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 18页

　　关于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战略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会主义命运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述。其二，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理由。党内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观点。其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理由。世界现代化始于欧洲并且以资本主摘要：战略思想或战略思维，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张力的重要环节，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视域看战略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策略论。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革命或建设理由的认识与理论创新成果看，既是锁定在战略层次与视域，也是特殊时代理由的哲学形态化；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容在战略思想层次与平台上更是彰显着经济哲学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政治哲学；经济哲学\n　　1007—5194(2009)06—0184—05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笔者认为，如果用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的世界全体与战略的视角来理解胡锦涛同志的论述，就可以帮助我们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深入理解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视域看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就不仅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从“政治哲学”向经济哲学的嬗变轨迹及价值，更可以深刻地把握科学发展观这一战略思想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的历史演变　　　　战略概念产生于军事领域，如今已经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笔者认为，战略主要存在于世俗化的人们的活动域界或实践中，即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或实践领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人化自然”\n理论，为确立客观性指向实践视域奠定了无可争辩的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活动是有范围的，人们的交往只能在活动范围内形成，所谓“自然界”必须转化、外化为可以感知的环境存在才有实际作用，思想也只能在这些被抽象出来的“现实”、“历史条件”中存在，才有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把共产主义与世界普遍交往相联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践的战略视野、战略思维。　　列宁在指导十月革命的实践中，提出了将俄国革命实践中遇到的实践理由同世界革命的全局联系起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理由》中指出，战略就是研究全局理由。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了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逻辑，提出了俄国特殊国情与世界一般或全局的关系，创立了战略思维理论。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列宁站在帝国主义时代战略全局的高度，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社会主义需要几个文明国家工人阶级同时行动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的理论。　　列宁在指导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同样是立足战略层面的。他在“四月提纲”的重要文献《远方来信》中，把帝国主义战争称之为革命的“万能的‘导演”。列宁在《论策略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策略应建立在对这种战争现实的认识上面；后来，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月革命必定性、合法性的客观依据。\n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在实践的战略平台上进行的。此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理论创新，同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这种实践的战略层次的“路径依赖”。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首先弘扬了列宁指导实践立足于战略思想层次的传统，这是毛泽东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将中国社会矛盾及结构与世界矛盾联系起来分析，这就是立足世界全局看中国。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从世界矛盾与中国矛盾格局的战略高度，分析了井冈山道路的正确性。后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理由》、《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都反映了毛泽东指导实践的战略立足点与战略思维，正基于此，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立足点仍然是发展的战略全局。邓小平及时洞察了世界时代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发展的时代变迁，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环境条件，他还站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与逻辑全局，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无不是对中国与发展全局即战略的新认识的产物。\n　　区别实践的全局层次，不仅是理论创新的立足点，同时也是理论发挥实践指导性的主要“域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为实践中战略层次的理由提供解决理由的思想或思维方式。所以，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实际”主要是指战略性理由，对一些具体理由的解决理论不能越俎代庖，要依靠操作性的“工具”或技术去解决。从这个角度看，理论是有用的，但也不是万能的。　　　　二、在战略思维平台上可以兼容马克思主义不同时代的哲学形态　　　　如果把整个哲学的基础与视野置于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那么，实践不仅存在横向的战略、战役、战斗的层次划分，也存在纵向的因实践理由变化的时代性的区别。变化了的时代的实践理由仍然聚焦于战略平台，对变化了的时代的实践理由的认识与解决仍然取决于是否能从战略上认识与解决。　　从战略上提出认识与解决时代的实践理由办法或“线索”是与哲学形态的嬗变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中存在夺取政权、变革旧的基本制度与实现现代化及其共同富裕的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也应该存在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向经济哲学的嬗变。\n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不同时期，既存在学术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存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样的实践一行动哲学。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样的实践一行动哲学，比“教科书哲学”更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貌及其在实践中生成和与时俱进的态势。　　毛泽东的革命哲学思想不仅反映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更主要体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军事斗争中。只有认真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才能真正理解“两论”。如果再联系“新民主主义论”则更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哲学智慧，不仅具体化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也反映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实现条件与进程的战略智慧。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构想框架总体是正确的，具体体现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以及维护民族独立同时又利用国际环境举措等。建国后毛泽东的失误仍是战略性的，关键是指导思想的“理论硬核”未能从阶级斗争转化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因此，从哲学形态上看，毛泽东的哲学成就的类型仍属于以阶级斗争理论硬核为基础的政治哲学。\n　　邓小平不仅在实践上推动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转变，而且还围绕共产党执政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时代新理由，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虽然未专门写下哲学专著，但根据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标准，有理论硬核就有一个理论(今天经济学界凭一个理论硬核建构起一个理论、获诺贝尔奖的人比比皆是)。