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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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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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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经验与教训:《共产党宣言》对中国20世纪的影响罗燕明 2001年2月4日20世纪的中国是在全球化动荡起伏的背景中渡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有一部著作对中国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以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但是在肯定经验的同时,如果不反思一下负面的教训,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一、历史之谜《共产党宣言》在东方落后国家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过在它的故乡西方国家取得的成就。如果从马恩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我们似乎不应当对这个现象感到奇怪。因为,社会主义在东方的胜利同样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共产党宣言》理论的有效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毕竟不是为解决东方革命问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要解决的不是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而是发达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正如西方某些左翼学者(ArifDirlik是其中的一位)所说,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落后国家最终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n对这些国家来说,现代性问题,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一个未来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超前性。但是应当考虑马克思后来改变了这个观点,认为俄国“有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不必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问题是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仍然主张俄国把土地公有制作为共产主义的起点,需要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双方互相补充”这个条件。实际上,马克思的东方道路理论只是提出了一种历史可能性,它需要附之以种种假定的条件才可能转化为现实。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现代化、现代性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则是在阐明一种历史必然性。1881年3月8日,他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明确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即使我们按照现在一些人的研究假定俄国十月革命是1917年几个事件促成的偶然成功的起义,那么对于中国革命我们却无法下同样的判断。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无疑表现了一种历史必然性,不过这可能是另一种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一直是战后西方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争论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叛逆者。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作为支持上一问题必然要涉及的反题,也涉及到类似的问题:国民党人,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抑或像毛泽东所说,不过是国内旧势力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争论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90年代后,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国外有些学者对这个前提产生了怀疑。2但是关于目前中国所走的道路,仍然存在着不同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这些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的争论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毛泽东曾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刘少奇邓小平被指责为走资派和民主革命派。今天中共内部姓“社”姓“资”的争论仍在暗中继续。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影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效应。中国现象简直成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之谜。我们看到,在客观历史面前,这些争论显得多么苍白!尽管20-40年代国民党掌握了全国的资源,尽管共产党人犯过各种错误,但是20世纪的中国历史仍然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展。在理解这种历史必然性时,离不开《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在100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传入中国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去世。而恩格斯晚年所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可能在世纪之交取得政权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相反,从这时起,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开始从西方逐渐转向东方,先是俄国,后转向了中国。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在上海付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发现马克思的东方道路理论是晚近20年的事情,而且是在学者们的书斋里发现的。因此,应当说,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东方道路理论,指导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把《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当作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仅是本文选择的理论出发点,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二、另一种历史必然性分析《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影响,需要回答下述问题:《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能够在马恩逝世后离开西方环境来到东方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发展问题?因为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这一普遍真理吗?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19世纪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而不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而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绝不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党的历史文献提供了两种答案。一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二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两种答案都产生于五四时期,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清楚的。但是从20世纪的历史看,只有第一种答案才是现实的,依中国国情可以付诸实践的。第二种答案直接来自《共产党宣言》,涉及更高的理想。但是这一理想的实现必须以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完成为前提,就中国目前的实力而言,还谈不上。60-70年代,我们强调解放全人类,实际上搞的是革命输出或意识形态输出。第一种答案《共产党宣言》中没有,它是根据中国的现代化要求提出来的。什么是现代化?就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过程。它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由于西方国家还在发展,现代化的标准必然是动态性的。