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学者和历史学家 45页

学者列表余英时杨奎松杨天石萧功秦杨念群田余庆林蕴晖沈志华金冲及李开元王子今朱维铮李学勤葛剑雄葛兆光高王凌冯天瑜王学泰许纪霖郭世佑萧延中章立凡金观涛冯筱才罗志田曹树基阎步克王曾瑜许倬云戴超武金雁牛军李零秦晖韩钢吴思谢泳高华邵建张鸣桑兵雷颐傅斯年黄仁宇柏杨费正清顾颉刚唐德刚周谷城吕思勉王立群休谟范文澜翦伯赞蒙曼陈桓黄现璠，费孝通、、夏康农费正清百科名片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中文名：费正清别名：约翰·金·费尔班克国籍：美国出生日期：1907年逝世日期：1991年职业：社会学家、汉学家毕业院校：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主要成就：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国外交史及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代表作品：《剑桥中国史》目录\n人物生平生平年表主要学术成果人生经历来华任教回美任教再次来华教授们的生活境况报告观点回忆录评论《剑桥中国史》编写中国学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重要著述创建东亚研究中心呼吁对东亚的研究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学术思想与实践1.讲求实证2.“冲击—回应模式”评价与争议1.学术贡献2.争议人物生平生平年表主要学术成果人生经历来华任教回美任教再次来华教授们的生活境况报告观点回忆录评论《剑桥中国史》编写中国学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重要著述创建东亚研究中心\n呼吁对东亚的研究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学术思想与实践1.讲求实证2.“冲击—回应模式”评价与争议1.学术贡献2.争议展开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费正清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龙镇，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1901年毕业后在南德克塔州定居，在胡龙镇做律师，任市镇律师。[1]　　　母亲罗莱娜对费正清的成长影响很大。她出生于德克塔，在芝加哥就  费正清学，最后又回到故乡，但她所留恋的始终是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和那里的文化。她是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成员，随后任该协会一分支机构主席。罗莱娜毕生为争取妇女权利而工作，参加妇女选举权的游行和示威活动，组织各种集会，是位政治上相当活跃的人物，费正清早年的从政志向都与其母亲的引导有关。　　在1927年进入哈佛时，费正清尚未考虑研究中国，而且，当时的哈佛还没有开设系统研究现代东亚的课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腊语、历史、哲学、政治、艺术和经济。　　1929年秋，费正清赴牛津大学。他的专业方向为东亚研究，但当时他尚不具备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好在当时牛津大学的学位论文不要求参加考试，也不要求相关的学术经历。1931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是年，费正清在华盛顿美国国会档案局收集资料，随后在剑桥和巴黎查资料。　　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两年研究收获甚丰，他把现代中国作为研究主题，以中美外交和机构史为新视点，他的博士论文正是从以上三个方面探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突破了传统汉学的局限，具有相当的创新意义。　　费正清认为中国研究不应只局限于西方的资料，还应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这自然要求掌握汉语和在中国的生活经历。牛津的治学研究队伍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汉语课程。费正清向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罗德奖学金委员会批准了他的申请，费正清成为第一位在远东地区的罗德奖学金学者。　　1932年初，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从师清华大学蒋廷黻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n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为题，于1954年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于是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一起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创建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且亲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而后退休，他从教职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2]编辑本段生平年表　　1907　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1911　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1923　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1925　进威斯康星大学　　1927　转入哈佛大学　　1929—1931　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1932　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Denio·Cannon)结婚　　1933—1935　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1935　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1936　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1941　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1942　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1943　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1945　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1948　《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2　3月10—11　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　　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　　1953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　任新成立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主任(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58　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1960　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M．Craig)合著]由洪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　开始编著《剑桥中国史》，和特威切特(DenisTwitchett)共同主编(3月1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　　1967　在剑桥①举行六十大寿庆祝会；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莫菲(RhoadsMurphey)、芮玛丽(MaryWright)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作贺礼\n　　1968　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1972　夏天，与威尔玛重访中国　　1973　5月，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　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　　1979　感恩节，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82　《心系中国》由哈勃一娄出版社出版　　1991　9月12日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剑桥去世编辑本段主要学术成果　　TheUnitedStatesandChina，HarvardUniversityPrss，1948；4threv.edit.，1979；enlargededit.，1983.　　《美国与中国》　　NextStepInAsia(contributorwithHarlanCleveland.E.O.Reischauer，andW.L.Holland)，HUP，1949.　　《在亚洲的下一步》　　ModernChina：ABibligraphicalGuidetoChineseWorks1898—1937(ed．withKwang—chingLiu)，HUP，1950.　　《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　　ADocumentaryHistoryofChineseCommunism，1921—50(ed．withCouradBrandtandBenjaminSchwartz)，HUP，1952.　　《中国共产党文献史(1921—1950)》　　TradeandDiplomacyontheChinaCoast，HUP，1954.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　　China’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ed．withSsu—yuTengandothers)，HUP，1954.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　　ResarchGuidefor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arySurvey，1839—1923(ed.withSsu—yuTengandothers)，HUP，1954.　　《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　　JapaneseStudiesofModernChina：ABibliographycalGuidetoHistoricalandSocial—ScienceResearchonthe19thand20thCenturies(ed．withMasatakaBanno)，Tokyo，CharlesE.TuttleCompany，1955.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　　ChinaThoughtandInstitutions(ed．andcontrib．)，The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1957.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ChingDocuments：AnIntroductorySyllabus(ed.)HUP，1959.　　《清季史料入门》　　ChinaAdministration：ThreeStudies(ed．withssu—yuTeng)，HUP，1960.　　《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　　EastAsia：TheGreatTradition(withE．O．Reischauer)，HUP，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　　EastAsia：TheModernTransformation(withE.O.ReischaueFandA.Craig)，HUP，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n　　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withE.O.ReischauerandA.Craig)，HUP，1973.　　《东亚：传统与变革》　　Chin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withReischauer)，HoughtonMifflinCompany，Boston，1978.　　《中国：传统与变革》　　China：ThePeople’sMiddleKingdomandtheUSA，HUP，1967.　　《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　　TheChineseWorldOrder：TraditionalChina’sForeignRelations(ed.andcontrib.)，HUP，1968.　　《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　　NewViewsofChina’sTraditionandModerniz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AssociationServiceCenterforTeachersofHistory，1969.　　《关于中国传统与维新的新观点》　　ChinaPerceived：ImagesandPoliciesinChinese—AmericanRela—tions，AlfredA.KnopfInc.，NewYork，1974.　　《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　　The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ed.)，HUP，1974.　　《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　　ChineseWaysinWarfare(ed.withF.A.Kierman)，HUP，1974　　《中国的兵法》　　JapaneseStudiesofModernChinasince1953，ABibliographical　　GuidetoHistoricalandScienceResearchonthe19thand20thCenturies(ed.withNorikoKamachiandchuzpIchiko)，HUP，1975.　　《日本近代中国研究书目指南续编》　　LettersofRobertHart，ChineseMaritimeCustoms，1868—1907(ed.withK．F．BrunerandE．M．Matheson)．2vols，HUP，1975.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　　Chinese—AmericanInteractions：AHistoricalSummary，NewBrunswick，NewJersey，RutgersUniversityPress，1975.　　《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　　OurChinaProspects(ed．andcontrib.)，Phliadelphia，1977.　　《中美关系展望》　　Chianbornd：AFifty—YearMemoir，HarperandRow，NewYork，1983.　　《与中国的五十年不解之缘》　　ChristianityinChian：EarlyProtestantMissiondryWritings(ed.withS.WBarnett)，HUP，1985.　　《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作品研究》　　TheGreatChineseRevolution，l800——1985，HarperandRow，NewYork，1986.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EnteringChina’sService：RobertHart’sJournals，1854—1863，(edwithK．F．BrunerandRichardJ．Smith)，HUP，1986.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札记(1854—1863)》　　America’sChinaTradeinHistoricalPerspective：TheChineseandAmericanPerformance(de．withErnestR．May)，HUP．1986.\n　　《美国对华贸易的历史回顾：中美双方的状况》　　ChinaWatch，HUP，1987.　　《观察中国》　　China，ANewHistory，TheBelknapPressofHUP，1992　　《中国新史》　　Volume10，LateChing，1800—1911，Partl(ed．andcontrib．)HUP，1978.　　《剑桥晚清史(1800—1911)》，第一部　　Volume11，LateChing，1800—1911，PartII(ed．