远、宏观战略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学科体系结构问题，自然辨证法与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问题，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的综合治理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企业技术创新、现代企业制度和国企解困问题，知识创新与知识经济问题，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后现代哲学问题，开发西部战略问题，高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问题，基因工程与哲学，伦理和法律问题等进行研究，推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突出自然辩证法的特色。2001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正式成立20周年。1978年，在国家转危为安、百废待兴的时刻，由周培源、钱三强、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提议，经中国科协申报，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备工作一开始，就召开了盛况空前的夏季讲习会，由众多科学家登台演讲，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学会是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创业、发展起来的。20多年来，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和邪教的斗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尽管我们还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但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学会的改革是整个改革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把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学会运行机制，转移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轨道上来。这是一项艰巨而又浩繁的工作，需要更新观念，调整定位，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因此，我们要根据国家新的社团管理登记条例的要求，建立健全会员制，在今年即将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们将专门做一次讨论。对已有的专业委员会要充实力量，调整机构，为适应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补充一些新的专业委员会，有些则要调整或合并。注重人才的培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尽快培养出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和骨干，充实各级研究机构和队伍，使得自然辩证法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发展。另外，在学会具体工作方面，每年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确立几个重点会议和重点课题，集中力量和智慧进行操作，以取得切实的成果。在会刊的编辑工作方面，继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风格，加强杂志的总体规划，做到选题新颖，重点突出。进一步明确栏目划分，体现各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和相关性，加强编审流程的规范化、科学化，提高编辑队伍的素质。在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方面，要定期召开硕士生与博士生课程教学工作研讨会，就这两门课的教材编写、教学内容和方法等问题，进行探讨并拿出规划，充实和完善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概论”与博士生“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加强学生素质教育，提高思维能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各位代表、同志们，在上述的报告中，对大家所做的工作可能挂一漏万；对存在的问题可能认识得不太深刻。敬请各位代表和同志们在审议过程中，给予修改、补充和完善。我们将虚心接受，认真修改，争取把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坚信，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遵循十五大制定的方针路线，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协作努力，就一定能够把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就一定能够再振自然辩证法雄风，使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威力。谢谢大家!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章程的说明李庆臻各位代表、各位理事：受常务理事会委托，对我会《章程》进行修改，现将有关修改意见报告如下，请予审核。发给大家修改后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章程》是经常务理事会和朱训同志认真修改拟订的。经代表讨论后，集中大家的意见，再进行修改，然后提交代表大会通过。一、修改的依据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办发[1998]17号)文件、《关于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有关问题的解释》(民社函[1998]224号)文件为指导，参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对我会章程作出修改。二、第一章总则的修改意见1．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本会的性质中，增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是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依法登记的公益性、学术性的法人社会团体”的条文。2．第一章总则第三条，在本会的宗旨中，增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条文。三、第二章会员的修改意见1．增加第五条，本会的会员种类：“会员种类有个人会员、团体会员、资深会员、荣誉会员共四种”。2．增加第十二条，荣誉会员条件：“本会设荣誉会员。根据理事长或秘书长提名，经过常务理事会审核批准，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备案后可对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授予荣誉会员称号”。3．第十四条，增加“会员如有严重违反本章程的行为，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应予以除名”。四、第三章组织的修改意见第十五条，完善了代表大会的职责：1．制定和修改章程；2．选举和罢免理事；3．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4．讨论和决定本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5．讨论重大学术问题；6．决定其它重大事项。第十六条，理事会，增加“理事会每两年召开一次，须有2／3以上理事到会方能召开，其决议须经到会2／3以上理事通过方能生效”。并明确规定了理事会的十大职责。第十八条，专业委员会，规定：“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由会员选举产生，并在理事会领导下主持开展有关学术活动”。第十九条，工作委员会，规定：“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常务理事会下设若干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可以吸收、聘请会员参加工作，常务理事或理事分工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第二十一条，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增加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必须具备的条件：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2．在本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3．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最高任期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4．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利受刑事处罚的；5．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6．秘书长为专职。并增加：“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如超过最高任职年龄的，须报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报业务主管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同意后，方可任职”。还增加了“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每届任期为一届。任期最长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任期的，须经过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2／3以上到会成员表决通过，报主管单位中国科协审查，并经社团登记管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后方可任职”。并明确规定了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具体职权。五、其它方面规定了经费资金的管理办法和财会制度，以及监督制度。明确规定了终止的程序及终止后的财产处理办法，等等。以上特此说明。谢谢大家!·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组织机构名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名单朱训安毅毕孔彰陈光陈文化陈凡陈昌曙陈其荣陈洪良陈文林陈建新储大健程连昌丑纪范董华董天祺董春雨董国安董光璧邓伟志杜治政殷瑞钰范岱年范旭奉公冯淑芳龚育之关士续郭贵春郭杰忠郭世贞郭晓晖郭正谊高兴华何祚庥黄顺基黄志斌黄佩民黄为民何跃何贤杰韩增禄胡新和洪定国蒋大成蒋笃运蒋英梦贾玉树金吾伦季国清江秀乐林立林德宏林夏水刘孝廷刘可勋刘武顺刘兵刘大椿刘兴利刘长林刘华杰刘则渊刘猷桓刘戟锋李以章李振伦李醒民李庆臻李伯聪李宝恒李惠国李东黎德扬李笑春雷德森卢继传柳树滋吕乃基路宁马牧童马福康欧阳志远平措汪杰丘亮辉邱仁宗乔世德钱俊生任定成孙小礼孙慕天申仲英石泉森石耀焜申振钰陶承德仝素勤唐国贵滕福星田洺王国政王梓坤王绶琯王德胜王炳福王顺义王前王志康王延吾王全志王玉平王克迪王宏波王子贤王树恩王彦魏宏森万辅彬吴义生吴延涪乌杰吴凤鸣徐正兴徐德明徐炎章许康徐小钦徐天亮徐长山肖英肖玲解恩泽于光远颜泽贤余谋昌余守志余永龙杨充霖殷登祥姚监复于祺明朱丽兰朱新均朱清时朱亚宗朱熹豪朱伯崑周济周传典周春彦周立张明国张怡张健张相轮张培富张全新张庆华张继光张法瑞张琚张兴强张洪林赵建军郑积源诸锡斌曾国屏张体勤张鹏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名单朱训王国政王德胜丘亮辉董光璧乔世德关士续孙小礼李庆臻李伯聪李惠国吴延涪邱仁宗张相轮陈昌曙范岱年林德宏程连昌周济徐天亮郭贵春黄顺基颜泽贤毕孔彰殷瑞钰朱清时曾国屏陶承德仝素勤乌杰王玉平张明国刘孝廷任定成魏宏森吴义生张兴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理事长：朱训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排序)王国政王德胜孙小礼毕孔彰朱清时邱仁宗李庆臻李惠国郭贵春殷瑞钰曾国屏颜泽贤秘书长：王国政副秘书长：刘孝廷王玉平张明国(副秘书长于2001年9月25日由五届二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名誉理事名单(五届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名誉理事长于光远龚育之顾问(按姓氏笔划排序)王梓坤卢良恕朱丽兰朱厚泽李昌李宝恒何祚庥周传典徐延滨彭瑞骢名誉理事(按姓氏笔划排序)邢润川张湘琴张瑞琨胡亚东姜振寰秦怀保甄健民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委员会及负责人名单保卫科学精神委员会：何祚庥刘华杰组织工作委员会：乔世德刘孝廷学术工作委员会：李伯聪徐炎章胡志强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邱仁宗张琚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黄顺基于祺明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吴义生国屏青年工作委员会：张明国周春彦技术与经济咨询委员会：王德胜陈文林娄成武李东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及负责人名单天文哲学专业委员会：王绶琯殷登祥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陈文化党校系统专业委员会：钱俊生王克迪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黄佩民张法瑞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林夏水化学化工专业委员会：任定成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胡新和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彭瑞骢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朱训王子贤生物哲学专业委员会：田洺复杂性与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魏宏森颜泽贤企业发展专业委员会：殷瑞钰科技哲学史专业委员会：刘大椿自然哲学专业委员会：林德宏易学与科学专业委员会：朱伯崑丘亮辉科技创新专业委员会：余永龙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程连昌冯淑芳科学基础与网络专业委员会：金吾伦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科技方法论专业委员会：王梓坤韩增禄科技与社会专业委员会：李惠国滕福星农业高校系统专业委员会：张湘琴陆银初·大会表彰·先进地方研究会、工作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名单(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四届五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先进地方研究会：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山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河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东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广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先进工作委员会：保卫科学精神工作委员会教学与普及工作委员会先进专业委员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地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农业哲学专业委员会技术哲学专业委员会周易与科学专业委员会企业发展专业委员会熵与交叉科学专业委员会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专题发言·新世纪医学发展值得关注的两个问题彭瑞骢生物医学进展最值得注意的将可能是基因组学与脑科学。人类基因组学对于医学服务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少疾病的机理将会进一步被阐明，从而对于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将会产生巨大变化。当前对一些慢性病的预防多采用控制危险因素的办法。例如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注意盐摄入量、膳食、运动、体重……。今后将能从机理上阐明遗传与环境因素、行为的相互关系，并发展预报医学，注意预防保健的个体化等。另外，随着药物基因组学的进展，临床用药将进一步个体化，从而大大提高药物疗效。脑科学的发展对于一些难以防治的疾病，如巴金森氏病、阿尔采默病(早老性痴呆)等会有突破，同时会进一步发展人的潜能。当代医学发展遇到的另一大问题是社会进步如何做到帮助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先进的医学科技。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尽管有的国家还不十分完善，例如美国尚有数千万人未被医疗保险所覆盖。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一些贫困国家和地区，或一些贫困居民的“卫生无”状况。世界卫生组织于1978年提出，到2000年满足“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要求，并制定了行动目标。其后一些状况有所改进。但是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有近1／4人口，约13亿，每日生活费不足一美元，难以分享现代医学进步成果，国际组织尖锐地指出了全球90％卫生研究经费用于研究全球10％人口的卫生事实。因此，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将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这是一个公共卫生、卫生经济学、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重大课题。在这里对于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的市场介入争论颇多。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给出了对各国卫生系统评价的新方法与初步结果。我国的残疾调整预期寿命还是较好的，排名为82(共191个会员国)。但在公正性方面得分较低，排名为188，值得关注。近些年来我国人均收入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确实增大了，这也反映到卫生方面，但是社会进步总是要对弱势人群给以帮助。这在我国义务教育方面已有改进，但是在享有基本医疗方面还需要统一认识，并采取有力措施去解决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保持技术哲学研究的生命力陈昌曙衷心祝贺新一届理事会诞生。利用这个机会提点工作上的建议。希望新理事会更加重视学科建设，使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更有发展，更有影响。下面，就技术哲学研究怎样保持生命力的问题讲些想法，供参考。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一、重视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科学哲学的研究已有了很大进展，需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做到长盛不衰。技术哲学研究开始不久，还没有兴盛，但也有一个怎样保持生命力，争取长盛不衰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要有生命力和影响，必须立足于有自己的学科特色，依靠着有持续的、深入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我在去年十月参加的“第八次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的文章里，对技术哲学讲了三句话——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我想，这三点对整个自然辩证法工作或许都适用，也把这三句话作为给新理事们的赠言。技术哲学要有学科特色，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要有生命力，首先是要重视这个学科。希望新理事会在继续关注科学哲学研究的同时，给技术哲学以更多一些的关注。技术哲学在当今时代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吴国盛教授在99年11月17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技术哲学：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的文章。这里不谈技术哲学的长远未来，但至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直接对社会经济、国家政治和军事实力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技术，对思想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世界有广泛影响的也是技术。由于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技术对社会演化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更加明显，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新经济、网络文化等等都直接与技术相关。技术和技术哲学本来是应该得到足够重视的，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理论界和哲学家在过去更加重视科学和科学哲学，对技术和技术哲学还缺乏应有的注意。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至少在近五年里，涉及技术哲学、技术与社会和技术与伦理问题的文献明显增加。美国的技术哲学刊物《Techne》95年创刊，95年发表一期，96、97年各出了两期，98、99年就各出了四期，2000年发表的刚见到。一个批评技术的名为《技术与人类责任》的通讯NetFuture也是95年创刊的，95—96年它出了36期，97—98年出了45期，99—2000年略少，出了34期。在近五年里关于技术哲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专著和文章也出了许多。仅就美国的情况看，我们今天可以说，在技术哲学领域已有了一批代表性著作、代表性人物(如A．Feenb-erg、D．Ihde、C．Micham)和代表性的思想，技术哲学已开始成为一个学科。近几年，技术哲学在中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技术哲学研讨会的前七次会议参加的人较少，去年参加会人数大增且第一次有不少搞科学哲学的人参加。