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彼特·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 6页

彼特·斯特劳森（Peterstrwson,1919—）是当代英国哲学家。1919年出生于教师之家。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1947年任该校哲学讲师，1960年任英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77年因对哲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英皇封为爵士。斯特劳森是当代主导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的许多中心论题都源于他的著作。早在1950年，他就批判过符合真理论，提倡“真理多余论”。同年，他在《论指称》一文中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59年出版的《个别物》一书，这是二战以后分析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使得分析哲学重新认同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是继弗雷格意义理论之后，语言哲学的又一里程碑。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别物》（1959），《感知的界限》（1966），《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1974），《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等。1，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起来，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宽容得多。它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加以拒斥，而是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甚至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希腊语的中文译法。它是公元一世纪整理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安德罗尼柯赋予亚氏著作一部手稿的题目。亚里士多德自己把那部手稿中的学问称作“第一哲学”。题目的字源上的根据说来很简单：这部手稿根据分类原则被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希腊语中，“meta”意为“在……之后”，故形而上学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当然，这样的分类更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因为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那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探求可感知世界的终极原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研究“作为是的是”。他通过对主谓句式的分析得出十类基本谓项，即十类范畴。世界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可以用十类范畴区分世界上的事物。“第一哲学”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种类的“是”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以“本是”（本体）为核心含义的哲学思想。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追寻终极原理，二是探讨概念结构。这两种含义在中世纪分别被叫做“特殊形而上学”与“普遍形而上学”。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即以纯理性为工具去研究超越感官经验的原则，并从中推导出现实世界的结构，这些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含义显然是被忽略了。然而，第二种含义却是很明显的，《形而上学》论述概念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正是分析哲学更为感兴趣的内容。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把形而上学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称作思辨的形而上学，以神，自由，灵魂不朽为主题。康德认为，这是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的产物。它不是知识，只是道德信念的基础。而康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即研究知识可能之条件，叫做“先验唯心论”。康的的哲学当是第一哲学那样的哲学，而不是分析概念结构或语言结构的哲学。本世纪初，分析哲学从罗素与摩尔那里开始兴起。罗素于1905年在《心》杂志上发表的“论指称”（On6/6\n彼特·斯特劳森（Peterstrwson,1919—）是当代英国哲学家。1919年出生于教师之家。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1947年任该校哲学讲师，1960年任英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77年因对哲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英皇封为爵士。斯特劳森是当代主导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的许多中心论题都源于他的著作。