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案历史学本科 287页

教案2009～2010学年度第一学期课程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时学分54学时3学分专业班级07级历史学授课教师系部法政历史系287\n本课程教学总体安排课程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性质与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历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是继《中国现代史》之后的“中国通史”教学的最后一门课程，因此，作为历史系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总学时、学分：54学时、3学分课堂讨论与实践：共安排18学时教学目的与要求：第一，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第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第三，学习、掌握治国的理论。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学习它，可以从多方面吸取营养，获取教益。因此，它在通史教学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具有其它历史教学课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课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教材及参考书目：（一）选用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沁高等教育出版社（二）主要参考书：《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丛进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王年一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王洪模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薄一波著《国史全鉴》《共和国档案》《邓小平文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考核方式及成绩计算方法：本课程的考试方式为笔试，采用百分制，其中卷面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平时成绩包括：（1）出勤率:10分；（2）作业与课堂参与:20分。287\n课程教学日历课程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授课学期：5周次章节教学内容累计学时1前言研究对象学习意义和方法12第一章新中国建立的准备、诞生和巩固63第二章三大政治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民主改革94第三章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125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思想文化建设的发展156第四章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整风反右187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曲折218第五章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249政治思想文化上左倾错误的发展2710第六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动全国大动乱3011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二月抗争及其夭折3312林彪集团形成发展与覆灭、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3613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全面整顿江青集团被粉碎3914第七章徘徊前进的两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4215十一届三中、十一届六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起步4516第八章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制定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4817中共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基本路线5118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建国三十年经验总结54287\n序言部分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序言学时分配：3学时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掌握学习方法，把握基本线索。课堂教学方案（一）课题名称、授课时数：序言1学时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多媒体教学目的要求：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对象和学习意义，掌握学习方法，把握基本线索。教学重点、难点：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基本线索,掌握学习方法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一、课程性质1、研究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时限：1949年—2、课程性质：专业基础课二、历史段限按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所引起的阶段性变化，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0—1956、9）凯歌行进7年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5）曲折发展10年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10）十年动乱10年4、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10---)改革开放30年第一章教学安排的说明课题名称、授课时数：第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学时分配：本章共四节内容，安排5学时。共四节内容，每节内容1课时；课堂讨论1学时，讨论题目：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性质。课堂教学方案(二)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新中国建立的准备过程，充分认识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意义。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多媒体287\n教学重点、难点：认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是本章的学习重点，把握建国初期我国的社会性质学习的重点。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一章      新中国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1949——1953）第一节新中国建立的准备一、为建设新中国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一）近代中国民主革命1、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背景2、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历史的结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回顾二、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一）共产党人早期认识和探索过程1、党的创立时期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提出建立“劳农专政”的目标，后来又分别提出“真正平民政权”（三大）、“革命民众政权”（25年10月中央扩大会议）、“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等。这可视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政体思想最早认识。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1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适应这种形势，中共六大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工农民主专政也叫中华苏维埃政府。这种政体实质上共产党一党执政，其性质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政府”。“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随即改变了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把原来的工农民主政权改为“人民共和国”，强调革命政权中“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尤其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进而完整的提出了建国理论和建国目标：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蓝图基本形成。（二）新中国的蓝图287\n1、国体：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和其它反帝反封建人们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内容不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2、政体：人民代表大会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就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采取什么形式来组织国家政权。与上述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3、经济基础：①国营经济（社会主义）　　②合作社经济（半社会主义）③国家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④私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⑤个体经济（封建主义）4、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带有过渡性质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第二节新中国诞生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同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之间的政治联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协商，目的就是组织广大同盟者，协调内部关系，制定共同纲领，统一政治步调。（一）筹备情况（二）政协召开9月21日下午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会议的各党派、各区域、军队、团体、少数民族、华侨、宗教界及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共662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庄严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而斗争。这表明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国体）。287\n《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政体）。《共同纲领》还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法律体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起临时宪法作用。2、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性质：联合政府构成：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在政府领导机构中，党外人士占了相当的比重，例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交通部部长章伯均；农业部部长李书诚；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卫生部部长刘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宣告就职，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开展各项政府工作。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第三节新中国初步巩固一、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上，数千年的封建压迫，100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22年的国民党统治，给中华民族留下严重的恶果。新中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287\n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阵营大为削弱，欧洲、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亚非拉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声势浩大。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东方战线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坚持侵略和战争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禁运，军事上战略包围，并积极策动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及其残留在大陆上的反动势力，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国民党政权还盘据着西南、华南的某些省和台湾等一些岛屿，并保持着白崇禧、胡宗南的上百万主力部队，西藏还处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中国大陆还潜伏着上百万武装土匪、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残余势力，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操纵下，疯狂地进行反革命破坏和颠覆活动，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经济上，新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投资固定的生产性投资比重小，不固定的非生产性投资比重大，资金带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华投资以银行业、交通运输、商业为主，容易转移。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在华外资能卷逃的大都卷逃了。国民党政府在节节败退之时，倾其全力卷走流动资金和流动性资产及—切能够携带的物资财产，对无法携带卷逃的资产进行了疯狂破坏。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的烂摊子。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使中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大量依靠进口；天灾连年，而尤以1949年最重，这一年全国有1.2亿亩土地轻重不同受灾，灾民达4000万；在官僚资本主义的操纵下，投机市场统治着工商业；连续12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耕畜比抗日战争前减少16％，主要农具减少30％，粮食产量比抗日战争前最高年份下降25％左右，棉花产量比抗日战争前下降了48％，生猪减少了26.1％；工业产值比解放前最高年份下降了50％，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与解放前最高年份比较，降低的百分比是：钢83％，生铁86％，原煤48％，电28％，水泥71％，棉布32％，糖52％，交通运输几乎陷于瘫痪状态；内外贸易滞塞，投机盛行，市场物资匮乏。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时，燃煤仅够5至7天的用量，食米只够半个月的用量。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统治造成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专事投机倒把追逐暴利的投机商人横行无阻。仅上海市从事“踢皮球”、“抢帽子”的投机商就有二三十万人，北平、天津两市200家私人行庄中，95％以上的资金直接或间接从事投机。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人民币需求量增多，其发行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1949年12月达到287，但新解放区都是先占领城市，恶霸地主国民党残匪盘据乡村，人民币—时下不了乡。银元交易、物物交换盛行于农村，大量的人民币集中在大中城市，更加剧了通货膨胀。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那么1949年1月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达5376。物价暴涨，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287\n在文化思想上，由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和国民党的愚民政策，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尤其是封建文化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占领着中国大地上的角角落落，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阻碍着民主科学思想和与新国家新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文化思想的生长、发育。文化教育设施，也破坏严重。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表明，虽然国民党政府被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尖锐激烈，财政经济极为困难，构成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为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二、全国大陆的解放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一）将革命进行到底（领土统一）（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政权统一）军事管制委员会→临时地方政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全国大陆的统一，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我国长期分裂和混乱局面，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新中国建设的开展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三、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1、官僚资本的性质2、没收官僚资本3、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接收、没收未能卷逃的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没收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把中国最大的资本转到人民手中。人民政府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国民党蒋介石立统治中国的22年间，凭借国家政权，用超经济手段，通过卖国内战、发行公债、苛捐杂税、专卖垄断、商业投机、通货膨胀，以及其他巧取豪夺的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垄断了中国经济。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建立了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在解放战争进程中，首先在解放区内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1948年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接管了长江以北的官僚资本企业。这些接收来的企业加上老解放区、早解放区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公营奥济，奠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四、整顿经济秩序，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287\n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其表现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物资匮乏。原因：一是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历史因素继续发挥作用（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两头黄牛，那么1947年只能买一块煤球，1949年5月连一粒大米也买不了；二是财政上入不敷出，人民币发行过量；三是大量投机资本的捣乱和破坏。1、稳定物价，打击投机资本2、加强市场管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3、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毛泽东给与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五、剿匪反霸清楚旧社会遗毒1、剿匪2、反霸3、禁毒4、清娼5、新婚第四节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一、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1、外交工作的原则：①保护华侨②不承认旧的外交关系③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2、新中国外交方针：①“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②“打扫干房子再请客”：即时机和条件成熟后③“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毛泽东说的好：“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训给我们的”，“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二、对外工作的初步展开1、外交新局面的打开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是前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致电周恩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是英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来电，表示承认新中国。2、毛泽东访苏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一次是在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27日，一次是在1957年11月。　　3、《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1950年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经过包括斯大林、毛泽东在内的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商，2月14日，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287\n中苏条约与协议的签订，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表示了中苏两国的团结和反对侵略的共同立场。这无论对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还是对世界、特别是对远东的和平，都起了积极作用。本章复习思考题：一、名词解释《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二、问答题1、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2、新中国外交方针和原则3、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4、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5、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巩固新中国进行了哪些斗争？第二章教学安排的说明课题名称、授课时数：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与国民经济的恢复，本章用三学时。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建国初期的各项民主改革运动，掌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大成就及其基本经验。教学方案（三）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多媒体教学重点、难点：各项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是教学重点，掌握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和策略方针是教学重点。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二章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与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节抗美援朝与各项民主改革(本节主要讲授1950年党和政府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三大政治运动即抗美援朝、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建国初期战略策略方针的确定（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一）当时的形势l历史的转折时期l暂时的经济困难l紧迫的土地改革（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和战略策略方针，确定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任务。287\n1、会议的内容①毛泽东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状况的好转而斗争》经过打击投机资本，市场趋于稳定，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当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利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实现这个任务需要三个条件：既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并要求全党作好八项工作。“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状况的好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②毛泽东的讲话《不要四面出击》会议制定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这便是“不要四面出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必须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缓和，有所让步，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即国民党残余势力，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这就是七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③土地改革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七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和政府政治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指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之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步的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二、抗美援朝运动（一）朝鲜战争与美国的侵略（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必要性）1、朝鲜内战爆发2、美国武装干涉3、中国台湾被占4、发扬国际主义，捍卫领土主权（二）富有远见的决策（打败侵略者的可能性）1、战争的正义性2、巩固的后方，兵源充足3、国际社会的支持4、丰富的实战经验、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5、侵略者必败①战争的侵略性、士气不高②战线太长、兵力分散③后方太远、运输不便（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287\n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国鸭绿江（其实是隐蔽的，白天休息，晚上前进）奔赴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两年零九个月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10月—1951年6月），主要是进行战略反攻的作战。以运动战为主，结合部分阵地战和游击战。共打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1951年6月中旬—1953年7月）坚持“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粉碎敌人的多次进攻。闻名中外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2年10月，美伪军投入6万人的兵力，出动了3000架飞机，170辆坦克，动用了18个炮兵营，进攻我方只有两个连把守的不到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上甘岭。四十三天中，敌人共向该阵地倾泻了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发动了670次冲锋，把上甘岭山头削平了两公尺，但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守阵地，以歼敌2.7万余人而告终。中国国内的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经训练武装后轮番入朝作战，经前苏联援助的志愿军空军也开始出战，再加上苏联的支持，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四）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①思想教育②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五）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三、土地改革运动（一）必要性1、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被侵略、受压迫、贫穷落后的根源。2、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3、完成土地制度改革，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重要条件。（二）土地改革总路线土地改革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顺利完成这项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共中央专门制定了《土地改革法》，明确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方针、步骤。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三）土地改革步骤：首先派工作组深入农村；其次划分阶级；最后平凡土地。（四）土地改革完成1953年春土地改革任务胜利完成。①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利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③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搞的最好的一次。四、镇压反革命运动必要性：①蒋介石的梦想:美蒋勾结，整军备战。287\n②朝鲜战争的影响③反革命活动猖獗策划反革命暴乱、残杀国家干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建设、损坏政府形象、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过程意义第二节国民经济的恢复（本节主要讲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一、“三反”“五反”运动建国初期，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利用其对国计民生有利的一面，限制其不利的一面。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日益尖锐，社会上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拉拢腐蚀干部，寻找代理人。另一方面，在革命胜利后，大量带着旧思想、旧作风而又没有来得及改造的旧政府工作人员加入到人民政府和国营企业中来；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部分党员被胜利冲昏头脑，党政军内一些领导干部革命意志薄弱，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进城以后，高高在上，不深入实际，贪污受贿，甚至蜕化变质。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廉明吏治，从1951年底开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揭发出干部中存在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和私营工商业中严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愉工减科、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不法资本家豕突狼奔，“坐探”四出，明争暗盗，“五毒”俱全。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方式，投其所好，供其所要，用请客、看戏、送礼、送佣金，甚至用“美人计”来拉拢、引诱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意志衰退的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一些党员干部吃了败仗，他们收“回扣”，入“干股”，分“红利”，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下水，然后内外配合，合伙作案，共牟暴利。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原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案。刘、张二人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但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贪污腐败，蜕化变质，成了人民的罪人。刘青山、张子善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计达171.6276亿元。全国各地还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重要指示中尖锐地指出：“287\n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接着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要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检查贪污浪费现象。12月7日，政务院作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和“三反”的指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次日，毛泽东指示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开展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号召：“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9日，政务院召集中央一级、华北一级和北京、天津两市高级干部，以及各界人士2300余人，举行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大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被作了《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强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斗争，也就是对于资产阶级3年以来向着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猖狂进攻，来一个坚决的反攻。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1952年1、2月份，是“三反”运动中发动群众打“虎”(打击贪污犯)阶段。各级党委亲自动手，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形成了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高潮。党和人民政府及时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地区性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命令，组织了临时法庭进行公审，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各地播放大会实况。公审结果，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北京市也举行了公审贪污犯大会，将大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任职期间贪污盗窃国家财产20余亿元）、原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任职期间贪污人民币6亿余元）判处死刑。全国各地先后召开公审贪污犯大会，集中火力打“大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大贪污犯、大贪污集团纷纷落网。1952年3月，“三反”斗争进入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4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克服了运动初期，按部门人为地规定、分配打“老虎”任务等过火和虚假现象。制定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287\n的方针，规定贪污人民币1亿元以上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特别严重者判处死刑。据此量刑标准，各地依据事实进行定案处理.运动中，因犯不同程度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被处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约占4.5％。6月份以后，“三反”运动进入建设阶段。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发出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的若干问题的指示，确定，这一阶段主要是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结合“三反”进行整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确定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进行以民主制度为中心的制度建设。从各方面肃清“三害”的污毒。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防止执政党变质腐败问题上一次可贵的探索。在国家机关开展“三反”的同时，社会上工商界中开展了打击不法资本家“五毒”活动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三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2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奸商王康年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一文。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定货款ll亿元(旧人民币)，骗取志愿军的购药巨款做投机生意的丑恶行径。王康年还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勾引、腐蚀干部，先后向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行贿1亿多元(旧人民币)。“五反”运动中，还揭露出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救急包”，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奸商用志愿军的鲜血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强盗式的交易中，获得暴利。上海市市长陈毅指出，上海的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并号召全市人民投入“五反”斗争。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报告，运动至此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进一步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教育挽救了许多干部，树立了新中国廉洁朴素的社会风气。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中国共产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了又一个回合的胜利。二、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顺利完成和成功经验经过三287\n年经济恢复，中国人民战胜了严重的困难，终于在抗美援朝战争和社会经济大改组的情况下，恢复了旧中国遭到惨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各项生产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大陆解放后，人民政府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经济政策，在国营工矿企业依靠工人，实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打碎了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封建性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旧制度，清除了隐藏在企业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改善了职员和工人的关系，改革了企业领导机构，建立了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通过生产改革和工资改革，整顿与废除了旧的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建立起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度，并且初步整顿了旧的工资制度，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调整了工资，开始推行劳动保险制度，提高职工福利，逐步改善了职工的生活。这样，在国营企业内部初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新的生产关系，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普遍地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如东北工人的劳动生产率，195l年即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42％，1952年又提高了20％。与此同时，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开始根据整个社会利益，有计划地指导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财政支出可能的范围内，国家挤出一定资金，有重点地进行企业的改造扩建，并新建了一些急需项目，使国营工业进一步扩大。1952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已有9500多个，职工510多万人，资产总值由1949年的68.9亿元增长到108.4亿元。经过努力，国营私营工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工业总产值达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生产资料的生产得到优先发展，以工业总产值为100，1949年生产资料的产值占26.6，到1952年上升为35.6。1952年与建国前最高年份产量相比，钢产量增长46.2%，达134.9万吨；原煤产量增长7.5％，达6649万吨；发电量增长21.8％，达72.6亿度；原油增长35.8％，达到43.6万吨；棉纱增长47.9%，达到362万件。国营工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国营工业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4.7％，上升到1952年的56％；私营工业则由1949年的55.8％，下降为1952年的17.1％。但在绝对量上，私营工业的产值也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引导农民互助合作，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土地改革完成地区，农业互助合作初步开展起来。1950年全国组织起来的农民已有1131万户，占总农户的10.7%，1951年增加到2100多万户，占总农户的19.2％。鉴于土改后广大农村出现的发展个体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两个积极性，人民政府积极而又谨慎地经过农业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把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决议草案指出，共产党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287\n，鼓励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提出实现农业合作化互相衔接稳步前进的三个步骤，即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急躁冒进和放任自流的错误。到1952年底，全国4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484亿元，比1949年增长158亿元，比历史上最高年份增长了18.5％。1952年粮食总产量达16392万吨，比1949年增产5074万吨，棉花产量达130.4万吨，比1949年增产86万吨。大豆、花生、油菜籽、甘蔗产量也大大提高。交通运输的恢复与发展。全国刚解放时，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的铁路。广大铁路工人克服种种困难，仅1949年，修复铁路8300多公里，桥梁2715座；到1950年底，中国原有铁路基本上畅通，1952年，新修来睦、成渝、天兰三条铁路线，总长度1277公里。是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接近解放前的最高年份，还加固了京汉铁路黄河大桥，铁路运输货物周转量逐年提高。公路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80768公里，1952年发展到126675公里。内河航运里程增加。民用航空解放初是空白，到1952年新辟航线13123公里。交通运输的恢复，沟通扩大了城乡交流，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恢复。随着建国初期国内市场的渐趋稳定，1950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70.6亿元，1952年为276.8亿元，开始出现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局面。对外贸易于1950年实现了出超，贸易额构成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的进口比重增大，消费资料进口缩减。人民政府外贸部门，在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则下，采用以货易货的对外贸易方式，与众多国家的工商业家达成许多交易。人民物质生活的初步改善。经过三年来的经济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农民收入比土地改革前一般增加30％左右，人均消费水平大约提高20％。工人工资总数不断提高，就业人数增加，1949年至1952年，已有780万人就业，1952年全国职工总数是1949年的197.5％。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职工工资比1949年增加了60％～120％，全国工人平均工资比1949年增加了70％。1952年，卫生系统共有病床13万张，比1950年增加1倍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工矿部门于1951年开始试行。同年在陕北老根据地及其他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试行公费医疗预防制度，并逐步扩大范围。1952年7月起，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待遇，总人数达400万。此外，职工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新建住宅面积1950年为251万平方米，1951年为460万平方米，1952年为751万平方米。国家投资新建的宿舍逐年增加，职工的住房条件随之改善。短短3年中间，中国的经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获得“创造奇迹”287\n的成就，主要原因是：1、稳妥地有步骤地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在安定的环境中搞生产。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必须打破，才能解放生产力。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力求稳妥。首先根据国际形势，采取区别对待，用多种形式接管了外资企业，没收官僚资本，接着有步骤分期分批地在条件成熟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少数民族等条件不成熟地区留待以后进行。由于在变革生产关系中实行积极稳妥、减少社会震动的方式，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因生产关系急剧变革而下降，反而出现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好局面。2、运用“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坚持建立经济上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建国初期，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土匪特务、地主阶级以及文化宗教界反动势力，都反对人民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因经济大改组而惶惶不可终日，流露出不满情绪。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四面出击，而是团结—切力量，集中全力打击敌对势力。土地改革中，不动富农，团结农村中90％的人，重点孤立、打击地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协调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经济成份的关系，从而带来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3、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工作干头万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恢复经济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接管城市、调整工商业中，始终以恢复生产为出发点；在完成土改的农村重点恢复农业生产；抗美援朝中坚持“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各个政治运动均服务于经济恢复。这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4、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各项工作能否推开，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兴衰。为防止党员干部的蜕化变质，开展了“三反”、整风整党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大贪污犯，不论职务多高，以往有多大功劳，都严厉惩处。对不合格的党员坚决清除或劝退，人民政府还明令禁止军队、机关办企业，严禁党政干部经商，杜绝以权谋私。人民政府吏治清明，廉洁奉公，联系群众，讲求效率，保证了各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5、经济理论上的充分准备是恢复经济的重要前提。建国前夕，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已经成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恢复发展经济的一系列具体政策，使恢复经济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1952年底，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民党残余的破坏，医治好战争创伤，完成恢复经济的艰巨任务，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第三节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287\n（本节主要讲文化教育史）一、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的制定《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为主要任务。”（一）含义（新民主主义国家）民族的：强调文化教育的民族形式。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排斥外国的进步的东西，“洋为中用”，但要采取“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态度，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科学的：强调科学的内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坚决反对封建迷信，崇尚科学。大众的：强调文化教育要为为人民服务，即大众的方向。（二）具体方针1、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坚持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2、科学事业的方针：《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国家奖励科学发明和科学创造，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为我国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3、文学艺术方针：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4、医疗卫生：“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这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坚持积极发展卫生事业，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努力。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中国人民为摆脱文化落后、科技不发达的历史现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文学艺术方面，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形成了全国新文艺大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旗帜下的第一次大会师。会议确定今后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加强团结，深入现实，扫除旧的文艺影响，努力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现实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大会通过《宣言》，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创了新中国文艺创作的新局面。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各文艺部门都取得较大的成绩。287\n人民电影事业得到发展。三年来，共摄制故事片86部(包括1951年前私营厂出品的51部)，纪录片57部，译制片101部。拍摄出《钢铁战士》、《白毛女》、《中华女儿》、《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战土》、《内蒙人民的胜利》、《赵一曼》、《上饶集中营》等优秀故事片。还摄制出《百万雄师下江南》、《抗美援朝》等优秀纪录片。1952年，全国共有746所电影院，比1949年增加了105所，电影放映队1110个，比1950年增加了1倍多。戏剧方面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对旧剧目进行甄别，推出不少新编剧目。北京设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各大行政区建立培养戏曲人才的机构。从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团也演出了许多新编剧目。文学创作方面，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老舍的文学剧本《龙须沟》等，还涌现出巴金、魏巍等反映抗美援朝斗争生活的一批优秀散文。文艺批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同苏联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苏联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出版，如《奔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等。中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苏联。经过3年的努力，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同大、中、小学学生总数已达5445.1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2867.2万人；其中高等院校在校生19.1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63.6万人，普通中学在校生249万人，小学在校生5110万人。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断增多，文化出版事业迅速发展。1952年全国出版报纸16亿多份，杂志2亿多册，图书7.857亿册。三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社会改革运动，进行自我教育，纠正过去“为研究而研究”的学风，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科学研究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哲学方面，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学说和国家学说的文章和著作。历史学方面，广大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发表了一些阐述马列主义历史观的史学文章。经济学方面，陈云经济理论在恢复发展经济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许涤新、薛暮桥等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从1949年10月9日到1950年1月，《人民日报》连载了王学文所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沈志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孟宪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教程》、王海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下册)，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这些著作总结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1952年10月30日至31日，《人民日报》连载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及经济理论工作者，初步开始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和经济规律，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287\n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卷、第3卷相继出版。并很快被译成俄、英、法、日等20多种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毛泽东选集》第1卷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6篇重要著作；第2卷和第3卷收集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72篇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选集》第1、第2、第3卷的出版，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选集》出版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总之，三年恢复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等项事业不仅得以恢复，而且有所发展。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即将出现一个空前的文化建设高潮。三、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1、必要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为三大敌人服务的教育，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剥削阶级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他们也忠心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他们长期接受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教育，所以他们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分不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为了使他们尽快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旧必须提高这一部分人的思想认识，改造主观世界，有必要知识界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2、过程时间1951年9月，该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1951年6月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后，深深感到旧思想旧习惯对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为了使广大教师跟上建设步伐，随即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希望通过教职员的思想改造来推动学校的改革。9月7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到北大作报告，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北大的作法受到中央充分肯定，并决定将这一运动推广到全国。3、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的一部分。电影《武训传》，是进步艺术家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这个所歌颂的武训，是清朝末年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乞丐”。电影也指出武训这样做，其志可嘉，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穷人受压迫的地位。影片经中宣部审查后摄制完成，1951年初开始在各地上映。影片上映后，获得一片赞扬声，并兴起一股“武训热”，。许多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从1951年春开始，有人对这部电影提出批评，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0287\n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指出：这个电影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却狂热的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这个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毛泽东的社论一出，全国很快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和围攻。电影编导、演员和发表过赞扬文章的同志和有关领导做了检讨。《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胡乔木在中国陶行之研究会和陶行之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武训这个人物应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的加以重新研究”。但“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的、极端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他基本正确。”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发端，毛泽东后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又发动过几次批判运动，都有消极影响，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严重损害，其教训相当深刻。第三章教学安排的说明课题名称、授课时数：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本章用6学时。课堂讨论：一课时，讨论题目：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正确党在过渡时期的提出历史必然性，了解三大改造的过程及其伟大意义。课堂教学方案（四）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讲授、多媒体教学重点、难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为教学难点，教学重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三大改造的伟大意义。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三章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第一节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最初的设想287\n革命胜利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使国家实现工业化，国营经济壮大，待条件成熟后，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至1952年以前中央的考虑一直如次。1952年底，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党的战略思想随即转轨，即改变原来的设想，不是先国家工业化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现在就要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总路线。这标志着党的战略思想转轨。（二）战略思想转轨的原因（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1、当时的形势①朝鲜战局稳定②民主改革任务基本完成③国民经济迅速恢复2、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①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发展缓慢，贫富两极分化。②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与社会主义经济矛盾激化。3、国际形势所迫世界上两大阵营存在，阵线分明，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做出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骑墙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承认我们，支持我们，援助我们，而且社会主义苏联当时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先进分子就转向苏俄，学习苏俄，终于有了今天。因此，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郑重的选择。资本主义世界，以美国为首，政治上不承认和敌视我们，经济上封锁禁运，制裁我们，军事上侵略我们，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近代以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4、具备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①迅速发展起来的国营经济，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武装力量。②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③已经积累了在农村中土地改革后搞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三）总路线的内容、实质和特点1、内容：15年，实现国家工业化，完成三大改造。“一化三改”2、实质：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3、特点：国家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贯彻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即总路线的实施是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的落实来实现的。1、基本任务和指导方针287\n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2、制定的原则①实事求是②借鉴苏联经验③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是学习苏联。二是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毛泽东在1954年6月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这种落后的经济状况只有靠有限发展重工业才能改变。3、工业建设成就辉煌1953年底，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典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建成投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个制造机床的沈阳机床制造厂建成投产；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统购统销国家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等主要农作物产品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农村实行粮食计划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的办法。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征购、计划供应、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中央实行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第二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一）大会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根本的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象制定宪法、制定其他重要法律、选举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对外宣战媾和建交、审查国家预算……都要经过全国人大通过和决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们国家的统一战线机关，主要是搞统一战线，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方爱国人士，它不是权力机关。国务院是中央政府机关，是具体执行机关。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的五年中，我们是用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用《共同纲领》代替宪法，这是一种临时的措施，因为建国初期，我们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大的条件。那时我们是集中精力稳定全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经过几年的工作，我们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已稳定，各级人民政权已经巩固，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有很大提高，到这时我们召开全国人大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时地结束以前的过渡状态，健全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召开一届人大。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87\n，共14天。大会的主要任务四项：①制定宪法；②制定几个重要法律（《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部门的组织法）；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④选举国家领导人。这四项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1954宪法的基本内容宪法总结了100年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及内外政策，其基本精神有3个方面。第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宪法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人民的统一战线，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国家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各级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第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重申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且在总纲和一些条文中，规定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步骤，从法律上规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第三，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宪法根据我国革命中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经验，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宪法基本精神体现了两个原则：一个是民主原则；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五四宪法的性质——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三种类型的宪法，第一是地主买办阶级性质的宪法，比如清末统治者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袁世凯1914年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1923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蒋介石政府1931-1946年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等等都属于这类。这些宪法和宪法文件反映的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意志和要求，是反人民反民主、坚持专制独裁的宪法。第二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宪法，近代中国就有一部，即孙中山于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确定了主权在民，人民平等，三权分立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这个宪法文件很快被袁世凯撕毁。第三类，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文件。如《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这些宪法文件总结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还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287\n五四年的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二，第一，从上层建筑方面考虑，我们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从经济基础上看，这部宪法是产生在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占据领导地位，我们已经开始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五四宪法又以根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从新民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和基本途径，所以我们说五四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主要内容包括：①国家的性质和政治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它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②过渡时期国家的任务。宪法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三）国家领导机构的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谰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一届人大的召开，宪法的制定，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祖国的大家庭里，除汉族外，还有蒙、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族等5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左右，大多居住在占全国面积约占全国面积60％的边远地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相勾结，对少数民族进行压榨和挑拨离间，造成各族间，尤其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不团结，加深了民族间互相戒备、互相猜疑和仇视的心理。各少数民族内部矛盾纠纷也很多。少数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致使许多人经年流落在深山荒野之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着极为贫困的生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汉族人民并肩战斗。287\n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获得翻身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贯彻“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认真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1950年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派出四个访问团，到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各少数民族也组织了许多参观团参观首都和祖国各地，增进各民族间的了解，沟通民族间的联系，融恰民族感情。政务院指示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姓名、匾联、碑碣等，都必须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中央人民政府着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创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了8个分院。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对少数民族学生予以优先入学的照顾。1952年底全国少数民族干部达到10万人。人民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贸易工作，恢复农牧业生产，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为进一步实现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共中央提出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遵循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总道路前进的、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在此原则下，一切聚居的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机关，按照本民族大多数人民及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的意愿，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1952年6月，全国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区130个，自治区内少数民族人口约计450万人。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公布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同时也加强了各民族之间及各个民族内部的团结合作，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爱国观念，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了各少数民族参加祖国建设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实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新中国建国初期，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极为复杂，云南边境的独龙、布朗、侗、佤、怒、景颇、傈傈、崩龙等族，内蒙古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族，黑龙江的赫哲族等，保持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刀耕火种”、“刻木为凭”，经济文化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川滇交界大、小凉山的彝族，处于奴隶社会，藏族、傣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满、回、壮、维吾尔、朝鲜、布依等30多个民族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共约3000万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保持着封建制度。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鉴于这些地区社会发展落后、民族关系复杂、革命力量尚待发展，以及各民族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不同等特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1950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少数民族问题必须遇事向上级报告和请示”，不许下级擅自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287\n在回族的伊斯兰教民学校中及藏族的喇嘛教民学校中暂时亦不要教社会发展史中猴子变人的课程，以免刺激他们的宗教感情”。在具体工作中，通过座谈会、联谊会、团结会等各种形式，向各阶层人民反复说明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宗教问题，直接影响着民主改革。人民政府采取慎重进行、区别对待的方针，严格把宗教寺庙的封建特权、封建剥削制度和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加以区别，把宗教职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与他们对教徒群众的勒索、虐待等非法行为加以区别。既坚决废除宗教中的封建剥削制度，镇压披着宗教外衣破坏民主改革的反动分子；又要坚决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宗教文物，继续团结宗教界一切爱国守法人士，不干涉宗教职业者的正当宗教活动。保证了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解放社会生产力。牧业地区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帮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不没收分配牧主的牲畜，实行“不分配牛羊”的政策。农业地区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实行土地改革。人民政府采取了适合民族特点，利于民族团结，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把地主、领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废除地主、领主的一切特权和剥削，但不没收他们的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留给他们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内蒙古、广西壮族等与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相同地区，采取与汉族同样方式，在同一时期进行土地改革。这些地区大多在1953年，小部分地区在l954年完成了民主改革。新疆、西北回族及其他民族关系复杂，又有其特点的少数民族农业区，民主改革的时间较晚。西藏及甘肃、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云南傣族地区等，暂不进行民主改革。1952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妥善处理了1952年春拉萨示威事件，努力争取实现和平地逐步改革西藏政治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第三节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一、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必要性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农村经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农民有了生产积极性，但这种封建性质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局限性，①资金匮乏，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生产规模。②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经济力量十分薄弱,生产工具严重不足,生产中的困难很大,无力抵抗自然灾害。③小私有经济，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等，都不能进行合理的调节和使用，也影响了现有生产力的发挥。287\n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导致了我国1953---1954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甚至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形势，这种情况同我们党进行土地改革的初衷严重背离。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大发挥农村现有生产力的水平，就必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分散的资金集中使用，改造小农经济，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才能进一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是突破小农经济局限性的唯一途径。2、途径（道路）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①（1949年—1953年底）合作社的初级阶段，以发展互助组为中心，试办初级社。这一段的互助合作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互助组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协作组织，也分两种形式：一是临时互助组，二是常年互助组。前者是简单的劳动互助，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各户独立经营，只是季节性的互助协作、共同使用耕畜好农具，“忙时互助闲时散”；后者就有了初步的生产计划，技术分工，或许还有少量的公共财产。集体劳动并有少量的公共财产，就是互助组具有了社会主义萌芽性质。②（1954年—1955年春）以发展初级社为中心，试办高级社。根据原来计划，初级社由1953年的300多个增加到1954年的48万个。但1955年4月，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在这个合作社的大发展中，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发展是健康的，但也有部分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一哄而起，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的原则，引起了生产力的暴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于1955年1月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适当控制，着重巩固，以安定农民情绪，缓和紧张情况。3月上旬，毛泽东还找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廖鲁言等，提出“停、缩、发”的方针，告诫大家，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重点帮助浙江解决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要求他们停止发展，进行适当收缩，全力巩固。到7月底，浙江全省收缩了15607个初级社，全国共收缩2万个，初步巩固了5万个合作社。这个阶段合作化运动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步伐，基本上保持了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初级社即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简称，属半社会主义性质。生产上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生产资料所有形式，仍然保留私有制，但实行土地入股，其它的生产资料如牲畜、农具等，交合作社统一使用。分配形式主要实行按劳取酬与按土地分红相结合，交合作社使用的大农具、耕畜也同样分得一分报酬。③（1955年下半内—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阶段。主要办高级社。“高级社”即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简称，所有制方面，生产关系的基础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都属于集体所有；生产过程中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生产计划；分配形式上，实行按劳分配。由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就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287\n1955年夏季，在合作化问题上，党内发生了意见争论。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要按照计划，稳妥发展，坚决反对急躁冒进。另一方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修改计划，打破常规，加快发展步伐。这实际上是两种指导思想之争。但是，毛泽东不是实事求是的来看待问题，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而是无限上纲，批评邓子恢的对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整顿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农村工作部，离开中央“另搞一套”，成了“促退委员会”。1955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我们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动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实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批评邓子恢同志是“右倾错误”，是“两条路线的分歧”。不切实际的批评，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1955年9月到12月，毛泽东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自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大加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同时更加严厉地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所谓的“右倾错误”，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进程。结果十五年任务打大折扣，三步并做两步，仅四年在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主要是1955年夏季之后,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简单划一的特点,以致在长期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毕竟是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我国农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3、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①趁热打铁②逐步过渡③方针正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4、农业合作化与现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①小农经济和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制的不同上最根本的区别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的小农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零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一种生产经营管理模式。②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模式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管理模式，非常恰当地将经营者劳动同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农村现有生产力水平。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287\n过去的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采取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结果干好干坏一个样，典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它损害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主要原因。从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各地逐步推广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那种“上工人喊人，下地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撵人”的现象已被“一年到头不打铃，从种到收不记工，队长不再乱叫名，农民干活满天星”景象所替代。③各地都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一条适合本地情况的农业生产新模式。“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略）个体手工业是指独立经营的雇工不超过四人的个体经营者，包括以经营商品为主的兼业户。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1、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制定和实施过程2、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3、改造民族资本，发展和巩固国营企业，是贯彻总路线的重要环节（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什么是和平赎买的政策2、什么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⑴初级形式（1953年以前）：①工业方面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②商业方面经销代销⑵高级形式（54年--56年）：公私合营①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1954--1955年夏）②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5---1956年）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阶段，合营的企业性质是半社会主义性质。①所有制形式上，公私公有制；②分配形式，采用“四马分肥”，即在企业利润分配时，国家税收约占34.5%，职工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本家红利占20.5%。但实际上资方红利可能还低，因为国家进行了投资，所以公股也要参与分红。③国家还派干部参与企业的领导，监督生产，工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企业的性质已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287\n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阶段，个别前言的公私合营，就是对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较大的工商企业，一个一个的进行合营，如吃苹果，一个一个地吃。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不分大中小企业，按行业进行，一律进行合营。象吃葡萄似的一串一串的吃。在合营中，对某些企业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实行清产核算，清产核算后的企业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完全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①企业的生产资料已不在为资本家所支配，而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国家设立专业公司，统筹安排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经营，负责对企业和资本家实行改造。②资本家已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支配者，而是参与企业管理的公职人员，已处于由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转化过程中。③实行定息制，使资本所有权和资本经营权相分离，并根本改变了原来资本所有权的性质。所谓定息，即根据核定的资方股额，给以年息五厘的股息。这是，资本家对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只表现为对一定份额货币量的占有，而不能决定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定息自1956年1月1日算起，原定7年，每年国家付息1.2亿元。7年后由延长3年，1966年9月取消。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如果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经过7年时间，如果从总路线提出算起，只经过了不到四年时间。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通过“和平赎买”的办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一思想早在19世纪就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还曾为此作过尝试，但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设想，列宁在苏联也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成功的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四、三大改造胜利的伟大意义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一）三大改造胜利的伟大意义1、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确立。2、三大改造胜利完成表明，中国社会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由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三大改造胜利完成，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不仅避免了社会的激烈震荡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加强人民的团结，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4、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从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二）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形成１、形成的原因分析①战争做法的惯性②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③向苏联学习的结果２、形成政治体制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确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即：“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党的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287\n。在斗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统一行动，赢得斗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地位发生变化，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之中党，但党并没有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时的改变领导体制。195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人民政府内建立党组织和组织党委会的决定》中曾指出；党政之间不是隶属关系，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在政权机关内担任公职的党员发挥作用来实现的。如果把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看作是党直接执掌政权、管理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国家政权机关的职权，这是对执政党地位的错误理解。这个决定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了以党代政的问题，试图实现党政分开的体制。但１９５３年３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今后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始得实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及时地向中央请示和报告，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中央关于机器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领导工作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实际把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关系（地方党委与政府的关系自然也是如此）规定为决策与执行的关系。随后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领导原则，使党委包揽一切大权的做法更为强化。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的做法，决定在中央、省委及市委设立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文化教育部，地委、县委设立财政贸易部、文化教育部，中央、省委、大城市党委设立政治政法工作部，由这些机构对口领导政府的职能部门。着从组织机构上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我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这里的所谓权力高度集中，实际上是集权于少数人、尤其是集中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第一把手。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９日毛泽东曾专门写过一个书面材料，要求“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又说“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破坏纪律的”。这是集权于个人的明确规定与表示。（三）高度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1、形成的原因：⑴照办苏联模式的必然结果。⑵对马克思理论的错误理解。⑶当时的实际情况：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财政经济不统一，为稳定物价，控制市场，中央为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③国家经济正处于恢复阶段，经济力量有限，实行高度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金，统筹安排，保证重点，发挥其更大的作用。④“一五”计划期间，156项重点工程，投资庞大，技术复杂，关系全国经济命脉，必须由中央和有关部门集中统一管理。3、主要特点和表现（详见书）以上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国家以行政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这种，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重点建设顺利进行，促进“一五’287\n计划的顺利完成，对于保证市场稳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国家管的过多，统的过死，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同时更违背了经济规律，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和重点也就是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建立起适合经济运行规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节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出版（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二）《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卷的出版二、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一）对《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批判为了更好的贯彻党总路线，从1954年10月开始，在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领域，由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场思想批判运动上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开始的。1、红学家俞平伯俞平伯是我国著名的红学专家，原名俞铭衡，1900年生。早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任教，1922年他同朱自清、叶圣陶等创办的《诗》月刊，是“五四”以后最早出现的诗刊。在革命的艰苦年代，俞平伯就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是一位爱国学者。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开始于1921年。1952年出版《红楼梦研究》一书。2、两位青年的评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问世以后，即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爱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因此，有“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史书也枉然”的赞叹。研究《红楼梦》，成了专门学问，称为“红学”，研究《红楼梦》的人，称为红学专家，俞平伯就是我国著名的红学专家。俞平伯老先生最初属于“旧红学”派，“旧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不去研究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改变了研究方法，尽做一些无聊的考证。新红学派则注重研究《红楼梦》现实的和批判主义精神。俞平伯老先生最早是“旧红学”派，后来转变为新红学派，1953年10月俞平伯在《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中说：“自1923年《红楼梦辩》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现在还通行的自专说”，“实有重新考虑的必要”。这说明俞平伯先生的立场和基本观点。287\n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1954年10月开始，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在文艺、学术等各领域中开展了宣传唯我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山东大学的两个小青年，李希凡、蓝翎，在上述精神指导下，于1954年9、10月间，写信给《文艺报》，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文艺报》没有回音。后来，他们的文章在山东大学的校报《文史哲》上发表，文章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评红楼梦研究>》，随后他们的文章由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上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蜂），对李、蓝的文章，开始不予刊登和转载，后来转赠时又加上不予积极支持的编者按语。李、蓝对俞平伯总的评价是：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和方法，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向前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前书的继续和发挥。”“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对旧红学进行了批判，在《红楼梦简论》中也曾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到《红楼梦简论》，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没有脱离旧红学家们的巢臼，并在《简论》一文这更进一步地加以发挥。”李、蓝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作为青年学者，在当时向红学权威提出挑战，这种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3、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对《文艺报》的做法十分不满，1954年10月16日专就此事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信中说：“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影片而实际上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这是继电影批判以后《武训传》以后，又一次把文学艺术领域的不同学术观点提到政治问题的领域，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斗争，而《文艺报》的编者按则被认为是党内出现的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代表作。特别是毛泽东一封信发出以后，一场政治围攻和政治批判随即展开。287\n应当指出的是，对《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唯心主义的讨论和批判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由于当时其方法简单粗暴，以政治性围攻代替学术讨论，后果是消极的。1986年1月20日胡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其它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1954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的政治性围攻，是不正确的。------1954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胡绳的评价，可以说是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历史评价。（二）胡风的历史错案1、胡风其人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人，1902年生，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曾加入日本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中期，结识鲁迅、冯雪风等人，先后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创办和主编了《海蜒》、《7月》、《希望》等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进步作家包括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家的作品，在当时大后方的进步青年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只文艺力量。他的主要文艺成就是文艺理论批评，共出版了《剑·文艺·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为了明天》等八本文艺理论批评集。他通过编辑刊物和文艺评论，培养和扶持了一批作家，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任政协委员、第一届人大代表等职务。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有：“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早在30年代初期，即左联时期，胡风和左联的其它同志如周扬、夏衍、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就有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在胡风和党内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夏衍、何其芳、林默涵之间。2、1952年文艺整风、批判胡风开始1951年11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藉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的领导。