但是，整个来说，我国的技术哲学在目前仍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权威的哲学研究刊物几乎没有发表过技术哲学的研究论文，科学技术哲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也少有以技术哲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考虑到技术哲学的重要和可能有伟大的未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工作包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工作，应当给技术哲学以更多的关注。当然，首先是要有一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把技术哲学作为学科或哲学传统来认真研究。二、合理对待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从事技术哲学研究有一个困难，就是在这个学科中分歧太多。科学哲学领域中也有见解不一，但大致来说，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科学、科学有合理性等，看法大致相同。技术哲学领域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在什么是技术、技术有没有合理性、有什么合理性、技术是否是中性的等问题上，不仅常有理解的区别，甚至在基本观点上明显对立，激烈争论。从根本上说，技术哲学研究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有所谓工程学派与人文学派的，它们似乎各有自己的范式，有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互相间往往难以沟通乃至互不理解。倾向于工程技术哲学的可能认为自己才是有意义的技术哲学，人文技术哲学如海德格尔讲的东西太“玄”，倾向于人文技术哲学的则可能认为人文技术哲学才是新的哲学传统，工程技术哲学只是平庸的部门哲学；倾向于工程技术哲学的可能认为应当吸引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关于技术哲学的活动和会议，倾向于人文技术哲学的可能认为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少参与技术哲学的活动和会议是技术哲学研究走向正规的一个标志；倾向于工程技术哲学的更多地肯定技术，倾向于人文技术哲学的则更多地批判技术、批判技术理性。我是先学工程后学哲学的，从我的出身难免有更多的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但我又是一个折中主义者，对工程倾向与人文倾向的关系，我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点：1．不要过分强调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划分，技术哲学应当既是工程师和企业家的哲学，也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哲学，应当既有工程性也有人文性；2．如果有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的差异，二者应该有必要的对话和沟通，达到相互理解；3．如果工程技术哲学与人文技术哲学互相难以沟通和融合，也不要紧，双方应当是彼此承认，争鸣共处，不同学派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平衡，对学科发展有好处。但我以为当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需要沟通，除了要有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对话，还应当有知识结构的完善。一方面，倾向于工程技术哲学的，例如在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工作或学理工出身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要多学一些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解释学，要认真读海德格尔、胡塞尔，一时看不懂也要认真看，直到基本上看懂；另一方面，倾向于人文技术哲学的，例如在文科为主的大学工作或学文科出身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者要多去工厂，多了解实际的工程，多知道现实的技术过程特别是我国技术的现实状况。总之，只有实现二者的沟通，我们的技术哲学才不会只是在技术内部细节上论技术，不是就事论事，才会有较高的思想性和理论水平，从而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也才不是就空论事，不是只在“座架”、“展现”、“持存物”的概念上论技术，避免技术领域的“索克尔现象”，并有现实的社会影响。技术哲学应当既是工程的又是人文的，从国外的技术哲学研究看也有反映。美国技术与哲学学会会刊《Techne》2000年第1期上共有五篇很长的文章。第一篇主要讨论怎样使技术适合人；第二篇讨论计算机设计与人、环境的一致性；第三篇讨论计算机科学为什么会被反对；第四篇讨论工程学与knowhow，knowwhat和knowwhy的关系；第五篇讨论城市交通工具与社会文明的关系。文章的作者既有哲学系、社会学系的教授，也有电子工程系、计算机系和剑桥实验室的教授。我们很难说这期刊物和这些文章究竟是工程的技术哲学还是人文的技术哲学，是属于完全肯定技术，肯定工具理性，还就是批判技术，倡导价值理性。三、了解国外动态，立足国内实际（本节中的黑体字均为网络查询的关键词)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技术哲学的研究要有生命力，它必须是开放的，必须要有新信息，必须要了解国外技术哲学方面的动态，并立足于中国实际作深入具体的分析，只有独立思考是不够的。从国外有关技术与哲学问题的研究动态看，至少有以下的一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1．关于高技术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欧美的报刊和Internet上有许多对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和蓝牙(Bluetooth)技术的讨论包括批评。对这种技术批评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有的人在技术上并没有弄明白克隆过程是怎样的一回事就批判克隆，二是也有一些技术专家出身的人在批评技术。后者更有影响，更需要重视。例如，美国总统的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Sun公司首席科学家BillJoy就转向到批评机器人技术、批评基因技术和批评纳米技术(不是批评我们通常说的纳米材料)，他的《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Whythefuturedoesn’tneedus．)一文被认为是技术批评的重要代表作。技术批评的通讯《技术与人类责任》(NetFuture——TechnologyandHumanResponsibility)的主编SteveTalbott也是技术专家出身的。我们需要认真研究BillJoy和Talbott一类人的思想。2.与上一点相关，我们需要重视对新卢德主义(neoludditism)思潮的研究。新卢德主义在欧美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有许多人发表论著，参与讨论。新卢德主义不是“标准的技术哲学”，但现在搞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忽视这种思潮，包括研究它的代表人物、代表性论著(包括UnabomberManifesto)和代表性的观点，以及新卢德主义与海德格尔、芒福德、埃吕尔乃至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关系。3.重视对技术现实主义(technorealism)的研究。国外也有人认为技术理论不能只是批判技术，总不能回避我们应该怎样全面地看待和对待技术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与新卢德主义不同的技术现实主义的观点，尽管专论文章不很多，但值得注意。例如可以分析《TechnorealismOverview》一文提出的八个问题，讨论技术现实主义与反技术主义的关系。4．关于“公众技术态度”的调查研究。公众(包括一般公民、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国家公务员等)的技术态度对科技和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每年的《科学与工程通告》(ScienceandEngineeringIndicator)中都有关于公众技术态度的一章。技术态度包括公众对技术的认知和体验，公众技术态度还不是技术哲学，但技术哲学的研究不能不顾及到公众的技术态度，不能不涉及关于技术恐惧(technophobia)、技术应激(technostress)、技术崇拜(technophilia)的问题。我们还应该对我国公众的技术态度进行调查和理论研究，并对合理的技术态度作出界定和论证。5．在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许多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关心国外的进展，不能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观点。例如不能只肯定技术是关于technique的知识或学问，而要注意到西方人对technology的理解也有一个过程(参见Daniel写的WhatisTechnology)。对于技术决定论，我们不能只停留于一般性的讨论，而要重视分析媒体决定论(参见TechnologicalorMediaDeterminism)。我们更不能认为现代西方就是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的技术哲学，而忽略了还有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JohnDewey’sPragmaticTechnology)。对于技术观，我们不能只探讨技术至上主义、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技术思想，还要注意到有技术乌托邦主义和反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logicalUtopianismandAnti-Utopianism)。这些问题当然只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小部分，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有许多重要的内容。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例如，在理论上，我们需要重视对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方法论的研究。技术哲学要作为一个学科得到发展，需要有自己特有的范畴和专门问题。例如要研究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关系、技术哲学与技术伦理学的关系，研究技术的本质、技术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技术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从方法论上，就不能象科学哲学那样主要去探讨归纳主义、逻辑分析，而要研究设计、试验，研究设计的方法论、试验的方法论。在实践上，已有不少搞技术哲学的人在研究技术创新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对我们来说，当前可能需要超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认真地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视野去探讨技术创新，或进行技术创新问题的哲学研究，包括讨论创新与创造的关系，技术创新的知识结构和人才素质，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关系，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意识转变的关系等，并把这种研究同我国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希望我们的技术哲学充满生机活力，真正有伟大的未来!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传播科学方法研究科学方法论孙小礼首先，我想谈谈对“科学”怎样理解，也就是科教兴国中的“科”，是指自然科学，指科学技术，还是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5月26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所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的讲话中也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在西方SCIENCE一字是指有系统的知识，含意是很广的。在我国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在《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对科学都有明确的解释：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客观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等等。然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却常常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这样不利于完整地理解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且既不符合科学一词的原意，更不符合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学发展的世界潮流。1999年6月26日至7月1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国际科学理事会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主题是“科学为21世纪服务：一项新任务”。这次会议有155个国家、28个政府间组织和60多个非政府国际科学组织的约1800位代表，其中有80位科学与技术部和教育部的部长或部长级代表。会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开了许多相关的预备会议。会议讨论的成果体现在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中：科学和利用科学宣言，科学议程——行动框架。宣言的第8段：“在二十一世纪，……科学是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强大武器，而且随着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日趋复杂关系认识的加深，科学在未来的作用将会更大。”宣言第29段中“科学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全面和彻底的研究，从而产生新知识。”在大会秘书处编写的《对科学议程——行动框架的解释性说明》中指出：“科学知识的迅速积累及在共同议程中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必要性正在对科学研究和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还指出“必须破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传统壁垒，并普遍采取跨科学方式。此外，鉴于当前全球问题的挑战需要各种科学学科互相配合。因此，必须对它们同样支持。”关于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自蔡元培先生提出要“沟通文理”的主张起，已经呼吁了80多年，壁垒至今还没有完全打破，我想，在完整地理解科学概念，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森严壁垒方面，我们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应该也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注]其次，谈谈科学方法的传播。中国科协自1990年起采用国际测试标准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全国性的抽样问卷调查。从三次调查结果看，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是相当低的。与美、英和欧共体12国相比，在科学知识方面相差还不算太远，中国公众、美国公众、欧共体12国公众理解科学知识的比率分别是30.1％、35.7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37.0％。在科学研究过程和科学方法方面，则差距很大，理解科学过程和方法的比率分别是2.6％、13.3％、9.0％。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据1996年对我国公众的测试，很了解的只有1.0％，了解一些的有3.3％，不理解或理解错误的有95.7％。各国在调查中通常都采用这样一道题：假设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被怀疑治疗效果不好，下面是科学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可能使用的3种方法，您认为哪种方法科学家最有可能采用?1.征求患者的意见；2.利用医学知识来断定此药有效；3.将病人分成两组，让一组病人服用该药，另一组病人不服用，然后将两组病人的情况进行比较；4.不知道。正确答案是3。我国公众选择3的占42.6％，选择1的占11.3％，选择2的占19.7％，不知道的达24.9％。而英国公众选择正确答案的比例超过56％。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使公众养成科学的头脑，就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才善于判别真假优劣，抵制和破除迷信，不受伪科学的欺骗，依靠科学来健身，真正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在工作中只有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真正提高各项工作的效率，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理解科学方法是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环节，不了解科学方法，不能运用科学方法，就难以发扬科学精神，要作到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必须以科学的方法武装头脑，否则只是一句空话。在我国的科普工作中，关于科学方法的传播相对地比较薄弱，这与普及科学方法有一定难度有关，因为要传播或普及科学方法，首先自己要理解和掌握科学方法，还要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如果只是一知半解，模模糊糊，就解释不清楚，对听众或读者起误导作用。我想，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是有一定科学素养的，经过努力，应该也能够对传播科学方法发挥积极作用。第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研究科学方法论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在80年代曾形成过热潮，90年代以后，虽然不那么热了，但也一直有人在研究。80年代中期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日渐增多。截至2000年底，20年来，从国家图书馆的书目看，据不完全统计，方法论书籍有404本，自然科学方法论和工程技术方法论有209本，其中综合性的101本，分科或专题的108本，以数学类居多，近三分之一；社会和人文科学方法论有146本，综合性的40本，分科或专题的106本，政治思想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党团工作方法类有17种；方法论译著有39种，自然科学的22种，社会科学的17种。和20年中全国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书籍相比，方法论书只是区区小数，即便统计得宽泛些，就算有近千种，也是很小的数。在质量方面也不够理想，影响大，受欢迎，生命力强的方法论书似乎不多。国图书目中，90年代仅英文的方法论书有1100多种，限制在科学方法论的也有300多种，专题研究较多，论文集也较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界不像中文书那么清楚。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设和教学需要看，都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而且应从多种层面作研究：某一种科学方法或某一个科学案例；某一位科学家或某一个学派；某一学科；某类学科；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哲学等，抽象程度逐步增高，覆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盖面逐次增大，高层面的研究要以低层面的研究作为基础。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从前人和今人的科学实践中，从人们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和概括出方法论的一般原则。由于人们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决不是任何一本方法论书所能穷尽的。应该提倡从多种不同方位或不同思路进行方法论研究，而且不同观点的争论，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无论从哪种层面用哪种思路进行研究，都会对方法论的进展作出有益的贡献，都会使科学工作者从中获得思想上的启迪，而这正是方法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人类的历史，正是人们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不断创新的历史，从方法的角度总结人们如何创新的经验，肯定有助于培养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应用颜泽贤复杂性研究，极有可能成为本世纪的一门重大课题。以研究复杂性著称的已成为全美最优秀的五大研究所之一的美国圣菲研究所(SentaFeInstitute，简称SFl)的研究者们将复杂性科学列为21世纪的科学，他们对此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圣菲成员、计算机仿真专家约翰·L·卡斯蒂(JohnL·Casti)说：复杂系统的理论家们正处在与伽利略时代的物理学家们相近的位置上。正是伽利略的努力，为牛顿建立简单系统的理论铺平了道路。不幸的是，复杂系统理论仍在等待它们的“牛顿”。[1]这种估计固然过于乐观，但也反映了一种趋势。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人们在这一领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立起一批相对成熟的理论。目前国外对复杂系统研究的学者和成果越来越多，并初步形成了混沌学派、系统动力学学派、结构复杂性学派、复杂适应系统学派和后现代学派等不同的学派。[2]我国以钱学森先生为首的学者对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可以称为“综合集成学派”。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简称CAS)理论是复杂性研究中的热门课题，近几年取得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成果。但我们发现，不同的学者所进行的CAS研究，其理论框架并不相同。