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 12页

　　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n　　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n　　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n　　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未来之路20世纪末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模式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使各种中国牌学术、特别是史学模式开始反思学术上的中国的范围，除《中国通史》之类，其中国尚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之外，其他诸史，诸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法学史》、《中国伦理学史》之类，差不多都遇见了同一问题虽然都定其名曰中国，而实际上只是中国汉族XX成长史，没有涵盖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于是兴起了传统中国书写模式之外的中少模式《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民族伦理学》、《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概论》这些众多史、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国字号的学科的确该诉求名副其实了。其中不少的史、论对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认知，如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序及导言中、熊坤新于《民族伦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贺金瑞等于《民族伦理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中等都有所论及。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界提出了如何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其中如何安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其中如何让《中国哲学史》的中国名副其实的问题。虽然大学哲学系不像中文系那样直接有正名的问题，但为中国哲学的正名问题却势头正盛。　　一、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n　　如何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哲学，一直是中国哲学界面对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曾长期讨论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初即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书写问题，而不是一个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这里的中国本文由.L.收集整理哲学既应该从广义与狭义进行不同的界定，也应该作意义与学科的区别，但无论如何都面临着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空间向度上分析，一是在中西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如冯友兰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于是即有金岳霖的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即写出区别于欧洲、印度、阿拉伯、非洲亦即区别其他任何一国或一系哲学的中国哲学。这种中国哲学既符合哲学的共性或一般的哲学，其所讲的哲学具有普遍性，包括内容、问题、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色，有中国哲学的个性，包括观念、范畴、话语系统、特殊问题等；还包括中国哲学史的治史者的学术背景、民族形式、时代精神、个人风格等方面的个性。二是在中国各民族内部哲学关系上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即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反映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从时间向度上，这一问题就是如何理顺中国哲学全史的问题，包括它的萌芽、产生、发展直至近现代的哲学转型，比如以中域文化为基本线索的中国哲学的萌芽期明显由于汉史材料等原因而研究不足，虽然近期取得了长足进展；历史上有些历史时段明显研究不够而空白时期不少，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部分、隋唐哲学思想研究中从王通到韩愈而中间差不多留下了两百年空白等；不同的历史地理区间没有完全得到展现等，应该说这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地理时空的拓展问题，而这方面的问题即反映出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资源的挖掘不够有关。三是在精英、经典与社会大众的一般的、普遍的思想之间出现一定断裂的情况下写出真正反映整个社会思想状况的实史，而不只是关注高悬于、深藏于象牙塔上（中）的精英与经典思想，把社会大众的普遍之思引入哲学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以口承文化、物态文化、仪典文化及至主体文化如寨老制度等体现的哲学文化之思，就是以普遍的民族文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民族哲学之思，认识一个社会、认识一个民族、认识一段历史，没有对这种社会一般思想的认知显然是不全面的。正是在上述三种尺度上，中国哲学形成了20世纪的独特的学科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不断在这两个方面做着艰苦的探索和巨大努力。其中核心的问题被转换成中国哲学的传统和超越问题或创造性转化问题或是通向未来之路的问题，并且，各种论文、各种学术会议、各种通史性学术论著等都会随时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兴旺，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确存在某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其最终的目的诉求即是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呈现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多元性、完整性，并进而体现出中国哲学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　　二、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开拓中国哲学史未来之路　　毛泽东曾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笔者认为，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观中国哲学史，其意在于说明观中国哲学史离不开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n　　其实，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如果上溯历史，自然可以上溯到先秦。《庄子天下》等篇中已强调当时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状况的存在，渴望齐万物、齐是非的一统之道。至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各学术史论，也都有自己的一统之道。在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开启了用近现代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写出专著的先河。但在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的问题还不突出，因而书中反映的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体、以朝代更替和汉文正籍诸第一种是避而不谈，只讲中国哲学史，阐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目的和意义。在通史性的著述中，对各主要哲学家进行描述，概述其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在对哲学思想的论述中，由于对中国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差别，虽然论述方式有所不同，如英美哲学影响下的胡适一冯友兰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的郭沫若一侯外庐范式，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与研究范式转移等。