正是在这次整风中，1952年7月，周扬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9月至12月，先后召开四次讨论会，实际上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周扬在会上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反党“路线”。会后，《文艺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集中批评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文章断言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287\n对自己批判，胡风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与周扬等人有历史纠葛，而现在处于领导地位的周扬等人在整他，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954年，他借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学习四中决议，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于3月写了《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6月又写了《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合起来，以《关于几年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上书中央和毛泽东。这便是30万言书的由来，30万言书共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几年来的情况。胡风详细陈述了自1949年以来遇到的种种打击，指责作为文艺界领导的周扬等人将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和敌人”。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问题的说明材料。胡风集中反驳林默涵、何其芳1953年初发表的两篇文章（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并阐明自己的观点。第三部分，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胡风对几年来涉及自己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第四部分，附件—作为参考的建议。胡风草拟出类似文艺大纲的材料，提出了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程序、刊物存在方式、戏剧的组织等等业务上的安排办法。在30万言书中，胡风认为①几年来文艺界的根本问题是周扬等歪曲了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的方针，用错误的方法代替了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文艺要复兴，必须清除他们的影响。②周扬等人在文艺界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存在。③文艺界宗派主义者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在读者和作家头上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一是作家必须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二是必须写工农兵生活；三是只有思想改造好了；四是注重题材选择进行创作；五是创作必须具有民族形式。胡风把周扬、林默涵、何其芳等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倡导的创作必须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写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好，民族形式，注重题材选择称之为五把“理论刀子”。胡风的这些思想不免有些偏激，语言难免有些过激，但背后蕴涵相当的真理成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影响，这些尖锐的意见无法令人容忍。“五把理论刀子”本来是文艺理论家和诗人的一种现象比喻，却被简单化为胡风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五把刀子”。3、升格为反革命集团1955年5月份以前，批判和讨论还基本上属于理论批判性质的，还是看成人民内部矛盾。1955年5月份以后，性质发生了变化。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材料”毛泽东亲自写了二十多条按语，随后又为《胡风反革命集体材料》小册子撰写了序言。这三批材料，都是解放前后胡风与他的追随者之间往来信件的摘抄，共168封，绝大部分为胡风本人所写。5月13日公布的第一批材料就是胡风分子舒芜交出的1943年到1952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舒芜在材料前边，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活动作了这样的结论：287\n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抵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体系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第二第三批材料仍旧是胡风和他的追随者来往信件，于6月10日公布。在这些信中，胡风还表示了对文艺界领导的极端不满。用词激烈，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例如，他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图腾”，是“屠杀精灵”，污蔑肃反运动是“封建势力正在疯狂杀人”，党的训练干部的方法和“希特勒相区无几”，把党在文艺界的领导人说成是“苍蝇”、“蚊子”、以至“混蛋”、“王八蛋”等。这批材料除了分类标题和注解以外，还加了四大段《人民日报》编者按。其中有一段按语说：（胡风这批人）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都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作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实际上就给胡风等人问题的性质、集团成员的政治成分、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作了极为严重的定论。《人民日报》从5月18日开始到7月初，每天都以半版或一版甚至四版的篇幅发表揭露批判文章。几乎所有的作家、著名人士、社会科学家、教育家、全国劳模、解放军战士、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等，单独或联名声讨、揭露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批判和斗争步步升级。当时的主要批判文章列举如下（都是知名人士的文章）：《这是个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不是作家，是阴谋家》、《胡风是最阴险的阶级敌人》、《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披着人皮的豺狼》、《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胡风是蒋介石的忠臣孝子》------仅一个半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二、三百篇文章。同时全国各地所有报纸刊物一齐声讨，真所谓是一场“急风暴雨”。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作为“暗藏的反革命集团”分子首犯被逮捕,胡风夫人梅志也同时被捕。胡风所担任的中国作协会员、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全部被撤消。胡风被监禁十年后，1965年11月26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四年。1965年十年过去，还有四年监外执行。12月底，全家团圆过了一个春节。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通知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劳改农场监护劳动。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1970年1月，胡风以“写发动诗词”和“在毛主席像上写发动诗词”287\n（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革命委员会加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书。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批判胡风的严重后果，把一些文艺思想、学术观点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革命，大批人受到株连，长期蒙冤，一些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优秀作家身心遭到摧残，葬送了大好年华。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案件，一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定凡是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周扬亲自带着中央文件到医院看望胡风。胡风问题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三、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时间：1956年1月。地点：北京1、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第一，深刻的论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加需要充分提高生产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辛勤劳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是，加强领导，克服工作中的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的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大规模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以适应国家对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第二考察和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我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正确估价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属性。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关于如何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应作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二是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的工作；三是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安排。周恩来的报告全面的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文献。2、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一道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斗争。（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论十达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把“287\n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应邀在京的自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这个方针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当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努力所带来文化学术氛围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1910年生，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获社会学学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费孝通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自然他也就成了著名的右派。1979年起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1981年在英国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颁发的赫胥黎奖章；1982年被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1988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第四章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学时分配：本章共三节内容，安排6学时。课堂教学方案(五)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取得的积极成果，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原因。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重点、难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及其后果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失误的原因是教学难点，中共八大的召开及其贡献是本章学习的重点。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四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和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的失误第一节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一、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1、发表的历史背景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出现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经有三年多的实践经验。对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也初步有所了解。以苏联为借鉴，总结我国自己的建设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经提到全党的面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287\n1955年底，刘少奇在听取中央一些工业部门的汇报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薄一波同志把这一情况给毛泽东进行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地说：这个情况很好，我也非常感兴趣，你也给我组织一下。这样从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同志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许多经济部门的汇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同志也参加了这次汇报会。可以说这是建国以后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问题进行的一次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集中概括形成了十大关系的思想。2、《论十大关系》主要内容和意义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从而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任务。这个讲话本身就是对探索的初步成果。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十大关系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经济方面，一共概括了五个关系，这是毛泽东讲话的重点。根据多年来经济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强调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更多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可以更多的更好的供给人民生活需要，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它是一条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工业化方针。否则就会象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一样由于片面的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粮食生产下降，市场物资紧张，民用商品缺乏，货币不稳的现象。关于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的大问题，必须兼顾三方面的关系，不能只顾一头。其次，政治方面，毛泽东讲了四个关系的问题。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诚心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巩固民族团结。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是非关系方面，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对待犯错误的控制要一看二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此外，《论十大关系》在中外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些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87\n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还提出了地要同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这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十大关系就是十大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以便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激发了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积极性，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十年动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一正确思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重要思想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得到运用和发展。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是历史的转折关头，也就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为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一）历史背景1、国家和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七大以后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接着，党和政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和一系列民主改革任务。从1953年起，我国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我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此同时，经过四年的努力，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获得了很大进展，很多计划指标可以提前完成，这就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我国兴起。2、党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党的组织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全国1073万党员，比七大时增加了7倍。二是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反对骄傲自满情绪、坚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等。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如果这一系列问题解决不好，就是我们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3、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联共产党内几经更替，经过三年的争斗，赫鲁晓夫终于战胜竞争者当上苏联共产党总书记。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几20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深夜，赫鲁晓夫作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这对国际形势影响很大，国际帝国主义者掀起了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这些问题在我们党内国内都有反映，都需要我们对于正确地解释和回答。287\n（二）八大的召开及其主要议程为了开好八大，1956年8月29日至9月12日，党中央首先在北京召开了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大会的宗旨和目的：“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斗争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党的中央路线从七大到现在是正确的，肯定了我们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中央委员的选举，强调要坚持欺诈的正确方针，选举那些有代表性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为中央委员。9月15日，“八大”在北京开幕的，9月27日闭幕，大会历时13天.随后，刘少奇向大会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代表们畅所欲言，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最后大会还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三）大会的主要内容1、大会正确的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和国家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关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刘少奇在报告中说：除台湾还被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以外，近百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已经被赶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经济正在消灭中。原来的地主富农，正在被逐步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民族资产阶级正处在由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的转化过程中，广大农民和其它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知识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国内各民族的已经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通过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大会指出：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已经过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个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明确规定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上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规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对上述内容的阐述是八大的最大贡献。2、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基础上，八大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287\n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时两次发生了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偏向。八大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概括起来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应增加后备力量，以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并能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应该正确的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根据上述“一五”计划的实践经验，大会坚持了５月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实事求是地估计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各种条件，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3、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适应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需要，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的八大在国家工作方面提出两点：一是进一步发扬民主，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二是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国的法制。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过去的革命斗争年代，斗争的主要方针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律，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地遵守国家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受到国家的保护。”4、大会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去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党员数量比七大时增加了将近八倍，各级国家机关中和经济文化组织中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这就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执政党的地位，如有些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产生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现象，这是共产党面临的新考验。党员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注意警戒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倾向。为此，要求全党都要继续坚持群众路线，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在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中央要给下级一定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崇拜，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5、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287\n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讨论，选举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在8届1中全会的选举中，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彭真、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四）八大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性1、八大的历史意义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大会。首先，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第二，这次大会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官僚主义、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从而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迈出了可贵的一步。第三。大会在充分酝酿选举的基础上经民主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领导机构绝大多数是经受住历史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以后的历次斗争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站在了最前列，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2、八大的历史局限性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八大路线并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下去。八大召开以后不久，我们就在实际工作中偏离了八大路线，到后来，八大路线竟然被全盘否定，说八大鼓吹了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毛泽东思想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的？邓小平曾经说：“八大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什么叫思想准备不足？意思是说，在八大召开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发展迅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来得很快，全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缺乏研究和思想准备，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认识还很不够。因此，才出现了反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大存在着很多不足和理论上的失误。比如：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但党还把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看作一个过渡时期。如八大当当中就有这样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直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党的总任务是…287\n又比如，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八大指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它并没有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也没有明确阐明阶级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具体表现和规律。再比如：八大指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扩大民主生活，但是没有制定具体的措施，更没有从体制上去考虑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和办法，结果这方面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到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更加严重的发展；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确定方面，八大虽然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但八大没有指出当时所存在的主要倾向究竟是什么，而只是原则上提出反对两种倾向，而且还把并不是主要问题反保守放在首位，这实际上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创立（一）发表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列宁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将发生变化，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要逐渐转移向经济建设方面，并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斯大林却长期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直到1952年，他才勉强承认，如果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是仍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来。而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来经过整理、修改、补充，于1957年6月19日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公开发表）。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时期。这时，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国际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一、苏联国内政治局势变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几经交替，最后由赫鲁晓夫掌握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经过赫鲁晓夫的周密策划，苏共中央于1956年2月召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出了回顾1953年以来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成就，提出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外，在理论方面，根据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会议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些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4日深夜，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就是所谓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集中揭露斯大林违背集体主义原则，破坏法规，进行大规模逮捕、镇压的罪行；指责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初期丧失警惕，存在失败主义的情绪；等等。第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及会后开展的批判斯大林的运动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帝国主义者趁机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们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看作是“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目的的”的举动，美国的《纽约时报》1956年6月23日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危机》的社论。叫喊要“287\n利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为武器来摧毁共产党运动的威望和影响。”可见赫鲁晓夫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少党员纷纷退党。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和这些国家照搬苏联模式，片面发展重工业，不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及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在人民群众中早就酝酿着不满情绪。在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的影响下，这种不满情绪和矛盾急剧发展起来，导致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的发生。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在参加苏共20大以后在莫斯科突然去世，波兰政局开始动荡不安，从人民群众到党和国家领导层，就政治形势、党的政策、波苏关系、生活文化、创作自由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这样终于导致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的发生。波兰波兹南市的斯大林机械车辆制造厂因收入下降、工厂开工不足、劳动保护和附加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等问题向当地政府申述，遭到拒绝，于是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示威。由于破坏分子的煽动，和平示威变成了骚动，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双方伤亡达到200多人。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的发生，原因很多，有外国势力的插手，也有国内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但是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波兰共产党他没有很好的处理国内所存在的各种内部矛盾，这是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关于匈牙利事件。匈牙利事件，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匈牙利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匈牙利广大党员和群众强烈要求克服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经济改革。1956年3月17日，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些新闻记者、作家、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党员干部成立了以爱国诗人裴多菲命名的俱乐部，这个组织利用讲坛和刊物，抨击党的领导，批评时政讲演和文章很多。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布达佩斯大学生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提出撤走苏联军队，实行政治民主化，改善人民生活，共有16条要求。示威游行逐渐发展成为一场暴乱。24日，苏联军队开往匈牙利对暴乱进行了镇压，而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人宣布总罢工，暴乱向全国发展，形势异常严峻，苏军撤回。10月30日武装叛乱发展到高峰。暴动者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委机关，杀害了市委书记和50多名守卫士兵。全国各地到处屠杀共产党员、捣毁党政机关，把死者吊在树上示众，惨不忍睹。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这时反革命势力在运动中占支配作用，致使十月事件向反革命性质转化。11月初在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下，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苏联第二次出兵匈牙利。这样历时13天的匈牙利暴乱在苏军的干预下基本结束。匈牙利武装内乱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死亡事故达到2500多起，受伤者达到2万多人。波兰匈牙利事件，一方面是国内外反动势力煽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应了在波兰、匈牙利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国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迷信、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波匈事件是这两个国家由于没有很好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逐渐激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干涉的结果。287\n对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持反对态度。中共中央认为，斯大林在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评价，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有不同意的。我党认为苏联共产党揭了盖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批评，有积极的意义。但我们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我党的基本观点通过报纸向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委婉的传递。《人民日报》于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时，论述了怎样历史的、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领袖人物所犯错误的问题，指出斯大林是一个建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中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在第二篇文章当中，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文章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和平解决，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国内的情况1956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三大改造，我国社会主义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和矛盾和主要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但是，由于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如需要还记得还不够完善，需要一个继续健全、巩固和完善的过程，广大干部对新形势和要求，需要有一个提高认识、转变作风、积累经验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新的社会制度需要有一个熟悉和习惯的过程，加上1956年三大改造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缺点和某些地区的官僚主义，由于受苏联共产党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我国城乡也发生了一些罢工闹事的新情况新问题。1956年秋至1957年春天，我国大约有一万多名学生罢课请愿，组织游行示威。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人民内部矛盾逐渐突出，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且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如何去区分和处理这两类矛盾？这就要求我们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去研究、认识和解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独创性的贡献。(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内容1、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287\n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和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彻底。他根据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了各种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将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相比，具有不同的情况和性质。在旧社会，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必然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非对抗性）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同，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以解决。（特点：既适应又不适应）毛泽东谈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他又它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的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种种矛盾。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辨证规律。2、毛泽东阐明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等各种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从而规定了处理着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①两类社会矛盾上什么：毛泽东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矛盾。”②性质：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③区分的方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体现。这就是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界限和标准。④解决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利用专政的办法，就是说在必要时期内不让他们乱说乱动，强化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则利用民主的办法，也就是运用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说服教育的办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287\n3、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从而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他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分析了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矛盾，提出了处理各方面矛盾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工作上，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三）意义1、毛泽东的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特点，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方法。这是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大贡献。2、毛泽东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坚持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这是一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纲领性文献的。3、这个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这篇讲话公开发表的时候，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毛泽东对于当时少数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因此，他的修改和整理这篇讲话的好，作了不适当的修改，加上了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一段话：“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修改，显然同亿元讲话精神格格不入。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上升，毛泽东这篇光辉思想没有很好地贯彻下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再加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和破坏，在实践过程当中我们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87\n四、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1957年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是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是又在实际进程中又搅在一起了。（一）整风运动：1、必要性1957年，我国已经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道路的开创，要求执政党必须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良好的工作作风。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一连串的胜利，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就使得许多老党员在思想认识上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有的人仍习惯用老眼光、老办法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甚至有人滥用党的威信，单靠行政命令办事，官僚主义严重，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对于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必定有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党中央决定整顿三风（主观、官僚、命令）为主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工作作风，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对整风运动的方针、方法、目的和步骤作了详细的规定。关于这次整风运动的必要性《指示》概括了以下三点：第一，是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以便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因为党的地位和任务发生了变化。第三，为了避免中国出现类似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人为，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匈牙利的错误就在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刘少奇也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工农劳动群众。由此可见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所起的作用。2、经过从5月份开始，全国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将开始。这次整风运动，8月份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科技、文艺和医疗卫生界开展。8月份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中小学开展，军队也同时展开。遗憾是整风运动被反右派斗争所中断。（二）反右派斗争（1）整风运动为什么转化成反右派斗争287\n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象。为了使这次整风运动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中共中央要求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初到5月中旬，曾经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要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组、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让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搞好整风运动。在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对于党和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诚恳地，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趁机鼓吹所谓“四大”，放肆的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上也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趁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正像邓小平指出的：“这个时期出来了一股思潮，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虽然这些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他们能量很大，他们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影响十分恶劣。在他们的煽动下，一些地方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事等现象。从1956年到1957年初，共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并有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击退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对资产阶级右派还击的决定。（2）反右派斗争的简单经过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同社会上的右派相互呼应。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得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毛泽东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个时期内对于错误的意见不要反驳，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并把这些错误的意见不加粉饰的发表出来，以便让群众了解他们的面貌。“放长线钓大鱼”，“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使用这种错误的策略，造成一个时期报纸上尽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5月25日，给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郑重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为反击右派作一个准备。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指出，“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和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一场大战（战场即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除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甚至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7月1日287\n，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尖锐地批评了民盟中央主席罗隆基，《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毛泽东认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结成了一个民盟右派系统。并且认为，民盟和农工民主党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整个春季，中国天空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而“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了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猖狂进攻”，“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7月15日至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又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这篇文章夸大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其中指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文章还说，目前反右派斗争第一次决定性战斗，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的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青岛会议以后，将原来在省市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和新闻出版、科技企业和文化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又很快扩展到省市以下机关，工商界和中小学教师中。1957年8月，中央向农村和企业发出指示，开展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大辩论，实际上形成了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到1958年上半年整风反右运动基本结束。（3）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第一，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它的直接后果是把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起。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统计，全国划定右派分子552877人，1980年以后绝大部分右派摘帽平反，右派错划的右派约占99.9%。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结果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正常的、甚至是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当成恶意攻击，犯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反右派斗争确实犯了扩大化错误，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同志和朋友，其中不少人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打击的分量也太严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恰当。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第二，直接导致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重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错误。但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已经正确地断言“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287\n，可是从反右派斗争以后，我们又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重新把知识分子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此后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相继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江青一伙把知识分子列为“黑五类”,排行第九，名曰“臭老九”（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臭知识分子）。第三，破坏了生成活泼的政治局面，中断了法制建设进程，个人专断、一言堂等等不良风气开始严重发展。反右派斗争破坏了法制建设进程，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毛泽东事后讲：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评剧《刘巧儿》中的马专员）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曲折发展的岁月》65页，毛泽东在1958年8月21日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上册151页）刘少奇也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曲折发展的岁月》p85)。中央领导人都持这种观点，下面的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了。第四、反右派斗争的错误实践，成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形成的基础，导致了八大政治路线的改变，没有能够完成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这里有2点需要说明：一是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在党的八大上，我们党已经指出，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是正确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其前提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可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同志又错误的分析了形势，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错误的改变了八大的正确论断，在党的历史上造成重大损失，以后的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二是错误地提出了“必须还有一个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1957年7月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1篇文章，其中说到：“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并且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还需要不需要带来一场所谓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这场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有没有？怎样进行这样的革命？它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都值得考虑。实践证明，这个革命根本没有必要，而且只能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1959年反右派斗争，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斗争，还有“文化大革命”都被说成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4）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287\n第一，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清醒。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当时党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展示，由于对基本国情认识不清楚，因此，一旦新情况出现，就背离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的论断。这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国情、阶级斗争基本规律、基本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第二，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运行规律缺乏研究和掌握。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全面的深刻的正确认识，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但资产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影响。因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还有可能激化。1957年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这股思潮，实际上正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激化的结果。但是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缺乏全面的科学的认识，继而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了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第三，毛泽东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估计严重脱离实际。对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政治形势主观主义的分析，过分地夸大敌情，是导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又一个主要原因。1956年到1957年，由于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加上国内少数右派分子的煽动，确实在我们国内出现了局部的不稳定现象。但是，我们党没有客观的、认真的考虑问题，而是主观地认为阶级斗争形势相当严重，全国处在“黑云城欲摧”之势，并确认“整个春季中国天空突然飞云乱翻”，“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中有右派百分之一二三，在教授中有10%左右的右派，党内有5%的右派，国内有10%和更多一点的右派，全国人口中有10%的人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有2%是顽固分子。由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按照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和判断去进行反右派斗争，必然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由于对政治形势错误地估计，所以斗争当中，全国一刀切，不分地点、情节、具体情况、什么性质等，都把群众人为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派，机械式的、形而上学划分，是出现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第四，执政党在胜利面前骄傲自满，不谨慎了，怕听或不愿意听反面意见，把善意的批评当成了恶意的攻击。第五，287\n错误的斗争策略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根本原因之一。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我们国家出现了良好的政治学术氛围，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当中毛泽东却又提出了“鲜花与毒草齐放，若霞与孤鹜齐飞”。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可以发现反右派斗争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一是让蛇出洞：1957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对错误的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让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让他们畅所欲言”。“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让这些反动的教授助教“大吐毒素，畅所欲言、让他们走到顶点”。这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迅速的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蔓延开来，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二是引蛇出洞：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解释说，上述做法是“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成熟”，聚而歼之。当有人怀疑这是一种阴谋时，毛泽东回答说“这是阳谋”。三是挖蛇出洞：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的《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指出：对资产阶级右派还需要几个月的深入挖掘时间，不能松劲，决不可以草率收兵。第六，受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影响。第七，没有及时地制定和下达划分右派的标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对于什么是右派，并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说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那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之所以把他们叫做右派而不叫反革命，“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由于没有具体的划分标准，反右派斗争前期主要是根据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来划的。这6条标准都是原则性规定，具体执行起来不易掌握。直到1957年10月15日，中央才发布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既是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些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再加上这些标准及时没有传达到基层，各单位仍然按照6条政治标准划分右派，因此势必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第二节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与“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287\n一、八大二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一）批判反冒进、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逐步发展1、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会议重点是批判反冒进。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全面的肯定了反右派斗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对我国政治形势不恰当的估计，认为右派分子“有纲领、由组织、有计划地”，是极为猖狂的，极为狠毒的，因此确定整风运动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为全民的整风运动；毛泽东还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确定反右派斗争“主要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范围内进行”。二是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就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然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争论，有不少同志认为，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坚持。但是，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三是会议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背离了八大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195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当中，党内一些同志急于求成，增长了“左”倾情绪，再加上经济建设缺乏经验，1956年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指标定得偏高，有些地方出现了贪多、贪大、贪快，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了果断而又稳妥的措施，修改经济计划指标，召开会议，强调和重申党中央的经济建设方针。为此，根据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目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前进。指出克服急躁冒进的关键在于克服急躁情绪，纠正急躁冒进的偏向，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由于采取了这一正确的方针，1956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财政收支增长，农牧业生产比上年增加了20多亿元。但是由于这年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未达到原来的生产计划。但是从总的来看，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我们应当可以基本的肯定。可是毛泽东同志却认为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不如去年，农业未达到计划，由此而得出相反的结论：1956年的反冒进反错了。于是，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他说：1956年的经济建设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促进会委员会”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给群众泼了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他强调，我们的总方针，总是要促进的。毛泽东上述讲话是批判反冒进的开始。2、“左”倾错误的逐步发展287\n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访苏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或更多的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当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他们要利用15年在钢铁和其它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赶超英国的计划和口号。由此可见苏联对我国大跃进的影响）。11月上旬，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口号，这反映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上，开始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成为三年大跃进发动的序曲。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是由国内同志起草的，经毛泽东在莫斯科审定修改后发表。社论指出：有些人像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会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纲要是冒起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是冒进。对这个社论毛泽东十分赞赏，1958年5月26日，他把这篇社论重新印发的有关同志，并写了了一个批语说：“写这篇社论的同志，其功不在禹下，建议把第一号博士的头衔，送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科学家”。1958年1月至4月，党中央先后在杭州、南宁、北京、成都等地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面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党内左倾错误思想严重发展，最终酿成了“大跃进”，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其中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最为突出。南宁会议1958年1月，党中央在广西省南宁市召集了9省2市的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都参加。这次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这次会议重点批判了反冒进。会议上，毛泽东把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李先念在1956年6月一届二次人大会议上关于批判反冒进的讲话，都作为有错误的材料印发下去。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说：“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了”，他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没有摆对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方法。反冒进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政治问题，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287\n。他认为，反冒进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解决，但思想还没有澄清。他说，1956年《人民日报》社论是针对他的，因为他写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他说：基本建设多了几个亿，农业贷款多了一点，招数工人多了一点，可以批评，调整一下就是了，但是不应该反冒进。“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方面，真正的左比右好”。成都会议1958年3月9日，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把党内的反冒进同社会上的右派进攻进一步联系起来，会上印发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部分按语给大家看，毛泽东并写了一个说明，他把1956年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的事件”，这个事件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在反复批判反冒进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还对个人崇拜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发生与他的跃进方针相对立的反冒进，是党内受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影响，他个人的权威不足，这不利于它的正确方针的贯彻和执行。因此，他在会议上提出了必须承认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能崇拜呢？另一个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的。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赞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强调个人作用和积极领导相结合。打死斯大林有些人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这两个不同性质问题混淆起来。全党与广大群众接受了毛泽东这种个人崇拜的观点。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深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相信他就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问题以后，有的同志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水平上和主席有很大差别，要努力学习，有些可以学到，有些学则不到。有人发言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崇拜空气骤然膨胀。这个因素的加强，是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内部就排除了提不同意见的可能性，党中央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左倾错误无法制止，这为大跃进发动扫清了道路。（二）八大二次次会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由于党内“左”287\n倾思想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党内对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的错误判断。这时，党在经济建设上准备发动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重新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形势进行分析判断，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因而认为有必要开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但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召开一年时间，按规定从时间上还不到五年，但从所要讨论的问题想看又必须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才合法，可是又不能算下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这次会议就叫八大二次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第一、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下，这次会议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会议正式通过“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主要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会议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敢想敢说敢干敢做的创造精神，宣传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代伟大时代”。第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反右派斗争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会议又重新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分到剥削阶级的范围。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第三、会议制定和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标志着大跃进的全面发动。这条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它的提出适合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需要，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的肯定。但是评价一件事物，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其社会效果和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而不能只从字面内容上的分析判断得出结论。首先这条总路线的制定是在不断地批判反冒进，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是反冒进的反命题，它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逐步发展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其次、总路线的内容片面强调的是高速度，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总路线的实质，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快字。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了《力争高速度》的社论，指出：“用最高的速度在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是总路线的灵魂，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就没有多快好省的问题”。再次、总路线片面强调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只要有人的主观努力，就可以在短时期内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当时对总路线的宣传，充满了豪言壮语，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287\n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最后，大跃进是总路线的实践。这个实践证明，用大搞阶级斗争的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搞经济建设，脱离了我国的国情，违背了经济规律，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所以这种实践后果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总路线的基本评价是：应该基本的否定。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能力。但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总结是错误的。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对大跃进的发动等等，在实践过程当中严重背离了八大路线，造成了严重的失误。二、“大跃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进行了全面发动阶段，左倾错误迅速泛滥起来。（一）大跃进运动的形成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不够，更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就在总路线提出以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特点和主要表现：第一，赶超英美的时间日益提前。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指出：“快，这是总路线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时候，事情进展得果然就开了”。为了追求工农业生产尤其是钢铁生产的高速度，赶超美的时间日益提前。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曾提出我国在钢铁和其它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时间是十五年或更多的一点时间内。到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的：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第二天，毛泽东对《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批示中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钢产量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方面超过了英国”。7月底，毛泽东对来访的外宾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地，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第二，计划指标日益刷新。在赶超英美的口号下，经济计划的各项计划指标日益提高：如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钢的生产指标，在半年内修改了5次，一次一次高。1957年12月把第二个五年计划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200万吨，到58年初提高到1,500万吨，5月份提高到4,000万吨，6月份提高到6,000万吨，6月21日287\n，中央批转的进步的计划是提高到9,000万吨。（9,00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1982年我国钢产量才达到3716万吨）。关于1958年这一年的钢产量也一再加码，年初的定为620万吨，3月改为700万吨，5月底的提高到85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吗，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的呢？搞到1070万吨。这样，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起来，基本上形成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局面。对粮食的产量的估计也越来越高。1958年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粮食产量可以提高到每人平均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并认为“在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产量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可能的。”7月，西北地区农业协作会议，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中共中央在6月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比上年能增长2,000亿斤（实际上1958年的粮食产量4,000亿斤）。第三，浮夸风泛滥。对粮食产量错误地估计，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浮夸风泛滥。当时见诸报端的高产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6月8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卫星，他们在过去亩产100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高产纪录，小麦亩产达到2105斤。第二天，湖北省谷城县宣布他们打破了卫星社的记录，亩产小麦2357斤；6月12日，河南省遂平县的卫星社又发出第二颗卫星，说他们的亩产小麦再创新高，达到3530斤；6月16日，湖北省的谷城县，星光社宣称亩产小麦4353斤。这样轮番撕杀，到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农业社他们的亩产小麦是7320斤；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属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jian）什克农场，亩产小麦8585斤。9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北省徐水的特大卫星，终于震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为之感到瞠目结舌。有一首民歌描述了当时的丰收景象：稻粒赶黄豆，黄豆象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象山芋，山芋赶地瓜，一幅丰收图，跃进农民画。那么庄稼是如何长的呢？又有一首民歌写到“深耕细作产量高，一颗玉米穿云霄，顺着梯子往上爬，半月才到玉米腰”。（二）大跃进运动的高潮1、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份以后，“大跃进”的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为了适应钢铁翻番和农村生产关系及其变化的新情况，研究目前农村出现的新问题中共中央于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错误认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我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这就是说，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过关，党的工作重点应该由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因此会议决定，省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就必须首先加强对于工业的领导；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把工作重点放到工业生产上去，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53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钢。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另有40项决议。287\n关于工业生产。由于当时认为农业产量问题已经过关，因此会议着重研究了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生产问题。为确保1,070万吨钢的完成，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现在起必须首先注意对工业的领导，亲自挂帅，全党全民齐动员，大抓钢铁和机械生产。第二，鉴于1958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而钢铁任务仅完成了三分之一，情况紧急，所以中央决定，全部工作都得为钢铁让路。要求在工业生产上要大搞群众运动，炼钢要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生产，全民动员大炼钢铁。关于农村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在对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古迹的基础上，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不断地跃进和五亿农民越来越高的政治觉悟”。决议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任务、所有制过渡问题，均提出设想和要求。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他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戴河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发展的新高峰，是195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他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会后，全党全民齐动员，一个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终于造成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2、大炼钢铁不管主观计划如何雄心勃勃，客观实际是无情的。为了实现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当时片面强调大炼钢铁的意义，认为有了钢铁一切事情就好办，强调不要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但无论如何，1,070万吨钢是主观主义难以实现的高质量。首先是时间不够，北戴河会议召开时，1958年已经过去八个月，只生产了450万吨钢，要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完成三分之二的任务，谈何容易，毛泽东也为此感到担心。他在北戴河会议上运用古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次，1,070万吨钢的任务大大超过了钢铁工业本身的生产能力，同时，运输、煤炭、电力的生产也不能达到钢铁生产的要求。为这个难以实现的高指标，便不顾一切，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这样，就掀起了一个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高潮局面。1958年9月，全国有5,000万人参加大炼钢铁，全国建成小高炉、土高炉六十万座。10月份以后，投入的人力更多，田野、街道到处都是大炼钢铁的战场，形成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之势。经过这样的突击蛮干，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到年底，宣布全国钢铁生产达到1,108万吨，但实际上是劳民伤财。三、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287\n农业上的浮夸风，形成了一种假象，好像农业已经过关，这样就助长了农村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的思想发展。似乎农村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原来的高级社这种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必须找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便决定在农村大办人民公社。（二）人民公社的特点。1958年7月出版的《红旗》第三期和第四期先后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和《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两篇文章，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思想。第四期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当山东省的领导同志汇报他们省一个县打算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初级社农户一般为数十户，高级社一二百户，而人民公社一般都在4,000户以上，如河南省商丘县的超英人民公社，就有20,457户，就98,200多人组成；二是经营范围大，农民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样样齐全。所谓公，一是通过收回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等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和扩大积累，提高公有化程度；大搞公共食堂、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组织形式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等等。社队内部贫富拉平。1958年9月，中共中央就在河北省徐水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大办人民公社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想的具体表现。人民公社当中，建立了粮食加工厂、托儿所、幸福院等，大有很快进入共产主义之势。当时认为“要趁穷过渡”。在北戴河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建立以来，快地4年，慢的5、6年就可以实现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已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当时就有人提出，一省可以首先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宣称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有的公社说再过一个星期既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山东范县1958年10月28日在全县万人大会上公开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的规划是粮食生产为万斤化，争取三万斤。它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看到山东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以后，当即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短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以。陈伯达、张春桥、李九友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河北省徐水的人民公社。1958年9月15日，徐水县成立“徐水县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统一核算。徐水人民公社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287\n。195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消息以后，徐水就陆续成为人们参观的热点。据统计，几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40多个国家、930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组织人前来集体参观。当时正值北戴河会议期间，出席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代表，也集体去参观过的。当急于过渡的思想影响在农村干部中引起了极度思想混乱，从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路乡的一件事可见一斑。根据中央1959年3月15日批转的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的报告讲到：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的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以后，就去拿别人家东西：你家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有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不过这条，还得请示上级。如此现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自然会感到非常的奇怪不可思议，更不会有人去演出这种闹剧了。但这确实是当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过的一个事实。它说明如果我们的决策指导上、理论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失误，在实践中在群众中是什么严重的后果，什么贻笑后人怪事情，都有可能产生出来。（三）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1、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2、平均不是社会主义。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平均主义泛滥，供给制，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误认为“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3、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58年以来，人民公社实行“穷过渡”，其结果从1958年至1978年20年间，我国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只有60元左右，城市职工年平均工资在600元左右，人民生活改善甚微。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人民共同富裕了，生活极大地改善，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节纠正“左”倾错误的开始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一、纠正已经觉察到“左”倾错误北戴河会议以后，1958年10月，毛泽东以及中央其它领导人到全国各地进行了视察了解，发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严重的混乱现象。因此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纠正已经交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努力些左倾错误和整顿人民公社，纠正左倾错误。（一）第一次郑州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1、第一次郑州会议287\n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广泛的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在全面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却指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划清两种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反对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他说，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两个过渡都需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是关于商品生产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等人提出废除商品、货币，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他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范畴，而必须使用他们拉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农民问题上，必须谨慎小心，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际上就是无偿剥夺农民。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纠正已经交插到左倾错误的开始。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反对剥夺农民等问题，对解决人们头脑发热、澄清混乱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急于过渡的思想。2、武昌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不久，中共中央由于11月在武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纠正共产风的同时，着重讨论了纠正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他指出，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坚持。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逐步调整了一些过高的指标，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将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为1,800万吨。会议还提出从1958年的11月到1959年期间整顿人民公社。3、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党中央又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八届六中全会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问题，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不起名毛泽东作为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问题。会议集中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仍旧反映和肯定了不少“左”的东西，但它的主要精神是反对那些过分性急的人，是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因而，它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纠正公社化运动方面错误的成果：287\n第一、《决议》着重批评了那种急于过渡的错误倾向。《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对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要在农村实行全民所有制，还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更多的时间。《决议》进一步强调，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而，既然我们热中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认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的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标准使是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倾向，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决议》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然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企图过早地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对的，《决议》宣布：社员的生活资料和银行存款余额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社员可以保留房前房后的理论性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等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第三、《决议》对浮夸风进行了一定的批评。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这是同我们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兼容的，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不利。总之，《决议》从理论上纠正了两个期过渡的左倾错误，纠正了企图过早地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但这个决议这是解决了人民公社外不去想问题，还没有认识到公社内部分配的界限问题，即共产风问题。（二）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各地按照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三个月的整社工作。这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继续对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并于1959年2月下旬到河北、河南、山东和天津等地视察。毛泽东发现，“共产风”并没有煞住，而且由于向农民征购了过头粮，党同农民关系一度紧张。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于1959年2月至4月又召开几次会议，继续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问题和高指标问题。1、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经过实地考察以后，决心从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为此，1959年2月27日至3月25日，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使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的远了一点”，这是造成同农民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现在有的人误认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又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这种“一平二调三收款”287\n，实际上否认了目前农村还存在于公社中的并且具有重大意义的生产队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和反对。为了纠正这种冒险主义的错误，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即《郑州会议记录》，提出了14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力，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2、党的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4月上海内容：①检查了人民公社整社工作，通过了《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会议纪要。⑴确认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小队为包产单位，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⑵认真清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并予退赔。⑶银行从公社收回的贷款，有一部分是没有到期的，应一律退回；原高级社或私人贷款，谁欠谁还，已从公社扣还的，应与退回。⑷劳动力用于农林牧生产的不少于80%，用于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文教卫生等不超过20%。⑸规定公社提取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的适当比例。这些原则的规定，对各地的整社工作起了促进作用。②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草案将钢产量又六中全会的1800万吨降到1650万吨（6月13日，中央又发出紧急指示，降为1300万吨。）另外，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要权力集中，要实事求是，提倡学海瑞精神，不怕降级、撤职，敢于坚持真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前，党中央通过多次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大跃进”的某些错误，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和经济计划指标过高的问题，初步缓和了紧张形势。党内许多人面对现实，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但也有的人头脑仍然过热，认为降低指标是右倾保守主义。对此，毛泽东在四月间写的《党内通信》中作了回答：“同现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们讲的那样低”，“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党中央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所抑制。但是，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认识和纠正，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作为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去认识和解决的，纠正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大跃进，并不是从根本上去纠正左倾错误。这就决定了前期纠“左”工作不可能彻底，甚至会出现反复。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1959年4月北京内容：①制定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②国家领导机构的选举国家主席：刘少奇287\n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委员长：朱德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波一薄、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三、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一）庐山会议1、会前党内外的思想状况（1）党内干部思想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八个月纠正“左倾错误期间，在反对共产风和两个平均主义，调整公社体制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方面，党内外的思想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是在指标、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形势、“左”倾错误的原因方面，党内一直存在不同的思想认识。