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国家长期扮演着敌人和先生的双重角色。加上由这一角色引起国内的社会危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作为对这一局面的必然反应,本世纪初,围绕国家命运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学和西学、中化和西化的争论。中化派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用传统道德理念解决社会问题。西化派则强调只有全盘引进西方文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在这一争论中,中化派无疑代表保守势力。他们无视全球化,等于拒绝现代化,没有看到近代中国的问题并非传统的治乱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完成现代化的问题。西化派虽然代表进步力量,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问题。西方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则是全球化压力的产物。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在全球化的既定格局中依附于发达国家而不能成为发达国家。1919年巴黎和会嘲弄了西化派,表明中国注定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传统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道路。《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我们再来看看《共产党宣言》本身。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产生在文明国家或西方,不会出现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东方各国;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产物;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大工业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共产党宣言》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就它所要解决的现代性问题而言,无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赋予东方落后国家任何特殊的重要使命。这是可以理解的,马恩写《共产党宣言》时,鸦片战争刚刚过去几年,中国在这一事件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值得他们重视的历史主动性。但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历史观对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宏大的时空概念。从时间上说,《共产党宣言》的理论由三个层次构成。一是描述了西方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二是揭露和批判了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三是根据这些矛盾的发展预测了未来的历史方向。从空间上说,《共产党宣言》试图在全球的范围内来思考和解决人类的命运问题,认为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将会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问题,包括消除落后国家的依附问题。整个人类将在全球范围内组成没有阶级、国家和不分民族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里没有直接谈到中国,\n但是包含着中国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是根据现代化的实际需要有选择地接受《共产党宣言》的。从20世纪的历史看,《共产党宣言》影响中国的最重要的观点有三个:共产主义价值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生产力理论。共产主义价值观使中国人突破了鸦片战争以来旧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把中国现代化与人类的最终解放事业联系起来。阶级斗争学说超越了中化派和西化派的文化史观,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分合治乱史观,使他们找到了克服社会危机的思想武器。生产力理论改变了单纯追求安居乐业的传统大同思想,建立了以产业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观。可以概括地说,《共产党宣言》来到中国主要解决了革命和发展两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等都属于革命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步提出来的,但是直到《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学说进入中国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才获得了彻底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又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思想。《宣言》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可惜,我们在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之后才回到《宣言》的立场,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历史的必然。三、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了吗?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共产党宣言》同中国革命并非是一一对应的验证关系,而是反映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复杂的互动模式。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影响了中国历史,那么中国由于自己的历史必然性及其成就也为《共产党宣言》找到了一条东方出路。如果没有这条出路,15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共产党宣言》的意义要打上一个很大的折扣。我们应该怎样估价这种关系呢?发现新大陆证明哥仑布依据的大地是一个球体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这个理论作指导他不会发现新大陆。但是同时又证明了哥仑布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目的是寻找通向印度和中国的航线,而不是发现新大陆。他至死都相信他登上的大陆是印度。他错了,却自以为正确。哥仑布和先期到达的印地安人差不多,前者是偏见,后者是无知,他们都不认为美洲是一块儿新大陆。当我们把美洲发现者的桂冠加在哥仑布头上时,不要忘了“发现者”他本人意识到的“发现”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发现”。对于《共产党宣言》和中国的关系也作可以类似的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共产党宣言》所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冲突的产物;它有自己的必然性。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过:“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只是期待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这个话说过不久,先是19世纪40年代西方势力的入侵,后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在20世纪真正表现出了历史的主动性。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全球视角出发把这一现象看作世界历史的重大变故吗?我们通常承认马恩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又一次预言--无论《共产党宣言》还是他们晚年的预言,都过于乐观。问题是,100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这场革命反而变得不可预期。而中国在经历这段时间之后的今天却保持着良好的可以预期的发展前景。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感到国内日子比他们上一世纪的前辈好过多了,在他们眼里,潜在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难道还不证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20世纪的客观历史对《共产党宣言》做出的有力匡正吗?\n四、两种思路的悖论中国社会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而《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已经完成、在资产阶级牢固树立政治统治的基础上发生的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最根本的区别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在《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有确切的含义,指资本家或资产者,即由雇佣工人赚取利润的私人企业老板构成的利益集团。