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社会价值 22页

第二节人性—理性史观主导下的近代史学西欧从中世纪社会跨入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推动这一巨大历史变迁的最根本的动力或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广大劳动者的“静悄悄的劳动”。首先是在西欧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农奴通过静悄悄的劳动不但能够积累劳动经验，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力，还能够把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成果中的很大一部分留归己有，从而有可能促进自己的“财产和财富的独立发展”。\n其次，西欧封建主及其国家机器很难把农民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成果全部压榨而去。而且，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剥削收入相对稳定，还要求“把习惯和传统对现状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因此，西欧农村的地租剥削率在一定时期里往往是受到惯例和法律严格限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农奴和其他农民就有可能逐渐积累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力量。\n在西欧特殊条件下，农村和城市的广大劳动者通过“静悄悄的劳动”，在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着自身的生产能力和独立自主能力，扩大了自己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使自己的社会活动范围逐渐突破了庄园和行会这样一些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征的狭小共同体（城堡和农奴）的限制。他们自身的生存方式的这一改变，必然引起他们观念的改变。\n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从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观的转变正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生存方式和实际社会关系转变的必然反映。\n不过，这种新的社会历史观并不是由当时文化水平还很低下的劳动阶级表达出来，而是由当时与劳动阶级的反封建要求具有一致性的新兴资产阶级中文化水平较高的那一部分人表达出来，也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表达出来。他们表达的新的社会历史观就是把人性、理性视为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兴废存亡的终极原因的社会历史观。\n14--16世纪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们竭力论证人的本性就是他们设想的要求个性的独立、自由，要求享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的“普遍人性”。认为他们当代应该从束缚人性的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使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除了强调人性以外还更加强调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光大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准。他们用这种社会历史观对他们眼界所及的人类历史，主要是对西欧历史进行考察，成了一套把人类历史发展归结为人性、理性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升扬的过程的历史哲学。\n1、维柯1668—1744年，意大利哲学家。代表作《关于诸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新科学）。历史规律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属于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历史阶段论：人类历史经历了三个时代：“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凡人的时代”。历史动因论：他把人的“共同本性”（人性）视为决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n2、赫尔德历史规律论。各民族历史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周期”。历史阶段论。“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哲学时代”。人性动力论。他指出：“人的活动力量是人类历史的原动力。”但是他没能认识到这种力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力量又是怎样发展、怎样推动历史前进的。和维柯一样，最终归因于“人的本性”。\n启蒙时代的许多大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休谟等人，也都作过许多历史论述；每当他们论及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消长生灭的终极原因时，也大多归之于人性、理性，而且许多人也最终归因于上帝。十九世纪的不少哲学家思想家也沿着同样的思路进行历史规律的思考和论述。我们就孔德和密尔关于社会历史规律和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做一些介绍和评析。\n（1）孔德实证哲学是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孔德认为，一切现象都服从于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我们就是要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并力求把那些规律的数目减少到最低限度。孔德实证哲学所探求的“自然规律”就是把观察到的现象“按相继和相似的自然关系”加以联系，从而归纳出来的共同的“恒定趋势”，并不是因果必然性规律。\n孔德把实证哲学运用到社会历史现象中来，声称他建立了“社会物理学”或“社会学”。他把实证主义作为方法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方法，即观察、实验和比较。观察：对社会现象作直接观察。实验：可以像通过病例观察而进行病理分析那样进行“间接实验”。比较：“与低等动物比较”、“并存社会状态的比较”、“连续状态的比较”。\n孔德以自己的社会历史观作为指导思想，进行了历史比较考察，认为人类精神进化和一般人类进化普遍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1、神学阶段2、形而上学阶段3、实证阶段\n孔德跟他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和历史思想家一样，实际上把人类历史进化的终极原因最后归结为“精神进步”或“理性”、“人性”升扬的结果。他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未能回答人类和个人的精神或理性为什么会进步。\n（2）约翰·密尔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归纳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作了进一步发挥。密尔同样主张对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状态进行实证的经验的比较考察，从而归纳出“经验性的规律”。密尔认为，“社会状态”是由互相联系但彼此并无线性因果关系的众多因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即“整个的有机体”。他认为只要对这众多因素及其“并存”关系进行充分的经验考察，并进行归纳推理，就能求出那些“并存”关系的统一的“经验性规律”。\n密尔似乎与孔德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他除了主张通过实证归纳探讨“经验性规律”以外，还主张从“经验性规律”再深入一步去探求支配各种“经验的规律”的共同的终极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的规律”；而且这里还包含着他不同于孔德另一个区别，那就是他不像孔德那样反对探究因果关系，而是主张必须探究因果关系。\n由于密尔的社会历史观在根本点上同孔德处在同一个时代和阶级的限定线内，所以他终于未能找到那个“中心环节”，从而也未能探得决定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共同的因果必然性的“科学规律”。他也象孔德一样，把那个“中心环节”或终极原因归结为“人的本性”，并进而把共同规律归结为“心理学和人种学规律”。\n可见，从维柯到赫尔德，从孔德到密尔，都力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力图使历史学成为揭示历史规律的科学。但是，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就必须找到推动和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因为真正的规律就是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因果必然性。找不到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就揭示不出因果必然性的规律。\n维柯、赫尔德、孔德和密尔等人，都把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终极原因或最终动力归结为“人性”或“理性”，从而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归结为“人性”和/或“理性”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人性—理性”史观就是人本主义学术思潮的早期表现。“人性—理性”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n“人性—“理性”史观还有另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就是，他们很难用事实来证明“人性—理性”确实有他们强调的那种因果必然性的“自然规律”。于是，他们就力图搬用经验自然科学的实证归纳方法，归纳出各类社会历史现象反复出现的“相继和相似关系”或“恒定趋势”，把那些能够反复观察到的“相继和相似关系”或“恒定趋势”等同于他们所说的“自然规律”。\n“人性—理性”史观在转向科学主义时，在本体论上，主要属于机械唯物论的社会历史观。他们都没有找到真正的“人性”，更没有找到，甚至没有想到需要寻找决定“人性”特点的终极的、根本的原因。因此，他们也就无法找到相应的事实去证明他们所说的那些进化规律；因此他们也都没有能够把历史学转变成为科学。\n历史哲学家们没有做到的事，历史学家们就更是无能为力。许多历史学家根本就否认历史学能够或应该成为科学，认为它只是一种艺术或文学的分支。19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马考莱，是把历史写作当作文学创作的著名人物。他声称，“事实不过是历史剩下来的渣滓”，只是供历史写作者编写生动故事的素材。那个时代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持这种观点和态度。\n19世纪西方主流史学的突出代表是兰克和兰克学派。他们声称他们建立了“科学的历史学”。但他们所说的“科学”仅仅是在史料考证方法的严谨性、客观性上说的，不是在探求历史规律的意义上承认历史学是科学。因为他们根本否认历史的发展演变有任何规律，因此，实际上他们根本否认历史学能够或者应该成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