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 205页

第一章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①在中世纪曾经出过一些成绩卓著的编年史家，如弗赖辛的鄂图和马②③④泰·帕里斯、儒安微尔和弗·鲁瓦萨尔。这些人就他们那个时代留下的史⑤料是相当可靠的，但当时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印刷术还无人知道，因而书籍稀少。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评价还没有开始，人们也未认识到有这种需要。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典章之风很盛，但揭穿膺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最后一点，中世纪的空气弥漫着浓厚的神学味道。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一千年之中几乎像是一种物质力量，压在欧洲人的心头①，使他们无法注意世俗历史及其问题。由于一切都被归之于神意，因此对自然因果关系的探索也就被看作完全不必要，如果不算是僭越的话。这样，历史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程。对人类的展望，在15世纪的意大利，起了很大变化，这种转变有利于客观的方法和历史的发生学概念之兴起。古典世界被揭示为光彩夺目的实体而不是矇眬不明的传说，这样就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与深思。而人们的探究精神又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同东方建立进一步密切关系而得到更大的鼓舞。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空间的范围与知识的眼界都加倍地扩大了。随着知识疆界的向前扩展，在学术气氛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变化。教会的日益腐朽、城市生活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大本已开始对神学精神起着溶解的作用，而异教文化——它是又崇高又那么坦率地合乎人情——的引①弗赖辛的鄂图（约公元1114—1158年），弗赖辛的主教，中世纪德意志著名史学家，著有《编年史》、《腓特烈皇帝本纪》传世。——谭注②马泰·帕里斯（约1200—1259年），英国史学家，著有《大编年史》。——谭注③儒安微尔（1224—1319年），法国史学家，著有以第七次十字军为背景的《圣路易传》。——谭注④弗·鲁瓦萨尔（约公元1337—约1410年）法国史学家，曾任英国宫廷史官，著有《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记其当代之事。采遗闻佚事及文笔优美见长。——谭注⑤评述文艺复兴以来的史学的最佳作品有：傅埃脱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第三版，（1936年）；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卷Ⅱ，（1942年）（纽约）；莫里茨·里特尔，《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和弗里茨·瓦格纳，《历史科学》，（1951年）。在研究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史学方面，韦格勒著《德国史学史》（1883年），迈涅克著《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年）和斯尔比克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到今日的思想与史学》（1950年），是必读之物。为了研究文艺复兴以来的法国史学，弗林特，《法国与比利时的历史哲学》（1893年）和莫诺，《法国历史研究的进步》，载〔法国〕《历史评论》，卷Ⅰ，是有用的资料。在近代史方面，集体创作的《五十年来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1876—1926年》，二卷，（1928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小国家方面。——原注①奥古斯丁（354—430年），基督教神学家，神学历史观的代表人物。在其所著《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一切活动无不出于上帝的安排，体现上帝的计划。他把世界历史说成是“上帝的城”，即上帝的信徒与“人世之城”即撒旦的信徒之间斗争的过程，认定后者注定要毁灭，前者则将永生。并指出教会是上帝的代表，因此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教会应当成为世界的主宰。这部书创立了关于社会历史的神学理论体系。——谭注\n诱又加速了思想解放的过程。所以，与其说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对权威的有意识的反抗，不如说它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运动。对于人，对于人的智力和人体美的引以自豪的喜悦心理，取代了中世纪理想中的忧郁的禁欲主义。对人类在世间的成就的研究，取代了对人的精神特质和死后情景的臆测。以①奥古斯丁作为开端的中世纪时代，随着马基雅维里与拉伯雷，哥伦布与哥白尼的出现而告终了。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内也获得了反映。这门新学科的最早的大师，佩脱拉克与薄伽丘，是近代历史学之父。然而，他们仅仅是业余研究者，②而佛罗伦萨人布鲁尼才是史学家的完美典范；他是在原则上使用批判方法的第一个历史家。为了达到尽量摹拟古典作品的目标，布鲁尼和他的人文主义朋友不得不做死板的摹仿工作，不过，他们如果没有采取这个步骤，也就不可能取得以自然因果关系代替超自然因果关系的进步。当马基雅维里和圭恰③迪尼使历史学超脱文学的领域，并把它同国家生活联系起来以后，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传统不再像是向人们发布命令，而像是在进行④挑战了。洛伦佐·瓦拉证明了“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伪造的；而人文主⑤义的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也从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精神来对待奇迹①和神话。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迅速传遍欧洲。学者们像群星一样照耀着马克西②米利安皇帝（他本人就是一个历史家）的宫廷，激起了人们对条顿族的英雄③和成就的兴趣。凯尔蒂斯讲授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库斯比尼安编辑④⑤⑥乔丹斯和弗赖辛的鄂图的著作。波伊廷格尔与勒纳努斯潜心于德意志古文化的研究。这些学者给中欧引进了研究世俗学识的理想与方法和公平正直的学术风气。歌特在宣称宗教改革运动使欧洲文化倒退了一百年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正是这批人，因为德国人文主义的短暂历程是由于路德的出现而被粗暴地截断的。于是，神学再度占据统治地位，而世俗研究也就被淹没在教派斗争的漩涡里。但是，这场热症本身也就包藏着治疗它的细菌。中世纪的争论者们①拉伯雷，F.（约1494—1553年），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谭注②布鲁尼（1359—1444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十二卷，首先恢复了古希腊罗马史学的优良传统，用理性来分析和考察历史。——谭注③圭恰迪尼（1483—1540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意大利史》。——谭注④“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是一个教会文件，文中说教皇的领土系罗马君士坦丁大帝所赠与。意大利学者瓦拉（1406—1457年）著文，用缜密的考证方法，作出了这一文件纯属伪造的结论。——谭注⑤教皇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1405—1464年）德意志人，史学家，著有《欧洲通史》、《巴塞尔会议评注》等。——谭注①参阅约阿希姆森（Joachimsen），《德国在人文主义影响下的历史概念》，1910年。——原注②马克西米利安皇帝（1483—1540年），爱好学术，奖掖文艺，在宫廷内罗致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学术文化极一时之盛。——谭注③凯尔蒂斯，C.（1459—1508年），德意志史学家，恢复和出版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谭注④库斯比尼安（1473—1529），德意志学者，对鄂图的著作及乔丹斯（6世纪修士）所作的卡西奥多罗斯（约480—575年）《哥特史提要》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谭注⑤波伊廷格尔，C.（1465—1547年），德意志史学家，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德意志中世纪史原始资料。——谭注⑥勒纳努斯，B.（1486—1547年），德意志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德意志事务史》。——谭注\n都诉诸原则，而他们的后继者则诉诸史实。新教教徒力图证明美第奇族教皇的教会已不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会，并设法说明教会是怎样地日趋堕落。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则企图用揭示新教徒所不知道的事实，使他们惊惶失措。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双方追求的目的都是胜利，而不是真理，但是，珍贵的文献却因此而见了天日。当弗拉希和他的合作者们在路德派王公的支持下，①以《马德堡世纪》作为武器来攻击敌人时，罗马教廷命令巴罗尼准备一部详尽的答辩，并以梵蒂冈档案供他随意使用。虽然巴罗尼的这座“大厦”，象②卡佐邦后来指出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座用纸牌搭成的房子，虽然这部驳复的作者不懂希腊文，天真地轻信了伪品和传说，但他所使用的大量新③资料和他的答辩的表面完整性使得这部《编年史》的发表成为反宗教改革运④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虽然到了13世纪教派斗争的毒害逐渐消退，但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⑤然是宗教性的。属于英国国教派的卓越神学家，从厄谢尔到宾厄姆所编写的关于早期教会的著作，是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的，因为他们处于罗马和日内瓦两着之间的地位，能够对争论的问题作出不偏不倚的论断。比利时的耶稣⑥会徒在巴兰与帕珀布罗赫的领导下，开始编辑《圣徒传》，规模如此宏大，①②以致迄今还在进行。法国所做的贡献更加伟大。高卢神学家对教皇极权派③④所肯定的东西进行了细致而严格的研究；詹森教派的蒂尔蒙搜集资料，编⑤写了关于教会和罗马帝国的具有无限价值的著作；巴吕兹探索了（被囚于）⑥亚威农的教皇的历史。最重要的，圣穆尔的本尼迪特教派开始出版大部头的丛书，阐明了有关宗教历史的几乎每一个领域。这些学者生活在一个仍由抽象的笛卡儿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对历史不闻不问，公众对历史也还不感兴趣，因此，在整个学术史中没有一页能比记载着这些伟大学者辛勤①弗拉希（Flacius，1520—1575年），为德国新教教派学者，马丁·路德的学生。《马德堡世纪》，1559—1574年出版，是由几个作者合写的，其中以弗拉希为主，是第一部从新教观点编写的教会史。——译者②卡佐邦（1559—1614年），法国人文主义者，温和的胡格诺派，曾著文驳斥巴罗尼书。——谭注③《编年史》（Annals），全名为《从基督诞生到1198年的宗教编年史》（AnnalsecclesiasticiaChristonatoadannum1198年），1580—1593年出版。系巴罗尼（罗马天主教历史学家，1538—1607年）对《马德堡世纪》所作的答辩。——译者④参阅帕蒂森（MarkPattison），《艾萨克·卡佐邦传》第六章，1875年。——原注⑤厄谢尔，J.（1581—1658年），英国大主教、神学家，以研究《圣经》年代学及英国教会史知名。宾厄姆，J.（1668—1723年），英国神学家、史学家，著有《基督教古迹》十卷。——谭注⑥帕珀布罗赫，是协助巴兰编辑《圣徒传》的神学家。——谭注①参阅德勒海伊（Delehaye），《巴兰派的工作；1615—1915年》，1922年。——原注②高卢教派，系起于17世纪后期法国天主教中主张限制教皇权力，维护本国教会一定独立性的教派。——谭注③荷兰人詹森（CorneliusJansen，1585—1638年）所创立的天主教会内的改革派。——谭注④蒂尔蒙（1613—1698年），撰有《公元最初六世纪教史札记》，共四卷，《罗马皇帝和统治教会的其它君主最初六世纪历史》共十六卷，以资料丰富见长。——谭注⑤巴吕兹，E.（1630—1718年）编著有《亚威农教皇史》、《法兰克诸王诏令集》。——谭注⑥受麦尼厄尔在其有关马比荣与蒙福孔的著作（1888年和1891年）中对本尼迪特派学者作了极佳的叙述。——原注本尼迪特派修道院保存有大量中世纪文献，并进行了搜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的工作。此派于1619年创立圣穆尔僧团。这个僧团以圣泽曼修道院为中心，以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谭注\n劳动的篇章更为辉煌的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摘那个从巴罗尼开始，以马比⑦荣达到高峰的一世纪为停滞不前的时期。虽然16和17世纪历史学家的题材主要是基督教，但世俗性的题目也吸①②引着个别研究者的注意，这些人大多数是俗人。皮图与帕基埃探索法国制③④度的起源；杜孔日绘制拜占庭帝国的很少为人知道的版图；戴尔贝洛概述⑤当时所积累的有关东方的知识；而梅泽雷则以宪政主义者的批判精神编写了⑥⑦法国的历史。马利安那为他的同胞撰述西班牙民族史，而苏里塔则编写了阿拉贡的编年史。在意大利，西戈尼在努力弄清罗马的机构和制度方面，作⑧出了独特的成绩。在英国，（弗朗西斯）·培根编写亨利七世的传记，赫伯⑨⑩特勋爵撰述亨利八世的生平；卡姆登研究英国的古迹，而塞尔登（11）则溯述法律的历史。在德国，康林（12）指导关于德意志法律起源的深入探究。①但在荷兰，世俗性研究涉及的范围却是最广泛的。斯卡利吉尔在发表他那为②科学编年史奠基的不朽论述之前，已在荷兰定居很久了。格吕特尔的铭文集是在他的督导下编成的；莱顿大学教授们所编关于希腊罗马时期的一系列著作也是继承了他的传统的。③在确定历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的少数尝试中，博丹的论述是一个大胆而⑦让·马比荣（1632—1707年），本尼迪特派修士，法国博学派的杰出代表，治学严谨，具有批判精神。著有《本尼迪特圣徒传》、《本尼迪特年鉴》等。其《论古文书学》一书为这一学科奠定了基础。——谭注①皮图，P.（1539—1596年），法国博学派史学家，著有《法兰克年代记》，并整理和校订了许多历史资料和著作。——谭注②帕基埃，E.（1529—1615年），法国律师，著有《法兰西研究》。——谭注③杜孔日（1610—1688年），编有《中世纪拉丁词汇》、《拜占庭历史家著作汇编》等，被认为是中世纪拉丁语言学和拜占庭学的奠基人。——谭注④戴尔贝洛，B.（1625—1695年），法国东方学家。——谭注⑤梅泽雷（1610—1683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写成《法国史》三卷。——谭注⑥马利安那，J.（1535—1625年），西班牙人文主义史学家，著有《西班牙史》。——谭注⑦苏里塔，J.（1512—1580年），阿拉贡王国史官，撰有《阿拉贡王国编年史》。——谭注⑧西戈尼（1524—1548年），以用批判态度研究古罗马历史、制度及文献而知名。——谭注⑨赫伯特勋爵，E.（1583—1648年），政治家，哲学家，著有《亨利八世的生平及其统治》一书。——谭注⑩卡姆登，W.（1551—1623年），著有《大不列颠志》、《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英格兰、爱尔兰史》。——谭注（11）塞尔登，J.（1584—1645年），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研究英国的法律和政府，写有多种专著。——谭注（12）康林，H.（1606—1681年），所著《德意志法律起源之史的探讨》被认为是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谭注①斯卡利吉尔，J.J.（1540—1609年），定居荷兰的法国人文主义者学者，致力于古史和《圣经》年代的研究，对当时已知的纪年方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总结，使年代学摆脱宗教史家的体系，为近代的年代学奠定了基础。——谭注②格吕特尔，Jan.（1560—1627年），古典学家，辑有《古罗马古文物铭文集》。——谭注③博丹，J.J.（1530—1596年），法国卓越的历史哲学家，第一个用哲学观点来考察历史。著有《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他认为历史是一有秩序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他将人类史，按照其中心地区分为东方、地中海沿岸及北欧三个阶段，强调地理条件对历史运动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观点对后代思想家有很大的影响。——谭注\n又辉煌的成就。这位法国政论家，在宗教战争最炽烈的时期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世俗性的课题，并以科学精神来研究它。博丹在孟德斯鸠之前指出了地理位置、气候和土壤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命运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提醒人们注意，一位作家的个人地位、爱国的和宗教的倾向性以及求知机会对他的见解和成就的影响。在他以前，没有一位思想家对于环境所起的作用有过这样深刻的见解，而且在他以后的二百年中也没有人添加什么新的东西。此外，在历史评论的领域里，人们也获得了一些成④绩，不过，这些成绩还只是一种开端，而不能算是确定的成就。斯宾诺莎宣称，对待《旧约全书》必须象对待任何其他历史著作那样。当西门神父⑤①开始运用批判方法来对待犹太教的经文时，曾惹起博絮埃的暴怒。劳诺瓦由于无情地处理殉道者的记录而招来“圣徒的捣巢人”的称号。佩里佐尼厄②斯提出，早期罗马史近似传奇。尤其重要的，马比荣以其《古文书学》（1681年出版）奠定了拉丁古文书科学的基础。到了18世纪，历史研究的领域迅速扩大了。研究者们不断地进行搜集资料的工作；研究者对权威与传统采取了更多的批判态度；最早的用文学体裁叙述的历史编写出来了；而对于文明现象，也第一次认真地企图作出解释。现在就让我们按照这四个方面来看一看18世纪的作品吧。在学识的积累方面，法国本尼迪特教派保持了他们在17世纪所建立的优③④越地位。鲁伊那尔仔细审查了早期殉道者的记录；蒙福孔奠定了希腊古文⑤⑥学与古典考古学的基础；布凯汇集了有关法国历史家的作品；克莱芒在其⑦《年代考证法》里，编辑了最早的收罗广泛的历史编年表；圣马尔泰撰述了①基督教高卢诸省的历史；韦塞特和德维克编辑了朗格多克编年史；里韦特开②始了那部至今仍在继续编写的巨著：《法国文学史》。这批学者，当他们四周的一切正在变化的时候，还在安静地进行研究，自得其乐，直到法国大革③命把他们扫除为止。穆拉托里以搜集意大利历史资料、编辑意大利编年史和④斯宾诺莎，B.（1632—1677年），杰出的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对《圣经·旧约》进行过批判性研究，认为《创世记》非一人一时之作，《摩西五经》非摩西所作。——谭注①劳诺瓦，L.J.（1603—1678年），法国神学家，教会史家。——谭注②佩里佐尼厄斯，真名Voorbroek，J.（1651—1751年），荷兰古典语言学家，考据学家，批判地研究早期罗马史料，对其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谭注③鲁伊那尔，D.T.（1657—1709年），穆尔僧团教士，编有有关殉道者的原始资料集。——谭注④蒙福孔，B.（1655—1741年），穆尔僧团教士，有名的博学派学者，编著有《希腊古文字学》、《古迹图解》（十五册）等。——谭注⑤布凯，D.M.（1685—1749年），主编《高卢及法兰西历史家选集》，一卷。后人续编至大革命前完成，共十四卷。——谭注⑥克莱芒，F.（1714—1793年），法国年代学家。——谭注⑦圣马尔泰（1572—1650年），法国年代学家、历史学家。——谭注①朗格多克，在法国南部有本尼迪特派修道院，所修之《朗格多克通史》五卷，1730—1745年出版。后代学者续事增修，自1843年开始至1905年出齐，共十六卷。——谭注②由里韦特开始主编的《法国文学史》系一多卷本集体著作。自1733年开始出版至1949年出齐共三十八卷，此书不仅是文学史而且是史料集。——谭注③穆拉托里，L.A.（1672—1751年），意大利杰出的博学派史学家，编著有《500—1500年的意大利历史家》共二十五卷，《意大利中世纪文物》，《意大利编年史》等。——谭注\n论述意大利古文物的艰巨工作而获得了同马比荣并列的地位。至于蒂拉博斯④基所编的意大利文学史，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而且也没有能⑤与之接近的。在德国，莱布尼茨搜集布伦斯威克家族的早期记录并开始撰写《圭尔夫派的起源》，这部书在其死后很久才告完成。奥地利耶稣会徒埃克⑥尔毕生致力于古币的搜集和分类工作。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的英⑦国，沃顿和斯特赖普、赫恩和马多克斯、希克斯、赖默和威尔金斯继承了坦①②纳与达格代尔的传统，使得人们有可能搞清楚中世纪的历史。这些人的渊博学识从来没有人能够超越，而他们的著作也依然是严肃的研究者必须经常向之求教的学问宝库。虽然这些大搜集家们很少使用批判的方法来验证他们的资料，可是学者们却开始更自由地鉴别史料与传统了。在18世纪的前夕，本特利已揭穿《法③④勒里斯的书信》的伪造性。而在18世纪里，阿斯特律克已发现《创世记》⑤⑥的混合性；赖马鲁斯与塞姆勒始创了对《福音书》的评论性讨论，而维科则对荷马诗篇的协调性提出了怀疑。法国铭文与文学学院成员撰稿编成的《论⑦文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辩论，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关于罗马早期记录的可靠程度的长期讨论，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项讨论是1722年由普伊利①②首倡的。他大胆宣布，在皮洛士的著述出现前的罗马史都不是完全可靠的。④蒂拉博斯基，G.（1731—1794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博学派学者。——谭注⑤莱布尼茨（1646—1716年），有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兼治历史。他的历史著作《布伦斯威克家族史》原拟叙述这一家族的始末，后来扩大范围，写成了帝国西部，特别是巴伐利亚和萨克逊的圭尔夫派史，只完成了第一卷。——谭注⑥埃克尔（1737—1798年），奥古币学家，近代古币学的创立者，著有《古币论》，共八卷。——谭注⑦沃顿，H.（1664—1694年），英国教会史史学家；斯特赖普，J.（1643—1737年），撰有《英国宗教改革编年史》；赫恩，T.（1678—1735年），文献学家；马多克斯，T.（1666—1727年），撰有《国库的历史与文物》；希克斯，G.（1612—1715年），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学、历史学奠基人之一；赖默，T.（1641—1713年），曾任王家史官，编辑出版了多种古文献；威尔金斯，D.（1685—1745年），英国中世纪史学家。——谭注①坦纳，T.（1674—1735年），英国主教，以搜集史料，编撰历史家词典而知名。达格代尔，W.（1625—1685年），英国贵族，长期致力于历史考古与史料搜集工作。——谭注②道格拉斯的出色著作：《英国学者》，1939年，描写了从1660年到1730年的伟大资料搜集家。——原注③法勒里斯（约公元前570—554年），西西里岛上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城的暴君，以极端残暴著名。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R.（1662—1742年）在他的《法勒里斯的书信》中揭出，有一百四十八封有他署名的书信是伪制的。——译者④阿斯特律克，J.（1684—1766年），法国医生，圣经学家。——谭注⑤赖马鲁斯，H.S.（1694—1766年），德意志古典学家；塞姆勒，J.S.（1725—1791年），德意志神学家。——谭注⑥维科，G.B.（1668—1744年），伟大的意大利思想家，是西方第一个把人类历史看作有规律的过程，并予以系统论证的历史哲学家。对民俗、宗教、神话、语言、文学等均有深刻的研究，认为《荷马史诗》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古希腊人长时期的集体的创作。所著《新科学》为传世名篇。——谭注⑦参阅穆利著《古老的铭文与文学学院》，1864年。——原注①普伊利，L.（1691—1750年），法国史学家，首先怀疑早期罗马史学家的作品，认为恢复共和以前的罗马史真相是不可能的。——谭注\n修道院长萨利埃觉察到这种看法对宗教的危险性，因而诽谤普伊利，说他是③一个无神论者。弗雷雷出来充当调人，他提出，真情往往是与神话混合在一起的。对于这个问题，博福尔作了一番独立的探讨；他关于早期罗马史之不④确实性的著作，证实了普伊利的结论，并预示了后来尼布尔的论点。铭文与文学学院对形成批判方法的贡献，决不仅限于这些辩论。学院的杰出的秘书弗雷雷把一切古文化包括于其研究领域内，因此他的编年表超出了斯卡利吉⑤尔和佩塔微的研究范围，而分析了希腊神话的来源。同时，他对东方语言的研究也值得他怀疑印欧系诸种族间的血缘关系。梯叶里宣称：“如果他能享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自由，关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起源的科学一定会早在一个⑥世纪以前就产生了。”在18世纪的后半期，由于赫鸠雷尼阿古城的部分的发掘的推动，学院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考古学方面，因而德布罗斯与巴泰勒⑦尔密在温克尔曼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即已从意大利带回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由于那种使18世纪获得“理性主义时代”称号的学术风气大转变而得到助益。17世纪曾偶尔出现怀疑主义思潮，但由于担心受到当世的惩罚而没有发展起来。在18世纪初叶，曾经有一股冷风刮过欧洲，①而在它的中期，启蒙运动却又是旭日当空了。在丰特内尔在世的时期内，法国即已从博絮埃的天下转移到伏尔泰的时代，从波特—罗雅尔派得势转变为百科全书派盛行了。于是，对现行制度和对传统信仰的批判互相影响着。培②尔始倡了以怀疑眼光看待史料和传统的风尚，然而对过去的一切采取崭新态度的，则主要是伏尔泰。培尔是怀疑主义者，而伏尔泰是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真心维护理性的威力和尊严的人才能推翻权威的沉重压力。所以尽管伏尔泰在学问和道德方面有其缺欠，他在那些为历史科学铺平道路的重要人物中仍应亨有崇高的地位。伏尔泰以其犀利的智慧，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而打击盲目轻信之风，仅凭博学是无能为力的。在17世纪出现了一些有高度价值的著作，它们或者涉及到作者亲身经历②皮洛士（公元前319—272年），伊皮罗斯王，曾与意大利希腊殖民地联合对抗罗马，最后为罗马人击败。——谭注③弗雷雷，N.（1688—1749年），法国古典学家、年代学家。——谭注④博福尔，L.（死于1795年），法国史学家。他从有关早期罗马史诸记载的歧异，推论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罗马史是以传说资料为依据，因而是不可信从的。——谭注⑤佩塔微，D.（1583—1652年），法国神学家、年代学家。——谭注⑥赫鸠雷尼阿，在那不勒斯湾附近，公元79年威苏维火山爆发与庞培城同时被埋没。1738年以来，法国古典学家德布罗斯，巴泰勒尔密等，先后进行发掘，发现希腊古庙及珍贵文物甚多。——谭注⑦温克尔曼，J.J.（1717—1768年），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家、考古学家，所著《古代艺术史》二卷（1764年）对古典世界研究及文化史有很大的影响。1758年温克尔曼由德意志前往意大利进行考古调查。——谭注①丰特内尔（Fontenelle，1657—1757年），法国哲学家和作家。他以理性作为反对宗教权威和封建统治的武器，提倡科学实验精神，肯定人类社会运动的进步性，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之一。——谭注②培尔，P.（1647—1706年），法国史学家，持怀疑主义历史观点，认为史学家当时的观点与所记的事实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对从《李维罗马史》到教会历史提出了批判。所著《历史批判词典》对西方史学颇有影响。——谭注\n①的事件，或者讲的是他们那个时代前不久的时期。这些作者是：萨尔皮和帕②③拉维奇尼、达维拉、多比涅和德图、克拉伦敦和伯内特、霍夫特和普芬多④⑤⑥夫。到了18世纪，休谟编写了一部文字精练的英国史；罗伯逊撰写了一⑦部虽不流畅易读，但更具有学术性的苏格兰史。埃诺所编的法国编年简史在西斯蒙第的著作出现前一直是法国人向之吸取营养的知识宝库。马斯科夫记⑧①述了德国人的命运；约翰内斯·缪勒写下了瑞士各州的史诗；施勒策尔叙②③述了斯拉夫欧洲的历史；普特尔阐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切拉里抛弃④了关于五帝国史的史家传统体系，这种体系曾阻碍文明发展的合理概念的形⑤成。一批不知名的英国作家编成了一部详尽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虽缺少文学的价值，但汇集了大量不易获得的资料；而这部史书（以译本和缩本的形式留传）保持了它的独特地位，直到差不多一百年之后罗特克与施洛塞尔的⑥⑦著作方取而代之为止。尤其重要的，吉本的著作在古代世界与近代世界之①萨尔皮，P.（1552—1623年），威尼斯教士，有开明思想，反对教皇专制，著有《特兰托宗教会议史》，对教廷及教会黑暗，所多揭露。后被逐出教会，并被暗杀。帕拉维奇尼，S.（1607—1667年），枢机主教，著《特兰托宗教会议史》反驳萨尔皮书。——谭注②达维拉，G.G.（1577—1658年），著有《传道文集》，记天主教士在美洲土著中布道及印第安人宗教信仰情况。多比涅，M.（1794—1872年），法国新教徒，撰有《欧洲宗教改革史》、《法国宗教改革史》等书。德图，A.（1553—1617年），法国人文主义者，其历史观念、仍受神学史观支配，倾向于调和新旧教矛盾，著有《我们时代的历史》等。——谭注③克拉伦敦伯爵，名海德，E.（1608—1674年），英国王党贵族，著有《英国大叛乱史》攻击革命。伯内特，G.（1643—1715年），英国国教牧师，奥伦治·威廉的亲信，著有《我这个时代的历史》，赞扬“光荣革命”。他们两人分别代表了早期的托利派和辉格派史学观点。④霍夫特，P.C.（1581—1647年），荷兰人文主义者，诗人、戏剧家、历史家。译塔西佗史学著作为荷兰文，著有《十六世纪前半叶荷兰史》、《亨利四世本纪》、《美第奇家族史》等。普芬多夫，S.（1632—1694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著有《欧洲主要强国历史导论》、《瑞典史》及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等人传记。——谭注⑤休谟，D.（1711—1776年），著名的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著有《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共六卷，持托利派史学观点。——谭注。⑥罗伯逊，W.（1721—1793年），英国理性主义史学家，著有《苏格兰史》、《查理五世皇帝统治时期史》等。——谭注⑦埃诺，G.（1685—1770年），法国史学家，著有《法国编年史纲要》，是法国第一部简明通史。——谭注⑧马斯科夫，J.J.（1689—1761年），德意志史学家，著有《古代日耳曼人史》，记自古代至墨洛温朝欧洲日耳曼人的生活、风习、政治、历史情况。——谭注①约翰内斯·缪勒（1752—1809年），德意志史学家，所著《瑞士联邦史》是其代表作。——谭注②施勒策尔，A.L.（1735—1809年），德国理性主义史学家，戈廷根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俄国史》、《北欧通史》等。——谭注③普特尔，J.S.（1725—1807年），德意志史学家，以研究德意志公法及帝国政治制度史知名。——谭注④切拉里（Cellarius，C.1634—1717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钻研年代学，第一次摈弃了教会史学沿袭的“五帝国”（亚述、巴比伦—米太—波斯帝国—希腊、马其顿、罗马—神圣罗马帝国）历史分期法，将世界史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为后来西方史学分期之所本。——校者⑤书名《世界史：从最早著录的时代至当代》，（1736—1765年）。——谭注⑥罗特克，K.V.（1775—1840年），有自由思想的德国史学家，著有《世界史》。施洛塞尔，F.C.（1776—1861\n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它迄今仍是各民族的通衢大道；并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建⑧筑物都久已变成废墟之后，仍然屹立着。虽然国家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但人类生活的其它①方面也开始吸引学者们注意。第一部总括性的教会史是由莫斯海姆在戈丁根大学的平静气氛里编成的。艺术是文明的产物与镜子；这个观点在温克尔曼②笔下第一次得到了适当的论述；歌特称他是一位新的哥伦布。莫泽尔在其《奥③斯那布吕克史》里，最先运用了社会学研究法；赫德尔说他以德意志人的思想与情感编写了第一部德意志人的历史。尤其重要的，伏尔泰创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史”的新的类型。他的《路易十四时代》是第一幅描绘一个文明国家的多种生活形式的图画。他在几年后，写的《论风俗》（Essaisur④lesMoeurs）描述了从查理大帝起到路易十三时代止欧洲的道德、社会、经济、艺术与文学生活。他宣称，他的主题是人类思想的历史。他要追述从中世纪的野蛮时期到他那个时代的文明社会所经过的各个阶段，以阐明启蒙运动和社会教养是如何形成的。他的文笔既华丽，处理方法又新颖，两者加起来使得他这部比18世纪所有其他著作都更能扩大历史研究眼界的书籍流传得越来越广。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尽管有极其明显的缺点，却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它结束了那个单纯汇编史料的时代。它把历史的范围从记录事件扩大到论述文明。它企图把批判的标准和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史学的领域。①最后，在18世纪，在用哲学来解释人类生活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培根的格言“古代时期是少年世界”中所包含的有关进步的概念，后来由巴②斯卡予以发展；后者说：必须把在时代演变的整个过程中世代相传的人类看③作是一个永远生存，不断学习的人那样。佩罗在关于古代人与近代人的论战年），德国自由主义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十九卷，系未完成之作。——谭注⑦吉本，E.（1737—1794年），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有启蒙思想的史学家，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世界史学的辉煌巨著。——谭注⑧关于吉本，参阅伯里的《罗马衰亡史》导论，1896年；扬（G.M.Young），《论吉本》，1948年。由D.M.洛所编辑的《吉本的日记》（1929年）可以用作吉本所著《自传与通信集》（1896年）的补充读物。——原注①莫斯海姆，J.L.（1693—1735年），新教神学家，戈丁根大学首任校长，以专治教会史知名。著有《教会史原理》二卷。——谭注②莫泽尔，J.（1720—1794年），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史学家，其代表作《奥斯那布吕克史》写的是德意志西部一个地区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德意志人民史，第一部社会经济史和宪政史。——谭注③赫德尔，J.G.（1774—1803年），德意志启蒙思想家，对哲学、历史、语言学、文艺理论均有研究，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探讨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他的思想对欧洲，尤其是德国的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很有影响。——谭注④此书的全名是：《论世界历史，及各民族之风俗与精神：自查理大帝至当代》，共七卷，1756年。——谭注①参阅德尔瓦耶的巨著：《论进步观念的历史》1910年；伯里，《进步的观念》，1920年；和卡希勒，《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年。——原注②巴斯卡，B.（1623—1662年），法国杰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谭注③佩罗（CharlesPerrault，1628—1703年），法国作家在他的诗篇《路易十四的时代》中附带表示了贬低古典著作之意，引起布瓦洛（Boileau）和佩罗之间关于古人与今人的价值历时十二年之久的论战。在这方面佩罗著有《古人与今人的比较》。——译者\n里主张，我们不但应该称颂古典世界的成绩，而且应该把我们后来学到的一切增添进去，使之臻于完善。他巧妙地比喻说，中世纪时代〔文明〕的中断只是表面现象，就象一条大河在地下流了一段路程那样。丰特内尔认为：虽然一个民族象一个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各个阶段，但它不会衰退。他的科学研究确实启示了他：在人类历史的运动和“掌握整个自然界的伟大而普遍的运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人类可臻于完善境地的理论，正适应了当时④新产生的对人类的热情，在整个18世纪，从初期的修道院长圣皮埃尔直到⑤⑥⑦末期的戈德温、孔多塞和“开明派”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热情。这些说法只不过是乐观希望的表达，而不是经过哲学思考而推断出来的结论。在莱布尼茨发表他的进化论之前，不可能有理性史观。我们在莱布尼茨的《新论文集》里读到：“任何事情不是突然而来的；自然界的运动也从来不是跳跃式的。我把这个叫作延续法则。以我们自己为起点，向下看，一直看到最低级的动物，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逐步下降的过程，是一系列延续着的，互相之间差距很小的东西，比如有翅的鱼类、同植物很近似的动物，还有，似乎具有某些人类理性的动物。”自然界是小步前进的，人类同样也是在缓慢而又艰难地向前移动。孤独的那不勒斯思想家维科，在他的《新科学》①②里讨论变化的法则时，把历史演变过程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看待。“最初有森林，后来有了茅舍，然后有村庄，然后有城市，最后才有学院。”这个③原则由杜阁在巴黎大学（索蓬）关于人类智慧的不断进步的演讲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用极其完备的语句宣称，历史是人类通过衰落与复兴永远前进的过程，每个时代同先行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同样都是互相联系着的，蒂尔④戈走在孔德之前，业已提出人类思想在对现实的逐步理解中要经过三个状态⑤的法则。进步的意义，决不会局限于人类本性的逐步演进与提高，而是物质财富、精神开化与美德三方面的共同进步。库然称杜阅是历史哲学的创始人；的确再没有比他更应获得这个称号的了。将近18世纪的末期，德国人又为进①步论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莱辛在他的晚年，象是从高耸的了望塔上俯视了历史的全景，把他的印象记在他的《人类的教育》内的意味深长的格言里。他宣称：人类智慧本身的力量比影响并形成它的任何一种力量都更加强大。宗教是一种连续不断的启示，而各种宗教则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所使用的课本，每一种宗教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对人类有助益，但没有一种是登峰造极④圣皮埃尔深信历史的进步性，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优于柏拉图的时代，并寄希望于明智的政府来引导社会前进。——谭注⑤戈德温，W.（1756—1836年），英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理性主义思想家、史学家。——谭注⑥孔多塞，J.A.（1743—1794年），法国思想家，坚持理性主义和社会进步思想。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将引导人类进入文明幸福的历史时期。——谭注⑦1776年由威斯豪普特（A.Weishaupt）发起的会社，主张进行社会改革，使人类与社会达到完善地步。——译者①此书的全名是：《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谭注②参阅H.P.亚当斯，《维科传》，1935年。——原注③杜阁，A.R.J.（1727—1781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对社会历史运动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谭注④孔德，A.（1798—1857年），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谭注⑤指神学状态、形而上学状态与实证状态。——译者①莱辛，G.E.（1729—1781年），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谭注\n②的。这是没有巴斯卡神学体系的巴斯卡思想。但在研究进步的条件与性质方面，最详尽的论著要算赫尔德的《关于人类历史的观念》一书。赫尔德因为深深感受到宇宙因素的影响，强调在人类的历史和自然界中存在着类似的法③④则。在本世纪末期，伯克在其《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一书中宣称，历史生活是有机的延续，而每个时代都受到它先行时代的恩惠。人们除了探讨历史进步的性质外，还认真地试图解释构成文明的各种具体因素。孟德斯鸠本身是一位法学家，他研究了法律与制度的起源和影响，认为不能按照抽象的原则来评定法律和制度，而必须看它们是否适合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对历史发展中经济因素的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休谟在其《论文集》中已概括出某些有启发性的社会学的理论。但是，把国家的盛衰同经济资源和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则应归功于亚当·斯密。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马尔萨斯根据周密的历史归纳法，创立了人口法则。尽管在18世纪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完成了卓越而又有持久价值的著作，但仍然存在着若干不利于真正的历史科学成长的障碍。第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不利于历史感的形成。在17世纪，对神学的热忱已逐步下降；博絮埃的《世界史》可以看作是神学时代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但历史在世俗化以后，它的历程中出现了新的和同样严重的危险。人们崇拜抽象与绝对的准则；看不到不同时代的不同气氛和观点；热衷于政治与哲学的宣传，这一切都妨害了①耐心的研究和客观的探索，只有少数个别思想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观念。当时更为流行的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的行动应是有意识的行动）和自然法则论（以原始社会为理想），都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傲然蔑视过去，就象在睡梦中摆脱了压在身上的梦魇那样。所以，这个时代的②趋势鼓励作家满足于肤浅的探究和轻率的概括性论断。波林勃洛克提倡为了有益于政治而研究近代史，但他谴责学术性的研究是搞无用的学问。罗伯逊不懂德文而撰写《查理五世传》。在这个世纪有些最受欢迎的著作，如席勒关于三十年战争的著述，却是学识浅薄，判断力不强的产品。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在它对待宗教观念和中世纪问题上，最为明显。那时，关于希腊与罗马的知识相当普遍，部分原因在于受过教育的阶级熟悉古典文学，同时也是因为古代世界的观念与制度给改革家提供了启示。但中世纪却象天书一样难以理解，这不仅对于自然神论者和理性主义者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论者也是这样。而且，无论是信仰者还是怀疑者，都不喜欢“热情”。休谟根本无视盎格鲁—撒克逊世纪，即形成英国的时代，认为那只不过是老鹰与乌鸦之战的时代。伏尔泰认为，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历史就象研究②巴斯卡认为单靠科学不能找到最后的真理，不相信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强调人类心灵具有理性所不具备的理性，只有心灵可以感知上帝。——谭注③参阅海姆的巨著，两卷本的名人传记，（1877—1885年）。——原注④伯克，E.（1727—1797年），英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思想家。他强调历史运动的延续性、渐进性和不同国家的民族特性；反对法国启蒙思想和1789年革命，赞美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光荣革命”，同情北美独立和波兰、印度的民族斗争。他的思想对西方史学和政治学说的发展均有影响。——谭注①参阅迈内克的杰作：《历史主义的兴起》，两卷（1936年）和迪尔泰的《文集》第三卷中《18世纪与史学界》一文。——原注②波林勃洛克，H.St.J.（1678—1751年），英国王党政治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具有直接的实用价值，近现代史更能为政治家和公民服务，而博学派的校勘考订工作，只不过是好古兴趣的表现。——谭注\n狼与熊的活动，是没有价值的。他在其《〔奥尔良〕姑娘》里暴露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不理解。罗伯逊的著名的《查理五世传》导言则沾有愚昧的轻蔑态度的污点。吉本轻视宗教情感和信仰，所以他在漫长的历程中看不到许多最重要的人和事的意义。他的不朽功绩在于表明了罗马帝国是怎样生存下去的，但关于罗马帝国在其中继续残存着的那个新世界，他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懂得很少。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末期，对中世纪的同情才随着浪漫主义运动象潮水般地涌现出来。第二个缺点是，对待权威作者和他们提供的史料方面缺少批判能力。关①②于法国的几部历史都是以详述法拉蒙德的故事作为开篇的；罗兰写的历史③则是重写了李维的著作。在约翰内斯·缪勒看来，所有编年史和典章，只要①是古老的，都是一样地有价值；他的出名，主要因为他生动地译述了楚迪②的爱国故事。只要怀疑主义存在，它往往是和轻信一样地毫无批判。拉莫特在他关于历史不确定性的《论文》里说，聪明人除了神示的真理外，什么也③不相信。培尔既是理性的敌人，也是信仰的敌人。饱学的耶稣会徒哈杜因甚至认为古代世界的历史是13世纪的修道士编造出来的，他们是修昔底德④、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的真正作者。尽管有了马比荣，但研究方法还处在童蒙阶段。历史研究没有重大进步的第三个原因，是几乎不存在历史教学。的确，历史已被承认是统治者的必要教育。博絮埃说：历史是君主的顾问官，并为了教导王子们而编写了《世界史》。费纳隆也为勃艮第公爵撰写了《查理大⑤帝》。而《列强史》则是专门为了年轻的约瑟夫二世编写的。但另一方面，在法王亨利四世批准的巴黎大学规程里，却没有提及历史课程；在耶稣会徒（他们是半个欧洲的教师）的课程表里，也没有历史课程。费纳隆在其《女子教育概论》一书内，也不给历史课程任何地位。笛卡儿派藐视历史，马勒⑥伯朗士声称，形而上学中的一项原则所包含的真理就比一切历史书所包含的真理还多。儿童不得不在不知历史为何物的环境中成长，这种情况曾偶然引①起过抗议。费勒里表示他希望每个人都应知道他的城市和省份的历史。罗兰①法拉蒙德（Pharamond），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是法兰克人墨洛温朝的第一个国王。——译者②罗兰，C.（1661—1741年），法国史学家。——谭注③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古罗马大史学家，著有《罗马史》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余卷。——谭注①楚迪（Tschudi，Aegidius，1505—1572年），瑞士历史家，被称为“瑞士史学之父”。著有《瑞士编年史》，但其中很多材料不正确，甚至是伪造的。——译者②拉莫特（leVayer，1588—1672年），法国作家、哲学家。——谭注③哈杜因，J.（1646—1729年），法国史学家，著有《古典批判导论》，怀疑古希腊罗马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对后代颇有影响。——谭注④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05年），古希腊卓越的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反映了作者的求实精神和严谨的批判态度，是后世西方史学家学习的典范。——谭注⑤费纳隆，M.（1651—1715年），法国神学家、作家。1689年受任为路易十四之孙路易（勃艮第公爵》之傅，编写历史、寓言、小说作为教材。——谭注⑥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法国怀疑派哲学家。——谭注①费勒里，A.H.（1653—1743年），法国枢机主教、政治家、历史家，著有《教会史》共二十卷、《论历史》等。——谭注\n慨叹说，在学校中竟没有安排讲授法国史的时间，而“不知道历史，是每个善良的法国人的耻辱，”他还说，他觉得自己虽然身在祖国，却象一个外国②人一样。达朗贝尔声称，儿童在离开学校时对祖国的历史茫然无知，是一件丑事。当然，也有少数个别的人，曾试图传授历史知识。英王乔治一世曾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内设立近代史讲座，但教授们，包括诗人格雷在内，很少讲课或从来不讲。在法国，直到1769年法国学院设立历史和伦理学讲座后，才承认了历史课有权同较老的科学处于平等地位。德意志的青年在历史教学方面，情况较好，1757年戈丁根大学创立后，高级历史课程开始设立，并由公认为有资格的学者担任教授；关于这批学者的影响，将在下文叙述。第四个缺点是，在利用文献与宣布研究结果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旅行的费用和风险已给研究者在查阅所需要的资料上造成困难，而由于档案所有人似守财奴般地不愿以其宝藏示人，他的困难就更大了。手稿被认为是对于决定法律和先例的实际问题有用的。1729年在东弗里斯兰，有一个档案管理员在接受委派的时候，他的雇主告诉他说，“在知道了我们家族的秘密之后，必须把它们带进坟墓里去，不得向任何人泄漏。”斯图加特的档案是任何人不能使用的，除非得到公爵的特许。“宫廷史官”的头衔具有一个真正的意义，那就是，领有这个头衔的人是王朝的光荣与尊严的保护人。正是在这种精神下，普芬多夫受命编写《大选侯传》；莱布尼茨受命研究布伦斯威克家①族的起源。当穆拉托里为编纂《作家集》而搜集资料的时候，有几位意大利王公曾拒绝他查阅他们的档案，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的领土权利的论据。而且偶一失足，就可能毁掉一个人一生的事业。例如，詹姆斯派的卡特在一个附注内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疬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②摸而获得痊愈。于是，伦敦市参议会授给他的补助金被撤消，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了。历史家的职业几乎同新闻记者一样的危险。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而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丹尼尔神父受到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在著作中不提法拉蒙德及其它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即一般所称法国的最初四王，而修道院长维里却认为有必要把他们重新捧上王位。在奥地利，书报检查制度在玛丽亚·特蕾萨长期统治时期执行得特别严厉，外国书籍几乎全部禁止进口。在皇帝约瑟夫继他母亲登位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开明时期，但在他逝世后，蒙昧主义又捲土重来了。历史家除了从世俗检查制度中遇到危险外，还会在天主教国家里遇到教会的强权。《禁书目录》和宗教裁判所产生了僵化作用，这在思想和科学的领域内虽然感受得最为直接，但对客观的历史研究，同样也是危害极大的。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也不能使人免受指控和定罪；甚至穆拉托里也只有在他的朋友，教皇本尼迪特十四的干涉下，才得到解救。要想认清检查制度所起的窒息作用，那就必须记住：由于害怕惩罚而没有写出来的著作同遭到检查制度扼杀的著作，可能同样的多。这样看来，让人们能够既勇敢又公正地②达朗贝尔，（1717—1783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曾任《百科全书》主编。——谭注①此书全名为《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意大利历史家》共二十八卷，系一巨型文献汇编。在西方史学界享有盛誉。——谭注②关于瘰疬症（King'sevil），过去在英国曾传说该症可由帝王手抚而治愈。——谭注\n说出真实情况的条件是少有的，而了解真实情况的意愿和发现真实情况所需的关键性设备也同样罕见。至于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对不同时代的深入观察以及历史科学所依靠的公正气质，那还有待于19世纪——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时代——初期北德意志的伟大学者的努力。\n第二章尼布尔①近代史学史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对于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他的父亲给予了最早的和最深刻的影响。老尼布尔是一位大旅行家，也是当时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他被选派参加丹麦国王派遣的考察队以后，他以少有的毅力学习语言并研究古代东方的历史。他先在埃及呆了一年，然后在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作了长期逗留，以后又游历印度，从那里经波斯、巴格达和巴勒斯坦回国。在他的独生子诞生前后的几年中，他整理并出版了他的游记。他渊博和精确的学识和他对未知或陌生地区的知识，使他的巨著立即获得了成功，传遍欧洲的每个国家。当巴托尔德〔尼布尔〕在18世纪最后一年住在英国的时候，他很高兴地知道他父亲的名字已是家喻户晓。他决心要成为无愧其父的人。这位罗马史学家撰写的他父亲卡斯顿·尼布尔的略传，有助于了解他自己的青年生活和早期学习情况。“他教导我们学习地理和历史、法文、英文和数学，并帮助我学习拉丁文。当我阅读恺撒的著作时，他就把当维尔的古代的高卢地图摊在书桌上；而我必须找出每个地方。”儿子临睡前坐在他膝上的时候，他经常给他讲东方的故事，不讲神怪小说。因此孩子很快就熟悉了穆罕默德、早期哈里发、伊斯兰教的传布和土耳其人的崛起，十岁的时候就写了关于非洲历史地理的文章。这同穆勒《自传》里人们熟知的情景非常相似。两位父亲都在儿子年幼的时候就成功地灌输了大量知识，使他们比别的孩子早十年进入智慧上的成年时期。所不同的是尼布尔没有经历一场强烈①的情感危机。这位历史家虽然和那位哲学家同样是少年老成，但他的青年时代是安宁而愉快的。尼布尔的近邻博伊厄，他是戈丁根诗社的成员，也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朋友。巴托尔德〔尼布尔〕后来感激地提到这个人说，“他指引给我很多东西；要不然，也许在长时期内，我会一无所知的。”博伊厄②也描写过巴托尔德十五岁时的情景，说他忙于在哥本哈根图书馆内翻阅瓦罗的手抄本，说他除了手抄本和不同的抄本外，什么也不想望了。十六岁时，他已是“一个知识广博和智慧成熟的小神童。他必然会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二十岁时，他“已具有伟人的气魄。”对他影响更大的，是沃斯，即荷马诗①《尼布尔的生活与书信》（英文版，1853年）是最生动的传记之一。克拉森著《尼布尔》是一部最好的简传（1876年出版）。埃森哈特著《尼布尔传》（1886年）；利贝尔著《关于尼布尔的回忆》（1835年）；《全德名人传记集》所载尼森的文章以及奥托·梅耶尔的讲稿（见他的《传记集》，1886年）都是重要作品。尼布尔《通讯集》新版，由格哈特和诺尔文主编，共二卷于1926—1929年出版。关于近代德国历史学的最好概述有：贝洛的《解放战争以来的德国历史学》（1924年）；阿克顿的《德国历史学派》（载于他所著《历史研究》）和斯尔比克所著《从德国人文主义运动直至今日的精神与历史》（1950年）。——原注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J.S.穆勒（1806—1873年），自幼年迄于成人，由其父经济学家詹姆士亲自教育，督促至严，使其思想观点与方法深受约束。入社会后，他接触各种思潮，耳目一新，小穆勒感到自己头脑中发生了“精神上的危机”，从此，逐渐转变为独立的思想家和激进派哲学家。——谭注②瓦罗（公元前116—127年），罗马古文物学家，编著有《论拉丁语》，《罗马古文物》等。——谭注\n①篇的译者。沃斯的《奥德赛》于1781年出版，而在1782年，他就写道，尼②布尔家的孩子们除了奥德赛和珀涅罗泊外，别的什么也不谈。卡斯顿所欣赏的唯一诗篇是荷马诗篇，他的儿子对之也同样的热衷。尼布尔后来写道，在理解古代这一学科中，沃斯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他把古代人物当作同时代人物那样来解释他们，说明他们。卡斯顿希望儿子继续地理考察工作，但母亲反对，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而且尼布尔对此也从无兴趣。后来，父亲决定要他成为外交家。然而，孩子很快即意识到他应作的工作是什么。十九岁时，他写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话：“如果我的名字得以流传下去，它将作为历史家与政治家，作为古典学家与语言学家而流传下去。”在基尔大学，他学习哲学、法律和历史，他对罗马的财产制度发生了兴趣。在后来几年中，他利用余暇研究古代世界的问题。尼科洛维在1797年认识了他，后来写道，“我从未见过象他这样有才干和勤奋的人。他的心灵象蜜蜂一样，它吸取我们这个丰盛时代的一切精华而从不接触毒液。”在他一举成名之前，他已赢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这位攻读历史的学生后来变成历史学家，是由于一系列的外部事件。根据他朋友本生的说法，“尼布尔的生活比当代其它大作家都更加密切地同当时受苦人类的最深刻的运动和挣扎联系在一起。”在离开大学后，他充任丹麦财政大臣的私人秘书。二十三岁时，他在英国进行长期考察，旨在进一步扩大他关于行政管理的知识，而这次考察使他获得了对英国历史和状况的深刻了解，使得后来在他晚年访问他的人惊异不止。回到丹麦后，他参加政府工作，在六年之中一直协助指导丹麦的财政和商业政策，特别是关于丹麦殖民地的银行业务和商业。他的声誉传到了柏林，人们敦促他调换职务——当时正值普鲁士王国于耶拿战役中崩溃的前几星期。尼布尔的父母都是德意志籍，所以他接受①了这项邀请。在其后的四年中，他致力于复兴普鲁士的财政。哈登贝格、施坦因和普王都认为他的工作具有极高的价值。一度传说他政绩不佳，但在有关他的辞职的文件公布以后，这种传说也就消散了。法国革命一开始，尼布尔就从法国报刊上注意它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对革命抱着不信任和厌恶的态度，而沃斯及其他朋友则热情地欢迎它。大约三十年以后，他声称：“卢棱是我青年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崇拜的人物，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广大群众起初是赞成法国革命的。”他从青年时期起，就对激烈的变革表现出恐惧心理，这种心理，纠缠了他一生，并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深知旧制度的各种弊病；而且在汉堡他个人认识了一些法国“逃亡者”，对这批人他始终怀着轻蔑的心情。他的理想，是按照法定程序的有秩序的发展。当法国革命所激起的力量被束缚于拿破仑的战车上时，他对法国②革命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变成了对它的憎恨，同施坦因和费希特的憎恨情绪一样地激烈；而他对德意志的热爱发展成了要为它服务的热烈愿望。由于他熟悉英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方法更加厌恶。在晚年，他向本土推荐过①沃斯，J.H.（1751—1826年），德意志古典研究家，译有荷马、维吉尔等古代诗人名篇。——谭注②珀涅罗泊（Penelope），奥德赛的妻子、其夫出外多年而守贞无二。——译者①哈登贝格，K.A.V.（1750—1822年），普鲁士政治家，继斯泰因之后主持了一些限制封建法权的改革。——谭注②费希特，J.G.（1702—1814年），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于1807—1808年间多次讲演，鼓舞德意志民族意识，号召团结自卫。——谭注\n伯克的政治哲学。他在罗马同利贝尔谈话时，时常提到：如果他未曾研究过英国，他永远不会理解罗马的历史。他写道：“1688年以来，英国的宪法和自由制度日臻完善，提供了历史上仅见的关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道德的最崇高图景。任何一种制度都没有更动或撤消，人们就逐渐在全国享有了自由——是在各个方面的最大自由，是任何民族所没有享受过的最大自由。在法国革命时期，也许没有一块地方比英国的处境更好。它是世界的骄傲，是举世羡慕的地方。”他不大相信某种特殊政治制度有什么优点；他在为芬克的《英国制度论》所写的序言里表示，他深信英国的自由主要依托于行政制度而不是宪法。他没有看到乔治三世统治下的阴暗面，但他懂得了以行政分权制作为广阔基础的强有力中央政府的价值。尼布尔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从事他一生的伟大事业。在丹麦政府服务时，他利用很少的余暇已编写了有关古代世界的几篇专著；辞职以后，他决心致力于罗马史的研究。那时，新建立的柏林大学是那些希望重建普鲁①士的破碎河山的人们汇萃之地。可是没有人比尼布尔更加拥护普王的著名宣言“我们必须以智力来弥补物力的损失”。他要通过写作“使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大任，并要给他们提供古代的崇高榜样”。人们劝他讲课；1810年他开始讲授了日后成为《罗马史》的课程。因为缺少讲演经验，他诵读讲稿；结果颇为成功。他的深厚的热诚，加上当时那鼓舞着新大学的求知热情和在解放战争临近时震动整个普鲁士的激昂情绪，使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著名的听众。尼布尔同他的听众一样，对于所讲的课程深感兴趣；后来他回顾这三年的授课时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萨维尼对他说，他开创了研究罗马史的一个新纪元，这不是对朋友的谀词。尼布尔相信历史研究中蕴含着伦理意义和对爱国精神的激励；这一点，是前人所未道及的。他觉得自己象费希特在其《告德意志国民书》里那样，直接在向他的同胞讲话。他后来向利贝尔说，“普鲁士蒙受耻辱的不幸时期对我编写的历史有一定影响。那时，我们只能热切期待局势好转，并为它作好准备，此外别无他途。所以我回过头来讲述一个伟大古国的历史，借此加强我和听众的意志。我们和塔西佗有着同样的情感”。他讲授了三组课程，其中头两组讲的是罗马的历史，第三组讲的是罗马古文物。这时，由于1813年全国奋起，他的听众大部分都驰赴战场了。在授课期间，他曾把前两组讲稿编成专书，分为两卷，在1811—1812①年出版，并题词献给普王。这一部书虽然在几年后几乎全部重写，但它的出版却开始了一个系统地研究罗马的时代。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罗马帝王时期和共和时期的研究，已经适当地进行，但很少有人企图就它的国家生活或它的成长过程试图形成明晰而连贯的概②念。马基雅维里曾把李维的著作，把他自己的政治感想与格言依托。孟德斯③鸠作了大胆的尝试，要发现罗马盛衰的原因，但他的知识浅薄，而且受到资料方面的限制。无数作家曾抄袭并节录李维的著作，但在尼布尔之前，没有人曾把罗马首先作为一个大国来研究。它的制度，无论政治的、法律的和经①参阅伦茨：《柏林腓特烈·威廉王家大学史》，卷Ⅰ，1910年。——原注①书名《罗马史》。——谭注②马基雅维里精研李维著作，撰有《论提图斯·李维前十书》。——谭注③孟德斯鸠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1734年）。——谭注\n济的，都必须探本溯源，弄清其沿革和变化。尼布尔的行政经验使他能够以过去的历史家所未有的观察力来研究问题。他宜称，只有政治家才能编写罗马史。他抓住了这样的真理：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必然是关于制度而非事件，关于阶级而非个人，关于风俗而非法律的历史。罗马的发展史，是围绕着贵族与平民的斗争而形成；这些斗争则起源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种族分歧。他清晰地描述存亡攸关的政治问题，因而读者能够得出关于罗马国家从起始到“李锡尼法”止的生动概念。罗马的土地问题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研究。尼布尔对罗马共和国所做的（那也就是后来格罗特对雅典民主国所做到的）是使它成为一个象近代国家那样真实而又可以理解的国家。尼布尔的第二大成就，在于批判地查核了早期罗马史的资料及其可信程度。从对早期罗马史持怀疑态度的前辈那里，他几乎无所得益。博福尔的著作，是他在写完自己的著作后才阅读的。而他认为它很不差，但太偏于全盘①否定。对于维科的理论，他似乎并不曾知道。他确信，为一般人所接受的记叙，既不可能完全真实，也不可能全是虚构。为了寻求批判方法，他踏上了一条几乎没有足迹的道路，但一个新时代的序幕早已由《荷马诗篇绪论》的出版所揭开。他完全吸取了沃尔夫这篇著作里的方法和成果；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他那里获得了这个信念：早期罗马的历史曾被保留而记入诗篇里。他怀着深切的责任感进行研究。他写道，“在放下笔时，我们必须能够在上帝面前说，‘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可是，他的自信心几乎是无限量的。他说，他具有一种“正确而又迅速的判断力，几乎不可能被虚伪的和谬误的东西所蒙蔽”。他意识到自己所实行的革命。“在较早时期，没有人能坚持这些主张而不冒失去生命和自由的危险。语言①学家会说这是不忠；神学家会称之为叛逆；舆论会群起而攻之。”就象纽曼毫不怀疑自己的推论力那样，他深知自己的猜测能力。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贯的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谁都不会相信竟能有这么多似乎已经遗失的东西能够得到恢复。”他还比喻说，“我解剖词句，就象一个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在另一次，他把历史家比作一个居于暗室的人，他的眼睛会逐渐地习惯于黑暗，以致他能看出那些为新进来的人所不能看出而认为是不可见的东西。尼布尔的方法，很象本特利、柯贝特和芒②罗的推测订正法。早期罗马的事实与情况，通过什么途径传递给我们最早的编年史家呢？他采用佩里左尼的提示，回答说，“这些情况是通过歌谣、挽歌以及由祭司长保管的纪年史传递下来的。有些歌谣是互不关联的，而有些歌谣则形成完整的一组——即所谓史诗，它在深刻与丰富多采的想象力方面，远远胜过所有罗马后期的作品。”他进而评述帝王时期，把某些事件列为神话，另一些①②事件则列为史料。例如，罗谬拉和纽马是神话中的人物。从霍斯蒂柳斯到①似指维科的历史循环论以及关于原始社会、宗教、神话等的观点。——谭注①纽曼（Neuman，J.H.，1801—1890年），英国神学家，“牛津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845年脱离英国国教，改奉天主教。关于“牛津运动”，参见第十六章注。——译者②柯贝特，G.（1813—1889年），荷兰古典学家，古文书学家，语言学家。芒罗，H.A.J.（1819—1889年），苏格兰拉丁学家。——谭注①据传说，特洛伊人之后贞女西尔维亚与马尔斯神私通，生了一对孪生子，罗谬拉与纽马。国王下令溺死\n平民第一次退出罗马城的时期，则有一部分是史实。“所有国家在纯粹歌谣③时期与完全历史时期之间，都有一个半神话半历史的时代。”施勒格尔在一④篇杰出的评论里，驳斥了有关歌谣的说法，并指责这个历史家把它仍描述得如此确切，好像它们就摆在他的眼前一样。他说，如果说它们确实存在过，我们当然应可看到引自它们的语句，评论家或语法家也会在著作里提到它们，可是他却未能举出关于它们的存在的丝毫证据。尼布尔的推测方法，还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他长于对遥远时期的猜测，长于从一句话、一个隐语或一处遗漏里推敲出含义，使他能够发现有益的线索，但这种方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他的无可救药的主观性，模糊的东西虽然第一次是由这个训练有素的学者的尖锐眼光看到的，但能力较小的人也决不会总是看不见它们的。麦考莱埋怨地说，尼布尔常常不能划清真实情况同假设之间的界线。康沃尔·刘⑤易斯以其《关于对早期罗马史的轻信的探讨》一文，无情地攻击了尼布尔的“历史推测的神秘能力”，他宣称，尼布尔对皮洛士以前时期所作的一切研⑥究，类似搜寻点金石和不老药的工作。施威格勒的批评最为公平；他在一世①代以后又来试拉“奥德赛之弓”“起初，在许多问题上，我都不能同意，但后来我越来越同意他的说法了。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他几乎总是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的确，对于他所作有关宪法问题的许多假设，还可以找到比他所提出的要好得多的理由。”施威格勒在其著述的过程中评论尼布尔的主要论点时，还一再肯定了这一总的评价。一方面，他反对有关歌谣的说法，不考虑尼布尔关于人种学的许多论断，并宣称他对于贵族有些不公道；但另一方面施威格勒却宣布尼布尔的比拟法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弄清罗马制度方面，他是第一个理解罗马制度的人。在授课由于“解放战争”而中断后，尼布尔请求准许他参军，但普王明智地答复说，他可以在其它方面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因此，他创办了一种报纸，努力鼓励同胞在这次大搏斗中争取胜利。战争结束后，他接受了任务：就并入普鲁士版图的天主教人口的统治问题同梵蒂冈谈判。他原来认为这个使命不会持续很久的，但普鲁士内阁迟迟不能决定对他训令的详细内容；因②此他不得不在罗马等待好几年。他对于大使馆的工作虽不满意，但他的流寓生涯却为他带来了补偿。在出国之初，他就取得了一项令人兴奋的收获，即婴儿，未果。婴儿为一牝狼抚育成人，杀死国王，另建城市。其后，罗谬拉刺死纽马，以其名作为城市之名——罗马。——谭注②霍斯蒂柳斯，罗马王政后期的国王。——谭注③施勒格尔，A.W.（1767—1845年），德意志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东方学家，浪漫主义的耶拿学派创立者之一。——谭注④见《施勒格尔全集》，卷Ⅻ，第444—512页。——原注⑤刘易斯，G.C.（1806—1863年），英国作家，古典学家。——谭注⑥施威格勒，A.（1819—1857年），以研究罗马史、早斯基督教史知名的德国史学家，其治学方法深受尼布尔的影响。——谭注①奥德赛（Ulysses为Odysseus之拉丁文名称），希腊传说中的国王。只有他能拉开自己的弓，能射出转十二个圈子的箭，因而分别二十年的妻子得以辨认她的丈夫。此处系指施威格勒试图论述罗马历史之意。——译者②梅耶尔在其《罗马——德国问题》（1871年）里说明了整个问题以及尼布尔的谈判工作。——原注\n③在维罗纳找到加乌斯的手稿，可是他要在梵蒂冈寻出更多宝贵文献的希望却①落空了。