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史学大家 55页

史学大家1．吴于廑吴于廑(1913—1993)，江苏宝应人，1935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在世界史研究有多方面建树，按学术类别有通史编纂、世界史资料汇编、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综合比较、西方史学研究及史学名着编译、中西文化比较等等。简介　　吴于廑（1913-1993）原名吴保安，安徽休宁人，1913年出生于江苏宝应，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奖学金才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经朋友介绍，见到了时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陈序经教授。陈先生与他只谈了一个小时的话，就发现他才思敏捷，卓尔不群，当即决定他免试入学，作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40年8月，停顿了数年之久的清华庚款公费留美考试又重新举行，共招取16名（外加林森奖学金1名），每个学科1名，其中绝大多数为理工科，而文科只有2名，吴于廑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此时，吴于廑先生已初步成长为一位学识渊博、融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同窗好友、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杨联升，曾以一首归国诗相赠：“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辈贤豪虽不少，如君才调恐无伦。”　　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大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　　50年代，吴于廑致力于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　　60年代，又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世界通史教材，正式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　　70年代起，吴老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探索我国世界史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相继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等一系列论文，以及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所撰写的概观性条目“世界历史”，与齐世荣先生合著《世界史》等。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是作者生前特别喜欢的一本小书。]培养人才　　吴于廑先生讲究师德，也十分尊敬自己的老师，更善于从老师的谈话中吸取治学的营养。吴师生前多次与弟子谈及自己被南开大学经济所免试录取为研究生的经历。先生所撰《自传》中对此有更详实的记载：“1938年\n冬，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期一段流离失所的生活之后，我到达了昆明。当时昆明已经设立了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先生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兼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陈先生同我谈话约一小时，问了我好些问题，其中有的涉及东西方对知识的看法。谈话将要结束了，他说：‘南开经济研究所正在恢复，计划招收几名研究生，你来吧，不用考试了。’……在他同我仅仅作了一次谈话就决定收我作研究生，这对我确实是喜出望外。”其实，这种不拘一格的录取方法，正反映了这位具有很高办学才能的学者之慧眼所在。　　吴于廑先生对自己弟子的培养既宽容又严格。通过西方史学的讲授，他使学生看到长期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史学科确实需要开拓和发展，尤其是摆脱西欧中心论和堆砌国别史的不良影响，有许多研究课题等待人们去探索，使后学之人看到自己拥有的学术活动空间和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他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肯定西方近现代史专业已取得的的积极成果，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专门研究上的多方面积累，已经为世界历史的比较、综合研究准备了可以认真着手的条件。他要求学生认真研读西方史学名着，密切关注西方史学的新成果，在厘清学术前史的情况下搜集资料、策划选题，明确论文写作可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防止枝蔓旁生，大而无当，使学生感受到哪怕在一个具体问题的论述中要取得成绩，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他充分肯定兰克开办讨论班(“习明那尔”)的培养方法，在研究生论文的具体选题方面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作者本人意愿，不以导师的研究兴趣作取舍。凭借宽容的学术氛围和导师渊博治史的播化，其论文水准不仅获得外来专家的一致好评，而且拓宽了所在研究集体的学术层面。　　弟子们的学术视野为之大开，学术思路也变得活跃起来。西方史学过去经历了哪些流变，形成了哪些史学传统，有哪些史学遗产值得借鉴？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学子的脑海里和彼此的讨论中。带着这些问题再去阅读西方学者的史着，对历史的观察就比以往深入和全面得多。事实表明，兼治史学史不仅促进了研究生论文的写作，而且作为一种基础学习，也为他们以后的治学研究提供了后劲。由于接触了风格各异、流彩纷呈的历史题材、史学思想、编纂方法、写作技巧，也有利于学子博采众长，逐步形成自己的治学特点。　　吴师博士生弟子在论文基础上所出专着有：李平哗《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博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版；姚凯《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陈勇《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职业成就　　吴于廑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合作主持了两批中国性世界史大学教材的编纂(4卷本《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6卷本《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n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4年版)，开创15、16世纪世界历史研究(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共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990年版，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主要论着集结于《吴于廑学术论着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中国史学界，其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中国兴起”。　　所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卷前专文《世界历史》、《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欧亚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是对整体世界史观的系统阐述以及运用新史观对人类历史的宏观勾勒。　　诚如齐世荣先生所言，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对世界史体系的深入探讨，以吴于廑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书中剪辑　　第一章　荷马时代的前后：　　一　克里特和迈锡尼　　荷马是相传生于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盲诗人。他提炼古代希腊的民间创作，留给后世两部伟大的史诗：一部是《伊里亚特》，主题是相传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末希腊人攻打特洛城的战争；另一部是《奥德赛》，歌咏特洛战后一个希腊英雄浮海还乡的故事。两部史诗不仅反映荷马所亲历的社会，而且也反映远在荷马以前的社会。历史家把这两部史诗形成的时代称为“荷马时代”。这个时代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到公元前9世纪止，共约四个世纪。　　19世纪末叶以前，写希腊史的人只能上溯到荷马时代。荷马史诗所歌唱的英雄，虽是一些生活在氏族时代的粗犷豪迈的人物，但他们的宫室城寨，御用宴饮，却暗示着一个和氏族生活很不相称的比较高度的物质文化。对于研究希腊史的人，这一物质文化的渊源何在，常常是一个不可解的疑问。直到19世纪的后叶，由于考古家在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的发掘，才为这个问题提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1900年，英国学者伊文思在克里特岛进行考古发掘。他的发掘结果证明远在公元前二千纪，岛上已经有了很高的文化。伊文思把克里特文化大体划分为三大期：据晚近研究，第一期约当公元前2600年到前2000年。这个时期金石并用，岛上居民还过着氏族部落生活。第二期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600年。这时青铜器流行，出现彩陶和精致无伦的卵壳陶。岛上有了城市。岛北的克诺萨斯和岛南的斐斯特斯都已兴建了王宫，可见在这时出现了国家。约当公元前17和前18世纪末期，克诺萨斯的王宫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破坏。但过了不久，故宫的废墟上又兴起了新宫。从公元前1600年到前1125年，是克里特文化全盛的第三期。近年对克里特文字的译读，证明当时已经使用奴隶生产，操希腊语的人已经进入克里特岛。这一时期克诺萨斯宫的规模、结构和装饰以及其中所保存的各种精美物品，集中表现当时经济和文化的高涨。　　在克里特考古学上，克诺萨斯新宫被称为第二宫。现在让我们根据第二宫遗址的情形，假想它的完好一如当日，而我们自己则是因风吹去的游人，到宫里去观光其中的一切。\n　　我们假定在一个晴和的季节到达克诺萨斯宫，年代可以是公元前16至前15世纪中的任何一年。整个王宫依山而建，从宫门远眺，可以看到山野间一片油碧的橄榄林。进了宫门，有一条用石板铺成的甬道，甬道的尽头，是一片很开阔的庭院。四周宫室围抱，层次相连，有数不清的门户和数不清的阶梯。在希腊传说里，有一个关于南海米诺斯王“迷宫”的故事。克诺萨斯的第二宫正是这样一所使人扑朔迷离的宫殿。全宫最富丽的地方是王后的居室。室内列柱作圆形，下细上粗。地面上铺着平整的石板，四壁有夺目的彩画。一幅画着流动的海涛，波上有掠水的飞鱼。另一幅是茂密的树林，林间有彩禽穿度。还有洋溢着人间行乐气氛的舞蹈图，图中的少女头戴花冠，束腰垂发，飘逸的长裙衬托出舞姿的摇曳。克里特文化的世俗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色彩，赋予这些壁画以一种很生动的风格。　　我们在假想的观光中迤逦走出北宫门，宫外的剧场上正在表演斗牛戏。剧场的面积不大，场边有用白石砌成的座台。座上的人物看来都是宫廷显贵，盛服的妇女也参杂在其中。男子穿着紧身的腰衣，脚上踏着花鞋，两臂套着金镯。妇女们袒臂露胸，腰下洒开阔幅的长裙。当这些高贵的仕女笑语欢腾的时候，场上的斗牛者却正在面临奔腾而至的野牛，在间不容发的一刹那，擒住牛角，翻上牛背，打一个斤斗，又从牛的尾部跳下来。斗牛的人大概是地中海上奴隶制国家最早的角斗士，他们多半是由臣服国家进贡来的少男和少女。据希腊的一个传说，每隔九年，雅典人就满城涕泪，用挂上黑帆的船，把七对童男女献给南海的米诺斯王，去饲养他的牛精。这个传说隐约告诉我们，克里特的斗牛者是以国家威力勒索而来的奴隶。　　克诺萨斯第二宫生活的豪华，和当时物质生产水平是分不开的。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到陶器作坊，里面分为精工和粗工：粗工制造各色大陶缸，有的比人体高过一个头，量一下它的腰围，两个人合抱还拢不了手。在王室仓库里就成排放着这种大陶缸。我们估计这是用来存储油酒的，因为克里特这时已经有了榨油的工具，出现了爱琴海区最早的橄榄油业。精工的部分制造小型陶器，最典型的是一种阔口无颈的短瓶，黑釉为底，用圆浑的线条盘成各种彩色的植物图案；也有一些陶瓶是素底黑花，画着珊瑚、章鱼等海中生物。我们也能看到精美的雕刻品，有的是用埃及运来的象牙雕成体态轻盈、双手缠蛇的女像；有的是用石料凿成长瓶，在瓶外雕花，围着瓶身展开农夫欢庆丰收的画面。金工的手艺也精巧无比，最出色的作品是那些运到海外的宝剑和金杯。从各方面看，公元前16世纪的克里特，己在生产技术上攀登爱琴文化的高峰。　　克里特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的文化。从王宫的高处，可以隐约看到克诺萨斯城北的港口。港边舟舣如织，和爱琴诸岛、希腊、埃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着繁忙的交易。米诺斯王在这时拥有强大的海军，他和埃及的法老一样，垄断海上的贸易。他的巨大的财富，不仅是取自奴隶和人民的血汗，而且也取自商业掠夺。残酷的剥削是他的宫廷生活优美奢逸的来源。\n　　我们在想象中观光的克诺萨斯第二宫，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遭到了浩劫。当伊文思发现它的遗址的时候，到处都可看到被焚毁的痕迹。宫里的金银宝器，被掠一空。许多线形字的泥版文书，被烧成像石头一样的硬片。遗址里还发现未完工的石瓶，大概是因为祸变发生得太突然，在仓皇中惊走的雕工，再也没有回来完成他那未完成的杰作。自从克诺萨斯宫遭遇这次毁坏以后，它所代表的文明也走上衰灭的道路。克里特岛上从此失去往昔的繁荣。后来横海而来的多利安人，又对已经残败的克里特作了野蛮的破坏。于是繁华荡尽，荷马史诗中所歌咏的：　　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　　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居民稠密，　　有数不清的数量，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不过是一个已经消逝了的时代长久留在人间的回响。　　但是深受克里特文化影响的希腊南部迈锡尼文化，却一直保持到荷马时代的开始。关于这一点，19世纪后叶以前的学术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到了19世纪的70和80年代，德国的考古学家谢里曼先后发掘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城和泰林斯城，这才为希腊的古史扩大了视野。迈锡尼的巨石城堡，自古以来就吸引着游历家的注意。但是人们把它看为鬼斧神工，只有像传说中的独眼巨人，才能完成那样的奇迹。1876年，谢里曼在它的附近发掘了石墓和规模巨大的陵寝，其中埋藏着无数的金银宝器。仅仅是列举两座墓中的发现，已经使谢里曼记满了一百多页。有了这么多的文物做印证，迈锡尼文化在希腊史上的地位，才开始受到历史家的重视。2．雷海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终身致力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教学事业和研究工作，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自成体系着称。雷海宗自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62年去世。中文名：雷海宗国籍：中国出生地：河北省永清县出生日期：1902逝世日期：1962职业：历史学家代表作品：《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字：伯伦个人履历1.代表作2.基本观点　　中国历史学家，字伯伦，河北省永清县人。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公费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学研究所深造。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国。曾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断恶化，5年后病逝，终年60岁。代表作\n　　雷海宗毕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执教过程中，讲授中国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外国史学史、外国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种课程。编着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30年代前期)、《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解放后教育部审定)等。另有《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南开大学学报》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史学论文多篇。基本观点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史学不是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要以哲学的眼光，对历史作深刻透彻的了解。他曾受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各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每个文化虽各有特点，但经过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趋于毁灭。解放后，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早年观点观点来源　　1949年前，雷海宗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基本上属于文化形态史观，这一史观是由西方著名学者施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所倡导并风靡一时的，在这两人当中，雷海宗可能更倾向于施宾格勒，这大概是由于：(1)、施宾格勒成书较早，雷海宗最先看到并为之倾倒的是施宾格勒的着作《西方的没落》，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问世较晚，且系多卷本，待最后完成时雷海宗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2)、汤因比的着作部头更大，分卷多，将人类各文明分成二十多种，雷海宗觉得太繁琐了一些。清华讲学　　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西方史学名着选读》课程，讲授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他正式撰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文化形态史观，始于1936年左右的《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一文。此后，此文改名《中国文化的两周》加上以前发表过的《中同的兵》等文及新写的《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于1940年出版。后来，他又写《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一文于1942年发表，进一步论述其观点和体系，后与其他三篇文章一同编人《文化形态史观》，该书于1946年出版。雷海宗撰写的全面讨论文化形态史观的作品大致如此。历史观　　雷海宗认为，真正的历史，即有特殊哲学意义的历史\n，只以近5000年为限。自公元前3000年略前一点以后，地面各处逐渐脱离石器阶段，进入历史文化阶段。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域独自产生和自由发展的历史。5000年来高等文化区域共有七个：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回教，欧西。各个文化有其特殊性，进入历史的时间也不相同。断代应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统一的历史，必致碰壁。