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学哲学形态与中国大学哲学转向 10页

　　世界大学哲学形态与中国大学哲学转向世界大学哲学形态与中国大学哲学转向摘要：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大学观念，这两种大学观念前者以促进人心灵和品格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后者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两者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我国大学由于在创办初期面临的救亡图存压力及富国强兵期待，几乎是一边倒地崇奉政治论的大学哲学，但由于长期缺乏国家权力自律的相应条件，大学逐步堕入政治功利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泥坑，需要国家对大学政策进行调整。　　关键词：知识论大学哲学；政治论大学哲学；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n　　世界大学哲学形态与中国大学哲学转向世界大学哲学形态与中国大学哲学转向摘要：大学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知识论和政治论两种主要的大学观念，这两种大学观念前者以促进人心灵和品格的健全发展为目的，后者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两者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我国大学由于在创办初期面临的救亡图存压力及富国强兵期待，几乎是一边倒地崇奉政治论的大学哲学，但由于长期缺乏国家权力自律的相应条件，大学逐步堕入政治功利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的泥坑，需要国家对大学政策进行调整。　　关键词：知识论大学哲学；政治论大学哲学；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n　另外，许多学者在论及世界大学作用的时候，都认为一贯坚定秉持认识论大学哲学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保守和僵化的，是需要进行趋向政治论哲学的改进的。然而作者以为，比之于有些国家的大学一窝蜂似的社会化，牛津和剑桥的保守才是最为宝贵的。因为正是他们（也包括哈佛、耶鲁等美国大学）的保守，才保留了世界大学中最珍贵的淡薄功利的传统和品格，才塑造和促进了既是英国的文化特色、又为欧洲许多国家所接受和享用的精神贵族文化，使英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岛国，在经历了极其巨大的历史波折之后，还仍然为世界强国和富国，仍然居于最廉洁国家、幸福指数最高国家、最适合人类居住国家等数据的前列。所以作者以为，对大学作用和意义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只看其是否资金雄厚，是否与社会关系密切，还应该看其对人类文化丰富和纯洁的作用，看其对人类精神引导和提升的作用，看其在历史的意义上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促进作用。而坚持认识论大学哲学的大学中的以人的发展为教育目的的传统和宗旨，对于人类社会文明水平提高及世界文化进步的贡献，可以说其功大焉。　　　　三、大学哲学观的社会意义及转向　　\n　　从大学实践的角度看，两种大学哲学可以说都既有意义又有缺陷。在社会意义方面，可以说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其教育目的恒久而深远，具有普世性的意义和价值，其关注人心灵健康、优美的教育宗旨，使大学成为当代人灵魂栖息、心性涵育、修养熏陶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中能够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因。而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则与社会的发展活动密切联系，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能够直接促使社会的物质财富丰盈、国防力量强大、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加油站和生活的中心，甚至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1］21。而在文化缺陷方面，两者可以说都不完美，其不同方向的价值追求，会造成大学教育目的和大学生存环境之间的悖论：亦即对于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而言，其价值追求在大学日益社会化、政府对大学干预欲望日益强烈的形势下，将面临被社会排斥、教育经费短缺的困境；而对秉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而言，则会由于社会对大学活动干预的加强，大学面临被国家经济及政治控制的危险。而在社会对大学干预和控制的过程中，大学传统的自主权将被削弱或蚕食，大学应有的尊严将会被伤害。所以，任何一所清醒而理智的大学，都既需要在这两种大学哲学中谨慎地选择自己的立场，又需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便既不扭曲大学的本质，又有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不使大学陷入困境或绝境。从大学发展的历史方面来看，则可见凡是历史悠久的大学，都善于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外部政策而维持这种平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是这样，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是这样。