影响特别大的恐怕要算两个对子范式，其特点主要是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及评价等方面进行阐明等，但无论哪种范式，论述的结果都是：表面上是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最多可以说是中域哲学史。这类哲学史著述，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论述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第二种是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在这里，中华民族得以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民族融合。在强调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但是，这里只是把中华民族当成是一种方法问题，因而在书写中国哲学史过程中，往往写的仍然只是汉族哲学史，而且在内容的表述上与第一种类型略同。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在全书绪论第十节讲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在对中国作中华民族整体界定以后，讨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问题，最后就主要讲民族融合，实际上是用一种以夏变夷的指导思想写下了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并强调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因此，从思维方式上说，该书仍没有改变过去忽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倾向。\n　　第三种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描述中，既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又强调各民族的差异性。但是，这种民族的差异性并没有展开，有的只是提出了地区差别的问题，如强调老、庄道家哲学，就主要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所至。可是，在其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又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如有的书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但是由哪些民族的哲学构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哲学，其书并没有阐明清楚。最终结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即中国哲学史实际上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汉族哲学史。甚至还可以看到像任继愈主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中所说不能说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一类的论述，而这也正是直到目前仍然存在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著述中的应有地位。因此，我们看到，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稿》中的郑重说明，并希望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同志能予以补足。\n　　与上述情形相应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的推动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得以展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由于西方学术细分化、学科化（分科制）研究的再传薪火，即自西方哲学的学科独立启动中国哲学研究以来，中国哲学经过了冲击、融汇、创新、发展、反思等诸阶段，然后发展至当今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阐扬，中国哲学研究已经近于成熟，以至于人们着眼于寻找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也逐渐为人诟病，各少数民族自身则从学科细分化与学科自觉的层面阐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种哲学自觉表现在成立了中国南北方各自的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并最终统一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社会思想史学会；表现在自觉按照当时所能被接受的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并成为一时风气；表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教学进入了部分民族院校的哲学教学课堂，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动力；表现在成就了一大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经典成果，包括教材、专著、论文、资料选编、论文选辑；表现在进行大量的学术研究组织活动，包括会议、专栏、网站、报刊、杂志宣传；表现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承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等等。这些自觉的直接成果即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自身建构，一个是内容的建构，一个是学科的建构，从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中，内容上的建构进展仍然不大，成就仍然不显明，除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部分中国哲学研究的原始哲学研究。有学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哲学应用原始哲学来表示。在西方学术界，曾用原始哲学来标明原始人类的思想观念，如卡西尔即认为泰勒承认原始人有一个相当一致和合乎理性的原始哲学，原始人也就是原始哲学家或古代野蛮哲学家；美国学者托马斯F奥戴也曾强调：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现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与自然、神和崇拜的一系列尝试。在中国学术界，茅盾先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用原始哲学来评论神话思维，认为神话说明原始人的思想虽然简单，却喜欢去攻击那些巨大的问题，例如天地缘何开始，人类从何而来，天地之外有何物，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他们的原始哲学，是他们的宇宙观，是他们原始的哲学遗形。到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学界更经常使用原始哲学，如普同金《略论彝族史诗（梅葛）中的原始哲学观念》（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一文研究的是原始哲学；李景江则说神话反映的是原始哲学观，认为，神话是原始人对世界本原、人与自然关系、自身作用的认识、思考，是后代科学、哲学、美学的源头。它的哲学观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探讨原始哲学有助于研究神话的性质、特征，也有助于研究哲学史、美学史、文化史、文艺学史。此后有王晓华《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6期）、《从原始哲学到心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分期兼论中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的异同》（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蓝鸿恩《壮族原始哲学初探壮族古代文化思考之一》（载《民族艺术》1994年第1期），刘文英以漫长的历史源头为题新探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等，周延良《（楚辞天问）与原始文明（天问>中的原始哲学内涵考释》（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任荟《壮族原始哲学思想研究》（载《河池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张赫名《法老时代埃及的原始哲学》（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等，如刘文英即说，神话式的原始的哲学或宇宙观，同样是就哲学的萌芽而言。目前，详细论证应该使用原始哲学一词的是晏祥紫的硕士学位论文，他肯定原始哲学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作为生命智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少数民族神话史诗和原始信仰所表现出来的原初精神家园和生命智慧，是真正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的民族文化。