《共产党宣言》把资产阶级看作无产阶级的敌对阶级,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已经占居了支配地位,而同时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则受到损害。这是历史形成的,《共产党宣言》只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根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阐述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狭义上特指西方资产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列强。中国的反帝斗争与《共产党宣言》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广义上,资产阶级也包括在近代中国本土上产生的资产阶级,我们称作民族资产阶级,以示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外来资本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步要求。这也是历史形成的。他们的历史作用不完全取决于这个阶级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近代历史本身提出的现代化任务规定的。中国长期处在现代化过程之中,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比较弱小,虽曾领导过不成功的旧民主革命,但是从来没有独立地做过统治阶级。看来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机会。不过,我们不应当否认中国的现代化,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和反复的过程。一大纲领和决议简单搬用了《共产党宣言》,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敌人,要求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意识到应先搞民主革命,提出了“联合阵线”,于是有了国共合作和大革命。1927年以后我们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站在了反动阵营一边。这也许是暂时的事实,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却把反动阵营视作铁板一块,甚至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在他们眼里,小资产者也不可靠,要把他们变成无产者,强迫其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民族资产阶级才有了正确的定位。新民主主义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动摇的两面性,是人民阵线中的右翼。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讲中国革命讲得非常好,不仅讲了民族资产阶级,还讲了《共产党宣言》不曾提到的中国革命的其他重要特点和规律。问题讲透了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革命成功之后,历史会怎样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讲得就不那么顺了。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3这里没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建立的即日起,还是等这个制度充分发展后再进行新的革命?也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什么时候完结。这个革命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将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剥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是否还要继续,如果继续,那么革命的对象又是什么,革谁的命,怎么革?还有,经济建设从什么时候起应当上升为党的主要任务,它与革命是什么关系?当然,这些问题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不可能有明确答案。今天来看,1949年胜利之后出现了两种思路。一种是继续推进革命。民主革命完成了再反对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只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成份都应受到保护和鼓励。这两种思路在《共产党宣言》中都可以找到理论根据。《共产党宣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又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一个统一的前后一贯的思想,因为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何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描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前后两种不同的历史阶段。在1949年的中国,这个本来统一的观点却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思路,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宣言》影响中国而形成的历史悖论。这个悖论很值得研究。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既要考虑中国国情又要考虑《共产党宣言》的原则。眼前的中国革命应当搞什么,如何搞,相对而言还好说一些。未来的事情就不那么好说了。社会主义就是未来的事情。什么是社会主义?那时,更多地要靠《共产党宣言》的解释。不能说这个解释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没有影响。例如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又认为走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无论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充许中国这样做。”4既然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为什么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我认为这是受了《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共产党宣言》主张落后国家,例如德国的共产党人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强调“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毛泽东熟悉《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他老人家亲口说过对这部名著读了一百多遍。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头脑里总是悬着《共产党宣言》反对资产阶级的理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的社会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反对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则必须经过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今天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阶级,将来总有一天要把它作为主要敌人来反对。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我们必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主张“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这个理念如此强烈,这不独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而是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紧密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般观念。现在已经到了对这种观念提出质疑的时候了。首先,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四大革命阶级在内的人民革命,那么就不应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性质上去理解这场革命;既然这场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参与的人民民主专政,那么这个专政就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统治;既然不存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那么也就谈不上这一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条件无非指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条件无非指资产阶级专政。这些条件在1949年革命之后是否存在呢?我们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尽管它还很弱小,毕竟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我们的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们的人民政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至于大工业,那还有待于建立和发展。