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农学到实验农学 10页

从经验农学到实验农学摘要：19世纪90年代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共振掀起了近代改革的大潮――。其中，百日维新的诸多措施涉及到农业改良，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农业改革措施得到了贯彻执行，大大促进了西方农学的传播，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键词：;农业;改良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17-03第10页共10页\n从经验农学到实验农学摘要：19世纪90年代之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共振掀起了近代改革的大潮――。其中，百日维新的诸多措施涉及到农业改良，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农业改革措施得到了贯彻执行，大大促进了西方农学的传播，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键词：;农业;改良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7-0017-03第10页共10页\n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支柱产业和国家收入的主要命脉，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农业视为国之根本，长期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民以食为天。”农业在老百姓心中地位崇高而神圣，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了尚农思想，炎帝“教民稼墙”，被尊称为“神农氏”，受到朝野祭奠。所以我国古代农业曾有辉煌的过去，生产技术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并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农业技术的改进。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农业中的运用带来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把中国传统农业远远地抛在了后边。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大清要员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图中国自强之策时，无论是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西方：“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怎样才能发展中国农业呢？这时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引起了清朝有识之士的关注。特别是到19世纪90年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批知识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走上历史舞台，引领中国近代化思潮，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其改革的主旨是大力宣扬“君主立宪”“工商立国”思想，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此史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不过以往史学界对的研究有一种现象，重政治轻经济，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重工商轻农业，农业思想的研究相对薄弱。其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呼吁君主立宪、工商立国的时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对农业问题的重视和思考，他们反对“重农抑商”，其实是在提倡“重农重商”和“商农并重”。更为可贵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农思想也能与时俱进，在欧风美雨的侵染下，他们也认识到了对传统农业思想、制度、传统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农业思想和政策，即使在失败后，其农业的改革措施也得到了持续的贯彻，大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发展。一、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思想产生的原因第10页共10页\n对中国传统农业缺陷的认识和反思是进行农业改良的根本原因。我国古代农业长期走在世界农业的前列，成为周围边国的学习榜样。可进入近代以后，与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相比较，凸显中国农业日益没落，传统农业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对此晚清有志之士尤其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认识到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阶层排序形成了“学者不农，农者不学”[3]的观念，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农业生产严重脱离。农业生产技术靠的是父子相继，经验传承，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中国的农民仍“同千百年一样”，用简陋落后的工具进行劳动[4];种植的农作物也仅仅“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5];整个农业的耕作制度“沿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4]。这就造成传统经验农业在西方以自然实验为基础的近代农业面前节节败退的局面，特别是甲午一战，“天朝上国”竟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的不可思议性，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原因何在？出路何在？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反思意见很快统一起来，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农、工、商各业发达是西方强盛之基[6]，“然商业之盛，本于工;工事之盛，本于农。”[1]故“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2]。传统的农本思想在新的形势下得到继承发展，有志之士纷纷提出发展农业的新举措。其中，对西学比较了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陈炽、严复等人明确提出了中国必须走科技兴农之路。陈炽指出，西方各国“农事有书，植物有学，近更化分土质，审别精粗，故能百产昌蕃亩收十倍”[7]。所以严复也说，中国“农桑制造，舍化学格致之日进，新理之日出，则断断乎莫能为也”[8]。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将科学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才能使农业兴旺发达。第10页共10页\n在对传统“农本”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是维新派对农业进行改良的思想条件。中国封建政府传统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这看起来是对农业有利，其实不然。王韬就揭露封建政府官员借农本之名，行掠农之实，因为他们“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为农之虎狼而已。”根本不知道“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9]。这样的重农实际是重收取赋税，乃是杀鸡取卵之行为。维新派在批判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立国的同时，科学理性地认识到了农工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赋予“农本”新的内涵：“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商之体用在工，则工艺盛则万货殷阗，而转运流通可以周行四海也。”所以，“民以食为天”，无论工商多么发达，对于人类农业始终是本，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农业的基础地位更是不言而喻了。鸦片战争后西方科技的传入使地主阶级经世派、洋务派尤其是早期维新派，都对西方科技兴农的战略进行了思考，并强烈呼吁清政府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对农业进行改良。时至19世纪90年代，甲午一役的战败，国人的觉醒使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改革的主张发生了共振，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拉开了大幕。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农业方面的改革措施却由于人们的共识而得到继续贯彻执行，从而使中国传统农业开始近代化的转型。二、戊戌时期农业改良措施第10页共10页\n1898年6月18日，清政府在维新派的呼吁下，光绪皇帝下诏变法，百日维新开始了。是一次较为全面的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改良农业是这次变法的内容之一。在百日维新期间，农业改革的诏书措施主要有：第一，光绪下诏告示天下，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我国的农业，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号召向西方学习，采用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改良我国农业;第二，建立农业行政机构，专督农业生产，“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直省即由各该督抚设立分局”;第三，引进西方农学，发展农学教育，“设立农务学堂”，编印“外洋农学诸书”;第四，民间要“广开农会”，以利推广农业技术[10]。