早在1950年，他就批判过符合真理论，提倡“真理多余论”。同年，他在《论指称》一文中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59年出版的《个别物》一书，这是二战以后分析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使得分析哲学重新认同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是继弗雷格意义理论之后，语言哲学的又一里程碑。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别物》（1959），《感知的界限》（1966），《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1974），《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等。1，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起来，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宽容得多。它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加以拒斥，而是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甚至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希腊语的中文译法。它是公元一世纪整理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安德罗尼柯赋予亚氏著作一部手稿的题目。亚里士多德自己把那部手稿中的学问称作“第一哲学”。题目的字源上的根据说来很简单：这部手稿根据分类原则被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希腊语中，“meta”意为“在……之后”，故形而上学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当然，这样的分类更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因为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那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探求可感知世界的终极原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研究“作为是的是”。他通过对主谓句式的分析得出十类基本谓项，即十类范畴。世界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可以用十类范畴区分世界上的事物。“第一哲学”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种类的“是”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以“本是”（本体）为核心含义的哲学思想。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追寻终极原理，二是探讨概念结构。这两种含义在中世纪分别被叫做“特殊形而上学”与“普遍形而上学”。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即以纯理性为工具去研究超越感官经验的原则，并从中推导出现实世界的结构，这些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含义显然是被忽略了。然而，第二种含义却是很明显的，《形而上学》论述概念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正是分析哲学更为感兴趣的内容。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把形而上学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称作思辨的形而上学，以神，自由，灵魂不朽为主题。康德认为，这是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的产物。它不是知识，只是道德信念的基础。而康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即研究知识可能之条件，叫做“先验唯心论”。康的的哲学当是第一哲学那样的哲学，而不是分析概念结构或语言结构的哲学。本世纪初，分析哲学从罗素与摩尔那里开始兴起。罗素于1905年在《心》杂志上发表的“论指称”（On6/6\n彼特·斯特劳森（Peterstrwson,1919—）是当代英国哲学家。1919年出生于教师之家。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1947年任该校哲学讲师，1960年任英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77年因对哲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英皇封为爵士。斯特劳森是当代主导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的许多中心论题都源于他的著作。早在1950年，他就批判过符合真理论，提倡“真理多余论”。同年，他在《论指称》一文中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59年出版的《个别物》一书，这是二战以后分析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使得分析哲学重新认同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是继弗雷格意义理论之后，语言哲学的又一里程碑。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别物》（1959），《感知的界限》（1966），《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1974），《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等。