他的搜寻工作做得不很深入，因而只搞到萨拉斯特与西塞罗的少数②断篇残稿；但马伊所作的一系列发现，他从开始就亲眼目睹了，其中主要是发现西塞罗《共和国》的原稿。他还协助马伊出版了这一著作。他不断增加自己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并以一篇偶然写成的论文送交普鲁士科学院。他从事对古罗马遗迹的研究，并对他的朋友兼秘书本生所计划的大规模考古工作，给予帮助。③在“宗教协定”签订以后，尼布尔决心返回德意志，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老门生皇太子力请他回到柏林，但他决心定居波恩。因此，他的晚年，④也就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就同莱茵地区的大学联系在一起了。在那里《罗马史》最后定稿；在那里，他讲授的古代与近代史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那里，他成为欧洲公认的学术界之王。在柏林讲课时，他预先写好了讲稿；而在波恩时，他则根据丰富的学识随口而讲了。一个门生写道，“他总是满怀激情，就象别人讨论本国当前的政治问题那样。”他往往一语未毕，另一个思想已急涌而至。他的诚恳态度，尤其是他对古人（在他心目中不啻是现实中的活人）所作的生动描写，使他的听众心向神往。这位大师去世后，人们根据他的学生提供的笔记，把他讲授的课程编成十卷出版。尽管这些讲稿并不完备，而且未经作者修正，但还是具有很大意义。它们反映了作者关于古代世界的无限知识，并包含着他在问世的著作中未曾谈及的对一些人与事的意见。关于罗马的讲稿，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其内容之广泛超过了《罗马史》所达到的范围。《罗马史》更多是涉及国家的制度与机构，而那些组成国家的个人则涉及较少，因而没有表达出尼布尔自己对过去时代的强烈看法。他的经历，尤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即对法国的斗争，影响了他的全部思想，使得民族主义和对革命的恐惧成为他政治哲学的主要原则。在他的讲稿中，最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的莫过于论述希腊为马其顿强①权所压倒的那一部分，其中狄摩西尼是指施泰因或费希特；腓力是指拿破②仑；喀罗尼亚是指耶拿，但他最为痛恨的却是那些欢迎征服者的叛徒；而我③④们在他对福希安的痛骂中，可以感觉出他对达尔贝格和约翰内斯·缪勒的看法。法国革命的课程并不比他关于二千年前世界的多次讲课，表现出更多的个人情感。尼布尔的活动还伸展到语言学的很多科目内。他从事搜集拜占③加乌斯，公元2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谭注①萨拉斯特（约公元前86—34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著有《喀提林叛乱记》，《朱古特战记》。——谭注②马伊，A.C.（1782—1854年），意大利教士，米兰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一批久佚的古罗马文献，将其分类整理刊行。——谭注③指1821年教廷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奥地利除外）缔结的协定。——谭注④指波恩大学——谭注①狄摩西尼（公元前384—322年），著名的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和将军，反马其顿党的领袖。——谭注②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腓力大败希腊联军于喀罗尼亚。——谭注③福希安（公元前402—317年），雅典政治家、将军，亲马其顿党的领袖。——谭注④达尔贝格，E.J.（1773—1833年），德意志政治外交家。1810年接受拿破仑的公爵封赠，1818年又膺法国复辟王朝的贵族封号。约翰内斯·缪勒于1807年受拿破仑的任命，为威斯特发利亚国务大臣。——谭注\n⑤⑥庭历史家的著作，并亲自出版了阿加提亚斯的作品。”他同布兰迪斯一道创办了《莱茵兰博物馆》杂志，并为它撰写了很多稿子。他的想象力使他预①见到未来的情况。在1829年，他预言：尼尼微将是中亚的庞贝；世间将出现一个像埃及学家商博良那样的亚述学家。尼布尔在波恩几年时期的主要工作和最大成绩是完成了《罗马史》的修订版。在新版第一卷的序言里，他说明了他早期与后期著作的关系，但他声称它全部是新的，只并入了旧作的少数片断。这就夸大了新旧版本的差别。的确，每一章都曾重新写过，而且加上了很多附注，但方法既同，结果也很少差别。他还是认为歌谣是存在的，并仍以毫不减弱的信心使用他的推测技术。他宣称罗马宪法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要将罗马宪法的原来面目完全搞清楚，不对资料作细致入微的考查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的论述可能是冗长的，但我不愿轻易地作出定论。”这是一部最不易读的历史古典著作，因为正文里包括太多应放到注释和附录里去的内容。泰纳指出，“读者会想象自己好像是在一个矿井的底层，灯光阴暗，置身于正在坚硬的岩石上费力地挖掘着的矿工身旁。”尽管有着这些缺点，此书新版甫经问世立即名声大振。1827年，他在写给萨维尼的信里自豪地说，“古代历史学家的发现不会告诉世人比我的著作更多的东西。以后再从古代资料中发掘出来的新材料将只是证实或发展我的原则。”歌德在《罗马史》第一版刊行后，即曾表示他希望所有的历史都要以该书的方式来评述，而在读过它的新版后，他重复了他的贺词。新版在英国受到其它地方所不能比拟的热烈欢迎。麦考莱宣称，它在欧洲的知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不过他在后来的年代里对它的钦佩渐渐减少。由于瑟沃尔和黑尔把它翻译得极好，并反驳了《季刊评论》对它的攻击，它成为英国大学里的课本。托马斯·阿诺德接过尼布尔的研究成果，编写了一本《罗马史》，在这部书里，他将一些粗糙的石子加以琢磨后，把它们嵌入协调匀称的结构之中。只有少数不太知名的人继续转述李维的著作，好象尼布尔从未存在过一样，但学术的车轮已经前进了一站。不幸，第二卷还没有印出来，这位大历史家就溘然长逝了。第三卷的残篇叙述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为止，于1832年出版。尼布尔在他五十五岁上，正当精力旺盛，声誉最高的时刻去世，但他比别人早成熟十年，并且早已把祖国的困难当作他自己的困难。因此，他越来越容易发怒；那使他的老友离开他，而他也倾向于悲观的想法。他甚至对英国也失掉信念，他把英国描写成一个因患自利主义的癌症而陷于垂死状态的人。他始终摆脱不掉法国入侵的阴影；当1830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过度的幻想使他相信那个可怕的经历的重演已近在眼前。他对妻室子女的安全怀着病态的恐惧心理。他的体力本已由于他的家宅和藏书室的焚毁以及来自巴黎的消息极度虚弱，所以在1830年的最后几天里患了感冒后就再也不能支持了。歌德宣称，尼布尔的彻底性和深入研究的作风鼓舞了他，使他以同样认真的精神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尼布尔在极不相同的人们——如施泰因和施莱⑤阿加提亚斯（Agathias，536—582年），东罗马帝国历史家，以研究波斯史知名。——译者⑥布兰迪斯，C.A.（1790—1867年），德意志古典学家，撰有有关希腊史及罗马哲学等专著。——谭注①庞贝（Pompei），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埋没，其遗址于18世纪被发现。——译者\n①②③尔马赫、腓特烈·威廉四世、达尔曼和雅各比，阿恩特和舍恩，萨维尼和①②科内利乌斯，利贝尔和本生的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大与善良的印象。萨维尼宣称，《罗马史》鼓舞了他，使他写作罗马法律史；兰克则说，修昔底德、费希特和尼布尔都是他的老师；格罗特声称，他每次提到他的名字就油然兴起景仰与感激之情；魏茨则说，他所得益于《罗马史》的比任何其它著作为多。按照蒙森的说法，所有的历史家，只要他们是不辜负这个称号的，都是尼布尔的学生。①施莱尔马赫，F.E.（1768—1834年），德意志哲学家、神学家。——谭注②雅各比，F.H.（1743—1819年），德意志哲学家、信仰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谭注③阿恩特，E.M.（1769—1860年），普鲁士爱国诗人，在反拿破仑战争与德意志统一运动中作出了贡献。舍恩，H.T.（1773—1856年），普鲁士政治家，曾协助施泰因进行改革。——谭注①科内利乌斯，K.A.（1819—1903），德意志历史学家，兰克的弟子。——谭注②利贝尔，F.（1800—1872年），德意志法学家、政治学家。本生，C.K.J.（1791—1861年），普鲁士外交家、政治家，曾起草1844年普鲁士宪法。——谭注\n第三章沃尔夫、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正当尼布尔解释罗马国家的时候，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早在16世纪末，当文艺复兴学者的伟大学派消逝以后，关于希腊的研①②究已经迅速衰落。后来，这项研究，由于本特莱的提倡与来登大学三杰—③—赫谟斯脱惠、凡肯那尔和伦坎的继续努力，获得复兴。然而，这些荷兰学者的研究只限于语言学方面。约在18世纪中期，对庞贝和赫库兰尼姆进行的发掘工作引起了人们对古典考古学的新兴趣；由于这种推动力，温克尔曼于④1758年离开德累斯登前往罗马。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受到冷落的希腊艺术，通过他的努力，再次被认为是希腊精神的生动表现，象希腊文学所表现⑤的那样。1783年，在佐迦定居在“永恒之城”以后，便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象他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年轻研究者那样，这位丹麦学者梦想精通全部希腊文学与古文物。他起初编出古币目录，继而研究方尖碑的起源，晚年他专心于古典浮雕的研究。虽然最后一项研究，由于他的死亡而中断，但它却成为主要的考古著作之一，因为它的图版胜过所有以前的复制品；它的释文显示他对希腊神话学与宗教的渊博知识。尽管他从未写过一本出名的著作，但在科学考古学的创始人中间，他的学识与批判力，使他与温克尔曼和维斯昆①②提并称。通过他的门生韦尔克尔，他的著作与思想为世人所知；韦尔克尔出版了温克尔曼关于古典浮雕研究著作的德文版，又搜集他的信件，并刊行了他的论述一卷。当希腊艺术在罗马正得到研究与解释时，关于希腊的研究工作重又在德③国各大学中流行。在本世纪中期前，克赖斯特已在莱比锡大学发表有关古典④考古学的演讲，但其范围的开始扩大，最先是在戈丁根大学。格斯纳讲授古代世界的艺术、古物与文学概论，并创立第一个语言学《讨论班》。在格斯纳死后，汉诺威政府敦请伦坎接替其位置。这位莱登大学者予以拒绝，却推⑤荐了海纳；后者在德累斯登已熟识温克尔曼并曾受业于克赖斯特与欧内斯蒂①关于文艺复兴后古典研究的最好总论，见于桑兹：《古典研究的历史》，卷Ⅱ、Ⅲ，1908年。关于德国，参阅柏西安的巨著：《德国古典语言学史》，1883年。关于荷兰，参阅卢息安·缪勒《尼德兰的古典语言学史》，1869年。——原注②本博莱，生平见上章注，他精于版本校勘之学，刊行的荷马诗篇为当时最佳本。——谭注③赫谟斯脱惠，T.（1685—1766年），荷兰语言学家，古典学家。凡肯那尔，L.K.（1715—1785年），荷兰语言学家，考据学家。伦坎，D.（1723—1798年），德意志语言学家，古典学家。——谭注④参阅查士蒂《大传记》，共2卷，再版，1898年。——原注⑤参阅威尔刻《佐迦传》（1819年）和见《全德名人传记集》中一篇极好传记。——原注佐迦，G.（1755—1809年），丹麦古典学家，考古学家。——谭注①维思昆提，E.Q.（1751—1818年），意大利考古学家。——谭注②韦尔克尔，F.G.（1784—1868年），德意志考古学家。——谭注③克赖斯特，J.F.（1701—1756年），德意志语言学家、古典学家。——谭注④格斯纳，J.M.（1691～1761年），创办初期的戈丁根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谭注⑤参阅黑棱，《传说》，1813年。最好的评价，是由利奥所作，见《格丁根科学协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01年。——原注海纳C.G.（1729—1812年），德国古典学家，第一次在戈丁根大学开出考古学课程。——谭注\n①。伦坎的意见被接受了，于是海纳便开始了半世纪富有成效的教学生活。他的演讲包括古典时代的全部生活领域，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他讲授的考古学课程是根据温克尔曼的；关于古典时期的古文物课程包括大量的历史资料。虽然他没有写出第一流的著作，缺乏严谨的治学方法，而且未老先衰，但他的成就却是很大的。他最早将古典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加以阐明。他还创立关于古物与制度、神话学与宗教的历史概念。但他的最大功绩在于培养学生；据估计，他的门生中有三百余人成为教师。其中有：佐迦、②③④施勒格尔兄弟、蒂尔希、威廉·冯·洪堡、邦森、布兰迪斯、拉赫曼。他⑤的门生黑伦（同时也是他的同事和女婿）为这位老师撰写了一部生动的传记，把他描述成是好学青年们的朋友和顾问。Ⅰ海纳最出色的门生，是从他得益最少的一个门生。1777年，当年正十八①岁的沃尔夫进入戈丁根大学时，他已精通古代与近代的几种语言；他要求作为一个语言学学生注册，但有人告诉他说：大学只设立四个学院——神学、法律、医药和艺术；他必须进入其中之一。他坚决要求，因而得象他希望的那样注册。虽然他能如愿以偿，他对海纳则深感失望。他去听讲《伊利亚特》，但不久即停止听课。尽管他年轻，他已看到，这位教授不是一个校勘学者；他对待古典文学的态度是美学的而不是科学的。两年后，他离开了戈丁根大学；四年后，年二十四岁时，在哈勒大学担任了教授。沃尔夫在哈勒大学教学二十三年，在这时期，他的教课把新的活力注入了全德国的古典研究工作。他最早持有古典语言学本身就是科学这个观念。当威廉·冯·洪堡称古典语言学是“那种显示于古代的关于人类性质的知识”时，他只是总结了已由沃尔夫使众所周知的那个解释。沃尔夫的演讲极有启发性而他的门生们也报以满腔的热忱。歌德从魏玛来听他的演讲。在他的教室里摆着莱辛的半身像，作为批判研究精神的象征。他的课程包括古典世界的各个部门——文学、古物、地理、艺术、古币学和古典研究的总论。有几种讲稿，是在他死后根据听讲者的笔记出版的。虽然讲稿编得并不完备，但也可以表明他对古典学识与近代学术各部门的广博知识；同时，那些清晰而又尖锐的评注也帮助我们想象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然而，我们也不仅依靠听讲者的笔记来了解他对古代的概念。1806年，当法军的入侵导致大学关闭与教授星散时，歌德劝告他①欧内斯蒂，J.A.（1707—1781年），德意志神学家、语言学家。——谭注②施勒格尔A.W.见第二章注。其弟K.W.F.施勒格尔（1772—1829年），史学家。蒂尔希，F.W.（1784—1860年），德意志语言学家。——谭注③威廉·冯·洪堡（1767—1835年），德意志政治家、外交家、比较语言学家。——谭注④拉赫曼，K.K.F.（1793—1851），德意志古典学家、语言学家，编辑出版了《尼贝龙根之歌》及古罗马作家盖乌修、卢克莱修等的著作。——谭注⑤黑伦，A.H.L.（1700—1842年），戈丁根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以研究古代世界的交通与商业知名。——谭注①参阅莱脱，《沃尔夫，通讯中的生活谈》，共三卷，1935年。马克·帕提生的著名论文，《论文集》，卷1，1889年，是最好的略传。亚诺尔特，《沃尔夫的教育及其和老师的关系》，1861年—1862年，是讲述这个老师的。比较庖尔逊，《学述讲演史》，卷Ⅱ，第208—227页，1897年。——原注\n利用他被迫赋闲的时间进行著述。他接受劝告，写下了他关于古典研究的出①色散篇论文。他宣称，从1783年开始授课以来，他早已感到要有这样的一篇纲要。他希望把关于古代世界的知识提高到哲学——历史科学的尊严地位。我们必须避免单纯地积累个别细节，而不了解使这些细节成为一个整体的精神。这篇出色的论文，象尼布尔《给一个年轻语言学家的信》那样，充满着深刻重视研究古典世界的精神，因而它成了对教师们的一种鼓舞，也成了一个世纪的研究工作的纲领。沃尔夫最著名的作品：《荷马诗篇绪论》，以拉丁文写成，是近代世界②的主要著作之一。当他被请求修订荷马原文作为新的学校课本出版时，他原想一篇简短的序言，但后来这篇《绪论》扩充为一部长达两百页的书，于1795年出版。亚历山大的学者们曾普遍相信：荷马诗篇在编写后的即便不是几个世纪里也是几个世代里才达到了最后的形式；这个意见后来由佩里佐尼厄斯③维科及其他近代作家予以重申。罗伯特·武德关于荷马天才的突出著作，于1769年出版，并已译成德文。武德的论点是：文字著述直到诗篇编成以后很④久才被发现；这一点成为沃尔夫著作的基础。维瓦松出版的《伊利亚特》的威尼斯抄本显示出与一般公认的原文大有出入，这就证实了沃尔夫关于荷马诗篇是几个吟唱诗人的作品这个信念。认为荷马诗篇口头传述的观念容易被①那一世代接受；因为这一世代曾对奥西恩诗篇表示欢迎，认为它是原始克尔特世界的回声。沃尔夫假设的前提是：希腊在索伦以前没有什么为了文学目的而写作的文字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写与传述长篇叙事诗，是不可能②的。我们所知的荷马诗篇，可能是在庇士特拉图时代由不同诗人的诗歌融合而成的。在中间时期，吟诵诗人曾作过许多更动而后来的编辑者为了适应时代的爱好，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很可能，原诗的若干首是由一个名叫荷马的诗人写作的。沃尔夫的著作之所以如此值得重视，与其说是由于他的创见，不如说是由于他对这个主题的巧妙处理。他所阐明的，不仅是荷马诗篇的来源，而且是关于一般叙事诗的性质。沃斯的译本曾使荷马诗篇家喻户晓，而沃尔夫的《绪论》在全欧洲引起③了巨大的轰动。从本特推翻了《法拉立斯书》以来，未曾出现过象它一样的作品。沃尔夫把《绪论》题词献给以“批判家之王”著称的伦坎，后者关于荷马诗篇统一性的信念，因而发生动摇，虽然由于年事过高而不放弃这个信念。沃斯拒绝沃尔夫的论点。席勒讽刺说，现在那七个自认是荷马出生地的①刊入他的《小品文》，1869年。——原注②最好的叙述，见伏尔克曼《沃尔夫绪论的历史与批评》，1874年。津布，《荷马》（1887年）和柏立，《荷马》，见《剑桥古代史》，卷Ⅱ，第18章，提供了概略。德译文，见勒克兰，《世界丛书》。——原注③罗伯特·武德（1717？—1771年），英国考古学家、旅行家，著有《论荷马天才的来源及其创作》。——谭注④维瓦松，（J.B.G.d'Ansee，1753—1805年），法国希腊学家。——谭注①奥西恩——传说的高卢弹唱诗人与战士，约生于第3世纪末期，以《奥西恩诗篇》闻名。诗篇的真正起源问题迄今尚有争论。——译者②庇士特拉图——雅典僭主（公元前605—527年）。——译者③法拉立斯，为西西岛一古国之君（死于公元前549年）。相传他以青铜牛为炊具，燔烤臣民而食之。记录有关其生平的传说即名《法拉立斯书》。——谭注\n城市各自可以有它的一份了。歌特起出赞成这个观念，而后来也回到传统的阵营去了。在某些方面，人们谈论沃尔夫对古人的“不敬”。另一方面，威④①廉·冯·洪堡和施勒格尔弟兄、伊尔根及其高足弟子戈特弗里德·赫尔曼欢迎这部著作，称它既有说服力又有创见。还有两个人的重要意见，支持它的结论，但否定它的创造性。赫尔德宣称：他一直相信荷马是一个星座；《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出于不同的手笔；并补充说，他在很久以前已唤起人们注意自然诗与人为诗之间的区别。海纳则更进一步，指责沃尔夫的思想是从他的年迈的老师抄袭来的。沃尔夫因为其创造性被否定而恼怒，并且因为被指责剽窃而愤怒。在写给海纳的一系列公开信中，他声称：他的老师从来未曾提示过他现在所陈述的信念。沃尔夫的一个道义上的弱点是：他更多地关心树立他所夸大的自己的创造性，而较少地强调他的彻底性与方法，在这方面，他确是胜过了所有他前辈和批评家，虽然他关于荷马诗篇在后来时期编写成文这一中心论点已被推翻，而且现在只有荷马诗专家才阅读他的著作，但他的著作对于开创导致19世纪学术的地位超过以往世纪的那个批判运动所作出的贡献，却比任何其他著作为多。哈勒大学由于法国人的入侵而关闭，他作为一个成功的教师的生涯也随之告终。他的研究工作由其门生们继续下去，其中还必须算上那些按学术意义来说，从来不是他的学生的人们在②内。洪堡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对希腊的研究，吸收他关于古代世界的观念，并向全世界阐明了这种观念；而且正是由于通过洪堡，希腊世界的魅力把席勒迷住了。诗人歌德本人一再声明沃尔夫给他的教益。古典著作主要通过这些诗人，灌输到德国人民的意识中。Ⅱ①继承沃尔夫主持对希腊的研究工作的，是他的门生博克。1806年，他二十一岁时离开了哈勒大学，而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希腊语言学教授。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既是一个成功的教师，周围又有意气相投的朋友。在当时，②海德堡大学是浪漫主义的堡垒。关于古典世界的首席教师是克罗伊茨策尔；博克在五十年后还称之为“我的恩师”；而在他的亲密朋友中则有：勃伦塔③诺、阿尼姆和格雷斯。他住在那里的时期，出版过关于柏拉图与悲剧作家的④论著，并开始了关于平达韵律的研究；从而使近代人士得以理解平达这位诗人的作品。他遵照沃尔夫树立的先例，讲授一个包括各种学科的课程。他的声名迅速传开；1810年，他转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在那里，他任教达五十④伊尔根，C.F.（1786—1844年），德新教神学家、古典学家。——谭注①赫尔曼，J.G.（1772—1848年），德意志古典学家，精研古希腊语法及诗篇。——谭注②比较洛特霍兹，《沃尔夫与洪堡德对歌德与席勒的关系》，1836年。——原注①马克斯·霍夫曼的《博克》（1901年）包括一篇出色传记与大量通讯。最好的略传，见斯塔克的《演讲与论文》，1880年。——原注②克罗伊茨策尔，G.F.（1771—1858年），德意志古典学家，撰有有关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方面专著多种。——谭注③勃伦塔诺，H.F.H.（1778—1842年）。阿尼姆，L.A.（1781—1831年），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家。格雷斯，J.（1776—1848年），德浪漫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家。——谭注④平达（公元前522—448年？），古希腊吟唱诗人。——谭注\n六年之久。他的概论课程详细地论述古典语言学的全部领域，因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他的授课讲义，曾使用过二十六次，但不断地修正。这些著⑤名讲稿在其死后，经过完善而可靠的整理后予以出版。在讲稿中，他先说明百科全书必须是一个整体，而非一个总和，然后论述了年代学、生活、贸易、宗教、文学和哲学。博克在柏林大学的最初几年，主要是研究几乎曾被人们完全忽视的希腊经济生活。他为普鲁士科学院编写一篇关于芬里乌姆银矿的专著；1817年，又出版了他最大的著作：《雅典国家经济》。该书于1851年经过修订；它的第三版增订本出版于1886年，即作者诞生一百周年。在兰克以前所编写的德文历史著作中，它是唯一的未被替代的著作。作者以本书献给尼布尔，它使雅典得以再现，正如尼布尔曾使罗马得以再现一样。博克的最大成绩，是把古典语言学变为一种历史的科学。书的序言宣称：关于希腊古代文化的科学，还在萌芽时期；因此，综述整个领域的著作，显得更加必要，因为许多研究者只从事微细的语言学研究。雅典的巨大成就，只有通过它的实力才有完成的可能性，而这种实力又是以国家的公私经济为基础的。到波斯战争结束时，雅典的财政制度已达到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其后被马其顿征服后，各种新措施才被引入。正是关于中间这个时期，该书提供了详细的叙述。如果不了解物品的价格和劳动的工资，我们不可能确定公共服务所需的货币和赋税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关于雅典的物价与工资的证据，是很少的。所以，研究须深入到流通的货币数量以及越来越多的贵金属供应。博克从考查土地、矿山、房屋、奴隶、牲口、衣服与粮食的价格所得的结论是：生活必需品是便宜的，而工资由于有奴隶劳动和侨居的外国人也是低微的。随后，他讨论了公共支出及其对象——防务、文官制度、公民大会、警察、司法行政、建筑、宗教、节日庆祝与贫困救济。除了这些经常支出外，频繁的战争也产生了一种扰乱的影响。普通税收的来源是：国家财产、矿产、关税、人头税、司法手续费、罚款与没收的财物；还有盟国的贡物，作为补充。战争所需要的额外税收来自特殊财产税、任意规定的税款或借款。博克在书的开端与结尾都提醒读者说，不要认为希腊人比我们自己更明智或更优越。他们的钱财交易决不是没有污点的。雅典政治家一向企图想出某种方法，通过公共税收而非通过个人勤劳，以维持人民群众的生活。军饷用得太多，海外殖民地的行政腐败，盟国遭到压迫。堕落与道德腐败的风气，甚至在这个领导国家的最光辉时期，已经蔓延。“希腊人尽管有他们完美的艺术与政治自由，但比一般所想象的要更加不幸。甚至在他们的光荣时期，他们本身已产生了那些使他们遭受毁灭的种子”。《雅典国家经济》一书第一次使近代的人们了解一个古代国家的日常生活。博克从大量的各个迹象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图景。他的处理方法是历史叙述性的而不是美学的；他的唯一目的是要客观地重建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他的成绩和温克尔曼的成绩一样，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雅典国家的整个经济有机体已经显露，因而第一次有可能从现实观点来观察希腊文明。虽然由于把财富与贵金属混为一谈而受到指责，而且他关于人口所作的估计也引起异议，但是他作为第一部科学性希腊史的作者这个地位，却从来没有人提⑤书名：《语言科学百科全书》，1877年。——原注\n①出争议。二十年后，他还出版了一部关于古代度量衡的著作，可为《雅典国家经济》的续编。在研究柏林博物馆内收集的古币时，他曾发现各地区间有着出乎意外的联系。本书详细讨论了在他早期著作中仅仅提示的一连串问题，并概括了整个的古代世界。象他所有的著作一样，它把进行精密研究的无限能力与远大的眼界结合在一起。关于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埃及、巴勒斯坦、腓尼基与巴比伦的度量衡制度与货币的总论，不仅建立了比较计量学，而且揭示了从台伯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地中海各国之间的文明统一性。在以本书与黑伦关于古代商业与贸易的专论相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他精确与细心的研究精神。两年后，他还利用某些铭文的发现，来说明雅典海军的性质与管理制度。在编写《雅典国家经济》时，他从铭文中曾发现他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普鲁士科学院是约在柏林大学建立的同时由洪堡父子改组的；此后，这两个机构一直最密切地进行合作。博克认为：科学院的目的是要实行为个别学者所不能胜任的宏大计划，而且几种集体工作已在开始进行。其中最重要①的，是关于搜集希腊语铭文的计划。从15世纪以来，来自安科纳的西里阿克的旅行家摹拓了近东的铭文，但数量很少；而格吕特尔及其后继者的铭文集主要是拉丁文的。而且，真正可靠的纪录往往摹拓得很不完整，而膺品又是司空见惯的。由法国铭文学院派往希腊的富尔蒙，伪造了许多他所发现的铭文，甚至消毁或隐藏原迹以防发现。由艺术爱好者学会所派遣的工作队，较为认真。但还没有出现一个像埃克尔那样的人，来做沙里淘金的工作，使分散于无数刊物中的铭文，可以适合研究的需要。由于这个良好的启发，博克遂于1815年提议编辑一部古代铭文集，从希腊语铭文开始。科学院拨出了经费，期望这项工作于四年内完成；编成一大册或两小册。博克和科学院都没有认识到他们工作的艰巨性，因为工作迄今还在进行着，并已花费十多倍于原来拨给的经费。于是，对希腊的研究从科学院的这项工作中获得了它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帮助。在古代人的遗产中，铭文的价值几乎不亚于他们的建筑、雕刻与著作。铭文对于已熟悉的事物，给予新的说明，而对于从别处尚未获得解释的领域，也有所阐明。关于搜集铭文的范围，以东方帝国的建立为限：科学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在博克的领导下进行这项工作。它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分类和解释已知的铭文。虽然曾经讨论派遣学者到东方去查核原文并发现新资料，但这不是工作计划的主要项目。这项巨大工作的主要重担落在这位编者肩上，因为他的同事，除了贝克外，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而贝克已被派往巴黎和伦敦。①1825年，第一部分出版；1828年，第一册完成。博克按地区排列了他的铭文，象埃克尔排列他的古币那样；他对铭文的选择一般地是得到人们赞同的。可是，对于本书的学术地位，那位坚持英国与荷兰纯语言学传统的戈特弗里②德·赫尔曼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宣称：他同任何别人一样，曾期待本书①书名：《古代度量衡》——谭注①安科纳，意大利中部滨亚得利亚海的港口。——谭注①此书全名《希腊铭文集成》（CorpusinscreptiumGraecarum），全书共四卷八册，1825—1877年。——谭注②《论博克对希腊铭文的处理》，1826年。关于赫曼，参阅克奇里，《哥特夫里·赫尔曼》，1874年，和约恩的演说，见他的《传记论文集》，1866年。——原注\n的出版，然而，他的希望却落空了。他进而指责博克错误地解释了许多铭文，并断言：书中的任何部分没有经过查核，是不能接受的。③博克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争辩说，在批评意见中，除了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外，毫无用处，然而，读法也必然总是不肯定的。他补充说，“我已研究铭文好多年了，而他却没有研究过”。赫尔曼予以答辩，而且两位主角的门生们也参加了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两位学者之间，而且也在敌对学派之间展开。这位莱比锡大学教授（赫尔曼）主张：语言的研究是语言学的核心，因为其他问题只有通过对语言的解释才能处理。他对于古代世界的政治与艺术、宗教与哲学，了解不多，也很少注意。他也没有历史发展的概念。在这样的思想下，他当然会认为博克与他的门生使语言学遭受危险，因为他们使语言学从属于其他学科；而且当然也会夸大差错的重要性。直到二十年过去以后，这两个敌对学派老练的领导人才恢复了他们的早期友谊。《铭文集》是不完善的，因为它部分根据未受训练者拓本，而赫尔曼的许多批评意见是①有道理的。关于若干篇铭文，博克确实是不懂的。他的门生基希霍夫关于希腊字母的一部划时代著作，使有可能把那些似乎没有线索可寻的铭文注明日期与地点。于是，摹拓原始碑铭的基本重要性，乃获得了承认。而且，由于希腊与近东地区的开放和各国学者的研究，研究项目已大大地增加了。然而，博克的铭文工作很多是具有持久性质的；他同时代的人们，谁也不能做出这样好的成绩。1843年，第二册出版后，他将编辑工作移交给年轻人，而他有时仍给予帮助。第三、四册大部由于库齐乌和基希霍夫的努力于1859年完成，全书包括一万件铭文。这位大学者在晚年主要是研究年代学。他的《月②的循环论》，象《古代度量衡》一书一样，表明他的眼光是环顾整个古代世界。他深湛的专论扩大了知识的疆界，而他在多次举行的典礼上发表的演说①中，又高举正确而无私的学术理想的旗帜。博克年高望重，研究范围广博，并且门生之多几乎不可胜数，因而，他在古典研究方面的地位，同兰克在近代欧洲史研究方面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Ⅲ②博克的学说由他下一代门生广泛地加以传布。奥特弗里德·缪勒是他最重视的，也是从他那里获益最多而又对他作了最充分报答的一个门生。这个西里西亚青年，甚至在学童时期，已经以他学习古典语言和写作拉丁语与希腊语韵文的能力而引人注意。在布雷斯劳，他专心研究哲学与古代历史。1815年，十八岁时，这个早熟的青年来到柏林，进入了博克的教室。在离开布雷③《小品文》，卷Ⅶ，1872年。——原注①基希霍夫，J.W.A.（1826—1908年），德意志语言学家、考古学家，编著有《亚迪卡铭刻汇编》等。——谭注②“月的循环”也叫米敦的循环，从它的发现人米敦得名。月的一次循环时间是十九年。——译者①收集在他的《小品文》里。——原注②最好的记述有狄尔太：《奥特弗里德·缪勒》，1898年，和扣提斯同名著作，见《古代与现代》，卷Ⅱ，1882年。斐斯脱：《演说》，1897年，是有用的。吕刻：《关于缪勒的回忆》，1841年，是一个朋友与同事的证明。刻恩：《卡尔·奥特弗里德·缪勒在通讯中的生活杂记》（1908年），对说明他的人格方面是有价值的。——原注\n斯劳以前，他在研究古代事物的文学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已经作了选择；而他的决定后来又获得他的新老师的肯定。他对神话学的兴趣，比对任何其他学问要大。他的知识使他的老师与同学们都感到惊异；而在他的心中，关于编写一部希腊史的思想已经生根了。③十九岁时，缪勒以撰写博士论文：《论埃吉娜岛》开始了他的著作生涯。这篇使人惊异的论文，追述了这个岛屿的历史直到法兰克人将它征服；他把本书提词献给博克；老师深为喜悦，写了一篇充满热情的书评作为报答，其①中强调指出这本著作的洞察力与完备性。后来库齐乌把他热爱的老师的第一次作品比诸尤斯图斯·莫泽尔的《奥斯纳布吕克史》。缪勒先研究地形学作为基础，而后论述种族、宗教、古物、海上实力、贸易、艺术与政治。从书中的许多段落中，可以看出一种远远超出题目范围的知识。博克写道，“如果他继续作出与此类似的贡献，我们将有一部希腊人史；关于希腊人，我们迄今还没有明确的认识”。老师立即认识到，这个门生已成为他的一个同行了。他们从那时开始的通讯具有极高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包括这两位朋友的②生活与研究，而且因为它记载了德国学术研究的最崇高理想。门生写道，“你曾使我懂得了真正的语言学，我迄今还觉得同你的关系和以前一样”。穆勒在《多里安人》一书的序言中宣称：他不能说博克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渗入了本书。于是，老师回答说，“如果我对你有什么帮助的话，你早已绰绰有余地报答了我；现在，反而是我欠了你的债。但我们不要再算这笔帐了。愿我们追求真理的不可遏制的努力来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吧！”这两个人是相辅而成的，各有优点来弥补对方的缺点。博克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碰到崎岖难行的山路时，即踌躇不前。缪勒是一个富有创造性与创见的人，他迷恋纯理论的问题并特别爱好大胆的概括性论断。他们的关系正象斯塔布斯与格林之间的关系那样。虽然埃吉娜岛历史的各个部分都经过仔细地研究，但它在波斯战争前的暧昧状态最能吸引他的注意。缪勒在想象中是从雅典大陆上来俯瞰该岛的。这种从自然条件来阐明原始历史的才能，在对希腊的研究中还是新的，也是他增加到老师遗产中的要素之一。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关于希腊人起源的观念；这里，他偏袒他心爱的里安人而损害他们在雅典的敌人。这里，他利用古币和纪念物，还得到了考古研究的最早成果；而对于这项研究，他花了一生中很大部分时间。他决心继续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在一年之内，完成①了一卷关于奥尔霍梅努斯地区与明亚人的著作。象前一部书那样，它根据旅行家的记录，首先详细描述了这个区域，然后，讨论关于这个地区的起源与殖民的传说，最后，还略述它的艺术与文化。它是作为《希腊种族与城邦史》②的第一部分出版的，并为编写希腊史铺平了道路。他曾发现埃利克明亚人③的伟大，并追述他们在爱奥尔克港口（在当地阿戈党徒的传说中保存着这种③埃吉娜是位于希腊本土东南海上的一小岛。据希腊神话，埃吉娜为河神阿索普的女儿，此岛从而得名。——译者①转载于博克的《小品文》，卷Ⅶ，1872年。——原注②《博克与缪勒通讯集》，1883年。——原注①明亚——希腊帖撒利的奥昆米诺斯河之古名。——译者②埃利克明亚人，起源于帖撒利，后散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后移居小亚细亚。——译者③爱奥尔克港为帖撒利的一港口，传说哲孙乘阿戈船率希腊英雄五十人由此出发，去觅金羊毛，这伙人便\n回忆），以及在塞萨利和维奥蒂亚、在拉科尼亚、爱琴海岛屿和昔兰尼各地流浪情况。缪勒以地方传说作为指导，他象尼布尔那样相信：从神话里可以分析历史事实。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象尼布尔所使用的方法那样，引导他超出后来学者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外。博克指出，他虽同意主要结论，但认为题目本身实在太笼统，因而不可能彻底地解释清楚。他写道，“你所走的，是一条使人滑交的道路，即神话学道路。一种神圣的恐惧心理使我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有时也喜欢通过裂缝来窥探一番”。与此同时，缪勒的朋友布①②特曼正力图说明：明亚人和森陶尔人同样是只存在于神话之中。他对有关明亚人的殖民与关系的传说的价值所作的评论，要比缪勒的评论更为正确。但在半世纪后，施利曼确定了这一实际情况：奥尔霍梅努斯地区是与梯林斯和迈锡尼同时存在的。在该书出版之前，缪勒已被聘为戈丁根大学教授。1819年，当韦尔克尔前往波恩时，主持该大学的黑伦询问博克：他是否赞同这项聘任。博克回答说，缪勒是一个学者的典范；他从来未见过一个具有这种谦逊态度和这种优良道德品质的青年。虽然缪勒刚刚成年，但他完全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在戈丁根大学的最初几年中，缪勒继续不断地研究希腊种族与各邦。《多里安人》即最早使他出名的一书，于1824年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论述了关于在希腊史上占领导地位的一个民族；为此，博克曾送给他有关的铭文。缪勒写道，“我试图按照多里安种族的行为来抓住它的本质，正如要抓住一个人的本质那样”。但是采取使一个种族人格化方法，是有危险性的。多里安人、爱奥尼人与伊奥里人彼此之间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不同。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别，来源于他们的命运与住所远远超过来源于他们的天赋的品质；而且，他还低估了通过几百年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统一程度。他的另一错误是：过分赞扬多里安种族，认为它是真正希腊精神的体现。他醉心于斯巴达的“高贵的淳朴精神”、尊重传统的风气与关于妇女的高尚理想。然而，这部著作尽管有其显著缺点，但却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它是关于全面总结一个种族的内部发展与外在的命运的最早例子，并以前所未有的丰富知识与远大见解予以完成。博克只是为一部雅典历史奠定了基础，而缪勒则编写了第一部关于真正希腊史的重要著作。《明亚人》与《多里安人》两书，由于它们对神话学问题的大胆处理，既受到了称颂，也受到了谴责；他的《神话研究绪论》是为了答复对后一著作的抨击而编写的。在评论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的著作时，他已确定他的一①般态度。在讨论克罗伊茨策尔《信条神学》时，他感谢作者把这门科学提升到它现有的高度，但他认为下列意见是荒谬的：教士以信条来掩盖宗教思想，而现在对理解信条的秘诀已经失传了。关于希腊，他宣称：他几乎每读一页，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他完全否定克罗伊茨策尔根据神话所建立的精密的教理体系。另一方面，他也反对采取沃斯的消极结论：沃斯宣称，秘密宗教仪式得到了“阿戈党徒”的称号。——译者①布特曼，P.K.（1764—1829年）德意志语言学家、古典学家。——谭注②森陶尔人住在帖撒利山中的野民，善于骑马代战。——译者①转载于《德文小品》1847—1848年。关克罗伊茨策尔的最好记载，见斯塔克：《演讲与论文》，1880年。比较他的自传：《一个老教授的生活》，1848年。关于沃斯，我们有赫布斯特的大传记，《沃斯》，1872－1876年，洛贝克所作的最好略传，见勒尔斯的《通俗论文》，1875年。——原注\n是没有神秘性的；它们仅仅是那些讲述神的诞生、爱情与争吵的寓言。缪勒拒绝承认这类看法：它们是没有象征性或讽喻意义的，或者，它们的神圣性的普遍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在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的激烈争辩中，缪勒采取了中间立场，并在洛贝克以无限广博的学识来重申沃斯的消极结论时，他坚持了这个立场，从而在这门新科学的早期，产生了一个稳定的影响。这本写得极其清晰而又有力量的小书是系统地论述神话学研究的方法与目的的第一次尝试。它也指出进行这项研究的方向。他反对克罗伊茨策尔为了找寻东方起源而采用的穿凿附会的做法，因而他转向那些神话发源的地方或与神话最有密切关联的地方。他宣称：克罗伊茨策尔与沃斯都是不懂得神话的本质；神话事实上是一个民族的最古老的诗和民众灵魂的创造物及其感想与观察的原始形式。这个概念原来是赫德尔提倡的，而且，不久又由雅各布·格林应用于条顿种族。缪勒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地方神话、种族迁移传说与有关地方性崇拜的叙述；但他错误地认为没有无地区性的神话，而他所描写的种族之神，例如多里安族的阿波罗神，有时也缺少正确的归属。缪勒在戈丁根大学的主要本职之一，是讲授考古学。海纳的演讲已使考古学成为一种需要，而韦尔克尔又以他对意大利的充分知识加以发展。缪勒常以雕刻物与石膏模型放在身边，似乎要使古代世界重新获得生命。由于他爱好美妙的东西，于是便抓住在他面前的直观教材的意义，并重建它们的地理与历史的环境。他认为，希腊的艺术与它的宗教相同，是自发地兴起的。他在生前能从博克那里了解到民族间的频繁交往，而且发掘工作也揭示出外来的影响；但他没有象克罗伊茨策尔那样地走入歧途，因为后者把希腊变成一个在文化交流上负债的国家。缪勒的演讲与研究在他的《艺术考古学手册》一书中获得了永久固定的形式；这一著作在对希腊的研究的历史中，和《雅典国家经济》一书几乎具有同等重要性。它是一门新学科的创造，也是对一个内容广泛而又无确定范围的论题的第一部指导性著作。他的显著才能之一，是能把大量资料整理为有条理而又均匀的体系。《手册》几年后由作者重写，1847年，又经韦尔克尔修订，并于1878年加以重印；它成为几个世代研究者的指南与参考手册。这部著作的价值，由于缪勒一向过高估计希腊独立地位这一缺点而有所减低。但即使有这个缺点，它仍可以当作希腊全部艺术演变过程的一部既可靠而又精彩的通论。1832年，他还编了《古代艺术遗迹》一书作为它的补篇；他为本书选择印版并撰写释文。他论述考古学的次要著作集成五卷。自从温克尔曼以来，在使希腊艺术成为古典研究中一个活的要素方面，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曾做过这样多的工作。当人们以为缪勒以其全部精力研究神话学与考古学时，使全世界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竟出版了关于埃特拉斯坎人的历史著作，而尼布尔曾称关于这方面的历史，在一切古代世界中，是最模糊不清的了。缪勒以他擅长的综合能力，设想出这个部族的文明史，并认为他们是从东方迁移来的。缪勒使用他的惯用方法，来考查这个国家的自然特征并综述它公私生活的各方面——历史与政治、实业、宗教与艺术、科学与风俗。尽管尼布尔争辩说他的某些见解曾被剽窃，但这部著作还是具有高度创见的。半世纪后，德克重印这部书时说，它的艺术如此高超，因而予以重版成为了一种义务。尽管由于埃特拉里亚的城市与坟墓的发掘工作，这种知识已天天增加，但本书仍有价值；而在特拉斯坎人的语言不能得到解释以前，也许它是不会完全被替代的。缪勒在他短促的一生后期，编写了一部深受欢迎的《希腊文学史》，内\n容叙述到第5世纪；它的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版，都长期受到广泛欢迎。但他从青年时期起就想编写希腊史这一梦想始终使它念念不忘，到了四十岁那一年，他认为，着手进行的时期，已经到来。只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还需要做。他在申请休假一年时写道，“自从我开始出版著作以来，我一直想要写一部系统而又详细的希腊史。为了这个目的，我已做了二十年的研究。现在我承担这项工作，要比任何时期，更加成熟了；我必须很快开始，否则就太晚了。我需要关于希腊各地的知识，以便通过实地观察来比较并修正我本人在地理与地形方面的研究结果。如果我能在希腊逗留几个月，①那对我的整个一生将无可比拟的价值”。斯图尔特和雷维特，在18世纪中②叶，曾第次系统地研究过希腊地区，后来勒克继续了他们的工作；而勒克则③号称近代希腊的保萨尼亚斯。他有关希腊地形的著作，是正在缪勒思想形成④时期出版的。当有人向博克建议他应当去希腊游历时，他微笑地回答说，他已知道希腊地形是怎样的。另一方面，缪勒虽然自夸他在雅典不需要向导，但却充分认识到亲自了解这个国家的风土及其古迹的重要性。他原拟编写至少十二卷来描述希腊人的全部历史生活；其中一半是叙述性的，另一半则包括杂记、证据与专论。过去《多里安人》一书试图叙述的只是关于一个种族；现在，他以成熟的智力与更多的知识试图论述整个希腊种族。他的申请休假，获得了批准；于是，在长期居住罗马以后，于1840年到达雅典，在那里他碰①到了他的门生库齐乌斯。从后者的通讯中，我们了解到缪勒最后几周的生活。在努力考察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底比斯与奥尔霍梅努斯以后，他在德尔斐因患热病而病倒了；他被送回雅典后即与世长辞。他的去世，是19世纪对希腊的研究工作中所遭受的最大损失。库齐乌斯意味深长地说：“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并准备写下更伟大、更成熟的著作而成为他精神所寄托的那块土地的烈士，正如英雄捐躯沙场一样”。他与他的老师博克和他的门生库齐乌②斯不同：他是有些才华的。他是学术复兴运动中的雪莱，也是历史万神殿内年轻的阿波罗神。博克和奥特弗里德·缪勒使希腊历史与文明再现的工作由一群热心的学③者出色地继续下去。韦尔克尔以其漫长而富有成果的一生来研究希腊艺术、④文学与宗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迈埃尔和舍恩钻研雅典的法律制度。⑤⑥里特尔和布兰迪斯撰写了第一部学术性的希腊哲学史；伊德勒这位天文学家兼语言学家，重新编写了古代世界的年代学。从各方面看来，在本世纪的①斯图尔特，S.J.（1713—1788年），英国希腊学家，著有《雅典古迹》四卷。——谭注②勒克，本名马丁，W.（1777—1860年），英国古文物学家、希腊地理学家。——谭注③保萨尼亚斯，公元2世纪时人。古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地理学家与历史家，著有《希腊游记》，融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于一篇。此书有弗拉策的英译本（共六卷，1898年）。——译者④关于勒克生活与著作的最好总结，见扣提的《古代与现代》，卷Ⅱ，1882年。——原注①《扣提斯，通讯中的生活杂记》，1903年。——原注②雪莱（Shelley，P.B.，1792—1822年），著名的英国抒情诗人。——译者③克古尔，《韦尔克尔传》，1880年，是关于一个古典研究者最好传记之一。——原注④迈埃尔，E.H.（1813—1866年），德意志希腊学家。希伯来学家。舍恩，G.F.（1793—1879年），德国古典学家。——谭注⑤里特尔，H.（1791—1869年），德意志哲学家，著有《哲学史》十二卷。——谭注⑥伊德勒，c.L.（1766—1846年），德国语言学家、天文学家，著有年代学计算手册。——谭注\n最初几十年中，对欧洲文化之母的观察，无论关于它的生活或思想，都进入了一个新的、更深入的阶段。\n第四章艾希霍恩、萨维尼和雅各布·格林关于法律与制度的论述，可以是绝对的或相对的①13602191_0129_0。前者建立一种符合理性所形成的理想的体系；后者则把法律原则与方法结合导致它们产生的社会需要来研究。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这个转变出现在希腊与罗马研究获得复兴的同一令人惊异的时期。古典研究的新时代是和柏林大学相联系的，而关于法理学的历史研究则和戈丁根大学是分不开的②13602191_0129_1。虽然格斯勒与海纳使他们的汉诺威母校（戈丁根大学）在半个世纪中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但在那里，政治学与历史学一向是很突出。普特在德法律方面，马滕斯③13602191_0129_2在国陈法方面，施皮特勒④13602191_0129_3、施洛策尔、加特雷尔⑤13602191_0129_4在历史方面，阿肯瓦尔⑥13602191_0129_5在统计学方面都具有特长；他们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为其他欧洲学府望尘莫及的集团。戈丁根大学特别以拥有普特而感到自豪。普特是哈登贝格以及无数的政治家和官员的老师，普特他在演讲与著作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以德国的历史来说明当时的法律。虽然他看到，象孟德斯鸠曾看到的那样，法律只有在联系过去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但他却未曾想到把法律本身看作一种民族生活的表现。所以，创立法理学历史学派的荣誉，不是属于他，而是属于他的一个门生。①胡戈最早认识到：一个民的法律，只有通过民族生活本身才能被理解，②因为法律本身也是那个生活的一个部份和表现。他这项有益的概念，约在1788年当他成为戈丁根大学教授的时候，开始形成，而次年在他为吉本论述罗马法一章的译文所写的序言中，便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我们丝毫不思考自己的风俗、宪法与宗教而研究罗马法；当我们先单纯地学习罗马人本身并观察他们的法律怎样发展起来，然后思考目前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情况，并且反省为什么那些根本上和我们相同的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上与制度上，在许多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我们便感到罗马法是辉煌的”。他还说，虽然吉本最接近这个理想，但它从来没有被完全实现。他自己也没有运气予以实现。他宣称：研究历史不是要阐明原则，而是要发现原则：自然法则必然要让位给历史法则。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在任何著作中体现过这些有益的观念。他所编的教科书既枯燥而又令人厌恶。虽然他还是一个中年人，却认为自己在竞争中已经落后。胡戈指出了道路，而首先走上这条道路的荣誉，应当属于他最著名的门①生。卡尔·弗里德里希·艾希霍恩是一个东方学家的儿子，在早年时期，他生活在学术气氛中。象许多戈丁根大学的其他毕业生一样，研究法律、政治学与历史。他在大学刚毕业后，就决定要观察一下帝国机构的工作情况；为了这个目的，他访问了韦茨拉尔、雷根斯堡和维也纳。他原来想要当律师，①胡戈，德国法学家，曾任戈丁根大学教授，法理学历史学派创立人。著有《民法学史》共七卷（1792—1821年出版）。——译者②关于胡戈的最有权威的记述，见萨维尼，《杂文》，第四卷，1838年为他接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而作。比较O.梅耶在其《传记集》中的论文，1886年。——原注①标准的专题著作是由著名的教会法专家许尔特所编（1884年）。弗伦斯多夫的论文写得极佳，见《全德人名传记集》。洛尔施的《艾希霍恩的通讯集》选辑了他的信件。——原注\n但在旅行归来后不久，他接受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职位。1808年，二十七岁时，他所著的《德意志法律与制度的历史》第一卷出版。1828年，他写道，“如果我曾得到指导，则我一年所学的东西会超过十年。如果有人曾告诉我：有关法律的一切理解应当以历史观念为基础，那么，早在我自己摸索出正确道路的前十年，我本来应当正确地安排好我的研究工作了”。这一段话似乎和这位历史学家感激他的老师们的言谈，有所抵触。应当说明的是：当他的大学生活结束时，他只掌握了胡戈讲课的真正意向。他从胡戈所学到的是从历史来研究法律的必要性，但他从老师口中所听到的，除了罗马法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普特把法律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而艾希霍恩把它与民族的生活相联系。艾希霍恩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而这种情感，他的老师中没有一个是具有的。他对国家事务的兴趣原是由法国革命引起的，但1806年的灾难，使他和尼布尔一样深深地激动。他决心致力于复兴德意志的工作，其方法是教导他的学生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历史；他以这种建设性的爱①国主义的精神，撰写了他著名著作的第一卷。在序言中他说，现在正当帝国宪法发生剧烈转变的时期，我们应当回顾过去并抓住过去与现代的关系，这比以前更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任务是要把业已搜集的大批资料整理好，使它们摆脱错综复杂的错误和假设而显示它们的真正根源。他的雄心不是要讨论古代法律而是要通过国家与公法的历史为现行制度与观念建立一个基础。这个计划虽然新颖，但不如它在执行中所获得的成功那么突出。艾希霍恩由于身体虚弱而对事物采取悲观的看法时，萨维尼给他一封信，信中这位渊博的学者说了下面这段话：“您说过，作为罗马法的专家，您我相比，我是幸运的。那么，请听这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有任何成绩的话，那是由于我遵循了那条已经找出的道路。但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您在德意志法律的领域里开辟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并通过言辞和文章，赋予这门科学以崭②新的生命”。萨维尼的论断不仅是一个好朋友的意见，而且也是公正的后辈的证词。艾希霍恩象尼布尔那样明确地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如果说他没有显出尼布尔那样的智力，那么，他奠定的基础却是更加稳固的。艾希霍恩所提供的，一方面是法律与文献的汇编，另一方面是律师使用的教科书。关于帝国、各个邦、教会、阶级，已有丰富的资料，但它们都尚未经过批判性的检查，也没有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关于德意志公法的历史，主要是说明王朝、战争与领土变更的记录。重点既未放在它的发展上，也没有放在作为民族生活的一种表现的性质上。艾希霍恩由于认识到在当时的德意志法律中有些成分是从罗马或教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所以在他们概论中也包括了外国制度。法律被描述为从一切影响民族生活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虽然一个人不可能源源本本地讲述法律的整个历史，但它完成任务所表现的能力，却使他跻身历史科学创始人之列。他追述各个不同时代的法律观念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并揭示它们演变的连续性。在法学家中，没有人能这样有力地唤醒与培养民族精神，即在历史家中也是少数。艾希霍恩著作的价值立即受到赏识。书的销数，非常巨大，从它出版后，德意志法律史成为对法科学生进行培训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他所受到的最高尊重，是新成①即《德意志法律与制度的历史》一书。——谭注②艾希霍恩生于1752年，萨维尼生于1779年相去27岁，故称后辈。——谭注\n立的柏林大学给他的聘书。他刚刚就职，“解放战争”便开始了。他参加了最早的一批义勇军，在莱比锡作战，后来同联军进入巴黎并荣膺铁十字勋章。在后来的生活中，他重视自己参加解放祖国的斗争的经验甚于他的伟大声誉。在反动的年代里，当学术自由所受的限制在普鲁士达到令人憎恶的程度时，他接受邀请回到母校。此后，在戈丁根大学的十二年中，他的教授声望达到了顶点。艾希霍恩除了他的主要著作外，还写了关于私法的专论，此书可以看作他所著的《历史》的补篇；因为在论述遗产制，农奴制与家庭制时，他毫无畏惧地应用了历史学派的原则。1829年他因病辞去教授职位，但他还有力量①来编写他的第三部重要著作，即关于教会法的历史。如同他的《私法》一样，这部新论著是详细论述那些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已简略谈过的内容。关于以前曾被完全忽略的新教法律的讨论，现在只构成其巨著中的一部分。他以半卷的篇幅作为绪论，来描写教会职事、教皇教令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新旧教徒间的关系。这部根据法律与制度的观点而写成的教会简史，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因为它是以超过历史学家所具有的更深湛的法律知识和超过法学家所能自诩的更广泛的宗教史知识写成的。他论述罗马教会的客观精神，是一种使人耳目一新的新鲜事务。他写道，“按照内心的信仰，我是一个新教徒，但我对天主教会和它的信徒丝毫没有什么敌对情绪”。他将它当作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和一种宝贵的保守力量而加以尊重。这部论著对于宗教法的①教师与学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对于里希特的手册即后来取代它的一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也并不小。作者声称，这是他最成熟的一部著作，象他的门生与传记作者许尔特这样一位炉火纯青的评判者，也证实了这项意见。艾希霍尔的晚年生活，除了偶然编写短论和修订他的早期著作外，没有撰写其他文字作品。由于对他的《历史》的需求持续不变，因而使他能够增加最新的资料。他觉察到第一卷中存在着缺点；在两次改订后，1834年，刊印第四版时，实际上加以重写。即便在那个时候，他还声称，它是全书中最弱的部分，虽然他利用了雅各布·格林关于古代法律的研究著作。他宣称：任何人如果要认为自己真能了解早期的中世纪，必须先长期研究法典、诏令与条例。1839年，在获准参加普鲁士科学院后致答谢辞时，他谦逊地说，“我敢于认为我的著作有用，只是因为它也许有助于为这些研究赢得新朋友”。有一时期一般似乎认为，只要填补这位大师所遗留下来的缺陷，并按照他所开辟的研究路线前进，就已够了。但后来情况变为明显，他的著作不仅在细节方面而且在结构方面，都存在差错。他关于城市起源于罗马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他没有认识到条顿诸民族间所有的各种差别，也没有充分承认那些不成文而执行的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他从局部与暂时的现象中引出了过分大胆的一般性论断。可是，这些缺点几乎没有减少他的成就的持久性意义。1851年在他任职五十周年庆祝会上，全德意志对他表示感激。维尔达宣称：“我们法学家，不论我们专门研究法理学的哪一部，不论我们曾听过你的演讲或从其他方面受益于你的研究成果，我们都把你尊敬为我们的伟大教师与导师。但是你的成就不仅属于学术研究范围。你对德意志法律研究的促进作①书名《天主教与德国新教会法原理》，1831—1833年。——谭注①里希特，A.L.（1808—1864年），德意志神学家、法学家。文中所说的手册是他写的关于教会法的著作。——谭注\n用，是一个具有深远重要意义的民族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越来越得到强调。对于曾为祖国的自由战斗并为德意志民族揭示它的本质的那位人士，人们普遍地给予爱戴”。这个预言证明是正确的。1884年，许尔特写道，“他的著作至今仍不可企及，更谈不上与之匹敌了”。艾希霍恩对学术研究留下了一种方法与一个典范，但他在其中生存的那个观念世界已经消逝了。他和尼布尔与萨维尼都是尊重过去的，这种态度发展为顽固的保守主义；因而他激起了对历史学派的反抗。他的理想政体是一个深受人民尊敬与爱戴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但他从来没有想到更先进的政治教育会带来对不同制度的需要。历史学派的优点在于它承认历史的延续性，而它的危险则在于它要阻碍现时的创造力。Ⅱ如果说艾希霍恩为法律研究的历史方法树立了最早的完美榜样，那么，我们从他的终身朋友萨维尼获得了关于这个方法的最充分的说明与最精彩的辩护。萨维尼在幼年丧失父母后，韦茨拉尔城的帝国法院一个陪审法官作了①他的监护人，在那里他开始学习法律课程。在戈丁根大学的那一学期，他结识了施皮特勒与胡戈；到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马尔堡大学执教。1803年，②他出版了关于罗马所有权法的专著；该书立即获得了成功，并在作者生前与死后陆续经过多次修订后，保持它在古典法律著作中的地位。那时他开始搜集资料来编写那部将与他的名字永远相联系的著作。艾希霍恩想要从德意志历史上找出现行法律的根源，而萨维尼则决定要追溯罗马法在整个中世纪的影响。1804年，他开始作长期旅行，参观西欧各国的图书馆。1808年，他接受了兰茨胡特大学的教授职位，但两年后，他被洪堡邀请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讲授罗马法。他是个完美无缺的讲授者，他的教室里永远挤满了人。布隆奇①利写道，“他的讲课在表达方面，非常清晰而准确，内容安排极其完美，以致不加订修改即可付印，然而却又十分自然，给人以最新鲜思想的印象。他站在讲坛上，具有一种庄严而高贵的风度。由于精通自己的资料而产生的那种自信之情溢于眉宇。在解释并分析法律概念时，他那双巨大而清秀的眼睛炯炯发光”。聚贝尔于1888年写道，“甚至今天，我仍认为萨维尼是本世纪最好的学院教师”。萨维尼虽然同样满怀着“解放”时代的那种爱国热情，但是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来反对由民族统一的新意识中所产生的关于编订法典的要求。这项计划早在莱布尼茨时代，由几位法学家提出，其中最重要的是著名的海德尔堡①最佳的研究论著是由下列作家写的：鲁多夫于1862年发表的论文；兰茨贝格（《全德名人传记集》中所载论文）；恩南策乌斯于1879年发表的论文。伊赫林的瞩目的评论，见他的《文集》（1882年）。国外的意见，可以下列作家作为代表：米涅（见《历史的新颂赞》，1877年）和德蒙莫朗西（见《世界大法学家》，1913年）。关于他的通讯，参阅斯托尔所著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共三卷，（1927—1939年）。——原注②书名《占有权论》（DasRechtdesBesitzes）。——谭注①《回忆录》第Ⅰ卷，第62—65页，1844年。——原注\n②教授蒂鲍特。他曾在戈丁根大学学习，熟知新史学派的观点，但他相信：需要有一个研究法律的哲学方法来获得它的一致性，并按照当时的需要来改造过去的法律成果。蒂鲍特在他关于法典必要性的一篇文章中，举起法律改革的旗帜；这篇文章据他的说法，是“由于我的热情在十四天内写成的”。德意志现在已拯救了它的荣誉，并已赢得实现未来幸福的可能性，但这个可能性的实现，还有着许多障碍。祖国还是一个由许多小邦拼凑而成的镶嵌品，而现行法律则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罗马法是外来的，又是一个衰落时期的成果。旧的德意志法律书籍也充满着不合式的东西。没有人能够纵览如此广阔而又紊乱的整个领域。但如果按照德意志精神编成一部简明的法典，那就将使法官，可能也使普通公民能易于掌握这个论题。这个任务，应当由政治家与学者共同进行。这样一个法典会把德意志各邦的居民团结在一起，即使政治上它们还命定处于分裂状态中。如果人们争辩说，传统的体制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受到尊重，那么回答是：经过拿破仑燃起的战火的考验而制定的法典，在年轻一代的目光中，将是神圣的。蒂鲍特的小册子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洋溢着爱国情绪，提出争取更紧密的团结的新要求，并强调指出陈旧的法律制度的实际缺点；但萨维尼以具有如此说服力的回答来进行干涉，因而这项计划被搁置了两个世代①之久。在《论当代在立法上的使命》第二版的序言中，萨维尼说明了第一版的由来。“它出版于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是当时一切生存过来的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多年以来，将我们国家束缚于一个外国的专横统治的枷锁拉得越来越紧；看来，它必然会最后消灭我们的民族性”。在解放以后，重新有可能来讨论有关国内利益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坦白承认，无论从实践或情感的理由来说，编订法典的要求是实际存在的。他还认识到要求德意志显示自己不要辜负时代的那种情感，并且承认某种改变必须进行，因为法国的法典像癌症似地已腐蚀了德意志的有机体。法典受人欢迎是从18世纪开始的。当时，人们渴望有一种刻板而精确的司法行政制度，并且有一种与所有历史联系割断的、适用于一切国家与一切时代的法律；但由于历史精神已经觉醒，因而对于这种浅薄的自足想法，就有考虑的余地了。萨维尼进而说明他对于实在法起源的概念。“对于法律，就象对于语言那样，是没有停息时刻的。它从属于民族生活的一切其他表现所从属的同一运动与发展”。法律的最早形式是简单的。后来，它开始了一种双重生活：它确实仍然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表现，但又成为法学家手中的一种科学。在社团规章与城市法律中，我们时常看到原始惯例的残余。“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也就是说，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其次，他转到制订法典的实际困难。资料在哪里？又怎样可能预见到每个案件而在它发生以前就先拟出一项决定呢？有一类时常互相矛盾的先例，会在公认的法律以外出现。罗马法的伟大是来源于它所具有的主要原则。当罗马国家正生气勃勃并在发展的时候，法典没②蒂鲍特给他的门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参阅瓦尔特，《关于我的生活》，第91—94页，1865年。——原注蒂鲍特，A.F.J.（1772—1840年），德意志民法学家，于1814年发表《论德意志一般市民的基本权利》小册子。作者将民法的种种缺陷归咎于德意志的分裂，呼吁加强民族团结，制订全德统一的法典。这一建议符合德意志发展的要求，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遭到了萨维尼等保守势力代表人物的反对。——谭注①此书全名为《论当代在立法与法理学方面的使命》，1814年初版。——谭注\n有编订，甚至也没有提出计划：法典是衰败时期的产品，是与国家的实际衰亡同时发生的。拿破仑法典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法典。不是每个时代对法律比对艺术具有任何更多的任务。没有任何法学家能够制订一个伟大的法典。这个任务太艰巨，非一个人的脑力所能胜任，而由一个委员会编订的法典将缺少统一性。现行法律应当通过立法程序来改进，同时争论点可以澄清而旧习惯法可以记录下来。最后，法典即使可以实行的话，也将是有害无益的。它将破坏对过去的研究，使法学思维陷于瘫痪，并且不能鼓励人们尊重法律。“历史是一个崇高的女教师；只有通过她，才能够与民族的原始生活维持活生生的联系。如果这项联系丧失了，则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优秀的部分将被剥夺。当犹太人对上帝的律法等得厌烦时，他们制造了一只金犊，因而真正①的法版就被捣成碎片”。萨维尼的论著，虽然圆满地实现了它的直接目的，却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深刻的理论与显著的错误融汇在一起。他严重地低估了法律哲学的优点；而如果没有这种哲学，高级的综合就不可能实现。他说，制订法典的时机尚未到来，这一点是正确的，但他宣称，这个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则是错误的。传统的法律必须经过人类的需要与权利的测验，并且必须与它们相适应。只要从《使命》内所提出的主张前进一步，就达到了拥护积弊的境界，并在正统主义的外衣下，掩盖了古老的僭窃行为。可是，尽管他夸大了法典的缺点与制订法典的困难，但他却给法律的历史性质作了重要的说明。他指出：法律象语言一样，是民族生活的表现；它是从民族的经验与需要，经过自然的过程而成长起来的。法学家不能被称为法律的制定者，正如语法家不能被称为语言的创造者一样：他们只是发现了群众生活所创造的东西。这些创造物一部分仍然是习惯，而其他部分则变为“法律”。关于“明智的立法者”的传奇故事已永远消逝了。萨维尼象伯克一样发出了反对18世纪思想的呼声。上述的争论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在艾希霍恩的合作下，萨维尼为了辩护并说明自己的观点，创办了《历史法学杂志》。杂志开首的一篇文章可以看作《使命》一书的通俗性总结；文章将他的反对者统称为非历史派。蒂鲍特对于《使命》一书未曾置答，但拒绝接受这个新称号；他暗示“历史哲学派”这个名称更确切地描述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的情况。萨维尼的若干门生在谈到蒂鲍特时，没有采用他们老师所表示的那种礼貌态度；于是蒂鲍特愤而写了一本精采的小册子：《所谓历史学派与非历史学派》作为报复。他声称：许多激烈的争辩是由于不确当地选用名词所引起的。他一点也不轻视法律的历史研究法，但他反对把现在从属于过去这个主张。就这场争论的两个主角来说，在萨维尼在他所著的《近代罗马法体系》的序言中说明了他的立场后，争论即告终止。他表明所以采用“历史学派”这个名称，是因为法律研究中的这一部门曾被过分地忽略；他本来无意贬低其他研究方法。至于说到他要把现在从属于过去或德意志法从属于罗马法，那是不符事实的。他只是坚持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并曾宣称：只有通过研究过去才能理解现在的真正性质。法律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相信，对他的立场所作的这个解释应当使争论终止，并促使彼此不再使用派别称号。他的愿望①金犊。据《圣经·旧约全书》，系以色列人首领摩西之兄亚伦为以色列人所造，说它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摩西拿着两块法版下山，看见牛犊勃然大怒，把两块版扔到山下摔碎了［参阅《旧约·出埃及记》第32—33章］。——译者*\n获得实现，因为争执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萨维尼关于法律作为一种有机的①生长物的概念，已变为所有学派的共同财产；同时哲学研究方法也由伊赫林给予辉煌的辩护。萨维尼除了竭力主张以发生学观点来研究法律外，还对它的历史作出一项最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他的《中世纪罗马法史》于1815年开始出版。书的②内容分成两大时期：第一时期包括欧尼里以前的六个世纪，在这时期内，罗马法的残余能很详细地予以证实；第二时期包括四个接续的世纪，在这时期内，罗马法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开首两卷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它们的论旨是：罗马法尽管受到蛮族入侵的震动，但在西罗马帝国覆亡后，仍然残存下来。他的目的是要找出罗马法在帝国旧领土范围的各部分内的残余。这个目的只有通过研究那些受过罗马法实际管辖的民族的命运，才能完成。如果这些民族已被消灭，他们的法律就不可能保存下来。如果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或者当时的公共生活已完全停止，则罗马法也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因为法律是一种公共生活；它在多方面和这种生活的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如果这种生活已消逝，法律必然要归于死亡”。而且，在帝国所属的德意志诸邦内，如果没有罗马法官与法院，罗马旧法的实施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萨维尼在城市制度、地方风俗、教会法规与学术著作中寻找罗马法的残余；并作出结论说，曾被看作12世纪罗马法复兴的那个运动，只是对罗马法的兴趣的一种提高而已。他首先略述帝国在意大利部分与各行省的法律制度，然后转到德意志民族的法律制度，最后转到条顿人征服地区的法律制度。在法兰克君主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伦巴第，罗马“君主”（Rectores）将民事与军事权力让给德意志法院。这种破坏罗马法的行动是否更深入一步并影响了城市制度？萨维尼认为：关于城市制度在意大利曾受到破坏的这种通常看法是错误的。他声称，德意志人从来没有企图肃清罗马人，或甚至将他们德意志化。实际上，罗马人的地位比他们在帝国衰落时期更加自由，更加幸福。他们的财产一般是安全的；他们得保存这样多的语言，即足以证明他们的活动力。而且，城市组织法与日耳曼的习俗很容易混同。关于罗马城市组织法保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德意志人对城市生活很少注意。他在谈到关于法律教育连续性的证据时宣称：虽然没有专门学校，但罗马法在许多中等学校里是作为罗马文学的一部分来讲授的。罗马法通过成文资料的媒介与法院的实践得以继续存在并扩展。其中等一项最为重要；因此，萨维尼企图搜集所有的残余，无论是逐字的笔录或明显的转述。在这些资料中有：若干邦内为罗马人编写的法律课本与那些包括罗马法律、宪章、契约、遗嘱与注释的片断的德意志人的法律课本。有许多学者也曾看到：罗马法在整个中世纪是起着作用的，但这项意见没有多大价值，除非知道哪些部分曾被使用，以及其中各部分所受到的欢迎如何。该书的第二卷罗列了罗马法在勃艮第、西哥特人、法兰克人、东哥特人、伦巴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以及在拜占廷所属的意大利与教会的著作中所保留下来的证据。萨维尼时常谈到自己是个开拓者；而他的主要论点是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萨维尼的巨大成就，在于①证明罗马法在两罗马帝国灭亡到波洛尼亚法学家兴起之间的黑暗世纪中继①伊赫林，R.（1818—1892年），德国法理学家。——谭注②欧尼里（Irnerius，？—1140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查士丁尼法典》最早研究者之一。——译者①创建于11世纪末叶的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法学院是欧洲最早的法学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法学家，享有\n续存在。毫不足怪，由于对这个主要事实深信不疑，他有时竟然承认那些使更严格的时代不能满意的证据。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肯定罗马城市组织法在伦巴第的继续存在。这一差错后来由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儿子卡尔·黑格尔通过精深的研究予以纠正。