withKwang—ChingLiu)，HUP，1980.　　《剑桥晚清史(1800—1911)》，第二部　　Volume12，RepublicanChina，1912—1949，PartI(ed．andcontrib．)，HUP，1983.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一部　　Volume13，RepublicanChina，1912—1949，PartI(ed．withAlbertFeuerwerker．).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第二部　　Volume14，TheEmergenceofRevolutionaryChina，1949—1965(ed．withRoderickMacFarquhar).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　　Volume15，RevolutionswithintheRevolutions，1966—1982(ed．withRoderickMacFarquhar).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下　　（资料来源：国际汉学漫步[专著]/李学勤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册(885页);20cm）编辑本段人生经历　　1948年出版《TheUnitedStatesandChina(AmericanForeignPolicyLibrary)》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DenisTwitchett，中文名字“杜希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与赖肖尔和AlbertM.Craig合著《EastAsia,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临终前两天将《China:ANewHistory》交付出版。来华任教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威尔玛·D·坎农（WilmaDenioCannon，费慰梅，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费正清和他夫人费慰梅的中文名字是梁思成所取。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如果模仿美国电影名星范朋友(道格拉斯·费尔班克)，也叫范朋克，听起来像中国话“番邦客”了。回美任教　　费正清后来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美国任教哈佛。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在此之前，这位三十五岁的外交官已经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了。再次来华　　费正清此次来华的第一站就是昆明，任务是了解西南联大\n(主要是清华)的情况，也见见一些老朋友，特别是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钱端升这些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还有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美籍华人。　　费正清首先拜会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联大的三位常委之一，实际主持联大工作)，并走访了一些清华教授。当时美国驻昆领事馆在北门街唐继尧公馆，费正清访问了临时住在领事馆隔壁唐家旧戏台上的金岳霖(哲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和陈福田等，住在“秦家祠堂”(应系金汉鼎家祠堂，在今师专校园内)里的张奚若(政治学家)，然后又由张奚若作导游，乘军用吉普车去北郊龙头村，看望住在那里的钱端升(政治学家)。本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是住在龙头村的，他们已于两年前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费正清只见到女建筑师为自家设计的住宅。钱端升的住宅在棕皮营，与梁家住宅离得很近，也是林徽因设计的。金岳霖是单身，除北门街留有一个床位，他在龙头村梁宅旁也盖了一间耳房。“参观”之后，金岳霖、钱端升也随费正清一行回到市区，参加梅贻琦在家为费氏举行的晚宴。费氏的美国助手告诉他，梅博士的月薪不足六百元，而这次宴会的费用不下一千元。这加深了费氏对教授们生活艰难的认识。“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他才一英寸高的一瓶专制疟疾的阿的平药片，它应当能换回这一千元”。教授们的生活境况　　当时(1942年)昆明物价上涨，教授生活困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文系浦江清教授在日记中喜欢记账，今天来读，史料宝贵。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设司家营(龙头村偏南一里)，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都住在一起。浦氏1942年11月23日日记：“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每月包饭费四百元”。这就是说，一个教授的月工资只够交一人的伙食费。当时许多清华教授疏散到郊区，但北门街71号尚保留有各人的单间或床位，进城集中上两三天课，然后再回乡下。从浦氏日记看，北门街的伙食要好一点，“饭菜两荤两素，六七人吃尚够。每顿有一大碗红烧牛肉或猪肉，惟米饭不佳”，但“每月包饭五百元”(12月2至5日)，一般教授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够。据1942年1月14日第204次常委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教师薪俸等级》，“副教授薪俸由240元起至400元止”，“教授薪俸由300元起至600元止”。报告观点　　费正清到昆明五天后就打了报告，内中说：“作为西南联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正在缓慢地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这的确有根据，他是位学者。　　但费正清是外交官，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他对问题的观察不能不首先着眼于政治。他在报告中写道：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在谋求严密统制中国文化知识界生活的进程中，长期以来想方设法推行控制清华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然而在清华大学各院系里，他遇到了留美归国而资历较深的教授的极其明确而坚决的抵制，结果是双方持续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教育部和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并以他们的财政金融为后盾，另一方是决心力图维护美国式学术自由的教授们，两方进行着较量。这是一场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斗争，因为教授们的财物资源(所积存的书籍衣物，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而把这些东西出售)，很快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费正清所注意到的这种斗争或较量，并非始于四十年代的昆明(陈立夫从1\n  费正清938年1月起才任教育部长)，早在国民党于二十年代末刚取得政权之时，这种斗争即已开始，领头的是胡适。梁实秋也冲了一阵锋，他写过一篇《论思想自由》，登在1929年出版的《新月》第二卷第3期上，文章结尾梁实秋呼吁：“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罗隆基因为常写《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一类文章，还被国民党抓起来过。　　应该看到，这种斗争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独裁的性质，与一般民众不挂钩，局限性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它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环，应当肯定。　　费正清对这场斗争也是肯定的，而角度则大大的不同，他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的。他在报告里毫不含糊地认为：这种斗争“是一场现代西方民主思想方针与古老的中国专制主义方针直接对抗而开展的搏斗”，斗争的一方是“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并且是此间正在进行着的斗争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　　来昆明没几天就掌握了情况，毕竟是情报局驻华首席代表，不简单。回忆录评论　　费正清在昆明逗留了一星期后去重庆上任。1945年底又来过一次昆明，当时美国驻昆领事费尔·斯普鲁斯曾邀请闻一多参加一次盛大的宴会，费正清也在座。他在回忆录中对闻一多半年后被杀害作了这样的评论：“刺杀这样一位知名人士导致了戴笠的军统和CC派用武力压服异己，以及消灭共产党和自由主义者的努力的不断升级。这种一意孤行地使用暴力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1946年9月费正清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美国在中国的机会》，他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由闻一多被害(1946年7月15日)而促成的，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我的文章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二战结束后费正清仍然回到哈佛大学，一面教中国历史，一面大胆地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从他1932年首次来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他始终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许多观点在西方外交界和史学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权威。据说他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有相当影响。《剑桥中国史》编写　　1966年，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开始编写，计划出十五卷，由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一百多位学者分章撰稿，费正清是两位总主编之一。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编辑本段中国学研究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n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其论著大致可分四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　　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这一类著作的代表是《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这一两卷本的重要专著，是费正清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论述了1842年至1854年间外国列强在中国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过程。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　　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书目介绍；《清代文献》是有关中国历史文献注释与译文的教学参考资料，是特别有助于研究生的参考书；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也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　　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　　直接论述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等，其他著作还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中美两国的相互影响：历史评述》、《中美关系展望》等。重要著述　　——《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　　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剑桥中国史》\n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从1985年起，这套“超级专题论文集”(费正清语)的中文译本的各卷在中国陆续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好评。留心学术前沿的人会注意到，这套《剑桥中国史》，尤其是晚清、民国以来各卷的某些观点，已经在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影响。　　——《观察中国》　　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创建东亚研究中心　　作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有人戏称，费正清不愧为是“学术企业家”)，费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为其坚实后盾，费正清所有的规划和设想，都通过这一中心操作、实施，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现代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费正清在美国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学为基地，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东亚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国，同时研究日本、朝鲜和其他东南亚各国与地区，中心搜集了大量资料，特别是注重搜集中国近代、现代史方面的资料。搜集的资料中包括重大史实、人物传记和思想制度。这些资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档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还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图书140种。1970和1971两年就出版了43种，差不多每月出版两种，数量很可观，主要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费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呼吁对东亚的研究　　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中国，他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的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再次呼吁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n　　费正清的主张反映了他关于学术研究应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观点，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美国学术界和公众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　　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中国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并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2—1953年，费正清在日本学习语言，研究目录，最终与日本学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资料集。60年代，他先后两次出访，访问了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些处于学术发展阶段的“边远地区”，费正清帮助当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编辑本段学术思想与实践1.讲求实证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2.