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设计的哲学思考――从中西哲学思维差异看两者造物哲学 8页

造物设计的哲学思考――从中西哲学思维差异看两者造物哲学　　中国的造物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工艺之巧妙，功能之齐备，鬼斧神工之技艺，被历代人所称赞，而为何到了近现代，却停滞不前，甚至远远落后于当年对中国之技艺十分仰慕的欧洲国家。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发展为西方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哲学指导科学，科学反过来影响哲学，哲学与科学这两个联系紧密的学科共同造就了西方现代设计的巨大成就。在这种境况下，探究中西方造物哲学的差异无疑可以为中国设计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　　　　1.哲学思维的差异\n　　中国素有“文明古国”之称，古代的四大发明标榜着中国科技的伟大成就。而到了近代，科学似乎偏向了西方，各种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此时的中国却默默无闻，以至于不得不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那么，为何最早的科学技术萌芽在中国，但其近代发展却在西方呢，这一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探讨，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于1964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为甚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为甚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　　中国的设计遇到了与科技同样的难题。中国古代的造物技术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很多优秀的设计思想放之现在仍可称之为先进的设计理念。但到了近代，西方现代设计观念的进入，使得中国设计曾一度无所适从，直到现在还未完全跟上世界现代设计的水平。　　中国设计与科技遭遇如此相似，与统领它们发展的哲学思维不无关系。我们将借用探讨科技问题的方式来研究中国设计所遇到的问题。从中西哲学思维的不同发展轨迹，来研究两者不同的科技道路，进而探讨中西不同的造物哲学。　　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哲学思想是深层和内核的部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必然深深渗透着其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的影响。\n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有儒、道、墨三家。“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墨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儒、道互补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主流。道家倡导对自然的认识和探索，这对古代科技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却主张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要依靠直觉、顿悟的方式来实现。老子认为，要想求得“道”的知识就需要“致虚极，守静笃”，主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可见，老子提倡人们用“心”来领悟外部世界，而非通过对物质世界的客观考察来认证。儒家同样强调直觉，孟子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应着意于心，“尽心”、“知性”之后，就可以知天，就可以认识整个物质世界。就是在儒、道哲学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长期处在重直觉顿悟轻实证分析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强调从心出发，重直觉顿悟、轻分析实证，主张从直觉出发，偏重于在对事物的直观审察与内心体验中领悟世界的意义，用直觉来感悟人生，用心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非理性思维方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使得中国科技长期处在初级的经验应用之中，没能上升到理论层面。\n　　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思维在早期也具有混沌、模糊的特点。然而从巴门尼德开始，西方哲学突然转向形式化的抽象思维，哲学开始了思维形式的逻辑化，直至亚里士多德创立了第一个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此后，欧几里德又建立了一个公理化的几何学体系，西方理论思维方式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后来培根的实验科学的创立，这种重视观察和实验的哲学思维传统，构成了西方理论思想的主流。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家更是把观念的清楚明确当作真知识的标准。而后在哲学上又发展出实证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流派，西方哲学思维就呈现出重实证分析、演绎归纳的理性主义特征，至今仍予以科技发展以巨大影响。　　柏格森在其《心力》中写到，现代欧洲科学是从物出发的，正是从物出发的科学，欧洲人才养成追求精确、严密和苦求证明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中国思想是从心出发的，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就只需追求知觉的确实，而不是概念的准确。　　中西不同的哲学思维方法，大大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呈现出重实用轻理论的工具主义精神，科技多来源于经验总结，并没有精确的理论表述，不具有普遍性，人们的认识只能停留在不精确的直观类比水平上，造成中国古代很多精湛技艺的流失。西方哲学以逻辑、理性的精确分析为特征，很早就被运用于科技思想的理论研究，从哲学的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总结，并提升到理论层面，从而推进了实证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西方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整体性思维与具体性思维　　整体性思维着重于从全局出发，强调系统的协调性；具体性思维则是从个体出发，强调对事物细节和个体特征的研究。