用这种标准看理由，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硬核的经济哲学。　　正因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理论硬核的经济哲学，所以，邓小平才能从战略层面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个方面的重大理由：其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理由。“四人帮”将它们对立起来，炮制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邓小平坚决将社会主义命运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述。其二，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理由。党内一些“左”的思想严重的人，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n的著名观点。其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理由。世界现代化始于欧洲并且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这个过程呈发展与两极分化的悖论态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而且能够将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起来。其四，现代化的成功不仅表现为微观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战略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府命令”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苏联解体，这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命令”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从根本上改革，这也是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重要理由。　　苏联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执政后关键是要实现哲学思维从变革旧的社会基本制度转向发展生产力，与之相联系的是也要实现哲学形态从政治哲学嬗变为经济哲学。经济的高效率，也表现为战略部骤正确与战略布局的协调。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若干“两手都要硬”的观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邓小平的经济哲学范式，从战略层面进一步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化建设在战略层面上遇到的新情况、新理由。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战略思维平台上既可以兼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理论硬核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兼容邓小平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n为理论硬核的经济哲学。　　　　三、“时代变局”催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政治哲学”向经济哲学的嬗变　　　　所谓“政治哲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针对“教科书哲学”实践指向与理论精髓的一种学术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管“教科书哲学”怎样宣称自己的理论概括力在空间上囊括了整个宇宙世界，在时间上是永远不需要作理论框架与理论硬核修正的永恒世界观与策略论哲学形态，但是，它的理论精髓实际上只能从世界一般的对立到新的统一的否定性即革命性视野、为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以推翻旧的社会基本制度的实践提供哲学“合法性”。“教科书哲学”在社会视域中通过逻辑排除法在多因素的社会存在中析出社会基本矛盾、并把它定格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动力的理论硬核，为共产党群众运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实践提供了哲学武器。把这种哲学的实践指向与理论精髓加以哲学概括的代表人物是列宁。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用“归结于”\n的逻辑策略，阐述了作为革命党人的实践视域应该聚焦于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讲哲学唯物主义时并没有讲阶级斗争，只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时讲到了阶级关系。此后，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把“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单列了出来。再后来，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凡是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历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以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为标识，其实践指向与理论精髓与布尔什维克没有执政以前相比却发生了根本转变。以1921年4月《论粮食税》为标志，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执政后的，实践聚焦在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解决这个理由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进行选择。从1917年至1921年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就是计划到“每一块面包，每一磅牛奶”的计划经济。其结果是饥饿与短缺像阴霾一样挥之不去，粮食产量还不及沙皇时代。所谓“新经济政策”，实质是构建以多种所有制并存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其结果是经济困难局面迅速改观，列宁1924年逝世时，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已呈健康发展态势。　　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前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是变革社会基本制度与强调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提出“新经济政策”\n时却主张选择市场经济体制而洋溢出经济哲学的智慧?对此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理由》中讲得非常清楚。列宁说，历史会发生转变的，历史的转变会导致历史任务的转变，为了解决变化了的历史即时代的新任务，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列宁在共产党执政后，为解决发展生产力进行的以构建发展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哲学智慧，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第一次式样化。因为，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立了经济哲学研究范式，但是，随着时代的实践理由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式样创新却是始于列宁。　　遗憾的是，因过早逝世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历史不长且经济哲学理论成果尚未自觉概括。其后，斯大林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后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权宜之计”，从而停止实施“新经济政策”，回到高度集权的“政府命令”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苏联解体，这个高度集权的“政府命令”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未从根本上改革，这也是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重要理由。\n　　苏联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执政后关键是要实现哲学思维从变革旧的社会基本制度转向发展生产力，与之相联系的是也要实现哲学形态从政治哲学嬗变为经济哲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性质、道路等重大实践理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理论成果。同样，毛泽东建国后也始终想把中国经济搞上去，但是，因未能实现实践指导的理论硬核从阶级斗争为纲向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转变、未能实现从苏联舶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再加上“文革”错误，毛泽东逝世时中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毛泽东为什么未能实现共产党执政后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一个重要理由在于，他未能像领导革命那样，全面站在世界、国家的战略高度，不因社会突发事变干扰去审视时代与任务变迁，从而适时创新理论与实践。　　把实践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而推动了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式样从政治哲学向经济哲学转变的是邓小平。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邓小平借助了战略思维方式与平台。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方针等，不仅审视了国际战略格局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这一时代变迁，同时他的经济建设的理论视野也是具有战略全局和战略高度的。