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哲学概论 130页

--中国学者论英美哲学1.从历史角度考察现代英国哲学任何一个国家的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一方面要受本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他国家哲学的影响。就现代英国哲学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本书中其他文章已分别对现代英国哲学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考察，本文侧重于从历史角度考察英国哲学是怎样在欧洲文化的摇篮中形成，怎样与欧洲大陆哲学相互影响，怎样与美国哲学相互影响，以及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中主要接受哪些影响。1.1.考察英国哲学的形成可从考察英国的形成开始。英国是欧洲西部的一个岛国，由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部分)、爱尔兰岛东北部及其附近一些岛屿组成。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移居不列颠岛南端，他们当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公元前700～100年间，凯尔特人又从欧洲大陆西部移居此岛东南部，他们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3年，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侵占此岛，把它划为它的一个行省。二世纪中叶，英国东南部进入奴隶社会，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07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军队撤出此岛，欧洲大陆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等日尔曼民族乘虚而入，与原有的不列颠人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民族。7世纪初，--\n--中国学者论英美哲学1.从历史角度考察现代英国哲学任何一个国家的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一方面要受本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他国家哲学的影响。就现代英国哲学而言，情况也是如此。本书中其他文章已分别对现代英国哲学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考察，本文侧重于从历史角度考察英国哲学是怎样在欧洲文化的摇篮中形成，怎样与欧洲大陆哲学相互影响，怎样与美国哲学相互影响，以及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中主要接受哪些影响。1.1.考察英国哲学的形成可从考察英国的形成开始。英国是欧洲西部的一个岛国，由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个部分)、爱尔兰岛东北部及其附近一些岛屿组成。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亚人从欧洲大陆移居不列颠岛南端，他们当时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公元前700～100年间，凯尔特人又从欧洲大陆西部移居此岛东南部，他们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3年，奴隶制的罗马帝国侵占此岛，把它划为它的一个行省。二世纪中叶，英国东南部进入奴隶社会，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解体阶段。公元407年，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军队撤出此岛，欧洲大陆北部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等日尔曼民族乘虚而入，与原有的不列颠人融合，形成后来的英格兰民族。7世纪初，--\n--入侵者建立了七个王国。827年，威撒克斯王国统一七国，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当时还不包括威尔士和苏格兰），开始进入封建依附农制时代。8～11世纪，丹麦人多次入侵英国，在英国东北部建立丹麦区，还一度统治英国达25年之久。10世纪初，位于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公国入侵英国，开始了诺曼底王朝（1066～1154）对英国的统治。在金雀花王朝（1154～1399）统治时期，爱德华一世先后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完成英伦三岛的统一。12～13世纪，英国流行好几种语言:教士们用拉丁语，贵族和诺曼人讲法语，土著居民讲盎格鲁-撒克逊语。后来，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基础上，吸收其他语言而形成现代的英语。--\n--英国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它接受了整个欧洲文化传统的影响，是欧洲文化的产儿。这主要是因为：首先，英国居民，无论是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朱特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是由欧洲大陆移居英国的；其次，在中世纪以前一千多年间，不列颠岛先后受到来自欧洲大陆的罗马军队、丹麦军队、诺曼底军队的入侵和统治，他们把欧洲文化源源不断地带进这个岛国；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欧洲各民族都受罗马基督教文化的控制，英国文化也不例外。从罗马军队占领不列颠岛之时起，基督教一直在这个岛屿的宗教、教育、文化等精神领域内处于主宰地位，在中世纪尤为突出。城镇和乡村的全部教育都受教会控制，12世纪创建的牛津大学和13世纪创建的剑桥大学，也完全处于教会的控制之下。英国早期的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伊里杰纳(J.S.Eriugena，约800～877年、安瑟伦(AnselmofCanterbury，1033～1109)、罗杰·培根(R.Bacon,1214～1294)司各脱(J.D.Scotus，1266～1308)、奥卡姆(W.ofOcdham，1280～1394)等等，都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神学家或经院哲学家。在中世纪，在罗马教庭和基督教的强烈影响下，整个欧洲文化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统一体，包括英国哲学在内的整个英国文化是一个统一体。严格说来，当时英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哲学。以上列举的这些哲学家或神学家，其著作或思想并不具有任何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而为英国哲学所独有的特色，他们甚至并非一直生活在英国本土。例如，伊里杰纳虽然出生于爱尔兰，但他长期在法国讲学，并在那里闻名于世。安瑟伦并非出生于英国，仅在1093年～1107年间在英国担任坎特伯雷教区的大主教。司各脱和奥卡姆上半生在英国求学和讲学，下半生则移居德、法等国。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把他们列为英国哲学家。--\n--到17世纪，从培根和霍布斯开始，英国才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传统。培根结束了哲学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时代，开创了以经验和实验为研究手段、以感性自然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科学的创立和发展为目标的新时代。培根开辟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方向，成为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研究路线，把当时数学和力学的最新成果引入哲学，建立一个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排除了培根哲学中的有神论偏见，创立了近代欧洲的第一个无神论体系，同时也是英国功利主义伦理观的奠基人之一。通过培根与霍布斯的建树，英国哲学不仅有了自己的体系，而且在当时的欧洲哲学中也处于重要地位。在培根与霍布斯之后，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一样，英国哲学也处于法国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之下，它在欧洲哲学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不过，到稍后的洛克那里，英国哲学又放出新的光彩。洛克对培根与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作了重要发展，他在宗教观上是自然神论的主要倡导者,在政治上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政治思想家。他在英国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超过培根与霍布斯，特别是对欧洲大陆哲学以及北美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法国，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通过伏尔泰的传播，成为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泉源，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从他的学说中吸取了许多重要思想。他的宗教学说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和德国以及北美的自然神论运动的发展。他的政治学说被孟德斯鸠和卢梭加以继承和发展，在近代欧洲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这一百年间，洛克的哲学思想不仅在英国哲学中，而且在欧洲哲学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相反，在这段时期里，欧洲大陆哲学对英国哲学没有发生重大影响。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思想遭到巴克莱、休谟等人的猛烈抨击，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等哲学思想也未引起英国哲学界的重视，但他的逻辑思想开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先河，对现代英国哲学发生了一定影响。--\n--18～19世纪，在英国哲学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除洛克外还应提到巴克莱的神秘唯心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里德等人的苏格兰实在论，边沁、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哲学等等，它们不仅对英国哲学而且对欧洲大陆哲学，不仅对近代西方哲学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都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19世纪，英国哲学处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强烈影响之下，形成英国的先验论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科尔里奇(S.T.Coleridge)、卡莱尔(T.Carlyle)等人接受康德的先验论观点，创立英国的先验论哲学，其后又把这种思想传播到美国，形成美国的先验论哲学思潮。与康德哲学相比，黑格尔哲学对英国哲学的影响尤为强烈，这主要表现在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在英国的兴起和传播，主宰19世纪英国哲学论坛达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新实在论所取代。英国新黑格尔主义者人数众多，主要代表人物有格林(T.H.Green)、布拉德雷(F.H.Bradley)、鲍桑葵(B.Bosanquet)、麦克塔加特(J.Mctaggart)等。--\n--到20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对英国哲学的影响大大削弱。由于继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分析哲学在英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以致德、法等国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未能在英国广为流传。不过，现代英国哲学仍在另一些方面接受德、奥等国的某些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思想的影响。例如：罗素在数理逻辑方面受到德国数理逻辑学家弗雷格的许多启发；艾耶尔等哲学家直接接受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形成英国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来自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成为分析哲学、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样来自奥地利的波普尔成为英国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来自匈牙利的拉卡托斯(I.Lakatos)成为英国历史社会学派的重要代表；此外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德、奥等国流亡英国的哲学家，如魏斯曼(F.Weismann)、纽纳特(O.Neurath)等，他们对现代英国哲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现代英国哲学的某些观点也对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有所影响，例如，法国哲学家利科(P.Ricouer)就把奥斯汀(J.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融合到他的解释学理论之中。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出，英国哲学不仅是欧洲文化传统的产物，而且在其后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与欧洲大陆哲学家有着紧密联系，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在现代英国哲学中包含有欧洲大陆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这是不能忽视的。1.2.--\n--英国哲学不仅与欧洲大陆哲学家有密切联系，而且与美国哲学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英国和美国在历史、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从历史上看，美国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居民大部分由英国迁入；从语言上看，美国人和英国人讲的是同一种语言，美语仅在某些细节上与英语有些差异；从文化上看，这两国人民基本上继承同一个文化传统，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因此，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在紧密程度上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早在16～17世纪，英国的清教文化就对北美的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强烈影响。当时从英国迁居北美的移民，绝大部分是在英国遭到英国国教和王室迫害的清教徒，他们把清教的教义和生活方式带到北美，同时与留居英国的清教徒保持密切联系，英国的清教徒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也尽力予以支持。在殖民地时期，清教是北美居民生活中的主要精神支柱，它主宰北美这块殖民地的全部宗教信仰和文化生活达百余年之久，美国早期的哲学家约翰逊(S.Johnson)、爱德华兹(J.Edwards)等人都是在清教文化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17世纪至18世纪上半叶，洛克在北美这块殖民地上享有很高声誉，他的著作在这里广为流传。1719～1825年间，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一直作为耶鲁大学的主要哲学教材，1743～1841年间，此书又成为哈佛大学的主要哲学教材。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后那个被称为"理性与革命的时代"里，洛克的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对美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发展，都起了十分明显的作用。--\n--与洛克相似，牛顿也是当时在北美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科尔登是牛顿力学的忠实信徒，还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捍卫者和阐发者。富兰克林通过实验把牛顿力学的概念扩大应用于说明电现象。18世纪下半叶，牛顿的唯物主义哲学在普里斯特列（J.Priestley）、库伯（T.Cooper）、拉什（B.Rush）等北美科学家和哲学家中间，得到显著的表现。在牛顿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十分推崇科学、理性与教育的作用，把它们看做人类赖以取得进步的重要手段。自然神论这种宗教哲学18世纪在美国的兴起和传播，除直接受到英国自然神论者布朗特（Blount）、克拉克（J.F.Clarke）、科林斯（A.Collins）的影响外，也与洛克和牛顿的自然神论思想在北美的传播有关。杰弗逊（T.Jefferson）、佩因（T.Paine）、艾伦（E.Allen）、帕尔默（E.Palmer）这样一些美国自然神论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英国自然神论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实在论在美国哲学中起着主导作用，促成美国的常识实在论学派的兴起。18世纪末，里德、斯图尔特(D.Stewart)等苏格兰实在论者的著作，被威瑟斯庞(J.Witherspoon)、史密斯（S.Smith）等人传播到美国，其后又被鲍恩（F.Bowen）、波特（N.Porter）、麦科什（J.McCosh）等人加以发展。他们认为苏格兰实在论优越于巴克莱的唯心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符合于美国国情的哲学。这种常识实在论在美国哲学界长期处于重要地位，直到南北战争前夕才衰落。--\n--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倡导的进化论和进化论哲学，对美国哲学思想给与有力的冲击，促成美国进化论哲学思潮的形成。格雷（A.Gray）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捍卫者和传播者；费斯克（J.Fiske）在斯宾塞的进化论哲学的启发下，提出他的宇宙进化论，试图借助于进化论来说明人类的一切才能的起源；艾伯特（T.Abbot）力图发掘达尔文进化论的内涵，并把它们应用于哲学；赖特（C.Wright）把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论的解释应用于说明人的自我意识和语言的形成。此外，实用主义者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到20世纪，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更加密切，此时已不再是美国哲学单方面地接受英国哲学的影响，而变成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明显地表现在，往往同一个哲学流派同时出现在这两个国家的舞台上，并具有众多的代表人物。例如，实用主义在美国以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为代表，在英国则以席勒（F.C.S.Schiller）等人为代表；新实在论在英国以摩尔、罗素等人为代表，在美国则以培根（R.B.Perry）、蒙塔古（W.P.Montague）等人为代表。至于分析哲学，它在这两个国家中同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各有众多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立场完全一致，很难从国别方面把他们的观点划分开来。--\n--现代英国哲学和现代美国哲学之间之所以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主要得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哲学家基本上继承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同时也得力于这两个国家的哲学家之间广泛开展的学术交流。这种学术交流采取许多种方式：一是一些著名的哲学家被邀请到对方的大学中讲学，例如，罗素和摩尔在20年代和40年代先后到美国讲学，把逻辑原子论和常识实在论等观点传播到美国；蒯因、齐硕姆（R.Chislolm）、普特南（H.Putnam）、克里普克（S.Kripke）等人60～70年代先后到英国讲学，把分析哲学后期的观点传播到英国。二是这两国的许多青年学者到对方大学中进修，再把所学得的哲学思想带回到祖国加以发展，例如，塞拉斯（W.Sellars）30年代到牛津学习，受教于普里查德（R.Prichard）、普赖斯（H.H.--\n--Price）等人门下，接受苏格兰实在论的影响，返美后创立了他的科学实在论。塞尔（J.Searle）在50年代到牛津学习，受教于奥斯汀（J.Austin）、斯特劳森（P.F.Strauson）等人门下，接受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返美后创立了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三是双方哲学家之间进行频繁的学术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双方哲学的沟通和发展。例如，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和美国哲学家库恩在科学哲学领域的思想交锋，导致批判理性主义的衰落和历史社会学派的兴起；英国哲学家达米特（M.Dummett）与美国哲学家戴维森（D.Davidson）在语言哲学领域内的争论，有力地促进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的发展。四是有些哲学家在其活动后期，或者从英国移居美国，或者从美国移居英国，这也有助于两国的学术交流。例如，怀特海在剑桥大学度过了他的前半生，而在哈佛大学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数理逻辑和形而上学方面分别对英国哲学和美国哲学作过贡献。此外，这两个国家的哲学著作都是用英文出版，这也大大有助于双方哲学思想的交流。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目前英国哲学与美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几乎连成一体，很难把它们截然划分开来。本书各篇论文偏重评述英国哲学，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美国哲学，这也是这一点的一个佐证。1.3.上两节分别考察英国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美国哲学的联系，说明现代英国哲学接受了欧洲大陆哲学和美国哲学的哪些影响。这一节转向考察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中接受了哪些影响。在现代英国哲学从本国哲学传统继承下来的各种遗产中，由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倡导的经验主义传统占据首要地位。在17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出现了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为科学知识寻找新的基础成为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新哲学的主要使命。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家，抛弃经院哲学的旧传统，强调经验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惟一泉源，否认任何天赋的、生而具有的先天知识，认为一切知识、特别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他们肯定感觉经验是外部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而引起的，肯定真理的客观性，认为实验是知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这种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哲学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实验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英国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奠定了巩固基础。--\n--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个经验主义传统被里德等人倡导的苏格兰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继承下来。他们主张哲学必须建立在常识之上，人们正是依据于常识把某些基本原则作为公准接受下来，而无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真理性作论证。他们猛烈抨击巴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怀疑主义，力图使洛克的经验主义得到复兴。他们强调常识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怀疑主义正是由于轻视常识的作用而产生的。20世纪初，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又在罗素、摩尔等人倡导的新实在论中获得新的生命。罗素和摩尔两人在19世纪末曾一度信奉新黑格尔主义，后来他们抛弃这种哲学，站到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立场上。他们强调人们正是借助于感性知觉而直接认识外部事物及其关系，非心灵的事实的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心灵对它们的感知，一个命题之所以为真取决于它与某客观事实相符合。他们反对巴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认为知识对象不依赖于知识主体。--\n--罗素在向黑格尔主义反戈一击时，提出他的"外在关系说"以反对新黑格尔主义者的"内在关系说"以及他们由此得出的一元论。在罗素看来，关系具有一种不以它的关系项为转移的实在性，关系并没有进入关系项的定义之中。他进一步由外在关系说得出他的多元论，认为实在由多元事实组成，其中任何一个事实的存在都不依赖于其他事实的存在。物质事物和物理实体都是一些由感觉经验中给与的实体所组成的结构，一切终极的实体都与感觉经验具有一种基本的结构相似性。他把世界看做由零散的感性事实组成的一种逻辑的、数学的结构，认为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揭示出最简单的事实（原子事实），并把这些事实固定在基本命题（原子命题）之中。罗素把当时所持的这种观点称为"新实在论"或"逻辑原子论"，他说："我要提倡的逻辑与那些或多或少追随黑格尔的人的一元论逻辑恰恰相反，我的逻辑是原子式的，我认为有许多独立的事物，我并不把世界的一望而知的杂多性看做仅仅是对一个单一和不可分的实在的各个方面所作的一种不真实的划分。"罗素:"逻辑原子论"，载于R.C.马什编辑的《逻辑与知识》，第323页。在摩尔的哲学中，"常识"这个概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他用以解决某些哲学问题的根据。他在批驳某些混乱的或错误的哲学命题时，往往把它们与他认为准确无误的常识相对照，并以常识为依据对它们进行判断或批驳，因此他的哲学观点被称为"常识实在论"。对于常识这个概念，摩尔在其著作中往往从两种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有时，他用它指人们一致地或者几乎一致地赞同的信念；有时，他又把常识或者理解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持有的信念，或者理解为这些信念由此产生的某种倾向。他认为这两种形式的常识都具有它们的可靠性，不过，常识就其为哲学结论提供基础而言则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倾向。他把对常识的这种信任称为"常识的世界观"，并且自称他属于赞同这种世界观的哲学家之列。参见摩尔："为常识辩护"，载于他的《哲学论文集》，1959年，英文版第44页。--\n--在当代的英国哲学家中间，有许多人都坚持经验主义立场。例如，艾耶尔明确声明："我们所采取的哲学观点，我以为完全可以叫做经验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特点是远避形而上学，他们的理由是每一个事实命题必须论及感觉经验。"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译本第77页。又说："……在主张哲学研究活动本质上是分析的这一点上，我们采取的是英国经验主义中总是含蓄着的立场。"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中译本第58页。诚然，艾耶尔对于能否把一切关于物质事物的命题都还原为关于感觉材料的命题这一点持怀疑态度，但他认为应当把我们对于物质事物的存在的信念看做对一种理论的创造，这种理论的功能在于解释我们的感觉经验过程。对于经验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之间的长期争论，他声明自己支持经验主义者一方，认为一个命题只有在经验上可证实时才具有事实内容，理性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着一种与客观事实相关联的先天知识。--\n--无论是经验主义者或常识实在论者,都主张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简明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他们认为，与思辨的、超验的或者纯粹演绎的方法相对立，科学方面是以直接的观察或经验为依据，进行实验和做出系统的归纳。