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 7页

　　[哲学论文]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属于你的论文中心】;倪梁康先生应约把尚未发表的“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几个问题之我思”一文寄来[1]。文章对很多疑难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而且，主张虽明确，执论却中平。如今的文章，稍有见地，常以极端论调出之，即使读来痛快，仍未见得有利于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环境。而倪文的课题性质及倪君的立论方式，使别人比较容易和他展开讨论。现在同道相聚，常听得到自责责人说，我们虽写中文，却只读外文。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的学术文章水准太低，稍好些的多是介绍外国人的思想，能读外文就不必读中文了。于是当今中国学界的文章，无论正误深浅，多是各说各话。但中国学人若不在自己之间展开对话，中国学术必停留在较低水准上。倪文显然超出海德格尔的翻译，涉及到翻译工作的一些一般原则。只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学术文献甚至我们的日常语言在多深的程度上使用着翻译而来的语汇，就知道倪文的课题本身即有重大意义。我对这个课题一直关切，苦于学寡识浅，不敢立论。今倪君为讨论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使我的一些零星想法得到依托故自谅浅陋，有此续貂之作。\n海德格尔可译不可译倪文在引言里说，“早在讨论海德格尔是否可译之前，他已经被译出来了，因此我们实际上无须再讨论是否可译的问题。”这么说并不错。我们不一定先要确定一件事情是否做得成才可以尝试，很多事情反倒需要先尝试起来才能确知做得做不得。不过，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立。已经有人着手制造永动机，我们仍会试图说服他永动机其实根本造不出来。很多人翻译海德格尔，并不证明这件事情一定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海德格尔虽已有了大量的中文译本，仍有人主张海德格尔不可译。西方有人如是说，离西文远远的中文，更会碰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人若想了解海德格哲学，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是读德文原著，不会读德文就不要读。我愿了解海德格的哲学，而且碰巧能读德文。但我也想了解荷马柏拉图，可自己却不会读希腊文，免不了希望有人从希腊文作些翻译。其实，我们能用德文读海德格，这还不足以表明无须翻译。我们还须用德语来思考。若读德文之际，时而用汉语和海德格对话，心里不是或多或少作了翻译吗？若只用德语对话，那么即使我是个中国人，我在研习海德格的时候，却和德国人无异，说不上中国人与海德格哲学有缘。\n第二个办法是不翻译，只介绍讲解，最多是提供某些原著的改写本。但改写本里，我们能完全不用一段中文来引用原著吗？我们能不尝试翻译其中的某些概念吗？姑且说竟能够，我们还须表明改写讲解优于翻译且能取代翻译。翻译在于字面对应解说离不开翻译，翻译也有解说的因素。拉丁字interpretatio就兼有解说和翻译两层意思。不过，翻译和解说、改写的边界虽然重叠，却各有自己的主要领地。翻译和改写的区别，简单说，在于翻译要求形式上的对应。如果原文是一句话，转过来成了一篇短文，或原文一大段话，转过来成了一两句，我们就知道这是改写而不是翻译了，因为这里缺少最起码的形式上的对应。我们可以用“人，就其存在方面而非就其之为实际存在者方面而言”来讲解dasein这个概念，但肯定不能这样来翻译。海德格的法文译者古班把dasein译作realitehumaine，就更近乎解说而离翻译太远。\n形式上的对应，最简单的一种是音译。不过，我和倪君一样，认为非万不得已不要采用音译。主要的理由就在于，一旦采用音译，这个译名就失去了和同根语词的字面联系。