有如早一拨的普里高津、哈肯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奉为“自组织”理论一样，这大概反映了一门新兴学科初创时期的内在必然性。在几种有代表性的CAS理论中，学术界公认，“CAS”这一概念的提出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应是SFI指导委员会主席之一、遗传算法的发明人约翰·H·霍兰(JohnH·Holland)。1994年，在SFI成立10周年所举行的乌拉姆系列讲座的首次报告会上，霍兰提出了关于CAS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另一位是因发现夸克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盖尔曼(M·Gell—Mann)，他作为SFI的创始人，也提出了有别于霍兰的GAS理论。英国学者拉尔夫·斯泰西(RalpbD·Stacey)为了将复杂性科学的理论观念“映射”到组织行为和管理中去，也较详细地阐发了CAS理论，从而提供了一种用复杂性科学方法来审视组织管理的全新理念。CAS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理论的提出，对复杂性研究无疑是一大贡献，它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复杂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由于其思想新颖和富有启发，该理论提出不久，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学科出发来研究CAS，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探讨复杂系统的行为规律、深层机制和应用前景。一、CAS理论的核心观念所谓复杂适应系统，是指由大量的按一定规则或模式进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所组成的动态系统。行为主体通过“学习”产生适应性生存和发展策略，导致CAS进行创造性演化。复杂适应系统有别于一般系统和复杂系统，关键在“适应”。1.CAS理论的核心思想——适应性造就复杂性霍兰在《隐秩序》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讨论的中心议题，是近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领域：复杂性。……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把重点放在复杂性的一个侧面——围绕‘复杂适应系统’研究。”[3]正因如此，霍兰把“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作为《隐秩序》一书的附标题，突出了其CAS理论的核心思想。当然，造就复杂性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所以霍兰强调适应性仅仅是造就复杂性的一个“侧面”，即适应性仅是产生复杂性的机制之一，并不排除还会有其他的产生复杂性机制。然而由适应性产生的复杂性，即所谓CAS确实是普遍存在的而又十分重要的复杂系统，对它们缺乏研究会“极大地阻碍我们去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基于此，CAS理论无疑是复杂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2.CAS理论的核心概念——适应性主体或行为主体既然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在复杂适应系统中“适应性”自然是一个核心概念。霍兰将生物学中适应性术语的范围扩大，把学习与相关过程也包括进来。尽管不同的CAS过程具有不同的时间尺度，但适应的概念可以应用于所有的CAS主体。所谓适应，就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主动的、反复的交互作用。任何系统包括CAS都是由大量元素组成的。霍兰认为它们应该是主动的元素(activeelement)，于是借用了经济学中的主体(agent)一词，斯泰西则用“行为主体”概念。从元素到主体，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换，而是在观念上有明显的突破性。主体概念加上适应性概念成为“适应性主体’’或“行为主体”，把CAS组成单元的个体的主动性提高到了复杂性产生的机制和复杂系统进化的基本动因的重要位置。“在CAS中，任何特定的适应性主体所处环境的主要部分，都由其他适应性主体组成，所以任何主体在适应上所作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4]因此，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适应成为CAS生成复杂动态模式的主要根源。二、CAS的演化理论CAS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CAS的演化过程、演化性质和演化机理。1.CAS演化的基本过程——混沌边缘突现隐秩序首先，只有当系统处于混沌边缘，才进入敏感相变区。所谓混沌边缘，指一个CAS运行在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相变过程中出现的有界不稳定性的一种形态。这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主体运行在既稳定又不稳定的空间时，系统方能不断地产生变异和新奇。故混沌边缘也可称之为创造性空间。其次，混沌边缘突现隐秩序。说混沌边缘是创造力的源泉，是指系统并不是按事先特意设计的程序去产生新的秩序，而是CAS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在系统运行中，通过一种内在的自发自组织过程，产生一种动力学行为，突现秩序，这就是所谓隐秩序。换言之，在混沌边缘，行为主体间进行的交互作用会产生任何行为主体都没有事先预料到的模式。突现事件本身就意味着既不可能预见行为主体间交互作用产生的总体输出，也不可能从总模式中推导出行为主体的行为。第三，其内在运作情形是隐性模式与显性模式的辩证运动过程。任何CAS都是由大量的按一定模式进行非线性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组成的动态系统。行为主体的模式有个体模式和共享模式，显性模式和隐性模式之分。所谓显性模式是规范行为主体或系统对当前基本任务的认识并驱使其实现的一系列规则或符号系统。即显性模式主要执行系统中合法的任务(故称合法系统)，它导致行为主体表现为同一、服从与重复的行为。因此，受显性模式驱使的合法系统使系统趋于统一。隐性模式是指系统中不是用来构成驱使完成其当前基本任务的那部分规则或符号系统。行为主体在合法系统中相互作用时，往往通过非正式渠道而建立起另一种网络，它们作为合法系统的影子(故称影子系统)，其主体相互作用产生各自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并不执行系统当下的主要任务，因而称为隐性模式。受隐性模式驱使的影子系统使系统趋于多样化。系统的共同演化过程是隐性模式破坏显性模式以产生突现结果的自组织创新和重构过程。2.CAS演化的内在动力——不稳定源与稳定源的辩证运动。处于混沌边缘的CAS存在三种不稳定源和三种稳定源。三种不稳定源为：a.初值敏感性：当CAS运行在混沌边缘时，环境的微小变化都能被正反馈放大到足以使系统的演化过程发生巨大变化的程度。b.竞争：共同演化的系统之间存在相互竞争，它们使系统不可能处于某种形式的平衡态。竞争的动力学具有破坏稳定的本质。另外，交叉复制也部分地具有竞争性。c.隐性模式带来的创新张力：系统的隐性模式总试图替代维持系统当前稳定的显性模式，这种具有相反任务的两个模式之间的紧张对立，也激发了系统的学习过程。三种稳定源为：a.抑制：由于系统内存在的负反馈和定型化，使系统有一种内在的抑制力，它基本上能够使系统不对微小的变化作出过于敏感的反应。b.合作：合作的稳定力量主要来源于系统内在的自组织能力，即系统通过合作和学习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另外竞争的动力学虽主要起破坏稳定的作用，但它也能给系统带来稳定，因为行为主体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可能改进它们的合作策略，使每个个体的生存建立在其他个体的生存之上。这就是定型化或者锁定。c.显性模式对新张力的规避：CAS存在着自适应的危险性。当行为主体已经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其操作模式十分有效时，即当显性模式遇不到任何挑战时，复杂学习这种功能就会退化，原先的一种学习行为就会变成一种直觉反应，从而退化为一种技能行为，排除在主体的“意识”之外。因此，学习过程的一些缺陷也可以给系统带来稳定。三种稳定源和三种不稳定源构成了CAS的矛盾运动。稳定与不稳定、竞争与合作、显性模式与隐性模式、变化与不变化之间矛盾的辩证统一是推动CAS演化发展的动力。正是这种辩证地运动过程，不断地打破和重新确定系统中稳定和不稳定的矛盾平衡状态，防止系统被禁锢在局部和暂时的最优状态，从而使系统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3.CAS演化的基本性质——关于因果性和预测性。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复杂系统的行为在某些方面是可预测的，在另一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在一些事件中，因果关系可能是明晰可辨的，而在另一些事件中，因果关系链条很可能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出现断裂。一般来说，CAS的总体形式、总类特征是可以预测的。比如，一旦我们知道了系统控制参数的条件，我们就能够预测它的动力学，解释其发生的原因。我们也能预测，自组织会发生在混沌边缘的相变过程中，而且会产生一些突现形式。然而，其具体形式是无法预测的，因为系统总是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新奇形式，这正是系统创新的基础。必须指出，这种预测不是建立在因果分析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类型模式的重复出现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因此，有两种预测，一种预测需要知道因果关系，这要依靠分析推理能力；而另一种预测依靠模式识别，即类比和知觉推理能力，这就是所谓隐喻。三、CAS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1.隐喻霍兰认为，隐喻在复杂适应系统研究中起关键作用，丰富的隐喻和类比，是创造性科学的核心。所谓隐喻，是将一些差别较大的经验领域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形象或符号，通过想象和象征直观地理解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个体对象。霍兰在为《隐秩序》一书所写中文版序言中，对隐喻方法作了极高评价。他指出：“自泰勒斯开始，我们沿着演绎、符号数学和科学理论的方向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然而，这些方法对激发创造性过程的隐喻想象增加了约束。”他主张：“真正综合两种传统——欧美科学的逻辑、数学方法与中国传统的隐喻类比相结合——可能会有效地打破现存的两种传统截然分离的种种限制。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正面临着复杂问题的研究，综合两种传统或许能够使我们做得更好。”[5]2.计算机技术SFI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是高度重视应用计算机技术来研究复杂性问题。一方面，他们确实进行了一些开创性工作，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科学研究的现代手段和方法值得借鉴。但另一方面，从科学方法论上看，计算机手段是否是唯一的方法?值得探讨。既然还原论方法解决不了复杂性问题，那么仅依靠计算机技术能否解决复杂性问题呢?这实质上涉及到“量化”功能的方法论评价问题。对于此，盖尔曼曾表述过一个深刻而形象的观点，他说：“我们要适度重视难于量化的价值。经济学家有时遭到人们的讥讽，说他们用卖淫的价格来测度爱情的价值”。[6]这说明量化方法包括计算机技术并不是万能的科学方法。所以，期望完全依靠机器来解决复杂性问题，至少目前恐怕行不通。反之，如果依靠机器完全能解决的问题，那恐怕也不是复杂性问题。解决复杂性问题，还是要走人机结合的道路，这大概是我国“综合集成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出发点。四、CAS理论的应用CAS理论虽处于初创并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其基本思想已在众多学科中得到应用，如在经济、生态、认知、管理等科学研究中，都较成功地运用了CAS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尤其是将CAS理论应用于组织管理方面，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首先，人们对现行的组织管理理论进行了分析批判。斯泰西认为，我们现行用以审视组织管理的思想框架和观察方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牛顿学派的思想家们的机械论模型。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以往的理论方法都断定成功的组织是那些趋于稳定平衡状态以适应各自市场、社会、政治环境的系统。在具体的管理中，往往通过制定包罗万象的行动计划，通过设定目标、平衡运行、逻辑增量行为等方法，来控制组织系统的运行。这样就产生了诸多的管理学派和数不清的管理“秘诀”。然而事实是，人们总是走马灯式地把一个个“救世秘诀连同它的制定者一并抛弃，迫不及待地去试用下一个“秘诀”，接着又是另一个……。这说明以往的组织理论与现实系统严重不符，必须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组织生活。这一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就是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最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提供给那些倾向于在显性模式与隐性模式的张力中产生组织创新变化的人们一种新类推理和隐喻方法。”[7]组织就是CAS，组织中的个体就是行为主体。当组织系统处在混沌边缘的创造性空间时，同样具有新奇性和创造性。通过稳定不稳定、竞争合作、放大抑制等一系列辩证地矛盾运动推动组织系统演化发展，其具体形式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这个共同演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组织中的隐性模式破坏显性模式以产生突现结果的自组织创新破坏和重构过程，即组织具有复杂的学习方式。基于CAS理论的新的组织理论框架，并不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具体管理方法和组织秘方，但它比应用一个成功秘诀更基本、更富挑战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关于组织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的一次观念变革。在理解组织管理上，基于CAS的组织理论范式同当前尚居支配地位的稳定平衡范式相比，可称得上是一次范式革命。参考文献1.约翰·卡斯蒂：《虚实世界》，序，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JohnN.Warfield，TwentyLawsofComplexty：ScienceApplicableinOrganizations，SystemResearchandBehavioralScience，16，3-40，1999.见成思危：系统科学、系统工程与管理，《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第15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版。3.约翰·霍兰：《隐秩序》，序言，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年8月版。4.同3，第10页。5.同3，中文版序。6.[美]M·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第319页，湖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7.[英]拉尔夫·斯泰西：《组织中的复杂性与创造性》，第23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华南师范大学)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有关科学、技术的三个认知问题关士续在我国技术创新的实际进程和政策导向中，有不少问题需要在认知的层面上作审慎的反思。第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对科学和技术不加区分，或者，只是一味强调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完全不顾它们之间的区别?我们曾对一份大报进行连续五天的随机抽样，做了有关“科学”、“技术”和“科技”(或“科学技术”)三个概念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是，除了具体谈到某门科学或某项技术以外，凡在泛指的情况下，“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差不多都是做为“科学技术”或“科技”被“捆绑”使用的。科学和技术，无论就其认知方式、范式结构而言，还是就其文化渊源、社会载体，特别是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而论，两者都是很不相同的。从默顿开始为科学活动所归纳的规范结构中，是不能把技术简单纳入进去的。不论科学如何“技术化”，不论技术如何“科学化”，不论科学、技术如何“一体化”，都只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而绝对不意味着就可以把它们混同起来。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咬文嚼字。问题在于我们既不能用发展科学的方法来发展技术，也不能用对待技术的方法去对待科学。[1]由于科学有自己的独立的“科学场域”，而技术却是在“经济场域”里成长的，如果我们走发展科学的路子去发展技术，就等于把“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这些本来是经济场域的核心职能转嫁给了科学界。这不仅使科学界难以承担，而且必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由于技术必然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总要体现一种人为的诉求，如果我们用对待技术的方法对待科学，就会有损于科学的独立性、有碍于科学的自由探索空间，有悖于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把科学和技术相混淆，对科学和技术双方的发展都将造成伤害。应当指出，有些同志(如陈昌曙[2]、于光远[3]）已经比较早地认识到这种混淆的存在并且指出了这种混淆的后果。光远同志还谈到，在我国，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经常被一起使用，甚至创造出“科技”这个词汇来，可能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设立有关。追溯起来，造成这种混淆的历史渊源，恐怕比这还要久远。我不认为，在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4]但中国古代科学与后来成为欧美传统的古希腊科学相比也确有不同，具有相当强烈的实用色彩。从中国古代科学特有的实用传统，直到中国近代引进科学又主要是基于救亡图存的压力，一直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追求技术的功利性作为追求科学的首要目的的。到了“五四”时期，“赛先生”(Science)的含义才更多地着眼于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而后来，我们却前进不多，反而后退了。过分追求科学之实用而过分淡漠科学之求真，必然更多强调它与技术的联系而较少看重它与技术的区别。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存在这样一个悖论[5]——本世纪以来，在中国一直涌动着科学主义思潮，而在中国却一直难以出现科学大师——的原因之一。必须承认，科学对真理的求索就是科学本身重要的存在价值之一，也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的之一。更何况，公共科学的存在还有十分重要的其他社会功能，譬如凯龙(M.Callon)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所指出的，公共科学是社会保持多样性和柔性的重要源泉，它有利于社会摆脱“路径依赖”和“发展陷阱”。[6]第二个问题：技术创新是否只是沿着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经济应用的线性模式展开的?能不能把技术创新只是看成“科技成果转化”或者“科技长入经济”的过程?过去五十年中，国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的认识，已经从50、60年代“科技推动”型的第一代创新模型，发展到了90年代以后“系统整合和联网”(SIN)的第五代创新模型。[7]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对技术创新的认识，迄今仍然仅仅停留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按照布迪厄(P.Boudieu)的场域理论，[8]我们所说的科学，即“公共科学”(publicscience)有其自己的、自主的科学场域，并且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程度决定着科学知识的增长。而技术则是经济场域的因素或职能。众所周知，在熊彼特之前，最为重视创新作用的，就要数马克思了。而马克思有关创新的研究和论述，都是基于对经济所作的分析。他已经把技术看成“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9]把技术创新看成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我国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是长期的计划经济造成了“科技”和“经济”的“两张皮”，因而致力于在“科技”和“经济”之间“搭桥”“修路”。现在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科学和经济“两张皮”，而在于我们把本来应该生长在经济这张“皮”上的技术错植在了科学这张“皮”上。我国技术创新的制度障碍，不仅在于经济场域相对于政治场域缺乏应有的自主性，而且在于“公共科学”与“产业技术”分化程度不足——从而使不同于科学共同体的技术共同体一直难以形成。这个技术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其主体部分本应是高技术企业群体。高技术企业不仅是高技术的应用者，而且必须是高技术的生产者。它如果不能把高技术变成自己具有自主产权的内源资本，便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正因为技术创新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极具风险的经济过程，所以创新研究才特别需要引入网络观念。把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参与创新合作的关系总和看成网络，把技术看成经济场域的内生变量，首先对创新网络进行经济的、社会的分析，[10]才能理解创新的过程和条件，才能实现创新的组织和激励，才能使技术／经济“界面友好”的问题自然得到解决，也才能找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解。反之，如果我们总是沿着“科技——经济”的线性推进思路去思考问题，就会把本应用“网络”来描绘的相当复杂的问题过分简化，就很容易陷入认识的误区。[11]一个是科技不分的观念，一个是科技推动的线性模式，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可以说已经是“根深蒂固”。我们借用一个心理学概念，把它称为“科技情结”，是因为它对许多人来说确已成为了一种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东西。