1958年搞大跃进时，由于批判了反冒进，周恩来、陈云不得不作了检讨，党内便不可能再有反对的意见出现。又加上全国人民群众积极建设国家、想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高度热情被激发了出来，全党全民一股劲儿搞大跃进。大跃进出了乱子以后，有些人的认识开始变化，并以谨慎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例如：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王稼祥不赞成《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持保留意见。王稼祥的想法同刘少奇谈过，刘少奇向毛泽东反映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八届六中全会要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为七千五百亿斤，陈云对此有不同意见，因而不赞成公布。陈云同胡乔木谈了，胡乔木没敢向毛泽东反映。后来毛泽东曾批评胡乔木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陈云在同他一起吃饭时提醒说：“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搞大跃进，彭德怀是赞成的。两次郑州会议，他只参加了第一次的最后一天会议，毛泽东讲完话以后就散会了。在1958年11月武昌会议的小组会议上，他怀疑并提出1958年粮食产量不会有九千亿斤的说法。谭震林劝他说：“老总呀！你这有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德怀虽然同意了，但心中对这个数字仍有怀疑。彭德怀到了湖南省湘潭县，12月16日，回到其家乡乌石，后到韶山，又到平江县视察。发现粮食数字弄虚作假，感到这样的造假数字，真是令人可怕。湖南乡亲们希望他能向中央反映意见。平江县一位伤残老红军给他寄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劳力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287\n在株洲，彭德怀见到薄一波，他说：实际产量数字可能没有估计的那样多，1959年粮食年度征购1200亿斤有问题，宜征购900亿斤为宜。根据薄一波建议，彭德怀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中央,提出了意见。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彭德怀的主要精力放在处理西藏平叛事务上。4月上旬到6月中旬，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出访苏联和东欧等8个国家。回国以后听说一些省缺粮食，运输困难，便同黄克诚总参谋长商定用军车支持地方运送粮食。他对国民经济的情况十分关注。1959年上半年，一方面是肯定大跃进成就伟大，一方面是人们陆续感到问题多而比较完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个敏感问题也有人提了出来。5月26日，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看来主要还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的高，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基建盘子要的也就大了，设备数量要的也就多了，于是要原料、材料也随着多了，运输能力也就显得不够了，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解决，加起来，就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原因之一，是计划的制定缺乏细致的科学的综合平衡过程。”在此期间，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头脑发热。王任重、陶鲁笳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主张利用召开二届人大会议之机，修改指标。会议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指标都是算账派给算低了”，提出“不要算账派”。对此，贾拓夫认为：“危险的不在算账派，而是当家的不算账。”“当权派不算账危险性很大。”后来，毛泽东说贾拓夫是个“反对派”。（2）社会上存在的意见分歧社会上，一些群众对大跃进也有很多怀疑。上海市委于6月6日向中央报告说：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思想对去年的大跃进，对公社化运动必要性持怀疑，这种情绪也反映到党内来，4月份，一个工厂的党委书记说：“杀了头也不相信去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天津市的一些干部认为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江西省委党校的干部、学员也有反映。广州军区反映说：由3%到5%的干部对人民公社不满意。6月9日，东北一些地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原国家计委副局长）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大量问题，说：“我们在工作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思潮形成一个主流。”“全民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去年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私有制的问题，可能是跑得太快了。”“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3）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287\n庐山会议以前，毛泽东的认识和打算却同实际情况有比较大的出入。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问题，经过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对计划指标的调整，到6月份已经有了眉目。5、6月出现的大中城市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供应紧张局面，他感到很不理解，曾要李先念向大中城市党委第一书记传达他的话：工人阶级拿到了政权，为什么搞不到肉吃，没有鸡吃，搞不到蛋吃，没有鱼吃。经过周恩来、李先念以及各部门采集应急措施，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缓和。至此，毛泽东认为各个方面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遂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通过一项调整的指标，进一步统一一下全党思想，明确若干条,大家回去照办，形势就可能进一步好转了。这是庐山会议召开前的思想状况。实际上，毛泽东对问题的性质和程度估计偏轻。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仍然偏高；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生产、生活上的许多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大跃进和“五风”造成的严重后果还在继续显露中，并没有暴露彻底，更谈不上很好恢复。庐山会议正是在纠正“左”倾错误有成绩但不彻底，党内外上下对大跃进和经济形势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互相矛盾的看法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会议上反映出来。2、庐山会议的进程和内容庐山会议是一个总称，它包括7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前半月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从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结束，共开了一个半月。按会议的议程、可分为三个阶段，正好每一阶段是半个月的时间。（1）神仙会阶段（7月2日至7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期。会议一开始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谈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认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工作有盲目性。毛泽东对形势总的估计是：成的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指出，就全局来看，成绩和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他批评了得不偿失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党内对形势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着重讲了如何认识形势和团结问题。他说：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70%的人在总路线下面。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的事实来说，确实有得不偿失，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彭德怀发言彭德怀在西北小组参加讨论，他作了多次发言，他的发言对问题讲得比较深刻、用词比较尖锐。7月3日上午“１９５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把这些经验总结一下，不要丢掉了，但不要埋怨。”“287\n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字，实际没那么多，我了解实际只增产了16%。我又问了周小舟同志，他说那个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帮助和贷款。主席的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有谈过这个事，我看他是谈过的。”7月4日上午“去年忽视了《工作方法60条》中的一切经过实验，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总之，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问题上曾讲，无产阶级专政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的办法有2条：一是工作人员经过选举，群众有随时罢免权；二是工资等于最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这次在国外跑了一趟，对这一点体会最深。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与人民利益相违背时（如砸锅），在一定时候也可以做到，因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高。“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说他自己脑子热了一点。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在于能及时发现问题，弯子转得快，如果没有郑州会议，经济会被破坏。”7月6日上午从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全民办工业，限额以下搞了13000多个，现在怎么看？每个协作区、省要搞个工业体系，不是一、两个五年计划的事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容易产生右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决裂容易犯左的错误。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期发生的。而影响不只是三个月，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7月7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认为早了些，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没有经过试验，如果实验一年在搞，就好了。这也不是说等他衰老。居民点上半年才修下，下半年就拆，把战略口号当成当年的行动口号。公社没有一个垮的，但象徐水那样的公社却垮了。7月8日上午“政治与经济各有不同的规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经济工作。毛主席在党和中国人民中的威望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的意见，问题不少。”“错误的东西一定要反对，北戴河会议不批判吃饭不要钱，结果普遍推广了。”7月9日上午“287\n农村四个月不供油，事实上办不到，这完全是主观主义。我一回国看到这个电报，就打电话提出意见，你们提了意见？你们抵制过没有？“什么算账派，观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对于广开言论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7月10日上午“基层党组织的民主问题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不是没有问题呢？现在是不管党委的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性的头脑发热，向主席反映情况就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彭德怀上书在上一个阶段会议进程中，李锐、周小舟、周惠和张闻天在会下有些接触和议论。他们感到中央内部政治生活不正常，感到毛泽东的领导作风的存在一些问题，一支由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就不便于讲话。。另外，前一阶段中，有人护短，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彭德怀又听说会议到7月15日结束,为了能够统一思想，集中解决存在的问题，所以彭德怀产生了只好自己在讲话的思想。7月13日早晨，彭德怀去毛泽东处，想要谈一谈，因为毛泽东刚刚睡下，没有谈成。当天晚上彭德怀便起草信稿，14日早晨要随身参谋抄清楚以后送给毛泽东。彭德怀的信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彭德怀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第二部分内容彭德怀重点就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详件附件）彭德怀的信，尽管提出“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地不去追究个人责任”，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封信无异是把矛头指向他和以他为首的党中央。所以会议从7月16日起，就进入了一个走向终于转的过渡阶段。（2）讨论批判彭德怀的信（7月16日—8月1日）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信后，于7月16日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非同寻常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很快，彭德怀的信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许多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东北小组几乎全部赞成。但也有人提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谁？为什么说“有失有得”？“得心应手”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指向的？更多的人提出说彭德怀的信有很多刺，许多话都是影射毛主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提法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要换领导才能改正错误，等等。后来，传出了彭德怀在西北小说了“在延安座谈会骂了我40天娘，我骂一天娘还不行？”黄克诚应诏于7月17日到达庐山。当前晚上，彭德怀告诉他写了1封信给毛泽东。黄克诚看了以后说：写得不好，有刺。18日，黄河城又对彭德怀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漏洞很多。”同一天，有人对黄克诚说：叫你到庐山开会，是搬兵，彭德怀要反党。黄克诚不同意这种看法。287\n7月19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作了发言，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得三句话，同意刘少奇说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认为：对三句话，现在争论的主要点可能在中间，两头是一致的。问题不少，也就是缺点错误不少。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他对会议记录中的3条缺点加以补充说：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对于人民公社，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好形式，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同一天周小舟也在小组发言明确表示：“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7月21日，贺龙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说：“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是头脑发热和虚报。”并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去年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也只是在克服了右倾保守错误、执行总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工作方法上有些缺点产生的。即使这样，就谈不上什么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什么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我记得起彭总在火车上曾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分。…此外，彭总信上说，今年不能继续大跃进，这个看法我也不同意。同一天，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发言：讲一下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是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他强调应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产生缺点的原因。（后来有人把张的发言作了一番统计，说他的发言长达万言，但讲成绩只有270个字。讲成绩，专在“但”字后面做文章，仅“但”字30几个，只有一个好但字，又有3个危险，12个紧张，108个损失。这种机械的联系，在毛泽东思想上占了主要地位，由此，他便认为彭德怀等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已变成祸首。毛泽东决定反击）。毛泽东“7.23讲话”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作了批判彭德怀的严厉讲话。　①毛泽东针对彭德怀的发言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287\n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②针对彭德怀信中提到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辩解道：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无非是讲的一蹋胡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③点周恩来反冒进，算彭德怀的旧帐并逐条批判彭德怀的信。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这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④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坚持说：287\n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④关于错误的责任毛泽东非常动感情的讲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它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年12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会议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由于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内个人崇拜的滋长，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的气氛急转直下，由纠“左”转向反右。（3）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8月16日）287\n8月2日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作了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说：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上庐山后有一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他们说没有民主，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说的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他们对9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过。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我上山将了八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这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共产风等问题没有了，实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从8月3日起，会议分三个大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进行批判和斗争。无限上纲，周小舟讲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揭露以后，斗争火上加油，达到白热化程度。8月11日，毛泽东再次在大会上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批判能，说彭德怀30几年阶级立场没有过来，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资格参加党的。提出：我们31年的关系，难到就庐山分手，不应当的。8月13日到15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全体大会上作检查。批判进一步加码，逼迫彭德怀承认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8月16日，毛泽东在词在全体大会上讲话，说庐山会议大问题，总结经验就要这样总结。又依历史的顺序清算了彭德怀历史旧账。提出说大家要对他们做工作，采取热情帮助态度，要看作是我们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最后，大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会议无中生有的说彭德怀等同志“反对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举行猖狂进攻”，说他们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反党集团”的性质。会议决定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地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二）反右倾运动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并不只是针对一个人、几个人，而是针对他认为存在的所谓右倾思潮和反映了这种思潮的一批人。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不久的8月7日，中共中央便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决议》，要求必须抓紧8、9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并说：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开展了历时半年左右的反右倾运动，进行的主要形式是召开各级党员干部会。根据1962年进行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再犯右倾运动当中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和对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就有365个万人之多。（三）庐山会议的严重后果和教训1、严重后果287\n（1）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庐山会议第一次把政策、方针上的意见分歧等同于阶级斗争，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彭德怀等同志同毛泽东同志的争论，是关于速度快慢、经济指标高底、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探讨和争论，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毛泽东却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有斗争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2）庐山会议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民主生活。使国家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错误地打击了一批敢于实事求是反映问题的同志，更加助长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风气，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3）在经济上，庐山会议打断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进而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更加助长了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使错误的延长了更长的时间，直接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2、经验教训（1）实事求是。说彭德怀的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反党。毫无根据，党内斗争一定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庐山会议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不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即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更不能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任意上纲上线。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奉命到苏联和东欧访问，却无端地被说成是“从国际取经”，甚至“里通外国”。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具体意见，却被说成是从根本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观点比较接近，互相交换过意见，则被说成是组织“军事俱乐部”，进行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如此等。都是错误的。路线斗争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概念，而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长时期随意扣用，动不动就是路线分歧、路线斗争。教训是深刻的。（2）不能搞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历史和现实当然有联系，但不能混淆，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实问题是现实问题。应该说，彭德怀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立过大功，也确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事实上这是谁也难易避免的。在说都是过去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这次在庐山会议上又统统翻腾出来，算的是旧帐，甚至把彭德怀同志的功绩一贯否定，这是很伤人的。至于有的人把本来是正确的意见，硬是当作错误的批判，更是错上加错。287\n（3）不能凭感情和意气用事。薄一波在回忆录当中写道：庐山会议所以斗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跟没有做到这一点有关。彭德怀同志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是正确的，但当他受到毛泽东的错误批判以后，态度也有不冷静。比如他讲，“华北会议骂我40天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一九四五年华北工作会议我是参加了的，那次会议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有缺点和过火的地方，但作为一个老党员对上级和同志的批评称作骂娘，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这种做法很生气，很反感，也动了感情，一再提及这句话，说“我们欠了20天的帐，我看要补足20天，还是要40天”，还说“在加五天”，“满足骂娘欲望”，等等。由于复杂的原因，彭德怀同志和毛泽东在历史上有过分歧和误解，如果双方都不计较个人恩怨，不动感情，冷静处理，情况就会好得多。（4）不要刮风。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党内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庐山会议也不例外。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会议一呼百应，对毛泽东发动批判彭德怀等同志的不正常的、不正确的行动，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说句公道话，或者从中缓解以下。本章复习思考题一、名词解释《论十大关系》反右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庐山会议二、论述题试述1、中共八大的基本内容及其历史意义。2、试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3、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怎样在曲折中逐步发展的？第五章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第五章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学时分配：本章共五节内容，安排6学时。课堂讨论1学时，讨论题目：如何正确评价前十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课堂教学方案(六)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正确认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及其原因，了解八字方针的内容及其对于战胜困难的重大作用。正确评价七千人大会。认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左倾错误发展的基本脉络。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讲授教学重点、难点：教学难点是如何正确前十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教学重点是七千人大会及其内容、意义。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五章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287\n第一节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与“八字”方针的制定一、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主要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撕毁建设合同的影响，到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国家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以钢为纲的大跃进的直接后果主要是农轻重比例失调。其次，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再次，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2、工农业总产值和主要农产品产量连续下降。3、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首先是出现全国性粮、棉、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方面是农业大幅度减产，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城镇商品量的供应，不得不采用高征购的办法。农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库存减少，这就形成了全国性粮食危机。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许多地区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严重，人口死亡率显著提高，根据正式统计，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这说明人民的生活已处于严重困难之中。其次是通货膨胀，商品供应短缺。造成国民经济困难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苏联领导集团背信弃义原因。正当中国处于经济困难的时刻，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单方面撕毁了12个政府协议。343个合同和合作补充书，片面决定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并中止派遣专家900人，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带走所有援建工程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物资和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造成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严重扰乱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加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苦难。但是，从根本上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主要是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左倾指导思想造成的。在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盛行，唯心主义泛滥，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过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搞穷过渡，从而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好转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来一个大转变。二、八字方针的制定与贯彻1、对农村中左倾错误的再度纠正287\n1960年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表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为摆脱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日益严重的困难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大跃进的失败。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了调整时期。第一、毛泽东《十年总结》。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他写道：“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已经懂得了不少经验。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的认识它。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他对原来的计划产生怀疑，这对我们停止大跃进，进而全面调整国民经济是十分有利的。第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始。7月5日到8月1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会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2市是基础的基础：工业部门而应把支持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尤其是粮食生产。第三、《农业12条》。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农业12条》），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发给全党的文件中，与中央的口气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共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犯过错误，一定要改正。”12月24日到1961年的1月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急，要搞他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要求大家敢于承认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就反对什么。2、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八字方针的制定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会议正式通过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把字方针。八字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就是适当的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关系，生产和基本建设的相互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国防事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财政、信贷和物资的相互关系。同时还要调整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同农业发展相适应，把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到与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巩固：就是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取得的经济成果。充实：也就是用一部分投资来增加我国急需而又没有的新兴工业部门，提高生产能力，如当时新兴的石油化工、合成纤维，电子工业等等。提高：也就是提高了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能力等等，降低成本，减少浪费。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287\n1、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一切工作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尽管认为你有很好的方针、政策，而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就等于没有。他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急了反而搞不成，越急糟糕，应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之年、调查研究之年。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社论指出，3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怎样掌握这些新情况，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呢？首先就需要调查研究，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率先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八届九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之风。从中央到地方，各地领导人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在四川、河南，陈云到上海，邓小平到北京郊区县等地进行调查。与此同时中央又派出大批调查组赴农村进行调查，如杨尚昆领导的河北徐水、安国调查组，胡耀邦领导的辽宁海成调查组，对于农村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2、调整工作逐步展开、各方面工作条例制定（1）调整工作有秩序地逐步展开首先，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农业生产。主要措施有：第一、对人民公社在所有制关系上明确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3级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规定公社的生产队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强加干涉，生产队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所有和支配的资金、物资不得无偿强行调用，社员个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资料和小农具等生产资料要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准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第二，在分配上取消过去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的规定，严格实行评工记分和按工分配的办法，停办公共食堂。第三，从各方面精简和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第四，从1960年开始对粮食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励政策，全国粮食平均加价5%。第五，加强工业和其它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其次，对工业进行调整。主要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再次，对商业也进行了初步调整。（2）各方面工作条例的制定287\n为了使调整工作进一步开展，纠正各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1961年3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农业60条》），这个条例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克服对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61年7月，国家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科研14条》）。这一时期先后制定的条例有《工业70条》、《高教60条》、《文艺10条》、《商业40条》、《手工业35条》、《中学教育50条》、《小学教育40条》等等。这些条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经验的总结，它分别规定了适合各方面工作情况的具体政策。这些条例的规定和实施，对于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各方面的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调整、十年建设的成就一、“七千人大会”召开（一）国内的经济形势和党内思想状况1、经济形势。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制定了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这些都对促进经济形势朝好的方向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整个经济形势来看还没有根本好转，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工作还没有展开，经济形势还处于比较困难时期。2、党内的思想状况（1）思想上“左”倾错误还存在。由于“左”倾错误的存在，在党内有一些人还表示要拼命赶超英美，对当时的困难形势估计不足，对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够坚决果断，使调整工作收效甚微。（2）有一部分党员对于上级领导的主观主义、瞎指挥，有很大的意见，他们要求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样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认识，坚决贯彻八字方针，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及地县等部门的负责干部，大约有7000人参加，所以历史上称之为“七千人大会”。（二）会议的主要内容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讲了话。1、大会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指出了大跃进的主要缺点和错误。287\n（1）关于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了四点：一是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二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三是不适当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是对农业的增长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速度要求过急，造成城镇人口不适当当地增加，使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村生产的困难。（2）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由于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指标过高、要求过急等缺点，又助长了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民主的错误做法。（3）关于对当前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成绩和缺点的估价。经济困难的原因：刘少奇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后果，对我们的经济生活造成了很大损失。1959年和1960年农业的严重减少，1961年工业产量的被迫下降，以及目前的许多困难，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述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对成绩和错误的比例关系，刘少奇勇敢的推翻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比例关系的说法，他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区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体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过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气。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4）大跃进的基本经验教训。刘少奇总结了16条。主要是：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的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多块，又有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发展；2、以农业为基础在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方针。3、社会主义的两种所有制不能混淆。4、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计划。5、文教卫生科技等事业的发展继续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的，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6、更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反对个人专断和无政府主义。7、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民主义。会议对几年来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认真分析和总结尽管还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总结，但这些总结对于统一思想，推动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党的八字方针，战胜困难，度过难关有着重要意义。2、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在预备会议召开过程当中，持不同观点的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辩论，例如柯庆施、陈伯达等人就有着护短现象，他们坚定地维护“三面红旗”，认为“三面红旗”287\n是完全正确的，硬说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的旗帜。出现了上述缺点和错误，责任在谁彭真曾经勇敢地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多么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泽东提出的。毛主席都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陈伯达在会上发言，针锋相对，他说：“彭真同志昨天说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作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大会上也作了讲话，毛泽东讲到：去年6月12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地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人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适应讲话，老虎屁股摸着，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讲到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那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东，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毛泽东要求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发扬民主，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上说，决定让大家把话讲出来，称之为开出气会，毛泽东说“晚上看戏，白天出气，　两干一稀，大家满意”。随后大会广泛地发扬了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从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从不同角度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其它中央局和各省的主要负责人也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成果就在于发扬了民主，这就是七千人大会持久魅力之所在。从来没有那次会议像这样畅所欲言、广泛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可以指名道姓开展批评，甚至可以指出领导的错误，从中央主席到县委书记，人人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参加会议的所有同志终于放下了思想包袱，会后轻松离开北京，回去抓工作、抓调整。（三）、会议的历史局限性林彪的讲话弹出不和谐音符287\n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善于揣摩。了解毛泽东的孤独、被动和忧虑，深深懂得了毛泽东允许纠正错误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防线。三面红旗不能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能动。他认为，会议的情形与庐山会议有些相似，是毛泽东这需要支持和维护的时候，是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时候。林彪讲到：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她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说，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需要多、需要会、需要好、需要省，是能够多、能够快、能搞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儿，能够鼓足干劲儿；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法，少慢差费的做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他把初级社、高级社的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的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林彪关于三面红旗这一番论述，的确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接着，对几年来造成的困难进行了解释，林彪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为什么会犯错误？林彪提出了“付学费论”：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象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却很大。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上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哪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了那么一下，他就不行。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末，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3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从比别人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287\n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会出名。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林彪说这几年犯错误都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而造成的。他说这话不见的能使与会者人人信服。但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这足以使全党难于开口。的确，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谁怀疑毛泽东的领导，就是破坏党的团结。林彪讲话以后，毛泽东带头鼓掌，并得到毛泽东的多次赞赏。3月20日，毛泽东在外地给田家英、罗瑞卿写了1封信。信中说：此件（林彪的讲话）通看了三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周恩来、邓小平的讲话虽然也转发下去了，但只有林彪的讲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没有下发。4月29日和30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罗瑞卿连续两次谈话，他问罗瑞卿：“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罗瑞卿回答说：“我怎么想得出来？我水平差得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彭德怀的问题大会设置的一个禁区是：彭德怀问题。会议的基本观点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搞得不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正确的。下面可以甄别平反，“彭黄张周”不能平反。问题不是他的庐山会议上提了多少意见，而是因为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和里通外国。彭德怀的问题又做了新的解释。中央领导核心存在的分歧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堪称经典。然而，毛泽东批评的主要锋芒是对着省地县3级党委负责人的，没有涉及中央领导层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事实上，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首先来自中央领导核心。例如1958年批评反冒进，尤其是庐山会议上错误的批判彭德怀最为典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等人的个人专断的发展，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对此没有任何反省。毛泽东甚至在会上说：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七千人大会以后，使大家的思想轻松了许多，但毛泽东却一点也不轻松。他似乎感到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路线受到某种威胁，心事沉重起来。一天，毛泽东把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叫到自己的卧室，毛泽东轻轻叹息一声说，“你认为这么多年，人也长长。……可是老跟着我怎么行啊？我死了你怎么办？”毛泽东哭着对李银桥说：“我死以后你要每年到我坟头上去看一次……”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把调整国民经济的繁重任务，交给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自己到外地去了。这一离去，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从此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一走，他与中央常委多数人的认识也拉开了距离。287\n二、西楼会议和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一）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后，党中央在研究1963年财政预算时，发现当年财政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也有很大的逆差，由于七千人大会时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所以当时没有预料到有如此大的困难。中央对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视，刘少奇随即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于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2年2月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时称“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陈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国民经济形式问题。会议的主要内容：1、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在当时困难形势下党的主要任务。会议经过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当时我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我国经济形势还处于一种十分困难的“非常时期”。会议由此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以外，其它都一律停止。规定1962年经济计划安排，必须按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2、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①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提出了当时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共五点：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而且，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还不如去年；二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物力和才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三钞票发行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国家没有足够的工业品来回笼这些钞票；五城市人民生活下降，实际工资下降的很多。②分析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陈云指出：在高级干部中，对于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快慢的看法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是难免的。但把各种意见摆出来，经过讨论使认识趋向统一，非常重要。关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陈云指出：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的，就是作了错事。讲清楚了，改正错误了，把工作做好了，人民会原谅我们的，人民会同我们一起战胜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有信心。关于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陈云讲了五点：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实践中已逐步地丰富起来；二是粮食、家禽、生猪的产量回升；三是几年来扩大了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我们克服困难的力量比以前大；四是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当中，同我们党合作的。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2方面的经287\n验，有利于克服困难，恢复经济。③确定了调整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关于如何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陈云具体讲了6条办法。第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前一个阶段的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第二，减少城镇人口，实行精兵简政。第三，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第五，把一切尽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的生产。第六，计划工作的主义的，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到农业生产方面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西楼会议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专程到武昌上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把今后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意见，并商定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西楼会议是紧接七千人大会以后召开的又一次中的重要会议。它实事求是的估计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确定了实行调整工作的原则和具体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工作，党内不仅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更有了具体的办法，党的八字方针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和执行。（二）五月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彭真、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谭震林、王稼祥、李雪峰、杨尚昆、罗瑞卿。各中央局书记、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分析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八字方针的精神，进一步确定了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对待目前财政经济困难。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提出要以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为了克服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情绪和许多人怕说困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恐右心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在会上的讲话中都强调了如何对待困难的问题，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来正确对待困难。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经济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3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足。我看对困难的估计过分为限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大困难，后来发现好一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性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年来都是因为对困难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是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说：“287\n我们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办法来克服困难，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陈云针对有人他说困难会使群众容易丧失信心的顾虑，指出：“我们党已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历史，建国以后10几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人民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来是好人做了错事造成的，只要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邓小平说：“不敢承认困难，不去迎接困难，这才是真正的右倾。如果现在拖下去，无非是拖垮。”第二，确定了调整工作的具体方针。会议同意财经小组关于调整工作的具体方针，即：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首先，对国民经济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要退够。“要退够”就是要坚持农、轻、重的次序进行综合平衡的方针，把建设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调整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的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像现在这样紧张，才能完全摆脱被动局面。其次，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我们的工作要争取做得更好一些，同时也要准备出问题，发生一些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最后大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为此，必须把调整工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之后，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这是做好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第三，会议提出了当时应抓好的两项中心工作。一是精兵简政，精简城镇人口。二是关于农村问题，会议提出要公布农村生产队，要解决好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第四，会议对当年的计划作了调整，降低了1962年的计划指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西楼会议的继续，他根据戏楼会议确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制定了调整工作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次会议以后，调整工作迅速展开，从而使我国迅速扭转了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三）调整国民经济工作的各项措施（P-164）三、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P-167）1、调整国民经济任务的胜利完成国民经济经过大幅度的调整，到1963年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到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任务胜利完成，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召开在北京召开。（1）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①提出了四个现代的宏伟目标。②宣布调整国民经济任务基本完成。287\n（2）大会强调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3）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委员长：朱德。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正确的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对调动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左”倾指导思想在党内没有得到彻底纠正，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这个目标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一，十年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的初步基础。这十年的建设，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初步物质技术基础。十年间，工业基建投资1024亿元，建成大型项目1189个，相当于建国以后到1965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1531个的2/3以上。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建83个大项目，这十年中平均每年近120个，这十年中，我们新建和扩建了一大批重要企业，比如大型钢铁基地鞍钢、武钢、包钢等，此外，还有一批钢铁厂，包括邯钢等。在能源工业方面，除了建成了几十个大型煤炭企业和发电厂以外，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建成年产1千万吨原油的大庆油田，结束了使用洋油的历史。还有，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也开始开发，从63年开始我们的石油已经自给。此外，在机械、化工、建材、轻纺等工业方面，都建成了大批重要企业。十年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达到1500多亿元，比1957年增3倍，工业产品的质量、产量都有极大提高，工业总产值增加1.7倍。另外，我们工业生产的自给能力有显著提高，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自行制造能力有了很大进步。象机械工业，“一五”期间，主要处于仿制阶段，现在绝大多数是自行设计、施工，1957年我们机器设备的自给产品有60%，到64年达到90%。十年中，我们建了几百处煤井，只有一处是外国设计和提供设备。再有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过去现代工业主要集中沿海、沿江的省市，现在，内陆地区的工业也有很大发展，建成了一批新的工业中心，工业布局日趋合理，农业的基本建设也取得很大成绩，建成大型水库290多个，如三门峡、丹江口、刘家峡、青铜峡等这些大型综合性灌溉工程。海河大堤、官厅水库……都是这时建成的。拖拉机65年年产7万多台，比1956年增加6倍，化肥增加6倍。农村用电量增加70倍，交通运输有很大发展，修建了大批新的铁路、公路干线。十年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文艺上涌现出许多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好作品，出版、图书、文物保护、考古发掘、群众文艺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教育事业数量有很大发展，质量有显著提高。65年全国高校学生67.4287\n万，比1957年增加52%，中等学校学生988万，比1957年增加40%，科技工作取得显著进步。这十年中，特别是5年调整时期，科研成果出得多、出得快、质量好，被聂帅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称为“我们科技工作的黄金时代”。另外，这十年中，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是很好的，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雷锋、王杰、王进喜等等，邓小平讲：“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气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渡过。”（《邓小平文选》P266）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是相当苦的，但从中央到地方广大干部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像毛主席、周总理一个月也就吃几次肉。第二，培养了一大批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十年中，高校毕业生138.6万人，是前七年的4.9倍；中专生211万，是前七年的2.3倍，此外还有一批业余高校毕业生，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已成为企、事业中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科技队伍，1957年是120万人，1963年发展到230万，增加近一倍，教师队伍1957年224.7万人，65年发展到460万人，也增加1倍，这些教师现在多数是教学和管理方面的骨干力量。第三，我们党积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这十多年是我们党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非常重要的阶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用一百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四化的思想等，两种教育制度、劳动制度的思想等等。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年—100年的时间，1958年大跃进期间，由于头脑发热，把这个时间大大提前，但到了困难时期以后，毛主席恢复了原来的估计，61年9月他同蒙哥马利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四化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我们对十年建设的成就，要给予充分肯定，现在有人想全盘否定十年，这个思想是错误的，没有十年建设的家底，我们今天的四化建设就无法进行。这十年中，我们也犯过不少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方面的左的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从原来八大的正确思想又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这样就为发动“文革”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据。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左的错误，主要是三年大跃进，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变革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这些负面的经验也是一个宝贵财富。287\n第三节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一）历史背景1962年有两次会议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痕迹：一个是年初七千人大会，一个是秋天的八届十中全会。两次会议恰好代表了共和国建设中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前者继承了中共八大路线，它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为主角。后者继续着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的一种左倾趋势，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刘周朱陈迫于压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跟上毛泽东的思路。所谓“八届十中全会”，其实是由一连串的会议组成，它包括：7月25日—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8月26日—9月23日，北京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9月24日—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实际上开了两个月。（一）会议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和主要内容。会议原定的议题是研究调整和经济恢复问题。在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从而扭转了会议的议题，阶级斗争问题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和主要内容的。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从而使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于8月6日在大会上讲话。一上来就撇开工作问题，专讲阶级斗争问题，给大家出了个题目。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究竟这两年如何？有没有经验？有些同志过去曾因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引起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毛泽东又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刮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讲话的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经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当中：“287\n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小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毛泽东的这段话，虽然有正确的部分，但它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样，毛泽东就进一步促进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把我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理论化和系统化。这些错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毛泽东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严重的错误论断？首先，受中苏论战的影响。八届十中全会以前，苏联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各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出现了修正主义。我们党内有没有反对派？其次，在国内，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并派遣特务潜入打入内地进行活动。第三，国内社会上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乘机捣乱破坏，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利用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进行犯罪活动。受上属因素的影响，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要注意阶级斗争，有一定合理因素。但是，分析毛泽东的讲话内容，对毛泽东影响最大，导致毛泽东把阶级斗争问题提高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还是来自党内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上的争论。毛泽东看到了一幅阶级斗争的可怕图景，因而，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红色信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在讲阶级斗争问题时着重批判了“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关于黑暗风：1962年，党内在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和应当采取的政策措施上，是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的。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以后，发现1962年的预算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从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差，党内很多同志对大跃进的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看得更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刘少奇主持，先后召开了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客观地分析了财政经济状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并实事求是地对当时的困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计。但是，毛泽东把中央领导同志在1961、1962两年间对当时经济形势实事求是地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毛泽东认为“不讲光明，只讲黑暗”是右倾。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现在有些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是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见光明。”关于单干风问题：8月5日，毛泽东说：“287\n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人很穷，没法生活。由卖地的，由买地的，有放高利贷，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毛泽东批判单干风的开始。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个别地区出现了分田单干。但总的来看，生产责任制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曾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同志都很注意研究这种经营管理方式。特别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极力主张包产到户，邓子恢认为，在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主义制度主体的情况下，对农民的更多的经营自由，却不会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这是刮了一股单干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认为是一片虽然，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分的。毛泽东反复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农民到单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这股风越往上层就越大，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究竟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走哪条路？是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还是合作化？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并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邓子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专家，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没干一件好事”。关于对翻案风的批判，也反映了党内的不同看法，这里主要涉及三件事：第一，是对近几年的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中央于4月27日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平反的通知》。在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揽子甄别平反的办法。他说，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一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通通摘掉帽子。会后几个月，就为几年来主要是反右倾运动当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人，大多数进行了平反。毛泽东认为这首先是从中央刮起了一股反翻案风。第二，彭德怀给中央的申诉信。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多次讲话、插话，批评彭德怀要翻案。毛泽东说：“19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8月11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上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得统统推翻”。就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2天，也就是8月23日彭德怀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等问题。再次请求中央审查，澄清问题。彭德怀作为一个老党员，按照党章的规定向党中央如是说明情况，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和权利，但毛泽东把它批判为彭德怀闹翻案。第三，小说《刘志丹》事件。批判翻案风引出一个反党集团。《刘志丹》是1部歌颂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历史小说。作者李建彤，是刘志丹之弟刘景范的爱人。作者1956287\n年应工人出版社之约而写的一部小说。小说初稿写出来以后，作者请国务院副总理习中勋审阅过，习中勋担任过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战友。习中勋认为小说没有写好，于1960年春天，两次约作者谈话，指出：要把刘志丹放到整个革命时代去写，要体现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习仲勋特别提醒：不要写高岗。1962年夏天，作者写出小说上部，工人出版社准备出版，印成样书送审作者，一面《工人日报》1962年7月28日到8月4日连载部分章节，《中国青年》杂志也开始连载。小说得到一些陕北老干部的支持，但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同为陕北老人，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或者处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或者处于对政治斗争的敏锐，反对出版这本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一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这部书，一面报告给康生。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8月24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他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但他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1962年9月8日，预备会议上各组已开始批判彭德怀两、三天。阎红彦在西南组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和阎红彦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于是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9月中旬开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过程当中，对小说《刘志丹》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会议无中生有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打成一个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按当时的逻辑，写刘志丹就是写陕北，写陕北就是写高岗，而高岗和彭德怀早已结成反党联盟，习仲勋又是西北野战军的政委，彭德怀的老搭档。如此这般，“高、彭、习反党集团”就形成了。毛泽东在会上说：“近年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情。有些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得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康生等人又一次揣摩毛泽东的心理，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9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个项目组，习仲勋有20人组成，康生任主任。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先定性，后求证的那样长的审查过程。一大批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与小说刘志丹有些瓜葛的人也就在劫难逃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饱受牢狱之苦。后来，斗争焦点几经转移，习仲勋案件早已淡化。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通过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直到198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才为习仲勋等人彻底平反。小说刘志丹事件实际上是从文艺上打开缺口实行政治迫害，目的十分明确，彭德怀已经被打倒，过去曾经和彭德怀在一起工作过的人，也就在劫难逃了。287\n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自始至终，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议上的批判发言认为，彭德怀的申诉信，是1962年夏天刮的翻案风阴风，是配合国际上“三尼”（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主要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反华，申诉信是反对党纲领，别上了历史的纠正的，说彭德怀一贯支持、执行错误路线，野心家、阴谋家，他参加革命是在入股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党，是国际反动别动队，等等。批判发言都把彭德怀的信上升到敌对分子搞篡党夺权阴谋的高度。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引向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也讲到，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他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不管国际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56年基本完成。（二）会议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次会议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对以后党的工作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左倾偏差，8届10中全会以后，发展越来越严重。在思想上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准备。此外，会后产生的另一个消极后果，是把正确的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错误地当作单干风进行批判。随后，农村中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迫中断，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这一时期我们党中央在农村生产关系变革上积累的宝贵经验被抛弃，农村改革被中断，平均主义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长期形成了“吃大锅饭”的倾向，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它是指1963年到1965年间，在我国部分城市和部分农村开展的清政治、请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一）运动开展的过程第一阶段：1962年冬—1963年4月。四清运动的开始阶段，主要内容是限于经济上的小四清。1962年秋冬以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287\n的口号，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会后各地区大多没有立即执行，只有河北保定和湖南等地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河北省保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和当年的分配情况，进行了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1963年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推荐了湖南、河北搞社会主义教育、大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点。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讨论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河反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从此，部分城市基层开展了“五反”运动，一些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阶段的四清运动，主要限于经济上的四清，主要是从改善干群关系，改进生产队的经济管理着眼。第二阶段，1963年5月—1965年。这是“四清”运动的主体阶段。1965年基本结束，而有些地区实际上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结束。1、杭州小型会议和《前十条》根据前一阶段运动的试点和进行情况，中央于1963年5月2日至12日，在杭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予以公布。《前十条》虽然肯定了整个农村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但他又重新强调了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并根据个别省份的报告，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无限上纲，夸大为严重的阶级斗争，并且列举了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九个方面的表现，作出了所谓“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向我们猖狂进攻”的错误结论。并且断言，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前十条》引用了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如果不搞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对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提到全党和全国与人民面前，要求各级党委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287\n应当指出的是，在农村中，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社队的账目、财务、仓库和工分不清，有些干部搞特殊化，多吃多占，个别人甚至贪污腐化；还有少数基层党组织混进坏人，个别地主富农搞反攻倒算。但这些问题绝大部分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少数带有阶级斗争性质。对这些问题，按照不同情况采取适当的办法去处理有其必要性。但如果把这些问题一概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这就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次会议以后，各地根据文件精神，调整了运动的部署、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作了准备。2、《后十条》和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十条》1963年9月，各地经过一个时期的试点和运动的开展，党中央又根据各地提出的问题，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团结95%个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一些正确的和基本正确的政策，还强调运动和生产需密切结合，运动中每一步骤和措施，都不能耽误生产，都应有利生产。但是，《后十条》的指导思想同《前十条》一样，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仍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搞群众运动。此后，在试点的基础上，全国的部分县、社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展开以后，一些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报告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更加夸大敌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中苏论战的影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被提高到“反修防修”的高度，想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内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5月中央工作会议1964年5月到6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再次讨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强调要培养接班人，“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高4、5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分阶段的内容。刘少奇在讲话中也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且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主要危险在于上层。这就使“左”倾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会后，刘少奇经毛泽东同意，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调整部署，要求各省以地区为单位，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集中工作队于重点县，上下左右同时清理。6月23日，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中型企业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这时的“四清”运动已由原来的内容发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287\n根据各地的经验和提出的问题，中共中央由于1964年9月18日发出了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并经毛泽东批准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后十条》（修正草案）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并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倾错误。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经验。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12月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要更多，要一个一个的清查改造，才能知道。”12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报告上批示，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概念，说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这表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3、《二十三条》的制定为了总结两年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1964年12月15日到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关于运动的性质以及某些提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讨论和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二十三条》对运动中某些左倾偏向作了纠正，提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运动中要自始至终抓生产，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衡量运动的标准；工作方法上要防止简单粗暴，防止逼供信。但《二十三条》仍然存在严重错误，他把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认为“我国城乡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并认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的社区县，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四清”运动当中特别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着“四清”运动的性质等产生了意见分歧。《二十三条》的制定，规定了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刘少奇被说成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代表。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二十三条》是毛泽东、刘少奇矛盾的公开暴露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前奏。《二十三条》下达以后，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继续深入开展，到1966年春，全国已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开展了思想引导。（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评价287\n《决议》指出：1963年到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毛泽东就把注意力和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成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三、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1、小说《刘志丹》事件小说《刘志丹》事件，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在这一事件当中，株连了一万两千多人，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逮捕，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迫害致死。从此以后，在文艺作品中，文艺创作只能反映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内容，只能歌颂一个山头，一个人物，只能按照张春桥、柯庆施提出的“大写13年”，使我国的文学与艺术工作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件的目的实际上是通过文艺打开缺口，实行政治迫害，打击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2、对孟超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批判老作家孟超在1961年，把明代传奇故事《红梅记》改编为昆曲《李慧娘》。它删除了原作品的一些情节，集中刻画了太学士裴禹和李慧娘离奇悲壮、高尚纯洁的生死恋的爱情故事，同时，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和李慧娘对奸臣贾似道的反抗斗争。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南宋一个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宰相贾似道，杀害了妃子李慧娘。李慧娘遭到杀害后，死不瞑目,变成了一头鬼，一头撞死了贾似道。戏上演后，“繁星”即廖沫沙1961年8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认为舞台上有鬼魂的出现，是对文学遗产的继承，并非宣传封建迷信。舞台上有鬼，如果这种鬼是个“好鬼”，它能够激励人们的斗志，有什么不好。1963年5月6日，江青通过柯庆施组织文章批判孟超和廖沫沙。于是，全国开始批判鬼戏。当时的批判文章说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贾似道是共产党的总理，李慧娘反对贾似道，就是说人死后也要反对共产党，变成鬼魂也要向共产党复仇。康生说：“《李慧娘》这个鬼戏说是要复仇，向谁复仇？就是向共产党复仇。”此后，一些颠倒是非的文章开始对《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进行批判，1965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编者按说：“李慧娘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3、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1963年９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家员丫鬟。”“推陈出新，出什么？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11月又批评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主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过。”“如不改变，就改帝王将相部，才子假人部，或外国死人部。”287\n1963年12月，中宣部文艺处编印了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这份材料的一些内容是经过柯庆施歪曲而写的。12月18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写下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一个批示：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者。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个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就在毛泽东写了“第一个批示”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迎春晚会由北京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2000多人参加。据说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陆定一随即对剧协提出严厉批评，中宣部立即责成他们做出检查，并在三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和支部书记50多人，开会进行讨论。与会者认为迎春晚会问题严重，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地反映，是记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这种情况在其它协会中也存在。因此，决定整风。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学研究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经过20多天的集中整风学习，5月8日，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借口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送给了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草稿上写下了关于文学艺术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两个批示对文艺界震动很大，许多人已看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降临，整个文艺界在劫难逃。这两个批示不久就成为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界不切实际的错误估计，被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他们打着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幌子，肆意否定优秀的文艺作品，批判陷害文艺界知名人士。此后，江青窃取别人的艺术创作成果，搞起了所谓的“样板戏”。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止这两部电影，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东西公布于众。”287\n从8月以后，全国报刊普遍开始对一些电影、小说的批判。当时被点名批判的电影还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不夜城》、《红岩》、《红日》、《红旗谱和》、《舞台姐妹》、《聂耳》、《革命家庭》等等。这些电影、小说和戏剧的作者、编者和主持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如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茅盾、陈荒煤、周谷城等地都受到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第六章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课题名称、授课时数：共和国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本节6学时。学时分配：本章共三节内容，安排9学时。主要采取课堂讲授与课堂讨论的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讨论1学时，讨论题目：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课堂教学方案（七）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及严重后果，认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了解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行，认识他们的罪行对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了解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质。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多媒体教学目的要求：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发生和发动过程。教学重点、难点：教学重点理解“文革”发生的原因、五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发动文革的关键性作用；天下大乱的主要成因及其表现；二月抗争的抵制过程。“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发动过程及其途径是教学难点。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六章共和国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第一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发动全国大动乱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主观上：1、1957年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错误的发展大体经历五个阶段①1957年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导致了错误理论的产生，主要表现，八大路线的正确被否定，主要矛盾判断上出现严重失误。②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第一次在党内开辟了大搞阶级斗争的战场，阶级斗争的矛头由社会转向党内。287\n③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和完善化，且斗争的矛头指向党中央上层。④“四清”运动，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毛泽东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集体。⑤六十年代的大批判运动。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判断日益严重。到“文革”爆发以前，毛泽东终于形成这样的观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2、毛泽东误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泽东的上述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所谓要揭露和批判的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所谓要打倒的走资派,要批判的反动学术权威，同样是没有事实根据，而且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是非和敌我已严重混淆的情况下发动起来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错误结论,究竟党内出了什么问题。弄清楚这一点，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最根本的症结所在。五十287\n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60年代初期，大跃进碰了钉子，遭到失败。从此开始毛泽东退居二线，让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同志处在中央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刘少奇等同志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渡过难关，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并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经过调整，从１９６２年开始，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是围绕着“大跃进”所造成的后果的基本估价、调整措施、甄别平反、包产到户等一系列问题上，在毛泽东同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之间存在严重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产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更早。