皮尔士曾经指出，英国知识界老早就表现出一种直截了当而不转弯抹角地处理事务的风格，这种风格在哲学中表现为一种对简明理论的偏爱，只要有可能用简明的方式说明问题，就不要采用比较复杂的方式。因此，英国哲学家大多主张把一切模糊不清、难于理解的概念从哲学术语中排除掉。我赞同皮尔士对英国哲学风格的这种描述，并认为这种风格早在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下述名言中得到表现："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能以较少者去完成的事，若以较多者去做，便是徒劳。"这也就是所谓"奥卡姆剃刀原则"或"奥卡姆经济原则。"这种风格还明显地表现在20世纪分析哲学家对知识的精确性和简明性的追求中。罗素指责新黑格尔主义者，说他们片面追求知识的统一性和系统性而牺牲知识的简明性和精确性，并提出他的逻辑构造论与他们相对抗。他把上述"奥卡姆剃刀"当作他的逻辑构造论的一条基本原则，认为应当尽可能废除那些不必要的实体，因为一个人假设的实体愈多，他相信那些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可能性就愈大，因而知识的精确程度就愈低。他说："奥卡姆的剃刀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启发性的原则。怀特海和我通过经验发现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于数理逻辑，后来我们又把它应用于其他各种不同的领域。"罗素："逻辑原子论"，载于《逻辑与知识》，第326页。--\n--分析哲学家普遍认为，分析方法是一种最适当的哲学方法，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进行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所谓逻辑分析，概括说来，就是以现代数理逻辑为手段，着重从形式方面分析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的命题，以求得出准确的逻辑结论。罗素认为，自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在哲学中一直存在着两派人对立的局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如柏拉图、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另一派人受经验科学的影响较深，如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以后的经验主义者。分析哲学则把经验主义和人类知识中的演绎部分结合起来。与过去的经验主义相比，分析哲学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与数学相结合，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能够对某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他认为逻辑分析给哲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研究方法，正如数学给物理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方法一样。以上着重考察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对现代英国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的影响。不言而喻，给与分析哲学以影响的不仅是经验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对现代英国的认识论研究，边泌、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对现代英国的伦理学研究，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对现代英国的政治理论研究，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属于分析哲学的其他哲学流派还从英国其他哲学传统中接受影响。这里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评述了。２.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批判考察王善博--\n--伯特兰·罗素曾说："显出科学家本色的，并不是他所信的事，而在于他抱有什么态度信它，为什么理由信它。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6页。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概括了传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20世纪初科学方法论者们对待科学的态度，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及科学研究的合理性、正确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主要指归纳法(归纳推理)。经典的归纳主义(培根、洛克、穆勒等人倡导)在20世纪初以"剑桥发明""剑桥发明"一词是英国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用来意指"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W.E.Johnson,后来C.D.Broad与J.M.Keynes出席了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他们的途径取决于一种简单的愚蠢的逻辑错误（回到伯努利、拉普拉斯）。正如Broad所指出的,"归纳不能期望获得比或然结论更多的东西，因此归纳的逻辑原则是或然律"参见I.Lakatos,Mathematics,scienceandEpistemology(《数学、科学与认识论》).eds.J.WorrallandG.Curri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年第133页。的形式得到新的发展。后来逻辑经验论者卡尔纳普、赖欣巴赫等却坚持"归纳原理"(把归纳推理纳入逻辑的可接受的形式中去)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H.Reichenbach,Erkenntnis1,1930.转引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页。逻辑经验主义者试图建立一种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以开辟科学方法论的新天地。这种新努力成为20世纪中期众多科学哲学家关注的焦点。--\n--2.1.批判归纳面对上述各种归纳逻辑的学说，波普尔首先独树一帜地擎起了反归纳的旗帜，从此便揭开了科学哲学中著名的归纳与反归纳的战役，正如拉卡托斯所说，"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他对归纳法的批判。"I.Lakatos,TheMethodologyofScientificReserachProgramme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eds.J.WorrallandG.Curri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年第161页。波普尔认为，归纳推理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一个神话，试验不能经过重复证明普遍理论为真，而只能判定它为假。他坚持"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一个方面，并通过后者的解决而得到解决。威特金斯(J.W.Watkins)随波普尔之后加入反归纳的战役。他幽默地宣称自己只是反归纳队伍中的"一名中尉"并以此自豪。他试图拒斥所有的非演绎推理(nondeductive--\n--inferences)，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是非转化的。在知识层次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归纳上升"，即科学知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可能存在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认为这种跳跃通过有争议的推理进行，但这种推理不是归纳的，却能为人们所接受。威特金斯称艾耶尔的这种推理为"某种拟归纳推理"，但这种拟归纳并不是波普尔的反归纳。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威特金斯指出，波普尔反归纳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波普尔的反归纳将使波普尔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J.Watkins,"Hume,CarnapandPopper"（"休谟、卡尔纳普与波普尔"）,inLakatos(ed.)TheProblemofInductiveLogic,Amsterdam:NorthHolland.1968年第277～278页。。威特金斯还批判了拉卡托斯关于归纳进步的观点，坚持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成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推进到逼真评价。他试图提供一种较《科学与怀疑论》一书中的方案更为简单和更好的对归纳问题的实用主义的解决。J.Watkins,"ANeo-popperianAdvanceonPopper?"inW.H.Newton-SmithJiangTianji(eds)PopperinChina.London:Routledge,1992年第138～157页。拉卡托斯对归纳采取温和的态度。他指责波普尔作为一名著名的反归纳主义者竟对什么是归纳从未明晰地说明过，以及波普尔的前期哲学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的不一致。他认为，归纳逻辑有其原始目的:"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I.Lakatos,Mathematics,ScienceandEpistemology《数学、科学与认识论》.eds.J.WorrallandG.Curri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年第156页。。拉卡托斯肯定了归纳进步的存在。对这场反归纳运动，科学的归纳逻辑的坚持者们提出了自己一系列新体系并为归纳逻辑辩护提出了有力的证据、方案，结果使反归纳者们感到他们并未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n--一是赫斯(MaryHesse)、亨迪卡(JaakkoHintikka)等在卡尔纳普的传统下致力于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以此重新阐释其他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将归纳逻辑置于有限的形式中，坚持比卡尔纳普允许更多的随条件变化的归纳。赫斯指出，"归纳问题的核心是没有保证对综合性理论系统的研究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Ma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科学哲学中的革命与重建》).HarvesterPress,Sussex,1980年第184页。二是科恩（JonathanCohen）试图发展一种非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他指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的归纳概念的方法论，却忽视了它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间逻辑支持关系，例如"确证"概念就往往使人们只注重前者。他力图赋予培根的归纳原理以一个成熟的现代逻辑形式，他的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Ａ）相关变量的方法，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Ｂ）一般模态逻辑，"它可被概括以达到对非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L.J.Cohen,"FromaHistoricalPointofView"《从历史的观点看》，inPoznan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sand--\n--Humanities,Vol.21,1991年第25页。而二值等级制却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多彩性，因此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科恩认为，他的逻辑避免了在概率主义的归纳逻辑中出现亨普尔悖论、古德曼悖论及凯伯格悖论。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赫斯、科恩等人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L.J.CohenandM.B.Hesse(eds)ApplicationsofInductiveLogic《归纳逻辑的应用》.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年。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归纳逻辑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理论领域及其他的一些领域之中，如，医学、心理学等等，并从中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他的归纳相同的结构。作为这场战役的评论家，英国科学哲学家威廉·牛顿－史密斯（WilliamH.Newton-Smith）正确地指出在波普尔的体系中包含了二难推理，认为"对归纳全部抛弃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造他们的方法论与他们各自追求的科学目标之间的纽带。"W.H.Newton-Smith,TheRationalityofScience(《科学合理性》).London:Routledge,1981年第268页。他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检验中所需要的其他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的观点。就像弗雷格（Gottlob--\n--Frege）、罗素等人在建立演绎逻辑时清楚地表达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论者及迪昂、彭加勒等法国的约定论者都致力于寻求或阐发科学的"归纳逻辑"的恒定不变的规则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永恒，这种永恒的方法论规则并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但同时又必须是普遍的、抽象的、理论性的。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却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学评价有时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但这些无效的推理（或论证）过程不能危及推理的规则即归纳法或演绎法，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也不能危及评价规则。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归纳）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即是传统科学方法论关于科学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2.2.方法论危机正如波普尔在反归纳逻辑中成名一样，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也在反对正统的方法论即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思潮--归纳主义与波普尔纲领--的过程中塑造了自己，赢得荣誉。库恩、费耶阿本德、图尔敏等历史主义者在60、70年代就声称并论证科学方法论未能体现出科学中伟大历史成就的合理性，方法论者所提出的理论评价的方法论规范并不适合于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玻尔等科学巨人的实际科学活动。同时，蒯因（W.Quine）、普特南（H.Putnam）、罗蒂（R.Rorty）、哈金（I.Hacking）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因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任何具有规范性特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一系列质疑之下，科学方法论陷于严重危机。2.2.1.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n--继库恩之后，在诸多科学方法论的批评者中费耶阿本德最引人注目。他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这种探求是失败的。他认为，惟一不禁止科学进步的原则就是"怎么都行。"在众多的知识传统中科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与其他的，如占星术、巫术、传统医学并无二致。很明显，费耶阿本德展示了一幅比库恩在内其他人更为激进的图景。①"逆归纳"。费耶阿本德认为，归纳不仅包括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而且包含了波普尔的"证伪"式归纳。这些归纳是从理论前提经由逻辑的途径到达理论结论的过程。波普尔试图用证伪来取代归纳，以达到抛弃归纳的目的，但最终的途径却没有超出归纳。在这一点上，费耶阿本德是深刻而正确的。他试图批判公然标明的归纳及羞羞答答的归纳。波普尔的反归纳anti-induction中"anti-"为"against"，意为反对。与之不同，费耶阿本德采用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表达，其中counter-则包含在与归纳对立的方向上行进。--\n--他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逆归纳法来推进科学"，具体地说，我们要遵循"逆规则"（counter-rule），或我们应相悖于科学方法论者所谓的科学事业的某些常见规则行事。这要求我们做二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致的假说的逆规则。他认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只借助于一个与之不相容的可取的理论来揭示。正统科学方法论坚持一种一致性条件：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一致性条件是没有理由的，譬如，牛顿万有引力理论与伽利略自由落体理论并不一致：前者坚持物体接近地球时重力加速度增大，而后者则认为重力加速度是一个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他的理论观点，就必须采取多元论的立场。因此理论的进步并不是一个自然一致的理论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认为，专家与外行、专业工作者与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就都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丰富。另一件事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的"反规则"。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并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评这种证据或事实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该体系可能悬而未决，但却与已确立的观察结果背后的理论相违。费耶阿本德得出结论："逆归纳总是合理的，总有成功的机会。""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n--"因此，批判习惯的概念与反应时第一步是跨出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不调和（相冲突），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个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P.Feyerabend,AgainstMethod(《反对方法》).London:NewLeftBooks,1975年第68页。②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干脆不承认这种"常规科学"观。他指出，科学决定的做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政治和宣传事务，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总之这是一件说服人的事情。说服人的技巧是高明的，说服工作取得成功，那么理论能为人们接受。他以伽利略的例子来说明。伽利略凭借望远镜来观察月球，获得许多事实证据，如，测得月球表面的大致高度，从而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认为天体由结晶体形成并比地球优越的观念打开缺口，为哥白尼体系开辟道路。--\n--科学方法论者或科学理性主义者把伽利略的这一月球观测作为实验如何证实（确立）理论的一个标准的例子。费耶阿本德却不这样看。他指出，伽利略在1610年的《恒星的使者》中所画的月球草图很不精确，对月球的测定也非常不准确。就在伽利略自己关于月球的论述中也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描述：月亮的内边界高低水平，有"巨大的突隆部，深邃的峡谷和曲折"，而外边界"……呈完美的圆形"，这样，似乎月球的内部处处是山峦，外围则完全平滑。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运用望远镜观察若针对地球的物体进行观测还可以，而对地球之外的其他天体并非有效。因为有力的证据是：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天空或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譬如，1610年4月25日伽利略带着自己的望远镜来到他的反对者马季尼的家（在波洛尼亚），向24位各科的教授演示，结果却是"伽利略沉默了"，"这种仪器是骗人的"，在场者无不扫兴而归，包括伽利略本人。但伽利略成功了，这是历史事实。在费氏看来，伽利略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测、实验，而在于他精明的说服技巧。伽利略不用当时学者们经常用的高雅的拉丁语言来撰写自己的著作，而用通俗易懂的意大利文；并且，在撰写哥白尼传的过程中，伽利略不得不编造了许多哥白尼的谎言，以便使教会能接受哥白尼及其学说。总之，在费耶阿本德笔下，伽利略的形象与其说是一位科学实验家或理论探求者，不如说是一位能说服人的优秀的宣传家。2.2.2.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方法论危机使方法论家不管提出什么方案或建议都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关注。"这些事实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过早了点。"Larry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TheProspectsforNormativeNaturalism"("进步不是合理性？规范自然主义的前景"),InAmericanPhilosophical--\n--Quarterly24.1987年第18页。并非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对方法论的研究。对当代方法论提出激烈批评的人当中，一些人如（劳丹、拉卡托斯、图尔敏、吉尔等）并没有像费耶阿本德那样一直在反对方法的路上走下去，而是试图另辟蹊径，以寻求拯救科学方法的新契机。不过，他们重建科学方法论的努力结果并不十分理想，而是处于某种自悖或混乱状态中。譬如，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纲领硬核的解释却是，"实际上硬核并不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要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展。"I.Lakatos,"FalsificationandtheMethodologyof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s"("否证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inLakatosandMusgrave(eds).CriticismandtheGrowthof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0年第133页。这样，我们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他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比另一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意味着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方法论在拉卡托斯那里已失去了全部的规范能力。虽然自60年代历史主义学派兴起以来，正统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正统的科学方法论仍有其忠实的斗士，其中吉尔（R.Giere）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定地坚持关于科学的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amarriageofcovenience）。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结果造成他的自然主义论点与其上述正统科学方法论观点完全相悖的状态。起初吉尔是历史的反对者，现在他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规范的方法论者必须关注实际的科学实践以寻求证据。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系。"R.Giere,"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AnIntimateConnectionoraMarriageof--\n--Convienience?"("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一种亲密的结合还是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inBritishJournal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1973年第28页。按吉尔的自然主义，只有科学方可建构世界的理论；哲学则在科学之后对科学进行理论化。他的自然主义就在于宣称：理论化的风格（哲学对科学，科学对世界）在任何情形中都是相同的。对吉尔的这种自然主义，布朗(R.Brown)进行了批评，认为该观点经不起推敲。布朗认为，自然不会欺骗，不会犯错误，不会对社会力量起反应。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些。譬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单一的（真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合理性的正确理论可以容纳大量不合理行为的存在，正如谋杀者不会反驳我们（正确的）道德信念--谋杀是错的一样。他坚持自然主义不可行。再如劳丹前期坚持前分析直觉标准，而他1986、1987年的作品中抛弃了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拒绝对直觉的任何依赖。他完全致力于建构一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naturalism）。2.3.评论①传统科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对归纳逻辑的扩展、重建。波普尔对归纳逻辑反驳的否证观念始终没有完全超越归纳逻辑的窠臼，因为波普尔的一次性反例难以确立一个命题为假，只有当反例无限增多时，才可能证明一个命题为假。二是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的无时间性。这种对超越历史观念的探求是拒斥批判的。这种观念与--\n--宗教信仰、权威崇拜、东方神秘主义有许多类同之处。究竟什么是归纳？在波普尔、威特金斯的反归纳中隐含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归纳是一次性过程，即从证据（或观察命题）向理论（理论命题）的上升或跳跃是一次性的，中间不需任何中介。威特金斯虽然把知识分为五个层次，但其中从一个层次向相继的另一个层次的过渡是一次性完成的。按卡尔纳普、赖欣巴赫、赫斯、科恩等人的观点，归纳只能是支持归纳（supportinduction）。这两种观念共同构成了关于归纳的两种正统观念。但这两种观念试图相互否定。但若以某种形式进行有机结合，则将促进对归纳的全面的深入理解。我们相信，归纳的实质在于实验报告（证据、经验陈述）指向并作用于较一般性科学理论的过程或途径，这里的"指向并作用"包含两个方面：（Ａ）归纳活动是多层次或多等级的（包括数量、种类等），这中间的多个层次或等级是实验报告与一般性科学理论这两端之间亦此亦彼的中介，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异隔。（Ｂ）归纳作用在性质上有正负之分，即正归纳（positiveinduction）与负归纳（negativeinduction）。前者表现为归纳性支持（inductivesupport），后者表现为归纳性反对（inductive--\n--objection）。在归纳问题上人们并未对"负归纳"作出任何客观的理解，"负归纳"未引起从事归纳研究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负归纳是证据、实验报告等对较高层次的理论构成一种在逻辑或其他方面的反对关系。这种"反对"具有不同的等级或层次，不同数量或种类的负证据或反例构成对该理论的不同程度的反对。在此，逻辑经验论与波普的"即时合理性"（instantrationality）将站不住脚。我们只能说反对的层次（或等级）越高，或负证据的分量越大，则越指向一个理论或纲领的核心，该核心即是归纳反对之阶梯所要通向的最终目的。正归纳接近于理论的规律性，负归纳则接近于该理论的致命误区；正归纳能达到对理论的支持，负归纳则达到对理论的局限的突破和对理论的超越。譬如，对牛顿理论的负归纳过程绝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无数等级不同的反例汇聚成反驳的海洋对牛顿理论所进行的长期"吞噬"。正如丹皮尔所说，牛顿理论并非是几个实验所能反驳的，"20世纪的前30年，这一牛顿的体系渗入新的物理学学说中，在解释实验的结果时，起初这一体系是惟一无二的学说，后来便和其他学说并用。慢慢地才发现还需要一些全新的概念。"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486页。波普尔的反驳属于负归纳的范围，并且是一次性反驳，但这种一次性反驳绝不可能达到对理论的证伪或否证，波普尔的即时性否证是不正确的。