第三个问题：这种“科技情结”是怎么形成的呢，说到底，它是不是还是与一种“计划习性”或者“计划情结”有关?多年前，笔者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谈到，[12]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们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的：认为社会主义建立了公有制的基础，不再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束缚，便可以从全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实行高度的计划化，就可以通过计划分配、计划管理、计划调控，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高度有序、高速发展状态。但实践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问题在于，我们总想按照自己的某种理性图解来建构社会。而我们的这种理性图解与社会的固有逻辑相比，有可能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恰恰忽略了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把本来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过分地加以简单化了。在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关系上，是否也有必要认真考虑一下，我们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理性建构观的影响?就我国技术创新的实际状况而言，确实受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所限；但是它所必须摆脱的最大障碍，却是现实的制度性羁绊[13]——正是制度所内含的国家／企业权利配置使企业的创新空间十分狭窄；正是制度所内含的激励结构使创新激励严重不足，使得创新与寻租或守成相比，在企业家的路径选择中显得相当苍白。如果只是一味地在“从科技到经济”这条线性推动的链条上下功夫，而忽视甚至舍弃在经济场域中进行制度变革，就不可能使经济场域本身产生对技术创新的强烈需求，即使有了再强的科技成果的“供给”，它们也将成为“库存”。按照作为计划经济理论基点的理性建构观，能够代表“全民长远利益”的当然是国家。而国家的代表，自然是政府。所以，必须赋予政府以具有超级能力的社会活动角色。在我们的创新实践中，现实的认知障碍，除了上面谈到的“科技情结”，还有就是过分强调“政府导向”。[14]“科技情结”和“政府导向”都忽略了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作为“经济引擎”的重要作用。[15]技术创新“不仅需要技术专家的参与，而且需要企业家的参与，特别是需要风险投资者的参与。”只有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理想的创新主体”。[16]而风险资本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风险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必然要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它自然是不遵循任何计划约束的。“科技情结”和“政府导向”都对创新的高风险性和风险资本在技术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估计不足，这又恰恰是“计划习性”的一种表现。参考文献[1]王大洲、关士续.科学、技术与经济间关系的制度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29～32.[2]陈昌曙.从哲学的观点看科学向技术的转化[J).哲学研究，1994(11)：35～40.[3]于光远.知识、科学技术与经济.载陈胜昌主编.知识经济专家谈[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7～9.[4]李慎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J].新华文摘，1998(4)：151～152.[5]黄平、汪丁丁.学术分科及其超载[J].读书，1998(7)：106～114.[6]Gallon，M.Isscienceapublicgood?[J]Science，Technology＆HumanValues，1994，19(4)：395～424.[7]Rothwell，R.SystemsintegrationandNetworking：TheFifthGenerationInnovationProcess，presentedatChaireHydro-QuebecConference，28(Mayl993)，mimeo，SPRU，UniversityofSussex.[8]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5.[9]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杜，1978.206.[10]Freeman，C.Networksofinnovators：asynthesisofresearchissues[J].ResearchPolicy20(1991).[11]钱颖一、肖梦.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18.[12]关土续.市场经济与科技——经济良性循环[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12)：59～65.[13]王大洲、关士续.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现状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0(4)：32～37.[14]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论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5)：1～6.[15]李剑阁.硅谷归来的思考。载钱颖一编。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207.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1]关士续.发展风险投资，满足中试资金需求.载成思危编.科技风险投资论文集[C].北京：民主建设出版社，1997.85～86。(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尼采和科学哲学范岱年过去，人们一般都把尼采看作是诗人哲学家，比较重视他的人生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对他的科学哲学很少有人研究。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1994年，美国B.E.Babich发表了《尼采的科学哲学一在艺术和人生的基础上反思科学》。[1]1999年，Babich和R.S.Cohen合编了《尼采与科学》两卷集，[2][3]其中有11个国家的51位学者著文，对尼采的知识论、批判理论、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作了探讨。今天，我想对尼采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作点简单的介绍。一尼采(FriedrichNietzsche，1844～1900)是十九世纪德国的一位思想家、哲学家、语言学家、音乐家和诗人。1844年10月15日，他生于普鲁士洛肯镇的一个牧师家庭。5岁时，父亲去世，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影响。1864年至1869年，他先后在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文学。1869年破格受聘为巴塞尔大学语言学副教授，1870年晋升为教授。该年曾以志愿看护兵身份参加普法战争，因身染痢疾、白喉退役。1871年，曾申请改任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被拒绝。1879年因病辞去教职。1885年他曾申请到莱比锡大学讲哲学，也遭拒绝。从1879年到1889年的20年间，辗转在意大利、法国、瑞士的海边、山村疗养。1889年在意大利都灵患精神分裂症，其后终生不愈。1890年由他的母亲接至德国瑙姆堡护理。1899年母亲去世，由其妹接至魏玛护理。1900年8月25日逝世。尼采一生，对哲学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语言学的兴趣。19世纪70代初，他就开始撰写和出版哲学著作。在第一个时期(1871—1876)，他发表了《悲剧的诞生》(1872)、《不合时宜的思想》(1873—76)等著作。第二个时期(1877—1882)，他发表了《人性的，太人性的》（1873—1876)、《朝霞》(1881)、《快乐的科学》(1882，1886)等著作。在第三个时期(1883—1889)，他发表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超善恶》(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反基督者》、《看哪这人》、《尼采驳瓦格纳》(1888)，《偶像的黄昏》(1889)。而《求力意志》一书则在死后，于1901年出版。此书原名DerWillezurMacht，国内一般译为《权力意志》周国平主张译为“强力意志”。梁志学等主张译为“求力意志”；我认为这个译法比较贴近原意。尼采在1868年就结识音乐家瓦格纳，交往甚密，但在1876年以后就断绝交往。他熟悉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哲学史，而以康德、叔本华和《唯物主义史》一书作者朗格对他的影响最大。他对文学、艺术、宗教、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还曾广泛阅读19世纪出版的一些重要科学著作，内容涉及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学科。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迈尔(J.B.Mayer，1814—1878)的能量原理和南斯拉夫科学家博斯科维奇（R.G.Boscovich，1711—1787)的点状原子论对尼采有巨大的影响。(参见[1]，[2])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尼采的思想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尼采的著作曾被法西斯主义者歪曲利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尼采的著作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早在1902年，即在尼采去世后两年，梁启超就将尼采介绍给中国知识界。以后，王国维、鲁迅、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郭沫若、沈雁冰等学者、思想家、文学家都介绍过尼采，有的还给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我国的新文学运动中，尼采的反叛精神、自强意识和艺术风格对鲁迅和郭沫若都有巨大和明显的影响，虽然深刻程度有所不同。(参见[4]，第130—173页)可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苏联哲学家尤金已把尼采定性为“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行为的公开辩护士，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尼采研究就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80年代以来，我国知识界重新掀起了研究尼采的热潮。但主要是在哲学和文学领域，对尼采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则几乎没人涉及。在英语国家，罗素对尼采的评价不高，甚至感到厌恶。可是，到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把尼采评选为千年来十大思想家之一。近年来，英语国家的科学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也开始对尼采的科学观、知识论、认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长期以来，尼采被认为是反科学、反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1987年版关于尼采的条目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上述两卷集中，大部分作者认为尼采不反科学，也不反理性，理由是：(1)尼采认为科学是人类生存所必需。虽然，尼采不承认科学理论是真理，而是虚构、虚假的判断，但他认为：“最虚假的判断(包括先验综合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最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承认逻辑的虚构，不用纯粹有人类发明的绝对并自我同一的世界来衡量实在，不用数字对世界作持续的窜改，人类就无法生存。”(《超善恶》，§4，[2]，p.13)在谈到原子论时，尼采也说：“为了理解世界，我们就要能够计算它，为了能够计算它，我们就要找到恒久不变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到这种恒久不变的原因，我们就为了我们自己而发明它们——即原子。”(《求力意志》，§624，[2]，p.28)他还说：“我们为了自己安排一个我们能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假设了物体、线、面、原因与结果、运动和静止、形式和内容；没有这些信仰的条目，现在就没有人能够坚持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被证明。生活不是论据；因为错误也可以是生活的条件之一。”([2]，P.xvi)他还说：“在科学的明晰、严格的要素中，人们有了他的整个力量；在这儿他能够飞翔!”([2]，p.xviii，《快乐的科学》，§293)他还说：“人要想得更深刻，感觉更敏锐，比其他动物站得更高——与世界的真正本性更为接近，这只有通过科学。”(《人性的，太人性的》§29)。“科学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必将照亮欢乐的新世界!”(《快乐的科学》，§12)(2)尼采认为科学战胜迷信和愚昧是一种进步，各种科学理论也有优劣之分，也在进步。尼采多次歌颂科学战胜迷信的启蒙运动。他曾赞颂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最伟大的精神解放者之一”。(《人性的，大人性的》，[2]，p.242)。他要完成伏尔泰等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让科学彻底战胜旧的形而上学的事业”。他认为“是科学的良知和理智的纯洁…战胜了基督教上帝”。(《快乐的科学》，§357)他曾向物理学欢呼致敬。他说：“为了当创造者，我们必须成为物理学家。迄今一切价值评估和理想全都建立在对物理学的无知和违背物理学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要向物理学欢呼致敬!更要向强迫我们钻研物理学的诚实欢呼致敬!”(同上书，§335)为了战胜迷信，他更强调科学方法。他说：“科学精神基于对它的方法的洞察，如果失去了科学方法，一切科学成果都不能阻挡迷信与胡说再度取得胜利。”(《人性的，太人性的》，[2]，p.97)尼采虽然认为科学只是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描述，但他仍认为，“去掉大自然的神性”比基督教用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阐释要优越。(《快乐的科学》，§109，357)，由神话、巫术、炼金术发展到科学的谱系是“用更可信的替代不太可信的”。他也用可信度、简单性、经验合适性和解释力等认知标准来评价科学理论的优劣和进步与否。([3]，p.53)(3)尼采以19世纪的重大科学成就作为他的哲学学说的理论基础。例如，他的永恒轮回学说是以能量守恒原理为基础的。他说：“能量守恒原理要求永恒轮回。”(《权力意志》，张念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2页)他的超人学说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他把超人与人的关系类比为人与猿猴的关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3)他的求力意志学说则以能量原理和博斯科维奇的动力原子论为基础。（[2]，pp.187—202)这些也表明尼采并不是反科学的。(4)尼采也不反对理性。他认为人认识世界是通过科学的透视、感情的透视和哲学的透视(其中又分为批判的透视和建构的透视)。他认为，科学的透视和哲学透视中的批判的透视都要以理性为主导。他只是认为，除理性之外，也不要排斥情感、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罢吧了。([2]，p.72)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尼采是反科学、反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尼采坚决抨击唯科学主义，反对把科学看成是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不承认科学万能，因为在尼采看来，科学不能解决它自身的价值问题。三尼采认为，“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求力意志》)尼采的科学观与他的真理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有许多有关真理的叙述。例如，他说：“真理是什么?是一堆可变的隐喻，转喻，拟人化，简言之，是一堆人类关系，它们被诗意地、修辞地提高、翻译、修饰了，由于长期使用，一个民族便以为它们牢不可破，奉若神明，具有约束力；真理是那样一些幻想，人们已经忘记它们是幻想了，是那样一些隐喻，人们已经忘记他们的原形，…”(《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2]，p.98)尼采认为，科学同艺术一样，是虚构，是幻想，是约定，是谎言；只是科学不像艺术那样诚实，不承认自己是虚构、幻想和约定罢了。（[2]，pp.12—13)尼采还说：“究竟什么是人的真理?——不可驳倒的谬误便是。”(《快乐的科学》，§265)“‘真理’：按照我的思维方式，它未必是谬误的对立面，在多数场合，只是不同谬误彼此间的一种关系。譬如说，一种谬误比另一种更古老，更根深蒂固，甚至也许是不可铲除的，因为我们这类有机生物离开它就不能生存；相反，对我们来说，其他谬误不是这样作为生存条件起支配作用，毋宁说，用这样一类的支配标准来衡量，是可以被排除和‘驳倒’的。”“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真理是一种驳不倒的假说。”(《求力意志》，§535)尼采认为，真理与谎言、谬误是连续的，就像画家的色彩一样，只有程度的差异。[3]，p.12)尼采认为，科学是对世界的主观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客观描述或说明。尼采的这种独特的否定真理的真理观是与他的世界观相联系的。他认为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Being)，而是变幻不息、充满矛盾的变化与生成(Becoming)。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同一事物既是是，又是非，总是处在直接的现实性和内在潜有的变换的对立矛盾之中。所以形成逻辑中的同一律和无矛盾律“只适用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而不适用于真实的世界。([2]，pp.4—5)人的语言中的概念是通过抽象和简化，舍弃变动的具体事物的个性和多样性而形成的，也不适用于真实的事物。所以，尼采说：哲学家跳不出“语言之网”，“逻辑是语言镣铐中的奴隶”。([3]，pp.6—13)尼采指出，科学家、理论家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一种不可动摇的信仰：认为思维凭借因果律的引线，便可能达到存在之深不可测的渊源，思维不仅能认识存在，而且能变革存在”，(《悲剧的诞生》，§15)认为这样就能认识外观之下的“真正的世界”。尼采认为这只是一种幻想，而且他也反对有一个与外观世界相脱离的所谓“真正的”世界。他还说：“这种崇高的形而上学的设想像本能一样伴随着科学，而且屡屡引导科学到达它的极限。”(同上)尼采的科学观和真理观也和他的透视主义认识论相联系。他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真理。”(《求力意志》，§540，[3]，p.26)透视主义认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认识论。他的要点是：(1)认知者的知识状态是认知者的本性与被认知者的本性相互作用的产物。(2)不同的物种以不同的方式表象世界。(3)概念并不反映实在。它们有时是简化，有时是建构实在。主体、客体、物、因果等等概念不是由实在导出，而是加给实在的。(4)语言的结构和机制对建构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施加了影响。(5)我们用逻辑建构我们的世界观念。无矛盾律是一个解释的原理，它规定我们接受哪种解释。(6)社会地位对认知有影响，特别是对社会的认识。奴隶和主人的认知就有差异。(7)历史地位的影响。(8)群体(种族、民族、性别等等)都影响其透视。(9)个人因素的影响，例如，健康或疾病、身体强弱、昏迷或清醒都对如何解释世界有影响。([2]，pp.72—73)尼采说：“世上只有透视的看，只有透视的认知；我们越是允许更多的情感来谈论我们的事物，我们越是善于让更多的眼睛、各种各样的眼睛去看同一事物，我们关于此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加全面。但是如果要削除意志、扼制、甚至排除情感…这难道不意味着阉割智能吗?”(《论道德的谱系》，§12)在尼采看来，所谓“客观”并不是超越一切透视，相反是综合了一切透视，是一切透视的总和。但因为我们归根到底摆脱不了人类特殊的透视，所以，严格说来，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5]，pp.199—201)这样，尼采既反对了真理的符合论，也反对了真理的贯融论，而坚持了真理的实用标准。([3]，pp.260—261)四尼采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另一个论据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自己的价值问题。尼采十分关心人生的意义问题，他要重估一切价值。他不仅问：什么是真理?更要问：为什么要真理?他说：“科学也必须以一种信仰为基础。”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一直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虽然在今日有些人不信神而且反形而上学，但我们依然以一种古老的信仰、亦即从基督徒的和柏拉图的信仰所点燃的千年火堆中取自己的火的，即认为上帝即真理，而真理是神圣的……可是，倘若这信仰越来越不可信，倘若没有任何东西证明自己是神圣的，倘若上帝本身也被证明是历时最久的谎言，那将会怎样呢?”(《快乐的科学》，§344)他认为，这样就会成为“为真理而真理，为科学而科学的虚无主义”。也有人则保留了基督教的苦行主义理想，把真理作为最高价值，要为真理而牺牲，而献身。尼采反对这种苦行主义理想。他说：“苦行主义理想诱导着去……仇恨人类、甚而仇恨动物界，甚而仇恨物质；苦行主义理想诱导它憎恨感官，憎恶理性本身；诱导它畏惧幸福和美丽；诱导它要求摆脱一切外观、变化、成长、死亡、愿望、甚至于摆脱追求本身。”(《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28)他曾描述过这样一个苦行主义科学家，一个研究水蛭的脑的专家，躺在泥塘中，被水蛭咬得鲜血流注，而除水蛭的脑之外，他一无所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水蛭”)尼采主张，科学要为人生服务，为人类的幸福与快乐服务。科学不顾一切、无止境地追求真理，把这作为最高价值，这种动力必须受到艺术的驾驭。