可以说，在工作中存在的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究竟用什么方法搞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并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建设。开始，中央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搞大跃进是同意的，但随后出现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经济困难，使他们认识到“大跃进”失败。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其等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从1961年开始他们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实际上是从具体工作中否定大跃进，正是因为如此，才有1962点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黑暗风和单干风的批判，进而重提阶级斗争，党内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必然性，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会出马列主义。”不过毛泽东仅仅认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在老一辈不在之后。在“四清”运动期间，围绕着运动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又同主持四清运动工作的刘少奇又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的严重发展，使毛泽东开始在党内寻找修正主义的目标。1964年冬发生的一件事，或许能使我们明白毛泽东这时修正主义的目标指向。12月26日，是毛泽东72岁生日。历来反对祝寿的毛泽东却一反常态，邀请在京的部分领导同志、各大军区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生日宴会。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宴席就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值得注意的有2点：一是餐桌摆放发人深思，3桌酒席，成品字形摆开，毛泽东在品字形上方那一桌，和他同坐一桌的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二是毛泽东在宴席上的发言，使在场的所有同志感到震惊。宴会上，毛泽东自己的儿女一个也没来。小女儿李讷响应号召，下乡未回，大女儿李敏回来为毛泽东祝寿，毛泽东硬是不让他参加。客人们如期到来。不一会，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嘛，大家都坐。毛泽东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毛泽东提高了嗓门：“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为你祝贺生日，我说：你没有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的生活舒适，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谁都清楚毛泽东话中有话。随后，他就不点名地斥责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有关运动性质的提法和运动的搞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讲话的同时，他伸出胳膊把他所在的一桌同另外两桌从中间随手一划说“我是要坐的群众一边的！”287\n这样，毛泽东随手一划，在他与中央集体之间，划出了人为地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根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会议，席间雀鸦无声，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发言。从1965年起，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央出现修正主义。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可以造反。1965年12月5日，毛泽东不顾71岁高龄，重上井冈山，并写下“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当时的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与加以反对。毛泽东曾几次指出：修正主义就是对外地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则是“小资产阶级投降”。所谓“三合一少”，本来是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同志1962年春向中央提出的正确建议，即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抓紧国内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的局面，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本来是正确的，而毛泽东却说这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援助要少一些，是“修正主义的路线”。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它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集市贸易、调动农民积极性、克服农村苦难的一些正确主张，也被错误地认为是搞修正主义。所谓“向资产阶级投降”，本来是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提出的一些关于公布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判。结果，三位部长被撤职，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不仅如此，实际上毛泽东还认为，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同志，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对中国产生修正主义的严重忧虑：1964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它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省委书记，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1962年到处宣传，夏季我们开了一次会议，把这些东西都抖楼出来了。1964年五、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要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吗。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表示，多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而在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说，1962、63、64、65、66五年时间，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过去搞了个别问题，个别人物。搞了一些文艺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到一种287\n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黑暗面。66年10月25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从许多问题看，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的？因为北京没人办。1966年7月，毛泽东说：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那个时期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严重忧虑。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并没有弄清楚。例如，毛泽东多次讲过：穷则思变，富则修。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但不能说富了就要变修，这中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把这变成一个公式，似乎就成了在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上述材料可以说明，从大跃进失败以后，围绕着对大跃进的评价，调整时期一系列措施，四清运动的性质等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王稼祥、张闻天、邓子恢、陈云、彭真、李维汉等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就把这些意见分歧上纲为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所以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推翻修正主义的中央，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重新夺回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权利，建设一个毛泽东所理想的新社会。更为严重的是，1965年—1966年春，毛泽东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估计字，这就是认为北京可能发生政变。据萧华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去年上海会议后，主席又为许世友同志，假如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主席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这是最危险的。”5月18日，林彪在这次会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治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毛泽东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反革命政变问题。”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至江青的信中说：林彪这个讲话“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但对于上述事实，则从未否认。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当着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去。阶级斗争的形势既然如此严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重新夺回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防止“修正主义”的反革命政变，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就成为一种必然。（二）社会历史原因287\n1、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和思想上的准备，是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社会历史原因。社会主义的历史较短，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毛泽东企图找到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先后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实践的探索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泽东企图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想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大搞群众运动，去实现毛泽东心目中所设想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另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这就是一些同志在观察、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候，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成是阶级斗争，并照搬以往的阶级斗争的旧方法旧经验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问题。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观点的错误理解，加深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上的失误。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中锻炼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叫做“资产阶级权利”，因为这个原则同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中等量劳动结晶等量价值的原则，形式上有某些相似之处。毛泽东把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并进而担心按劳分配带来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会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甚至产生特权阶层。再如：列宁曾经说过，没有实现集体化以前的俄国农民小生产会每日每时地大批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毛泽东则把这一论断的教条化，认为在我国大部分城乡的小生产者，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以后，仍然会每日每时地大批的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把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误认为是产生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误认为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所以就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起一个“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一套“左”倾经济政策，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时，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逐步之自己早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他还在谆谆教导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得和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所在。3、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判断。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把世界观作为划分阶级的一个标准，后来认为不单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而且建国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还是资产阶级的人。他认为，资本家由于财产已经被剥夺了，没有力量再和我们争夺权力，而能和我们争夺的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作资本。这样，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越来越左，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287\n4、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和实践的形成，还受到国际斗争的影响。正当我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欧一些国家先后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于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些规律认识还不深刻，因此，就难以理解这些重大事件产生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特别是其中包含的试图突破曾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样板的斯大林模式的尝试。中苏论战对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1956年苏联共产党20大以后，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产生了意见分歧，1960年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扩大到国家生活方面，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同苏联针锋相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顶住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压力。苏联共产党变修了，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所以防止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修正主义，毛泽东在国内开展了反修防修运动，这个运动的开展，就是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党内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谁是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把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到党的领导核心。本来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围绕着经济建设就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就把这些意见分歧当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的。因此，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三）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现象严重泛滥，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关于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的形成（1）毛泽东又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到欣赏和接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转变过程。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曾经是毛泽东所遵循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毛泽东仍然坚持着一种谦虚谨慎和不骄不躁的作风，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党和人民面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反对过分颂扬个人、突出个人。1943年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决议，主席有最后否决权，但他那时决不轻易使用这个权力。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遇重大问题，他都能够听取群众意见。为了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他和党中央的其它同志一起，曾经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经他提议，中央讨论通过，规定了6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排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由反对个人崇拜转向接受个人崇拜，经历了一个相当过程。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需要个人崇拜的观点。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思想上出现了大的转变：第一，赫鲁晓夫强调全面反对个人崇拜，彻底否定的斯大林，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混乱，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在我们党有所反映，在毛泽东的头脑里，也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正如他在成都会议上说：1956287\n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在他身后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这样毛泽东同志便对反对个人崇拜的原则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的说法。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是毛泽东再次认识到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个人崇拜的危险性，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纠正个人崇拜现象。但由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进一步全盘否定的，直到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这就使毛泽东更加担心有人利用反对个人崇拜干坏事。这种担心就促成了他思想上的急剧转变，又怀疑逐步发展到理论上的彻底否定，并且明确提出在我党防止赫鲁晓夫似的人物篡夺最高领导权这样一个严重而重大的问题。从此，他就处处注意观察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由于他长期处于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又对刘少奇在困难时期所采取的措施很不满意，因而变对刘少奇产生了怀疑。1956年春，中日两党会会谈，联合公报已经商定，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联共产党，对此，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表示同意。汇报给毛泽东后，他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这样他就行使了否决权。苏共二十三大发来邀请信，他未定可否，要在京常委讨论。在京常委提出应邀进行斗争的方法，遭到与否定。这种种现象就是他形成了刘少奇“妄图用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的认识，从而认为刘少奇正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危险人物”。而刘少奇当时在我党和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打倒所谓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提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观点，并欣赏和接受个人崇拜。急于求成的思想，是毛泽东变得急躁和听不得不同意见。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批判右倾保守和小脚女人，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的批判反冒进，1958年5月发动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的批判彭德怀等等，都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毛泽东这种“左”倾思想，遭到了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认为他的正确意见不能够推行，所以，毛泽东认为，为了推行它的正确意见，就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2）在毛泽东走下接受个人崇拜的过程中，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等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可以说，现代迷信运动的形成，首先是由于毛泽东的欣赏和接受，其次就是有林彪江青一伙儿在幕后导演了一场现代化的造神运动。例如林彪，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爬上了国防部长职务，当时毛泽东对反对个人崇拜已经产生怀疑。林彪看准了这一点，一上台就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为毛泽东开脱错误责任，制造个人崇拜。当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时候，林彪就编选毛主席语录，写文章，提出顶峰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特别恶劣的是1966年8月18日，他竟在天安门城楼上说：毛泽东是“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287\n才出的一个天才。因此，确切地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出现的个人崇拜的热潮，正是林彪一伙利用毛泽东同志思想上的动摇和广大群众对领袖的无比尊敬、爱戴心情，煽动和制造出来的。（3）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的发展，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第一，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毛泽东本人要负主要责任。第二，这种现象的形成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很好地解决领袖的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一些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影响。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现象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长制严重影响。第三，我国在建国以后，还没有能够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和法制化，或者虽有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一位个人专断等现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要取消中央第一线，向中央进攻。所以按照法定程序，召开中央会议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就必须采用非常手段，也就是通过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不正常的手段，发动群众，实现推翻中央集体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许多错误决策，就是以个人意志代替中央决策。例如批判“彭、罗、陆、杨”、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改组北京市委、支持红卫兵运动、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等等都是个人专断。（四）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也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建国以后频繁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为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施展其反革命伎俩提供了条件。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以整人为天职，渴望着动乱，以便在乱中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为了达到全党夺权的目的，他们奉承拍马，极力制造个人崇拜；他们拉帮结派，制造大量冤假错案，他们制造舆论，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推向极端，他们的阴谋活动的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罪行。林彪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上国防部长；1965年诬陷罗瑞卿、批判彭罗陆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诬陷迫害老干部，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当上了副统帅、副主席、接班人，没有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林彪的辉煌时期。江青等人，长期以来没做多少工作，60年代初期开始，毛泽东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是失误，江青便开始打着毛主席指示的旗号，肆意批判诬陷文艺界知名人士，窃取别人的艺术成果，搞起了所谓的样板戏。60年代中期以后，秘密策划了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江青写过一首歪诗反映了他的心情“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制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工具，所以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江青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287\n以上我们根据《决议》的基本精神，从几个方面探讨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因。当然，我们可以从其它角度，诸如政治根源、经济根源、思想文化根源等方面，也可以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地探讨。二、“文化大革命”的准备 “文革”是1965年5月发动的。在此之前所进行的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批判“彭罗陆杨”等事件，为发动这场斗争作了舆论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 （一）批判《海瑞罢官》 1956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的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艺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直接成为“文革”爆发的导火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并且说尽管海瑞供给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于1959年6月和9月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等文章。1959年下半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老先生请求吴晗给他写一出有关海瑞的戏。1960年，剧本写成，原名《海瑞》，后来他接受我国植物学家蔡希陶的建议，加上“罢官”二字，取名《海瑞罢官》，剧本歌颂了海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对“大跃进”及其后果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等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毛泽东曾批评了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吴晗写《海瑞罢官》早于庐山会议，更同1962年党内围绕大跃进出现的意见分歧毫不相干。但江青看了这出戏以后，硬说这出戏是影射彭德怀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多次向毛泽东反映要批判。1964年，康生又就此事向毛泽东告发。开始毛泽东不同意，后来被说服了。 1965年初，江青、张春桥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和柯庆施的支持，在上海物色到了姚文元。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严格保密的，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以外无人知晓，康生起初也不知道。毛泽东1967年2月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姚文元这篇文章，捕风捉影的把海瑞罢官从1959年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文章说，1961年我国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刮起了“单干风”和“翻案风”，鼓吹“单干”，要求“退田”，叫嚷“平反”，吴晗在剧本中写了海瑞为民女平反，强迫大官僚把强占的民田退还给老百姓，就是借古讽今的手法，牛鬼蛇神鸣冤叫屈，说《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写道：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287\n，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毛泽东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就批准发表，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根本不是对一个剧本进行善意的学术讨论，而是牵强附会如制罪名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矛头对着北京市委和党中央，中央书记处看到来头不小，所以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没有通知全国报刊马上转载。（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开会研究决定，先了解一下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如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批准发表和转载的，那麽，《北京日报》就转载，否则就不转载，了解的结果，都因为江青、张春桥封锁消息而一无所获。邓拓请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彭真指示暂不转载。 本来，姚文元的文章未经任何主管部门批准，就公开点名批判一位知名学者、民盟中央委员，而且把问题提得如此严重，是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的，何况，《文汇报》是上海一家地方报纸，《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中央一级报刊和省级报刊根本没有一定要转载的义务。可是，在江青的煽动下，毛泽东对此大为不满，毛泽东下令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订。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拒绝征订，后来被迫征订，但拒绝发行。11月29日《北京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口授编者按，强调“不同意见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转载时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成编者按。编者按指出：287\n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下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得到正确的解决。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１９５９年６月１６日）、《论海瑞》（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１日），还发表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同时《人民日报》把姚文放在人民日报的第五版“学术专栏”，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证实，并错误的认为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边，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即、史学界、哲学家振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了。他说：在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二十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 江青得知毛泽东有这么一段谈话，欢欣鼓舞，嘱托整理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用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记录》，交给田家英。田家英提出，不要把有关谈论“要害是罢官”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和彭德怀问题没有联系。田家英要删去这段话，还因为有毛泽东同彭真谈话精神。这个意见首先得到胡绳的指示，艾思奇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这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只得恢复。谈话记录于1966年1月9日由彭真批发印出。1966年4月，《人民日报》和《红旗》先后发表了由陈伯达、康生阴谋策划炮制的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关锋、林杰的文章《<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都把吴晗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剧本同彭德怀1959被年“罢官”联系起来。于是，《海瑞罢官》从“鼓吹退田单干”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就成了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革命分子。  （二）彭真主持制定《汇报提纲》江青炮制《座谈会纪要》   1、五人小组与《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他是1966年2月，以287\n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成立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会后，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提纲力图对已经展开的过火的批判运动加以约束，强调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重要的学术讨论不要过头，要以理服人，不要想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指出的：“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纸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对于这场由批判《海瑞罢官》发动的批判运动，刘少奇始终是局外人，许多内情都不知道，更不知道毛泽东的底牌，因而处于被动地位。2月5日，刘少奇在自己的住所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提交的《汇报提纲》。周恩来、邓小平以其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等同志都参加了。《汇报提纲》因为已在开会之前分发给各为中央常委，所以，会上没有照念稿子，这是由彭真和许立群作了口头说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询问了一些情况。彭真再次强调，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中央常委们经过讨论，表示同意，刘少奇最后说：我也没有什么意见了，让五人小组的同志快去武汉向毛泽东同志当面汇报。  武汉东湖之行  2月8日，彭真协同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同志到武汉，向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毛泽东进行汇报。到武汉以后，因为前一天已经把《汇报提纲》发给毛泽东。东湖汇报，仍然是彭真和许立群进行口头说明。不管是怎么想，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连问了两次：吴晗能不能算是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毛泽东说：吴晗不要罢官了，还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据说：毛主席还说过：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一个县长好一些。意思是吴晗要罢官），在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文章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讽刺一下也是可以的。何明（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我，还不错。毛泽东有明显的保护左派的意思。  对于会报提纲，毛泽东只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泽东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点是关于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毛泽东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作一点自我批评也好。  汇报以后，给大家一个印象：毛泽东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以致使精神紧张，左右为难的许立群，现出一副轻松、潇洒的样子。其他人也轻松了许多,龚育之回忆说：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仨仨俩俩，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没有再为《海瑞罢官》的事情操心。大家的主要精力转到整理毛泽东七千人大会讲话稿上去了。”287\n  回到北京以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即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准，于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了《汇报提纲》，这个提纲的因为是二月批转到全国的，所以又称《二月提纲》。  许立群、胡绳都以为东湖之行有毛泽东的谈话精神，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态度。这时，毛泽东正准备另一份针锋相对的文件来否定《二月提纲》。(以后在讲)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全国学术界过火的政治批判有所抑制，再一次给恶性膨胀的极左思潮与有利的限制。可是，这对江青、张春桥等人来说，由于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遭到挫折，因此他们是不甘心罢休的。  但是，提纲是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向毛泽东汇报以后转发全党，因而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班人不便发作，只能等待时机。显然，他们是不甘心就这样下去的，他们特别是对提纲中所说的学阀、以势压人等等，更是耿耿于怀，他们为了反击，便决定了企业中宣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意图，了解这个提纲的起草的背景和内容的具体指向。  3月上旬，张春桥派上海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了解情况。杨永直到北京以后，许立群、胡绳先后与他谈话。谈话中许立群重申了提纲中的精神，杨永直则根据张春桥的要求，反复提出提纲当中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因为双方谈话的差距很大，因而不得要领。3月11日晚上，在杨永直回上海以前，许立群将谈话内容向彭真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答复上海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  许立群：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啊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许立群：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会电影，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真：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真：过去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大，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 这就是电话事件 当夜，许立群将彭真的答复电话告诉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汇报。张春桥听了汇报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这一电话事件由江青报告了毛泽东。5月张春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287\n 经过江青、张春桥加油添醋的推理，彭真关于“学阀”的批评，就同反对毛主席联系起来了。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打到彭真。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更加严厉的批评了中宣部，他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中宣部不要成为中央农村工作。  3月28日到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时针对电话事件尖锐地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了？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那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如果在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授意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鸣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解放军报》发表第一批材料、《邓拓〈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同事，大量文章开始以密集火力攻击北京市委，并把矛头指向中宣部和书籍出。这样批判海瑞罢官的目的终于明朗。毛泽东的谈话表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逼近。   《座谈会纪要》的炮制 1966年2月，当彭真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这并不能说明毛泽东是支持和赞同《二月提纲》的。康生曾对此有过说明：因为提纲已经有在京常委讨论过，毛泽东集体意见意见，不便反对。实际上，毛泽东由通过另外一种途径，用另外一个文献，否定了《二月提纲》。这便是1966年2月形成的一个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文件的形成令人费解。首先，江青并不在中央工作，又不在中央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和军委的委托，且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岂不怪哉。第二，林彪为什么287\n要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从哪一个角度讲，都不合情理。第三，名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实际上谈的是全部文艺工作，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只不过是个借口。第四，这个文件的转发，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到全党的。1966年2月2日到20日，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到上海召集解放军4人，就部队文艺工作进行了座谈，会後，整理出来纪要。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后，江青将纪要送给了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毛泽东对这个纪要修改了三次。3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修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纷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的重视）。 4月10日，党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纪要宣称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的文艺思想相结合”。《纪要》不但全盘否定了建国17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文艺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纪要否定了30年代文艺革命的传统，排斥了一些中外文学艺术遗产。纪要宣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1966年2、3月间，毛泽东同意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同时也修改批准了江青搞得这个文艺座谈会纪要。但真正反映和代表他思想的，是由他审阅、修改三次的这个纪要。  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直接原因之一，是《二月提纲》发出以后，上海张春桥（背后是江青）同北京彭真和中央部门之间矛盾的斗争的加剧。(三)批判彭罗陆杨，为“文革”的发动在组织上做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发动的既定策略，也就是从文艺上打开缺口，由基层点火往上捅。当形成一定的声势和舆论之后，“文革”的发动进入了组织上的准备阶段。“文革”实际上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通过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来反对和推翻中央集体领导，发起向中央进攻。这样的一场革命，如果不先从组织上打开通道，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为把“文革”发动起来，就要打倒和撤换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为了开展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只有寻找借口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了。  ●彭是彭真。彭真当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抓党的舆论宣传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因为在批判海瑞罢官当中，保护过吴晗，对当时掀起的过火的政治批判运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1966年4月19日至29日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专门揭发和批判了所谓的彭真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问题提得很尖锐：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出击人们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得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判一两个。毛泽287\n东在讲话中还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我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4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又谈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这是阶级斗争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的本质隐蔽了30年。 会议还作出了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决定。1966年5月1日，彭真便不再露面。 ●罗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等重要职务。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罗瑞卿遭到了林彪的政治陷害而被打倒。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罗瑞卿”。那么，林彪为什么要打击陷害罗瑞卿？毛泽东又为什么会听信林彪的一面之词而打倒罗瑞卿？本来，林彪和罗瑞卿都在中央军委工作，个人关系一直不错，而且，从井冈山到长征途中，罗瑞卿都是林彪一直属于老部下。在抗日战争期间，林彪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二人合作的也不错。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企业提到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职务，还是林彪的建议，让罗瑞卿接替了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要打倒罗瑞卿主要是：①彪的个人疑心太大。1962年，林彪的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的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多次告诉罗瑞卿，要多向贺龙请示工作。有一件意外的事传到了林彪得耳朵里，使林彪大惊失色，在一次公开场合，刘少奇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刘少奇讲这个话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目的出发，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刘少奇可能由感而发。可是一位邀功取宠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想，这不是要篡夺我的军权吗？②林彪认为罗瑞卿对他不尊重。因为林彪身体不好，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所以从1964年开始，报纸上经常见到罗瑞卿同贺龙一起活动的报道，林彪的不满由此产生。早在1963年5、6月间，林彪两次让秘书和叶群给罗瑞卿打电话，说林彪身体一直不好，不能过问军委的事，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日常工作要各总部挡，较大的事办公会议讨论，再大的事军委常委讨论，更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中央。”林彪的这些话万不可当真，他说重大的事情直接报告主席，这是反话。林彪最不满的就是这种“越级”报告。林彪还不满意罗瑞卿的贺龙接触过多，向他请示少。一次他从外地回京，立刻要见罗瑞卿，罗瑞卿正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回电话说：“会散就去。”林彪一听火冒三丈，拍了桌子，随机写下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287\n③罗瑞卿对林彪搞得突出政治，鼓吹个人崇拜的做法，有所抵制。因而遭到林彪的嫉恨。 1964年12月，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强调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林彪的这些做法，罗瑞卿有所抵制，因而围绕着突出政治问题，林彪和罗瑞卿出现了意见分歧。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军委贯彻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通知上批示：完全同意，照此办事执行。这是毛泽东对林彪与罗瑞卿分歧的第一次表态。2月22日，毛泽东接见海军干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和意识，再次表示对林彪的支持。他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过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毛泽东选择林彪的意图。  毛泽东听信林彪一面之词，是政治上的需要。公安部长“罗长子”是毛主席的大“卫士长”。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切外出活动的保卫工作都有罗瑞卿亲自安排，事必躬亲，形影不离。毛泽东说过：“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放心。毛主席外出活动，都要到江河湖海游泳，罗瑞卿总是先行试水，做到万无一失。罗瑞卿原来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泽东，年过五旬还是刻苦学会了游泳。例如，1957年7月，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突然提出要畅游三峡，并向中央和罗瑞卿写了信。于是罗瑞卿亲自赴三峡勘查水情，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证明从三峡到武汉水断不能游泳。中央常委不同意毛泽东去游泳，毛泽东只好作罢。毛泽东的生日宴会上，总有罗瑞卿和王东兴，毛泽东心绪不好时，可对罗瑞卿、汪东兴发怒，让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但事后，雨过天晴，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和亲近的程度。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1965年的，毛泽东已经下决心要发动“文革”，打倒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等在内的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所谓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很清楚，这样的一场大革命必然要受到来自各方的阻力。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需要林彪的大力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必须在林彪和罗瑞卿之间进行选择，这样毛泽东自然的选择了林彪，只有牺牲自己的爱将罗瑞卿了，因而听信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打倒了罗瑞卿。  1965年12月8日到15日，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背靠背地揭发批判。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在会上攻击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这次会议开得很神秘、很突然。会议开始以前，中央常委除了毛泽东、林彪以外，谁都不知道会是什么内容，要解决什么问题。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到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会议上最活跃的是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他作了三次发言，足足讲了十个小时。他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有事，损失太大；287\n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友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叶群揭发说：1965年２月，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要尊重，要放手要他们去管。  在会上，林彪又叫吴法宪在会上发言，一口咬定罗瑞卿对刘亚楼说的那四条意见，并且说刘亚楼又告诉了吴法宪。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死无对证。因为刘亚楼于5月病逝。 上海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罪名有：“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泽东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得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么说，对于外国人影响不好”等等。这就是罗瑞卿所谓的反党错误。 ●陆是陆定一。当时陆定一任中宣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关于陆定一的反党错误，中央文件有说明，主要错误有三点：一是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定一与这反革命匿名信有牵连，是迫害林彪一家的总后台。二是陆定一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三是陆定一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同彭真完全一致。这样陆定一在1965年就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内奸等等，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固然不足为法，但主要是反对叶群，讲的也只限于叶群的生活作风问题，根本谈不上什么反革命。反对叶群就是反对林彪，反对林彪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由因为陆定一是严慰冰的丈夫，就断定陆定一是严慰冰的黑后台，是反对林彪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这种把生活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到一起，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和党中央联系到一起，是非常荒唐可笑。而且，把这些所谓的“反党问题”，拿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更是史无前例。1966年5月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陆定一在会上作检讨。匿名信，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提出来了。所涉及的问题又不能明讲，但是若隐若现由令人猜测。在叶群的要求之下，林彪亲笔出具了一287\n纸证明。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回忆，会前，在每个席位上放了一张林彪亲笔写的复印件：我证明1、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2、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3、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4、严慰冰的反革命匿名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1966年5月14日。在此以前，陆定一于1966年4月18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写信，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在陆定一检讨后，林彪对陆定一说：“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如此推断，完全是信口雌黄。据说，林彪会议期间在小组会上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的全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他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并不罢休，又问陆定一：“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陆定一回答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恼羞成怒脱口而出：“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杨是杨尚昆。1965年5月，江青、康生诬陷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背著中央私安窃听器”。1965年11月，中央免去了杨尚昆的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打倒杨尚昆，目的在于排除异己，所谓的罪名不过是借口。试想，杨尚昆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领导主管中央要害部门，接触中央核心机密，要窃听器什么用？所谓切窃听器，只不过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央的规定在一些场合位领导人讲话、谈话录音，一边整理存档何罪之有？ 以上四个人的案件牵涉面广，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宣部、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北京市委、中央政治局等等，大批领导干部受到株连。打倒“彭罗陆杨”，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篡党活动排除一大障碍，也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从组织上打开了通道。 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首先是舆论上的充分的准备，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从批判一出戏开始，批判吴晗，牵涉到彭真，又有彭真牵涉到北京市委，同时也牵涉到了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目标逐渐的明朗化。由批判吴晗，到批判“彭罗陆杨”，中央领导机构被改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在组织上障碍首先被清除，这样，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287\n月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但会议是按照毛泽东４月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会前安排进行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约80人。这些人全是在北京工作和临时抽调到北京工作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没有参加。会议的开法相当奇特。第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召开“介绍情况座谈会”，名曰座谈，实际上是由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讲话。5月5日下午，6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讲了八个小时。他传达了毛泽东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关于批判彭真和陆定一、要解散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开展文化大革命、号召向中央进攻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自己的认识体会。他在传达毛泽东1966年3月底的三次谈话后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修正主义，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康生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说：林总说，《通知》的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中央的《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问题，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5月6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张春桥讲话的重点放在1965年11月以后，矛头对着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邵荃麟，而主要对着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5月7日上午，陈伯达在座谈会上讲话。他用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办法，着重揭露了了彭真所谓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赋予“文化大革命”形式上的合法地位，并为它确定一个指导方针，以便全党接受和照此执行。 会议的主要内容：1、批判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错误。会议批判彭真的错误是向中央提出《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林彪搞个人崇拜，反对突出政治；陆定一的错误是反对林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这一套做法等地；杨尚昆的错误是背着“中央私安窃听器”。会议毫无根据的把他们四个人联系起来，说他们组成了反党集团，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进行专案审查。会议对“彭罗陆杨”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它从“左”倾错误和个人崇拜的观点出发，把正确说成是错误，严重混淆了敌我。2、会议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和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为发动“文化大革命”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它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了工具。287\n 对中央集体采不信任态度，当然不能靠合法的程序来解决问题，这便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设立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号施令，主宰一切。根据会议决定，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成员组成由江青提出，组长陈伯达，康生任顾问，副组长由江青、张春桥，成员有关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等。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权力机构，这标志着从组织上“左”倾方针在党中央了占据了统治地位。3、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毛泽东建议起草的。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的时候，提出要起草一个通知，以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王力就起草了一个通知，内容很简单：“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毛泽东说：通知不应该是技术性的，而应该是理论性的。于是，毛泽东找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一个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其中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这个小组后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班底。这个文件当中所有尖锐的政治性结论都是毛泽东亲自曾写的，毛泽东亲自修改７次。（1）《通知》逐条的批判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2）《通知》对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现在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就是“三里五界”的由来）。（3）通知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规定。《通知》根据对国内阶级状况和政治形势的极端“左”倾错误地估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都作了错误的规定。《通知》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具有严重的政治性的，其任务是要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得领导权，同时要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些内容都标志着“左”倾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287\n4、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林彪的讲话因为是在5月18日，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5·18讲话》。主要内容有： （1）政变经部分。林彪在讲话中大讲当前、古今中外各种政变，攻击和诬陷“彭、罗、陆、杨”搞政变。他在讲话中首先讲当前世界各国政变成风，然后历数我国历朝历代的政变的历史，还作了详细的统计，从周朝一直讲到民国，他诬陷说：我们夺取政权已经十六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了？不注意就会丧失。有很多现象，山雨欲来风满楼。最近有很多鬼事情、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会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党的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他捏造说：彭、罗、陆、杨四个人的问题有联系，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的问题的揭发、解决，是防治反革命政变、防止复辟的大事。…有人可能在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随后他就像一个泼妇一样破口大骂“有一批混蛋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耸人听闻的说：“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就要落地”。这个讲话制造了我们党内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和打击陷害党政军领导干部捏造了事实根据。与此同时，林彪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左倾错误推向了极端，提出了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口号到处流行，妇幼皆知，起了极坏的作用。 （2）颂扬天才部分。林彪是个称颂天才、搞个人崇拜的能手，他在文革当中有很多独创，他人望尘莫及，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等，都是林彪的创造发明。在这次讲话当中，林彪的讲话更是独树一帜，他说：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比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都不懂，毛主席读懂了。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服气就是不行。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在百年之后我们也要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的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由于林彪的煽动，会议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倒疯狂的程度，林彪也由此达到了树立自己威望的目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准者“左”倾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议宣布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标志着“左”倾错误在组织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样，这次会议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发动的阶段。中央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统一思想。《5·16通知》既是287\n批判彭真的，又是批判中央第一线的，中央第一线的同志当然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五一六通知》通过和下达以后，首先在中央第一线开始出现异常复杂而混乱的情况。 基本的事实是：首先，毛泽东确认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有反革命政变发生的可能，不仅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有严重问题，而且中央第一线有严重问题，问题的根子就在中央第一线，既然出现了非常事态，就要非常地发动群众，在全党全国横扫“牛鬼蛇神”。毛泽东既要搞掉中央第一线，又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就以为唯有发动群众和唯有大乱一场。他要在有生之年，排除万难，把中国搞好，使中国永远保持鲜艳的红色，他也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世界人民做出了贡献，他觉得凭他的威望，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达到目的。他对自己的主意没有想得很清楚，不可能想得很清楚，甚至觉得不必想得很清楚，因为它历来主张“阶级斗争…只能因势利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7页）他的意图，除了讲出的以外，若干问题不能公开讲出，若干问题讲不清楚。他先后给江青、康生、林彪交过底，估计要言不烦，未必是长篇大论。其次，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深深感到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无可奈何。他们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也不理解、不同意毛泽东若干言论和行动，又不得不实行和落实毛泽东的领导，他们处于矛盾，惶惑之中，因而除加强集体领导以外，凡重大问题都请示毛泽东。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要党的领导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设想过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干部脱离群众问题和文化领域的若干问题。他们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大的风浪或许已经过去，将来有机会还可以为“彭、罗、陆、杨”作解脱。第三，江青、康生、陈伯达、林彪等人知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怀着天降于大任于他们的喜悦心情，抱着舍我其谁的志向，唯恐天下不乱。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现实情况的基本估计、运动的设想、打击对象的不同，中央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方针：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方针和中央第一线坚持党的领导，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这样就形成了支持革命和压制革命的斗争。 毛泽东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在5、6月间又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５月３１日：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从而把全国的主要舆论阵地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把广大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知识分子叫做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祖师爷，把部分群众说成是“牛鬼蛇神”，号召人们起来“横扫”，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287\n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７人合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个大字报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是由毛泽东批准播发的。大字报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号召大家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限制和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对这个大字报给予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在6月1日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影响最大的，是中央电台和报纸肯定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等人的造反做法。毛泽东曾经说过“大字报一广播，全国就轰动了。” 由此开始，局部的动乱局面首先在学校出现。各地少数青年学生在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响应号召，先后起来造反。这些学生有恃无恐。个别学校还不一定是少数，他们反对学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直接导致了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和基本瘫痪。运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化，斗争的方式越来越出格，继北大揪出陆平，南京大学由揪出了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揪出了贺绿汀，武汉大学揪出了李达…无数悲剧迅速拉开了帷幕。面对局部动乱情况的逐步蔓延，6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做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与会者一致做出的，不是一两个人确定的。派出工作组的依据是：第一，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半瘫痪，情况很乱。所以，为了坚持党的领导，非派工作组不可。与会者纷纷指出：“原来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第二，广大师生员工要求派工作组。例如北京各校向北京新市委要求派工作组。工作组去的时候，学生很欢迎，敲锣打鼓。第三，派工作组是我们党的工作惯例。土地改革派工作组，四清运动派工作组。第四，有例可援。毛泽东批准陈伯达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中央会议上，做出了八条指示，大意是：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在校外开、不要上街游行示威、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注意保密。《八条指示》没有形成书面形式，只是口头传达下去。这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毛泽东在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以前，在外地的时间在8个月以上）。刘少奇多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汇报，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在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在此以前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到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287\n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态度是：“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子。”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跟着，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只是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不要派工作组，但是他留有余地，“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等于是说，以后出了纰漏还可以再派工作组。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说：“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允许红卫兵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与会者纷纷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中央作出了派工作组的决定。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287\n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派工作组的目的，在于加强领导，稳定局面，但是现实生活是具体的，因而问题的产生也是相当复杂的。中央决定派工作组以后，在相当多的学校都发生了学生和校党委以及工作组相对立的局面。上海、北京、西安、天津、等等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事件。例如西安交大发生了“６·６事件”。6月3日工作组进驻学校，学生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校党委，对批判三家村不积极，工作组加以引导，学生不满。工作组接受学生们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搞校党委，省委批准了工作组的决定。６月５日上午，工作组根据西北局的指示，通过广播向全校师生讲话，主要内容：运动的矛头针对校党委；校党委是黑线还是红线可以讨论；试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学生们对这个讲话不满，对工作组成员不放心，他们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来西安交大。工作组打电话的电报局，查问电报内容，学生的不满更为强烈。6月6日，学生们要驱赶工作组，并写出省委有黑帮的大字报。几十个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等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市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要他们要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不要上当。6日晚上，工作组开会，认为出来一批闹事的分子，跳出了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这就是“６６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社写1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日、8日、9日三天，全校各系对学生李世英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成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清华大学发生了“6·21”事件。学生领袖蒯大富，６月２１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拖过来。现在，权又在工作都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当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２１日，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蒯大富要夺权。工作组长叶琳发表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当时，会场秩序一片混乱。６月２６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大学工作组进行了反蒯大富斗争，多次斗争蒯大富等造反者，被斗者有一人自杀身亡。 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们不可能没有错误，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工作组的错误方面，更要看到工作组的正确的方面。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央第一线不可能完全的制止“左”倾错误，而工作组的正确方面，正反映了党内上层指导方针上的问题。在指导方针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内外有别等原则，遏制造反，是完全正确。287\n 谁也没有想到，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党内上层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工作组派出的时候，谁也没有说过派工作组有什么不对，参加讨论决定派出工作组时，中央文革小组没有说过，毛泽东也没有说过。在工作组派出之后，中央形成两种意见的对立。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都是坚持派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回北京的当天即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派工作组情况的汇报，看了北大、北师大、清华、人大等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日至23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了“文化革命情况汇报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会上抨击派工作组，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在这期间，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的。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些条条框框打个稀巴烂，对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7月23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在汇报会上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的工作也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批判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从7月22日起，陈伯达、江青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北京大学调查，他们支持反工作组的态度十分鲜明，他们的调查就是搜集反中央第一线的材料。江青7月22日在北京大学群众大会上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此后他频繁地在公众场合代表毛泽东向大家问好。这种方式，显然为毛泽东所承认。 7月23日以后，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决定。毛泽东认为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除之。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撤销个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二）对“文化大革命”发动再理解—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钥匙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后又親自主持制定《516通知》，又于1967年7月8日致江青一封信。这两封信一個通知，包含“破”和“立”的思想，认真研读這些文件，对于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很有帮助。1、《五七指示》1966年5月6日，林彪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总后勤的名义送给林彪的、夸大部队农业副业生产成绩的报告，作为一个寻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价值。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致林彪信，全文如下：林彪同志：你在5月6287\n日寄来的后勤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机会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讨论一下，以其意见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请你酌定。只要再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作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第八年抗战中，各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合格均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资产阶级的文化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业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自由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犯有条件的，也要这样。以上所说，已经不是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作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做了几十年来，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五七指示》，表面看，它是一篇即兴之作，实际上他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形式上它是一份个人通信，实际上是毛泽东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宣言书，它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在於通过“砸烂旧世界”，达到“建设新社會”。这个《五七指示》就是新世界的纲领或蓝图。林彪多年来形成的政治嗅觉，自然明白《五七指示》不是写给他本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全党的，寄托着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的纲领性文献，他个人无法实行，也无权处理。因此，他很快转呈中央。中央也明白《五七指示》的用意所在，因此于1966年5月15日全文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实行。中央在转发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在毛泽东晚年，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大跃进，想尽快地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贫穷落后面貌，但实际结果却失败。这次，他又想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实现它所理想“最完善最纯洁的社会主义”。他自以为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五七指示》为我们描述了这个模式的大致轮廓：  287\n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大学校。每一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要由工农商学兵组成，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军队以军为主，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都要兼营其它，包括农、林、牧、副、渔；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文、学武、学农、学军。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的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大跃进时期，由于头脑发热，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其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想让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的同時，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2、毛泽东《5·16通知》《5·16通知》提出彻底批判、调动、砸烂、清洗、夺权、斗争等等，这显然是要砸烂旧世界，从这种意义上看，如果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心目中要建设新社会蓝图的话，那么，《五一六通知》这是毛泽东砸烂旧世界的纲领。所以，两个文献属于姊妹篇。3、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毛泽东从武汉写信给在上海的江青。这是1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5·16通知》。他是毛泽东一篇极其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打开“文化大革命”一把钥匙。可是，他不像他的别的文章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概是由于当时有许多思绪还不能公布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又想留存下来。经过深思熟虑，最好的形式，便是以给妻子写信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封信非同寻常，它具有“政治遗嘱”性质。  鉴于此信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所以全文录下：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之在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即滴水洞，韶山在杭州西边，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1287\n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臯，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以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有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高峻）者易折，皎皎（很白很亮）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5月会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是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他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的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是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7、8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何时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候，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虽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有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比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未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2句话。久不通信，一写就长，下次在谈吧！                                                                             毛泽东7月8日 287\n毛泽东的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原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很不正常。这封信写成以后，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它同志看。信中对林彪有些提法，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又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销毁。但是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抄件。首先毛泽东在信中对形势特别是党内上层的状况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估计。他虽然批评了林彪的“吹”，但又肯定了林彪的“打鬼”。他虽然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感到不安，但并未否认林彪在“政变”问题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诬蔑。“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他对形势所作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毫无根据。决策的依据是对形势的估计，对形势估计错误造成决策的严重错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全世界党的估计也是错误的。这也是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决策。其次，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没有做出准确地解释。他在晚年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左派、右派常常混淆是非，甚至有人认为“不能用通常的意义理解毛泽东在讲述自己的思想时所使用的那些词语。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诚然，当时许多人都没有弄清楚什么是修正主义，但首先是毛泽东没有弄清楚，甚至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潮流看作是修正主义思潮，这就影响了许多人。对修正主义没有弄清楚，这是对形势做出错误估计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第三，毛泽东离开民主集中制原则。写这封信本身就是离开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毛泽东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的估计，如此严重，下决心“开展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实现“天下大乱”这样的重大事情，在党内不去讨论，而对自己的妻子江青谈了党内如此重大问题，可见毛泽东对江青信任的程度。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人，搞了修正主义，正如前说，我们不能从通常的地上去理解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以及一些提法。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在这里，我们并不难看出，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和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自有它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搞奖金，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认真地的研读《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和《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对于我们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帮助很大。287\n《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心目中所设想的建设新社会的蓝图，毛泽东正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过阶级斗争，狠斗私字1闪念，净化人们的灵魂，大搞群众运动，实现它所设想的“一大二公三纯非常完美的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在《五七指示》当中有明确的体现。《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砸烂旧社会的纲领性文献。“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意图是天下大乱，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五一六通知》当中明确提出了，要彻底地揭发批判，砸烂旧世界，进行造反，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要通过“破”的方法，来达到建设新社会的目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全面地，公开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当中，作了详尽的说明。所以，上述三个文献，可以说一脉相承，互为补充的，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要反映，研究毛泽东晚期思想，必须认真地研读上述三个重要文献。（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的再发动从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当中，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别是中央中央第一线方面的阻力。毛泽东曾经在1967年说过：“在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讨论。”这纯碎个人专断。毛泽东认为，为了进一步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就必须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的阻力。这就是仓促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目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中是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可是，8届10中全会闭幕以后过了近四年时间，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其中原因值得探索。《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文化大革命”被认为是压下去了。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化，决定召开中央全会。1966年7月24日才发出召开全会的通知。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到会，有关负责人和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47人列席会议。从7月27日开始，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7月24日、25日的讲话。1、会议的内容和进程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这次全会。中央政治局出陈云请假以外，其他人都出席了。（林彪开始请假，6日返京参加了会议的后半截）。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邓小平、刘少奇、陈伯达先后讲话。邓小平说：“会的开法刚才主席讲话，要开5天，今天算第一天，正式开会一天，以后开三天小组会：最后议一下，通过文件。”“这次会议主要工作是：1、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2、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3、全会要搞公报，最后要通过公报…287\n４、就是法律手续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撤销彭罗陆杨中央书记处和政府的职务，决定补充陶铸同志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同志为中央书记出书记，按法律手续要在这次会上决定下来。”刘少奇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工作组问题。他叙述了陈伯达提出意见、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的经过，然后他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个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二是简要地叙述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陈伯达主要讲了两点：一是工作组做了坏事；二是官做大了不要脱离群众。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五件大事：第一件事，毛泽东支持红卫兵。8月1日，会议一开始，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附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第二件事，毛泽东批评和指责中央。8月2日下午、3日下午大会上，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勉强作了自我批评。更多的同志的发言中谈了自己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对撤销工作组思想上不同。8月4日，原定下午召开大会，5日通过16条，6日闭幕。可是，全会发生了异常情况。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严厉的讲话，是大会的时间往后顺延，主要内容是：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287\n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它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第三件事，毛泽东在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22字）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下面，下面著名“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重新抄写。毛泽东在抄写的稿子上加了标题，并作了若干修改。8月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他把已经请假、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请来。此后，在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下，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一来不同一般。8日，林彪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运动开始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了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很清楚矛头所向是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主要指责三件事：第一，关于派工作组。就是大字报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前面已讲过，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北京来的全国开始出现局部动乱现象，当时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如此迅猛的形式，因为刘少奇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感到束手无策，曾经请示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6月4日），但毛泽东没有明确答复，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工作，就不可能眼看着形势日益恶化而置之不理。因为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邓小平以后也无法向毛泽东进行交代。因此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经过讨论向北京大中专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控制和领导运动的发展，并拟定了8287\n条指示。退一步讲，即便是派工作组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应该承担的，而不应当把责任全部然刘少奇邓小平来承担。道理很简单，第一，刘少奇邓小平是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把全部责任推给刘少奇邓小平是不合情理。第二，派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经中央讨论同意决定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汇报过。第三，派工作组是党的工作惯例，四清运动，土地改革等等都是派工作组。第四，毛泽东派工作组在先，毛泽东曾让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和指导新华总社的对外广播。因此，自己不承担责任，反而把全部责任让刘少奇邓小平来承担，是不应该的。并以此为的根据，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另搞一套，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毫无事实根据。怪不得有人把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称之为“密谋”的理论。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密谋”，说彻底一点就是一个阴谋。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设下的陷阱。试想，派工作组被指责为犯了方向行路线性错误，如果不派工作组，让形势自由发展下去，让无政府主义严重泛滥，刘少奇就不会犯错误吗？显然也是说不通的。第二，关于1962年的右倾。1962年2月在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是针对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进行了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分析，认为当时正处于一种非常困难时期。在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根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提出的一系列克服困难的重要措施。正因为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调整措施，才使我们顺利地渡过了困难时期，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事实说明，在调整时期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应该给与充分肯定。不能实事求是的对于正确地评价，反而以此为根据认为在中央之外还有一个与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是完全错误的。第三，1964年形“左”实右。这主要是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中关于对四清运动提法的指责。四清运动刘少奇是主帅，但是在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上，1964年底65年初，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四清运动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党内产生不同意见本来是正常的，但是毛泽东把这种正常的意见分歧，上升为两条路线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以此为根据，认为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也是站不住脚。以上事实说明，党内根本不存在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第四件事，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16条》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是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16条》是为文化大革命制定的一个具体章程，它是《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化。《16条》是按照“左”倾错误方针所制定出来的，主要错误有：第一，根据对形势的错误估计，《16条》将广大党员和国家干部当作革命对象，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它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号召人们去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但文件并没有给所谓的“走资派”以明确的含义和标准，反而给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因此在运动中大批党员、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成了革命对象，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第二，《16条》将广大群众人为地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在党和群众中制造分裂和派性。