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哲学论文_976 17页

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哲学论文第一章西方哲学的理论来源纵观伽达默尔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发展始终内含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深深扎根于传统的沃土之中，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第一个方面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影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大体规定了伽达默尔晚期致思的基本方向。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由于他的理解本体论的渗透而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生是西方哲学讨论的永恒的主题。受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西方哲学家始终把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融进自己的体系,引导人们积极投身现实的社会政治,"对人和社会的观察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起就已开始。把伦理道德、社会政治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并形成系统理论的当推柏拉图,他的正义论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理念论的重要资源,最高的理念善是本体论的终极存在和最高的范畴，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柏拉图把“善”理解为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目标，也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对象。善的知识是通过对话达到的。另外，柏拉图关于理念等级的划分也很有意思：代表科学的数理理念处在第三级，其后还有比它更高级的伦理和审美理念，最高级的则是善的理念，这种排列顺序隐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高于科学理性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思想为伽达默尔和盘继承，并推动着他从对理解本身的探讨转向对理解的最高目标——善的探讨。不过，相比较而言，被伽达默尔视为西方伦理学的真正创始者的亚里士多德的下述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更具体。"亚里士多德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归之于理论的知识,将伦理学和政治学归之于实践的知识,这是从分类的角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类的知识,而不是割断它们之间的关联,因为第一哲学和伦理学。“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前者是最高的知识和学问,后者则是体现第一哲学原理的实践哲学"。亚氏关于理论(思辨)与实践所作出的区分至今仍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哲学家们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导师,而且也是社会政治活动家,位居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许多哲学家卷入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为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著书立说,提供思想武器。“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与他们的本体论知识论是相互渗透融会一起的"。从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伦理学，其基础为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善”这个包罗万象的根本问题。伽达默尔后期愈来愈将团结、一致看成是社会理性的主要内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应用和发挥，进而使哲学解释学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它隐含有当今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尊重”，这是一个在今天应引起高度重视的基本的伦理范畴。胡塞尔曾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谈到“欧洲科学危机”。这里的科学既指古希腊意义上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也指现代的实证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总和。因此，胡塞尔谈的是“普遍的科学危机”，是“包括纯数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的表现就是科学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实证科学排斥追问人生得意义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精神科学研究则运用数学—\n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客观的、可确证的“真理”。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任务，古希腊罗马人的人生存在方式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即“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人应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在人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重新塑造自己。可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去”。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只研究客观事实，大大限制了哲学的任务，是“残缺不全的理性”，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它们都不能引导人过上正确的生活。真正的人性是在追求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观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古希腊传统理性信仰的崩溃，必然会导致人性危机以及其他各种危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一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既然诊断“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那么胡塞尔开出的药方便是:还理性以真面目，理性不仅是认识论(理性认识)的主题，也是真正的价值学说和关于伦理行为(善的行为)学说的主题，后者与一切存有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只有恢复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才能实现人性之复兴，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存在。胡塞尔的这些观点无疑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从他的“生活世界”理论得到了诸多启示，并进一步将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化为实践理性，“生活世界的观点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打破了先验思维的框架。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也不是一种新型科学，而是科学所独断地主张的先验的实践政治的局限性以及对哲学自身的科学性的新的批判意一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也表露出实践哲学倾向。首先，此在的生存论性质(此在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表明，此在总处于选择并确定自身存在的状态，“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这可看作是从存在论的角度表明人的实践特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自由地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的或所不成为的东西。这似乎说明了此在的自由存在可能性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一位西方有学者曾说，“严格说，我们世纪‘实践哲学复兴的前历史是从一个事实性释义学’的纲要开始的”，即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开始的。海德格尔倾注强烈的感情和大量时间研究古希腊哲学，这对伽达默尔转向解释学的普遍性和实践哲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伽达默尔在《自述》中说，他从希腊人那里领悟到，哲学思维不必遵循那种仅仅以一个最高原理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体系。