“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n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编辑本段评价与争议1.学术贡献　　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其学术贡献重要在于：　　首先，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其次，费正清还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氏勋爵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　　还有，费正清是一位史学家，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教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一百多人。　　再有，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n　　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著作影响了国际舆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构成中有着许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众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义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同仁的认同。2.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剑桥中国史目录出版情况图书介绍从书书目其它　　  剑桥中国史出版情况　　作者：（美）麦克法夸尔，（美）弗正清编，俞金戈等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n图书介绍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剑桥中国史》共16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卷都有所论述时期和课题和详尽书目；并有书目介绍，评述各章有关的资料和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出的《剑桥中国史》的其他中译本有秦汉卷、隋唐卷、明代卷、晚清两卷，丛书各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担当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原书计划出版卷目如下：　　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2卷《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尚未出版　　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4卷此卷已取消　　第5卷《剑桥中国宋代史》　　第6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第7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　　第8卷《剑桥中国明代史（下）》　　第9卷《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　　新增《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　　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　　第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第12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　　第13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65年）》　　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82年）》　　《剑桥中国史》的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原版各卷均以“《剑桥中国史》第X卷”作为书名，因其并未按卷序出版，其中有些卷尚未成书，为便于我国读者阅读，根据国内学者和专家建议在翻译出版中文版各卷时，据原书所标年代均以断代书名替代。　　1《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220年）》　　2《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221-588年）》英文原版尚未出版　　3《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　　4《剑桥中国宋代史（907-1279年）》预计2010年年底出版　　5《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　　6《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　　7《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　　8《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卷1645-1879年）》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相，预计5月份出版发行。　　9《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下卷1645-1879年）》英文版目前已进入出版准备阶段\n　　10《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　　11《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　　12《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1912-1949年）》　　1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912-1949年）》　　14《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15《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　　写在最后面　　其实,在主编费正清心目中,觉得中国历史哪能只从秦汉开始呢,应该有一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结果是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综述在付印前就变得陈旧过时了。于是,《剑桥中国先秦史》有了后,同样的一批年轻学者又在撰写秦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　　《TheCambridgeHistoryofAncientChina:FromtheOriginsofCivilizationto221BC》即《剑桥中国上古史（文明的起源-公元前221年）》（英文版于1999年出版，中文本尚未出版）并不属于该套丛书出版序列。从书书目　　《剑桥中国秦汉史》　　序　　导言　　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　　第二章前汉（作者：鲁惟一）　　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作者：毕汉斯，哥伦比亚大学）　　第四章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作者：鲁惟一）　　第五章汉代的灭亡（作者：B.J.曼斯维尔特，莱顿大学汉学院）　　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作者；余英时，耶鲁大学）　　第七章政府的机构与活动（作者：鲁惟一）　　第八章后汉的制度（作者：毕汉斯）　　第九章秦汉法律（作者：何四维，莱顿大学荣誉教授）　　第十章前汉的社会经济史（作者：西鸟定生，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第十一章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作者：帕特里夏·埃伯里，伊利诺斯大学，厄纠纳一番潘）　　第十二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作者：鲁惟一）　　第十三章主权的概念（作者：鲁惟一）　　第十四章儒家各派的发展（作者：罗伯特·P·克雷默，苏黎世大学）　　第十五章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作者；陈启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　　第十六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法兰西学院戴密微遗作）　　第十七章跋（作者：蒂莫西·巴雷特，伦敦大学）　　后记　　《剑桥中国隋唐史》　　前言　　总编辑序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隋朝　　第三章唐王朝的建立：唐高祖（618—626年在位）　　第四章唐政权的巩固者唐太宗\n　　第五章高宗（649—683年在位）与武后：继承人与篡位者　　第六章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684—712年）　　第七章玄宗（712—756年在位）　　第八章中唐和晚唐的宫廷和地方　　第九章晚唐的宫廷政治　　第十章唐朝之灭亡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前言　　总编辑序　　导言　　第一章辽　　第二章西夏　　第三章金朝　　第四章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第五章忽必烈汗的统治　　第六章元中期政治　　第七章顺帝与元朝统治在中国的结束　　第八章元代政府与社会　　第九章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1215—1368年　　《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　　序　　第一章明王朝的兴起　　第二章明代的军事起源　　第三章洪武之治1368—1398年　　第四章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之治1399—1435年　　第五章正统、景泰和天顺统治时期1436—1464年　　第六章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年　　第七章正德时期1506—1521年　　第八章嘉靖时期，1522—1566年　　第九章隆庆和万历时期1567—1620年　　第十章泰昌、天启、崇帧三朝1620—1644年　　第十一章南明1644—1662年　　第十二章明代的历史著述　　《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　　序言　　导论　　第一章明代政府　　第二章明代的财政管理　　第三章明代的法律　　第四章明代与亚洲腹地　　第五章明代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　　第六章明朝对外关系：东南亚　　第七章与欧洲沿海国家关系1514-1662　　第八章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约1470-1650\n　　第九章明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　　第十章交通通信和商业　　第十一章晚明思想中的儒学　　第十二章天学：基督教及其他西方思想引入晚明中国　　第十三章明代的官方宗教　　第十四章明代佛教　　第十五章明代文化中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总编辑序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　　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　　第四章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　　第五章条约制度的形成　　第六章太平军叛乱　　第七章中俄关系　　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　　第九章清代的中兴　　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第十一章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前言　　第一章1870—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　　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　　第五章思想的变化和维新运动，1890—1898年　　第六章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　　第七章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第八章辛亥革命的政府、商人和工业　　第九章共和革命运动　　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总编辑序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第三章外国在华的存在　　第四章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第五章立宪共和：北京政府1916—1928年　　第六章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主义　　第七章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年　　第八章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　　第九章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第十章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1923—1928年\n　　第十一章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总编辑序　　第一章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第二章1911—1931年中国的国际关系　　第三章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　　第四章1927年—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　　第五章土地制度　　第六章农民运动　　第七章地方政府的发展　　第八章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8年　　第九章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8年　　第十章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第十一章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年—1945年　　第十二章中日战争时期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年　　第十三章1945-1949年的国共冲突　　第十四章1949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第十五章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总编辑序　　第一章中国的再统一　　第一篇模仿苏联模式，1949-1957年　　第二章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第三章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四章新秩序的教育　　第五章党与知识分子　　第六章外交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　　第二篇寻求中国道路，1958-1965年　　第七章大跃进和延安领导的分裂　　第八章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　　第九章教育的新方向　　第十章党和知识分子；第二阶段　　第十一章中苏分裂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总编辑序　　第一章1949年至1978年的毛泽东思想　　第一篇文化大革命：混乱中的中国1966—1969年　　第二章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第三章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　　第二篇文化大革命：为继承权而斗争1969-1982年　　第四章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第五章对美开放　　第三篇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　　第六章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n　　第七章教育　　第八章文艺创作与政治　　第四篇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　　第九章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　　第十章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　　第十一章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第五篇分离的省份　　第十二章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其它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著，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7月初版ISBN：957-09-0923-4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的他，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文名：吕思勉出生地：江苏常州出生日期：1884逝世日期：1957职业：史学家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史籍与史学》目录吕思勉个人简介《白话本国史》的开创的成功《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1.