它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左派”，287\n“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但在文件中并没有对左中右各派确定明确的标准。因而在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混乱，人为地制造了派性。毛泽东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们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就是有。比如说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多少的问题。”所有这些就把派性引进党内，无论是党内还是社会上派性进一步合法化。第三，《16条》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为乱打乱斗等违法行为提供合法依据。他号召人们敢字当头，提出不要怕出乱子，提出“不要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提倡在运动中要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结果使各式各样的武斗违犯法律行为泛滥成灾，使运动失去控制。第四，《16条》片面地提出了“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实际上是取消党的领导，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泛滥。文件关于党的领导的提法是十分笼统的，只提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等等，很不具体。这样给无政府主义以合法地位，并为林彪、江青的反党行为提供了条件。8月9日，《16条》公开发表。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广大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8日晚上，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发表讲话，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这次经过大震动、大战役，打下基础，是很必要的。我们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使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林彪的讲话在会上作了传达。第五件事情，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人以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改组结果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共11人，名单排列顺序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四位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虽然全会并没有没有宣布撤销，但以后便不再提起，而林彪在会后则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党内组织生活极为不正常。这次中央领导机构改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不满的结果，从而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利用个人权威，通过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陶铸1966年10月在中央、国务院机关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如实的说：十一中全会…287\n把大权集中到主席手里）。这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个公报，值得注意的地方很多很多。一是公报突出阶级斗争，认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出要善于革命，敢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二是这个公报突出毛泽东和林彪。关于毛泽东，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的、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林彪，公报指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肯定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30字方针”。学习毛主席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使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2、会议的严重后果第一，全会通过的文件，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取得了合法地位。第二，全会在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影响下，未经集体讨论，便被迫接受了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并开展了错误的批判。第三，中央领导机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组织上的彻底保证。总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次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会议，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非常关键性的一次会议。会后，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遭到相继的诬陷和迫害，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很大一部分逐渐为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党中央完全失去了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地抵制和纠正的能力，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畅通无阻，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四、红卫兵和全国大动乱（一）为什么支持红卫兵运动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5、6月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和措施，导致了北京地区的局部动乱，但尚未形成“天下大乱”，离毛泽东的预期目的相差甚远。正当毛泽东苦苦寻找天下大乱的社会力量支持的时候，红卫兵应运而生。可以说，支持红卫兵运动，鼓动起青年学生对领袖狂热的崇拜，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乱”的主要手段和依靠的社会力量。“文革”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得以实现的，但是这种个人的权力和威望只有借助于某种社会力量才得以发挥作用。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是因为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还包括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不满，他要进行第二次革命，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也就是通过彻底的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回在这些领域种的领导权。清洗“混进党里”、“287\n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方法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进行造反，以此来达到毛泽东所设想的消灭分工、消灭商品生产、缩小三大差别的理想社会。而红卫兵这个新鲜事物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应运诞生，在毛泽东看来它能够借助自己巨大的权力和威望去完成“砸烂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二）红卫兵的出现红卫兵，顾名思义。保卫毛泽东红色卫兵的简称。1966年5月底，清华附中的学生围绕着《海瑞罢官》展开讨论，高中学生卜大华所在班级向校方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的大讨论。学校领导对他们这种无限上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要求他们服从校方的意见。《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学生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他们认为晚自习后熄灯，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学校认为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并且到其他各个学校去串连，不仅影响学习，而且容易出问题。然而，卜大华等同学坚持己见，与校方发生争执，矛盾越演越烈，他们深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会得到中央的支持据卜大华的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一位同学跟我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从此我们便有了统一的名称。”5月29，卜大华等人和其他高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形势和对策。同日，清华附中正式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红卫兵”三个字的后边有100多人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因此人们便把5月29日看成是红卫兵的诞生日。红卫兵一出现就带有极严重的“左”倾色彩。不妨请看《一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很下功夫，就是说要在“造反”二字上狠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闹、干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却突然变得扭捏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我们既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吧！287\n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了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于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于革命的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些人，对于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地指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朵，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的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轮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得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6月24日从上述大字报不难看出，红卫兵的言论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不谋而合，大字报非常巧妙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概括为“造反”二字，真正透彻地体会和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谛，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替毛泽东作了宣传员。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是红卫兵砸烂旧世界的宣言书，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毛泽东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因而他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红卫兵的行动纲领和指南。（三）毛泽东的一封复信7月28日，即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前三天，北京海淀区召开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工作大会，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们参加了，他们从写《三论》以来，遭到工作组和校领导的反对和批评，他们感到委屈，决定上书中央，直接通天。因而，他们利用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把前两张大字报通过江青转呈毛泽东。当日，江青便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呈送给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也就是8月1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亲笔复信，在不足三百字复信当中毛泽东连用了三个“热烈支持”。毛泽东写道：“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晓蒙同志于7月25日287\n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以热烈支持。”毛泽东在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不仅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支持北京市的红卫兵，而且支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有采取造反行动的红卫兵。8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任重把卜大华等红卫兵召到钓鱼台，让他们看了中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全文印发的第二号文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这使他们万分惊喜，卜大华回忆道：“想想看，一个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一位万众仰望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对我们的行动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这还得了吗？我们当时的心情大概只能用紧跟毛主席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来形容了。”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红卫兵即可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名目繁多的组织纷纷放弃原来的名称，统统归之于“红卫兵”这个名称。《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大胆、顽皮、傲视一切，红卫兵同美猴王属同一类型，毛泽东期盼着成千上万的美猴王的出现，以便使理想现实化，因此，他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意欲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四）“八·一八”大会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共八次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的1,300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足三个月的时间，毛泽东频频接见红卫兵，这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用意十分明确。在众多的接见当中，8月18日这一天尤为引人注目。这次接见，声称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动员大会，是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的大会，大会是毛泽东提出召开的。这次大会的有三点引人注目：第一，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新华社关于大会的报道《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说：“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个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前门前金水桥，一直走得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厂革命群众招手致意。”“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毛泽东当然知道他戴上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欣然默认这一举动，实际上等于无声地宣告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和统帅，“红卫兵”则被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无限欢腾，有的一蹦尺把高”。“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道：“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287\n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不出毛泽东所料，“八一八”大会以后，红卫兵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怀着反修防修的宏愿参加了红卫兵，穿这是清一色的旧军装，他们肆无忌惮的“批判”“揪斗”“打倒”“砸烂”“火烧”，到处冲杀。如此这般的“文化大革命”终因红卫兵的出现而形成“天下大乱”之势。毛泽东支持红卫兵仅仅因为红卫兵敢于造反，仅仅处于“天下大乱”的需要，而缺乏深谋远虑。红卫兵就个人来说，大多是一些真诚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不乏优秀青年，不能对他们任意贬褒；就运动来说，它的兴起有复杂的原因。就组织来说，它有致命的问题：一是由“红五类”即按“唯成分论”组织的，排斥所谓“黑五类”，在青少年中制造分裂。二是它既无纲领，又无章程，自由组合，自由聚散，自由行动，完全脱离党、团各级组织领导，势必大搞无政府主义。它是党、团组织的对立物，受“左”倾错误思潮泛滥所支配。第二，林彪在大会上作了充满“大倒”为特色的讲话。他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地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第三，毛泽东在这次接见群众的活动当中，引人注目的另一点是毛泽东身穿解放军服装。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身着解放军服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群众，这还是第一次，用意十分明确。第四，大会实际上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林彪8月12日在全会上宣布大会的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见报，事实上不可能做到。在这次大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泽东身旁，由林彪作重要讲话，这就说明了中央在人事上有重要变动。新华社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按照全会选举结果排列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无异于向国内、国外宣布了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结果。（五）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1、破四旧破“四旧”287\n（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自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16条》予以肯定。再加上林彪讲话8·18讲话极力的号召。随后便刮起了以破四旧为主要内容的“十二级台风”。“四旧”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决不是革命造反所能够“破”得掉的。但是首都红卫兵在“八·一八”大会后，刮起了破“四旧”的十二级台风。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为怪，连上帝都会原谅的；问题在于上面加以鼓励和支持，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光大，可以使社会震惊，支持红卫兵的效果原非几篇文章可比。从8月20日开始，首都一些红卫兵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向旧世界宣战。。破“四旧”从改名（商店、街道、工厂、学校、公社）开始。8月24号，首都红卫兵组织了40万人的大会，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北京协和医院在名为“反帝医院”，北京“全聚德”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上海《新民晚报》在名为“《上海晚报》”，天安门前面的东西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破“四旧”不只是改名字，还包括：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漂亮的裙子，改警服，烧戏装、道具，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多党派，斗争民主人士，等等。新华社这一些事不便于报道的，而只报道了改名。与此同时，名卫兵开始大革中华文明之命。他们焚烧古典著作，外国名著，撕毁文物字画，捣毁名胜古迹。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是国务院决定由山东省立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200多名红卫兵在谭厚兰带领下，秉承戚本禹的旨意，在山东曲阜召开了“彻底捣毁孔家庙大会”，砸碎了孔子的墓碑，捣烂了孔像，刨平了孔坟，把79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打开，暴尸于天下，谭厚兰在孔庙呆了一个多月，保留数千年的文物古迹遭到一次严重的毁灭。关于打人。据统计，1966年8、9两个月，北京市打死1700多人，被驱逐北京市的85000多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北京市大兴县，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上的讲话。谢富治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学生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情况介绍给他们”。在这之后，该县出现了严重的乱杀无辜现象。自8月27日至9月1日，六天时间里，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刚出生38天，有22户被杀绝。从全国来讲，“文化大革命”冲击最厉害的是知识界。《十六条》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知识界则在劫难逃。1966年4月14日，文化巨匠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检讨了自己“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认为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以前所写的东287\n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8月23日，“人民艺术家”老舍惨遭红卫兵的毒打，不堪凌辱，24日投身于北京德胜门外的太平湖。同一天，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含冤离开人间。9月3日，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夫妇自缢而亡---(田家英、邓拓、李立三、赵树理、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红卫兵破“四旧”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但中央文革小组给予支持，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红卫兵的行动向全国进行了报道。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得很》社论，肯定了红卫兵的这些行动。8月2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大加赞扬。从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开始，江青等人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指示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组织学生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院说：“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代表时，竟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单独接见刘涛（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说：“你爸爸、妈妈干了反革命的事”，“你应当和你爸爸、妈妈划清界限、断绝关系。”1967年1月9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公检法来京人员时说：“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赖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1月10日，康生在高级党校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上头公然煽动打倒刘少奇，极为反常。口径如此一致，可以断言决不完全是个人的意见，这就更令人深思。这样，1966年底，全国造反派起而呼应，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狂澜。就在对刘少奇的批判急剧升级的时候，毛泽东意外地会见了刘少奇。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两位最高领导人在动乱中一次单独会见，也是两位从湖南湘潭走出来的伟人的最后一次会见。后来，刘少奇的子女记叙下了这次使后人难以忘怀甚至有些难以理解的会见。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主席在人民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卧车接刘少奇去谈话。毛主席亲切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刘少奇回答说：'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两位几十年共同合作的老战友见面了，可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谈工作。刘少奇说自己犯了错误，接着，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希望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287\n刘少奇的请求，何尝不可以理解为出自肺腑的规谏和胆肝与共的谋划，甚至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地抗争。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两项请求。对于已经把事情做到这一步的毛泽东来说，它就不可能接受这一类的请求。　　不出所料，没过几天，在江青、戚本禹的指使下，中南海内的一伙造反派又闯进刘少奇家贴大字报，批斗刘少奇夫妇。１月１８日，造反派强行冲进刘的办公室，扯断电话线，实际上断绝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的一切联系。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至１８日，毛泽东曾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在谈到刘少奇的问题时，毛泽东虽然表示了对刘的不满，但他又指出，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这些言论表明，毛泽东当时还是把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看待的，要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以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　　从1967年3月开始，对刘少奇的政治迫害，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专案组制造伪证，罗织罪名，给刘少奇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之类荒谬绝伦的帽子；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开展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1966年8月，康生向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提出，对1936年经北方局提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六十一人出狱”问题进行“调查”。9月16日，康生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示'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毛泽东没有表示同意。1967年3月，康生的诬陷进一步升级。他利用一份污蔑刘少奇是叛徒的虚假材料，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声称他已掌握了确凿的材料，证明刘在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建议中央对刘进行专案审查。　江青、康生等人的一再诬告，使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动摇和变化。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等人时就曾表示：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江青、康生等人处心积虑地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捏造伪证、罗织罪名的同时，还从思想、政治、政策、方针等方面对他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批判”。这场批判运动全面、系统地发动，是以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等各报登载戚本禹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为标志的。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注意，因为它是以中央文革的一个重要成员的身份，在党中央报刊上不点名（实际上是点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从污蔑刘少奇称赞过电影《清宫秘史》入手，罗列了种种罪状，声色俱厉地宣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文章把所能想出的诸如“287\n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等等恶毒且又荒唐可笑的罪名强加给新中国的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及其它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即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也有不少人从心底发问：这些恶毒的脏水，到底是泼到了刘少奇的身上，还是泼到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身上？！戚本禹的文章以歪曲的形式，用“八个为什么”归纳了刘少奇历史上的“八大罪状”：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誓"坚决反共"？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合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1962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戚本禹文中所提出的八个问题，很容易使人想到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判决。在那里，既不需要什么事实，也不要什么分析；既不允许申诉和辩护，也不需要什么道德和良知，有的只是强力支撑下的赤裸裸的谎言和欺骗。这里，除了诸如“宣扬”“叛徒哲学”、“不要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等等几近骂街的话之外，其它一些诸如“和平民主新阶段”、“大砍合作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三自一包”、“四清中的形左实右”、“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指责，倒是以歪曲和极端的形式，挑明了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有的并不严重，有的各自都有其片面性，更多的恰恰是刘少奇站在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一面，例如在农业合作化中强调农业生产力的作用、在调整时期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87\n等等。从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提出刘、邓不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几年、几十年的问题，直到戚本禹的这篇文章，迅速地完成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等全盘否定的过程。如此颠倒是非、强词夺理、歪曲历史、不顾常识、荒谬绝伦地打倒党和国家的第二号领导人，是当时“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４月１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重要标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戚本禹文章的发表，对刘少奇人身迫害也升级了。４月６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再次对刘少奇进行了批斗，要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面对着造反派气势汹汹的逼问，刘少奇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戚本禹这篇文章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事实，栽赃！我不反对革命，也不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个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　　　　　　　　　　　　　　　　　　　　　　　　　　　　　　　　　　　　　　　　　　　　　　　　　　　　　　　　　　　　　　　　　　　　　　　　　　　　　　　　　　　　　　　　　　1967年4月10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人陪斗。7月18日晚上，在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在中南海的两个食堂里，分别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中央文革在煽动掀起"打倒刘少奇"浪潮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刘少奇罗织伪证，构陷罪名的罪恶活动。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指挥下，刘少奇专案组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这个机构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诱供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伪证材料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多次迫害了解真相的人并扣压他们的证词，扣压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翻供、更正的材料。１９６８年９月，专案组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罗列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项“罪状”材料，此外，还列举了刘少奇七项“其它反革命罪行”。　　自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到反复批判后，面对着“打倒一切”的狂潮和“天下大乱”的逐步升级，刘少奇忧心如焚、激愤填膺却又无力回天，精神上的折磨已使他疲惫不堪。１９６７年后，他又多次受到造反派的人身污辱以至批斗体罚，夫人及子女接连受到的严重迫害也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残酷的身心摧残，加之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使年届七旬的刘少奇健康状况急剧恶化。１９６９年３月，苏军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４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号召。此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备战的高潮。１０月，中央为防止苏联军事上的突然袭击，作出紧急应变准备。其中一项措施便是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１０月１７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从北京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同和裕银号"旧址。身体极度衰弱的刘少奇已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１１月１２日晨６时４５分，一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者、中国人民杰出的儿子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　　　287\n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为刘少奇平反，邓小平在刘少奇的追悼词中高度评价了刘少奇高尚的精神风貌：刘少奇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他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统一的科学态度。刘少奇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强调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他遭受林彪、江青一伙残酷迫害，处境异常艰难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信任的革命品质。他言行一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真理，抵制错误。他从来都把自己放在组织之中，尊重集体领导，服从组织决定。我们要学习他这种坚持原则、严守纪律的革命风格。他在对敌斗争中机智沉着，立场坚定。在革命紧急关头，他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我们要学习他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邓小平最后说：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象，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第二，彭德怀惨遭迫害。早在1966年4月12日，戚本禹、关锋按照江青等人的意图，在一份材料中提出对彭德怀任三线副总指挥有“保留”和“反对”。6月16日，他们又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12月，戚本禹根据上头的意图。指示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派人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深入，你们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有中央文革的支持，红卫兵开会揪斗批判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德怀七次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遍体鳞伤，惨不忍睹。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被迫害致死，享年76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道：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他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彭德怀同志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军事指挥才能。悼词指出：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更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第三，陶铸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执行者和中国最大资产阶级保皇派被打倒。287\n陶铸当时身兼要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当时被称为第四号人物，列在陈伯达之前。陶铸是1966年5月由中南调中央工作的，主要接替彭真的职务。但是，当陶铸到中央工作后不久，1967年1月8日的中央紧急会议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的最大保皇派而被打倒。毛泽东在会上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是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报纸、电视和照片里，由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不了。（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17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挖去，换上邓小平的头。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有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挖出来才好呢！”陶铸究竟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总的来看，是因为陶铸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有所抵制，无法面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人迫害老干部，坚持伸张正义和真理，因此被他们所忌恨。陶铸作为中央文革的顾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是否支持造反派，要不要保护老干部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和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是格格不入的。抵制“左”倾错误毛泽东也不能容忍。最后把“刘邓陶”连在一起，几乎没有人没喊着“打倒刘邓陶”口号的。陶铸被打倒以后，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日含冤去世。（３）《〈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年，林彪有许多言论、题词，颂扬毛主席是天才，歌颂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公然散布历史唯心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乱。1966年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三：第一，“5·18讲话”；第二，9月18日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的谈话；第三，《〈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9月18日谈话，林彪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要把老3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当时对林彪的这个谈话评价很高，有人说：“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榜样。”《毛主席语录》是根据林彪的指示编辑的，经康生审定，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大量发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宝书，人手1册。“《语录》随身带，随时用起来”，每逢集会，开始时必须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时必须高举《毛主席语录》。1966年12月16日，林彪发表了由张春桥等人代笔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言》说：“毛泽东同志…287\n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通常为30字方针。六、“一月风暴”和二月抗争1、为什么要进行夺权斗争（1）号召和支持夺权斗争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总体意图。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第一线搞了修正主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重新组织队伍，把被修正主义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２）想通过夺权斗争来稳定局面，实现“天下大治”。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现在，运动已经超过半年多时间，天下大乱局面终于形成。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只是一厢情愿，并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红卫兵大串连，群众分裂成对立的两派，武斗不止，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动乱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文化大革命骑虎难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想通过夺权斗争来稳定局面。因此毛泽东支持夺权斗争。（3）林彪、江青等人积极支持夺权斗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人，早就觊觎着党和国家权力，所以他们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毛泽东的错误，上蹿下跳，唯恐天下不乱，积极煽动和策划夺权。2、上海“一月风暴”（1）什么是“一月风暴”“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一月夺权”。1967年一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策划实施的向上海市人大等领导机关夺权的事件。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62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华东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同时揪斗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并夺得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就是上海一月风暴。(2)安亭事件早在1966年10月，江青就在北京与聂元梓等人密谋，要搞垮上海市委。11月6日，王洪文、潘国平等30多人集会，策划“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并决定成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原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任“工总司”司令。“工总司”的成立没有得到上海市委的同志，王洪文等人请愿游行，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声称要上北京请愿。11月10日，王洪文等一批“造反派”强行登上火车，赴京“控告”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在嘉定县境安亭车站卧轨拦截来往客车，制造沪宁线全部停车30多个小时的“安亭事件”。1966年11月30日凌晨起，“造反派”287\n强行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报纸发行，历时八天九夜，震动全国。是上海“造反派”继“安亭事件”之后制造的又一重大事件（3）上海夺权斗争1967年1月2日，张春桥等人指使“上海工总司”等地20多个造反组织在上海成立了“打倒上海市为大会筹委会”。4日和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夺权，1月4日，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调查员身份回到上海处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上海就煽动说：“对上海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967年1月5日，《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1月4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指挥下，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十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并将全市几百名高级干部揪到会场批判。并发出第3号通令：一是不再承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二是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向造反派组织彻底坦白交代；三是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这次大会以后，他们在全市进一步掀起了戴高帽子、游行示威、揪斗批判，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上海市委、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上海市委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手里。经过反复斗争，上海造反派组织终于全面夺权了上海市的领导权。同年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并主持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集会，宣布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会议还发表所谓《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同月2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3、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再加上毛泽东的支持，夺权之风刮遍全国。企图通过夺权斗争来稳定局面的意图根本没有达到。党中央、国务院许多部门以及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全国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工矿企业停工停产，农村也乱了，无政府主义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１９６８年９月，西藏夺权，成立自治区革委会。这样，经过２０多个月的反复夺权，除台湾以外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之为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二）二月抗争１、起因二月抗争主要是指1967287\n年二月前后，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三老四帅），以及国务院的余秋里、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被称之为“二月逆流”。二月逆流的发生，可以说，是老一辈革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半年多的实践，认清楚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因此，他们强烈的表示不满和斗争，为党和国家极力抗争，这才是二月抗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斗争中具体围绕以下几个问题：①要不要党的领导。②要不要稳住军队③要不要保护老干部2、二月抗争的简单经过二月抗争主要表现为两个大闹，即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大闹京西宾馆1967年1月底，在京西宾馆。会议主要是讨论军队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讨论应该如何贯彻《军委八条指示》。林彪、江青在搞乱了地方以后，又想搞乱军队。1967年1月，林彪、关锋、江青一伙提出了“揪军队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动口号，煽动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这直接导致了在京西宾馆会议上老帅们的坚决斗争。这就是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这里主要是指2月14日和2月16日中央碰头会上老干部们的斗争。2月16日会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这次会上的斗争也很激烈，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作了汇报，并于当日晚上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并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是二月抗争的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在党、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林彪、江青的罪行，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但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持什么态度问题。因而遭到林彪、江青一伙人的反对，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见了“三老四帅”。按照康生的说法，毛泽东这次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毛泽东不作全面的调查了解，仅根据林彪、江青一伙人提供的汇报材料就否定了老帅们的意见，严厉地指责这些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判这些老同志。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趁机把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其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完全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七、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287\n1966年9月，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在“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载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可是，到了1967年3月16日，在全国夺权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中，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这一个结论完全颠倒和混淆了是非。1935年11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北京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在日本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中共北方局需要大批的工作干部。1936年，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押的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北方局同意了这一建议，当时中央书记是张闻天。中共七大和中共八大，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中央对61人出狱的问题多次审查一致认为毫无问题，这有许多档案材料可以证明，其中一大部分老前辈都参加了党的七大，这就是有力地证明，毛泽东也非常清楚这件事。但毋庸讳言，1936年3月16日，毛泽东批转中央的指示，说明毛泽东有了新的考虑。因为毛泽东非常清楚党中央对此是做过严格的审查后得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的。新的情况是：由于种种原因把刘少奇看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要彻底摧毁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早已被错误地打倒，他们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正常的工作关系被看成是结党营私的关系；刘少奇过去主持的北方局所作出而由党中央所批准的有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这种情况确是不同于惯例而具有特殊性，这是就认为必须重新审查。另外，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人在其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的。在61人案件等问题上，康生等的卑劣无耻骇人听闻。他要人对张闻天说：“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后路！”（张闻天坚决拒绝，遭受迫害，被囚禁在小屋子中长达523天），康生还以中央委员官员等为诱饵，要安子文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安子文宁可坐牢也不写假证明）。“专案组”的人不许薄一波、刘澜涛如实写出1936年他们出监狱的是毛泽东知道。（波一薄等老革命家还是如实写了。）2、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1967年5月，江青利用国民党1932年2月18日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迫害周恩来。1932年2月，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刊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启事显然是敌人的伪造。署名“243人”，可是除了“伍豪”一个名字外，在没有任何一个姓名。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15日就进入了中央苏区，根本不会在上海报纸发表所谓“反共启事”。在上海的党中央用当时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办法公开辟谣。287\n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因而对中共威胁很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到上海，周恩来、瞿秋白等同志马上转移，才算是中共中央避免一次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是，除了顾顺章以外，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属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以及中央机关所在地等情况。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以后，他们知道新，写信向武汉的高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康生领导下，在1931年5月消灭顾顺章家属16人。1931年11月，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挖掘顾顺章家属的尸体。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紧接着，各报都纷纷刊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荣”。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险，中共中央决定他于12月上旬离开上海，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和得知周恩来进入主要是出去，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的，进行挑拨离间。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到启事，当即派人前往上海《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2月25日在申报上登1“曲笔”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1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这是因为手续不合，而未登载。3月4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立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别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故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方式，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伍豪事件”287\n传到中央苏区，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发出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可见毛泽东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等人，反复向毛泽东提起此事，企图以此整倒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陷”。1971年、1972年谢富治、康生、陈云先后为此作了证明，周恩来也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此事专门作了专题报告。3、批斗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株连的现象就已存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极为普遍。因刘少奇错案造成22000余起错案，首先是株连到王光美。这里略说对王光美的一次批斗。打倒刘少奇前，“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同于开大会批判王光美。在打倒刘少奇后，批准了。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还有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陪斗。盛况空前的，写下了文化大革命使上光辉的一页。在批斗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迫王光美穿旗袍、戴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王光美坚决抗议这种人格侮辱，她说：“毛主席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她承认是“三反分子”，她义正辞严地驳斥：“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永远不反。”4、杨余傅事件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全文如下：“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一）杨成武犯有其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并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同一天，又发布命令，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副总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究竟犯了什么严重错误？毛泽东1972年12月21日同志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得。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这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掩饰之词，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杨余傅事件。（1）事件的奥秘奥秘之一就是全国在1968年发起了“右倾翻案风”。江青等人对于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十分敏感，他们要抓一个“典型”整一下，反击一下右倾翻案风。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奥秘之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不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信任，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为“异己”。287\n杨余傅不被信任，这是有非常特殊原因造成的。在全面夺权异常艰难而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在几乎所有大军区在制作中都支持了所谓“保守组织”因而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密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达到稳定全军的局势之目的；通过稳定全军的技术，达到稳定全国局势的目的。所谓稳定，指的是不失控制，保证夺权的胜利。奥秘之三：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他们和老同志的关系。杨成武、傅崇碧早先在晋察冀工作。晋察冀的最高首长是聂荣臻，聂荣臻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被打倒，这样自然就要殃及到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原来是新四军的，老首长是陈毅。陈毅在1967年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这自然也就殃及到余立金。奥秘之四：杨余傅在当时担任重要职务，为林彪江青等人所忌恨。杨成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深受各方注意。当年江青一伙猖獗一时，杨成武当然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后来他看不惯江青一伙人的所作所为，在暗中有所抵制。当时王力、关锋、戚本禹出面私下里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周恩来深为忧虑，杨成武方针来的密令到上海向毛泽东如实报告。毛泽东视察3大区，杨成武随行。回北京以后，杨成武把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主席对林副主席怎样评价，杨成武医治回避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几位老帅廷发文件，杨成武一直没有照办，按照规定照法。所有这些都为江青一伙所忌恨。余立金的秘书，被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党人诬陷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王飞等人要吴法宪立即逮捕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同意。周宇驰报告了叶群，叶群在电话里把吴法宪痛骂了1顿。吴法宪立即按叶群的旨意，逮捕了余立金秘书。杨成武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电话上要吴法宪放人，吴法宪不放。杨成武向林彪提出，他想和吴法宪单独谈话：林彪表示同意，又向吴法宪面授机宜，要他再从杨成武谈话时“坚持原则，做到不低头，不然步，不认错”。杨成武与吴法宪谈了一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余立金也是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武汉没有支一派压一派。傅崇碧在“文化大革命”中，真正而周恩来的指示，尽心尽力地保护了一些老革命家。（2）军队干部大会打倒杨余傅1968年3月24日深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议会制准时到会，等了两个小时左右才开会。在开会以前，主席台上一下子多了几把椅子，一下子撤去几把椅子，看来你们是临时确定了哪些人上主席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叶群。陈毅等老帅坐在台下林彪首先讲话。3月24287\n日下午毛泽东要林彪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因为林彪是临时接到讲话通知，根本没有准备，所以讲不清楚是自然的，因为当时不能透露真情。林彪讲到：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建立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向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通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开机许世友、台及韩先楚、抬起黄永胜1机1台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看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5、“7•20”事件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和8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事实上，早已天下大乱了，不过1967年7月、8月、9月乱到了毛泽东也驾驭不了局势的程度。1967年7月20日，武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广大军民反对“中央代表团”的“7•20”事件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武汉也刮起了夺权之风。武汉地区当时也严重的分裂为两派，一派号称“百万雄师”，号称拥有120万人（实际上不足100万人），百万雄师实际上是拥护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武汉军区领导的。另一派比较激进，号称“工人总部”。工人总部这一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对立的双方矛盾无法调和，武斗不断。百万雄师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指示，激进派人数虽少，且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双方各不相让。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坚持全面夺权，就不可能支持“百万雄师”，而只能支持武汉的激进派。事实上，在1967年7月20日以前，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其责任由陈再道、钟汉华负责。中央并没有追究责任，只是要武汉军区转而支持激进派，并团结百万雄师，消除2派之间的隔阂。在7月20日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早已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戴着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经常受到冲击。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军区的。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是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在他们的煽动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随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甚至绑架军区政委钟汉华，慢慢、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及其武汉军民的愤慨。百万雄师特别不满的是：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7月14日，谢富治、王力的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和硬盘中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指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引起了百万雄师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军队同志的强烈不满。7287\n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7月19日下午，谢富治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300多人的会上讲话，他说：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发表声明公开承认错误。要武汉军区支持共总部。并且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不能依靠他们。（这并不是谢富治个人的意见，而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见。在这以前，在武汉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同陈再道等谈话，内容大致一样。陈再道等人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检讨。）王力、谢富治等人的讲话，激怒了百万雄师派。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000多人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分成27辆卡车和8辆消防车，来到武汉军区大院，和军区机关、部队部分干部、战士、家属一起，高呼口号“解散工人总部，镇压反革命”等口号。7月20日上午，百万雄师交出200多辆汽车，出动了数万人，在武汉市街头游行示威。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民政府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呼声。下午，“百万雄师”召开三万人大会，进行示威，武汉军区则把王力、谢富治保护起来。在辩论当中，王力被群众打伤。这就是武汉7•20事件。实际上，武汉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坚决抵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武汉地区人为地激化矛盾所导致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这一派和那一派。然而，“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全部责任归咎于陈再道和钟汉华，把这一事件说成“陈再道搞兵变”、“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7月27日，中央社小了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刘丰升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等同志被说成“7•20事件”的“黑后台”。武汉军区所管辖独立是被打成叛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在这一事件当中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４万多人，仅武汉市就打伤、打残6.6万多人，打死600多人。八、动乱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1、国家政治制度的被冲击和法制的被践踏①国家政治制度的被冲击从1967年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到1968年9月，经过20个月的所谓多场斗争的，全国（除台湾省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全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开始的时被称认为临时性的权力机构，取代了当时已经瘫痪、半瘫痪的各地党政机关。大事的革命委员会普遍实行“三结合”原则，计有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代表、人民解放军当即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共同组成。但一般来说，群众组织代表占50％，军队和革命干部代表各占20％，剩下的10％左右的名额给其他方面的代表。但是在实际上，由于所谓群众代表的比例高，是一些造反派头面人物都进入了政权机构，他们唯我独“革”，派性高于一切，拉帮结派，制造事端，成为革委会内部以至社会不得安宁的一个重要根源。287\n文革期间，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受到严重破坏。按照宪法规定应该在1966年初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二次会议，迟迟不能举行，之后，讨论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何时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13次会议，在康生等人的控制下，根本没有经过讨论，就决定这次会议改期召开，具体日期另行确定。但实际上，在此以后八年之久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在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倒留着一个名义，作为其常设机构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负责人，这是在报纸广播上偶尔出现一次。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也被迫停止了活动，无法形式作为地方权力机关的职能。因此，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我们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及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能够正常运转，必然带来民主、法制的破坏。②关于法制建设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定阶段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法制观念和法律规范的时期，甚至连群众组织都可以抓人、审讯，而辩护则被说成是对抗，是最上加罪的证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为定罪量刑的机构，它的“指挥官”，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普通的平民百姓，就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批准任命的中央政府的部长，的来制作为国家元首的主席，都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而被投入监狱。既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上明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稀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但这些法律规定，都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的程序，在林彪、江青一伙精心罗织的罪名诬陷和迫害下，1969年11月12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了一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含冤逝世于开封。2、国民经济的动荡与恶化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来说，不能说不重视经济建设。他力图使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达到和谐的统一。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的提出，典型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意图。其悲剧在于，这个口号被赋予它的特定内容，使各项工作都必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由此而造成的必然结果，是生产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被迫害（详细内容在书214页）。3、动乱中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文化大革命”冠以“文化”两字，主要是因为这场风暴首先是在文化领域掀起的，而运动初期发生的红卫兵狂热的“造反”行动，也主要开始文化领域而不及到其他方面，因而这个领域受到的破坏最为严重。①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略）。②各地挖古墓、砸佛像、焚古书、毁古迹的严重事件不断发生。③神话毛泽东为核心的现代迷信运动，渗透到各部门文化领域。“红海洋”287\n。在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出现了种种怪异现象。如在交通路口、十字街口、路边围墙上、临街楼面上、原有的广告牌上，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刷上了红丝的毛主席语录，这在当时被称之为“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这是现代迷信运动的典型口号。“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67年12月8日，《解放军报》社论《无限忠于毛主席是最大的公》指出：“‘公’字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求“每一个革命战士，都要以这个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四无限”指的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1967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社论中指出：广大工农兵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对于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指示，都应该努力紧跟，深刻领会，联系实际，句句照办。这样，就是充分体现了自己对伟大领袖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由此“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风靡全国。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长期形成的屈从权利、迷信权威、崇拜偶像，在现代中国人民中仍有不小的影响。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自然很容易地萌发的毛泽东无比尊敬、爱戴和信仰。这种近乎个人崇拜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中，一经林彪一伙别有用心地诱导甚至强制就迅速的变成“天天读”、“早起是晚汇报”、“忠字舞”等形态向毛泽东献忠心活动。“天天读”。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的一种形式。天天读首先在部队推行，后来迅速蔓延到全国各行各业。它的基本形式是：每天上班以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十分钟，雷打不动，一切让路，不得迟到早退。天天读的内容。读后解决什么问题一般由组织决定。天天读的方式，以集体学习为主，集体学习时，指定一人大声朗读，其他人看着毛主席著作和的《毛主席语录》，便看边听；有时也自学，但必须在指定的地点集中自学：天天读毛主席著作的多少，心得、体会多不多、深不深，都成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三忠于四无限”的重要依据。“早请示晚汇报”。这也是把毛泽东作为一种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其基本做法是：每天早晨学习和工作前，集体站立在毛主席画像前，手握《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仰望毛主席巨幅画像，有一人带领大家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同时要把“语录本”举过头顶上方，来回摆动。之后，又有一人代表大家大声向毛主席画像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你的伟大教导，决心……”。最后宣布解散，开始学习和工作。这是“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与“早请示”287\n基本一致，但时间是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或者是在睡觉以前，回报的内容主要是各自所说一天所干的事情，比如学了多少条语录，有什么心得体会，思想上有何收获，还有什么差距，今后怎样努力等等。显而易见，这种早请示晚汇报与宗教仪式已无多大差别。所谓“像章热”。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人们对毛泽东有着难以想象的进行。为了让毛泽东的形象时刻和群众在一起，得更好的表示对毛泽东的憧憬之前，一个生产毛泽东像章的热潮应运而生。特别是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相当的种类更加繁多。金属像章、瓷像章、有机玻璃像章、夜光像章……，多种多样，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如果说，生产像章看这是体现了制作者对毛泽东的忠诚之心，那么佩戴毛主席像章，这是当时除了地、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以外，亿万工农兵群众的“三忠于四无限”行动。主席像章多佩戴在上衣左胸位置处，一些有的人把主席像章戴着帽子上，有的人甚至将碗口大的毛泽东像章的别进血肉之躯的左胸上，以此来证明自己对毛泽东更忠诚。据统计，1967年主席像章佩戴率达到59％，1968年上升到89％，1969年是最高峰，全国总佩戴率是94％。“忠字舞”。一种狂热的表示对毛泽东“忠”的集体舞。他把“三忠于四无限”的“献忠心”行动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上了电吹风。跳忠字舞时，人们都佩戴毛泽东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一边反复转圈，同时做出与歌词相仿的舞步、手势、表情等简单动作。“跳花跳不好是水平问题，跳不跳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立场问题。”所以跳“忠字舞”是不分男女老少，不论时间、场合。甚至在沈阳火车站还出现过不会跳“忠字舞”不许上火车的荒唐事情。1969年6月19日，中央发出文件，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一些限制，指出：“不要追求形式，要讲求实效”，“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形式，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明确表示：过去的几年有必要考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现在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高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林彪摔死以后，各种形式的献忠心活动，便在中国大地上无声无息的开始消灭。第二节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一、中共九大的召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合法化（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1、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每年至少两次。按此规定，8届12中全会应该在1967年召开。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原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71％。八届中央委员就97人中，除十一287\n中全会以来去世的11人以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不超过半数，不到法定人数的一半。为了使全会合法化，临时解放了若干中央委员，并将10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才刚刚够半数。但是，并非中央委员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这一“中央文革”的成员身份参加；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以军委办事组成员的使命感强。结果，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9人，而非中央委员达到74人。更为不正常的是，并非中央委员的江青、叶群、张春桥、姚文元还当上了大会小组负责人，以及领导中央委员会。2、会议的主要内容：（1）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和开展的必要性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的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能？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林彪在大会上又一次重复了他的名言：“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全国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革命。（2）围攻击判“二月逆流”的老同志经林彪、江青一伙的精心策划，老同志被分别安排在不同小组，他们一齐出动，在各小组围攻批判老同志。康生强加给这些老同志“反对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康生则诬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是乱军；谢富治诬蔑朱老总“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刘、邓、朱、陈都是搞修正主义”。黄永胜诬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吴法宪对朱老总说：“你在井冈山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林彪则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们制造舆论，显然想在九大上把这些老同志排挤出中央。（3）全会错误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是江青、康生、谢富治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伪证写出来的。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全会对刘少奇作出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冤案。全国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判了刑的案件达到2.6万多件，2.8万多人。刘少奇因长期受到惨无人道的人身体才，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二）中共九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九大召开的条件时机不成熟的287\n①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冲激，全国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恢复，正处于瘫痪状态，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②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相当大的多数八届中央委员还在被审查、监禁之中。③九大代表前所未有的组织不纯。政治流氓姚文元、乱世狂女聂元梓、目不识丁顾阿桃。在一片虚假的胜利中，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24日闭幕。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章程：选举中央委员会。2、会议的主要内容及错误（1）政治报告及其错误首先，这个报告对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肯定的评价。报告极力宣扬了文革的丰功伟绩，认为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第二，报告把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第一次正式规定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报告并且把毛泽东这种错误理论观点系统起来，归纳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报告从“左”倾错误观点出发篡改党的历史，把党的历史说成是2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和建设的历史，只字不提。报告用很大篇幅专讲了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虚构了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叛徒、内奸、工贼不实之词强加给刘少奇。这是对党的历史极大的歪曲。第四，报告错误地提出了所谓的“斗批改”的任务。第五，报告过分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强调准备打仗。（2）九大章程极其错误九大章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指导下写成的，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下，新党章中包含了极端错误的内容。第一，党章总纲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和夸大其作用的阐述。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新党章中还专门为林彪写了一段话。说林彪“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种对个人歌功颂德，并规定个人接班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第三，新党章违背党的一贯原则，将党员的权利一节全部砍去，使党员在党内只有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九大党章还取消党员的预备期，取消了中央书记处，取消中央检查委员会等机构。这些规定都是错误的，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4）九大的组织路线287\n为保证较大的错误路线的贯彻执行，在九大选举当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骨干和亲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而许多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被排挤在中央委员会以外。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林彪、陈伯达、康生三人进入政治局常委，政治局21个委员中，林彪、江青一伙就占了12人，这是全党前所未有的组织不纯。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个人崇拜的气氛所笼罩。中共九大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一伙在党中央的地位，中共九大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主体阶段，特点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从发动到目前，历时三年时间，几乎一切都是非颠倒。毛泽东吉斯坦队结束文化大革命，但都由于趋势难以收拾而欲罢不能。九大召开以后，毛泽东又认为大局已定，打算利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新的斗争又在孕育之中。二、“斗、批、改”运动的开展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政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他的指导思想是：彻底否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落实政策，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建立毛泽东当时的社会主义模式。斗批改的主要活动（“斗”即清理阶级队伍；“批”即革命大批判；“改”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所谓“革命大批判”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第一次提出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及姚文元等人根据自己的意见从刘少奇的报告、著作中，概括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胡说什么“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它最终导致党和国家变修变色。同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把国内知名学者，对老革命家的一些正确观点、意见，诬蔑为“利润挂帅”、“287\n物质刺激”、“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的）、“洋奴哲学”、“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等等。这种所谓的批判运动，实际上是对刘少奇罗织罪名，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在这场所谓的大批判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被当作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更加助长了极左思潮的泛滥，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在大批判过程当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11月25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2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说什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是一篇系统的曲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影射的文章，它配合十二中全会错误处理刘少奇的决议，以颠倒历史功过的手法对刘少奇进行诽谤和攻击。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在批判中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意见。毛泽东肯定了姚文元的意见。此后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混淆是非敌我以刘少奇为靶子批判所谓“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浪潮。2、清理阶级队伍为什么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上海一月风暴支持全面夺权，目的在于通过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此来稳定局势。但是，由于派性斗争严重，武斗难以制止，大联合迟迟实现不了，这便认为是其中有坏人破坏。因此，希望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的所谓的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来一次大清查清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清队清错了一批人。各单位清理出来的坏人，每天早晚让他们排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白天参加群众的批判会，其他时间参加劳动改造，并利用休息时间干一些“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人干的工作，如扫厕所等等。3、五七干校1968年毛泽东两次提出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问题。同年5月，黑龙江革委会5月7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所谓的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并在庆安县柳河办起了一个农场，取名为五七干校。经过五个月的时间劳动，10月5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黑龙江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意见：“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当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从此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把原来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绝大部分干部教师，送到山区、农村的干校去劳动、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实上，五七干校并没有使干部革命化，相反，却成了破坏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场所，成为反对学习科学知识，不准钻研业务和技术的一种手段。4、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8年12月22287\n日，新华社播发《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191户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条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们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文革期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贡嘎道1623万人，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支出的经费达到100多亿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是部分青年得到了一种特殊的锻炼，为边区和不发达地区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由于整个工作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又缺乏整体规划，不少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从而给他们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了许多不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有上山下乡来解决安置城市的知识青年—高、初中毕业生，是一种历史倒退的做法，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5、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1976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同意高等学校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完全违背实际的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17年来的学院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个错误地估计出发，会议重申：工宣队要长期领导学校；让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学校交地方领导。这次会议作出的错误估计和提出的错误政策，实际上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把它们17年的辛勤劳动全盘否定，极大的压制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教师的工作第一线，在很长时间的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斗批改否定了建国以后17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是左倾错误的继续。它虽然纠正了一些左倾错误，解放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因为他是在文化大革命错误指导方针下进行的，因此不仅没有收到稳定局势的效果，反而引起了许多混乱。到1971年，斗批改因林彪事件的发生而中断。三、林彪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一）林彪其人原名林育蓉，1906年生，湖北黄冈人。（林育英即张浩1877—1942林育南1898—1931）1925三--榕到校饰东的一条只是主席强队、“复礼主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287\n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军部特务连连长。1928年4月随部队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1929年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一带，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后改称军团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11月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1937年9月，与聂荣臻等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到苏联治病，1942年回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务，与陈云，罗荣桓等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1949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率部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和海南岛。同年6月任华中军区（后改中南军区就括号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中南局）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的身体不好不接口，拒绝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任国防部长。在此以前，林彪实际上没做多少工作，一直在养病。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以后，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主持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主席的人，陆续提出“突出政治”、“抓活思想”、“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等等一整套“左”的东西，受到毛泽东的赞扬。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别有用心地为大跃进错误进行辩护，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信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上升第二位，成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并被明确宣布为副统帅、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1969年4月，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唯一的一位副主席，九大党章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在九大上法定化。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都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掌握了实权。以林彪为首，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主要骨干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展到了顶峰。（二）林彪集团的形成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基本策略是颂扬毛泽东是天才，骗取毛泽东的信任，继而搜罗人马，组织反革命集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煽动个人崇拜，骗取毛泽东和党内外许多人的信任。第二，打击陷害老一辈革命家，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道路。第三，建立宗派组织，搜罗人马。1965287\n年，在林彪的策划下打倒了罗瑞卿，在诬陷罗瑞卿期间的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林彪为核心包括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甚至叶群在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1968年3月，林彪制造了杨余傅事件，3月25日，成立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任组长，这标志着林彪集团的形成。以后，林彪对“四大金刚”作了精心安排，黄永胜任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主任，吴法宪任空军司令同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作鹏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总参谋长，海军的政委、副司令员等职务，邱会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早在1967年3月，林彪为了控制空军，就把23岁的林立果交给吴法宪，安插的空军司令部空军党委办公室做秘书。1969年10月2日，林彪单独召见吴法宪，根据吴法宪1980年供词，对话内容如下：林彪：我请你来时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得怎样？群众反映怎样？吴法宪：很好，很好。他在空军很受大家拥护。他经常转达你的旨意，把你的旨意运用到空军。他在空军我们就可以经常听到你的指示，这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林彪：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吴法宪：这是我们空军的幸福、空军的光荣。林彪：因此，我依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是帮助你们空军搞好建设。吴法宪：是的、是的。有林立果在空军，就等于林副主席在空军，我们就有了依靠。林彪：我的意见吗，为了更好地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可以向你们提供一些有益的意见。吴法宪：很好，很好。我完全拥护林立果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并兼任空军办公室主任林彪：也可以嘛。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的工作，你要不放心，他们都是为了扶持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墙角的，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贴你的大字报。吴法宪：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们的栽培，信任空军，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社的和总编辑。林彪：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一样可以嘛，边做边学嘛。1969年10月17日下午，吴法宪将林立果齐声为空军司令员办公室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把林立衡提升为空军报社副总编辑。1970年7月，吴法宪向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周宇驰下达了一条命令：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这样吴法宪便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三）林彪为什么要提前接班1、不满足于既得的权利2、同江青一伙在权力再分配问题上争风吃醋，矛盾激化。3、身体不好，不能等待自然接班287\n林彪反党夺权的步骤，首先是使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让林彪当时任国家主席，进而掌握更大的权力。如果失败，就采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式，杀害毛泽东，然后嫁祸他人，建立林家王朝政权。（四）中共九届二中全会①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泽东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泽东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287\n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当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②九届二中全会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287\n③天才问题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毛泽东为了教育林彪的等人，杀鸡给猴看，从陈伯达头上开刀。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写下了向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这个材料（指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地配合。…这一次，它可配合得很好，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想让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引者注：毛泽东用我们两人一致认为，目的是分隔林彪、陈伯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这样，林彪精心策划的利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有2天半的时间，便被粉碎。（五）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被粉碎287\n1、为防止林彪反革命政变中央采取的措施（1）批陈整风运动1970年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批示》，并转发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指出中国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号召全党检举揭发。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2）学习和批判11月6日，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弄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1971年1月6日，党中央印发了毛泽东在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3月15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然一些骗子骗了多年，是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全党结合学习，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3）公布陈伯达的罪行（甩石头）1971年1月26日，当中央发出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从历史到现实泄露了陈伯达的种种问题。4月29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4）调整组织（掺沙子）1970年11月6日，党中央经毛泽东批准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组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五七干校等等。组长康生，组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这个决定给江青一伙更大的权力，中央组织宣传工作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数步。1971年4月，党中央又派纪登奎、张才千司令员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组进行掺沙子。（5）召开华北会议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批示了38军党委的一个报告，要求北京军区单位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任何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的新的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中央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召开华北会议。