著作的第二部分讲述罗马法从12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遭到的命运。关于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对罗马法原文作出系统的研究，因而它的历史可在法学家的生平中看到。在分析资料后，萨维尼讨论法学复兴的条件。伦巴第城市是富庶的而且人口稠密，它在商业活动上引起了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条顿法律是不适用的。所以，这些城市不得不研究罗马法。关于大学尤其是波洛尼亚大学的一章，对于中世纪学术史是具有最高价值的贡献。最后三卷包含有关法律注释家的生活与著作的介绍。作者认识到这三卷只不过作为参考书；但他坚决认为，对于进行全面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书是必要的。在全书中，萨维尼深信不疑地肯定了罗马法所起的有益影响以及它在教育世人方面所作的贡献。整个著作，由于它强调连续性，可以说是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庞大附篇。萨维尼的晚年生活主要用于详细考查现行德意志法律中的罗马法要素。1861年，在八十二岁高龄时，他去世了；他生前能够看到历史方法被应用于法律研究的各个部门，他本人在全欧洲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Ⅲ在同一令人惊异的十年时期，即在尼布尔、伯克、萨维尼与艾希霍恩的①②最早著作出版的年代，雅各布·格林创立了条顿族起源的科学。博德默尔③①已出版“尼贝龙根歌”的一部分；若干小诗人对爱情诗人发生兴趣，但古文的研究，是同“启蒙运动”完全不相称的。赫德尔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通过下列概念为文学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即认为自然诗，民族精神与语言是贮藏各世纪所作出的贡献的宝库。他爱好文学的早期与初期、荷马的世界、②“埃达”与“民谣”。1793年，他声称，“我不相信，德意志人对他们祖宗功绩的感情会比其他民族少些。我想，我看到一个时期正在到来，在这个时期中，我们会更认真地回顾他们的成就，并懂得珍视我们的古老财富”。当浪漫主义运动的力量增强的时候，赫德尔的同胞中与他具有同样兴趣的人③愈来愈多。约翰内斯·缪勒称“尼贝龙根歌”是德意志的荷马诗；毕尔格盛誉。——谭注①关于这门科学的历史的最好研究，见劳默尔的《德意志语言学史》（1870年）和保罗的《德意志语言学大纲》，第一卷（1891年）。——原注②博德默尔，J.J.（1698—1782年），瑞士诗人兼历史家，浪漫主义运动先行者之一。有志振兴德意志文化，主编了一些古德意志爱情诗篇及《尼贝龙根歌》的一部分。——谭注③“尼贝龙根歌”（Nibelungenlied）——中世纪德意志的长篇叙事诗，作者不详。尼贝龙根（Nibelungen）意即“雾的孩子”。——译者①爱情诗人（Minnesinger）——12至14世纪德国抒情诗人所作的抒情诗，其题材主要是爱情与美人，故有此称。——译者②埃达（Eddas）——古代冰岛的两部文集，一为韵文，一为散文。——译者③毕尔格，G.A.（1747—1794年），著名的德国诗人。——谭注\n④在他编的民歌里，企图再现早期的模型；穆绍斯利用古代传说来编写故事。⑤蒂克富于情感的个性，从中世纪的歌典与传奇里获得了养料。奥古斯特·施⑥勒格尔在柏林大学讲课中，对“启蒙运动”的准则宣战，而冯·德哈根由于⑦受到他们的鼓舞而出版了德意志古诗集。富恺开始出版中世纪传奇小说丛⑧书。阿尼姆和勃伦塔诺出版了他们的民歌巨大汇编，题名为《魔笛》；因而使中世纪精神似潮水般地涌出，并鼓舞了一代的德意志抒情诗人。这样，浪漫主义派给历史研究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他们通过描写其他时代与其他国家的丰富多采生活，来丰富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使知识资本成倍的增长，并扩大了他们时代的眼界。但他们是艺术家、诗人、梦想家；而不是学者、①语言学家、历史家。雅各布·格林就是在这个浪漫主义派的圈子成长起来的。他的功绩在于使他们最优良的特点增添了他们所缺少的批判研究精神。1785年，格林生于黑森，进了马尔堡大学；他遵照父亲的愿望，注册为攻读法律的学生。他的知识兴趣是由萨维尼所唤起的，后者成了他所崇拜的人物与模范。五十年后，格林在其《自传》中写道，“关于他（萨维尼）的讲课，除了对我整个一生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他把他的《德文语法》献给萨维尼，并宣称，他心中渴望，当他能够提供一些不辜负他老师的著作时，公开表示敬意。正是在萨维尼的藏书室里，格林得以熟悉德意志早期文学，同时也正是从萨维尼那里，格林学到了对历史虔诚的精神；这种精神成为师生两人毕生事业上的一个烙印。如果说这种友谊是格林一生中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第二件便是蒂克所编的《爱情歌曲》的出版。通过萨维尼，他认识了阿尼姆与勃伦塔诺，而他们的《魔笛》也由于他的藏书而丰富了内容。格林好久以后宜称：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块新鲜而又几乎未曾开垦的原野。歌德与席勒对于中世纪很少注意。博德默尔已把钥匙插入锁眼，而浪漫派则把它转开。1805年，萨维尼带他到巴黎去帮助搜集编写罗马法史所需的资料时，他就进行自己的研究。威廉·格林在写给其兄的信中说，“我一直在想，你可以从手稿中找寻德文古诗。也许你可以找出一些没被发现的重要东西”。归来不久，雅各布·格林决定要搜集德意志古代传说与童话。他马上发现，很多故事是具有国际性的，因而不得不浏览所有条顿文学与拉丁文学；同时不涉猎斯拉夫世界与东方的著作。他大量吸取克罗伊策和格雷斯的著作并研究比较文法与早期法律。在他知慧觉醒的这些早期年月里，他划出了一块广阔的土地；为了耕种它，他献出他漫长而紧张的整个一生。格林弟兄以撰写书评与散文开始，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童话集》①的第一卷，于1812年出版；它使格林的名字在全德国家喻户晓。他们对童④穆绍斯，J.K.A.（1780—1856年），德意志作家，《德意志民间童话》是其代表作。——谭注⑤蒂克（Tieck，1773—1853年），德意志小说家与美学家，属于浪漫主义派。——译者⑥德哈根，H.F.H.（1780—1856年），柏林大学教授，精研德意志古代诗歌。——谭注⑦富恺，F.H.K.（1777—1843年），普鲁士男爵，浪漫派诗人、小说家。——谭注⑧全名《少年的魔笛》（DesKnabensWunderhorn）简称《魔笛》。——谭注①舍雷尔，《雅各布·格林传》，第二版，1885年，是德文中最好的专著之一；在舍雷尔的《小品文》（1893年）中，有许多关于格林兄弟的有价值的资料。魏因霍尔德的《评论格林的演说》是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格林的简短自传，载入他的《小品文》，第一卷（1864年），其中，他的通讯占好多卷。——原注①参阅赫尔曼·格林的文章：《格林兄弟与童话集》，见他的《德意志文化史稿》（1897年）。赫尔曼·格\n话所作的工作，正如阿尼姆与勃伦塔诺对民歌所做过的工作。赫德尔曾指出说，《童话集》将成为对未来的少年的一个圣诞礼物。他的预言是应验了的；但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要显示丰富的民族财富。格林弟兄强烈反对阿尼姆与勃伦塔诺任意处理他们的宝贵资料。1809年，雅各布在给威廉的信中说，“他们毫不注意精密的历史调查。他们不愿让旧东西保持它们的原来面目，而坚持把它们移到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它们所属的时代”。由于他们有孩子般的天真性情，并且爱好民歌，格林弟兄是向近代的人们解释童话的最合式的人选。《童话集》成为德意志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超过了浪漫派著作的任何其他部分。但在它以后出版的德意志古代传说集，则较少成功。其中大部分已经刊印，虽有少数几篇故事是根据口头传说而增补的。这些传说是把基督教成分与异教成分、幻术与历史揉合起来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因而它们在显示群众心理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格林宣称，每个民族的最早历史是民间传说；而且它一向是纪事诗。他同意阿尼姆的名言：史诗①是自然形成的，同时也同意诺瓦利斯的怪论：诗人的故事中所包含的真实性比编年史中所包含的要多。浪漫主义派已抓住这个基本真理：历史家必须再现民族的生活与成就。历史之所以曾经忽视古代传说与歌谣，是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事实”。《在关于神话、史诗与历史的感想》一文中，格林有力地说明了这些见解；但他的指示也不是没有严重缺点的。他认为古代传说具有比它们所具有的更多历史实质。由于对民间诗歌的热爱，他对其他的与后来时期的著作类型，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他认为有意识的作品次于无意识的作品，个人努力的成果次于社会自发的创作。他喜欢把中世纪文学看作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另外一个名称的表现，如同中世纪的大教堂一样。浪漫主义派对早期文学的见解之重申与发展，引起奥古斯特·施勒格尔②的尖锐批判。他嘲弄史诗与民歌是自发形成的这个论点。我们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这一事实，不是一个说明它们自行成长的证据。古代传说与英雄歌曲虽然是它们时代的共同资产，却不是这个时代的共同产物。“当我们看到巍峨的高耸立在人们的聚居区时，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曾为建造这座高塔搬运石头；但石头不是塔，后者是建筑师的成绩”。没有自然条件，就没有生命；但没有艺术，就没有形态。一切诗歌都是自然条件与艺术的结合。施勒格尔嘲笑浪漫主义派尊重不重要的东西与热爱老妪的寓言和婴儿的催眠曲。在这后一种的批评中，潜藏着“启蒙运动”的一些傲慢气息，但整个说来，他的文章犹如一股强劲的冷风。这项指责也推广到格林的词源学。施勒格尔宣称：德意志古文学的研究，只有根据正确的文法知识，才能成功。格林觉得这项①批评是公正的，因而开始转向研究文法。他曾称赞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的《冰岛语法》。拉斯克曾说：语言学不应规定语词应当怎样组成，而应描述语词曾是怎样形成与变化的。这项原则立即得到了格林的响应，因为他对语言与民间诗歌同样尊重。语法学家必须是语言的学生，而非它的教师。阿德林是威廉·格林的儿子。——原注①诺瓦利斯系弗里德里希·冯·哈登贝格的笔名，他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先知”。——译者②奥古斯特·施勒格尔，《全集》，第12卷，第383—426页。——原注①拉斯克，E.C.（1787—1832年），德国语言学家，精研冰岛语及东方语言，他对冰岛语的研究被认为与博普、格林共同为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谭注\n②隆在“启蒙运动”全盛时期写作时，轻视方言并以各种规律来约束语言。还有人主张，应删除某些语词，并改动更多的语词。格林认为，对古文字形式的攻击是和摧残道德同样地令人厌恶的。整齐划一的作法如法国革命时期恐怖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一样，因此，创造新语词是一个罪孽。就象在我们所熟悉的面孔上，正是由于它的皱纹和疣，而使我们感到难以言传的亲切。所以，他提出那种教导人们尊重一切活的要素的历史语法，以代替迂腐的学究作法与主张整齐划一的改革。①威廉·冯·洪堡在1812年关于巴斯克人的杰出论文中，概括地陈述了语言的规律。他主张语言与历史的研究应结合起来，而查考民族的特征也应作为研究文法的必要附属部分。语言的结构是有机的，但它的形成却受到外来语与不完善的同化的干扰。每种语言包括有机分的部与无机的增添部分。这些观念被格林在他的《德文语法》中引用；该书第一卷于1819年出版。这部著作的目的是要揭示规律在语言上如同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有通过仔细比较所有条顿语言与方言，才能重找到这个答案。他的主要论旨是：在所有的德意志语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语言的目前形式，如果不参考它最古②的形式，是不可能理解的。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前辈的著作，特别是希克斯③与拉斯克的著作；在另一领域内，他还利用了博普的著作，但他在条顿语言学中，却引进了比较研究法。在纯德意志语言的领域内，他必须自己建立基础，而在已往只有零星片断材料的地方，现在却出现了一座完整的结构。这部著作的内容远远超出它的书名的含义，因为事实上它是一部条顿语言史。格林的杰作成为此后历史科学赖以向前发展的工具之一。最有资格的判断者贝内克宣称：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最佩服作者的见识还是他的知识。他的老批评家施勒格尔赶快表示对他的祝贺。读者按照他的指导愉快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光明，直到豁然开朗的境界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这部著作在一年内即已销售一空；1820年作者开始重写。在编写过程中，他作出新的重要发现；它的校样稿还经过拉赫曼的修订。材料的编制已有改进；第二版在许多方面是一部新的著作。最重要的增添部分是关于“格林法则”的陈述，即关于单字演变的说明。此外还有发音的规律。语词不能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除非他们发音之间的差别能以“变异规律”作出说明。这样，可以重新找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获得对人类早期生活的若干认识。《语法》的其余三卷陆续出版；最后一卷是解决句法的问题。当出版者询问格林究竟是愿意完成还是修订他的著作时，他选择了后者。《语法》虽不完整，但它是无可比拟地最重要的德意志语言学。从来没有人曾经这样深入地达到语言的最深处，并抓住它与生活的密切关系。他在成为一个语言学家时，并未失去一个诗人的性格。他富有创造性的观察力对隐晦的地方，继续放射光芒。阿德隆曾经问他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与抽象概念以性别，能有什么意义。格林以重述原始幻想所走过的道路作为答复。语言的早期形式是具体而又形象的；在它的后来阶段，它才成为抽象的和理性的。这种关于以②阿德隆，J.C.（1732—1806年），德意志语言学家，尤长于语源学及德语语法——谭注①巴斯克人，居住于比里牛斯山脉西部（在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种族。——谭注②希克斯，G.（1642—1715年），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学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谭注③博普，F.（1791—1867年），德意志著名的语言学家，梵文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创立者之一，著有第一部印欧语比较语法。——谭注\n感性到理性的过渡的论点，是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在《语法》的最初两卷与最后两卷出版期间，格林出版了《古代法律制①度》一书从一个特殊角度来描绘早期的德意志生活。他指出文学与语言在早期与后期之间所在的差别，也同样在于法律与宗教的领域内。他热情地采用了萨维尼关于法律本质的见解并为《使命》一书的出版欢呼致贺。他对象征的作用，即概念自行表现的形式，特别感到兴趣。在早期的一篇关于法律中的诗意的论文中，他曾说法律与诗是在同一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诗人与法官一样说出共同的思想。有人不公平地指责他没有从历史上论证这个论题，或者没有追溯制度的逐渐转化；但他的任务与艾希霍恩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研究仅限于一个毫无学术可言的时代所需要的那些可觉察的、可见的与形象的要素以及风俗与惯例、行动与形式。他的主要根据是所谓“审判惯例”或判词以及早期著作与传说。没有一个法学家能写成这样一部著作，因为任何法律家都不具备关于早期条顿社会的语言与文献的必要知识。艾希霍恩想要讨论近代法律与惯例的基础，而格林是从来不关心后期的发展的。每一惯例，作为民众精神的表现，是有其重要性的。这部著作受到德国法学家的热烈欢迎。萨维尼很高兴，因为他自己的主张获得了灿烂的发挥。艾希霍恩虽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创造性，也给予热烈的称颂。米什莱使这位谦逊的作者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他以这部著作为基础编写了《法国法律的象征起源》。格林正确地宣称：他的书是一部启发性的著作。在它出版一百余年后，它的启发性仍然没有完全消失；而它的影响可以从每个关于早期条顿法律的作家方面找出。与《古代法律制度》密切关联的，还有判例或判词汇编的出版；其中四卷在他生前，其余三卷在他死后出版。他写道，“除非我被热情所蒙蔽而失去判断力，否则，我认为这个汇编将大大地丰富甚至几乎彻底改革我们的古代法律制度；它对有关法律、神话与风俗的知识将作出重要的贡献，并将给我们的早期历史以生气与色彩”。它们在法律中所起的作用，是与民歌与童话在神话学诗歌中所起的作用相同。在这两个场合，他利用民间传说来表明并解释古文献。但这些古文献的日期，最早是从13世纪开始的，所以它引用它们作为遥远早期的例证是错误的。格林在他的《德意志神话学》中，探索了早期条顿生活的另一方面。格①雷斯与蒙纳曾研究残存的异教习惯与信仰，但没有使用批判方法。格林在序言中声称：“在我的书里，我企图指出：我们祖先的语言不是粗野的，而是文雅和谐的；他们不是过着游牧部落的生活，而是自由的、有道德的和守法的人们。现在，我要揭示他们充满信仰的内心，并要追述他们关于神的宏伟的——即使不完善的——概念。他要迫使文学、古代传说、童话、风俗、语言作出它们的贡献，并搜集大批口头传说。古代世界重视了它的鲜明色彩与奇异形象。舞台上聚集着神、仙女、水精、地下鬼、小精灵、侏儒与巨人。因为神话是诗情的产物，所以他的才能特别适合于描述它。《神话》一书的绪论展现出基督教在欧洲传布的一幅广阔图景，而当时异教正在一步步地退却。他从神谈起，然后转到次要的神怪，再谈到有关人类生活的气候与季节①关于格林的法学家地位，参阅许布纳的出色专题著作：《雅各布·格林与德意志法律》（1895年）。——原注①蒙纳，F.J.（1796—1871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谭注\n以及人格化的动物与植物。光明的世界与黑暗的世界，与魔鬼和妖巫的世界同时并列。《德意志神话学》在欧洲学术性的古典著作中占有它的地位。但虽然这部著作常被看作他最完善的著作，虽然它的生动性与洞察力是令人惊奇的，但它不是没有严重差错的。他所描写的条顿文明图景，显得过于美好；而且，他把后来时期产生的风俗与信仰归于早期的时代。几年后，本书的大①②部分内容已被阿达贝特·屈恩对印欧神话学的研究论著和曼哈特关于民间崇拜的调查记录所代替。然而，它还是关于条顿异教的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础；它和《语法》与《古代法律制度》，在有关再现古代德意志的著作中占着一个光荣的地位。格林的晚年生活，主要用于语言学的研究。他在1848年出版的《德意志语言史》，与其说是系统的叙述，不如说是一系列专论，也几乎可以说是《语③法》的附录。按照博普与波特的著作，他把早期著作中的许多研究结果，加④以修改。措伊斯的研究对人种史发生兴趣。虽然这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是异想天开的，而且关于早期部族的若干鉴定也是不正确的，然而，它试图以语言学来阐明人种史与文化的努力，却不是不重要的。《德文字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项巨大工作，这是一个出版者向他们兄弟建议编写的；他们接受这项建议，从而取得了足以养家餬口的工资。《字典》包括从路德时代到歌德时代所有的语词。第一分册在1852年出版；1863年当“F”字头将要完成的时候，雅各布·格林去世了，他一生享有盛誉而且长寿。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所有我的著作都与祖国有关，并从它的土壤中获得了力量”。这些简朴的话可作为他的墓志铭，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且是个毕生保全着赤子之心的人。①雅各布最早而又最得力的助手，是他的兄弟威廉。他们在马尔堡已开始共同进行研究工作；他们联名出版著作，直到长兄转向认真地研究语法时止。在他们的中年时期，两人分道扬镳，但在晚年又恢复他们的协作。《字典》和《童话集》同样是他们联合工作的纪念品。除了帮助他长兄编写的著作外，威廉独自完成的作品也是具有极高价值的。他的最大成绩是他对德意志英雄传奇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远比他长兄的窄狭。他的生性是宁愿选择一个有限的领域，精细地调查它的每个角落，而不愿漫游广阔无垠的地带。他缺少雅各布那种创造天才，但他是一个更精确、更细心的研究者。这两兄弟的关系，在学术研究史上成为佳话；他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们在《字典》扉页上共同署名一样。他们热爱德意志人民，而他们的热爱已获得丰富的酬报。在提醒全世界的德意志人意识到他们的统一性方面，他们所起的精神作用，仅次于歌德与席勒。②格林兄弟成长于浪漫主义派的圈子里，但他们从贝内克所受到的影响比①屈恩（1812—1886年），德国语言学家、民俗学家。——谭注②曼哈特，J.W.（1831—1880年），德国民俗学家、神话学家。——谭注③波特，A.F.（1802—1887年），德国语言学家，精研印欧语。——谭注④措伊斯，J.K.（1806—1856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著有《凯尔特语》等书。——谭注①雅各布关于他说兄弟的演说，见他的《小品文》，第一卷。他们的《从少年时开始的通讯集》于1881年出版。托内拉特的《格林兄弟》出色地叙述了他们的早期合作。比较舍雷尔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原注②他们与贝内克的通讯集于1889年出版；它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比较舍雷尔的文章，见《全德名\n从该派的任何成员要多。贝内克是戈丁根大学的图书馆长和教授；他最先把早期德意志文学与语言的讲授作为常规课程的一部分。在这两兄弟的早期研究时期，他给予他们帮助，把图书馆的书籍借给他们，并用善意的批评来鼓①励他们。他最早的重要出版物搏纳里斯的寓言；这标志着科学的词典编辑法的开端。他的才能属于语言学而不是文学方面，但在这个范围内，他是无可比拟的。他按每个语词的历史发展进行考查，并揭示出意义上最精微的差别。每篇古诗按照它的时间与地点，给予研究。贝内克，按雅各布·格林的说法，不仅是在各大学中关于早期德意志文学的语法知识的开创者，而且是研究这一部门文学所采用的严格历史方法的创立者；而这种文学以往是以美学标准来论断的。②虽然很多语言学家作出了有价值的成绩，但拉赫曼和雅各布·格林则共同享有首创以科学方法研究早期德国文学与语言的荣誉。拉赫曼晚生八年，在莱比锡大学时，在赫尔曼的教导下，学习正确的语言学；并在贝内克的指示下，开始了条顿语研究。同时，他继续研究古典著作；年老的海纳曾预见③他的门生将来会出类拔萃。拉赫曼出版的普罗珀修斯的著作含有他未来在语言学各部门中所获的成就的萌芽。他的目的是要根据最好的手稿，重建作者所写的原文。那些为语言学家所欣赏的校勘，在抄本未经考证以前，原是不会想到的。1816年他转向研究《尼贝龙根歌》；他把它的现有形式归于13世纪。他对中世纪诗歌在韵律与语言学方面的特征逐渐获得无与伦比的见解；他根据对所有可能获得的手稿的详尽研究来重建原文。《语法》受到热烈的欢迎时，拉赫曼宣称：它使他们大家由于自己无知而感到惭愧。现在这两个人结下密切的友谊；在他的《语法》第二版的序言中，格林宣称，他不可能用言词来形容贝内克与拉赫曼的帮助。“象拉赫曼对我进行的这种充分而又坦率的意见交流，必须经过亲身体会，才能理解它的价值”。1824年，当拉赫曼被任为柏林大学教授时，他已无与伦比地精通了关于早期德意志文学的刊印与手抄资料；这就使他能够迅速地连续写出批判性的①②杰作。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出版哈特曼的《伊魏因》；为了这部著作贝内克供给他自己所藏的资料，并称这是关于一首德意志古诗的第一部经过鉴定③的版本。在《伊魏因》后，接着出版了冯·德·福格尔魏德·瓦尔特的著作，④从而第一次使这个诗人可以被人理解；同时还出版了伏尔夫拉姆的作品。他宣称：“我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以最光辉的形象出现”。于是，人传记集》。——原注①博纳里斯，U.中世纪德意志修士、诗人，撰有寓言集《宝石》（1350年），该书是根据古罗马文献编写的。——谭注②参阅赫茨的《拉赫曼》（1851年）；雅各布·格林（《小品文》），第一卷；莱奥的《拉赫曼百年诞辰演词》（1893年），和《格林兄弟与拉赫曼的通讯集》（1925年）。——原注③普罗珀修斯（约公元前52—15年），拉丁诗人，以写哀体诗出名。——译者①冯·安·哈特曼（Von，Ane，约1170—1225年）——德意志诗人，曾参加1197年的十字军东征。著作有《伊魏因》（Iwein’）与《埃雷克》（Erec）等诗篇。——译者②《伊魏因》，中世纪德意志传奇，记骑士伊魏因的爱情和冒险故事。——谭注③冯·德·福格尔魏德·瓦尔特（VonderVogelweideWalther，约1160—1230年）——德意志最杰出的爱情诗人。——译者④沃尔夫鲁姆——德意志中世纪诗人，死于1215年后。他的最著名诗篇是《帕齐瓦尔》。——译者\n他回到《尼贝龙根歌》，1826年，出版了它的原文；十年后，又出版了他的批判性考证。他争辩说，有可能找出二十首不同的诗歌，但他对这首古诗的重建，却遭到了广泛的攻击。拉赫曼给德意志文学领域带来了有益的观念，正如给《荷马》研究与《新约全书》批判一样；这些观念，即使未被全盘接受，但在他过早地逝世后很久，还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的讣告中，格林宣称：语言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事物而研究语词；另一种是为了语词而研究事物。他自己属于前一类，而拉赫曼则属于后一类。他补充说，“他是一个天生的编辑，德意志从来未曾见过一个可以与他匹敌的人。”拉赫曼使人们有可能编写中世纪德意志文学史。他真正的老师是本特利，他称本特利为“近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但本特利有时凭着才华，灵机一动，便获得了他的最灿烂的成就，而拉赫曼则通过他的勤勉与洞察语言与韵律的变化而赢得了他的成功。格林作为一个教授，是失败的，他没有建立任何学派；①而拉赫曼的讲课则成为许多人的事业的开端。奥托·雅恩以他的第一部重要②著作献给他“无与伦比的老师”。西姆罗克关于中世纪古典著作的译解，是③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的。莫里茨·豪普特，即他的继承者与著作执行人，尊④他为最卓越的老师。如果拉赫曼没有铺平道路的话，米伦霍夫百科全书性的《德意志古代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编成的。措伊斯，即凯尔特语言学的创始人，也是依靠他的。拉赫曼虽然不是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但他给历史学家提供了关于研究早期德意志人民生活与思想的广阔领域的线索。①奥托·雅恩（1813—1869年），德意志考古学家、古文献学家。——谭注②西姆罗克，K.J.（1802—1876年），德意志古典学者、诗人。——谭注③莫里茨·豪普特（1808—1874年），德意志古典学家。——谭注④米伦霍夫，K.V.（1818—1884年），德国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以专攻德国中世纪文学与古文物类知名。——谭注\n第五章德意志史料集成浪漫主义运动引起了对早期德意志文学与传说的兴趣，而对德意志历史的系统研究则是由于拿破仑战争火焰的严峻考验而带来的结果。德意志宗教上与政治上的分裂，使它的居民很难认识到他们的统一性。莱辛与赫尔德、①②克洛普施托克与维兰德、歌德与席勒都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德意志人需③要耶拿的巨大灾难、帕尔姆的处死和法国占领所施加耻辱来教育他们认识“祖国”的神圣性。歌德说，“不论你怎样摇动你的锁链；他（拿破仑）的力量对你来说，还是太强大，你永远不会折断它们”。拿破仑也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这个时代的两个最有才智的人却同样缺乏鉴别能力。普鲁士的复兴是一个民族的成就。施泰因出生于拿骚，④哈登贝格与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格奈森瑙与菲希特出生于萨克森，尼布尔出生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的政治独立与精神统一，是通过同一剧烈的斗争而赢得的。虽然德意志的统一还需要等待半个世纪，但爱国主义的火焰却继续燃烧着；而最崇高的解放建筑师，也转到一个为民族服务的新任务。Ⅰ在18世纪时期，人们已经深深感到需要搜集中世纪史资料，但由于不可能获得学者们的协作和缺少财政支援，所有的计划均告流产。当时，编史工作不是地方性的，便是世界性的；它还没有成为民族性的。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德意志人开始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遗产的价值。1814年萨维尼告诉雅各①布·格林关于创立研究德意志史的学会和出版它的资料的计划。他补充说，“你和你的弟弟将成为最理想的干事；考虑一下，并争取别人的赞助”。他还希望取得官方的帮助来实现这个计划；它包括在各邦内设立历史学会，以便互相协作去完成共同的任务。计划还包括奥地利、瑞士与荷兰在内；不仅历史资料，而且宗教改革以前的文学、语言与艺术的资料都在搜集之列。这个宏伟的理想，由于它的规模太大而迅即化为泡影。但后来的计划，则范围适度，因而获得了成功。②当战争结束以后，施泰因几乎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他本来一直对历史感兴趣，而现在则用其闲暇对它进行系统研究。他认识到对资料需要审订版①克洛普施托克，F.G.（1724—1803年），爱国诗人，德意志启蒙运动初期代表人物之一。——谭注②维兰德，C.M.（1733—1813年），德意志启蒙运动时期作家。——谭注③帕尔姆J.P.，纽伦堡书商，1806年8月因出版一本名为《蒙羞受辱中的德意志》的小册子，被法军事法庭处决。——译者④沙恩霍斯特，G.（1755—1813年），普鲁士军事家、政治家。1806年主持军事改革，1807年任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卓著功勋。——谭注①参阅施泰格，《歌德与格林兄弟》，第10章，1892年。——原注②关于施泰因和《史料集成》的关系全部情况，必须参阅佩茨写的卷帙浩繁的传记，第五、六卷。对于这件事，泽莱、马克斯·勒曼、格哈德·里特尔都没有给予多大注意。瓦滕巴赫的《中世纪史料》导论、迪姆勒的论文：《关于德意志史料集成的发展》（见《新帝国》，1876年）和布雷斯劳的《史料集成的历史》，（1921年）都是有用的。——原注\n本，而且他觉得这样一项工作将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正如它将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一样。1816年，他写道，“从我退休以来，我一直希望促进对德意志历史的爱好并为它的研究工作提供便利，从而有助于保持对我们的共同祖国和伟大的祖先的热爱”。他请求艾希霍恩促使柏林学者感兴趣，后者热烈地参与了这项方案，于是，起草计划，并把它送给哈登贝格；但国王与这个大臣对这项计划都不给予任何鼓励。1818年，施泰因把他的计划提交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代表，但这里他再次遭到挫折。当梅特涅及其门徒怀疑任何“民族性的”举动背后潜藏着自由主义与革命的时候，他们对德意志历史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于是，施泰因决定不再等待，他提供一笔巨款，并说服他的几位威斯特伐利亚朋友采取同样行动。1819年初，德意志早期历史研究会在法兰克福宣告成立，并开始出版一份杂志，其中刊载经过初步讨论的与互相交流的意见。此后各种规划陆续提出，因而工作的庞大规模与查阅许多国家档案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施泰因选定的书名是《德意志史料集成》；同时采用“神圣的爱国心提供鼓舞力量”这句名言来表达这部著作所抱有的精神。《档案》杂志第一卷刊载的发起人与赞助人名单很长，其中有著名人士，如艾希霍恩、施洛塞尔、维尔肯、达尔曼、劳默尔、黑伦、尼布尔、洪堡、雅各布·格林与歌德。但施泰因所能期待给予帮助的有能力的学者，则为数很少。浪漫主义派本来很少注意历史；在积极工作的历史学家中，有些人声称太忙，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的帮助又没有什么价值。施泰因对于这项事业的事务与编辑方面的注意，无微不至，但他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员。正当他①被规模庞大的工作的种种困难几乎压倒的时候，他获得了及时的帮助。佩茨这时任汉诺威的档案管理员。他曾编写一部关于墨洛温王朝宫相的著作。他的老师黑伦曾为此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称颂备至。施泰因对这部著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佩茨表示愿意编辑加洛林王朝的史料时，他感到高兴。1820年，他邀请这个年轻的作家去维也纳搜集手稿。佩茨欣然授受了这个任务；在路过拿骚时，他访问了他的赞助人。老练的政治家与年轻的学者意气十分相投，因而彼此形成了一种合伙关系，这种关系给予历史以不可估量的贡献。1822年，当首任编辑迪姆奇被劝告退休后，佩茨立即被委派接任。施泰因在写给尼布尔的信中说，“他是出类拔萃的青年；必须把全部工作委托给他，而且必须给他选择同僚的权利”。在这项工作摆脱危险局面以前，还有许多困难必须克服。达尔曼因为卡②尔斯巴德命令而退出；他宣称：这样一项工作在猜疑和压制的气氛中不能进行。施泰因大为愤怒，并痛斥“那些容易冲动而又不讲理的家伙——学者们”。然而，他的主要愤怒还是针对着那些顽固地拒绝给予他帮助的统治者。他写道，“政府不惜费用，派遣考察队前往埃及和巴西。他们研究‘法老’的历史、羚羊和猴子的生活，但对我国人民的历史，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根③茨告诉佩茨说，奥地利皇帝反对一切学会，甚至历史学会，因为他不懂德意①参阅佩茨的《自传与通讯》（1895年）；魏茨的论文：《德意志古文献的未来》，载《历史杂志》第三十卷和《佩茨与史料集成》（见《新档案》第Ⅱ卷）。——原注②指1819年在梅特涅控制下的卡尔斯巴德会议所宣布的检查出版物命令。——译者③根茨（Gentz，FriedrichVon，1764—1832年）——德意志政论家与外交家，曾在奥地利政府任职，为梅特涅的朋友与顾问。——译者\n志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然而，这些困难终于克服，1824年公布了一项确定的工作计划。它包括五个部分——作家、法律、帝国法令、书牍与文物，其中只有前两部分在着手进行中。这部著作按理应从哥特人、法兰克人与伦巴人开始，但关于这一时期，必须参考许多图书馆所藏的手稿。如果要等待这些最古的资料编好出版，这工作的开始势必延搁多年。所以，佩茨决定从加洛林王朝开始。施泰因往往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生前不会看到这部巨著的任何部分出版；1826年当编者终于能够送给他该书的第一卷时，他感到无限愉快。施泰因对他自己情感的流露一向是含蓄的，而现在却宣称他有“说不出的愉快”。他谦恭地补充说，“功绩中的最大部分应属于你；我可作的只是协助而已”。佩茨在他的工作中显露出不可遏制的热情、对中世纪历史的刊印资料所拥有的广博知识以及在处理手稿方面的充分才能。他的同僚兼继承者魏茨宣称：他所作的转述和校对工作，可以同后来那些以考证者自居的许多人的最出色的工作并列，而且胜过了他们。这一卷在历史研究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第一次按照出版古典作家的著作时所应用的同一审订原则来出版德意志文献。当然，它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些手稿被给予过多的信任，而有些则嫌过少。所有的审订是关于原文方面而不是关于历史方面；但它还不失为本世纪中最重要的集体历史著作的良好开端。第二卷于1829年出版；1835年，《法律篇》的第一卷也出版了。当佩茨在五十年后辞去编辑职务的时候，他能环顾身边的二十五卷巨著，包括从加洛林王朝到皇位中断时期止的《作家篇》和几乎全部的《法律篇》；而在每一卷中，都有他自己的著述。只有知道民族编年史在这以前零星片断地刊入各种书籍的可怜状况的人们，才能认识到这部著作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就是，所有的资料经过搜集和考订而汇集起来了。虽然他所编的法律与诏令极不完备，但他的毕生工作使人们对中世纪的考证性研究工作变为可能。佩茨所获的最大赞扬是兰克的话：“如果没有你的伟大工作，我永远不能吸引一群青年来作这些研究”。施泰因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于1831年去世；他是这项工作的发起人，而且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它永远不能完成。他十分满意地注视着历史研究的①复兴，推崇劳默尔的《霍亨施陶芬》和施腾策尔的《法兰哥尼亚皇帝》为爱国主义的学术性论著，并且预言兰克的卓越地位。当博默说施泰因的历史知识超过大多数教授，他并不是任意恭维。许多年后，佩茨在一部既难读而又不容忽视的独特的传记中，表示了他对他所敬爱的赞助人的感激。在他死后，全部担子压在编辑肩上。工作只是由于博默和其他人士的慷慨支援，才可能②进行下去。有些撰稿人工作不佳，有些人没有实现他们的诺言。但拉彭贝格是一位可信赖的人，而来自兰克“学术讨论班”的有才华的新手如魏茨和科普克都提供了他们的援助。跟着时间的推移，佩茨越来越专断，因而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冲突时常发生。其中一个最有才华的同事雅费和他的上司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施腾策尔感到控制太严，也不再给予合作。但是，过错却不完全限于一方。在佩茨死后，魏茨证明：他们曾融洽地进行工作；兰克在纪念演说中声明：他对那种掩善扬恶的一般论调，一向是不随声附和的。①施腾策尔，G.（1792—1854年），专攻中世纪德意志史的史学家。——谭注②拉彭贝格（Lappenberg，JohannMartin1794—1865年）——德意志历史学家，曾任汉堡档案管理员并协助《史料集成》的编纂工作。著有《英国史》两卷。——译者\n①在关键时期，在佩茨的朋友中，博默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博默在早年生活中曾陶醉于法兰克福城的魅力。他生来热爱这个城市和它所证明的传统；当他看见法国侵略者在街上横行时，这种情感变得强烈了。后来，他写道，“古老的法兰克福城是我的初恋对象。在我的学生时代，我时常徘徊并观看那些古老的建筑。我从拿破仑及其追随者身上看到了恶魔的影子”。在戈丁根大学学习法学时，他对罗马法深恶痛绝，并强调德意志人民曾受罗马法学家的损害。他对中世纪史的重视，由于阅读约翰内斯·缪勒的著作而增加起来；据他的看法，缪勒是最伟大的德意志历史学家。象歌德一样，他是布瓦②西埃藏画集最早的赞赏者之一。1818年，二十三岁时，他出发前往意大利，途中参观了弗赖堡与施特拉斯堡。他写道，“任何人都永远不会使我相信：创造这样古迹的中世纪曾是一个野蛮的时代”。在后来时期，他常常说，谁也不能领会，要使人们相信早期的德意志建筑与图画的美，那是多么困难。博默成为格林、哈根、乌兰德及其他日耳曼学派的朋友，并且通过布伦塔诺，参加了那些为恢复宗教生活而正在工作的天主教徒的圈子。虽然名义上他是个新教徒，但他在历史与美学方面的同情心则完全寄托于天主教。博默宣称，他所以要去研究历史不是由于好奇心、雄心或业余爱好。“这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由于相信过去的知识可以教育现在，以及由于希望真实可以导致善良”。在纪念博默的演说中，德林格尔称博默是他所知道的最纯粹的爱国者和最富有德意志精神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用来考虑德意志祖国，并为它的荣誉与繁荣而工作”。1823年，当他同施泰因的会晤决定了他的道路时，他已开始研究中世纪资料。“我对爱国主义的研究进行帮助，这完全是由于施泰因”。他以他的计划来帮助佩茨，担任“学会”的干事与会计，并为搜寻资料而多次旅行。他的理想人物是马比荣，马比荣既有学问而又虔诚，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作者，而是一位寻找那些可以重建中世纪时代真相的资料的搜集家。1829年，他写道，“为了人民与祖国，这就是我一生的座右铭”。在这种民族虔诚的精神下，他编辑了《帝国法令篇》。“因为它们是由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写的，所以，它们的可靠性几乎是从来没有任何疑问的”。它们反映出各种类型的政治与法律关系，并阐明了编年史所未曾阐明的时期。1831年，他出版了《文书要览》第一卷。他深感遗憾的是，施泰因——“我的慈父般的朋友，也许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德意志人”，生前没有看到它的出版。这部著作受到热烈的欢迎。格林它是最重要的德意志历史著作之一。当我们能看到皇帝的行行，并能把帝国政府颁布的文件结合编写它们的地点与情势来研究的时候，皇帝又变得栩栩如生了。阿尼姆曾把古代世界比作一座沉入波涛下的城市，它的基础依然存在，它旧有街道和广场还可以看见；从那里可以抢救出许多宝物。专心为了抢救的目的，博默决定出版价廉而便于携带的汇编本，其中包括重要的、罕见的或新的资料，而且每篇附有评注。他宣称：从这些原始资料所构成的图景，这比从所有近代著作的总和所构成的图景更有生气。《德意志史源》的第一①扬森在1868年撰写了他的传记并搜集他的通讯。第一卷全部为传记。兰克的演说，见他的《论文与演说》（新版，1888年）第535—544页；多林格尔的演说，见《学院讲稿》（1889年）第Ⅱ卷。——原注②布瓦西埃（Boisser’ee，1783—1854年）——出生于科伦，同其兄弟在斯图加特搜集了两百幅图画；这部藏画集于1827年售给巴伐利亚国王。——译者\n①卷于1843年出版，主要叙述巴伐利亚·路德维希的法令，第二卷叙述13世纪的法令，它们的出版是由于希望它们可供学校教师们应用，并且可以刺激对德意志历史的觉悟。“知道过去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的东西，看到有多少来源于过去的东西仍然存在，这是一切高级文化的开端与条件。对于一个希望不是用继续最近几个世纪的衰落而是把自己与较早的强大时期相结合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民族来说，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他劝告每邦每省都应设立历史学会；当下莱茵省首先设立时，他感到高兴。1844年，他出版《文书要览》第一卷的改订本，事实上，这是一部新的著作。文献的数量远比以前增多，而摘要也更完备；同时还增加了关于每个统治者的短篇论文。吉泽布雷希特宣称：博默的不朽功绩是：他揭示了帝国历史的核心；他的著作是和《史料集成》本身一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拉-布雷奥尔宣称，如②果没有博默领路，他自己关于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巨著是不能编成的。虽然博默从来没有写过叙述性的历史，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见解。他深信，缺少宗教观念，是他的时代的最大祸害；新教教义是不能在基督教的基①础上来重建社会的。他渴望有一个重新统一的、有形的教会。布伦塔诺谈到他的朋友时说，“他比我还更倾向于天主教”。博默宣称，宗教改革运动是德意志民族的最大厄运，他从来没有对它加以宽恕，因为它把教会屈从于国家。教会是历史的最崇高、最宏伟的产物。在帝国与教廷的冲突中，他是站在教廷方面的。“我不能容忍蔑视值得尊敬的机构的论断和藐视教会及其神圣活动的态度”。他遗下一笔款项，作为“按罗马天主教观念”进行历史研究工作的基金。在病危时，他宣称，“我一直把教会看作母亲，从她那里，我们获得了我们所有的最好品质。愿它恢复它已失去的对人类思想的控制力量”。博默是一个应运而生的属于中世纪的人物，也是一个异乡的孤儿。兰克站在一个基督徒和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宣称，“认为一个时代特别受到上帝的宠爱，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博默在19世纪历史学家中是最有创造性的人物之一。他对人物与制度的论断是有偏见的，他的技巧是非常不完善的，因此，他的《文书要览》需要经过一批专家的重新编订；但他在《史料集成》的主角中，还是可以同施泰因和佩茨并列。当他写道：“我所翻耕的畦沟和我所播下的种籽不会被第一阵狂风吹去”，他并没有夸大他的工作的意义。Ⅱ②如果说《史料集成》是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主要产品，那么，它的影响，从有关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以后的几个世纪的著作中，也可以看①到。属于这一类的最有学术性的著作，是维尔肯的《十字军史》。维尔肯①巴伐利亚·路德维希即巴伐利亚公爵（死于1231年）。——谭注②于拉-布雷奥尔与让·L.阿方索合著有《腓特烈二世外交史》七卷十二册，1852—1861年。——谭注①有形教会是无形教会的对称；前者指世上基督徒的全体；后者指已升天堂者的全体，也指真信基督教者的全体，包括在世者、没世者、曾入教者、未入教者在内。——译者②由出版人佩特斯（Perthes）所主持的黑伦与乌克特历史丛书是在类似精神下编写的。见《佩特斯传》，第Ⅲ卷，第25—41页。——原注①参阅施托尔的《弗里德里希·维尔肯传》（1896年）。——原注\n是老艾希霍恩的门生；他对东方历史和文学产生了强烈的爱好，1805年，担任了海德尔堡大学教授。他是约翰内斯·缪勒、阿尼姆、布伦塔诺及浪漫主义派其他成员的朋友，他以真正的同情态度来研究他的论题。虽然第一卷有时不能对古代传说和历史加以区别，因而，已被聚贝尔的著作所代替，但以后的几卷却大大地增加了批判性，并保持了其价值约有两个世纪之久。这部著作是以对东方资料的彻底理解作为基础，第一次对欧洲史上充满重大事件的一章，作了充分而又权威性的叙述。他同时代的人对本书热烈欢迎，而后②一代有资格的评判者如吉泽布雷希特与库格勒也予以称颂。1880年，它还获得了更高的赞赏：勒里希特宣称，学术界对于这部著作只有同声称道；其中占三分之一的内容迄今仍未被胜过。③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比卢登更积极地参与鼓励对民族史的新兴趣；约翰内斯·缪勒称卢登为他的义子。1806年，即在菲希特发表他的《告德意志国民书》后一年，卢登在耶拿大学发表了关于德意志历史研究的演讲。他说，“不仅演讲厅座无虚席，而且前厅、楼梯和庭院也挤满了人。我希望，我们德意志人应当像孩子那样学习我们敬爱的父母的生活，并接受关于祖国的神圣思想的支配。现在已经折断的树，当年曾经傲然挺立，今天还有什么会比回顾以往的幸福时代更能推动和慰藉我们的呢？除了我们祖先的典范以外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增强道德与行动呢？”在这些充满热情的言语中，恰恰洋溢着新生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精神。如果说现在是黑暗的，那么，过去经常则是光明灿烂的。“就德意志历史来说，幸运是：德意志人从来没有堕落到成为使其他民族也蒙羞受辱的那种地步，而是一向以坚毅的决心来争取他们认为是人类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品格从来没有改变”。卢登的《德意志民族史》分成十二卷，在1825至1837年间出版。序言里说，“对德意志历史采取冷淡态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前，中世纪时期似乎是一个没有星辰的黑夜，只有暗淡的北极光将它照亮。少数人敢于进入这个黑暗的领域，并把他们所看见的东西告诉别人；但他们也只能获得少数朋友的感谢。他们的著作常常被人提到，但很少有人阅读。但后来，那个不幸的可怕时期终于冲破了冷淡与偏见的约束。由于自尊心的需要，我们便回到我们祖先的时代。从我们自己的早期胜利中，我们看到了希望。现在，第一次热潮已经过去，幻景已经消逝，而最初的需要也已经得到满足。但我们对所获得的成绩的喜悦已加强了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的愿望。任何人如果觉得自己爱好历史的话，首先应该研究他祖国的全部历史。这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人心的一种本能”。卢登对德意志人的性格的崇拜，一直是很热烈的。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应该从德意志人开始，并回到德意志人。“在新的民族中，德意志人不论在权势或文化方面都享有最高的地位”。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与伦理性的。“我希望我的著作将加深我们的爱国观念”，他的雄心实现了，但没有任何著作会比爱国主义的历史著作更快地遭到废弃。达尔曼访问卢登后，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他永远不会再向前迈进”。达尔曼的话是正确的。卢登毕生是“解放”时代的一个热情的爱国者。①在卢登的门生中，有福格特，他宣称，他对中世纪历史的爱慕是由这位②库格勒，B.V.（1837—1898年），德国史学家。——谭注③参阅他的《我的生活的回顾》（1847年）和赫尔曼的《卢登的历史概念》（1904年）。——原注①参阅洛迈尔的文章，见《全德名人传记集》和多林格尔的《学院讲稿》，第Ⅱ卷。——原注\n②耶拿大学教授引起的。福格特关于希尔德布兰的著作，是由于他的老师的提议而编写的；“我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我的老师”。这位教皇被描写成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值得一切善良的人们的尊敬。这部著作在某些新教徒人士中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可是，它却促进了这样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以深远的见识和同情的态度来对待中世纪。福格特后来的研究是由于他迁往柯尼斯堡而决定的，在那里，他找到关于早期的普鲁士和条顿骑士团的档案。他的《普鲁士历史》，叙述到1527年止，分成九卷出版，题词是“献给祖国”。他宣称，看到他们的祖先保卫国土所表现的英雄行为与壮烈牺牲，是一种振奋人③心的工作。书中的主人公是赫尔曼·冯·扎尔察“研究工作中所获得的最高奖是当你一见到伟大与善良的人们，你立即产生景仰之心和满腔热情”。福格特最先根据文献叙述普鲁士的历史，但他限于使用条顿骑士团的档案。他颂扬骑士而蔑视他们的敌人。他对人们指责他偏袒骑士团，表示愤慨，但整个作品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典型产物。福格特在学识方面比他的老师造诣更深，但他同样是属于“前批判时代”的。①在以其著作使德意志的英雄人物变得家喻户晓的历史家中，劳默尔最为著名。对他早期研究的主要影响，正如对他的一代大多数人的研究一样，来自约翰内斯·缪勒；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以热烈的感激心情谈到了缪勒。年轻时代，他选择霍亨施陶芬王朝作为论题，并长期在意大利一些图书馆搜集资料。在梵蒂冈，当有人问他是否属于“我们的宗教”时，他机智地回答说，他正在研究霍亨施陶芬王朝，因而属于那个时代的宗教。他获准查阅手稿，②并使用许多具有极大价值的教皇书信。此书于1823年至1825年间出版，人们争相阅读。它是第一次简明而又全面地论述德意志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著作。西斯蒙迪不久前曾经描述伦巴第城市与“红胡子”之间的斗争；他站在伦巴第的立场上，因而在他的著作中，霍亨施陶芬王室被描写成暴君。劳默尔则不然，他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个重大的原则而进行斗争的。在两个左右局势的大统治者中间，“红胡子”的形象描绘得最不成功，但腓特烈二世（“世界奇人”）的光辉人格，在篇幅中却被揭示于世界。舞台是欧洲，而又超出欧洲的范围。在那里，几出戏剧同时演出——东方与西方的斗争、帝国与教廷的斗争、帝国主义与意大利城市的斗争、正教与异端的斗争。劳默尔充分了解：事件只是历史的梗概。在全部叙述中，零星插入关于生活与思想、关于阿尔比教派与托钵僧团的描述，而最后两卷则完全论述文化。这是全书中的最新颖的部分，谈到阶级与城市、法律与经济、科学与艺术。他关于国家组织、王室权利，个人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的综述受到了兰克的热情赞扬。第六卷几乎全部叙述教会，就一个信奉新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成绩。《霍亨施陶芬王朝》一书，尽管有其辉煌的成就，但由于一个严重的缺②书名《作为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及其时代》，1815年。——谭注③赫尔曼·冯·扎尔察（HermamnvonSalza）——条顿骑士团首领，于1226年率骑士团占领普鲁士。——译者①参阅他的《生活回忆录》（1861年）；兰克的《论文与演说》（新版1888年）第578—581页；勒蒙特的《腓特烈·威廉四世》（1885年）第三章。沙克宣称，他的名字同“红胡子”与曼弗雷德的名字同垂不朽，见《半个世纪》（1888年）第Ⅰ卷，第208页。——原注②此书全名为《霍亨斯陶芬及其时代史》六卷。——谭注\n点，而不得列入使作者扬名后世的那一类历史著作之林，这个缺点是：它是在批判科学创立以前编写的。劳默尔曾经认真地探索他的时代的刊印资料和若干手稿资料，但他缺少对它们作出评价所需的必要工具。施滕策尔谈到他时稍带讽刺地说，“对于一个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卓越的成就”。劳默尔从来没有被沃尔夫与尼布尔的方法引起兴趣，因而中世纪历史还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的透镜而反映出来的。虽然新版在作者生前接连地出版，在他死后还曾出版一次，但这部著作的权威性却不断降低。然而，它在引起对中世纪的兴趣方面所起的作用，却比当时任何其他著作要多。它也是一些戏剧与小说的源泉；通过它们关于德意志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知识得以在民间传下来。①兰克出现以前，在那些专心研究民族历史者中间，施滕策尔的成就达到②了最高水平。对他早年生活的主要影响来自约翰内斯·缪勒。在“解放战争”中，施滕策尔曾受重伤；他是第一批答应对施泰因的《史料集成》计划给予支持的人。“1801年，当我开始教书时，我想到编写德国史，从查理大帝写①到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止。我要告诉我的同胞们，他们的祖先多么勇敢与自由；他们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他从中间时期开始，选定了一个资料丰富的时期，并以劳默尔所写的那段历史的起点作为他的终点。施滕策尔的《法兰哥尼亚朝皇帝》（1024—1125年）是以第一次经过真正批判考查的中世纪资料作为基础的。后来，吉泽布雷希特宣称，谁也没有对这个时期比施滕策尔作出更深刻、更公正的研究；又补充说，他的著作开创了对中世纪历史的批判研究。施滕策尔写道，“在当前许多最著名的著作中，所有可以使历史具有吸引力的资料都被采用了。我敢向任何人提出挑战，要他指出我的书中任何不能以最高的权威来予以证实的说法”。他已经从浪漫主义派将中世纪历史理想化的观念中解救出来。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亨利四世的统治时代，他把亨利描写为最伟大最优秀的德意志统治者之一。和他的朋友福格特不同，他坚决认为，希尔德布兰改革教会的愿望日益被统治世界的狂妄野心所掩盖。施滕策尔关于这种冲突的详细叙述，在兴趣方面，可以同劳默尔关于腓特烈二世的描写媲美，而在批判价值方面，则胜过了它。“我从事编写我的著作已有十七年之久，其中最后八年专门用于研究这一百年时间的资料。如果有一种批判性的版本，我会节省多少时间；由于没有这种版本，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在一个世纪以后，虽然这部著作全部都被吉泽布雷希特的杰作所替代，但它在导致历史科学兴起的著作中仍然占有它的地位。①参阅他的儿子施滕策尔（K.G.Stenzel）写的出色传记（1897年）。——原注②参阅亨金的《约翰内斯·缪勒》，两卷（1909年，1928年）。——原注①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谭注\n第六章兰克Ⅰ当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学派还在兴盛时期，兰克就给历史的理论与研究①注入了新的精神。兰克生于1795年。他可能听到过奥尔施泰特村的隆隆炮②声，看到过德国人在战胜的法国人追逐下逃过他家乡的情景。在学校里，儿童们在石板上抄写拿破仑的告示。但这位未来的历史家的兴趣在于过去，而①不是当时。他是图林根地区的萨克森人，当地富于历史古迹。麦姆雷本故宫②③使人想起猎禽者亨利和奥托大帝，基夫霍伊泽山使人想起巴巴罗萨。他在舒尔普福塔，已为取得有关古典文学的确切知识打下基础，这使他终生满意不止。那时，他已具有使他成名的一个要素——平静的气质。海因里希·兰克写道，“我父亲起初担心利奥波德［兰克］会受到希腊悲剧的影响；但他把它们完全当作艺术品看待，对之赞赏，但不因之而激动。”在来比锡大学，他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因为他听过的几次历史课，由于缺乏真知灼见，使他感到厌烦。他还学习希伯来文的《旧约全书》，但很少注意研究教义。他爱读戈特弗里德·赫尔曼论希腊诗人的著作，但把大部精力用于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尤其是修昔底德。后来他说道，尼布尔使他相信，在近代世界中历史家是可以有地位的。他阅读康德的著作，感到津津有味；阅读费希特的著作，对之景仰不已。当施滕策尔询问这个年青学生是否想专心研究历史时，他回答说不想。他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高级中学任教的七年比他在学校或大学读书时期对他的一生更有决定性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从语言学转到了历史的研究。对于这一漫长的学习时期，他从未感到遗憾，他认为，①要了解论述兰克的大量著作，可参阅黑尔莫尔特的《有关兰克的书目》，1910年版。他的通讯和备忘录由多费于1890年以《自传》为书名出版。他的《书信集》和《新书信集》于1919年出版。在下列著作中有很多传记性的资料：海因里希·兰克的《青年时期回忆录》，1877年版；希齐格的《恩斯特·兰克》，1906年版；《德意志评论》，1903年，1—2月号所载他儿子的回忆；《德意志评论》，1904—1906年各期刊登的四十封信。最好的长篇专著是古格利亚的《兰克的生活与著作》，1893年版。洛伦茨的《利奥波德·冯·兰克》（1891年）则过于偏重理论方面。多费所编《论文选集》（1898年）中的传记和论文具有极大价值。纳尔班迪安的《兰克的求知年代和历史观》（1902年）和冯·劳厄的《利奥波德·兰克思想形成的年代》（1950年）也是有益的资料。聚贝尔在其《讲演与论文》中发表的论述（1897年）及吉泽布雷希特（1887年）和莫里茨·里特尔（1898年）的评论都是重要的文章。罗伊蒙特在《格雷斯学会历史年鉴》（1886年）上发表的论文中包含有他同兰克的通讯。在外国的评价中，值得提出的有：罗伊斯的评论，见《历史评论》，第三十一卷；吉扬的评论，见《近代德意志及其史学家》（1899年）；以及古奇的《兰克对德国史的解释》，见《德国史研究》（1948年）。温克勒的《兰克著作中的光芒》（1885年）把他的较著名的言论分了类。德国科学院出版他著作的工作，在出版《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和《普鲁士史》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最近的，也是最好的评论之一，是斯尔比克的著述，《从德国人主主义运动直至今日的精神与历史》，卷Ⅰ，1950年。——原注②1806年10月，法国统帅达武击溃普鲁士主力于奥尔施泰特村。——谭注①麦姆雷本（Memleben）系德皇宫殿，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死在那里。——译者②猎禽者亨利即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919—936）。——谭注③基夫霍伊泽（Kyffh
user），德国中部山名，根据传说，德皇巴巴罗萨（即红胡子腓特烈）在山中一洞窟里石桌旁坐着沉睡。一旦德国遇到重大困难，他将醒来拯救德国。——译者\n对于古典知识，年轻人熟悉得越多越好。兰克之转向历史研究，不是象尼布尔和爱国派那样由于时局的影响，而①是由于他本职工作的需要。他乐于讲授李维和希罗多德的著作，他越读尼布尔的著作越感到钦佩，他喜欢博赫关于雅典国家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的视野逐渐从古代世界扩大到“民族大迁徒运动”和中世纪，一面又在此过程中根据编年史撰写了有关加洛林王朝时期的短篇论著。他在1820年时曾写道，他希望了解15世纪时各民族的生活，了解古代世界所撒播的种籽的萌芽，这②是他第一次表示想要写书。他在阅读圭希阿尔狄尼和乔维奥的著作时，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于是他决心研究这个时期的其他权威著作以解决这个难题。之后，他就决定编写自己的著作来论述这个时代，而写了《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样看来，这本书的撰述与其说是为了公众，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作者自己的愿望。有人指责他缺少哲学和宗教方面的兴趣；他反驳说，把他引向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方面的兴趣。在写给他的兄弟海因里希的信里，他一再表示希望更加靠近上帝。“每一项行动证明上帝之存在，每一个重大时刻也证明此点，而最有力的证明是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使灵魂净化。“我们剥掉事物的外壳而接触到了本质。”这个核心便是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他特别注意历史中人的因素。“得以享受历代的财富，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过昔日的种种生活，人生快事，莫过于此。”他的第一部著作显露出他对人格的兴趣和他思想上的宗教面貌。他常常宣称历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干的人；而他采用的各章标题都更加使人看出他对这种人的重视。他的叙述，关于人民的少，关于君主的多，关于情况的少，关于行动的多。在书的导论中，他力图找出从“民族大迁徙运动”时期起拉丁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统一性——反映在十字军运动，反映在拉丁基督教徒的共同制度和理想方面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由于他把历史看作在伦理和宗教方面给人以教训的实例，所以在他的笔下，意大利的可耻的道德败坏就是它遭遇厄运的原因。在这部著作的表面虽然浮着一层神学的薄膜，但它的主体却未受到影响。兰克在他年迈时口授的一篇珍贵的短文里宣称，他发现《昆廷·德沃德》①②和康明的《回忆录》两书所描绘的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很不相同，这个发现是他一生中一件划时代的事。“我经过比较，发现真实的历史比虚构的小说要有趣味得多，要美得多。于是，我离弃了小说，决心在我的著作里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坚持写真实。”在序言中他宣布编写这本书的精神，这些话已经成为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①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4年），希腊第一个历史家，所著《历史》（《希波战争史》）是西方第一部较完备的历史著作，他因而得到了西方“史学之父”的称号。——谭注②乔维奥，P.（1483—1552年），意大利史学家，所著《当代史》驰誉一时。——谭注①《昆廷·德沃德》（QuentinDurward）是英国著名文学家司各特（SirWalterScott）所著的小说，记法王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卫队青年卫士昆廷·德沃德与伊莎贝拉女公爵及奥尔良公爵之间的爱情故事。德沃德在一次狩猎中拯救了国王，赢得了爱情。——谭注②康明（Commines）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家。所著《回忆录》（1524年出版）叙述了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统治时期。——译者\n③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他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情感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①谈到亚历山大六世之死，他写道：“他死了，成了遗臭万年的人物。这种对人的估计就是对人类罪行的遏制。”他记述了生活的各种表现——查理八世的寻欢作乐的宫廷、西班牙的宗教狂热、威尼斯贵族的豪华气派。这本书在对欧洲史的客观叙述方面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并将永远保持它作为近代最大历史家的最早作品的地位，但是，就其价值来说，则有点名过其实了。从它的书名也可以看出，它是历史的汇编，而不是一部历史。他原来是想叙述到1545年为止的，但他越来越感到他这部完全依靠已刊印资料的著作，是受到了限制的，所以他再也没有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它成为一篇历史片断——一篇记叙欧洲历史上二十年的客观事实的便于查阅的纲要，对于了解这个时期，没有增添什么材料，对于解释这个时期，提供的线索也很少。半个世纪后，只是在人们苦苦相劝之下，他才勉强同意把它刊入他的全集内。如果一般认为兰克的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1824年，是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那不是由于他这部著作的正文，而是由于它的详尽的附录。在这篇讨论他所研究的权威著作的著名文章里，他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历史方面。他提出的准则——最接近事件的证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他的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决心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有的人抄袭古人，有的人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人攻击某些人或为某些人辩护，有的人只愿记录事实。对于每个人必须分别加以研究。”他使用这个方法而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结果。他宣称，圭希阿尔狄尼是完全徒有虚名的。在他的资料中，很多是从别的著作抄来的，很多是虚伪的，很多是不可靠的；他杜撰了演词，窜改了条约，错误地解说了重大事实。兰克佩服他优良的政治本能，他对世界的观点和他的没有宗教偏见，但否定他作为历史家的几乎一切优点，是有些过火了。其次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讨论；后者的《君主论》是为当时而写的一篇宣传短文；它开出毒药方，只是因为时势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由于分析了这两位佛罗伦萨大作家的生活与性情，人们开始对他们的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较小的权威作家的著作所作的剖视，使未来的历史家们第一次能够恰当地使用他们的作品。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表明他之得益于尼布尔，而把他的半身塑像置放在他书斋内的显著地位，但他在晚年时曾声称，在作批判推论时，他并没有想到尼布尔或其他人。“我的作法是由于需要而产生，并以独具一格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个不知名的法兰克福教师的著作问世后，受到人们高度的赞赏。只有利奥给与敌意的批评；他贬低它所包涵的学识，它的哲学和它的文体。兰克充分感觉到这本书的缺失，并在序言里暗示，它可能看起来显得生硬、杂乱无章而又平淡无奇。可是，它的成绩还是明显的，而且他因之被请到柏林大③德文原话为：“Erwillblosszeigenwieeseigentlichgewesen.”（意即“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原注①教皇亚力山大六世（在位1493—1503年），贪财好货，追逐权力，残酷镇压一切进步活动，处死佛罗伦萨的起义领袖萨伏那洛拉，下令检查书籍。使教会日益反动和腐化。——谭注\n①学去讲课。当时他写道，“仿佛通向我真正生活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仿佛我终于能够展开我的双翼了。”可是柏林大学虽然正在它的极盛时代，对于开设近代史课程的要求，竟然没有一个大学者为之辩护。黑格尔当时正享有盛①名，他对兰克既无助益，兰克对黑格尔来说也无用处。兰克仅仅是一个“编②外”，听他讲课的人寥寥无几。可是，萨维尼的友谊以及拉埃尔和瓦恩哈根③的“沙龙”为兰克开放了一新的世界。神秘主义的舒伯特描写这个年轻教授的动人风度，说他，愉快、机敏、开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兰克后来说，他文章之所以写得越来越精练，一部分是由于同柏林的知识妇女结交的关系。但使他感到浓厚兴趣的却是档案馆。在那里的宝藏中，他发现了16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四十七册，这些报告为他指出一条更为严肃认真的研究道路，这是他在编写第一部著作时未曾发现的。他对威尼斯报告的熟悉是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他猛然间领悟到：近代欧洲的历史必须借助新鲜的、当代的资料予以重写。它们开辟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依靠这个营养的泉源，他可以使三个世纪中的场景和演员重现。最后，它们使他确立了以旁观者不偏不倚的态度编写历史的习惯，而且他还从威尼斯共和国的有经验的外交家那里懂得了一些他们的审慎作风和精密判断力。兰克借助威尼斯的报告，很快编成了他的《奥斯曼人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君主国》一书，作为《南欧君主和人民》丛书的第一部。这部书同前一部一样，是描写统治者和政治家的，不过，这次他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以此作为事件的背景。虽然书中叙述土耳其的篇幅还不到一百页，奥斯曼的军政民政却被论述得鲜明突出。对于西班牙帝国在新旧两世界的宪法、贸易、财政和行政管理，则描写得更加详细。可是重视背景情况并没有冲淡他对人物的重视。在叙述土耳其时，他述说一切事情是怎样地全部取决于苏丹们，并仔细描绘了他们的品格。在叙述西班牙时，他宣称帝王是国家这座庞大机器的原动力，而把帝国在17世纪的衰落大部归因于王朝的堕落。这部书的功绩之一，是它第一次为人们描绘出腓力二世的清晰形象。兰克所描写的奥地①利的唐·胡安显露出他的轻描淡写的笔法。属于歌德“类型”的人物贝蒂娜②，把这部著作说成是奇妙的作品。如果说这只是一句友好的恭维话，那么，无论如何，这部书比起他早期的作品来是一种进步，比起他同时代的研究近代欧洲的历史家的作品来也是一种进步。《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为他带来了柏林的邀请，《君主和人民》则为他取得一次有资助的旅行机会，这是一项无法估量的特殊恩惠。兰克于1827①见伦茨著《柏林大学史》，第Ⅳ卷（1910年版），第457—476页刊载的信件。——原注①参阅E.西蒙《兰克与黑格尔》，1928年。——原注②拉埃尔（VarnhagenvonEnseRahelAntonieFriederike），（1771—1873年），为K.A.瓦恩哈根之妻。19世纪初期柏林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她的国际知名的沙龙是当时知识界名人和其他著名人士聚会的地方。瓦恩哈根（VarnhagenvonEnse，KarlAugust），（1785—1858年），德国自由派作家，曾在奥地利和俄国军队中服役。“解放战争”后服务于普鲁士外交界和政界。他的作品有：《德意志杂谈》、《诗集》以及歌德传记等。——译者③见《自传》（1856年版），第3卷，第603—605页。——原注①唐·胡安（1547？—1578年？），西班牙将军，曾任尼德兰总督，镇压当地民族革命。——谭注②阿尔宁·贝蒂娜（Arnin，Bettina1785—1859年），德国浪漫派女作家，歌德的密友，40年代时倾心于自由主义思想。——谭注\n年出发，旅行了近四年的时间。他写道，“我这次科学旅行的目的，是要发现并使用有关近代国家的未知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南欧的资料。”他的首要目的是为编写《君主与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搜集资料。但在抵达意大利之前，他曾一度被吸引到另一个新的、几乎未知的世界里去。在寓居维也纳的一年里，他结识了一批正在努力促进斯拉夫文化的学者，其中有档案管理员科皮塔和他的朋友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后者曾参加过反抗土耳其的革命，并在土耳其恢复其统治时，离开了塞尔维亚。