相反，哲学思维必须在对原初的世界经验进行思考之后，进一步思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之概念力和直观力。他认为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秘密。海德格尔追随柏拉图“让对手强大”的智者原则，使伽达默尔后来提出了“善良意志”观点。他还在海德格尔的激励下，深入研究的物理学，研究现代科学的诞生，对伽利略的思想尤为关注。除此之外\n，伽达默尔自己承认，“我们还是得把他(指海德格尔)对于暗含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中的‘知识的模式’恢复归功于他”，可见，海德格尔对实践智慧的阐发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及其1923年对实践智慧的解释对我有重大意义”。另外，海德格尔对新时代科技的分析，也直接为伽达默尔后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启发。由于科学理性以及受其思想方法支配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拒绝探讨或不能回答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问题，现代社会出现了深重的价值危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价值危机乃是人性危机的最深刻方面，价值观上的原则性分歧必然导致人类根本的分裂，因此，人类要达到团结，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基础。当以上所分析的理论渊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时代气息。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发展出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哲学，试图通过实践哲学的调介作用，创造一种未来的世界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类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秩序可摆脱一切间距和相对性而凝集成一个“共同的伦理”。转向实践哲学的外在动因促使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动因是哈贝马斯对他的批判以及他们之间的论战。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了吸收与反思，他肯定伽达默尔哲学诊释学的贡献，认同其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批判，赞赏其突破传统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而指向理解的本体，强调理解的境遇性，形成主体间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于伽达默尔的这个层面，而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他责备伽达默尔历史观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把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维护视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只有维护了成见和传统,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视域,不同时代人们的视域才能相互融合，效果历史才能由此产生。但是伽达默尔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依赖恰是哈贝马斯批判的重点。哈贝马斯认为,权威就是传统,对权威的承认就是服从,这就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过分依赖,丧失了社会科学本来所固有的批判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只看到了权威与理性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权威与理性的对立。这是其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原因所在。面对社会中批判意识的衰落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哈贝马斯指出，解释学不应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其任务不是进行文化传承，而应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解释学不能固守传统而放弃批判的责任，不能因为理解的历史性而消融人的批判精神。在哈贝马斯看来，批判的自我意识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理性永远高于传统。哈贝马斯指出伽达默尔对“传统、前见、权威”的正名掩盖了反思和批判传统的历史效果。哈贝马斯认为伽达默尔的反思不够彻底。他主张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哈贝马斯的批判作了回应。伽达默尔认为，他并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批判，但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没有给“意识形态的内涵一个充分的说明”。(全集第二卷495页).他认为,哲学解释学所追求的东西是一种批判的反思意识。他进一步解释说，哲学解释学所进行的反思在这种意义上是批判的：“它揭穿了天真的客观主义偏见,那种追求自然科学般精确性的历史科学,其自我理解便具有这种偏见”\n。在这里,由于解释学从社会角度批判地解释全部理论所包含的偏见,意识形态批判便利用了这种反思。解释学的反思是可以变成实践的。通过使偏见被意识到,它使得任何意识形态都受到怀疑"这样,伽达默尔便以自己的方式捍卫了哲学解释学的非保守性或者说批判性,也捍卫了哲学解释学的实践性"看来,以理解为中心的哲学解释学并非仅具抽象玄奥的思辩性,其本身便蕴涵着转向实践哲学的可能性"批判和反批判,也使得伽达默尔更加自觉地强调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相通性"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一样,都强调成见的作用“哲学解释学完全不是一种有关技术技能的学说,也不会告诉人们怎样进行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它的这种特点,由是,我们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理解中,那些未得到承认的预期(也就是成见)始终在起作用“上述事实总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经过拓宽和深化的自我理解。但是,这同时意味着,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此外，哈贝马斯对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表示质疑。哲学解释学主要是对日常交往的结构进行哲学上的思考。伽达默尔认为哲学解释学具有普遍性，因为理解或相互理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贯彻形式，这种社会生活在最终形式化当中是一个交谈共同体。任何东西都与这个语言的理解的共同体相关联，都处在这种实践理性(或非理性)的普遍媒介之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表明，我们能够对任何语言进行互译，我们通过把极遥远时代客观化了的东西以及极遥远时代的文明同我们所熟悉即我们自己世界的前理解语境联系起来去理解他们。    哈贝马斯则提出“扭曲交往”理论来说明解释学的局限性。他认为，在一贯被曲解的交往情况中，解释学意识就会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理解性是由于言语本身的组织有缺陷造成的。例如，精神病患者之间交往是种无效交往，“在这种情况下交往者无法认识到他们的交往中出现了破裂或障碍，只有局外人才能注意到他们相互误解了对方。无效交往导致了一个误解系统，而从虚假的意见一致的表面现象来看，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哈贝马斯由此把解释学的有效性限制在没有语言扭曲的范围内，认为解释学应隶属于意识形态批制理论。他本人则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引入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解决曲解性交往问题。由此看来，我们自己世界己被理解的语境可以随时被揭示为不可靠，从潜在的趋势来说，它是不可理解的。“因此，言谈的主体不能把自己的语言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哈贝马斯在此引用了伽达默尔的话：“人类语言行为的普遍性是一种本身不受限制，并能支持任何事物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支持语言上被传递的文化对象的因素。”即人类语言的普遍性本身不受限制并能承载一切事物，不仅能承载语言流传下来的文化，而且还承载所有的一切，因为一切事物都被带进理解之中。解释学的普遍性主张就会在科学的语言系统和合理选择的理论中发现自己的有限性。”除了前语言的现象以外，精神分析学所研究的有病理障碍的意义语境，也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解范围的一个重要限度。哈贝马斯“解释学理解范围”的问题。解释学意识必须有一个解释学的理解范围的限制，如果越出这个范围，特别是涉及不可理解的表述，它就不会是完善的解释学。哈贝马斯这种深层的解释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补充了伽达默尔理论中原有的不足和缺陷。从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批判与反批判的论战中，伽达默尔对自己的思想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发展，他将这种论战看作是一个理解性的对话过程，通过对话和交流，充分吸收思想营养，促进深入思考。