1，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起来，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宽容得多。它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加以拒斥，而是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甚至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希腊语的中文译法。它是公元一世纪整理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安德罗尼柯赋予亚氏著作一部手稿的题目。亚里士多德自己把那部手稿中的学问称作“第一哲学”。题目的字源上的根据说来很简单：这部手稿根据分类原则被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希腊语中，“meta”意为“在……之后”，故形而上学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当然，这样的分类更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因为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那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探求可感知世界的终极原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研究“作为是的是”。他通过对主谓句式的分析得出十类基本谓项，即十类范畴。世界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可以用十类范畴区分世界上的事物。“第一哲学”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种类的“是”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以“本是”（本体）为核心含义的哲学思想。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追寻终极原理，二是探讨概念结构。这两种含义在中世纪分别被叫做“特殊形而上学”与“普遍形而上学”。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即以纯理性为工具去研究超越感官经验的原则，并从中推导出现实世界的结构，这些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含义显然是被忽略了。然而，第二种含义却是很明显的，《形而上学》论述概念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正是分析哲学更为感兴趣的内容。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把形而上学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称作思辨的形而上学，以神，自由，灵魂不朽为主题。康德认为，这是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的产物。它不是知识，只是道德信念的基础。而康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即研究知识可能之条件，叫做“先验唯心论”。康的的哲学当是第一哲学那样的哲学，而不是分析概念结构或语言结构的哲学。本世纪初，分析哲学从罗素与摩尔那里开始兴起。罗素于1905年在《心》杂志上发表的“论指称”（On6/6\n彼特·斯特劳森（Peterstrwson,1919—）是当代英国哲学家。1919年出生于教师之家。1937年进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1947年任该校哲学讲师，1960年任英国科学院院士，1968年成为牛津大学形而上学教授，1977年因对哲学的杰出贡献而被英皇封为爵士。斯特劳森是当代主导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的许多中心论题都源于他的著作。早在1950年，他就批判过符合真理论，提倡“真理多余论”。同年，他在《论指称》一文中批驳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1959年出版的《个别物》一书，这是二战以后分析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它使得分析哲学重新认同形而上学的核心地位。1971年出版的《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是继弗雷格意义理论之后，语言哲学的又一里程碑。斯特劳森的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个别物》（1959），《感知的界限》（1966），《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1974），《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1985），《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等等。1，分析哲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起来，当代分析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要温和得多，宽容得多。它对形而上学不是一概加以拒斥，而是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甚至试图恢复形而上学的地位。“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是希腊语的中文译法。它是公元一世纪整理编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学者安德罗尼柯赋予亚氏著作一部手稿的题目。