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必须接受文化的医生——哲学——的诊治。今天，有的科学家从追求真理的动机出发，要求克隆人，造耗费巨大资源的超高能加速器，要做人体和动物实验，这就需要有伦理、社会资源分配、人权和动物权益保护方面的考虑来加以驾驭。尼采认为科学也不能对艺术作出恰当的评价。他说：“假定人们衡量音乐的价值，是根据从它那儿算出了多少数字，多少可以用公式来套，那么，对音乐进行如是‘科学’的评价是何等荒谬啊!那样做究竟对音乐领悟、理解和认识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快乐的科学》，§373)尼采认为科学的谱系是：由神话、巫术、炼金术进展到科学。但他担心科学有可能变为“封闭的宗教范式”。这也许就是他如此坚决地反对唯科学主义的缘故吧。***迄今为止，尼采还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有朋友劝我不要研究尼采。而王倪在香港《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却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尼采是整个现代性的一块试金石，能否面对尼采，是一个民族在思想和政治上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志。”(第199页)2000年，在尼采逝世100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尼采与20世纪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尼采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要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毋庸讳言，尼采思想有许多消极的方面，要找出他的缺点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如恩格斯在批评那些以挑剔黑格尔的毛病来炫耀自己高明的三流哲学家时所说的，这只是小学生的工作；困难的和更有意义的则在于发现其有价值的东西。”(见《中华读书报》的报道)根据这个精神，我觉得尼采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论述，还是颇有价值的。当然，在中国，需要发展科学，提倡科学精神。但是，如果要提倡唯科学主义，以为科学万能，在尼采看来，则有可能使科学变为“封闭的宗教范式”的危险。参考文献[1]B.E.Babich，Nietzsche’sPhilosophyofScience-ReflectingScienceontheGroundofArtandLife，SUNYPress，NewYork，1994.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1]B.Babich&R.S.Cohen(ed.)，Nietzsche，TheoriesofKnowledge，andCriticalTheory：NietzscheandtheSciencesI，Kluwer，Dordrecht，1999.[2]B.Babich&R.S.Cohen(ed.)，Nietzsche，Epistemology，andPhilosophyofScience：NietzscheandtheSciencesⅡ，Kluwer，Dordrecht，1999.[3]闵抗生：《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当代中国出版杜，1999年。[4]周国平：“尼采的透视主义”，《场与有(一)》，东方出版社，1994年。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易学与科技思维朱伯崑一、易学的内涵周易系统的典籍，由三部分组成，即易经、易传、历代易学，三者有联系又有区别。如莱布尼兹所欣赏的易图，不见于易经，属于宋代邵雍的易学。又如太极这一范畴，始见于易传，经汉代易学家的诠释，方成为哲学范畴。从易经到历代易学是一历史发展的进程，从而形成一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正是这一体系，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开展易学研究，是研究这一学术思想体系，不限于研究西周时期成书的、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即易经。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易学基础教程》，以正视听。二、易学思维的主要特征从汉朝开始，周易经传成为儒家尊奉的经典、并居群经之首，对其研究称为易学。依现代学术分类，作为儒学经学的易学，应归属于哲学科。易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其主要任务是探讨事物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包括认识其规律并控制事物变化的过程。所以周易经传，传到欧洲后，被译为“变化之书”(TheBookofChanges)。但易学论事物的变化，又有其特点，既讲“阴阳变易”。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阴阳两重性，事物的变化总是阴阳相互作用，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包括相互消长，相互转化和相互补充，而且变化的过程永无终止，所谓“生生之谓易”。此种发展观，就其整体说，无疑属于辩证思维系统。易学思维十分丰富，还有逻辑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等，但其辩证思维居主导地位。在这种阴阳变易思维的引导下，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探讨易学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价值和影响，是我们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三、易学思维与中国传统科技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易学思维不仅影响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科技或技术而无科学，其技术无理论思维的依据，这是缺乏易学知识而形成的一种偏见。中国科技史上著名的专家，从汉代的张衡到清代的方以智，大都精通易学，有的本人即是当时的易学家。他们大都受易学的理论思维的熏陶，从事自己的专业活动。易学史上有两大流派，即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象数学派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影响深远，如他们提出象数合一思维，作为观察和表述自然现象变化法则的指导原则。刘徽发明的割圆术，即基于此种思维。易学中的观象制器说，对观察和实证也有评述，成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思维源泉。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谈到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他推崇道家老庄学说，认为儒家文化包括周易起了负面的作用。中国的科技史工作者应补上这一课。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起步。我们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有的已取得可喜成果。这是我们学会的任务之一。四、易学思维与当代和未来科技研究易学思维与传统科学的关系，最终目的是以史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助于当代和未来的科技的发展。关于此问题，我们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此问题的提出，深受近年来欧美的一些物理学家，特别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关东方文化论述的影响。看来他们所关心的是东方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我们计划开展此项调研工作，作为探讨易学与当代和未来科技发展的突破口。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易学文化，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当今和未来，是否还有其生命力?我们的看法是，凡历史悠久，文明高度发展的民族，其传统文化大都具有两面性：一是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一是含有某种永恒价值的东西，即观察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呈现的智慧，包括思维方式。如孙子兵法所讲的战争武器，早已过时，但其中的战略思维，有些仍有永恒的价值，为当代战争服务。易学思维与当代科技的关系亦是这样。如历史上易学家提出的许多解释世界的图式，就其内容说，无非企图说明中国大陆气候一年四季变化的法则和过程，这是基于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但有些图式具有模型思维的内涵，又含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因素，加以更新，作为观察和表述物理性能变化规律一条原则，仍有其生命力。那种将近现代的科技成果填入古老的易学图式之中，以此说明易学的当代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未来是信息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易学中卦象符号系统中的理论思维，有可能促进计算机和电脑软硬件的更新。海内外有些信息科学专家正在从事此项研究。卦象符号系统的特征是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结合或统一。这对信息科技的开拓，有启发意义。关于软件的开发，唐稚松院士提出“XYZ系统”。他在论文中表示，他的设计原则是，静态语义和动态语义相结合，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相结合，认为是受到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学思维方式的启发。盼望这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为实现上述任务，要对中西科技思维，特别是其中的辩证思维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汲取智慧。我们正在筹划此项研究工作。初步的意见是，中西思维方式各有特色，各有其关注点，就人类未来理论思维发展说，可以相互补充。我们不赞成东方文化论和欧洲文化中心论两种偏激的观点。一百多年前，恩格斯撰写了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在理论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当代科技思维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但他所依据的文化资源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和当时的科技的成果。时至今日，他提出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原则也需要丰富和发展。有鉴于此，我们期待中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应继恩格斯之后，依据20世纪以来科技发展的重大成果，结合中国辩证思维中的优秀传统，撰写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在中西思维传统的基础上从事理论上的创新，以迎接21世纪人类科技发展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学会应尽的责任。(北京大学哲学系)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地学哲学的研究特点与理论成就王子贤从1983年首届地学哲学年会到2000年第八届年会，学会组织的学术研究已有十七年了，有必要对学会范围的理论成就与探索作一个总结。地学哲学是一个历史很短的新兴学科。什么是地学哲学?地学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研究地球与地球科学的本质、普遍联系与一般规律的学科。地学哲学思想，古已有之。地学哲学思想有三个历史形态，即自然哲学、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自然哲学形态的地学哲学思想，如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四性说”，如古代中国的“元气说”。它们带有直观性、猜测性。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形态的地学哲学，如达·芬奇对化石的看法，以及魏纳、郝屯、赖尔等人的地质思想。它们具有经验性、实证性。自然辩证法形态的地学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地学哲学，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关于地质学的论述。它具有科学性、理论思维性。由上可知，地学哲学指的是地学认识中的世界观与方法沦。只有到了自然辩证法历史阶段，地学才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见，把地学哲学定义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反映了上述的历史必然性。理事长朱训教授指出：“中国的地学哲学研究至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它自觉地围绕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这个中心来开展自己的活动；其二，它自觉而不讳言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己的研究指南，是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朱训《地学哲学文库·总序》)但是，这个纲领性的自我约定，并不是大家都认同的。1997年12月，在“地学哲学基本理论讨论会”上有同志提出“不要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因为：(1)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当今众多哲学中的一种哲学，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那就“自闭门户”，阻碍了交流；(2)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社会科学，已经得到了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指导自然科学，还没有得到历史证明。此地，我们不打算展开对这个分歧的辩论。我们只想指出，十七年来，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指南，是地学哲学的一大特点。应当强调，这不是某个人的好恶或某种政治需要，而是客观的要求。首先，地球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硕大的学科群，需要把各个分支学科的知识综合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规律性，这就需要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需要理论思维。今天看来，仍然是恰当的。其次，地球科学的社会功能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地学理论与地学实践正面临着时代的挑战。一方面，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正日益困扰人类；另方面，地学与社会学的综合化走向已十分明显。地学工作正由“经济型”(资源型)向“社会型”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转向。因此，人们转化观念、修正价值取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那么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就是当务之急了。第三，地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质客体，而是一个自然物质与社会物质的综合体，要揭示这个综合体的规律性，就需要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研究，有自发与自觉之分。自然科学家由他从事的研究中虽然也能达到辩证唯物主义，但这个过程十分漫长、充满曲折。而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去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则可缩短这个过程，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地学哲学强调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正是为了促进由自发向自觉的进步。以上所述就是地学哲学研究的第一个特点。地学哲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十七年来学会一贯主张地学哲学研究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个问题上，学会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以朱训教授发表的《找矿哲学概论》为里程碑；第二阶段，以《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丛书》的出版为标志。找矿哲学，是朱训教授首创的科学概念。“找矿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吸收与概括和矿产勘查有关的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和决策科学成果，从总体上研究矿产勘查活动的普遍联系与一般规律，及其与自然界和社会本质关系的科学。”(朱训《找矿哲学概论》第1页)找矿哲学的理论体系是作者独创的卓见，“是对自然辩证法的突破”(魏宏森教授语)。这是作者几十年矿产勘查、地质行政管理等经验的哲学总结与理论研究。找矿哲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作者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经验、提高素养的先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指出：“我看过朱训同志写的《找矿哲学概论》一书，这本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找矿工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其他行业也有启发作用。我希望更多的同志像朱训同志那样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生产与工作，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快的发展。”(见《找矿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一页)第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详见后文)。第三，熟练地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与其他科学方法，用实例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地学哲学研究的第三个特点是追踪地学前沿、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学会抓住“可持续发展”主题，连续研究六年，出版一套丛书(十本，《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丛书》)，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提出来的。1992年里约会议通过了“廿一世纪议程”。1993年中国政府编制了中国廿一世纪议程。1996年学会五届年会、1998年六届年会就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连续研究。1999年12月学会在朱训理事长亲自主持下，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撰写《地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丛书》(十本)正式出版。今天来看，可持续发展已深入人心、形成共识；但六年前，人们对此十分生疏之时，地学哲学就抓住这个时代脉搏研究，应当说是迎风气之先、具倡导之诚。2000年2月，党和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5月朱训理事长就提出八届年会以“地球科学与西部大开发”为主题开展学术研究。现在八届年会正在检阅这个研究成果。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应当说明，以上三个特点，只是地学哲学研究的主流意向与初步进展，其中还存在不少缺点与不足。例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我们提倡了、重视了，但做出的工作远远满足不了要求。我们协助地方成立了四个分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但和分会的联系不经常、交流不多，分会的活动也不经常。再如，为国民经济服务是重视了，但相应的地学哲学理论研究却较弱，以致于分析国民经济的论文，哲学意味不厚重，流于一般，与地学专业论述区别不大。再如，紧跟地学前沿、抓住时代脉搏方面，我们还未能与国外同行建立必要的联系，搜集科学信息还不及时、不系统，我们还没有进入网络联系，离信息数字化尚远。尽管有以上不足与欠缺，我们十七年来还是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有了若干探索。理事长朱训教授多次指出：“地学哲学研究应当担负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学理论与实践、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二是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促进哲学发展。”(见《地学与思维》第三页)现在总结地学哲学的理论成就，也应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现总结理论成就如下：一、摸索了两个地学哲学的理论框架一个是由十院校15位同志提出的理论框架。1983年他们在首届年会上串连提出框架，经过六年劳动，1989年出版《地学哲学概论》，2000年修订重版。这个理论研究工作一直在朱训教授的热情支持与指导下进行。这个框架把地学哲学理论体系确定为五个部分：地学本体论(地球观)、地学认识论、地学价值论、地学方法论、地球科学观。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讨论了对象、地学物质客体、范畴、基本规律、地学认识论、地学思维、地学价值、地学方法论、地学理论发展规律、人地关系等基本理论，这只是初步探索，尚未得到学术界认同。再一个理论框架是毕孔彰教授于2000年提出的，共分六部分：地学思维(主体)、地学客体(对象)、地学方法(方法论)、地学研究论(过程)、地学思维系统(环境)、地学哲学(结果)。这个体系目前尚无专著论述。二、本体论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对地球观作了深入研究。首先是研究了系统地球观，传统的固体地球观把地学研究的范围限制在地壳表层。