更重要的是，这种论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外在动因促进了伽达默尔思想重心的转移。对于这一点，伽达默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使他由关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建设转移到运用这种理论考察人类实践生活等问题。他在《现象学和辩证法之间》一文中说：“使我继续发展我的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与社会科学和实践哲学的问题有关，因此于尔根·哈贝马斯于60年代对我的研究所表示的批判兴趣就具有了批判的意义。他的批判和我的反批判使我更加意识到我事实上已经进入的一个领域，因为我已经超越了本文和解释的领域而开始研究一切理解的语言性。”通过哈贝马斯提出对“哲学解释学的普遍性无法达到”\n的质疑，伽达默尔开始了其哲学思想的重心的转移，也开始哲学话语形式的转变。伽达默尔意识到，解释学并不是凌驾于人类生活上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它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休戚相关。因为人类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理解与交往的过程，由此，运用解释学理论探讨人们实际生活和社会存在形式等问题，就构成了后期伽达默尔思想的主题。也形成了其实践哲学的精神。此外，伽达默尔改变了前期的那种纯思辩的哲学风格，摆脱了原有的极其抽象晦涩的语言形式，这种哲学形式的变化，为其思想的迅速传播，明确表达了解释学作为哲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了哲学解释学和实践哲学的相通性。实践哲学并不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实践的规则知识。相反,它是对这样一种知识的反思,并因此说到底是普遍的和理论的。相应地，哲学解释学是对构成规则意识之基础的能力和知识加以反思。因而它也是普遍的理论的。沿着这个思路,伽达默尔渐次地完成着由哲学解释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型。转向实践哲学的社会背景伽达默尔晚期之所以转向实践哲学，还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原因和背景。像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样，当代人类的生存处境的恶化引起了伽达默尔的忧虑不安，晚年的他从解释学的立场去关心和反省人类的命运、自由、善恶、幸福等重大问题都与之有关。现代社会是一个科学技术化时代，科学理性和技术统治着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人们依赖于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生活。科学权威代替了人们自身的实践判断，造成人类生活现状困境，使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荒疏了自己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就是“从生活经验中产生被人认为健全理智的东西”的判断能力。正因为荒疏了这种判断力，人们处于随大流的生活之中，无法形成一种能够使人超越现实生活的真正的理论思考。它控制、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人类社会重新进入了一个异化的科技迷信、科学神话的时代。这是一个消除所有禁忌“信仰科学的技术时代”，是一个建立在近代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的公众意识”支配人类生活的时代，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自然关系。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掌握科学的专家团体来进行和完成的，科学技术构成了以全球工业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的支配力量。科学和方法的新观点最初由伽利略在局部的研究领域中形成，哲学上则由笛卡尔首次奠定。人类在对科学理性的依赖和由笛卡尔所创立的科学方法论的控制下，荒废了对人类自己行为进行理性反思的判断力，“技术的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因素”，社会失去了建立在实践理性反思基础上的整体理解和总体目标，这种科技异化中的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虚无主义之中。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单一地建筑在行动和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技术的梦幻和解放的空想，人类自我意识就在这种梦幻和空想中草拟计划。”伽达默尔所谓的科学概念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在伽达默尔看来，20世纪是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时代,而且技术知识已经从控制自然力量扩转为控制社会生活,这一切都是我们文明的危机的标志。对于这种危机,伽达默尔从多方面进行了说明：“对于那种显然应归功于科学的工业文明的进步,人们大概不得不处在一种忧虑下看待之：人类对自己施加于自然和他人的力量视若无睹,这种情况又越来越诱使人们滥用这种力量”。想一想大规模的屠杀或战争机器,仅仅推动一个按纽,它就被开动起来进行毁灭性的活动，也想一想增长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自律作用，想一想计划的作用,它的本质就是作出长期的决策,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支配的许多自由权将脱离我们,转变为决策的权力；或者想一想增长着的行政机构的权力,这种行政机构将一种任何人也不想要,但是所有的人都无法逃避的权力,交付到一些官僚手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就这样落入了自律过程的强制性结构,而人们对自己以及对处在这些精神的对象化中的人性的精神越来越缺乏认识”\n。这里,伽达默尔提醒人们要注意技术合理性的有限性。超出合理性界限的技术运用便是滥用，对技术滥用就会导致毁灭性的战争，导致与人性的疏远。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关于技术滥用最终的结果,伽达默尔并非危言耸听。伽达默尔认为,科学无法克服它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科学“没有能力和缺乏任何明白的需要,来估量它自己在人类生存整体内,特别是在它运用于自然!社会方面意味着什么"。惟有实践哲学才能克服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实践哲学具有自我理解、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功能。但是近现代以来,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制约了此种功能的发挥,伽达默尔对此分析到,“当自然科学的胜利进程在19世纪统治了一般的思想,历史科学本身便受到了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致实践哲学的传统完全落到了下风"哲学问题的重点完全转移到了所谓的认识论范围”。伽达默尔呼吁人们重新接受实践哲学的传统,把注意力放在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的结合上来。伽达默尔认为这种结合非常紧迫,因为我们生活在自我疏远不断增长的情况中,亟需这种结合。其实，科学和人关于自己的知识的结合过程,就是一个追寻真理和善的过程，也是实践哲学的理想。应指出的是,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这种自我认识、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充满着信心,他认为处于科学时代的人们，“自由不仅受到各种统治者的威胁而且更多地受着一切我们认为我们所控制着的东西的支配和对其依赖性的威胁。能够解脱，获得自由的方式只能是自我认识"。伽达默尔所揭示出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进入现代化或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的重视。伽达默尔在揭示技术理性局限性的同时,极力恢复早被人们所遗忘了的实践哲学的合法性。当然，实践哲学的合法性应从它是克服文明危机的必要条件这个角度去认识,不能将之看作是解决文明危机的充要条件。面对近代以来特别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尖锐的深层问题和巨大的社会困境，伽达默尔已经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科学的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需要理性对人的生活实践的指导。因为科技力量日渐增长，但社会理性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强反而被忽视了，技术是毫无人性的，当实践完全堕落成为技术，社会也就会堕入非理性，因此，只有通过拯救实践理性才能保证社会理性。实践哲学是消解科学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中心话语。要从人自己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就必须重新确立起实践理性和真正的自由的自我意识，发挥出理性的真正力量，在实践理性基础上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活世界做出理性的反思，树立起关于人类存在的总体理解，制定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规划。可以看到，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重建主要是基于20世纪人类文明的危机。