亚里士多德自己把那部手稿中的学问称作“第一哲学”。题目的字源上的根据说来很简单：这部手稿根据分类原则被放在物理学著作之后（希腊语中，“meta”意为“在……之后”，故形而上学原意为“在物理学之后”）。当然，这样的分类更有其哲学上的根据，因为第一哲学的任务是研究那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探求可感知世界的终极原则。依据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还有另一个含义，即研究“作为是的是”。他通过对主谓句式的分析得出十类基本谓项，即十类范畴。世界是我们所谈论的世界，可以用十类范畴区分世界上的事物。“第一哲学”就是研究这些不同种类的“是”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构，以“本是”（本体）为核心含义的哲学思想。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其实有两种含义：一是追寻终极原理，二是探讨概念结构。这两种含义在中世纪分别被叫做“特殊形而上学”与“普遍形而上学”。此后的西方哲学传统主要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概念，即以纯理性为工具去研究超越感官经验的原则，并从中推导出现实世界的结构，这些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形而上学的第二种含义显然是被忽略了。然而，第二种含义却是很明显的，《形而上学》论述概念的语言比比皆是，这正是分析哲学更为感兴趣的内容。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把形而上学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他称作思辨的形而上学，以神，自由，灵魂不朽为主题。康德认为，这是纯粹理性运用知性范畴的产物。它不是知识，只是道德信念的基础。而康德把自己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即研究知识可能之条件，叫做“先验唯心论”。康的的哲学当是第一哲学那样的哲学，而不是分析概念结构或语言结构的哲学。本世纪初，分析哲学从罗素与摩尔那里开始兴起。罗素于1905年在《心》杂志上发表的“论指称”（On6/6\ndenoting）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罗素的论文被认为标志着分析哲学的开始，并被推崇为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范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同于科学的哲学，其根本特征是与传统形而上学决裂。逻辑实证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及艾耶尔，对形而上学作了彻底的攻击。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本性是研究“超验”事物；可是，一切未经经验证实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是伪命题。其概念无应用标准，其句子缺乏真值；所以，形而上学必须受到拒斥和根除，真正的哲学应当是对科学命题作逻辑分析。在分析哲学看来，形而上学是十恶不赦的敌人，形而上学失去了昔日的崇高形象，成了一个过街人人喊打的老鼠。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斯特劳森出版了他的《个别物》并加了一个副标题“一篇关于描述形而上学的论文”，他试图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殊相”，讨论怎样识别“殊相”；第二部分的标题为“逻辑主格”，讨论“殊相”和“共相”的关系。在本书的开头，根据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思路，斯特劳森把形而上学分为两类，第一类叫做“描述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揭示我们实际的思维结构的研究，这种结构是“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之思想的本来结构”。另一类是“修正的形而上学”，是指一种试图编造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思维结构，并试图用来修正我们的实际的思维结构的研究。它“关注于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构”。所谓“修正的形而上学”，就是历史上盛行的力图展现终极性第一原则的形而上学，它们不能满足于语言结构中呈现的现实世界，而是力图通过理性或直观去寻找那些超验的事物，认为那是真正根本的。从柏拉图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坚信这种神话，并一再花样翻新的命名那个根本的东西，提供了种种世界图画。柏拉图的理念，莱布尼茨的单子，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都是此类世界图画的不同版本。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目的在于描述我们的概念构架，或概念图式。它不是直接的去谈“世界上有什么事物存在”，而是要讨论“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通过考察我们谈论世界的方式来揭示呈现于我们理智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来进行，现实也只能在语言结构所规定的范围内来讨论。