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2.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吕思勉先生文集1.融合社会学的知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目录参考文献吕思勉故居吕思勉个人简介《白话本国史》的开创的成功《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1.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2.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吕思勉先生文集1.融合社会学的知识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目录参考文献吕思勉故居\n吕思勉个人简介　　吕思勉,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他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标榜任何一派,而是别具一格的一家。但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学者们比较重视对陈垣、陈寅恪、钱穆等人的研究,对吕思勉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与吕思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极不相称的。史学界亟需加强对吕思勉史学成就的研究,尤其是对他史学思想的研究。把握他史学思想的特点和精髓,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继承、发扬他的史学思想,还是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故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吕思勉的史学思想做进一步的研讨,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渊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从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两个角度出发论述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这是本文着重探讨的内容,第四部分是对吕思勉史学思想的评价。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一、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基础,再加上时代的熏陶沉淀而形成的。二、吕思勉历史观的主要方面是他的进化史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其有一定的影响《白话本国史》的开创的成功　　学者—吕思勉(5张)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抄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　　（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n　　（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02年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04年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濬、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本书堪称是最完整、最权威的国史教材。\n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01年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书籍读得最多的学者，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吕思勉国学基础深厚，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n　　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吕思勉先生文集\n　　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作为中国20世纪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中国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严耕望先生把吕思勉与钱穆、南北二陈(即陈寅恪、陈垣)相提并论，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个判断虽然为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所接受，但吕思勉的声名却远不及其他三位先生显赫。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是因为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西学传入后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性差异，即吕氏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而较少地一味追随晚近的新史学思潮，他更注重史书的阅读与撰写，而缺乏新史学所崇尚的纯粹的研究。但吕氏著作中自有其价值所在，在其中贯注着其人与近代史学新风尚大不相同的史学精神，这一点需要读者认真地去阅读吕思勉的著作，并去认真体会。《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代表性论著之一，完成于1939年，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下册按历史顺序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本书此次列入《吕思勉文集》出版，以上海开明书店的初版为底本，吸收了杨宽、吕翼仁先生的校订成果，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夹注，同时尽量保留了著作的原貌。《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收录了吕思勉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论著，包括《医籍知津》、《群经概要》、《经子解题》、《中国文化史六讲》、《理学纲要》、《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共计九种。《医籍知津》较为专门，《群经概要》为未刊稿，《先秦学术概论》、《大同释义》、《中国社会变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则系统地阐述了吕先生“大同”的思想。《经子解题》最为著名，黄永年先生说自己当年正是因为在南京书摊买到一册《经子解题》才走上文史之路的，可见其影响。九种书大多具有思想史、学术史的性质。由于吕思勉的治学路径与近代的其他史学大家有所不同，因此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方式也应该有所不同。西学传入中国后而形成的“新史学”更注重专题研究，其著作大都围绕着某一个或数个旗帜鲜明的观点，往往是先用史料加以论证，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因而读者在阅读时很容易抓住核心，从而有所收益。但吕思勉的著作不同，吕先生为学蕲向博通周赡之一途，更注重通史的撰述，而在此过程中，并不乏他个人的真知灼见，有很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其中不乏规律性的历史认识，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依然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　　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10]。吕思勉从1906年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ｘ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融合社会学的知识\n　　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一生大部分时间以执教为业，坚持思想独立，从社会生活细节着眼推进社会改良。他一生史学著作丰富，尤其以《白话本国史》影响最大。可是就因为这本书，让这位大学者以卖国罪被告上法庭，差点引来了牢狱之灾。1905年开始教书生涯，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1935年的上海，正处在两次淞沪抗战期间的黄金时代。虽然潜藏危机，表面却显现出富足与繁华。这一年的五月异常闷热，但在5月12日，伴随着强劲的大风，气温陡降近十度。就在这个阴沉的日子里，一位年过五旬的消瘦老者，心情沉重地登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他就是当时的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白话本国史》的作者吕思勉，他此行是为了去打一场官司。就在几天前，《救国日报》将吕思勉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违反出版法以及犯了外患罪，换句话说，就是指吕思勉卖国。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这样的指控代表着什么可想而知。　[杨友仁：老先生民族观念强。抗战爆发后一直在孤岛不回常州，因为当时日本兵在常州城门口有岗哨，进出城门要鞠躬，直到撤了之后，才搬回去。　杨友仁至今保存着六十多年前拍摄的一张老照片，那是当年光华的学生们在孤岛沦陷前，为了送别吕思勉回常州乡下教书而设宴饯行时的合影。照片上有吕思勉亲笔写下的题头：一片冰心。如今照片上的十八人多已辞世，但回忆那段往事杨友仁依然难以平静。杨友仁：十八个人，后来没有一个当汉奸。李永圻、王玉祥：在常州请他去讲课，要求1、不去敌伪的学校；2、不收伪币做工资，直接用大米。那么吕思勉怎么会被人以外患言论的罪名告上法庭的呢？这一切要从老先生的学问和那本《白话本国史》说起。抗战之前的中国，流传着一部影响非常大的中国通史著作，这就是《白话本国史》。它是吕思勉在自己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基础上写成的我国第一部白话文通史著作，全书约六十万字，分四册。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随后不断再版。仅1933年4月至1935年4月的两年间，就重版了四次。是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影响巨大的原因，就在于吕思勉新颖独特的体例。《白话本国史》分成两大部分，一是叙述传统史籍记叙的诸如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内容；另一部分则描绘了多被前人所忽略的历史时期风俗人情、农工商业、社会状况。带给读者们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的历史图景。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集梳理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关键性的内容，既要融会贯通，又要条理清晰；既要把握住宏观方面，又能不遗漏细节，所需要的精力和学识可想而知。\n杨友仁：有人说他二十四史读了三遍，其实远远不止。吕思勉一生著作等身，以一人之力几乎写完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王玉祥：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写了那么多书，复旦谭骐骧说：我没有见过第二个人。不过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则还是首推《白话本国史》。五十年代初，进行“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时，当时身为华东师范大学仅有的两位一级教授之一，吕思勉在应该用来做自我批评的《学习总结》中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作了自我评价，认为比起前代学者，除了对顾炎武还“殊愧望尘”之外，和其他名家“差可肩随耳”。1884年2月27日，他出生在江苏常州十子街10号的这栋宅子里。吕家世代读书做官，不过由于家庭变故，吕思勉年幼时家境已经比较拮据了，就是这一间大房子，也早已典给了别人。年幼时吕思勉就文思敏捷，据他自己所说是“天分颇佳”，以至于曾有乡试时一日之内替人捉刀代笔写过14篇文章的经历。　我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读书了，这一年，母亲程夫人拿了一本《纲鉴正史约编》，为我讲历史。……大约讲解到楚汉之际时，我说：我自己会看了，于是便开始每天读几页历史书。　1905年，已经考取了秀才的吕思勉在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执教国文和历史，从此直到1957年去世，一生都从事着教书、著述的生活。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当时曾在小学堂读书，对于吕思勉的讲课留有很深的印象。六十五年之后，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会上曾经深情地回忆1920年在火车上重遇老师的情景，那时就像见到自己家中的长辈一样。　对于所有的学生来说，吕思勉都是这样一位如父亲一般的长者。　杨友仁：有一件事情……让我慢走，拿了绳子和报纸帮我包好了才走。杨友仁、王玉祥：老先生上课时，一支粉笔，一块黑板。长衫，腰里别一块手帕。平时里除了吃饭基本就是不停地写作，真正地“坐拥书城”。王玉祥：老先生平时也吃肉，但是如果买回来的时候是活的，就不吃了，养起来直到鸡鸭老死，埋了。这叫“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是孟子说的。翻开光华大学当年的校刊，教授们大多是留洋学成归来，接受过正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吕思勉前清秀才的“文凭”和他的传统打扮在这之中似乎有些老古董的味道。跟随了老先生多年的李永圻这样谈论起抗战时第一次见到吕思勉的印象：李永圻：一个年老的先生，夕阳西下，穿着长衫，有点病态。。。　王玉祥：当时（孤岛时期）光华的有“两高”：一是上课的教室高；二是学费高。杨友仁：一个term（学期）要91个银元。大家都找老先生作担保人……没齿不忘。李永圻：老先生常说：“我是前清的秀才，民国的教授，别的没有什么"。不过，学生们却发现老先生是教师中最能接受新思想的人。　邵洛羊当时受命去光华大学开展学生地下党工作，适时向师生们传递被国民党当局封锁的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情况。邵洛羊：对有的老师这是（共产党的情况）绝对不能提的，但是老先生与他们不一样，最进步的就是他。……有一回上《兵制史》，老先生在黑板上公开写：“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张耕华：老先生为什么不像陈寅恪等人名气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始终在私立的光华，北大、燕京等名校曾经请他去教书，但他没有去，这是因为他一直以来喜欢思想的独立，认为在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或者教会学校更能保持独立。张芝联：\n不喜欢抛头露面，但1947年5月，老先生积极参加了反对光华改成国立学校的运动。“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在苏州常州南京上海奔走了半年多。当初如果我想从政，谋个一官半职的机会很多，即使不愿意做官，以学者的身份也能做个政客。但我的本性不适合做官的；而且当时的官场作风，我很不以为然，所以一辈子最终和政治没什么瓜葛了。”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毕竟是太密切了，研究历史而又想完全独立于政治何其之难。吕思勉一生超脱政治纷争之外，却依然免不了因为自己的著作而差点经历牢狱之灾。