武克所编的塞尔维亚民歌集，曾引起雅各布·格林和歌德的注意；前者翻译了一本选编，后者为这些民歌写了一篇论文。兰克热心地从事探讨斯拉夫世界的问题和它们的愿望，而《塞尔维亚革命史》就是在维也纳编成的。在该书第三版（1879年出版）的序言里，他宣称，这部著作是根据武克所写大纲编成的，而他亲自查询过武克所访问过的目击者，证明大纲确实可靠。他通过详细研究塞尔维亚人的风俗、宗教和诗歌，了解了他们是如何经过几百年的奴役而生存下来的。①该书叙述到奥布伦诺维奇的叛乱和有秩序的政体的出现为止。在后来的几版里，它的内容延续到作者生活的时代，而且由于作者研究了更多的材料而更加充实了。兰克深信土耳其人不能统治基督教人民，因而同情地注视着他们推翻土耳其统治的运动。该书的题材是一块未开垦处女地。没有一个条顿学者能够对它发表批评性的论断，但它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尼布尔在写给该书出版人佩尔特斯的信里说：“这本小书是所有现代史著作中最好的一本。兰克已经摆脱了他早期作风上所有使人不快的东西。”作者曾把该书送给歌德。歌德也是那样高兴，并表示希望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该书虽然不是他最出名的著作之一，而且或许在语调上也嫌过于乐观，但它对于知识领域却是一个真正的贡献，它的增补版一直是研究近代史中这一生疏部分的不可缺少的向导。这部书是他在东欧研究领域内的唯一著作。兰克在寓居维也纳时期还受到另一批人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他心灵和思想的发展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在去到柏林之前，他原是很少注意政治的。①到柏林后，在拉埃尔的“沙龙”里他碰到了别尔内及其他具有激进倾向的男女。这时他开始从法国革命中寻找解释法国政治和欧洲各派思想分歧冲突的②答案。兰克通过拉埃尔的介绍，结识根茨的时候正是在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已被充分激起，而他的见解还只是部分地形成的时候。这位出色的人物——一度曾是为拉埃尔的“沙龙”增添光采的人物，也是伯克著作的注释者——已经六十四岁了。他虽已离职，但仍是梅特涅的得力助手。兰克经常同他谈论，得知上一代的许多秘史，但根茨给与这位历史家的最大帮助，是把他介绍给梅特涅。兰克虽然并不赞同那个大权在握的宰相及其助手所主张的绝对专制主义，但在他离开维也纳时，他对欧洲政治的知识已经大为充实了。尽管塞尔维亚历史和政治讨论吸引了兰克的注意力，但他在维也纳时还是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档案馆内。他看到来自威尼斯的宝藏这样丰富，非常高兴，当时这些宝藏还一直没有被发掘。欧洲未知历史的大门似乎对他开放①塞尔维亚大贵族奥布伦诺维奇家与卡拉乔治维奇家为世仇，长期争战不息。1830年米洛什·奥布伦诺维奇公爵创立王朝，1839年为贵族所逼退位，1858年复位，1860年为米哈伊尔王朝所取代。新君有教养，有抱负，改革行政，实行征兵，以联合巴尔干各地反抗土耳其统治为己任。——谭注①别尔内，K.L.（1786—1837年），德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谭注②根茨，G.F.（1764—1832年），梅特涅的亲信，历任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多次会议秘书。——谭注\n①②了。在宝藏中间，还有从来没有人见过的萨努托的日记。他发现，达鲁从巴黎手稿中抄录下来的宗教裁判所条例，是17世纪时伪造的。因为这些伪造文件给［威尼斯］共和国的名誉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污点，所以他很高兴能够把真相揭示出来。这项研究工作，在他到了威尼斯当地后仍继续进行，而他的意大利之行是在那里开始的，后来又在那里结束。他要求准许参观威尼斯档案馆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研究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不如说是为了③编写一系列已有腹稿的欧洲历史而获取资料。他在法拉里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又在罗马和弗罗伦萨的图书馆里继续进行，从那里他带回来供他终身使用的资料。他不久即放弃了原定编写《君主和人民》丛书中意大利一卷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仅仅教皇的史料就足够独立成书了。梵蒂冈档案馆给了他闭门羹，但由于罗马望族的宽宏大量，他取得了一些补偿。他写道，“如果我所了解的情况无误的话，在同私人的，特别是巴贝里尼家的丰富藏书相较之下，梵蒂冈档案馆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他希望从意大利旅行所要获得的东西，已经如愿以偿，甚至超出了他愿望。“我已心满意足，而且知道自己活着为什么。每当我想到编写一部重要著作是何等幸福，心中就充满了欢快的感情。我每天发誓要实现这项工作，决不丝毫偏离我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在侨居意大利的两年多时期中，这位历史家除了关于唐·卡洛斯的长篇论文外，未曾出版过什么著作。这篇论文推翻了一直严重影响着人们对腓力①二世看法的丑闻。他的论文《十六世纪末期的威尼斯》，虽然直到1878年才出版，但毫无疑问是他在意大利时写成的。理论家们认为威尼斯的宪法是完美无缺和合乎逻辑的整体，说它是哲学家所梦想的东西。但兰克在这篇论文中表明，在威尼斯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符合这种想法的东西。1831年出版②的第二篇论文证明，1616年的密谋是外国雇佣兵为了占取并掠夺威尼斯城所干的勾当，不是象达鲁的著作中所说的那样，是西班牙蓄意已久的谋划。③他的第三篇关于默里厄，威尼斯人的论文，略述了部分威尼斯殖民帝国的行政制度。此外，他还有一些在意大利时已构思成熟或写了一部分的论文，其④中有论述萨沃纳罗拉、斯特罗齐、孔萨尔维的三篇。同歌德一样，意大利旅行在兰克的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后来，他曾说过，他从来没有象在那些忙碌的年代里那样，学到或想到这么多的东西。当他重越阿尔卑斯山时，他对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了解已比任何历史家都更加深刻了。在兰克自意大利返国后的最初几年里，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一项原未预料①萨努托（Sanuto，Marino，1466—1535年），威尼斯编年史家。著有《日记》共五十八卷，是关于1496—1533年时期的宝贵史料。——译者②达鲁（Daru，PierreAntoine，Comte，1767—1829年），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家。——译者③法拉里（Frari），威尼斯西南部的文化中心。——译者①唐·卡洛斯（DonCarlos，1545—156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长子。他原约定与华洛瓦·伊丽莎白结婚，但她被其父亲所娶。后因阿尔伐公爵被任命为荷兰总督而忿怒，在其父前出剑击刺公爵，因而被捕，旋死于狱中。这一故事成为许多悲剧作品的题材。——译者②史称：西班牙腓力二世于1616年12月密令其那不勒斯总督奥尔马颠覆威尼斯共和国。次年春奥尔马以个人名义率兵舰来犯。这一事件的真相是史学界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谭注③默里厄（Morea），即今伯罗奔尼撒半岛。——译者④斯特罗齐，F.（1468—1538年），佛罗伦萨政治家。孔萨尔维，E.（1757—1824年），枢机主教，教廷政治家。——谭注\n的任务上。1830年法国革命给与民主思想极大的推动力，普鲁士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佩尔特斯，一个目光锐利的政治家和成功的出版家，向外交大臣提①议创办一个杂志来抗拒法国的影响。伯恩斯托夫伯爵同意了。关于由兰克担任该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建议，可能是由赞成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的萨维尼提出的，《历史政治评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32年开始出②版的。刊物的编辑就是主要撰稿人，但萨维尼及其他名人也给予帮助。不久，③事情就很清楚了，保守派人想要同罗特克的活动和海涅从巴黎写给《德意志通报》的才华横溢的通讯相抗衡，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评论》的影响在普鲁士虽然很小，而且在国外完全没有影响，却在这个历史家的一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萨维尼和“复辟时期”的信条成了他的信条。他认为，政府的形式并非主要问题。宪法不是万应药，并不是对一切国家都适宜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共和思想曾从大西洋彼岸飘了过来，并由法国向外散布。至于人民具有至高无上权利的原则，那就更糟了，它威胁着每个政府的稳定性。兰克同尼布尔一样，主张维持地方特权和地方制度；在国会与等级会议两者当中他更赞成后者。他满足于普鲁士的忠诚而有效的政府。在他为《评论》所撰的稿子中，历史性论文比同政治直接有关的论文多，而且更为重要；但在他的历史性论文中有些也是旨在给予政治上的教导的。在他那篇论列强的著名文章里他强调每个国家的特征以及法国革命主张一律遵循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危险。他还进一步发表了他对人类发展的基本观念。他宣称，历史决不是象它初看起来那样混乱一团。这里面有创造力和道德力量在起着作用，它们赋予历史以价值和意义。国家是智慧的实体，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是上帝思想的表现。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生存，每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同各个民族接触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发展。他的教导的核心是，国家的责任在于沿着自己历史成长的路线发展，以保卫它们的特征。《历史政治评论》于1836年停刊，因为它的销路太少，入不敷出，而且它的影响也微不足道。兰克不是新闻记者，因而对论战不感兴趣。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和对法国思想的坚决抵制，使他丧失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瓦恩哈根开始把不友好的议论抄入自己的日记里。洪堡说他已跑到反动派那边去了。海涅讽刺他说，“可怜的兰克，一个画了小巧的历史人像，再把它们裱在一起的漂亮才子，一个比羔羊还要温顺的好人。”可是《历史政治评论》①也不合乎格拉赫兄弟、拉多维茨及其他围绕在皇太子四周的反动派的口味。②兰克是伯克而非哈勒的信徒，因而他从未漠视过用某种方式使民众同政府工作联系起来的重要性。虽然他为了指导腓特烈·威廉四世，后来曾编写过重①伯恩斯托夫伯爵，C.A.（1769—1835年），普鲁士政治家、外交家，时任外交大臣。——谭注②论述兰克的政论家地位的最好著作有：迪特的长篇专论：《作为政论家的兰克》1911年版；迈内克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十二章，1908年版；劳厄的《兰克思想形成的年代》，1950年版。法伦特拉普的论文：《兰克的历史政治评论》，载《历史杂志》，第99卷，是一篇有价值的总结。昂肯所著《论兰克的早年》内载有有关《历史政治评论》的信函。——原注③海涅（Heine，1797—1856年），德国作家，同情法国七月革命；他的《法国状况》第一次发表在1833年的《德意志通报》（“AllegemeineZeitung”）上。——译者①利欧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vonGerlach，1790—1861年），普鲁士军人，步兵司令（1859年）；其弟恩斯特·路德维希（ErnstLudwig，1795—1877年），普鲁士政治家，保守党创立人。——译者②哈勒，C.L.（1768—1854年），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著书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进行辩护。——谭注\n要的备忘录，虽然有学问的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曾经向他请教，但他却再也没有积极参加政治争论了。1836年他被任命为“正式教授”。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论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里，可以听到《历史政治评论》的最后一次回声。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个性。政治家必须知道他的国家和它的历史，正象舵手不仅必须知道航向，而且要了解自己的船只一样。18世纪被人们视为瑰宝的普遍政治原理是分文不值，而且具有危险性的。他在思想上掌握了国家个性和欧洲大家庭的历史统一性这两个武器后，现在又重新开始了他对列强内部发展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Ⅱ兰克一面为《历史政治评论》杂志工作，一面还编写了一部为他赢得世界大历史家声誉的著作。那就是《教皇史》。它的第一卷于1834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836年出版。他的目的是要阐明教廷是欧洲发展的一个因素，而它本身也象欧洲体系的其他成员一样在不断变革着。他宣称：现在来对教廷进行客观的研究已经不再困难了。“今天教皇统治的历史对我们还有什么重要性呢？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同我们本身的关系，因为它不再具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也不再引起我们的恐惧。它现在所能鼓起我们兴趣的只是它的历史演变和它过去的势力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平静的精神贯串在整个这一著作中。由于深信所有基督教会在内部是一致的，他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它们①表面的分歧。他怀着同情和敬仰之心来论述《母教会》的伟人和运动。他在叙述和解似已在望的短暂时刻时显露出他喜爱和平的个性；他怀着敬慕之心②论述孔塔里尼及其他调解人。那些反对宗教改革的教皇在他的笔下成为合乎人情的和可以理解的人；而且他欣然承认象罗耀拉和耶稣会徒们所具有的纯真的宗教情感。他不是第一个同情地论述罗马教会的新教徒。约翰内斯·缪勒曾称颂中世纪的教会，说它们是反对世俗专制主义，提倡智慧解放的代表者；浪漫主义作家曾表现出对教会和圣徒的热情。兰克不理会当时的争论，也不带有浪漫主义的热情，而是平心静气地把教廷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现象来论述。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欧洲历史上若干最重要的部分作出有益的探究，并使得本书被列入不朽著作之中。《教皇史》的出名是由于它的客观叙述，但同样也是由于它的资料丰富。他把那三百年间的梗概搞得如此清楚，后来的研究只不过是充实工作而已。这不仅应归功于他搜集到的新资料，而且应归功于他批判地处理他的史料——无论是已刊或未刊的史料——的方法。他对萨尔皮和帕拉维奇尼著作的分析，是他批判艺术的典型例子。他说，在开始研究这个伟大的威尼斯人［萨尔皮］的巨大汇编时，他感到有些恐怖。无论如何这部汇编是很难掌握的，读者必须处处留心，因为萨尔皮的主要根据是那些后来已经遗失了的报告，而且他是从教廷同共和国之间的冲突的角度来看教廷的。帕拉维齐尼的答辩包含着许多梵蒂冈文献，但它是一部辩论而非历史。兰克以冷静的判断力和经过批判的资料武装后，登上了自己的路程。在《导论》里，他略述了中世纪时期的教皇统治，其中强调指出它在统一欧洲①《母教会》（MotherChurch）指其他教会所由派生的教会，这里指罗马天主教会。——译者②孔塔里尼，C.G.（1482—1542年）枢机主教、外交官、教皇代表，试图调和新旧派矛盾。——谭注\n文明上的伟大功绩。当叙述到15世纪时，他扩大了范围，并详细论述作为意大利列国之一的教皇国的建立。书的核心是论述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方面，兰克是第一个权威解说者。精神生活的复活、天主教对南部德意志的再征服以及宗教社团的设立构成一幅灿烂的图画。在叙述继文艺复兴时期的罪人和①浪荡子而来的“新十字军”同新教浪潮搏斗时，有一种壮丽史诗的味道。本书的书名是《教皇史》而不是“教廷史”，更说明作者的兴趣在于人物；但他从未忘记说明教皇个人是怎样受到教廷的气氛和传统的决定性影响的。他惊叹道，“在世界历史面前，即使是最强有力的人也是多么渺小啊！”书中写得不那么精采，却更为新颖的是，对教皇国的内部模式的分析，对它们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教皇家族的成长和势力、它们的建筑物和它们对艺术的保②护的分析。书中最精采的，莫过于描写西克斯特五世对内和对外功绩部分。17世纪时，教廷逐渐变成意大利国家之一，它的影响也愈来愈小。在这一部③分，他离开了本题而写了关于瑞典国王克里斯蒂纳的著名的一段，那是他精心描绘的人物之一。关于18世纪的概述只不过是一种素描。该书原来只叙述到“复辟时期”，但在四十年以后，作者为了出版全集而对它进行修改时，把叙述延续下去，简略地写到教皇“世俗权力”的倾覆为止。《教皇史》不仅是历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而且是一部艺术作品。至此，兰克已达到他才智的成熟时期。他并没有追求绮丽的词藻，但他的明快而有分寸的笔调却产生了这种效果。有时他中断了叙述，对所描写的情景的意义发表一段严肃的讨论。下面这段话就是他在叙述《教皇史》当中写的：“脱离了世界史，任何历史都是写不成的。我为了历史发展的崇高含义和逻辑性而倾心；我为‘上帝的安排’（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而倾心。”这部书第一次显示出兰克在研究和判断上、叙述和描写上的才能。它包容广博而叙述又很细致，概括很强而描写又很精确。这部书很快即被译成外文，并①②成为一部必不可少的历史读物。赫夫勒和泰纳尔为捍卫罗马天主教会而举起武器，但德林格尔及其他天主教士则对该书的论调和学识表示敬佩。新教世界的批评是来自那个把历史当作论战的武器的学派。弗赖依塔格对于兰克不动感情地对待新教的敌人的态度，表示慨叹，他宣称这部书历史的真实性最少的一点也不存在。兰克在他接着撰写的著作里，成功地驳倒了人们对他漠视新教的谴责。③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的序言里，他宣称，15和16世纪德国人民①“新十字军”，指天主教反对新教的运动。罗马教廷通过召集宗教会议，宣布新教为异端，确立书报检查制度，编纂《禁书目录》，加强宗教裁判所，耶稣教团派遣修士从宫廷到民间四出活动以打击迫害新教。——谭注②西克斯特五世在位期间（1585—1590年），肃清境内匪患，抑制强大诸侯，改组政府，重建财政，奖励实业，致力城市建设，赢得了赞誉。——谭注③克里斯蒂纳，瑞典国王，在执政期间（1644—1645年），延揽学者，奖掖文化事业，退位后定居罗马，不改初衷，创建了一所图书馆。——谭注①赫夫勒，K.（1811—1897年），德国史学家。——谭注②泰纳尔，A.（1804—1874年），德国天主教史学家。——谭注③读这一部书，应读它的科学院版，这种版本包括一篇有价值的导论和一篇作者早期所写而未发表过的很长的路德传。另外可参阅沃尔夫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史料》和施纳贝尔的《德意志的史料和近代的叙述》，1931年版，第1卷。——原注\n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依靠着帝国议会的；而这个议会却从来没有为人们适当地研究过。“我曾希望研究帝国宪法的发展，而在1836年我找到了我所要找的东西。”从1414年到1613年的九十六卷文献，包括法兰克福议会代表的报告，为他提供了研究的钥匙。他对萨维尼说，他觉得有责任把新教起源的历史和天主教的历史一并叙述出来。他在魏玛、德累斯顿、德绍还找到了一些资料，作为他在法兰克福所搜集的资料的补充，同时他又在布鲁塞尔找到了①查理五世的大批信件。在巴黎他查阅了部分锡曼卡斯档案；这些档案当时还未曾还给西班牙。他还利用了很多他从意大利带回的资料。他写道：“任何生性倾向于公正的人，一定会感到这样并列相反的资料，使各方都得到其应有权利的办法对自己是有助益的。”在《宗教改革时期》一书里，他所根据的手稿资料比他在以前的著作里所用的要多得多。“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时期正在到来，那就是，我们在编写近代史时，甚至不再依靠当代历史家的记载（除非是他们提供了原始知识的地方），当然对于利用他人著作的作者就更少依靠了；我们将依靠目击者的叙述和原始的文献资料。”从1839年到1843年，该书五卷迅速连续出版。接着又在1847年出版了权威资料摘要一卷。他由于仔细研究了帝国的宪法和改革宪法的企图而奠定了该书的基础。如果说他在叙述宗教改革运动时给与政治问题的注意远远多于神学问题，那决不是因为他低估了整个问题的宗教方面。他写道：“历史就是宗教，或者，两者之间无论如何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因为人类在智慧上的任何重要活动的起源都同上帝和神圣的事物有某些关系，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是由宗教观念来不断提高和指导的。”从13世纪起，教会日益腐化；教条的桎梏变得不堪容忍，礼拜仪式也变为异教化了。“我不知道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真心希望这个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在于回复基督的启示，而路德这个人物则是决定性因素。兰克很少这样热情地谈到任何人。他指出，路德的事业是一种纯粹精神上的斗争所产生的结果。他绝不是一个鲁莽的革新者，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保守派①之一，但他有坚守已经赢得的阵地的力量，不象梅兰克顿那样地容易妥协。②虽然他在这部书中又一次同情地谈到拉蒂斯邦议会的讨论，但他对新旧教重行联合的失败，并不真正感到遗憾。对于那些因西欧精神统一的破裂而叹息的人，他回答道，从根本上来看，这只是通过两条而不是一条河道的同一个基督教洪流。“欧洲文化的平行的进步已取代宗教的统一。”他对宗教改革③家的宽厚态度，在他谈到黑森的菲利普的重婚以及路德和梅兰克顿表示半同意的时候表露出来。可是，他对查理五世也以同情的笔调来描写。在《君主①锡曼卡斯（Simancas）档案系有关西班牙及其殖民地的档案，这些档案最初是在西班牙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附近的锡曼卡斯建立的，故名。——译者①梅兰克顿（1497—1560年），德意志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力图和缓路德派与教廷的矛盾，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他在1530年所写的“奥格斯堡声明”充分反映了这种调和妥协精神。——谭注②拉蒂斯邦（Ratisbon），即雷根斯堡。从1531年到1613年，帝国议会曾在此地举行过七次会议，讨论新旧教问题。——译者③黑森的菲利普选侯，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同情者，又是反对皇帝查理五世的士马尔卡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540年，他遗弃原配另娶。此事曾得获路德同意，但遭到其亲友的强烈反对，在压力下被迫与皇帝订立和约。——谭注\n和人民》里，他已略谈过查理五世统治的初期，而现在接着叙述到他退位的时候。他钦佩查理统一基督教世界事业的忠诚，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宗教改革》一书不但是对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欧洲政治史的贡献。在这部书里我们可以读到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罗马城遭劫、①瑞士的宗教改革、武伦韦伯的谋叛。在有关德国宗教改革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一部是涉及范围如此广泛的。虽然《宗教改革》从未获得象《教皇史》在欧洲所获得的那种声誉，但它在德意志本国的成功却大得多；1841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史官”。在这两部著作中，一部是属于世界的，一部是属于祖国的。多费曾把本书作为民族古典作品的地位同麦考莱的《英国史》相比。原来觉察到《教皇史》缺乏热情的新教评论家，现在看到这一部著作所表现的坚强信念感到很高兴。聚贝尔宣称，“在阅读他的早期作品时，我感到真正象在一所极好的画廊或陈列馆里欣赏最好的绘画和雕像一样。但当我翻开《宗教改革》时，我的情感则完全不同了。这部书蕴含着德意志爱国志士为德意志精神采取最伟大行动的热情。”特莱奇克说它是兰克的杰作；对祖国的爱赋与它以热情的文笔。莫里茨·里特尔认为，兰克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罗舍尔称颂他是当时最伟大的历史家。作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论断。他在九十岁时曾谈到，有人对他说这一部书远远不及《教皇史》那样好。他说，“我也这样感觉。我认为，要想用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决议和神学来编出一本使人爱读的书是不可能的。我并不是想为世界的读者来编写此书，而是千方百计满足德意志人充实学识的要求。”这位历史学家的动机原是没有多大过错的，但由于研究工作逐渐进步，人们对待这种动机就不那么温和了。后来德林格尔和①扬森使德国人知道，兰克把宗教改革的前夕看得太阴暗，而把宗教改革本身看得太美好了。他没有把路德的声誉放在它原来所在的位置上。从这一著作里人们很少看到人民群众、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期望，而关于农民战争的一章是最薄弱的章节之一。虽然这部书主要是政治史，但对于教义方面的争论问题，也应加以更多的论述。在它的篇幅里，除了在叙述特兰托宗教会议时②③④讨论过“因信称义”，另外，讨论了弗拉希和马约尔之间的争执以外，很少谈到神学。在那部受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欢迎的《宗教改革》之后，出版了兰克的长篇著作中最不出名的一部。他最初的意图，是要研究法国革命，但在1843年到达巴黎后，他未取得他所需要的档案，却于无意中碰到腓特烈大①北德意志宗教改革期间（1529—1530年），武伦韦伯，J.（1492（3）—1537年）在卢贝克城起事，撤销市政会议，自任市长；继之对丹麦、瑞典、荷兰作战，频频失利，1537年被处死。——谭注①德林格尔著有：《宗教改革史》三卷及《路德传》。扬森著有《中世纪末以来的德意志人民史》（英译本共十六卷）。——谭注②“因信称义”这个教义是首先由使徒保罗提出的。保罗认为任何人（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是“基督”（或“弥赛亚”），并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到“称义”，即“赦罪”和“拯救”（见《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3章，第16—41节），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坚守犹太教教规才能“称义”的观点。路德派新教接受了保罗的教义。——谭注③弗拉希，见第一章注。——谭注④马约尔，J.（1470—1550年），英国神学教授、经院哲学家。在理论上属保守派，在实践上，赞成高卢教派，主张教会改革。——谭注\n帝早期法国驻柏林大使瓦洛里的紧急公文。返国后，他埋头于普鲁士的档案馆，但他很快就发觉，要了解这位大帝的功业，必须探索他父亲的活动。于①是他又补写了一篇关于普鲁士成长的导论，而九卷本的《普鲁士史》，于1847—1848年问世。这部著作研究了一个强国的兴起，而着重论述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儿子早期的统治。兰克出生于萨克森，对于普鲁士缺少热情。他始终是一个德意志人，因而具有对奥地利的友好情感，那是普鲁士历史家从未有过的。的确，在俾斯麦使他成为普鲁士人之前，他一直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他的冷淡语调使每个读者感到奇怪。普鲁士国王对于前两卷感到不满意，但赞赏第三卷。虽然它从未成为一部受公众欢迎的读物，但它具有实实在在的优点。他以普鲁士史官的身份，第一个被准许利用国家文件；而这②③些文件却是普罗伊斯所未能利用的。按照那位最后公断人科塞的说法，从来没有一部著作能象这一部书那样，扩大和加深了人们关于18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它最大的成就在于揭示腓特烈·威廉的性格、他的统治方法和他的重④⑤要地位。他撇开人们对威廉明娜的议论不提，而描写国王如何创立了有效能的普鲁士行政机构。在这部研究腓特烈大帝的论著（写到七年战争的前夕为止）里，他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对奥地利的敌对情绪。他拒绝讨论西利西亚①究竟属谁的法律问题，还加上了一句古怪的话：“幸而，这不是历史家的任务。”他看到了普鲁士允许各州政治上独立的政策而没有看到德洛伊森后来将之归功于普鲁士的长期民族政策。该书几乎是一部纯政治的论著。关于“启蒙运动”的概述，内容少得出奇。在这部书里，没有《教皇史》里的那些引人入胜的“题外之话”。卡莱尔在他写给瓦恩哈根的信里说，“我对于兰克的失败毫不惊奇，如果我是一个普鲁士人，或甚至一个德意志人，我就要对他笔下的腓特烈大帝提出抗议。”兰克为了这一部书曾做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因而人们对这部书的冷淡态度使他感到伤心。但公众的失望主要是因为他未能满足他以前的两部杰作所培养出来的期待。许多年后，他把该书作了修改和增补，而人们对它的实实在在的优点也就不再有所争议了。兰克在寓居意大利时期，已决心从英法两国同世界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编写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为了这项双重内容的工作，他曾花费了其后二十年的大部时间。1850年，他重访巴黎，并由于找到了丰富资料而感到高兴。他写①应当读该书的科学院版本。——原注②普罗伊斯（Preuss，JohannDavidErdmann，1785—1868年），德国历史家。著有《腓特烈大帝》（共四卷，1832—1834年出版）。——译者③见《勃兰登堡和普鲁士历史的研究》。——原注又：科塞（Koser，Reinhold，1852—1914年）是研究普王腓特烈大帝的权威。著有《作为皇储的腓特烈大帝》和《作为国王的腓特烈大帝》。——译者④他对普鲁士国王的看法遭到豪塞尔（见他的《文集》，1869年版，第一卷中的《兰克的普鲁士史》一文）和齐默尔曼（见他的《最新普鲁士史学》，1848年版）的攻击。——原注⑤威廉明娜（WilhelminaFriedrichSophie，1709—1758），女侯爵，普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长女。1730年英王室遣使为威尔士亲王请婚于威廉明娜，遭到英朝廷内有力者的反对，引起一场政治纠纷。文中所谓的“议论”，似指此事。——谭注①西利西亚，古为西斯拉夫人住地，10世纪末归属波兰。当地王公与德意志及波希米亚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大批德意志人迁入境内。14世纪以来历经卢森堡、捷克的统治，1526年落入哈布斯堡王朝之手。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普王腓特烈二世占领该地区。1742年布勒斯劳和约规定，下西利西亚全境及上西利西亚大部土地并入普鲁士。——谭注\n道，“我觉得惊奇的是，法国竟会让我来发现他们的部分历史。”《法国史》在1853年开始出版。在序言中他说，伟大的国家和人民都具有双重气质：一方面是关系到本民族的，一方面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法国的关系到世界方面的气质特别突出，因为政治骚动常常是从法国起源的。“野心勃勃的、好战的、并被民族自豪感所激励的法国人，经常使他们的邻邦处于紧张的状态；他们有时解放被压迫者，但更多的时候是压迫自由的人民。”他对法国民族心理的这种分析在全书中不时地重复出现。他在评论法兰西斯一世的冒险行动时说，“法国的特点，是在各个世纪中不断地冲破合法的圈子。”可是，本书的语调虽不十分友好，却没有象聚贝尔和特赖齐克那样进行诽谤。兰克编写本书的立场，与其说是德国人的，不如说是欧洲人的。兰克发现法国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联系环节是从腓力·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起对君主制度的精心培植，于是从16世纪开始了详细的叙述。在撰写16①世纪的宗教战争当中，他的同情是寄于政治派的。他严厉谴责天主教的表里不一的本性；并声称，自从苏拉发布排斥乱党公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件是可以同圣巴塞洛缪之夜大屠杀相比拟的了。然而他并不责备亨利四世的背教。随着波旁王朝的登台，叙述的范围达到最宽阔的阶段。他细致地论述了②亨利四世的性格和政策以及絮利的经济改革。对于黎塞留的伟大与冷酷，他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提示，而对于马扎然的虚荣和贪婪则加以严厉的指责。他对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描绘第一次恰当地表述了这个法国文学的全盛时代。他在谴责路易十四外交政策的同时，强调指出他爱护文学、科学与艺①术的功绩。对于曼特农夫人的优良品质，他是第一次说了公平话的人之一。在叙述到路易十四的死时，全书已近尾声，而在简单叙述过他的继承人之后这部法国史就结束了。兰克宣称，有学问的法国人很早就已指出，他们的传统的历史基础是多么不稳固，但他却是第一个源源本本地说明这一观点的人。他不仅研究法国的档案，而且研究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英国和西班牙的档案，因而他能够看到他的主题的各个方面。在他研究所得的成果中最有持久价值的，是使法国历史从回忆录作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法国历史家中最著名的权威的分析。他揭出，达维拉的《内战史》大部分是从德图那②里抄来的。黎塞留的《回忆录》几乎全部都是伪造的；德雷斯的《回忆录》虽然是真实的，但很易于引起误解。他在谈到圣西蒙时，强调指出他编写《回③④忆录》日期过迟和他的看法过于偏激，并以当时的权威当若的记载和奥尔①政治派（thePolitiques），法国查理九世时期组成的党派；成员包括温和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主张本着宗教容忍原则平息内战，达成民族统一。——译者②絮利（1560—1641年），亨利四世的财政大臣。在任期间，调整捐税，蠲免欠税，组织治地排水，奖励新品种的种植等，对恢复和发展法国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谭注①曼特农夫人（MadamedeMaintenon，1635—1719年）路易十四的情妇，王后死后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夫人过问朝政，国王对她言听计从，史称废除南特敕令，与她的思想影响有关。——译者②德雷斯（1614—1679年），名孔狄（Condi，P.），法国大贵族，曾参加投石党活动，失败后入狱。获释后历任红衣主教、巴黎主教及外交官。——谭注③圣西蒙公爵，名卢伏累（LouisdeRouvray，1675—1755），在奥尔良公爵摄政期间，一度任国务卿，1722年出使西班牙促成了路易十五与西公主联姻。摄政去世后，退出政界，撰写回忆录，所记见闻夹杂个人偏见，且不知抉择史料，远非信史。——谭注\n⑤良的夏洛特同她的德国亲戚的通讯与之对照。这部包括着大量新资料和一系列人物画像的《法国史》，在法国受到了比任何地方都更为热烈的欢迎。塔扬迪埃（他知道并佩服他的所有著作）在《两个世界评论》里颂扬这本书。①梯也尔也推崇他，说他是德国的，也许是全欧洲的最伟大的历史家。兰克写完了法国史接着转向英国史，而对于英国史他是作了长期的研究工作的。他的妻子是英国人，而麦考莱关于《教皇史》的论文已使兰克的名②字在英国家喻户晓。这位历史家在呈递普王写给亲王的介绍信时说道，“我是来学习的。”亲王豪爽地回答道，“可是在这里，人们在学习你。”他不仅探索了伦敦的档案，而且研究了都柏林的档案，并在托玛斯·菲利普斯爵士的极为珍贵的藏书里发现了有价值的资料。为了通晓这个国家的外交关系，他特地访问了巴黎和海牙。《英国史》是按照同《法国史》一样的计划编写的，两者的目的都是研究它们对人类的发展影响最显著的时期。“在近两世纪中，法国民族最为关切的，是他们的军队在国外的光荣业绩。而英国民族最为关切的，是如何依据法律来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他暗示：虽然在麦考莱的特殊研究范围内对他进行挑战是愚蠢的，但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来叙述事件，也许还是有用的。他以非同寻常的同情态度着手他的新工作。法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富于革新精神和倾向于侵略的国家。英国则是一个有秩序的和保守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保留更多的中世纪制度。”《英国史》的编写，照例以略述其早期的历史作为开篇。从亨利八世起，叙述范围开始扩大，对于这位国王，兰克描绘了一幅几乎不受弗劳德的近著①影响的画像。“亨利对任何活人都没有真正的同情。在他看来，人只是他可以利用的、也可以任意摧残的工具。但他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实际智慧。我们在研究他的统治过程时，既感憎恨，又觉佩服。”兰克再次表现出他充分注意到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在结束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概述时说道，在任何王朝统治下，国家的巨大变更都未曾象这个时期这样地取决于国王的个人目的。书的核心是叙述英国议会君主制的建立和17世纪英国的两次革命。②他拒绝接受当时正由加第纳倡导的偏袒詹姆斯一世的辩护，而认为查理一世，无论就为人或为君方面说，都比他父亲要高出一筹。他认识到英国圣公会教义不同于天主教教义，因而称颂查理宗教信念的真诚和深刻。“如果说一个对他为之斗争的事业比自己的生命看得还重，并为了保全这项事业以利④当若侯爵，路易十四之侍从武官，撰有日记，记1684—1720年间宫廷生活及大事，甚为详尽。——谭注⑤夏洛特，名伊丽莎白，（1652—1722年），巴拉丁伯爵之女，奥尔良公爵之妻。——谭注①下列对《法国史》的批评，尽管有些夸大，还是有意思的：金德利于1861年自锡曼卡斯写给赫尔弗特的信里说，“自从我熟悉兰克的著作以来，已有十年了；对于一般认为他在外国的档案馆内曾发现大量材料的看法，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我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教皇史》和《法国史》。他关于《法国史》的研究工作之肤浅是令人吃惊的。他不仅缺少关于刊印文件的完备知识，而且甚至采用了欺骗方法，来使读者相信他曾研究过全部档案。对于这些档案中最重要的外交部档案，他确是未曾援引过，因为在本年之前他从未接触过它们；但是，他却反复援引国家档案馆中的锡曼卡斯档案的巨大汇编，而实际他所看过的从未达到十二卷。他所引述的，仅仅是一些偶然凑在一起的片断，为了要使读者感到他曾作过一番系统的研究。”引自沃德论金德利的一篇文章（载《英国历史评论》，1893年7月号）。——原注②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译者①指弗劳德自1856年开始出版的《英国史》。作者对亨利八世推崇备至，参见本书第十六章。——谭注②参见本书第十八章。——谭注\n于未来，宁愿牺牲自己的人，可以叫做殉道者的话，那么，他应当说是具有殉道者的某些精神。”查理的最大缺点在于不能理解别人的心意。他企图抛开议会自己来统治，这就使失败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英国的未来就寄托于推翻斯图亚特朝的原则之上了。在书中，皮姆不是以法律与传统的保卫者，而是以最大革命首领之一的面貌出现。在描写克伦威尔时，兰克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心，但他却抓住了最重要的事实，即在克伦威尔这个人的思想中保守的成分同破坏的成分一样多。兰克也是第一个以大量的资料来说明英国1688年革命的欧洲性的人。该书叙述范围随着威廉三世的逝世逐渐缩小，而在写到乔治三世即位时结束。此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于英国同大陆的关系①以及这些关系对英国内部生活的影响所作的新的说明，同样重要的是，它是从一个外国人——一个较基佐的条件优越得多的外国人——的观点来对英国国内斗争所作的叙述。如果说书中的叙述在生动和色彩方面较他以前的某些著作逊色，那么，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却超过了他以前的一切著作。对克拉伦敦和伯内特的分析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此书虽然未曾声名远扬，可是它的历史权威著作的地位却是不可动摇的。Ⅲ《英国史》写成后，兰克在寓居意大利时所拟定的编写一套欧洲列强历史的计划就完成了，而为了执行这项计划他渡过了勤奋工作的四十年。在这以后，他撰写了一批应当说是历史专论的著作。他的《德国史稿，1555—1618年》是接续《宗教改革》一书而叙述下去的。关于宽容的斐迪南一世和马克①西米利安二世的出色论文，曾在《历史政治评论》里发表过；但关于鲁道夫②二世的描述却是新的；在兰克所描绘的人物中，再也没有比这个神秘的统治者（他脑子受了伤并喜爱玄秘世界）的画像更为有趣的了。《华伦斯坦传》是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兰克的著作中常常接触到三十年战争，但他的新著却是根据他在布鲁塞尔，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所取得的新研究成果而写成的。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人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人物，因为，关于究竟应把他看作卖国贼还是正人君子的问题，传统的说法和学者的考证都未能确定。哈布斯堡王朝史官胡尔特当然是斥责他的。兰克所描写的华伦斯坦，是一个突出的利己主义者，在领土欲望和建立王朝方面贪得无厌；然而，他虽然玩弄通敌伎俩，却未犯下确定的叛国罪行。在每个人相信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时候，当然谁都不会相信他的敌手。华伦斯坦完全漠视宗教，因而他认为宗教容忍是方便的，在军事上也是有利的。在人们发现了关于他和瑞典的关系的资料后，本书的后面几章就显得陈旧了；而且兰克曾一度采用过一些后来证明是③伪造的文献——拉辛的报告书。但本书仍然保持了它的地位，它的改正版曾①贝内根罗特曾在《边境消息》（Grenzboton）杂志上攻击过本书的第一册；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承认该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原注①斐迪南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1564年在位），对新旧教冲突持中立态度，进行调解。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年在位。——谭注②鲁道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76—1612年在位。爱好学术，扶植文化事业，但短于治国，在政治上受西班牙影响。——谭注③拉辛（SezymaRaschim），华伦斯坦的亲信，进行间谍活动的头目。曾受命与瑞典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达\n由研究华伦斯坦的最大权威哈尔威奇予以刊行。兰克在19世纪70年代的作品反映了“奇迹之年”（Annusmi-rabilis）①。兰克对于战争的结果感到高兴，认为它是保守的欧洲对革命的欧洲之胜利，但他却没有民族仇恨心理。他问道：“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有谁是未曾受过法国精神影响的呢？”在拿破仑三世失败后，兰克在维也纳碰到他的老友梯也尔时，后者问道，“你们为反对谁而战？”回答是，“反对路易十四。”那时，他已经开始了关于七年战争起源的论述，而1870年夏秋之际，他完成了这项工作。该书序言把这部书说成是对当时事件的献礼，可是这部书的客观性比起以前的著作并未减少。关于那个未解决的首要问题——战争责任属谁的问题，他声称，腓特烈在那个特殊时机是需要和平的，不过他一向力图进一步侵占，以求保障他已得的领土。如果说《七年战争》按性质来说是《普鲁士史》的附录，那么另一部较大的著作的一部分则是讲腓特烈统治时期的更迟一些的时候的。《德意志诸强国和君主同盟，1780—1790年》是根据德、奥、荷的档案中的大量资料编成。兰克以纯真的同情的笔调来描绘本书的主人公约瑟。对于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描写，也许太宽大一些，它突出了一个没有朋友的统治者的光明面。在这样地论述了18世纪后期的普鲁士之后，他又回过头来叙述这个国家的起源。1867年，他已开始出版他的全集；他修改他的著作，有时也作一些增补，其中更动最大的莫过于《普鲁士史》。他把第一卷改为四卷。德洛伊森的巨著的出版，曾使本书关于早期普鲁士诸章变得陈归，可是兰克在“新著”中，尽管任意使用了德洛伊森的资料，但却心平气和地反驳了他这位热情的同事［德洛伊森］，认为早期霍亨索伦王朝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说法。兰克的下一部著作回到现代历史的初期。《革命战争的起源》虽然是他的最不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因为它反映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观点，因而还是有趣味的。他低估了法国最后两个君主的绝对专制和他们的巨大错误，而把战争爆发的责任几乎完全推到僧侣和贵族之反对改革上面去了。他对革命思想的敌对情绪并不减少，但他从未放弃其惯常的公正态度。他认为，列强的愚蠢的干涉激起了法国的民族自豪感。两个敌对世界的尖锐矛盾，即革命思想同保守思想的冲突，使得斗争成为不可避免。聚贝尔在维护自己的立场时声称：兰克只掌握了部分资料，并说：“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违反人们意志的，似魔力般地引导着他们的外来思想。我认为这是人们制造了他们的思想体系，并按照这个体系行事。”这个民族主义者聚贝尔，认为列强君主对法国的干涉是合理的，而他的保守主义的老师却对法国的观点保持了公正的态度。在八十一岁高龄时，这位阅历丰富的学者又出版了一本关于哈登贝格的著作，作为《君主同盟》和《革命战争》两书的续篇。哈登贝格曾嘱咐后人，在他死后五十年内不准触动他的案卷。五十年过后，俾斯麦亲自撕去封条，①并把文献托付给德国历史家中的内斯特。这批权威性的文献只包括这个大臣成密约。他的活动使华伦斯坦的晚年生活染上了神话般的色彩。——谭注①“奇迹之年”系英国桂冠诗人德莱敦诗篇之名，原记1666年英荷开战，与伦敦大火，这里借用来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谭注①内斯特（Nestor），特洛伊战争时希腊的贤明宿将。因此这个名字常用来指同行中年龄最长和最贤明的人。此处即指兰克。——译者\n生活的一部分，但其中有一份关于1807年普鲁士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备忘录，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很大价值的文件。在1877年出版的标题为《哈登贝格亲王的回忆录》的五大卷中，有两卷是编者的叙述。兰克的撰稿则以《哈登贝格与普鲁士国家的起源，1793—1815年》为书名，此书没有援引该文献资料，①但利用了豪格维茨文件及其他资料。它在《兰克全集》中占据了三卷的篇幅。这部著作以略述哈登贝格在四十岁进入普鲁士政界前的经历作为开端，但在②全书中只有这一段是纯粹传记性的。兰克为巴塞尔条约进行辩护，说它不仅在政治上是明智的，而且带来了十一年的中立时期，“这个时期在德国文学方面几乎是最丰产的时代。”可是，他同聚贝尔不同，他从来不以不公平的态度看待奥地利，并且承认在1809年奥国是象征着欧洲自由的。关于耶拿战役的一章是以毫不动感情的态度编写的。这部论著写到1813年为止，因为对于这位政治家的晚年生活，从他的文件里找不出什么说明。特赖奇克曾断言，《哈登贝格》一书无论在艺术方面或历史判断方面都远不及兰克的早期作品，但是它仍然是对拿破仑时代历史的一个切实的贡献，而且它显示了这个历史家在论述关系到祖国命运的危机时刻的平稳态度。他所担当的另外一项③较小的任务是编辑出版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本生的通讯集。兰克欣然接受了这项阐明并维护他的旧主人的政策的任务。兰克个人的忠心是令人钦佩的，但一般认为他的描述是过分阿谀奉承了。特赖齐克谈到这本著作时，严厉地批判他宫廷气息太浓，不能道出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真实情况。至于这个国①王统治的其他方面，他在1878年为《德国名人大辞典》所撰写的传记中作了叙述。兰克在完成《英国史》后所编写的著作数量很庞大。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一章是没有价值的，但他似乎失去了吸引一般读者的力量。他的灿烂文笔和现实主义的描写已经不见了。只有在偶然出现一篇草率书就的论文学的文章时，使人回忆起他早期著作的渊博与充实。人们对于兰克忽略人物描写的指责，现在终于开始有些根据了。1880年春，兰克通知他的出版人说，他准备出版一部关于世界史的新作，而其中两卷就在同年年底出版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竟能承担起这样一项工作，人们不禁为他的胆量所震惊。他能够活到完成它的时候吗？他的脑力能够承受住这种持久的紧张状态吗？这位历史家自己也了解他所冒的危险，但他是在长期和认真的考虑之后才作此决定的。当时，他本已有几年②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了，因而必须借助于两个秘书来工作。他已不可能作创造性的研究。吉泽布雷希特写道，“他对我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已不能在档案馆内进行研究工作，可是他没有工作又无法活下去。”起初，他曾想结合本世纪的运动来编写自传，但最后他还是决定编写一部象洪堡所著的《宇宙》①豪格维茨（Haugwitz，Heinrich，1752—1831？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与三世时代的普鲁士外相。耶拿战役后（1806年）退休。——译者②巴塞尔条约，为法普两国于1795年4月所订和约，至1806年10月拿破仑入侵普鲁士，为期约十二年。——谭注③本生，C.K.J.，男爵（1791—1860年），普鲁士外交家、神学家。1842—54年任普驻教廷、瑞士、英国使节。——谭注①参阅考夫曼《兰克与腓特烈四世的评价》，载《历史杂志》，1902年。——原注②维德曼和温特尔生动地描写了他的工作方法。见维德曼著《兰克书斋中的十六世纪》，载《德意志评论》，1891—1893年；温特尔著《关于兰克的回忆》，载《北方与南方》杂志，1883年8月。——原注\n③那样的书；这部书将是他研究成果的自然而然的总结，也是对历史的统一性④的着重肯定。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为这项工作作准备的。他在写给罗伊蒙特的信里说，“重温古典历史，使我感到特别地愉快。我使用我在学校时的教科书和在法兰克福教书时期所写的短篇概要，这样，暮年和青春就结合在一起了。”在他出版的著作中虽然很少是写中世纪的，但他在讲课中却多次谈到这个时期的历史，而且他还保留着完整的笔记。他在他的学术研究班里曾细致地探讨过很多比较重要的资料。另外，他还通过他的大批学生，接触到有关中世纪的研究成果。他的头脑富于综合性，他能够超脱于种族和信条的矛盾之上。他宣称，我们不可能只依靠个别民族的历史。民族在时代的进程中承袭了一代代传下来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的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结和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我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历史的生命，它在民族或民族集团之间不断地流传着。从这种单一发展过程的概念出发，他排除了社会起源不可知的说法和东方民族远离主流的说法。在略谈埃及和西亚的文明之后，他接着叙述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并从这里开始了详细的叙述。他严格遵循希罗多德和修息底德的著作来写。他对于德摩斯梯尼和腓力两人同样都是公正的，他受到那位典型的世界性人物亚历山大的强烈吸引。“尽管我们对希腊各城邦的自由抱着同情之心，我们却禁不住要想，希腊自由的摧毁是有它的补偿的，那就是希腊文明对世界的更①为远大更为充分的影响。”这一卷以叙述狄阿杜奇并略述西西里和迦太基而终篇。叙述到皮洛士时，罗马史就开始了。而对罗马的早期历史他只勾画了一个轮廓。虽然他通篇利用蒙森的著作，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判断，力避夸大和谩骂。他尊重庞培，但不承认他是伟大的；他否认西塞罗是古代的瓦恩①哈根。他的目的是，把琐碎的小事从重要的大事中筛选出去，并标出罗马在世界历史的长链中的地位。《世界史》的前两卷虽然在出版后一周内即销售一空，但它们在全书中确实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在兰克的著作中也是权威性最差的作品。他对于希腊和罗马铭文的巨大汇编和考古学提出的证据，（这里只提出两种新资料）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没有吸取关于历史起源无论是②早期以色列或早期希腊的起源的批判性研究的成果。爱德华·迈尔对他的评论是严峻的。“他对他的工作缺乏认真的准备。他只是在青年时期专心学习过古代史，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可以完全漠视半个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努力只能是彻底的失败。”第三卷专门讲述罗马帝国的历史，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基督教起源的一章。他写道：“虽然我是一个虔诚的福音派新教基督徒，可是在我说出耶稣基督的名字时我必须拒绝讨论宗教的神秘性；这个神秘性是不可理解的，也是历史家所不能掌握的东西。不论是对圣子还是对圣父，我所能谈的③《宇宙》是洪堡所写的巨型科学著作，主要对宇宙结构作综合论述，兼记作者科学发现方面的感受。——谭注④参阅马祖尔著《兰克的世界史概念》，1926年版。——原注①狄阿杜奇（TheDiadochi），亚历山大帝手下的马其顿将领，亚历山大死后的继承人，在他们手中帝国被瓜分。——译者①见上文（第181页）译注。——译者②迈尔著《古代史》，1910年版，第Ⅰ卷，第Ⅰ篇，第250页。——原注\n都很少。历史家所能表明的，只是基督教所由产生以及基督教活动受其左右的环境——世界历史中各种影响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环境。“鉴于犹太教未能成为普遍的宗教，基督的信条提供了一种较高级社会的概念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兰克对基督教会的兴趣在第四卷中有了进一步的流露，在这一卷中他详①②③④细论述了亚大纳西与阿利阿，朱里安与新柏拉图主义。在讲到“民族大迁徙运动”时期，他可以以较大的权威来说话了。第六卷叙述到鄂图一世的死亡；这是他能够亲眼看到它出版的最后一卷。在编写这一卷时，他以吉泽⑤布雷希特的著作为主要根据。他写信给《帝国时代》的作者说，“我们历史学会开创时期的情况浮现在我眼前。我时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处在这些朋友中间一样。为了你和我的其他学生编写的关于第9和第10世纪的历史，我感谢你们。”在1885年底他九十岁诞辰时，仍然神智清明，象一个高龄的统治者⑥居高临下，凝视着自己的王国那样。他似发狂般地急速赶写，尽管他几乎不断地为病痛所折磨。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编写的痛苦之中”（InterTormentasc-rispi）。当他于1886年5月逝世的时候，他已叙述到皇帝亨利四世的逝世。第七卷是在四个月的时间内由他口授的。他的庞大计划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因为他原来就决定，关于近代史部分只写一个概略。至于中世纪后期一些没有写成的几卷，由多费出版他的演讲稿作为代替，并以听讲者的笔记来作补充，这样，把这段历史一直叙述到1453年为止。《世界史》是一个已经不能再写和读的八九十岁的人的智力成就，仅仅就这一点来说，就足以称之为奇迹了。本书是为已有相当基础的人编写的，也只有他们最能够领会它。虽然这部书主要是叙述一般的趋势，但个别角色的重要地位也得到比他晚年的一些其它作品中的人物更为充分的承认。他最后口授的话是：“在深刻的，普遍的，骚乱的运动的顶峰，浮现出经由庞大模型铸造的人物，他们在几个世纪中一直牢牢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仅只是一般的趋势还不能决定一切；要使这些趋势发生效力，历来需要伟大的人物。”在谈到亚历山大时，他指出，在巴黎的亚历山大半身像旁，参观者当想到这个人像所代表的人物的业绩和品质时，就依依不舍，几乎不想离去。兰克所描绘的亚历山大与德摩斯梯尼、大卫与君士坦丁、查理大帝与鄂图一世、尼古拉一世与希尔德布兰德的形象，都是栩栩如生的。①对于这部《世界史》，唯一的攻击来自天主教阵营。耶稣会徒米夏埃尔，斥责他对罗马教会的论述，并宣称，他对基督教的态度是这部世界史的基本①亚大纳西（Athanasius，296？—373年），希腊正教创始人，亚历山大城大主教。终身宣扬正教，反对阿利阿教派，著有《阿利阿教派史》、《阿利阿教派论》等。——译者②阿利阿（Arius，256？—336年），亚历山大神学家，创阿利阿教派，所持教义被罗马正统教会斥为异端。——译者③朱里安（Julian，FlaviusClaudis，371—363年），罗马将军。361—363年为罗马皇帝。企图以异教代替基督教，创立异教教会，称“背教者”。——译者④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为普鲁提诺（204—270年）在罗马所创立，公元3至6世纪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雅典等地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从精神的始源中“流出”的，只有通过“入神状态”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阶段。它的观点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谭注⑤即吉泽布雷布特。——译者⑥阿克顿语。——原注①见米夏埃尔的《兰克的世界史》，1890年版。——原注\n错误。他说，兰克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却不愿表明这一点。兰克未能了解教会和教廷，而称颂了朱里安和穆罕默德。但是如果把《世界史》评定为一部反天主教和反基督教的书，恐怕读过这书的人很少有同意的。这部著作吐露出浓厚的宗教精神，而作者对宗教精神和思想的强烈兴趣还表现在他给宗教史以突出地位这一点上。但兰克的信仰不是那种为他解释历史问题提供方便①锁钥的信仰。在他对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个人讲课当中，他声称：要想证明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把人类从一点引导到另一点的指导意志，或者有一种把人类推向一个目的地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世代都同样可以在上帝面前说明它的发展是有其道理的，而每一个世代都同样可以同上帝直接联系。道德概念只能在范围上而不能在性质上扩展。要想超出于基督教教义之上，是不可能的。人类本身包含着没有尽头的发展，看来象是遵循着一些②不可知的律法。历史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神意的显现。兰普雷希特的批评在某些方面是非常偏颇的，但他却正确地强调指出兰克观点在本质上的神秘性。兰克的缺点，与其说是在积极方面，不如说是在消极方面。他同时代人所不满的，大多是关于他著作里所作的省略，很少是关于他著作的内容。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感叹他世界主义的平静态度，道德家感叹他在伦理方面的中立倾向，唯物主义者感叹他暧昧不明的先验论。德罗伊曾嘲弄地说他具有阴阳怪气的不正常的超然态度。特赖齐克讽刺地写道，难得被偶然掠过的浮云遮掩的和煦阳光，照耀着一群高贵的风雅人物。斯特劳斯在阅读《普鲁士史》③时，为兰克的伦勃朗式的笔法而叹息。门策尔埋怨他过于温和。阿克顿宣称，这个世界比他所讲的有时要好得多，有时又要坏得多。在他九十岁诞辰时，蒙森含着隐约的抗议之意说，“您是在我们这些人中间最宽大的一个。”格雷戈罗维的论断是：兰克走过历史舞台，就象走过画廊一样，一边走，一边敏捷地记笔记。聚贝尔遗憾地说，存在于尼布尔内心深处的是伦理观念，而存在于兰克内心深处的则是美学观念；他是以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眼光来综观过去的时代的。罗伊斯以兰克来同米什莱和蒙森对照，在后两人的著作里，我们感觉到热情在叙述者的心里激荡，造成奔放的文风。从上述评论可以看出，这些批评者是属于敌对学派的，可是兰克的最忠心的学生也承认太阳上有着斑点。他的和谐的天性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见情感的巨大浪潮和激情的爆发，看不见生活里的崇高事物和堕落状态。幸好，他未曾实行他编写法国革命史的计划。无论在讲述个人或民族方面，他都最习惯于人类经验里的“中间地带”。他的著作在另外一个方向上是不完全的。在编写国家的历史和说明欧洲制度的发展之后，他本应描述人民的生活和那些支配并解释行动的思想，但他没有这样作。他有一种过多地从会议室窗口来瞭望事件的倾向，因而忽略了群众，轻视了经济力量的压力。《威尼斯的报告》——这些文献有助于他的成名，但他对于这些文件也稍嫌估价过高——曾对他的意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由于更多地注意社会的演进，后来的一辈已超越了他的理论和实践范围。①《论新历史时代》，1888年版，其中有多费的一篇极好的导论。——原注②见《史学史中的新旧方向》，1896年版。——原注③伦勃朗（Rembrandt，1609—1669年），荷兰著名画家，他反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而创立完全模仿自然的画法。——译者\n对于兰克为历史所作的贡献，我们可以很快地总结出来。第一，他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他的态度，在他为格维纳写的讣告中比在任何其它地方都说得更为简明扼要。“他［格维纳］常常说，科学必须同生活建立关系。说得很对，但那必须是真正的科学。如果我们先选定一个观点，而后把它放到科学里去，那么，就是生活对科学起作用，而不是科学对生活起作用了。”兰克一般对自己的坚定看法是秘而不宣的。在他的剧本里，英雄既很少，歹徒也不多。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他不是第一个使用档案的人，但却是第一个善于使用档案的人。在他开始写作时，著名的历史家都相信回忆录和编年史是首要的权威资料。而在他停笔时，每个历史家，无论后来成名的或没有成名的，都已学会了只满意于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他所述事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不论它是当代的也好，不是当代的也好），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从此，每个历史家必须弄明提供他情况的人是从哪里获得他的资料的。兰克的功劳是：使近代欧洲史更加能为人们充分地了解，阐明了欧洲的统一性并描写了历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阿尔内特向他祝贺，因为他给每个国家提供了一部杰作。兰克是近代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家，不仅因为他创立了研究资料的科学方法，因为他具有无与伦比的公平品质，而且因为他的才能和长寿使他能够比所有其他历史家生产更多的第一流著作。正是这位史学界中的歌德，使德国在欧洲赢得了学术上的至高无上地位，直到今天他仍是我们所有人的师表。\n第七章兰克的批评者和门生Ⅰ兰克寿高耄耋，能够在生前看到自己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看到他的门生主持了几乎所有德国大学中的历史讲席。但是这一卓越地位是同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和与他相竞争的学派进行长期斗争之后，才获得的。①最初的攻击，也是兰克唯一肯给予回答的攻击，来自利奥。象许多青年那样，②利奥曾受到“体育之父雅恩”的狂热民族主义的鼓舞；在1817年瓦特堡纪③念会上痛骂自由之敌的那些头脑发热的青年中，看来没有几个可能成为这种④反应的支柱。但是科茨比被暗杀后，掀起了一股保守主义潮流，这股潮流又因哈勒和黑格尔的影响而加强了。他游历意大利所产生的结果，是写成一本关于伦巴第诸城市宪法的著作。看来没有一个历史家比他更能为自己赢得一个高级学术地位或更有资格来批评法兰克福年轻教师的第一部著作。他指责说，该书的文体是拙劣地模仿约翰内斯·缪勒，他的哲学是迷信，论断是非历史的，这一攻击使兰克深感不快，他把它说成是一个面临新方法而感到恼怒的教师所发的雷霆。利奥狂暴的反驳结束了这场争论，同年他离开柏林去哈雷；但他继续指责兰克“怯于发表个人意见”为懦夫的行为，并把他的著作贬为只有贵妇和外行才欣赏的陶器画。对于接受兰克的方法并承认他的权威造成更加严重的障碍的是启蒙学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为罗特克、施洛塞尔和格维纳。在一个世代多的时期内，①罗特克是南德首要的历史与政治的先知先觉。他是巴登人，母亲为法国人，他早年吸收了法国思想并以卢梭为师。他于1798年被任为弗赖堡大学教授后，把他的讲座当作论坛和布道坛。他宣称，“我把历史作为一个贤明的顾问与法官来尊重。”他的讲稿构成他的《世界史》的基础，该书于1812年开始出版。序言中坦率地说它是作为宣传品编写的。它的目的不仅要丰富青年的知识，而且也要增强他们的意志并锻炼他们的性格。“我高尚的年青朋友们，我愿让你们看到往时的伟大教导与崇高景象，唤醒你们对过去的显赫人物的爱戴与景仰，点燃起你们热爱正义、自由与祖国的火焰。”罗特克攻击亚历山大帝，痛骂罗马压制世界各处的自由，抨击各式各样的专制主义；这一切是针对——而且众所周知是针对——塞纳河畔的皇帝的。在1821年写的第二版序言里，他提请读者注意，第一卷是在拿破仑从莫斯科的退却使人重新产生恢复自由的希望之前出版的。“在那个时候，历史是唯一可以传授智慧的工具。”在滑铁卢战役后，这部著作对于鼓励争取立宪自由的斗争，还是同样需要的。此书虽在奥地利被列入“禁书目录”而被禁止，但在德国各①参阅克拉格林（Kragelin）《利奥传》，1908年。他的回忆录，《我的青年时代》1880年，只记述到二十三岁时。——原注②雅恩，F.L.（1778—1852年），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思想政治家兼社会活动家，体育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谭注③宗教改革运动三百周年纪念会上曾焚毁绝对专制主义的著作。——译者④德国作家，服务于俄国。1819年3月，因为他嘲笑德国学生会被刺死。——译者①参阅勒佩尔，《罗特克传》，1883年，和甘特尔《历史家罗特克》，1908年。他的《文集与遗著》（1841—1843年出版）的第4卷包括他儿子写的传记，第五卷包括他的书信。——原注\n地仍得自由销行，而且被译成英、法、意大利、丹麦、波兰各种文字，使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由欧洲的圣经。作者死于1840年，在生前看到了第十三版的发行。1866年出版了第二十五版，同时它的节本也广受欢迎，几乎不亚于原本。这部书缺乏学识与文采，但是，在一个渴望自由的时代，在书中可以找到坚持这一要求的鼓舞力量，这就是它的吸引力之所在。①比起罗特克，施洛塞尔比较像一个道德家而不怎么像个政治家。当兰克正在赢得声誉的阶梯上步步上升时，他在德国已是最有影响的史学著作家和教授。他在简短的自传里记下了他在戈丁根的学生时代时感到的失望。“我不久就克服了认为德国教授是世界的明灯那种妄想。”有一个时期，他也参与了当时流行的对约翰内斯·缪勒的崇拜，称之为德国的修昔底德，但他很快就失掉对他的景仰之心。他不师事任何人，他好批评的精神总是发现可指责的事多于可称颂的事。他广泛地涉猎历史领域，在三十岁后，发表了关于②阿贝拉与贝札的专论。在后一篇论文的序言里，他发出一种启蒙的论调，而这一论调将贯穿他的一生。他声称他的目的是要以历史的教训教育他的同代人抛弃不良的倾向。一两年后，他出版一部关于圣像破坏派的内容丰富的著作，它是近代史学家研究拜占廷世界的最早的尝试之一。1811年，他开始编写他的《世界史》，这是使他成名的两大著作中的第一部。他的原意是要在三小卷内包括整个的历史。第一卷叙述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以认真考证过的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第二版的篇幅大为增加，出版时的书名是《对古代世界历史与文化的考察》。由于罗特克仅仅是一个编纂者，德国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主要是通过施洛塞尔的著作才得以看到正统的古代世界。这本书最后定名为《为德国人民写的世界史》，由他的一个门生把老师的著作编成十九卷，并加入他自己写的关于近代几个世纪的概述。施洛塞尔在写《世界史》的同时，几十年来一直撰写一部重要得多的著①作。1822年，他访问了巴黎的几所图书馆后，写出关于十八世纪的两小卷；后来在1834年再次访问后，他又充实了两卷书的内容。第八卷即最后一卷，直到1860年他逝世的那一年才出版。书中最有价值而又最有趣味的篇幅是记述18世纪法国、德国和英国文化生活的那些部分。他热烈赞扬诸如赖马鲁斯②③④⑤与自然神论派、托玛息斯与莱辛，坎波曼斯与斐波罗尼那样一些勇敢的人。他的政治论述，从西班牙继位战争到拿破仑的失败，质量较差，所用的①韦贝尔（Weber），《F.C.施洛塞尔传》，1876年，包括一篇自传，一篇传记，书信与杂记。格维纳生动的颂词见于格维纳，《自传》，第150—215页，1893年。其后最好的评价是洛伦茨所著《历史科学》，第1—86页，1886年；和迪尔泰的《文集》中卷Ⅺ，第104—164页。——原注②阿贝拉，P.（1079—1142年），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贝札，T.（1519—1615年），法国加尔文派宗教改革家，继加尔文之后为法国及日内瓦新教领袖。——谭注①书名《十八九世纪史》，共八卷，系其代表作，下文《十八世纪》为此书的简称。——谭注②赖马鲁斯是自然神论者，否认基督教的超自然起源论，著有自然教的论文。——译者③托玛息斯，C.（1655—1728年），德意志理性主义哲学家、法学家，反对宗教迫害，第一个不用拉丁语而用德语讲课的教授。——谭注④坎波曼斯，CondedeCampomanes，（1723—1802年），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西班牙政治家、经济学家。——谭注⑤斐波罗尼，原名洪泰恩（Hontheim，J.N.，1701—1790年），天主教神学家，倡导恢复基督教的原始教义，要求各民族教会独立，认为教皇应服从宗教大会决议。他的著作被教廷列为禁书。——谭注\n原始资料也极少。他虽不赞成“哲学家——专制君主”的方法，却赞成他们的目标，但他对国君的态度则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藐视他们。他憎恶地谈到德意志诸小朝廷、凡尔赛和圣彼得堡的粗暴野蛮行为，谈到拿黑森士兵作交易之事。他谴责英国贵族冷酷的自私自利，使人回想起饥饿的爱尔兰人、工厂里的儿童、贫民习艺所里苟延残喘的可怜人。他决心要撕去那些说谎者、野心家与贪婪的人用以掩饰有权有势者的恶行的假面具。他对那群奴颜婢膝的阿谀者的蔑视不亚于对宫廷和显贵的蔑视。根茨被指斥为诡辩家，他为了能坐在大人先生们的筵席上酣饮而说谎。然而，施洛塞尔也不恭维人民群众。他并不相信宪法能够改进社会，他也拿不出什么可提倡的政治制度。他斥责法国大革命的过火行为，正象他曾笔伐雅典和罗马的冲突那样。他拒绝附和对解放战争的颂扬，同时，虽然不为拿破仑辩护，却对拿破仑的某些行为作①②了较好的评论。虽然他尊重各种形式的真实的虔诚，不论塞勒的或斯本纳的，但他认为僧侣是与国君一起施行虐政的共谋者。僧侣主义与蒙昧主义不论出现在何处，他一发现就加以谴责。他责备耶稣会会徒在他们全盛时代的③行为，但他也反对无情地驱逐他们。他常被称为当代的伽图，他的确具有早期罗马人的气质。他所喜欢的作家是但丁，而且他的著作也反映了《地狱篇》的阴森气氛。他是一个18世纪的世界主义者，领会了康德的“定言令式”①（Categoriealimperative），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施洛塞尔不仅在他的著作里，而且也在海得尔堡大学的讲坛上宣讲他的主张。所有目睹者都异口同声地描述听众的规模与热情的情况。他最杰出的门生格维纳留下一段生动的描写。“我终于找到了我久久求之不得的导师。他的讲话同样有力地打动情感与理智。他的演讲充满着美妙的景象，历史的大门为之砰然大开。”但是如此具有独创性的人物，与其说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不如说是一种鼓舞力量。他使他的听众相信历史的崇高使命，却没有教导他们如何成为历史学家。他否认客观历史的可能性，认为没有人能获得对事件内在联系的完全了解，但他也没有作出很大的努力来取得可以得到的知识。他鄙视兰克的研究成果，并轻蔑地谈到档案库的尘埃。