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进展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可以概括出来甚至加以预见，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　　雷海宗认为，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个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文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文化的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　　雷海宗历史观的整个体系和理论大多来自施宾格勒，但在运用于解释中国历史时，自有发展创新。施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的生命只有一个周期，至末世而亡，不可能再生，中国文化也是如此。但雷海宗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认为唯独中国文化为一例外，并未经历一个周期而亡，而是返老还童，又出现了第二个周期。文化周期论　　雷海宗主张，4000年的中国史可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　　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1500年间无本质变化，大体保持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朝代更换甚多，规模总跳不出秦汉范围，但就统治领域和重心来说，都有了很大变化。在精神文化方面，第二周中国的宗教、哲学和文艺等有真正的演变，也可与第一周的中国和其他文化周期一样分为五个时代：(1)、宗教时代。(2)、哲学时代。(3)、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4)、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5)、文化破裂时代。　　抗日战争爆发后，雷海宗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日本的猛烈进攻使得不得不把八字正步改为百码赛跑。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中华民族经受了这场战争的悲壮惨绝的磨炼和彻底澄清的洗礼，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将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写道：“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总括上述，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等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n建国之后留守北平　　1949年后，中国解放。虽然国民党当局一再动员雷海宗“南飞”，并为他提供了机票，但雷海宗决定留在北京清华园，迎接新中国的成立。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他认真地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着作，感到“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批判了过去接受的施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理论。对奴隶社会见解的转变　　雷海宗开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体系来讲授历史，研究历史。他到1955年时对奴隶社会历史的见解如下：雷海宗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按其生产方式的不同，亦即社会性质的不同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则有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世界史的分期必须参照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严格地按照年代划分成下列五个时期：(1)、氏族社会，公元前3000年前，是人对自然进行斗争和阶级出现之前的氏族社会时期。(2)、上古，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5、6世纪间，此时世界上几个发展较快的地区都进入奴隶社会，阶级斗争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的斗争，但各地之转入封建社会时间早晚有所不同，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为最早。(3)、中古，公元5、6世纪间至17世纪，世界各重要地区都进入封建社会。(4)、近代，公元1640至1918年，其特征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与支配。(5)、现代，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现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时期，总的趋势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发展并将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区统治的削弱与走向最后灭亡。　　具体说来，两种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地区中的发展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首先，在游牧地区，奴隶制度根本不会有什么发展。其次，在地广人稠的大陆农业区，奴隶制度也没有高度发展的可能。第三种就是邻近可航海洋的地区。雷海宗认为，海洋区是唯一奴隶社会为时较长，奴隶制度发展较高的地区，工商业一直是维持并发展奴隶制度的基础。所以，要了解奴隶制度，不妨少注意农业，多注意工商业。而工商业的奴隶又与一般意识中生活不如牛马的农田奴隶的想法不相吻合，他们的身分不自由，可以买卖，但不能说低于牛马，否则就难生产出细致精美的器物与制成品了。对于奴隶社会和奴隶制度，尚待更深刻的研究和更科学的解释。新的见解世界史新研究\n　　1956年，经过两年左右的思考研究，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精神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雷海宗开始对世界上古中古史的体系和奴隶社会的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发表新的见解。　　1956年秋至1957年夏，雷海宗再次讲授世界古代史课程。　　首先，他对整个体系作了新的调整和安排。过去该课程基本上按地区分总论、印度、巴比伦，埃及，埃及与巴比伦的边区殖民地与边外诸族、希腊罗马王制时代、城邦时代，希腊化与罗马帝国成立时代、罗马帝国、波斯之再兴与罗马帝国之衰乱、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世界上古史总结等十四章讲授。而今改为基本上按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分总论、上古前期上(2900—2000B．C。)、上古前期下(21XIO—1IOOB．C。)、上古后期上(．1100—500B。C．，分亚、非和希腊两章)、上古后期中(500B。C．—公元，分早期帝国500—200B．C。和后期帝国200B．C．—公元两章)、上古后期下(公元—570年，分总危机公元—300和总崩溃300—500两章)、上古晚期之东亚新兴诸国——朝鲜、日本、越南、上古中晚期亚欧大陆之游牧世界与土着世界等十章讲授。　　其次，对上古时期各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名称和性质作了新的阐述。他称上古前期建立最初古国的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所谓部民社会，生产力低，剩余生产极有限，村社各成独立小天地，守望相助，自成局面，满足现状，蔽塞保守，保留氏族社会之“太古”风气，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理论上属于神或国家及其化身代表王所有，实际上归村社和各家族占有使用，广大劳动者部民通过向神或国家和王提供劳役、实物租税而遭受王、神庙和贵族等统治阶级剥削；由于剩余有限，因而剥削就有限；必须大量集中，也就出现政治集中即专制主义，而村社之蔽塞保守有利于专制主义的成立与维持，村社之原始平等的外衣也使阶级斗争不易表面化；一般人民全无政治生活，君主如神，神权思想即政治专制主义之意识反映，神意信仰必然排除进步发展观念，造成二千年间生产技术进步缓慢，社会思想普遍安于现状。至于上古后期为文明地区扩展的铁器时代，奴隶社会条件成熟，大陆国家可能继续维持部民社会，而海国和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贝。进入奴隶社会。世界史观点　　1957年6月，雷海宗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以后全文在《历史教学》杂志1957年第7期发表，要点如下：　　第一、生产工具发展史。第二、铜器时代。第三、铁器时代。第四、铜器铁器与社会性质问题。\n　　雷海宗认为铜器时代是普遍全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独有，最好另定新名，不用亚细亚社会之名，无论如何早期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予考虑。中国历史上有“部民”一词，指半自由身分的人民，日本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时，借用了中国的这个名词，称呼当时日本社会中由氏族成员转变出来的一种半自由身分的人民。因此，是否可以考虑称铜器时代为“部民社会”，因当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在理论上仍为自由平等的氏族农员，实际上则只是半自由人。　　铁器时代的前一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雷海宗主张仍保留此名而把含意扩大。马克思当时只想到希腊罗马的经典时代，而实际上在铁器出现，社会急剧分化的公元前6世纪以下的几百年间，世界各先进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百家争鸣的场面，发出新兴各阶级各阶层的呼声。各地后世都把它看为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所以“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因为铁器引起的社会剧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的多数地方，包括雅典的农业部分，包括公元前3世纪以上的罗马，实际是封建社会。3．齐思和（1907—1980）　　字致中。中国历史学家。山东宁津县宁津镇五胡同人。193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史。1935年7月获得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校历史系任教授，曾先后兼任中国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燕京大学文学院长等职。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齐思和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对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史学史均有研究，尤其对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造诣颇深。齐思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开设过中国史商周至秦汉诸断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精研中国先秦史和世界中世纪史，并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对比研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论著。著有《中国史探研》《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史学概论讲义》等。　　在先秦史学方面，重要论著有《黄帝的制器故事》《五行说之起源》。1938年前后，他着重研究战国史，作《战国制度考》，最早提出战国变法始于魏。在《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中，提出《孙子》为战国时代产物，并提出《孙子兵法》和　　《孙膑兵法》为两种书，后为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所证实。之后，又完成了《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者高诱事迹考》。他研究西周史时，先后发表了《西周地理考》《毛诗名考》《周代锡名礼考》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等论　　著。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著有《魏源与晚清学风》，指出魏源是晚清学术运动的启蒙大师，被誉为魏源研究的里程碑。1951年，应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范文澜的邀请，参加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工作，先后完成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部分，标点整理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编辑了《黄爵滋许乃济奏议合刊》。同时发表了多篇论文。在世界史方面，著作有《西洋现代史·提纲与文件》（英文专著），还编著了30万字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并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等多篇论文。1961年，应吴晗的邀请，任《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为该丛书做了大量的编审工作。\n　　齐思和精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文，齐思和主要从事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英国史、美国史、史学理论、先秦史、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等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中国史探研》《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史学概论讲义》等，主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世界通史》（古代史卷），编译有文献资料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和《中世纪晚期的西欧》，译有《新史学》，合编《中外历史年表》等。　　齐思和是位爱国学者，“七七”事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1938年，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捐赠药品，支援抗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顾日伪威胁，毅然辞退燕大教职，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当时，物价飞涨，　　生活窘迫，但他宁愿含辛茹苦，也不事敌伪，清操自守，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解放后，他热爱共产党，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忠诚于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身心备遭摧残，但仍治学不懈。粉碎“四人帮”后，他精神振奋，不顾病痛，从事关于民族大迁徙的研究和著作，并选订了中国史、世界史两种论文选集。1980年2月29日因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4．耿淡如：未找到5．朱寰　朱寰教授，男，曾用名朱敬文，中共党员，汉族，1926年1月12日生于辽宁瓦房店市。在该市炮台乡小王屯小学和南极屯高小毕业后，又入复州城补习班就读。1941年考取沈阳重点中学奉天第二国高。1946年冬入国立长春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俄文专业学习。1948年4月末入九台长春学院学习三个月。1948年8月入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学习历史学，1951年9月留校任教。工作经历　　1979年11月，朱寰被破格提升为教授。历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及历史系学术、学位分委员会主任等职。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朱寰教授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历史学科组成员；历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六-五”至“九-五”的世界历史学科评审委员；国家教委社科基金“六-五”至“八-五”期间评审委员；吉林省社科基金“六-五”至“八-五”期间历史学科评委和召集人；吉林大学兼职教授、湘潭大学兼职教授等等。现任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中国世界中古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职。所做贡献著作及主编作品　　朱寰教授矢志史学五十余载，淡泊名利，勤勤恳恳，年近八旬，笔耕不辍，为我国世界历史学科尤其是世界中古史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62年，主编新中国第一部世界中古史教材——《世界通史-中古分册》。1994年，第二部《世界史》（六卷本）出版，朱寰教授与马克垚\n教授共同主持了古代史编下卷的编撰工作。两部书体现了我国世界历史学科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具有里程碑意义，分别获得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1996年，朱寰教授主编的《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出版，该著作于1998年12月获全国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并于2001年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文科研究生教材。此外，主编《世界中古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简明俄国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世界上古中世纪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世界简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欧罗巴文明》（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十余部著作。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历史》欧洲部分副主编。近期主编的《工业文明兴起的新视野》、与其他同志合译合校的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书稿均已交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主编的“敬文学术文库”也正陆续出版。译作　　朱寰教授翻译俄文斯卡兹金《中世纪史》（第二卷）、谢缅诺夫《世界中世纪史》和英文著作多部以及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图等。发表论文　　发表论文《莫斯科国家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应当怎样评价哥伦布？》