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套用《共产党宣言》把民族资产阶级从人民阵营划出来作为革命的对象,搞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其次,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何来社会主义社会,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不要忘了《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是资产阶级长期的充分发展的结果,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而新民主主义革命造就的却是另一种历史条件。如果说中国的民族资本是在外来资本和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产生和发展的,那么当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它也必然沿着历史为它设定的轨道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5\n而发挥进步作用。只要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没有完成--这意味着在生产力方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就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即使我们已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人为地取消了资产阶级的工商业,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历史也会把这些经济成份重新恢复起来。最后,应当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的革命论。革命无疑是《共产党宣言》的主题之一。马恩主张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并且由于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了很大篇幅叙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革命等同于历史。在马恩看来,革命仅仅是历史发展的环节之一,只有当历史不能以其他方式发展时,革命才成为必然。一个正常的非过渡社会不可能长期处在革命状态。马恩提出不断革命论,与他们当时对革命进程的估计过短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晚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已作了纠正。6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错误地把革命当作了历史本身,用革命性质转变论取代了历史转变论,用革命阶段论取代了历史阶段论,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的长期任务。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继续革命论却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等同起来。实际上,1949年革命胜利后,除了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关系和镇压反动势力的反抗外,中国社会并没有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私有经济的客观要求。虽然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可以通过改革来协调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第二种思路,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在1949年建国前后在党的文献中也同样存在。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在建立了人民统治并且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这个思路与其说来自《共产党宣言》,不如说反映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要求改变贫困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历史进程本身提出的任务。然而它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思路是矛盾的。但是在50年代,中国人并不认为二者有什么矛盾,总想把它统一起来。“一化三改”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一化”指工业化,“三改”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面地取消私有制。“一化三改”至今仍被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范例,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吸取了苏联的教训,没有影响“一五计划”的完成。但是,“一化”与“三改”之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没有“三改”,是否不可能有“一化”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如果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我们今天又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作为“一化三改”路线的继续,“三面红旗”又当如何来讲呢?总路线、大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的思路,人民公社运动体现了在生产关系方面继续革命的思路。50年代后期生产和革命的失败仅仅因为“冒进”吗?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并举而形成的历史悖论吗?\n五、阶级斗争与生产力19世纪末,围绕取得政权的道路,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发生过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该争论反映了《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把历史动力同时归结为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学说中一个明显的矛盾,虽然马克思对此有自圆其说的解释,“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7他把这个矛盾归之于唯物史观初创时不够完善,这种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李大钊抓住了《共产党宣言》对中国最有用的两个观点,但是没有解开谜底。30年后中国人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的悖论开始起作用。它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上。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例。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他在民族资产阶级已被定为革命对象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阶级应当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还是应当把它划作敌人。在这一分析中,民族资产阶级因其两面性而被处理成这样:它既属于人民的范围,又要充当革命的对象。此门一开,阶级斗争便扩大到人民内部。两类矛盾区分开了,接着又被混淆起来。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革的教训,第二个《历史决议》已从党的历史习惯角度作过深入的分析。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个原因,即《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共产党宣言》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而中国实际却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一直是人民内部的四大革命阶级之一。因此,毛泽东的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从中国实际出发,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共产党宣言》有言在先,搞社会主义必须消灭资产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不算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用和平赎买的政策来剥夺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他们也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仍然可以把他们作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否则,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会由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转变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民族资产阶级真够“冤”的。