当代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日益成为主宰人类生活和人的行为的权威力量,“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因此,重建人类生活的价值目标,并据此对人类活动、行为进行价值规范,恢复人类理性的信心,在对人类自我反思和自我理解之后重建人类生活世界的最高的善,就成为哲学诠释学的根本任务。第二章哲学解释学本身的实践要求伽达默尔曾在《真理与方法》中写道，“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者目前的境况。”\n其实，解释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根本的实践性质。从古代起，神学与法学解释学就同法官与教士的实践行为相适应，并为之服务(伽达默尔：《全集》第1卷，第1页)。伽达默尔认为,对法律和圣经的理解不能只是审美的或历史的,因为被应用的要求乃是它们本质的部分,任何忽视这种要求的理解都一定是抽象和简化的。因此,对于法律和圣经而言，只有它们能被应用于当前的情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解释学研究理解和解释的现象时，作为一个整体过程不仅有理解和解释两个因素，它还包括应用这一必然要素。(同上书，第313页)。理解本体论。“应用”表明理解者不能与所要理解的意义保持距离，不能把自身当作一个独立于理解文本的客观的局外人。理解者把自己融进意义的生成过程，“所有的读（本文）都包含一个应用，一直谁读某个本文，谁就自身处于所理解的意义之中。”（真理437）伽达默尔建立“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将理解视为一种本体存在。它从人的经验出发，本身就蕴涵着实践哲学的因素。因为伽达默尔“理解本体论”的建构是为其解释学的实践性服务的。伽达默尔十分重视解释学的实践应用成分。实践应用是解释学的基础，也是决定解释学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性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思考的本质就在于，它必须产生于解释学实践。”而以理解为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必须回到解释学的事件中去确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一种内在性的活动，即目的不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对于人来说，有两种活动，一种是目的在活动过程之外的，称为生产，这种活动及活动中的人都服务于一个外在的目的，因而人在这过程中成为一种类似工具的东西，这是不符合人的本性的;另一种是目的包含在活动过程之中的，这是真正人的实践或行为，人在这种活动中实现自己选择和决定的实践理性本质，因而这是一种符合人之本性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活动。伽达默尔的理解是理解、解释和应用三要素的统一，这表明理解包含了结合具体情境的选择和决定，因而是理解者的有意义的生存活动，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活动，具有实践性。人在理解过程实现人自身，理解和实现并非分裂的过程。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本体论的真正中心正是理解的实践应用性。对理解的实践应用性问题的关注,是哲学诠释学的精华所在，也是其晚期转向实践哲学的理论根基。了解有关理解的实践应用性的思想,也就成为我们把握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特别是他的中晚期哲学思想之关联的关键线索。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把诠释学的实践应用问题纳入了理解过程之中。他特别强调理解本身就包含了实践应用,实践应用是一切理解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伽达默尔认为,如果按照本文所提出的要求对文本进行正确理解,“它一定要在任何时候,即在任何具体境况里,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被理解。理解在这里总已经是一种应用。”依伽达默尔的看法，“应用决不是把我们自身首先理解的某种所与的普遍东西事后应用于某个具体情况，而是那种对我们来说就是所与文本的普遍东西自身的实际理解。”（真理438）也就是说，应用决不是对文本先获得一种普遍理解,然后再把这种普遍理解应用于具体的情况之中。“理解总是在理解者的具体的生存境域中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的理解总是具体的理解,而这种在具体的生存境域中获得的具体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应用。”这时理解者的理解总是一种筹划。理解命令。可见，实践应用不是在理解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它恰恰发生在理解过程之中。所理解的意义也只有在应用过程中才能体化和臻于完善。实践应用性是理解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依据伽达默尔，在精神科学里所进行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理解,也就是说,在这里仅当本文每次都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时,本文才可以说得到理解。从效果历史的观点看,文本不能仅仅看作是历史的文献或者过去的记载,它必然借助于读者的理解而进入现时性存在并发生其影响“而文本要得到正确的理解,或者说按照文本提出的要求得到理解,它就必须在不同的具体境况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n。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认为这里的理解实际上已经内在地隐含了实践应用的成分,甚至可以说理解就已经是一种实践应用。他指出，如果诠释学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同一个流传物必定以不同的方式被理解,那么,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普遍东西和特殊东西的关系的问题。因此,理解乃是把某种普遍的东西实践应用于某个个别具体情况的特殊事例"因此,伽达默尔特别强调理解必须把文本和读者自己具体的诠释学境况联系起来,他认为实践应用不是理解现象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离开了实践应用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解"所以,不仅理解和解释是同一的,而且,理解、解释和实践应用也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作为本体论的哲学解释学断然拒绝把自己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方法或“技术”。正像“伦理学只是具体确定的伦理生活的自我阐明”（伽达默尔:《全集》第4卷，一第2页)那样，理解也不是主体的单纯操作，而是一个生存的发生过程。在《真理与方法》的序言中伽达默尔开宗明义地指出:“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不仅是科学关心的事，而且显然完全属于人的世界经验。”（《全集》第1卷，第1页)理解现象遍及人和世界的一切关系，理解过程发生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的此在的时间分析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是主体的一种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解释学’这个概念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表示构成了他自己的有限性与历史性的此在基本的运动性，因而包括了他的全部世界经验。……理解的运动是包罗万象与普遍的。”(伽达默尔《全集》第2卷，第440页)这样规定的理解显然和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有着某种对应性。哲学解释学“并不设想自己是一种新的解释或阐释的方法。它其实只是描述始终已经发生的事，特别是在阐释令人信服和成功的地方已经发生的事，因此它完全与那种说理解必须是怎样的技术理论无关。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无法改变在我们的理解中始终有无法证实的先决条件在起作用。也许即使我们可以，也不应该去改变。理解恰恰不仅是一种能力的高明运用，它始终也得到更为广泛深刻的自我理解。”(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108页)2.1实践的内涵对于“实践”一词，伽达默尔指出,它不是近现代人所谈论的实践。我们不应予以狭隘的理解，不能只是理解为科学理论的实践性运用。当然，对理论的运用也属于实践。但是,“实践”蕴含着更多的含义，为了把握原本的实践观念(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观念)，我们必须使其从那种与理论和科学相对立的语境中解脱出来，因为“实践的概念原本不是理论和科学的对立物，所以它的特征便不能由此获得界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追求人类在一个共同体中相互对话,理解自身和他者,以求得真实的一致和认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古希腊，广义的实践可用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是指最广义的一般的有生命的东西的行为方式。狭义的实践指人的实践或行为。“在动物中，只有人是某种行为的本原;因为我们不应说其他动物有行为”。“亚里士多德首先把这个实践变成一个哲学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概念不是理论的对立物。他把人的行为分为理论、生产和实践三种。实践是趋向目的过程和自身就是目的行为活动。生产的目的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自身并不构成目的。而且实践活动总是在人际展开,不像理论的沉思是人独对真理。所以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而且是一种最高贵的实践，因为理论是精神的纯粹活动。作为理论的生活得沉思，最能充分地实现人的理性本质，使人接近于神。