从1983年首届年会开始，许多同志提出了并研究了系统地球观，认为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各个圈层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地球与宇宙、地球与社会(天、地、生、人)也构成不同的系统，各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今天，系统地球观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当然，许多人是从他们各自研究的专业领域中获得这个结论的，这并不抹煞地学哲学研究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提出了“整体地球观”。2000年4月，杜乐天教授提出“整体地球观”的概念。其内容是：(1)地球科学分化得越来越细，各学科专家都在各自的狭窄领域中钻牛角尖，而看不到地球整体，以致于不能科学地解释他那个领域的许多问题。所以，有必要把大地构造、内生成岩、内生成矿、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地震、海洋、气象等八大支柱学科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地球科学体系。(2)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三大范畴(分析型思维、本体论剖析、实证主义方法)目前都已显露种种弊端，以致于把一个完整的地球分割得支离破碎，形成剖析八股与繁琐教条，只讲求证(证实)而不问是否必要等等，因此有必要重提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独立思维、创造思维。(3)整体地球观可以概括为；幔汁辐射整体地球观。其要点是：幔汁(HACONS)是超临界态流体，它从地球深部自发向上向外辐射排放，结果形成了地球内外五个气圈和气体地球动力运动，从而衍生上地慢、地壳的溃变，在地球三大基本动力诱发下，发生大地构造运动、地球演化与自然灾害。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由上可见，杜乐天教授的整体地球观是建立在现代地球科学与思维规律探索基础之上的独立见解，很可能代表了今后本体论的研究方向。第三，提出了“复合系统地球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地球是一个纯自然物质系统。现在知道，人与社会对地球面貌的改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地球是一个自然物质与社会物质的复合系统。在地学哲学研究范围内，最先提出这个命题的是刘茂才同志，他于1983年首届年会上提出“社会地球观”。当然，复合系统地球观获得共识，不是地学哲学的独家功劳。我们只想指出，这个观点的确立，对于地球科学在解决人类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中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第四，提出了质变的两种形式。1983年首届年会上，对新灾变论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国外争论新灾变论也只有两三年)。那时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要不要重新认识居维叶的灾变论，给居维叶平反?二是灾变论与渐变论之争是不是两个片面性之争?从讨论中看，多数意见认为要重新认识灾变论，但不存在给居维平反问题，因为在居维叶那个时代，灾变论确实适应了神创论的需要，支持了唯心主义。关于第二个分歧，多数意见认为，渐变论与灾变论之争不是两个片面性之争，而是各自代表了当时地学中的两种思潮。实际上，这次争论有一个重要成果，即深入地讨论了辩证法质变的两种形式。徐道一教授等五位同志指出：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中的质变有两种形式：一个是由事物本身量变引起的质变，即突变(如水温升高引起沸腾)；再一个就是由外力引起的质变，即灾变(如地震造成城市毁灭)。这个观点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补充。第五，提出了“新的资源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致暴殄天物，浪费资源，破坏环境，造成人为灾害与污染。可见，资源无限的盲目乐观不可取。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除了揭示资源危机的紧迫性引起世界广泛重视外，同时也散布了资源有限且枯竭的悲观观点。资源有限论也不可取。朱训教授在《找矿哲学概论》中提出：资源既是有限又是无限，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这怎么讲?“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来说，矿产资源是有限的、可耗竭的。”(朱训《找矿哲学概论》第102页)又说：“从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的长河看，矿产资源又是无限的。”(同上)所以说，资源是一个随科学技术、经济条件而发展变化的三维动态概念。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资源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1996年，地学哲学委员会根据新的资源观，向国务院提出一条建议，要求把“珍惜、节约、合理利用资源”立为基本国策。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第六，提出了“地学价值论”。余谋昌教授倡导并研究地学价值论已有多年，其成果表现在《新编地学哲学概论》中。地学价值包括地球科学价值与地球物质客体价值，目前研究所及，只是地球物质客体中一个很小的范围，即矿产价值。这里说的矿产价值主要包括经济有用性与地质有用性。矿产是自然界的产物，具有使用价值，因而与劳动创造价值一样，同样具有价值。树立矿产价值观念，就应摒弃“资源无价、可以无偿使用”、“资源无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无主，谁采谁有”的观点与行为，杜绝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恶习。地学价值论研究刚刚起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三、认识论方面的探索1.提出了“阶梯式认识形式”朱训教授1987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提出了“认识运动的阶梯式发展形式”。后来在1992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年出版的《找矿哲学概论》中向社会公开发表。他说：“矿产勘查总过程反映的对于矿产情况认识运动的表现形式呈阶梯式发展。这个过程中运动的总趋势呈前进式发展上升。但是认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即不是呈直线式前进上升的，而是随着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勘探工作的顺序前进。对于矿床的认识呈阶梯式的形式逐步前进与上升的过程，犹如上了一个台阶又上一个台阶似地发展上升。”(朱训《找矿哲学概论》第138页)我们知道，唯物辩证法中有个否定之否定规律，它讲的是事物(认识)发展的普遍形式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现在，朱训教授又补充一个阶梯式发展形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物辩证法的补充。2.提出了“地学思维”概念“地学思维”的思想是马宗晋教授首先提出来的。1983年首届年会上，他以“学科的思维习性”为题，表述了“地质思维习性”。他说：“靠自我的思考和想象力，把那么多态的地质实质活化起来，把多种地质现象串联起来，构成一种历史的运动、图景，进而推想它们发生发展的道理。”(见《地学与哲学》第96页)他说这是思考地质现象的方法与思维特点。同时他也指出，当地质学家与天体物理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在研究地震成因和预报时，在学术观点上产生激烈碰撞，就看出地质思维的局限性与排他性。后来经过许多同志研究，“地学思维”可以概括为“地学家把握地学客体的思维方式”。可见，“地学思维”讲的是地学家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特征。因此，(1)它是人类一般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不同于一般思维的另类思维；(2)这个思维特征是由认识客体所引起的，即地球这个特殊复杂的事物决定了地学认识的特殊性；(3)当人们的地球观改变时，地学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会从一个狭窄的学科划分中解放出来，结合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认识地球客体，所以不同学科的思想碰撞并非是地学思维的局限性与排它性；(4)地学思维这个概念突出认识运动的主观能动性，它和分析型思维(学科越分越细、思想越来越偏窄)毫不相干，不会阻碍地学、科学的发展。地学思维概念并不是学者普遍接受的概念，这反映地学哲学的理论研究还不尽人意，还要努力。不管分歧如何，将来结论是什么，但讨论地学思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引导人们关心哲学，对规范地学认识有好处，还可以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激发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3.提出了“地质创造学”创造学(Creatology)诞生于1941年(美国.奥斯本A.F.Osborn)。庄寿强教授把它移植过来，首创了“地质创造学”(1991年)。地质创造学是研究地质科学领域中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活动中的规律和方法的一门交叉学科。他在研究了地质能力与地质创造性思维后，提出了六条地质创造原理。对地质创造性思维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哲学认识论，它把创造性思维具体化为可训练的、可传递的、可评价的、可操作的活动，具有鲜活的实践意义。4.提出了“智慧学”杜乐天教授研究“智慧”达五十年，著有专题论文数十篇。1998年他集大成提出“智慧学”。望文生义，智慧学就是研究智慧之学。智慧是什么?作者认为，目前尚无表达智慧的语言或文字。姑且用现有文字表述，智慧不是知识，智慧是创造性思维，或“彻悟”。稍作诠释：智慧是四“未”，即“视人之所未见，思人之所未想，谋人之所未计，悟人之所未然。”(杜乐天《智慧学》第2页)智慧是平凡的、可以掌握的，获得智慧只能靠“悟”；掌握智慧的先决条件是清除思维障碍(净或空)。思想方法不对头，智慧也出不来。作者将智慧在处理种种关系中的表现归纳为“七略”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即胜利略、成功略、发展略、创造略、善美略、克难略、协调略。他将智慧学研究内容概括为九论：矢的论、权重论、超差论、预胜论、五韬论、二我论、无界论、知极论、知限论。作者强调，他只是提倡研究智慧学，而智慧学这门学科还远未形成。我们认为，智慧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一个很大的发挥。因为它着重强调了从已知到未知的途径与规律，强调认识主体的思维品质与素养，它着眼于极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尽管智慧学还远未成熟，但研究智慧的开拓意义已露出端倪。5.提出了“统计认识论”蒋志教授的“统计认识论”发表于1996年，是作者将数理统计科学原理，结合周易的卦形，来研究认识具体过程的规律性。此书的三部分分别讨论认识中的客体、主体、主客体的关系与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在讨论认识客体中，作者发现事物之矛盾具有可分与不可分两方面的特性。矛盾双方的可分性构成认识的深化。矛盾双方分解到极限就不可分，否则事物的质就改变了。这种不可再分的极限，称之为“极子”。极子的变化，分为生消过程(纵向量变)与转化过程(横向量变)。在讨论认识主体中，作者讨论了人脑的特性(即追求、积极实践与认识、人脑自身条件限制)，这样就给出了科学发现函数，发现者寿命分布函数，发现队伍人口函数，由此导出发现能力的估算公式。可见，这是认识计量化的重要进步。在讨论主客体相互关系中，作者建立了发现过程的函数，再拿来与科学发现时间曲线作比较，就可以揭示发现与主观努力有关，与客观实际也有关，还可揭示发现周期。这样就可把成败得失、发现趋势、预测等置于科学计量基础之上。作者还把科学发现与社会生产力联系起来考察，提出“抽象生产力”概念，并给出其数值特征。比较社会生产力与抽象生产力的对数，可以找到科学发现数目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这就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由此可见，统计认识论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四、方法论方面的探索1.矛盾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矛盾分析方法是将研究对象在思维中分解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分析矛盾双方的特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分析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等等。这个科学的方法也不为许多人赞同。他们认为，许多事物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三，如敌我友、上中下，等等；就是一分为二，也分不出主次，如一张白纸的两面，何为主次，等等。这种分歧也是正常的，此处不作剖析。到底矛盾分析方法是不是科学方法呢?只有一个办法来检验，那就是实践。在首届年会上，朱训教授分析了地质找矿中的十大矛盾问题，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认为是工作经验的哲学总结，在多次年会上，矛盾方法被肯定为指导实践的指南。1992年，朱训教授在《找矿哲学概论》中，又广泛地运用矛盾方法分析找矿勘探中的许多矛盾。2000年，朱训教授又分析了西部大开发的十大矛盾。翻开学会历届年会的论文集，不难发现运用矛盾方法指导实践的范例。列宁指出，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矛盾方法在群众中的广泛应用，也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实践)。2.提出了“搜索学”1992年杜乐天教授提出了“搜索学”，他说这是“找的辩证法”。他说，“找”指的是找矿、找油、找理论突破、找工作突破口，等等。作者就找矿提出八条演化规律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此处从略，参阅杜乐天《找的辩证法——搜索学》，见《哲学与社会》第33页)，作者把搜索方法归纳为7类：选择法、引线法、伴生法、内插法、外推法、限定法、类比法。作者说上述七法是就查找线索而言。此外，还有查找模式，他提出七种模式，即：(1)追加律，不断追加限定项，使概念确切化；(2)不充足判断，发现盲矿是不充足判断的范例；(3)权重误判，找矿、打钻，往往是前面四个人没有找到矿，而第五人却“一钻定乾坤”，这是参入者功效名不符实的实例，称之为“权重误判”，因此不能只提参与，而要提“功效权重”；(4)不语前提的正负效应，这是行事前、思考前一定要设问的理论前提，否则会成事也会败事，因此对待理论或找矿，一定要第二次提问“为什么要这样做?”(5)匹配论，矿床的形成有两类：特殊条件下发育巨型矿床，最佳条件匹配下发育巨型矿床，因此要注意匹配。搜索学是唯物辩证法在找矿中的生动体现，它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注入了新的营养，值得重视。3.系统方法的广泛应用系统方法在国内流行起来，大概是1980年前后。地学哲学承风气之先，应用得较早、较普遍。1983年首届年会时，36篇论文中有17篇应用系统方法分析地学问题。后来，刘波教授著有《天地人巨系统》(1994)、诸大建教授著有《关于地球科学体系结构》(1992)、程绪平教授著有《资源生产力系统》(1994)、何贤杰教授著有《资源与当代全球问题及我们的战略》(1998)等。还有，前文已述的地球系统观，这些都表明系统方法卓有成效地广泛应用。4.提出了“串纲方法”2000年杜乐天教授提出了“串纲方法”，这是一个创新方法。杜乐天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现代地球科学八大支柱学科提出了许多问题，促使人们思考必须用整体观点看待地球，建立整体地球观。怎么建立?并不是把八大学科加和起来，而是“必须找到一个串纲才能建立整体地球观”(杜乐天语)。前文已述，“幔汁辐射”就是他找到的串纲，它可以把八大学科和谐地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球科学体系，能够回答原来八大学科单独不能圆满回答的问题。他还认为，地球科学历史已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水成论——火成论阶段、固定论——活动论阶段；目前正处在第三个历史阶段，固体地球观——流体地球观阶段，现在正是地球科学理论变革的历史风暴前夜。我们认为，评价不一定象作者自诩的那么高，但串纲方法是一个创新的科学方法，是可以认定的。最后，我们郑重申明，地学哲学这门新兴学科还很稚嫩，还在襁褓之中，理论上不足与单薄是可以想见的。提出上述理论成果与探索，不过是自我鼓励而已。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理解创新参与创新——创新研究是科技哲学的新课题金吾伦新世纪新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使命，也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需要依靠创新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科技哲学工作者不但要研究创新理解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创新、实践创新，要把实践创新提到首位。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了改变世界就需要实践。21世纪的鲜明时代特征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充满活力的不竭动力，而创新又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对我们来说，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创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0年第2卷第4期上。以往的创新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间或有少数人从社会学视角进行探讨，而从哲学的视角，尤其是从科技哲学的视角进行探讨还远远不够。科技哲学以往注重于发现、发明和科学知识增长模式的探讨。21世纪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无论从任务还是学科的发展，其范围都应扩大，需要从时代的高度，从科技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创新的研究。这也许就是“哲学的技术转向”吧。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研究创新认识创新，或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在这里是“解释创新”)的方面，而马克思向我们强调的是“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是本文的标题所要强调的“参与创新”的涵意。“参与创新”这是指参与到创新的具体实践中去。《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国家科技部则进一步提出以“创新、产业化”来突出发展的主题，形成科技战略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科技创新应把握好六个重要原则(朱丽兰，“加深对科技创新作为强大动力的理解”《光明日报》2001年2月6日)。更重要的是，科技哲学工作者应当参与创新、实践创新，在实践中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并阐发创新的意义和规律性，同时拿出自己的创新成果来。创新成果可以是多个领域、多个方面的。就科技哲学来说，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理论创新自从江泽民同志在去年秋天提出理论创新的任务以后，不少人的文章都把理论创新仅仅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讨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绝对必要的，是关键性的。但问题是，理论创新不能只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理由是理论领域很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在新的时代里都要根据新的实践新的环境进行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创新，要与时俱进；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它理论也要创新，也要与时俱进。科学理论并不需要都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头衔。如果我们要求每一个理论创新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我们的理论创新的范围就会受到限制，视野就变得不够宽广了。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桂冠不是自封的，而是要通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如果一开始就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必然将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人们的视野，这种做法恰恰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正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有人提出新建立的体制必须要是社会主义的。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不谈姓“资”姓“社”，而是从三个“有利于”出发，这使得人们大大地解放了思想，大胆尝试，从而推动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在理论创新中也应该鼓励不同的理论创新，只要符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让不同的新理论在实践中、在批判讨论中检验、筛选。不这样，就有可能会阻碍理论创新。2.体制创新中央已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我国现阶段创新的重点，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乃至组织管理创新都需环绕着科技创新展开。为了推动科技创新，我们确实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的主要途径，将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资金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科技创新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在这方面，关键在于体制的创新和机制的创新，在于形成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和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必要条件。为了加快形成和完善中国国家创新系统，关键是要能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使知识在系统各要素之间顺畅的流动，从整体上提高企业、市场和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同时加大区域创新的力度和产业群的快速形成。