象利奥一样，施洛塞尔在生前已失掉他的声望与影响。在他逝世几个月前，他写了《十八世纪》最后一卷的序言，文中他承认自己已不复有力量做告诫并改善同代人的工作。令人可哀的是他一贯墨守他青年时期的原则与方法，而史学研究工作②却已循着其他的名家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斯特劳斯在1858年写道，“施洛塞尔对我抱怨地说，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这样地不重视历史上的道德教训，包括格维纳在内，虽然他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现在他的教室已寂然无人，①塞勒，S.J.M.（1751—1832年），德意志新教神学家、主教。——谭注②斯本纳（Spener，1635—1705年），德意志虔诚主义（Pietism）的创始人。著有神学著作多卷。——译者③伽图（公元前234—149年），古罗马贵族，历任执政官、监察官，又是罗马史学的奠基者，著有《罗马历史源流》，强调历史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谭注①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提出，人出于一种义务而行动才存在道德价值。道德的真髓应当从规律概念引申出来，因为只有理性生物才有按规律的理念而行动，即凭意志而行动的功能。客观的原则这一理念，就其对意志有强制性而言，称作理性的命令，而命令的程式称为令式。有两种令式，一为假言令式，一为定言令式。后者是综合的和先天的，即只能按照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谭注②《通讯集》第397页。——原注\n他的理想也不复被人理睬。他最杰出的门生，也可说他唯一的门生〔格维纳〕，在其老师去世时写的一篇动人的《辩解》中也承认了情况的转变。他写道，关于施洛塞尔，已不再有一致的意见；人们指责他不讲究形式，自以为是和吹毛求疵。第一条指责是正确的，但那几条更严重的指责却产生于对他的目的的误解。他著书的目的主要是教人如何做人，而不是传授知识。格维纳在结论里说，“我有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仅仅做到对别人象他〔施洛塞尔〕对我一样，即此一端，已足以对他的一生给予最高的评价。”施洛塞尔本人对这一自我表白比对他学识的任何称颂会感到更为满意。的确，他可说是一个道德家与政论家而不是一个史学家。然而这个少做研究而又思想狭隘的人，在将近半个世纪中是主要的智慧与道德力量之一，而且长期被认为即使不优越于兰克，也是他的对手。①格维纳的名字和施洛塞尔的名字紧紧相连。两人都智力超群，都要从历史中找到生活的指南。虽然门生也像他的老师那么严肃，但他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道德家。施洛塞尔号召当代人要悔改，而格维纳却召唤他们要行动。老师对个人的良心发出呼吁；而门生是向全民族呼唤。在他的“自传”里，格维纳记下了他在学校时夹杂地阅读历史与文学并写作诗歌与戏曲的情景。在意大利的一年时期，他主要致力于研究佛罗伦萨的历史，尤其是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在他的《佛罗伦萨的史学》中，一大半篇幅，是用以论述《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里是在腐化时代的真正爱国者，为祖国的利益敢冒一切风险：因为他决不是代表他的时代的最阴暗的方面，所以他能够蔑视他的同代人。而且，他是以科学方法处理历史的创始人。格维纳好久以后在其《自传》里写道，“因为我所寻求的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启示，马基雅维里把历史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我不能再遇到更合适的人了。”这本小书赢得施洛塞尔与达尔曼极大的好评，同时，1830年的法国革命增强了他对政治的兴趣。“十五年的反动势力在7月的几天里被消灭这一事实使人相信德国取得政治发展的日子也不远了。但我觉得它必须避免急躁与过早的改变。”他的谨慎态度表现为猛烈攻击别尔内妄图充当政治上的路德，也表现为热情赞扬达尔曼的《政治学》。他笔下的每篇论文都是行动的号角。1837年，他有机会表明他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在他被任为戈丁根大学教授的几个月后，英国王位和汉诺威王位的分离使恩斯特·奥①古斯特登上汉诺威的王位；国王的第一项行动就是撕毁宪法。在这所给王国带来荣誉的大学里表现出比任何其它地方都更为激愤的情绪。有七位名教授，包括格维纳、达尔曼、埃瓦尔德和格林弟兄，联合发表了响亮的抗议，因而他们立刻被剥夺了职位。“戈丁根七君子”的行动是德意志历史上的一个界碑，它标志宪法原则的力量日益增强，同时也标志大学教授作为一股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个勇敢的宣言，使格维纳第一次名闻全德，而喝采①参阅格维纳《自传》，1893年版；兰克：《论文与演说新集》，第567—576页，1888年版；德林格尔；《学院讲稿》，卷Ⅱ，1889年版；策勒：《演讲与论文》卷Ⅱ，德夫勒：《历史思想家格维纳》，1904年版。他和格林弟兄与达尔曼的通讯收在《格林弟兄、达尔曼与格维纳间的通讯集》的第2卷，1886年版。——原注①1837年，在梅特涅反动政策的指使下，英王乔治三世之子奥古斯特继承了汉诺威国王威廉四世的王位。新王即位后立即撕毁了前王颁布的，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代之以推行绝对专制的宪法，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谭注\n声鼓舞了他决心唤醒他同胞的政治自觉心。在他当时写的《历史学》里，他宣称：“生动的生活是一切历史的中心。人类所有的力量集中于行动。”在他所使用的方法中包括他编写德意志诗学史的手法。“我认为这个时代应从事重建公民生活的工作，而这个时代犹在继续写诗。我不久就相信，德意志诗歌的真正伟大的时代业已过去。”而且，文学尚不过是艺术爱好者的尝试，伟大，严肃的作品还有待于问世。一个民族必须集中它的力量。在把第四卷献给达尔曼的题词里，他写道，“你要决定我对这一主题的处理是否成功；因为它一般是从审美观点来讨论的。我们的文学已成为一潭泥沼，充满着如此有毒之物，以致大家渴望有一阵外来的风暴。如果要德国的生活不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必须把那些眼前尚无生活目标的才智之士吸引到国家的实际工作中来。”这部书是一所万神庙，那里已座无虚席，因为最后一名不朽人物是歌德。虽然它的动机是从实际出发的，但《德意志诗学史》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他拒绝应用一直占着优势的审美批评的方法，却力图抓住作者和作品同他们时代的关系。正是这种把文学放在它的历史背景里的尝试，使这部著作成为一个里程碑。而且这本书的早期部份几乎是完全新的。德国第一次有了关于它文学发展的详细论述。雅各布·格林热烈地欢迎它，特别赞扬它的爱国精神。在完成《德意志诗学史》后，格维纳被召到海得尔堡大学，在那里他的讲课吸引了大量听众。如同以往，他的目的是鼓励他的听众要抱有高尚的政治雄心。1847年，他在达尔曼、德洛伊森、豪塞尔及其他几位教授的帮助下创办了《德意志报》，旨在要求成立立宪政府并为德意志的统一作出努力。由于腓特烈·威廉四世拒绝接受帝国皇冠，格维纳转而成为对普鲁士的严厉批评者。现在，他致力于他一生中主要的历史著作，但在进行他的主要工作之前，他写了一卷绪论：《十九世纪历史导论》。这卷绪论是那部巨著的引①子，可单独阅读而无须理会巨著本身。他声称，近三四百年来，尽管有阻碍和曲折，历史是向单一的方向发展着，即从个人自由走向群众自由。近代史是宗教改革所提出的民主思想同中世纪时代的贵族机构与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的斗争史。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个人无足轻重是群众的本能把时代推向前进的。第四等级现在会胜利吗？德意志已具有思想与宗教自由；它等待着政治解放。在他雄辩地称颂民主力量之后，格维纳在巴登被控犯了叛国罪。作者被判监禁；他的著作也被销毁。后来，这一判决虽被撤销，但它已显示宣传民主的危险性。《十九世纪史》的第一卷于1855年出版，附有恭维施洛塞尔的献词。“我这本书将接续你关于18世纪的著作；如果你认为它多少值得作为一部续篇，那么，我喜出望外。我从你学会这样牢固地尊重历史的庄严与伟大，因而只有历史才能使我摆脱情欲、偏私或畏惧。我希望我能表现出一些尊著中贯穿着的那种杰出的清醒思想。”书中的确表现出很多施洛塞尔的影响，但语调则较为平和。著作的若干部分，尤其是关于南美洲的革命和希腊独立战争的诸卷，详细叙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事件。在论述中欧时，他声称：关于一些国际会议的历史是第一次根据可靠文献来叙述的；但今天看来，最有趣味的部分是关于文学与思想动向的概述。他的长处，在于他的视野广阔，在于他解释了在事物外表里面潜行滋长的思想。特赖奇克原是一个并不友好①绪论于1853年译成英文。——原注\n的证人，但他称该书是最富有思想性的史学著作之一。他到处站在反政府派方面——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美洲、中欧都是如此。梅特涅是当代的恶魔，他的政治手腕彻底失败了。根茨是梅特涅的工具，被奥地利收买；他滥用他的大权以加强绝对专制主义。腓特烈·威廉三世免遭同样的谴责只因他的绝对专制是软弱无力的。中欧最光明的地方是南德。他们那个时代的主要造福者不是统治者而是作家。格维纳对19世纪的民主运动怀有深刻的同情，但他对正在开始涌现的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潮流却无动于衷。他一向认为意大利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当德国的统一已在眼前时，他还在要求组成一个联邦。这个人曾鼓吹他的同胞参加政府活动，但他却以冷漠的心情看待德国的统一。他宣称，中德诸邦比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两大国有着多得多的可引以自豪的光荣历史。该书的第八卷，也即最后一卷，叙述到1866年为止；他在书中解释说1864年的战争是因为俾斯麦要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并宣称俾斯麦缺少道德观念。1866年的事件使他感到恼怒；只是1870年的胜利才多少给他带来宽慰。他在色当战役后所写的《德意志诗学史》第五版序言里，声称达尔曼与格林弟兄（他曾把这本书献给这两兄弟）对这如醉如狂的热情不会随声附和的。“我是一个中立者，不属于任何党派，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民主主义者，我和任何邦或任何王族都没有利害关系。我历来主张组织一个联邦，不是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普鲁士霸权。”在他看来，政治自由在任何时候都比民族统一和民族力量宝贵得多。用阿克顿的话来说，他是那些小邦里小城镇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化身。象特赖奇克那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把他看作“几乎不属于任何民族”，也就不足为怪了。《十九世纪史》现在几乎已被人遗忘。在叙述宪政运动的进展时，他吸引了读者，但他对当时正在德国沸腾的民族精神所持的冷淡态度，使他脱离了群众。再者，书中还有妨碍其成功的其它一些缺点。他的文体向来不生动而且后来写得越来越啰嗦。格维纳对他不赞成其政策的那些人，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这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片面性。他终生反对空论家，而他本人却是那一世纪最大的空谈家之一。他曾嘲笑兰克的温和论断，说他想洗澡而不湿身，但格维纳和他老师的好挑剔的作风已经过时。然而，我们可以附和兰克在他的老批评者去世时说的有雅量的话：“最好，大家不要从同一途径来攀登历史科学。”Ⅱ与他的朋友萨维尼不同，兰克的影响很少产自他的讲课。我们有关于兰①克的方法的几种记载，在主要的几个方面非常一致。聚贝尔写道，“当他出现在讲台上时，他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令人吃一惊。长着深色卷曲头发的大脑袋配着矮小的身材；随着思想的活动，他不停地移动身子，做出急躁的手势；演讲有时为了寻找适当的词句而停下来，有时又急流直下，一泻千里；这一切看来是奇怪的，而且几乎是令人厌恶的。但当我们习惯于这些作风后，讲演的丰富多采的内容和绚丽多样的形式把我们吸引得心向神往，而整个讲演①《演讲写论文》1897年版。——原注\n①从头到尾表现出独立的研究和创造性的思想。”吉泽布雷希特记载说，“讲课异常生动活泼，起初使人颇感不安。讲演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讲稿摊在讲课者面前，但他的讲话好似出口成章，而且有时他的讲授内容似乎使他十分激动。讲话速度快慢不一。开始，他慢吞吞地讲，随后，讲得那么快以致难以听清；有时又再度停顿许久，因为讲话者似乎找不到可以表达他幻想的适②当词句。”赫尔曼·格林证实说，“兰克的演讲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紧紧地吸引住我。他使初学者充满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是以老练的政治家的经验来观察事物。他描述每一件事时，说得好似他都曾亲临其境。”对他晚期情况③的两段描述，可使这幅画像更为完整。罗伊斯在1862年曾听过他讲课，他写道，“他的讲话没有多大生气，只有坐在前排才能听到。但有时他也加快速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新书，当场展开有关它的方法与批判的生动活泼的讨论。这时，他布满绉纹的面庞放出异样的光彩，他象年轻人那样打手势；因此，那些用心听讲并具有较高程度因而能得益于他的启示的人，获得了对多次枯燥无味的听讲的充分补偿。”谢迪利埃宣称，“要理解他的演讲，须要极度用心。他的声音低沉而又不清楚，既单调又微弱。但他生动的表情和活泼的姿态都反映出他的兴趣。他是用眼睛来讲话的。”他的授课继续到1871年，到那时他为病魔所困，不得不放弃讲课。兰克并没有在教室中发挥他作为教师的最大的影响。使史学研究方法革命化的著名“学派”是建立在他的书斋之内的。他的“学术讨论班”开始于1833年，参加者是一群学生，其中每个人后来都在广阔的研究领域中赢得了盛名。吉泽布雷希特在他老师去世后写道，“他把我们这些最亲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集聚在他的身旁；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近观察这位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教养、速迅抓住要点的本领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们对他的钦佩。当他成功地揭穿一个虚假的传说时，或者得以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他常常会欣然大笑。正当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于各个较大的学术团体时，我和他结成了亲密的相识，并觉得自己紧紧被他所吸引。当时他正处在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他的一举一动充满着活力与热忱。”聚贝尔在他的纪念演说里补充了其他特征。“‘学术讨论班’是为那些选择史学为其职业的人创设的。他允许自由选择研究课题，但随时愿意提供建议。他对于违反批判原则的过错给予严厉的评判，但措词则婉转。老师鼓励每人按自己的才能发展专长。”“学术讨论班”给它的成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志，因而它无论如何也会影响当世；然而，它还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1834年，兰克建议柏林大学悬赏征求关于亨利一世的论文。魏茨与吉泽布雷希特、科普克与希尔施相竞争，魏茨获得了奖金，但落选者也学会爱好中世纪史。论文的成绩和作者们心中作涌起的热情使兰克想到他的门生们应该进行一些协作研究项目。虽然他自己的研究范围主要在于近代史，他指引他们走向更困难的研究中世纪史的道路。因为施滕策尔已选法兰哥尼亚王朝，劳默尔已选霍亨斯陶芬王朝，①所以他们选择了萨克森王朝。吉泽布雷希特在他关于科普克的纪念短文中写①《演说集》，1887年版。——原注②《德国文化史稿》第38页，1897年版。——原注③《历史评论》，卷31。——原注①“历史手册”，1872年版。——原注\n道，“我们编写《编年史》的日子是难以忘怀的。第一次从事大型创作的诱力，由于一批青年同心协力进行共同的工作而更加提高起来；他们将以此项工作问世，并希望这将给他们无与伦比的老师和他们自己带来荣誉。我们是由魏茨领导，在我们之间产生了亲密的友谊。不久，这个小团体分散了，有的人离开柏林，但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兰克为这部《编②年史》写了序言，该书于1837年开始出版。第一卷是魏茨的经过修改与增补的论亨利一世的得奖论文。科普克与多尼格斯合编了《鄂图大帝》。关于后来的两个鄂图帝的著作由吉泽布雷希特与维尔曼斯担任。这些作者根据全部可得的资料，编写了关于事件的朴素叙述。这些篇幅不大的著作接续施滕③策尔的论著，开始了对中世纪的批判研究。有三个大学者的名字同他们老师的名字永远联结在一起，但在论述他们之前，我们应先看一看那个著名团体的其他几个成员。科普克在论亨利一世的论文比赛里曾获得第二奖。他在柏林大学成为兰克的同事并协助《史料集成》的编纂。他去世时，他年迈的导师伤感他说，由于上帝的恩惠，他得以与这样纯洁的一个人结交一个世代多之久。希尔施也成为柏林大学教授，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的大部时间用于对亨利二世皇帝的极有成效的研究。维尔曼斯对《史料集成》的编纂，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多尼格斯在柏林渡过短暂的教授生活后，供职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列安政府，并放弃历史，改为从事外交。阿道夫·施密特编辑了第一部认真的历史评论集，其中大部刊登他的同窗的投稿。在其他早期受业于“学术讨论班”的弟子中，有尼奇与东①克尔、布克哈特与格奈斯特、罗舍尔与保利。②兰克经常说，他从未见过任何门生怀有象雅费那样强烈的热忱；他是一个波兰籍犹太人，早年就决心研究教皇史，作出不亚于伯默尔对皇帝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1851年他出版了《教皇实录》，记载到英诺森三世的登位，书中包括一万一千件文件、书信和教令，其中很多是从他所发现的手稿里直接抄录下来的。这部书在批判方法方面远远超过伯默尔，而且它对帝国的价值并不次于它对教廷的价值。随后，他投身于《史料集成》的工作，但因为它的进展缓慢，他在晚年致力于独立出版德国史资料手册，它是以伯默尔的《德意志史源》为蓝本的。他的《德国史丛书》共有六卷，每一卷围绕着一③④个人或一个地方——卜尼法斯与希尔得布兰、查理大帝与爱尔琴、科维与⑤巴姆贝格。由于附有导论和摘要并包括很多新资料，它们有助于根据原始资②此书全名为《萨克森朝德意志编年史》，共六卷，1837—1840年，兰克主编。——谭注③本文所指的是他的代表作《法兰哥尼亚朝德意志史》。——谭注①兰克的《生活杂记》，1890年版和《新通讯集》，1949年版包括许多他同门生们的通信。在下列一文里包括有意义的资料：《若干门生论兰克的通信》，《历史杂志》，卷107。——原注②参阅多费的论文，见《全德名人传记集》，重印于《选集》，1898年版。——原注③即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位：1294—1303年），与法王腓力四世争夺政治权力，颁布敕令，宣称教皇为教俗两界的最高权威。——谭注④爱尔琴（753—804年），英国主教、学者。曾任查理大帝顾问、宫廷教师，对促进法兰克文化教育与教会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大。——谭注⑤科维，在威斯特发利亚境内，以其圣本笃教派寺院及所属大图书馆闻名，是萨克森教会与古典研究的中心之一。巴姆贝格，在巴伐利亚境内，11世纪以来为教会中心。有博物馆、教皇亨利二世陵墓及文艺复兴时代建筑。——谭注\n料研究中世纪。他在五十一岁时自杀，使德国学术界丧失了一个最出色的人才。①在兰克的门生中，有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列安。在戈丁根大学听过黑伦与达尔曼的讲课之后，这位亲王转到柏林大学，在那里开始了他和兰克的终生亲密友谊，这一友谊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兰克在九十岁时回顾他的王族友人说，虽然他在性格和教养的幅度方面比不上腓特烈·威廉四世，但他非常善于思考。他逝世后兰克写道，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门生、最热心的读者、最仁厚的赞助者。虽然我们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我们之间从来未曾有过阴影。”他们的通讯洋溢着爱慕之情和思想上的共鸣。1845年，这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写道，“我不仅读过而且研究过你关于宗教改革的著作。”他们的通讯涉及国内和国际政治，同时也包括学术问题。1848年，当路德维希一世的退位使马克西米列安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决心要利用他同这位德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友谊；他将为历史学做出他父亲曾经为艺术所做过的事情。他于1853年写道，“我真诚期望把你请到慕尼黑来。我的目的是要建立新史学方法并在巴伐利亚创设一所象北德意志那样的历史学院。”这封信上的签名是“你的老门生”。兰克不愿离开柏林，但在下一年他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了那位国王，并以《近代史的各个时期》为题讲学，这些讲稿在兰克去世后出版。这位国王认识到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须从国外聘请学者。既然请不到兰克，他就依从兰克的意见请了聚贝尔，不久，科内利乌斯和吉泽布雷希①特也接踵而来。下一步是设立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历史委员会，兰克任会长，聚贝尔任秘书。历史委员会虽然冠以巴伐利亚的名称并由巴伐利亚提供经费，但它成为所有讲德语的历史学家的公共研究场所；它为促进德国的历史研究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它机构都多。历史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实际上是由兰克选择的，在它的年会上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主要历史学家齐集一堂。它的出版物中有，《德国名人词典》、《科学史》、《德国城市编年史》（卡尔·黑格尔的名字和这部书紧紧联系在一起）、《中世纪帝国编年史》，以及《帝国议会决议录》（这部书使尤利乌斯·魏茨泽克赢得了长远的声誉）更具有地方意义的是16和17世纪时期的维特斯巴赫家族的通讯集。这个重担大部分落在兰克的门生肩上，他们还担负了《历史杂志》的主要工作，该杂志于1859年创刊，由聚贝尔担任主编。国王在1866年逝世之前已高兴地知道自己的理想业已全部实现。这一事业的创议，应归功于国王；但使其得以实现，则是他敬爱的老师的功绩。当兰克的子孙环坐在他的周围时，他常常说，“我另有一个更老的家庭，那就是我的门生和门生的门生。”他的儿子谈到，他对聚贝尔的《法国大革命》比对自己的任何著作都感到骄傲。1877年，他在写给吉泽布雷希特的信里说，“魏茨、聚贝尔和你三个人使我作为教师感到无上的荣誉。”他最老，①参阅多费：《兰克与聚贝尔同国王马克西米列安的关系》，见《选集》，1898年版；和兰克的纪念演说，《论文与演说新集》，第507—516页，1888年版。他们的一部分通讯刊入《德国评论》，1904年版。——原注①参阅聚贝尔与吉泽布雷希特，《历史委员会，1858—1883年》，1883年版；和莫里茨·里特尔的论文，见《历史杂志》，卷103。——原注\n②最杰出的门生是魏茨。在学校时，魏茨贪婪地阅读尼布尔著作的修订版，出一卷读一卷。“我从他〔尼布尔〕那里学到了爱好宪政史，于是与他争胜就成为我的最高目标。”他在基尔大学学习法律，而且象蒙森一样，从法律转学历史。他于1833年二十岁时进入柏林大学。入学后，他听萨维尼的讲课，但不久他发现兰克的“学术讨论班”才是真正适合于他的专业。在半个世纪后，聚贝尔写道，“我在兰克周围的那群人中遇到了他，至今还记得他卓越的知识和犀利的批评给我留下如何深刻的印象；同时，他的友好态度使人感到与他相交是一件快事。认真负责一向是他的主要特征。”魏茨赢得了那项竞争剧烈的论亨利一世的征文奖金，而且除了兰克本人之外，他是《萨克森编年史》的最主要的编纂者。在《编年史》里，本来要加上一系列关于资料的批判研究，但只出版了一卷。兰克在“学术讨论班”上指出，《科维编年①史》无甚价值，而魏茨和希尔施证明了它是杜撰的。这是他首次的重要发现。当编纂《史料集成》需要助手的时候，兰克推荐了魏茨。通过抄写与校对许多档案库内的手稿，他所编写的版本在价值上超过了他的师长佩茨的版本。他丰富的成果可见于他为学会刊物所写的稿件中。魏茨把终生献给这项工作，他的写作生活以此开始，并以此告终；他的名字除佩茨本人外，比任何其它学者都更加紧密地同这部著作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导师看到他突飞猛进，欣喜欲狂。兰克于1838年写道，“你大踏步前进使我感到非常快乐并对你十分赞许。你正在走着巴吕兹与马比荣的道路。”后来他又写道，“我有助于指引象你那样有才能的人去研究历史，这可以在我的传记中算作我的一功。”1842年魏茨被聘到塞尔大学后，开始了他生活中的下一章，他在那里着手他一生中的主要工作。《德意志法制史》的第一卷于1844年出版，它当然是献给兰克的。献词中说，“这本书标志着我对那一时期的充满感激的回忆，那时候你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这本书也是我对你的感情与敬爱的一个证明。”第二版于1865年刊行，再次附有献词。“这是感激并敬爱你的许多门生之一献给你的礼物，你教给了我们严格的史学研究和深入探究各个时代与各个民族的生活的方法。”第三版刊行于1879年，又一次表达了作者对他八十多岁的老师的无限感激之情。第一卷叙述早期日耳曼民族的起源、风俗与制度，直到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为止，它大体上是对塔西佗著作的评注，塔西佗的叙述被认为是完全可靠的。魏茨高度评价日耳曼人与他们的文明，考察了他们的家族、遗产、偿命金、阶级、政治制度和军队，他充分利用了格林的《古法律》和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宣称，群众大会曾是日耳曼国家生活的中心。君主制，除了单纯作为军事领导外，也存在过，虽然它并不普通。当有人指责他的描写模糊不清时，他回答道，他所说的不能超过他在资料中所找到的东西。“我们不能重建〔日耳曼人〕过去的全部生活，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主要是从外国人和后来的发展得来的，但它总的性质可以确定无误。”这部著作立即被公认为权威性作品。魏茨是第一个掌握了②参阅伊·魏茨的《格奥尔格·魏茨》，1913年版。最好的评传见于克鲁克洪所著《演讲与论文》，1894年版；瓦滕巴赫的《柏林科学院论文集》1886年版；聚贝尔的《演讲与论文》，1897年版；弗伦斯道夫的《全德名人传记集》。一篇简短的自传刊入他的小著《德皇》的卷首，1862年版。——原注①《科维编年史》，传为圣本笃教派修士所编，记648—1148年之事，收入《日耳曼史料集成》。——谭注\n全部的大量资料并按照其他条顿族的经验来解释它们的人。然而，这本书并不是没有受到批评。聚贝尔对他关于国王的见解提出挑战，宣称早期日耳曼社会不知何为君主，君主制是后来从罗马那边传过来的。魏茨对此给予了详尽的答复，并且在世时就看到自己关于国王产生于日耳曼而不是传自罗马的见解得到公认。一个世代以后，菲斯泰尔·德·古朗治对他进行了全面抨击，他否定魏茨所描述的日耳曼民族的高度文明。第二卷叙述墨洛温王朝制度，他声称这些制度是纯粹来自日耳曼的。第三、四卷包括卡洛林王朝时代，第五到第八卷专讲萨克森与法兰哥尼亚两王朝，叙述到12世纪为止。如果说这部著作的后半部在趣味性与价值方面不及前半部，那也很难怪罪这位历史学家。从卡洛林王朝到霍亨斯陶芬王朝这一期间，日耳曼法律的历史几乎是一个空白，而魏茨的功绩正是在于最先绘出了全景。这项工作的价值得到了承认，虽然索姆和其他一些称赞者也暗示说这部著作与其说是法制史，不如说是资料汇编。前四卷曾由作者彻底修订，后四卷却等到他死后才由他的门生修订。《法制史》使得有可能重建中世纪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但它自然是不合乎外行人的胃口。魏茨缺少斯达布斯那种易读而有时讨人喜爱的文学技巧。他也没有象那位牛津大学教授〔斯达布斯〕那样，把自己的资料编写成一部广泛地叙述民族发展的史书。而且，他的著作在篇幅上虽然比与它相应的英国作品〔斯达布斯《英国宪政史》〕长两倍，但它所论述的时期却要短得多。它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一系列的长篇论文。虽然它不受公众欢迎，却充分满足了科学的需要。它替代了艾希①霍恩的早期中世纪史，甚至在布伦纳的著作问世后，它仍然是研究条顿制度者常常需要参考的书。魏茨对于他出身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命运深感关心，而且由于丹麦的侵犯，他积极参与了政治活动。他在荷尔斯泰因等级会议里是基尔大学的代表。他帮助德洛伊森搜集资料来为两公国的历史权利进行辩护，因而他于1848年被驱逐出基尔。在法兰克福，他同达尔曼和德洛伊森一起工作，分享他们的希望，分担他们的失望。他离开基尔后仍旧关心两公国并着手编写①它们的历史。他的两卷著作把历史叙述到1660年。他以“致雅各布·格林的信”作为该书序言，信中写道，“在我离开基尔时，我想写这本书将把我和这个地方紧紧连在一起。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对德意志祖国的前途绝不应感到失望。”这本书未曾写完，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研究全部档案。正是在做这件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了他后来在编写关于武伦韦伯的专著时所使用的资料。他在许多档案馆进行的研究使他能够重述16世纪汉萨同盟多方面的活动，重现这个吕贝克市长的生动形象，并阐明欧洲外交史上奇特的一章。《武伦韦伯传》是他著作中最生动的一本书，也是把人物放在突出地位的唯一一本书。魏茨从基尔被逐出后，接受了戈丁根大学的聘请。他的讲课范围很广，因而史学家之外，法学家也来听讲。克鲁克洪写道，“他有完整的讲稿，他更多地注视讲稿而不注视听众，但讲课既不缺少生气也不缺少姿势。他讲得这样缓慢而又清楚，以致几乎可以记下每一句话，而我们也不肯漏掉一个字。①布伦纳，H.（1840—1915年），德国法制史家，其代表作名《德意志法权史》，即本文所指的著作。——谭注①书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史》，共二卷，1851—1852年。——谭注\n他的听众不多，但包括最优秀的人才。”在二十五年中，有无数中世纪史学家来到戈丁根，接受到科学的教诲。他运用了他在柏林大学学到的方法，兰①克说，“你的门生就是我的门生”是有其道理的。加布里尔·莫诺于1868年曾参加过魏茨所设的著名的“学术讨论班”，他最为生动地描绘了这个讨论班的情景。当这个好学的年轻法国人表示感谢魏茨的著作时，魏茨回答道，他的最好和最成功的作品，乃是他的门生。“我的著作将被他书所代并被遗忘，但这些著作会有助于培养写出更好的书的学者。”在莫诺看来，他的巨大影响主要产自他的道德品质。显然，他的愿望是既要造就，也要培植人。有些批评者曾抱怨说，他从未鼓励他的学生提高到超越对资料进行技术性研究的水平；但他知道，艺术感和哲理的领会是不能传授的。他的影响毫无疑问导致对细节的崇拜，莫诺承认，有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对极微小的事情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魏茨虽然倾向于深入而非广泛的研究，但是，一大批力求准确的研究工作者给中世纪史的研究带来了莫大的好处。除了他的教授职务、无休止地撰写《法制史》和不断协助《史料集成》②的编辑以外，魏茨还做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工作。他建议历史委员会创立的《德国史研究》杂志，在他的指导下办了二十五年之久，而且几乎每一期都有他亲自撰写的稿子。他出版过一本根据他的讲稿编成的政治学，还写过一本皇帝论，从查理大帝论到马克西米利安。他增订了自己年轻时写的论亨利一世的著作。他又增补了达尔曼的德国史著作目录。他参与了历史委员会的指导工作，并给与汉萨历史学会以有力的帮助。随着兰克逐渐退出积极的工作，戈丁根大学接替了柏林大学的地位。魏茨很喜欢接纳了他的这所大学，1875年，他只是勉强地接受了担任《史料集成》主编的聘请，他为此书已工作四十年之久。这全国性的伟大事业，现在获得充分的资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重操青年时期的旧业，访问外国档案馆以搜寻手稿，并且在日记中重新记下自己的经验。蒙森·西克尔及其他著名学者都给与支援，这位主编①还得到许多旧门生的帮助。在他死后，他的编辑方针遭到奥托卡尔·洛伦茨的尖锐攻击，后者指责说，他出版了没有价值的资料并过多取材于外国作家，而且，这部著作整个说来缺少编年上和地理上的顺序。书中一两部分应否删去，是可以争辩的，但魏茨的十年经营，显然是一段有贤明领导的时期。在欢迎他回到柏林的人士中，有他年迈的导师。兰克再三表示对他最杰出的门生的欣佩与喜爱。1865年他写道，“我的主要快乐在于象你这样的人，以你的友谊来报答在青年时期也许从我那里得到的鼓励。”他于1884年写道，“我们静悄悄地开始的事业，现在已成长为一棵大树，空中飞鸟在树上筑巢。当时我就告诉魏茨说，在我看来，他注定要成为德意志的穆拉托里。”师徒两人同日逝世，前者享年九十岁，后者享年七十三岁。一位改造了近代史的研究，另一位改造了中世纪史的研究。兰克的著作，传诵于全世界，而魏茨的著作是为学者编写的，所以只有学者才能估量他的成就有多么巨大。②兰克的第二个世界闻名的门生，是吉泽布雷希特。他关于鄂图二世的早①见《画像与遗著》，1897年版。——原注②参阅施泰因多夫，《书目纲要》，1886年版。——原注①《德国史料集》第Ⅱ卷序言，第三版，1887年。魏兰德替魏茨辩护，见《历史杂志》，卷58。——原注②参阅里茨勒；《纪念演说》，1891年版；海格尔（Heigel）；《新历史论文》，1892年版；聚贝尔；《演讲与论文》，1897年版。阿克顿的简评（从《英国历史评论》转载于《历史论文与研究》，1907年版）是\n年专著，是《萨克森年代纪》中最好的作品之一。这位皇帝的伟大的父亲和①杰出的儿子使他本人黯然失色，因此他被当代和近代史学家所忽略。一年后，吉泽布雷希特又完成一项具有高度批判成就的工作。当时，亨利三世时代的编年史通过15、16世纪的作家已部分地为人所知。他从这些材料出发，着手重建那失去了的编年史；过了一个世代后，《阿尔塔恩塞斯年代纪》的阿文丁抄本的发现，证实了他的研究工作是何等正确。这个年轻学者因获得一项补助金得以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渡过三年，他利用这段时间来为他已决意进行的编写中世纪帝国史的工作搜集资料。他从兰克学到批判技艺的秘诀，但他还具有为其终身事业所需的其他条件。他成长的年代对法国的占领和解放战争的记忆犹新。正如他的老师，他从来未曾接受他青年时期的自由思想与立宪运动的影响；他不喜欢法国，因为它是革命污染的源泉。他亲眼看见1848年的柏林暴动，这又加强了他的保守倾向。他认为要争取更美好的未来，就必须回到过去的崇高思想——一个强大的帝国、一个有力的教会、一个敬畏上帝的民族。他写道，“我从少年时期起就怀着一个信念，认为德意志民族只有通过更密切的团结，才能恢复它在世界上已失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毫不畏缩地表明这一信念，并在我力所能及的一切范围内拥护这一信念，我的书就是产自这个信念的。”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他于1855年出版了《德意志皇朝时代史》第一卷。他说明，他之所以制造“皇朝时代”这个词，是要用以表明皇帝控制西欧命运的时期，日耳曼部族成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德意志达到它历史上最高峰的时期。国家曾如此严重地遭受并仍在遭受分裂的灾难，以致所有德意志人都热烈希望恢复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尽管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愿望尚有分歧。也许研究这个辽远的时代，可能有助于取得一致意见——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巍峨的寺院、古城的墙垣、苔藓覆盖的城堡以及古代传说和歌谣。近代思想已这样地异于古代，以致很难认为古人和我们具有同样的血肉之躯。“我要在科学与民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我愿意人们根据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来衡量我。”他最初的计划是只作简明的叙述，不加注释或引证；但后来因书中包括很多新东西，他觉得有责任来满足学生们的正当要求。然而，他希望学校的教师和他们最好的学生将阅读它。他们应该懂得他们祖先的基督教的英勇品德怎样曾一度创造过伟大的事业。“历史教导我们，灵魂重于肉体。德意志历史科学是照耀我们的道路的火炬，它既向后也向前放射它的光芒。”这部著作是献给腓特烈·威廉四世的，这位基督教国王象作者本人一样地热爱中世纪。这位历史家原打算用三卷篇幅把历史叙述到霍亨斯陶芬王朝末期；但由于这部书获得显著成功而变更了计划。三十四年后当作者去世时，他还只叙①述到“红胡子”统治时代。这部著作虽未完成，却贯穿三百年的时期，内容充满着事件与稗史。叙述以简述卡洛林王朝作为开端，到萨克森王朝时代，才扩大了范围。该书的中间部分是描写亨利四世与希尔德布兰德之间的不平一篇杰作。——原注①鄂图二世（在位：973—983年），父为鄂图大帝，子鄂图三世（在位983—1102年）。幼年受有良好教育，一生中两征意大利，另立与皇帝合作者为教皇。后定居罗马致力于恢复这一名城的古文化遗产。——谭注①第六卷由西姆宗继续叙述到“红胡子”的死亡，于1895年出版。——原注\n凡的斗争，而结尾诸卷则突出“红胡子”的宏伟形像。这整个时代被描绘成为具有英雄气质与虏诚精神的时代。他以一种神秘的热情来谈论伟大的帝王们。他描绘的图景色采鲜艳，表现出炽热的民族自豪感。他宣称，“帝国使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民族。在10世纪，‘德意志’这名词，还是罕见的，到了11世纪，它已颇为普遍；它表示着强大的民族，决定命运的民族，诸民族之首的民族。”吉泽布雷希特在他为兰克写的悼词中说，兰克由于缺少道德情感而降低了自己的声望。“历史著作的大多数读者，不仅寻求知识而且也寻求在道德上得到鼓励。”《皇朝时代》一书对沮丧的一代人大量提供了这种兴奋剂。这是一篇史诗，是以史诗的气概来叙述的。他说他的老师是描绘情景的能手，但不是一个大叙事家。对他自己的成就的论断，与此恰巧相反。他作为叙述家是最杰出的。兰克在他1884年的札记：《老门生》里宣称：吉泽布雷希特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知道怎样用半个世纪以前那种古老的风格写作。在兰克的三大门生中，只有他是词章家。魏茨缺少文学才华。聚贝尔的散文虽然清晰有力，但不够优雅动人。如果说这部书以强烈的道德感与华丽的笔调吸引了公众，那么，它的深湛学识赢得了范围较小却更有批判力的读者的喝采。他作为批评家的名声已得到确认并远为传播。伯默尔称赞他为最可靠的中世纪史学家。阿克顿宣称，“他的注解是在近代著作中所能找到的最深入而有教益的资料讨论。”的确，对专家来说，这些注解比正文更为宝贵。就吉泽布雷希特而言，批判方法是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科学。甚至舍费尔—博伊科斯特也为之感动，他告诉正为《年鉴》编写“红胡子”事略的西蒙斯费尔德说，他无需从事此事，因为有吉泽布雷希特的著作就已足够了。吉泽布雷希特虽是帝国的拥护者，但对教廷也真心仰慕。他描写事件，但对事件背后的思想却很少加以论断。他的著作，在北德和南德的新旧教徒之间，都受到欢迎而为他们所爱读。聚贝尔是唯一发出不调和音调的人。1859年，他以《关于皇朝时代的叙①述》为题，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发表演说；在那里他赞颂这部书的技巧和文采、它炽热的宗教感情和真诚的爱国心，但对它的主题提出了挑战。吉泽布雷希特相信，帝国既是民族性的，又是有益的，而在聚贝尔看来，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宣称，对旧帝国的尊崇是很近期的事情。劳默尔以美学而不是史学的精神描绘了它。“每一个庄严辉煌的人物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得到描述，但他从来不探索他们对国家造成什么损害或作出什么贡献。”吉泽布雷希特在知识与技巧上远远超过他的前辈，但他未曾用原则来检验他的论题。假如他这样做了，他就会发现皇帝们由于自己的世界主义曾严重地损害了德意志民族，而他们的真正政策却是要建立一种团结而又有力的民族生活。他把猎禽者亨利和亨利六世对比；前者是“德意志民族的第一位国王、德意志王国的创建人、在我国历史的广阔天空中最亮的明星”，而后者则站②立在令人眩晕的高峰上向各方伸出征服之手。这项尖锐的批评激起了答辩；不是由吉泽布雷希特本人，他历来避免争①②论，而是由菲克尔。菲克尔指责聚贝尔把当代的概念与争论硬套到一个辽①1859年出版，从来没有再版。——原注②亨利六世，（1165—1197年）在位时多次对外用兵，征服西西里，在临死之前还计划组织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谭注①参阅《同聚贝尔的争论》；见容格（Jung）出色的《菲克尔传》第13章，1907年版。——原注\n远的时代。那时还不知道何为民族主义，当时的趋势是世界主义。鄂图帝国既不是一个世界帝国，也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从那个时代自然地成长起来的。帝国灭亡后，意大利受苦最深，所以但丁渴望它的恢复。帝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它建立在不可靠的原则上，而是因为西西里破坏了德意志的君主地位。假如没有帝国，德意志早就会支离破碎了。菲克尔依靠深湛的学识编写的小书有力地辩护了吉泽布雷希特概念的要点。聚贝尔也写了一本小书《德意志民族与帝国》来答复这项指责；他申称他对政策的考证是根据它们是否符合德意志的利益。查理大帝的中央集权帝国不利于年轻的各种族，因为它们需要自由行动。亨利一世是一个民族的君主，没有建立帝国的意图。帝国的第二个缔造者鄂图大帝，以罗马和基督教为由，重新提出统治基督教世界的要求。帝国在13世纪灭亡是德意志民族的幸福。这本书在结尾部分反驳了菲克尔关于19世纪奥地利代表中世纪帝国这个论点。奥地利纯粹是僧侣主义的王朝；它从未关心过德意志的幸福，而普鲁士才是德意志的真正领导者。在这场学术论战中，魏茨采取了中间立场。反对奥地利的争论，已使问题超出了历史讨论的平静范围，但从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个不同而更有理由的指责。在一本强有力的小册子里，一个斯拉①夫学者对于把德意志种族理想化提出了异议。在一本民族主义著作里，颂扬种族与它的历史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在这里，已超出了一切界限。作者的篇幅里充满着关于德意志人爱好自由、德意志人忠诚与德意志人办事彻底的种种引证。“我们的种族为了自己的荣誉并为人类的幸福，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它是一个“受命于上帝”的强国，负有世界范围的历史使命。作者有两个道德标准，一个为德意志人，另一个则为其余的人类。作者声称，德意志的统治曾提高了意大利的道德标准，尽管他的书中记载了德意志军队对意大利的可怕的蹂躏。批评者指出，这部书充满着矛盾。既说德意志人体现了各种美德，又说那些世纪是黑暗而又血腥的。吉泽布雷希特的帝国崇拜和对本民族的自豪有助于使得他的著作产生政治与道德上的影响，这正是他原来所期望的。他宣称，历史学一向追随公共生活中的巨大冲力。“现在我们的公共生活更为民族化，因为我们都更多地意识到民族性。当一个德意志国家使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时，民族将首次显出它的全部力量。”1871年，当圆满地完成了统一大业时，这位历史家承认了旧帝国既未能使国家免于分裂也未能使德意志领土免遭侵犯。新帝国所采取的形式优于他所颂扬的旧帝国，这是极大的幸运。1878年兰克写给他的老门生的信里说，“你的大著使我非常喜悦与满意。你把批判精神与热情的，诗意的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你的表述方式，既雄壮又朴实。这是一部植根于那个时代和那时的活动的著作。”但正因为它构成与那个时代如此紧密相联的一部分，新的时代就把它抛在后面了。我们已渡过了浪漫主义时代，那个时代对吉泽布雷希特的强烈影响几乎不亚于对劳默尔的影响。金碧辉煌的光曦已退色为普通的白日之光。他的著作是对行动的记录而不是对问题的研究。立宪、经济与文化方面几乎完全被忽视。然而，这部著作的真才实学使它得免于象浪漫主义与爱国主义学派的几乎所有著作那样被人完全遗②菲克尔，C.J.（1826—1902年），奥地利法制史家、考据家。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支持吉泽布雷希特的观点，写有《德意志王国与帝国》等小册子。——谭注①勒伯尔，《论吉泽布雷希特的史学倾向》，布拉格，1868年版。——原注\n忘。如同麦考莱，吉泽布雷希特成功地实现了要写出为公众所喜读的一部书这个宏愿；但不同于麦考莱的是，他还获得学者们的普遍信任。当聚贝尔的好斗脾气使他不可能留在慕尼黑的时候，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写信给吉泽布雷希特说，“我把促进历史研究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你的身上。”他于1862年到达那里；他的前任者失败了，他却获得成功。正象兰克在1863年所描写的那样，他证明自己是“一个纯洁，忠厚，有深厚教养而可靠的人，和善但不是没有原则。”他是历史委员会的最初成员之一；他到达慕尼黑后，就任委员会秘书。当会长兰克由于衰老而不能出席年会时，他就代表会长，以不屈不挠的毅力执行了双重职务。兰克死后，他谦逊地拒绝继任会长，于是这项职务转给聚贝尔。1874年，他恢复了黑伦与乌克特所开始的历史丛书。当魏茨接管史料集成工作时，他参加了它的编审委员会。他的学术工作和屡次改订早期著作妨碍了续写《皇朝时代》工作的进展，但这部著作的质量没有降低，关于“红胡子”统治时代的叙述是该书最完善的部分之一。他在历史学家中的地位得到阿克顿的评定。“他从来没有象兰克与蒙森那样，成为欧洲的古典作家。他既不象魏茨那样是一个学派的首领，也不象聚贝尔那样是一个党①派的领袖。鲍尔的弟子对于宗教教义的发展，里希特的弟子对于教会制度②都比他知道得多。索姆和吉尔克在政治与法律方面比他高出一头，菲克尔和③德尼弗尔都是更为有力的创始者。他没有权威来谈论关于克洛维以前或曼弗④雷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来请他解释民法、大学的兴起、阿贝拉德的⑤哲学或西多的重要性。他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但这正是他优点的一部分。他为了专攻一个时代和编写一部书，花费了漫长的一生。但是在所有研究中世纪的他的同行中，没有一个人比他享有更大的名声并得到信任，也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如此广泛地被传诵。《皇朝时代》是最接近于《罗马史》和《宗教改革时代》的中世纪史著作。”⑥在兰克的三大门生中，聚贝尔最年轻而又最出色。他的一生注定与魏茨和吉泽布雷希特的安静命运大不相同。兰克曾竭力使历史研究脱离政治；相反，聚贝尔用其全力来恢复两者之间的联系。他只是在早期才可以算作是兰克学派的一个成员。他出生于莱茵地区，成长在比北德意志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自由的气氛中；但是那些在天主教徒的汪洋大海中显得寥寥无几的新教徒，却把普鲁士当作他们的保护者。这样，这个民族自由派的未来代言人在家乡时已学到他后来事业的两项主导原则——立宪主义与普鲁士霸权。象魏茨那样，他在读书时期就钻研尼布尔的《罗马史》，并已知道爱慕伯克，“他始终影响我的政治方向。”1834年，在年仅十七岁时，他到达柏林，并立即被准许参加兰克的“学术讨论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对他这位无与伦比的导师表示感激。1867年他说，“你指给我走向科学之路，你一直是我的典范。①鲍尔，见本书第二十五章。里希特，K.（1854—1869年），德国牧师，神学教授。——谭注②索姆，R.G.（1814—1892年），德国法学家。吉尔克，O.F.（1814—1921年），德国法学家，政治思想史家。——谭注③德尼弗尔，H.S.（1844—1905年），奥国中世纪史家。——谭注④曼弗雷德，西西里王（1258—1266年），属奎伯林派，被教皇逐出教会。——谭注⑤西多，在法国东部，第戎以南，有始建于1098年的修道院，并形成了西多教团。——谭注⑥参阅前面的法伦特拉普撰写的传记，载在聚贝尔《演讲与论文》，1897年版。——原注\n我所想望者莫过于我的名字得以侪列于你的众多门生之中。”聚贝尔未曾参加编写萨克森编年史的工作，但他由于导师的提示而写的关于乔丹斯的博士论文，赢得了魏茨的嘉许，并在后辈中获得蒙森的赞扬。在其博士考试时所主张的论点中有：民族的命运是依靠个人而不是依靠制度；编写历史而“没有愤怒与热情”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这样，他已开始显示出他的独立见解，后来这导致他远离他青年时期的立场。巴伊欧说得好，“兰克为聚贝尔打开了科学神庙的大门，但他在庙内则自寻道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根据他导师的提示所取得的成果。后者曾指出蒂尔的威廉①与亚琛的亚尔培是危险的领路人。根据这一暗示，他着手检视整个有关资料②并编写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兰克称赞这本书为十分可嘉的成就，并③声称自己以有这样的一个好学生而骄傲。聚贝尔打破很多传说，使隐士彼得④与布莱的戈弗雷的形象黯然失色，并根据最权威的材料编写了一部简洁明瞭的书。虔诚的赫夫勒抱怨说，他用解剖刀来解剖编年史家。在库格勒与勒里①希特的作品问世之前，这部著作一直是关于这一欧洲大事件的标准叙述。——作为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的著作，这本书的寿命是够长的了。当时，聚贝尔是波恩大学的讲师，他讲授“民族大移动”，不久就沉浸于日耳曼早期制度的研究。《德意志君主制的起源》在1844年出版；它所包括的范围，有一部分相当于同一年出版的魏茨著作的第一卷，但得出的结论则很不相同。聚贝尔宣称，民族大移动，只有在日耳曼人是半游牧民族的情况下，才可以理解。部族组织不能够产生真正的国家生活，这种生活是在罗马文化有益的影响下兴起的。君主制是日耳曼人从罗马文明得来的最大遗产之一。利奥原来也强调在日耳曼人政治发展中的罗马影响，所以大为称赞；但魏茨认为聚贝尔的观点降低了日耳曼人的地位，否定了他的罗马影响与部族组织的理论。中世纪未曾迷住聚贝尔，在《德意志君主制》出版的那一年，他开始了同罗马教会的许多争论中的第一个回合。那时有数量庞大的朝圣者，估计达一百万人，到特里尔去瞻仰“圣袍”。这个年轻讲师对此感到厌恶，于是在一个同僚的帮助下，很快搜集了资料，写出一本小书，书中宣称他找到了二十件其他圣袍的线索。小书售出几千本，他又加上了续篇以答复天主教方面的批评。虽然作者申明他们所攻击的不是罗马教会而是一件假圣品。但天主教徒从来没有宽恕他，而聚贝尔也更加坚信天主教是蒙昧主义的堡垒。这个新教斗士获得了酬报，他被召到马尔堡大学担任他的第一任教授职位。他所担任的课程是近代世界史与1815年以来的德国史，这些讲课增加了他对当代问题的兴趣，而黑森选侯的腐败统治引起了他的愤慨。1848年发生的事件完成了他从中世纪史转到研究近代史的过程，并导致他对法国革命的研究。此后，聚贝尔在学术上不再追随兰克，从此聚贝尔的生活与普鲁士学派的命运①蒂尔的威廉（约1130—1193年），法国蒂尔城大主教、编年史家，著有1095—1184年间的圣地大事记。亚琛的亚尔培（约1060—1120年），德意志编年史家，撰有有关十字军的编年史十二卷。——谭注②此书出版于1841年。——谭注③隐士彼得（约1050—1115年），法国教士，第一次十字军时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谭注④布莱的戈弗雷（约1061—1100年），第一次十字军领袖。史称其能征善战，击败苏丹，收复圣城，被选为王。——谭注①库格勒著有《十字军史》，1880年，勒里希特著有《十字军史纲》，1898年。——谭注\n结合在一起。\n第八章普鲁士学派兰克在政治停滞时期，即“解放战争”和1848年革命之间的时期，开始他的事业并建立了他的学派；但到了19世纪中期，要想对当时火热般的问题保持超脱态度，已成为不可能。在形成德意志帝国的事业中，相当大的责任落到了一群教授的肩上；他们以口头和笔杆来宣传民族主义的信条，来颂扬霍亨索伦王朝。Ⅰ①普鲁士学派精神上的创始人是达尔曼。法军入侵时，他义愤填膺，随同②那个切齿痛恨拿破仑的克莱斯特，在战役开始后，越过德意志到达阿斯珀思，投入奥地利军队。他虽然从未听过一次历史课，却于1812年被基尔大学①聘请任教授职位。他的第一件出版物，是关于文法家萨克索著作的研究，在这里他应用了他在哈勒时从沃尔夫学到的批判方法。斯堪底那维亚学者集团，因为他推翻了他们的偶像而恼怒，但斯泰因对此却颇为欣赏，因而请他帮助编辑《史料集成》。达尔曼同意了，但在为该书写了几篇短稿之后即退出，理由是：有些反动的邦联议会成员参予了这项事业。他中年时期开始编②写一部丹麦史。他喜爱研究条顿族的古老习俗和制度，象弗里曼那样，他从邦里找寻自由的痕迹，而自由是他生活的指导原则。这部叙述到宗教改革时期的著作，富于同情、学识和魄力，为他赢得了在欧洲学者当中的受人尊敬的声望。然而，他在普鲁士学派的范围里取得一席地位，不是为了他是一个历史家，而是为了他是一个政治导师。他很早就得出结论：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政体。他在1835年出版的政治学论著中把他的要求具体化了。1837年，当他参加那项反对汉诺威国王行动的轰动一时的抗议时，他的忠诚经受了考验。在被逐出戈丁根后，他避难于波恩，在那里，他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他③的英国与法国革命史是毫不隐讳地政治性的，他指出攻击或拒绝接受宪法将引起的后果，作为对统治者的警告。1848年，他再一次出头露面，为取得一个在普鲁士统治下的自由帝国而奋勇斗争。在遭受痛苦的失望后，他放弃了写作，他继续教导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原则。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异口同声地证明他的坚强性格。魏茨说他象花岗石和青铜一样，并宣称，没有人在传布统一帝国观念方面曾作出更多的贡献。聚贝尔描写了他的感人的演说和他那抑制着的热情。特赖齐克从达尔曼获益比从任何人都多；他的一篇极精美①施普林格著：《达尔曼传》，1870—1872年出版，是一部详尽和出色的传记。最好的评传有：魏茨所著《关于达尔曼的演说》，1885年版；特赖齐克：《论文集》，第Ⅰ卷，1865年版；洛伦茨：《历史科学》，第2章，1886年版；聚贝尔：《波恩三大史家》，载《演讲与论文》，1874年版；马尔克斯：《个人与时代》，第Ⅰ卷，1911年版；迪尔泰：《全集》，第X卷，第164—185页。杨森的刊入《时代与生活杂记》（1889年）的论著，提供了天主教的见解。——原注②克莱斯特，H.W.（1777—1811年），普鲁士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谭注①文法家萨克索（SaxoGrammaticus，约1140—1203年），丹麦编年史家，由于文笔流畅而得文法家之名，约在1185年完成《丹麦史》。——译者②《丹麦史》四卷，1840年开始出版，后由谢法尔（R.Sch
fer）续成（1893年）。——谭注③书名：《英国革命史》，1844年。《法国革命史》，1845年。——谭注\n的论文就是专门论述他的老师的。普鲁士学派之所以有力量，一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它的成员并不都是出生或居住在普鲁士的普鲁士人。①豪塞尔就是由于受到施洛塞尔在海德尔堡大学讲课的影响而开始从事历史研究的。他的才能发展得很快，在二十七岁时，即出版了一部关于帕拉②丁选侯领的详细历史。书中关于中世纪时期的叙述，是肤浅的，但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它的叙述就变得既广又深了。作者详细地叙述了三十年战争，并使用新资料来说明17、18世纪的朝野生活和文化。全书核心人物，卡尔·路德③维希的整个形象是以非常有力的笔调来描绘的。在叙述帕拉丁选侯领的命运时，他从未忘记摆在德意志民族面前的更为广泛的问题。除了这部长篇专论④外，他还写了一些关于历史著作的详细书评，刊载在“通报”上。豪塞尔从来不承认兰克的伟大性，而认为他是矫揉造作而又软弱无力的。他所崇拜的人物是达尔曼。他宣称，书斋里的历史家是普通的，而参与实际生活的历史家才是罕见的。当革命之年〔1848年〕来临的时候，他参与了要求民族统一和各邦共同宪法的运动。他评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协助格维纳创办《德意志报》；并进入巴登议会，在那里他的口才使他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在埃尔富特，他宣称普鲁士是德意志国家这个晶体所由形成的核心。在一篇为他的朋友李斯特所写的传记里，作者强调指出他在争取一个更充分，更有活力的民族生活方面所作的努力。从1850到1867年他过早地去世时止，豪塞尔的主要工作是编写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德意志历史。关于那多事的一世代，当时没有德文的详细记载，而在南德，不久前由梯也尔加以肯定的法国人对这个时代的看法还占据着优势。在那段考验的时期，一个作为巴登议员的教授竟站了出来，①盛赞普鲁士对祖国的功绩，这不仅是学术界也是政界的一件大事。该书于1854—1857年间出版，受到全国的热烈欢迎。作者生前刊行了该书第二和第三版，并以大量新资料充实了它的内容。他在书的开端匆匆略述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的帝国历史，其中特别说到普鲁士。他表现出对大选侯和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深切景仰，并称颂腓特烈大帝是一个国君的新典型。叙述的正文开始于腓特烈·威廉二世的登极，对于他，作者以明显的严峻态度加以②论述。他为巴塞尔和约辩护，而以最阴暗的色采描绘了图格特。对于复兴时①期，他以尚武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描述。他斥责约翰内斯·缪勒的背弃信仰；①关于这一段经历，最好的叙述有：马尔克斯的论文（见《海德尔堡教授》，第1卷，1903年版）；克鲁克霍恩的文章，载《演讲与论文》，1894年版，以及瓦滕巴赫，《豪塞尔，一篇演讲》，1867年版。——原注②帕拉丁选侯领，自13世纪以来属巴伐利亚王朝，1356年被指定为选帝侯区。17世纪，法国两度侵占其领土，1801年又夺走其西莱茵区，1815年归还普鲁士及德意志其他各邦。——谭注③卡尔·路德维希，英文史笈通作查理·路易（1617—1680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五世之子。1648—1680年为巴拉丁选侯在三十年战争中失去领土，并为黎塞留所囚禁（1639—1640年）。1648年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查理收回了失地。——谭注④这些文章后来作为《文集》重新出版，共二卷，1869年出版。——原注①书名：《1786—1815年德国史》，共七卷。——谭注②图格特（Thugut，1736—1818年），普鲁士首相（1794—1797年）。——译者①约翰内斯·缪勒一生热衷于接受新思潮但易于改变。早年深受卢梭影响，后又攻击他的观点。拿破仑称\n②赞扬费希特和恩特两人；并详尽地叙述霍费尔的英雄故事。第四卷讲述从来比锡战役到滑铁卢战役的解放战争。拿破仑被看作外来统治的化身，斯泰因则是解救者。他不注意内政改革方面；对于著作与评论的引述，也是很少的。这部著作是对普鲁士政治家和军人的一首赞歌，也是防止法国思想诱惑的一个严正警告。特赖齐克在他为该书第四版所写序言里说道，豪塞尔没有企图为专家编写。“他的目的高出于此。在法国学术思想长期支配了我们的历史见解之后，他是最先教导我们以德意志眼光来看解放战争的人。”没有一部著作在唤醒德意志人民的政治觉悟方面做过较该书更多的工作，但该书缺少能够延续其权威性的特点。特赖齐克的第一部著作将提供对这个时期的较简短但远为精辟的探讨；而在较近时期，巴伐利亚的海格尔全面研究了这个领域，特别重视几乎被豪塞尔完全忽略了的思想运动。豪塞尔不仅通过他的著作，而且通过他的讲课而产生影响。他讲授德意志历史课程时听讲的有海德尔堡市民、官吏和王公；在他的听众中还有很多将积极参加缔造帝国的运动的人们。瓦滕巴赫宣称，他的主要任务是造就好公民和好德意志人。他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将指挥世界，并确信这样的统一只有通过普鲁士才能完成。我们读他的著作常常感到，这个学者实际上是一个行动家。约利在把①《凡尔赛条约》提交巴登议会时正确地说，豪塞尔在教导南德青年，使他们具有更多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在叙述普鲁士学派三大主将之前，我们应先略谈该学派另一成员，即东②克尔。他同达尔曼、德罗伊曾及其他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们合作时宣布，德意志问题不是一个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他接替达尔曼在波恩大学的讲席，并担任王太子腓特烈的政治顾问。他进入普鲁士议院，并支持俾士麦同议会的斗争。1867年，在他被委任为柏林档案馆馆长后，东克尔协助出版大选侯的法令和腓特烈的政治通讯。他撰写过大批有价值的论文；其中主要的是一篇关于在法军占领时期的普鲁士的长篇专论。他的著作洋溢着一种对王朝的几乎是神秘的忠心，而在其知己朋友德罗伊曾死后，他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史宫。虽然他的主要成绩是《古代史》，但通过特赖齐克我们得知，他认为自己一生中的最佳作品是在参加争取德意志统一的斗争中所作的工作。Ⅱ普鲁士学派中有三位主将，他们使该学派驰名于全世界，并使它对德意①志政治发生深刻的影响。在这三位主将中年龄最长的是德罗伊曾。他于耶拿霸后，放弃了拥护普鲁士的主张，成为这位法国伟人的崇拜者。——谭注②霍费尔系梯罗尔小饭店主，于1809年4月率当地农民举行反法起义，是年12月战败，遇害。——谭注①1870年11月，北德意志联盟在凡尔赛与南德各邦订立了合并条约。约利，Aug.Ⅰ.（1823—1891年），德国政治家。——谭注②参阅海姆所著传记，1891年版，和特赖齐克的颂词，见他的《论文集》，第Ⅳ卷，1897年版。——原注①古斯塔夫·德罗伊曾（GustavDroysen）所著他父亲的详细传记（1910年版），只叙述到1848年。最好的评传有：迈内克的《鉴戒录》（SchaffenderSpiegel），第146—210页，1948年版；欣策的《历史与政治论文》，第Ⅳ卷（根据《全德名人传记集》重印）；东克尔的《新历史论》，1887年版，和多费的《选集》，\n战役后两年出生，是布吕歇尔军团的一个随军牧师的儿子；他最早的回忆就是宣布联军开进巴黎的炮声。在柏林大学，他潜心研究希腊历史和文学。他的第一个重要成绩是埃斯库罗斯著作的精采译文。接着他又翻译了亚理斯多芬的著作。后来这部译著可与沃斯的荷马译文、施勒格尔的莎士比亚译文并②列。当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决定编写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而随后所③写希腊化时代的论著，使他赢得了持久的名声。他与大多数研究希腊史的历史家不同，他相信希腊理应遭受它的恶运，因为它不能取得统一或权力。1836年，当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古代史和古典语言学编外教授的时候，他看来好象是要全力从事古代历史的研究，但是，1840年他被召到基尔大学一事却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德罗伊曾于1842—1843年间讲授的解放战争时代讲稿，经过校订后，于④1846年出版。这件事标志着转变的开端。他在序言里宣称，“我们现在的青年已经不再相信那个时代的英勇事业和热情了。我的目的就是要表彰那种对祖国的热爱和信念，并说明这种感情是正确的。”此书的字里行间搏动着火热的情感。他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对绝对君主制和贵族统治的反抗；而在新世界和旧世界都表现出这种特征。“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坚信：一切事件，无论大小，都是由上帝指挥的，而历史科学最崇高的任务就是证明这种信仰的正确性。”上帝的计划，是要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结合起来。拿破仑被普鲁士人民击败。因此，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和普鲁士的起义，是朝向自由与民族主义的相连三步。接着是反动与停滞状态，因而还须迈出第四步。在作了这种导言性的概论之后，他开始对这个时期进行详细的研究。他述说，近代国家从宗教改革时期开始形成，而路易十四的统治是近代国家的典型。腓特烈大帝提出了君主制的新概念，但国家还仅仅是一部机器。古老的欧洲是腐败的，卢梭对政府和社会的罪恶的攻击是正确的。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是更加光明的日子的开端。德罗伊曾同情法国革命，并称颂法国人的性格和成就。他认为1792年的战争是防御性的，并说扼杀波兰的罪行远远超过处死路易十六的罪行。法国革命消除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区别；米拉波正确地预言它将蔓延到全世界。他详述斯泰因的改革和德意志爱国主义的成长，从而讲到“解放战争”。他的笔调粗犷豪放，而他后来的作品再也没有像这样的丰富多采了。这部书的内容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不如说是自由。腓特烈·威廉四世接受了第一卷，但把第二卷退回了，因为后一卷的内容涉及神圣同盟，并有不尊敬他父王之处。可是，如果说普鲁士学派要传播的特殊启示——德意志在霍亨索伦王朝领导下的统一——还未正式发表出来，那么，书中所提出的行动号召、作者对把历史与政治的等同以及对普鲁士政治家与军人的颂扬，都指明作者开始登上的道路。当丹麦企图加紧控制两个公爵领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德罗伊曾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劝告这两个公爵领地不要把自己的命运同德意志分开。他由临时政府派到法兰克福去取得承认；在集合在保罗教堂内的许多教授中，所发表的演说没有人比他更为铿锵有力的。他宣布，德意志必须团结1898年版。——原注②书名：《亚历山大大帝传》1833年。——谭注③书名：《希腊化时代史》共二卷，1836—1843年。——谭注④书名：《论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谭注\n在普鲁士的周围。在霍亨斯陶芬朝倾覆后，这个空缺属于霍亨索伦王族。在他的篇幅最多的小册子《一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的备忘录》里，他宣称，普鲁士不应满足于作为德意志二等国家的地位。这项有力的宣言可与特赖齐克的最雄辩的声明并称，它得到俾士麦的嘉许。虽然普王对它很冷淡，但一般相信它赢得了普鲁士王太子的赞许。德罗伊曾一生的其余时间被用于①研究法兰克福议会企图解决的问题。他的《约克将军传》的目的是提醒德意志人民不要忘记他们祖先的牺牲和胜利。这部共三卷的传记，基本上以“解放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个性为中心来研究这些战争。他被准许利用总参②谋部的档案，他还从舍恩，英雄时代的唯一健在者，获得宝贵的情况。从他③们的来往信件来看，他对这项工作非常感兴趣，但不久这位历史家就发觉他自己对约克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虽然舍恩对约克的评判大体上是赞许的，但他宣称，约克没有那种英雄的气魄，他只不过是走运而已。他对第一卷拍手叫好，但是当这部著作继续写下去时，他们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利害了，最后，他斥责它是一部坏小说。1875年，舍恩文件的出版使人们看到他易动感情，他的记忆力是多么靠不住。但是，这部著作的名誉，在受到这位批评者的反对后，还是保持下去了。如果说这个老兵受到了过多的夸奖，对于读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本书主要是一部军事故事，是德意志人民生活中英雄的一章的引人注目的图景。它洋溢着一种令人精神振奋的气氛，象是在奥①尔莫乌茨会议的黑暗日子里吹来的一阵令人爽快的微风。它的活泼的文笔与生动的叙述使它获得了专业圈子以外的读者。当德罗伊曾的政治活动使他不可能再保留他在基尔大学的位置时，他避难到耶拿，在那里他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主要工作。虽然建造德意志帝国的初次尝试已经失败，但他从来未曾怀疑过，只要普鲁士一旦觉悟到它的责任，帝国就会出现。目前，普鲁士似乎忘了它的使命，因而他的《普鲁士政策史》的目的就是要提醒它注意此事。历史将证明，由于霍亨索伦王室对全德意志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忠诚，只有它是适合于复兴帝国的。《政策史》以叙述皇帝西吉斯蒙德把马尔克伯爵领地赐给霍亨索伦王族的腓特烈作为开篇。第一卷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康斯坦茨与巴塞尔宗教会议和胡斯战争。第二卷描述腓特烈皇帝统治下帝国的混乱状态、有关马尔克伯爵领地的安排以及阿②尔伯特·阿溪里的人品。从宗教改革起（德罗伊曾是一个热忱拥护宗教改革的人），叙述加快进行，因为在这个运动里勃兰登堡的地位是次要的，但是③作者还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全面描写选侯约阿希姆二世。在这头几卷里，作者对于内政给予了某些注意，但是当叙述到大选侯时（第四卷），资料变为这样地丰富，以致这个历史家实际上只限于论述对外政策方面了。1859年，他被提拔到柏林大学后，他要查阅档案就更容易些。另外由于官方出版了许①约克，H.D.L.（1759—1830年），在解放战争中卓著功勋的普鲁士将军。——谭注②舍恩生于1773年，卒于1856年，当时健在。——谭注③见舍恩（Sch