而且，"反驳"概念与"反归纳"之间没有完全的等同关系，它们完全是两回事，不可能由前者推至后者。--\n--"负归纳"应成为归纳的一合法成员，决不能将它拒归纳之门外，因为负归纳与正归纳只有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确证理论，发展理论及超越理论。同时，负归纳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净化科学。譬如，对"以太"观念的负归纳的结果就将"以太"清除于科学之外。"负归纳"与"反归纳"、"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等有根本的区分，负归纳是归纳的一个侧面，而反归纳则是否定或抛弃归纳（波普尔），"逆归纳"是通过"科学之外的"宗教、神话学、不能胜任的思想或"在狂人漫步中的介入"来挫败最合理的科学理论或原则（费耶阿本德）。②库恩、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在人们看来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观点。尤其是费耶阿本德的近作《告别理性》（1987）问世以来，上述看法更是深入人心。实际上这是对库恩、费耶阿本德的观点的严重误解，同时也是由人们对合理性概念本身的狭隘理解所造成。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合理性构架来审视费耶阿本德的合理性观念；二是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的过程中反对的是什么。从某种角度说，这两者是同一个问题，通常人们在合理性问题上往往陷入唯我合理性为合理的观念构架，一旦处于这种构架，合理性不但成为惟一超越时间的，而且成为专制的。实际上，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或告别理性中所要反对的就是这种合理性构架。他所主张的合理性是历时的、多元的合理性。但他关于多元的合理性却始终未包含中国科学的合理性，即一直将中国科学拒于科学之门外，中国科学的厚生性规则把科学赋予了情感的和心理的因素，这可构成对西方科学方法及合理性的一种有力补充，在这一方面，美国哲学家波德斯蒂尔(AnneD.Birdwhistell)作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Anne--\n--D.Birdwhistell,"TheConceptofExperientialKnowledgeintheThoughtofChangTsai"(在张载思想中经验知识的概念)，PhilosophyEastandWest,Vol.XXXVno.11985,PP.39～60.AnneD.Birdwhistell,LiYang(1627～1705)andEpistemologicalDimensionsofConfucianPhilosoph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6.，其研究能使我们历经当今西方科学方法及合理性之争的疲惫之后呼吸到一些清凉的新鲜气息。3.汤因比：文明生长观韩民青阿诺尔德·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在英国当代哲学乃至20世纪世界哲学中，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思想，博大而精深，值得我们不断地加以反思和研究。在本文中，仅就汤因比关于文明生长的理论，加以粗略的讨论。3.1.文明变化的多样形态在中世纪及其以前，在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是静止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天体是不变的，山川大地是不变的，植物动物也是不变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实现，人们逐渐相信万物都变的观念。在哲学上，突出的证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在科学上，天体演化理论、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学说等，都表现了发展观念的兴起。关于人类的发展理论也被人们提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n--变化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扎根，并不意味着已经很完善，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仍是很简单的。例如，人们认为世界万物既然都是变化的，那么这种变化就是生长发展，自然界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这就是说，事物变化的形态是单一的。按照这种单一变化观念来认识人类文明，也就形成了单一变化的文明观。在这种文明观看来，人类文明是按照一个不变的单一程式而单线向前发展的。这就否定了人类文明变化的丰富性。汤因比先生关于文明变化的理论，与众不同的最鲜明的特点，是提出和阐发了人类文明变化的多样化形态的观点。他提出的多样化变化形态，大体可以概括为五类。--\n--第一类是流产。汤因比提出："我们已经不只一次谈到过，在这世界上曾经有过一种流产的文明──这些文明没有列在我们那张文明表里，因为文明的元素只有在成熟的成就里才有，而这些文明都'夭折'了。"（《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2版，第192页。原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索麦维尔的节录本上册。以下引用该书，只注页码）他详细地研究了两个流产的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斯堪的纳维亚文明。这类流产的文明尚没有达到成熟的水平，它们"每一个都差不多创造了一种文明，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在襁褓时期就碰上了一个强大得无法抵抗的挑战"，（第192页）从而导致夭折了。流产的文明虽未达到完全成熟形态，但它对其他文明的生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从这个角度讲，流产的文明也是文明的一种类型，文明的流产也是文明变化的一种方式。第二类是发展。人类自脱离原始社会便进入了文明社会，除了流产的文明之外，其余的文明都进入了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它们都是发展的文明，发展是文明变化的一种基本方式。然而，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自始至终处于发展状态的，发展的文明仅仅是指那些不断接受新的挑战而做出新的应战，从而改变和提高了自己文明程度的人类文明。在汤因比看来，到今天为止，只有西方文明仍是发展的文明，其他的文明不是消亡了便是停滞不前了。当然，从历史上看，各种文明都有过发展生产的变化状态。--\n--第三类是停滞。汤因比说："根据历史的具体情况，我们是不是发现，凡是度过了诞生和童年的种种危难的文明，都毫无例外地生长到'成年'？换句话说，它们是否都毫无例外地生长，自然而然地控制了它们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使我们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包括在我们第二章里所列举的那张文明的名单里？答案是有些文明并不是这样。除了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两类文明外--即发展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还有第三类文明，对于这种文明我们必须称它们为停滞的文明。这种文明虽然存在，但是没有生长。"（第205页）汤因比列举了波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认为他们都是停滞的文明。准确地讲，并没有一种文明从未经历生长发展。它们所以成为停滞的文明，原因在于它们经历了一段发展时期后便再也没有生长了。按这个标准看，人类文明每前进一大步，总有某些文明群落停止下来而不再继续前进，从而成为停滞的文明。显然，停滞造成了一种文明的僵化，使其成为文明的化石。第四类是衰落。文明的衰落，显然是指一种文明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变化之后，逐渐走向落后、退步的变化。汤因比认为，在人类文明史中曾经存在过28个成熟的文明，"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灭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仔细考察这十个现存的文明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波利尼西亚社会和游牧民族社会已经处于最后垂死挣扎的阶段，而在其余的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此外，在那七个文明当中，至少有六个（除去爱斯基摩文明，因为这个文明在幼年时期就停止了生长）已经表现出许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历史研究》中册第1页）他还对文明的衰落做出了深入的剖示："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总结为三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的相应的撤消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历史研究》中册第4页）--\n--第五类是解体或消亡。文明的衰落会导致文明的解体和消亡，但这并不是必然的。事实证明，许多文明衰落下来之后，长期处于停滞的僵化状态，并未迅速走向死亡。但从文明的历史来看，大多数文明还是走向了解体与死亡。解体与死亡的结局也不尽一样，有的文明完全灭迹了，有的文明则转换形成了新的子体文明。显然，解体也是文明变化的一种基本方式。对此，汤因比做出了详尽的考察。从《历史研究》一书中，可以看到汤因比所阐述的文明变化的多样化形态就是上述这些：文明的流产、文明的发展、文明的停滞、文明的衰落、文明的解体。正是这些多样化的变化，才造成了丰富的复杂的人类文明及其历史。汤因比指出："把进步看成是直线发展的错觉，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处理得太简单化了。"（第48页）对人类文明变化的研究，务必克服直线发展的错觉，否则就难以切实把握住文明变化的历史。其实，这里有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正确掌握观察事物变化的方法。事物的变化，从现代系统论和一般进化论来看，大体有分化、进化、退化、特化、僵化等各种形态，绝不是只有进化一种。汤因比关于文明演变的多样化观点，正好符合了这种多元变化理论。--\n--当然，人类文明的演变不同于自然界的变化，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就是，人类文明正在走向一体化。汤因比所提出的人类各种文明正在被西方文明所同化和消灭的观点，已经包含着人类文明走向统一化的思想。应当承认，在人类文明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人类文明的一体化中含着丰富化多样化，人类诸文明都有自身的特殊贡献与地位，并非是各种文明的全盘西化。人类文明一体化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体化的文明将是一种全新的更高级文明。我们应该为之奋斗。3.2.文明生长的实质：走向自决汤因比的确是一位具有深远思想的历史学家、文化哲学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文明生长的实质的看法上。汤因比批判了两种片面的也是错误的文明生长观，而这两种生长观正是我们通常认可和固守的。汤因比说："看起来文明好像是通过活力而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通过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而这样一种生长过程有内外两个方面。在宏观世界里，生长的本身好像是一个对外部环境的逐步占有的力量；而在微观世界里，却好像是一个逐步自决或逐步自己进行调整的力量。从这两种现象看来，我们都有可能衡量活力本身的进展。"他接着又说："外部环境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的环境，就是一个社会接触的其他人类社会，一类是不由人类组成的自然环境。逐步占有人类环境一般的表现形式就是某一社会的地理扩张，而逐步占有非人类环境一般的表现形式就是技术上的改进。"（第239页）一般讲来，人们普遍认为，文明的生长主要表现在外部关系中，首要的就是技术的进步，即改造自然活动的提高；单就某一具体文明群落讲，文明的生长还表现为地域的延伸，即将自己的文明推广到其他人类群落。这两种文明生长观至今仍占有主导地位。例如不少人主张，文明向地球外天体的蔓延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跃迁。--\n--汤因比没有简单地赞同上述几乎成为常识的文明生长观，他详细地对地理扩张与技术改进在文明生长中的价值做了一一剖析。对于地理扩张，他考察了大量实例。他说："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种事实，其一个社会的地理扩张在时间上和实质的进展相同--就像上面谈过的古代希腊的早期扩张那样。更多的现象倒是在地理扩张的时期总是同时出现了真正的衰落，同'混乱时期'或统一国家的时期相吻合，--这两个时期都是衰落和解体的时期。原因倒也不难找。混乱时期总是产生军国主义，结果就引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互相毁灭的途径，同时在历史上毫无例外的现象总是最成功的军事家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缔造者。地理扩张只是这个军国主义的副产品，只是在那些具有胆勇的大人物在进攻他们社会内部的敌人之余，又向一些邻近的社会发动进攻而已。"（第239页）经过分析后他断言："差不多每一个文明的历史都提供了在地理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实质退化的事例。"（第241页）这就否定了文明生长与地理扩张的必然联系。--\n--文明生长是否与技术改进有必然联系呢？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复杂得多。在近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所发明的分类法中，完全肯定了技术进步与文明生长的联系，他们依据技术的改进来划分文明进步的阶段。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机器时代、自动化时代等。对此，汤因比做了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从科学观点看，'史前'人类的精神产品，他们的制度和思想全消灭了，而他们所创造的物质工具却保存下来，这完全是意外的事。实际上，当这种精神工具有效的时候，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它的作用远远超过任何一种物质工具；可是，由于一个废弃了的物质工具留了下来，而一个废弃了的精神工具却没有作为一种有形的碎片留下来，同时还因为考古学家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的遗物，希望从这些遗物当中得出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因此考古学家的想法自然会仅从劳动的人的角度来描绘智人。如果我们举出实际的例证，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技术前进了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或在衰落；也有相反的事例证明技术静止不动，而文明却在变动--或是前进或是后退。"（第244页）汤因比详细列举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照的例证，马雅文明与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的例证，以及古希腊文明、近代欧美文明的例证，"所有这些全都证明在技术进展和文明进展之间显然不存在着什么相互关系，因为这些例子证明技术进步了而文明却停步不前，甚至在后退。"（第248页）同时，他又考察了另外大量事例，"举出这些同样明显的事例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同一件事实，技术停步不前而文明却在前进或后退。"（第248页）--\n--汤因比关于文明生长与技术改进并无必然联系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具有重要启示的。今天的人类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科学至上、物质享乐至上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并未有必然地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颓废、道德沦丧、拜金主义、个人至上、享乐腐化，充斥于现代人类生活之中。事实表明，文明的进步是全面的，技术的物质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全部，还必须有制度的精神的文明及其进步。我们必须在提高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大提高精神文明的水准。--\n--汤因比在批判了文明生长观中的两种片面观点之后，阐述了他自己的关于文明生长的见解："我们的结论是：对于一系列挑战的某一系列胜利的应战，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行动从外部的物质环境或人为环境转移到了内部的人格或文明的生长，那么这一系列应战就可以被解释为生长现象。只要这个现象生长和不断地生长，那么外部力量的挑战和对于外部方面应战的必要性，就要逐渐减少它的重要性，而在它的内部，在它对它自己之间的挑战作用就越来越大。生长的意义是说，在生长中的人格或文明的趋势是逐渐变成它自己的环境、它自己的挑战者和它自己的行动场所。换一句话说，生长的衡量标准就是走向自决的进度；而走向自决的进度乃是描述'生命'走进它自己王国的那个奇迹的一种散文式的公式。"（第262页）简而言之，文明生长的实质就是走向自决。自决指的是人类自身的人格或文明的不断更新和升华。显然，这里的"人格"指的是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的质量，而这种质量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只有这种内在质量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进步，真正使人类不断升华。汤因比并非否定技术进步的价值，只是认为技术的进步必须转化为人类制度、道义等内在因素的进步，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文明生长。从这个意义上看，目前人类所争取的物质的技术的进步尚只是做了表面文章，必须把其转变为人类内在质量的改进，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进步。显然，汤因比的文明生长观为我们争取文明进步提出了新的更深层次的任务。3.3.文明生长的过程汤因比在论述了文明生长的实质之后，又深入分析了文明生长的过程。在对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中，他着重考察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退隐与复出的交替作用方式以及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们公认的一个研究难题。尽管人们阐述了不少关于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却都难以使人满意，于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争论，自古至今一直在延续之中，汤因比抓住这个疑难问题加以剖析，从而展开他关于文明生长过程的分析。--\n--在以往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是一个能独立存在而且也能够独立解释的存在，而社会仅仅是一个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总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才是实在，一个社会是一个完整的可以了解的整体，而个人仅仅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个整体，个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汤因比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而是不可取的。他指出："一个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系，人不仅仅是个体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动物，因为他如果和其余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他就完全无法生存。而一个社会，我们可以说，社会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产物，而他们的这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他们个人活动范围的一致。这种一致把许多个体范围结成了一个共同范围，而这种共同范围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社会是一个'行为的场所'，但是一切行为的泉源却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第267页）在汤因比看来，个人与社会既是有差异有区别的，又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呆板的。正因为这样，在文明的生长过程中才能各自发挥独特作用，在整体上促成文明的进步。--\n--汤因比认为，文明生长的动力来源于赋有创造性的个人或一小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双重的：第一，完成他们的启示和发现，不论属于什么性质；第二，把他们所属的社会改变方向领到这一新的生活方式中来。汤因比说："这些发动了他们'所属的'社会走上生长过程的个人，并不是普通的人。他们能够创造别人眼里的奇迹，因为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而是在真正的意义上，他们是超人。"（第267页）"这些少见的超人的灵魂是一种新的特殊的性格，他们打破了原始人类社会生活的恶性周期，重新开始了创造性的工作，只有这种灵魂才是人格。只有通过人格的内部发展，个别的人才能够在行动的场所的范围外进行那些创造性的行为，进一步造成人类社会的生长。"（第628页）"这种创造性的人格被迫改造其余人类，根据他自己的形象把他们改造成为像他自己一样的创造者。"（第269页）汤因比非常强调少数具有创造性个人的作用，认为是他们唤醒了其余大多数人，是后者跟随前者并效仿前者才形成了文明的生长。于是，文明生长的一个重要的也是必备的条件，就是必须有适合于少数人发挥创造性才能的机会。他借用柏格森的话说："没有文明化的社会之所以不能文明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大概并不是那个超人的人格（因为没有理由相信自然会不在许多地点和许多时间放下一批这样有福气的非常人物）。它所缺少的主要因素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一种个人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优越性，而其余人等也没有准备追随他们的领导。"（第272页）为了解决大多数人跟随少数有创造性个人的问题，必须利用人类的模仿本能，让那些没有创造性的多数去模仿那些有创造性的少数。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习惯的堡垒"，形成文明的生长。汤因比的这个观点不免有鄙视多数人之嫌，但这对于我们重视创造性人才，倡导创新、克服保守，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n--在文明生长的过程中，创造性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但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是一下子实现的，有着复杂的环节。汤因比用退隐与复出这样一对范畴来表述这个复杂的发挥作用过程。他说："我们研究了创造性的人物所采取的道路，他们所走的神秘化的途径乃是他们精神上的最高水平。我们发现他们首先是离开了行为进入了狂想的境界，然后又从狂想的境界中走出来，达到了一种新的和更高的行为。我们的这种说法，是用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中的经验来描写创造性的活动的，如果用来说明他和他所属社会的外部关系，对于这两种活动我们可以称之为退隐和复出。"（第274页）退隐可以使创造性人物暂时摆脱社会劳苦和障碍，充分认识到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并使其觉醒。但退隐绝不是目的，目的是复出，以便重新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作用，把大多数人领向文明生长的新天地。退隐和复出，既有个人，也有少数创造者。圣保罗、圣本笃、格列高利、佛陀、穆罕默德、马基雅维利、但丁等，都属于退隐与复出中的个人。在古代希腊社会发展第二阶段中的雅典、在西方社会发展第二阶段中的意大利、在西方社会发展第三阶段中的英格兰等，则属于退隐与复出中的少数创造者。不论是创造者个人还是少数创造者，通过退隐和复出的方式，都为文明的新生长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所以，这种退隐与复出也成了文明生长的实现方式和过程。这个事实表明，文明的生长过程不是直线向前延伸的，它是经历多次转移而达到的。沿着一条直线向前看，那是决不可能看到文明生长的新目标的。这也正是创造的困难所在，正是创造性人物的稀少与珍贵所在。--\n--汤因比还看到了人类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他指出："古代希腊文明对于整个生活的看法有一种突出的审美观念，……在古代印度文明里，在它的子体印度文明里也一样。表现了一种显然是以宗教为特征的观点。""当我们研究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时，我们毫无困难地就看出了我们的趋势或倾向。这个特点当然是机器。"（第305页）文明生长中的差异的出现，是因为生长的过程虽然一致，但接受挑战的各部分的经验却不尽相同，对于同样的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经验。文明生长中的差异性不容否认，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人类文明生长中的共性和统一性，这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文明生长的规律。所以，汤因比不赞成某些学者对文明个性的随意夸大："我的意见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同样确定的和更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失去平衡，因为事实上在人类生活和制度上所表现的不同情况只是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的下面还有统一性的存在。"（第306页）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透过差异性而认识其共性、统一性，对于认识文明的生长更为重要。4.实用主义的复兴张梅燕宏远实用主义曾于20世纪初到4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所扮演的这种主角被以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所取代。实用主义进入低潮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后期。然而从这时起，实用主义复兴逐渐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容，令实用主义传统得以复原并获得新的激励力量"(R.J.伯恩斯坦语)。同大多数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实用主义又一次兴盛起来，突显出其新的特点。而作为西方大国思想的最典型形态之一，这一复兴现象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和令人深思。--\n--4.1.复兴运动之聚成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已开始暴露出其教条、学究气、狭隘等弱点。正是在这时，一直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W.V.O.蒯因向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重要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951年他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尖锐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是"没有根据的"，同时表达了转向赞成实用主义的强烈倾向。他断然宣告:"一旦抛弃了这两个教条，就会打破思辨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就会转向实用主义。"接着他又进一步明确表示"赞成一种更加彻底的实用主义。"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19～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逻辑实证主义达到鼎盛时期之时，蒯因从这一阵营内部竟然严厉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两个教条，并公开说"赞成"实用主义，这无疑是一大惊人之举，表明蒯因思想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甚至称这篇论文"树立了一块哲学史上的里程碑"。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203页，商务印书馆，1992。作为哈佛大学已颇有名望的教授和研究员，蒯因对实用主义的彰显和推崇，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可以看做是首先把实用主义推向复兴之路的关键之作。--\n--1968年蒯因荣任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任杜威讲座教授，这件事显然意味着学术界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在增长。在此期间，蒯因发现自己与实主义大师杜威有许多一致之处，并在《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1969)一书中明确表示他是受惠于杜威的实用主义。由于蒯因在哲学上做出诸多创造性贡献而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在世哲学家"，所以他对实用主义复兴所起的巨大开启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仅只靠蒯因一人之力，实用主义的复兴似乎还孤掌难鸣。六七十年代以来有两位哲学新秀登上当代美国哲学舞台，他们是哈佛大学皮尔士讲座教授H.普特南（1926～）和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讲座的R.罗蒂（1931～）。