原来1923初版本的《白话本国史》在《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中，吕思勉认为迫于当时的客观形势，靠岳飞等人的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南宋和金朝的力量对比，秦桧主持和议是不能避免的选择，由此背负了千古骂名，实在是有些冤枉。这本是学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问题提出的看法，况且朱熹等历朝历代的著名历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议论。但是1931年“9.18”事变之后，由于抗战迫在眉睫，吕思勉的这段文字难免被和时局联系起来，终于引发了这场诉讼。吕思勉生于中法战争之时，年轻时，正值中国社会激荡变化的年代，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说或许是由于自己的性情和康有为、梁启超有些相似的缘故，对于他们的维新思想怀着强烈的感情。于是在一介书生的外貌下，吕思勉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改良社会的努力。读的是古书，教的是古史，做的是关于古代的学问，但在内心中，吕思勉却从未忘记身边的现实社会。他变革社会的着眼点，想到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注重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936年前后，光华大学招收的学生人数突然大增，以至于学校原有的食堂已经无法满足学生们的需要，连校门外的饭店也挤得人满为患。学校计划再建一所厨房，吕思勉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吃饭的革命》，刊登在校刊上。他提出新厨房不能再照老样子，要全方面的进行革新。比如：关于洗碗和卫生，吕思勉建议洗过的碗要用沸水消毒，之后直接晾干，以免用抹布擦了之后二次污染。又如：他觉得现在蒸煮米饭的方法太繁琐，不如在煮之前就将米一份份分开在碗中然后加水，省却了煮熟后再一勺一勺分米饭的麻烦。建议中还包括取消花费巨大的司务职务、每日的菜预定预做等等。如此琐碎的建议，吕思勉一生中不厌其烦地提出过很多，像积极推动国语和白话文，建议学校设立农场，乃至大力提倡以钢笔代替毛笔：李永圻：老先生提倡用钢笔，说钢笔是进步的工具。吕思勉自十多岁时就开始留心物价等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的日记和笔记中留有许多这样的纪录。这种关心，塑造了吕思勉独特的历史视角，他由此突破了历史仅仅只关注帝王将相的片面性。　张芝联：收集剪报，本事真大。每个星期天听学生们谈家常，物价，米多少钱一斤……吕老师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前人不注意的方面……见解很高明。　正因为注意到社会生活和细节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那些由吕思勉提出的看似微小简单的生活建议，实则却都是从最普通的身边事着眼，希望加以普及进而改革社会风气，推广白话文是如此，提倡用钢笔也是如此。就拿设立新式厨房来说：“我所以竭力提倡，设立新式厨房，并不是单替一个学校计算，而是想借此提倡分厨，使其渐次普及于社会。我总觉得现在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是家族制度。”　改一家一户各自做饭为集体在公共厨房中伙食，正为了培养人们所欠缺的“公共之心”。这就是为什么老先生将“吃饭”和“革命”联系起来的原因。　1935年5月13日午后，吕思勉在商务印书馆代表和律师的陪同下，出庭接受质询。知天命之年还需与人对簿公堂，更况且自己是为人师表者，老先生的心情可想而知。　吕思勉在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时说，少年时由于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了很多，因为未得门径，绕的圈子也不少。正因为这样，吕思勉后来十分注意正确引导年轻人。　辛亥革命前在常州府中学堂任教时，吕思勉曾有一次出有关历史地理的考卷，总共四道题目，每题二十五分。有一位学生对于其中关于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的题目非常有见解，下笔后就忘了停。直到临交卷，才发现自己来不及作答其余的三道题目了。考试结束后，学生们趴在窗口偷看吕思勉阅卷，发现轮到批改那张只答了一题的考卷时，写了一张又一张纸的评语，吕思勉嫌用来批改的铅笔写了削，削了写打断思路，干脆把铅笔劈成了两半，夹住铅芯边抽边写。　张浩典：最后总共才二十五分的题目，吕思勉却给了整次考试七十五分的成绩。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家的钱穆，曾有人将钱穆与吕思勉和陈寅恪、陈垣并称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师生二人同在此列，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同样，也正是为了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走上治学的道路，吕思勉后来的许多著作，都是立意为青年学生所写，自称是“门径的门径，阶梯之阶梯”。　李永圻：老先生没有一本书不是为了青年人所写。　所以《白话本国史》一书全名为《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也正是这个初衷。\n1935年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终裁认为《白话本国史》的议论虽未适当，但出版在东北失地之前，所以并非别有用心，没有触犯法律，决定“不予处分”。　虽然最后以“不予处分”而告终，但这件事情对吕思勉的刺激很大。一九四六年，抗战最终胜利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的长文，赞扬梁启超的气节。　梁启超为了拥护真理，从不肯发表歪曲事实的议论，《民报》有一次，公开讨论君主立宪制对于满族人的利弊。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如果硬说君主立宪制对满人有利，那就歪曲了事实，但如果谈论对满人的不利之处，则会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梁启超选择了缄口不言。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　这其实也是吕思勉的自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宋金和战的议论很难不超出学术考证的范围，既然不愿意妨碍大局，又不愿抹煞史实，后来，吕思勉后来干脆在书稿中去掉了这整段的内容，同样缄口不言了。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吕思勉写下了他一生孜孜以求，不懈追求的目标：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　1951年吕思勉和光华大学随院系调整并入华东师范大学。1957年10月9日清晨，吕思勉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一同带走的还有计划中余下的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以及他许多的社会改良计划。吕思勉先生的著作目录　　1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90年编入上海书店民国丛书，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2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开明书店初版，下册于1944年开明书店初版，199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2005年12月第二版　　3先秦史1941年开明书店初版，1982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4秦汉史1947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5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1983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6隋唐五代史1959年9月上海中华书局初版，1984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增加未刊的总论，  吕思勉文集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7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5年6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200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新印　　8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88年3月上海书店影印初版，1996年3月北京东方出版社新版重印　　9中国民族史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1987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版重印\n　　10中国制度史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世纪文库”新印本　　11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吕思勉文集”本　　12论学集林198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经子题解》、《现代文学》、《三国史话》、《史籍与史学》、《蒿庐论学丛稿》、《三国史话之余》、《蒿庐札记》等　　13史学四种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史通评》、《中国史籍校读法》、《文史通义评》　　14文字学四种1985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1949年前出版的《中国文字变迁考》、《章句记》、《字例略说》、《说文解字文考》的未刊稿　　15经子题解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国学丛书”新版重印　　16吕思勉遗文集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17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吕思勉先生作品(20张)　　18吕著史学与史籍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包括史学四种、《史学研究法》、《史籍选文述评》（后两者曾收入《吕思勉遗文集》）　　19三国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　　20中国史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1吕思勉说史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吕思勉读史札记》中的一小部分　　22吕著三国史话2006年中华书局简体横排本参考文献　　[1]严耕望.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9.　　[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3；112-113；407.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85.　　[4]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J].史学理论研究，1996，(2).　　[5]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值得回忆的吕思勉先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510.　　[6]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5；6；15.　　[7]赵晓阳.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J].史学理论研究，1997，(2).\n　　[8]梁启超.历史统计学[N].史地学报，1923，2，Vol.2.　　[9]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86.　　[10]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57.　　[11]刘学照.爱国、述变、求真的《吕著中国近代史》[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12]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33.　　[13]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J].历史教学问题，1998，(2).吕思勉故居　　吕思勉故居位于常州市十子街东侧，始建为硬山式结构的清代建筑，故居座北朝南，共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第二进为大厅接翻轩，第三进为厅屋，第四进为二层小楼屋。每进中间设有天井、花台。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故居原占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为吕氏祖辈所建，建有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被日机炸毁，现只保留下东宅。吕家世代读书仕宦，到吕思勉先生一代已历数百年。1987年吕思勉故居被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投资进行修复，1998年修缮竣工。朱维铮  朱维铮朱维铮是复旦学术的一面大旗，这面大旗在复旦飘扬了一辈子了，朱的崇拜者很多，曾任台北驻市学者。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著作很多，《走出中世纪》就是其中的一部。他主持编译过《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儒藏》等五经总义类书籍。目录概要主要社会职务主要著作简历成就概要　　\n  朱维铮教授,著名经学史专家，1936年生,中国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1960),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朱教授师从经学史专家周予同教授,对中国经学史造诣甚深,纂缉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为认识与理解中国经学史的脉络,提供入门的基础.朱教授并致力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特别是清代以降)资料的整理和纂集,这方面的研究心得,汇集为《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与《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等书.朱教授熟稔史料,治学基础坚实,视野闳阔,往往发人未发,对康有为早期事迹和著作的考释,突破旧说,便是一例.他对传统中国「中世纪文明」及其孑遗的解析,也发人深省.主要社会职务　　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联顾问、孔子基金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徐光启研究会会长、香港城市大学课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九州学林》常务编辑、北美《亚洲评论》顾问等，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1987年以来，曾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等海外名校担任课座教授，并曾任台北驻市学者。主要著作　　1、《孔子思想体系》，与蔡尚思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2、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1996第二版；　　3、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含《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　　4、《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十大史学家》十大系列丛书，与裴汝诚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n　　6、《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　　7、《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8、《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01月；　　9、《维新旧梦录》台湾版名《未完成的革命》，与龙应台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月；　　10、《壶里春秋》（学苑英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4月；　　11、《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　　12、《马相伯传略》，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13、《走出中世纪》增订本，2007年4月，2009年7月收入中国文库；　　14、《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　　15、《清代学术概论》（跟大师学国学）梁启超原著，朱维铮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1月；　　16、《周予同经学史论》，朱维铮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　　17、《重读近代史》，中西书局，2010年8月简历　　朱维铮，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专门史博导。