于是，形而上学要讨论的不是宇宙，上帝，灵魂等等，而是要讨论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斯特劳森认为，历史上的哲学家当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是“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代表；笛卡尔，莱布尼茨，贝克莱则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代表；而有些哲学家如休谟，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斯特劳森认为自己属于“描述的形而上学”之列，虽然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都主张“描述的形而上学”，但他与逻辑实证主义者不同的是，并非与“修正的形而上学”势不两立。相反，他说，“修正形而上学的成果永远是饶有兴味的……它们中最好的，是内在的值得尊敬的并具有持久性的哲学效用。”他追求“描述的形而上学”，但也不否定“修正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极为温和而又宽容的态度。斯特劳森认为，作为探索概念结构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逻辑学和知识论（心智哲学）。因为概念的生命在于它在判断中的运用；而逻辑则是对判断之一般形式的研究。再者说，判断的目的是获得真理；逻辑概念必定与经验相联；因而，形而上学又是知识论。在斯特劳森看来，逻辑，知识和形而上学三者是统一的，不要人为的造成它们之间的对立。斯特劳森对两种形而上学的划分，从根本上消除了对形而上学的误解和偏激情绪。他认为，维也纳学派恨之入骨的形而上学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不是整个形而上学。实际上，它们自己的哲学也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离开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将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哲学。斯特劳森的《个别物》为形而上学的正名，开辟了形而上学的新时代，许多形而上学话题成为分析哲学的中心论题。斯特劳森把维也纳学派坚持的科学哲学也纳入“描述的形而上学”范畴，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始终是西方的传统之一。他对哲学的进步与传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形而上学有一个漫长的，显著的历史；因此在描述的形而上学中，已不大可能有新的真理会被发现。但这不意味着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任务已经或者能够一劳永逸的完成。它一直在被周而复始的挖掘。即使没有新的真理被发现，也会有旧的真理得到重新发现。尽管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中心主题未变，哲学的分析与批判术语却在不断变化。永恒的联系是用非永恒的术语描述的，这种术语既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气氛，也体现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风格。他说，任何哲学家，只有当他能够用他自己时代的术语重新思考先驱者的思想时，才能理解这些先驱者。人是历史的，思想也总是历史的思想，要想要有所发展，就必须虚心的向前贤求教，通过对他们的感悟来发展。斯特劳森是一位谦虚的哲学家，他从不以真理的发现者自居，虽然他是20世纪牛津分析哲学最伟大的导师之一。2，执行式真理论真理论是哲学理论的核心。在哲学史上出现过多种真理理论，如符合说的真理论，融洽说的真理论，实用说的真理论，这些真理理论尽管观点各异，但是在认为象“真”，“假”这样的词是描述性的表述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真理的符合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符合事实的性质；真理的融洽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与该理论中的其他陈述互相融洽或不矛盾的性质；真理的有用说认为，“真”描述一陈述的有用性质。这种传统的观点受到了斯特劳森的挑战，他认为象“真”，“假”这样的词在大多数场合下不是描述性的表达，而是执行式的表达。所谓执行式的表达指的是：语言不是在描述一种行为，而是本身就在执行一种行为。例如，如果某人无意中损伤了另一个人，他可能说，“对不起”。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起”这一表达不是用来表述或报道他正在道歉，而是本身就是用来表示道歉的；它不是用来描述一个行为的执行，而是本身就在执行一个行为。同样，当某人说，“我同意”，“我允许”，“我起誓”，“我担保”这些话时，他也不是在描述他的行为，而是在执行他的行为。斯特劳森认为，当某人说，“今天下雨是真的”，他无非就是表示他同意这一断言；反之，如果他说，“今天下雨是假的”，他无非就是表示他不同意这一断言。斯特劳森强调指出，说话人用“真假”这样的词不是在描述“今天下雨”这一陈述，而是在执行一种行为；他不是在给“今天下雨”这一陈述增添什么新的情况，而是在表示他对这一陈述的态度。就是说，他不是在描述下雨的事情本身，而是在评论关于下雨的一个陈述。斯特劳森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什么是真的”这样的句型在大多数场合下就是用来表示“同意”，“接受”，“承认”或“担保”所做出的陈述；它是对陈述所作的陈述，是“二级”陈述，而不是对事物的描述。“什么什么是假的”这样的句型就是用来表示一种与以上相反的态度。所作的陈述是宣布真假的理由，但不是宣布真假的主语。宣布真假是在执行某一行为，而不是在描述某一陈述的性质。这就是斯特劳森提出的新的真理论：即“执行式的真理论”另外，斯特劳森还批判了与真理和意义问题有关的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罗素以“现在的法皇是秃子”为例对含有摹状词的句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个句子既是有意义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说它是有意义的呢？这是根据罗素自己提出的标准来划分的：凡是有意义的句子必须是能够判断真假的句子。