他们并非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而被消灭,也非阻碍生产力而被剥夺,实在因为我们太钟情于《共产党宣言》,以为不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就不算社会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也确实很“乖”,尽管他们本能地不满公私合营的政策,但是一旦共产党下了决心,他们仍然愿意跟共产党走,顺从地放弃自己的财产。从共产党人的角度看,无论我们采取直接剥夺还是和平赎买,也无论民族资产阶级是否顺从,消灭这个软弱的阶级对于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来说,不过举手之劳。实际上,当毛泽东对已划作革命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到底算人民还是敌人犹豫不决时,这个阶级已经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不存在了。他们手中只剩下了定息,已不再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历史变得荒诞起来,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存在而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它需要这个对象也依赖这个对象。民族资产阶级消亡了,必须再造一个,造不出来也要想象一个。到处寻找资产阶级居然成了继续革命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部分知识分子先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继而引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它包括文艺界、教育界和科学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接下来“资产阶级”开始向党内政府内扩大,凡是主张发展生产力反对乱搞阶级斗争的领导干部人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只顾生产、业务不问政治的人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最后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资产阶级不再与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相联系,成为一顶政治帽子,可以随意地加于任何希望改善生活条件、具有正常想法的人身上。历史进入了一个怪圈。搞阶级斗争才算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反而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这是一场没有资产阶级、同风车作战的阶级斗争,它需要不断寻找对象才能维持下去。发展生产力的思路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对象。因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肯定“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个体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与和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把一些年迈的工商业者再请回来。他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820世纪中国历史表明,我们什么时候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或阶级敌人,我们就犯错误,我们什么时候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人民内部应当团结的和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革命时期如此,建设时期更是如此。六、重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责任都不应由《共产党宣言》及其作者承担。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马恩创作《共产党宣言》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他们也没有参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历史的主体是中国人,即《共产党宣言》的接受者。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来读《共产党宣言》,应当对自己的历史负责。这决不是说,《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文本对中国无关紧要。试想,如果《共产党宣言》没有提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这一命题,将如何?那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有20世纪中国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所以接受《共产党宣言》,不就是因为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吗?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依照《共产党宣言》所说,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那就必然导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灾难。这也是被历史证实了的。显然,《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与中国展示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差别。《共产党宣言》和中国的关系,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理论影响落后国家的关系。这种影响离不开《共产党宣言》展示给我们的文本。简单地把《共产党宣言》的负面影响归之于教条主义是不够的。例如,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你能说这是教条主义吗?这是一个思路问题,这个思路来自《共产党宣言》反对资产阶级的理论。思路错了,按照这个思路去创造性地发展《共产党宣言》也必然是错的。思路是《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展示给我们的。尽管中共很早就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但是《共产党宣言》的文本仍然长期支配着我们的潜意识。例如,我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时,总是习惯于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引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是否想过,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像《共产党宣言》所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冲突的结果?我们是否意识到,受《共产党宣言》影响的20世纪中国历史展示了不同于《共产党宣言》文本所揭示的另外一种历史必然性?在这种必然性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机器大工业的本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应当遵循哪种必然性呢?是遵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决裂”和“两个必然”,从而使中华民族处于长期的无休止的内部冲突和紧张状态之中,还是走自己的路,团结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n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宣言》的文本同中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通过两种途径克服的。一方面,我们以《共产党宣言》为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根据自己的经验不断地对《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进行解构和重构。前者已有定论,需要注意的后者。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或是否意识到,不断重构《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的事实。1941年,毛泽东说过,他第一次读《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时发现这些书上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现了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次重构,不过这只是局部的重构。在毛泽东的潜意识中,《共产党宣言》的文本结构仍然起支配地位,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仅仅被看作是《宣言》原则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第二次重构。邓小平提出\n“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表现了重构《共产党宣言》的强烈意向。“中国特色论”、“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等理论,打破了《共产党宣言》原有的理论框架,用革命和建设的两阶段论取代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用改革取代革命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用公有制为主体同时鼓励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取代了单一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我们过去称作新民主主义社会,现在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实践效果看,还是现在的提法比较科学。