倪文所谓同根名词和动词失去联系，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埃格尼斯埃格尼斯着（dasereignisereig）”当然不成话。“埃格尼斯发生着”也和“语言自己言说”有相当距离，因为“语言”和“言说”的字面联系还是够明显的。特别僻的语词，音译也罢了。但海德格尔那里难译的词，通常不是僻词，不过是用法乖僻罢了。这里用了音译，在翻译别的哲学家的时候或一般翻译德语的时候，两者如何相通呢？倪君认为音译有时的确是个选择，同时也举出了一些有生命力的音译，引称玄奘定出的五种可以考虑音译的情况，其中有一种是“原先没有的物名”。的确，典型的名称可以音译，因为名称没有含义，就是说，和其它语词没什么概念联系，所以多数论者认为名称不算翻译，只算不同写法。不过，即使物名，大多数仍然会采用意译的办法。我们虽有“坦克”“引擎”，但“汽车”“火车”“飞机”“冲锋枪”这样的语词却多得多，因为大多数器物的名称，虽然不能反过来用来描述其它事物，但它们却是从描述语转成名称的，所以我们对这些名称也有一种“理解”，而且这些名称因此才好记。初期的大翻译家严复经常采用音译的办法，例如“版克”“劳叶尔”“锡特”，这些词几乎没有留下来的，而被“银行”“律师”“城市”取代。[2]至于概念语词，非万不得已，更不宜采用音译了。当然也有一些概念性极强的语词，如“逻辑”\n，其音译居然存活下来，倒有点奇怪，我像倪君一样，不知其所以然，而且颇希望能在这方面作些探讨。不过这样的语词其实不多，因为像“逻各斯”、“埃多斯”这样的音译，并不属于此列。倪君指出，这类词“大都并不易为大众所理解”，不过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们毕竟大都是些生僻的专业用语”。我觉得这有点轻描淡写。有些音译，似比倪君设想的更为生僻；我虽与倪君同行，像“埃多斯”这样的译名，读到也要猜度一番。一个音译不为大众理解而留存下来，提示出这类译名的某种特殊身份：它们通常只是我们加以讲解的，而不是我们用来讲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虽然留存下来，却仍然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几乎只有在介绍西方思想的书里才会出现“逻各斯”，即使这时，多半也是在讲解“逻各斯”，而不是在使用这个词讲解别的概念。就此而论，这类词竟在另一极端上是些名号。\n两种语言的对应分很多方面很多层次。一个词对一个词，一句话对一句话，甚至一种句子结构对一种句子结构，成语对成语等等，都是翻译家愿意作到的。但既然是两种语言，就不可能处处对应，字面上对应了，韵味却对不上，传达出了影射的意思，所用的比喻却两样。这是翻译的难处，也是翻译的乐趣。翻译家上下摸索，希望方方面面都对得贴切。但在这方方面面中，最需重视的，是字面的对应。单就“达意”来说，解说和改写有时比翻译还要准确。两三句话，翻译过来，可能很费解，前缘后果都讲上一番，意思就清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翻译呢？恰因为翻译讲求字面上的对应。相对于句意和通篇旨意而言，字面的意思要确定得多，翻译的本职就在于从较为确定的所在出发去寻索无论什么玄思大义。这几十年流行解释学，常听有人主张解释并无共同的标准。“解释”这个词的含义太广了，人们有时会把一个解释领域的特点不加检验就外推到另一个解释领域。一首诗的领会，未必能求一致，但这首诗里肯定有些字是有“达诂”的。翻译要尽可能守住字面，守在比较能取得一致看法之处。这点道理，苗力田先生在亚里士多德中文版全集的序言里讲得很透彻：“我们生也鲁钝，对于自己的发挥会在多大程度上合乎斯它吉拉哲人的原意，没有多大的把握，所以谨约严守本文，宁愿把本文所涵容的广大思辩空间保留下来，奉献给捷思敏求的读者。”[3]翻译的这个特点，是其它形式的介绍取代不了的，所以，好译难译，总有人会去翻译，有人会读翻译。\n守护字面，就难免拘泥于字面。然而，翻译即使有点生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因字害义，也要尽量坚持形式上的一致。这有点像仪式、法规一类。法规原出自情理服务于情理，但法规服务于情理的办法，和就事论事不同；法规一旦建立，哪怕在某些事例下不尽合乎情理，也要照规矩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