一个句子要么为真，要么为假，要么无意义，真假和有无意义的问题被放在同一逻辑范畴中来考虑。就是说它们属于同一逻辑范畴。如果有一个句子，不可能判断真假，即没有逻辑值，那么这个句子就是没有意义的。反过来，如果一个句子是有意义的，那么它必定是要么真的，要么假的。罗素认为，“现在的法皇是秃子”是能够判断其真假的。但这一判断需针对“有没有现在的法皇”和“所说的那个对象是否是秃子”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往往由于没有注意到含有摹状词的句子是蕴含着一个存在命题的句子而被忽略。罗素强调为了使所蕴含着的存在命题不被忽略，必须改写这类句子，改写后的句子必须清楚的显示出“有没有这样一个实体”和“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两个问题。说的具体一些，即必须显示出“唯一性”的关系，罗素主张把“现在的法皇是秃子”改写为“有一个人，而且只有一个人是现在的法皇，并且那个人是秃子”这样原来暗含着的命题就显示出来了。人们可以据此做出判断，由于现在不存在法皇，所以这个句子是假的。斯特劳森认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包含着两个错误：第一，罗素把句子和句子的使用混淆起来了。陈述是由句子做成的，但陈述是与句子不同的，只有当一个句子被使用时，才成其为陈述。就是说，使用是陈述，不使用就不是陈述。一个句子在不同的场合下使用，可以有不同的“指云”对象。如“现在的法皇是聪明的”这个句子，在路易十四时期使用，“现在的法皇”指云（指称）路易十四，在路易十五时期使用就是指云路易十五。这就是说，当句子没有被使用时，它的指云对象是不确定的。当指云对象不确定时，就不可能产生真假问题。只有当指云对象产生以后，才有所谓真假问题。在斯特劳森看来，真假属于句子的使用范畴，有无意义属于句子本身的范畴，就是说，句子的意义和句子的真假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判断真假，离不开句子使用时的特殊的情境；判断有无意义，看它是否符合语法规则就行了。总之，罗素没有分清句子和句子的使用的界限，混淆了“真假”与“意义”这两个不同的逻辑范畴，因此，他的“要么真，要么假，要么无意义”的三分发是错误的。第二，罗素把两种不同的蕴含混淆起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法皇是秃子”蕴含“现在的法皇存在”。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意义上的蕴含，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蕴含不同，它不是表示后一断言是前一断言的一部分，而是表示后一断言是前一断言的先决条件。它的确切表达是“预先假设”。它表示这一假设的断言为真时，才可能判断这一断言的真假问题。而当所予设的断言为假时，这一断言的真假问题就无从产生。斯特劳森的上述分析在于强调语言分析不能纯形式的分析，要结合考虑语言使用的时的环境，即语境。离开语境的分析，真假问题是难以有定论的。3,基本概念结构斯特劳森认为，他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是一种概念结构的分析，目的是给我们的知识世界提供肯定积极的内容。他的概念分析既不同于维特根斯坦，也不同于罗素和卡尔纳普。他认为，概念分析不是要还原为几个原子命题，而是要建立一个网络，即一个概念结构。他认为，这种结构就是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方式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概念系统的结构。哲学家要建立日常思维的基本概念结构，如同语法学家要确立日常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一样。在概念结构中的每一成员及其功能，只有通过掌握它与其他成员概念的关系及其在系统中的位置，才能理解。斯特劳森坚信，概念固然随着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可是人类思维中有一个核心的部分是没有历史的，就是说，这一部分是不变的，它是由一些概念和范畴组成的概念构架。斯特劳森的概念结构似乎是超越时空，超越文化历史的。事实上，这样的概念结构是不存在的。概念结构一般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会形成不同的概念结构。斯特劳森认为，人作为有思维的动物，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概念结构。在他看来，人们对概念结构的分析，本来是形而上学题中应有之义。传统分析哲学始终认为，逻辑和语言结构是哲学的核心主题，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哲学的任务就是对科学语言作逻辑分析并构造正确的逻辑语句。所以，哲学不可能超越经验，仅此而已。然而，斯特劳森认为这是不够的，他指出，逻辑或语言哲学常常不能说明自己，因而它还需要一个解释的基础，那就是形而上学。逻辑不可能是哲学解释的底层。逻辑中最基本的单位是主—谓结构。这种结构中以特殊为主项的主—谓结构又是它的初始形式。可是逻辑和语言本身不能分析这种结构，即不能说明主项与谓项的区分。例如，对于“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一陈述，我们可以对谓项使用否定式，无论谓项是否包含系词，所以说，“苏格拉底不是聪明的”或者“苏格拉底是不聪明的”等等都合理。可是我们不能对主项使用否定式，类似“非—苏格拉底是聪明的”的陈述是不通的。所以，主项与谓项在否定问题上是不对称的，有的可以否定，有的不可以否定。如何解释这种不对称，逻辑自身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引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一经引入，不对称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在形而上学看来，主项与谓项的差别相应于形而上学的普遍与特殊的差别，主项表述的是特殊，谓项表述的是普遍。当我们在一个陈述中引进主项时，我们就确立了一个经验实在。而当我们引进一个谓项时，我们只是要述说主项，不一定涉及外界，这是主项与谓项的基本差别。