在围绕科技创新所展开的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方面，还有许多观念性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科技哲学工作者有大量的工作可做。3.创新的文化环境建设创新需要有适合于创新的文化环境，20世纪后期各地创新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硅谷被人称为创新思想产生的摇蓝，是20世纪下半叶影响世界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硅谷有一个良好的创新文化环境。“硅谷成功的决窍不在硅片中。不是快速芯片，不是奇妙的电脑游戏，也不是供查找数据使用的技术深奥的软件。……”那么在哪里呢?在“那个定义模糊、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里。艾伦·韦伯在《新经济新的是什么?》的文中说，“最终，新经济的版图并不在科技里，亦不在芯片或全球电信网络中，而是在人的思想疆界中。”硅谷成功的奥秘，是因为硅谷有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系统。在这个文化生态系统下，大大有利于创新和人才的成长。世界各国优秀的年轻科技人才把技术和产品带到硅谷的田园里播种、生根、开花和结果。硅谷不只是使泥土变成黄金，变成资本，更使它变成智能。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钱颖一对硅谷作了学术研究后指出，硅谷的环境和硅谷的文化造成了创新和创业的新天地。钱教授强调：“只有一种宽松的创业体制，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前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指出，中关村与硅谷之间的差异在文化上。他认为，“硅谷正在生成一种转向市场驱动的文化，而在中国，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的驱动。”这种以技术为驱动的文化很难使创新有根本性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所长冯玉林在一篇讨论《中关村文化应怎样创造》的文章中也同样认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文化是一种内涵，听起来抽象，但它是有本质的东西，中关村与硅谷在文化理念上的差距，它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冯玉林强调：“我们要学习人家的硅谷文化，我们也在努力地实践中国的硅谷文化：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充满创业精神的中关村。”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我们科技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地要参与这一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建设。人文社会科学在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不久前，美国麻省康桥汤普森—罗斯建筑公司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甚有见地。他们认为：“公司成功所需要的点子和发明将来自人文科学，而不是技术。”原因是“如果思想是新经济的推动力量，那么任何公司结构的基本目的就是促进创造发明，从而推动增长，增加利润和就业机会。因此，决定21世纪公司的是人文科学，而不是技术。随着技术变得无处不在，公司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将是成败的关键。”而“最好的新点子来自人的直接社会关系，一时的灵感，个人和知识撞击与整合的偶然机遇。”新时代为我们创造性的事业带来新的机遇，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大有用武之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反思反思的时代季国清站在世纪的门槛上，在非视觉隐喻的意义上，认认真真地反思已逝的百年，人们会斩钉截铁地断言，这是个哲学反思自己的时代。开启时代大幕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以意识建构的方法把自然之镜式的哲学纳入了人类自己靠精神财富创造的独特世界，关于唯心与唯物的旷世争论只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次生现象。海德格尔在反思现象学的过程中把解释学的方向定格在本体论基础之上，即解释学循环，从而使反思的方法与对象彻底更新了一次。在20世纪后半叶扬弃解释学的一个新的运动即谱系学把解释学的意义自主学范式变成了知识造反学范式，尼采这个谱系学的专利所有者若在地下有知该欣慰了。现象学、解释学、谱系学——哲学进出20世纪的三把钥匙证明了反思是哲学的生命与哲学的本质。哲学的轨迹与科学的道路并行不悖而又殊途同归。20世纪上半叶面世的哥德尔定理证明了一切自我构造的形式化系统均无法回避自我相关的悖论。霍夫斯塔特进一步发挥了这其中最值得深思的东西，得出的结论是世界的真正进步必须以自我相关的方式进行。这种突破悖论的能力不停地运转，成为了哲学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板块同样需要反思。诺曼·莱文的《辩证法内部对话》告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尤其是《自然辩证法》，有许多内容其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繁衍。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由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变革来推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形成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常常以革命的方式来表现。逻辑的事物变成了事物的逻辑。辩证唯物主义于是成了一个历史理论的分支。19世纪社会学的三大理论支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迪尔凯姆的社会结构方式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理论和韦伯的精神动力论在20世纪分别找到了继承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是历史理论的主流。迪尔凯姆的理论由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精神化和实证化。韦伯的衣钵则发展为现代化理论。每一种历史理论都有一种自然观、宇宙观、方法论的系统与之相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每有一种历史理论就必有一种“自然辩证法”，当然“辩证”要做一点语义重构。反思了时代，反思了自然辩证法，留下来的重头戏肯定是反思科学了。客观化科学社会学即默顿原则的失败告诫人们不能把科学装进保险箱，只能将其放入历史之中。科学在历史中形成自己的历史性。科学以生产怀疑的方式生产真理。但是，启蒙的英雄崇拜，工业革命的理性包装，商品拜物教的精神吸引，把科学宠坏了，它变成了以生产真理的方式生产历史的机制，科学成了历史本身。人们忘记了科学仅仅是社会平面褶皱化的一种力量，它变成了权力，但只是社会的系统效应把它拉进了权力的核心。在统治模式的社会中，统治术与统治者——主导资源土地——黑金属铁共同形成那个社会的力量系统。在惩戒的社会中，禁锢中心(工厂、学校、医院、监狱、军队……)——资本——能源碳共同形成了权力中心的漩涡效应。在控制的社会中，控制模式——知识——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硅把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褶皱。权力恰恰是社会系统的结构信息而不能是某一单一向度的霸术。但是，科学自身成为历史之后它获得了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的权力，科学成了法官。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的反思，过程神学对科学的祛魅运动，生态伦理对世界的警告，都是对科学成为历史的科学形态的哲学批判。科学成为了历史被人们所关注，而科学成为了政治却被人们所忽略。前苏联不接受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尤其是反对玻尔的互补原理；对控制论大加鞭挞；李森科主义极力反对盂德尔学派以及后来发展为李森科“屠刀”，大肆屠杀生物学中的李森科主义的反对派。这些仅仅是勾画了科学政治的轮廓。而在后来的技术官僚统治下科学彻底变成了永恒生产真理的思想体系，即一种彻底的宗教。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不能重建自己的道德基础，导致了前苏联的政治解体。科学成为了政治，是人类应该反思的重大课题。反思我们民族的科学观带有点文化学色彩，但决非狗尾续貂。精神地理学揭示了，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精神现象。西方人生产价值的方式与他们对世界结构的思索有关。他们曾坚定不移地确信，世界之前的世界、世界之后的世界和世界之外的世界是价值的源头，价值的标尺。这即所谓的超越性。对超越性的追求，对超越性的运用，构成原初的科学精神，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牛顿、莱布尼茨、高斯、黎曼不都是在寻找时空之外的永恒形式化因素而耗尽一生吗?中国人混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追求在此岸世界中实现彼岸世界的目标，追求长生久世、得道成仙等即是其反映。于是，中国人只能把直接用于现实的技术臻于至极，但却无法在精神上生产出形式化的科学——一种无功利色彩的为了追求知识本身形成的知识体系。李约瑟难题的解就在这里。同时，一切皆为现实、现时、现世的，又容易产生泛价值倾向，不会创新，但善于造神，把科学神化，把科学当成救苦救难的神奇力量，这不仅仅是偶然性的可能，甚至是一种决定论的必然。防范这种倾向的出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责无旁贷。(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技术还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陈文化最近，有些学者提出了“哲学中的‘技术转向’”问题，即自然技术正在或即将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那么，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技术哲学是关于技术的哲学”或是“对技术的系统哲学反思”。“技术哲学以技术为研究对象，是对技术的哲学思考。”而技术又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自然)“技术即劳动资料”或“物质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于是，(自然)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劳动资料。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首先，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与世界的关系实在论超越了旧哲学的物质本体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把对象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也就是把对象作为实践活动的对象、产物和结果去理解，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去理解。技术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作为人类生存活动必须依存的对象而成为人类存在，即人的生活、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定义：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或“活动方式”，物质生产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资本论》，第374页)显然，自然“技术即劳动资料”(物质实体)，“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不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同时，技术的内涵，也不能局限在工具意义的“器物”层次，应该拓宽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技术从其产生与发展，即发明、创新与应用扩散全过程，无一不是人的行为。因此，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就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劳动资料”说的技术完全排除了主体而成为纯“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第二，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而进行“反思”，既要反思人对世界的认识问题，又要反思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评价问题，更要反思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从而实现人与世界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哲学不是人站在“世界”之外来“揭示”世界的“一般规律”。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而将技术哲学定义为“关于技术的哲学”或“对技术的系统哲学反思”，就是直接地以孤立的抽象的“技术”作为对象而形成关于“技术”的观点。恰恰相反，技术哲学是由“思维和存在”(人与技术)的“关系”出发，从整体上理解和协调人与技术相互关系的理论。因此，技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认识技术”、“改造技术”，而是协调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促进实现“自然一人一社会”的和谐与可续发展。第三，技术哲学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而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自然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显然，脱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人对自然界的关系，脱离人来谈论技术都是不现实的。而那种“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这样，以“技术”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就无法解脱旧哲学“解释世界”的怪圈，而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距甚远。第四，研究对象是物质实体还是关系实在，已经成为科学是否具有当代性的一个重要判据。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对于近代的经典力学来讲，研究对象就是以关系实在取代物质实体，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创了以阐明实在之关系依赖性来消解“实体”的任何绝对化解释之先河。相对论的质速关系和质能关系揭示出：质量、能量是相对的，“性质本身就是客观实在”。质量作为速度的函数，相对于不同的参考系就有不同的值。质量与能量相互转化，微观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正反粒子对的湮灭和产生现象，就是实物转化为辐射，实物(如电子)的质量转化为光子的能量。同时，自然界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同变革它的人类之间的历史关系之中，属人的世界只存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和实践之中。于是，物理实在必然地与认识条件相联系，并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认识论模式则为客体——认识条件——主体。“认识条件”的介入，并参与物理实在和观念客体的形成，这是同主客体分离的传统认识论模式的本质区别。因此，物质概念(观念)由古代的物质即质粒到近代的形而上学的物质实体观，再到现当代的关系实在论即“物质非物质化”，(详见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页)这种逻辑顺序是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普遍演变规律的具体体现。显然，以“技术即劳动资料”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是传统的物质实体观的反映。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五，长期以来，自然科学技术、技术哲学只强调研究“自然”、“技术”问题，忽视了研究人和人与外部世界(含技术)的关系问题，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社会(人)的对立和对抗，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并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不可续发展。爱因斯坦指出：“如果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该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许良英、范岱年编《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卷，第73页)孤立地研究“自然”、“技术”而不是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人与社会等关系上的“自然”、“技术”，由此带来了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类自身的危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多数是由于人类自身特别是自我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请详见拙文《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思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年第2期)。无数事实也表明：人为灾害远远大于自然灾害，而且消除人为灾害所付出的代价更大。同时，由于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不当而不正确地使用科学技术，常常是造成人为灾害的主要原因，又往往是引发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技术是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中介手段，而人与技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研究人类如何实现人与外部世界的协调发展去研究科学技术问题比孤立地研究科学技术本身更为重要。第六，请注意关于哲学的定义的变化。什么是哲学?曾经公认的定义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1950页)前几年，由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改为：“哲学就是从总体上教导人们善于处理和驾驭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学问”。显然，后者符合恩格斯关于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论断。恩格斯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才被十分清楚的提了出来，才获得完全的意义”。而古代哲学是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地“断言”世界的存在。我们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将哲学表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关于世界观的理论”。正如孙正聿在《怎样理解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一文中指出的：“所谓‘世界观理论’，究竟是‘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还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这样的‘世界观理论’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所以，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它不是直接地断言‘世界’的理论，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矛盾’的理论，是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协调的理论。”(《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哲学研究对象的这种变化，是对当今时代特点的新概括。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的技术哲学，仍然定义为“关于技术的哲学”或“对技术的系统哲学反思”，显然是落后时代之举。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技术哲学是从技术观层面上研究和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的学问。由此，我们建议：应以人(类)为中心、科学技术为中介手段的自然——人——社会四元结构重新构建技术哲学的体系框架，以适应新时代文明之要求。(请详见拙文《关于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中南大学亚太发展所)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分析黄佩民从哲学观点来说，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质变就形成新的阶段。社会发展分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家的一贯思想。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同样是有阶段的。现阶段的中国农业发展，从总体来说，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大背景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并逐步建成集约、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的过程。