（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2期）、《彼得和康熙对外政策浅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略论<罗斯法典>产生的社会条件》（载《求是学刊》1994年第3期）、《近代欧洲文明与其工商历史传统关系的思考》（载《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等约40余篇。朱寰教授的科研方向有两个重点：（1）研究世界历史上工业文明的发生学。在《欧罗巴文明》一书的序言中，将人类古代文明分为两类：陆地上大河流域文明和海洋地区的海洋文明。世界上五大文明古国，有四个属于大河流域文明，只有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属于海洋文明，其后兴起的希腊一些城邦属于海洋文明的继承者。海洋文明传统一直影响到新航路的发现、大航海时代的主导权，直到工业文明的兴起。（2）研究世界上封建制度是如何产生、解体以及在封建母体内怎样为资本主义产生准备条件的。朱寰教授尤为重视比较研究，既以恢宏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作全面考察，同时又对某些特定国家、事件和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其成果具有锐敏、深邃、探微烛幽的特点。其他工作　　为了推进比较研究，朱寰教授还在近几年里做了三项重要工作——在东北师范大学创立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创办《文明比较研究》杂志（2000年1月正式发刊）；主持“九?五”国家重点项目——“亚欧诸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等。教学贡献\n　　朱寰教授热爱教育事业，胸怀宽广、德高望重、谦逊朴实、助人为乐。已近杖朝之年却仍壁立于教学前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桃李满天下。先后开设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中世纪欧洲经济史、西方史学史、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俄国古代史、史学理论讲座、过渡时期研究等课程。所培养的本科生难以数计；1978年3月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到1994年共培养硕士生35名，全部取得学位；从1987年开始培养博士生，到2004年为止共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7名。其中大部分都成为教学和科研骨干，为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荣誉与奖项　　朱寰教授在教学和科研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赞誉。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古分册》和《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分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评选一等奖；主编的《世界中古史》获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又获国家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二等奖；主编的《中外历史系列幻灯片》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首届优秀音像教材三等奖；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优秀教材评选二等奖；主编的《欧罗巴文明》获东北师范大学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著作特等奖，又获第二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荣誉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教委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颁发的1993年高师院校教师奖二等奖和吉林省政府颁发的“吉林英才”奖章；1994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广播电视教育“优秀主讲教师”光荣称号；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光荣称号并国家教委授予的奖状、奖金和奖章。在朱寰教授等人的努力下，1988年12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学科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重点学科。6．马克垚　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世界中古史权威　　１９３２年生，山西文水人，　　１９５２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１９５６年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　　１９８５年起任历史系教授，　　１９８６－１９９２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还曾任北京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人文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现还兼任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n　　他长期从事本科生基础课世界中古史的教学，还讲授有关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如世界中古史学史和史料学、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史、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等，并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曾多次参加高校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工作，上世纪６０年代参加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７０年代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８０年代参加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正主编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高校教材《世界文明史》（已付印）。由于在教育方面的贡献，１９９１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他的科学研究领域是西欧封建经济史和古代社会比较研究，提倡从全世界的历史实际出发，重新审视西方的世界史理论和方法，综合多学科成果进行研究，以建立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体系。　　１９８２年，作为中国世界史代表团成员访问英国和希腊，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５年，作为中国史学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和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第１７、１８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还曾在英国、丹麦、德国、韩国、印度等地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所属机构：世界古代史教研室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　　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西封建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担任本科教学：世界中古史，亚欧封建社会比较，西欧中古史料及史学　　主要论著：　　◎著作和教材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2001　　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AsianandEuropeanFeudalism:ThreeStudiesinComparativeHistory　　EastAsiaInstitute,CopenhagenUniversity,1990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两主编之一《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朱寰主编，个人参加1/4内容，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　　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　　主编《世界文明史》（三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论文：　　学习马恩论古代东方社会的几点体会　《北京大学学报》1978.2　　如何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规律　《历史研究》1979.3　　西欧农奴制初探　《世界历史》1980.3　　西欧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北京大学学报》1981.3　　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　《历史研究》1981.3　　西欧史学界对庄园制度的研究　《世界历史》1981.5　　应如何理解西欧封建化问题　《历史研究》1982.4　　西欧封建社会研究近况《世界古代史论丛》，三联，1982　　关于中世纪英国农民生活状况的估算　《历史研究》1983.4　　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国史研究》1983.1　　关于劳役地租的考察　《世界历史》1984.1　　西欧封建城市初论　《历史研究》1985.1　　中英宪法史上的一个共同问题　《历史研究》1986.4　　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　《世界历史》1989.3　　中国和西欧封建制度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1991.2　　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史学理论研究》1993.2\n　　从比较中探索封建社会的运动规律　《北大史学》，1993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　《历史研究》1994.1　　学贯古今，史通中外－略论齐思和先生的史学《世界历史》1995.2　　论封建主义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　《历史研究》1997.1　　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　《世界历史》1997.3　　为什么要编写世界文明史　《北大史学》，1998　　从比较中探索古代世界史结构　《文明比较研究》2000.1　　论地主经济　《世界历史》2002.1　　FeudalisminChinaandIndia:AComparativeStudy,　　IndiaandFarEast，editedbyN.N.Vohra,Delhi,2002　　世界文明史序言　《北京大学学报》2003.5　　论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　《北大史学》，2003　　获奖：　　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论文，《历史研究》1981年3期）获《历史研究》1984年优秀论文奖。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著作，人民出版社1985年）获198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著作，朱寰主编，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8年）。　　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刊物中的任职情况：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7．庞卓恒，１９３５年生，重庆市人。１９５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１９６２年到天津师范大学（原天津师院）任教至今。１９８６·１２—１９８７·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访问教授；１９９０年７—８月挪威奥斯陆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讲学；１９９９·１１—２０００·１２，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教授。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员会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美国休斯顿大学亚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历史教学》编委会副主任等学术职务。　　研究方向：长期致力于中世纪史、史学理论、比较史学（历史文化比较和现代化比较）、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和历史学与经济学、发展学、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　　学术成果：　　专著：　　＊《比较史学》（中国文化书院１９８７年出版）；　　＊《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历史学概论》（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n　　＊《西方新史学述评》（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　　＊《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等著作。　　论文：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的理论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８０－５；英文版，８０－４；《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１９８４年天津社科一等奖）；　　＊《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２期）；　　＊《西欧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更本原因》（《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较长的根本原因》（《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３期）；　　＊《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历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１９８８年天津市社科三等奖)；　　＊《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历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１期；１９９１年天津市社科二等奖)；　　＊《历史学需要与发展学相结合》（《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从多样性探寻规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启示》（《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历史学·发展学·人学》（《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３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１９９５，１０）；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中译本前言》（载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历史哲学》（第一作者，《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０年第四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什么是规律？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难题》（第一作者，《天津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二期，《新华文摘》２０００年第四期摘要转载）；　　＊《中西古文明比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１年第４期，《新华文摘》２００１－１１全文转载其第２节）；　　＊《美中两国大学生价值取向比较》（《青年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０期）；　　＊《关于文化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认识》（《２０００年环球回顾——社会转型问题天津国际学术会议论从》第３８—５７页）等。8．