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是最高的实践。““实践”在亚里十多德的哲学里是一个重要的反思人类行为的概念，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的主题。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现实性。伽达默尔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中确立了所谓的实践概念。在论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时,伽达默尔曾谈到“他把人类的实践提到了一种独立的科学领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n它是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实践事务，我们所有的活动和行为，我们人类全体在这一世界的自我调整——这因而就是说，它还包括我们的政治、政治协商，以及立法活动。我们的实践——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总之，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从内涵上讲，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某种方式所引导的生活。我们知道，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是指人类的实践，人类的实践有其独具的特征。首先，人类的实践是基于自由选择。“自由选择”这个概念唯一地适用于人类，它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生活方式的根本不同。“自由选择”意味着“优先选择”，这是人类独具的品格，人们可以明智地要求一物而不是另一物，在二者必居其一的情况下有意识地进行抉择等，这个特性意味着人类的实践能够在实践理性指导下从事善的行为。人类的实践与其他动物的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把行为模式建立在认识和选择之上，不像动物那样将其行为模式建立于固有的生存本能的构架之中，不再是一种行为模式中的纯粹自然的成分。其次，人类的实践具有政治生活特征。伽达默尔的实践概念预设了一个“共同体”，类似于古希腊的城邦，实践总是在一个共同体之中的活动，公民必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在人类事务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介入生活就是介入政治实践”第三，人类的实践与他人相关。实践不是在人们自由实施自己认真考虑过的计划的意义上“活动”，它总是和他人有关，具有“主体间性”。人们依据实践活动决定着共同的利益。实践的这种特性暗示着人们有走向团结的共同目标的共同体的可能性。第四，人类的实践具有历史性。“实践当然不仅仅依赖于对规范的一种抽象意识。它总是已经受着具体事物的驱使，带着先入之见肯定事物，而且受到对各种先入之见进行批判的挑战。我们总是受到各种惯例的左右”实践在传统中活动，同时又创造着新的传统。最后，实践内容的广泛性。实践“意味着全部实际的事物，以及一切人类的行为和人类在世界中的自我设定”。伽达默尔所说的“事物”是指一种最内在地理解的、最深层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等，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的总和，这种事实性的全体古希腊人称其为“伦理”，是一种通过练习和习惯而获得的存在，另一方面，伦理使人们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在社会和国家等共同生活中信奉共同的信念，伦理构成了人类的自我存在和自我理解的尊严。2.2实践是社会理性的条件理性这一概念来自来源于古希腊的“奴斯”，意指心灵。后来哲学家又将理性理解为“逻各斯”，指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规律和话语等，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只是到了近代，理性的概念被狭窄化为科学理性，仅指关于事物内在规律的一种认知能力，并不包括实践理性。现代理性观和实用主义实践观认为，科学理性是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实践只不过是科学理论的单纯运用。伽达默尔认为，人们在现代科学理论控制下形成的这种社会理性，是人类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伽达默尔看来，科学和技术并不能保证社会理性的实现。科学理性日渐显示出其巨大的力量，从控制自然过程无限扩展到人类实践的领域，最后连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也臣服于它的脚下。科学已经失去了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脱离了人类行为的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再也不是为古典的科学实践和政治服务的理性了”（赞美理论58），这必将导致人类文明的堕落和退化。这种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对作为科学应用的实践概念进行哲学反思。\n人类最初的实践首先表现在劳动上。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人们渐渐产生了合理的思考和见解并服从于公众目的。随后又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理性。社会理性是批判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能保证自身的实现。要想真正实现这种社会理性，就必须需要实践，需要人类共同体的团结和对话。只有这样才能持续不断的理解，实践不仅是反思，它还是活动，这种反思的活动就是他所谓的实践理性，就是团结。可见，作为社会理性的条件是实践和实践理性，而不是科学和技术。这种人类文明的危机在整体上就需要我们实践理性的拯救，它使我们看到了技术合理性的极限。因而，人类必须恢复理性的信念和力量，重建实践哲学传统，确立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对人类生活的核心地位。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实践理性不是科学或技术，它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与科学理性相对。这一点对伽达默尔影响至深，在《真理与方法》中他就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到了后期他愈来愈突出实践理性本身的意义（伽达默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他结合当代现状的分析和批判，阐述了实践是社会理性的条件，以及实践哲学完美人生、善和幸福的理想，构成了伽达默尔自己的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实践的真正基础构成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亦即人并非受本能驱使，而是有理性地过自己的生活。从人的本质中得出的基本美德就是引导他‘实践’的理性”。简言之，实践理性就是指导人实践的理性。实践理性不是一种机智，不是为某个特定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实践理性并不简单包含在人们对自己认为好的结果进行可行性的反思，然后再做可作的事情这样的环境里。”（《科学时代的理性》71）也就是说，实践理性不仅要知道使用正确的手段对待既定目标，还要找到共同目标。实践理性与一切技术理性的区别在于“目的本身，普遍性的东西是靠独一无二的东西获得其确定性的”。这就是说，实践理性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但它同时又能超越具体经验活动和功利需要的普遍性意义。要实现其普遍性意义，是不能仅停留在理性反思上的，必须将它具体化。实践理性只有与具体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普遍性，保证其理性反思的有效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实践理性的德行是不同于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德性，它是具有理智性和责任性的理性。它的理智性是运用性的，它是一种在理论之外的一种真正包容一切的理性运用，我们知识和能力的正确运用都要求实践理性。它并不存于可学的能力之中或盲目的从众主义之中，而是存在于理性的自我责任之中。对于实践理性而言，根本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和准则。它所趋向的善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体现在人们不同境遇中的理智选择之中。任何人在任何行为实践中，都有一个面对所处情况用理智去来把握的问题。只有在一个团结的共同体中人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交流，达成一种默契和认同，才能真正形成和实现社会理性。可见，“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实践理性是一种人类的美德，任何人类行为都得置于这种美德的尺度之下。实践理性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科学的发展，虽然科学理性今天己在人类生活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人类失去了理性的反思能力，放弃了以善为目的的对人类生活反思的实践理性，所以对当前社会所表现出的人类文明危机显得手足无措。而政治权力和利益对实践理性构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和威胁，实践理性存在着种种面对个人及团体利益而表现出理性的软弱。但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表面上的软弱无力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希望和信心，“他们不仅希望，就如一个人总会重新恢复理智一样，人类生活也将最大程度地达到理智的平衡形式，而且他们对于这种信念颇有信心。”