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意味着以后可能还会有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资本家角色的认定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革命对象和反动阶级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重构《共产党宣言》不等于否定这部著作。《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文献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但是我们阅读的方式应有相应的变化,不宜再刻板地遵循它的逻辑结构和文本,应当根据中国国情从中选择有益的观点。例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观点,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生产力,无论《共产党宣言》还是马恩的其他著作却讲得不多,且其所论都是预测性的,讲得比较多的倒是资产阶级如何全面地发展生产力。今天我们需要从这些论述中汲取智慧。七、今日资产阶级1999年中国的经济成份按企业法人登记有一个总的估计,国有和集体之外的个体和私有经济约近30%,吸纳的从业人员(打工和投资者)约1600多万。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日中国有没有资产阶级,如果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他们?国内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左”的,以国家安全论为代表。持这种观点的人肯定资产阶级的存在,把资产阶级看作潜在的或未来的敌人。他们举出统计数字证明私有经济正在排斥公有经济,担心这样下去将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他们不主张现阶段完全消灭私有经济,但是主张从现在起就应当限制其发展。这些同志的心理,《共产党宣言》的负面影响仍在起作用,把凡主张发展私有经济和强调市场化改革的人都视作自由派,似乎自由派无所不在。二是真正的自由派。他们也承认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存在,但是取相反的态度,认为仅发展私有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全盘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必须指出,自由派的目的是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用西方的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其结果必然搞乱中国,他们自以为替私人资本着想,但是搞乱了中国又如何谈得上资本积累?国家安全论和自由派的对立是明显的,共同点常常被人们忘了。他们有共同的前提,即认为资产阶级和私有经济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相联系,否认共产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否认私有经济可以同公有经济相互补充,共同溶入社会主义制度。三是主流观点。与前两者不同,主流观点把个体经济及与雇佣劳动相联系的私有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观点反映了中国国情和人民的要求,但是也有缺陷,就是仍然沿用改革初期的提法,不大敢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回避私有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以私人企业老板为主体的利益集团。这个问题回避不了。今天几百万元的私人资本司空见惯,亿元私人资本也非罕见。我们反资产阶级反得最厉害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资产阶级。现在有资产阶级了,政策也对头,我们反而不敢承认它的存在,岂非咄咄怪事。如果回避资产阶级问题,我们将怎样应对国家安全派的质问?今天可以说私有者数量太少太分散,那么再过10年20年,我们又当如何回答?。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限于大陆,有一部分是港澳台商和海外华商。他们本来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支持过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现在他们仍然积极赞成祖国统一和强大,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愿意在一国两制下发展民族经济,热心于国内公益事业。外资主要来自于他们。还有一部分是外国血统的外商或跨国公司的老板。他们没有昔日治外法权的保护,愿意在平等的条件下来华经商和投资,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主张对华友好,不赞成西方国家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希望中国陷入混乱和分裂。这些人在他们国内和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应当把他们与旧的侵华资本和西方敌对势力区分开来。随着中国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这部分人的比例还会加大,因此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可能越来越狭窄了。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仍然是大陆的私人业主,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大陆私人业主,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新一代的所有者。他们许多人是新中国出生或长大的公民,长期受着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的前身是普通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没有祖产可供继承。他们下海较早,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们的资本是最近20年积累起来的,没有被剥夺的历史,因而对党、对邓小平理论和现行政策存有感激之情。他们反对腐败,希望端正党风,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希望出现苏东那样的局面。在这些方面他们同全国人民一样有共同的要求。国家安全派和自由派把他们看作资本主义自由化的社会基础,那是看错了。不妨找私人企业老板们了解一下,他们有几人主张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派除了代表国外敌对势力的要求,真的代表这些老板的利益吗?\n国家安全派对资产阶级谈虎色变,担心私有经济的发展可能改变中国的颜色,是没有历史根据的。我们先来看中国历史。1899年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中知道有一个“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外来术语,中国没有现成的对应词。它的最初译法是“纠股办事之人”,出自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之手。9无疑这是一个贬义词。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相当于传统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属于“民”这一范畴。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阶级对他们并无好感,但是都知道他们以赚钱为生,也知道国家岁入很大程度上要靠他们。古代中国以农为“本”,视工商业为“末”。“末”不是禁商。经商是允许的,但只能对农业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所谓“重本抑末”是指工商业者不能参加科举和做官,为官者也不能经商。又为官又经商会瓦解政治体制。这一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合理的。封建统治者不怕商人经商和商人造反,怕的是他们做官参与政治。中国传统工商业和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它们作为国民经济的补充是同农业经济和宗法经济一起发展起来的,并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的货币经济、信贷经济、股份经济、外贸经济以及手工制造业在19世纪以前均走在世界的前列。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统治者较好地协调了多种经济成份和产业,缺点是只有协调观念,没有发展眼光。儒家的理想不是发展,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n“本末”原则能起协调作用,不能指导发展。所谓发展,是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工业取代农业占主导地位。这在中国传统体制下是不可能的,工商业再发达也只能是补充,决不会导致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再来看西方历史。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特点是有发展无协调,走了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古代官僚行政体制不发达造成了社会失衡,社会失衡孕育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成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并使国家按照他们的意愿建立起来。