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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哲学思考【摘要】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诗人之上。自然境界,是陶渊明的精神特质和核心,它既代表着陶渊明的哲学思想,也体现了他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审美价值取向。他的思想中既有道家成分，又有儒家成分，还有他本人从生活中体会出的道理。陶渊明的诗，不论是哲理性，或者是抒情描写之作，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许多诗都可以看做以为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他既谙熟老庄、孔子，又不限于重复老庄、孔子的思想；他既未违背魏晋时期思想界的主流，又不随波逐流；他来自有个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这就是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的地方。【关键词】陶渊明哲学思想自然生死态度人生抉择陶渊明（369——427），名潜，字渊明、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死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世称陶靖节或陶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他的曾祖陶侃，曾有过煊赫的功名，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他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曾经做过太守；他的母亲是当时名士孟嘉的女儿。他出生的时候，家境每况愈下，甚至到了“箪瓢屡空”的贫困地步。虽然生活艰难，但他并不以为意，平生耽好儒家六经，又深受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始终崇尚自然、淡泊名利。出身名流却并非世族，祖上荣耀却家道衰落，加之身处东晋十六国的动乱时期，对他的人生道路、处事方式等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自然”之道陶渊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保持自然，也就是人如何才能不被异化。“自然”二字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这种“自然”不同于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认为一切的人为不过是自扰，结果只能自受其害，只有“顺物自然”（《应帝王》），任其自然，天下才得以治，人生才得以安。陶渊明深受老庄这种无为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诗文中，用“自然”一共四次：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感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影神序》）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n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是来自老庄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株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陶渊明说自己的“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矫”字语出《庄子·天下》：“以绳墨自矫”，郭象注：“矫，厉也。”成疏：“用仁义以绳墨，以勉励其志行也。”陶渊明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圣魔，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状态。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应该这样理解。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陶渊明的诗文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只有具体的山水、飞鸟、树木等自然景物。因此不能把“返自然”直接理解为返回大自然，但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到“自然”，从而也就得到了自由。再次，陶渊明以“自然”为美。这从他以赞赏的态度转述其外祖父孟嘉的话“渐近自然”可以看出。为什么“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呢？因为渐近自然。陶渊明转述的孟嘉的这句话拈出“自然”二字，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然”是美的极致的意思。他既以“自然”为美，他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当然也是这样的，他要的是自然的人生，自然的文学，也就是美的人生，美的文学。最后，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闷，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苦于人生之短暂，“影”苦于修名之难立，“神”认为他们的苦恼都源于不明“自然”之义，因而表现为“惜生”。如能辨明自然之义，就没有这些痛苦了。陶渊明的诗文中用到“自然”这个词虽然只有四处，但表现自然之义的地方不止四处。如“万理自森著”（《形影神·神释》），“贞刚自有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四时自成岁”（《桃花源诗》）。这些诗句都是强调事物自身的质性，不依赖外力的自然而然的规律。二、生死态度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也很通达，如孙康宜所言：“实际上，很少有作家能象陶潜那样带着一份自觉意识和达观来关注现实和死亡。”《饮酒诗》十九中，诗人写到：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於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在生死问题上，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颇深。悦生而不恶死，主张及时地享受现世的欢乐，平静地对待死亡。陶渊明对当时普遍信奉的神仙、长生观念并不相信，如《连雨独饮》云：“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明显提出了质疑与否定。他也不相信生死轮回的封建观念，认为人死后是没有感觉、认识的。《饮酒诗》十九中，诗人写到：“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尘。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n从中可见，陶渊明对死的看法比较从容、平静、超然，没有对死的恐惧。而另一方面，陶渊明也不恶生厌世，而是追求任性适意的生活，因而在生死的问题上并不极端，而是采取理性的态度。陶渊明的生死观的确立，意味着长期困扰、折磨魏晋士人的生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证，标志着魏晋士人在生死观上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陶渊明之所以对生死的问题特别关注，除了汉魏时代战争频繁，人口减员严重的历史背景外，与其自身的经历也很有关系。