彭小瑜：\n彭小瑜男职称:教授生活剪影：学位或学历：1998年5月美国天主教大学哲学博士1990年5月美国天主教大学文学硕士1986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1982年2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任职简历：2007年4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9月-12月，美国马凯特大学神学系访问教授2006年1月-2006年2月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COLEDESHAUTESETUDESENSCIENCESSOCIALES）访问教授2003年2-7月伊利诺依大学厄巴那-香潘分校访问学者2000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98年7月-2000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82年2月-1984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1987年10月-1988年8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7月-1987年10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所属机构：世界史研究院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教会史和教会法担任本科教学：西方法制史、拉丁语、基督教文明史\n主要论著：◎著作与教材：《世界史（古代卷）》（主编中古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个人撰写第8、14章，第13章第1节）《外国历史读本》（主编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世界史（古代史编下）》（马克垚、朱寰主编）第6、10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世界历史（中古部分）》（马克垚主编），第2、4、12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论文：西方文明：美国人的理解和贡献，《西方的传统》中译本导读，世纪文景2008年一个隐修者的入世关怀——托马斯·默顿的社会和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改革者的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困扰——多萝西·戴与约翰·科特的社会思想，《北大史学》第13辑第366-392页中西文化的隔膜与文人的玩世不恭——由胡适欣赏杜威谈起，《绿叶》2008年第6期轻视西方文明是一种顽固的傲慢态度，《绿叶》2008年第1期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正义战争”理论与天主教和平运动——历史背景、现实困境和未来展望，《宗教与美国社会》第4辑（2007年）中世纪的现实性与距离感——读蒂尔尼、佩因特合著《西欧中世纪史》，《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解读1983年《教会法典》第375至411条，《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公平工资：劳工与资本的桥梁——罗马天主教社会学说的工资和物权观念，《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年第1期道德之贫困与刑法之严酷——西汉末年政治风气考，《经济-社会史评论》第2辑（2007年）文学史与社会史的艰难对话——解读伯姆克，伯姆克《宫廷文化》中译本序言，三联书店2006年西方历史误读的东方背景：教皇革命、宗教改革和禁欲主义，《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世界史研究的学术史问题，《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教会史与基督教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历史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读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8日“既非‘新雅典’亦非‘新耶路撒冷”——读《维纳斯的诞生：佛罗伦萨的爱与死》，《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1月11日“使我的灵魂为爱你而歌颂你”——奥古斯丁《忏悔录》与西学的译介，《光明日报》2005年6月9日中西历史比较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一个激进者的皈依——多萝西·戴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缓慢的转弯与前进——罗马天主教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宗教与美国社会》第2辑（徐以骅主编，时事出版社2004年）轻慢西方历史和文化——以世界史教科书对‘宗教裁判所’的处理为例，载《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罗马天主教语境中的美国历史与民族：奥雷斯蒂斯·布朗森论移民的美国化，《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超越世俗超越政治：解读1983年《教会法典》第330-367条（教廷结构与教皇外交），《中国学术》第15辑（2004年）\n教会史的学科界定与方法论，《西学研究》第1辑（2003年）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美国天主教民族主义的兴衰，《现代化研究》第2辑（2003年）教会等级结构和权威分布，《古代国家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亟待正视的学术规范问题，《光明日报》2002、2、7“爱塑造德行，智塑造学识”：12世纪西欧教会大学教育理想，《大学与基督宗教研究》（香港中华基督宗教研究中心，2001年）历史语境中的宽容—12世纪教会法论异端与绝罚（1-4），《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4、5、6期格兰西《教会法汇要》对非基督徒法律地位的解释，《北大史学》第8辑（2001年）教会法与基督教之爱，《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2001年）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古代罗马宪法制度及其汉译问题，《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2000年）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TreatmentofInfidelsandHereticsintheDecretalsofGregoryIX,《东京都大学人文学报》第306号（2000年）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中国学术》第2辑（2000年）西方法制史上的决斗，《光明日报》2000年7月14日加强对东欧和俄罗斯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2月25日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北大史学》第6辑（1999年）格兰西之《教会法汇要》对奴隶和农奴法律地位的解释，《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美国人看教会法，《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2期犹太王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2卷以色列王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2卷尼布甲尼撒二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2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新巴比伦神庙经济中的“喜尔库”，《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略论犹太教一神论的起源和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归约问题——“欧洲中心论”批判，《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查士丁尼复辟旧罗马帝国，《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2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重视中国史研究与外国史的关联，《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狄奥多利克，《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n获奖情况：◎科研奖：《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获北京大学第9届文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北京市第8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第4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徐光启奖”（2005年），教育部第四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格兰西之《教会法汇要》对奴隶和农奴法律地位的解释，获北京大学第7届文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000年）◎教学奖：北京大学第6届“我爱我师——十佳教师”评选活动当选为“十佳教师（2000年）北京大学安泰（个人）奖教金（1999年）学术兼职：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美国天主教历史学会会员美国教会法协会（CLSA）会员国际国内会议：2008年11月8日：北京论坛，提交论文“最低工资与家庭基本生活工资：约翰·瑞安论天主教和社会主义”2007年11月7日：美国普度大学历史论坛学术报告,“作为文化传统的慈善：多萝西·戴、约翰·科特所代表的美国天主教社会思想及其中国意义”2007年6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宗教非政府组织系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基督教道德对外交政策的挑战——以美国《公益》杂志的战争和平观为例”2006年6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试论教宗与地方主教团的共融关系”2006年5月12-14日：天津，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政教分离原则与西方民主制度”2005年11月14-16日：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中国周”主题发言“新世界秩序与中国面临的外交挑战”2004年6月5-6日：上海，复旦大学“宗教与法制学术研讨会”2003年4月17-19日：美国芝加哥，美国教会法学会中西部年会2001年12月19-21日：香港，香港浸会大学“基督宗教研究与大学”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多卷本世界史”中“近代基督教与民族国家问题研究”，2008年结项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资助基金“罗马天主教会与美国政治”，2000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教皇制度史研究”，99年开始，（已经于2002年底完成，并获得结项证书（2003年7月） \n9．朱孝远　男，浙江海宁人，１９５４年２月２日生。　　史学工作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幼年失学，务农、务工近八年。１９７８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艺术系学习史学、外语和音乐。１９８２年毕业，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员。１９８６年获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欧洲中古史硕士学位，１９９０年获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任教，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在德国杜宾根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　　１９９２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负责招收和指导世界史欧洲中古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四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社会兼职有武汉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南京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学会理事、并且入选PHIALPHATHETA（历史学国际荣誉学会）（１９８６）、入选国际SOCIETYFORREFORMATIONSTUDIES（国际宗教改革学会）（１９９７）、入选SOCIETYFORSIXTEENTHCENTURYSTUDIES（国际十六世纪学会）（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５年入选北京大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１９９７年入选北京市百人跨世纪理论人才培养工程，１９９８年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　　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中世纪思想文化史，世界中古史，欧洲史，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形态转变（过渡）问题研究。10．黄春高：,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学位任职简历：讲师,1996年7月-2001年8月；副教授,2001年8月至今.\n所属机构：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专业特长及近期研究方向：西欧经济，社会史；西欧封建社会，近代早期欧洲农民发展问题主要论著：◎著作与教材：《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马克垚主编）之"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一章为我独立撰写。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学术百年·历史卷》（刘新成主编）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百年"一章（3万余字）为我独立撰写。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西欧封建社会》（专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论文：14-16世纪英国租地农场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封建主义研究的新动向《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史业今生未许休-阎宗临文化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封建主义的解构与未来《思想与社会》2001年第1辑15、16世纪英国农村工资劳动者的历史考察《北大史学》2004年第10期1350-1650年英国农民经济的分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获奖：◎科研奖：2001年，博士论文"14-16世纪英国农民经济--分化与突破"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世顺奖二等奖"。◎教学奖：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安泰奖教金"2001年1月至今从事的国际国内项目：2003年9月"12、13世纪法国南部乡村的权力与政治"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11．哈全安，1961年出生，吉林省吉林市人，回族。1996年起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所在院系：历史学院 　　招生专业：世界史　　主要职务：1、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教研室主任。3、天津市政协委员。[1]人物生平　　哈全安教授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1983—1986年和1988—1991年两次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取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此间，曾于1988—198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进修，1990—1991年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文学院进修。1996年起，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历史教研室主任、南开大学哲学系复聘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中东学会理事。[1]\n人物荣誉　　在南开大学授课期间，哈全安教授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天津市首批“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2006年获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哈全安教授主讲“世界上古中古史”、“中东史”和“伊斯兰教史”，其中“世界上古中古史”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先后独立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青年基金项目“古典伊斯兰时期中东史研究”和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独立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中东诸国现代化比较研究”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中东史”，招收阿拉伯古典历史、中东现代化和伊斯兰教史三个方向的研究生。研究成果　　1、《古典伊斯兰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2、《阿拉伯封建形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3、“麦地那国家土地关系初探”，《历史研究》1994年5期。　　4、“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历史研究》2001年6期。　　5、“纳赛尔主义与埃及的现代化”，《世界历史》2002年2期。　　6、“麦加时期伊斯兰教的皈依与反对”，《世界历史》1993年5期。　　7、“阿拔斯派运动新探”，《世界历史》1995年2期。　　8、“中世纪德国城市的商品经济与法律地位”，《世界历史》1989年6期。[1]12．孟广林　　男，1954年12月4日出生,江苏滨海人，中共党员。个人履历　　中学毕业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劳动锻炼。　　1978年从农村考上贵州大学历史学系，　　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在历史学系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任助教。　　1985年考上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比较史学专业研究生，师从于庞卓恒先生。　　1988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任讲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1992年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专业的博士生，师从于著名史学家马克尧教授，\n　　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至今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兼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常务理事与副秘书长。成就及荣誉　　主要从事西方封建政治史、文化史与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其中有近20篇发表在国家级杂志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史学集刊》、《史学月刊》等重要刊物上。不少论文还被《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报刊复印的《世界史》、《明清史》、《历史学》等重要刊物重点摘登或全文转载。此外，还独著专著3部，与人合著专著3部，独著教材一部，与人合著教材一部，作为主要校者参与译著一部。1999年、2003年分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八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论文奖），代表作《英国封建王权论稿》2004年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持了1999年度国家社科项目“中古西欧的封建王权的研究”，并参与了多项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的研究。