生于1936年，籍隶江苏无锡，于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科，留校任助教，历讲师、副教授、教授，做过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二十多年，讲过中国史学史等课程二十多门，编过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及修订版，现指导博士、博士后的中外研究生方向为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成就　　曾兼中国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常务理事诸职十多个。现仍兼《九州学林》常务编委和多个学术文化机构的学术顾问。　　二十多年来相继应聘担任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埃森高等文化研究院，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客座教授十五次。曾任台北驻市学者。2006年由德国汉堡大学授予荣誉哲学博士。近年曾任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重读近代史”的专栏作家。\n　　曾主持编过《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传世藏书》经学史类和诸子类，以及国际学术会议论集《传统文化再估计》、《基督教与近代文化》、《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等。曾任《儒藏》五经总义类主编。　　已刊史学论文及讲演录约二百篇。除上述著作外，还辑编校释有《章太炎选集》注释本（合作），《章太炎全集》第三卷（《訄书》《检论》三种集校本，《康有为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本），《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五四卷；主编文集《马相伯集》、《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徐光启全集》（在编）等。论著多种有海外版和英文版。沈志华，男，1950年出生，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香港大学名誉研究员。目录简介人生小传专著编著论文集论文外文学术成果档案和文献资料学术交流与讲座简介　　1963-1966年，北京四中（初中）毕业　　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专业（硕士）肄业　　1982年，肄业后离开学术界，到南方经商，故没有任何学历和学术职称。　　1991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并在中国史学会下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资助史学专著出版和其他学术活动（已经资助出版史学专著70余部），一方面继续从事苏联史、中苏关系史的研究。　　1996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　　1997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　　1998年，被北京大学历史系聘为兼职研究员，为研究生讲课；　　2000年，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课；　　2001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聘为名誉研究员。　　沈教授以其勤奋、执著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现如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冷战史学界的一面旗帜，甚至也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人生小传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n　　“我差点被当成杀人犯”，沈志华回忆起30多年前自己的“档案事故”，仍心有余悸。那时他是部队里的技术尖子，却始终入不了党，最后被勒令复员。当时，团长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不能跟你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队里是没有前途的，还是回到地方发展吧。”　　后来，指导员到北京出差，终于忍不住吐露了真相，“看你这么傻乎乎地蒙在鼓里，我真是不忍心，如果你档案里的那份东西不拿掉，你永远都没有前途。”原来有人揭发沈志华曾经杀过人，部队虽然查无实据，但却将这份材料放进了他的档案。　　沈志华根据指导员提供的线索，找到了揭发者，问“你认识我吗”？对方说不认识。表明身份后，对方承认自己是为了积极表现，瞎编的。沈志华让他写了证明材料，这才把“杀人材料”从档案里抽了出来。　　“如果我找不到那个人，我这辈子冤不冤？都不知道为什么？”说起此事，沈志华至今还愤怒不已。　　“杀人”事情虽然抹平了，但档案的风波还没有完。粉碎四人帮前夕，他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了反革命帽子，被投入监牢；第一年恢复高考，又因为档案政审不合格，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以后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专业的研究生，又不能够毕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志华的档案无人接收。　　沈志华自嘲自己的前半生真是倒霉透顶。他成为了无业人员，不得不下海，好在从商的运道还不错，他成了一名富裕的书商。  沈志华谈朝鲜停战谈判1992年，已是成功商人的沈志华突然结束了自己的生意，开始研究国际史。他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并把大量精力放在解密档案的搜集上。　　沈志华说，如果把历史研究者看作厨师，档案就是食粮，没有一手档案，难为无米之炊。　　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140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档案搜集的过程让沈志华感慨万千。第一次到俄国查阅档案时，常常是到小窗口先递上介绍信，等两个小时后，被告知今天看不了。后来沈志华发现俄罗斯对自己人要宽容得多，就委托俄国同行查，给每人几百美金作为劳务费，有效率还省钱。沈志华的商人天赋，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1997年，沈志华飞到美国查找档案时，感觉顺利多了。在那里，只要能够开放的档案，不仅一路绿灯，还有志愿者服务，又方便又快捷。　　不管是受到冷遇还是周到服务，沈志华都在国外达到了自己的搜集目的，最令沈志华挠头的，反而是在自己家门口查档案。开国际会议的时候，他常常被问到，你研究中苏历史，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他无言以对。他曾经去过中央档案馆\n三次，手续复杂不说，连个纸片也没有见着。一次想查找苏联专家的资料，向一个部委的档案馆求助，被对方干脆地拒绝说，不向外人开放。沈志华问什么叫外人，对方回答：该部委以外的人都是外人。　　沈志华又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跑了十多个省包括重点市的档案馆，“为什么跑那么多省，就是因为在上面看不到，只能去地方看。”然而，即便到地方，他也不一定有收获，这完全要看当地档案馆的具体执行人。千里迢迢赶过去，有的可以随便看，有的单位连门都不让进。最令他焦心的是有时要查找机密一些的档案，不得不先让领导审，一审就是三天，赶上领导开会、出差的话，等待的时间更长。　　在沈志华家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我的档案全国最全。”他不无自豪地说。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学者都远道而来求助。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专著　　《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36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朝鲜战争揭秘》（23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25万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50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8万字），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　　《斯大林与铁托——苏南冲突的起因及其结果》（33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32万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40万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7年再版　　《苏联专家在中国》，新华出版社，2009年编著论文集　　《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印，1996年\n  《中苏关系史纲》《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合作）　　《冷战时期的苏联与东欧关系》（教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合作）　　《贺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学术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　　《史学新书评（2000-200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论文　　1.《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它》(14000字)，载《未定稿》1979年第5期。《哲学研究》1979年10月增刊、《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12期转载　　2.《关于民族问题两个历史趋向理论的学习笔记》(91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合作)　　3.《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90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4.《关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点看法》(6000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1981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摘要转载　　5.《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保守性辨析》(12000字)，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未定稿》1981年第7期转载　　6.《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土地关系》(16000字)，载《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7.《论新经济政策初期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9000字)，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4期　　8.《浅谈历史与现实的关系》(13700字)，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6期(合作)　　9.《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断限问题》(8000字)，载《苏联东欧问题》1986年第4期10.《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21800字)，载《管理世界》1987年第4期　　11、《试论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1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S002　　12、《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19000字)，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S001　　13、《20年代苏联对待富农政策的演变》(14000字)，《世界历史》1995年第1期,S002　　14、《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1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S003\n　　15、《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18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004　　16、《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26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英译文收入XiaobingLiandHongshanLied.，ChinaandtheUnitedStates:ANewColdWarHistory，NewYork，1998。S013　　17、《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质疑》(10000字)，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英译文发表于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Issues8-9，Winter1996/1997。S016　　18、《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96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S017　　19、《越过三八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战略决策》(20000字)，载《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55-66，S006　　20、《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对中国与俄国材料的比较研究》(28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转载,S015，　　21、《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24000字)，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合作）（合作）55-66，S019　　22、《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30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85-89，S020　　23、《三八线的由来及其政治作用》(8000字)，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57-60，S007　　24、《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25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1-17。英译文发表JournalofColdWarStudies，Vol.2，No.2，2000。S021　　25、《中苏同盟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27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4期（合作）S028　　26、《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17000字），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136-149，S032　　27.