n）：《同佩茨和德罗伊曾通讯集》，1896年版。——原注①1850年11月，普鲁士在此会议上迫于俄、奥的压力接受屈辱条件，事实上承认了奥在邦联中的领导地位。——谭注②阿尔伯特·阿溪里（1414—1486年），腓特烈一世之子，勃兰登堡选侯即继承父业，从其二兄获得土地，又战胜麦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开疆拓土。——谭注③约阿希姆二世选帝侯，1535—1571年在位。——谭注\n多秘密档案（一项德罗伊曾本人也参加了的宏大事业），更加便利了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因为他满心想着普鲁士的使命，所以他一直企图把这个观念追溯到霍亨索伦王族进入马尔克伯爵领地的时期，可是很少成功。但到了大选侯时期，“德意志观念”即使不是普鲁士政策的指导原则也已变得明显可见了。这之后，“领地时代”终止，而普鲁士国家开始出现。继这样一个血气旺盛的人〔大选侯〕之后的是腓特烈一世，一个了无生气的人。因为文学和艺术不在该书叙述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期提供的资料比较少，它的主要成绩（即王冠的获得），也是惹人唾弃的，因为这是从献媚奥地利而得来。对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评述则大不相同，作者用了三卷的篇幅来叙述他。德罗伊曾对于兰克很不客气，宣称他只彻底研究过威廉同他的儿子的关系，而且他把威廉讽刺得这样厉害，以致有必要对他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加以考查。德罗伊曾要揭示威廉作为农民的保护者、普鲁士的卓越官僚制的建立者、纪律严明的陆军创始者的一面。德罗伊曾的详细研究基本上肯定了兰克所作的描写。最后诸卷是叙述腓特烈大帝的，而德罗伊曾还曾参加过出版腓特烈大帝的书信和国家文件的工作。通过对西里西亚领有权的充分讨论，得出了有利于大帝的论断，而那位尚有踌躇的君王一定会含笑阅读其拥护者的申辩。第十四卷叙述和平年代，在他死后，于1886年出版。《普鲁士政策史》是德洛伊森三十多年艰苦劳动的成果，可以归入德意志学术研究的杰出成绩之列。很少著作能这样大量地依据对手稿的研究，能包括这样多的新资料。然而，除了在编写大选侯的统治时期外（关于这段时期的成果是由别人采集的），一般他仅仅使用普鲁士档案。他为自己辩护而提出的理由是，普鲁士档案浩如烟海，穷毕生之力也不能遍阅，所以不可能再查阅其他档案。他还补充说，他的任务是从普鲁士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明这些政策。但完全通过普鲁士的眼镜来看的历史，一定是片面的，而德罗伊曾看到了资料中没有的东西。此书的主要缺失，是用近代政治概念来解释过去的时期。“在这四百年中，我们可以看出有规律的发展和确定的趋势，统治者体现了这种发展和趋势，而不是造成这种发展和趋势的原因。那造成，维持并指挥这个国家的东西是（如果我可这样说的话），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从这项民族事业里，国家找到它存在的正当理由和力量。”他把早期的霍亨索伦王朝描绘成是忠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的，他们为改造帝国而努力，直到他们看到首先需要的是教会的改革。随着宗教改革的提出，新教成为民族观念的一部分，而奥地利也就不再分享德意志民族的日益发展的有知识的生活了。从1555年起，重心是在各邦内而不是在帝国内。三十年战争显露出这种旧制度的破产。既然奥地利是信仰天主教和世界主义的，普鲁士就成为德意志民族唯一可能的首领了。德罗伊曾没有夸大奥地利在复兴德意志方面的无能为力，但他从民族主义方面来解释普鲁士政策，是一个根本的错误。①对于德罗伊曾的最尖锐的批评来自教皇派历史家克洛普。他宣称，二元论概念是根本上错误的，例如在1740年前霍亨索伦王族是忠心于帝国的——的确比任何其他王朝更为忠心。腓特烈大帝同哈布斯堡王族破裂，不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而是为了普鲁士的利益。这个亲奥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德罗伊曾的敌人，但德洛伊森的论点同样也遭到他自己学派成员的反对。有资历的学者都不同意他对早期选侯的解释；他的著名学生埃德曼斯多费尔否定①《小德意志历史教师》，第3章，1861年版。——原注\n①大选侯的创见，认为大选侯是受到他的大臣们，特别是瓦尔德克的影响的，而瓦尔德克则第一个认识到普鲁士国家的民族天职。关于腓特烈大帝的描述，也同样地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聚贝尔也宣称，他对奥地利的进攻完全不是由民族成见决定的。他最卓越的学生科塞，虽然和他老师一样崇拜这位伟大的国王，但对于德意志使命，却毫不知道。兰克在1874年修订他的《普鲁士史》时，也毫不理会这个新的信条，对于奥地利仍然是公平和几乎是宽容的，而对霍亨索伦王朝的英雄们则是冷漠的。作者并不想把《普鲁士政策史》写成一部艺术性作品，而是作为资料的仓库和一幕爱国剧来写的。奇怪的是，他在叙述其研究成果时竟是这样地不注意文笔，因而连兰克也因为需要阅读它而兴叹。这部著作在所有有关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著作中，是最为详尽的；研究者虽然对它不敢忽视，但大多数读者满足于从德罗伊曾的后继者所写的轻松篇幅里吸取他的研究成果。在1848—1849年的斗争之后，德罗伊曾就再也没有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了，但他狂喜地注视着他毕生所抱理想的实现。他的时间完全用于写作和职业的责任方面。著名的比利时教授弗雷德里克对他的讲课作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描写。“他象一个大布道师那样，开始时声音很低，以取得全场寂静，这时一只针头落地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他对那些冒充历史的虚假事实，显出深深的忧伤，常常发出愤怒和轻蔑的叹息。他不时他讲一句尖刻的笑话。他富有创造性与热情。在讲课结束时，他诙谐地说一段小故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而散。我从来未曾上过这样有趣的课，也很少听到这样严肃和充实的内容。”他最费心思的，是关于方法论的讲课，讲稿于1858年出版，后来又出了很多版。他是黑格尔的学生；《普鲁士政策史》的主导思想——几百年来在人们头脑以外自行发展起来的民族观念——完全是黑格尔的思想。在他的①《历史学》里，黑格尔思想就更多了；该书内容压缩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其中若干警句几乎不可理解。他虽然承认思想的巨大力量，但强调自由意志和个人的责任。“历史本身不是光明与真理，但它是对它们的搜寻，是关于它们的说教，是对它们的供献。历史是从演化和发展来看的伦理世界。我们不能看到历史的起迄点，但可以探测它的趋势。我们通过历史学习理解上帝，而我们只能通过上帝来理解历史。”谈到现实世界，他强调指出国家的权力和威严。“国家不是它所包括的个人之总和，也不是由于他们的意志而兴起的。权力是国家生活的精髓，正如爱情是家庭的精髓、信仰是教会的精髓、万有引力是物质世界的精髓一样。”这部著作以一种实际的论调作结尾。“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Ⅲ①瓦尔德克亲王名乔治·腓特烈（1636—1669年），政治家、军事家，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的首席顾问，策划建立一个以勃兰登堡为首的新教联盟。大选侯利用大国矛盾，翻云复雨，从中牟利的外交政策多出其谋。——谭注①有一个美国的译本为：德罗伊曾著《史学原理》（Droysen’sPrinciplesofHistory），1893年版，其中附有德罗伊曾的学生克吕格尔的一篇撮要。另外一个根据讲课笔记而大量补充的版本，由胡布纳编辑，于1927年出版。——原注\n①决定德罗伊曾命运的革命年代，对于聚贝尔的事业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时他背离兰克的研究方法本已有一些时候了。老师在1824年的著名序言里，已经否定了以过去教训现代的意愿，但这正是他的学生越来越坚决要做的事。1847年，在一次论大学与政治生活的关系的演讲里，聚贝尔敦促他们复活“解放战争”的精神。“真正的学院方针应当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贯穿到每一种学术里，并应经常想到它对民族事业的价值。”1848年，他进入黑森议院，并参加法兰克福的“预备国会”；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加强了他吸取和应用过去的教训的决心。他最后终于在1856年放弃他对老师在学术上的顺从，那是在他关于历史学的地位的演讲中表明的。他声称，兰克的兼容并蓄的特性有时有削弱道德严肃性的危险，而一个完美的历史家却不能没有这种严肃性。在他看来蒙森已经指出了一条较好道路的起点。尽管他对兰克进行了这样直言不讳的攻击，两人间的感情毫未受到损伤。在以《法国革命史》的第三卷献给“我敬爱的老师和慈父般的朋友”时，他说道，“我愿趁此机会再次承认自己是您的学生。”在1848年的大动乱中，使聚贝尔感受最深的是社会党人的人数和热情，因而他决定写一本关于法国革命中的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但是，一旦进入了①这个奇境之后，他就难于脱身了。小册子变成了五卷的著作，而且占用了三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大部通过达尔曼的杂记和米涅著作的翻译传入德意志；但这两人的作品都不是根据原始资料进行研究的。这位兰克的学生立刻看到有查阅原始资料的必要性。在柏林，他虽然看不到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紧急公文，但被准许利用陆军部档案。在他1851年访问巴黎时，他在陆军部和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丰富的资料，在那里他看到了公安委员会的法令。这位历史家说，“灰尘真多啊！”图书馆员回答道，“请尊重②它吧，它是1795年的灰尘。”他还在海牙找到了有用的资料。后来，普鲁士、英国与奥地利的档案也对他开放了，使他能够及时地把它们应用到该书的几次修订版中。最后，1866年科纽夫人说服了拿破仑（第三），准许他查阅外交部档案。因此，聚贝尔的著作向世界提供了关于法国大革命一些重要方面的第一幅真实图景。在青年时期，他已懂得爱好伯克的著作。而在他成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家之前，他已经写了一篇关于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的论文。尽管他坚定地拥护立宪政府，并且对于第三等级的出头抱着同情的态度，可是他也和伯克一样对雅各宾主义感到恐惧。他认为，无约束的个人自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机械的平等会导致自由的毁灭，而人民掌权会导致暴民统治或军人独裁。他的理想是以中等阶级为基础而建立的强有力的政府；他的野心是使德意志自由党人相信法国的自由是毒药。达尔曼曾把法国大革命描写为一次立宪斗争而聚贝尔则认为它主要是一场社会骚动。他对于一般人所看到的①除了瓦伦特拉普所作的传记外（刊入聚贝尔的《演讲与论文》，1897年版），可参阅施莫勒所著《关于聚贝尔与特赖齐克的演说》，1896年版；巴叶在《德意志评论》（1895年10月）和《全德名人传记集》上发表的文章；以及马尔克斯：《个人与时代》第1卷，1911年版。吉扬在《德意志与它的历史家》中写的一章是很有批判性的。——原注①书名《法国革命时期史，1789—1800年》，共五卷，1853—1870年初版，1893年修订版十卷。——谭注②参阅他的《巴黎研究》，载《演讲与论文》，1897年版。——原注\n1789年和1793年之间的区别，大胆地提出挑战；并把注意力引向革命爆发后开始几个月的残暴和混乱状态。战争的唯一祸首是由布里索领导的吉伦特①派；因为中欧和东欧列强对波兰比对法国的内部斗争更感兴趣。这部著作在德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豪塞尔把它同蒙森和德罗伊曾的著作并列，并宣称，它的丰富资料和新奇见解将是划时代的。弗赖伊塔格指出它在国家政治教育方面的重要性。莫里茨·里特尔在这部书里发现聚贝尔把兰克与尼布尔的方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结合了前者把国内外事件联系起来的方法和后者着重经济和社会情况的方法。的确，这部书的优点是相当多的。他没有企图描写为人们所熟悉的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戏，却探讨了政党的政策的形成。通过对外国档案的研究，他揭示了同法国大革命发生冲突的欧洲统治者的外交。这部著作中最光辉的成就是把东西欧联系起来看，并表明法国大革命是旧欧洲的毁灭过程的一部分。用阿克顿的话来说，他站在远高于巴黎子午线的地方。该书叙述到1801年止，因而对于在恐怖时期和执政府之间那段很少为人们知道的时期，交代得很清楚。后来它的改订版一直叙述到1880年，又收进了大约三十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严重的错误损害了书的全貌。这部书事实上（如果不是有意的）是具有争论性的。吉扬宣称：“它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也是对法国思想和历史的攻击。”该书提出的历史教训是法国人在政治上的无能：在他希望驱散那围绕着革命的英雄主义的光圈时，他把巨人变成为侏儒；传播自由与平等的信念，在他看来是对贪婪和情欲的鼓动，而不是对正义的要求。象泰纳一样，他积累暴行的证据，而忽视国民公会的持久成绩。对于义勇军的英雄主义，他没有一句称颂的话。他没有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激昂情感，没有看到他们的任务的极端艰难，没有看到宫廷的无休止的阴谋活动。他轻率地宣称，王后玛丽·安托瓦涅特是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而且如果君主制复辟，封建制度的倾覆是会得到承认的。他把战争责任完全推委到吉伦特派身上，这是兰克所不同意的。他对奥①地利几乎也同样抱着敌对态度，图古特因而成了反法联盟的替罪羊。他宣称，利奥波德对于战争的爆发是无罪的，而奥地利对战争的不幸经历应负主要责任；坎波福米奥和约是一种背叛。维夫诺尖锐地抨击了那个诽谤哈布斯堡族的人；威斯特发里亚的天主教徒许费尔，曾在波恩大学和聚贝尔同过事，根据对档案的更加详尽的研究，编写了一个很不相同的故事。在疯狂的法国、贪婪的俄国与自私自利的奥地利陪衬下，聚贝尔笔下的普鲁士俨然是一个模范的国家。聚贝尔的著作之所以呈现疵瑕，不仅是由于他在民族和王朝方面的偏见，而且是由于它的叙述完全是浮在表面的。索勒尔指出，“对于事情的经过，可以有一个概念，但却看不见人的形象。读者将知道普鲁士内阁和维也纳政府做了什么事，或企图做什么事，但对于人民、他们的感情、他们的性格，却仍然不清楚。”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新世界的诞生，而是外交家之间的冲突。它不仅贬低这幕戏剧中的演员，同样也贬低法国大革命本身，因为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同波兰的毁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覆亡并列，是表明旧时代已①自1791年秋季以来，法国国内外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獗，制宪议会中以布里索为首的一派力主对外作战。——谭注①图古特男爵，名约翰·弗兰茨（1736—1816年）奥地利外交家，1791—1800年任外交大臣。在其任内奥国失去比利时，仑巴底，遭到舆论界的非难。——谭注\n结束的三大事件。“这三件大事是互相关联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相同的。在每次事件中，垮台的都是中世纪。新政策到处占上风，那就是实行平等和集权的现代军事君主制。”他几乎没有注意到法国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后欧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哈里逊认为聚贝尔不过是个德国的艾利森，他的著作则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党徒辛辛苦苦地写出来的充满激昂辞句的长篇讲辞：这个论断对他的学识与力量来说，是不公道的。但是，虽然没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时代的人敢于忽视这部著作，可是很少外国读者会同意它的观点或采取它的见解。聚贝尔既不喜欢法、奥两国，同样也不喜欢天主教。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反民族的势力，也是自由研究的敌人。在他的早期论文里，他宣称，要同时做一个教皇极权论者和一个德意志爱国者，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教皇与国王这两个主人；两者当中必须选择其一。”所以，邀请他这样的人到慕尼黑来，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马克西米连决心创立一个历史学派，而兰克又劝告他的老门生接受聘请。聚贝尔热烈地赞助国王的计划，成为他的议事桌上最受宠爱的人物之一；聚贝尔还帮助兰克建立历史委员会，并充任它的第一任秘书。但在慕尼黑，他最重要的成绩是创办《历史杂志》。1857年他写给魏茨的信里说，“我们需要一个代表一定的科学倾向与方法的报刊。随着岁月的推移，历史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哲学的地位。”在《杂志》第一期的《发刊词》里，他称这个刊物为独立的，科学的刊物；其实它的特征是从主编那里得来的：凡是属于封建主义（它企图复活已死的制度）、激进主义（它以幻想代替有组织的革命）与教皇极权论（它使民族发展屈从外来的控制）的东西他一概拒不考虑。出版人奥尔登堡于1895年在这个历史家死后写①文章，称他是一个理想的主编，敏捷，平静，坚定。在晚年，他把《历史杂②志》的大部琐事移交给较年轻的人，自己只作一般的指导。因为聚贝尔在慕尼黑从来不肯失去用笔与口来发表他的意见的机会，反对这个北德人的偏见自然越来越多。他对布隆奇利坦白地说，“我这个人七分之四是政治活动家，七分之三是教授。”马克西米连告诉他说，他不愿意让他离去，但如果发生什么乱子，他无法保护他。于是，他抓住波恩大学由于达尔曼故去而让出的一个空缺，退出这个困难的处境。他以发表给菲克尔的答复，《德意志民族与帝国》来庆祝他的到任。在文章里，他宣称，因为普鲁士已表明自己为德意志的真正领导，奥地利必须让路。“象河水要向前奔流那样，德意志一定会在它最强大的成员领导下组成一个紧密的联邦。”然而，在冲突的年代里，他是反对俾士麦的人当中最坚决者之一。他进入普鲁士议院，同格奈斯特与菲尔肖一起领导政府的反对派，主张拒不拨给用于1864年战争的军费。萨多瓦战役使他发生了突然而永久的转变。当蒙森与菲①尔肖依然留在原来的阵营里时，他已成为民族自由党创立人和领导人之一。俾士麦不久之前还在嘲笑那些相信能以空谈自由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教授们，但他很快认识到他们的支持的价值，并在聚贝尔领受博士学位的五十周年纪念会上，公开表示他对聚贝尔的感谢，为了他“在祖国的共同事业中的长期协作”。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比聚贝尔怀着更大的感激之心来迎接1870①参阅他在1895年的《历史杂志》中发表的文章。——原注②参阅迈内克：《观感录》（Erlebtes）第Ⅰ卷，第182—184页，1946年版。——原注①民族自由党，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基本上拥护现行制度，在帝国议会中力量较强的政党。——谭注\n年的重大事件。他惊呼道，“我们做了什么，上帝竟赐予恩宠，让我们亲眼看到这样宏伟的事情？”然而，象兰克一样，他不久即由于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增长而感到悲观，他还震惊于“中央党”势力的增强，因此重进议院，来支持政府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1875年，聚贝尔被任命为普鲁士档案馆馆长。他开始出版《档案摘录》大丛书，建议柏林科学院出版《腓特烈大帝政治通讯集》，并在教皇利奥三世开放档案馆时说服政府在罗马建立一所历史研究所。但他晚年的主要工作②是叙述德意志帝国的创建史。这项工作是由俾士麦提示的；他答应让聚贝尔使用档案。聚贝尔在叙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之后说，没有比编写德意志帝国创建史的计划更加适合于他的了。他的第二项著作，比第一项著作写得快得多。有很多事件，他曾积极参加过，而他所能查阅的唯一的档案，都放在他手边。他的目的是明白叙述普鲁士的外交与军事活动。前五卷在1889年出版，第六、七卷叙述到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止，于1894年出版。第二年，他就逝世了。在序言里他写道，“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求掩饰我的普鲁士的和民族自由党的见解。”可是这部著作不像《法国革命史》那样具有论战性。它以略述近代德意志史作为开端，而从1862年俾士麦当权起开始详细叙述。他以崇敬的态度来描述威廉一世。“他的信仰是他生活的食粮，是他悲伤的慰藉，是他行动的唯一准则。”然而，勒斯勒尔诙谐地指出，在“由威廉一世创建的德意志帝国”这一标题中，有一个印刷错误；“由”（durch）应该是“不是由”（trotz）。虽然俾士麦是他剧中的主角，可是他未能表现出这位“铁血宰相”的真实形象。他太正确，太无色彩，太柔顺了：一位批评家惋惜地说，他把老虎描变成了一只驯良的猫。他以几百页篇幅来论述1864—1866和1870年战争前的外交危机，而且每次都把责任推卸到敌人方面。他轻描淡写他讲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的两面手法，他略而不谈俾士麦在1866①年如何煽动他的主人发动战争，并掩饰洛塔尔·布赫尔赴马德里的使命。他②告诉我们，埃姆斯电报曾被压缩，但没有改动。普鲁士政策是自始至终无可指责地既忠实又正确的，而俾士麦则一向表现正派。这部著作是一部申辩书，预先就道出了后来这个政治家死后出版的《回忆录》的内容。《罗马尼亚国①王的回忆录》揭示了有关他兄弟对西班牙王位候补资格的整个故事，而布施的日记为这部卷帙繁多的颂扬著作提供了最好的反证。但是，虽然聚贝尔认为俾士麦从未有过开战的愿望，他对冲突的爆发是不会有所遗憾的，因为它使他毕生的梦想得以实现。“那些有幸生活在民族复兴早期的人们，将把这段经历当作神圣的财物永远铭刻心中。”他对拿破仑并无恶感，他把他描绘成一个生性和平，爱好思考与梦想的人。聚贝尔还在他死前不久写的一些补②③④遗中替皇后欧仁妮开脱罪过。他认为格拉蒙才是真正祸首。②书名《威廉一世创建德意志帝国史》共七卷，1889—1894年。——谭注①布赫尔，L.B.（1817—1892年），普鲁士政冶家，1848年革命后追随俾士麦，协助办理外交。1870年春，为霍亨索伦王位继承问题，衔命至马德里与该国王室商谈。——谭注②普王威廉于1870年7月13日自埃姆斯发往柏林转普驻外使节的急电，在发出前为俾士麦所删改，使之具有侮辱法国政府的语调。——谭注①布施，M.（1821—1899年），德国记者，政治家，曾任俾士麦的秘书。——谭注②发表于〔德国〕《历史杂志》，第75卷。——原注\n人们对本书的评论是毁誉不一的。在编排资料的清晰方面和分析复杂的外交形势的技巧方面，它得到人们毫无保留的称颂。迈内克说这是他毕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成就。“他所有的理想都宁静和谐地结合起来了：具有历史根源的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基于民族实力的自由立宪生活、政治家的具有征服力量的人格以及历史上道德准则的支配地位。”这样的盛赞是不恰当的。就学识、力量和创造性来说，它不如《法国革命史》。有些人惋惜他说，它太官样文章了，对于俾士麦同宫廷的冲突略而不谈；有些人认为它太偏重外交方面，而忽略了1866年前的国内政治。有些人期望看到从档案中揭露出惊心动魄的材料，但他们失望了。尽管他熟悉所有剧中的主要演员，但他未能写出生动的戏。他描绘的图画既缺气氛又乏背景。在他的批评者中间还有年轻的皇帝，他因为作者给与他祖父的次要角色很气愤。当凡尔登奖金被指定给聚贝尔的时候，皇帝否决了这项奖赏，并在俾士麦下台后，把这位历史家逐出外交部档案馆，由于俾士麦的帮助及其他要人的日记，他才得以完成工作，但后来的几卷价值较小。虽然奥托卡尔·洛伦茨曾用一厚册的篇幅来补叙威廉一世的功绩，但聚贝尔对俾士麦在那巨大变化中的作用的估计，却从来没有被人推翻过。他的著作，作为普鲁士立场的官方记事，仍然是有价值的，但在每一点上都需同其他证人的证词来核对一番。弗里容和斯尔比克从奥地利的立场叙述了这段历史；拉戈尔斯陈述了法国一方的情况。聚贝尔的两部主要著作，迄今人们还要参考，但它们从未成为盛行一时的书。尽管它们的资料充实，但强烈的偏见损毁了它们的全貌。聚贝尔一生挥舞普鲁士旗帜，同法国、奥地利和罗马教会进行斗争。历史是为他提供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大型兵工厂。此外，他的文笔缺少魅力。在他的书里我们看不到兰克的平静，也看不到特赖齐克的色彩。他有一副强有力的头脑，但缺乏想象力与精细性。他的朋友当中有些人认为他生来就适合于讲坛而不适合于图书馆。事实上，他在德意志历史方面和在学术历史方面都是同样有地位。他是一群优秀历史家的领导人；这些历史家以研究来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服务，并在使他们的同胞作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Ⅳ①普鲁士学派的最年轻，最伟大，同时又是最后一个成员特赖齐克，是③欧仁妮，M.（1826—1920年），拿破仑第三之妻，于1859、1865，1870年拿破仑第三不在巴黎时三度出任摄政。——谭注④格拉蒙公爵，名安多昂·阿尔弗雷德·阿热洛尔（1819—1880年），法国外交家，1870年任外交大臣时奉行对普鲁士挑衅的政策。——谭注①最详尽的特赖齐克生平是由佩特斯多夫为《全德名人传记集》所撰写的传记。席曼所著《特赖齐克的学习与旅行年代》（1896年），只叙述到1867年。莱普兰著《从十九世纪德意志精神生活里看特赖齐克》（1935年）是有用的。古奇著《从通讯看特赖齐克》（刊入《德国史研究》）讨论了科尼塞利所编特赖齐克通讯集三卷（1908—1920年出版）。马尔克斯撰写的《特赖齐克，一篇纪念文》（1905年版）是最好的评传。关于他的人品，可参阅豪斯拉特的生动著作：《关于特赖齐克的回忆》，1901年版。在较短的评传中，最好的有：施莫勒著；《关于聚贝尔与特赖齐克的演说》，1896年。巴叶在《德意志评论》，1896年10—11月号上发表的文章；黑德勒姆在《英国历史评论》（1897年）上发表的文章。吉扬在《近代德意志\n②19世纪最突出的人物之一。象胡滕的名字代表对教皇的叛离和克尔纳的名字代表对拿破仑的反抗那样，特赖齐克的名字代表德意志从邦联的瘫痪状态上升到1870年的光荣地位的过程。他，最雄辩的宣教师、最热情的使徒、最激烈的党徒，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那也就是普鲁士学派所要达到的目标。很奇怪，最热烈地拥护普鲁士要求的人，竟是一个捷克裔萨克森人。如果他在儿童时期未曾害过重病而几乎变为全聋，他就会采取他父亲的职业，而参加军队了，而他一向是赞赏实际行动的。十六岁时，这个早熟③的学童当着博伊斯特的面表达了他希望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起来的理想。他的信念在波恩大学变得更加坚定，在那里他去听年已八十三的阿恩特的讲课，“不是为了学习什么东西，而是要看看这位矍铄的老人。”但给他主要影响的是达尔曼，后者对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深感兴趣。“他对我说，我一定要为祖国服务；当他一面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一面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时，我获得了勇气，并觉察到我须做的事是多么的多。”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用心地钻佩茨的巨著《斯泰因传》。“我无法以言语来形容我研究这个伟人时所感到的愉快和振奋。他所想到的只是他的责任，就象一个最低微的官员那样。”他在海德尔堡读完了他的大学学业，在那里，他曾听到豪塞尔宣讲同他从达尔曼那里学到的同一理论。他广泛阅读历史和文学以及政治科学著作，但他第一次出版的作品是一小册爱国诗集。他从九岁起就开始写诗，其中有些首显出他诗人的天才。老手阿恩特热情地谈论他的诗，但这些诗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而且从未重印过。第二卷是在1857年出版的，也未能引起更多的注意。他第一次作为政论①家出现，是在他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论文发表的时候；同里尔和其他思想家相反，他断定社会的科学是不存在的。唯一的科学，是国家的科学，而国家便是被组成为一个统一体的社会。他还说，国家是必要的而又是自古以来即存在的，所以无需有什么契约来创立或维持它。最后他说，德意志终有一日会成为一个国家，而那些另散的国土定将围绕着普鲁士这个核心而统一起来。这种论调，他在他后来的一些更出名的著作里表示得更加率直。他论述克莱②斯特的文章实际上把这位爱国诗人本身介绍给公众了，而从那时起他的名誉即不断提高。“霍姆堡亲王”（PrinceofHomburg）为他提供了他所渴望的深奥哲理，而这篇论文的末行是一句著名的话：“粉碎一切勃兰登堡的敌人。”③对奥托·路德维希与赫贝尔的评述，显示了他对戏剧的爱好，而关于密尔顿、拜伦、莱辛和达尔曼的论著，雄辩地说明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在二十五岁时，这个年轻学者就在来比锡大学讲授德意志史；他的教室里挤满着听众，同半个世纪前费希特讲课时的情况一样。他教导说，只有普鲁士才能成为全德意志人作为立宪国家的集合点。在他的《论自由》一文里，与它的历史家》（1899年）中所写的一章，则持敌对态度。——原注②克尔纳，T.（1791—1813年），德爱国诗人，剧作家，在反拿破仑战争中英勇献身。——谭注③博伊斯特（VonBeust，1809—1886年），为奥地利帝国总理。——译者①里尔，w.H.（1823—1897年）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家。——谭注②克莱斯特，见第一页注。《霍姆堡亲王》（1810年出版）是他编写的最后一个剧本，也是最好的剧本，被称为普鲁士爱国主义最伟大的宣言。——译者③奥托·路德维希（1813—1865年），戏剧家，小说家。赫贝尔，J.P.（1760—1826年）诗人，“人民文学”的创始人之一。——谭注\n他宣称，19世纪所有新的和有益的东西，都是自由主义的成绩，但自由的取得，仰赖于妥善安排民族生活和良好行政的，而很少依靠议会的权力。英格兰有自己的国家，但很少重视它。德意志没有国家，所以愈加感觉到它的宝贵。于是，他决心编写一本1815—1848年邦联史纲，来揭露对民族力量的罪恶的浪费。后来，他的写作计划发展成为一部德意志历史；这部著作原定三年内完成，结果却占了他一生的其余时间。他在关于费希特的演说里呼唤道：“我们需要一个皇帝。奥地利不能给与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德意志的。”他在来比锡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这次演说，引起了全德响应。“我们还缺少一样东西——国家。我们是唯一没有共同法律的民族；我们不能派遣代表参加列强的会议。在外国港口，也没有礼炮向德意志的旗帜致敬。我们的船只在海上航行，没有国旗，象海盗船一样。”他为意大利的榜样所深深打动。认为凡是皮埃蒙特办到的事，普鲁士也能够做到。特赖齐克所要求的德意志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德意志。普鲁士将合并各小邦，而它们的王族也将消失。他在写给弗赖伊塔格的信里说，①“相信我，只有征服者的宝剑，才能把这些地区同北德意志统一起来。”这样的理论在萨克森几乎等于是叛逆，而反对他的呐喊越来越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巴登人马蒂于1863年介绍他去担任弗赖堡大学教授时，他接受了这②个职位。巴登在各小邦中，既是最富有民族性的，也是最自由的小邦，而它的统治者由于婚姻关系同普鲁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学生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他在写给弗赖伊塔格的信中说道，“这是一个牧师的城市。旧教与新教之间的分歧比善良人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这不是在某些教条上的分歧，而是奴隶主义与思想自由的分歧。”主教禁止天主教学生去听特赖齐克的讲课，但他的新教听众却享受了难得的快乐。他的同事和终生朋友豪斯拉特描述他的口才所产生的效果时，他使他想起胡斯派战士。在他来到弗赖堡的第二年，他编写了他最出色的论文《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要求普鲁士③进攻各小邦。他写道，“我父亲将为此而悲伤，但在这些事情上，做儿子的责任不是唯一的责任。”他宣称，自1648年以来，普鲁士在德意志做了所有真正伟大的事情；它本身就是德意志人民在政治上的最卓越成就。只有各邦的朝廷愿意维持现行制度，而在这种制度下，德意志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这篇论文是一段表演，它显示出了他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作家。同聚贝尔一样，他最初不信任俾士麦，但不久即相信这位首相是决心要使普鲁士强大的。两人在1866年战争的前夕会晤；俾士麦敦促他随军出发，撰写宣言，并许以柏林大学教授职位作为报偿。这位历史家拒绝了，理由是他希望处于独立地位，而且他在宪法尚未得到尊重的时候不能充任普鲁士的官职。然而，当巴登参加奥地利方面后，他辞去弗赖堡大学的教授职位。他写道，“我向往北德，我完全是属于它的。”在胜利的时刻，他出版了一本火热的小册子：《北德中等邦的前途》，要求普鲁士并吞汉诺威、黑森和萨克森；“消灭它们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过分成熟了。”他的经受了巨大痛苦的父亲，在这一点上公开斥责他儿子对〔萨克森〕国王的攻击，这是不足为怪的事。①指反对以普鲁士为领导统一德意志的南德诸邦。——谭注②参阅《特赖齐克给上莱茵历史家与政治家的信件》，安德烈亚斯编辑，1934年出版。——原注③特赖齐克出生于萨克森贵族世家，其父为忠于本邦王室的将军。——谭注\n特赖齐克于1867年接替了豪塞尔在海德尔堡大学的职位。这时，他已是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了，但人们多半把他看作出名的政论家而非历史家。1865年，当特赖齐克把他的《论文集》第一卷送给他的父亲时，他写道，“那种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的冷酷无情的客观态度，正是同真正的历史感背道而驰的。甚至对于作者来说，判断也应是自由作出的。”几乎他每一篇论文都执行了它的政治任务。在随后他所写攻击波拿巴主义与法国政策的论文里，他方法上的缺点压倒了他的文采。他把统治者分为两种类型——国家的公仆①与利己主义者。拿破仑是一个妖怪而非政治家——他比阿提拉还要凶恶，比②成吉思汗还要可怕；他就是喜爱战争。但是，法国实际上并不比它的暴君好。他同聚贝尔一样（而且更唐突一些），指斥法国人虚浮而喜好动乱，勇敢而不够顽强，他们连生活上的普通责任也不能尽到。法国是一个坏的邻邦，摇摆于无政府与专制主义之间。他关于加富尔的著名论文，质量很高。他以同情的态度写作时写得最好，而在他所喜爱的英雄中加富尔仅次于俾士麦。他对于尼德兰史的详细论述同样也提供了统一运动的经验。他曾以炽热的焦虑心情注视着1870年的战云密布。在战争爆发时，他写道，“我们逃脱了一场奇耻大辱！如果俾士麦未曾这样聪明地删改了电报，国王可能会再一次让步的。”他的《黑鹰歌》（OdeoftheBlackEagle）是那一年的最佳战①歌。在几个决定性战役打过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我们将从法国要求什么？》，主张亚尔萨斯应归属德意志。象弗赖伊塔格一样，他并不希望采用“帝国”这个称号，因为它认为它带有波拿巴主义的气味。他宣称，胜利使德意志前途无量；这个民族，由于它丰富的精神文明，将成为各民族的教师。他对南德时刻表现出的爱国心，感到惊奇。这将毁掉他所爱好的兼并计划。他害怕联邦永远不能象单一的国家那样强大，但俾士麦认为满意的东西，他也乐于接受。1871年他作为民族自由党党员进入帝国议会，并积极参加关于“文化斗争”的辩论，但是，对于议会生活他感到失望。他在1883年时写道，“在我们年轻帝国的体制中，再没有比帝国议会更坏的东西。”梦想实现后，特赖齐克坐下来，编写《十九世纪德国史》，这原是他在十年前即已拟定的计划。1874年他接受了柏林大学的聘请；他说，他每年须用半年工夫研究普鲁士档案，所以他还是住到柏林去为宜。兰克一直不赞成这项聘请，他认为特赖齐克是一个政论家而非历史家。其他学者也有同样的疑虑；因此这位新教授只是在他死前不久才进入柏林研究院。可是，他却在那里编写了19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曾于1861年宣布：“我想编写一部邦联的历史，向闲着的大众指出：建立一个政治实体的基础——权力与自由——是没有的；只有通过消灭各小邦，才有得救的可能。”但随着邦联的消逝，他决定综述那些为新德意志开辟道路的人物与政策、制度与思想。第一卷（1879年出版）叙述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时期，是详细叙述的导论。豪塞尔曾叙述各届政府，特赖齐克则描写整个民族生洁。这位《爱国诗集》的作者发现诗是反映民族精神的镜子。本卷的主要内容是普鲁士的历史，而他强调上帝为普鲁士指派的角色同他以相当严峻的态度对待腓特烈·威廉二世，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抵触。本卷叙述到“解放战争”和维也纳会议为①阿提拉（406？—453年），于433？—453年为匈奴王，被称为“上帝之鞭”，意为天罚。——译者②参阅伊姆加德·路德维希著《特赖齐克与法兰西帝国》，1934年版。——原注①重印于《德意志斗争的十年》，第267—271页。——原注\n止。尽管此书卷帙浩繁，它仍受到热烈欢迎，并数以千计地售出。第二卷叙述到卡尔斯巴德法令的颁布。这一卷所讲述的故事不那么生动，但大部分内容是根据原始资料的研究。它的开卷第一章占据百余页的篇幅，综述“复辟”时期的艺术、文学与学术研究，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讲述普鲁士战后改组的一章之后，是一篇对南德诸邦的素描。这一卷的后半部分描写通过各大学所表现的自由精神同梅特涅对德意志小邦王公采取的高压手段之间的斗争。有一个评论家宣称，他应写普鲁士史而不应写德意志史，因为关于普鲁士的几章写得虽很好，而其它几章写得却很差。他的富有侵略性的普鲁士观点激起了一些人愤怒的批评。最猛烈的攻击，来自斯特拉①斯堡大学教授，研究西班牙与查理五世的著名历史家鲍姆加滕。他对于特赖齐克在同一个问题上对普鲁士加以愿谅，对奥地利则加以谴责，而且还诬蔑各小邦的比较自由的观念，感到很气愤。他在一本轰动一时的小册子《特赖齐克的德国史》中表现了他的愤慨。他宣称，特赖齐克的观点在1870年以前虽然是可以辩解的，到1870年以后便不然了，他所作的攻击与其说是为了埋葬各邦独立主义，不如说是为了复活它。特赖齐克之看待普鲁士，正如同扬②森之看待罗马。他能够激励和启发，但没有人敢于向他求教。他表现出他对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不能理解，几乎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部书关于文化生活的描写虽然值得嘉许，但却为它的政治偏见所损毁。接着这位历史家同他的老友之间开始了争论；特莱茨克宣称，等他叙述到腓特烈·威廉四世时，他的批评者的态度就会完全不同了。埃德曼斯多费尔指出，批评者在有些细节上自己也搞错了；聚贝尔则解释道，《德意志史》所攻击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空谈理论的激进主义。可是鲍姆加滕的攻击所留下来的有害印象，却再也没有被抹掉，因为，他的语调虽太尖锐，但却击中了该书的根本弱点。这些缺点，在叙述到1830年的第三卷内却不那么明显了。在第三卷中，③作者开始叙述关税同盟的冗长经过，并第一次确立了莫茨的重要地位。这一卷的精华是关于北德小邦、它们的统治者、它们的政治与文化，由一系列出色的精巧小品组成的著名的一章。第四卷写的是腓特烈·威廉三世长期统治的末期的历史，主要是论述立宪观念的成长。关税同盟的历史在这一卷里叙述完毕，奥地利的势力已经不那么咄咄逼人，而普鲁士开始确立它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第五卷于1894年出版，叙述腓特烈·威廉四世和他周围一群出色人物的金光灿烂的事业的开端。这一卷是全书中最完善的部分，它具有某种成熟的平静气氛。谁也不能指责特赖齐克站在朝臣的地位来描绘国王的形象；但是，虽然他慨叹国王的政治缺点，却抓住了他为人的高贵品质；当他有所指责时，他内心的沉痛多于气愤。特赖齐克这时已经六十岁了，他的视力逐渐衰退。他已写到1847年，他急于开始写革命的年代〔1848年〕。他对巴叶说，“愿上帝假我以年，直到完成我的第六卷。”但事与愿违，他的健康情况急剧下降，于1896年去世。①参阅马尔克斯的出色传记，刊载于鲍姆加滕：《论文与演说集》（1894年）的前面。——原注②扬森，J.（1829—1891年），德国史学家。在其名著《中世纪末以来德国人民史》中认为德国文明在中世纪末已臻极盛，而宗教改革则是对德国文化与繁荣的破坏，利用历史为罗马教会进行辩解。——谭注③莫茨（AdolfvonMotz，1775—1830年），曾任普鲁士财政大臣。他改革税制，奠定了关税同盟的基础。——译者\n特赖齐克的《德国史》是大陆上最近似麦考莱的《英国史》的著作。在他编写之前，一般人对于普鲁士的历史知道得很少，而对于从拿破仑覆亡到“革命的年代”之间各小邦的情况，就知道得更少了。但他的著作远远超过政治叙述的范围。它提供了关于民族发展的全面图景。他使一个沉闷的时期活灵活现。他不是把这个时代当作一个衰败的时代，而是当作一个积聚力量，以达到民族统一和才智上的无比活跃的时代来描述。在普鲁士学派中只有他把文明包括在他的视野之中，而且他非常注意研究言论的动向和文学和学术的潮流。他的文笔无可比拟地华丽和有魄力，他是个幽默大师，而且擅长表达悲愤的情感。在他早期论文与演说里稍嫌过分注重修词的文风，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在普鲁士学派中他是唯一有文学天才的作家。就文笔的魔力与感人的活力来说，他可与蒙森比美，并超过所有其他普鲁士历史家。这种充满活力的个性形成本书一个主要的迷人之处，但也是它的主要缺点的根源。1864年，他在写给聚贝尔的信中说，“我太容易激动了，但我希望到一定的时候能成为一个历史家。”1882年，他看出自己的性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承认他血气太旺，不能作一个历史家。他的笔锋同剑锋一样锐利。他的同事施默勒作证说，他的爱和恨就象大自然的暴力或几乎象火山爆发那样。他坦白地告诉弗赖伊塔格说，在他的身上，爱国者的成分比教授的①②③成分要大千倍。他的朋友们把他比作“急性人”、熙德或年轻的齐格菲。在德意志大历史家中，兰克是最客观的，而特赖齐克是最主观的。没有人会把他归入“好欧洲人”这一类人里去的，而对于这样的奉承，他也会轻蔑地拒绝接受。他写道，“只有一个以祖国的悲欢为自己的悲欢的雄壮的心，才能生动活泼地叙述历史。”他编写历史与其说是为了记实，不如说是为了教导。巴姆贝格尔抱怨地说，在企图使教训为特定目的服务方面，只有耶稣会徒能赛过他。他攻击奥地利、法国、俄国和犹太人。他严厉地谴责英国，说它是功利主义者和伪君子，一手拿《圣经》，另一手拿鸦片烟枪，前去征服一个“帝国”：同贪婪的英国人相比，德意志人是理想主义者。他藐视法王路易·菲利普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认为他们是带有资产阶级和商人气味的国王。他虽然认为德意志人是最好的民族，却不认为他们都一样的优秀。普鲁士才是出类拔萃的民族。在编写他的历史时，特赖齐克已经克服了他对容克地主的厌恶。他认为关税同盟和普鲁士军队是统一的工具。他宣称，贵族比资产阶级更有远见和自我牺牲精神。他的最犀利的箭头，是对着他讨厌①地称之为犹太人的，过激的和亲法的“青年德意志”运动。他写到海涅与别尔内时说他们是青年的腐蚀者，是祖国的敌人。特赖齐克这个人的政治家气质太浓厚，他不可能不参加在他生活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兴起的争论。新德意志的两种势力激起了他特别的愤慨。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无政府主义，而宣称应以武力而非争辩来对待它。在一篇激烈的论文《社会主义及其庇护人》里，他指责那些迎合社会主义的教授。“讲坛②上社会主义者”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施摩勒，发表了一篇庄严的答辩，指斥①“急性人”（Hotspur），为哈里·珀西（HarryPercy）的绰号（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译者②熙德（CidCampeador，1040？—1099年），西班牙著名的捍卫基督教反摩尔人的骑士。——译者③齐格菲（Siegfried），德意志中世纪史诗《尼贝龙根之歌》第一部分的主角。——译者①青年德意志运动（YoungGermany），19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的德意志文化运动。——译者②施摩勒，G.（1838—1917年），德国经济学的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谭注\n这位历史家误解了他们的立场。特莱茨克对于犹太人影响的增长甚至更为震惊。他看到在财政和新闻界占有势力的人都是些对爱国主义和基督教漠不关心的人，感到沮丧。他并不希望对犹太人重新实施褫夺权利的法令，但这位③著名历史家发表言论，同施特克尔发起反犹太主义又恰好是在同一时期。在他的研究院同事中有一些犹太学者；而蒙森带头组织答辩，指斥他破坏了莱辛留下来的宗教宽容这一伟大遗产。特赖齐克在他授课当中反复进行战斗。讲堂里挤满听众，来听他对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和犹太人、和平主义和议会政府的不加节制的攻击。政治学课程为他提供了机会，这个课程他一生中开过好多次，讲稿在他死后根据①笔记整理刊行。讲课的中心内容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一个不依靠政党多数的行政机关，和必须训练具有活力的公民。在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里，他歌颂战争。“排除战争的想望，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如果战争消除了，世界就会变成一座自私自利的大神庙。”后来，他又写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铁的时代。如果强者征服弱者，那是生活的法则。”战争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道德补剂，决斗亦然。一个曾为自己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竟变成绝对专制主义的卫护者并以狂妄与旋风般的言论来点起沙文主义的火焰，这是一个可悲的结局。特赖齐克象容克地主一样，怀着狂喜的心情欢呼威廉二世的登极，但俾士麦的下台使他清醒过来。他毫无保留地攻击卡普里维和他的主人，因而同聚贝尔一样，受到被逐出档案馆的威胁。在他那刚强的个性里，高贵的和令人厌恶的成分混杂在一起。这位“讲坛上的俾士麦”显然是有一个天才的气质。随着1896年特赖齐克的去世，普鲁士学派也就消逝了。这个学派的成员是在德意志的消沉时期的政治教员，他们唤起他们的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学派是由于民族的需要而成长起来的，而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和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家。历史研究的潮流，由于受到他们的有力影响而暂时倾斜，此时开始回到那条由兰克标出的渠道去了。莫里茨·里特尔以其毕生精力贡献给反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的研究。埃德曼多费尔描写“大选侯”的第一幅客观形象。科塞的腓特烈大帝传是自特赖齐克以来德国史领域内最动人的作品。德尔布律克专心研究格奈塞瑙；玛克斯·勒曼则致力于研究沙恩霍斯特和斯泰因。里茨勒研究巴伐利亚史；席曼研究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历史；迪特里希·舍费尔研究汉萨城市。曾因撰写16世纪后期的专题论文而成名的埃里希·马尔克斯，现在以准确可靠的判断力来论述俾斯麦及其主人；迈内克探索从18世纪到1848年政治意见的发展过程。伦茨和欣策一直致力于普鲁士史的研究。在施莫勒及其他专家的指导下，由柏林研究院出版的多卷集：《普鲁士法令汇编》显示了18世纪普鲁士政府和工业的结构和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就较小，但所取得的成果是要更踏实一些。③施特克尔，A.（1835—1909年），1874—1890年为德国宫廷宣道师，柏林反犹太运动的领袖。——谭注①包括两卷的英文译本于1918年出版，其中并附巴尔福勋爵的导言。——原注\nⅤ在奥地利，具有高质量的历史作品都是近期的作品。当佩茨在维也纳物色编辑《史料集成》的助手时，根茨回答说，组织一个研究德意志历史的学会是不能得到皇帝同意的。对出版物的检查从没放弃过又是严密的；档案仅仅对一种人开放，那就是可以保证对王朝和宗教持正统观念的人。直到阿尔①内特充任档案馆馆长的时候，梅特涅的一套制度才终于被放弃了。在访问伦敦时，阿尔内特看到那里的档案对每个研究者自由开放，而在自己的国家里连次要的案卷也禁止查阅，很有感触。在维也纳，档案即是“帝国密件”，象王冠的宝石那样归王朝独占。后来他逐渐打破了这种障碍；他所写的欧仁②亲王传，不但提高了自己的声誊，而且增添了哈布斯堡王族的荣耀。这位声誉显赫的军人与政治家，“曾为奥地利的利益而工作的最伟大的人物”，他一生多事的经历，第一次由阿尔内特根据他本人的书信，加以探索和叙述。这篇传记的确是在奥地利出版的第一部得以广泛流传的历史著作。这时，阿尔内特已获得奥地利官方人士的信任；他可以任意使用档案，来编写他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他的《玛丽亚·特雷萨的历史》是全部根据档案资料编写的；它详尽地描绘了哈布斯堡王族的一长列统治者中两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以女皇特雷萨，这个“奥地利史上最出色的人物”对每个奥地利人所鼓起的热情来进行他的工作。在奥普冲突的年代里，她的勇敢使她成为奥地利人民的偶像化的统治者，她的声誉在同她的劲敌〔腓特烈〕对比之下，显得愈加辉煌。而对于那位女皇一向称之为“坏种子”，而她儿子指斥为有才的无赖的国王，阿尔内特承认他的才能；但当女皇不惜任何代价①地信守诺言时，腓特烈却是基本上不讲信义的。在1748年和约带来了一个喘息时间后，她转向国家的复兴工作。她取消贵族的免税权，改革行政与司法制度，把法律编集成典，并整顿军队。尽管阿尔内特钦佩她的崇高品质与巨大能力，但他决不是闭眼不见她的缺点的。她最大的缺点是偏执。她恨犹太人，并急于驱逐他们出境。她憎恶新教徒，并坚决支持出版检查制。第二个缺陷是她的独断专行的脾气。她虽然深爱自己的丈夫，但她从来不准他参与国家大事。她不喜欢相反的意见，并极其注意保护她的王室特权。在和平的年代里，最重要的事件是她委派了考尼茨担任首相。女皇同这位大臣之间的关系（在这部书里第一次详细叙述），给两个人都带来了荣誉。虽然大臣是一个怀疑派和在宗教方面持有自由思想的人，但女皇对他的信任从未动摇过。在七年战争后，约瑟夫开始参预政事，因而在她统治的后半期，她不复是一个独断独行的统治者。她曾给他以精心教育，并对他的高超才能感到喜悦；但约瑟夫殷切地要求改变一切似乎可以改进的东西，这就使他常常反对许多女皇认为满意的作法。他虽是一个正宗的天主教徒，但厌恶僧侣的势力。当他得到考尼茨支持的时候，他一般是能实行他的主张的；但他和母亲的经常磨擦，使她的晚年笼罩上阴影。①参阅他的自传，《关于我的生活》，共二卷，1893年出版。——原注②欧仁亲王即萨伏伊亲王（1663—1736年），奥地利名将，于1697年，1717年大败土耳其年；在西班牙王位续承战争中任奥军统帅，屡挫法国，扭转战局。阿尔内特所撰传记名《欧仁亲王传》，1858年初版。——谭注①1748年和约，即结束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的阿亨和约，条约承认了玛利亚·特利萨的继承权。——谭注\n在使人们理解近代历史方面，很少著作能比阿尔内特所著关于玛丽亚·特雷萨的十卷史书贡献更大。这部史书从奥地利的角度来阐明欧洲的两次大战，它叙述帝国的外围部分——比利时、波希米亚、匈牙利、伦巴底——以及哈布斯堡王族的世袭领地，并描写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财政与法律、教育与宗教。尤其重要的，它通过玛丽亚·特雷萨、约瑟夫和考尼茨的信件来表现他们的形象。这个历史家把他晚年的大部时间用于出版玛丽亚·特雷萨同她的子女的大量书信。书信集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包括女皇与玛丽·安托瓦涅特来往信件的那几卷。1864年，胡诺尔施泰因和弗耶·德孔什出版了法国王后的书信集，出版后引起了对它们可靠性的怀疑；这场争论，后来由于维也纳出版了原稿而得告平息。1868年，当阿尔内特正在从事编写玛丽亚·特雷萨的历史的时候，他被委派为档案馆馆长。但在1863年，甚至兰克也被拒绝查阅1756年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紧急公文。现在，阿尔内特却欢迎一切国家的历史家到那里去。他曾因准许哈布斯堡王族的宿敌聚贝尔查阅档案而受到攻击，但他回答道，普鲁士人只有通过细查档案，才能改变他们对奥地利政策的错误见解。①在阿尔内特领头前进的道路上，有一队热切的追随者跟在后面。奥斯瓦②尔德·雷德利希的巨著：《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鲁多·哈特曼关于中世纪③时代意大利的著作，获得了学术界以外的读者。克伦斯编写第一部关于奥地④⑤利国家成长的全面综述。克洛普是汉诺威国王的北德朋友，曾伴随他的庇护人流亡。他终身致力于保卫哈布斯堡王朝与“大德意志”原则。他以对腓特烈大帝的猛烈攻击作为开篇，说他开创了那把德意志毁了的二元论。接着①他论述蒂利的复职和研究三十年战争的早期，在这一部分里，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信奉新教的王公们被看作德意志民族的敌人。他晚年的主要工作，是编写一部庞大著作：《斯图亚特王朝衰亡史》。这部著作所讲述的欧洲大陆历史比英国历史多，而由于其中的新资料，它是一部有用的书，但作者对奥地利的偏袒和对法国的敌意，损伤了它的完美性。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曾经由斐微诺与蔡斯贝格、贝尔与施利特尔、韦特海默尔与福尔尼尔，②加以探索。施普林格描述了“复辟时期”。赫尔弗特，这位梅特涅时代与精③神的最后代表人物，已研究了1848年革命。弗里容则阐述以萨多瓦战役为结尾的冲突中奥地利一方的情况。1854年奥地利教育部长图恩伯爵建立了维也纳历史研究所，从此开始了①迈斯特尔在《研究院史，1847—1947年》，（1947年版）中描述了研究院（1847年创立）的活动。——原注②哈布斯堡的鲁道夫（1218—1291年），即鲁道夫一世，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创立者。——谭注③书名《中世纪意大利史》，共四卷，记公元475—1002年之事，系一未完成之作。——谭注④书名《奥地利古代至现代历史手册》，共五卷，1876—1879年。——谭注⑤参阅W.克洛普：《昂诺·克洛普传》，1907年版。——原注①蒂利，J.J.伯爵（1559—1632年），出生于比利时，曾在西班牙、巴伐利亚、荷兰、匈牙利等军服役。三十年战争初期任天主教联盟军统帅，屡立战功，1630被革职，后又起用。——谭注②赫尔弗特，J.A.（1820—1910年），奥地利男爵、政治家、历史家、著书立说为梅特涅的反革命政策作辩解。——谭注③弗里容，A.（1851—1920年），奥地利史学家，标榜大日耳曼主义反对普鲁士——谭注\n④对中世纪奥地利历史的系统研究。但这个研究机构在研究中世纪方面获得了最佳学院之一的名誉，都应归功于一个德国学者。这就是西克尔。他是一个萨克森牧师的儿子，由于拉赫曼的说服，研究了语言学。1849年为了政治原因，他被逐出柏林；于是在法国古文献学院学习他的行业。在他来到维也纳后，他被邀讲授古文书学，后于1867年成为历史研究所所长。因为他在教学①上需要资料，他编辑了《中世纪影印文献集》，包括从奥地利和意大利档案中收集到的二百幅摹真文献。他长期研究加洛林朝的手稿，使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书格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知识。他的《加洛林朝法令汇编》标志着马比荣所建立的古文书学的高峰；这门科学近来由德利斯尔关于腓力·奥古斯都《文书》的工作（德氏以整理研究腓特烈二世文书见称）以及羽拉—布勒②霍尔的巨大汇编《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法令》向前推进了一步。1874年，西克尔参加了《史料集成》的编修馆，并担任“文书”部分；他自己则编辑了有关萨克森诸皇帝的文书两卷。他这时已是公认的文书学方面活着的最大专家，因此聚贝尔曾劝他同他合作，搜集关于加洛林朝和萨克森朝诸帝皇的摹真文献。1881年，他被任命为罗马城的奥地利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那是对他辛勤工作的恰当的酬报。西克尔一生从事古文献的编辑工作，因而他的名声被限制在学者的范围之内，但他在这个范围里的声誉是稳固的。因斯布鲁克的研究工作是能同维也纳对中世纪的研究相匹敌的。菲克③尔，信奉天主教的威斯发里亚地方人，很早结识了伯默尔，后者把他介绍给图恩伯爵。1852年，他被派到蒂罗尔的首府，在那里他无间断地工作了半个世纪。他同西克尔一样，也是一个文书学专家，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多产作家。他反对聚贝尔，而为中世纪时期的帝国辩护，那使大家知道他不仅是个渊博的历史家，而且是个勇敢的论战者。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王公的宪法地位的研究。魏茨称它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1861年，在他旅行意大利的时期，他致力于档案的深刻研究，为他后来所著《意大利行政与法律史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是一部学术的大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法制与政府、帝国与教会、德意志与意大利，是同样有价值的。就中世纪法律与制度的知识来说，从来还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在有关中世纪史的最有权威的解释者中间，他的地位可与魏茨、斯塔布斯、布伦纳和梅特兰并列。另外他还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编辑文献。伯默尔的《帝国文书》被称为第一次尝试，但甚至他的朋友也不能无视其技术上的缺点。菲克尔和他的学生对《文书》所做的改订工作，倍增了它的价值。他关于文书学的巨大著作，就是从修订《文书》这项工作里成长起来的；它为了解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提供了第一个可靠的向导。此外，菲克尔作为教师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德国学者越过边境，①来学习他的批判方法。④参阅圣蒂法勒：《奥地利历史研究所史》，1950年版。——原注①参阅埃尔发表于《历史季刊》第9卷上的极佳文章以及西克尔的《罗马回忆录》，1947年版。——原注②全书共七卷十二册，1852—1861年。——谭注③参阅容（Jung）的巨著：《尤利乌斯·菲克尔传》，1907年版。——原注①《奥地利帝国史学的发展》（1950年由格罗斯出版）一书对晚近一代的研究工作作了描述。——原注\n第九章法国浪漫主义学派Ⅰ法国革命在历史研究方面如同在教会和国家方面一样，形成了同传统的①决裂。雅各宾派把过去看作肮脏的地牢，人类精神刚刚从那里逃出，见到了阳光。国民议会下令在芬多姆广场上焚毁有关法国贵族的文件，孔多塞发表了一篇适应当时情况的谈话，他说，“今天，理性焚毁了表明一个等级的虚荣的无数卷册。其它残余还留在各公私图书馆里。它们必须一起毁灭。”在全国各地，契据文件在钟声的伴奏下被投入火焰里，群众在“共和国万岁”②的呼声中舞蹈。③百年来使法国成为历史研究中心的两个研究集团，被扫除掉了。在本尼迪特派修士中已产生不出象马比荣和蒙福孔那样有才智的学者，但他们还是①完成了踏实和忠诚的工作。1790年，多姆·布里阿尔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说，尽管时局混乱，多姆·克莱芒还是编写完了《年代考证法》的最后几②页，但所有这个僧团的其他工作都一起停下来了。他接着说，“多姆·克莱芒虽已年高，身体还很康强。但他对局势和我们同样地感觉苦闷。”三年后，他即去世，因而这一集团即告结束。各个科学院也遭受了与这个僧团相同的命运，但因为它们除了是由王家创立的以外，同“旧制度”没有什么别的关系，所以它们能够在改变了形式后很快地恢复起来。在“恐怖时期”过去后，成立了一个叫做科学院的新机构，其中设有科学、文学与艺术各部以及一所③新的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科学院邀请多姆·布里阿尔继续布凯的编年史汇编工作，对这个工作，他原已花过多年工夫。1801年，这个编者写道：“我几乎是单独地完成了第十三卷；当我把这本书交给他们时，他们看到了利用本尼迪特修士的重大意义。现在，他们正在计划继续十字军历史家著作的汇编、《基督教高卢》及其它著作。目前，这些事业还只是计划而已，但它们证明我们已稍稍摆脱我们所陷入的野蛮状态。”执政府早期的诺言，是带有欺骗性的；法国进入了一个严厉的专制主义时期，其不利于历史研究并不亚于革命的大动乱时期。法兰西学士院仍然存①为了了解19世纪法国历史研究的概况，可参阅蒂埃诺：《关于历史研究的报告》，1867年版；C.朱里昂为《法国历史家论著摘要所作导论》，1897年版；阿尔方：《百年来的法国历史学》，1914年版；莫罗：《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1935年版；拉拉：《十九世纪的历史家》，1947年版。——原注②参阅戴波瓦：《革命的汪达尔主义》，1868年版，和拉波德：《革命与帝国时期的法国档案》，1867年版。——原注③古奇所指的两个研究集团：第一是本尼迪特派，以圣莫尔教团的圣泽芒修道院为中心，培养了马比荣和蒙福孔这样的大学者。其次是耶稣会教士团体，其代表人物有阿杜昂等。17世纪中，冉森教徒的皮尔-罗雅尔派崛起，形成另一个中心。他们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搜集整理和出版史料，编纂大型的历史著作。——谭注①见《法国历史学会：通告与文件》（1884年）中所载多姆·布里阿尔（DomBrial）的《两封信》——原注（多姆为对僧侣的尊称。——译者）②此书于1790年完成，为摆脱教会编年法，创立近代年代学奠定了基础。——谭注③书名：《高卢暨法兰西历史文献汇编》（RecuildeshistoriensdcsGaulesetdelaFrance），共二十四卷，1738—1904年。——谭注\n①在，但历史教授们认为从古代世界选择讲题较为妥当。在革命时期，最重要②的事件是勒诺瓦建立了国家博物馆。旧制度倾覆后，成批艺术珍品被当作专③制与迷信时代的象征而被销毁；但正当革命的汪达尔主义达到高峰的时候，勒诺瓦不顾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他把许多遭受毁灭威胁的文献抢入小奥古斯丁修道院内。博物馆经过馆长的精心布置后，对历史产生了比对艺术还要大的影响。这些文献原来分散在许多教堂里，未曾受到重视，但在集中一处，并按年代顺序排列之后，就引起了注意。在执政府末年，拿破仑撤消了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设立了古代史与文学部，而近代与中世纪史在这里却没有地位。拿破仑称帝后，他对历史研究效用的概念似乎有了改变。1806年，他利用耶拿战役后的几周闲暇时间，口授④了两项很长的备忘录。他提出应设立一所大学或将法兰西学士院扩大；在那里应设罗马、希腊、拜占廷、法国、英国和美国历史讲座。另外还应开办专题讲课，其中包括从罗马到执政府时期的立法史和法国战争艺术发展史。“有一部分历史是不能从书本里学到的，那就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一向存在着当代人出生前五十年的空白时期。”教授们应该知道直到他们讲授时为止的一切事情。“人们常常说，历史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好久才能编写；我不以为然。人们写一年前的事情能够同写百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更容易写得确切，因为读者可以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作出判断。”大学应具有完全实用的性质。“我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宗教史，而是需要事实的历史。”这个在芬肯施泰因城堡设想的宏伟计划，仍然只是一个理想，而且的确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法国当时不具备这样的人才；即使可以找到这样的学者，皇帝也会把他们看作国家的官吏。凡是天真地接受了委任的学者，必然会发觉自己象关在镀金的鸟笼里一样。仅只在一年以后，那种应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1808年，替皇后管理图书的哈尔马神父请求皇帝准许他继续编写维利和埃诺的著作。内政大臣回答说，政府还有更重要的事业需要鼓励。皇帝闻悉这个①答复后，口授了下列备忘录：“我不同意内政大臣所发表的原则，继续维利②和埃诺著作的编写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最重要的是要确定续编这部著作的精③神。我已命令警务大臣监督米洛著作的续编工作。我希望两位大臣为续编维利和埃诺著作的工作作好安排。这项工作不但必须委托给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而且必须委托给能够按照真实情况叙述事实，把读者引导到1808年，以①参阅莫诺，《法兰西学院的历史讲座》，载〔法国〕《历史评论》第10卷。——原注②参阅库拉若：《亚历山大·勒诺瓦》，2卷，1878—1886年版以及发表在〔法国〕《历史评论》第30卷中的文章。——原注③汪达尔。汪达尔，古日耳曼人之一支，以破坏文化著称。汪达尔主义意为故意破坏文化、艺术的行为。——译者④参阅《拿破仑书信集》，第25卷，第102—110页以及勒弗朗所著《法兰西学院史》，1893年版。——原注①参阅《拿破仑书信集》，第16卷，第489—491页和梅莱：《法国文学概览，1800—1815年》，第Ⅱ卷，1883年版。——原注②维利，P.F.（1709—1759年），18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谭注③米洛（Millot，1726—1785年），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史：从克洛维到路易十五时代》（1767—1769年版）。——译者\n提供正确教导的可以信赖的人。字字句句都必须表明罗马教廷的影响和华洛①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能；必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和‘十六区’大屠杀那样的笔法来描绘9月大屠杀和革命的恐怖。必须说明过去不断出现财政紊乱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僭越行为和行政工作之失去常规，使读者在读到当代时，感到如释重负。当这部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成的著作出现后，不会有人再有重做这个工作的愿望或耐心，特别是当他从警务部方面得到的远不是鼓励而是阻挠的时候。”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备忘录说明了帝国时期历史学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历史属警务大臣管辖。米洛神父的《法国史》中有一卷被取缔，理由是它包含有损害法国陆军荣誉的东西。一本关于贝利萨②③留的戏剧被禁演，唯恐它会使人联想到莫罗的命运；另一出关于亨利四世的戏剧也被禁演，因为使人忆起法王宝座上最得民心的君主，是不合心意的事。④在历史研究领域内，拿破仑的唯一功绩是指派多努管理全国档案一事。当时整批文献的销毁曾引起反响，因而在1794年组成了一个有学问的詹森派教徒，卡米领导的委员会。在1789年前，据估计约有一万处档案保藏所；而在巴黎一地就有四百处。当时政府下令，将文献集中并保藏于各郡首府；而指令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遵守。1804年，卡米由多努接替，后者对历史著作具有广博知识并受到普遍尊敬。他虽于早年加入僧侣阶层，却欢迎革命，并接受了《教士法》；可是他一直是个温和派。在督政府时期，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并参加设立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执政府成立后，他脱离了政治生活；所以这位受皇帝之托来管理档案的人，是个学者而非政客。虽然他从未被算作帝国的公开拥护者，但拿破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求助。当帝国和教廷的冲突迫近时，他被委派编写一本关于教皇世俗权的书。他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革命开始时他已经抛弃了他的圣职和他的神学；对于罗马教会他满怀轻蔑情绪。他的论旨是：自9世纪以来，教廷一直是欧洲灾难的主要根源。他是同情宗教信仰的，但他强调宣称，教皇世俗权必须取消。这部书是属于皇帝赞赏的一类史书，因为它的目的是为政府在执行政策中提供武器。多努在为科学院继续本尼迪特修士未完成的工作方面用处就更大了。到帝国末期，他在多姆·布里阿尔和甘格内的协助下，重又编写那部中断于12世纪的《文学史》，而且直到他逝世为止都是这项事业的核心人物。在当时的少数历史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弗拉桑的《法国外交史》。作者在该书第二版序言里写道，“当拿破仑任第一执政时，他对科学院历史部代表们说，他希望有一部关于法国外交的著作。”弗拉桑接受了委托，于是出①‘十六区’（Seize）——指16世纪末天主教同盟时期的巴黎十六个区的代表；他们以残暴著称。——译者②贝利萨留（Belisarius505？—565年）东罗马查士丁尼帝的大将，屡立战功。562年，以谋杀皇帝罪被捕。获释后，穷困而死。——谭注③莫罗（Moreau，Jean-Victor，1763—1813年），法国名将，屡立战功。1808年因参与了海外王党潜入法国，图谋复辟的阴谋，被判处流放。——谭注④关于多努的最好论著是盖拉德的《略论多努》，1855年版。可比较塔扬迪埃，《有关多努传记的文献》，1841年版。另外还有一些极好的评论，如：米涅的《略评与回忆》，第Ⅰ卷，1843年版；圣伯夫在其《现代人物画像》，第Ⅳ卷中的文章；勒克勒尔在《法国文学史》，第XX卷中的评述和德萨西的《文学作品杂集》，第Ⅱ卷，（1858年版）。所有这些作家个人都是同他熟悉的。——原注\n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一个国家外交的历史。许多文献和条约都是第一次刊印的，但该书的价值完全限于资料方面。它的结尾象皇帝所希望于所有历史著作那样，是一番恭维皇帝的话。弗拉桑写到“大战”开始时住笔，而在他搁笔时，他提请读者注意：法国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这段时期将持续到“由一个天才领导的政权出现为止”。虽然他的颂词已是令人作呕，皇帝还是宣称，他滥用了他的机遇，并谴责他企图泄露政治机器的秘密动力。这样一个统治者是能够委派史官，但不能造就历史家的。①由保皇集团的成员所写的唯一重要著作是达鲁的《威尼斯史》。他曾为帝国军队筹办军需，伴随皇帝出征，并在法军惨败于莫斯科后，担任陆军大②臣。他的编写计划是在1797年制定的，而在抢劫亚得里亚海王后时，获得大量有价值的文献。该书各卷在1815—1819年迅速地连续出版，在全欧赢得了莫大声誉。此书叙事的语调庄严、平静，但所描绘图景的色彩是暗淡的。威尼斯政府的神秘和严厉的作法，人民的道德败坏都着重地加以描述；整个著作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拿破仑对威尼斯进行干涉时，这个牺牲者完全是罪有应得。达鲁的著作，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作品，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家的作品。爱国的威尼斯人指责他蓄意诋毁“共和国”。他回答说，他在著作里曾热情地称颂威尼斯公民的勇敢、他们的技艺和他们的勤奋。但他最③难对付的批评者蒂耶波洛伯爵宣称，他的最尖锐的攻击根据的全是毫无价值的资料的，他并且出版了两卷纠正该书的著作。达鲁在这些以及其它批评意见的推动下，进行了新的研究工作，并把他的研究成果补进后来各版里。在他的读者当中有流放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拿破仑（荷兰爵士曾把该书给他送去），而他关于共和国的垂死挣扎的意见被刊入第二版内。这部著作保持着它作为威尼斯史权威作品的地位，直到一个时代后罗马宁的更为渊博的叙述取而代之为止。在拿破仑统治的沉重压抑毫无生机的时期，夏多勃里昂的作品打开了情①感的源泉，扩大了想象的天地和激发了历史感。虽然他的知识是不完整的，他生性不喜欢系统的研究，但他对法国在“复辟时期”复兴历史研究的贡献，②却比任何人都要大。在文学方面，他只不过是继承卢梭和圣皮埃尔的传统，而在历史方面，他最重大的成绩是找出研究中世纪的钥匙。他第一部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为他更成熟的产品作准备，而在于为后者提供对照。这第一部著作《论革命》是在1797年在英国撰写的；它以摆脱敌对党派的陈词烂调为特色。他虽然是贵族和“逃亡者”，却宣称法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又反对革命拥护者的幻想。他的任务是通过对类似骚动的研究，找出法国革命的原因并预测它的后果。他在研究希腊史当中发现近代作战中的大部分标语口号都是古典世界里所熟知的，因而作出结论说，人类的活动是循环不已的。①参阅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9卷。——原注②指威尼斯共和国。——译者③见他所著《对达鲁史书的订正》，1828年版。——原注①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两部最重要著作，有圣伯夫的《帝国时代的夏多勃里昂和他的文人集团》，共2卷，1849年版，和卡萨尼厄的《夏多勃里昂的政治生活》，1911年版。比较贝特朗所著《古典时代的结束》，1897年版。——原注②圣皮埃尔（SaintPierre，Bernardinde，1738—1814年），小说家，卢梭的信徒，以擅长描绘大自然景色著称。——谭注\n法国革命可能会象其它革命那样垮台，而进步可能会再次证明是一种幻想。欧洲似乎确已快要瓦解，因为社会没有宗教，就会衰亡。基督教已被弄得信誉扫地，而且没有什么可以代替它的东西。紧跟着《论革命》一书出版后，作者的宗教信仰有所转变。这个新的夏多勃里昂出现于《基督教真髓》一书里，该书于1802年出版。这是在政治、宗教、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一件大事。它与“教务专约”同时问世，对于正在引导法国离开18世纪传统的潮流给与了无可估量的动力。今天，它的宗教感化力早已消逝；它的学术性是肤浅的，而且现在人们只把它纯粹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但在一百年之前，它被颂扬为维护教义的杰作。他通过一系列图景——基督教的教条和它的传说、它的宗教剧、它的仪式和它的艺术——以光采夺目的颜色表现了基督教的美。但他所做的，还不限于证明基督教是近代文明中的主要因素，他还把它同古代法兰西的光荣联系起来。他从基督教的美谈到它的真。他所要打动的是人们的感情和想象力。这部著作很少历史精神，但它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却是深远不过的。1809年《殉道者》的出版更加强和扩大了它的影响。罗马人和法兰克人跃然纸上；基督徒的美德给这幅图画蒙上一层柔和的光辉。奥古斯丁·梯叶里于1840年对夏多勃里昂所作的赞词，并没有什么夸张之意。“所有在各方面研究这一世纪的人，在他们研究工作的起始时期，都会遇到这个最早的启发者。说到他，没有一个人不可以，象但丁谈到维吉尔那样说：“你是魁首，你是尊长，你是大师”。①夏多勃里昂所推动的力量的成果在米肖的《十字军史》里第一次表现出来。皇帝准许米肖查阅档案，而他著作的第一卷于1811年问世。在18世纪人们认为十字军运动只不过是迷信的狂热表现，而米肖则解释十字军运动所由产生的情绪，并使人们记起这个运动所激发的英雄主义。他自己的信仰使他同情于由宗教动机所鼓起的事件，而在设法公平地论述中世纪当中，他找到了另一机会，使自己避而不谈法国革命。他力图表明：人们不仅可以在十字军运动是信仰的表现这一点上，而且可以在它对欧洲文明发展确有助益这一点上为之辩护。因为欧亚两洲的接触减少了无知状态，建立了商业关系，并导致城市的成长，所以打败东方的侵略者不是纯宗教性的事业。这部书虽然缺少异采与特色，却立即为受过夏多勃里昂教育的公众所欢迎。米肖象达鲁那样，把他的晚年用于修改著作和扩大知识。他出版了一部《有关十字军运动的书目》，在这部书目中，他把一个东方学家为他翻译的资料也收了进去。在他生活的末期，他还出去参观他所写戏剧的场地。这位细心的研究者身上毫无热情的朝拜者的气味；他说，他之所以前往耶路撒冷，不是为了改正他生活上的罪过，而是为了纠正他所编历史中的失误。①②正当米肖在研究十字军运动的时候，雷努阿尔开始探索“浪漫诗人”的语言和文学。他以编写关于圣殿骑士团的悲剧而赢得了编剧家的声誉。他把殉道者的光轮加在他们头上，并为了替他们辩护，编辑了有关他们的审判的文献一卷。他搜集了“浪漫诗人”的诗篇，并把它们分成六卷出版；但他①参阅米涅的《历史略评与回忆》第Ⅰ卷，《对弗卢朗先生（M.Flourens）的答复》一文，和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7卷。——原注①参阅米涅，《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Ⅰ卷，和圣伯夫的《周一漫谈》第5卷。——原注②浪漫诗人（Troubadours）——11至13世纪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北部的抒情诗人。——译者\n对形式比对内容更感兴趣。他提出的论点是，罗曼语是拉丁语的唯一产儿，因而也是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加泰隆语的母亲。可是人们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罗曼语是拉丁欧洲语言的长姊，而不是它们的母亲；这座大厦的基石虽然松动了，但雷努阿却鼓起了人们对灿烂的南欧文明的兴趣。在浪漫诗人诗集出版之前，另外还有一个致力于这一领域的更有力量和①创见的人，那就是福里尔。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人，在兴趣方面没有一个是象②③他那样地带有国际性的。