原始哲学是类型意义上的一种哲学，迄今为止，它一直都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历程。不过，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主流来看，仍然使用的是哲学萌芽而并不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类型。如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那里，肖万源的《哲学与原始意识》（载《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2期），佟德富《神话宇宙观初探》（载《宗教与民族》2012年卷），伍雄武的《原始意识和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科学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意识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等，都只说原始宇宙观或哲学萌芽于原始意识中；基本观点是不是哲学、学术起源于宗教，宗教又起源于原始宗教，而是哲学、艺术、宗教以及道德、科学都起源于原始意识，从原始意识中分化出哲学、宗教、艺术以及道德规范、科学知识；原始社会中，可以说既无哲学、艺术，也无宗教，但也可以说，既有哲学的萌芽、艺术的萌芽，也有宗教、道德、科学的萌芽，这种有和没有的矛盾统一体就是原始意识。其实，不管哲学观如何，要把原始哲学作为一种类型来加以研究，并无不可。　　艺术哲学研究。张胜冰、肖青著的《走进民族神秘的世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探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一书，在承认中国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艺术哲学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哲学与西方艺术哲学的不同表达方式并非文化精英与文化经典，而是大量的文化事象。该书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人手，以艺术哲学的视角，力求打破以往艺术哲学研究的传统观念，探讨和梳理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文化内涵。该书广泛地涉及了西南各少数少数民族的神话、原始歌谣、民间史诗、宗教乐舞、图腾艺术、造型文化及至当代审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的艺术哲学命题，展现出了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哲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此外，朱文华《试析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哲学思想与乐舞艺术》（载《内蒙古艺术》2006年第2期），周凯模《民族宗教乐舞与神话哲学》（载《民族艺术》2000年第3期）等论文也可归入这方面的研究视角。　　当然也有不少直接进行哲学研究的，我们的这些例举只是想强调中国哲学史中不应忽略少数民族哲学。其所讨论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主要是学科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学科意义又是基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与哲学一般相一致，即它必须是所谓的对大问题的反思或思考，这些问题是蕴含着意义世界的终极性、人生价值理念与生成境界，无论是作为宇宙论的本体存在还是天人之际，也无论是作为人类终极关怀的性命之源还是人生价值的达致路径等等，都是所谓哲学问题，其具体体现为所谓宇宙本源或本体论问题、人类起源与人我关系问题、知识获得与目标达成的认识论及价值论等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各少数民族来说，都总是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根源性，承载着中国少数民族生成发展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其哲学的核心精神甚至直接转化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精神传统。这些问题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都有表述，并因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具有其独特的哲学价值而应在中国哲学史著述中得到呈现，因而应该直接成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n　　在世界起源与本质问题上。虽然所有哲学都可以承认世界有自己的本源，但是不同的哲学则有自己不同的本源认知，不同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因而也有自己不同的宇宙本源认知。与此相应，对于人类起源、社会起源、知识起源、智慧的起源来说，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看法，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这方面的论文如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田清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的哲学审视》（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等都可提供这方面的证明。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这些哲学探讨，既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共性，又有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而形成的自己的特殊论说，如中国西南与西北不少少数民族哲学主张的四素与中域哲学的五行、傣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的进化链条及长期沿袭的历史进步论与中域哲学中的皇帝王霸的倒退历史观、少数民族宇宙起源上的云雾、混沌说等与中域哲学的元气说正是这些丰富的宇宙本体论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本体论的文化宝库。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问题上。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两系哲学。但若就此而论以比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仍然可以作此定论，并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的多元一体特性。比如佛教、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就强调人的主体性或主体地位方面呈依次减弱之势，于是在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结合方面就形成了不同的格局；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不同的中国化佛教文化体系，形成了以儒诠经的回儒、南传佛教中的儒释，并据此形成了不同的人生价值意义认知。研究这些内容，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的人生问题探索都有独到贡献。至于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古代神话、史诗中分别显示的不同的人生价值认知，则更是可以丰富中国哲学的文化内涵。更为重要的是，与整个中国哲学或一般的哲学相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不仅是一般性的哲学存在，而且是非常个性化的哲学存在，这些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所思考的问题与所反映的思潮上。正是这些方面表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哲学价值，成为中国哲学多源多系、多元多思的重要内容。\n　　在哲学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苗族的九卦易经、生成哲学等，显示了苗族哲学的独特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潘定淑、雷安平《试析（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及《试论（苗族生成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载《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雷安平《论苗族生成哲学三位一体的宇宙观》（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及《论苗族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方法论》（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黄前程《苗族生成哲学的新视野就一个方法论》（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等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证明。