（1）专著与教材类著作　　《英国封建王权论稿》，独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查理曼》，独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东海”与“西海”——中西历史比较的尝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凹凸文心——中国文化群体的历史活动与思想境界》，主编兼主要作者，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心学与中国社会》，副主编兼主要作者，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世界中世纪史》，独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译作《剑桥近代史》第三卷的主要校译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与人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学术论文类著作　　1、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世界中世纪史的终结与近代史的开端，载《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4期。　　2、佛罗伦萨市民人文主义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冲击，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3、明清思潮与文艺复兴比较之我见，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4、意大利人文主义与明末清初儒学人文观的异同，载《历史教学》1989年第9期。\n　　5、唐甄君权观析论，载《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3期。　　6、黄宗羲“法治”思想辨析，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7、明末清初的思想流变，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8、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潮的滥觞，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9、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的衰落及其原因，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0、试论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政治理想，载首届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代表会议论文集《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1、近百年来西方的西欧封建王权理论，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2、马克尧先生与我国的西欧中古史研究，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13、中古英国神学家约翰的“王权神授”理想，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14、中古前期英国封建王权与世俗贵族的关系，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我国中世纪史研究的历史回顾，载《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　　16、英国封建王权对郡政的整顿，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1期。　　17、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18、中古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9、对批判地借鉴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的一些看法，载《光明日报》》2000年6月16日史学版。　　20、批判地借鉴西方史学流派，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载《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1期。　　21、中古英王国财政制度探析，载论文集《世界中世纪史的新探索》，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理想，载《社会转型天津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摆脱“儒学复兴”理想的困扰—有关传统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载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中古英王国的封建军事制度析论，载论文集《人大史学》》，中国书店1999年版。　　25、封建时代中西君权神化现象的比较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6、中古西欧的“法大于王”与“王在法下”之辨析，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7、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载《光明日报》2002年6月25日理论版。　　28、西欧文艺复兴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批判继承，载《史学集刊》，2002年第2期。　　29、借鉴与创新：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载《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n　　30、威廉一世与英国封建王权的确立，载《史学论丛》，人大历史学系编，1999年版。　　31、塞瑟尔的《法国君主制度》与“新君主制”的理想，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2、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　　33、东西方近代早期思想启蒙，载论文集《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4、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35、中西“人文”精神的当代思考，载《光明日报》2003年8月5日理论版。　　36、取向与范式：中西封建政治史比较的思考，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神人相分与天人合一，载《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8、马克·布洛克对中古西欧封建政治史研究的贡献，载《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39、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的几个问题，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40、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农民起义，载“光明日报”主办《光明观察周刊》2003年第7期。　　41、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载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2003年第14期。（3）、会议综述及其它文章　　1、首届中国比较史学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中国世界中世纪史2001年学术年会纪要，载《光明日报》2001年6月19日史学版。　　3、“学术报告评议词”，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中西历史比较的新视野，载《光明日报》2003年12月4日史学版。　　5、“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学术论坛”述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6、比较史学、传统文化、现代化——学者访谈录，载《贵州日报》1991年6月25日理论版。　　7、“西方文明史进程——文艺复兴”系列文章10篇，载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4年232—258期（篇名从略）。13．徐浩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史学研究中心主任。1999年获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会资助和英国著名中世纪史学家戴尔教授（Prof.C.C.Dyer）邀请，1999-2000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n历史学院中世纪史系作高级访问学者与博士后研究；2001年获得美国学术社团委员会所属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和美国著名清史专家罗威廉教授(Prof.W.T.Rowe)邀请，200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作高级访问学者。长期从事西欧中世纪史、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史、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和史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出版《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与侯建新教授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印刷，台北昭明出版公司2001年版）。2002年该书被教育部列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3年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列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在大陆和台湾产生广泛影响。　　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出版《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戴逸教授主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和《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获得多项奖励，2002年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长期承担“七五”、“八五”和“九五”课题，近5年来多次主持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2002-2004年教育部“十五”国家教材立项“当代西方史学流派”（重新修订）项目负责人，2000-200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农民经济变迁的比较研究”负责人，2002-2004年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项目负责人，此外还参与多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1985年起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至今在国家级和国内其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中世纪英国农村的行政、司法及教区体制与农民的关系》1998年被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历史学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英封建社会农村行政、司法和教化体制比较》和《英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分别获得1991、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2003年获得第八届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类一等奖。几乎所有文章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的《历史学》、《经济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和《世界史》全文转载，部分论文被“中国经济史”、“新华网”等重要网站全文登载或报道，新近发表的《史学理论结构的非平衡发展——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一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14．向荣：未找到15．侯建新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履历　　1951年11月生于天津，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在天津师范大学和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院长，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n等高校兼职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全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天津社联常委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外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西方史学流派分析。著有《现代化第一基石》、《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等专著以及学术论文四十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国家教委“八五”项目以及天津市项目。参加并完成北京大学等主持的三项国家重大课题。先后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天津市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优秀论文一等奖。天津市第四届、第五届、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还被两次授予天津市‘’八五”立功奖章，一次授予“九五”立功奖章，曾宪梓教育三等奖、天津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称号。先后应邀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苏塞克斯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研究和讲学。2004年9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　　英国及西欧经济社会史、中西经济社会史比较、史学理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项目主持人，"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主持人。已经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英国和中国农民、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20世纪冀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原国家教委"八五"项目和天津市"七五"、"九五"重点项目等。还先后应邀参加并完成北京大学原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和马克垚先生主持的两项国家重点课题。目前在研课题是：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项目"11世纪至工业革命英国乡村生活研究"；主持教育部"十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英国经济社会史》；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世界史》多卷本的研究和撰写。　　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办《世界历史》杂志编委，中国历史学会理事，天津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自1991年，先后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莫斯科大学从事研究或讲学，2000年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成员赴奥斯陆参加第19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主要成果　　著作：　　＊《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社科出版社（1991），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项目最终成果，获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项目最终成果；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济南出版社（2001）；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法律出版社、科学出版社（1999）；　　＊《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001年第二次印刷并同时在台湾再版（与徐浩合著）；　　＊《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主编）　　＊《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主编）等。\n　　论文（近100篇）：　　＊《人文的和整体的历史：西方经济社会史初论》，载《世界历史》2002-1；　　＊《西欧与中国社会转型比较初论》，《史学理论研究》2001-4；　　＊《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1999-2；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生活与消费水平》，《世界历史》2001-2；　　＊《民国年间冀中农户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农史》2001-1；　　＊《近代冀中土地经营及地权转移趋势-兼与前工业英国地权转移趋势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4；　　＊《中英封建晚期乡村组织比较》，《史学理论研究》，2000-3；　　＊《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评述》，《世界历史》，1999-1；　　＊《从新人口论、"均衡陷阱"到"过密化增长说"》，《史学理论研究》，1998-3；　　＊《中世纪晚期的商品化与现代化启动》，《历史研究》，1994-5；　　＊《西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因》，《历史研究》，1991-3；　　＊《西方两性关系史述评》，《新华文摘》1993-12；　　＊《中世纪晚期中英农业发展趋向的比较》，载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明清农业雇佣经济为何难以发展--兼与英国封建晚期农业雇佣劳动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3；　　＊《中英劳动生产率及其在现代化中的核心含义》，《世界历史》，1994-5；　　＊《中世纪英国农民个人力量的增长与自然经济的解体》，《历史研究》，1987-3；　　＊《鸦片战争前农民个人力量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88-1；　　＊《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变迁》，《世界历史》，1989-1；16．陈志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世界史教授、博士生导师、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中古史研究会副理事长。