《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资料）（45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2期，S040-2。　　28、《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28000字），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S040-1　　29、《对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30000字），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5-26，S041　　30、《论1948年苏南冲突的结果——南斯拉夫是如何走上独立道路的？》（22000字），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13-24，《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转载。S042-1　　31、《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25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28-39，S044　　32、《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8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69-74，S045　　33、《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1-1973）》（12000字），载《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98-116。S049-1　　34、《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12000字），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S050　　35、《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15000字），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S056　　36、《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20000字），载《党的文献\n》2001年第2期。S051　　37、《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40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3、4、5期。S052-1　　38、《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24000字），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日译文发表（岩波书店）《思想》2001年8月号；英译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2年第3期；俄译文发表在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远东问题），2004，№2。S063　　39、《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22000字），载《世界史》2001年第2期。2-18，《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转载。S062　　40、《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20000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6期转载；英译文发表在RussianHistory，Vol.29，Nos.2-4。《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转载。S067-1　　41、《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19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3期转载S067-2　　42、《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19000字），《中共党史资料》总82期，2002年5月S067-3　　43、《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23000字），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172-187，S066　　44、《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基地》（18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转载。S075　　45、《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240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英译文见HPH网站，200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将摘要转载。S077　　46、《对50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考察》（16500字），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S068　　47、《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27300字），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第118-139页。S079　　48、《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18000字），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0-150页。S071-1　　49、《中朝在韩战期间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32000字），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40期，2003年6月，第55-98页。英译文见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Issues13/14，Winter2003/2004。S065　　50、《援助与限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16800字），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S083　　51、《1958年炮击金门前中国是否告知苏联？——兼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11500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S096　　52、《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23900字），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S097　　53、《寻找档案文献，探索历史真相——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的点滴收获》（18000字），载《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3、4期。S101　　54、《静下心来看档案，踏踏实实做学问（笔谈）》（3200字），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S098　　55、《以苏为鉴：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和思考》（64000字），载纪宗安主编：《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S100\n　　56、《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预测（1958-1959年）》（36000字），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S108　　57、《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51000字），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S103　　58、《1956年10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46000字），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摘编，S099　　59、《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25000字），《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S107　　60、《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20000字），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S105　　61、《档案：还原历史的真相》（3200字），载2005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19版（文史专刊），S111　　62、《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转载，S112　　63、《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S113　　64、《1956年初中共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38000字），《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载陈永发主编：《两岸分途：冷战初期的政经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S104　　65、《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俄罗斯研究》2006年第3期，S115，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07年第1期转载。　　66、《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S114，《中国现代史》（报刊复印资料）2007年第5期转载。　　67、《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兼谈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性弊病》，《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S119　　68、《中苏合作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召开》，《二十一世纪》2007年6月号，S110香港　　69、《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S128　　70、《从波匈事件到反右运动》，章诒和编：《五十年无祭而祭》，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71、《毛泽东、赫鲁晓夫与1957年莫斯科会议》，《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S110　　72、《关于1957年整风和反右运动起因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2008年第期，S120外文学术成果　　1、TheDiscrepancybetweentheRussianandChineseVersionsofMao's2October1950MessagetoStalinonChineseEntryintotheKoreanWar:AChineseScholar'sReply，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Issues8-9，Winter1996/1997　　2、ChinaSendsTroopstoKorea:Beijing’sPolicy-MakingProcess，XiaobingLiandHongshanLied.，ChinaandtheUnitedStates:ANewColdWarHistory，NewYork，1998　　3、Sino-SovietRelationsandtheOriginsoftheKoreanWar:SovietStrategicGoalsintheFarEastinEarly1950，JournalofColdWarStudies，Vol.2，№2，2000　　4、苏联与朝鲜战争（韩文），（韩国知识工作所）《北朝鲜研究评论》2000年第3卷第1期　　5、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评估（韩文），（韩国新亚细亚研究所）《新亚细亚》2000年第7卷第2期\n　　6、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日文），（日本岩波书店）《思想》2001年8月号　　7、InterestsConflictsandTheirSolutionduringtheTalksontheSino-SovietTreatyof1950，SocialSciencesinChina，Vol.16，№3，2002　　8、AHistoricalExaminationoftheIssueofSovietExpertsinChina:BasicSituationandPolicyChanges，RussianHistory，Vol.29，Nos.2-4，2002　　9、Khrushchev，MaoZedongandtheUnfulfilled-SovietMilitaryCooperation，SocialSciencesinChina，Vol.20，№3，2003　　10、Столкновениеи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интересоввпроцессепереговоров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омДоговоре1950года，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2，2004（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1、Sino-NorthKoreanConflictandResolutionduringtheKoreanWar:ACaseStudyofSocialistCampRelationsDuringtheColdWar，in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Bulletin，Issues14/15，Winter2003/2004　　12、Некоторыепроблемыкита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отношенийв50-хгодах，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2004，№5（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13、TheGreatLeapForward，thePeople’sCommunesandtheRuptureoftheSino-SovietAlliance，SocialSciencesinChina，Vol.26，№2，Spring2005　　14、China’sRoleandInfluenceintheIncidentsinPolandandHungaryin1956，SocialSciencesinChina，Vol.26，№3，Summer2005　　15、RolaChinwrozwiazaniukryzysupazdziernikowego1956r.AnalizapostawyChinwobecwydarzeńwPolsceinaWgrzech，PolskiPrzegldDyplomatyczny.DwumiesicznikTom.5,nr.4(26)lipiec-sierpień2005，s.35-102。(Vol.5).no.4(26)，July-August2005　　16、ThePeaceTreatywithJapanandtheArmisticeTalksinKorea，SocialSciencesinChina，Vol.27，№4，Winter，2006，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17、KryzyswPolsce1956rokuistosunkipolsko-chińskiewidzianezPekinu（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RowinskiJ.（red.），PolskiPazdziernik1956wPolityceSwiatoorocj，Warszawa，2006。（波兰文）　　18、Sino-U.S.ReconciliationandChina’sVietnamPolicy，PriscillaRoberts（ed.），BehindtheBambooCurtain：China，Vietnam，andtheWorldbeyondAsia，Washington，D.C.