西方现代化是社会自发的过程。但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其所下的“有序性”的判断相反,这一过程是盲目的,充满了混乱,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对此《共产党宣言》有深刻而生动的描述。现在,混乱已得到了纠正,但是盲目性还存在。最近有国外学者把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比作一架运行良好但迷失了航向的飞机,不知飞往哪里,随时可能掉下来。最后来看苏东历史。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应该肯定,即私有经济的发展不是剧变的原因。全盘私有化是政治选择,它与放弃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制度来推动现代化。结果如何呢?与人们预期的相反,由于国家失控,私有经济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在俄罗斯,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私有经济是通过“盗窃”建立起来的,产业巨头们既“盗窃”国有资产也“盗窃”私人财产,甚至“盗窃”已在他们名下的财产。“盗窃”使产权安全失去应有的保证,投资者缺乏信心,外资进入缓慢。10这条道路没有发展也没有协调,集两条道路之劣势。中国走了一条把发展和协调结合起来的道路。这也是历史形成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和私有经济可以起发动机的作用,飞机航向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的。这是我们比中国封建统治者和西方资本主义高明的地方。当然,资产阶级不是唯一的引擎,还有国家、公有经济、个体经济及其他经济成份作引擎。但是,私有经济和资产阶级也是不可缺少的,失去了它就等于飞机少了一个重要的引擎,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很难。大家都是中国人,一架飞机上,应当同舟共济。八、新阶级合作论解决阶级矛盾无非两种方式,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解决敌我矛盾必须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只能通过阶级合作。中国共产党靠阶级斗争起家,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也有阶级合作的丰富经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础是阶级合作。阶级合作需要同时保护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是阶级合作,既保护农民利益也保护地主利益。当时的政治体制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包括赞成抗日的封建阶级的代表。1946年“五四”指示提出土改,实行耕者有其田,消灭地主经济。地主经济一消灭,多党合作中也必然排除了该阶级的代表,只剩下了民族资产阶级一种剥削阶级的代表。这是人民民主体制不同于抗日民主体制的地方。新中国成立不久又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私有经济,实行单一的公有经济。这时的多党合作已不再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形式。因此出现了一种说法,“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无产阶级不与其他阶级分掌政权。\n“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各民主党派不再是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从而使多党合作和联合政府徒有其名。5月份我们去无锡考察,一些私营老板要求加入共产党,心情很迫切。现在的情况是,先入党,再下海当老板,可以;反过来,先当老板再入党,不行。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把他们吸收进来,使我党成为全民党,还是留在党外,实行名符其实的多党合作和联合政府?哪种办法好,可以研究。但是从历史上看,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是阶级合作。没有阶级合作,或不承认阶级的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多党合作。革命时期阶级合作的前提是阶级斗争。现在的阶级合作也有前提,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变了,并不等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就完全失去价值。实行阶级合作需要解决一些认识问题。首先是剥削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是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等价交换的剥削,对于政治权力与价值之间的腐败性交换,欺诈性的不等价交换以及贪污、挥霍、占用公款谈得不多。其实这也是剥削,而且是更严重的剥削,但是被马克思当作非本质的不正常的现象排除在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现在群众的心理已习惯于私营经济的存在,对私人业主通过雇用劳动取得合理合法的利润也能够接受。他们不满的是假冒伪劣,更不满的是党和政府的腐败,担心腐败发展下去将威胁社会主义制度。群众的不满是有道理的。现在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规范的剥削,而是不规范的剥削。国有资产的流失与这种剥削有关,与私有经济的竞争没有关系。相反,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存在拓宽了就业渠道,减轻了国家和社会的负担,从而也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把反对剥削的重点放在惩治腐败和完善市场上。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剥削,最终也是要消除的。但是现在,剩余价值和利润仍是不可缺少的发展动力。将来怎么办,应当相信历史本身会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适当手段。在马克思时代,资本支配一切,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是由机器大工业的性质决定的。现在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生产协作不再是主导性的生产方式了。在IT、通讯、基因工程等产业中,传统的劳动协作已让位于专家小组的合作,以个人智力为基础的劳动相对于生产资料已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资本已从原来支配一切的地位下降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不变资本的比重下降,可变资本的比重上升,投资必须分出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支付活劳动高昂的生活费用和发展费用。甚至利润也要在投资者和技术入股者之间分配。资本证券市场、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不断打破少数人垄断资本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将兼有劳动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新生产方式不仅改变着传统的工人阶级,使他们从无产者上升为有产者,而且也改变着传统的资产阶级:光有钱是不行的,没有知识和能力,手中的资本会贬值,财产最终也会丧失,只有不断创新的劳动才是永恒的。对于资产阶级和私有经济,我们必须放弃今天让他们积累、为的是明天剥夺他们的功利主义态度。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资产阶级和资本剥削用不着我们去消灭,新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消除它,而且这个过程已经萌芽了。中国的未来可能不会像《共产党宣言》所说,沿着剥夺剥夺者的方向发展。不妨大胆设想一下,随着新兴产业及其新生产方式的发展,无产者将由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地位上升为真正的自由人。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身份,做劳动者,或者做投资者,或者兼而有之,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和利用生产资料,自由参与自己选定的经济形式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这一前景不正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吗?其次,与剥削有关的还有两极分化的问题。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为存在两极分化才需要消除它。收入差别是必要的,而过大差别的两极分化则会影响发展。现在中国的两极分化不限于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要调节,但是紧迫性不大。普通打工者不会在收入上与老板攀比。现在的问题是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表现在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东西部之间。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在同一地区内也存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过,个人因劳动能力不同会形成差别。现在看来,这种差别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北京白领月收入少则四五千,多则上万。据说,中关村高级编程人员一个月的劳动可以拿到一万五甚至更多。