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是哪种思维占主导地位。\n　　中国哲学强调整体观，其主导思路是主客观相交融，因此中国传统科技对自然现象的探索与研究，往往以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为出发点。“天人合一”的思想正是这一点的忠实反映。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并不推崇人们去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主张从全局把握，形成系统化的整体性思维，这一思想对现代设计这个综合性学科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对之后中国科技的发展却产生了巨大的阻碍。　　那些注重观察整体性的学科，如医学、农学在我国都高度发达，而属于解剖的、分析的或定量的实验科学成就却不如西方。如传统的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有机整体，是由“五运六气”化生出的生命现象，人的生理、病理要受到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的影响，这在内科诊治上尤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因缺乏解剖学、微生物学上的必要理论基础，几千年来很难产生大的突破。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把天、地、人三者看成是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提出农业耕种要顺天时，量地利，致人和，做到了这些就可以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学的出发点是适应自然，而非改造自然，与西方科学从“物”出发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n　　西方哲学非常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主张从细节入手。因此，哲学家们也乐于从事技术的研究和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柏拉图培养了大量学界巨子，弟子成群，大多精通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中亚里士多德被称为“古代最博学的人”。这种崇尚研究具体问题的传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公理化，如欧几里德几何、阿基米德浮力定律等这些公理化的科学知识使西方技术达到了最大范围的传播和传承，使先人的智慧能通过抽象而易于记忆的知识广泛流传。技术的公理化成为科学知识，技术的不断总结使科学不断向前发展，直到近代工业革命的爆发。这种从局部开始，研究具体问题的思想大大促进了西方科学的发展，同时产生了一套重要的逻辑思维方法和系统，这些都为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总体上是一种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感性、纵观全局的特点；西方哲学思维则倾向分析化的形式逻辑思维，具有具体、精确和实证性特点。哲学思维的差别导致了中西科学技术的不同发展道路，也极大地影响了造物哲学。　　　　2.造物哲学的差异\n　　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哲学的思维特性必然影响到造物理念。不同的哲学理念必然产生不同的整体的思维特性，使得中国的造物观念十分注重各元素之间的协调，热衷于整体意境的营造。因此，人们更热衷于从宏观上去研究造物的理念，而不愿从事具体的造物活动。考察中国古代的造物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在古代的哲学思潮中，“形而上”的造物哲学总是指导着“形而下”的造物活动。中国古代造物大多是围绕着儒家伦理观和道家的“自然”观而发展的，无论是体现人们思想意识的装饰艺术还是日常用品，都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在商周青铜鼎等器物以及各种皇家园林建筑中随处可见。感性的思维特性则决定了中国传统技艺始终停留在顿悟阶段，未能上升至公理层面。庄子通过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多个例子来阐释“技近乎道”的技术哲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艺理念千百年来一直在告诫着中国手工艺人，唯有通过自身的切身体悟与内心的灵感顿悟才能达到技艺的纯熟境界，并通过“口传心授”的传统方式延续着祖祖辈辈的精湛手艺。整体感性的思维特性使中国的造物哲学注重观念的传达，而技艺不过是达至观念的手段。　　西方注重具体实践的传统，使人们乐于从事具体的技艺研究，并从实践操作经验中提炼出公理化的理论知识，科技知识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播。这种注重实践，并由实践提升出理论的传统，为西方科技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其技艺能够代代传承并得到最大范围的应用。现代设计正是建立在对科技的充分肯定与运用上，并良好地协调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有了现代设计蓬勃的发展。\n　　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科技发展道路，产生了不同的造物哲学。西方理性具体的思维特性造就了其以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著称的现代设计的辉煌。中国整体感性的思维特性造就了中国“道指导技”的造物理念，“物”成为“观念”的载体，而不只具备纯粹的功能，形成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造物哲学。虽然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现代设计也未能最早在中国萌芽，但我们应该看到，在世界多元化格局的今天，设计也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当西方现代设计的理性、功能主义受到后现代主义等的挑战时，中国的造物哲学或许也可为其提供一条新的思路。由此可见，中西造物哲学并无优劣之分，中国应在保持自己优秀造物哲学的同时，兼收并蓄地学习西方设计哲学，以谋求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