另外，在高等教育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中，几乎很少有只尊崇一种大学哲学的现象，而是让坚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与坚持政治论哲学的大学共同存在的，亦即在同一个国家内，有的大学信奉认识论哲学，有的大学则信奉政治论哲学，两种哲学信奉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双方在依赖和制约中达到平衡。这样，国家采取宽松的大学政策，在法律上保证大学独立自主的方针，使大学在坚持自己本质和为社会服务之间保持平衡。而众多大学的各具特色选择，便会形成大学的良好生态及与社会的和谐关系。[JP]　　上述的分析可以说都是在肯定大学哲学观积极意义的前提下进行的。然而，由于大学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直接影响越来越大，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也越来越趋向社会化。而导致大学哲学意义出现明显变化的时期，可以说是德国大学的转向时期。其时洪堡主导的大学思想改革使科研代替教学成为大学活动的主要职能，使以为社会服务为特征的政治论哲学取代认识论哲学成为大学中的主流思想。而大学中的这种活动趋向，随着德国在世界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世界大学中的主流观念，并且被移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成了美国赠地运动以及威斯康星大学模式的精神主导。而随着美国大学为社会服务大学模式的逐步流行，特别是这种模式对现代科技和技术人员需求的满足，使政治论哲学自然地成了世界大学的核心观念。\n　　尽管政治论哲学至今仍然是世界大学思想的主流，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哲学这次转向的影响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大学从以前的恪守知识原则和道德信念转向对社会实利的承认甚至趋从，从恪守独立自主转向与社会世俗合作，甚至为政治功利和经济功利的发展提供服务，使大学传统的社会批判和中立评判功能削弱，也使大学逐步地失去自己的道德根基。另一方面，大学目的由以前的纯粹自我性，亦即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转变为自我性与社会性并列的双重目的。而且随着社会对大学控制程度的深入以及大学对社会依赖的增强，大学社会性目的的占有空间越来越大，而与此相反，大学自我性目的的空间则越来越小，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基本上成了主导大学行为的主体意识和核心思想。而随着满足社会目的观念的强化，大学与社会之间原先的平等关系发生了变化，大学由自我的主人蜕变为国家或政府的奴隶。而大学品质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大学方向的变化。也正是在这种异化的大学哲学观的影响下，大学哲学中的认识论便通向社会领域中的科学主义，政治论则通向社会领域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至政府主义，它们从不同的方向销蚀着大学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许多教育学家及史家都一直视为不解之谜的德国大学成为纳粹帮凶的原因，就是基于大学目的异化的缘故。\n　　　　四、世界大学观对我国大学哲学的影响　　　　审视我国大学的哲学观，可以说情况是比较复杂的。第一，由于我国现代大学在创办初期遇到了比较宽松的文化和思想环境，再加上一大批赤诚教育的仁人志士的卓绝努力，我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并不低，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与世界先进大学同步的水平。又由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学校长积极开拓，在许多大学中建立了接近世界大学先进水平的办学制度，并且与日渐强化的社会干预奋力抗争，使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制度等现代大学意识在我国的大学中生根开花，造就了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初期的黄金时代。\n　　第一，由于大学在我国为舶来品，我国本土教育中并没有生长起知识行会的组织和传统，因而在我国的现代大学中，人们在是否应该为知识而知识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共识，除了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强调和贯彻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等知识论大学哲学外，在更多的大学中，通行的还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事功性观念。而由于受个人对大学本质认识水平的限制，在我国现代大学建立初期，虽然许多大学校长都在自己的大学中建立了具有现代大学意蕴的办学制度，营造了自由和文明的教育风气，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还没有从从上而下的社会观念中完全走出来，还是普遍地接受了集权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因而除蔡元培先生外，许多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应该争取大学在法律意义上的自主地位和权利，没有努力追求按照世界大学通例的精神来建造大学的制度和文化环境，致使大学.L.在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形成先天性缺失。　　