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在岗熟练工的月收入只有三、五百元,还常常拖欠。在党政机关和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中也存在差别过大的问题。同一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虽然正式工资大致相同,但是由于所处地区和单位的不同,他们在住房、交通、通讯、福利及其他无形收入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劳动者之间过大的或不合理的差别是造成腐败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寻找适当的方式下决心缩小这些差别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最后,阶级合作的含义是协调各阶级阶层的利益,争取双赢。最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分成阶级的,怎样代表?就是要协调他们的不同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不应简单地抽象地提出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一切以市场为转移。1997年在亚洲金融的冲击下,国内各种经济成份的命运是一样的。有些人只看到了国有企业职工大批下岗,没有看到更多的私有企业陷入破产。能够抵抗冲击的企业才是好企业。同样,劳资关系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协调。把资产阶级视为人民内部的一个进步阶级并非意味着给它以特权。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目前,劳动保护不足的问题不仅私有企业中有,国有企业中也有。有些企业的工会形同虚设,白白浪费企业资源。保护劳动要靠完善劳动法、工会组织和社会保障体制。还应大力保护农民利益,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减轻他们的负担,履行承包合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是营造可持续发展和资本积累环境的条件。对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也要进行保护和扶持。目前中国的私营经济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还不够。在工业和高新产业的名牌产品中几乎看不到私营企业的影子。这说明我们的私营企业仍然处在很低的水平。其原因至少有两点,私营企业在金融服务和准入方面没有享受到公平待遇,经营者的素质和管理水平也有待于提高。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经济成份的发展都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反过来讲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也有利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发展。随着中国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我们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及周边国家不断加大的竞争压力和风险。战胜这些压力和风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有活力的体制,能否最大限度地吸引和容纳全球资源。我们必须打消顾虑,消除姓社姓资的争论,把人民内部各进步阶级的紧密合作提高到战略位置,协调各利益集团的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致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九、必然性在哪里?150年前《共产党宣言》预言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发展前景。那时马恩主要依靠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来实现这一目标。20世纪后,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而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却首先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取得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二战后,由于中国等一批东方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舞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之势。但是从90年代起,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世界又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只剩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四个发展中国家。那么,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景到底在哪里呢?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问题做出了新的回答。我请大家注意,邓小平实际上是根据当代历史条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揭示了新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而在于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又说,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结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个理论没有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把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赋予了中国。8年过去了,这8年的时间充分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只存在于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不可预期。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已经初步表明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很可能取决于中国的发展。目前中国具备各种发展潜力,拥有各种经济成份和两种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各种经济成份和两种制度的长处结合起来。这是最大的多元优势,我们必须发展这一优势,努力消除国内冲突和矛盾,使全球资源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流动,使中国继续保持良好的可以预期的发展前景。中国是20世纪受《共产党宣言》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本世纪影响《共产党宣言》的最大国家。80年前,中国先进分子从《宣言》那里知道了只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当为拯救社会主义做出应有的贡献。只要中国在新世纪能够稳步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在结合国力方面达到世界前列,彻底改变目前的国际格局,从而在世界人民面前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相信,那时将会迎来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真正复兴。而《共产党宣言》在新世纪的新篇章也将由中国人来书写。1《马恩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774页。有人也许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历史必然性”是指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是指现代性和未来。我的回答是,历史的前提与结果是不可分离的。既然中国不具备资本主义现代化这一前提,那么它也决不会以西方方式去实现未来的发展。2\n阿伯特和赛奇认为中国革命所以成功是因为杜撰了一套“革命话语”。见DavidE.&TonySaich:RevolutionaryDiscouseinMao\'sRepublic,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0页。4《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8,679页。5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正案。6见《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595页7《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卷,第63-64页。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4页。9《万国公报》第121册,1899年2月,第13页。10见B.布莱克、R.克拉克曼、A.塔拉索娃:“俄罗斯的私有化和公司治理:错在哪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6期。12收藏分享我是一个生命。我的生命有两个最基本的需求:一是吃喝,二是表达。如果你们把我第二个需求剥夺了,那就把第一个也拿去好了。”请记住http://www.sixiangbbs.com窗体顶端\n窗体底端返回列表[收藏此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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