笔者曾作过《邓小平两点一心的辩证思维特色》一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辩证思维，很明显的特色是两点一心，即思考问题，特别是大局问题，都有三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中心。文中列举了邓小平思想的大量事实，分析其思维构成在于思维内容的构成是三个关系而不是两个关系、思维关系的实质仍然是对立统一、思维方法的原则是系统，其主要功能是稳定性、适应性、全面性等，应该说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这方面还可作更进一步研究，而苗族的生成哲学却正好是一分为三。又如中国少数民族的智慧之学，特别是维吾尔族的智慧之学，像《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词典》、《阿凡提的故事》以至于出现了为多民族所承认的像法拉比那样的人类的第二导师或称亚师。这方面的成果十分丰富，诸如李振中《法拉比哲学思想简介》（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李琪《国际学术界研究<福乐智慧）概况》（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许秀芳《1979年以来国内关于（福乐智慧）研究综述》（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姚利芬《<真理的入门）的多元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论说。同类的还有壮族的《传扬诗》、傣族的德化碑等。还如土家族哲学的家族文化现象特别明显。作为一个民族，生活在现今的土家族地区的土家族，自然具有文化上的统一性，但从总体上看，家族化现象是土家族文化的一大风景，大的如容美田氏、酉阳冉氏、石柱马氏、湘西彭氏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特征，其中容美田氏九代十六大诗人，人人有集，形成了长达两百多年的文化传承，并形成了自成一家之言的哲学文化传统。还如彝族哲学的区域化特征特别明显，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之分为不同的区域来进行阐述，呈现出一个民族从古至今的区域性、多样性发展而又不失去其统一性，反映出彝族总体上的大分散、大杂居、小聚居存在方式，于是其文化形式与哲学精神也具此特征。《查姆》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部分彝族地区；《梅葛》流传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大姚、永仁等县彝区；《阿细的先基》是彝族支系阿细的史诗，主要流传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西山一带；《勒俄特依》又名《勒俄石博》、《布比特衣》，主要流传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小凉山彝族地区。《尼苏夺节》流传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元阳等县彝族地区，而且除在彝族口头流传外，还有毕摩用彝文记载的抄本；《阿赫希尼摩》则主要流传于滇南哀牢山彝族地区其他还有藏族哲学、医学等对中华文化作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影响。可能由于藏区原来特别适宜于人类居住，而后来又由于自然地理的抬高而遗失了其地理优势，以至于人类逐渐迁移出去。不过，藏区的人类古遗却特别丰富，以至于学界直接认为藏区即是人类起源地，猕猴变人说似乎能提供人类学证据。这方面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论述，如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载《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张民德《西藏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或源头兼论西藏史前考古》（载《西藏艺术研究》1994年第3期）等等。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认为汉族在早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生活在今天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即早期的藏族人民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传说中的炎帝即是姜姓，可能来自青藏高原，是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向东迁徙的后代　　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各自有其独特的特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值得我们重视，比如史诗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出现了中国的三大史诗，即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之歌》，并代表着中国少数民族的诸多史诗，相比之下，这是中域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宗教哲学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差不多都与宗教相关，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可以说不可胜数；原始思维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其源头特别丰富，是一个多源头多根系的哲学文化传统，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功用特别巨大。　　三、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史新传统\n综观以上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目前所及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著述，实际上只是以汉族哲学为主题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还没有在这些著述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学生在学习中国哲学史时，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和在有民族自觉的情况下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笔者在30多年前初涉中国哲学史时，是在没有民族自觉的情形下，当时总的感觉只是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是没有丝毫逊色的。但后来在有了自己的民族自觉以后，再来读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就有了另一种感觉：为什么中国哲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笔者曾请教过一名台湾学者，他除了强调我们对许多民族还没有搞清楚，如说台湾就不只一个高山族，有许多民族是我们还没有认可的外，还强调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但对少数民族哲学为什么没有进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学界还可以进行讨论。不过由此也可反映出台湾学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对待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上与大陆有相似之处。之所以形成这种状态，笔者以为有以下的原因：　　一是受中国哲学治史传统的影响。早在荀子的《劝学篇》中，就提到各民族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的问题。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以后的历代汉史文籍中，基本上都遵循中国人类共祖原则，然后把他们都纳入汉族系统、唐人系统，如楚国，原来就是南蛮系统，后来也成了正统的汉人了。事实上，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影响到后世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著述，即凡属各民族融合以后的，即成了汉族和汉族哲学。毫无疑问，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用夏变夷的情况，也有用夷变夏的情况，虽然前者是主要的，但与此相应的各民族问的文化融合并不否认各民族文化独特性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应在文化研究中、在哲学研究中得到承认。这种承认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变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著述中，在其自身的内容上还只是中国汉族哲学史的这种状况，改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中的长期空白状态，改变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只把中国局限于汉文正史或汉文正籍的状态。