普特南从科学实在论转向实用主义，进一步深入研究詹姆士、皮尔士、蒯因的思想,尤其是把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普氏因学术成就卓著而赢得与蒯因齐名的声望，被誉为"一位思想深刻、具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2。，罗蒂则在詹姆士、--\n--尤其是杜威的影响下，用实用主义精神写出引起很大反响的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的批判，使罗蒂意识到实用主义显现出独有的魅力，并决心皈依实用主义。普特南因在哈佛大学开设"詹姆士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课程而奠定了他在复兴实用主义进程中的历史地位。罗蒂高度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对人类精神生活所做出的最杰出贡献"，并把杜威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伟大哲学家之一。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17(序)、321页。1976年普特南当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主席，1979年罗蒂就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他们阐发的实用主义观点和他们显赫的学术地位，使得他们在促成实用主义复兴局面形成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被称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蒯因、普特南、罗蒂外，对实用主义复兴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工作、起了作用的，还有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如D.H.戴维森、R.J.伯恩斯坦、I.哈金、C.维斯特、J.麦克德米特、J.E.史密斯等人。戴维森是当代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是语言哲学中"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他的学术成就被罗蒂看做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431页。而他关于拥有真理就拥有实在的论断则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新形式罗蒂：《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载利波尔编《真理与解释》，第345页，1988年英文版。。--\n--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的伯恩斯坦明确认识到实用主义复兴的必然性，洞察出"当代哲学的种种倾向中体现的辩证法让我们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实用主义的灼见"。伯氏试图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并揭示当代分析哲学观点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他还希望通过克服他所说的"笛卡尔式的焦虑"（即对固定的限制措施的寻求），来超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之间假想的对立，并倡导一种"有立场的多元论"，进而承认所有研究的可错性以及视界和解释的多样性。在他看来，这些观点代表了"美国哲学传统的主要特征"。麦克德米特以一种文化批判的方式展现了实用主义与时代精神的关联。史密斯以一种全景的方式揭示了实用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冲击。哈金以实用主义作参照重新探讨了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中的问题。一般来说，谈论较多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而"新实用主义"则是实用主义复兴的一种重要结果或形态。有些学者把新实用主义分为左翼"（罗蒂为代表）和右翼（普特南为代表）。罗森塔尔把"古典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复兴"、"新实用主义"加以区别，重点指明新实用主义（如罗蒂）虽然深受古典实用主义的影响，因而它的某些创见也与其关系甚密，但"其创见所依据的问题和替换物的总构架却与实用主义特有的构架全然不同；在前者中所有存在的哲学问题和可供抉择的哲学立场，在后者中却变成了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4页。英国实用主义研究者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区分为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如蒯因、普特南）、革命的实用主义（如罗蒂）以及处于二者之间的一派（如伯恩斯坦）。在哈克看来，实用主义最能经受时间考验的贡献是在改良主义的实用主义传统内做出的：除蒯因、普特南以外，还有F.P.兰姆塞对信念的行为主义研究，N.R.汉森对科学发现的混合模态三段论逻辑思想的辩护，W.塞拉斯对解释一致性概念的呼吁，--\n--G.哈曼对导致最佳解释的推论的呼吁，K.-O.阿佩尔认为需要把对实用主义维度进行的解释作为塔尔斯基真理语义论的补充，N.莱肖尔对成功标准的研究和对认知方法的改进，B.亚丁对科学进步的研究。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社会政治问题日益突出出来以及罗蒂把实用主义推向社会和文化一类部门，在政治、文学批评以及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以F.兰特瑞恰、W.沙文、D.沙林、S.菲什、S.沃林、M.沃尔兹、B.巴伯以及J.斯托特等人为代表的复兴实用主义的思潮。正是这一大批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这一思想丰富、观点各异、影响深广的实用主义复兴运动。在此新局面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实用主义的复兴盛况和前景。美国罗约拉大学哲学系教授S.B.罗森塔尔明确指出："今天，实用主义重又时髦起来，事实上是太过于时髦了。"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3页。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着手编纂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著作集，对它们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读者们则对这些思想家的思路之开阔与研究范围之广博而深感惊讶，而政府也开始提供基金来出版皮尔士、詹姆士及杜威等人的更完整的著作集。由于实用主义复兴，它已开始在当今美国哲学领域内发挥重大的独立作用，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同时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实用主义能以一种独特新颖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探讨包括人生问题在内的哲学问题，而这一新途径又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和重要的哲学意义。所有这一切均标志着实用主义"将成为未来的哲学"。同上书，第55页。--\n--4.2.复兴原因之探讨探讨实用主义复兴的原因，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问题。对推动这一复兴起过一定作用的J.E.史密斯、C.斯维特和R.J.伯恩斯坦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①行动的性质以及它与思维和认知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对现代科技文化的批判中，自然科学和人文价值的关系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些问题正是实用主义作过论述或关注的焦点。②实用主义对经验的改造，使它和当代存在主义、现象学等密切相关，从而获得一种现代感，而传统哲学的形象受到普遍怀疑，哲学的先验概念受到诘难，使得人们热衷于探究知识与权力、认识与控制、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③实用主义复兴与新近的现代和后现代争论的问题有关。后现代主义对基础主义的消解、对本质主义的摧毁和对二元论的抛弃，还有对人类权力的强调以及根据伦理观念来改造社会等级制度的做法，都与实用主义观点相似，从而激起人们对它的浓厚兴趣参见J.E.史密斯：《意图与思想》，1978年英文版第9～10页；C.维斯特《英国哲学的逃避》，第3～4页，1989年英文版。。而关注人的尊严、幸福和生活的意义，正是复兴实用主义精神的关键所在。--\n--罗蒂谈到实用主义复兴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不仅抛弃了传统哲学的各种问题及其思维方式，而且指出了哲学改革的方向，即彻底否定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传统，跳出形而上学问题的陷阱，更多地关注自由而不是真理。在他看来，杜威强调理论要从属于实践，应当追问和探讨的问题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其意图旨在帮助最大多数人达到最大幸福。所以，罗蒂不仅把杜威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加以赞扬，而且更进一步指明他的思想更深刻和更持久的魅力："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洲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过的。"罗蒂：《实用主义的后果》，第76页，1982年英文版。虽然罗蒂对实用主义思想的解释和评价有偏激和绝对化之虞，但他所强调和发挥的某些实用主义精神，确是启迪人们复兴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因。从美国学者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和评论来看，还有促使它复兴的某些更深层的根本原因。第一,尊重个人、勇于开拓、强调行动、讲求实效、--\n--倡导民主和科学，是19世纪以来美国迅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精神和突出特点。实用主义正是适应这种发展和思想文化的特点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正由于实用主义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是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进取心，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在美国各种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它在失去主导地位之后也并未真正衰落下去。有一段较长时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虽不复存在，但它"已融合于智力研究的正常的和习惯的实践和行动之中"，它的某些积极的提示已传播到当前的理智生活中，或为"人们随意采用的实践"。参见美国：《哲学百科全书》，1972年版"实用主义"条目。这就是说，实用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已深入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实用主义是适应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本土哲学，所以，它集中体现了美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特点。因而，它也易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需求。这是实用主义得以复兴的根本原因之一。第二,当实用主义处于低潮时，它能适应新情况，积极且善于吸收、结合、同化其他哲学流派的长处以丰富、完善、改进自身，这是它得以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一代的实用主义著名代表人物I.刘易斯（1883～1964）对数理逻辑研究深感兴趣，吸收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观点，提出"概念论的实用主义"，随后，C.莫里斯的"科学经验主义"、P.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A.柯日布斯基的"普通语义学"等也都表现出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融合的鲜明特点。而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更显示出将分析哲学实用主义化的浓重倾向。值得一提的是，罗蒂还表现出向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解释学、解构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文学文化靠拢和结合的趋势。这种情况表明，上述著名哲学家虽然程度不同地显示出过多否定传统哲学（尤其是罗蒂）的倾向，但他们广泛吸取当代哲学流派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以修正、改进、丰富自己的思想，无疑有助于当代诸哲学流派的融合沟通，同时也促进了实用主义的复兴。--\n--第三,S.罗森塔尔在谈到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时较多地论及实用主义的复兴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最典型的美国哲学运动，它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深刻洞见，对人的丰富复杂的经验做出了许多独特分析，因而它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一切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当代哲学，一种高度成熟而完备的哲学体系"。它能够"依据其独特的角度来处理几乎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对许多由来已久的典型问题提供极有独创性的解答。"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5页。不过，罗森塔尔重点关注的是实用主义大师著作中的"共同精神"。据此罗森塔尔断言，实用主义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哲学领域，开辟了崭新的有重大意义的新途径，从而远远摆脱了传统哲学所面临的困境。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些最核心的观点和独特作用才是促使实用主义复兴的最重要的东西。4.3.复兴之特点实用主义复兴无疑体现出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否则就难说是实用主义的复兴了。但是，既然说的是实用主义的复兴，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不同于以往情况的新时代条件下对古典实用主义的重新理解、创造性表述和发扬光大；所以它必然显示出独有的新特点。罗蒂曾把自己所理解的实用主义概括为三点：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区分、以对话为界的人道主义文学文化。普特南认为实用主义有四个特征：①反怀疑论。实用主义主张,怀疑需要证明正如信仰需要证明一样；--\n--②可错论。实用主义者主张，决不会有一种形而上学的保证可以告诉我们某某信念将不需要修正。一个人可以同时既是可错论者又是反怀疑论者，这也许是美国实用主义独特的见识；③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存在根本二分的主张；④在某种意义上，哲学中实践优先的主张。普特南：《词与生活》，第152页，1994年英文版。在另一处地方，普特南又提出了自皮尔士以来一直坚持的五个相关的实用主义主张：①在日常环境下，在是否人们所做出的陈述是有根据的问题上，通常是有事实可言的。②一个陈述是不是有根据的，不取决于其他大多数文化同伴也这样认为。③有根据的可断言性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时间中演变。④我们的规范和标准总是反映了我们的兴趣和价值。⑤--\n--我们关于一切事物的规范和标准都是可以改变的。存在着更好的和更糟的规范和标准普特南:《词与生活》,第21页,1994年英文版。。普特南相信罗蒂一定会拒绝他这个原则（主张），但罗蒂却认为自己在主要方面同普特南仍是一致的，并从普氏著作中摘录出他"衷心赞同的五个观点"，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坚持当事人(agent)观点的至上性。罗森塔尔在概述实用主义哲学最核心主张时列举了12个主要观点，如排斥近代的二元论，主张一种真正的经验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奉行多元论等。S.罗森塔尔：《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的地位》，见《哲学译丛》1989年第5期，第55～60页。从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著名学者对实用主义的概括阐述来看，一方面，其中显露出一些接近相似或较为共同一致的倾向，如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反二元区分，反基础主义等程度不同地体现了实用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对实用主义的理解阐明和发挥又不尽相同，表现出种种重大差异和特色。1908年A.O.洛夫乔伊曾把实用主义区分为大约13种形式，而席勒甚至说过，有多少实用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实用主义。事实表明，同古典实用主义相比，今天实用主义复兴中的多样化特点更加鲜明、突出。就上述两方面而言，实用主义复兴具有四个比较重要的特点。4.3.1.反二元论蒯因首先起来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分析和综合的二元区分。对这一教条的否弃，被看做是蒯因否定西方传统哲学二元分裂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而且正如维斯特所说，"蒯因对于分析/综合的抛弃……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反二元论精神。"C.维斯特：《美国哲学的逃避》，第185页，1989年英文版。德国著名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充分看到蒯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进行批判的意义："蒯因对分析－综合两分法的拒斥是他最著名、最常被引用和讨论的具有破坏性的论题之一。"蒯因的批判的精彩部分就是它证明两分法的代表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常常使用的策略是"循环的"，是"在原地转圈子"。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204、209页，商务印书馆，1992。--\n--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一书中提出"内在实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打破传统的二元论哲学思维方式(即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二分法）对人们"思想的桎梏"。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序言"第1页；26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他详细讨论实用主义的指称学说,就是为了说明客观性只能是"人的客观性"，真理与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密切相关，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科学与伦理学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普氏在其代表作《词与生活》一书中更进一步将杜威作为研究重点，批判二元割裂的思维方式，坚持事实与价值相融合的观点。所以普氏明确表示："正如我们不得不抛弃绝对的'约定／事实'两分法一样，我们有相似的理由也不得不抛弃绝对的'事实／价值'两分法。--\n--"普特南：《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28页，1990年英文版。普氏在论证二元论是"错误的"W.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363页，商务印书馆，1992。同时，又提出整体论和实在论互为前提，将真理、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地统一起来。这可以看做是对实用主义的完善和发展。罗蒂对二元论采取了更为坚定的批判立场。他首先确认，实用主义知识观消除了西方传统哲学"在沉思和行动、再现世界和应付世界之间所设置的对立"。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8页。与此相反，罗蒂断然否定了二元论的意义和作用。他认为，人们"从未接受笛卡尔……的一切项目的可分离性的'明晰知觉'。"而根本问题在于，二元论对任何人类利益或关切均无丝毫重要性，既不牵涉到科学，又不给予宗教任何帮助。因为就二元论被归结为单纯坚持说痛苦和思想均无空间地位而言,没有任何重要事物依赖于心身的区别。不仅如此，一旦明了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问题不多不少正好是认识论的'特殊通道的问题'，二元论的问题就"失去了吸引力"。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47、48页。4.3.2.反基础主义在罗蒂和伯恩斯坦看来，西方传统哲学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渴望发现起初的、永恒的哲学基础，相信哲学同文化的其他领域相比较是"基本的"，认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理解知识的各种基础"。但是，在罗氏看来，这种基础主义把认识的可靠性建立在非人的所谓客观基础上，认识成了一种根本排斥人的主动参与的东西，于是人也就逃避了责任，同时也把人本身变成了物。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再有责任在各种相互竞争的观念和语词、理论和词汇之间进行选择了"。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27页。伯恩斯坦甚至谴责基础主义对超验的非历史的基础的要求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来自"将最终证明建立在不可证明之物上这种一般的荒谬性。"R.J.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8页，1983年英文版。正因为这样，罗蒂断然否认任何形式的（认识论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基础。--\n--对此，与罗蒂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普特南不仅充分肯定了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而且明确断言："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普特南：《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第19页，1990年英文版。罗蒂、普特南等人的反基础主义的可贵价值在于，它给予了追求知识"终极基础"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致命打击。他们对传统哲学所享有的基础或特权地位的拒斥和分析批判，无疑具有不少启发作用。然而，也应防止过多或过分简单地否弃几千年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以及对基础的适当运用。4.3.3.阐发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西方传统哲学的真理观是观念对"现实的准确再现"论，是理性为哲学之王的绝对真理观。蒯因、普特南、罗蒂等人在否定传统的本质主义真理观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实用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真理观。虽然他们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表述和重点，但基本精神和倾向是较一致的。--\n--按照蒯因没有教条的新经验论即逻辑实用主义，检验命题真假的标准不是经验的证实，而是经验的实用性。任何一个孤立命题是真还是假，必须从科学的整体性和实用性综合地加以考虑。蒯因把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看做是人工构造的工具，工具对于应付环境来说是无所谓真假的，只有有用或无用的不同，或者只有有效性程度的差别。所以，只有采用实用主义的"有用"或"有效"标准，才能确立他这种没有教条主义的新经验论。为此，他强调他"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做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的工具"。而在每个人在修改自己被给予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自己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就是："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在提出科学整体论时，蒯因认为对科学整体各个命题进行调整、修正的标准并不是同经验的符合，而是根据实用的要求所作的选择。他认为："我们评价概念系统的基本变化的标准必须是一个实用的标准"，"概念和语言的目的在于达到有效的交际和预测。这是语言、科学和哲学的最高任务，正是在同这一任何的关系中才能对概念系统最终地做出评价。"蒯因：《从逻辑观点看》，第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对各种不同的观点如何做出评判，也就是判断哪一种观点对还是错呢，蒯因认为，这要看它们在对付经验中哪一种方便、实用。普特南"内在实在论"的中心论点就是所谓"理想化的真理论"。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合理的可接受性，更确切地说，真理是在理想的认识条件下的合理的可接受性，或者说："真理不过是理念理性化的可接受性。"他在另一处地方又进一步指出："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thegood）的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关于善的理论'不仅是纲领性的，而且它自身依赖于人类本性、社会、宇宙的假定（包括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假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和世界观的变化，我们必须（照此）一次又一次地不断修正我们关于善的理论。"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第266页,辽宁教育出版--\n--,1988。这里清楚地表明，真理与合理的可接受性密不可分，而合理性理论又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所以，这种真理观正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一种新的表达和发挥。不过，普氏所阐发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在科学理论方面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按照普氏的趋同实在论的观点，"成熟的"科学中的科学理论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陈旧的理论更逼进真理，而后来的理论往往比先前的理论有所进步。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科学通过积累而增长。所以，"后来的理论必定包含先前的在某些情况中的理论定律的近似真理。"普特南：《意义和道德科学》，第20页，1978年英文版。--\n--罗蒂对真理的看法似乎带有更多主观性，相对性、甚至有时还有否定的色彩。依据詹姆士的说法，罗蒂把真理看做是"更宜于我们去相信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7页。据此罗氏进一步认为，一切只是人的事情，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已经达到了真理，或什么时候一个人比以前更接近真理。"罗蒂是将实用主义的"真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主张真正贯彻到底的人。在他看来，真理和价值观念密不可分，真理不可能与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无关。他指出，真理只能在语言文化内部产生，"这不是因为真理是相对的，而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天钩可以把我们吊离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愿望，而达到某个较高的'客观'立场。"罗蒂：《后哲学文化》，第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与此相联系，罗氏又根据詹姆士的说法指出：真理不是那种具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希望真理具有一个本质，也希望知识或理性或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还希望借此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但是按照詹氏的看法，"这样的希望是徒劳的。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本质。"罗蒂：《后哲学文化》，第2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这里表达了罗蒂关于真理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真理没有本质，也不可能用来指导一切。不仅如此，罗蒂还把真理降到次要地位。他明确表示："人们说出事情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15页。而在后哲学文化中，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是善于成为人的人"。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不过，罗蒂对真理的过多否定，也使一些人看出其中的破绽，以至于实用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伯恩斯坦针对他指出："追求真理与客观性不能同追求绝对混为一谈"。