1952年8月出生于天津市，1982年初本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94年10月在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获得历史考古学博士学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雅典大学、赫尔辛基大学等高等学府从事讲学和合作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拜占廷历史与文化研究和欧洲一体化问题研究，并从事欧洲中世纪史和欧盟历史教学，出版《拜占廷帝国史》、《拜占廷学研究》、《巴尔干古代史》、《拜占廷帝国》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学报》、《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承担并完成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多项，曾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项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学术兼职:中国东欧拜占廷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国际拜占廷学会中国代表、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　　著作类：　　1、《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2006年重印版）；　　2、《欧盟的政治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合作）；　　3、《城堡、骑士、贵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合作）；\n　　4、《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5、《拜占廷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6、《特殊的拜占廷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7、《外交大词典》（远古至1945年的希腊和远古至16世纪的意大利部分）撰写审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8、《君士坦丁堡陷落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参加《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革命》的撰写，见《世界古今宗教史话》，商务印书馆1989年。　　10、参加《简明外国人物词典》古代部分的撰写审阅，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11、《巴尔干古代史》，中华书局2007年。　　译著：　　1、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合作）。　　3、普罗柯比：《秘史》，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年（合作）。　　4、《剑桥近代史》第3卷中1章，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论文：　　1.《论拜占廷文化的特殊性》，提交“2006北京论坛”并载会议文集；　　2.《关于世界史学的继承与创新》，提交2006年第三届全国世界史学术论坛并载会议文集；　　3.《‘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　　4.《‘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6年第5期；　　5.《史学研究的视角与史料》，《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6.《我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考古》（英文版）2005年第5期；　　7.《欧盟东扩后的民族问题分析》，《南开学报》2005年第4期；17．刘新成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男，汉族，1952年03月出生，北京人，祖籍河北省固安县。200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民进北京市委主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学习简历　　1978年04月至1991年07月，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学习并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年09月至1989年07月在美国惠蒂尔学院做访问学者。　　2003年11月至2004年02月在美国布法罗大学做访问学者。\n　　任职简历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　　首都师范大学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行政副主任、主任，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2007年09月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2007年12月任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2008年01月当选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民进中央副主席，　　北京市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民进北京市委常委、主任委员；　　荣誉称号　　1992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学科带头人，　　1995年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　　1996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论文《都铎君主专制说质疑》　　1994年获北京第三届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中青年奖，　　独立承担国家“八五”、“九五”两个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并以结项，　　“八五”项目成果《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1999年获国家首届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主要社会兼职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　　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高教学会副会长，　　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史学会理事，　　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副会长。　　学术活动及成果：　　（一）专著、译著、教材：　　1.《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2.《英国议会政治史》（第二作者），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4.《历史学百年》（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　　5.《西方的兴起》（合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　　6.《近代世界体系》（合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n　　7.《马克斯·韦伯肖像》（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8.《世界大通史》（15、16世纪两卷）（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待出　　9.《成人高考复习·历史地理》（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002年　　10.《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参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11.《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研究》（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　　（二）论文：　　1.《试论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下院与女王的斗争》，史学月刊，1987年第3期　　2.《英国议会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3.《再议英国议会的起源》，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　　4.《都铎君主专制说质疑》，世界历史，1992年第1期　　5.《英国都铎王朝议会史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6.《戚国淦先生与中国中世纪史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　　7.《西欧中世纪家庭史研究综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建系40周年纪念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8.《都铎经济立法与英国近代议会民主制起源》，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婚姻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10.《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1995年中国历史年鉴》，三联书店，1995年　　11.《试论西欧中世纪晚期行为方式文明化》，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12.《略论过渡时期的西欧家庭》，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3.《15、16世纪的世界》，中学历史教学，1998年第9、10、11期　　14.《超越的悖论》，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15.《高中历史教学应包含古代中世纪史》，光明日报，2000年3月3日　　16.《历史教育不等于人文教育》，光明日报，2002年3月19日　　17.《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18.制定学科发展规划，推动世界史学科发展，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19.《经济—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20.一个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思考，历史教学，2005年第10期　　21.《日常生活史：一个新兴的史学领域》，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　　22.《全球史：独特的视角》，光明日报，2006年3月20日　　23.《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6-14和《高校社科文摘》2006-23，“论点摘编”栏目转载；《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6-6全文转载）；　　24.《从怀特透视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　　25.《什么是全球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　　26.《翻译与学术创新》，北大史学第12期，2007年1月　　27．《<新全球史>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n18．夏继果　男，1964年10月生。山东汶上人，1986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至1989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1989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至1993年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93年至199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书，1996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年至2001年7月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任历史系副主任。1999年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同年晋升教授，2003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擅长西欧中世纪史、近代早期国际关系史、英国史和欧洲教育史的研究。　　论文与文章　　《英国外交政策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变》，《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英西战争（1588—1604）中的英方政策评价》《世界历史》，1998年第4期。　　《威廉·塞西尔的内政外交政策（1572—1588）《世界历史》，1991年第3期。　　《伊丽莎白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苏格兰问题的成功解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论英国主权国家的形成》，《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　　《伊丽莎白一世的外交政策与商业扩张》，《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伊丽莎白政府与尼德兰革命：均势外交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试论伊丽莎白一世的婚姻谈判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德雷克的环球航行与伊丽莎白外交》，《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3期。　　《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原因新探》，《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3期。　　《近代英国外交政策模式的形成》，《烟台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　　《英国价格革命原因新探》，《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海军的创建与发展》，《齐鲁学刊》，2001年第6期。　　《加强联合，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哈斯金斯与“12世纪文艺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布鲁瓦条约》新论，《北方论丛》2002年第4期。　　《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评介，《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　　《论埃利奥特的绅士教育思想》，《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　　《通向全球史的两条途径》，《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8日　　专著与教材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著者），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版。　　《近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译者之一），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8年2月版。　　《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著者），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世界通史教程教学参考·古代卷》（著者），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其中“英西战争中的英方政策评价”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非常重视课堂教学，2004年获首都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称号。\n19．周春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史、中西比较思想文化、文艺复兴史。著有《感性的荒野：寻找人的存在根基》、《悲剧精神与欧洲思想文化史论》、《直觉与东西方文化》、《文艺复兴时期人神对话》和《文明史概论》等；在《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世界历史》、《中国哲学史》、《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主要有：《荣格的原型论与老子的道论》、《<庄子>一书的语言结构》、《艺术的逃遁与艺术的拯救：叔本华与尼采艺术哲学之差异》、《西方文艺复兴史三大研究热点述评》、《“取譬”与“是”：从判断系动词看中西方文化哲学的生成和框架》、《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两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寻迹》等。20．沈坚，男，汉族，1955年11月生，浙江湖州人，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5月参加工作，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研究生文化程度，博士，教授。　　1974年至78年在浙江省吴兴县插队。1978年3月至82年1月在原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82年留校任教。1984年至87年在职学习，在原杭州大学获硕士学位。1995至199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获博士学位。其中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1998年10月至1999年10月两度赴法国进修研究。1994年4月至1998年任原杭州大学历史系党总支副书记，1999年7月起任人文学院党委副书记，2003年改任人文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　　业务专长：世界近现代史，法国史。兼任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欧洲学会法国分会副会长，浙江历史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法国近代工业化新论》（专著）、《当代法国》（专著）、《法国通史简编》（合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合著）、《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合著）　　开设课程：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法国史、世界城市发展史21．金志霖男，上海人。1948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师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寰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中世纪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发表论著数十篇（部）。