他是博普、大施勒格尔和科雷的朋友，巴格森著④作的翻译者、曼佐尼著作的注释者、荷马诗篇、阿拉伯文和梵文的学者，所以他的头脑像是一个有无数水流注入的水库。他的希腊民歌选集和所附出色的导论，为欧洲介绍了一种新的文学。到了帝国末期，他开始对南欧文明进行深入研究，而他的余年就用来致力于这项工作。他比雷努阿和所有其他学者更先看到被反阿尔比教派十字军所破坏的文化的优美。在追溯它的起源时，他的研究工作把他带回到希腊的殖民时期。他决定编写几部有关南欧文明的书：第一部把古代高卢同古代通史联系起来；第二部记述法兰克人的入侵和统治；第三部从加洛林王朝倾覆叙述到阿尔比教派战争的结束。在这三部书中，他只写完了第二部；但这部《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南高卢史》本身是一部包括四卷的，内容充实的著作。他先于斐斯特尔·德·古朗治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入侵者所带来的，除了破坏和混乱外什么也没有。法国南部的抵抗较法国北部有力，因为它的拉丁化程度较强，而所受的攻击却较弱。他着重否认入侵行动使这一罗马行省的腐化的机体得以返老还童的说法。书的开端分别综述了第5世纪罗马高卢行省和入侵者的文明。对于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的命运，只在影响到法国南部的范围内加以叙述。贯穿全书的主题是拉丁文化是如何经过几个世纪的野蛮时期而保存下来的。他对美丽的南法满怀热情，却未能认识到北法所完成的工作的价值，而且连查理大帝的重要性也疏漏了。第三部（讲述加洛林帝国分裂后几个世纪的灿烂文明的一部）本来是准备当作全套著作的顶峰的。他所搜集的大量资料一部分被用于他在巴黎大学讲授的普罗旺斯诗歌和但丁两个课程；这些讲稿在他死后由他的友人尤利乌斯·默勒出版。在这些出色的讲稿中，他把文学作为文明的镜子来论述，并阐明“浪漫诗人”圈子里的语言和文学、社会和道德。他的广博学识使他成为那些成长于复辟时期的一代历史家的向导、哲学家和朋友。基佐和库然、梯也尔和米涅都从他的鼓励获益不浅，而奥古斯丁·梯叶里总是不厌其烦地承认他是受益于他这位朋友兼老师的。另一个在才气和创造性方面较福里尔稍逊色但却远为多产的作家是西斯①②蒙迪。他出生于一个基伯林派家族。这个家族在16世纪被逐出意大利：在①参阅加刊（Galley）所著《克劳德·福里尔》，1909年版。——原注②科雷（Corais1748—1833年），法国文学家，语言学家。——谭注③巴格森（Baggessen，JensEmmanuel，1764—1826年），丹麦诗人。——译者④曼佐尼（Manzoni，Antonio，1785—1873年），意大利小说家及诗人。——译者①参阅西斯蒙迪：《日记与书信片断》，该书还附有一篇传略性导论，1857年版。在最佳的评述中有：米涅著：《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2卷，1852年版；圣伯夫：《周一漫谈》第6卷；舍雷尔（Scherer）：《现代文学新论》，1876年版，和洛梅尼的《现代人物概览》，第7卷。——原注②基伯林派，中世纪意大利拥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反对教皇的党派。——谭注\n“南特敕令”被废除后，又从法国逃亡到日内瓦。当法国革命波及瑞士，他弃家而逃，避难于托斯卡纳。他的第一部著作《意大利诸共和国史》于1807年开始出版。他原来是想研究诸城市组织法的，但不久即看到，要了解这些城市的组织，不仅须对立法而且须对人民的整个生活作概括性的探讨。这样，他的工作就不知不觉地扩大为叙述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他的时代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他论题的中心是12—16世纪诸共和国的历史。他宣称，要进入这个迷宫，需要有一点线索。从历史上来看，形成民族特性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政府和法律，而不是气候或种族。这一点在意大利比在任何地方都看得更加清楚；它的伟大直接随着它所享有的自由的多少而变化。当它在查理五世统治下失掉自由的时候，它的影响消逝，它的内在力量、商业的活力和艺术的卓越成就也不可复见。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自由，它就不会是伟大的，也不会保持它的伟大性。“它在君主国内同在共和国内一样可以有自由；在城市联盟内的自由并不一定少于一个单独的城市国家。每个统治者和每个公民在上帝和人类面前的责任，是使宪法（无论其形式如何）能够保证自由。通过它，而且只有通过它，人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暴政只能引起不断的革命。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不能从暴政下把自己解救出来，它就会发狂。”历史的效用就在于它所提供的教训，因而历史家的责任是提示正当的教训。作为导论的一卷，引导读者迅速穿过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那些黑暗的世纪；从红胡子腓特烈和伦巴第城市联盟的斗争起叙述开始详细起来。西斯蒙迪是城市联盟的热烈支持者，然而他也感觉到这位皇帝的伟大。的确，他对自由的热爱，使他以严格而非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由的保护者。在散在全书各处的几章里，他表明各个城邦是多么缺乏自由的理想。因此，朝向专制主义的发展，终于成为无可抗拒的趋势。他慨叹地说，“人民未能保持他们对自由和国家的忠诚的爱，而个人的强烈爱憎却上升了。”当警惕性放松的①时候，专制主义乘隙潜入。关于自1530年以来的奴役的悲惨故事，作者用六章的篇幅叙述完毕，而历史教训也就谈完了。弗里曼在一篇早期发表的论文里宣称西斯蒙迪的著作是不朽的，并颂扬它的雄辩、深度和说教的力量。但后来他修正了他的热情赞颂，而宣称该书在资料的编排上有差错。虔诚的②曼佐尼，虽然在总的方面称颂这部著作，但抗议他关于教会的论述；可是没有一个人不为本书的力量所打动。西斯蒙迪在意大利诸共和国历史方面所完成的工作，是同后来格罗特在希腊史方面所做的成就是一样的。这个历史家在游历巴黎之前，已经达到中年时期。他写信给阿尔巴尼女伯爵说，“如果说一个人一定要爱一个民族，那么，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民族③比法兰西民族更应得到这种爱了。”象本雅明·孔斯当那样，他对于拿破仑作为民族独立的保卫者和欧洲反动势力的反对者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表示欢迎。在完成《意大利诸共和国史》后，他毅然决定进行一项更加重大的工作。他的《法国史》第一卷于1821年出版；第二十九卷，叙述到路易十五的死亡，于1842年在他死后出版。他认为，法国史象意大利史一样，从来未曾很好地编写过。“没有一部近代史能够绝对避免那些‘必要的’谎言，那些①1530年2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由教皇加冕为意大利王。——谭注②见他所著《驳斥西斯蒙迪对天主教道德原则的攻击》，1836年版（英译本）。——原注③本雅明·孔斯当（1767—1830年），法国自由派作家、政论家。——谭注\n‘令人钦佩的’沉默；这种谎言和沉默破坏了我们对事件的信任和理解。法国人一向利用历史来确立国王或贵族、最高法院或人民的权利，却从来不去探索错误的原因，以避免它们的重演。我在编写当中绝不为谁寻找遁词或采取偏袒态度。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的绝对权力都等于是毒药。”西斯蒙迪的论述，是以研究原始资料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依靠别人著作而编写的著作”，对于这些著作，他希望能取而代之。关于高卢行省的罗马行政制度、日耳曼人入侵的性质、封建制度的结构、城市公社的兴起、商业和工业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他第一次提供了清晰易懂的叙述。他写道，“我知道，我缺少别人所具有的历史家应有的某些特质。我能够在一点上为自己作证，而我相信后辈将肯定我的作证，那就是：我永远追求真实情况，而且不辞劳苦地寻找它。”他不是法国人，所以他更易于使用批判的眼光。然而他的观察却具有严重错误。他同施洛塞尔和罗特克一样，以自己时代的标准来判断过去时代的人和事，并由于缺乏想象力，不能了解别的时代的气氛和观点。在他死前一个月曾写道，“历史家负有一个比传播民族声誉的工作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以道德法则的伟大试金石来判断每一个事件，以及严厉批评残忍、贪婪和叛卖的行为，不论它们在什么地方出现。”但他的公正没有用怜悯或甚至谅解来作调济。这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以自己的标准来权衡历代君主而发现了他们的缺点。这个出身于一个被路易十四驱逐出境的家庭的新教理性主义者家庭的人，他指责天主教僧侣的不容忍、奢侈和世俗化。①圣路易被认为是“唯一能经常以责任感来指导行动的法兰西国王”，可是，他却是绝对君主政体的创始人。西斯蒙迪对十字军运动中敌对双方的残暴行动发出慨叹。他以强烈的愤怒情绪来描写阿尔比教派战争和犹太人的苦难。①他以厌恶的心情叙述华洛瓦王朝的罪恶。而对于象艾蒂安·马塞尔和洛皮塔②尔这样的先驱者，他是以极其愉快的情绪叙述的。这部著作的第一卷是自由的赞美诗；第二卷是对国王和僧侣扼杀自由的专制主义的控诉状。③这种缺少相对性的态度，逃不脱那些目光更加敏锐的读者。巴兰特指出，“西斯蒙迪的义愤使他个人成了过去时代所有帝王、贵族和主教的敌人。”那个敏锐而又妩媚的批评家德布洛格利公爵夫人写道，“我确信他诚实，因而认为自己公正，但因为他缺少把自己置身于另一时代所必要的想象力，所以，他是脱离动机与情操来看行动的。他对僧侣的憎恶，令人厌倦；他评论休·卡佩就象评论19世纪的一个日内瓦行政长官一样。”他对城市国家的热忱同他对统治政权的极度蔑视形成鲜明的对照。凡是有大城市存在的地方，无论在法国或别处，共和主义精神就很明显。至于公社从君王那里获得自由的说法则是神话。“法国人民以人们一般争取自由的方式，用剑锋为自己争得了他们所享有的东西。”仅仅为了他那僵硬的清教主义，他的著作也不可能取得法国公众的欢迎，而由于文体上的缺陷，它的成功机会更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他的文章缺乏艺术性，而他的叙述又很不生动。那些使得其他作家激动的题材，却引不起他的反应。他冷冰冰地说，贞德的事迹只有在迷信①圣路易，即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谭注①艾蒂安·马塞尔（？—1358年），法国爱国者，巴黎商人的领袖。——谭注②洛尔塔夫（L’Hopital，Michaelde，1505—1573年），1560年任法国首相，在奥尔良召开三级会议。1562年法王颁布允许喀尔文教徒在城外作礼拜的敕令。——谭注③这些话系引自巴兰特的《遗作辑》，第Ⅲ卷，1893年版。——原注\n的时代才可能出现。甚至那些赞美他的纯正品质的人们也慨叹地说，他的核心竟是隐藏在这样一个多刺的外壳内。圣奥雷尔写给他的同道历史家巴兰特说，西斯蒙迪从事编写工作的同时，基佐正在对中世纪的法国进行深刻的分析，而米什莱则正在以幻想的华丽色彩使这段法国史放射光芒。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周里，西斯蒙迪写道，“我给与了法国民族以它所未曾有过的东西，即关于它存在的全部图景。”可是，先驱者的命运就是：帮助他的后继者把自己的著作束之高阁。①一个更加生动的方法是由奥古斯丁·梯叶里创始的；他使他的同胞相信：过去的时代不是死的；过去时代的人物是同我们一样具有强烈爱憎的人。在法国著作里，很少有比他如何在十五岁时萌生选择历史为专业的想法那段文字更加为人们所熟悉的了。他说，“1810年，当我快要结束在布鲁瓦学院的学业时，一本《殉道者》落到我手中。当时我们大家都争着读这本书；于是讲好大家轮流阅读。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整天呆在家里读它。野蛮战士同文明士兵的戏剧性对照一点点展现，我也越来越受到感动。法兰克人的战歌使我象触电一样。我站起身来，一面在房间里大踏步走来走去，一面喊道‘法拉蒙德，法拉蒙德，我们已在拔剑作战了’。这个热情激荡的时刻，对我选择这个专业或许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发生了甚么事。当我甚至在几年之中都忘了此事。但是，在经过选择职业上不可避免的犹豫之后，而决定专攻历史的时候，我把这事的细微末节都想起来了。这就是我得益于那位揭开并支配本世纪的天才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情况。”他在1840年所描绘的这幅鲜艳图画，也许渲染得过分了些，但它把梯叶里最初对历史的兴趣追溯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启发，这一点是正确的。“当我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时，对当时人物与事件的观察所产生的欢快心情掺杂上对现代作家的沉郁的恼怒，这些作家歪曲了所描述的事实、把人物画走了样，并使一切事物带着虚假和模糊的色彩。我似乎已经找到我的真正事业——不仅要把中世纪的某些角落照亮，而且要为法国树立起史学改革的旗帜。”本尼迪特派修士曾搜集史实，但不曾了解它们；曾为历史提供资料，但不曾编写历史。近五十年来的重大事件给了每个人以教训。由于增加了这些经验，才有可能理解很多久已湮没于中世纪的东西，看出编年史上字里行间的意义，使枯骨重生血肉。历史家需要博学、生活知识和想象力；如果他缺少其中一、二或三项的话，他就不可能做这项工作。梯叶里那部关于诺曼征服的名著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编成的。如果说夏多勃里昂曾激起他少年时期的想象，那么，最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就是①司各特了。“我深深景仰这位伟大的作家，而当我把他对于过去的惊人理解同最著名的历史家的小小博学对照时，这种景仰之心就更加深刻了。我以忘①乎所以的热情欢迎《艾凡赫》的出版。”梯叶里从休谟那里了解到，英国的①参阅勒南在《道德与评论文集》的亲切颂辞（1857年）中；布吕内蒂耶尔发表于《两个世界评论》（1895年11月15日）的一百周年纪念讲词；《综合历史评论》，第13卷；乔治·瓦伦丁：《奥古斯丁·梯叶里》，1875年版，以及K.J.卡洛尔：《梯叶里历史思想的几个方面》，1951年版。德朱班维尔所著《两种编写历史的方法：批判博絮埃·梯叶里和库朗热》中有一段对梯叶里的严厉批评。——原注①参阅梅格龙所著《浪漫主义时代的历史小说》中《论沃尔特·司各特的影响》一文，1896年版。——原注①《艾凡赫》，司各特著名小说之一，记威尔弗德（艾凡赫骑士）与其义监护的女郎罗文娜及犹太女郎雷\n体制所包含的贵族精神多于自由精神。“我突然想到那是从一次征服开始的。”当他继续研究下去时，他发现那些现在由一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显露出种族歧异的迹象，而这些歧异，越向前追溯，就越是明显。在有些国家里，阶级确实代表了种族；征服者仍然保持其特权等级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把钥匙打开了直到亨利七世登极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之大门。那个时候，英国已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诺曼人的姓氏在乡绅中间仍比在手艺人与商人中间多。这样看来，这部著作表面上是叙述史实，实际上却阐明了一种理论。它的成功是空前的。自从伏尔泰以来，第一次在法国出现了一部具有高度文艺性的历史著作。梯叶里看到一切事物的鲜明色彩和轮廓。他从“那位历史推测大师”司各特学到，过去的情景通过想象力可以重新获得生命。中世纪看起来是呆滞无味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怎样解释它们的文献。但在他手里，文献不仅记录了事实，而且显示了一个世界。当他年老失明的时候，他有时请求勒南（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协助他作研究工作。勒南作证说，“我每次看到他抓住一个文件，那样敏捷地把它应用于叙述方面，总是感到非常惊讶。一个最小的片断给他显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又通过一种起死回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显现在他的想象之中。”在别人发现神意或总的根源在起作用的时候，他却看到活生生的男女的挣扎。历史不再是穿过昏暗的舞台的一列阴影。他在某一章的结尾时强调说，“这些人已死了七百年，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想象，没有什么过去的事情。”①《对英国的征服》（Conque$ted’Angleterre）表现出一种新的艺术。当法国的最优秀人物正在同波旁王朝的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该书对人民的恳挚同情为它赢来了热诚的欢迎。而且，以一个简单公式来说明几百年的英国历史的方法，给与开始感觉不仅需要广泛的知识，而且需要新的解释的一辈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他的论点却是错误的。他不重视征服的政治影响，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他强调征服在社会与道德方面的后果，而实际上这种后果是暂时的。他用种族矛盾作为关键来解释哈斯丁斯战役后几个世②纪的历史；这不是作者的夸大，而是他的幻想。他把贝克特捧为被践踏的盎格鲁-萨克森族的保卫者，但他的种族分裂论使他看不到这位大主教的事业只不过是欧洲政教冲突中的一个插曲。在他的序言里，他天真地说道，“我对于被征服者具有一种偏爱。”他是同情群众。布吕内蒂耶尔说他是历史家中最倾向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作家。他，一个浪漫主义派的产儿，想象力多于批判性。他原封不动地使用编年史家的著作。他为了叙述“征服者”的登陆，③采用了《诺曼第人稗史》（RomandeRou）里的资料，甚至引述征服者在哈斯丁斯战役前的演说——一篇象修昔底德和李维著作中的讲词那样的修辞习作。贝卡的爱情故事，穿插以查理一世、罗宾汉、朝圣者、仙女各色人物的活动，情节离奇，画面绚丽。——谭注①此书全名：《诺曼人征服英国史》（HistoiredelaConqu
tedel’AngleterreparLesNormands），共三卷，1825年。——谭注②贝克特（Becket，Thomas，1118—1170年），坎特布里大主教，在反对英王亨利二世削弱教会法庭权力的斗争中遇害。——谭注③《诺曼第人稗史》，即诺曼第人的纪功诗，在1155—1172年间由瓦斯（Wace）编写；虽然是根据诺曼第拉丁编年史，但加入了许多插曲和民间传说。——译者\n梯叶里在取得他轰动一时的成功后就失明了。夏多勃里昂豪爽地说，“史学界将有它的荷马，而我是他的第一个崇拜者。”尽管遭受到这种可怕的痛苦，他仍继续工作，而他后来的著作在某些方面比以前那些使他获得声誉的著作还要好。《墨洛温王朝时代纪事》所受到的欢迎几乎不亚于《征服》一书。他宣称，认为墨洛温时代是法国史上最混乱而又最枯燥的时期而不去研①究它，是错误的：例如，都尔的格雷戈里就是一个在佛罗莎特出现之前难能可贵的叙述者。民族的生活好象变魔术一样从编年史的尘埃堆里显现出来。他所喜爱的种族矛盾论，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描绘了高卢—罗马文明同法兰克野蛮状态斗争的画景。他看出墨洛温朝帝王同其他统治者是同样富于趣味的。他的清澈的文体和炽烈的同情再没有比在本书中表现得更清楚的了，但他的艺术本能有时使他忘乎所以。他不能完全摆脱把没有资料根据的润饰加入叙述之中的错误。他揭开了朦胧的墨洛温时代，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系统探索，则有待于更加确切的研究工作。当他在1840年以汇编形式出版他的《纪事》时，他又附上了一篇《关于法国史的一些看法》。他着重宣称，这个民族的核心按血缘和法律，按语言和思想来说，应当是属于高卢—罗马的。法兰克人以臣属制度代替了他们入侵时所看到的罗马社会秩序；在北方，条顿族影响几乎抹掉了原来的文化。但在南方，从意大利开始的解放运动，影响了还保留着罗马市政制残余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诞生了自治制度和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的情况。它们形成了第三等级，而第三等级又形成了国家。于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随着文明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历史家在晚年受到基佐所创学派的影响。1836年，当他被邀请编辑有关公社发展的文献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长篇导论（后来以单行①本出版）是他最成熟的著作。这个研究编年史的学者变成为一个研究城市宪章的学者了。我们很少听到他讲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了，而他也认识到法兰克人征服的显著痕迹到了10世纪已经消逝。他概述资产阶级的兴起、重塑法国的古老城市并把三级会议的历史一直叙述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胜利为止。这部书并不是没有错误的。他也持有罗马市政制度历史犹存这种错误的看法。吕谢尔指责他不该使用自由和平等这类现代字眼，并认为他赋予城市的民主精神超过了它们的实际情况。吉利批评他关于行会同城市间关系的理论。但这部著作并不只是城市制度的史纲，它也是作者对法国史的结论性解释。他的论旨是各阶级的逐步上升和贵族屏障的倒塌。他的主要成绩，在于为历史引入一个新的形象，即人民，并把它放在它应占据的画面前景的地位。②阿梅戴·梯叶里的声誊虽为他兄长名气所掩盖，但当他的著作出现时，也受到了几乎同样的欢迎。《罗马征服前的高卢人史》企图根据片断的资料编写一篇完整的故事。他主要依靠语言学的帮助来追溯高卢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漂泊和定居。他宣称，他们是勇敢和慷慨的，但缺少联合的天性。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高卢血液，在法国人的血管里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他的另一著作：《罗马统治下的高卢》，则较少新奇①格雷戈里（约公元538—594年），都尔城主教，著有《法兰克人史》共十卷，该书译本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谭注①书名：《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论》（Essaisurl’histoiredelaformatioetprogrèsdeTiersétat），1853年。——谭注②参阅米涅，《新历史赞歌》。——原注\n之处。该书是一首罗马统治的颂歌。他认为，高卢在罗马人最初接触他们时是野蛮的，而在罗马人离去时，则变成文明的了。他的著作虽然既不深刻又无批判性，却大大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①浪漫学派的第三个成员是巴兰特。他和梯叶里一样深受司各特的影响。他相信，对于古老的编年史家，只要了解了他们就会热爱他们，因而他选择②了那个由弗雷瓦萨尔、蒙斯特勒莱和康明所阐明的时代。他的《勃艮第诸公爵史》的开头两卷于1824年出版。在司各特的小说中，没有一本能象《昆丁·达沃德》一样，在法国引起诺大的兴趣；而巴兰特选择了这部书所阐明的那一世纪。该书的成功完全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迪诺公爵夫人对作者说，对于这本书，她是吞噬而非阅读，并说该书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也没有什么需要③补足的。叙述开始于第一代勃艮第公爵曾参加的普瓦蒂埃战役，而终止于大④胆查理曾参加并阵亡于其中的南锡战役。因此，该书的题材富于艺术和戏剧⑤的统一性。但它远远超过了勃艮第历史的范围。它也是迪盖克兰和黑太子⑤、贞德和路易十一出现的舞台。它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作者在处理资料方面的成功。他的目的是向他的同胞揭示他们在编年史里所拥有的财富；他决定不在编年史和读者之间参加意见。有时，他引用大段的原文；有时，他用有些古老的文笔总结他的资料。他写道，“读者所看到的不再是历史家或作①者，而是事实本身。”序言可以说是解释书名页所引昆蒂良的格言“编写历史不是为了论证，而是为了叙述”。他断言，大多历史家未能表达他们的资料的意义，因为他们坚持以他们自己时代的标准来衡量过去。我们必须使过去的人们复活，然后读者可以作出他所愿意作的结论。“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又有生气的。”他排除了自己著作的痕迹，既不加上判断也不加上感想。对于四百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感想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个声明激起了很多人的批评，其中甚至有为这部书喝采的人。基佐在祝贺他的成功后，补充说，“如果你用不那么绝对的方式来说你所使用的方法，如果你说风格应该随着题目而变更，而你的方法特别适合你所论述的时代，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可争论的了。”巴兰特对另一个友好的批评者回答说，他的序言是指某种情况而非一般情况的。“我并不想写下绝对的规则：这个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别的时代和别的题目。但一个人不应该把互相排斥的东西混在一起。哲学的目的不能同轻松的叙述与对事件的生动描写结合在一起。我想让人们看到，而不是听人家描述15世纪的历史。”这部著作，现在看来是既无生气又不自然的，而现代的研究者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编年史①参阅基佐：《巴兰特传》，1867年版，和圣伯夫：《现代人物画像》，第Ⅳ卷。巴兰特的《遗作辑》第Ⅲ卷（1893年版）中有关于他主要著作的书信。——原注②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Enguerrandde1390？—1453），法编年史家，著有《编年史》，记1400—1444年间大事。——谭注③736年西班牙入侵法国南部，为查理·马特尔击败于普瓦蒂埃。——谭注④1477年1月，法王路易十一，在南锡战役中击败了反对他的封建主联盟首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兼并了该公国本部的土地。——谭注⑤迪盖克兰，百年战争时法国将军，以英勇善战著称。黑太子，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之绰号，百年战争时任英军统帅。——谭注①昆蒂良（公元30？—96？年），古罗马修辞学家。——谭注\n的复述，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Ⅱ①虽然米什莱具有太多的个人特色，不能把他归入哪一个派别，但他却是最接近奥古斯丁·梯叶里的学派。他把庄严雄壮和诗情画意同他对人民的热爱结合起来；因而成为法国最伟大的一个专心致力于历史的文学家。因为他十分喜欢谈论自己，所以我们能够详细知道他的外表和内心的生活。他是巴黎一个小印刷商的独生子，他对于生活的最早记忆就是难熬的贫困。当他长成为少年的时候，他是神经质、易受刺激、营养不良的。他不知道快乐的童年是何物。在他母亲死时，他决心永远不离开父亲。父亲对儿子也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因而自己节衣缩食，送他到一所公立中学去读书。他能及身看到儿子成名，而这位历史家也让老人过得舒适安逸，以报答父亲促成自己成功的恩惠。他的智力发展得很快。勒诺瓦博物馆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正是在那里，不是在别处，我体验到历史是可以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每次穿过那些庄严的拱门，凝视着那些石象的苍白面孔时，那种使我心跳的感情，总是那同样的感情，总是那强烈的感情。我不能确定所有这些大理石的沉睡着的人是不是会变为活的，而当我走近墨洛温朝帝王馆时，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到契尔帕里克和弗雷戴贡德站起身来。”在米什莱尚未确定他的专业时，库赞劝他学习德文并翻译维科的著作。他需要知道对文明的某种哲学解释，而他从这个伟大的那不勒斯人的著作中发现科学和信仰的是协调的。“他〔维科〕是新世界的先知。他是第一个这样来解释上帝的人：上帝并不像博絮埃所说的那样，表现在宗教这个狭窄的范围内，而是表现在人通过社会生活使自己具有人性这一事实上。”他强调群众对文明的贡献；他深信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是反映在它的法律和诗歌里；他使用字源学作为解释人类起源的钥匙。这些看法使人感到他同维科有①了共鸣。《新科学》的译本传达了原书的精神而非文字，这个译本使该书不②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出名。米什莱替维科所做的工作，正是杜蒙为边沁所做的工作。1827年，也就是《新科学》的译本出版的那一年，他被委派到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历史和哲学，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叙述性历史著作。他的《近代史纲》取代了当时一般使用的大事年表和那些枯燥无味的纲要。它概述了从15世纪到法国革命的文明发展，鲜明地突出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和人物。这部书之所以新颖，一部分是因为它所根据的主要是原始资料。米什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写得这样简明扼要。这部书就像是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而①最好的评论为：莫诺所著《勒南、泰纳与米什莱》，1894年版；朱尔·西蒙所著《米涅、米什莱与亨利·马丹》，1899年版；法盖，《十九世纪》。在下列作品中有很多传记方面的资料：莫诺所著《朱尔·米什莱》，1905年版；吉内夫人《米什莱和吉内的五十年友谊》，1899年版；诺厄尔所著《米什莱和他的子女》，1878年版。米什莱的遗著两卷：《我的少年时代》，1884年版，和《我的日记》，1888年版，把他的生平叙述到1823年。另在《评论季刊》，1901年1月号中还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原注①此书全名为：《关于民族共性的新科学原理》，1725年。——谭注②边沁（Bentham，J.，1748—1832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以倡导“功利主义”而闻名。杜蒙（1759—1829年），瑞士学者，边沁学说的信徒，撰有多种论著阐扬他的思想。——谭注\n不是一片热带森林。在他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具有天赋和学识的作家而从事编写学校课本的。一年后，米什莱前往德国游历。他在启程前结识了吉内（后①者不久前翻译了赫德尔的《观念论》＜Ideen＞），两人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历史性友谊。他怀着对德国哲学和学术研究的永不减退的崇敬之心从德国回来。后来，他总是喜欢提起他对德国的感谢。“德国对于有毅力的人好象是维持生命的面包。它通过路德和贝多芬、康德、赫德尔和格林使我更加成熟。”当米什莱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学术界正在响起一片对尼布尔的赞扬声，而米什莱在青年时期对维吉尔的热情和对维科的研究，已为他作好了准备，使他能够充分赏鉴尼布尔的全部成就。这时，编写一部罗马史的计划出现在他心头。1830年他为了编写这部书曾到意大利游览。第二年，他关于罗马共②和国的著作问世了。象阿诺德一样，他移去大批施工架而使建筑的豪华壮观全部显现在我们眼前。但他的著作决不仅仅是尼布尔著作的复制品。种族因素被减少到最低程度；民族被描写成它所居住的地方的精神形象。他对象征主义的热爱这时开始露头；而象征主义装饰了和损毁了他的后期著作。在他的笔下，桑尼特人战争，不是两个种族的斗争，而是平原和山区的冲突。老伽图是“古老意大利的天才”，恺撒是“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该书叙述到恺撒的死。他关于早期罗马的论述，是过分武断了。而且，他虽然反对尼布尔的“民谣说”，但他也没有认真设法对他的资料作批判性的分析。在另一方面，这部著作是建筑在宽广的基础上的。地形学、语言、法律、文学、铭文、徽章都被用来作为编年史和传说的补充资料。虽然这部书只是一个庞大的题材的纲要，但它充满着思想和生命的活力。半个世纪后，莫诺宣称，“这是一部无可比拟的著作，充满着独到和深刻的见解，并且就某些方面来说，迄今还没有超越它的著作。”《世界史导论》于1831年出版，是作者最精采的作品之一。他用简洁而又富于表达能力的文笔标出一些主要国家所占据的地位。“斗争随着世界的出现而开始，并且只有在世界消亡之时才会终止，那就是人类对自然、精神对物质、自由对命运的斗争。历史只不过是这种无休止的斗争的纪录”。我们从太阳运行的过程中，也就是文明演进的过程中，看到大自然在世界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递减其支配能力。印度在大自然的掌握里就象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那样。波斯提出了光明的信条，这一信条终将击败黑暗的信条。埃及接受灵魂不灭之说。犹太人崇拜耶和华，认为他是超乎自然，并脱离自然而独立的。希腊和罗马发展艺术和科学，但是它们衰败了，因为它们不是扎根于自由的。基督教把精神看得很崇高。近代欧洲是一个有机体；把其中一部分单独抽出来而不同其余部分联系起来，就不可能理解。德意志是克己、同情和神秘主义的国土。意大利是富于个性和独立性的，是罗马的继承人，是政治和法律的土地。英国骄傲、英勇和富于贵族气派的，是第一个争取自由却毫不注意平等的近代国家。而法国则是富于建设性、自由和民主的。1830年的革命是法国史上最完满的成就；法国在为自己赢得了自由之后，它的引以自豪的命运就是，开创一个民主时代，而民主就是自由的化身。这部概论的主导思想，可以在吉内所译赫尔德著作的导论里得到说明。“历史是一出①此书全名为《人类历史的哲学观念》（IdeenzurPhilosophiederGeschichtederMenscheit），1784—1791年。——谭注②书名《罗马史》（L’HistoiredeRomaine）共二卷。——谭注\n自由的戏剧，是人类对束缚人类的世界的反抗，是精神的解放，是灵魂的统治”。在某一方面，他的分析是完全武断和不科学的。他以印度作为起点，但中国是较古老而专制和迷信的成分较少的国家。他的历史和太阳并行的学说，在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其次，他先叙述埃及而后叙述犹太，可是犹太却是在埃及之东。他从根源上叙述了自由的演进，但他未能证明历史只不过是实现自由的过程。《世界史导论》是一篇对法国作为自由戏剧主角的荣耀的赞美诗。米什莱下面一个工作是详细叙述它的历史，而通过他的创造性的笔触，它变得人格化了。《法国史》的前六卷，是他最完善和声誉持久不败的著作。它们是在他的智力达到全盛，他的想象力尚未发生毛病的时期编写的。他的目的是“使整个过去的生活重现”：土地和人民、事件、制度和信仰。虽然他的著作是以原始资料为根据，但也大量地使用他同时代历史家的著作。“我颇得益于我们可敬的西斯蒙迪所精心编写的历史；梯叶里兄弟的美好叙述则是我总也离不开的。对于基佐的著作和他的亲切关怀，我就更感谢了。第一卷略述休·卡佩以前的时代并说明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各个民族的特点。他称赞凯尔特人善于交际、喜爱行动和修词。日耳曼人则是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和好梦想的。他们的面容带有一种踌躇不决的表情。第二卷叙述历史戏剧演①出的场景。他的《法国概览》不仅是这位历史家的天才的最重大成就之一，而且是作者对一种解释历史的新工具的应用。米什莱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在法国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人。他认为，政治分区是同自然分区相符合的；每个省份有它自己的特殊作用，就象每个器官在人体中有它自己的功能一样。他依次略述各个省区：它们的地貌、气候、居民、特征以及它们对民族生活的贡献。由于作者慷慨地承认组成法国的多种成分，本书在所有大型的法国史著作中，是具有真正的民族性的。米什莱提供的只是活人扮演的静态画面而非事件的纪录。他匆匆引导读者走过大片大片的国土，但徘徊于那些打动他想象力的个人和事件之上。在①这些灿烂的画面中，最早的是关于圣殿骑士团的倾覆；他曾为基佐的国家文件汇编编辑有关这个骑士团的文献。画面中最著名的是关于贞德的描述；这是他登峰造极的成就，是给法国文学增添荣誉的作品之一。他那动人的叙述使人们重又感到中世纪时代的气氛、感到它的炽烈的生活、它那爱国精神同宗教信仰的溶合、它的崇高精神和它的堕落状态。贞德的光采夺目的形象，在法国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暗淡背景衬托下显得分外鲜明。几乎同样精细的②是讲述中世纪艺术和《拟作篇》（在《福音书》以后最美丽的基督教书籍）的那些篇幅。第六卷包括对路易十一的全面而有感染力的描述，比它前面的任何一卷都包含有更多的新资料。他自豪地宣称，他的研究结果之一是，司各特和巴兰特提供的传统形象全部消逝了。他的判断大体上是很公平的。他很少注意国王，但他不把他们当作敌人，而且圣路易从来未曾有过比他更忠实的景仰者。他以同情的态度来叙述教会，而该书中某些部分似乎是《基督教真髓》的回声。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是正在编写一部全民族的历史。法国的①《法国史》每卷均有一书名，著名的《法国概览》是《法国史》第Ⅱ卷的标题。——谭注①圣殿骑士团，12世纪初十字军战士于耶路撒冷成立的宗教性军事性教团，1312年被解散。——谭注②《拟作篇》（“ImitationdeJesusChrist”）——虔诚的宗教书，具有独一无二的风格，用拉丁文写成，清晰、有力并有创造性。关于作者，一般认为是托马斯·阿肯珀斯（ThomasaKempis），但仍有争议。——译者\n灵魂由那些改变个人的复杂的势力形成。“是谁修改了，熔炼了，转变了这些因素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呢？是法兰西民族本身，由于必要性与灵活性的混合，通过内部的努力与神秘的分娩过程而使它们合成一体。他轻蔑地摒弃种族的学说、征服的影响、伟人藉神力扮演角色等等说法。有机的生命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它是一个秘密。米什莱的最伟大的天赋，是他的富于同情心的想象力。从来还没有一个作家是以这样热烈和孝敬的感情来处理法国历史的。“如果说我超过其他历史家，那是因为我爱得更深一些”。这个卓越的演员把自己的人格融化于他所扮演的角色里，而他的表达能力也同他的想象力不相上下。他所看到的东西，他能使别人也看到。他在笔记簿内偶然记入的词句，同他的已出版著作中最用心地写出的段落一样，都带有他个人的浓厚特色。通过显微镜，一粒砂子可以变为一个辉煌的景象。他的书页里放出夺目的色彩。泰纳曾把他同①②多雷和德拉克鲁瓦相比；莫诺把他比作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是史学领域的维克多·雨果。但是，具有这些独特的天赋，就会缺少历史所应有的某些品质。他的心情太激动、感情太强烈，使他对生活的看法不稳定，不全面。同卡莱尔一样，他跳到舞台上，对某些演员责备，对某些演员鼓励，然后对着观众作旁白。他的眼力缺少精确性，因而我们不敢信赖他的指导。他对象征主义的爱好帮助他的读者想像出过去的情景，但象征往往淹没了实情。想象力能揭示一些情况，但同时也会创造一些情况。在他的著作里有一些华丽东方的气氛。海涅写道，“他使我想起《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诗篇内的大花朵和浓郁香气”。我们仍然处在浪漫主义运动里，在色彩、热情和诗的世界里。①人们对于这部著作的反应是毁誉不一的。它的新颖和感染力、它的学识和美丽，凡是读过这书的人无不承认，但它的神秘主义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倾向于怀疑的自由主义，却是一种意外。半个世纪之中一直代表古典作品②评论讲坛的尼萨，指出它缺少次序和方法，并指责该书带有抒情味道的颂扬。圣伯夫当时已经剥去他的浪漫主义外衣，所以拒绝评论该书，理由是他太缺乏同情了。西斯蒙迪在收到作者赠送的一本书后，回答说他心中充满惊讶和钦佩。“在我自己曾长时期研究过的领域里，你在每一页中都为我提出新的发现，但我不能接受人民的人格化，因为那使个人的个性化为乌有。你的解释是全新的。不过它是否将改变我的信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天主教的圈子里，它博得较此热情的称颂。夏多勃里昂评论道，他一向觉得法国的历史需要重写，而现在米什莱做了这个工作。他的一个老门生蒙塔朗贝尔声称，该书的广博学识和无与伦比的活力使他感到惊异，他还称颂米什莱对待天主教的不偏不倚的态度。①当米什莱写到近代史的黎明时期，他中断了他的概述。在路易·弗伊奥和他的教皇极权派同道们对大学教学发起坚决进攻的时候，米什莱和吉内，①多雷（Doré，PaulGustave，1833—1883年）法国插图画家和画家。——译者②德拉克鲁瓦（Delacroix，Eugène，1799—1863年）——法国画家，浪漫派画家。——译者①对于这些评论，莫诺在他的论文：《佩拉特（AlphonsePeyrat）为历史评论杂志所作开端》（载［法国］《历史评论》，第XCVⅡ卷）中作了总结。——译者②尼萨（Nisard，JeanMarieNapoléonDésié1806—1888年），法国古典主义作家、文艺评论家。——谭注①弗伊奥（Veuillot，Louis1813—1883年），法国作家、新闻记者、教皇极权派的代言人。——谭注\n法国的两位最孚众望的教授，投身于这场斗争，同时开讲关于耶稣会徒的课程。每次讲课都是一次战斗的呐喊；巴黎响起一片喊杀之声。两位教授，由于相信思想和政治自由已处于危急状态，勇猛地出击。在讲授“僧侣、妇女与家庭”的课程中，他们斥责听忏悔的神父是家庭的破坏者。反对耶稣会徒的宗教战发展成为对基督教教义的进攻了，所以，基佐命令他们停止讲课，是无可指责的。米什莱在颂扬中世纪教会后，这样快地以反僧侣领导人的面貌出现，使他受到背教的严厉责难。他回答说，他在十八岁时请求受洗，作为同一所威严的历史机构建立关系的手段，但他从未接受基督教的教条。朱尔·西蒙证明说，他1834年在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即已是一个叛逆者。指责他为背教虽然没有理由，但他对教会的态度，却是发生了一个永久性的转变。他承认自己关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描写，是一种理想，而非实际；他现在开始摸索走向新政治原则的道路。“七月王朝”原是在自由的热潮中涌现出来的，但自1840年基佐被召执政以后，它就决心同民主的事业为敌了。正如梯也尔和米涅曾利用法国大革命来推翻查理十世一样，米什莱和拉马丁利用它来损毁查理十世的后继者。米什莱梦想着一个复兴的法国，一个脱离教会和君主政体羁绊，建立在公正原则基础上的法国，在那里穷苦和微贱的人将获得他们的权利。这个想象体现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部在精神和目的上都同他的第一部著作大不相同的第二部巨著里。他的任务不再限于使过去复苏，所以，他画家的角色扮得少了，布道者的角色演得多了。在他的其他著作里，他从来未曾倾注过这样多他自己的精神。“‘大革命’存在于我们中间，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原则上，它代表着法治的胜利、正义的复活、理念对暴力的反抗。它是由于热爱一切而开始产生的。在大革命的仁慈阶段，全体人民都是它的演员；在它的残暴阶段，只有少数人是它的演员”。大革命的早期是圣洁的：自从贞德以来上苍从未照射出这样的光芒。在几个世纪的压迫后，人民出头了，他们重新组织社会，并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透过浓烟和火焰，世界看到一个新的法国、一个新的欧洲成长起来了。他的书从讨论正义的新概念开始，而革命就是从这个概念发展起来的。伏尔泰已经回答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正义和人道能有宗教吗？卢梭把社会权利建立在一个牢不可破的基础上。让这对孪生的人道主义信徒永远并立在同一个塑像台座上吧。在他们死去的时候，革命已在法国人的心灵中完成了。”米什莱用钦佩和同情的热情笔调描写革命爆发时的情景，并使读者了解了人们表现出幼稚轻信的热忱和无限期望那一段时日。他的《结盟节庆典》（Fe$teoftheFederation）象他的《贞德传》一样，成为法国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之一。他宣称，法国在1789年意识到它的自由；在1790年意识到它的统一。法国充满着慷慨、仁慈和宽恕的精神。阶级间、党派间和民族间的人为障碍，都消除了，而人民的灵魂显现出纯洁的光芒。从来没有一次大革命是比这次流的血，淌的汗更少的。它以自由天使的姿态出现于世界面前。”从莱茵河、尼德兰、阿尔卑斯山，哀求之声不断传来。它只要跨出国境一步，他们就会立即拜倒在它的面前。它不是作为一个国家而前来的，它是作为正义，作为永恒的理性而前来的。它除了要求人们实现他们自己的最高志向以外，别无他求。那是我们保持着天真无邪的快乐日子！那时法国尚未踏上暴力的道路；欧洲也未踏上仇恨和忌妒的道路。”米拉波和早期的领袖们犯下了相信君主政体的错误，他们的工作需要弥补；但他们的后继者证明是不能胜任这个任务的。尽管恐怖时期使革命的成功推迟了半个世纪，但\n①法国还是得救了。马拉是摹拟卢梭的猴子，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书呆子，“九月大屠杀”是民族荣誉上一个抹不掉的污点。但“革命”的敌人也和它的假朋友一样地不能逃脱罪责。王后是有罪的，因为她召唤外国人入境。国王以他的诺言为儿戏，因此，将他处死虽然是大错，却不是罪行。旺代人的反叛，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忘恩负义的行动。但在书中很少表现出仇恨心理。“在法兰西的温情中，一切势力都是可以得到和解的。”米什莱的书是描述近代史上最重大事件的作品中除卡莱尔的著作外最为精采的一部。奥拉尔称它是写得最真诚，虽非最准确的法国革命史。作者在结束他的工作时写道，“全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只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人民。”他喜欢丹东，因为他在丹东身上看到人民之魂的最真实化身。就这样，这部著作取得了艺术和历史的统一。破坏和复兴被看作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部分。该书在知识上和解释上都是有贡献的。他使用巴黎公社（市府）的纪录，而市府随着1871年市政厅（Ho$teldeVille）的毁灭而消失。①在他于“政变”后居住在南特的时期，探索了有关旺代起事史的档案。最重要的是，他从他的父亲和其他目击大革命时期每一个插曲的人那里知道了无数的详情细节。但是，这部著作虽然具有显著的优点，他关于大革命的论断，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革命当中，凡是好事都是“人民”干的；凡是坏事都是别的人干的。暴民的凶残激情和伴随大骚动而来的仇恨与忌妒，他几乎不曾提到。如果说他对群众太温和，那么他对教会就太严厉了。他认为革命是对于生活的两种概念的斗争，即理性主义的民主同基督教的君主专制之间的斗争。男人已被争取到革命这方面来，妇女却仍然留在教士手里；而教士是进步的最大阻碍。著作在编写方面并不比它在一般概念上的差错少些。有些事件描写得详尽无遗；而有些同样重要的事件，则几乎提也不提。书中充满了谬误，而夸大和狂热，也损害了它的面貌。②它是激烈民主派的史诗，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理想的最雄辩的辩护书。这时米什莱重又从事那项由于同僧侣势力进行斗争而被打断十年之久的工作。当时路易·拿破仑已登上皇位，教会势力强大，民主政治受到怀疑。他的个人地位也遭遇危险。由于拒绝宣誓，他失掉了他于路易·菲利普倾覆后重新取得的教授职位，接着他在档案馆的位置也失掉了。这以后米什莱从①他的忠实的第二个妻子的陪伴，从观察和记录昆虫、禽鸟、山水的奇迹之中得到慰藉。但他的精神变得低沉了。他描写中世纪部分时，心情舒畅，可是后面几卷却带有仇恨和幻灭的气息。他研究得少了，写得不那么细心了、思索得也少了。他根据一些孤立的事实作出总括，他的偏见越来越尖锐，他把大事件归因于细微末节。我们在他书中的很多篇幅里看到一个小册子作者的谩骂。这部新编《法国史》共有十一卷，每卷各有一个书名。关于文艺复兴的一卷，就力量和文彩来说，是不逊色于它前面几卷的，虽然它的绪言弹出了①他对于罗伯斯庇尔的见解；首先受到忠于罗伯斯庇尔的传记作者阿梅尔的攻击，见《历史家米什莱》，1869年版。——原注①指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策划的政变。——谭注②为了了解反僧侣的共和主义派对他的感激，可参阅斯皮勒，《消逝了的人物》（Figuresdisparues）第Ⅰ卷，1886年版。——原注①参阅米什莱全集中《给玛莱蕾小姐的信件》一卷，1847—1849年版。——原注\n直率地反基督音调。他称颂宗教改革，认为它象文艺复兴一样，是反抗中世②纪的运动，是1789年革命的先驱。书越往下写，它的缺点也越多了。回忆录作者们的闲谈，被他贪婪地吸收进去；宫廷丑事，不管如何肮脏或不可能发生，都可得到他的相信。他推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嫡出问题，对于摄政时期和路易十五，他暗示有乱伦之事。路易十四的医生们的手写纪录被用来解决有关重大政策的问题。他把这个国王的一生按他的瘘管手术前后分为成功和失败时期。对于外交政策，他越来越不重视了。这部书时常从一部民族史蜕变为一组关于宫廷的漫谈。有一个批评家称之为“一本坏书和一幕坏戏”，蒙塔朗贝尔伤心地谈到他的老师，说他是一个坍倒了的偶像。但另一方面，书里也充满引人注意的思想和精彩生动的描写。有很多篇幅是写得很美很可贵的；而对于贫穷和受苦的人的同情是深厚和真实的。写“南特诏令”①的撤消的那几章里充满着义愤。他描叙华洛瓦王朝的腐败、“大王”的骄横和法律的狂暴性的几章，是无与伦比的。他也并不是丝毫没有表现出宽大精②神的。他也感觉到一些亨利四世和絮利的伟大，并为布尔戈涅公爵（即勃艮③第公爵）之死而哀伤。他的《人道的经》显示了神秘和浪漫主义在尖锐的理性主义统治下可以继续存在到什么程度。每种文明都是写在永恒的和不断增长着的书里的一首诗。印度、波斯、埃及、犹太、希腊、罗马、基督教，都是这个理性和正义的启示过程中的阶段。米什莱的魔力依然存在，但他的批判力，从来不强，现在几乎消逝了。1870年的战争和巴黎公社使他心碎。而他接着编写的关于拿破仑的三卷，显示出他才华的无可挽救的衰落。他的天才和方法，具有太多独特性，不能创立一个学派，但他的著作和演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年轻的学者都会对莫诺的话产生共鸣：“我的历史工作从他那里得益不浅；我不是他的门生，但我受到一种更深的感情的，即子女对父辈的感恩之情”。没有一个历史家比米什莱更深情地热爱法国。对于一个充满着爱的人，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宽恕的。②这两卷是泰纳的精彩颂辞的主要课题，见他的《批评和历史论文集》。——原注①大王（GrandMonarque），指法王路易十四。——译者②布尔戈涅公爵，即勃艮第公爵，史称大胆查理（1453—1477年），尼德兰土地的统治者。反对法王路易十一，1477年在南锡战役中被杀。——谭注③关于后面诸卷的最明智的评论之一是圣伯夫的文章，见《新周一漫谈》第Ⅱ卷。关于天主教保皇党人的愤怒，见于德布洛格利所著《宗教与历史问题》，第Ⅰ卷，1860年版，和多松维尔所著《传记与文学研究》，1879年。——原注\n第十章法国政治学派——基佐、米涅、梯也尔由梯叶里创立而到米什莱达到高峰的学派，是从浪漫主义运动中产生，又随着这个运动衰落而消逝的。与这个学派同时并起的，还有一批作家。他们的目的是解释而非叙述；他们对国家比对个人更感兴趣；他们认为历史的解剖和生理比它的外形和色彩具有更大重要性。他们最感兴趣的是社会的结构、政体的演变、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等。Ⅰ①基佐的父母是新教徒，所以他始终保持法国新教的严肃精神。他的父亲因反抗革命中的过激运动而被处死。儿子一生中一直是1789年的温和自由派。他很快以一个有广博学识和卓越才干的青年出名，而于1812年二十四岁时，被方丹委派为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拉克雷泰尔的助教。帝国覆亡后，他参加了政治活动。①他在一个人数少而名气却很大的集团，即以鲁瓦埃·科拉尔为首的“空②论家派”或“辉格派”的集团里，赢得了卓越的地位。他作为这些人的代表前往根特，劝说路易十八颁布宪法，并在复辟时期初期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要职。在两本著名的小册子里，他极力主张中产阶级应成为政治上的决定性势力，并宣传“至中”（JusteMilieu）的理想。让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保王党占支配地位，是神权政治同暴民统治这两种对立的荒谬理论之间的真正折中。绝对专制主义和雅各宾主义都是社会的敌人。在那个时候，反革命是敌人。革命时期赢得的阵地，一定永远不要放弃，但是这个阵地只有通过真正的君主立宪制的均衡力量，才能永久维持下去。1820年，“空论家派”失败后，基佐又恢复了他的教授生涯，而他第一次开设的课程，代议制政府的起源，表达出他对英国制度的热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关于法国制度的演讲，这些演讲，象他以前的演讲那样，是政治宣传的手段。的确，这些演讲同当时热烈争辩的问题结合得太密切了，致使这位教授于1822年被迫停止授课。讲稿的一部分于1823年刊入他的《法国史论文集》。他的目的是要考查直到公元10世纪为止，自由的、贵族的和君主的制度是怎样互相竞争并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论文论述罗马帝国的城市政府。那个帝国为什么会灭亡呢？在整个帝国时代，奴隶制①参阅基佐的包括多卷的回忆录和他死后的书信集。巴杜为他作的传记（1894年出版）写得最好。最好的评传有：朱尔·西蒙的《梯也尔、基佐、雷米扎》，1885年版；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Ⅰ卷以及伍德华德的《关于欧洲保守主义的三篇论文》1949年版。普塔斯所著的数卷则几乎全部是政治性的。——原注①鲁瓦埃，科拉尔（Royer-Collard，Pierre-Paul，1763—1845年）法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谭注②“空论家派”。此词原义系泛指将自己的哲学观点不顾实际地运用于政治或其他事务的人。在法国史上，雾月政变后的保民院中，即有一批放言高论为拿破仑所厌恶的“空论家”。基佐所隶属的是1817年议会开会期间，由知名人士鲁瓦埃·科拉尔（Royer-Collard）、巴朗特（Barante）、雷缪扎（Rémusat）等结成的君主宪派政治集团。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温和派自发的组合。他们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支持复辟，拥护正统的，实施立宪制的君主；既反对君权神授学说与君主专制，也抵制任何民主的、激进的运动。——谭注\n度、奢侈风气和专制主义一直存在着。当基佐提到帝国大体上是由城市组成的一个集合体时，他差不多等于作了解答；他还说明那些控制市政并负责岁入的元老们如何为这沉重的负担所压垮。当中产阶级因纳税而破产后，它没有其他的资源。其后的论文——讲述法兰克人在高卢的定居、墨洛温朝和加洛林朝衰亡的原因、法兰克人的各种组织以及封建制度——显示出作者是一个坚定的日耳曼派。最后一篇关于英国代议制度设立原因的论文，说明国王、贵族和平民之间互相竞争的利益如何终于形成一种均势，而有了这种均势，自由的和有秩序的统治才得以产生。基佐在演讲与论文里描述了中世纪英国，在小册子里描述了近代英国之后，即埋头研究17世纪英国的宪法斗争。他以查理一世的登极作为他的《英①国革命史》的开端。他并不企图发现新资料，也不想对冲突进行戏剧性的描述。这部著作是一种雕刻，而非图画。这位写我们英国的人是一个从事探索实际教训的政治家，这个人对于谁是谁非的问题毫不怀疑。他经常想到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之间不同之处。英国没有企图打破事态的自然发展，这是它贤明之处。在美国，民众政党的首领们诉诸先例，他们仅仅反对王室特权的滥用。造成英法革命基本不同的有几种原因。英国革命是政治的，不是社会的。它所追求的是自由而非平等。它是宗教的，而非理性主义的。它是在汉普登和皮姆这种拥有财产和高度智慧的人的领导下进行的；这批人是争取合理自由的运动的先锋，而这个运动现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项工作，由于他在1828年重任教授而中断；而使他获得世界闻名的历史家声誉的，正是在他任教以后三年的讲课。他给听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朱尔·西蒙宣称，他是雄辩的化身；但同大多数雄辩家不同的是，他讲得很简炼。这时他严格避免政治方面的暗示。在他的听众看来，他好象是站在超乎人类的渺小冲突之上来讲述人类事务的。他开首讲授的《欧洲文明史》①是压缩手法的一个胜利。他宣称，近代世界优于古代，因为它把那些以前孤立存在的有价值的要素给合在一起。罗马帝国把市政制度、成文法律和帝国统治的观念遗留给后代。基督教会贡献了崇高的原理和世界性的组织。蛮族为人们带来了个人自由和自愿联合的习惯。要把这些要素混合起来，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而中世纪便是这些要素互相斗争的时期。他认为，讨论封建制度和教会的权利，必须考虑到它们是结合了古老的传统，或适应了普遍感到的需要。但在中世纪后期，进步的主要表现和象征，是从站在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产阶级的成长中找到的，因为归根结底，这一阶级的存在是同代议制政府相关联着的。宗教改革鼓舞了批判精神；清教徒革命标志着英国自治制的胜利和它对文明世界之征服的开端。这个课程讲到法国大革命——这场由于第三等级在人数、智慧和财富上的增长，已是无可避免的革命——的前夕为止。这些讲课使得历史解释的学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好象是站在高耸的瞭望塔上，以目光横扫周围的原野，他的眼睛看到遥远的天涯和集体的成就。他的历史哲学是对神意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但对于社会的转化，他却以纯粹世俗的理由来解释。然而，他过低地估计了个人的影响和偶然事件的篇章；而时代与时代之间也衔接得过分简洁了。与群众混为一谈，是不妥当①《英国革命史》，共二卷，1826—1827年。此书记事至查理一世弃市时止。1848年革命后，基佐重理旧业，写成续编二种，参见下文及译注。——谭注①《欧洲文明史》（HistoiregénéraledelacivilisationenEurope）共四卷，1828年出版。——谭注\n的，但从奥林匹斯山顶上来眺望人世间的变幻与浮沉，也是危险的。①基佐的第一课讲完了以后，接着详细论述法国文明的发展。他选择了法国作为欧洲命运的一面镜子。他首先描述日耳曼人入侵前高卢的社会和文化的世俗和宗教的状况，而后描述莱茵河外日耳曼人的性格和制度，最后描述入侵本身和蛮族与罗马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民政方面，他略述蛮族法典的起源和性质。在宗教范围内，他描写教会的内部组织和它同世俗社会的关系。对于文化方面的活动，他以概述为数很少的著作来加以描绘。对于查理大帝的性格和政策、他的行政改革、他对立法和教育的影响，则加以精细的研究。整个概论以简述教会以及神学和哲学的发展作为结尾。他以非凡的技巧和广博的学识，在三十次演讲里分析了五个世纪的生活。1830年，他开②始对法国的封建时期（他认为这个时期应从休·卡佩起到美男子腓力止）作类似的探究。在他讲完封建制度和君政的概论后，课程由于1830年的革命而中止。革命把这个历史家推到汹涌澎湃的政治浪潮里。《法国文明史》的突然终止是历史科学所蒙受的最大损失之一，因为该书即使在它残缺不全的形式下，也还是19世纪上半期的伟大成就之一。基佐是最早象解剖学家解剖躯体那样来解剖社会的人；是最早象生理学家研究动物机体的功能那样来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功能的人。这部书是编写的典范，对于那些构成文明的千变万化的现象，它都照顾到了，同时又从不忽略民族生活的统一性。这些讲演证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是可能办到的。在抓着事情背后的思想、认识那些支配外表转化的内部改变和发觉一个时代的文化趋势的能力方面，谁也未能胜过他。1828年的课程所引起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他以后开设的课程。基佐自己宣称，历史家身负三项任务。他必须收集事实，并知道它们是怎样连结起来的——这可以叫作历史解剖学。他必须发现各种社会的组织和生活以及那些支配事态发展的法则——也就是历史的生理学。“但是你也看到它们的外貌吗？你看见了它们的五官吗？现在死了的东西，过去是活的；除非它们在你眼里看来活灵活现，你是不会理解它们的。调查事实，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复制它们的形式与运动，这一切构成历史，而每一部伟大历史著作都必须通过这些方面的测验才能判定”。这一段话，既证明基佐对于历史家的责任具有崇高的观念，又宣判了他自己的缺欠。重新创造过去，是他力所不及①的事。他佩服司各特和库珀，并推荐他们的小说，但他的作品却没有显示出他们影响的任何痕迹。他缺乏叙述和描写的能力、对图景和戏剧的想像力以及对个人和特殊事件的兴趣。他的历史写得过份匀称了。对他的最尖锐的批②评来自圣伯夫。“基佐的著作构成一条一环扣一环、一个环节也不能缺少的链子。他的目的，象支配和组织现在那样，支配和组织过去。我怀疑，一个人是否能够这样完整和确实地掌握他所叙述的历史的导因：于是，他会觉得了解当代的历史几乎是力所不及的事情。历史从远处来看，遭受一种特殊的变形。它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最危险的想法，那就是：它是合理的。①《法国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sationenFrancedepuislachutedeI’empireromain），共五卷，1829—1832年出版。——谭注②美男子腓力，即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谭注①库珀（Cooper，F.1789—1851年），美国著名小说家，写有不少记述印第安战争的传奇。——谭注②见《周一漫谈》，第Ⅰ卷。——原注\n于是，古人干的蠢事、他们的野心和那些组成历史的千百件怪事都消失了。每个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会发生的事。基佐的历史由于太合乎逻辑而失去真实性”。为了提醒自己记住历史是怎样形成，圣伯夫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了德雷斯的《回忆录》。基佐利用他的大臣地位，多方面促进历史研究事业。法国历史研究的组织是从路易·菲利普时代开始的。用梯叶里的话来说，历史研究成了一项国家的制度。基佐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梯也尔、米涅、巴兰特、福里尔、雷努阿①尔、盖拉德及其他著名学者协助下，组成法国历史学会。在学会的活动中包括出版一些编年史家著作的新版和印行手稿资料，例如马扎然的书信和贞德的审判纪录。由于基佐始终关注学会的命运，在1866年巴兰特死后他担任了会长；后来在他死后又由德利斯尔接替。由国家负担经费出版法国史手稿资②料的计划就更重要了。这个想法并不是他首创的。莫罗（他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成为法国史官）即曾想到抄录特许状和文献。“古文献馆”于1762年建立，而抄录的主要任务则由本尼迪特派修士承担。这项工作随着该教派的被禁止而遭受破坏。但是，抄写无数特许状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因为在接着发生的大风暴中有很多原稿被毁掉了。1833年基佐向国王建议，政府应承担出版手稿的工作。他说，孤立的个人，即使竭尽全力，也只能产生不完全的和有限度的成果。在法国档案中，埋藏着不可估量的珍宝。路易·菲利普同情他的看法，于是在公共教育部内设立了委员会，作为各地整理档案的中心和①指导机构。在最早出版的《未刊文献》（Documentsinédits）中有：米涅关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梯叶里关于第三等级的著作以及盖德拉关于修道院财产目录的汇编。这项宏大的出版事业，不同于德国的《史料集成》和英国的《卷帙》，只限于出版未刊印过的资料。它给法国历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基佐的最后一项成绩是恢复道德与政治科学院。1848年，在基佐的内阁连同君主政体一起垮台后，他没有继续编写他未写完的自己国家的历史，而是继续编写他避难所在国家的历史。在路易·菲②利普统治时期，他唯一的文字工作是刊印法文版的华盛顿著作与通信集。那篇当作《导论》的严肃和雄辩的颂词，重申了他那为人们熟知的信念。他宣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知道如何在东、西半球上进行它的革命，因而在间隔了二十五年之后，他以更高的崇敬英国的心理，重又研究清教徒革命③。虽然当时对于这个时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资料，但基佐的后面诸卷同前面诸卷相比，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他的坎坷生涯使他对17世纪的风暴的感受更加真切，而且他特别长于分析辩论和记述多种思想的演变。但新著并不比旧著生动。在他的著作里看不到花草丛生的小径，也没有沐浴在阳光之中的景色。①见儒尔丹《为纪念学会成立五十周年而发的通告与文件》，1884年版。——原注②参阅格扎维埃·夏尔姆斯（XavierCharmes）的详细著作：《历史工作委员会》，三卷本，1886年版。——原注①其全名为《法兰西历史未刊文献汇编》（Collectiondedocumentsinéditssurl’histoiredeFrance）。自1835年开始陆续刊行至本世纪60年代出三百余卷。——谭注②《华盛顿著作与通信集》，共六卷，1839—1840年。——谭注③1848年后，基佐写成英国革命史专著二种：《英吉利共和国与克伦威尔护国政府史》，全一卷，1854年；《克伦威尔护国政府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共二卷，1856年。另有《蒙克与共和国的颠覆》，全一卷，作为补篇。——谭注\n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导和告诫。和他以前一样深信革命的益处，但经验已使他具有稍多一点的批判性。他实质上接受了卡莱尔关于克伦威尔的忠实品质的论证，但反对关于他的政治才干的估价。在克伦威尔、威廉三世与华盛顿所领导的三次盎格鲁—撒克逊大革命中，最早的一次所取得的成功最小。克伦威尔毫无建树，因为他并非甘心情愿地执行革命的政策。基佐以极其严峻①②的态度指责魏恩、勒德罗和空谈理论的共和主义者，对于这一派，曾任路易·菲利普的大臣的基佐实在是太熟悉了。他的崇高的严肃性和超然态度虽然并不合乎每个人的胃口，但它引起了象兰克著作所引起的那种信任。他原③想把这部历史叙述到1688年，但因为要写他的《辩解书》，所以他写到复辟时期就结束了。虽然在写查理一世的前面几卷里，没有什么新鲜资料，但对于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却给予了新的阐明，而关于理查德·克伦威尔的几卷也是在知识方面的真正贡献。这部书以论蒙克的一卷结束。虽然《英国革命史》一书在重要性上比不上《法国文明史》，但它对于一次重大危机的解①释，却是一个显著的贡献，今天来读它还是有益处的。Ⅱ在法国复辟时期的初期，有两个结成亲密朋友，具有同样思想和抱负的②普罗旺斯青年来到了巴黎。两人之中米涅年龄较长，在法国历史家中地位也较高。他在1796年出生于埃克斯。他对政治的兴趣，因受到与帝国倾覆有关的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加强，他的家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在来访的客人中有梯也尔，他是离开马赛到埃克斯来研究法律的。这样开始的友谊，始终不渝地继续了六十年之久。这两个年轻律师看到复辟时期的暴行，怒不可遏，但当梯也尔已经在梦想做官的时候，米涅却把他的历史研究同他的律师业务相③结合起来，并赢得铭文学院对他研究圣路易制度的论文提供的奖金。他的论④文，使得象多努和多姆·布里阿尔这样意见极其不同的人获得深刻印象。它值得人们欢迎，不仅为了他对这位基督教国王和他的法典的精彩描写，而且为了它对封建和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的清晰概述。此外，在这篇论文里，作者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是同基佐相似的历史观念。“一桩桩的事情发生得多么连贯一致啊，它们又是如何地利用人作为媒介，利用事件作为时机，而必然地完成它们自己啊！从法国君主政治开始之日起，与其说是人指导着事情，不如说是事情指导着人。法国在头两个王朝统治下显示出要求独立的趋势，结①魏恩（Vane，H.1613—1662年），英国政治家。自1640年起任国会议员，1649年为国务会议成员。1656年克伦威尔解散国会时一度被监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被控判国罪处决。——谭注②勒德罗，E.（1617？—1692年），英国政治家、将军，审判查理一世的法官之一。他是坚定的共和派，既反对克伦威尔的护国政权，又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0年后流亡国外。——谭注③《辩解书》，似指其在1858—1868年所指的《回忆录》，共八卷（1870年出版）。——谭注①比较泰纳的《批评和历史论文集》中的精采论文。——原注②最完全的纪载为佩蒂特的《米涅传》，1889年版；最好的评传为朱尔·西蒙的《米涅、米什莱、亨利·马丹》，1890年版。——原注③圣路易（St.Louis），即法王路易九世，（1226—1236年在位）。在位期间进行了行政和司法改革。——谭注④多姆·布里阿尔（1743—1828年），法国史学家、神学家。——谭注\n果形成封建制度的无政府状态；在第三个王朝统治下显示出要求秩序的趋势，结果形成绝对专制主义；接着是要求自由的趋势，结果是爆发了革命”。这里，我们看到了完全成熟的米涅——他主张个人应处于从属地位，他精炼地表达思想的能力，他第一个公开宣布了使他后来常常遭到攻击的决定论。1821年，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到巴黎，来接受他的奖金，并寻找机遇。梯也尔随后也来到巴黎，这两个朋友在报馆里找到了工作。他们的文章引起了塔列朗的注意，几个月之后，他们就成了“反对派”沙龙（Salons）里大家熟悉的人物。米涅并不想让报馆的工作占据他的全部精力，他开始在“讲①②坛”演讲，这次演讲后来曾由圣伯夫在他和米涅都已成名时加以描述。“对于他的第一组讨论16世纪与宗教改革运动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这个二十六岁的历史学家谈到圣巴托罗缪惨案和它所发生的原因。每个听讲者都感到自己被那庄重的声调和有力的词句迷住了。他略微严谨的发音和有分量的辞句，从一个才华横溢、而带文雅微笑的青年口中发出，更倍增了它们的效果。他既严肃又有修养，既富于思考又坦率”。当基佐被迫沉默不语而多努的认真讲演仅有少数几个学生去听的时候，米涅的演讲成为一件大事。他的第二组关于英国革命（其中还添加上对政府的攻击）的演讲所取得的成功并不亚于第一组演讲。路易十八后期的统治，日趋反动，使得自由主义的反对派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于是法国分为两派：革命的朋友和革命的敌人。斯塔埃尔夫人所著《革①②命论》于1818年出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布瓦涅夫人写道，“这一著作以尊重的语调大胆地谈论革命，使流行的意见完全改变。由于她的带动，颂辞如潮水般地涌现，很少人能冷静地从被血水玷污的稗子中挑出良好的谷粒来”。然而该书是一部讨论原则，而非叙述事件的著作。拉克雷泰尔的干③巴巴的纲要也不能使人满意，因而法国急需进一步的启蒙。这两位朋友现在决心以颂扬1789年来攻击王朝。米涅曾经在他的演讲里说明英国1640年的事业怎样需要1688年的事业来完成，并得出这样的论断：立宪政府，除非是在一个诚心准备接受立宪的王朝统治下，是永远不会稳定的。现在他把这个教训应用到自己的国家方面。他的《法国革命史》是他用离开巴黎的四个月时间编成的，于1824年出版。该书获得迅速而又持久的成功。它不久就被译成多种文字的版本，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在德意志出现。对这部书的最高的颂辞是：虽然它是根据少数资料的研究，又从来没有重写过，但它仍保持了它的实用性。虽然米涅未能接触到新资料，但他从塔列朗、多努及其他尚未死去的活动家那里了解到很多情况。他利用了这些见证人的经验，但并不带有他们激烈的感情，他还从那些未能为革命事业有所贡献的人手里拯救出革命的原则。他最大的才能是抓住事件之间的连贯性并使它重新为读者所看到。对于①“讲坛”（Athénée），为名士学者集会之所。——译者②见《现代人物画像》，第5卷。——原注①此书原名《法国革命论》（LesConsidérationssurlaRévolutionFran-caise）。斯塔埃尔夫人（Stael，Mme.de，1776—1817年），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她在《革命论》中盛赞1789年革命精神。——谭注②见她的《回忆录》，第2卷，第277—278页。——原注③拉克雷泰尔（Lacretellede，JeanCharlesDominique，1766—1855）法国王党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略》，1801年。——谭注\n那认为革命是故事或传说的一代人，他说明革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指出它不是偶然的激变，而是历史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母亲。虽然他的语调冷淡，但他的信念是不容置疑的。他在导论中就确立了法国必须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这种说法，而这种必要性一直是全书的主题思想。如果说一场合理的革命搞得过火了，也不能因此就反对革命的原则。可是，他从来不赞成：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可以不加选择这一说法。他严厉谴责“恐怖政治”，因为它唯一的统治方法是杀人。路易十六兼有一个好国王所应具备的两种品质，即敬畏上帝和爱护人民。在革命向前进展当中，许多坏人站到了错误的一边，许多坏人站到了正确的一边。《法国革命史》曾为了缺乏热情而不断遭到批评。克罗克称之为剖解死①②尸的讲课。喀莱尔宣称，“它具有紧凑性，具有似钉紧的铁杆般的坚固性，具有即使不是象一棵活树的、也是象一扇精制的铁格子的匀称性；它是没有生命、色彩或青春的朝气的”。泰纳惋惜地说，他没有足够的魔力。米涅的崇拜者则回答道，使他能够估计革命的真正结果的，正是他的冷静镇定。更③加严重的控诉来自圣伯夫；对于书中暗示的革命必然依循一定路线来进行的意思，他表示反对，并宣称，米涅忘了下列一点：如果米拉波幸存下来，或①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早早过世，情况将大不相同。夏多勃里昂也提出这样的指控；他虽然赞颂本书是“雄辩应用于说理”，但指责作者相信死板板的命运论，并宣称他与梯也尔是“宿命论学派”的创始人。这些指责是言过其实了。米涅虽然承认伟大的运动具有压倒个人利益或意志的力量，但他不相信什么不可违抗的规律。理想主义与自由意志的使徒朱尔·亚蒙，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朋友之所以被谴责为宿命论者，是因为他相信逻辑。它顶多不过是以理性主义来解释博絮埃的原则：“人类行动，神明指挥”。该书是反波旁王朝运动中的一个插曲；米涅仍又回去干他的新闻事业。②查理十世（对于他，鲁瓦耶·科拉尔尖刻地说，他永远只是阿图瓦伯爵）登③位后，保守政策成为政府的固定政策。1830年7月的《波利尼雅克法令》主要是针对由米涅、梯也尔和阿尔芒·卡雷尔三人创立并编辑的《国民报》（National）的。这项停刊令并没有得到遵从；次日该报刊载了由梯也尔和米涅起草，由米涅领衔的巴黎新闻记者抗议书。三位编辑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对于波旁王朝之被逐出，他们出的力比任何人为多。米涅原可取得重要官职，但他聪明地拒绝了参加动荡的政治生活。他满足于管理外交部档案；对于这个位置，他比任何法国人都更为适合。在接到迫切要求他帮助基佐出版法国历史资料的邀请书后，米涅开始收集并编辑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文献。他编了四卷，把这段历史讲到了①尼姆维根和约；但是，文献部分虽未收集完，导论一直谈到事件的结束，却①见克罗克著《法国革命论文集》，1857年版。——原注②见喀莱尔著《评论文集》，第Ⅵ卷。——原注③见他所著《周一漫谈》，第Ⅰ卷。——原注①见他为“历史研究”所写的序言。——原注②阿图瓦伯爵（Comted’Artois）系查理十世嗣位前的爵号。当时他是极端保王派的首领。——谭注③波利尼雅克（Polignac，Auguste-Jules-Armand-Mavie，1780—1847）公爵，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他于1829—1830年任首相时颁发了这项法令。——谭注①尼姆维根和约是1678—1679年间荷兰与西、法、瑞典之间缔结的有关荷兰在保持中立条件下收回全部国\n是一篇历史杰作。它在洞察力、判断力和学识方面，在思想和文笔的清晰和坚定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除了表明半个多世纪中法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和欧洲列强的结盟情况外，还描绘了这个时代的主要政治家的形象。在这些篇②幅里，马扎然的外交家地位第一次得到公平的论断，而他的后继者利翁纳的形象也得以复活。“大王”的本身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因为凡是研读米涅这几卷著作的人都深信这个国王不只是一个只知道娱乐和礼仪的人。这部著作是外交史的开端，它在学术界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直到今天仍没有③能够代替它的作品。《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虽然为了明显的理由在他的著作中是最不出名的，但却是米涅对历史学的最宝贵的贡献。④米涅晚年时期的著作几乎全部是讲述16世纪的。他的第一部精辟专著论述安东尼奥·佩雷斯；佩雷斯的传奇式历史具有小说的趣味。但这部专著决不仅是对一个出色冒险家的研究；它是对我们关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的知识的贡献。佩雷斯同爱博利公主的关系、埃斯科维多被暗杀的真正原因和阿①拉贡特权的丧失，都第一次得到了阐明。说到腓力自然会想到玛丽·斯图亚②③特。米涅所写的玛丽女王的历史，是根据拉巴诺夫关于女王书信的大部头汇编而写的，并从锡曼卡斯档案中西班牙大使的公文为补充资料。他虽然承④认“银匣信件”，但他相信玛丽是多情而非阴毒的，而她的后期生活，通过她的受难和勇敢而变为清净和纯洁了。米涅采取这一论题，不是为了女王的性格而是为了她在宗教冲突中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原则之间、而非个人之间的斗争。在该书出版以后发现的大批资料已经取代了它，但它还是第一篇公正的描述，可以用来核对为她作传者的竞相夸大的记载。从玛丽·斯图亚特，他又回到那位在他开始研究宗教改革运动时曾经引起他注意的伟大⑤皇帝（查理五世）上去。他禅位之谜，已由斯特林-马克斯韦尔和加查尔解决，但他举出新的证据，说明这一件是起于并不亚于健康或宗教原因的外交因素；欧洲外交中有些主流是流过遥远的西班牙修道院大门的。从这个多事的统治时代的结局，他又回过头来研究它的开端。他发表于《两世界评论》①的关于弗朗西斯同查理之间的角逐的一系列论文，被重印成两卷本的专著，土及其他国际问题的一系列条约。——谭注②利翁纳，Huguesde（1611—1671年），法国首相马扎然的亲信，曾任驻罗马大使。——谭注③在勒格莱尔的《法国外交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1895年版）中有一篇很好的颂辞。这部著作是接续米涅的著作编写的。——原注④书名《安东尼奥·佩雷斯与腓力二世》，（AntonioPerezetPhilippeⅡ），1845年。——谭注①佩雷斯原为腓力二世的亲信，史传其因与腓力另一宠臣戈默兹（RuyG