这里的“理智的平衡形式”，是指消除理性的科学理性方面的过度发展，达到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处于一种合适的平衡状态。从哲学上看来，就是主张把科学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并以实践理性作为思考人类事务的智慧。\n尽管存在着科学理性巨大力量的排挤和压制，但人们对危机的关注表明人类的实践理性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实际上，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和生活，就会有实践的理智性，也就会有关于实践理性的实践哲学。实践理性是指导人行为的东西，伽达默尔相信它会使人们重新发现那些将进入人类未来社会的团结。“我要问，在那些正从技术上被纳入到欧美文明范围的外国文明中，中国、日本特别是印度，它们古老文化的大部分宗教和社会传统是否在欧洲装备和美国成果的影响下己不复存在;我还要问，存在下去的任何东西是否已不能再一次从必要性中认识到某种让实践理性再次表明的新的规范的、共同的团结一致。”实践理性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在于意识到界限，而科学理性不能反思自己的前提和后果。真正的理性在于批判地对待自己。“理性的行动总是一种启蒙的行动，而不是被绝对地设置的新理性主义的教导，并非在于认为自己对一切事都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理性总是被理解为经常对自身和自己的条件性进行自我解释”。真正说来，实践理性并非只是要实现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生活)，而是能够支配向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同时也能够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    伽达默尔十分坚定地重新把社会理性的条件置于实践活动之上，他强调，“实践的规范性特点和实践理性的功效“在实践中”要比理论认为它所是的程度要宽泛得多。”无疑，这是对近现代以来技术统治论将社会理性置于科学技术之上使社会理性非理性化的抗议和革命。伽达默尔通过恢复古希腊时期实践、理论和科学的原本含义，重新阐明了实践是社会理性的基础和条件这一重大理论观点和时代意义。2.3作为一种知识和科学的实践哲学关于实践哲学，伽达默尔在回顾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时讲到，它本身却并不是这样一种合理性。它是哲学，是一种反思,并且是对人类生活形式必须是什么的反思，是“理论和反思如何才能指向实践的领域。”根据伽达默尔一贯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反思是指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伽达默尔所说的实践哲学是理论和反思指向实践的问题，而不是:“理论和反思如何运用到实践的领域”。也就是说,理论和反思是基于人的具体的生存境域的筹划与建构,这种筹划与建构是要取得一定的实际效果,所以这种筹划与建构理论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哲学是对实践的反思理论，实践是实践哲学的对象。从实践的内涵我们可知，“实践”不是“理论”的对立物。而实践与生产的区分同时也规定了实践哲学的范围，即实践哲学主要是关于以自由选择为本质特征的人的实践的知识的科学。那些生产中的技能是不能成为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的。“确切地说，实践哲学只涉及每一个体作为公民所应有的那种权益，只关心那种使个体变得更加完美或完善的东西。这种哲学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推动那些人类的根本倾向，使其作出某些具有‘完美’特征的选择，另一种是要告诫人们审慎地思考和采纳某些指导其行动的意见。”但是，无论这种哲学以何种形式出现，“它都必须将‘可以自由选择’这一人类特有的品格提高到所谓的反思意识(reflectiveawareness)的水平上。总之，当宁要一物而不要另一物时，它有责任以自己的知识说明如此选择的理由，也就是说，它必须指出这种选择与所谓‘善’(good)的关系。”可见，实践和实践理性是实践哲学的主题。实践哲学是一种可以为人们指明行动方向的知识，是一种关于人之为人以及人们对善的选择的知识，它是以善为目的的反思活动，是一种理智的智慧。实践不是进行专门生产的行为或完全脱离经验的纯粹理论认知，而是依据实践知识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自由选择的伦理政治行为。从根本意义上说，它是人类的存在行为。实践知识既不同于数学形式上的理论科学，也不同于那种可以把握某种操作过程意义上的熟练技能，不能仅仅通过学习而获得。它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知识，它不能将那些普遍的固定的原理和规则作用于对象。“\n没有什么习得的或学成的技术可以使我们从思索和决定的重负下解放出来”，它要求人们必须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实现和完成自己。因此，它必须出自生活和实践，对其进行理解和反思，并将这种理解和理性的反思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它针对的是各种具体情况，必须把握无限多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实践知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随着不同的情况随时随地的发生着变化。它具有可变性、灵活性和相对性。实践知识是“关系到正确生活的大事”“决不能具有某种科学知识的先在性的”。实践知识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这种知识内在于人的一切行为，是行为的本质部分，并对人生以及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为我们在具体境况中进行选择时所必需的。实践哲学的对象是实践，即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它不仅是那些不断变化的境况以及那种因其普遍性和规则性而被提升到知识水平的行为模式，还可以类似于技术或技能地被反复运用于具体的境况之中。因此，“实践哲学当然是一种‘科学’，一种可传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然而，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和知识。只有当学习者和传授者都与实践有着同样稳定的关系时，才可以成其为科学的科学。就这一点而言，它与那种适用于技术领域的专门知识反而有某些相似之处。技术知识是技术人员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和设计制造出某种他需要的东西。其中这种技术就包含着一种实际知识，实际知识总是指导技术人员的实践操作。伽达默尔指出，技术知识类似于实践知识（道德知识），要做出正确的决定，经验从来就是不充分的。道德意识所要求的也是一种对行为的正确指导，道德意识的完美性恰似于技艺的完美性。伽达默尔认为，实践知识和技术知识还有完全类似的地方：所有知道制造某种东西的人，都知道善的东西。在制造过程中，他选取了正确的材料和工具。因此他确实是把所学过的东西应用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同样，对于实践知识而言，所有必需做出道德决定的人一定已经学过某种东西。他总是被教育和习惯所规定，他就知道什么是正当和正确的。做出正确的道德决定也就类似于技术人员在各种情况下做出各种正确的决定。在各种具体的情境中人们都有一些道德意识。但是只有在做出正确的决定时方可体现出人们的时间知识和能力。通过实践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类似性。但是，它们之间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实践知识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善的问题一一例如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法规等”。实践科学决不是仅仅为了掌握一种技能，也不是要为人类活动提供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指导，它的重要任务是探究人类生活的基础、目标与价值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伽达默尔认为，在对实践哲学和技术所作的比较当中,伽达默尔还凸现了实践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和实践哲学的特殊性和实践性。因此，以掌握这种实践知识为己任的实践科学“必须出自实践本身，并且用一切具有典型意义的概括唤起清晰的意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2.4实践哲学理想的实现实践哲学是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它与精神科学息息相关。伽达默尔从就解释学走向实践哲学并将二者相结合的主旨就是在哲学解释学的基础上考察历史的、有限的人的实践存在活动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在伽达默尔看来，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决定着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实践行为。在这个技术统治一切的社会中，人们决不能从功利的需要和目标出发，盲目迷信科技理性而导致人类和社会的全面异化。相反，人类必须返回到社会理性中，返回到实践哲学以“善”为目的的目标设定上来。这也正是实践哲学的理想。伽达默尔认为，美德和善并非与生俱来或从天而降，它是在人与人的共同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善是一切人都向其献身的理想。“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n。伽达默尔首先从柏拉图那里看到人类共同的、压倒一切的目标正是“善”，它表现为一种混合艺术，是一个追求幸福的过程。而后又浸染在亚里士多德善即美德思想里，得知“善”是万物追求的最高目的。