：WoodrowWilsonCenterPres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6，pp.349-369，中美缓和与中国对越政策　　19、TheJapanesePeaceTreatyandtheKoreanTruceNegotiations，FrontiersofHistoryinChina，SelectedPublicationsofChineseUniversities，2007，No.1　　20、中ソ同盟の决裂：原因と结果，《法政理论》，第40卷第2号，2007年12月档案和文献资料　　《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合作）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年刊》1997年号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载《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合作）　　《关于斯大林与蒋经国谈判的俄国档案文献》，载《近代史资料》1998年3期\n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载《中共党史资料》总67辑，1998年9月　　《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关于苏芬战争的俄国档案文献》，载《世界历史》1998年第6期　　《关于苏日关系正常化谈判的俄国档案》，载《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2期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合作）　　《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第2期　　《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总82、83辑，2002年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执行总主编）　　《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003年7月　　《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　　《关于溥仪引渡回国的俄国档案文献》，载《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1辑，2003年　　《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如何出笼的——俄国解密档案》，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王亚志回忆、沈志华和李丹慧整理），《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2、3期和《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4期连载　　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驻朝军政府：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10卷，CZD，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6年　　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27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　　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1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　　译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社会主义》(英文)，《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6月第36期《克瓦米"恩克鲁玛与非洲革命》(英文)，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6期《苏联史学中的新经济政策问题》(俄文)，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12期　　《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英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　　《对此应该畏惧吗？——朝鲜战争内幕》（俄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　　《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　　《朝鲜战争问答录》（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　　《朝鲜战争与斯大林的外交》（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　　《进攻还是不进攻？——1949年的朝鲜局势》（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n　　《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的朝鲜战争》（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　　《消除朝鲜的分裂》（英文），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1996年编印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俄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合作）　　编写教学、资料　　北大教材：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冷战在亚洲的兴起　　北大教材：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　　北大教材：情报局史料　　北大教材：1948年苏南分裂的原因和结果　　北大教材：苏南分裂的史料学术交流与讲座　　1995年8月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8届国际史学大会；　　1996年　　1月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专题发言：“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5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赴俄国收集档案文献；10月参加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召开的“中美关系：旅美中国学者的看法”学术讨论会，并做学术报告：“中美关系研究：新材料和新视角”；　　1997年　　6月率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赴俄国收集档案文献；10月在北京主办“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专题发言：“中苏同盟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　　1998年　　1月在北京与首都师大合作组织“冷战与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研讨会；　　12月至1999年2月赴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做访问学者；　　1999年　　8月在桂林组织冷战史专题会议，有国外学者参加，会后出版论文集：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月参加在韩国仁川大学召开的朝鲜战争讨论会，并做学术报告：“苏联与朝鲜战争”；　　12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做专题发言：“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的经济关系”；　　2000年　　1月参加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中国、印度支那与越南战争”学术会议，并做专题发言：“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70-1973）”；　　2-5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访问学者；　　8月在成都组织冷战专题国际会议，会后出版论文集：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10月在丹东主办中韩双边学术讨论会“冷战与朝鲜半岛的分裂和统一”；　　2001年　　3月参加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十年国际冷战史研究”成果介绍会，代表中国学者介绍中国的研究情况；　　3月赴日本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作学术报告“冷战史研究在中国”；　　6月参加美国蒙大拿大学召开学术会议“冷战：中美史学家的对话”；\n　　10月参加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学术会议“朝鲜战争：停战及其国际因素”；　　2002年　　3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作学术报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　　5月参加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20世纪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苏联专家在中国”；　　6-8月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并在该所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做学术报告。　　8月在福建武夷山组织“冷战与中国周边关系”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11月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并参加学术会议“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提交论文为“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　　2003年　　3-8月赴香港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项目：冷战与中苏关系。　　3月参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美国北约华约平行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的“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同东欧国家关系历史回顾”国际研讨会。　　3月出席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并发表讲演“1950年代中苏关系若干问题”，讲演稿俄译文发表在《远东问题》2004年，№2。　　2004年　　10月赴华盛顿出席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中央情报局1948-1976年对中国形势的评估和预测。　　11月赴台北出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的“50年代的中国”学术会议，并提交论文“1956年的中共知识分子会议”。　　12月赴东京与日本冷战史研究会举行工作会晤。　　2005年　　1月赴东京，参加日本中央大学主办的“现代化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国际会议，并提交论文“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会后赴北海道等地参加日本外务省学术考察　　4月赴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讲演“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2005年　　6月6-9日，南昌大学和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协会主办，“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南昌　　10月赴波兰、匈牙利进行学术考察，收集档案资料　　11月24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争斗”　　11月28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中国出兵朝鲜：共和国的第一次战争”　　12月1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做学术报告“波匈事件与中国：中共走上世界舞台”　　2006年　　9月23-24日，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1956年的危机及其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并做学术报告“毛泽东与苏联出兵匈牙利”　　10月9日，在意大利罗马大学参加“毛泽东与中国研究”学术会议，做讲演：毛泽东与中苏分裂　　10月10日，在意大利葛兰西学院做学术讲演：毛泽东与中国外交　　10月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做学术讲演：冷战研究在中国　　10月19日，赴波兰华沙参加“国际关系中的1956年波兰危机”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并做学术报告“波兰十月危机与中波关系”　　12月17-18日，参加上海“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学术报告“关于1957年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历史考察”\n　　12月20-21日，参加上海“冷战转型：70-8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并作学术报告“中苏同盟破裂：原因和结果”　　2007年　　1月24日在日本中央大学做学术报告：冷战史研究在中国　　1月25日在如本新澙大学做学术报告：毛泽东与整风反右运动　　3月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学术空间与历史文化研究　　3月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待新加坡大学亚洲中心学者，讨论共同开展“冷战在亚洲”的研究项目　　3月15日在复旦大学参加日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周边国家如何看中国”，并做主题发言：中苏关系中的蒙古问题——1945-1950年围绕蒙古独立的外交争斗　　4月13日参加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世界历史中的文明/文化交流”，并做大会发言：从“联合政府”到“全盘苏化”——斯大林的冷战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演变。　　6月27-28日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园桌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亚洲冷战研究与中国的档案文献  沈志华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6月29日至7月4日在马来西亚访问，在新纪元学院和华社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并与原马共人员座谈　　承担科研课题情况　　2005年5月，承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点科研课题：编写中苏关系史纲（子课题），已于12月完成。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项目批准号：05BSS005），结项日期2008年5月。　　200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研究课题“苏俄史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GJW040），结项日期2008年6月。　　2006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6JZD0013），结项日期2009年12月。　　200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美国对华情报评估解密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预计完成日期2007年12月。已获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