因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形成了中国哲学现在的畸形状态：中国哲学史只是汉族哲学史，没有包括兄弟民族及其丰富而又富有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史。这与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伟大中华文明的历史与现状是极不相称的。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著中，应在对各哲学家的评述中加以民族成分的标识，如先秦时期的蜜人思想家鹛冠子，显示出一种从边地出发的综合文化取向，特别是其对以人为本思想的系统论述，与先秦以民为本思想实际上构成两大思想系统，为秦汉以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明代的哲学家李贽被认为是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的第一名哲学烈士，他就是一个回族哲学家，他提出的生知说和童心说等，就是在同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中也是毫不逊色于其他哲学家。其他如白族思想家李元阳、蒙古族思想家宝巴等，还可以举出一些。即使是近现代哲学家，如艾思奇，学界即认为他是蒙古族哲学家，他们或者没被写进中国哲学史，或是没有以少数民族哲学家的身份进入中国哲学史著述中。这样的表述，自然会被认为有利于培养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但从学术发展、从民族思维的研究与挖掘等方面则自然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在书写中国哲学通史性论述时，他们的民族身份应该得到确认。\n　　二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们，都是留洋的或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他们那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养等方面，都不可能涉及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哲学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说，那样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成了中国的精英哲学史，并进而成了中国汉族的精英哲学史。为此，葛先生提出了一个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新思路，这就是用中国思想史代替中国哲学史，并且强调要在精英思想史的基础上丰富一般的思想史，并将自己的方法写成专著，成为他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卷。但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史却消失了。可是，中国的哲学或中国底哲学，并不只是哲学在中国，因而是不能消除的，用思想史来消亡中国哲学史的办法是不可取的。当然，葛先生提出要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可取的。我们认为，这种丰富、修改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应从中国少数民族中去寻找，从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去寻找，如王军《神话与哲学的互渗从文化神话学的角度看中国上古神话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伍雄武《略论少数民族哲学及其意义》（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994年第3期），姜国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原始思维》（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原始意识与哲学宇宙观之萌芽》（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及《中国少数民族早期哲学宇宙观概说》（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并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王芳恒《论少数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应有地位和作用》（王天玺：《西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年），郭海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辩证思想初探》（载《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简述中国少数民族认识论思想》（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宇宙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简述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观》（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丹珠昂奔《时代、文化、哲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载《民族文学研究91986年第4期），邱树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上的贡献》（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其实，早在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已广泛引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三是治中国哲学史和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结合融通不够。目前，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对汉族哲学，特别是以中域历史发展为轴心而展开的汉族哲学研究，著作的确汗牛充栋。同样，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诸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专题研究》；至于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单一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史研究，则更是十分丰富，目前已有十多个民族有了自己的哲学专史或相关专著。其他的相关研究论文，那就更多。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因此，汉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应该充分的互补，借以形成一部统一的中国哲学史。可是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不仅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通史性论著中，而且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当提出中国哲学史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时，有的学者还不以为然，因而形成只有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家学者的单相思的状况。这种状况即表现在既有传统的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的通史性论述，又有多种版本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论述，就是没有一部综合反映中国各民族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哲学史论述。应该说，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中国哲学发展的。　　但是，这种分裂状况是应极早结束的。前辈学人孙叔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强调，刘文英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料的引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等大量引用中国少数民族一是提高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这就是要强调，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创造发展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理所当然地不应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而应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中国哲学思维萌芽时，我们往往因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