第二，由于我国大学在创办初期面临的社会各方面强国期待以及因形而上学学术传统缺乏而导致的对为知识而知识观念的误解，除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及少数大学外，我国大部分大学几乎都一边倒式的崇信政治论大学哲学，认为大学的活动应该以社会为中心，大学应该直接甚至快捷地为社会服务，而大学对社会直接的有为是大学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方式。\n第三，从国民党在实现南北统一后对大学内部活动的干预开始，大学中由教育家们建立起的自主制度就不断受到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破坏，其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行施予，开始了政治强力干预大学的历史。而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更是从制度上完全割断了我国大学与自己早期历史的联系，也割断了我国大学与世界大学、主要是西方国家大学的联系，使大学不再是从自身逻辑中寻找活动依据，而是从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获得活动的指令，唯上和统一成为大学在相当长时期活动的主要特征。而由教育先贤们勉力倡导和营造的大学精神和气质，则在社会的转型中异化为制度的对立物，它们虽然还存留在一部分教师的心里，成为他们坚持学术研究的精神支柱，但在现实制度逐步强化的形势下，已被不断地驱赶和抑制，成为经济功利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汪洋大海中的星星渔火。而与政府意志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政治论哲学则春风得意，自然地成为大学中定于一尊的核心理念。　　这种片面或绝对崇奉大学政治论哲学的现象极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一是形成人们在大学本质上的简单化观念，致使人们往往只是在组织的形态上理解大学，而不从意义和观念的形态上理解大学，视大学为应该服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要求、为社会的经济建设及社会稳定服务的工具，而忽视或漠视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进而追求真理和发展文化、培育受教育者美好心灵和品行的社会文明中心和道德灯塔，从而使他们崇信的政治论大学哲学，转变为大学实际活动中的事功性哲学，大学中完全地通行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逻辑，产生了大学的教育精神危机和教育目的悖论。\n　　二是虽然政治论哲学由于其宗旨的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性质，容易在大学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和获得来自政府的各方面支持。但是政治论哲学秉持的事功性立场，是教育为换取社会支持与世俗社会妥协的产物，是教育在完成自身活动后自然产生的功能和意义，其效用是在充分发挥认识论哲学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可以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大学的教育理念，但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中所有大学集体秉持的观念。而全国所有大学都绝对地秉持政治论哲学观，则会使大学的实质性进步受到阻碍。因为政治论哲学秉持的事功性立场本质上是与大学发展知识、创造知识、研究和教授高深学问的主旨相悖的，对其崇信会使大学的活动目标变得过于功利和实际，从而缺乏高雅、纯洁、文明的文化气息，堕落为职业技术的培训机构。而我国目前大学被批评的像市场、官场、名利场等现象，则可以说正是片面崇信政治论大学哲学的结果。\n　　三是大学对于政治论大学哲学的崇信，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流意志的崇信，进而是对国家（其时控制国家权力的领导集团）意志、政府意志的崇信。而对社会、国家、政府意志的崇信，实际上是对它们所控制和运用的行政权力的崇信。而这种对国家所控制的行政权力的崇信，必然导致这样的表现：一是大学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的行政权力，自觉地以政府下属的身份接受政府的领导；一是对政府赋予大学的行政级别及大学负责人领导干部身份的完全认同，并会自觉地履行其行政机构及行政领导干部的职责。而我国大学中多年来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衰微的现象，则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和观念的逻辑性结果。　　上述对于大学哲学与大学发展问题的分析，可以给我们提供如下启示：一是从国家的角度讲，大学中的哲学观念应该是多元的。因而国家应该促进大学中既有认识论的哲学观，也有政治论的哲学观，崇奉认识论哲学观的大学与崇奉政治论哲学观的大学同时并存，二者相互促进、互相补充，形成大学中既丰富多彩、又严谨和谐的文化生态。二是基于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大学多为私立大学、而政府举办大学又希望满足自己需要的逻辑，政府应积极促进私立大学及民办大学的发展，并引导部分著名大学建立以认识论哲学为核心的大学理念,以形成大学的良性生态。三是我国传统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可以说已经不合时宜，应该尽快地调整和改变。由于在二者的关系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而政府应该以开明的态度理解世界大学通例，尊重大学的活动规律，改以管理为主为以促进大学的自主发展为主，帮助大学在自主性的发展中回归自己的本质，形成大学发展的专业性力量，让大学像大学，并真正发挥大学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