4.3.4.复兴的多样化格局虽然在这一复兴中表现出较为一致的非常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或倾向，但由于其代表人物、赞同者、同情者、研究者人数众多，观点各异，从而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景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有人虽然不属于标准的实用主义阵营之成员，但对实用主义却持一种高度的信任和崇敬态度，又有一些人虽属于复兴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但却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或远远超越实用主义的新构想，还有一些人从某一方面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对实用主义的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切充分表明实用主义复兴具有视野开阔、思想丰富、能容纳不同派别代表人物的新特点。--\n--蒯因曾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但在实用主义影响下，他又"对逻辑经验主义进行了最根本、最尖锐和最内行的批判"。蒯因既拒绝接受"实用主义"桂冠，更不愿被称为"新实用主义者"，甚至他的科学主义本体论正是他与实用主义发生分歧之所在。然而他在摈弃逻辑实证主义教条又保留其严密性、精确性和程序化之长处时，又坚定地确信和极力推崇实用主义的基本精神。所以他被称为逻辑实用主义或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提出和阐发的非教条的经验主义（整体论的知识观）、相对性本体论许诺、自然主义行为主义语言观以及将实用主义与非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他对实用主义复兴起到重大开启作用的独特贡献。60年代普特南是分析哲学中持科学实在论主张的著名哲学家，不久转向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70年代中期以后他提出"内在实在论"的主张，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具有人的面孔的实在论"，90年代中期又不再使用"内在实在论"这一概念而改用"实用主义实在论"。普氏接受"新实用主义"的称号，但他主张在哲学内部改造哲学，采取温和的态度，被称为实用主义复兴（或"新实用主义"）阵营中的右翼或改良派。普氏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渐渐转向并贯彻实用主义精神时，他还看到实用主义的狭隘性和理论缺陷，试图以分析哲学的细致、严密和精确之长处来克服古典实用主义的短处。他虽然是"许多很熟悉的实用主义学说的倡导人"--\n--，甚至被认为是复兴实用主义的英雄，但1995年他在《实用主义》一书中表达了对实用主义以证实来说明真理的不满，这一点格外引人注目，他甚至意识到不能再把狭隘的实用性作为合理性构想的根据。所以他试图把真理与整体论和实在论完满的统一起来。普氏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从而形成视野开阔、思想深刻、见解独特的优长之处，被视为"可能是当代最能通观科学全貌的哲学家"。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2。然而，普氏的一个最引起激烈争议的论点是他对哲学有一种与众完全不同的评价。长时期以来，许多人都倾向于以一种怀疑和绝望的态度要将哲学不仅从科学生活中驱逐出去，而且也从精神生活中完全驱逐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普氏决不为哲学仍有其特有的价值这样一种观点辩护，而是出人意料地提出这样一种论点：我们正经历着整个西方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振奋人心的、最有希望的、最重要的哲学时代。W.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下卷），第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立论。--\n--在实用主义复兴中，罗蒂的观点最为激进，被称为这一复兴的左翼或革命派，是"新实用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蒂的新论点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和普遍关注，是因为他通过揭示传统哲学作为一切科学的皇后、作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而享有的特权，通过否定传统哲学中认识论将心灵比做自然之镜的存在，来宣告传统哲学的"终结"。他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的批判可以归结为反基础论、反本质论、反二元论。而现代分析哲学，由于它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哲学模式的支配，只是用语言分析代替了传统的认识论，只是改变了传统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问题的答案，所以它未经历从外部的批判就走上了自我灭亡之路。在用尽了一系列假定产生的辩证的自我批判以后，分析哲学"正经历着慢性自杀"。由于罗蒂对传统哲学以至分析哲学作了过多的否定，从而招致了更多的批评和反驳，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他的激进观点中不乏发人深省之处，他也曾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均无哲学'日暮途穷之虞"，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41页。"事实上，我们将永远需要哲学家，但他们应当停止充当预言家或救世主，而只应成为评论家或顾问官。"见英国：《卫报》1992年3月5日"欧洲文化"版上"ItstheRealThing"一文。作为否定传统"镜式哲学"的必然结果，罗蒂提出了"无镜哲学"。这是罗氏融合其他哲学流派、重新解释和进一步发展实用主义的最显著的特色。这种"无镜的哲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向"解释学的转折"。--\n--罗蒂从欧洲大陆哲学的发展苗头里看到哲学正融进人类文化的发展形态，因而指明哲学必须实现"解释学的转折"。这里的解释学是指德国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阐明的解释学。在罗蒂看来，实现这种转折并非要用解释学活动来继承，以填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所留下的文化真空。因为按罗氏的理解，解释学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认识论想要达到的方法（认知方式），或者像伽达默尔所说，它不是一种"获得真理的方法"，更不是一种研究纲领。与此大相径庭，解释学是"这样一种希望的表达，即由认识论的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被填充，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成为这样一种状况，在其中不再感觉到对限制和对照的要求。"或者换一种说法，解释学是"关于我们对不熟悉事物所做研究的描述"，是"另一种对付世界的方式"。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277、307、310页。罗蒂所阐发的解释学的独特之处在于，与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以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共同基础为己任完全不同，解释学则以促进对话为目标，从而达到相互理解和协调。各学科和话语的分歧，在对话过程中就会被调和或超越。传统哲学以可通约性作为既定前提，解释学则从承认时代差距或文化差异的"不可通约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不是由于存在着可通约的共同基础才可进行对话，恰恰相反，正是以对话为前提，才能谈到通约的可能或不可能。当然，对话应该平等的。所以，解释学把对话的参与者看做统一在一个社群的人，其中个人的道路在生活中结合起来，而个人是由礼仪而不是由共同的目标、更不是由某一共同基础联合起来的。罗氏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寻求绝对真理，而是将"对话持续下去"。所以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想强调的惟一一点是，哲学家的道德关切应该在于继续推进西方的对话，而非在于坚持在对话中为近代哲学的传统问题留一席之地。"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42页。--\n--第二、倡导教化哲学。从人的教育和自我塑造来考虑，罗蒂认为，谈论事物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因此，他主张用"教化"（Edification，也译为教诲、开导、启发）这一概念来代表发现新的、较好的、更有趣的、更有成效的说话方式这种构想。去教化就是在各国文化之间或各学科之间建立联系的解释学活动，鼓励对话各方发出新的声音，平等、和谐地进行启发性的交流活动。教化性的话语将"使我们脱离旧我，帮助我们成为新人。"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315页。--\n--罗蒂首先提出"教化哲学"这一概念，并把它看做对智慧的爱的一种方式。在罗氏看来，与传统哲学的系统哲学家大为不同，"杜威、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是伟大的、教化型的思想家"（马克思、弗洛伊德和萨特也属于此列）。他们拒绝把自己装扮成发现了任何绝对真理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时代而摧毁旧的传统哲学及其特权和禁锢，并试图为诗人对"某种新东西"可能产生的惊异感开辟地盘。罗氏强调指出，教化哲学的目的在于维持对话继续进行，而不是发现客观真理。而他推崇教化哲学，则是为了帮助读者或整个社会摆脱陈旧过时的词汇和态度，而不在于为现代人的直觉和约定习惯提供"根基"。与此相联系，教化哲学的文化作用就在于帮助我们避免自欺的产生，是由于相信我们通过认知一系列客观的事实而能认识我们自己。教化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差异性和相对性，注重对话和创新，并使哲学继续保留和强化其启迪和引导作用以及文化批评功能。正因为这样，罗蒂认为，或许哲学将成为纯教化性的，或许人们将看到一种新形式的系统哲学，它与认识论全然无关，却使正常的哲学研究得以成立。第三、预示"后哲学文化"时代。罗蒂"无镜哲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在于，特别重视非哲学即文化领域，预言一种新文化、即"后哲学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这种新文化首要关心的是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是民主、自由、开放和新观念问题。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再是整个文化的基础和指导原则，而只是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文化活动之中，哲学真正成为"无镜的哲学"。--\n--在罗蒂看来，"后哲学文化"中的主导哲学就是复兴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在这一复兴中，他最为关注的政治问题就是"民主先于哲学"，给予不同的文化团体和各种不同观点提供平等对话的机会。虽然"自由需要一种哲学说明，但无需任何哲学的基础"。依照实用主义精神，哲学是一种"人类对话的声音"。它不是为穷尽其真理而存在，而是为人类生活而存在。"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休息，而是更丰富、更好的人类活动。我们应该认为，所谓人类的进步，就是使人类有可能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变成更加有趣的人，而不是走向一个仿佛事先已为我们准备好的地方。"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第84～85页。随着"后哲学文化"时代的到来，最终将使人们"不能崇拜任何东西"，只有平等对话、相互理解和启迪，以利于教化和创新。在实用主义复兴中展示出的一种全新的多元文化，将"不以自己的大一统而沾沾自喜，而以亚文化的复合性的宽容而自豪，以乐于听取诸近邻文化的心声而自豪。"这种多元文化将开明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文化，同时也以拥有能力去增进诸对话者的自由性和开明而自豪。罗蒂设想，未来社会将由宽容者、多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构成。"这些人的核心目标就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幸福。"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特权，而只是非常善于做各种事情，且善于成为人的人。这样，"后哲学文化"就"不再由客观认识的理想而是由美学升华的理想所支配。"在这种文化中，"艺术和科学将成为'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第9页。--\n--这里清楚地表明，罗蒂更为关注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及伦理、文化的未来前景。他相信我们的文化形态会有一个大转变。所以他要设想出一种"后哲学文化"。在他看来，实用主义乐于见到的是"许多文化的选择"，而不是"某个有特权的核心学科或制度"。他认为哲学需要改变，要让哲学放弃其特权地位，"给文学留出充分的余地"，并期望后哲学文化成为一种文学流派或文学批评风格。他所追求的新哲学，实际上是一种实用性的文化批评活动。如果说老实用主义注重于行动的效用，而罗蒂关注的则是文化的效用。正因为这样，罗蒂的新论点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赞誉。他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谬误、弊端和缺陷的揭露和对"后哲学文化"的设想，可以看做是超越现代西方社会文化和思想现状的一种抉择，他所提出的平等多元对话、教化哲学和"新人"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所以，美国哲学教授M.C.米勒在《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实用主义的要点不是怀疑论、实在论或讽刺，而是希望。然而，罗蒂对传统哲学的过多否定和对文学文化的片面夸大以及试图以此取代哲学的意向，也引起哲学界众多同仁的批判和责难。这是需要全面看待和深入研究的。5.英美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燕宏远英国和美国是后现代思潮的发祥地之一，这一思潮20世纪60～80年代达到繁盛时期，在东西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引起了热烈研讨和激烈争论并形成众多派别。虽然它的高潮期已经过去，但它仍在继续激起人们的思考和议论。5.1.产生和发展"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即1870年英国画家查普曼（JohnWatkinsChapman）提出"后现代绘画"这一概念，以此来指所谓比法国印象派绘画更现代的绘画。较多的美国学者（如IhabHassan,MichaelKoehler）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34年奥尼斯（FedericoDeOnis）出版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中。美国著名文论家I.哈桑认为乔伊斯的《芬内根的守灵》（1939）是后现代主义的真正肇始。而评论家奥康诺（FrankO'Conner）则把英国50年代的"大学新才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视作"后现代主义"的开端。--\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947年和1962年都使用过"后现代"这一概念，并暗示这个时代是以战争、社会动荡和革命为特点、以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的崩塌为标志的"麻烦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历史学家罗森伯尔（BernardRosenberg）在《大众文化》一书中用"后现代"一词来指大众社会中新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文化中发生的某些根本性变化。经济学家德拉克尔（PeterDrucker）在《明天的里程碑》（副标题"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已经把后现代社会等同于后工业社会。1959年密尔（C.Wright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一书中又提出了新的后现代时代的概念，在这个时代里，先前的期望、影像、思想和情感的标准范畴以及与理性和自由有着内在联系的启蒙运动的信念，已经过时，不再适用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西方社会进入一种"后工业社会"（贝尔语），也称作"信息社会"、"高科技社会"、"消费社会"等，在文化形态上被称为"后现代社会"。1959～1960年，著名文学评论家豪（IrvingHowe）和莱文（HarryLewin）首先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把它看做是伟大的现代主义的倒退。按照豪和莱文的著述，后现代思潮基本上是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是美国的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尤其是一种文学现象。但他们认为后现代思潮是现代主义衰落的标志，是一种消极现象。与此相反，哈桑（Ihab--\n--Hassan）和费德勒（LessieFiedler）等人则肯定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积极的发展。1961年哈斯顿（Huston）在《西方思维方式的革命》中已经发现后现代的概念变化对当代的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发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对后现代思潮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对它持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后现代思潮不再被看做是一段盛极而衰的现代历史的延续，而被视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历史起点,人们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新的灵感、新的意识和营养成分。格拉夫提出一种新解释，认为后现代思潮的背景是50年代被异化了的中产阶级，后现代思潮表明了一种从深处摈弃目的和意义的存在论危机。沃森认为后现代思潮在哲学上有着强烈的存在论怀疑特征。它否定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它只认可一个偶然的世界，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对待的经验世界。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更多的书中，都运用后现代概念来指历史中的一个新时代。D·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一书中指出现代主义"已经基本完结"，"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1977年科勒（MichaelKoehler）在《"后现代主义"：一种历史观念的概括》一书中明确断言"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n--从70年代开始，后现代主义开始在文学、诗歌、绘画、建筑等领域中扩展蔓延开来，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金克斯（CharlesJenckes）在《现代建筑语言》一书中推崇一种以折中主义和大众化为基础的后现代风格。费里（FredericFerre）在《形成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来源》中为后现代意识和新的未来设计了一系列新的价值和制度的选择。1976年美国很有影响的理论刊物《疆界2》率先发起题为《后现代性与解释学》的学术讨论会。同年，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又召开了一个"后现代的表现"的大型讨论会。1978年美国全国性的学术团体"现代语文学会"在纽约公开了"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大型专题年会。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于尔根·哈贝马斯都参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荷兰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导致了1984年在那里召开了包括美国和德国学者参加的专题讨论会。如果说7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诗歌、绘画、建筑等领域中得到进一步扩展，那么到80年代，由于出现了现代和后现代之争的大讨论，它在各个学术领域达到全面繁荣的局面，从而一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用语"S.拉什:《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第1页，英文版，1990。。--\n--1981年法国《世界报》曾宣布"有一个幽灵--后现代思潮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1992年美国学者保琳·罗斯诺也在《后现代思潮与社会科学》一书的一开始就指明后现代思潮仍在扩展，说它"像幽灵一样时常出没于当今的社会科学"Rosenan,PaulineMarie,PostmodernismandtheSocialSciences,Princeton,1992，p.1.。今天，在英国和美国，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虽然它不那么时髦了，但仍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它。后现代主义本身在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诸多不同派别和倾向，也使对它进行研究的学者分别持有不同的态度和观点。5.2.后现代思潮的倡导者5.2.1.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哈桑1925年出生于埃及开罗，15岁赴美读书，后定居美国，专注于研究美国文学。主要著作有：《极为天真》（1961）、《缄默的文学》（1967）、《奥尔甫斯解体》、《超批评：对现代的七篇沉思录》（1975）、《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现代主义文化》（1977）、《后现代主义问题》（1980）、《文化变革的观念》（1983）、《后现代转折》（1987）。从60年代起，哈桑就开始关注后现代思潮的崛起，认为它在哲学和文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得到了最为明确的表现。可以说，哈桑是美国最早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是参与后现代主义论争最多产的一位评论家，在15年间他有大量著作和论文问世。在他那里，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宽泛得多的概念。他把列维斯特劳斯、罗伯--\n--格利耶、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巴尔特、德曼、布朗、斯泰纳等人的观点以及尼采、后结构主义的许多东西吸收到自己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中来。在文学上，他还把纪实小说、美国的新闻文体、幻想和科幻小说文类以及自我反省式元虚构小说都归入后现代主义概念之中。他还吸收了法国的新小说和语言学小说，并把后现代主义扩展到文学批评领域，提出超批评，即旨在"恢复多重适应性艺术"的一种后现代批评形式。哈桑是美国学界最早使用"后现代"这一历史文化分期术语，并最早对所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给予论证的一位文论家。1982年哈桑发表了那篇很有影响的界定"后现代主义"概念的论文《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TowardaConceptofPostmodernism），就一种文学现象提出一系列同现代主义相异（或相反）的概念，例如"游戏"不同于"目的"，"无序状态"不同于"等级秩序"，"参与"与"距离感"相左，"彼此"与"此在"相反，"组合"与"选择"不同，"反叙述性／微小历史"与"叙述性／宏大历史"相对，"本源"与"差异／延异"不同，"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反，"内在性"不同于"超验性"等。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一词词义本身的不确定性，正好对应了它所描述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文化的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性又有断裂性的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所以它不能与现代主义截然脱钩。但它与现代主义又有对立的一面，因而与现代主义属于并蒂共生的统一体。--\n--1987年哈桑出版了影响很广泛的《后现代转折》一书，对后现代主义做出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算不上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原创性知识，但对当代世界却具有重大的修订意义"。同时他也看到现代社会到60年代已出现了一种全面的、根本的转折和变化，因此后现代主义是现代文化危机的必然表征。所以对现代作一后现代式的"反思"已成为历史对当代学者的要求。①②I.哈桑:《后现代转折：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集》，第84、87、88页，英文版，1987。哈桑清晰地勾画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他一方面指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是由铁幕或长城分开的"，因为"文化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他认为，"我们都同时可以是维多利亚人、现代人和后现代人"②--\n--另一方面，他又把过去一百年来的艺术嬗变区分为三种模式，即"先锋模式、现代模式和后现代模式"。更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哈桑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列出一个对应图表，以展现出二者的差别或不同。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不确定内在性",（Indetermanence）。这是哈桑自造的一个新词，为的是以此标示出后现代主义的两个核心构成原则，即"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这两项恰与现代主义的确定性和超越性相对应。不确定性是后现代思潮的本质特征。哈桑明确指出："后现代思潮具有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学者们对它的内含尚无明确一致的看法。--这种普遍的异议由两个因素造成：其一，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这个术语相对而言较晚出现，确乎正置莽撞的青年期；其二，其内含与当今许多术语有某种亲缘关系，而这些术语的内涵就是不确定的。"I.哈桑:《后现代思潮转折》，载于《后现代思潮的突破》，王潮编，第22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在哈桑看来，"不确定性"这个范畴是由许多各不相同的概念构成的，即模糊性、间断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反叛、倒错、变形、反创造、分解、消解中心、移植、差异、间断性、分裂、零散化、反正统性、反讽、断裂等等。--\n--所以，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精神的品格。内在性是后现代思潮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它是对主体的内缩，是对环境、现实和创造的内在适应，在琐屑的环境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不确定性和内在性这两种倾向表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多样杂糅"或"多元对话"的活动，趋向于多元开放的、离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同时它也展示出后现代世界中的一种惊人事实，即人们在寻找新权威的合法性根基时，权威本身却已自我瓦解。因此，在后现代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建立一种哈贝马斯"共识"式的"广泛一致的话语"。在后现代思维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失去任何规范的想象力，人的头脑没有任何禁区，可以无拘束地虚构一切，或者否弃一切。所以，就积极的意义而言，"后现代主义的学说锤炼了我们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别，使我们更能包括诸多无常规、无标准的宇宙事物。"I.哈桑和S.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第27页，英文版，1983。另一方面，人们又无处不遭遇到影响后现代话语的缝合的或分裂的科技暴政，遭遇到日常话语、政治话语的暴政。为此，哈桑怀着深沉的心情，提出带有神秘色彩的想象和渴求："交感信仰的匮乏，不但助长了我们知识和行为的全部遁辞，也加强了我们的性情和意志。这就是我们的后现代境遇。我不知如何让我们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点生命的绿意，除了乞灵于天然权威的王国。在那里，其宗旨即是恢复公民的义务、宽宏的信仰、批评的同情。"他希望"重新使神秘裹挟想像力，或至少能使神光渗入想像力，从而让神奇奥妙再度驾驭我们的生活"。他甚至还想象出一位新的康德生气勃勃地把他的第四种批判即《实践判断力批判》贡献于世界，在这部杰作中，理论与实践、伦理学与美学、超验的理性与历史的生活之间的一切矛盾都迎刃而解了。也许正是哈桑的《后现代转折》一书和其他一些论及后现代状况及其特征的著作为他赢得了声誉，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哈桑被看做是第一个把后现代主义文学概念转化为一个门类众多的文化概念，因此这种文化概念就被称为多样化的后现代主义或包容性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哈桑主张，"众多因素决定了其必然高于单一因素之上"I.