伽达默尔从前人那里汲取了极大的思想养料，沿袭了其中的精华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善”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事务的最高的共同的目标，这一认识促使伽达默尔从早期对知识与真理的关注转向中后期对作为人类存在根本的最高目标的善的思考和探索，同时也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理想的重要内容。伽达默尔说:“正是这种实践哲学的理想，对我们的精神科学是有效的(尽管有的人还不知道)，也许对于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甚至对我们的自然科学都是有效的”。伽达默尔将“善”作为人类活动共同目标的最高原则和根本内涵。而作为万物最高的目的“善”，其实并没有“确定内容”，只是一个抽象形式。它一般是指政治学所追求的人的最大和最高的“善”，“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团结”。它是通过实践理性重新发现的“新的规范的、共同的团结一致”，其特点是“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来认识”。由于“团结是决定性条件和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所以它作为实践哲学的理想在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中是一块重要的基石。只有在团结这一前提下，人类才能有效地交往和实践，通过共同参与对话而达到现实的团结一致，才能使人类共同体走上幸福和平的生活道路。伽达默尔提出实践哲学的理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善”，也就是“团结”，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理想呢?这种善的实现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分不开。这里的“实践智慧”指人在现实生活中抉择善的一种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不只是针对生活的部分，而是针对生活的整体（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120页），因此它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实践理性。伽达默尔认为，在人类生活活动中，必须依靠实践理性才能作出善的抉择，从而让善的理想和目标实现于具体的实践生活中。然而，实践理性要靠人们的理解并在对话中获得认同。实践理性“在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设定目标，或者说如何使社会成员一致同意接受大家赞同的目标并找到正确的手段”。而理解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对话可看作实践理性的基本形式。依据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哲学，理解是人类的基本存在经验。善的目标设定过程就是一种实践理解过程，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对实践的反思和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和认同，达到某方面的一致同意并升华成一种共同目标。这一共同目标又构成了人们的社会行为理性，它需要通过人们的对话认可以及实行加以实现。“确切地和特别地说来，实践的、政治的理性只能以对话的方式实现和传达。故此，我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说明这种理性方式的正当合理性，并通过反击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统治来捍卫实践的和政治的理性”。可见，团结(善)的实现需要对话，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和理想。实践的对话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对话当作实现政治学意义上的“善”(团结)的方式和途径。在实践哲学里，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理性当作达到既定目的的正确手段，而伽达默尔进一步认为，实践理性通过其自身起作用的方式——对话，不仅要找到正确手段而且还要设立共同目标。于是对话就变成了通达和实现实践哲学理想—善的途径。由于这种关系，实践的对话论就可以要求在实践哲学中的非常特别的地位。基于实践理性的对话不仅设立共同体的目标善，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中通过人们的共同参与创造善。伽达默尔就是把解释学的对话与实践理性结合在一起，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以及对共同利益(团结)的认同，消除科技理性造成的分裂和异化，使人类走进一种全新的团结幸福的共同体生活。这是一条通往“善”的解释学之路。\n解释学的对话是理解的基本模式，也是实现人与人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通过相互参与对话，理解者揭示存在的意义并在揭示中展开自己的生存；实践理性是引导人类实践的理性美德，它不仅是个人选择正确生活方式的理性，更是引导个人发现共同普遍的东西并达到不同于科技理性的那种强制的服从的认同，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意义上的认同。要衡量作为一种精神科学的实践哲学是否具有价值，就必须参与到人类经验的对话中。人们共同参与这种对话并获得善，过上一种受引导的生活，从而实现实践哲学的理想。伽达默尔把哲学解释学落实在人类共同体的相互理解和对话中，寻求以“善”为目的的最高目标的实现和一种善意选择的生活方式。由此，实践对话论可看作是解释学和实践哲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对话伦理学。第三章3.1实践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伽达默尔通过融合古希腊传统所阐发的实践哲学，将人类的团结的可能性容进对话中，从而使理解扩大为交往，进一步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对话伦理学既包含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又隐含着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的理想，这就是：从理性出发，通过对话建立一个团结、一致、充满友谊的人类共同体。他希望全世界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最终将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灿烂的未来——世界大同。如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可归结为一种对话伦理学。对话是人类共同体的对话，没有伦理、没有善良意志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显而易见，伽达默尔是想通过在伦理学中溶入一种对话的精神，来发展人类的交往理性。基于此，伽达默尔所说的人类未来社会是一个“对话”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独白”共同体，它类似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独白”固然通过强制可以造成表面一致的“同”，但这不是“和”，只有通过对话、求同存异才能产生“和”，而且这样形成的人类共同体才会真正充满活力和生机。实践哲学的作用：首先，在伦理的、民族多元主义时代中，实践哲学有助于人们协调的不同见识，从而创造出普遍有效的人类的“共同的伦理”。“就我们的多元的世界社会而言，难道不能够从那些只对于人类之间的一致性有效的普遍性中得到那个我们称之为人之本性的东西，一种将来的世界文化是否会成功?人类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秩序是否能摆脱一切间距和相对性而凝集成一个共同的伦理?整个人类的未来在此道路上是否能够摆脱经济的危机和原子战争的危险?”尽管对这些问题目前尚没有确定的答案，伽达默尔对实践哲学寄予厚望并充满信心，“只是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才有可能再次在各种不同的见识—规范意识以及在每一种这样的意识中的具体化—之间由协调而产生普遍有效性。只有这样，实践哲学才可能恢复其往日的尊严:不只是去认识善，而且还要共同创造善”。其次，实践哲学可以为人们重新有条理化地深化关于“精神科学”的意识提供一种合法性证明。精神科学在科学领域中究竟据有何种位置?伽达默尔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不是近代的方法概念和科学概念—才为精神科学合适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再次，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关于实践理性的实用科学，它使我们认识实践理性成为实社会理性的条件。它指出:“从人类共同生活的组织中将产生怎样的力量，但它因而又并未限制理性所具有的批判能力，从而能对坏的、存在的、和较好的一起进行比较”\n。最后，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政治学的作用即在于实践生活中的活动能力。他将该作用比作射箭活动中靶子的作用：在掌握箭术的基础上，为了使瞄准更容易，为了更准确地确定发射方向，靶子的确起着某种真实的作用。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实践哲学。人作为一个是其所是(即与他的习惯保持一致)的人，他总是在具体境况中，依其自身的实践理性而不是依靠某一位教师的指导去作出具体的决定，但由于实践哲学有助于将人类行为的最高目的呈现于理性思考面前，因此，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帮助，避免在合乎伦理的实用教育中可能出现某种偏差。不过，实践哲学的应用与各门专家的知识的应用有所不同：第一，实践哲学的应用不是被局限于某一领域，也根本不是施于某一对象的某种特定能力的应用；第二，它的应用并不取消被帮助者的实践理性，而是力图使被帮助者运用自己的实践理性反思去认同集体性的反思，这与专家的知识应用取代被帮助者的选择和决定是大相径庭的。作为关于人类生活中的善的科学，实践哲学促成着善本身。