华北会议，进一步解放西进了陈伯达的进行。（6）批评教育林彪等人毛泽东在几个材料上作了批示，教育与挽救林彪等。如1976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作了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起来。有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个别同志指林彪）。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批评了“四个伟大”的说法，又一次批评了林彪。1971年1月9287\n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由143人参加的座谈会。黄、吴、叶、李、邱既不作自我批评，也不检讨。2月19日，毛泽东指出：先各位同志…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外交活动简报的29号反映，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起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提出意见。毛泽东批示：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出正确解说。批陈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林彪一伙特别恐慌。他们一方面销毁材料，订立攻守同盟，做假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另一方面则开始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2、九·一三事件（1）联合舰队和《五七一工程纪要》武装夺取政权的准备应追溯到林彪安插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在林彪的授意之下，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门为林彪搞阴谋活动、搜集情报的别动队称之为“调研小组”，林立果任组长，成员有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主任）。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办公室主任兼作战部部长以后，调阅小组活动范围更广，人员增加，而且在上海、广州等地都有据点。1976年10月，林立果在看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受到启发，一是把他的教义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林立果自命为这个组织的司令官。1971年3月，在林立果指示下，于新野起草了《571工程纪要》。纪要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定，统治集团腐败和利用无能，众叛亲离，B-52对我们不放心，因此，如期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先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以便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和夺取全国政权，造成割据局面。既要认为，他们经过几年的准备，在组织上、思想上和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可以利用上场机会，一网打尽或者利用特殊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暗杀、绑架等等手段达到目的。（2）毛泽东南巡1971年4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召开了由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评整风汇报会。林彪感到摸不着头脑，4月23日晚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一起开会，专门讨论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决定根据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施571工程计划。就在林彪一伙利用他们在各地建立的起点、情报网进行穿梭活动的时候，毛泽东或者觉察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区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巡视活动，这便成为林彪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催化剂。1971年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毛泽东先后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287\n次谈话。着重谈了黄李邱在庐山的表现，说他们是业务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定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就庐山这场斗争来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因此，庐山这场斗争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对于林彪一伙将要搞武装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毛泽东有所觉察，他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还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君门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毛泽东还不点名批评了林立果，毛泽东说，27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8月31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达南昌。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杭州。在杭州，毛泽东接见当地的有关人员。当陈励耘来看毛泽东时，毛泽东严厉地问陈励耘：你过去是干什么的？在庐山，吴法宪是不是找你开过会？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过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毛泽东把陈云问得张口结舌。9月8日深夜，毛泽东提出立即把他乘坐的专列转移，并说：不要把它摆在机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到当地负责人陈励耘商量，但找点了办公室、医院、宿舍都找不到人。毛泽东当即决定由中央警卫局的负责人亲自到机场将专利转移到绍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提出要走，并说：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毛泽东登车时，陈励耘也赶到车站，但心里有鬼，站得很远的地方，不敢上前打招呼。中共中央这是决定1971年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林彪集团认为这又是一道难题，弄不好林彪联副总理、国防部长也当不成了。9月5日、6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武汉军区的刘丰先后向林彪叶群秘密报告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内容，林彪、叶群连夜加紧策划，决定对南方巡视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反革命政变。9月8日，林彪通过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反革命政变手令。于是，从9月8日到11日，林果、周宇驰、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成员便在北京西郊的一个据点具体策划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谋杀毛泽东的方案。9月10日晚上，毛泽东到达上海。王维国立即向北京同了暗号。但是经过四天的策划，联合舰队的成员没有拿出一个大家公认为切实可行、有充分把握的措施来，他们还认为毛泽东在上海总要停留几天。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毛泽东在上海事情有了1,000多的时间，10日晚到上海，专列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11日上午，毛泽东在身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且没有准许王维国上火车接见。中午，毛泽东早期石油和其他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指示办，把王维国也拿走了。下午，毛泽东便命令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驶来。就在毛泽东专列驶离上海即11日晚上，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还在策划2上海的王维国趁毛泽东接见时动手，让江腾蛟到上海指挥，甚至还提出，让河南某师政委关光烈用火焰喷射器打火车，让空军政委鲁珉炸毁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当他们正在封官许愿，作者升官发财的美梦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已经驶离上海，他们的谋杀阴谋随即破产。9月12287\n日下午黄昏时分，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驶入北京站，南巡活动胜利结束。（3）“9·13事件”9月11日晚上，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知道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随即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12日，他们在北京准备了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供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广州使用，同时，林立果乘坐一架大型的256三叉戟到北戴河供林彪使用，决定9月13日早北戴河的林彪同北京的“四大金刚”同时南逃广州。9月12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间十点半左右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紧接着林立衡又打来一个电话，说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来的的。当周恩来得知256三叉戟被私调山海关机场的报告后，便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查问此事。周总理又打电话给李作鹏，查问私调飞机一事，李作鹏回电话说是改装后试飞，结果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为了防止意外，总理向李作鹏下了一道死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同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指示时篡改为“那架飞机的行动邀请北京的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个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指示都不能放飞，总理的指示不管用。当林彪、叶群得知总理正在追查256飞机以后，认为南逃广州计划搞了，随即决定该难逃为北叛苏联。13日凌晨左右，北戴河疗养区的警卫战士奉总理指示准备乘大卡车去封锁山海关机场。8341部队警卫队长已乘一辆吉普车去机场控制飞机。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乘坐的汽车不听劝阻，冲过警卫战士的封锁，超越警卫大队去封锁机场、控制飞机的那辆吉普车，直奔山海关机场。13日零食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人仓皇登上飞机，没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带上，仓皇出逃。凌晨两点左右，周恩来总理驱车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3点5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维信的执行任务借口，到北京沙河机场劫持了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林彪一伙大量的机密文件被判苏联。周宇驰用枪口对着驾驶员陈修文，强迫飞机直飞蒙古的乌兰巴托。当陈修文发现他们要背叛祖国，当飞机飞经张家口上空，即将飞出国界时，陈修文机智的骗过了周宇驰，把飞机掉头又飞回到北京郊区上空，这时，周宇驰开枪杀害了陈修文。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维信被抓获。这就是9·13事件。林彪事件，彻底暴露了林彪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真面目。我们从这一事件当中清楚地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产生和形成，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宣告了“文化大革命”287\n的失败和破产。毛泽东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但不得不对作了某些反思。周恩来明确地感到这一点，因此及其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文化大革命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四、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中断自1971年“9·13”事件发生以后至1973年间，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负责领导政府工作的重点，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作斗争，尽可能地减少这场动乱造成的损失，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手，这是他又临危受命，协助毛泽东，尽力消除“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使国家生活正常化。（一）批林整风运动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高级干部通告了林彪仓皇出逃，自取灭亡的事件经过。10月1日以后，逐步扩大传达的范围，使全党全民的了解事情的真相。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黄吴李邱不向中央作任何交待，党中央于9月24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交待问题。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有黄永胜等人所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常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一天，中央还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问题。1971年12月11日，中央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材料》发往各地，以后又陆续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的。材料下发以后，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开始。这个运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揭发和批判林彪集团。党中央召开老干部座谈会，揭发批判林彪，全国各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批判林彪的“阴奉阳违、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本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这场批判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出教训。2、清查和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主要是在空军、海军、总后勤部等有关单位和有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班子中进行检查。3、党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1972年5月至6月下旬在北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00多人参加。5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叙述了与林彪集团的斗争经过，批判了林彪等人。会议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被江青的信。这次会议仍然回避了应该吸取的教训。（二）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文化大革命被宣扬是反修防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结果是修正主义、反革命两面派就在自己身边。自己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还要谋杀自己，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极大的悲剧。因此，毛泽东开始初步的反思过来的一些事件，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条件下，对一些“左”倾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纠正。1971年11月3日，毛泽东撤销了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会议。11月14日，毛泽东287\n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进行平反，他说：“你们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会议期间，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毛泽东对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今天向你们通过一件事，我们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败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不都是我的亲密战友吗？陈毅同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为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跟我吵过架，我们家里有时吵架，吵架是难免的。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历来很高。1972年8月10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作了批示，指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过整的，是所谓的毛派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没有屈服于苏联。1973年10月，经毛泽东同意，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年底，毛泽东又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我听信了林彪一面之词，错整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要给他们平反，我要做自我批评。（三）周恩来纠“左”的努力林彪事件无情地宣告了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失败，它是人民在思索中开始清醒。毛泽东虽然对一些“左”倾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并没有从全局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得出应有的教训。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便利用这种时机，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整顿和加强经济秩序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四）纠“左”努力受挫1、纠正“左”倾错误的中断林彪摔死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对林彪及其死党表示极大的愤慨。因此，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在批林整风运动当中，周恩来看到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对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他在1972年底到1972年秋，先后在不同会议上，提出要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一些单位的情况，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总理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指示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为主的三篇批判“左”287\n倾错误的文章。但文章发表后不久，就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反对和攻击。他们要《人民日报》注意，批判极“左”思潮不要批过头，并攻击人民日报三篇文章是大毒草，并在《人民日报》内部批判修正主义，右倾回潮运动。1972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在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否仍然要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要批极左思潮。江青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江青同林彪一样都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理所当然受到江青一伙人的坚决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不断发展的产物，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全面而系统地纠正，以至否定。而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当然不会赞成批判极“左”思潮。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终于为这场官司定了基调：批极左还是极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毛泽东又一次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此后，就只准许批极右，说林彪是右得不能再右的右倾机会主义。所以批林整风运动根本达不到预期目的。2、反击右倾回潮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①毛泽东的态度：1973年7月4日，中共十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泽东说（大意）：你们年纪不太大，最好学点外语，免的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致上他们的贼船。“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指1966年10月25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毛泽东批评外交部：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②张铁生交白卷1973年4月，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察，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文件下发以后不久，四人帮就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在这种背景下，1973年6月13日辽宁省考生张铁生在这天下午考的时候，由于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考场应试，他做物理化学题时，什么都不会，只考了六分。便在考卷的背面，抄下了他早就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经过毛远新的精心策划，1973年7月19日287\n，《辽宁日报》以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封信并加写了编者按，编者按把张铁生交白卷吹成为反潮流英雄，宣称：他虽然交了白卷，但他在考卷背后写的一封信，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提出的意见却颇有见解，发人深省。8月10日以后，《人民日报》和全国其他报纸相继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和编者按。③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进行英语期末考试。中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背面下了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第二天上午，监考老师把卷子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班主任老师找他谈话，讲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要求它在全班作检讨。他不愿作检讨，杨建成在班上严厉的批评了他。张玉勤由于受到批评，思想有压力，一时想不开，就在离学校不远的水库桥下跳河自杀。事件发生以后，省教委及时上报国务院科教组。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声言要亲自过问。1月19日，江青派谢静宜和迟群到河南亲自调查此事，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调查。“四人帮”抓住马振抚公社中学个别教师在管理和教育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把这个事件诬蔑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典型。说张玉琴是“反潮流”的影响④考教授事件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决定高等院校招生进行文化考试，这个决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但“四人帮”想方设法进行阻挠破坏。考教授之风首先从辽宁刮起。毛远新在沈阳医学院的一个亲信以开会为名，把学院基础部的教授、讲师等集中到一起，突然宣布考试，由于是突然袭击，而且不分专业和特长，考试结果可想而知。毛远新听后很是高兴，立即下令，“这个办法很好”，1973年12月30日，国务院教科组，北京市科委教组，进行对教授采取“突然袭击”，进行考试。上午开会，就组织人在清华出题，下午就带着考题到北各校都可以试一试。于是，考教授之风便在北京、上海等兴起。1973年12月30日，北京17所高等院校对教授进行了考试。他们以召开座谈会的名义把教授骗到考场，不分专业，统一命题考试，结果，参加考试的631名教授、副教授，53名及格，200名交白卷，两所学校的教授交白卷得零分。⑤黄帅事件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2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之后，各地报刊、电台广为传播，使这个小学生信和记者日记摘抄成为与故居的巨大的冲击波，对全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并加剧了全国政治局势的紧张局面。写信的这个小学生叫黄帅，当时年仅12岁，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的小学生五年级。黄帅，黄敬的孙女儿，在上学时和班主任老师发生了一些摩擦，便在家长的指示下写信给北京日报，四人帮得知此事后如获至宝，江青指示迟群，谢静宜就此事大做文章。事实上，《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四、中共十大287\n九一三事件以后，由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出现了好的势头，但好景不长。从1973年开始，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否定了周恩来的纠左工作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继而发动了反击右倾和一场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结果，不仅是刚刚有所好转的形势的恶化起来，使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不可能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结束这场灾难，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下去。（一）大会召开的时间以及主要议程中共十大召开以前，中央先召开了工作会议，为大会作了准备。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先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十大代表产生的办法和指导思想，规定十大代表的条件是：第一，所有代表都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坚持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经过考验锻炼表现好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第三，本人历史清楚。在代表名额分配上，还确定知识分子名额占总数的5%左右，把知识分子列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以外，是明显反映了歧视、排斥知识分子，不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同等看待的“左”倾错误。7月，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阅通过。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十大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程共有三项，第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王洪文代表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章程草案》；第三，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二）大会的内容和错误1、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及错误这个政治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由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报告分三部分：（1）关于九大路线：（2）关于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3）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虽然对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作了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深刻揭露了他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本质。但是，这个报告仍然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左”倾错误：①仍然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②报告完全肯定了九大路线是完全正确的。③报告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对于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九大一样，突出强调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指出这种党内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根据这种分析，报告向全党提出要在工作中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并错误地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小事，而不注意抓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2、十大章程的主要内容和错误287\n王洪文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大会通过的章程，同政治报告一样，在总的方面仍然继续了九大章程的错误，在某些方面还有了更为严重的错误。鉴于林彪的爆炸，十大党章将九大章程总纲中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和按照林彪的意思写的第十二条中关于“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字样上去，但又增加了如下新的错误内容：①总纲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这样的革命还要进行多次；②将反潮流精神作为重要原则写进了党章中；③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党员和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3、组织路线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和江青一伙的干扰，十大在选举中，使一些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混进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核心。在选拔接班人时，仍然采用了由个人制定的办法，从而使坐直升飞机上级的反革命野心家王洪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赞扬王洪文出身贫农，当过兵，年纪轻，经过工农兵3条战线的考验）。在新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一大批是四人帮的骨干和亲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8月31日十届一中全会中全会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伍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王洪文、康生成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进入中央常委，江青王洪文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此后，王张江姚在中央政治局结成了四人帮。总之，中共十大本应该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党的工作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上来。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未从林彪事件中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仍然对文化革命肯定的评价，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接班人，这样就使的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下去。第三节全面整顿的成效及其挫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一、“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的阴谋的破产（一）批林批孔运动1、为什么开展批林批孔运动①通过“抑儒扬法”使更多的人来维护“文化大革命”287\n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这首诗当时流传很广：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1973年8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枇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又同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不彰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在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称赞孔子，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对进一步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受到不少人的反对，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同之处，因此，他想通过“抑儒扬法”等活动，使更多的人拥护文化大革命。②江青集团积极推行批林批孔运动则另有图谋。在这以前，1973年7月毛泽东批评过周恩来主观的外交部工作，结论是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变修正。12月又批评了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军委不议军”。因此，他们以为有机可乘，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打倒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军领导人，扫除由他们“组阁”的障碍，以此达到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目的。2、矛头指向周恩来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毛泽东信，提出要开展批林批孔，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北大、清华大批判组会变得《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1974年第一号文件。此后，批林批孔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74年1月25日，江青以批林批孔领导者自己，先后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机关大会上作重要报告，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部队的一批领导人，把周恩来、叶剑英至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求写文章批判“现代的儒”。由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文章，把孔子写成“宰相儒”，影射攻击周恩来。4月，《红旗》杂志发表有江青、姚文元授意撰写的文章《孔丘其人》，文章通篇不批林彪，且把孔子的形象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奸诈的政治骗子”、“71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见鲁君”。署名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发表文章—《评〈吕氏春秋〉》，则说：“以折中主义形式出现的反动思潮今天人还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摆出一付公正的面孔，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态度来掩盖自己的极右本质”。他们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实际上是对周恩来为恢复“文化大革命”287\n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重新安排一度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针对周恩来纠正科研、教育中左倾错误的努力，从清华大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击右倾回潮的浪潮。这样，批林批孔运动时期稳定的政治局势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度急剧下降。其1974年1至5月底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比去年同期下降9.45％，化肥产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江青组阁阴谋破产1、江青组阁阴谋破产1974年夏，周恩来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毛泽东为了使国务院的工作能正常运转，决定增设第一副总理，并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来担任。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在最近召开四届人大。同时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江青把这次会议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妄图以此来组阁，窃取更多的权力。主要阴谋活动有：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当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时候，“四人帮”非常不满，极力阻挠。经过密谋，“四人帮”在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风庆轮问题，是对向外国买船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对邓小平发起进攻。邓小平顶住了他们的围攻。王洪文到长沙告状。10月18日，江青等一伙经过密谋策划，指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目的仍然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风险来的，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的这样频繁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他们国务院的那些人，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1月20日，毛泽东又作出指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的野心，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2月23日，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并对邓小平作出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三个职务。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287\n2、四届人大的召开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通过的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肯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等等。但这部宪法存在的严重缺陷和问题：在序言和总纲中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四大”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在经济制度上，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离开生产力的状况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取消农业个体经济，对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理和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极大的限制。在国家体制上，削弱政权机关的职权，用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多前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代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宪法还取消国家主席建制。取消了人民检察院等等。二、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条战线开始整顿（一）危难之中挑重担1974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因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大部分计划指标未能完成，部分主要产品产量甚至比上年还低。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完成计划的95％，钢产量16.8％，原煤减产1％，棉纱减产8.3％，棉花减产4％，铁路运输下降5.2％。这样的经济形势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所以当年11月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时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届人大以来，周恩来因过度操劳病情加重而住进了医院，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实际上挑起了主持全面工作的重担。（二）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主要内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提出当时党的各项工作要按照毛泽东讲的三句话办事。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的一次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这一时期我们工作的纲。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顿工作上的开始。1、铁路运输方面，堵塞不畅的局面迅速改观。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加上江青一伙及其帮派体系的破坏，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组办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线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1975年2月份，全国铁路日装车间降为42900辆，比计划欠装五千辆，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面对这种严峻的局势，2月25日至3月8287\n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整顿铁路问题的重要讲话，并根据讲话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样，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铁路运输的形势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除南昌以外超额完成计划，创历史最高水平。2、工业生产改变了停滞下降局面，得到迅速回升。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钢铁欠产已达195万吨。5月8日，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任务，要求欠产较多的几个大企业限期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整顿，到6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的企业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不仅不再欠产，而且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量的水平。3、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针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农业受到很大破坏的情况，国务院决定对农业进行整顿。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在一次强调了农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４、军队建设得到加强，军工企业的工作有了明显好转。５、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出现新气象（三）全面整顿思想的内容和实质1、思想内容在这个期间，邓小平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这种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明确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指出，全国各项工作都要诊断，全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要以“三项指示”为纲，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生产责任制，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要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要注意落实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定要搞好科技工作。2、整顿的重点和实质邓小平强调，各方面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整顿的实质，是要通过整顿从实际工作中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经过全面整顿，社会秩序起稳定，国民经济逐步摆脱了停滞倒退局面，并开始了新的恢复和发展。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在“文化大革命”仍然继续进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随着整顿的深入，越来越触及到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问题，造成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势必遭到四人帮的阻挠和反对，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所不容。于是，又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刚刚出现的转机有迅速发展逆转。1、学习理论运动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是怕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所以，为了进一步防止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又依靠“四人帮”发动了这场运动。287\n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作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误解，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违反实际的估计和分析，也是理论上的倒退。这些观点，再次反映了他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的忧虑。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18日，党中央发出了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此后，在全国展开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为了论证毛泽东的观点选编的。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作了片面的、教条式地引证，加上宣传中片面和教条化的理解，使“左”倾观点显得更具理论根据。使人们陷入更深的迷误之中。2月，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4月，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这两篇文章是极“左”思想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它的核心是所谓“全面专政”。特点是只讲专政，不讲民主；只讲残酷斗争，不讲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全面专政论”的实质，是把老干部都当作走资派，把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一切反对“左”倾错误的都当成专政的对象，对他们实行专政。正是在全民专政的口号声中，对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张志新同志惨遭杀害。2、评《水浒》运动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女教师芦狄（当时是被有关部门挑选的为毛泽东伴读古典文学作品）谈到对古代小说的评价，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袖不好，投降。”287\n姚文元当天闻讯毛泽东的评论后，当即给毛泽东写信，他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提出：要组织评论文章。毛泽东表示同意。党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的谈话。此后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开展了评《水浒》运动。评《水浒》运动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出的又一个题目，它的主题和目的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投降派”。3、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支持邓小平的工作，是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相互矛盾的。所以，邓小平提出既要把工作搞上去，就要敢字当头，不怕摸老虎屁股，不怕第三次被打倒。1975年9、10月间，他就针对整顿工作，坚定地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他们的那一套，说他们的，让他们说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的。老干部横下一条心，拚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开始全面整顿，从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即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当时，毛泽东病情加重，由毛远新（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时毛泽东严重脱离群众，不能了解实际情况。9月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他说：辽宁遭到地震和自然灾害都不怕。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有一股风，比1972年7月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这些歪曲性的、挑拨性的汇报，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一改过去支持邓小平的态度，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只有两个：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毛泽东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对文化大革命按照上述观点做一个结论。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我做这个结论不合适。邓小平婉言拒绝了。就在这时，发生了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迟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副书记）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专横独断和生活作风问题。这封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的，内容属实。但是，刘冰等人的信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说：清华大学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毛泽东还认为邓小平转交了刘冰等人的信，就是偏袒、支持刘冰。为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清华大学开始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邓打招呼会议”287\n。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会议要点》，指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决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至此，整顿工作被迫中断。随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推向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断了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四人帮”乘机把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诬蔑为全面复辟，是右倾翻案；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进而提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煽动层层揪走资派、复辟派和投降派。结果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刚刚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又陷于停滞和倒退。1976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由1975年的15.1％下降为1.3％。三、周恩来逝世伟大的四五运动（一）周恩来逝世周恩来是1972年5月在一次例行的身体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到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始终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极尽全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维护着党和国家工作正常运转，终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于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周恩来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任劳任怨，顾全大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斗争。他具有卓越的历史贡献和伟大的人格，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无限悲痛。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的同时，也不得不说过一些违心话，做过一些违心事。但人民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这样做，就难以起到消除文化大革命消极后果、保护老干部、推进历史进程的作用。这是在历史的悲剧中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所作的一种恰当地选择。这是一场不得不付出代价的韧性的斗争。对其中在我们整个国家都处于历史的阴影之中而难免带有历史状况，是不必过分苛求的。（二）、“四五”运动1、“四五”运动的起因—“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行为“四五”运动的起因，是“四人帮”的压力和反对人民悼念周恩来。对于周恩来的逝世，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但“四人帮”却一伙神气活现。迟群、谢静宜在总理去世的第二天就在清华大学大肆叫嚣“你们不要悲痛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不可抵抗的规律，要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同一天，王洪文对上海打电话说“周恩来死了，我们也要和他斗争到底”。就在为重来开追悼会的头一天，其1月1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强奸民意，令人憎恶。287\n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孔丘之忧》的文章，把悼念周恩来的人们诬蔑为“哭丧妇”大批忧字，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3月5日的《文汇报》在登载3月4日的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稿时，一是把该文放在第四版，第二是删掉了总理对雷锋的题词。3月25日的《文汇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跟他斗》新闻稿，文中居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令人不能容忍的词句。2、“四五”运动在全国的酝酿“四五”运动，是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波及全国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大群众抗议运动。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前，这个运动在全国广泛地展开。1976年2月至3月，全国各大城市如郑州、杭州、长沙、厦门、太原、贵州等都有用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公开向四人帮挑战。3月13日，西安市一青年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就揭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信中一首诗写道：“望巨星，殒于天，泪洒江边。看今朝，男盗女娼，怨恨遍人间。”另外，人民群众还广为使用了所谓的“政治谣言”、“政治笑话”、“周恩来遗嘱”等形式同四人帮进行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南京事件”。3月底，南京人民，首先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对《文汇报》的反动行为极为气愤，他们上街游行，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张春桥”、“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并不顾高压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南京事件”揭开了“四五”运动的序幕。3、天安门事件天安门广场的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也是从3月中旬开始的，4月3日至5日达到高潮。4月2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决定派出工人民兵、警察干预群众的悼念活动，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先后传达了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和北京市委的通知，说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广场上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是鬼节”，要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却有增无减。4月3日是阴雨天，下着小雨，群众一大早就涌向天门广场。早八点，北京广播器材厂的职工、家属共有一千多人，胸佩白花，臂缠黑纱，在西单六部口集合，由六百辆自行车开道，高举红旗和横幅，抬着三百个大花圈，抬进天安门广场。与此同时，北京八七八厂的一千多名职工，也从东单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示威。这一天，天安门周围的大花圈增至数千个。密布在纪念碑周围的诗词，锋芒所向，直指“四人帮”，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写道：287\n迟睡早起为人民，群众爱您您爱民；早期立下雄心志，晚年仍为革命奔；得享今天亿人敬，完全彻底为人民。这首藏头诗暗示迟群“早晚得完”。还有一首暗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的诗，题目是《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4月3日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100万人次以上。4月4日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200万次以上，悼念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有1400多个单位，送了2073个花圈。整个天安门广场是一片花山诗海，气氛庄严肃穆，更加悲壮和激动人心。被四人帮列为第一号反革命诗词的“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累洒祭雄杰，杨眉剑出鞘。”也是出现在这一天。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是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说：“看来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邓小平从74年到75年作了大量舆论上的准备，今年出现的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好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会议决定搞一次反击，收敛花圈，禁止群众悼念。这一错误决定使矛盾激化了。4月5日凌晨刚过，北京市公安局便收敛了广场上的全部花圈，还逮捕了一些看护花圈的人。4月5日，广大却那种一清早涌进天安门广场，发现花圈全被没收，守护花圈的人被抓走，异常气愤，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群众冲破防线，再次涌向纪念碑周围。在交涉过程中，群众同部分民兵、战士发生冲突，在混乱中，群众砸坏了公安部的广播车和几辆小轿车，天安门广场东南的小灰楼是“三联指挥部”被群众烧了。晚上6点半，广场播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讲话录音，声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人们迅速离开广场。9时半，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铁棒封锁了广场，采取合围的方式，殴打并逮捕了留在广场里的群众，顿时广场血流满地，悼念周恩来的群众惨遭镇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4月7日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姚文元组织炮制的《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这篇报道捏造罪名，诬陷悼念活动是“反革命事件”，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的大方向”。当晚，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人民日报》和电台分别公布了上述决议。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打电话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两项决议和对事件的处理，同时组织声讨邓小平的游行集会，追查“政治谣言”，搜查天安门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仅不完全统计，北京一地在这次事件中被逮捕338人，要株连数以万计。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实质上是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当地领导。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287\n四、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天安门事件后，党和人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尖锐，这期间接连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党和国家面临着严重危机。1、朱德委员长去世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朱德委员长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元帅。他戎马一生，大战三百，小战五千，无私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蒙受不白之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诬陷、打击和迫害。虽然后来毛泽东为他恢复名誉，由“黑司令”又变成了“红司令”，但他心灵上的创伤是一时恢复不了的。朱委员长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无限爱戴，他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和无限的怀念。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北京、天津等地区。震中唐山遭受严重损失，唐山市在数秒钟化为平地，累计死亡二十四万二千余人，重伤十六万四千余人。党和国家对受灾地区极为关注，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并派出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赴唐山灾区慰问。2、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加强篡权步伐。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四人帮对于毛泽东将不久就要离开人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便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以于8月15日至25日突击向上海民兵发枪742万支，大炮300门，各种弹药子弹10000多发。毛泽东逝世等第二天，又发各种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5万发。进入十月份以后，毛泽东的病情更加严重能够。江青认为毛泽东去世后她是当然的接班人。为此，她趁毛泽东在世之时，四下活动,先后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大寨等地，大肆宣讲“母系社会”，“共产主义也有女皇”，“生产力中女性是最基本的要素”等，为她当接班人制造舆论。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自己世界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毛泽东的逝世都表示深切的哀悼。毛泽东逝世，“四人帮”287\n一伙立即加紧阴谋活动，企图铤而走险。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1日，王洪文不通过党中央和中央办公厅，擅自要他的办公室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并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要求有重大问题向他汇报。其用心就是要切断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感到事情蹊跷，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叶剑英在1976年》192页）。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的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的毛主席的临终遗嘱，赫然写在9月16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此后反复宣传并谱写成歌曲。“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目的，是要争夺毛泽东的这面旗帜，标榜他门是毛泽东中实继承人，并以此打击华国锋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保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10月4日，“四人帮”的喉舌“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于能源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一切修正主义的头子要全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他的革命灵魂，磨灭他的革命锋芒。”“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是一个严重的信号，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毛泽东去世前根本没有什么遗嘱。毛泽东在去世前有一次华国锋给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给华写了三点指示，一是照过去方针办；二是别着急慢慢来；三是你办事我放心。而“四人帮”一伙都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照过去方针办”与“按既定方针办”只有三字之差，而意思又差不多，但这里都大有学问：华国锋胆敢篡改毛泽东的“临终遗嘱”，而篡改就是“背叛”，就是“修正主义头子”，“这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华国锋罪大恶极。因此，他们要牢记毛主席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同这个中国现代最大的“走资派”、“修正主义头子”斗争到底。在党和国家面临危机之时，10月6日，中央政治局执行党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江青集团是混进党内时间最长、危险最大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代表了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打砸抢分子和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是粉碎“四人帮”的有力思想武器。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而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本章小结一、“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严重后果1、性质《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当、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后果的内乱。这是《决议》对文革性质科学的概括。287\n2、严重后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在于“反修防修”，这个出发点，动机是良好的，但事与愿违，它使党、国家和人动民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动机和效果严重背离，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悲剧所在。①政治上，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民主法制受到严重削弱。一大批领导干部受到迫害，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仅1978年5月至1980年9月间，全国各级法院改判的冤假错案21.1万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7.5万件。“文革”期间，反革命案件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高达70%到80%。全国约有一亿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中国青年报》86年12月25日）。相反，而一些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野心家等则混进党内。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也遭到严重破坏，宪法法律都变成了一张空文。②经济上，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受到批判，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弃，许多工厂被迫停产。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得到欣慰的只能是经常开展的“忆苦思甜”运动。经济上我国与世界上一些国家距离拉大了。据权威人士预算，“文革”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是5000亿。③科学文化上，优秀的遗产（文化）受到摧残，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打击迫害。教育质量下降，大学停止招生。在文化艺术上实行专制的愚民政策，造成万花凋零的局面。④思想上，“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混淆甚至颠倒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个人迷信严重滋长，形而上学泛滥。⑤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下降，社会风气不如以前。总之，“文革”并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乱国、乱民、乱党。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历史的倒退和灾难。我们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二、“文化大革命”教训（一）对这十年的历史要作具体分析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我们并不否定这十年的历史。我们对这十年的历史还有一个全面地估价和分析。在这十年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1、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革”的前提下，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左”倾错误，保护国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领导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他还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重要的批评，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他在外交上提出了正确的战略原则，保护了国家的安全。2、党和人民同“左”287\n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大批党的干部为纠正“文革”错误、减少损失，做了艰苦的努力。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运动的人，经过事实上的教育，逐步对“文革”采取怀疑观望和抵制的态度。总之，由于党和人民各种形式的斗争，使“文革”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3、党在“文革”没有被摧毁并且能够保持统一，国务院、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能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生重大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没变。4、国民经济仍有进展。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了巨大损失，但粮食生产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技方面取得了一批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局面。但我们要明白，以上成就的取得绝非归功于“文革”，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2、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的领袖。3、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4、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三、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决议》第22条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思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实践证明，这个思想体系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二）正确地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的错误虽然不算小，但他287\n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的，是好人好心作了错误的事情。就在他犯严重错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主观上要为衷心爱戴着他的中国人民开辟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客观上都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推向灾难之中。他发动群众砸烂的所谓‘旧世界’，恰恰是他历经半生坎坷，亲手创建的社会主义江山。最美好的理想和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身上的悲剧。一方面是‘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另一方面是数以千亿计的被迫害致死的中华儿女的冤魂，数以亿计的受株连的人们的精神创伤。理论与现实，愿望与结果，如此不可调和的对立统一，的确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离奇的悲剧题材（《党史研究》87年第二期）。尽管毛泽东过去一个时期犯了严重错误，但从毛泽东一生来看，大部分时间是作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难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就毛泽东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仅要象剖析我们的民族一样地剖析他，而且要象理解我们的民族一样理解他”（《晚年毛泽东》）。（三）把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严格区别开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种矛盾突出分地暴露出来，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互相交织，其中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党罪行，有党的“左”倾错误，矛盾错综复杂。但是，我们应该把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以掩盖的区别开来。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政治错误，是属于党内是非问题，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同时，他的错误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同志重用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负有责任。但这是属于“失察”的错误。不能认为在一些问题上，是毛泽东支持林彪、江青一伙人干的，是“后台”。很明显，毛泽东因为错误地估计了当时党内和国内的政治、阶级斗争形势，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而林彪、江青等人则是别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背着毛泽东干了大量的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例如：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开始对刘少奇不满，想从政治上把刘少奇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之一。在这里，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错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因此，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给刘少奇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这是因为毛泽东偏听偏信，作了错误的判断的结果，这同林彪、江青等人制造伪证、诬陷迫害有本质不同的。“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等都是如此。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越整越厉害，不能说它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287\n已经造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就毛泽东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打击了原来对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泽东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的反革命罪行。一、复习思考题（一）名词解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五·一六通知》八届十一中全会红卫兵运动一月风暴二月抗争革命委员会“九·一三”事件中共十大批林批孔运动天安门事件（二）问答题1、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动起来的？2、中共九大的基本内容及其危害是什么？3、分述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兴起和覆灭4、试析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性质及其教训二、主要参考书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频繁的决平反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第七章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或课题名称：第七章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学时分配：本章共三节内容，安排6学时。主要采取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课堂教学方案（八）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徘徊的原因，认识纠正“左”倾错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明确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了解十一届六中全会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着重学习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87\n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制定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多媒体教学重点：教学重点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总结历史的一次会议。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七章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性转变（1976.10━1989）第一节在徘徊中进行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党在纠“左”工作中遇到严重阻碍（一）粉碎“四人帮”后的形势和任务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张、江、姚实行隔离审查。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欢欣鼓舞，随即进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至此，“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粉碎四人帮后的国内形势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和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人们渴望医治创伤，迫切要求清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但是，由于长期的“左”倾错误，尤其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长达十年的破坏，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失调；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特别是农村的广大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还有相当多的农民常年得不到温饱；在历史政治运动中，有相当多的人蒙受不同程度的冤屈，牵涉到一亿多人的冤假错案必须平反昭雪；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党和国家面临着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党和政府的任务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影响，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使全党的工作真正的转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迅速扭转“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党中央顺应人民的要求，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致团结，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其反革命帮派体系，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这一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287\n12月10日,党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一个战役。广大群众列举大量事实，揭发批判天安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反对毛泽东，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迫害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行；批判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时，党中央还对“四人帮”的政治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审查。1977年3月6日，党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进行了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表现为重点的的三个战役。通过这些批判，揭露了“四人帮”反革命真面目，对于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起了积极的作用。（三）党在纠“左”进程中遇到的严重阻力正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入下去的时候，党内外的许多同志都越来越强烈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优良传统。但是，这种正当的要求却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主要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易在短期内消除，更主要的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以后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华国锋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了毛泽东的班的，他从1976年以来，继续坚持“左”的错误，阻碍全党为纠正过去“左”的错误而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那么华国锋同志为什么会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挠拨乱反正的工作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来分析一下华国锋同志的问题。华国锋同志在1976年被定位接班人，是个人选接班人、接个人班的不良作法的产物，是毛泽东同志晚年对党内矛盾无法处理的结果。国际共运史上，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指定接班人和接个人班，是不成功的。毛泽东同志晚年非常重视接班人问题，这自然有其道理的一面，他自也是个人选定接班人，并且还把接班人问题同警惕修正主义的考虑联系起来。他发动“文革”的重要想法之一，是要换掉他已经不信任的刘少奇同志，立一个他能够永远放心的接班人。为此，他破坏了党的一系列原则，以个人权威，专断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恰恰如此，陷入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解脱的深刻矛盾之中。他选定了林彪，经过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新排名，林彪一跃为副统帅和第二把手。到党的九大，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正是自我标榜“最最最忠”的林彪，抢他的班，提前接班，夺他的权，谋害他，并且反叛。这给他精神上以很大的打击。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同志依靠周恩来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清查林彪一伙。周恩来在党和国家危难之际，苦撑危局，极力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努力消除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毛泽东同志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文革”的错误，所以对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正确主张又很不满意，认为是“右倾回潮”，1974年7月4287\n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是不讨论，小事天天道，此调不改动，势必变修正。这一批评后来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具体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当周恩来在十大工作报告念到这段话时，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用意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这时一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但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态度问题上是不高兴的，因此，他这时又新物色了在“文革”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为接班人。对接班人的如此安排表明，毛泽东是要把“文革”一整套做法继续推行下去。开过十大，林彪这一桩事总算过去了，但江青一伙的野心膨胀起来，他们把一切大权都抓到手，最大的障碍是周恩来、邓小平，于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疯狂地展开了四届人大前的权利之争。毛泽东同志看出了江青积怨甚多，严厉的批评了江青有野心，毛泽东并希望和告诫王洪文不要与江青搞在一起，但不久他看出，他选的这个接班人是和四人帮分不开的。因此，1974年10月毛泽东作出决断：江青不能组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同时提议邓小平担任“三副一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对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信任。随又支持当小平主持1975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借以压一压江青的野心和飞扬跋扈的作风。这时的形势对江青极为不利，人们对邓小平同志的全面整顿都寄予了极大的信任和希望。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这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去世，毛泽东同志又深知江青一伙极不得人心（对王洪文也失去信任和信心），也不能把权交给他们。毛泽东同志多年来个人选拔、培养接班人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个人也已是暮垂之年。他在自己推翻党的一系列原则造成的不可解脱的矛盾面前，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最后把权交给了全党谁也没有料到的华国锋同志。毛泽东同志最后选了华国锋同志，有他的道理。这时他最担心的，是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文革）会被否定掉。他提出“文革”错误与成绩三七开，定了维护的基调。但他又十分明白：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将来能否维护的住，仍是个大问题。因此，这时对接班人的考虑，已经变为要找个能把他晚年的“文革”理论实践维护住的人。在他看来，华国锋同志是这样一个比较适合的人选。从五十年代初华国锋同志任湘潭县委书记、地位书记起，到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与他多次接触，有些了解；“文革”中，华国锋同志支持“造反派”，积极贯彻执行错误方针“有功”，得到赏识；毛泽东同志把他提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后，也有观察。毛泽东同志最后看中他的，并不是他有多么强的本领和多么高的水平，而是他适合于坚持“文革”一套“左”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毛泽东同志晚年一套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是根本脱离我国国情的，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或早或迟，必须纠正。华国锋同志既然承受了维护这一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使命，就注定他搞不长久，他只能是一个有特定历史作用的过渡性人物。287\n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要华国锋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毛泽东去世后加紧篡党夺权活动，是华国锋忍无可忍，随与政治局其他成员一起断然采取措施，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在这方面是有功的，而且同李先念、叶剑英等是完全一致的，但在“文革”的态度上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就导致了华国锋与党和人民分道扬镳了。华国锋犯的主要错误：第一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提出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又提出“抓纲治国”，以后又讲“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看起来很有点气魄，可是如何揭批“四人帮”，怎样大见成效，华国锋同志和全国想的不一样，所以，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及时提出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出来工作，但华国锋竭力阻挠、压制，他说，关于邓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早有过评价，明确地作了结论，我们应该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还是说恢复邓小平工作。陈云同志也是我们党的革命老干部，但一直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四人帮”粉碎后，叶剑英、王震、李先念等就一再提议要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华国锋一直不表态，汪东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毛主席以前说过，陈云一贯右倾，此人不可重用。直到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看到阻止陈云进入政治局，在也阻止不了了，才说：没有挡的必要。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华国锋也是阻挠平反。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罗刘杨案等等。第二，推行和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6年12月26日，华国锋就提出：“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主席批过的、讲过的不能批”。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汪东兴主持起草的《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文章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把“文革”中许多“左”的东西都照搬下来，给党进行拨乱反正、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设置障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在全国展开讨论。这从根本上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可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一些竭力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第三，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1月20日，汪东兴以中央办公厅地名誉发出通知说：遵照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关于“天安门事件”287\n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如果有，及时上报中央。这个电话通知由华国锋签发。同一天，辽宁省委打电话给中央说，在旅大市委等门口处出现了一些大标语：“吴德伙同‘四人帮’制造四五事件罪该万死”，“陈锡联与四人帮黑关系必须彻底交代！”“坚决拥护邓小平为总理！”等标语。辽宁省委在报告中说：“对此大标语、大字报要加以覆盖，对写大字报的人要加以教育。当否，请批示。”华国锋把这定为反革命性质的，要加以追查。第四，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理论、政治口号和政策，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第五，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制造和接受对他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同志缺乏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中央军委工作更是胜任不了。无论从水平、贡献、能力、经验、声望等方面来看，他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是望尘莫及，但在搞个人崇拜上，他和毛泽东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为“英明领袖”，标准像同马、恩、列、斯、毛并排挂；接受种种出格的颂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一套在文革中持续了十年之久，人们已经厌烦透了，而华国锋又搞起新的个人崇拜。第六，对错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接受批评的勇气。华国锋全盘继承了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而又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接受批评的自觉性，缺乏无产阶级觉悟。“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去办事，维护“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毛泽东放心，一人放心，而全国人民不放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80年的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华国锋的错误，他也作了检查，并决定变动他的领导职务。二、邓小平论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党的十届三中全会1、邓小平对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对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华国锋在全党的帮助教育下，对其后果是有所认识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提出“两个凡是是从当时的粉碎“四人帮”后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运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但是，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1977年4月，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党中央批转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信，5月24日，邓小平又再一次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访问朝鲜归来，在吉林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谈话，其中讲到：“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什么叫高举？什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287\n，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是假高举。”2、党的十届三中全会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以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地方和军队一些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全会一至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用永远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一切职务。全会同意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并赞同政治局委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通过会议的议程。这次会议，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认为“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这实际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文革”中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坚持下去。针对上述情况，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一再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这实际上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十届三中全会对当时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全会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左”倾错误理论。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全党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大会议程有三项，㈠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㈡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㈢选举中央为委员会。287\n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主要内容：一、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的反革命谬论，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已经结束。二、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了三个对待，即“受过审查的同志，一定要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四、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任务。提出中央抓纲治国的决策，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党的十一大宣布“文革”结束，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这对于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认为“文革”期间召开的十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宣告“文革”结束时，还肯定了“文革”的所谓“功绩”，肯定了“文革”中提出的“党内有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和华国锋错误影响，提交大会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党章作了修改，但未能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和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在关于党章性质、毛泽东的提法上，都沿袭了九大党章的错误规定等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倾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肯定了这些错误。因此，大会未能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党的路线没有从根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8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287\n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等二十人为副委员长。选举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黄火青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由华国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三人为副总理。大会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是三个月以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和1976年到1985年的经济计划。这个报告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充分估计十年“文革”所造成的后果，没有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还是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口号。经济规划提出，一九八五年粮食产量要达到八千亿斤，钢产量达到六千万吨，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七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田，三十大电站，六条新铁路线和五个重点港口，在指标已经过高，要求已经过急的情况下，华国锋还在会后几次提出：“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办法要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要求。这个规划的执行，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使国民经济的比例更加失调，造成了经济工作的信失误。在农业方面，继续强调要“学大寨”，推行大寨的“左”的一套，生产队自主权普遍得不到尊重，自留地在许多地方得不到保障或不能由农民自己种植，集市贸易在许多地方不能开放。所有这些都加重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起因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说：㈠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㈡“四人帮”是极右路线；㈢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㈣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对中央宣传工作的指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由汪东兴主持起草的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目的就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阻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挠邓小平、陈云等出来工作，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过程“两个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1977年4月13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率先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提出了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倡导全党解放思想，冲破禁锢，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从而在全国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287\n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这样一些本来是属于理论常识范围内的观点，却遭到了非议和谴责。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道姓地谴责这篇文章，说什么矛头是指毛主席思想的，批评报刊登这篇文章是，没有党性，甚至提出，这是那个党中央提到意见？他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了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就必然要更广泛地展开了。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髓的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余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那种只许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许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等现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很快成为全党思想解放的武器。但是，华国锋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然采取压制动态度。6月26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极大支持和帮助，他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在这一时间内，中央和地方权力还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量文章。这个讨论逐步的深入。3、意义这次的学习讨论运动，帮助干部和群众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划清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的是非，提高了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震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讨论。它是建国以来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两个凡是”及其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宣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287\n这场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明确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真理的标准是领袖人物的片言只语，还是人民的社会实践。从而使人们敢于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敢于正视过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场讨论，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从“左”的错误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为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思想条件。第二节拨乱反正历史的伟大转变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伟大转折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各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1、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科学论断，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决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口号。