陶渊明自幼多病，中年之后长期受店疾的折磨，几度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且他的父母、堂弟，程氏妹都英年早逝，这一切促使陶渊明对生死问题特别敏感。即使生死这样的人生大事，陶渊明也是以饮酒诗的形式来扦发议论的，陶渊明以饮酒来象征人世的幸福与快乐，以不能以酒来表达离世的痛苦与遗憾，很少有诗人用如此轻松、调侃的语气来讨论生死的。在另外一组与酒相关的组诗《拟挽歌辞》三首中，陶渊明更以戏剧化的手法，托身为死后的自己，对人的生死问题进行了综合的思考。从死者自身的立场来想像离开人世之后的诸般情形，这在中国诗史上尚未有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该组诗首篇“乍死而检，次篇奠而出娱，三篇送而葬之，次第秩然”。之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三首《拟挽歌辞》在酒的主题引导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陶渊明笔下的死者，发出一声叹息“在昔无酒饮”，回顾一生，遗憾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没有尽情饮酒，可见此人对世俗名利的淡漠。在这里，“酒”这一意象具有象征意义，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象征人自然性情或本能欲望之舒展与张扬。稀康、阮籍们纵酒佯狂，舒张个性，玄学末流亦酒色无度，均与酒关联。其二云：在昔无酒饮，今但堪空鯀。春發生浮议，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優。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褎，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诗以生前无酒可饮，同死后欲饮而不能两相对比，幽默自嘲中传达出人生的无奈、尴尬。其三道：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碟晓。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托体同山阿”是挽歌三首之结穴，陶渊明将生命看作是自然的过程，死后回归的山阿是大自然的象征，无怨无悔，无惧无恨。陶渊明轻松化解了人的生死难题，没有通常挽歌诗的那种幽冥、恐怖气氛，而是在幽默诙谐的语言中富含哲理。三、仕隐之间的最终抉择受社会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门第观念和追求入仕的想法紧密相联，并且还把这入仕的期望寄于后代，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在六朝时代，门第观念和个人建功立业这两点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渊明早年受过儒家思想影响，这一点在他的诗文当中屡屡有所体现。我们研读陶诗，会发现多处流露出功业思想和入仕之心，即使是晚年的作品也是如此。《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陶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羡慕。《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道：“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见陶渊明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n这句话活现了陶渊明的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陶渊明的入仕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停云》一诗最后一章写到：“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他回忆起少时的自己，正如这翩翩飞鸟一般，期盼着知音赏识，在进取中求索。陶渊明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即使在隐居之后，陶渊明仍然面对着种种主客观的诱惑，陶渊明有过建功立业的雄心，但是，残酷的现实让陶渊明是意识到他的理想绝无实现的可能，经过长期的思想矛盾斗争之后，陶渊明否定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与仕途彻底断绝，去追寻理想的生活。如李剑锋所言：陶渊明否定了阶级社会，阶级社会中所肯定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他重新审视和估价的对象，其中最核心的乃是对功名观念的怀疑，虽然，陶渊明难以放弃建功立业的传统价值观，到40岁尚欲“脂我名车”（《荣木》），去干一番事业，但他终于看清天下无道，时不可为，从人生的终极出发，怀疑并否定了功名。这种怀疑主要是出于自我内心的需求，是自我觉醒后的主动选择。陶渊明的怀疑、否定精神还突出表现在不盲从古圣先贤的言论上，孔子虽然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话，但孔子是轻视劳动的，《论语·子路》中就有樊迟请教种庄稼，种菜而被孔子机讽为“小人”的记载，陶渊明并没有盲从孔子，不仅亲自参加劳动，而且将劳动与饮酒一样作为追求生活之美，享受审美生活的一项内容。其《庚戌岁九月于中西田获早稻》是陶渊明饮酒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包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盘灌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体力劳动的辛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种在田野里自由自在的劳动，与农民真诚交往的生活，却很合陶渊明的性情。在陶渊明看来比官场的虚伪应酬更符合他的本性。陶渊明的哲学思考虽然吸收了先哲的思想，但主要是从其本人的生活实践中来的，是他本人生活体验的升华，因而较少纯思辨的色彩。陶渊明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他的哲学不是停留在头脑或者纸面上的，而是诉诸实践，身体力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个人生展示他的哲学。在中国的诗歌史上，陶渊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诗人。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更迭不断，社会上层争夺杀伐，政治斗争异常激烈，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而陶渊明在慷慨激昂的一番挣扎之后，最终选择了逃离，将精神的家园安在了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但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然极为坦荡面对，并没有寄托禅宗、佛学的那种所谓彻悟大悟，这当归因于他对日常生活、对田园、对躬耕劳作保持着的那份盎然兴致，唯有在劳动之中，他才能如此踏实而从容地将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安放于茅屋草舍之间，才能发出“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的唱叹。参考书目：《陶渊明研究》，袁行霈，北京大学出版社《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曹明纲，上海古籍出版社\n《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中华书局《陶渊明论略》，李文初，广东人民出版社《陶渊明诗文选注》，唐满先，上海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