意义：意义就在于使人摆脱科技理性的统治，实现人的自由，促使社会重新步入理性的理想的发展轨道。在伽达默尔看来，我们现代社会的不成熟状况就表现在“当今工业化社会中极其盲目的对自动化的信仰以及价格对社会的统治……正是沉醉于技术的迷梦和着魔于解放的理想社会(科学化的理想社会——引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偏见。”而要克服这种技术统治和偏见，消除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我异化，就必须进行一次更为深刻的启蒙，因为“唯有对此进行反思，亦即勇于思维，才能把我们解放出来。”“伽达默尔恢复实践理性和重建实践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不是某种探询世界绝对终极知识的“自然科学式”学问，它是一种理论的反思，要求时时刻刻保持着同自己的距离，要求超越人类现存的一切东西，本质上是要以“善本身”的思考为目的，要拥有一种对人类实践行为或者说存在行为的实践智慧。人们生活于科学技术时代，但决不能失落于此中而忘记了人之作为人的根本存在和意义。因此，“启蒙是与人类共始终的，它是对于判断力，对于自我思维能力的关心。”不仅过去需要启蒙，今天的启蒙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就是在不断启蒙中不断地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走向真正的自我和真正的存在的。需要启蒙的也不仅是过去与现在，它还与未来同在。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球两大主题，“对话”和“交流”日益成为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进行沟通、重归于和谐的关键，“整个人类的团结，全部社会的稳定，都以此为前提”，应当说在这方面伽达默尔解释学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对话伦理学和哈贝马斯的交谈伦理学或交往伦理学有不少共同之处，后者的交往理性就来自于前者的“双向理解”的论点。他们都把从对话出发、重建“交往共同体”，看成是拯救人类生存危机、化解国际争端、消除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3.2局限性伽达默尔力图重建实践哲学传统，通过恢复人类理性而达到人类生活世界的最高的善。由于伽达默尔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抽象为对话和交往的关系，因此他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多少带有空幻的性质，他的对话共同体乃是一种语言乌托邦。尽管他说这种“真正的团结、真正的共同体应该实现”。（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第80页）但此处的“应该”似乎令人感到不过是康德意义上的，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如果它的基础和一些中间环节得不到合理的解决，那么它对于我们将永远停留在彼岸。但是，正如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的天性在历史上从来都不只是具有消极的意义一样，“乌托邦”在作为超越的存在——人那里亦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保留地肯定伽达默尔关于对话共同体的设想；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它，使之真正有可能实现。\n这种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并没有真正对人类实践智慧如何落实在现实层面上作出解释,或者说他只在理想的层面上解释一种人类共同体和生活世界的交往、对话的理想化形态。他的实践途径(在共同体中的团结一致、对话、)只是在重建一种人类社会理性、追求善的目的性的哲学反思的模式,而缺乏一种成为现实实践力量的可能性；其实践观或实践哲学的意义也仅在于同其它理论家一样只是描绘一种理想蓝图而没有使哲学真正成为一种现实革命的力量。就此而言,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不可同日而语。对于现实审美或人对世界的审美掌握而言,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人与人真正和谐,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前提和条件,或者说,如何使这种现实审美真正成为可能?人与人相互理解如何具有可能性?人与人的相互理解,以人的交往和对话为前提,而人的交往和对话又以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这是一种解释学的循环悖论。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历史性的视域融合。当人面对他人或多种可能性时,理解是基于视域融合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最终达成一致。但问题在于,由于真正的理解是一种相互理解,而不仅仅是我理解你或你理解我的单向度的理解,因为他人作为一个被理解的文本与其它作为一般现成物而存在的语言文本,其本质上的差异在于“他人”是一个活的东西,同样是作为一个实践主体而存在,这个“他人”比其它具有意义丰富性的文本更具有丰富性、不确定性和历史性。因此,一般意义上共同体的对话和团结一致在许多时候是一件困难的事。因此,单纯象伽达默尔那样,力求通过语言来寻求一种对话共同体的实现同样也是困难的,因为伽达默尔仅只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语言的存在物,而没有把人理解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只有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交流、对话、团结等等不是落实在语言的对话、交流层面上,而是落实在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层面上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才真正有可能使这种相互理解成为可能。伽达默尔追寻一种“善意选择”。为了这种理解、对话的真正进行,“似乎还需要对话者之间无限的对话。对自身、对灵魂自身的内心对话,也是如此⋯⋯这是任何人类联系关系、任何社会性的条件。”问题在于,因为人是一种前理解结构制约的历史性的存在物,所以所谓“善意选择”可能忽视现实性的要求或者缺乏一种人的存在的现实性基础,而成为一种理想化的价值预设,而对人的现实活动缺乏现实的制约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解释学的交往、对话理论其根本的缺陷恰恰在于实践性和现实性的缺失,即他们仅仅只是在构建一种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模式,而没有真正追究理解（交往和对话）在现实实践中的真正发生的可能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只是在表明一种建立起更有效的理解和解释的模式理论的企图。他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解释学或批判社会学理论,从根本上讲,只是对语言在理解和解释或实施运用中的意识形态规范作出一种深层的解释,将理解的前理解扩大到文化和社会的层面,或者说把理解活动在语言层面的规则扩大到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因此,当他强调“新的实践也将从根底冲击解释的旧模式和改造解释的旧模式”时就清楚地表明它的解释学思想只是在力图建立一种新的解释学模式而已。当然，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求同性倾向特别重，对交往中“虚假的一致性”缺乏认真考虑，这在一个充满交往异化的社会中，似乎有点一厢情愿的味道。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人的对话所体现的是“善良意志”(good-will)而不是“权力意志”(will-to-power)呢？这是一个问题。当代西方许多思想家都揭露了交往中的扭曲、话语中的权力因素，如果无视这些因素的影响，所谓平等的对话、视域融合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他们大力提倡恢复一种反思的启蒙精神，而不是与传统和现实进行无批判的妥协。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坚持启蒙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共同性是靠赤裸裸的权力建立起来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扭曲交往，因此，应当重提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并借助精神分析学说，以营造一种无压制的对话氛围，从而实现真正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去达到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相互一致或共识。上述思想集中体现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它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的确应当看作是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重要补充。\n尽管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有如上所述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否认它在推动人类从目的理性向对话理性转变的过程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种贡献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以及伦理学重建的需要。因此，我们决不能只是将伽达默尔作为一个杰出的解释学家来看待，实际上他的思想内涵已远远超出了一般解释学的范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推动伽达默尔研究在国内的深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