邓小平说过，经济上他是“外行”，也讲了一些“从政治角度讲的话”。在中国，“\n政治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zbjy.,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角度”就是全局、就是战略。　　　　四、作为战略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凸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心又是经济建设、现代化或发展。可以这样理解：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或发展理由的认识与解决从战略上提供了指导思想。因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或发展理由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制环境驱动下的世界现代化的中国化。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遇到的理由是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理由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从四个方面对这些理由进行了理论概括并从战略上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价值给予了充分体现。\n　　首先，科学发展观把继续并且日益科学化的发展作为解决过去或现实发展中理由的办法，这是从战略思想上解决发展中的理由的创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作用。胡锦涛同志在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时，以发展为逻辑起点，理论与实践创新意蕴是十分明显的。在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时代，发展中的理由难以在既有的基本制度框架内解决，其后果是经济社会理由累积为社会政治理由，通过激烈的阶级冲突乃至战争，以巨大代价摧毁现行社会基本制度。简单说来，剥削制度下的发展理由不能通过继续发展来解决，只能通过革命来解决。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也的确积累了各种不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论文资料由.zbjy.提供,地址.可避开或可以避开却未能避开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都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更加科学地发展来解决。所以，任何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发展理由通过“上纲上线”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并且借口理由企图开改革开放的历史倒车的言行都是行不通的。　　其次，科学发展观从战略思想的高度对发展与人的悖论性实践格局进行拨乱反正。市场经济驱动下的现代化，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的实践格局。世界以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为基础的现代化过程更强化了这种特殊条件、特定阶段的实践格局。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与人的悖论进\n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从政治哲学转向经济哲学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战略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行了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异化”的哲学武器对被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强化了的“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的实践格局进行了批判；此后，马克思在《1857年至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视角揭示了发展与人的悖论存在的条件，提出了用革命手段变革社会基本制度以解决这个理由的战略思路。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上搞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但是，“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的实践格局在一定程度仍然存在，比如，污染环境式的发展、恶意拖欠工资、违背《劳动法》的各种现象。理由在于市场经济驱动下的现代化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的实践格局是难以避开的。我们的优势不在于能够做到在中国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上搞经济建设、现代化或发展，可以不出现“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的实践格局，而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不强化这种实践格局，为转变它创造条件。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也即是关于发展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就是自觉狙击、并转变这种“人对物的依赖”或“强资本、弱劳动”实践格局的战略理论。\n　　再次，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体制的架构进行了战略创新。人们都知道，发展是依靠体制直接驱动的，但是，体制的存在只能在战略层面，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把握，也必须运用战略思维。著名经济学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说，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交易场所，而是指任何地区的全部。现实的发展理由产生、存在总是与某种体制相联系的，因此，要从根源上认识与解决发展理由，必须运用战略思维对现行体制进行分析与创新。比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经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的所谓“官倒”、“皮包公司”，就是与“双轨制”体制相关的，随着发展使计划经济的老、大、难“短缺”理由不复存在时，双轨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条件而退出历史舞台，“官倒”、“皮包公司”也如朝露见阳光而灰飞烟灭。在今天，无论是世界或中国都面对着因人口、资源、环境约束的“发展不可持续”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存在，不是说明了发展是一种“不该发生的事情”或“发展已经到极限”，而是说明了已有的发展体制需要创新，指导发展的理论需要创新。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可持续发展体制的战略构想。什么是可持续发展体制?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可持续发展体制的特征是协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与环节的协调，协调发展的动态化式样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是“\n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一论断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一家独大”下的发展效率优势是明显的，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文明时代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同时，也使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包括人自己产生了过去一切时代都没有的理由，这些理由的共同特征是“不协调”，最后出现“发展不可持续”的理由。科学发展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既从理论上指出了发展理由的体制根源，又为解决理由提供了战略思想。　　最后，科学发展观为发展理由的认识与解决“量身定做”出了统筹兼顾的策略论。其策略论作用何在?哲学作用上的策略论是为哲学对象的动态化提供“路径依赖”。比如，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式中“对立一统一”的矛盾策略论，它为包括宇宙的整个世界的运动、思维演进、社会变革提供了“路径依赖”。同时，它又契合着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政治领域因权力及其保护的既得利益具有排它性，所以，选择“对立一统一”的矛盾策略论是符合这个领域的对象本性的。但是，发展或经济理由却具有实践粘合性特质，“以天下人之力与智，生天下之财”，在一定作用揭示了经济领域的列‘象性本性，所以，通过基于合法的“游戏规则”\n基础上的博弈，双赢或多赢的现象才能够发生。可以说，经济领域的“大家发财”的共存共享结果出现的频率高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平衡共享，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具有以排它性为条件的“对立一统一”的矛盾策略论就很难照搬到发展中来，必须创立适合发展领域双赢或多赢的趋向的策略论。如果承认发展哲学即世界观层面的策略论是为发展的动态化提供路径依赖，那么，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兼顾策略论，才是发展或经济实践视域、宏观层面发展理由的策略论，也即是这些对象动态化的“路径依赖”。经济利益相关主体之间不能因利益不同，而企图消灭或“克服”，保持利益独立又必须自觉接受统筹，否则各自独立利益也实现不了。经济统筹不是政治领域的“领导”，而是兼顾。不兼顾，就难以有符合多赢结果的统筹。统筹兼顾与博弈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有统筹兼顾，博弈才能够避开“游戏化”的陷阱；因为可以结合博弈说统筹兼顾，才能防止统筹兼顾被意识形态操作。　　　　责任编辑：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