全会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地讨论试行。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全会指出，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必须加以改革。应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全会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3、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为“61人叛徒集团”平反。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全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287\n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历史的伟大转折载入党的史册。二、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平反冤假错案（一）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上下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两年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成果，也是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胜利。但是，在思想解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因为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进而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他们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甚至发表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当时有个所谓的“中国人权小组”，竟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来“关怀”中国的人权。而我们党内的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在某种程度的支持。为了总结30年来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中央于1979年1月至4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就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30年来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得失、个人崇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容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二）平反冤假错案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贯彻执行四项基本原则，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全国展开。根据团结起来向前看、安定团结搞四化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实事求是、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的方针，和过去由那一级的由那一级纠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程序，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工作。从1978年11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党中央先后为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1、平反冤案287\n主要有武汉七二零事件、彭德怀冤案、“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中宣部阎王殿、总政阎王殿、杨余傅事件、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三家村、习仲勋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等等错案。2、纠正错案主要有：张志新错案、遇罗克错案等等。3、恢复名誉和平反的同志有：薄一波、李立三、瞿秋白、邓子恢、彭真、刘仁、彭德怀、谭震林、罗瑞卿、黄克诚、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一大批党政军国家领导人的错案进行了平反。4、右派分子重见天日1978年4月5日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5、为地富反坏摘帽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地主和富农分子经过20以至30多年的改造，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以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的入学、招生、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的地富成分，进一步调动了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国际上也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三、党的四月中央工作会议新八字方针的制定（一）陈云、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此后，党中央在1979年初多次召开会议，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状况，总结了历史经验，研究解决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方针和办法。1979年3月8日，陈云同志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必须由两部分：计划调节，这是最基本的主要的。市场调节部分，这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是有益的补充。3月21日，陈云又提出，九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多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要从这种国情出发。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不能认为指标高上去是马克思主义，下来是修正主义，在一定情况下，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现在的比例失调比1961年、1962年严重得多，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最好三年。3月31287\n日，邓小平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陈云和邓小平的科学论断，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党中央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决定集中三几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二）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八字方针的制定1979年4月5日至28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的方针，并作了系统的说明。他指出：两年来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各种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对比例失调的严重认识不足，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步子迈得不稳，也是重要原因。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一加再加，全年追加一百一十多亿元，使用的也不妥当；引进工作搞急了，重点又不突出，签订了78亿美元现汇支付的进口合同，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给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造成不少困难；工业战线相当普遍地存在追求产值、产量而忽视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的倾向；1979年的基建规模、生产指标、财政收支、利用外汇等都安排过大，在物力、财力上留下了不小的缺口，致使财政预算中出现赤字扩大到一百多亿元，市场供应商品量同购买力之间相差100多亿元，商品供应量不足。因此，对于原计划现在不得不作必要的调整。讲话论述了实现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调整的任务，指出，从总体上说，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政治方面说，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经济工作上说，一是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二是分清轻重缓急，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三是首先要用大力气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同时新建一些必要的项目，但基本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决不能超过农业这个基础所能负担的限度，这是经济稳定不稳定的界限；四是引进外国技术、进口设备和利用外资，要妥善安排，不能够盲目性。总之，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是道路。这次经济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的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又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力提高管理水平，更好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讲话还提出了调整比例关系的原则措施，以及搞好企业整顿和开展增产与节约运动的要求。从此调整国民经济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三）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287\n1、五届人大二次会议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有中央政治局常委起草并经政治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我国的阶级状况作了科学的分析，第一次明确地宣布：在我国（除台湾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再存在，经过近30年的斗争和教育，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中间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克服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是我国现阶段可解决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全国利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还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整个来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些分析，纠正了许多年来在这一根本理论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为全国工作中心转移作了科学的论断。会议和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预算，以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七个重要法律文书。2、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为了进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来的大好形势，进一步贯彻执行这两个会议的方针、政策，总结建国30年来的历史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周年的前夕—1979年9月25日至28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89人，候补中央委员118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全会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叶剑英代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准备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叶剑英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充分肯定了建国30年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极左的主要特征，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论证了党和国家的光明前途和奋斗目标，指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和努力方向。叶剑英讲话，有力地鼓舞和激励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四化的信心和决心。十一届四287\n中全会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教训，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解放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四、十一届五中全会（一）十一届五中全会在新形势下，为了改善党的领导，1980年2月23～2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大部分议程是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通过七项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彻底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他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任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主要内容：1、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之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够及时地有效率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2、《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主要内容：第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党中央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条反映全国人民最高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全党同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思想路线是党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其根本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林彪、“四人帮”287\n长期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它的精神实质，离开实践标准，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每句话都当作真理，都当作法律和教条，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所以必须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捍卫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　　一是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一切从本本出发。那种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巨大障碍。我们看形势、想问题、办事情，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一定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发展结合起来；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定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解决当前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二是要反对和批判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和修正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保障；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按照这一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上级领导机关规定应由党委集体决定的问题，应该根据情况分别提交党的委员会、常委会或书记处、党组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第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林彪、“四人帮”搞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既破坏了自由，又破坏了纪律。这种无政府主义流毒，至今没有肃清。因此，必须严肃地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每个党员要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第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统一的战斗的集体，必须坚持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派性和派别活动。　　在党内组织秘密集团是分裂党和颠覆党的犯罪行为。共产党员绝对不允许参加反对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从林彪、“四人帮”煽动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坚决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第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287\n　　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光明磊落，表里如一，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全党同志一定要努力肃清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造成的假话盛行的歪风邪气，恢复和发扬党一贯倡导的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　　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第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发扬党内民主，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的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反对党的基本政治立场，不搞阴谋诡计，不在群众中进行派性分裂活动，不在群众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认识错误而讲错了话或者写了有错误的文章，不得认为是违反了党纪而给予处分。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所谓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就是禁止任意夸大一个人的错误，罗织成为罪状，并给予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甚至迫害。　　要纠正一部分领导干部中缺乏民主精神，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的家长作风。对于任何党员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只要是正确的，都应该采纳和接受。如果确有错误，只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不允许追查所谓动机和背景。　　必须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3、全会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全会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负责，一律平反。刘少奇的冤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原，全会庄严地宣告，为刘少奇彻底平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的、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全会还批评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错误，批准了他们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开始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的会议。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促进解决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是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得到了更加可靠的组织保证。287\n（二）党中央贯彻五中全会的几项重要措施第一，根除个人崇拜。三中全会要求贯彻“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少宣传个人”方针，这个方针的执行是有成绩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过于突出个人特别是突出华国锋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于1980年7月30日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除非中央有专门规定，一律不得新建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报纸上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工兵知识分子为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成就，多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决议，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展，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其他领导人像和题词也按同样原则处理。毛主席像章要尽量收回利用，以免浪费金属材料”等等。第二，调整党中央领导班子。1980年11、12月，中央政治局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先后召开了九次会议，讨论了华国锋的功过问题。华国锋两次要求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件事中是有功劳的，但是几年来犯有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并且在一些根本原则问题上没有改变，继续担任现任职务是不适当的，决定：（1）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以前，再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政治局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第三，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第四，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此外，党中央还作出决定，改进宣传工作，取缔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等地。所有这些活动，都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五、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背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解决了党在新时期遇到的许多新问题，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因此，随着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中央总结建国32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这时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革”的错误，特别是要求我们党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建国32年来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功过是非问题，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从而统一思想认识，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287\n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81年6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59人，候补中央委员114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审议和通过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改选和增选为中央主要领导机构。（二）会议的主要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2、正确的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①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②关于毛泽东思想287\n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3、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共十个基本点）。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四、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五、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六、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决议》首次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全会改选和增选了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以无记名投票，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有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中央主要领导机构的干预下河中学，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集体团结和领导，保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到重要作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历史上有又一次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会议，他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里程碑。这次会议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第三节改革开放的起步一、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的确立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动（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必要性在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287\n通过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巩固权力应逐步显示优越性。但它的经济、政治、文教科技体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和弊端，必须加以改革。所以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体现出来。这又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发展。他不是以原有的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中国原有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建国初期统一财政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形成起来的。这种体制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当时生产力发展大体相适应。但是后来把这种体制模式固定化、绝对化，权力高度集中、统得过死，所有制形式单一，分成平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随着条件的变化，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不改革这种僵化的体制，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中华民族的振兴、腾飞，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在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农民是人口的主体，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和农业的状况如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重大。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济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取得了一些进展税率是共有的成就，但总的来说，农业和农村发展缓慢，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多数地方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农民生活水平没有多大的提高。到1987年还有2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1957年到1978年间，农民家庭纯收入，平均每人每年增长3元，造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历史方面的、自然条件方面的问题以外，主要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基地相联系的政策方面的原因。以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统一经营，集中劳动，按工分分配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通过行政性的积累和投资机制，进行农田水利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农民得到某些利益，在消除极端贫困现象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体制政社不分，高度行政化，经营管理过于集中，排斥市场机制，农民缺少自主权，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缺乏内在的激励功能。这种体制加上与之相适应的“左”的政策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农民曾经几次尝试突破原有体制，实行包产到户等同报酬同产量联系起来的生产责任制。60年代初，全国农村五分之一以上地方曾经实行过这种经营形式。但在1962年秋批判单干风会以后，包产到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遭到排斥。那种僵化、不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具体形式的观念窒息了农民的创造。287\n2、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的转折，打破了“左”的陈旧观念的束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为农村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次全会确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生产队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要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各级行政机关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和建设的计划指导，“除由法律规定的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农村改革的起步提供了先觉的条件。农村改革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兴起。早在70年代末，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解放思想的春风乍起的时候，中共安徽省委在农村实行放宽政策。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1979年初，皖东地区部分生产队以及合肥、芜湖等地一些生产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其中风源县小岗生产队首创包干到户，包干后第一个秋收就比上年增产6倍多。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河南等省区的一些社队采取类似的做法，效果也很好。但在开始，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即双包这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社会上有争论，干部中存在疑虑，中央领导机关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起初各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中，主要形式还是定额定工责任制和联产到组责任制。实行双包的只是少数，而且大多数处于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状态。1980年春夏之交，中央一些领导人先后到云南、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等地区进行调查。5月31日，邓小平发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他讲到“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又说：“现在有些干部，对于建立要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得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不解放”。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央、各省、国家农委分别组织工作组到农村调查。在此基础上，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形成了座谈会纪要即《观其不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以1980年75号文件下发。文件提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地方，不同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形式，搞一刀切。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规定的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饭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得到稳定。就这种地区的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一般地区，不搞包产到户，但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287\n中共中央75号文件允许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存在，只是观念上、政策上的一个突破。不过这个文件上没有把“双包”作为适用于一般地区的普遍形式。改革的实践再次超越了这个限度。1980年冬到1981年，农村的改革进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阶段。“双包”不仅在边远地区和长期贫困地区普及，而且在一般地区迅速扩展。1980年10月统计，全国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中，也有97.8%的生产队建立不同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其中实行双包的已经大基本核算单位的50.8%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属于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把土地包给社员，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生产过程中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分类方式上有所不同，前者以产量定工分，按工分分配后者则直接联系单计酬，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也叫“大包干”。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纪要》指出，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农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的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因为包干到户不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现以后，经营方式上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们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民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下达以后，农村改革步伐加快。到1982年8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7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此后，这种形式的责任制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基本形式。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农村还出现了大批专业户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合作经济的一种经营形式，是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层次。实行这种经营形式，使生产者在劳动和经营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使劳动和经营的成果同生产队的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既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等弊端，又保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的积极性。废除”“一大二公”人民公社旧体制，又不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的旧体制，使农业生产摆脱了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城乡人民得到实惠，经济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起动287\n农村的改革促进了城市的改革。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即从解决企业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入手的。在原有经济体制下，经营管理权集中在国家手中，企业实际上成了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成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的一个起点。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方面的积极因素；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1979年7月，国务院发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国营工业固定资产税等五个方面的文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选择少数企业的试点。二、对外开放政策的初步实施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基本战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新变动，又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一是开办经济特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在实行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外开放的方针作为一项基本的国策。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的科学管理经验，实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对外开放方面国家首先迈出的施是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二是引进外资，创办三资企业。三是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能使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初步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加强在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开始提到国家活动的日程上来。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决策之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287\n。同年10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又重申，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克服官僚主义，首先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深刻地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病根，论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意义和目的，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措施。他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果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现在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从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另一个病根是领导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直接权限的严格明确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形象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家长制作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主集中制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有关。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几项重大措施，包括：成立中央书记处，调整国务院领导人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设立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各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他还指出，要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干部队伍要实现的家电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及其腐朽思想影响。邓小平的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一）党政机构和干部制度的改革初见成效（二）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用大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三）中国共产党加强了自身建设，开始进行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四）各民主党派重新恢复活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发展（五）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开创了新局面。287\n中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苦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共和国的面貌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四节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提出（一）时间和议程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名，候补代表145名，代表着全国3965万多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和通过新的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主要内容1、邓小平致开幕词。开幕词回顾了党的历史，论述了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他说：党的七大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他强调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还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2、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287\n报告分六个部分：（一）历史性的转变和新的伟大任务；（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三）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四）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五）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六）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报告回顾了过去六年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的战斗历程，对比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满怀信心地宣告了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胜利实现。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指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报告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报告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报告最后强调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3、大会审议和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1977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大会确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4、组织路线287\n大会选出中央委员210名，候补中央委员138名，组成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同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全会批准邓小平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三）意义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1982年11月至12月间在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叶剑英主持开幕大会。彭真受叶剑英主任委员的委托，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彭真说，这次宪法的修改、讨论工作前后进行了两年之久，是做得相当认真、慎重和周到的。1980年9月10日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于1982年2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这个讨论稿经中央各方面各部门负责人的多次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4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公布，支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在全国讨论基础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又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1月23日通过，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宪法修改草案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宪法修改草案12月4日正式通过。新宪法有序言、四章138条。序言中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走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新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1978年宪法中287\n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新宪法确定总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今后的根本任务，即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新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性质，扩大好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宗教信仰、住宅、通信等方面的权利。第三，新宪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了进一步说明。规定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势，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国家允许外国的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投资，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应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第四，新宪法适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发展了人民民主制度。新宪法扩大和完善了人大常委会的职能；恢复了1954年宪法设立国家主席的规定；新设了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期期不得超过两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乡政权；设立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县以下人民政府的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第五，新鲜粉碎突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宪法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法制等，通过制定和执行适合基层群中的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公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公民，形成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第六，新宪法进一步加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规定对台湾等个别地区实行一国两制。赵紫阳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六五”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六五”计划把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具体化了，是一个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规划。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710亿元，比1980年的7159亿元增加15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由2187亿元增加到2660亿元，工业总产值由4972亿元增加到6050亿元，都是平均每年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5％，重工业产值计划平均每年递增3％。到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计划达到36000万吨，比1980年增长12.3％；原煤7亿吨，增长12.9％；钢3900万吨，增长5.1％。“六五”计划期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安排2300亿元。“六五”计划安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15.9％。“六五”计划期间，要继续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等决议。287\n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力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的兴起（一）农村改革深入发展1、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并确定发展农业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战略重点之一。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共中央在1983年1月2日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农业发展规划、农村发展道路、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及农村领导体制等14个问题作了规定。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一）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人民公社的体制。文件说：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某些统一经营的职能，使多年来新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力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混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关键是，通过承包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文件指出：人民公社的体制，要从两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在政社分设后，基层政权组织，依照宪法建立。（二）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走全面发展、综合经营的道路。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只有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根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正确方针，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实现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商业经济形式并存，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总之，“就是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287\n1983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强调必须根据党的十二大的战略部署，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在搞活经济，继续放宽某些政策的同时，要大大加强和改进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当前，要进行一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两不变（公有制、责任制长期不变）、三兼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教育。要使“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深入人心。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述政策经过一年的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村工作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1983年农业总产值力3121亿元，比上年增长9.5％，超过计划增长4％的指标；扣除农村队办工业产值368亿元，比上年增长7.9％。粮食产量38728万吨，比去年增长9.2％；棉花463.7万吨，比去年增长28.9％。农村商品生产发展较快，加速了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的过程。农民生活有较大改善。2、1984年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为了发展农村已经开创的新局面，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实践证明中共中央1983年1号文件所提出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央决定把它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指导农村工作的正式文件，继续贯彻执行。《通知》指出：“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通知》对农村经济政策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如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应当积极支持；供销社体制改革要深入进行下去，要办成农民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商业，要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信用社要进行改革，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组织；继续调整农副产品购销政策，改善农副产品收购办法；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减轻农民额外负担；……等等，总之，要继续放宽政策，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和发展商品生产。同时，《通知》指出，党在农村的政策越放宽，商品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是我们党的长期战略方针。继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之后，2月27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国家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经营社会急需的行业，农村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方式可以灵活多样。287\n由于贯彻了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的方针，1984年农业生产继续大幅度增长。1984年农业总产值（包括村办工业）为3612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大大超过计划规定4％的速度。扣除村（队）办工业，农业总产值力3062亿元，比上年增长9.9％。粮食产量40712万吨，比上年增长5.1％；棉花607.7万吨，比上年增长31.1％。农村多种经营日益扩大，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农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到1984年，全国已有99.96％的生产队实行以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基础上，全国出现了2482万个专业户和重点户（其中专业户426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3％），占全国农户的13.6％，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从1982年之后，农村实行政社分设，恢复农村政权组织。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由1980年的2223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394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达10％。粮食的年生产量由1978年的3亿吨增加到1986年的3.9亿吨。棉花的年生产量也由1978年的216.7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354万吨。（二）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村改革的另一个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乡镇企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往，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新的重要来源。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乡镇企业要在发展方向上给予积极引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管理，使其健康发展。287\n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出口创汇、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四、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一）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恬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确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这两方面的正确关系，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内容和基本要求。（二）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做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关系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已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总之，我国的计划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87\n（三）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决定》指出，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他历史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必须改革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系改革成败的关键。改革价格体系关系国民经济的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我们要学会掌握经济杠杆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四）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革，是搞活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改造。（五）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为了增强城市企业的活力，提高广大职工的责任心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在企业内部明确对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的工作要求，建立以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同时，在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决定》还指出，要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六）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强调，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的成就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到1987年（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的那一年），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1987年同改革前的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77.6％下降到59.7％，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22.4％上升到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54.6％下降到38.7％，集体商业由43.3％下降为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2.1％上升到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569万人。据1987年6月底统计，我国已批准建立的“三资”企业8516家，协议合同外资金额达171.76亿美元。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287\n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1987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120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减少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76.6％下降到312％，由银行筹集的从23.4％上升到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第四，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过于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从1979年到1987年的九年里，价格改革是按照“调放结合”的方针进行的。就是合理调整价格，逐步放开价格。九年来价格改革的主要情况：（1）农副产品的价格改革。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粮油统购价格提高20％，超购加价由30％上升为50％，棉花统购价格提高15％，超购加价30％，生猪、鲜蛋收购价格提高26％。1980年又对少数产品的价格作了调整，如棉花统购价又提高了10％。1979年11月提高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品、蔬菜、牛奶等零售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30％左右，同时给予居民以物价补贴。1985年，粮、棉实行合同收购制，价格改为合同价。合同外收购，是参照市场价格，由国家与农民协商确定。这一年还放开了肉、禽、蛋、鱼、蔬菜等副食品的价格。这次放开价格，在大中城市物价上涨的幅度较大。这次价格放开也给居民以物价补贴。（2）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1979年后，原材料价格改革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调整部分产品价格；二是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按市场价出售。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即价格“双轨制”。实际上，一种生产资料往往有国家定价、地方定价和市场交易价等多种价格。（3）消费工业品的价格改革。有升有降地调整了消费工业品销售价格，同时逐步放开小商品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定价。（4）交通运价和旅游服务收费也作了局部调整，通过价格改革改变了单一的国家定价方式。我国的价格形式已从基本上是单一的国家定价，改为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三种形式。价格改革，缩小了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比价）、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几年来的价格改革存在问题也不少，主要是物价上涨过猛，要把我国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理顺，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第五，改革工资制度和劳动制度。1985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的办法。287\n1986年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探索，明确了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把企业内部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办法。198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包括基本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三部分。1986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对劳动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企业新招收的工人开始实行合同制。此外，在财政、金融、税收、商业流通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是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的转变。五、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沿海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初，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邓小平考察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3月，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行政区。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到1984年底，全国共对外开放99个城市、130多个边境贸易站口。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一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1985年以前，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1986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1985年8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活，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又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下放就不恬，不存在收的问题。”287\n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同日，还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在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海南经济特区是我国第五个经济特区，也是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主要“特”在三十方面：（1）经济运行是市场调节；（2）建立多元化经济所有制结构；（3）对外交往自由。1990年1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央同意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浦东建设成为二十一世纪现代化上海的象征，成为九十年代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基地。浦东新区就是“新”在把扩大开放和发挥上海的优势紧密地结合起来。开发浦东新区这项宏大的跨世纪开发工程，按照总体规划分三步实施：第一步，“八五”期间为开发起步阶段；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第三步，2000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从1980—199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已经十年了。这十年，是探索和开拓的十年，也是进步和发展的十年。特区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年来，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286.85亿元，新开发土地面积近80平方公里，兴建了一批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到1989年底，累计建成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178个，占全国外商投资项目的26％；实际利用外资31.2亿美元，占全国的25.7％，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目前已占深圳、汕头特区工业总产值的63％以上，厦门已接近一半，珠海也达30％。1989年深圳等四个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227.17亿元，比建特区之初增长14.6倍，平均年递增率为32％；己建成投产的工业企业达3000余家，特区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办特区之初的550元增长到3000无左右。据统计1989年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外贸出口总值达37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1990年前三个季度，出口额力55.51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4％，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特区生产的产品已有60％用于出口，出口商品达800多种，并涌现出近百家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以上的外向型企业。深圳，昔日的边陲荒滩小镇，如今已是一座新型外向型的现代化城市。深圳经济产生了飞跃。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社会生产总值、预算内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以48.3％、24.9％、69.2％、59.8％高速递增，1989年分别达到97.8亿、5600元、214.5亿、18.77亿元。年累计完成基建投资182.53亿元。竣工面积2206万平方米。开发新城区61平方公里，能源、交通、电讯、供水、排污等建设初具规模。工业产值、出口总值平均每年以69.2％、725％递增，1989年分别达到116亿元、21.74亿美元。十年来，全市共与外商签订各种协议合同6922项，协议投资55.9亿美元，实际投资27.9亿美元。三资企业2585家，“三来一补”287\n企业5000多家，内联企业3900多家，形成了深圳外向型经济格局，经过十年的建设，深圳工业出口产值已达6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8.4％；出口的工业产品已占出口贸易总额的73％，其中，深圳产品在出口总产值所占比例已达63％。珠海经济特区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投资环境；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昔日经济落后的边陲渔镇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再经十年努力，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81年11月，汕头经济特区创建时，面积仅为1.6平方公里，切成5小块逐片开发，昔日的荒滩、沙丘、烂泥塘，已初步建成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综合性外向型新城区，现有6个工业区和5个商业住宅综合区，工业产值从1982年的40万上升到1991年的35亿元。特区自产产品的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70％以上，外汇基本平衡。三资企业产品80％出口。已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设厂，产值约占特区工业产值的70％。从1991年11月1日起，汕头特区正式扩大到全市（234平方公里）。厦门是我国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厦门经济特区建立十年来，经过广大于邵和群众的艰苦努力，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商和港台客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上千家新企业办起来了，成群的高楼大厦建起来了，商业贸易繁荣起来了，初步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各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对带动闽南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推动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促进祖国统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六、“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对外政策的调整为了实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祖国大统一，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的方针。（一）提出过程关于“一国两制”的设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形成的。“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从考虑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发表的谈话中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即九条声明），虽然没有使用“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字时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下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l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287\n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时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二）含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这一方针，有以下基本点：（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言行，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一国两府”，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台湾独立”的企图和行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都拥护国家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位是确定的、不能改变的，不存在什么“自决”287\n的问题。（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两岸实现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诸如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华侨和外国人投资等，一律受法律保护。（三）高度自治。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外事权；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四）和平谈判。通过接触谈判，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心愿，和平统一，两岸应尽早接触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两岸坐下来谈，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鉴于两岸的现实状况，中国政府主张在实现统一之前，双方按照相互尊重、互补互利的原则，积极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各项交往，进行直接通邮、通商、通航和双向交流，为国家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平统一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方针，然而，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在采取何种方式处理本国内部事务的问题上，并无义务对任何外国或图谋分裂中国者作出承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三）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块总面积为1076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英国在十九世纪通过同清政府签订的三十下平等条约，先后强行割占和租借去的。清朝政府彼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英国对香港的永久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恢复对香港的主权，是需要同英国政府谈判的，这是一个外交问题。在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后，国家对香港地区实行什么政策，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按照“一国两制”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1997年的日益迫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9月24日会见她时说：“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但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287\n我们建议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1983年3月撤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4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1983年7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1997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在北京草签。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子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这些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日，邓小平在会见撤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是行得通的”，“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继解决香港问题之后，中葡两国政府于1987年3月26日在北京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声明：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以下称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同时，还作出使澳门保持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安排。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四）意义“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对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解决国际上类似问题以及其他重大国际争端，同样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说：我们提出台湾和香港问题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侍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6月22、23日，他又说：“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五）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287\n邓小平在1980年初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八十年代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为党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思路。以后，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和其他场合，反复说明，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危险的观点，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点变化。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1987年3月4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根据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在较长时间内下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结论。1987年5月12日，他在同西欧客人的谈话中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量的变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外事务方针的一个出发点。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估量是正确的。说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说世界战争；悦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是说需要一切和平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实际上在世界上局部的战争每年都在发生。为了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贯方针。中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顺从任何外国的指挥棒。在新时期，独立自主的政策具体地表现为不结盟政策。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要遵循四条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范围内，不仅改善和加强了同一些党己有的友好关系，而且恢复了同一些党已经中断的关系，并同一些党建立了新的关系，根据四项原则，本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互相了解和合作的精神，我党同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友好关系，我党还同为数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种友好进步的政党进行了交往，发展了关系。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二百七十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287\n中共十二大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和改善了我国同许多国家的关系。我国领导人出访了日、美、英、法、西德等许多国家。金日成、齐奥塞斯库、里根、密特朗、撒切尔夫人、中曾根等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来我国访问。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向来保持着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解决南北问题要靠南北对话，同时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七、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发展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考虑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而增选中央委员会成员等组织事项，关系到中央委员会以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要作相当幅度的调整，尤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发扬党内民主，庄重从事，根据党章的有关规定，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指出，按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总方针，“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坚持把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提高产品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来，正确处理好质量和数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坚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共中央建议“七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到199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将达到16000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11000亿元。在这五年中，我国财政总收入将达到9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增长40％以上；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将新增5000亿元左右，比“六五”期间新增额多60％。我国人民的消费将由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过渡。“七五”期间要求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是：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会议增选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顾委委员56人，中纪委委员31人。　邓小平在会议上讲了四点意见：（一）关于形势和改革；（二）关于“七五”287\n计划；（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四）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说，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他说，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他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1985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全会增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增选和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胡耀邦任总书记。同日，召开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国务院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综合平衡，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4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七五”计划规定，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按照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1677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85年价格计算，达到11170亿元。比1985年增长44％，平均每年增长7.5％；1990年国民收人生产额达到9350亿元，比1985年增长38％，平均每年增长6.7％；1990年全国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到517元，平均每年增长5％。1990年，粮食产量达到42500—45000万吨、棉花425万吨、钢5500万—5800万吨、煤炭10亿吨、电力5500亿度、原油1.5亿吨。“七五”计划的完成，将使我国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八、整党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整党根据中共十二大的决定，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287\n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全党4000万党员（其中有900多万干部），近250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都要无例外地积极参加整党。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整顿。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整党，党内外群众必然会深切关注并寄予很高期望，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事前难以完全估计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这次整党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这更使全面完成整党任务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次整党分三期进行。第一期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区、市一级单位以及解放军各大单位；第二期是地、县两级单位；第三期主要是农村的区、乡、村。历时三年半，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经过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据统计，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的有33896人，不予登记的有90069人，缓期登记的有145456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受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071人。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何以强化精神文明建设①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两手都要抓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动力和保证方向④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加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287\n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3月28日，他又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2、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①指出了精神文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②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③提出了新的要求《决议》还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考验。《决议》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287\n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必要性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他尖锐地揭露了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混乱现象。他说，“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他说，“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他说：“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这次全会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言，明确表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他还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但是，六中全会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986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2、自由化思潮的泛滥1986年下半年，各地各校不同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学潮，究其原因287\n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3、制止自由化的措施①党和政府对闹事学生采取正面教育、积极疏导的方法。由于学潮波及不少城市，有的地方在学生游行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堵塞公共交通，严重妨碍沿途各单位、居民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现象，还发生了少数人趁机打砸抢、污辱妇女、破坏社会治安的严重事件，在有的游行队伍中，有人公开呼喊反对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口号。事实表明，确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煽风点火，企图把青年学生推向同人民政府对抗的方向，蓄谋扩大事端，使青年人成为实现他们卑劣目的的牺牲品。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29日，《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的评论员文章。同日，《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的社论。12月30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他严肃地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他坚定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②对宣扬自由化代表人物的组织处理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1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17日，中共安徽省纪委作出关于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13日，上海市纪委作出关于开除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党籍的决定。23日，中共《人民日报》社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方、王、刘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为党纪所不容。③对总书记胡耀邦的组织处理287\n中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1月16日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辞职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1980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年9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7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干1987年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1987年初，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多次谈到这次学潮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针。他说：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他说：学生闹事和更换党的总书记这两件事，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3月8日，他又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要十年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一、思考题：1、为什么说“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2、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何意义？3、试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4、新八字方针的内容是什么？5、怎样理解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二、学习参考书目：1.《邓小平文选》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课堂教学方案（九）第八章教学安排的说明章节题目或课题名称：第八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时分配：本章共2节内容，安排9学时。主要采取课堂讲授，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本章教学目的与要求：287\n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路线，认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基本内容及其重大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重大意义，综述近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课类型：理论课教学方法与手段：讲授多媒体教学重点：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正确性，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正确理解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第八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第一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新突破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时间和议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名党员。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并审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三）审议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四）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九年的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也日益深入人心；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问题、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深化改革并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成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主题。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代表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围绕这一主题，认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规定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团结全党，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1、提出过程287\n早在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国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经济和文比还不发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这已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这个结论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我们党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勇气。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又一次确认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这个论断，并以“物质文明还不发达”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个观点，虽然不是直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从问题的实质上说明了我国必然要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理。到了1988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全面地展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是在十三大的准备过程中。赵紫阳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把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全篇立论的基础”。1987年3月25日，邓小平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8月29日，他又说：“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以往的认识，中共十二大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2、含义①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下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②定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③时限：我国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其间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287\n大会对当前我国社会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属于世界后列。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科学论断，为理解建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三）基本路线　据此，大会系统阐明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概括他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会规定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四）十三大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大会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为此，大会要求：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在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大会提出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同时规定了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方针。特别强调党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大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287\n。大会指出，六十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后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把我们的事业引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大会通过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2日召开了十三届一中全会，选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力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批准陈云为中顾委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为副主任，乔石为中纪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向全会提出：邓小平虽然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会，但他作为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重大关头仍然需要他掌舵。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这个意见，得到了全会的赞同。（五）伟大意义十三大是一次加快改革开放的大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次大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勾划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确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为我国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次大会进一步实现了新老交替，从而使党的领导核心更加充满活力，有利于保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十三大以改革、开放、民主、团结的大会而载入史册。邓小平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1988年3、4月间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二、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开始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这五年间，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最突出的是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987年又上涨了18.5％。物价上涨幅度这么大，超越了群众、企业和国家的承受能力，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下降。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社会总需求远远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结果。在供求总量不平衡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调，农业发展滞后，有限资源过多地投入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在工业生产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加剧了能源、原材料和运输能力的紧张程度。一些单位和个人为谋取私利、非法倒买倒卖，层层盘剥，制造和出售伪劣商品，更推动了物价上涨，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287\n上述情况的产生，是同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还不可能很快形成一套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的新机制分不开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对工作的指导上也有缺点和失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额分配等问题。但党中央、国务院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1987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这些年来，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改革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经济体制过程中，忽视了必要的适当集中；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对国力缺乏清醒的估计，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在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况下，1988年夏季曾经不适当地决定全面推进价格改革。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虽然会议指出要采取强有力措施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但仍然强调目前是进行价格、工资改革的有利时机。