目前承担的主要研究项目：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世纪中、英、美经济发展与早期城镇化进程”　　主要研究领域：英国史、西欧中世纪史，西欧经济史先生的著作《英国行会史》为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全面介绍英国中世纪行会史的权威著作。　　主要著作　　《英国行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英国史话》上海辞书出版社　　《英国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n　　《英国国王列传》东方出版社　　《世界通史-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部分发表文章：　　13世纪产业革命及其影响初探史林　　试比较中历史研究不能臆测杜撰历史教学问题　　英行会的组织形式——兼论中国行会的特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试比较中英行会的本质特征史林　　试论马丁·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历史教学问题　　关于英王称号的几点说明历史教学问题　　论西欧行会的组织形式和本质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哥伦布和“新大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试论汉萨同盟的历史影响和衰亡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试论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及其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局限性及其发展趋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中英手工业行会经济作用之比较社会科学战线94年02期　　试论英国手工业行会与市政当局的关系——兼论英国不存在行会革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94年03期　　尼古拉·萨瑟顿:《一五四九年诺福克暴动纪实》(摘译)历史教学问题92年01期　　一本颇具特色的教科书——读蒋孟引主编的《英国史》世界历史91年04期　　试论英国行会的产生及其早期经济措施求是学刊90年02期　　中世纪英国行会与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历史89年05期　　历史研究与研究方法——试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世界历史86年06期22．徐家玲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中世纪和拜占庭研究，是国内少有、世界知名的中国拜占庭学者之一。在外国史文献研究和外国名著翻译方面有一定特长，已经有两部翻译和译校作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五部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年来多次邀请英国和澳大利亚著名学者访问我校，在致力于建立我国历史学者与西方历史学者进行经常性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作为全国性学术团体(中世纪史年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致力于繁荣我国的中世纪教学和研究事业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如主编学会论文集，编辑学会年刊、主持学术讨论等。作为长春市人民政协的普通成员，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建设长春献计建言，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院工会工作中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工会干部。　　学习机工作经历：　　1978.9-1981.9东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中世纪史1981.9毕业留校担任古代中世纪史教研室教师　　1982.4获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升任讲师1983．11-1985．8赴希腊萨洛尼卡大学，访问学者，主攻拜占庭史　　1985年回国供职，在东北师大历史系任教\n　　1992年10月升任副教授　　1994．9-1997．7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1997．7获得博士学位　　1998年12月升任教授　　200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2001年3月-2001年8月，赴英国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2年3月-2002年4月，赴英国达拉姆大学参加全英拜占庭研究年会，并在牛津大学阿什摩尔博物馆做短期研修。　　2004年8月，应邀赴墨尔本大学参加全澳大利亚拜占庭研究会学术年会，并做大会发言。　　2004年10月，应邀参加在希腊艾奥尼纳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拜占庭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发言。　　研究方向：中世纪史、拜占庭史，兼修宗教文化史、犹太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　　学术兼职：第二十届巴黎国际拜占庭大会中国代表；　　世界拜占庭研究会中国理事；　　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会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东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员。　　社会兼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春市第九、十届政协委员；　　中华妇女联合会长春市妇联第十一、十二届执委；　　长春市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23．顾銮斋：未找到24．夏洞奇　男,1977年生，浙江余杭人，2000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彭小瑜教授。主要学术兴趣为奥古斯丁研究、西方基督教史、古代晚期(LateAntiquity)史与古代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学术著述　　《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6月版　　《“地上之国总是无常”：奥古斯丁论“罗马帝国”》，《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32－147页25．黄洋，男，1965年生，湖北京山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学士、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1991起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上海世界史学会理事。2009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院。主要从事希腊史研究，著有《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希腊史研究入门》（与晏绍祥合著）。26．晏绍祥\n男，1962年生，安徽金寨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副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2、学术经历1984年-1987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199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进修。1997年-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3年：武汉大学博士后。2009年-2010年：英国爱丁堡大学访问学者。1987年-2007年：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2001年晋升为教授。2008年至今：执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3、开设课程本科生：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历史专业英语、希腊罗马史、西方古典文明研究生：古希腊罗马史专题研究、古典世界政治史、古希腊罗马史史料与史学、欧洲中古史专题。4、科研成果（论著、论文、学位论文）至今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共十余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集刊》、《古代文明》等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专著与教材：1.（独著）《世界上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合著）《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3.（独著）《荷马社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4.（独著）《古代希腊历史与学术史初学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独著）《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译著：6.（独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独译）《古代西方战争与战争文化》，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8.（独译）《希腊帝国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5。9.（合译）《罗马的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独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n近年主要论文：（1999-2009）1、《“新世纪、新民主?”——近十年来雅典民主研究的某些取向》，《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10月。2.《波里比阿论古典罗马共和国政制》，《古代文明》2009年7月。3.《古风时代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5月。4.：《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4月。5.：《显贵还是人民——20世纪初以来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点的争论》，《历史研究》2008年10月。6.《古典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世界历史》2008年2月。7.《人民大会及其在古典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世界历史》2007年10月。8.《关于荷马时代战争的几个问题》，《古代文明》2007年01月。9.《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研究》2006年12月。10.：《迈锡尼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11月。11.《古代希腊作家笔下的荷马》，《学术研究》2005年10月。12.《荷马时代的“polis”》，《历史研究》2004年4月。13.《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2月。14.《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君主制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2月。15.《从理想到暴政——古典时代希腊人的雅典民主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1月。16.《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权力基础》，《史学集刊》2002年5月。17.《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4月。18.《荷马史诗中关于政治领袖的术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19.《早期希腊史研究的新趋向——评奥斯邦新著‹希腊文明的形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1月。20.《荷马时代巴赛列斯的经济活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11月。\n21.晏绍祥、甄修钰：《不懈的探索——‹胡钟达史学论文集›评价》，《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7月。22.《荷马史诗中的人民大会及其政治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12月。23.《近20年来英美古希腊史研究的若干趋势》，《世界历史》2000年4月。24.《罗斯托夫采夫及其史学》，《世界历史》1999年4月。25.《荷马及其时代》，《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4月。26.《现代西方希腊罗马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3月。5、科研项目“西方历史中的古典民主传统”，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荷马社会研究”2001年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6、获奖情况《荷马社会研究》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荷马社会研究》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年）。《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6年）7、学术交流1995-199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进修。2009-2010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作访问学者。27．冯天瑜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1998年至1999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1年三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n　　目前正主持的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拟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内容简介　　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任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近十余年来，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多年来为建立和发展武汉大学中国文化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1.何谓术语？中国近代术语是如何形成的？　　清末民初，文化上的古今转换、中外交会，其规模和深度更远超战国和汉唐。此间发生了一种对雅文化和俗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态，这便是新术语层出不穷。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基本上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和某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制。术语的出现虽然是近代的事情，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但术语又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术语就是一部文化史，只有考其源流方能真正把握术语，并透过术语窥探社会—文化的变迁。术语与普通词既有区别又相互渗透。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的大规模入华，汉语的固有词汇不足以表述，新术语便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术语的大量入华，其输入渠道，一是直接译自西书，二是以日译西书为中介。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既是悠久的汉语词汇史发展到当下的表现，也是中、日、西三种语汇系统互动的产物。2.中日汉字文化的双向“互动”\n　　汉字文化圈内的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媒介，近两千年来展开了颇有广度和深度的文化交流。因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时期“师生关系”有所置换。总的说来，古代主要是从先进的中国流向日本，汉字及汉字文化自秦汉以来长时期、大规模传播到东瀛，使日本人在弥生时代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飞跃。后来日本人创制的拼音符号——假名，也从汉字偏旁和草书脱出。至今日本使用的常用汉字在2000字以上，沿用汉字语汇词义的也很多，如日本围绕天皇和皇室的一系列专用语，几乎全部套用中国汉字词，如玉音、玉座、玉体、圣体。此外，汉字词汇在日本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打下深刻的烙印。如日本三大名园——金泽的“兼六园”，冈山的“后乐园”，水户的“谐乐园”，皆得名于中国古典。时至近代，学习西洋取得实绩的日本人成为中国“攫取西洋文化的走廊”。中日之间汉字文化的传播方向，发生了戏剧性逆转。3.日本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　　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被欧美列强胁迫“开国”起始，尤其是明治维新以来，其引进、吸纳外国文化的方向，已由中国转为欧美。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教、学术思想、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在这一形势之下，译介反映欧美近代文明的新概念、新术语，成为明治时代日本新知识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日本出现了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的高潮。4.日制汉语新词大量涌入中国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范例。这一点对于中国是有很大的刺激和启示，自清末以来，一股学习日本的热潮在中国兴起，近代日本人创制的译介西学术语的汉字新词大举涌入中国。而这些日制汉字新词大多是按汉语语法构造的，易于被中国人接受，日制汉字新词成为近代中国汲纳外来语的重要源泉，许多西学术语是通过日制汉字新词传入中国的。日制汉字新词不仅给中国增加了反映西学内容的新概念，而且也推动了汉语大发展。从而丰富了汉语系统，并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准备了条件。另外，日制汉字新词带来了后缀句式，如“……力”（生产力、战斗力等）丰富了现代汉语。5.中国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　　与日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如“理学”译哲学，“玄学”译形而上学，“格治学”译自然科学，“平准学”译经济学，“名学”译逻辑学等等。而日制汉字新词此时一般都经过几十年选择、提炼，趋于定型，入华后往往取代尚处游移状态的中国自制译词。