哈桑:《文化变革的观点》，第29页,英文版，1983。。5.2.2.威廉·斯潘诺斯在伊哈布·哈桑之后，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廉·斯潘诺斯（WilliamV.Spanos）对后现代主义范畴的国际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并提出一种具有存在主义特色的后现代世界观。--\n--斯潘诺斯曾于1972年创立并主编《边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现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他从时间、空间上拓展了后现代主义的疆界，认为后现代主义不仅不局限于英美两国，而且遍及全球，是一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正是在怀疑导致"解构意识"这一点上，斯潘诺斯创立了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即"解构意识意味着存在--包括文学话语的存在--组成了一种不可分解的横向的连续性。这一连续从本体论开始，尔后通过语言和文化而止于政治。"这就是说，不可能单独在文学领域里进行革命，只有在哲学话语、文学话语、社会学话语、政治话语这一横向诸领域都获得一种解构意识，解构方才有效。因此，后现代精神是一种泛文化精神，其领域遍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深受海德格尔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斯潘诺斯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创新的领域和革新的契机，是一种既连续又断裂的认识和反思，是传统积淀的变体。同时，他又把历史看做是一个不断解释而且被解释的螺旋体，而且只有具有当代的观点，才能对历史的意义做出重新解释。在此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解释的创新是历史的灵魂，历史充满机遇和新的可能性。他强调"机遇"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世界观具有较多现代主义气息，属于"温和的后现代主义"。--\n--斯潘诺斯又进一步指出，海德格尔的"生存--理解--语言"结构，是后现代的蓝图，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精神。只有通过理解和解释，生存的意义才是敞开的。只有通过语言的把握，才能看到人与世界的本体结构。而海德格尔已经先人一步地看到，解释的危机在于解释者总是面对不可解释之物，这一令人困惑之境况正是后现代人的根本处境。所以，斯潘诺斯强调后现代主义具有开放、多元、敞亮存在的意义、还原存在的历史性等这些特征。斯潘诺斯倾向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运动，将存在主义加以后现代主义化，以此创立一种重偶然性、历史性的新存在论。正因为这一点，斯潘诺斯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5.2.3.耶鲁学派雅克·德里达作为法国解构哲学的创始人，曾于1956～1957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先后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1965年起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史教授，现时又是法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同时兼任美国厄湾加州大学客座教授。正值法国解构主义在70年代盛行时，它传入美国。由于美国实用主义和多元论传统是一种开放的传统，所以美国学术界较易于接受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解构理论，并与美国本土的文化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具有美国特色的解构理论。美国解构理论形成于7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为保罗·德·曼（PauldeMan,1919～1983）、希利斯·米勒（J.Hillis--\n--Miller,1928～）、杰佛里·哈特曼（G.Haytman,1929）和哈罗德·布洛姆（H.Bloom,1930～）。他们都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致力于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的研究。他们接受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加以倡导和运用，形成颇有点名气的耶鲁学派，一种独特的文学解构思潮，一种新的文本之阅读和文学批评方法，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呈现出繁盛势头，和其他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一起，对美国文学理论界以至各大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德里达、巴尔特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的著作相继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德里达、耶鲁学派的成员们及其追随者也陆续发表文章和专著，一时间形成时髦的解构话语，探讨和争论出现热潮，解构理论在美国大获成功。美国解构理论的主要代表作有：德里达和耶鲁学派共同撰写的解构批评的宣言《解构与批评》（1979），德·曼的《盲视与洞见》（1971）、《阅读的寓意》（1979）、《浪漫主义的修辞学》（1984）、《抵制理论》（1986）。德·曼的文学批评以严密细致为其特征。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一种通过对文本的阐述而升华为理论和自我意识的方法。米勒的《虚构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1982）、《论边缘：当代批评的十字路口》、《解构解构者》（1975），哈特曼的《超越形式主义》（1970）、《阅读的命运》（1975）、《荒原中的批评》（1980）、《拯救文本：文学、德里达、哲学》（1981）、布鲁姆的《影响与焦虑》（1973）、《误读的地图》（1975）、《魔法与批评》（1975）、《形式突破》（1979）。--\n--美国解构理论的首领是德·曼，在他去世后，米勒是最活跃的人物。他们发挥了德里达的特有气质、风格和思维方式，并把重点放在不确定的能指游戏方面。德·曼主要关注文本的自身解构性，即文本中语言的能产性。他认为文本总是充满歧义和隐喻，指出阅读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Blindness），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获得洞见。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解构批评就是运用某种方略，将文本中盲视无意中提供的洞见，用来揭露自己的盲目。因此，阅读永远是"误读"。米勒致力于对小说的解构阅读，认为小说中充满虚构、隐喻和转喻等因素，因此对它既可以进行正统阅读，也可以对它进行解构阅读。他特别强调语言的歧义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因此，一切阅读最终都只能是误读。哈特曼是耶鲁学派中最具有美学批评意味的批评家，主要从事对小说和诗歌的解构阅读。他将哲学、心理学、美学的探讨与文学批评融为一体，使文学批评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在他看来，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独创的，因而没有原文可言，批评性的作品可以合理地利用其他文本，来编织自己的话语。布鲁姆则善于把转喻理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希伯来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用以揭示后辈诗人和先驱之间的关系。布鲁姆、米勒、哈特曼等解构批评理论的共同倾向，是消解文学和哲学的界限，将哲学本文当作文学一样的虚构的修辞学构造物来解读，并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各种与哲学对立的意义。--\n--80年代中期，美国解构思潮的中心从耶鲁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移到西海岸，德里达和米勒也来到厄湾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不再那么时髦了，解构理论在美国也进入低潮。但解构理论及其方法在美国文化史上仍留下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印迹，并溶入文学批评的传统长河中。5.2.4.丹尼尔·贝尔丹尼尔·贝尔（Daniel--\n--Bell,1919～）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他较早地提出"后工业化社会"理论。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中，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矛盾心理，表达了"一个时代终了"，而新的时代又不知走向何方的"时代间歇期之感"。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可以看做是他集中研究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部代表作。他敏锐地看到现代西方社会的严重信仰危机问题，同时也确认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不过，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了攻击和取代理性的新情绪，因而他深表严重忧虑的是，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的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混杂倾向和反文化的偏激行动，因为在他看来，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D.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第59页，商务印书馆，1986。所以，贝尔引用这一运动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罗斯托克的话说："目前最要紧的是推翻那种深受自我中心和理智型意识束缚的科学世界观。要取而代之，就必须要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新文化中，个性的非理智能力--从幻想的光彩和人类交流的经验中燃起烈火的能力--将成为真善美的主宰者。"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94页，三联书店，1997。不过，贝尔也客观地描述和评价了后现代社会的一些突出特征。他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人的服务、职业和技术的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在工业社会里，是"人在制造万物"，而在后工业社会里，"人们只是互相认识，因此'必须相亲相爱，要不就得死去'。如今现实本身成了问题，因而有待再造。"所以，"眼下，社会存在变成了惟一的现实，它不包括自然和物品，主要通过人们的相互意识，而不依赖于某种外界现实被人感知。社会日益变成一张意识之网，一种有待实现为社会结构的想象形式。"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00页，三联书店，1997。贝尔强调了后工业社会的两个突出特点：一、在后工业社会里，"理论知识占据中心地位，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所以，"大学是整理和检验理论知识的场所，它将日益成为社会的首要机构。"--\n--二、"社会由商品生产社会转变成为服务性社会。"在美国，截至1970年，约百分之六十五的劳动力从事于服务性行业。转引自D.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52～253页，三联书店，1997。贝尔对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也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分析、描述和评价，推动和加深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认识。5.3.对后现代思潮的某种否定倾向5.3.1.伊格尔顿和洛德威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1934～）被看做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为牛津大学瓦德姆学院英语研究员和教授，近年来以尖锐反驳解构主义著称。伊格尔顿看到，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批评和创作之间的界限业已消失，两种模式都归在"写作"的名目之下。造成这一境况的内在深刻原因在于，语言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对此伊格尔顿问道：在一个话语已经沦为科学、商业、广告和官僚机构的工具的后现代社会里，一个人该如何从事写作呢？在读者群体被丧失个性、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文化所毒化之时，一个人究竟又能为怎样的读者写作呢？伊格尔顿在《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5）一文中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既是一种文学艺术现象，又是一种文化哲学思潮。他倾向于把后现代主义视之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和否定：后现代主义对消除中心和弘扬不确定的偏好，使它最终放逐了终极价值，是一种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强调本文意义的创造性，意义呈现为多重不确定性；后现代策略所导向的认识，不是单一的真理，而是多元的真理。--\n--伊格尔顿站在左翼激进的立场上，揭露了现今西方国家中"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或腐蚀"，以至于把受压抑、受支配的生活当作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当权者强加于个体的控制错看成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而这种情况在由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愈演愈烈。因此，必须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以消除现代社会意识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强化的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重新获得"解放"。所以，伊格尔顿欣赏后现代主义倡导一种多元价值取向，以破碎的形式展示破碎世界非人化的图景，并呼唤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荒诞加以抗争，同时他也对后现代文艺作品削平深度而走向平面化的"反美学"、"反文化"倾向表现出深切的不满和坚定的否定态度，进而谴责后现代主义拆除和否定人道主义的主体，从而使艺术实践成为主体消失、作者"死亡"、意义丧失的"纯客观"的描述。由于伊格尔顿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时将后现代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因而遭到加拿大学者林达·哈奇（LindaHutcheon）的批评。哈奇在《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虚构》（1988）一书中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往往因根据个案或局部的例子立论，因而歪曲和误读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实践的复杂性和创造潜力。他主张应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考察，以所有与其相适应的后现代话语形式为根据进行理论总结，只有这样才不会以偏概全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n--对后现代思潮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在英国也许就数当代青年文论家阿兰·洛德威（AllanRodway）了。他的主要代表作《后现代主义景象》（1981）可以看做是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宣战书。洛德威承认后现代已经向我们"逼近"。但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的中断，恰恰相反，它是现代主义的回波余绪。他给后现代主义下的定义是，"后现代主义是被欧洲大陆时髦的玄学理性化的自我意识。"在洛德威看来，后现代主义是对玄学即形而上学的中心论和同一性的彻底反叛，藉此以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开放，从而使人对正义、真理、美善以及爱和终极价值等丧失信心。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更深意义的颓废，因为怀疑除自己以外还有别人和世界存在，把自己游离于共同关心的事物，游离于社会的集体性之外，对社会进步而言，是十分危险的"。正因为这样，洛德威对后现代主义的消极面的否定是相当严厉的，并断言，后现代思潮"是青春的，同时又是颓废的；它才华横溢，同时又是邪恶的；它专注于分析，同时又具有浪漫色彩；它既似曾相识，同时又新颖入时。这就是说，它是自相矛盾的。"--\n--与阿兰·洛德威大相径庭，英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戴维·洛奇则专注于对后现代做精细剔解的工作，希望它能"提供某种方法，以使众多的英国文学作品得到梳理分类。"所以他在《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981）中建议用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术语把文学加以分类，并明确认定，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新的语境中达到的新的综合所产生的"另一种艺术"。洛奇抓住了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这一关键特征，从本质上剖析了后现代写作原则的重大转向。5.3.2.杰姆逊和纽曼杰姆逊（FredricJameson,1934－）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现为杜克大学教授、文学系主任。近年来主要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比较有影响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1983）、《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84）。《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之所以产生了很大影响，是由于它揭示了二战以来"资本向迄今为止尚未商品化的领域的惊人扩张"这一现象，并把这一现象作为他对整个"后现代"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起点。正像利奥塔号召"向一切同一性开战"一样，杰姆逊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反响。--\n--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派别不同，杰姆逊明确把"后现代"界定为一个新的时代分期。借助文化分析并与此相对应，杰姆逊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初期（原始社会）称为"规范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封建社会）称为"过量规范形成"时期，第三个时期（早期资本主义）是"规范解体"时期。与文学分期相对应，他又把"规范解体"时期及其之后划分为三个时代，即"规范解体"的时代是现实主义；规范重建的时代是现代主义；而患精神分裂症（即消除规范）要求回归到原始时代的理想，正恰如其分地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切新特点"。按此划分，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是现代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出现的是后现代主义。这三个社会阶段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分别反映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标志着人的性质的一次变化。--\n--关于后现代社会，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指明，后现代社会，包括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传播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等等，这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文化观念发生根本性逆变、美学范式不同往昔的社会。在杰姆逊看来，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其区别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广告、影像、复制、形象文化、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遍布在文化、艺术、无意识领域的方方面面。文化工业生产与商品紧密结合，出现了新的文化工业，如电影工业，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在这一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基本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艺术美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本身也成为商品，商品化的逻辑浸入人们的思维，也弥散到文化的逻辑中去了。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理论的目的现在是不断地翻新，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例如法国现在出口理论就像它出口自然主义小说和电影一样，是上层建筑的对外贸易。后结构主义力图抛弃的形而上学垃圾就包括'真理'本身，因此再谈这些理论的真理性就有点不协调了。"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文化扩张》,参见《读书》，1986年第3期。由于在不断大众化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和商品语汇使语言不断标准化，由于语言可以成批地生产，就像机器一样，出现了工业化语言，那么，传统的鲜活生动的语言就丧失了生机活力，艺术家们突然感到自己已不可能用格式化的语言来表达任何属于自己的感情。我们被一堆语言垃圾所充斥，自以为在思维、在创造、在表达，其实只不过是在模仿那些早已被我们接受了的思想和语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你都不能也无法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语是谎言"，剩下的只有"沉默"，不能言语，只有无言。这种无言其实已经是后现代语言表达的类型和特征。在后现代，不是我们控制语言或我们说语言，而是我们被语言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人从其在万物中的中心地位退到连语言也把握不了而要被语言所把握的地步，退化为今日的"无言"。后现代社会随着电脑和信息的广泛运用，传播媒介的不断进步，社会越来越趋于整一性。后现代社会的权威方式表现为"他人引导"。"他人引导"的实质就是整一性。--\n--与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说和哈贝马斯的"科学成为意识形态"说不同，杰姆逊认为，面对当前各种理论思潮，只有从意识形态方面理解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所以，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析作用，并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作为后现代透视的基点，借此揭示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和思维轨迹。杰姆逊试图深入到后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的背后，去发现其本质的东西。他在对历史和社会作了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国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与此密切相关，杰姆逊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同现代主义相区别的几个特征。①depthlessness（深度模式削平或译为"深度感消失"）。例如梵高笔下的"一双鞋"，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经典例证，是一种有深度感的、反映广阔现实的艺术品。而画广告出身的安迪·沃荷笔下的"钻石粉鞋"，则给人一种"平面感"或"无深度感"，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感染力的衰竭"。后现代主义平面感所要打破或削平的是四种深度模式，即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弗洛伊德的表层-深层的心理分析模式，存在主义关于真实与非真实、异化与非异化的二项对立，索绪尔的符号学所区分的能指与所指。后现代主义取消这种对立的区分，削平深度，从而回到一个无深度感的表层上。②Crisisinhistoricity--\n--（历史性危机）。历史性可理解为个体对人类时间存在的意识或对过去历史上兴衰变革规律的意识，但这两种意识在后现代文化中都已消失。后现代人已没有历史，只存在于现时当中。在后现代人那里，只有纯粹的、孤立的永久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观念都已消散殆尽。后现代主义反对任何时间空间并置，只要永久的现在，割裂时空的辩证法。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这是"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极的最一般的特征。"③主体的消失。在现代哲学中，人处于中心地位，且享有为万物立法的特权。然而在后现代主义中，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而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了。在后现代社会中，人无法感知自己与现实的切实联系，人的感情被掏空了，现实感被抽掉了，从而人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后现代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边缘人。后现代画家沃霍尔的名言"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像机器一样作画"，突出地显示了主体的消失。④--\n--距离感消失。传统美学认为，艺术不同于生活，艺术不能等同于生活，艺术只有与人的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才会给人以审美感受。然而，技术复制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众多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技术复制使"真品"和"摹本"的区分丧失了意义，本真性的判断标准开始失效。由于复制，使得"原作"已不复存在。随着原作的消失，艺术成为"类象"，即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所以说，正是复制导致距离感消失。看电视时，出现在电视上的信息失去了"他性"，"它进入了你的生活，它上面出现的形象也可以说就是属于你的。在电视这一媒介中，所有其他媒介中所含有的与另一现实的距离感完全消失了，这是个很奇特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全部精粹。"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8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这就是说，在电视中，物转化为物的形象，这一事物变成事物的形象的过程，使得事物仿佛不复存在，当指涉物退隐时，距离感也消失了。除此而外，在杰姆逊看来，"审美通俗化"倾向和"拼盘杂烩"，也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他揭示出，后现代的大众化商品复制与形式上的平面模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内在危机逻辑：它使文化扩张并消弭了文化的精神特性；它使艺术放弃批判功能而顺应消费和科技型生产关系；它使文艺和美学遭遇四个"削平"（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削平、主体性削平、价值削平），使世界物化，加速了表征的紊乱。这样，杰姆逊就从哲学高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总危机，即理论话语界限销蚀和语言表征规律失控。正因为如此，杰姆逊不同意全面接受后哲学文化，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立场和质疑态度。针对利奥塔的"谬误推理"和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之类的说法，他明确指出："如果全球性的私人公司，垄断如此重要的信息系统以后，那么世界将沦入悲惨的境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谬误推理和'怎么都行'这类的说法确乎无法再以轻松的心情去面对。究极而言，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信息垄断的局面会通过一群有善良愿望的科技精英分子的自觉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以政治上的行动本身，才能对那信息垄断的局面提出真正的挑战。"