价格改革无疑是必要的，但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宣布大步进行价格改革，这在实际上成为触发1988年下半年全国性抢购风潮的一个诱因。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1988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全会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在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全会指出，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首先，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要压缩500亿元，大体相当于今年实际投资规模的20％。第二，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特别要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第三，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开辟多种渠道，引导购买力分流。第四，克服经济过热的现象，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点。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首先要坚决刹住乱涨价风；第二要整顿公司，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第三要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坚决制止高价抢购粮、棉和生丝等产品的“大战”；第四要加强宏观监督体系；第五要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摊派、抽头和盘剥。全会指出，治理和整顿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治理整顿是长期要注意的大问题，最要紧的是明后两年一定要抓出成效。务必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明年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这一点。全会指出，要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相互配套的全面改革。其中要特别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尤其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全会指出，为了保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理，克服腐败现象，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287\n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还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按照全会确定的基本方针，在两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里，治理整顿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1990年以后的物价上涨幅度要进一步下降；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逐步缓解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实现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认真调整经济结构，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多增加，使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建立健全必要的经济法规以及宏观调控体系和监督体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只有实现这些目标，才能使我国经济的素质和效益明显提高，保证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9年底，治理整顿取得了初步成效：过高的工业增长速度降了下来；农业获得了较好收成；投资规模和消费需求有所控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货币回笼情况良好，整个经济在治理整顿中继续发展。但所取得的成效仅仅是初步的，距离治理整顿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三、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一）原因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场风波迟早宴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1、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不同程度起了一定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并逐步对西方世界开放。80年代，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迅速成为一种浪潮。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之缺乏经验，改革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西方国家幸灾乐祸，认为“等待已久的历史性机会已经到来”，开始全面推行“和平演变”政策。2、苏东的社会主义改革走进死胡同，并出现危机，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这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80年代，东欧国家除了阿尔巴尼亚外，都进行着新一轮的改革。推动改革的因素很多，重要的有这样两点：一是东欧国家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下降，1966-1970年7.4%，1971-1975287\n6.4%，1976-1980为41%1981-1985年下降到了34%。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竭，说明粗放型经济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东欧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二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沉重打击，使东欧国家外债迅速上升。80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140亿美圆，1981年南斯拉夫外债达201亿美圆，1986年，波兰欠西方的外债达382亿美圆，人均1000美圆，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高达180亿美圆，人均1800美圆。80年代的东欧改革，是此前进行的各个阶段改革的继续和发展，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各国在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摸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打破了苏联模式对东鸥的一统天下，东欧出现了经济体制多样化的趋势。苏联的改革是由赫鲁晓夫发起的，因此赫鲁晓夫可以称的上是苏联的第一代改革家。但是，正是由于其改革属于第一次，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缺乏论证而显粗糙，其政策也带有冲击性。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克服赫鲁晓夫的缺点，不再那么鲁莽了，这影响了勃列日涅夫后来在苏联进行的改革。1965年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改革，但没过几年，苏联在扼杀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的同时，其自身的改革也来了个急刹车，新经济体制和“布拉格之春”同归于尽。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大搞个人迷信，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局老化，80年代初的改革没有起到搞活经济的作用。加上苏联与美国的挣霸斗争如火如荼，苏联的经济越来越军事化。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在其上台执时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国内，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陷入停顿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70年代苏联所奉行的全球进攻战涅开始遭到西方集团的全面反击，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是苏联面临着新的一轮军备竞赛中被拖垮的危险，阿富汗战争饿长期化也使苏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时，苏联原有的外交政策已难以为续。为了配合国内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实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大声及呼”：“形势要求改革。”而“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他还说到“完善社会阶级关系饿民族主义”“扩大公开性”等问题，不时地引来雷鸣般的掌声。”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舆论，并逐渐把改革引向误区，对苏联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思想混乱。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首先是从东欧开始的，东欧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都套用了苏联模式，从而形成了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苏联模式本来是一种在非常状态下实行的特殊模式，但苏联领导人战后不家思索地“输入”到东欧，其弊端日益显露，因而也就陆续出现了改革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现象，因此，包括苏联在内的苏东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转的态势。然而，苏联东欧的的改革并没有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改革走进了死胡同，各种矛盾的激化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共产党政权丧失。1988年夏，苏联的改革面临复杂形势。一方面经济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另一方面左翼激进有了较快发展。到了1990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的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进行组合，基本形成了以叶利钦等为首的“激进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派“和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的三种势力。在287\n此背景下，爆发了8，19事件，亚纳耶夫等发动的819事件想阻止苏联的演变。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败，却加速了苏联演变的步伐。具有93年党史，执政74年的苏共顷刻土崩瓦解，曾在苏联各地飘扬的苏共党旗降落了，苏共的瓦解是苏联演变的“里程碑”。没有苏共苏联的苏联，必将走上解体之路。3、坚持和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蓄意煽动的结果4、党的主要领导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坚定，反对自由化不利（二）过程这场政治风波是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逝世开始的。当时，青年学生举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动乱策划者和组织者以为时机已到，即大肆活动，散布胡耀邦是受政治迫害而致死的蛊惑人心的谎言，使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谣言四起，出现了大量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口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短短几天内，连续发生了聚众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的严重事件，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非法游行示威和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非法行为。在西安、长沙、成都和其它一些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烧等犯罪活动。在此期间，动乱制造者们通过学潮提出了一系列带纲领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彻底否定1987年初中央对胡耀邦辞职的处理；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反自由化中受过批评和处分的人平反。这表明动乱一开始就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对于这种严重情况，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不但不反对和抵制，实际上是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李鹏主持下召开会议（赵紫阳于会议前一天赴朝鲜访问），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并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邓小平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断，并作了重要谈话。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严正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从社论发表到5月初以前，经过党和政府的大量工作，形势已趋平稳。这时，回国才几天的赵紫阳突然改变对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的态度，指责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定性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错误主张，受到了常委其他同志的抵制和反对。5月4日他在事先没有征求常委任何同志意见的情况下，在会见参加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时，发表了一篇同中央的立场和方针完全不同的讲话。她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学生游行“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287\n，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并且把中央的内部分歧公开暴露于世，动乱策划者从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进行种种活动，使局势骤然逆转。5月6日，赵紫阳又同中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说：“对学潮的新闻放开一点，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番谈话使舆论上迅速出现了支持学潮和动乱的错误导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动乱的策划者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表示愿意同政府“对话”，一面组织绝食活动，并于5月13日开始，煽动和挟持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绝食，把他们当作“人质”，作为实现其政治阴谋的“赌注”。由于学生绝食引起社会上部分人从各种不同角度出发的同情，加上舆论的错误导向，前往“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之众。举世嘱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干扰，一些国事活动日程被迫变更，有的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声援”绝食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社会秩序愈来愈混乱。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决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赵紫阳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第二天，游行示威的人数和对邓小平的攻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交通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开会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并于5月19日晚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恢复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赵紫阳反对中央的决定，并且拒绝出席大会，从而表明他同党的公开决裂。20日李鹏签署了国务院令，宣布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策划者继续造谣惑众，挑拨军民关系，拦阻军车，围困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并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6月3日，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首都戒严地区的过程中，非法组织的头头策动在一些路口设置路障，阻截军车，并且发生了焚烧军车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冲击国家要害部门的严重事件。他们还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造成一个暴动的态势。企图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于6月3日晚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部队在开进过程中由于遭受大群暴徒的野蛮袭击，不得不实行必要的武装自卫。6月4日晨，停留在天安门广场的数千名学生被戒严部队经极大的耐心劝告和勒令，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北京的局势很快平稳下来，其他大中城市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三）平息暴乱胜利的意义287\n　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保卫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三部曲”的发展战略的正确性，充分肯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指出，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要求全党按照原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说，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邓小平在重要的关键性的历史时刻发表的讲话，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四、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为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四中全会是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审议并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二）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必要的调整。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划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党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全会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夫误。特别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此，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人组成；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关于党的路线和今后的工作，全会指出：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思考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287\n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全会重申，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变。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党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全会不仅对于当前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会议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对坚定不移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已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此后他多次讲要带头建立退体制度，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动乱平息之后，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涣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这是对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干出实绩，取信于民。要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6月1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又指出：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是江泽民同志。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新的中央领导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抓紧惩治腐败。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四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等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威信，他就要坚决退出中央领导岗位；他希望大家能够以江泽民为核心，很好地团结。1989年9月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量他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动调动也就比较容易。他提议江泽民当军委主席。他在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郑重地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89年11月，召开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287\n全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的这一决定，表明了党中央已完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向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交替。这对于保证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个事实，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证明。五、抓紧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首先聚精会神地抓紧了党的自身建设。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证明，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员是好的，但也暴露出我们党内存在严重问题。所以邓小平告诫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为了提醒全党认清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强调指出，分析党内状况时，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不可低估赵紫阳的错误在党内造成的混乱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损失。正因为“问题主要出在党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下决心解决好当前党的建设中的迫切问题”，以便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得起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考验，以及反对和平演变的考验。为此，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严格禁止请客送礼；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严格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1989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党的建设问题。8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党的建设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切实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在1989年秋、冬和1990年，在中央领导下，党组织对动乱、暴乱中的重点人和重点事认真地进行了一次清查、清理。在清查、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后，又按照从严治党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了一次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并在部分单位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开展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解决动乱和暴乱中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党内日常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清查、清理工作是同干部考察工作结合进行的。根据考察的结果，对一些组织和部门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必要的调整。目的是为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强核心。1989年12月—287\n1990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举办了党建理论研究班。江泽民发表了《为把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充分认识搞好党的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二）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三）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四）切实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五）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六）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七）确保各级领导核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组成；（八）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传播。随着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形势的发展，199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全会认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全会提出，今后应从七个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年11月，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强调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必须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必须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决定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参政议政中的重要作用。中央指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于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采取措施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中央大力加强了思想、宣传工作。1989年7月，中央政治局7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展了整顿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和“扫黄”斗争。11月国务院又布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除“六害”的斗争（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丑恶现象）。同时号召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党的自身建设的抓紧，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为在经济领域中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条件。六、治理整顿和“七五”计划的完成287\n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虽然作出关于进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情况的限制，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及产生的原因分析不够，因此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对治理整顿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缺乏认识，很多措施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加上因时届年底，当年来不及采取更多的实际措施，已经采取的措施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成效。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势头在1988年并未减退，社会需求继续膨胀。在社会需求膨胀的压力下，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长，财政赤字增加，导致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多年未曾有过的18.5％的上涨幅度，这种情况给1989年经济发展带来困难。面对1989年严峻的经济形势，3月20日，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并坚决贯彻治理整顿的方针。李鹏提出治理整顿要达到的目标是：（1）消除经济过热，把发展速度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2）遏制通货膨胀，使1989年物价上涨明显低于1988年；（3）压缩固定资产规模，使它同国力承担的可能相适应，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它同国特别是流通领域的秩序；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并切实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①治理整顿的首要任务是压缩社会总需求。具体措施为：（一）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1988年压缩920亿元，减少21％；1990、1991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要维持在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二）坚决控制消费需求过快增长，坚决压缩社会集团的购买力。1989年社会集团购买力要在1988年基础上再压缩20％。（三）紧缩金融和财政，继续抽紧银根，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要千方百计稳定金融，切实加强对各银行各种贷款的计划管理，控制住全社会的信贷总规模。（四）逐步缓解分配不公的社会矛盾。在控制消费需求的同时，要改进和完善工资奖金制度，逐步克服职工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五）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特别是流通领域内的公司，逐步消除流通领域内秩序混乱的状况。切实加强对某些高收入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和部分个体工商业户收入的监督与调控，推行个人应税收入申报制度。逐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问题。大力加强市场管理和物价管理。坚决制止和纠正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现象。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1988年底至1991年三年的治理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有效地控制了通贷膨胀，整顿了经济秩序，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严重的不稳定状态，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从而为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具体说来，三年的治理整顿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效：一是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明显好转。1985年到1989年，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平均差率为11.8％。治理整顿以来，由于采取紧缩信贷、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消费、加强税收等多管齐下的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社会总需求的过快增长，促进了供求关系的改善。1990年供需差率缩小为7.6％，1991年，基本保持上年水平，已处于基本正常范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的上涨幅度连年回落，1990年为2.1％，1991年为3.5％，已进入了各方面可承受的范围。随着社会供求关系的改善，国内市场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287\n二是过热的经济明显降温，经济基本恢复正常的增长。1985至1g88年，我国国民经济处在日趋过热的状态，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7％，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8％。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改变了经济过热的局面。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1990年增长5.3％，1989—1991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应的正常增长水平。三是基础产业得到加强，产业结构的“瓶颈”矛盾有所缓解。在治理整顿期间，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了良好的开端。农业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产业部门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处于长线的加工工业受到一定限制，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有所改善。四是市场商品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由于调整了经济结构，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重视，轻重工业生产增长比例日趋协调，全国生产、生活资料消费市场转旺，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大好局面。在治理整顿期间，虽然压缩了一些过快的消费需求的增长，但城乡居民继续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生活水平继续有所提高。据统计，城乡居民储蓄额三年增加了5000亿元。从治理整顿全过程上看，基本上达到既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又保持了经济适度增长的双重目标，从而为新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是进出口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国家外汇储量增加，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1989年和1990年，我国出已总额登上了525亿美元和621亿美元两个台阶；1990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顺差，改善了1984年以来连续逆差的状况。到1991年6月底，国家外汇储备已上升到330亿美元。特别是近三年，我国吸收利用外资取得新进展。这期间，全国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8083家，比前10年的总和还多，外商实际投资额达85.4亿美元，为前10年的76.5％。更重要的是，这两年外商投资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投资导向更加合理，技术先进型和出口创汇型项目增多。六是改革开放取得了比较实实在在的进展。在治理整顿中，稳步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农业方面：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①，积极发展社会服务化体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力量，在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工业方面：把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到深化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改善外部环境和转变内部机制两个方面，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外，价格改革也迈出了较大步伐。宏观调控方面，对计划、财政、金融体制和流通领域的改革都有新的进展。与此同时，在养老、待业、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制度和职工住房制度方面，也积极进行了改革试点。这些改革措施推出的力度和时机相适宜，效果是好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治理整顿任务的完成，为新的改革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经验。287\n综合起来看，三年的治理整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实现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出现了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局面，改革开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使我国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治理整顿为经济发展跨上一个新台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5年增长39％，平均每年增长7.8％。工业总产值为23851亿元。农业总产值为7382亿元。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502亿元，比“六五”计划时期增加7172亿元。改建和扩建了一批重点骨干工程。能源、交通和运输量均有显著增加，煤产量达到10.9亿吨，发电量达到6150亿千瓦小时，原油达到1.38亿吨，钢达到6850万吨，铁路货运量达到14.6亿吨。特别是治理整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社会供求总量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连续两年丰收。粮食达到8500亿斤，棉花达到425万吨。科技、教育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居民年平均消费水平达720元。“七五”计划的完成，提前实现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我国宏伟建设目标的第一步，这就为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七、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开始执行“七五”计划的胜利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走进了一个重要阶段。1991—2000年，即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能否在90年代巩固和发展80年代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1990年12月召开了十三届七中全会。李鹏在全会上作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的说明》。这是一次总结过去、开创未来十年的重要会议，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面奋斗的重要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在充分肯定十年成就，科学总结了多年来的经验，正确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了今后十年和“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基本指导方针，确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确定了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部署和措施。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草案）》，经1991年3月至4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后正式付诸实施。《纲要》共分为十个部分。一、序言；二、1991—2000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三、“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和综合经济指标；四、“八五”期间主要经济部门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五，“八五”期间地区经济发展的布局和政策；六、“八五”期间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任务和政策；七、“八五”期间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八、“八五”287\n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九、“八五”期间人民生活和消费政策；十、“八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纲要》规定了1991—2000年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提出了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一）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按照这个目标，要求到2000年，以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11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1％，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8％；（二）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富，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三）发展教育事业，推动科技进步，改善经济管理，调整经济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为二十一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四）初步建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的水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健全。按以上奋斗目标的要求，到2000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将取得全面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将以新的姿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纲要》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指导方针。这就是：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全面贯彻这些方针，是使我国现代化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实现到本世纪末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纲要》还规定了今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方面，（一）按照国民经济逐步现代化的要求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重点是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发展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工业和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二）根据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改善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三）继续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使我国经济增长逐步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四）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五）继续推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争取经过十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七）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287\n《纲要》提出的以上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是今后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具体实施中，大致分为前五年（“八五”计划时期〕和后五年（“九五”计划时期）两个阶段。“八五”计划时期，要着眼于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完善和深化改革，努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为“九五”时期发展打好基础。“九五”计划时期，要在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产力布局，提高经济素质和理顺基本经济关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全面实现到本世纪末的各项目标和任务。《纲要》详尽地规划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八五”时期，必须正确地处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在整个“八五”期间，都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现实条件的可能，在确保经济与社会稳定前提下，积极深化改革，使改革更好地促进治理整顿和经济发展。“八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有以下八个方面：（一）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的适度增长。（二）突出抓好经济结构调整，使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同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相适应；使农业与工业、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比例失调的状况有所改善；使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逐步得到改善；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倾向得到抑制。（三）立足现有基础，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地、有重点地推行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四）采取适当的办法与步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中央财政收入，并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财政补贴，逐步改善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五）进一步推动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调整结构、提高经济素质和效益服务。（六）更有效地开展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和智力，巩固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格局，把扩大对外开放同提高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七）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合理的经营机制为中心，协调配套地进行计划、投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形成。（八）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为巩固80年代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制定更高、更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指标：按1990年价格来计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325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5％；农业总产值达87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5％；工业总产值达到327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值，1995比1990年增长53.9％，平均每年增长9％。五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每年递增2％，农民人均收入平均每年递增3.5％。五年内，要通过多种形式安置城镇就业人口3200万人，争取在“八五”期间把城镇待业率控制在3.5％以内。“八五”计划在制定规划经济高速发展的宏伟蓝图时，坚持“两手抓”方针，强调“八五”期间要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八五”287\n计划规划在5年内力争在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地区普及小学阶段的义务教育，占全国人口30％以上的地区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力争培养各类全日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1100万人。到1995年，研究生在校生达9万多人，在校普通本专科生达210万人，同时继续采取多种途径，多种力量，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开展岗位培训。1991、1992年是执行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头两年，由于认真贯彻《纲要》的基本精神，继续坚持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基本方针，我国国民经济步人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民生产总值和工农业生产实现适度增长。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58Q亿元，比上年增长7％，明显超过计划的4.5％的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已基本恢复到与现有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正常增长水平。1991年，我国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经过举国上下的一致抗灾救灾，仍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好收成。全年农业总产值8008亿元，比上年增长3％。工业生产回升较快，总产值达28225亿元，比上年增长14.2％。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全年农业总增加值5808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全年工业增加值10116亿元，比上年增长20.8％，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稳步增加，结构有所改善。199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279亿元，比上年增长18.6％。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三）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内市场逐步恢复，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改善。由于认真贯彻治理整顿，1991年，全年供需差率基本保持上年水平，已处于基本正常范畴。全年物价基本平稳，1991年零售物价上涨2.9％，1992年上涨5.4％。国内市场疲软消除，出现了市场繁荣，购销两旺的新局面。据统计，1991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398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10％。1992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10894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上年增长9.8％。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储蓄持续增加。　199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收入157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比上年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71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2％。1991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9110亿元，比上年增加29.5％。199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182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加8.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784元，比上年实际增长5。9％。1992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1154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6.8％。八、对外经济合作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重大步伐，已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政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尤其是1989年以来，由于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有关涉外法规、改进各项服务，使得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表现在利用外资保持稳步增长、结构日趋合理。287\n1989、1990两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但利用外资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89年我国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14.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100.6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减少28.3％和1.6％，新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779个。1990年，中国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20.9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02.9亿美元，新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273个，比上年增长17.79％。1991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6％，实际使用金额113亿美元，增长9.6％，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金额188亿美元，增长62.7％。在利用外贸稳步增长同时，利用外资结构日趋合理。在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上述可喜成就的同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进出口贸易活跃，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据统计，198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6％；199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5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1991年，中国进出已总额1357亿美，比上年增长17.6％；199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5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3％。进出口商品结构日趋优化，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品比例下降，工业制成品比例上升。进口商品结构中，生产资料进口比重进一步加强，生活资料进口比重不断下降。（二）技术出口迅速发展、技术进口有所回升。1989、1990两年，技术进口受到限制。1989年，全国共批准技术引进项目合同328个，合同总金额29.3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减少25％和17.6％。1990年，全国共批准技术进口合同232项，合同总金额12.7亿美元，又比上年分别减少29.3％和56.4％，这是“七五”期间合同金额最少的一年。到1991年，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制裁”基本上被打破，对华技术输出相应放松，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对国外技术需求日益见旺，因此到1991年，技术引进有所回升，全年技术引进成交359项，合同金额34.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4.8％和172.4％。与技术进口萧条状况相反，1989—1991年，我国技术出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1989年，中国签订技术出口项目合同168个，成交额达8.8亿美元，比去年增加26％和405％。1990年技术出口有了新的发展，全国共签订技术出口项目合同有266个，合同金额9.88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45.1％和12.4％11991年，技术出口项目合同共462项，合同金额12.8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72.3％和29.1％。技术出口结构日渐合理，以技术带动成套设备出口已成为中国技术出口的主要方式，并具有适应国际技术贸易市场不同层次的要求的能力。287\n（三）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取得了新成绩。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发展起来的一项崭新事业。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工程和海外企业遍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标志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公司开始起步，这进一步带动金融、保险、民航、远洋运输和邮电通讯等相关部门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国外经济技术合作，还学到了世界上的一些先进技术和管理办法，对我国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起到有益的作用。（四）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以及参与联合国多边合作等有了新的进展。在当今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工作取得了新的成绩。中国政府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则合理安排援外支出，援外布局继续得到调整，在做好对周边友好国家及其他国家援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1989年，我国同44个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签订了承担73个新项目的协议，全年，我国帮助70个友好国家实施了280个成套项目和技术项目。1990年，我国向7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新的技术援助，签订援款较去年增加67.6％，全年共实施经济援助项目258个。1991年，我国新承担技术和管理合作项目52个。上述援助项目的建成，对受援国经济、文化、体育事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好评。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比较活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变了“只援助、不受援”的作法，在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多边合作中，贯彻“有给有取”的方针，在向这些机构认捐的同时，也接受这些机构的援助，1989年这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此外，我国还加强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贸易和发展会议和亚太经社理事会等组织合作。1991年，我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多边体系的活动取得进展，恢复了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谈判，与联合国发展一系列的多边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上述对外经济合作和利用外资的一系列经济成就的取得，标志着我国目前已形成商品、技术、资金、劳动等对外交流全面发展、密切配合、双边与多边合作相互促进的富有生机的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格局，这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力补充，多种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1988年，个体经济发展到新高峰。个体工商业活动发展迅速，规模愈来愈大，出现了一些雇工人数超过个体工商业户雇工七人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等例》，把私营企业从个体户中分离出来，确认了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这样私营企业正式登上了中国经济舞台，开始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8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4万户，个体工商业户约有1000多万户，2300万人。1989年，私营企业发展至9万户。1990年底，全国私营企业已登记注册的有98万户，从业人员170.2万人，拥有注册资金95.2亿元；个体工商业户共1328.3万户，从业人员2092。8万人，拥有资金397.4亿元。1991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为10.78万户，从业人员为183.9万人，注册资金123.6亿元。287\n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1992年，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又迈向另一高峰。到1992年底，全国已有私营企业13.9万户，年创产值307亿元，从业人数超过230万人；全国个体工商业户达1533.9万户，从业人员达2467.7万人。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由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它为社会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提高。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与发展为国家开辟了新税源。据不完全统计，14年来我国个体经济共创工业产值4300亿元，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实力。此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以其灵活、适应性强、分布广及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市场观念向国营、集体企业发出挑战，促进国营、集体企业机制的转变，进一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与乡镇集体企业一道，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改变了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有力地推动了传统的自然分工向专业化社会分工的发展。此外，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极大启发了农民的商品意识。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促进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三）有利于拓宽就业门路，促进社会稳定。1980—1991年的12年间，全国个体和私营企业累计吸收城镇待业人员760万人，占同期城镇新就业人数的8.3％。其中，1991年，个体、私营企业吸收了60万人，占7.8％，如果没有这十余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城镇待业率将在1991年的2.3％的基础上上升5个百分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合理安排了在企业转换机制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大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四）有利于促进城乡市场繁荣，方便人民生活。个体工商业活动从其发展范围和产业分布来看其主要在零售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交通运输业等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而国营和集体单位又难以顾及的第三产业，其经营服务网点占社会总数的80％以上。这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部分缓解了城乡居民，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生活中的“诸”难，提高了生活质量。九、外交工作的新格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风云多变，“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世界各种力量正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中重新分化组合，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等，国际形势出现了空前的动荡与不定。“乱云飞渡仍从容”。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中国政府采取“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冷静务实策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发展正常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缓和国际局势、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开创了新时期外交工作的新格局。287\n邓小平曾经说：“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推行睦邻政策，大大改善和发展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使我国同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邓小平举行会晤，宣布两国从此“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次会晤标志着破裂了二十多年的中苏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年国务院总理李鹏、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分别访苏，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后，我国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同独联体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持在各个领域里的友好往来。1992年，中国同俄罗斯关系发展平稳，经济贸易关系出现了上升势头。叶利钦总统访华使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几年来，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中朝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使中朝传统友谊得到巩固和加强。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金日成主席、延亨默总理等朝鲜领导人也多次访华。这进一步密切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1992年8月24日，我国同韩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中国同日本关系的发展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总的说来是朝着恢复正常的方向发展。1990年下半年，日本率先恢复了对华的第三批贷款，在松动西方对华“制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万里委员长先后访日，日本明治天皇于10月首次访华，这使中日关系更加巩固。中越两国以1991年11月的高级会晤为标志，结束了双方长达13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1992年底，李鹏总理对越南的访问，进一步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1990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老挝，实现中老关系正常化，1992年，老挝主席凯山·丰威汉对中国进行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是中国与东盟关系进人全面发展的时期。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在中断关系23年后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10月3日，中国与新加坡签署了建交公报。1991年，中国与文莱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已同所有东盟六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标志与东盟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巩固和发展与南亚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稳定周边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287\n1991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这是31年来中国政府首脑首次正式访问印度。1992年印度总统卡塔拉曼访华，开辟和发展了中印关系的新时期。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又一主要成就是：“六四风波”后，我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的方针，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同西方国家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得到改善和发展。1989年6月，中国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不顾事实，不顾国际关系公认的准则，对纯属中国内政的事情横加指责，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困难和曲折。邓小平在当时即指出：“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还强调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无可争辩地证实，中国没有被压服，也没有被孤立，反而使中国又经受一次锻炼，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对外关系有了更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后来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1990年，中国与西方七国的关系开始出现积极变化。继日本率先恢复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之后，西欧国家逐步恢复了对华出口信贷保证、政府贷款、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正常关系。中美关系也逐步“解冻”。1990年5月，布什总统宣市决定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11月底12月初，钱其琛外长应邀访美，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及参众两院议员，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1991年11月，贝克国务卿访华，经过坦率的会谈，双方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达成协议。但正值中美关系恢复之际，美国政府再次违反“八·一七”联合公报，于1992年9月决定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事件。这给正复苏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中美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已证明：中美之间发表的三十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准则，只要双方高瞻远瞩，求同存异，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相互问关系，中美关系就能发展、就能前进。287\n1993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出席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日下午在西雅图市的雷尼尔俱乐部江泽民和克林顿举行了正式会晤。江泽民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双方都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它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问题，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二十一世纪。钱其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美领导人会晤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这次会晤以后，双方领导人的交流和接触会增加，而且会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进行后继讨论。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团结，始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随着世界多极化形势的发展，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0年5月，杨尚昆主席访问了拉美的墨西哥、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五国。1992年7月，杨尚昆主席又访问了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科特迫瓦三国，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杨尚昆主席在墨西哥提出了中国发展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四条原则。在科特迪瓦发表了中国发展同非洲关系的六条原则。这些原则表明了中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中国同中东国家关系发展顺利。1990年，我国同沙特阿拉伯建交。1992年1月24日中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与中东所有国家都建了外交关系，这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近几年来，我国与南太平洋诸岛国关系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我国与南太平洋论坛建立对话伙伴关系。斐济总理、瓦努阿图总理、基里巴斯总统、密克罗西亚总统先后访华。1990年，我国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92年初，李鹏总理访问斐济，7月，我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密克罗西亚、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等五国，进一步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1992年9月，中国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国，标志同不结盟运动的友好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不久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同“七十六国集团”通过密切磋商，以“七十七国加中国”方式提出不少谈判文件，促使会议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国际事务和多边外交中，中国坚持原则，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发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经济合作，谋求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为推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对海湾危机的立场是有原则的、一贯的和严肃认真的。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第一天开始，中国政府就明确予以反对，认力这是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撤出，同时主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对中东症结的巴勒斯坦问题，中国政府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以色列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必须得到恢复，巴、以相互承认，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和平共处，在巴尔干半岛和原苏联一些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上，中国在联合国和其它场合多次声明原则立场，强调冲突备方面通过和谈解决争端，不能从外部使用武力，用一场战争来制止另一场战争。近几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287\n1992年，第48届联合国亚大经济社会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北京宣言》。这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共同繁荣，为亚大地区开创美好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6月，李鹏总理出席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原则出发，明确提出了关于加强环境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五点主张。李鹏总理还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化公约》，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环发事业的高度重视与责任感。关于裁军与军控问题，我国提出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裁军原则，得到广泛赞赏。1992年3月，我国正式加入《核不扩散条约》，这对推动该条约发挥有利于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作用，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根据一切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一切国家都应有平等发展权利的原则，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这一主张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特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总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外交战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到1992年，我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充分说明，中国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异同作为决定国际关系亲疏的标准，而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节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概括起来，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大胆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发展，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当前，国内外形势对我们均很有利。从国际上看，近几年世界形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深刻、最巨大的变化。旧的格局已经终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矛盾错综复杂。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世界依然很不安宁，而亚大地区相对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增长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挑战和机遇、困难和希望并存，机遇和希望大于挑战和困难，我国在国际上仍然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从国内来看，经过三年治理整顿，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稳定。这一切，都为我们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此，邓小平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287\n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从大的方面把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这次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把这一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说来，谈话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深刻地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原理。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他从理论上说清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是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它是同从建国起要用一百年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个战略大目标紧密关联的。他说，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第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答案，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十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更加说明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尽快把我国经济发展上去，这是使社会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大胆地改革，这就要求在思想上更加解放，再不能为某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僵化认识所束缚。如果我们再用僵化的态度来认识问题，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特别重视实践，他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针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和思想束缚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担心“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针对长期困惑我们的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搞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87\n这样的话。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他讲得更加明确。1985年10月23日，他在回答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提问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的十三大之前的1987年2月6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把问题点破了。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力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这使我们在认识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计划与市场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全党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十三大后，我国改革加快了步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促使邓小平对十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和反思。从1990年开始，邓小平又重提计划与市场问题。1990年12月24日，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1991年1、2月间，他在视察上海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他又讲了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改革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突破它已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他说：“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结论很重要很精辟，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贯的指导思想。第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如不抓住时机，赶快把经济搞上去，必将被历史所抛弃，不但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只会葬送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邓小平告诫说：“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287\n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第四，要坚持两手抓。邓小平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还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事业继续坚持和发展下去的根本保证。第六，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邓小平这篇谈话，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刻发表的，它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党的十四大报告系统地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依据。287\n继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后不久，同年3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槁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会议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改革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概括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日在北京开幕。大会代表2000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江泽民受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托，向大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二）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四）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江泽民在报告中对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作了系统的深刻的总结。他指出：“十四年来，我们从事的事业，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十四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四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江泽民强调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的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到达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他提出，只要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江泽民在报告中根据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丰富内容和精神实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了全面阐述，并在党中央几次概括的基础上，从九个方面做了新的概括。（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备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87\n（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同这条路线相适应，我们党还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备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条路线和这些方针政策也都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江泽民在报告中还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百分之八到九是可能的。江泽民指出：“287\n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要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结合起来。”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即：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第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第三，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农业，加快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第四，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第五，充分发挥各地优势，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第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第八，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第九，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速环境保护；第十，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江泽民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大会还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经过充分酝酿和民主选举，选举出189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30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08人。中央新的领导机构实现了新老交替。10月19日，党的第十口届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江泽民主持。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田纪云，朱镕基，乔石，刘华清，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铁映、李瑞环、杨白冰、吴邦国、邹家华、陈希同、胡锦涛、姜春云、钱琪琛、尉健行、谢非、谭绍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王汉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铬基，刘华清，胡锦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全会决定江泽民力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迟浩田、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全会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87\n党的十四大是在我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是我们党历史上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选举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党的十四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将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经济的持续发展，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以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93年3月，经过充分的准备，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汇成本届大会的主旋律。大会听取了国务院总理李鹏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作的《关于去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与今年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部长刘仲藜作的《关于去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今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国务院秘书长罗于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分七部分。（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五年。他指出五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国民经济持续发展。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4000亿元，五年平均每年增长7.9％。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乡镇企业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五年间产值增长2倍，现已吸纳农村劳动力1亿多人，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工业生产有较大增长。五年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1992年同1987年相比，钢产量增长42％，达到8000万吨；原煤产量增长20％，达到11亿吨；发电装机增长46％，达到16500万千瓦；原油产量继续增长，达到1.42亿吨。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有新的发展。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长23％，达到11620亿吨公里；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36％，达到3617亿吨公里；五年间，进出口总额增长1倍，1992年达到1656亿美元。五年共利用外资609亿美元，相当于前九年总和的1.6倍；基本建设的技术改造取得新成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6000亿元，一批大型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相继建成，为今后经济发展增添了后续力量。城市建设有新的进展，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成绩取得新的进步。科学技术事业成绩显著，重大科技成果比上五年大幅度增加，某些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正负电子对撞机投入使用，“银河—Ⅱ”287\n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我国航天工业进入国际发射市场。创办一批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教育事业有较大发展，五年来国家财政和社会各方面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达3200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1710亿元。全国已有76％的县普及了小学教育，多数城市普及了初中教育。高等教育有新的发展。教育结构有重大调整，教育改革逐步深入，教育质量有所提高。计划生育成绩明显，体育事业有新的发展。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社会科学、医药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取得新的成绩。第三，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继续稳定和完善。在城市，为增强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采取了新的改革措施。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宏观经济调控有所改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明显增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扩大，金融、技术、劳务、信息和房地产等各类市场开始形成。价格改革迈出较大步伐，目前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比重，已经由五年前的50％左右扩大到80％左右。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第四，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1992年同1987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加910元，达到182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321元，达到784元。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城镇居民居住条件逐步改善。市场繁荣活跃，商品琳琅满目，物价相对稳定，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现在，我国蛋类、肉类、食用植物油的人均消费量已相当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城镇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0岁左右，这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综合反映。李鹏说，五年来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在全面总结五年成就的同时，李鹏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他指出，今后五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性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依靠优化结构，技术进步和改善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努力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他又指出，现在，国内发展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按调整后的“八五”计划，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6％提高到8％—9％。就全国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五年内，就能够实现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为此，他强调在经济建设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开创教育事业的新局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　（三）加快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李鹏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九十年代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今后五年是关键时期。”　（四）认真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六）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287\n　（七）关于我国的外交工作。李鹏回顾了过去五年中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就，重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他强调，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李鹏最后在报告中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周围，同心同德，振奋精神，开拓前进，为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大会代表对上述报告进行了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及相应的决议。“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入宪法。大会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机构的决定》。大会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乔石为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李鹏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为副总理，刘华清、张震为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也在北京召开。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地把争取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作为未来五年经济建设方面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它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四、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行。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邓选》第三卷，同1975—1982年卷一起，集中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邓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和最有力的武器，对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共中央于11月2日作出《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隆重举行学习报告会。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全面阐述学好《邓选》第三卷的重大意义。287\n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作了重要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统揽全党，把更大的精力集中到加快改革上来。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共五十条，分十个部分。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决定》指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轰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齐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二、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决定》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公司可以有不同的类型。“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出售企业和股权的收入，由国家转投于急需发展的产业。”“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三、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决定》指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当前要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推进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287\n改革现有商品流通体系，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是，发展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四、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决定》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五、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报酬要引人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倡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立适应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各自特点的工资制度与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要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类型确定其资金来源和保障方式”，“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必须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证到本世纪末农业再上一个新台阶，广大农民的生活由温饱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以调整结构、提高效益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住。要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发展股份合作制，进行产权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进一步增强乡镇企业的活力”。七、深化对外经营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决定》指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互接互补。”“实行全方位开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八、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决定》指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促进科技进步，攀登科技高峰，以实现经济、科技和社会的综合协调发展。”“287\n积极促进科技经济一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战略任务来抓，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九、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做到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的统一，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制建设的目标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司法和行政执法水平；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和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法制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奋斗。当前，党的建设要着重抓好五项工作：（1）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2）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3）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团结，严肃党的纪律，增强全局观念，使全党在行动上做到步调一致，令行禁止；（4）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5）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改变一部分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决定》指出：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定》最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的深刻革命，必然改变旧体制固有的和体制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阻力。必须从总体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十四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287\n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科学、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回答了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基本的框架，描绘了宏伟的蓝图。它必将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本章思考题和财考书目一、思考题1、试述中共十三大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大意义。2、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近期和长远目标是什么？3、试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原因、重大意义、方针和举措。4、试述中共十四大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6，试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及成就。二、主要参考书目《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江泽民《论党的建设》、《论三个代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