如“哲学”取代“理学”，“形而上学”取代“玄学”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人音译的西洋术语，也被日制汉字音译词所代替，如“葛郎玛”改为“文法”，“德律风”变为“电话”等等。日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短命的，也不在少数。如“写真”、“切手”、“放送”等日制新词曾一度传入中国，却被中国人自创的汉译词“照相”、“邮票”、“广播”所代替，因为后者更明晰易懂，自然被民众所接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国共创、同享的汉译西洋术语，作为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日两国与西洋文化互动的不朽铭记。　　与《孔丘教育思想批判\n》，我从网上发现它是这本书的作者，而这本书是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先锋之一，一个参与历史惨剧，起到不好作用的人为什么还在高位？一个写书把中国学术的起源否定掉的人有什么资格研究中国学术？28．陈寅恪陈寅恪，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文名：陈寅恪民族：汉族出生地：湖南长沙出生日期：1890年7月3日逝世日期：1969年10月7日职业：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简介　　陈寅恪（读作chényínque,虽然“恪”字普通话念“kè”，陈寅恪先生乃客家人，小名“恪（que）儿”，故先生名字应读que音）[1]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１９２８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n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n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治学理念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n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　　《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陈寅恪文集》《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29．周一良　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8岁入塾，习经、史、子书，后加日文、英文。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n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此外，他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著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60年代周一良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于2001年10月23日逝世。周一良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在八宝山举行。　　▲魏晋南北朝史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n》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n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诸葛亮　　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　　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n　　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周一良与洪业　　在周一良念书期间，洪业《引得说》等一系列著作出版，不仅在燕大讲授“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远东史”等课，而且继续在北平引得编纂处主持编纂引得。应该说，洪业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研究方法的讲授和训练以及指导毕业论文等来实现的，他把西方一些近代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介绍给学生，帮助他们建立综合科学的研究基础。“初级历史方法”主要讲授“写论文如何搜集资料和作卡片，论文格式上如何安排脚注和参考书等。”对于已经“考据学初入门”的周一良已经影响不大。但“高级历史方法”应该说是对周一良进行了严格的西方史学基础训练。这门科主要是通过实践练习的方法辅导学生写文章。首先他讲授理论与方法论，目的是“灌注历史感”，比如研究历史要注意五个W，即何人、何时、何事、何地、如何。根据侯仁之的回忆文章，我们还可以知道洪业还有如下三个要求：一、言必有据，引证的资料要详注出处，引证的重要来源必须是原始资料；二、详尽的收集资料，并分析鉴别出其内在关系，然后合乎逻辑的组织，按照科学论文的格式进行写作；三是要“道前人所未道、言前人所未言”。理论讲授完毕洪业就对学生进行训练，要求学生按照史料来源的难易程度、史料鉴别的难易程度先写自己的家世、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史料分散的人物如钱大昕等（洪十分推崇钱）的传记。布置学生去查阅资料，再一节课进行课堂交流，洪业还从工具书的利用、史料的鉴别等方面来启发学生。无形当中就促使学生自己动手收集资料、研究资料、进行考证、撰写论文。洪业有的时候也身体力行的带领学生去找资料，如王钟翰在念洪业的课时就去“翻垃圾”，从在厂寺市肆收集回来的破烂书籍纸片中找寻史料。王锺翰认为洪业对乾嘉学派的作法和西方的比较归纳计量都有深入体会。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尽量穷尽史料，然后比较考证发现问题，再写成文章。洪业还开设有“远东史”，是用英文讲授的，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设计面比较广，从清初耶稣会来华活动到英国政局的变化都贯穿在内，不啻是“中英关系史”。这门课对于周一良来讲印象最深的是洪业的讲演风采。\n　　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在这篇文章里面周一良比较系统的运用五W的研究方法对史料进行科学化研究，而且详细进行了原始资料的引注，对于“几十年无人注意”的问题进行文献研究，“论其得失”。第一节先从写作时间和人的角度考证了“世系表由作之动机”，阐述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第二节“论其体例与取材”，从资料的来源“私家之谱”来说明该书对原始史料的利用情况。第三节到第五节分别“考其内容”，举例说明其主要的缺点，如最大的谬误是“其述受姓所自，及牵附宗祖也”，指出“人名脱漏”和重复记载的问题，这方面运用了史料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第六节从“如何”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正面作用，“徵人物”、“省列传”、“存旧谱”、“考字谥”等优点。文章后面注解23条，也都详细按照格式注了出处。　　应该说，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来看一下洪对周的影响。卷首是“《大日本史》解题”，介绍了要研究的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版本和年代，显然从五W方面对这个书进行简洁科学的概括。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研究这个书的四个原因，“为救亡图存计”、“砥砺学术”、再者该书“瞻详精赅”、受“中国影响最甚”。实际上可以看出洪周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文献研究，力图为现实服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后来周毕业后曾力求去驻日使馆工作，大概与这种“务实”的目的不无关系。第二部分是进行学术研究的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从“经始者”、“史馆及编馆次第”、“撰人”、“取材”、“编撰稽误之原因”等方面考查该书的编撰过程。尤其是对“取材”的分析，可谓是对其穷尽史料的高度评价。这种“取材”和洪授课所讲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以外，“土人传说及故老传说”也用来“济文献实物之穷”。第四部分从“史观”、“体裁”、“义例”、“考订”、“文字”等方面进行史学批评，是比较全面和丰富的。比如说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日本的风俗文化角度对“尊神道排佛教”评论其史观，在体裁方面称赞其注，体现言比有据、保存史料、“志表自注明《纲目》”的特点，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中分析的基本相同。在对“求是”“存疑”的阐述前有些文字也可以说明周一良对于史料鉴别的认识，求是就是“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治考证者必先尚怀疑，不知为不知，适所以为知也”。在结语部分，概括的指出这本书对于日本史学、学术思想、维新变法等的历史影响。末了，有两句话意味深长。“历史之学其意义仍在经世致用，非仅考订记叙而已”。第二句是对当时的日本利用“复古思想”为对外扩张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社会舆论行为的批评，指出“考证精确之客观史文”才能达到“明大义明分”的最终目的。文章的参考资料收录有专著20部，文章26篇，不仅一一注明出处和版本，也进行了初步的考证。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与邓之诚　　周一良称邓之诚\n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　　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　　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书贵细读、尤贵甚思”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　　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n　　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周一良与陈寅恪　　陈寅恪应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杰出史学家，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对于周一良在史学研究的影响是既巨大又深远的，很难作出全面的评价。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如果硬要归纳，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根据汪荣祖的统计，在清华从1926到1937年间，陈写有50篇左右的文章，主要是佛教文史和中古文史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周讲“在听课同时我又搜求陈先生发表的论文来阅读，有些篇读后不甚了了”。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写文章在某中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也是周向陈学习的一个途径，1936年夏周第一次私下请教陈，但由于陈家和周家是世交，周又“富而好学”，给陈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周开始给陈写信来请教问题。周一良的祖父周学海去世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其撰写墓志，陈的大哥师曾和周叔弢为至交，在书籍、绘画、印作等方面都有交流，陈的七弟方恪又是周叔弢青年时代的同学，陈的表弟俞大纲又是周的同学，所以这种几代人交往的感情也增加了周和陈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可以有一证可以证明这一时期陈周之间的感情。1942年在周出国学习其间，陈寅恪在撰的《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的文章开端充满感情的写到：“今则举浸稽天，莫知所界。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今日读来仍让人感动不已。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足以证明周陈之间已经确立了言传身教式的师徒关系。\n　　再者就是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等。这要先介绍一下背景。1936年秋，周为了学习陈的学问，毅然放弃燕京大学硕士，到陈指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傅斯年当时在史语所具体负责，他是近代有名的史学家，他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他1928年发表的《史语所之旨趣》一文中所描述的一样，要求直接研究史料，不断扩展研究的史料，还有不断扩展研究的工具。直接体现在史语所里，他也主张顾炎武的治学方法，就是“直接史料订文史”，在的管理上推行自由研究，也就是给研究者研究条件，充分发掘研究能力，直接在史料上下功夫。在这个其间，周一良分配到的任务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未指定题目或限期要求成果。周用这一年的时间“仔细点读了八书二史，并采用笨办法，遇人名即查本传，遇地名就翻地理志，遇官名就检百官志，同时对照《通鉴》的记载，参考清代钱大昕等人的考证”。在史语所其间还开始留心史料上出现的特殊词语，有志于清儒郝懿行的《晋宋书故》未竟之业。结果就是“水到渠成”，写了三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宇文周的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写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时和陈写信讨论过溪族的问题，陈也经常给其回信，思想十分活跃，由于文革等的原因，这写通信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文章来讨论陈对周的影响和启发。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直到30年后，周一良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可惜时光不再。中华书局曾经出版了一本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文集》，被他戏称为“我的前半生”，因为收的都是他解放以前的论文。他承认，解放以后他写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不足以言研究也。”他把那段“红与黑”的心路历程记载下来，并把那张“无耻之尤”的信纸压在玻璃板下。每每约见晚辈，不讲学术，却谈人生。20世纪末，在一次陈寅恪的纪念会上，已经坐在轮椅上的周一良作了《向陈先生请罪》的发言：“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　　▲梁效事件\n　　那时的周一良，把“文革”炼狱看作是改造自己难得的机会，以至于到了“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的地步。在一张劳动归来的合影中，周一良穿着鼓囊囊的棉衣，斜挎军绿书包，白毛巾随意扎在脖子上。这与他素来西装革履，系着苏格兰格子图案的围巾的形象，大相径庭。　　及至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还以为这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然后骑着自行车悠然回家。他不无自得地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了。”　　后来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一良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这位把改造当做人生目标的知识分子，直到30年后才幡然悔悟。在“梁效”写作组某成员的追悼会上，一句“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的挽联深深触动了周一良。他又重新拾起荒废多年的古代史研究，世家私塾的古文教育又派上了用场。曾和他一同批判胡适的田庆余，也是用胡适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成绩。　　周一良墓位于北京西静园北区七列九排，墓显得特朴实，汉白玉的墓碑，汉白玉的墓身，墓前栽有一棵小树。唯一不同的是碑上的字已经刻好，但还没有上漆。碑的正文写到：“泰山情侣周一良邓懿之墓”，碑的左上镌刻的是出生时间：“生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碑的右下镌刻的是去世时间：“故于二OO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二OOO年二月二十三日”，碑的背面刻有先生后人的名字。就在墓身上，发现周先生自己撰写的墓志，似乎也是一幅挽联：“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学同事同衾同穴，相依为命数十载，悲欢难忘；对外汉语虽非显学，教师教生教书教人，鞠躬尽瘁多少国，桃李芬芳。惜萝厂先行，未能携手进蓝旗营新居也！郊叟志。”学者著述　　主要专著：《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外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著作有：《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邓懿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n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30．杨共乐男，1962年4月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9月—1984年7月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1984年9月—1987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87年7月至今，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历史学院）工作，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长、中国世界上古史学会副理事长、首都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世界上古史、古代罗马史、中外古代交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持国家及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史学会副理事长等。在《罗马社会经济研究》、《罗马史纲要》等著作论文中，论述了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的”生产方式，认为这不是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罗马史的角度进一部突破了“五种生产方式”。　　代表性论文：　　　《试论罗马共和国早期的经济属性》《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1期　　《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　　《吐火罗与大月氏非同源考》《世界历史》2003年4期　　《那先比丘经》中的“大秦国”和“阿荔散”考《世界历史》2004年5期　　《张骞所记大夏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6期　　代表性著作：　　《罗马社会经济研究》（TheStudyofAncientRomanSocietyandEconomy）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　　《古代罗马史（AncientRomanHistory）（修订版）》与李雅书先生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罗马史纲要》东方出版社　1994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