斯特劳森说，谓项述说主项不一定涉及外界，是一种两可的说法，实际上是涉及的。然而，他总的观点是明确的：逻辑和语言本身需要形而上学。离开形而上学的逻辑和语言是不完整的，也是不明晰的。斯特劳森说，“我们至今一直在几乎完全的用形式术语，用属于形式逻辑或属于语法的术语在讨论根本性的主谓关系结合中所结合的术语的一般性相关特征——即主项与谓项之间的差异或所认为的差异。要完满的理解这一主题，我们必须准备使用一套更为丰富的词汇，一系列越出了这些形式界限的观念。我们确定，主谓二元以及至今所涉及的种种差异，反映了我们关于世界之思想的若干根本特征”（参见斯特劳森：《逻辑与语法中的主项与谓项》）。正如斯特劳森所说，主谓二元结构确实是人类反映世界的基本结构，它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人们述说什么事物，完整的表达式总是一个主谓结构。主项与谓项是一个语句的基本构成成分。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语句只有表达思想才有意义；反过来，思想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因此，只有理解了语句，才能理解思想。语言的结构与思想的结构是相对应的。一旦我们相信思想是真的，我们便会相信那个思想的内容，即它所表达的现实世界。上述观点最初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他在《范畴篇》中指出，我们的语言结构规定了我们所能理解的世界的特征。我们的基本语言表达形式是主——谓句，它们大致可以分为十类。在“苏格拉底是一个人”这一陈述中，谓项表示“本是”（本体）；在“苏格拉底是高的”这一语句中，谓项表示“量”；在“苏格拉底是聪明的”这一语句中，谓项表示“质”；如此等等。这样，十个谓项即成了十种述说“是”（存在）的方式。康德也规定，外在世界必须从属于人类的主体形式，即感知姓与理智范畴，离开这些范畴世界即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斯特劳森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他相信世界必须通过我们的概念构架。然而，他不能满足于这些思想，因为，根据他们的分析方法还不能说明概念结构。亚里士多德只是分析语法，康德只是分析逻辑判断形式，问题是，逻辑与语法本身必须找到说明的根据。可是，康德以后的语言哲学家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只追求逻辑形式，逻辑背后的根据没有成为他们的论题。斯特劳森认为，数理逻辑过于抽象，只关注形式，冷落我们语言的主题材料，故不是以反映我们关于世界之思想的特征。不同的语词搭配而成的句子，可能只有相同的真值，但是其语义可能完全不同。他举例说，“查尔斯一世是一个好丈夫却是一个坏国王”与“查尔斯一世是一个坏丈夫却是一个好国王”，两个句子在真值上是一样的。可它们在日常语言中的含义则颇有差异。由此可见，纯逻辑的探索是很有局限的。作为日常语言哲学家，他并不认为把日常语言（自然语言）转换为逻辑语言有多大用处。他认为语言没有精确的逻辑，意识到自然语言的研究与逻辑研究是不同的。自然语言具有自身的功能结构。一定要它与逻辑相符，对于逻辑，对于日常语言都是一种曲解。逻辑有助于理解语言的复杂性，然而，我们不应当允许我们的理解被逻辑所束缚。要说明我们基本的概念结构，斯特劳森认为，必须首先考察我们最基本的话语方式以及我们在语言活动中所涉及的最基本的处境。人之所以使用语言是为了交流，最基本的交流形式是在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进行的。其基本功能是说话者要使听话者明白自己在说什么，这便是斯特劳森确立的“说着——听者认明”结构。要讨论形而上学问题，必须先认明所谈的事物，不然，形而上学便无从谈起。只有可辨认的东西才能存在（是），可变性是“是论”（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正是这种从人类基本语言活动出发来考虑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使得斯特劳森的语言哲学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相关理论。4，基本特殊我们已经知道了斯特劳森的基本概念结构。对于这个结构他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我们的认识是从最基本的特殊概念开始的，这种最基本的特殊概念就构成了我们的认识的基础，也就构成了我们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的基础。斯特劳森提出的概念系统的结构是用最基本的特殊来说明其他的特殊，以及用特殊来说明不同的抽象层次的普遍的结构。他认为这样一种结构是唯一可能的思维结构。对此，他提出两点理由：（1）在这一概念系统中的各概念必须是可以识别的。（2）这一概念系统必须保持前后一致，融会贯通，也就是说，这一系统的个概念之间不能互相矛盾。这是从特殊过渡到普遍的结构，而不是相反。基本特殊是这一结构的基础，接下来，他具体分析这一结构。一个说话者与一个听话者的“认明”有两种可能的开始，一是说话者向听话者指一种普遍，如“树”；另一是指特殊，如“这一棵松树”。但其实，从普遍开始是不现实的，因为对普遍概念的把握受制于对特殊概念的把握。普遍只是一种描述，这种描述的合理性依赖于是否有相关事与之相符合。普遍认明是概念的认明，而我们的日常谈话一定是从特殊对象开始的。斯特劳森的观点是正确的，不仅日常谈话一定是从特殊开始的，我们的认识也一定是从特殊开始的。特殊—普遍—特殊，这是认识事物的规律。斯特劳森认为，在这一基本结构中，一个说话者是使用一个认明性的指称，如名词或确定摹状词，去指谓一个特殊。这种指称的标准功能是让听话者能辨认出说话者所指的特殊。这种认明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相联式的认明”，如听话者知道说话者在说汤姆和约翰，但是他不能具体辨认出谁是汤姆，谁是约翰。他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另一类是“非相联式认明”。听话者能够具体指出说话者在谈论的特殊。他知道该特殊所处的位置，因而可以直接辨认。在两种类型的认明中，后一类认明是“说者——听者”认明结构中最基本的类型。在这种认明中，说者与听者有共同的视野，他们可以去谈论某一个特殊。