令人欣慰的是上述措施并未因戊戌政变而中断，而是在地方督抚大员的支持下深化执行。特别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执行最为得力，他们主张，要想富农，首在修农政和兴农学，多次上书建议各省设立农务局，京师设立农务大学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农业措施，把光绪的改革诏令具体细化实施。其一是劝农学，政府派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农业技术。学成归国者奖以官职，在各省农务局办事。其二是劝官绅，要每县设立一个劝农局，负责种植谷、果、桑、棉、林木、畜牧等事。其三是导乡愚，购置先进农具进而仿制，择地设实验场，讲究肥料，科学种田。其四是与民休息，减征缓赋，扩大种植，开垦荒地。所以，戊戌时期的农业改良得力于中央有政策，地方有贯彻，措施具体，效果显著，这就大大推动了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转型。三、戊戌时期农业生产的变化第10页共10页\n上述百日维新期间的农业改良措施，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贯彻执行，使我国传统农业，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农业生产工具出现了由手工农具向机械半机械的农具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非常缓慢，长期处于“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手工劳动阶段，“牛、马牲畜”成为农民的最主要帮手。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先进的技术的传入，中国的有志之士发出师夷长技的呼吁，在物质技术的层面中西开始了接触。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开展，政府的主导作用大大促进了西方先进机器的输入。受此影响，农业生产也开始运用近代机械，1880年，天津客民第一次采用机器开荒，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戊戌思潮的兴起，中国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农业方面应用先进机械也逐渐多了起来。1897年，浙江、福建的一些地方开始用机器制茶，浙江镇海采用抽水机进行灌溉。1898年，湖南、福建部分地区也采用机器灌溉。自此以后，西方先进农具的引进渐渐成为常态，到1908年清末新政时期，西方先进的农具传到中国的有洋犁、马耙、玉蜀黍播种器、抽水机、刈麦器、刈草器、脱粒器、缫丝机、制茶机、渔轮等。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向机械化半机械化方面发展，尽管此过程是如此缓慢，但毕竟迈开了第一步。第10页共10页\n第二，农学教育出现了由父子面授的经验农学向近代农业学堂设立下的实验农学转变的趋势。几千年来，我国农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生产，外部靠天的自然，内部靠父子相随的自然。农业生产教育靠的是祖辈积累经验的传承，“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一旦学者为优，又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进士”局面，造成从事农业的皆为“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11]。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志之士在探索富国强兵的路途中，逐渐认识到我国传统农学教育的缺陷，从而开始了农学教育近代化的步伐。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在三、四年级的功课中开设农业课程，教授学生花草学、禽兽学;1896年，清政府接连创办三所农业学堂――江宁储才学堂、高安蚕桑学堂、遵化“农算学堂”;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创办蚕学馆，聘请留法学蚕的江生金为总教习，开设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土壤论、害虫论、桑树栽培论及各种农作物实验等19门课程，1900年获得毕业文凭的有19人，学生毕业后到各省教书并推广养蚕栽桑新法。杭州蚕学馆作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办学比较规范而且影响深远的农业学校，被称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杭州蚕学馆之后，陆续又有一批农桑学堂、农艺学堂的设立。1898年4月，张之洞在湖北设立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10月，张之洞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增设植物学学堂，实际就是开设植物栽培学，目的是培养农业生产人才。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皇帝“拟在江宁先设农务学堂一所”。19世纪（下转88页）（上接18页）末，各地官绅请办的农务学堂还有：江苏农务学堂、苏州农务学堂、宝山县农务学堂、淮安蚕桑公院、阜阳农务学堂、南昌农务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创办，加速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也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农业人才。在此形势下，我国农业出现了三个新变化：农业实验机构的出现、农会的建立、农报的发行。1898年上海成立育蚕试验场，1899年江苏淮安成立饲蚕试验场，这些试验场运用新法进行养蚕、育种、防病的各种试验。清末新政之际，1903年，清政府相继在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福建福州、辽宁沈阳等地设立农事试验场，1906年北平成立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试验场的任务就是对“各直省解到物品，以及外洋各国选购种子”进行实验，涉及到谷麦、蚕桑、蔬菜、果品等诸多农事。为了推广近代农业技术，晚清民间自行组织了有关机构――农会。1897年上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务农会”，主要从事“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的工作，随后各地农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到1907年全国各地的农会组织有29个，说明近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已达到一定的程度。特别是1897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宣传农业技术的报纸――《农学报》创刊了，《农学报》办刊十年，翻译171种西方近代农业技术著作，翻译775篇西方近代农业文章，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农业原理、作物各论、土壤、肥料、气象、农具、水利、蚕桑、畜牧、家禽、林业、园艺、植保、兽医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对西方农学在我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第10页共10页\n第三，农业经营上出现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趋势。二千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己种自己吃，过着“鸡犬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生活。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到清末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公司建立了，根据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而且是合股经营，不单挑独斗。1897年，浙江镇海自来水灌田公司、江苏淮扬种树公司、福州制茶公司先后成立，到20世纪初，全国成立的各种农业生产公司有90多个，经营涉及种植、蚕桑、渔业、茶叶、畜牧、烟草等类型。这些公司经营专业化、市场化，与传统农业的经营方式完全不同。综上所述，19世纪90年代的民族危机和的改革措施，推动着中国有志之士对农业问题的思考。尽管资产阶级维新派关注的焦点不是农业，但百日维新的政策却有许多农业改良的内容，这对开通社会风气，传播西方农业技术，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参考文献：[1]中国史学会.（三）[M].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301.[2]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48.[3]梁启超.农学报[J].上海：农学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上.[4]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94.[5]苑书义.张之洞全集（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436.[6]中国史学会.（一）[M].北京：神州国光社出版，1953：40.[7]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67.[8]严复.原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858.第10页共10页\n[9]王韬.韬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0页共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