根据我们的研究，就其供求关系、生产目标和增长方式等综合分析，这个过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产品供给全面短缺，以解决温饱为主，主要依靠传统投入的数量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质、优化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注重传统投入与资本、技术集约相结合的优化发展阶段；第三阶段，农产品供给多元化，知识、信息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提高效率、市场竞争力和生活质量为主，高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和信息集约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一、新阶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90年代后半期，中国农业在产品供求关系、生产目标、增长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显著变化：农产品供给由过去的全面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生产目标由过去的单纯追求农产品数量，转向在保证一定数量基础上追求品质、效益和安全；增长方式由过去的主要依靠传统投入和劳动集约，转向劳动力数量已开始绝对减少和对资本、技术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经营方式由过去单纯的原料型生产，转向生产、加工、营销相联结的产业化经营；产业关联由过去的农业与其他产业相互隔离，转向农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等等。根据这些变化，对照上述提出的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期间农业发展三个阶段的理论划分，可以判定，中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以提高品质、优化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为主，注重传统投入与资本集约和技术集约相结合的优化发展阶段。二、新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虽然中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阶段，但在总体上尚难以完全适应新阶段的要求，新阶段农业的健康顺利发展仍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一)农业发展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尚未形成以优化结构、提高品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发展新的战略和政策体系，不少地方仍然采用对付短缺的观念和方法发展农业，品质意识、结构意识和市场意识不强。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二)农业生产结构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农产品的基本格局是，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少、高档产品少、深加工产品少，不能适应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后对农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专用化消费需求。(三)农业科技发展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还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现有技术存在“四多、四少”。即常规技术多，重大关键技术和高新技术少；增产技术多，改善品质技术少；生产技术多，加工技术少；知识形态技术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技术少。科技创新和理论储备明显不足。(四)农业固定资产积累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农业的固定资产积累水平较低，从整体来看，基础设施差，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不能适应新阶段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依赖性提高的需要。(五)农民收入水平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减慢，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约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农民收入增速减慢，制约了农村市场的开拓，又进一步制约了国民经济增长。(六)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格局与新阶段的要求不相适应。进入新阶段后，根据国际经济判断，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主调将是工业反哺农业。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的这种转换，构成了农业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业和农民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三、新战略为了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和迎接加入WTO后的各种挑战，必须确立新阶段农业发展战略，从宏观上指导新阶段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从全局高度考虑，农业发展战略选择的总体思路是，理顺农业与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农业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转换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农业向产业化、区域化、专业化和城镇化方面发展，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此，要促使农业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变：(一)从主要是自给自足经济转向以市场为导向，面向国内外市场发展商品生产。为了大力推进农业市场化进程，要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序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济成份，推进经营方式多样化，建立农业要素市场，形成完整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从主要重视产量增长转向产量与质量并重，提高经济效益。要明确树立和强化质量与品牌意识，抓住目前农产品市场供给比较充裕的有利时机，大力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实现农业新的跨跃。调整农业结构要坚持效益原则，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积极稳妥地发挥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防止盲目发展和一哄而上。(三)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从主要依靠传统技术转向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努力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中国农业有精耕细作的历史传统，在农林牧结合、农作物间作套种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耕作模式，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为缩小这种差距，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吸取传统技术精华，促使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四)从主要是传统劳动密集转向劳动密集与资本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一是在发挥传统手工劳作和劳动密集生产的同时，重视资本和技术密集生产，发展集约农业；二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设施农业和工厂化生产，三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力推进农业专业化和产业化，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五)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性生产的传统方式转向实施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紧缺，根本出路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注重农业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避免造成资源环境破坏；治理环境污染，发展绿色产品；经营产业协调配合，促进农业生产良性循环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六)从主要是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转向注重农业与工业相互结合、农村与城市协调发展。为此，必须在政策上和经济运动上打破二元经济的束缚，改变农业以粮棉油猪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实现农业的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积极发展小城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四、新课题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摆脱贫困、落后，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阶段。也可以说是逾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要完成通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社会化、商品化任务的阶段。在此同时，党中央还提出许多现阶段要实现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如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从贫困、温饱转向小康、富裕等等。过去许多单位对上述各项转变做过大量研究工作，但多从历史的、单元的、分解的纵向来研究，目前提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着新的阶段性变化”，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包含了上述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于农业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必须从现状入手，综合地、总体地横向来研究。因而，应完全摆脱过去研究的框框，在新的起点上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内与国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期在理论上站住脚、指导思想上有共识，并且通过大量实证和关联度分析，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国情与现实特点，更加自觉地把握变化规律，促进“新阶段”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顺利持续发展。总体来讲，近些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变化，可以概括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使农产品供给全面绝对短缺的结束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使高质量农产品市场需求的生成，这是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存在着的两个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现象。新阶段的一系列特征和表现，新的要求和调整，新的战略和措施，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现象而展开的。针对当前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的许多困难和矛盾，要从深层次研究如下一些新课题。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一是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问题。进入新阶段后，虽然中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基础产业的地位仍然是不争的事实。这需要从农业与国民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全面深入地阐明新形势下农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影响，分析当前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政策建议和政策措施。二是农民增收的宏观经济条件及分区影响因素。农民收入问题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不仅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要求，而且可以扩大内需，对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分不同地区、不同经营类型农户进行研究，找出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和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地区和类别农民增收的途径和具体措施。三是农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政策。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解决新阶段农业面临的问题，落实新阶段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应对措施。需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和比较优势原则，全面研究不同区域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重点和内容，提出分阶段、分步骤推进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具体途径和政策措施。四是防止粮食供求波动与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对多数，立足国内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仍然是今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对当前粮食供求关系及价格走向要做出科学分析和判断，研究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预警系统，预测和分析保持粮食供求平衡的条件和潜在的问题，为正确处理农业结构调整和确保粮食安全的关系提供依据。五是WTO框架下国内农业政策调整。加入WTO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战略选择。要重点研究与WTO规则相一致的政策调整，主要是贸易政策、流通政策、生产政策、定价政策、生产组织政策、粮食储备政策等的调整方向，国内支持政策的具体内容，为减少冲击、充分从WTO成员资格中获得利益，提出切实可行的策略、政策建议和政策措施。(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七次常务理事会纪要届理事会第7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于2004年12月21日上午9：00---12：00在北京魏公村科协综合楼3楼336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顾问等30人。朱训理事长主持了5届7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内容有9项：1、王国政秘书长作汇报2004年研究会工作和2005年工作建议报告；2、研究会财务王育莹同志汇报研究会2004年财务工作情况；3、专职副秘书长王玉平同志汇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等人选征求顾问、常务理事意见的反馈情况；4、刘孝廷副秘书长汇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代表产生办法和理事方案的建议；5、各位常务理事发表对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间、代表产生办法、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理事会领导机构的意见；6、各位常务理事发表对2005年工作的意见建议；7、讨论换届工作及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问题；8、讨论《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人事调整问题；9、其他。会上转达了名誉理事长于光远、龚育之同志请朱训同志作为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人选意见。孙小礼、李惠国等6位副理事长到会并发言。朱训理事长作了5届7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发言。五届7次常务理事会就研究会工作和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18项共识、意见和决议。1.一致支持朱训同志连任理事长，同意王玉平同志为秘书长候选人；2.2005年1月上旬召开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各委员会汇报2004年总结和2005年工作计划，讨论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问题；3.秘书处向中国科协分管书记汇报一次，听取中国科协分管书记意见；4.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主题，围绕科学发展观可考虑为：“科学发展观与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5.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安排在第2季度；6.新增常务理事人选与现任常务理事是否愿意连任，要征求其本人意见；7.退离休人才是资源，要开发（办学、科研），要重视退离休人才是资源；8.重视与台湾的交流，尝试与台湾搞民间合作；9.已实行的会员制要坚持，这有利于学科发展；10.要关心地方研究会的工作；11.官产学研联盟，老中青结合，注意吸收民营企业家；12.要关注产业哲学，重视产业哲学研究；13.要关注社会重大问题研究，要知难而进，知乱而进；14.第6届理事会要增加中青年理事；名牌大学，博士点要有理事名额；15.第6届代表大会不仅要开成换届会，要开成高水平的学术会议；16.办杂志要能够引领学术潮流。17.我们要学会经营研究会；18.会议尊重常务理事丘亮辉同志多次提出不再继续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主编的意见，全体与会常务理事表决一致通过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人事变动方案：编委会主任：朱训，主编：王国政；副主编刘孝廷，王玉平。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2004-12-23395\n纪念邓小平同志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九次常务理事会纪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第9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于2006年1月25日上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常务理事、在京理事、中国科协主管部门领导、秘书处工作人员40人。朱训理事长主持了五届9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内容有11项：1.王国政秘书长总结2005年研究会工作并提出2006年工作设想；2.王玉平副秘书长传达邓楠书记在中国科协2005年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3.王玉平副秘书长汇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情况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正副理事长人选确定的过程与情况；中国科协五届94次书记处会议纪要；4.刘孝廷副秘书长介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新成立专业委员会工作进展；5、张明国副秘书长汇报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起草情况；6.王玉平同志宣读《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副主编确认与任命书；7.各位常务理事发表对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代表产生办法、第六届理事会理事、理事会领导机构的意见；8.各位常务理事发表对2006年工作的意见建议；9.讨论换届工作及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问题；10.其他需讨论的问题。11.朱训理事长作五届9次常务理事会会议总结讲话。五届9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了以下6项决议。1.会议通过拟提交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应具备的条件、候选人产生的7项原则和13人候选人建议名单；2.会议通过理事名额分配方案，理事候选人产生原则、条件和办法以及理事会组成人员选举办法；3.会议通过常务理事会组成5项原则及名额分配方案；4.会议通过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为2006年3月下旬，会议地点为北京，会议届次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规模控制在300人内；第6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10项主要议程，理事会应向代表大会提请审议的5个报告，即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学会章程修改报告和章程（草案）。5.会议决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06年工作要贯彻邓楠书记讲话精神，围绕以自主创新和科学发展观开展工作；2006年2月下旬召开“自然辩证法与自主创新”专家座谈会。7.第6届理事会设通讯副理事长，通讯副理事长由常务理事会任命。8.会议通过确认彭瑞骢、邱仁宗同志为《医学与哲学》杂志名誉主编，杜治政任杂志主编；任命赵明杰同志为杂志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何裕民、张忠鲁同志为副主编。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2006-1-25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