因此，杰姆逊对后现代状况做出了较为客观的估计："我不认为当今所有的文化生产都是'后现代'的。后现代其实就是一个力场，截然不同的文化冲动必然依照各自的方式发展。"--\n--杰姆逊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的研究。他首先看到，目前，晚期资本主义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正专门朝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及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他近年发表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十分关注在全球文化后现代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他首先看到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而造成的其对先进国家的文化依赖，从而有失去本土文化特色的危险。因此，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第三世界如何找到正确的文化战略，将是第三世界文化出路的关键所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对抗先进国家的文化侵略，但绝不是指那种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的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夹杂仇外敌外的情绪去排斥外来影响，是没有出息和没有前途的。正确的途径在于，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去思考某种文化产品为何要引进国内，同时，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和洞见。这样，就有可能在跟上国际文化大趋势的同时，使本土文化模式引起外国的兴趣和关注，使本土文化展现新貌，走向世界。美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文论家查尔斯·纽曼（Charles--\n--Newman）以对抗后现代主义的态势，唱出了与后现代思潮的不和谐音。他没有感受到后现代所谓的解放的前景，而是看到勇于颠覆旧秩序、从事消解游戏的离心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倾向于一种多元性的无中心的离心结构。纽曼在《后现代气息--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1885）中希望后现代作为现代主义的继续和摈弃，能够重新唤回失去的灵光--"气息"。纽曼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消极颓废的一面，力主回到一种清新的气息中，重振人类的精神价值。不过，他也承认，现代主义是对工业化的反映，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以不可控制的盲目求新为特点的信息社会的反应。5.4.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费耶阿本德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的"奇才"费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以《反对方法》一书中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多元主义方法论"以及反对科学沙文主义而产生巨大反响，并赢得了世界声望。此后，他又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告别理性》（1989）等著作，创立了一种后现代的科学哲学。--\n--首先，费耶阿本德严厉批判了传统的科学方法，明确指出"关于存在一种固定的方法，存在着一种固定的理论理性的思想，显然是以一种对人及其社会环境的过分天真的看法为基础的。"在他看来，"所有的方法论，即使最显著的方法论，也存在着自身的限度"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32、30页，英文版，1975。。他在另一处地方更尖锐地批评道："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是"不现实的"。"今天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视作为构成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并加以辩护的多数原则，要么是无用的"，"要么是虚弱的"P.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05、108页。。费耶阿本德之所以要坚决抨击传统的科学方法，是因为他认为，我们所探索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知的，因此我们不能保守、封闭，而必须保持我们选择的开放性。然而，传统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及其建立在这种原则之上的科学教育妨碍了人性的全面发展，使人非个性化，把人拖入僵化的知识框架中，从而束缚人的头脑，把落后的、无知的顺从主义视为真理，从而导致人们创造力的衰退。所以，人只有摆脱僵化的科学教条和形式理性的限制，才可能最终摆脱思想的被奴役状态而获得做人的尊严。因此，费耶阿本德要求摒弃一切普遍的标准和固定、僵死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同时，他还尖锐批判了科学上的沙文主义，因为它坚信有一种惟一的绝对真理和独一无二的"方法"。--\n--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一元方法论相反，费耶阿本德倡导一种"多元主义方法论"。在他看来，任何方案、理论、程序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优劣，根据适应于它所应付的那些过程的标准予以判定。因此，对于同一个实在或同一个科学问题，可以也应该允许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增生原则"或"理论繁衍原则"，也就是要从关于一个科学问题的一种观点或理论中"增生"或"繁衍"出一些与它逻辑上不相一致甚至对立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一原则要"发明和阐发出一些同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不一致的理论"，"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法论就叫做多元主义方法论"。按此方法论而言，理想的知识是"一个互不相容的（甚至不可比的）各种知识越来越增长的海洋，每一个理论，每一个童话都是这个集合的一部分，通过竞争，都对我们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所以，方法论上的多元论"不仅对于方法论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人道主义的本质部分。"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52页，英文版，1975。据此，他严厉谴责把科学绝对化的作法，指出科学也不能包打天下，它仅仅是人类众多认识形式中的一种。而人类要认识自然，"就必须使用一切思想、一切方法，而不能仅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只有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才能"导致真理"。正是由此出发，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anythinggoes"（"什么都行"或"怎么都行"）P.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第27～28页，英文版，1975。。这就是说，各种思想、观点和方法，都有存在的权利或理由，也应该允许它们存在，并在互相竞争中促进科学的发展，正如P.杜海姆所说，"推进科学发展的最好方式是允许每一种知识形式根据它自己的规律发展自己。"与多元论相适应，费耶阿本德追求自己的自由社会理想，即要建立一个所有传统都具有平等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机会的社会。而自由社会就要求思想的多样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手段和程序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在他看来，自由社会是一个思想充分自由的社会。不过，"多样化不是由你我决定的，是人民创造了多样化，而且现在仍然生活在多样化中间"。P.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第174页，伦敦，1989。--\n--费耶阿本德对传统科学及其方法的批判和否定，表明他要用强烈的人文精神去改造科学哲学，从而凸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首先，他否定把科学与非科学、尤其是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划界标准作为判断的基础，批评这种作法或观点已成了空中楼阁或梦幻，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基本粒子物理学、日常语言哲学或康德主义这样的领域不应该改革，而应该让它们自然死亡。"P.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133页。其次，他要用各种非理性、非科学的方法来充实科学，主张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神话、宗教、巫术等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在他看来，"人类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古老，多么荒谬，都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知识"。于是，人就"把一切真理看成是由我们对它的喜爱所创造的，而不是'发现'的"了。这是在推崇一种相对主义真理观。然而，他倡导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是一种能起解放作用的新型思维方式。尽管他的某些提法有偏激之处，但他对打破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提倡多视角地看问题，促使人们更关注和向往"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方面，无疑有一定的启迪作用。5.5.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和霍伊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大不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建设性的构思，也就是说，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建设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罗蒂、格里芬和霍伊。--\n--R.罗蒂（RichardRorty,1931～参见本书第三编"实用主义的复兴"）作为复兴实用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否定传统哲学以至分析哲学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肯定和弘扬实用主义。他否定传统的"镜式哲学"是为了创立自己的"无镜哲学"，倡导教化哲学，而且预示"后哲学文化"（全新的多元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他强调哲学要放弃其特权，成为一种"人类对话的声音"，其核心目标是"容许尽可能多的不同的个人目标得到实现，以增加人类的幸福"。如果说罗蒂、霍伊等哲学家所代表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从哲学的层面来探讨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文化、哲学与文学的关系等更广阔的问题领域，那么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布赖恩·斯温、大卫·伯姆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从科学的层面出发，主要探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5.5.1.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n--格里芬等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无疑看到并肯定了现代世界及其世界观使科学、技术和工业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和空前的进步。然而他们（尤其是格里芬）更多地指明了现代化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而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被称为"顽固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则崇尚物质自然主义、决定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因而排斥自由、价值以及我们生活中对终极意义的信念。现代社会的畸变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及其相互关系。现代性使人类的邪恶倾向和冲突性竞争（特别是生态破坏）加剧到了人们无法想像的地步。或者说"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所以，格里芬明确断言，"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版序言第19、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大卫·伯姆更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导致了意义的丧失，而意义正是价值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还有什么能够鼓舞人们向着具有更高价值的共同目标而共同奋斗？只停留在解决科学和技术难题的层次上，或即便把它们推向一个新的领域，都是一个肤浅和狭隘的目标，很难吸引住大多数人。它不能释放出人类最高和最广泛的创造能量，而没有这种能量的释放，人类就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从短时期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它正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5页。莫里斯·伯曼和威利斯·哈曼都具体地谈到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伯曼认为，"西方生活似乎越来越趋于熵化、经济和技术的混乱以及生态灾难，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肢解和分裂。"哈曼则看到，"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5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正因为现代西方社会产生的一系列严重现实问题，才使得人们不仅越来越不满足于现代性，而且目前的反现代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普遍和强烈，而相反，这种情况恰好成了后现代精神（或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依据，也是其迅速流传并风靡一时的原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提出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构想，力图造就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大卫·伯姆批判性地指出："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起一个后现代世界。"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5页。大卫·格里芬更为强调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修正以及对后现代性的建构。他说，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n--消除现代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所以，格里芬明确指出："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不仅如此，格里芬还辩证地分析了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的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与此同时，"范围广泛的解放必须来自现代性本身"，因为"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这些进步。"所以，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不仅希望保留现代性中至关重要的人类自我观念、历史意识和符合论真理观的积极意义，而且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版序言，第18～1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也许，我们不会同意上述关于"宗教的直觉"、"挽救神性的实在"等一些提法或见解，但似乎也不能否定其中确有不少合理的因素和思想。--\n--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和还原论，挑战和批判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后现代的整体有机论是后现代有机论和后现代整体论的结合。这种整体有机论将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即整体运动）看作是第一位的，分离的物体则被看做是第二位的。宇宙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宇宙是主动地包含于它的每一部分之中的。因此，对内在联系的强调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倾向。这种观点向人们提供的一个有益启示，就是我们与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我们既包容在他人中，也包容在自然中。"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正因为这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人是自然的主人"这一使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提法。与此相反，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认为人不过是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它既不比别的物种更好，也不比别的物种更坏。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n--价值。然而，针对现代性所带来的某些破坏性的严重后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得不倡导一种全球伦理，这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若一事物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这就是说，人与世界（自然界和社会）是完全一体的。与此相适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力图消除现代思维方式所强调的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或对立。所以，它十分强调变革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大卫·伯姆十分中肯地指出："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一般方式对于我们的意识以及我们的整个存在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把世界看做是与我们相分离的，是由一些计算操纵的、由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成为孤立的人，我们待人接物的动机也将是操纵与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一种对整个世界的直觉的和想像的感觉，认为它有着一种也包含于我们之中的秩序，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与世界融为一体了。我们将不再只满足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机械地操纵世界，而会对它怀有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将像对待我们至爱之人一样呵护它，使它包含在我们之中，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85～86页。--\n--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征还明显表现在它对后现代的构思和憧憬上。它所企盼的是"一个比我们的现实更加美好的、没有危险倾向的世界秩序。"它所"提倡的后现代世界是一种新的科学、一种新的精神和一种新的社会。"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英文序言，第20、2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更值得注意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还具体地谈到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生态学的前景。大卫·格里芬指出："后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再一次感到在宇宙中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在后现代宇宙观中，我们对人类和自然的理解是与企盼中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将人类，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达到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3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弗雷德里克·费雷在谈到后现代生态学的价值观时明确强调：与现代科学培育的控制意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生态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的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的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于是，整体论的生态学就成为"我们未来科学的范式"。"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生态学的"。而后现代科学的任务就是："让我们保持现代分析工具的锐利，使其发挥适当的作用，并将使我们回到那个花园中，小心而谨慎地工作。"弗雷德里克·费雷:《宗教世界的形成与后现代科学》，载《后现代科学》，第121、123页。因此，倡导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对世界的关爱就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导思想。--\n--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以"建设性"自称，还因为它极力倡导创造性，并把这一点视为"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大卫·格里芬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我们需要实现我们的潜能，依靠我们自己去获得某些东西。更进一步说，我们需要对他人做出贡献，这种动机和接受性需要及成就需要一样，也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这一思想和罗蒂所说的"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去创造"以及福柯所强调的"人生劳作的主要兴趣是使自己成为不同于昨日的另外之人"这些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卫·伯姆借当代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温伯格的话所阐明的也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性作用。温伯格曾经说过，他越是进一步探究宇宙，宇宙看上去就越是没有意义，所以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从近来的物理学中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种发现也许能帮助我们开辟一条真正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性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人类目前追求的。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有新意和创造性的尝试。大卫·伯姆:《后现代科学和后现代世界》载《后现代科学》，第76页。应该看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某些人物发表的观点决不会完全正确，其中必有可商榷或应予以探讨和批判的观点，但是他们观点中所突显出来的建设性维度，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其中确有启发意义的论点，正如王治河所指出的，"从哲学上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扭转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我们的思维视野，激活了人们创造思维的激情。"5.5.2.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70～80年代，以摧毁、否弃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倡导多元论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派别，既由于给人们带来思想解放的新鲜空气而赢得声誉，也由于其某些偏激的观点而招致很多尖锐的批判，甚至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情况引起人们的深入研究和思考，以图找到既坚持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多元论的立场，又能避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途径。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大卫·霍伊（DavieCouzens--\n--Hoy）就是寻求这一途径的代表人物。关注"新问题的提出"，创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社会批评方法，是他的突出特点。他的重要著作《批判的循环──文学、历史和哲学解释学》一书80年代就译介到中国来，他主编的《福柯──一个批判的读本》相继发行了多种文版本，在西方产生了广泛影响，随后又有《批判理论》（1994）和《批判抵抗》这两部著作问世，从而创立了他独具特色的系谱学解释学。霍伊一直致力于研究福柯的系谱学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并把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同其他后现代主义派别相一致，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也向普遍的必然性提出挑战，断然否定可以说明事物必然发生的"先天方法"和"一般性之解释"。与传统哲学家解决的问题相比，"哲学现在敞开了更宽广的问题域"。因此，他一再强调要让人们尊重差异和多样性，"学会与偶然一起生活"。继承福柯关于"现在所发生的并不一定比过去发生的更好，更先进的"思想，霍伊批判了传统的连续进步观，把这种寄希望于未来的思想称之为"乌托邦式思维"，相反却更加关注现在。为了有效地克服人类理性的"自大自满"，霍伊断言"必须抛弃认为我们是纯理性的、独立的自我这一观念"。这种观念完全是传统思想家的虚构。事实上，我们永远是处在语境之中的。"我们是什么，这一点与其说是我们作为个体去做出决定的一个功能，倒不如说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功能。"参见:霍伊:《批评的循环》，第19～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这种看法把我们同世界溶为一体。--\n--尽管霍伊的系谱学解释学是批判的、多元的，但它并非是否定主义，更不是虚无主义。霍伊并不一概否认产生社会协同性和共性的可能性，但也并不因此就视这些价值为"永恒的和普遍的"。在他看来，协同性和共性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是与偶然的历史时刻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能是这些偶然的历史时刻的最高成就，也可以对后一阶段有所启迪。此外，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不同，霍伊并不一般地否定哲学，而且明确地将哲学看做是一种"反思方式"，甚至断言在我们前进的历史中"哲学将会继续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但与传统哲学不同，它是一种研究新问题和新任务的哲学。它不再热衷于追求惟一的永恒真理和强求达到普遍的共识，而是欢迎对话和批评，希望产生新的争论。与反对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相适应，霍伊的多元论系谱学解释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他将理解看做是一种对话，因此十分厌恶对对话中的对立面采取轻视和压制的态度。他明确指出："对话中的对立面并不只是次要的。他们的个性和境况对于任何一个肯定的结论来说都是不可少的。"苏格拉底在同自己的对立面克利克斯谈话时也表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对比使得他们的对抗变得更有意义，因为倘若两人在开始对话时是极对立的对话者能在谈话的主题上达到真正的一致，那么真理便更加可能得以确立，其结论本身将不致会被隐藏的、共有的偏见所侵害，不被为最终的理性而达成一致的参加者的主观倾向所侵害。"