由此可见，概念结构的基本成员是特殊，而且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我们可以通过时空结构辨认一切属于该结构的特殊。由于辨认或认明是一切事物可以纳入“是论”（本体论）讨论范围的必要条件，故时空结构也就成了“是论”承诺的基本结构。事物与事物有诸多不同，经验对象得以相互区别的最基本之点是它们所处的不同时空。斯特劳森的这些观点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基本上是一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特殊性是事物相互区别的根据，认识事物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和解决矛盾的关键。斯特劳森指出，同一特殊不可能分享同一时间和空间。特殊是不同时空中的特殊。最能体现时空特征的是“物体”(material6/6\nbody)和具有物体的“人”（person）。它们总是处于一定位置，总有一定时间上的持续，可以认明并一再认明。于是，斯特劳森断定，特殊是日常语言的基本主体；时空为特殊提供了背景框架，而在各种特殊中，最基本的则是人和物体。个人在在本质上也属于个别的物体，把它们分别开来的原因是，个人不仅象个别的物体一样具有物理的属性，而且还具有意识的属性。特殊是各种各样的，如个别的物体，个别的人，特殊的事件或过程，特殊的精神状态，以及象影子等特殊的现象。为什么只有个别的人和物体是基本的特殊呢？斯特劳森认为，这是由可以观察以及时空条件决定的，具体地说，只有个别物和个别的人才是公共地可观察的和在时空中存在的。个别的物体和个别的人满足了上述两个条件，所以要识别它们只需凭借它们自身，而不需凭借其他的特殊。其他的物体或人由于没有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要识别它们就需要凭借个别的物体或个别的人这两个最基本的特殊。特殊要靠时空来区分。而物体又构成时空框架的基本特征。这里似乎有一个类似“鲸在水上，水在地上，地在鲸上”的循环。斯特劳森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不认为他的循环论证可以对他的体系构成威胁。他依然坚持他的“基本特殊”理论。在斯特劳森看来，所谓“基本特殊”中的“基本”，不是指科学意义上的作为事物终极构成物的“基本”，那样的基本不是哲学而是科学所应当关心的。他的基本是相对于认明而言的。如果要认识B,必须先来认识A,而要认识A，却不必先来认识B，在这种情形中，则A比B“基本”。由此可见，“基本”是认识一个事物的先决条件或前提条件。由于物体构成了时空框架，而一切其他物体的认定和辨别最终要归结到对具体时空的辨认上，故对物体的认明是对其他一切事物认明的前提，因而特殊的“物体”对于时空以及其他事物而言是基本的。把特殊物体当作形而上学的本体，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是他的《范畴篇》确立的原则和标准。亚里士多德说，“第一本是<本体>最适合称作本是，乃是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事物之基础；而其他一切事物则要么述说于它们，要么内居于它们。”根据亚里士多德，本体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其他范畴不具有主体的地位，如量是某物的量，质是某物的质，关系是事物间的关系；所以其他的范畴都依存于第一范畴，即本是；而在本是范畴中，特殊是主项，种属述说于特殊；特殊不做种属的谓项，种属做特殊的谓项。所以特殊的东西便成了终极本体（本是）。亚里士多德虽然论证了特殊是终极本体，可是却缺乏正面的论证说明特殊必是底层。斯特劳森把亚里士多的理论推进了一步，用他的“说者——听者认明”结构——这一人类交流的普遍方式说明了特殊一定是其他一切事物认明的基础，也是形而上学基础。斯特劳森认为，如果物体现于其他特殊，它也就先于普遍。他的代表作《个别物》就是论述他的“基本特殊”原理的。在我们汉语中，个别（Individuals）与特殊(Particular)常常是可以通用的。其实，个别（Individuals）源自拉丁文“Individus”，意为不可分，是六世纪的学者波尔修斯用来修饰希腊哲学的“原子”（atom）概念的。希腊文中的“atemo”（原子）是由否定前缀“a”与动词“temo”（分割）结合而成的，意为“不可分割”。特殊物是不可分割的，当种分成不同等级的属以后，最底层的属也是不可分割的。人的概念分割了就不再是人的概念之规定了。在斯特劳斯语境中，“个别”是指一切可以在主谓结构中作主语的事物，换言之，凡是可以在语言中辨认的对象都是个别。这当然包括许多非特殊的事物，和我们所说的普遍，如“正义”，“智慧”，“数”等等。个别的现实性在于它们的可认明性。可是，对它们的认明也必须最终归结到对特殊的认明。如“智慧”最终是某人的智慧；“正义”最终是某个社会的正义，等等。然而，斯特劳森的“基本特殊”理论并没有排除“是论”上的在先在性承诺，在他看来，在以下意义上使用“是论在先”这一表述也无可厚非，即认为物体是我们概念构架中的基本特殊，这一看法等于是说，物体在那个构架中“是论”先在于其他类特殊。于是，特殊物体便是终极实在。没有“是论”，感觉材料，事件等其它“是论”成员都不能存在。对于分析哲学来说，斯特劳森的“基本特殊”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把世界看作是一个事实的世界，认为事实是世界的基本单位。可是，事实是由事物组成的。要认明事实必须先认明事物，所以事物比事实基本。怀特海把事件和过程当作第一解释要素，而把其他事物看作是事件的逻辑构造。可是斯特劳森认为，事件是特殊，可却不是基本特殊，基本特殊是物体而不是事件。斯特劳森还具体分析了作为基本特殊物的“人”。他认为，基本特殊物有两类：一类是物体，另一类是“人”（person）。在这里，“人”既不能指人们，也不能指人类。它是人们（people）的单数形式。分析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认同”，包括物的认同，但更主要的是个人的认同。在一般讨论中，物的概念是自明的，它归于一定的时空结构。人的概念也是如此，也是自明的。重要的问题是人的认同，即一个人如何在时间的持续中取得同一性。就是说，他或她还是他自己，没有变成另外的人。从斯特劳森的主谓结构看，在日常语言中，可以归属于个别的谓项分为两类，一类只能述说物体，而不能述说意识形态；另一类是述说人的谓项。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