参见:霍伊:《批评的循环》，第19～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这才是真正辩证的视界。在他看来，"不存在惟一的、具有特权的思考事物的方法。"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方法、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可能的，都应受到尊重。说一个解释是好的，并不意味着它是惟一的，其他解释也可能是好的。--\n--针对后现代主义被说成是虚无主义和绝对否定理性的指责，霍伊从多元论的立场出发，指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它既不反对理性也不捍卫非理性。"只有虚无主义才走得这么远。"霍伊和麦卡锡：《批判理论》，第201页，英文版，1994。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倡导承认差别和不同的见解，尊重多样性和不同的解释方法，正是霍伊所阐发的后现代主义的真髓所在。不仅如此，他认为后现代思想大师福柯也这样认为，因为他在《什么是启蒙？》中确认，理性的精髓将保存在任何事件中。因此霍伊认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要理性的问题，而在于重建关于理性的元理论是否有必要。霍伊还进一步强调指出："福柯也好，伽达默尔也好，都没有一般地反对真理概念和自由概念，只不过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各式各样有待丰富的真理和自由概念在实践中是如何具体地被解释的。"霍伊和麦卡锡：《批判理论》，第270页，英文版，1994年。霍伊的论点将有助于把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引向深入，并给人以新的启示。5.6.生态后现代主义：斯普瑞特奈克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n--Spretnak,1946--）是美国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她现任美国"加州整合研究院"的教授，除在此讲授哲学和宗教课程外，还常常被邀请到其他西方国家讲学，被誉为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女学者。她与卡普拉合著的《绿色政治》（1984）一书使她一举成名，被誉为绿色运动的经典之一。此后发表的《绿色政治的精神向度》（1984）、《优雅状态》（1986）、《真实的复兴：极度现代世界中的肉体、自然和地方》（1997）这三部著作构成了斯普瑞特奈克的独特思想。她还曾参与组织、策划五次有关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讨论会，促进了绿色政治运动的发展。斯普瑞特奈克的突出贡献，是她提出和倡导生态后现代主义。她认为，"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CharleneSpretnak,StateofGrace:TheRecoveryofMeaninginthePostmodernAge,HarperSanfranciso: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1,P.12.今天的世界面临着现代性的外在危机和内在危机，如自然世界的毁灭、核威胁、理想的破灭、意义的丧失等，从而引发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所以"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其宗旨就是"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方式。"CharleneSpretnak,StateofGrace:TheRecoveryofMeaninginthePostmodernAge,HarperSanfranciso: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1,P.12.--\n--斯普瑞特奈克首先指明了现代性的问题所在。在物质主义、工业主义、客观主义、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父权制等一系列现代性中，"经济人"假定被认为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假定之一。正是基于此，自然被视为是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对其进行开发的"资源"。同时，人生的意义也被等同于与自然做斗争。这样，这种现代世界观就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可以说，"现代生活的自由是建立在丑化肉体、限制自然、分割地方（Place）基础之上的。"斯普瑞特奈克重点批判了现代技术，断言近年来的技术革新将现代价值观推进到极度的现代形态。例如电视虽然提供了娱乐，但它起着商业作用和导向作用。电视的均一化作用将人们的价值观和欲望也"均一化"、"齐一化"了，从而排除掉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观点，结果就有效地生产了"一种缺少创造性的新人"。所以她抱怨"我们中的那些被现代社会所同化的人，总是对新技术持一种非理性的非批判态度"，CharleneSpretnak,TheResurgenceofthe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而我们则一直心甘情愿地允许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成为各种新技术的实验品。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是极度现代的，而计算机的时代可以说是"最现代的"。CharleneSpretnak,TheResurgenceofthe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所以，要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化。与现代性把灵魂同肉体以及肉体同自然分离开来的看法相左，斯普瑞特奈克将"肉体"理解为灵与肉的统一，将"自然"理解为我们的"肉体"与之不能分割的物质条件，将"地方"理解为生物区──社团和个人展开的物质场所。CharleneSpretnak,TheResurgenceofthe--\n--Real,Addison-Wesley,p.124,222,4,224.针对现代性，她提出了"生态后现代主义"。这是一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在她看来，这种后现代主义"应该反对现代意识形态从肉体、自然和大地的逃离。""它将是一种有限的、生态的和精神的后现代主义。"然而，与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博德里拉等人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如对真的拒斥以及持一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科学主义－人道主义世界观）也有所不同，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应将人类与更大的范围──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是"生态的"。对生态的关注和强调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但是，与环保主义和广义的生态学也有所不同，生态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本体论，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看来，"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CharleneSpretnak,RadicalNondualityinEcofeministPhilosophy,inEcofeminism:Women,Cuture,Nature,editedbyKaren.J.Warren(IdianaUniversityPress--\n--1997)，而且所有的存在都内在地是由与他者的关系构成的。而人也被看做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团／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是处于对立之中。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这就是说，宇宙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展现过程的统一体，而每一物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生态后现代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认为人是地球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认为，"人不是世间惟一的主体"，因为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的边界。宇宙是我们的场、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由于恢复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态后现代主义就用"根据"代替了"无根据"，用在"自然中的自由"取代了"逃避自然的自由"。生态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又自称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或"重构的后现代主义"，是由于它有不同于现代性以及其他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后现代主义的突出特点。首先，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开放的，向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开放。她明确主张：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拒绝成为一种固步自封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主义"，而是要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取向"，既把其他的派别视为对话的对象，又特别注意从一些民族的传统智慧中汲取营养。在她看来，这些智慧有助于"发展推进差异、主体性和与地球共同联系的新方式"。其次，生态后现代主义带给人们的是一种解放。取代异在操纵者的，是"我们现在开始把自己理解为展开宇宙的参与者"。这种生态后现代主义试图恢复人在宇宙中的根基，"恢复生活的意义"，"使人们回到团体之中"。第三、强调要从教育着手，从根本上变革现代世界观，将生态意识如"相互依存"、"伙伴关系"、"多样性"等观念贯彻到课程之中去。同时，把"讲故事"视为"最强有力的沟通方式"，通过展示平等地对待自然、尊重植物和动物等一系列生态后现代主义的新视角，逐渐看清"现代发展模式的弊端"，CharleneSpretnak,TheResurgenceofthe--\n--Real,Addison-Wesley,p.224.体察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丰富多样性和内在生成性。第四、与西方现代思维模式和持彻底否定态度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不同，生态后现代主义强调建设性或重构性的新视角。例如，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权力游戏"（无）否定现代性的"元叙事"时，生态后现代主义提出"生态的展开"这一构想。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极端相对主义"反对现代性的"客观主义"这一真理模式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用"碎片的集合"取代现代性的"世界＝物体的集合"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以"主体的社团"来描述世界。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以"社会建构"同现代性的"现实＝确定的秩序"相抗衡时，生态后现代主义使用"处在过程中"来表述现实。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提出"被片断化的"这一概念来对抗现代性的"对自我的认识：由社会设计的"这种提法时，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动态的关系"这一说法优越于前二者。在对待自然这一问题时，现代性"视自然为对手"，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视自然为错误的客体"，而生态后现代主义则"视自然为主体"。在对待肉体问题上，现代性是"控制肉体"，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是"删除肉体"（它整个是社会建构），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相信肉体"。第五，生态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对世界观的抗议，它更是一种开放性的实践，一种探索新的认知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实践。它呼唤着人们的参与，鼓励人们迎接现实的挑战，"创造新的可能性。"CharleneSpretnak,StateofGrace:TheRecoveryofMeaninginthePostmodernAge,HarperSanfranciso:ADivisionof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91,p.10。--\n----\n--与生态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80年代以来美国的生态女权主义研究日趋繁荣，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斯普瑞特奈克十分关注并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权主义，充分肯定了它的"建设性的重大贡献"。她专门撰文《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1994），阐明了她关于生态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她把女人比做大地（自然）。正如大地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一样，女人则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所以，正确看待自然和女人之间的有形联系是一个根本问题。斯普瑞特奈克追溯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演变，指明在古代社会中，"大地和女人都很受尊敬"。后来自然和女人都遭到贬低，中世纪则将男人摆在女人、牲畜和自然界其他一切存在物之上。欧洲近代世界观的二元思维又把"阳性"与理性、精神、文化、自主性、自信和公众领域相联系，而"阴性"则与情绪、身体、自然、相关性、被动性和个人领域相联系。此种区分具有广泛影响，从而形成男性统治自然和女性的思维定式。鉴于这一情况，生态女权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见《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因此，斯普瑞特奈克特别尖锐地批判"男性主义偏见"（男性中心主义或男性统治论）和"父权主义的统治逻辑，强调女权生态主义要"大胆创新"，选择"一种尊重整体性结合观念，即相关性、转化、包容、关心和爱来代替西方父权主义主张分立、异化、对立的二元论和穷竭资源机制的世界观。"同注②。她最后得出结论说：生态女权主义是一个全球现象，它使人们关注妇女和自然在受压迫方面的关系，以使它们得到充分的理解。生态女权主义者力图改变那些加重人类压迫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它们体现在灭绝生态的活动中。这一工作包含着反抗、创造和希望。C.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见《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5.7.对后现代主义评价的新趋向--\n--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讨论和褒贬争论，对它的评价开始趋向客观、准确。美国学者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后现代理论》（1991）一书中集中论述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加塔利、博德里拉、杰姆逊、拉克劳、墨非等当代比较具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不同倾向和特点，指明后现代理论是具有敏锐历史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状况作出的理论回应，揭示了以往理论（包括现代性理论）所忽视的新现象、多元性和异质。更重要的是，与轻率地全盘肯定和盲目地一概否定的两种极端态度有较大不同，贝斯特和凯尔纳采取了深入了解和具体分析的作法，明确表明："我们的目标是去阐述和理解后现代理论，把它看做是对现代理论与现代政治的一种挑战，既包含着很有希望的新观点，同时也有值怀疑的向度。"斯蒂文·贝斯特和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1页。他们一方面明确认定，"最能生动地阐明我们时代的许多关键性的新事物和最新发展的，还得数后现代理论。"另一方面他们也尖锐地批评说后现代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大多数后现代理论是有一种简单化倾向，独断地排斥竞争性的观点，且极度的褊狭。"这种态度在原则上是中肯的。英美国学者对后现代思潮持客观态度的人仍居多数。如英国学者J.Pickering指出，后现代境况的标志"在于科学之间和文化之间的解体、多元、传统的融合和界限的跨越"。H.J.席沃尔曼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破碎的、非连续的、散播的，反之，现代主义则是肯定的、中心的、连续的和统一的。"H.J.席沃尔曼编:《后现代主义--哲学与艺术》，罗特里奇出版社，1990年第2页。R.H.麦金尼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因此，"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R.H.麦金尼:《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之解决》，载美国《今日哲学》1986年秋季号。。--\n--近年来对后现代思潮持肯定态度的英美学者中，P.M.罗斯诺可以算作一位代表人物。他不仅指明了后现代思潮反对现代主体的理由，即"首先，主体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杜撰）。其次，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设了后现代主义者不予赞成的某种人类中心论哲学。第三，主体自发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主客二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现代思潮尖锐批判了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问题、缺陷、危机和罪过，深刻揭示了它所造成的"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Rosenan,PaulineMarie,Post-modernismandtheSocialSciences.Prenceton,1992,p.46.6.А..与此同时，也有人对后现代思潮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美国学者R.萨索尔和C.巴里·查博特。萨索尔1995年在《欧陆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展望》一书中表明这一点。他说，在文学和哲学圈内，"后现代性"已经受到怀疑和嘲讽。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有人拒绝承认后现代主义的地位，即拒绝承认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C.巴里·查博特认为："第一，并不存在一种对后现代主义令人满意和广为接受的解释；第二，许多被称为后现代的东西实际上直接来源于现代主义；第三，关于其存在的大多数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简单概括而达到其最初的似真性的"。这无疑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重要观点。然而萨索尔也同意查尔斯·詹克斯的看法，即"现代主义和晚期现代主义者倾向于强调问题之技术的和经济的解决办法，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倾向于强调其创造力的语境的和文化的成分。所以，萨索尔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包括科学哲学的实践--阐明的也是一种取向、一种方法、一种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评论出现了一种超越后现代主义的新趋向。1997年11月14～16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关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就表明了这一点。会议的发起者、芝加哥大学的根德林(Gene--\n--Gendlin)1998年2月18日所提供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集中反映了西方相当一部分学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新观点和对此评论的新动向。他强调指出:"'我们继续批判现代性,但我们要超越某些后现代主义支派所主张的那种任意性。我们怀疑一切确定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值得一提'。这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会议上93位与会者……的座右铭。"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能否比后现代主义者所主张的"非中心化、不可确定性、断裂等作得更多一些"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明确断言,现在是摆脱"后现代悖论"的时候了,这一悖论是:一当我们拒斥任何确定的真理,就根本不会有其他真理存在。其实,在实践中,我们所作的都比这要好。"关于'真理'和'客观性'的一般陈述一直是含混的。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真理和客观性。""我们不要单纯的多元论,而可以创造出'多重真理的复合'"。因此,在他看来，"现在超越后现代主义的道路已经打开"。这种看法对于我们全面评价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是颇有启发意义的。本书重要哲学术语英汉对照本书重要哲学术语英汉对照aprioriaposterioridistinction先验-后验的区分abstractideas抽象理念abstractobjects抽象客体adhominemargument谬误论证alienation/estrangement异化，疏离altruism利他主义--\n--analysis分析analyticsyntheticdistinction分析-综合的区分aporia困惑argumentfromdesign来自设计的论证artificialintelligence(AI)人工智能associationofideas理念的联想autonomy自律axioms公理CategoricalImperative绝对命令categories范畴Categorymistake范畴错误causaltheoryofreference指称的因果论causation因果关系certainty确定性chaostheory混沌理论class总纲、类clearnessanddistinctness清楚与明晰--\n--cogitoergosum我思故我在concept概念consciousness意识consent同意consequentialism效果论conservative保守的consistency一致性，相容性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contentsofconsciousness意识的内容contingentnecessarydistinction偶然-必然的区分continuum连续体continuumhypothesis连续性假说contradiction矛盾（律）conventionalism约定论counterfactualconditional反事实的条件句criterion准则，标准critique批判，批评--\n--Dasein此在，定在deconstruction解构主义defeasible可以废除的definitedescription限定摹状词deontology义务论dialectic辩证法didactic说教的dualism二元论egoism自我主义、利己主义eliminativematerialism消除性的唯物主义empiricism经验主义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思想）entailment蕴含essence本质ethicalintuition伦理直观ethicalnaturalism伦理的自然主义eudaimonia幸福主义--\n--event事件、事变evolutionaryepistemology进化认识论expertsystem专门体系explanation解释fallibilism谬误论familyresemblance家族相似fictionalentities虚构的实体firstphilosophy第一哲学formoflife生活形式formal形式的foundationalism基础主义freewillanddeterminism自由意志和决定论function函项（功能）functionexplanation功能解释good善happiness幸福hedonism享乐主义--\n--hermeneutics解释学（诠释学，释义学）historicism历史论（历史主义）holism整体论iconographic绘画idealism理念论ideas理念identity同一性illocutionaryact以言行事的行为imagination想象力immatericalsubstance非物质实体immutable不变的、永恒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个体主义）induction归纳inference推断infiniteregress无限回归intensionality内涵性intentionality意向性--\n--irreducible不可还原的LeibnizsLaw莱布尼茨法则logicalatomism逻辑原子主义logicalpositivism逻辑实证主义logomachy玩弄词藻的争论materialbiconditional物质的双向制约materialism唯物论（唯物主义）maxim箴言，格言method方法methodologica方法论的model样式modern现代的modusponensandmodustollens肯定前件和否定后件naturalselection自然选择necessary必然的neutralmonism中立一无论--\n--nominalism唯名论nonEuclideangeometry非欧几里德几何nonmonotoniclogics非单一逻辑OckhamRazor奥卡姆剃刀omnipotenceandomniscience全能和全知ontology本体论（存有学）operator算符(或算子)paradox悖论perception知觉phenomenology现象学picturetheoryofmeaning意义的图像说pluralism多元论polis城邦possibleworld可能世界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prescriptivestatement规定性陈述presupposition预设--\n--primaryandsecondaryqualities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principleofnoncontradiction不矛盾律proposition命题quantifier量词quantummechanics量子力学rationalnumbers有理数realnumber实数realism实在论reason理性，理智recursivefunction循环函数reflectiveequilibrium反思的均衡relativity(theoryof)相对（论）rights权利rigiddesignator严格的指称词Rorschachtest相对性（相对论）rule规则--\n--rule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规则Russellsparadox罗素悖论sanctions制发scope范围，限界semantics语义学sensedata感觉材料，感觉资料set集solipsism唯我论socialcontract社会契约subjectiveobjectivedistinction主客区分sublation扬弃substance实体，本体suigeneris特殊的，独特性supervenience偶然性syllogism三段论thingsinthemselves物自体thought思想--\n--thoughtexperiment思想实验threevaluedlogic三值逻辑transcendental先验的truth真理truthfunction真值函项understanding理解universals共相，一般，普遍verficationprinciple证实原则versimilitude逼真性viciousregress恶性回归ViennaCircle维也纳学派virtue美德（李先桃、曾林、方英群译）后记后记1991年春天，韩民青(山东社会科学院)应邀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在伦敦拜访巴宁(NicholasBunnin)博士时，由韩民青提议，双方商定由中英两国学者共同撰写一部介绍当代英国哲学的书，书名定为《今日英国哲学》(现改为《当代英美哲学概论》)。回国后，--\n--韩民青对该书进行了总体设计，把提纲寄给巴宁博士，经双方多次修订而确定。该书起初是计划出中文版，后来巴宁博士提议在英国再出版英文版（英文版定名为《哲学引论》，由于中国学者未能及时提供文章，英文版只编入了英美学者的文章）。英文版先期出版，中文版现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了中国学者的文章。该书的翻译工作及中文版的全书定稿、编辑工作，由燕宏远(湖南师范大学)主持。该书的组织编写与出版工作，得到了英国学术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谢寿光、范广伟、沈恒炎先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的大力支持。著名哲学家汝信、涂纪亮等先生，对本书的编写与出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在此，也向巴宁博士等英美学者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翻译、撰写和编辑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