-mez）之遗孀爱博利公主私通而见疏，乃与奥地利的约翰及其秘书埃斯科维多密谋反对腓力。埃斯科维多来西班牙，事闻于腓力，埃被暗杀，佩雷斯及公主被捕。1590年佩雷斯逃亡阿拉贡，得到庇护。腓力要求交出人犯，未果。次年出兵讨伐，乃剥夺阿拉贡的自治权。——谭注②玛利·斯图亚特，英王亨利八世之女，1554年与西班牙腓力二世结婚，1561年腓力死，回苏格兰为王，1567年被废黜，1587年被处死。——谭注③书名《玛丽·斯图亚特传》，1851年。——谭注④“银匣信件”（CasketLetters），据说是女王玛丽给她的情人博思威尔（Both-well）的信件和短诗，藏在后者的银匣内。这些信件牵涉到她与其情人谋杀亲夫的事件。那是英国史上的一个疑案。——译者⑤书名《查理五世传》（CharlesQuint），1854年。——谭注①书名《弗朗西斯一世与查理五世的争雄》（RivalitédeFrancoisIeretdeCharlesQuint），1875年。——谭注\n其中很少更动。这部评述讲到1529年为止。它所包含的新资料，比他所有其他记述都多。它所描绘的欧洲政治斗争的图景是根据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档案，并以威尼斯大使的报告加以核对的。米涅给后代留下的遗产，论卷帙是比较少，但具有极好的质量。每一个词句都经过推敲，每一个论断都经过衡量。他是法国的兰克；他可以同基佐争夺19世纪前半期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称号。圣伯夫宣称，“历史的崇高的、尊严的甚至神圣的性质，铭刻于他所写的每一个事件上”。象基佐那样，他对个人之所以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影响了制度和运动；他把他们看成工作者而不是一个一个的人物。在把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精神应用于研究国家生活方面，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比他贡献更大。在另一个活动范围里，他的名誉也是同样稳固的。1833年，当基佐恢复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时，米涅是第一批新院士之一。1837年，他被任命为该院常任秘书。几十年当中，他的渊博知识、他的办事才干和他的明智稳妥的判断，使他成为那个杰出的机构的管理者和领导人。他的后继者朱尔·西蒙写道，大家对他是那样的尊敬，因此一般不得到他的赞许，不会提出什么建议。②这位常任秘书所作的演说，给与“颂辞”以新的生命和典范的形式。那些使他的历史著作突出的卓越文风和思想同样也使他对同僚所作的赞颂生辉增彩。这些过硬的，带有学术性的论文显示出他的哲学、经济和法律知识不亚于他的历史知识，而且有些还是分析与批判的杰作。我们阅读《颂辞》四卷时，好象走过希腊雕象展览馆一样。米什莱用彩色完成的东西，米涅用干净的线条来完成。海涅讥笑地说，他是“做假发的理发匠”，还说，如果碰到头上无发的人，他总是想法用词句的假发来遮盖那个秃头的。海涅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他是一个宽大的批评者。如缺口太宽，例如对于米什莱，他就把写颂辞的工作留给他的后继者去作。在描写革命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当①中，他又回到了他初期立功成名的研究领域内。他在为德洛兹写的《颂辞》中尖锐地攻击卢梭的理论，说它们是“虚伪、恶意和愚蠢的”。对于革命在它的后期是无法阻止的这个论点，他斥之为宿命论，然而他对革命的建设性作用的佩服心情，一直没减退。“国民议会的不朽功绩，是把哲人们以其明智的头脑总结而写在书中的原则，纳入法律之中。这些原则已经成为人类的不可分割的世袭产业。一旦人们看到真理的光辉，他们就再也不能忘记它了。真理迟早会得到胜利，因为它是上帝的思想，是世界的需要。”Ⅲ在米涅开始编写《法国革命史》的同一年，他的挚友也着手详细叙述法②国革命。梯也尔宣称，剧中人快要死去的时期，正是编写这段历史剧的时候，因为有关他们的史料还可以为那些并不分享他们的感情的人所收集到。《法②颂辞（éloge），在科学院成员死后为纪念死者在会上宣读的演讲词。——译者①德洛兹（Droz，Francois-Xavier-Joseph，1773—1851年），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谭注②两本最好的传记是：马扎德所写（1884年版）和雷米扎所写（1889年版）的传记。朱尔·西蒙所写关于他的朋友与领导人的研究（见《梯也尔、基佐、雷米扎》，1885年版）是杰出的。阿利森著《梯也尔先生》（1932年版）是一本美国人所写的有参考价值的传略。——原注\n国大革命史》的开首几卷是简略和草率的，但它们的成功使他决心更加细心地工作。他的目的毫不隐讳是政治性的。他教导说，只有驱逐旧王朝，革命才能获得全胜。作为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他经常说，“我们必须渡过〔英吉利〕海峡而非大西洋去学习”；但他所愿意效忠的，只是君主立宪政府。对于革命，他既深信不疑它是正义的和必要的，又对它的活动家保持客观的态度。“我们必须一起来支持这共同的事业，但我们无须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们不用把自由同那些使自由受损害的人们混为一谈”。象米涅一样，他把①运动的本质同运动中的恐怖行为区分开来。圣伯夫在他第一批讨论梯也尔著作的许多文章中的篇里，热情地驳斥了人们对梯也尔的宿命论的指责。“因为他以如此完善的连贯性、按照如此明显地不可避免的程序来叙述事情的经过而责备他，那等于是责备他讲清楚了模糊不明的事”。如果他对刽子手所表示的愤怒在程度上同他对受难者所表现的同情一样，那么他也许会避免人们的责难。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恐怖政治，热情地称颂王室的私德和勇敢，并②谴责革命党人的很多行为；但他对卡尔诺和雅各宾党人之击退侵略者觉得太感激了，因而不能把严重的判词加到他们身上。朱尔·西蒙指出，梯也尔的反对者把解释误认为开脱罪状，梯也尔自己自豪地说，任何人也不能指出一句他宽恕罪行的话。他编写此书正是在革命原则受到激烈挑战的时候，而他不愿把武器送到革命的敌人的手里。梯也尔的著作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不是对导因或情况的研究。米涅的篇幅里充满了论断和感想，梯也尔则一件事紧接着一件事匆忙叙述下去，而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他一开头就描述巴士底狱被猛攻，这正是他独特的笔法和①风格。他总是停留在叙述事件这种表面工作上：照着《箴言报》和拉克雷泰尔的著作来复述。但在另一方面，关于币制和最高价格之类的财政问题，他处理得极好。他生动地描述意大利战役，关于军事组织和战术的论述也是明晰的。这部著作的主要特征是它新颖的写法。人们都说，基佐写当天早晨刚知道的事情就象他老早就知道了一样。梯也尔则好象是把他那天早上听到的事情告诉给他的读者似的。很少的书能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年轻活泼的印象。②梯也尔对每个细节都感兴趣，而且确信他的读者也会对它们感兴趣。圣伯夫说，“他处理千百个事实，就象一个有才干的将领指挥千百个士兵那样”。人们第一次可以读到关于近代史上最大事件的详细论著，因而二十万部书很快即销售一空。《法国大革命史》是不值得人们这样欢迎的，但是在对它的攻击中，有③些也说得过分夸张了。卡莱尔写道，“梯也尔只有一次注明他资料的出处，而那一次也只是注明引证某书而未注明哪一页或哪一章。表面上全书显着井井有条、清晰和平静公正，但内里却是贫乏而无活力的。没有一个认真试图编写的人会是这样地来构想法国革命的。一个批评者曾同人打赌，说他一小①见《周一漫谈》，第Ⅰ卷。——原注②卡尔诺，（Carnot，LazareNicolas1753—1823年）Lazare-Nicolos（1753—1823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积极支持雅各宾党，在组织保卫法国抗击欧洲反革命联盟方面贡献甚大。1794年参加了热月反革命政变。——谭注①《箴言报》（Moniteur），创立于1789年；法国政府公报，1799年发刊，1869年停刊。——译者②参阅他发表在《现代人物画像》，第4卷中的那篇出色的论文。——原注③见他的《评论文集》，第6卷。——原注\n时内可以找出四个错误，结果他赢了。可是，在某种情况下读者阅读他的书会感到惬意，甚至从中得益，因为他具有他特有的活泼轻快的风格，而且确实能告诉你很多东西，如果你完全不懂的话”。对于所说梯也尔只引证过一次权威著作的指责，查阅著作本身，自可得到答案。再说，能够向读者推荐的参考书确是很少的。他的十卷著作是接连不断的政治斗争的四年中编写的，许多错误虽然出于粗心，许多却是由于缺少情报。关于他整个误解革命的指责，同样也是没有根据的。他同米涅一样，误解了吉伦特派，并过分称颂督政府，但总的来说他赞同革命的目的和结果，加之他否定恐怖政治，这些都代表了历史的总的论断。该书的缺点是作者从未认识到取得新资料的重①要性，以及该书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里的附带事件来构思和编写的。他一生中政治家的成份多，历史家的成份少。梯也尔把国王请上宝座，又为他的政府服务，但在1840年基佐势力鼎盛的时候，他部分地退出了政治斗争。他原来编写的历史叙述到督政府的末期为止，现在他从他中断的地方接着写下去。激励他写前半部著作的政治动力在编写后半部著作时已经没有了。虽然路易·菲利普已不再任用梯也尔，但他并不想推翻君主立宪制。对拿破仑的崇拜的复活，是该书的结果，并非它②③的目的。皇帝〔拿破仑〕在他的遗嘱里，曾责令比尼翁编写他的历史，而他这位老仆即以其残生专门从事这项工作，其中大部分是记述他本人曾经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比尼翁的叙述——对一个重大题材的郑重其事的撰写——是一个衷心崇拜者的作品。在这幅画里，没有阴影，写到他失败的时刻，也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1812年，皇帝由于莫斯科的大火和酷寒的冬季而遭到挫败；这大火，是一种野蛮人的行动，这气候，是无人能够预见的事情。在莱比锡决战中，德意志同以前的西班牙一样，是由于受到英国的黄金和反法联盟无休止的仇恨的激励才背叛的，他相信，击败他的主人的，是欧洲各国政府而非欧洲人民。我们好像重又生活在“帝国公告”的气氛中。但他的偏①心是这样的天真幼稚，因此反而没有什么危险性了。几年以后，A.勒费弗尔编写了一部较短但更富于批判性的著作；复辟后的政府曾委托他父亲编写“王朝中断时期”的外交史。他收集了许多资料，但还没有来得及利用就死去了。于是他的儿子便接续了他的工作。勒费弗尔尊敬皮特和纳尔逊，并认识到皇帝进攻各个民族是愚蠢的行动。他对于外国资料知道得很少，但他在法国外②交部的研究工作，使他的作品成为拿破仑研究中一个真正的进步。比尼翁和A.勒费弗尔只是考查皇帝事业的某些方面，而梯也尔却决定论述他的整个成就。他自己曾经有过行政和外交的实际经验。他曾经参观过德①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战场。他曾经同路易男爵讨论过拿破仑的财政，并①可与克罗克《法国革命论文集》（1857年版）中的严厉分析比较。——原注②参阅米涅的《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Ⅱ卷中的颂辞；豪塞尔《文集》，卷Ⅰ（1869年版）中的详细评论；以及盖尔的《拿破仑：赞成者和反对者》，第37—44页，1949年版。——原注③比尼翁（Bignon，Louis-Pierre-Edourd，1771—1841年），历史学家，长期追随拿破仑，受封男爵。著有《雾月十八日以来的法国史》（HistoiredeFrancedepuis18brumaire）八卷，1838—1850年。——谭注①参阅豪塞尔的《文集》，第Ⅰ卷，和盖尔的《拿破仑》，第45—52页。——原注②A.勒费弗尔所著书名：《从执政府到帝国时期欧洲各国内阁的历史》（Histoi-redesCabinetsdel’Europependantconsulatetl’empire）三卷，1845—1847年。——谭注①路易男爵（Louis-Dominique，Baron）君主立宪派，路易十八复辟后曾任财政大臣。——谭注\n②③同若米尼和富瓦讨论过拿破仑的战略战术。他熟悉皇帝、他的大臣和他的警务人员的书信。他的《执政府与帝国史》远比他的《法国大革命史》要高④明。它提供了那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第一个有分量的记载。前七卷叙述到提尔西特条约为止，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出版。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内阁里，第一执政都是作为法国的救星出现的。“在那个时候他的唯一动机，是把事搞好”。教务专约的订定——“一项令人钦佩的工作，他的最美好的成绩”——写得像是一篇以政治为内容的田园诗；而把教皇和第一执政写得像是朋友和同僚。在他以前的著作里，梯也尔的同情曾寄于民众的政府，而现在，他虽然从未露骨地称颂专制主义，可是在他身上波拿巴主义者的气味超过了自由主义者的气味。对于这种情况的解释，可以在1841年他发表的演说里找到。“我爱革命，因为它使我的祖国得到新生，但如果不是拿破仑拯救了它，它早就毁灭了”。雾日政变是必要的，因而是正当的。⑤⑥当甘公爵的处死是一件可悲的偶然事件，因为仅仅是雷阿尔的睡觉使他没有获得缓刑。拿破仑是一个理想的专制君主，足智多谋，行动敏捷，却又懂得人道与怜悯。鲁瓦耶-科拉尔讽刺梯也尔说，他编写执政府的历史，象是一个很想由自己来创建这个政府的人那样。在描绘外交政策方面，他使用的色彩也是同样鲜明的。梯也尔宣称，凡是法国军队通过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①变得更好、更开明的。他对于对待普鲁士王后的态度，不加任何谴责。对于帕尔姆的处死只是一笔带过，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艾劳战役则说成是一次辉②煌的胜利。甚至大陆封锁政策，他也为之辩护。梯也尔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编写的较严谨的诸卷，大部论述背信弃义的夺取西班牙事件，提供了这方面的第一个清晰和连贯的记载。朗弗里说，“梯也尔指责这个战争，只是因为它失败了的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的同情完全寄于西班牙人。民众的感情比受过教育的人们更真实。他们拒绝接受外人给与的好处，是高贵的行动”。他并未企图遮掩西班牙人的可怕暴行，但萨③拉哥萨保卫战却掩盖了他们的许多罪行。当场景移到中欧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更加有独立见解的进一步证明。他认识到1809年的德意志不同于1806年的德意志，并承认征服者的行为使全体德意志人痛恨他们。奥地利人在1809年的作战是对的，而且他们是在一种新的精神下作战。梯也尔是1851年新“雾月政变”里第一批牺牲者之一，而法国的屈服使他以更加严格的态②若米尼（Jomini，A.H.），瑞士籍将军、军事理论家。先在法国供职后投效俄国。——谭注③富瓦（Foy，Maximillien-sébastien1775—1825），法将军。——谭注④参阅盖尔的《拿破仑》，第53—67页。——原注⑤当甘公爵，逃亡的王党头目之一，1804年3月被法官方从中立国巴登境内绑架，以接受外国资助图谋入侵法国之罪被处决。——谭注⑥雷阿尔（Réal，1757—1834年）——曾任拿破仑的警务总监。——译者①普鲁士路易莎王后（QueenLouisa）是一位有强烈爱国心的妇女，对拿破仑的侵略深为不满。1806年耶拿战役后，拿破仑进驻柏林，开始散播关于路易莎同沙皇亚历山大之间关系的流言蜚语。1807年7月路易莎拜会拿破仑，企图说服战胜者作出某些让步，未能如愿。——谭注②1807年2月法俄两军交战于东普鲁士境内之艾劳（Eylaa），法军以惨重的代价取胜。此役暴露了拿破仑战略上的一些重大弱点。——谭注③西班牙人民于1808年5、6月举行反法起义。在持续几达半年之久的萨拉哥萨（Saragossa）保卫战中表现了他们的坚强斗志。——谭注\n度来看他的敌人的伯父和楷模。“拿破仑在一切事情上都对自己不加约束地超越了界限”。他不再是一把革命的宝剑，而是一个同其他暴君一样的暴君。这位历史学家略谈了一下第二帝国，而伤叹那越来越厉害的卑躬屈膝的态度。他认为对俄国的冒险无论从政治观点上或军事观点上看，都是不可原谅的。他为俄皇亚历山大的高贵的自尊心与莫斯科的令人崇敬的爱国精神高声喝彩，并以极严厉的词语作为他叙述的结尾。“这些悲剧性的事件，不是由于这个或那个失误所造成，而是由于一个大错所造成，那就是：根本不该到俄国去。而且在这大错里还伏着一个更大的错误——企图干出一切违反公理、违反民族愿望的事情，而丝毫不考虑他用以征服的鲜血”。关于德意志奋起反抗的叙述，则没有如此有力。梯也尔不能阅读德文，对于“解放战争”中的一些人物以及兵力，只有空泛的概念。他虽然模糊地感觉到施泰因的伟大，但他最热情的仰慕却留给了梅特涅——他是在这位上年岁的政治家下台后才同他相遇的。但是当叙述到联军侵入法国时，他的同情心复活了。他所描写的从厄尔巴岛返回后的皇帝，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和立宪主义者。关于滑铁卢战役，他采用圣赫勒拿岛上的传说。可是，在书的结尾，却出现了一连串的大错，并提出一个严重警告。“谁能预见1800年的圣哲会变成1812年的疯子呢？是的，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只要他记得极权政治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疾症。从这个伟大的生涯里，从这个给与军人、执政者、政治家如此多教训的生涯里，公民们必须学到一点，即切不要把他们的国家交到独夫的手里”。①在写于1855年的第十二卷序言里，梯也尔说明了他进行这项编写工作的精神。“我只消想到要对人或事不公平，就会觉得惭愧，而由于我本人曾受到过不公平的评判，就更加如此。要作到公平地评论一个人，我们必须消灭我们内心的一切欲念，并牢记我们自己的弱点”。历史家的最高要求是智慧。“谁能明晰地洞察人物和事，谁就有研究历史的真正天才”。我们能接受这位历史家为他自己作的鉴定吗？他扑灭了他内心的爱憎之念吗？外部的事件没有在他的作品上留下一点痕迹吗？对于这些问题，很少有人能够按照梯也尔希望的来回答。拉马丁说，“梯也尔是命运的同谋者；他只是在错误受到①失败的惩罚时才看出错误”。朗弗里也发表了类似的判断。“他的著作是实事的史诗。他不重视精神的力量。‘你没有成功，所以你是谬误的’——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如果说这是一个敌手的判断因而不公平的话，我们可②以承认，有时法国的光荣对他来说比自由或道德更重要。小拿破仑的兴起应当使他取得教训：如果要反抗专制主义，那么必须在它开头时反抗它。梯也尔对德意志懂得不多，对英国懂得的就更少了。他的作品上的一个污点是未能公平对待皮特的政策和威灵顿的天才。对于外国的档案或外国学者的研究工作，他知道得很少。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梅特涅关于奥地利政策的解释。人们对他自称有军事方面专门知识这一点表示怀疑；可是，他虽不是③象塞居尔和纳皮耶那样的专业者，但他对战争的兴趣在为他的著作赢得持久①见他发表于《政治研究与画象》（1880年）上的《执政府和帝国的历史》。比较《爱丁堡评论》，1858年4月和7月号刊载的精炼有力的文章。——原注②小拿破仑（NapoléontheLittle）指拿破仑三世，是法国文学家雨果对他的蔑称。——译者③塞居尔（Ségur，Philippe-paul，Comtede，1780—1873年），法国史学家，以研究拿破仑立国史知名，撰有专著八卷。——谭注\n声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拉马丁说，正象拿破仑注定要打那些战役一样，梯也尔注定要叙述那些战役。他对于财政的论述，受到较多无保留的称赞。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他的书里很少读到关于行政制度的内容，关于公共舆论、宗教或文学的东西就更少了。但如果说一部二十卷的著作能使它的读者阅读到底而不感到疲倦和不耐烦，那就不但对它的文体、同样也是对它的题材的称赞。梯也尔是以清晰的文笔和掌握细节而取得良好效果的。他不会颂扬拿破仑通过圣伯纳德山口的事迹，除非他测量过山口的长度和计算过它积雪的深度、山岭的高度和运军火车辆的数字。在另一页上，他宣称，他可以毫不迟疑地举出面包、肥皂和蜡烛的价格。埃米尔·奥利维埃指出，“象他所具有的那样程度的描写艺术不是普通的才华——而是天才”。圣伯夫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对他的赞赏。“阅读一部如此易读，又这样丰富的多卷集巨著，在那里我们碰不到什么思想上或表达上的困难，在那里，我们舒舒服服地观看最重大的事件的图景，这真是一件难得的乐事。他的文体异常平稳，但没有辞藻绚丽的段落。《执政府与帝国史》，一定会在历史编纂学中占据一个卓越地位。它是由19世纪第一流政治人物之一所编写的。它也是形成拿破仑传说的主要因素之一。拉马丁给它加上“世纪之书”的名称。弗林特宣称，它或许是在所有具有同样规模的历史著作中最有趣的书；雷米扎说它是现代文学中的最宏伟的纪念碑。正因为这部书既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学成就，当代人感到很难给它一个公平的评价。朗弗里认为梯也尔一点都没有历史学家的特性。曾在国外进行反对帝国的战争的沙拉斯与吉内，攻击描写滑铁卢战役的①一卷。另一个逃亡者朱尔·巴尔尼从洛桑这个远离法国的安全地点投掷炸②弹。马泰尔伯爵写了三卷书来证明这个历史学家是一个骗子和说谎家。多松维尔伯爵指出梯也尔在叙述皇帝与教会的关系上的差错。托克维尔简略地说帝国的历史还须重写；泰纳说梯也尔不爱真理。但不管是批评他的人还是钦佩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从来还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给拿破仑时代的研究提供这样大的推动力。①见他所著《拿破仑和他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先生》，1869年版。——原注②见他所著《梯也尔，一个幻想的历史学家》，1883—1887版。关于这个奇怪的人物的事略，参阅马松著《一个档案探索者》，载《往者》（Jadis）第Ⅱ卷。——原注\n第十一章法国的中世纪时代和旧制度Ⅰ对法国中世纪史的兴趣是由梯叶里和巴兰特、基佐和米什莱所鼓起，但①对这段法国历史的系统性研究却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献学院。建立一所学院，由学者训练年轻学生的设想是在1820年由德·热朗多提出的，而在1821年，王家颁发了一项敕令，同意这项建议，以“协助铭文院的工作”。当时有十二个学生参加，但这个机构不久即解散。1829年它恢复后，境遇不断好转，还创办了一种杂志。《未刊文献》的大部分编辑和《法国文学史》的大部分撰稿就是从它的校友中物色来的。多姆·里韦所编的《法国文学史》于1763年编到第十二卷，叙述到1167年，但当时由于对该项工作缺乏兴趣而未再接②续进行，直到拿破仑时才得恢复。当勒克勒尔接替多努担任主编后，学术水平有所提高。在编到14世纪时，他概述了该世纪的文学与科学、政治与社会状况作为导论；这是仿效多姆·里韦为12世纪部分和多努为13世纪部分撰写导论的榜样。勒克勒尔不但大部分自己动手撰稿，而且训练像勒南和奥罗这样有才干的年轻学者来协助他的艰巨工作。①在1820—1850年这段时间里，没有人比盖拉德所编写的有关中世纪的著作具有更持久的声誉。他是古文献学院的最早学生之一，后来又是该学校的教师和主任。他的终生事业，是编辑各大修道院的契据，而《修道院长欧②密农的地产登记簿》一书为他赢得了全欧声誉。该书叙述查理大帝时代普雷的圣泽曼修道院各大庄园的详细情况，并揭示了阶级的关系和占用土地的方法。此书包罗极广的《导论》是法国学术研究上的光辉成就之一。盖拉德追述从日耳曼人入侵时期起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成长以及人口和土地的状况。他否定了高卢是由于法兰克入侵者才得以开化并复兴这种论点；他严厉指责这些入侵者。他把采邑制度追溯到罗马立法，并主张，直到加洛林帝国崩溃为止罗马的社会和行政制度的结构，一直存在。1896年，《导论》以编写本形式重印。它同基佐的“演讲”一样，都是19世纪前半期对早期法国的研究所作的最重大贡献。③基什拉是较年轻的一代中最出色的中世纪史专家之一；他走出米什莱的课堂后又在古文献学院学习了更严格的方法。古文献学院承担了创办杂志的④工作主要是由于他的建议；后来他就担任了该杂志的第一任编辑。他深受米什莱关于贞德的描写的感动，因而收集关于她受审的资料。继附有大量附注与说明的五卷资料集之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这位女英雄的简短而出色的论①参阅《古文献学院手册，1821—1891年》，1891年版。——原注②参阅勒南在《历史与旅行杂记》（1878年版）中为他的老师所作引人入胜的素描。——原注①参阅韦利：《盖拉德略传》，1855年版。——原注②欧密农于811—822年间任巴黎附近的圣泽曼修道院院长。在他指示下编撰的地产登记簿（Polyptique），是有关当时教会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惜多散佚，仅有部分册页传世。——谭注③参阅刊载在他所著《考古学与历史杂记》的书首（卷Ⅰ，1855年版）的短文，以及吉里于法国《历史评论》（第XVⅡ卷）发表的评传。——原注④指《考古评论》（Revuearch’eologique）杂志。——谭注\n①著；而整个著作提供了怎样批判他使用中世纪史资料的典范。他同时还是中世纪考古学的创始人。1847年，古文献学院专门为他设立了法国考古学讲座，而他的讲学给人以极不寻常的印象。他关于法国的古迹和古物的知识是无人能够超越的。学术界急切地等待他写出一本内容丰富全面的著作，而米什莱（对他来说，编写文学作品是不费力的）也力促他这位老门徒这样作，但没有成功。可是，基什拉的权威并没有因为他未曾写出洋洋大观的论著而②降低。1882年基什拉死后，法国中世纪史专家的首位传给了利奥波尔·德利斯③尔；他是古文献学院的老校友，也是盖拉德的学生和朋友。1852年，他被委派到帝国图书馆的手稿部工作，并于1874年成为该部主任。六十年当中，他的出版物如潮水般地不断涌现。由于他在古文学、文书学与批判方法方面是非常高明的，他阐明了法国中世纪时代的各个部分。虽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他保管的文献编目，并出版这些目录，但他也为《文学史》撰稿并偶然写作专论，其中包括他关于13世纪诺曼底农民的著名论文。虽然公众只知其名，但全世界的学者都敬重他。他编辑的腓力·奥古斯都的法令和加斯科涅①的羊皮书还被年轻的一代看成是典范。在他八十岁寿辰时，各国学者都向他表示敬意，同时人们还编出了他的著作目录。1905年他被粗暴地免职，但他②在尚蒂伊的文献宝库里找到了避难所。在他八十三岁时，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为亨利二世同法国有关的特许状汇编所写长篇《导论》。下面谈谈几个约在第三共和国创立时期开始写作的学者。受过魏茨训③练，本人又是墨洛温朝资料专家的加布里尔·莫诺，于1876年创办了《历史评论》，这是使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永远感激不尽的事情。在它的主要撰④稿人中有莫利尼埃他的第一个成就是修订本尼迪特派修士所编巨著，《朗格多克通史》。他增补了大量新文献，这位编辑的长篇附录构成了该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这部著作，无论是新版还是旧版，都是研究中世纪史者的必要工具。他在古文献学院的讲课（他原来是该校学生）构成了他有关法国⑤中世纪史资料的著作的基础。这些著作由于它们的精确性和完备性而成为无价的财宝。导论部分（占据了第五卷的大部篇幅，是作者的最后著作）既简洁而又精辟地综述了法国历史的编纂、评论和讲授的演变。几乎具有同样重⑥要性的，是吉里的研究成果。受过古文献学院教育的吉里，把注意力转向城①资料集名：《贞德案之判决与昭雪》（Procèsdecondemnationetdereha-bitationdeJeanned’Arc），1841—1849年。专著名：《贞德新传略》（Apercusnou-veauxsurl’histoiredeJeanned’Arc），1850年。——谭注②奎谢拉的《考古学与历史杂文》（Mélangesd’archéologieetd’histoire）2卷于1885—1886年出版。——译者③参阅《季刊评论》，1911年4月号，和蒲尔的颂辞，见《不列颠科学院议事录》，1911年。——原注①中世纪的加斯科涅公国，濒临大西洋，一度成为英国领地，英法百年战争后并入法国。德利尔编订的羊皮书乃该公国的文书档案。——谭注②尚蒂伊在今法国瓦兹省，有中世纪古城堡，藏有珍贵的手稿、绘画等。——谭注③参阅《历史评论》第110卷上所登哀启。——原注④同上书，第85卷。——原注⑤书名《法兰西历史资料；从起源至1494年意大利战争》（Lessourcesdel’histoiredeFrance：Originesanxguerresdel’Italic，1494），六卷，1901—1906年。——谭注⑥参阅《历史评论》第LXXⅡ卷。——原注\n①市公社的研究，更正了梯叶里关于城市制度起源与发展的意见。他认识到情况是变化无穷的，因此他小心地避免把国王或领主说成是城市自由的一贯保②护人或敌人；他关于圣奥梅尔与卢昂的专著，是研究的典范。吉里在高等学术学校（由杜律伊于1868年创立）和在古文献学院讲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③在中世纪史研究方面的一个无可补尝的损失，是朱里昂·哈斐特的早死。他曾发现，有一批被研究墨洛温时代的历史家当作根据的文献是伪造的。19世纪后半期，在法国中世纪史专家中最突出但并非立论最严谨的是菲④斯泰尔·德·古朗治。他是第一批雅典法国学校的学生。在他的《古代城邦》获得非凡成功后，他热中于探索古典世界与条顿世界之间的联系。他的关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司法的论文（1871年在《两世界评论》上发表），表明了他思想的趋向。1872年，他四十二岁时，他在同一个杂志上放了一炮。他宣称，第5世纪日耳曼人的入侵对于法国的历史、宗教、风俗、政府或社会结构没有直接的影响。蛮族所带来的，除了混乱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了；他们的来临只是有利于那已在萌芽的封建制度的发展。近代贵族阶层是以领地分封制作为基础，而这种制度是在种族差别消灭后，才得以兴起的。1875年，他出版了他的《古代法国制度史》第一卷，准备在第二卷中论述封建制度，第三卷中论述王室与三级会议，第四卷论述绝对君主制。但那迎面而来的批评风暴，使他深信，他必须先把基础打好，然后再建造他的房屋。于是，他开始了那项占用了他整个余生的心血的宏大工作。以前，他是陈述结论，而不是证明他的结论。现在，他想要充分阐述他的证据，使每一章都成为一篇论文。这部扩大的著作论述的是：罗马统治下的高卢、日耳曼族的入侵、墨洛温朝的制度和领地。第五、六两卷在他死时尚未完成，后来由他的最卓越的学生卡米耶·朱里昂编辑出版。这两卷论述的是封建诸侯以及加洛林王朝的机构和制度。斐斯特尔以水晶般的清晰和特殊的力量来陈述他的观点。高卢很容易地被罗马所降服，并且从未反叛过，因为罗马具有较高的文明。但到了第4世纪，在中等阶级陷入贫困状态，中央权力开始崩溃的同时，强有力的贵族阶层成长起来了。于是权力转入既不能作战又不能统治的大地主手里。就在这时，由于旧日耳曼制度的破裂，以及一般来说由于缺乏固定的习惯与思想法兰克人开始入侵。法兰克人没有带来他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带。他们的制度，象聚贝尔曾经主张的那样，是从罗马得来的。入侵不是征服，而是罗马化的日耳曼人的和平定居。高卢—罗马人既没有被降为农奴，也没有被看作劣等人。国王们都是罗马皇帝的后嗣，他们完全摹仿他们①吉里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为《中世纪城市公社的解放》（■macipationdesvill-es，lesCommunes，labourgeoisie）。——谭注②两部专著为：《圣奥梅尔城》（■istoiredelavilledeSaint-Omer），1877；《卢昂的创建》（Les■tablissementdeRouen）二卷，1883年。——谭注③参阅他兄弟路易为他所写，载于他的《全集》第Ⅰ卷（1896年版）最前面的传略。——原注④参阅吉罗著《斐斯特尔·德·古朗治传》，1896年版；图尔纳—奥蒙著《斐斯特尔·德·古朗治传》，1931年版；索勒尔著《略传与画象》，1909年版；赫伯特·费希尔在《英国历史评论》1890年1月号上发表的文章；摩诺的刊载在《历史评论》第XLI卷上的文章。朱班维尔在他的《编写历史的两种方法》（1896年版）中猛烈地在攻击他。克尔在德国《历史杂志》第LXXI卷中发表的文章，是德国人贬抑他的文章中之范本。——原注\n先辈的方式，对法兰克人和高卢人同样进行绝对统治，但很少有真正的改变。城市没有受到骚扰，赋税也只有微小的变动。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大体上是“东罗马帝国”的延续。他宣称，日耳曼派的学者们忽视了罗马统治的印记，而带着民族偏见来认辨条顿统治的痕迹。他认为，庄园在农业上的特征，在帝国统治时期即已存在，而在墨洛温朝时代则更加显而易见。但是，入侵本身所产生的变化虽很少，重大的转变却接踵而来。在财产的组织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封建主义兴起了；在实行采邑制（beneficium）当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占有财产的方法。这种封地的办法不是由法律建立的，而是在私人间形成的，而社会也由于自由人常常为了取得庇护结成相互依存关系而有所改变。就这样，贵族阶层成长起来，并由于加洛林朝的衰败而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兰克人并不是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但他们促进了这种变化并赋与它以某些新的特征。例如，法兰克高卢的司法制度是日耳曼的；又如委身制（comitatus）的存在有利于封建关系的增长。他宣称，“我既是日耳曼派，又是罗马派，或者说，两者都不是”。批评者使得斐斯特尔详尽阐述他的方法。他宣称，为了一天的综合，他需要几年的分析。所有他的著作都是根据他的《方法论》写出来的。他认为，对于一切关于历史的看法，即使那些最普遍地为人们承认的看法，都必须以怀疑态度来对待。历史家在进行工作时，不仅一定要有预先的假设，而且一定不要有工作中的假设。第二个步骤是直接阅读原文。别的学者的研究可能是有用处的，但很容易引导研究者走入歧途。历史科学是对文献的解释；为此，只要有无偏见的头脑和精通原文的本领就够了。其次，历史家必须要象当时的人而不是象近代人那样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的读者永远不应知道他是个共和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是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派。他必须说明事实，但不应企图判断它们的价值或发现它们的根本原因。种族、气候、神意仅仅是历史王国里的筹码而不是它的通货。他不同意一个民族的命运是预先注定的这个观念。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变化，我们解释一种社会状态怎样转化到另一种状态；但是，再往前一步，就超过了历史与推测之间的界线了。这种对目的的严格限制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把精力集中于一个资料非常稀少，一个人的脑力即能掌握的时代的原始资料上，因此他轻易地掌握了他研究课题范围内的资料，而他对罗马史的熟悉又是一个有利的前提。他夸口说，只有他一个人读过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每一种拉丁原文书。他的批评者大多力避同他短兵相接，因为他一向是备好一段段的原文来作炮弹的。他在围绕一个中心论点组合事实方面，具有一种几乎是独特的本领。此外，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文字艺术家，虽然他认为对他文体的称赞，有点象是对他的科学的非难。他的学生和作传者吉罗谈到他演讲时说，“他的讲话具有一种几何学的严格性。它表现出一个学者的口才，真的，是数学家的口才；抽象而不枯燥，形象少而公式多。感情不会被打动，心不会被迷住，但理解力却获得了充分的满足”。他的著作具有玉石雕琢工的精确性。他开发出研究的新矿脉；对于接触到的东西他未有不给予阐明的。他的方法的缺点同它的优点是一样地明显。他的笛卡儿式的怀疑态度常常使他一开始就对流行的观念抱着偏见。莫诺遗憾地说，“他喜欢一种高贵的孤立，而且只有在对一件事情有了不同于前辈的看法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掌握住它了”。他经常说，“我是盖拉德的学生”，而盖拉德是他真正尊重的唯一学者。其次，他过低估计了获得真实情况的困难。他相信，历史是一\n种客观的科学，他的奥秘，我们可以使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来探索。他相信，收集、解释并比较全部原文，就一定可以得到没有争执的结论。有一天，他对着一群热烈欢迎他的听众说，“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他认为，他的研究结果与己无关，因而觉得批评的意见好象一种渎神行为。一些有学识的学者的不同意见从来没有使他改变过他的信念——他不仅已获得了真理，而且真理是容易获得的。可是，我们在开始解释原文之前必须确定它们是真实可靠的。朱班维尔写道，“斐斯特尔没有对文书学的最起码的概念。大批墨洛温朝的特许状，是由热罗姆·维尼埃尔在17世纪时伪造的；当哈斐特指出他所引用的若干文献是赝品时，也回答道，假特许状和真特许状差不多是同样有用的，因为伪造者抄下了规章”。但是，即使资料是真实的，他对资料的处理方法也是有问题的。摩诺指出，有一次他对同一原文作了三种不同的解释。其次，他忘了，解释原文和术语需懂得法学概念这一点。他未能认识到，原文给我们的启发是有限的，很长的时间和成堆的问题都是无法知道的。布伦纳遗憾他说，由于他只是研究有限的一段时期与时代，他还常常误解了资料；克尔则宣称，他对于日耳曼法典从来不能正确估价。斐斯特尔真的象他自己所设想的那样毫无个人成见吗？批评者们曾暗示过在他取得结论的日期同结论本身之间的关系。斯特拉斯堡是法国的前哨站；他在那里的工作，使他对于法德关系问题特别感兴趣，而他于1870年战争爆发时写了一本关于法国对亚尔萨斯的主权问题的小册子。战争过后，他又撰述了一篇尖刻的文章，论述德意志历史家的方法；他严厉地指责他们为了民族和王朝的偏见而牺牲真理。他抱怨他说，在半个世纪时期当中，法国历史家一直在称颂德意志，他们以塔西佗所描写的德意志人的纯洁来同高卢人的腐败相对照，并欢呼法兰克人的入侵，说它是一股纯洁和清新的空气。他们指责查理八世的侵入意大利和路易十四的野心。保皇党历史家们轻视19世纪；共和派历史家们诽谤旧制度。但是德意志历史家则不然，他们是一支有组织的爱国者队伍，对于他们来说科学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是歌颂祖国。“我们将继续宣扬学问是没有祖国的。但我们今天是在战争时代；研究工作几乎不可能再保持过去的平静态度。难道为了保卫自己，我们应该受到指责吗？”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写了这一段话的历史家，很可能在讨论高卢人与日耳曼人之间早期关系时有一种下意识的偏见；但从他1870年以前的讲课手稿来看，那时他的主要论点已经确立了。另一种批评意见是由于他把个人完全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而引起的。在他的主要著作里，几乎只有一次承认过人的个性，那就是，草率地提到后期墨洛温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他的兴趣在于制度而不在于生活方面。他作为教师的声誊是稳固的，但他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到处被无保留的接受的。他的建筑没有布伦纳的大厦坚固；①布伦纳在他的著作里追述了早期日耳曼人社会与法律的发展。对于法国中世纪的制度，人们一直在热切地进行研究，但他们所研究的，大部分是斐斯特尔所描写的时期以后的时期。弗拉什在《古代法国的起源》里，探究从加洛林朝灭亡后的无政府状态产生出来的封建制度（或他喜欢称呼的领主制度）的成长。他宣称，在这个时期以前，有领主而没有封臣。他同斐斯特尔一样，认为法国很少受到条顿族的影响，但从克尔特族所受到的①布伦纳的有关著作为《德国法律史》（DeutscheRechtsgeschichte），共二卷，1887—1892年。——谭注\n影响却很多，同时他也象斐斯特尔那样，不是一个很可靠的向导。弗拉什的主要目的是叙述各个阶级的成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吕谢尔则探索直到①腓力·奥古斯都之死亡为止的早期卡佩王朝的制度。他根据多种特许状证明②③这些制度在本质上是绝对专制的。费迪南·洛特与阿尔方底探索加洛林王④⑤朝统治时期；夏朗东探索西西里的诺曼王国；皮科探索法国三级会议的早⑥期历史。保罗·维奥莱特就法国制度的演变作了出色的概述。有些不是政治历史家的学者对于中世纪时代作出为人们欢迎的解释。奥罗探究经院哲学的演进；儒尔丹考查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勒南分析美男子腓力时代的政论家。①珀蒂·德·朱勒维尔等人的集体著作总结了文学史。戈蒂埃与保罗·迈尔则探索有关骑士制的史诗和传奇故事，并把它们写成为通俗读物。研究法国中②世纪史而超出政治历史领域以外的学者当中，最著名的是加斯东·帕里斯，他在1872年接替了他父亲在法国学院的位置。他关于查理大帝的传说的博士论文，成为最优秀的著作，而由于他编辑了一些传奇故事集，又为《文学史》撰稿和编写文学概览，他成为几个世代的研究者的向导。加斯东·帕里斯，这位法国的拉赫曼，还丰富了迪埃兹所创立的拉丁语系语言学并赋予它以生气。他对于这种语言发展的年代顺序，了解得非常精确，他只要知道了一本著作的编号日期，就能使抄录者更动了的地方恢复原状。但是，上述所有论③著都已由拉维斯等人的集体著作《法国通史》所代替了。Ⅱ对于19世纪的法国历史家来说，“旧制度”这个课题，由于它同他们时代的斗争有联系而给他们带来了困难。共和派的自由思想家对于一个政治与宗教的专制时代并不总是公平的，而天主教保王党倾向于掩饰绝对专制政体①吕谢尔所著书名：《卡佩朝头几个君主统治下的法国君主制度史》（HistoiredesinstitutionsmonarchiguesdelaFranceSourslespremiersCapétisms897—1180年），1884年。——谭注②洛特著有《休·卡佩朝制度与十世纪之终结的研究》（■tudessurlerégimcdeHuguesCapetetlafinduXesiècle）。——谭注③阿方底著有《查理大帝史，批判研究》（■tudesCritiquessurl’histoiredeCharlemagne），探索加洛林朝文明的根源。——谭注④夏朗东著有《诺曼底统治意大利与西西里史》（HistoiredeladominationnormandeenItalicetenSicile）。——谭注⑤皮科著有《1335—1614年三级会议史》（Histoiredes■tatsGénéraux…de1335—1614）共四卷，1872年。——谭注⑥维奥莱特著有《公法：法国政治及行政制度史》（Droitpublic：histoiredesinstitutionpolitiquesetadministrativesdelaFrance）共三卷。——谭注①朱勒维尔等集体编辑的著作名《自萌芽至1900年的法国语言文学史（Histoi-redelalangueetdelalitératurefrancaisedesoriginsà1900）共八卷，1896—1899年。——谭注②参阅克尔（Ker）所著《中世纪文学论文集》，1905年版，和莫诺的刊载在《历史评论》，第LXXXII卷上的短文。——原注③拉维斯主编的巨型《法国通史》内容始于法国的起源，至大革命时期止，共十八卷，1900—1911年出版。——谭注\n①的缺陷。但这些倾向已日渐丧失其魔力。16世纪前半期的研究已经比对16世纪后半期的研究少得多了。普瓦尔松的出名著作仍然是关于亨利四世统治②时期的最完备的纲要。他满足于已刊印的资料，理由是，如果他埋头于档案之中，他的著作将永远不会完成。这个国王被描绘成“政治派”中最伟大的人物，恢复法国国际地位的人，有才干的行政首领，农业与工业的扶植者和艺术、文学与科学的保护人。在这部包括四大卷的著作里，没有找出一点地方来叙述他为人的过失，却有一种把国王描绘得太开明，太喜欢立宪主义和太维新的倾向。法尼埃兹在其研究絮利与他的君主共同扶持的农业和工业的③论著中对这一段时期中的一部分作了精炼的概述。法国新教历史学会（创立于1851年）对这个世纪的宗教生活进行了有价值的撰述。在学会的会报中，在法国宗教改革家的书信集里，以及在《新教的法国》（即海格兄弟所编人名辞典）里，可以找到非常宝贵的资料。关于“伟大世纪”，历史家们已作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巴蒂福尔描绘了一幅路易十三的新画象——一个有些决心和智谋，并坚持他的王室特权的人。以黎塞留为论题的有两部极重要的著作。阿弗内尔在用了多年工夫出版黎塞留的书信和文件之后，编写了关于这个“铁腕红衣主教”的最佳的详细④著述，但他并未企图全面地描写这个最著名的法国政治家。他没有谈到他所推崇的黎塞留的外交政策，他只限于叙述内政，而关于这方面他的评论是严峻的。在黎塞留被召执政的时候，法国至少还有一些自由的痕迹和独立的传统；可是，在他死的时候，他已在贵族的废墟上建立起令人窒息的绝对专制政体。几年以后，阿诺托开始写一部规模更大的著作。《黎塞留史》的第一卷于1893年出版，序言宣称他在这项工作中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故事以详细叙述主人公最初三十年的生活作为开端。他的家庭、他的神学研究、他与迪·佩①②隆红衣主教、与圣洁的贝律尔、与约瑟夫神父诸人的关系、以及他对他的主教区的有力治理，而最后是一幅描绘这位年轻的主教出席1614年三级会议的精采图画。在叙述到黎塞留登上政治舞台时，这位历史家精细地描述了1614年法国的状况——巴黎和各省区、政府和行政、财政、司法、军队、三级会级、省议会、城市生活和自由、新教徒、贵族、律师、资产阶级、农民。《黎塞留史》的第一卷是个构想得十分宏伟的门厅，它可与米什莱对中世纪法国的概览和麦考莱［英国史］的第三章并，列为历史社会学的杰作。第二卷叙述到1624年，当时黎塞留已成为法国的无冕之王。这时，这位历史家已任外交部长，而当他再度有了余暇时，他把注意力转到第三共和国。可是，他对于黎塞留已经写得很多，足以烘托出他关于这位红衣主教性格的总的看①卡隆和萨尼亚克所著《法国近代史研究的实际状况》，1902年版，包括有用的资料。——原注②书名：《亨利四世在位时期史》（HistoiredurègnedeHenriIV），1856年。——谭注③书名：《亨利四世朝的法国社会经济》（L’économiaesocialedelaFranceSousHenriIV，1589—1610年），1897年。——谭注④书名：《黎塞留与绝对专制》（Richelieuetlamonarchieabsolue），共四卷，1884—1890年。——谭注①迪·佩隆（1556—1618年），红衣主教，强烈反对高卢教派的教皇极权论者，教皇的代理人，竭力促成法王亨利第四的皈依天主教和阻止加尔文教的发展。——谭注②贝律尔，红衣主教，当时天主教党徒的领袖，支持太后（美弟奇家族的玛丽）与黎塞留争权。约瑟夫神父在1612—1638年间为黎塞留忠实的追随者和得力的支持者。——谭注\n法。他所叙述的黎塞留不仅是一个务实、积极和冷静的人，而且是一个温厚、爽直的人。米什莱所描绘的“红衣主教”，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人；而哈诺托书中的主人公则是具有简单的心理，思想率直，行动果敢的人。每个研究法国君主政体的历史家，都要对它的中央集权的主导原则作出论断。阿维内尔依循托克维尔的说法，认为这个原则是法国衰败的萌芽。哈诺托则把它看作孕育着民族统一的母体。①在法尼埃兹的巨著约瑟夫神父传中，他几乎阐明了黎塞留的人格与经历的每一方面。以前，人们只知道约瑟夫是黎塞留形影相随的，象维涅的《辛②马尔》中的卑鄙阴谋家那样的人；而现在，他看来不仅是一个有手腕的外交家，而且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和崇高想象力的人。他从来未曾支配过黎塞留的政策，但他几乎既是后者的同僚，又是他的代理人，尽管他喜欢在幕后活动。那位红衣主教的思想基本上是世俗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法国的伟大，而这高僧的主导原则却是教会的伟大。他所切望的是：把土耳其人从欧洲逐出，改变新教徒的信仰，压制詹森教派，看到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可以成为实现他的宗教计划的工具。红衣主教在他的知友面前从来不戴假面具，因而我们可以窥见那些他当代人从未猜想到的人性弱点和厌倦情绪。黎塞留的伟大已是人人传颂的，但马扎然的真正形象却直到近年才被揭①示出来。圣西蒙对马扎然的厌恶代表了法国人对这个政治家（他既是外国人，又是贵族的敌人，同时还是近代最贪婪的大臣之一）所怀的感情。现在一般人都能较公正地看待这位被黎塞留认为可以继承他的人，这主要应归功②③于谢吕埃尔。他编辑了马扎然的书信集，并撰述了他执政时期的历史。虽然谢吕埃尔的著作里并没有英雄崇拜的味道，但他表明，这位意大利红衣主教在极大程度上为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强大与荣耀作了准备。他宣称马扎然的对外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内政方面他平服了闹事的贵族，也是值得纪念的。他并未企图把马扎然的个性写成为具有吸力，或企图否认他的不知④⑤⑥羞耻的贪婪。多马尔公爵在他关于16、17世纪孔代诸亲王的全史里，更加有声有色地描写马扎然在法国的动乱年代中的统治。在路易·菲利普倾覆和1851年政变后，他的子弟不能再在政界服务。于是，这位具有学者气派的公爵决定探索他家族的档案。当开首两卷正在刊印的时候，全部印版在装钉①书名：《约瑟夫神父与黎塞留》（LePèreJosephetRichelieu）共二卷，1893年。——谭注②维涅（AlfreddeVigny，1797—1863年），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小说家与编剧家。辛马尔（CingMars，1620—1642）侯爵，名亨利，法王路易十三的宠臣，1642年，勾结西班牙阴谋清除黎塞留，事败，被处决。——译者①圣西蒙（DucdeSaint-Simon，1675—1755年），法国作家，路易十四宫廷中大贵族，著有出名的《回忆录》，记路易十四朝后期及摄政时期（1692—1723年）之事，富于史料价值。——译者②参阅罗康所著《历史札记》（1906年版）中的颂辞。——原注③书名：《马扎然治下的法国》（LaFrancesousMazarin）共三卷，1882年。——谭注④参阅比科特发表于1897年的《颂赞》，都德的传记，1898年版，和《多马尔公爵与居维利埃-弗勒里的通讯集》，1910—1912年出版。——原注⑤孔代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多马尔公爵所著书名：《孔代诸亲王全史》（His-toiredePrincesdeCondé）共七卷。——谭注⑥孔代亲王路易（1621—1686年），为波旁皇族后裔。1643年任法国统帅，对瑞典、西班牙作战，屡立战功。后领导“贵族投石党”运动，战败逃亡西班牙。即下文所称的“伟大的孔代”。——谭注\n间内被搜去。这项禁令后来在1867年解除；当这部曾触犯当局的书出版后，公众才知道，有危险性的只是作者的名字而已。于是其余诸卷断断续续地出版了，第七卷，即最后一卷于1895年出版。这部巨型著作的后半部专门叙述伟大的孔代的一生。作者曾有过战争经验，他对孔代出征的论断是很有价值①②③的；关于罗克卢瓦、朗斯与福堡圣而安托万诸战役的图景，是记事文杰作。公爵在第二次被逐回来后，在尚蒂伊完成了这部著作，在那里有很多回忆这个亲王的资料。但是，公爵对他书中主人公的景仰并未使他闭眼不见第二次投石党的无法为之辩的护性质。④库赞把他长寿而又勤勉的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用于研究路易十三的晚年与投石党的动乱时期。他于1843年发现巴斯卡的《思想集》原稿，在研⑤读当中注意到巴斯卡的妹妹的娴雅人品，因而想到路易十四亲政前这一世代⑥⑦的名媛，进行一系列研究。除了雅克琳·巴斯卡以外，奥特福夫人的画像，是最有吸引力的。她是国王精神上的爱人，也是王后的朋友和黎塞留的敌人；她的处境很困难；但她从来不想及自己的利益。另一个属于很不相同的类型①的是谢弗勒兹夫人，她爱好阴谋正象奥特夫人憎恶阴谋那样。她以男子般的毅力和决心，辅以机智，来反对黎塞留。库赞最著名的描写是关于隆格维尔②夫人，即孔代的妹妹。人们挖苦这个年老哲学家，说他为了这个美丽的罪人③扮演了“随从骑士”的角色；可是他虽然爱慕她的美丽和智慧，却从来没有为她的行为叫好。他原拟用不少于四卷的篇幅来叙述她的生活。但只写成了两卷，第一卷讲述她的青年时期，第二卷讲述她参加投石党时期的生活。关于她在波尔-罗维尔修道院的退隐与忏悔那一段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从未谈到④过。拉·罗什富科玩世不恭地承认，他勾引她是为了要依靠孔代的势力；而她参加投石党是受了她情人的引诱。一旦参加后，她对马扎然的痛恨就成为不可和解的了。库赞在全书中始终谴责好乱的贵族；他不是一个拥护绝对专制主义的人，但他站在王朝与它的忠臣一边来反对他们的敌人。①罗克卢瓦战役，1643年5月，安甘公爵（后为孔代亲王）统率的法军大败西班牙军于此。——谭注②朗斯战役，1647年，法军被围于朗斯城。1648年孔代亲王赴援，8月大破西班牙军。——谭注③福堡圣安托万战役，1652年7月，孔代亲王率领的“贵族投石党”部队在圣安托万城为国王军击溃。——谭注④参阅圣伊莱尔所著传记（1895年版），第Ⅱ卷，第178—256页。——原注⑤巴斯卡（生卒年及生平见第一章译注）所著《思想集》被认为是法国古典文学的杰作。其妹雅克琳（Jacqueline）笃信宗教，在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度过一生。——谭注⑥库赞著有《隆格维尔夫人传》（MadamedeLongueville）共三卷，1851—1853年；《萨布莱夫人传》（MadamedeSablé），1851年；《谢弗勒兹夫人与奥特福夫人》（MadamedeChevreuseetMadamedeHautefort）二卷，1856年。——谭注⑦奥特福夫人，路易十三的女宠，在宫廷中勾结党羽，企图削弱黎塞留的权力。——谭注①谢弗勒兹夫人，女公爵。1626—1627年因参与反黎塞留阴谋被放逐。1643年返巴黎又与大贵族夏脱勒夫等勾结，策划反对当政的马扎然，再被放逐。——谭注②隆格维尔夫人，孔代亲王之妹。亲王对她言听计从。1650年1月，孔代一派反对马扎然失败被捕，隆格维尔夫人出亡。——谭注③“随从骑士”（CavalièreServente），中世纪时期由于恋爱或感恩而忠心为贵妇人随从的骑士。——译者④拉·罗什富科公爵（1613—1680年），隆格维尔夫人的情人，贵族投石党领袖之一。据说夫人的行动常受他的支配。罗什富科后半生潜心写作，有《格言》（LesMa-ximes）传世。——谭注\n库赞所描写的女主角在很多地方涉及马扎然，所以，他常常想到要编写这位重要大臣的传记。库赞是第一个分析他的《札记》（Carnets），或笔记的人。他在“学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并以一卷的篇①幅叙述他的很少为人们知道的少年时期。他所描写的马扎然以赌博为生的当兵时期和那从未当成传教师的教士生活，是没有吸引力的，但它显示出1630年黎塞留所看中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库赞除研究政治外，还阐明了文学界的情况。斯居代里夫人的小说《大居鲁士》（LeGrandCyrus）分为十卷，于1649—1654年出版，一度曾很出名，但当库赞揭示了有关书中人物的秘密时，它早已成为一部空有其名的著作。他发现，居鲁士就是孔代，而隆格维尔夫人及其他宫廷内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出戏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有了这些发现，这位历史家手中即有了武器，于是他总结了由这个已被遗忘的证②人所提供的资料。最后的人物略评是关于萨布莱夫人，也就是那位写下了曾③鼓舞了拉·罗什富科的《格言》，描绘了为拉·布律耶尔树立榜样的人物画④像的作家。在晚年时期库赞转向历史；他的著作是不完善的，但泰纳对他的尖锐攻击也太过火了。这位年轻批评者宣称，库然以夸张做作的语言写出来修词学中的陈词烂调。他崇拜十七世纪，但未能传达十七世纪的精神。对于⑤人物，他没有观察力，因而他的著作在同圣伯夫的《波尔—罗雅尔》相比之下，只是一部资料汇编。拉维斯在那部集体撰写的《法国通史》中所描绘的路易十四时代，是最①早的也是迄今最令人满意的图画。“太阳王”对于他的最后一个作传者来说，不再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拉维斯在反对圣西蒙的一贯诽谤的同时宣称，这位国王是一个才智平庸的人。他的西班牙血缘显示在他的爱好仪节、他对宗教形式的虔诚、他的世界帝国梦想上。他未曾受过行政教育，这是他的不幸。他的最优良的品质是爱好工作。他懂得军事和对外事务，他对于欧洲比他所有的顾问都更加了解。他不是一个坏人，但他使法国过分紧张，而1789年王朝的颠覆就是对他工作的最严厉的谴责。科尔贝尔被写成一个有野心的、残忍的，有时卑鄙的人，不过，对于他胸怀大志这一点也给予承认。“如果王朝能够得到拯救的话，科尔贝尔是会拯救它的”。只有科尔贝尔看出法国需要根本的改变，因而他抗议国王的奢侈浪费。拉维斯在编写这几卷书时的心②情，忧伤多于愤怒，读起来令人感到沉郁。对于卢福瓦，他一方面称颂他的行政才干，一方面又严厉谴责他的残酷与自私自利。这部著作是法国最优秀的历史作品之一，而它关于宗教生活和思想——詹森教派、高卢教派和新教——关于文化、行政与财政、贸易与工业各方面的详尽论述，更提高了它的①库赞著有《马扎然的青年时代》（IajeunessedeMazarin）一书，1865年。——谭注②萨布莱夫人的府邸是17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交中心之一，罗什富科是这个沙龙的座上客。——谭注③拉·布律耶尔（JeandeLaBruyère，1646—1696年）法国的伦理学家，著有《人物传》（Caractères）。——译者④见《古典哲学家》。——原注⑤全名《波尔—罗雅尔史》，共五卷。——谭注①关于拉微斯，参阅杜米克所著《今日的作家》，1894年版，和《近代欧洲的若干历史家》，施密特主编，1941年版，第Ⅺ版。——原注②卢福瓦（Louvois，FrancoisMichael，641—691）路易十四朝权臣之一。1666—1691年任陆军大臣，鼓励国王对外用兵。对军制进行了一些有助于削弱贵族势力，加强王权的改革。——谭注\n价值。为了获得有关这个时代的详细知识，我们还必须研究传记和专著。谢吕①②埃尔关于富凯的精心结构的论著，显出他平素的判断与研究。卡米耶·鲁③塞为卢福瓦编写的大部头传记，根据陆军部文件来为这位陆军大臣的名誉作辩护；圣西蒙曾厌恶地说他是附在国王的附身恶魔。塞居尔关于卢森堡公爵④即绰号“巴黎圣母院的挂彩人”的著作，使得一个光辉时代的最光辉人物之一重又复活。勒格莱尔完成米涅遗留下来的未竟的艰苦工作，即追述有关西⑤⑥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长期谈判的历史。诺阿耶公爵和拉瓦莱的著作，使得人们有可能对曼特农夫人作出正确评价。多松维尔伯爵在一部学术性和文笔⑦⑧优美均很突出的著作里，探索法国同萨伏依的关系，并描绘了勃艮第女公爵，即“萨伏依的玫瑰花”的精致画象；她以好似阳光般的光辉照亮了年老国王的沉闷宫廷。研究路易十四的历史家们，从圣西蒙的著作里既获得特殊的便利，也遭到特殊的困难。他的极为著名的《回忆录》原曾以短篇摘录的形式发表过，于1829年正式出版。这部作品，在一个世代的时间中，曾产生一种几乎是催眠的力量。作者在宫廷中的地位、对朝中主要人物的熟悉、关于详情细节的无比完备的了解、不平凡的观察力、描写人物的奇妙技巧和首尾一贯的活泼笔调，这一切使人非通过他那副眼镜就难以想象出那位“大王”的形象。可①是他是一个具有激烈党派成见的人；他的篇幅里充满对“私生子女”、他们的父王、曼特农夫人以及一切拥护他们立场的人的扑不灭的仇恨。我们主要依靠三位学者来把他的权威推翻。兰克在一篇简短而精辟的分析论文里，估量了他的偏见，并强调指出真正当代的资料才是有最高价值的。第一个批注②本的编者谢吕埃尔，作出远为详尽的分析。他说明了圣西蒙所述故事中有多①富凯（Fouquet，Nicolas，1615—1680），法王路易十四时代的财政监督，被控营私舞弊，死于狱中。——谭注②书名：《有关财务监督富凯生平及其案件的回忆录》（MémoiressurlavieetleprodsdusurintendantFouquet），二卷，1864年。——谭注③书名《卢福瓦传》（HistoiredeLouvois），共四卷，1862—1868年。——谭注④卢森堡公爵（Luxembourg，ducde，1628—1695年），法国元帅，屡立战功。以所得无数军旗装饰巴黎大教堂的内部，因而获得这个绰号。——译者⑤书名《法国外交与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Ladiplomatiefrancaiseetlasuccessiond’Espagne）共四卷，1888—1892年。——谭注⑥诺阿耶著有《曼特农夫人与路易十四朝大事记》（HistoiredeMadamedeMaintenonetdesprincipauxévenementsdurègnedesLouisXIV）共四卷，1848—1858年。拉瓦莱辑有《曼特农夫人书信集》（CorrespondancegénéraledeMadameMaintenon）共四卷，1865年。——谭注⑦书名《勃艮第女公爵及萨伏伊，路易十四联盟》（LaduchessedeBourgogneetl’allianceSavoyardesurLouisXIV），1898年。——谭注⑧萨伏伊为意大利境内的一个独立的公国，路易十四凯觎其土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曾为法军占领，后又退出。路易十四使其长孙路易娶萨伏伊公主玛丽亚（勃艮第女公爵）为妻，促成萨伏伊与法国结盟。——谭注①圣西蒙在《回忆录》中声言路易十四的非婚生子女众多，并喜将私生女许配与同父异母或血缘相近之亲王。对此作了专门记述。——谭注②圣西蒙的《回忆录》初版共二十卷，由谢吕埃尔校刊出版，1856—1858年。——谭注\n少是和当时的纪录相抵触的，他所描绘的形象中又有多少是需要改正的。最后，德布瓦尔利斯用其一生精力编辑了一种不朽的版本；这项工作虽在编到摄政时期之前由于他的逝世而中断，却是法国学术研究的光辉成就之一。他利用1880年出版的圣西蒙的包括很多卷的文件，不仅作了评注，而且增添了大批可以说明这时代的各个方面的资料。詹森教派的盛衰这一课题，是在一部写17世纪法国的非常出名的著作里①叙述的。圣伯夫于1873年被邀请到洛桑讲学，他选择了波尔—罗雅尔的圣②徒和学者作为讲题。詹森教派的严肃虔诚精神同维内的超世俗的新教教义有很多共同之处，而谈到维内这个大批评家时说，他帮助他理解了新教运动的内部含义。他用六个月的时间编写了八十一篇讲稿，并根据手稿宣读，但这些讲稿的出版却延续了约二十年之久。前两卷就是讲稿的改订稿，但后三卷③④则几乎是全新的资料。圣伯夫曾被拉芒内引导着走到迫近天主教会的大门口，但当老师和罗马教会决裂并失去信仰后，学生也陷入终身的怀疑主义里。然而，他仍以友善的，而且几乎是崇敬的态度来论述詹森教派，说他们的企图是恢复最早时期的教会精神。他以赞成的语调引证鲁瓦耶—科拉尔的格言：“谁不懂得波尔—罗雅尔派，谁就不懂得人道”。他说明波尔—罗雅尔派是怎样给它的成员印下了戳记，以及它本身是怎样成为一个有个性的集团。圣西朗和阿尔诺以及接续他们的昂热利克、德萨西、巴斯卡、蒂耶蒙、德朗塞、尼科尔、拉辛，这些人都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但同时又都被打上⑤了这个集团的印记。①对于摄政时期这段短促但光辉的插曲，历史家们的注意则少得多了。圣西蒙出色地描写了他的朋友兼恩人〔奥尔良公爵〕。这篇描写，大体说来，说明作者对这个人是具有鉴别力的，但使用他的著作必须极其谨慎。特别是对于杜布瓦，为了他曾腐蚀青年时期的公爵，圣西蒙永远未能宽恕他，因此②他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真实才能和志向。埃米尔·布尔热瓦的成绩在于他探③索了杜布瓦的外交政策并叙述了他令人艳羡的幸运。他虽然谴责杜布瓦屈从他主人的王朝野心和企图充当欧洲的仲裁员，但他承认他在陆军、财政与商业方面所做工作的价值，并驳斥说他个人是腐化的这项指责。①如果要读关于他以波尔—罗雅尔为题的著作的完备叙述，可以看米肖德的重要论著：《周一漫谈前的圣伯夫》，1903年；另外可以塞歇的《圣伯夫传》（共二卷，1904年版）对照来看。索勒尔的论文《圣伯夫与历史家》（载1901年的《文学与历史研究》）和较长的论著和他在《略传与画像》（1909年版）中的较长论述，是权威作品。目前出版他的多卷通讯集的工作正在进行。——原注②维内（Vinet，Alexandre，1797—1847年），法国文学家与新教神学家，出生于瑞士洛桑。——译者③圣伯夫讲稿的汇编即上文提到的《波尔·罗雅尔史》。——谭注④拉芒内（Lamennais，1782—1854年），法国哲学家与神学家。——译者⑤古奇列举的这些人有的是波尔—罗雅尔修道院修士、导师（圣西朗·阿尔诺），有的是受教育于詹森派学校和波尔—罗雅尔派修士的人。其中巴斯卡是大思想家、教育家，蒂耶蒙是以政治教会史和罗马帝国史而知名的学者，尼科尔是伦理学家，拉辛是著名的剧作家。——谭注①在路易十五未成年时期，公爵奥尔良·腓力普第二担任摄政（1715—1723年）。——译者②布尔热瓦著有《外交政策史手册》（Manuelhistoriquedepolitiqueétran-gère）四卷，其第一卷记1610至1789年外交。——谭注③杜布瓦（生平见《导论》译注）在任外交大臣期间，改变了路易十四的外交路线，促成法国与英、荷结盟。——谭注\n④路易十五的秘密通讯集于1866年由布塔里克出版，它揭示了一个新的路易十五。他并不仅不再是一个懒汉，而是还对外交事务深感兴趣，特别是对王后的祖国波兰的命运深感兴趣的。但是，虽然这位皇家的外交家有时认识到应该做些什么，却缺少坚持做下去的毅力。当时，枢密院的首领是德布⑤罗利伯爵，而波塔里克所编通讯集的最重大的成果是使德布罗利公爵决心去了解更多的他祖先的经历。1878年〔公爵的〕《国王秘史》的出版是著述方面的一件大事。布塔里克所提供的，只是国王给他的特使的训令和他对他们所提问题的答复，至于特使们的信件，他未曾找到。公爵在外交部发现他叔祖父的信件，并根据家庭档案补充了一些资料。“路易对世界密而不宣的东西正是他本质中最好的部分。在幕后他是有见识，有道德和爱国心的，而在舞台上则表演了放纵轻佻的姿态”。但是，尽管他有一些见识，却从来未曾有过坚持不懈的意志。公爵把外交上一段枯燥乏味的经过写得流畅易读的技巧令人赞美不置，而一种两面政策所产生的错综情况（国王的秘密经常有被自己大臣发觉的危险），使叙述带有趣剧的味道。在讲完秘密谈判的故事后，公爵转向这个时代的正式外交。最初几卷的书名是《腓特烈大帝与玛丽亚·特雷萨》。这几卷包括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最初两年的历史。从亨利四世以来，法国一直反对奥地利，而贝勒-伊勒公爵①的计划则是重建一个不受奥地利支配的帝国。但这项计划的缺点是，它包括同腓特烈的合作，而后者在实现他的目的后，就立即抛弃了他的同盟国。普鲁士是为了西里西亚而作战，法国是为了一种理想而作战，法国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自相矛盾和软弱，使它不可能获胜。法国不仅仅是进行了一场没有必要和没有益处的战争，而且犯了一个更加可怕的错误，那就是，由于支持了腓特烈而促进了一个残酷敌人的成长。历史家在描写这个大帝的阴暗形象时，脑中正在想着俾斯麦和毛奇。后来的几卷把这个可悲的故事继续叙述到②1748年战争的结束。他佩服达尔让松的崇高品质，但对它的盲目性和过错表示痛惜。如果说法国的荣誉得到了拯救，功劳应归于法国士兵、贝勒-伊勒①②在寒冬中从布拉格的退却和萨克斯元帅所指挥的战役——在这些战役里元帅为衰败的王朝放射出最后一线荣誉的光辉。对于玛丽亚·特雷萨作者以温情的笔调来描写。只有路易十五是不称职的。在编写了九卷关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历史后，《奥地利同盟》于1897年的出版似乎暗示他将着手编写七年战争的历史。但这时他已年老，因而这一著作就成为一个结尾了。他作出结论说，新的结盟关系，不是起因于绷巴都女侯爵对腓特烈二世谑语的恼恨，或者由于她预测将得到玛丽亚·特雷萨④书名《路易十五未刊书信集》（CorrespondenceinéditedeLouisXV）。——谭注⑤参阅法尼埃兹所著《德布洛格利公爵》，1902年版。——原注①贝勒-伊勒公爵（Belleisle，Charles，L.A.Fouquet1684—1761年），路易十五朝陆军元帅，晚年任陆军大臣。——谭注②达尔让松（D’Argenson，Marc-pierre，1696—1764年）公爵，曾任路易十五王朝陆军大臣。——谭注①贝勒-伊勒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于1742年冬从布拉格退却，致使波希米亚大部分土地落入奥军之手。——谭注②萨克斯（Saxe，Mauricede，1696—1750）公爵，元帅。于1744年攻占弗兰德尔西部，坚守阵地，击退英、奥联军。——谭注\n③祝贺的喜悦，而是为相互间的利益。奥地利从1748年以来就想结成这项同④盟，而路易也不反对。可是，虽然当时法国政策已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⑤位历史家在谈到这里时仍然把它的举棋不定来同考尼茨与奥女皇的手腕作了一番对比。此外，法国政策也转变得太迟了。这个时候，奥地利是软弱的⑥而普鲁士却是强大的。路易十五的外交政策还由旺达尔与沃丁顿作出进一步的探索；前者考查路易同俄国的关系，后者编写了《七年战争史》，而在这部书里作者以较公平的精神来写腓特烈大帝，而且他对于外国档案也比公爵具有更广博的知识。关于宫廷生活与主持宫廷纤弱的贵妇人们以及这个时期①的社会、艺术和道德，龚古尔兄弟的生动轶事集迄今还是有价值的。在研究巴黎“沙龙”的著作中，塞居尔侯爵关于若弗兰夫人和朱利·德·莱斯皮纳②斯的精美著述，占有很高的地位。路易十六的后期统治应归入革命史的范围内，但对于他的早期统治，一般是有些忽视了。由于胡诺尔施泰因与弗那于1864年出版的安托瓦涅特信件③是伪造的，因此阿尔内特根据维也纳档案出版了玛丽亚·特雷萨同她的女儿以及奥地利驻巴黎大使达尔让托的通讯。这样，就有可能对王后的性格进行分析研究了。关于王后的第一部完备的传记，是由拉·罗什泰里提供的。塞居尔所著《君主国的式微》（“LaChutedelaMonarchie”）的第一卷是叙述杜阁的财政部的。他承认杜阁的目的是崇高的，但谴责他的轻率方法。杜阁希望实行开明专制而非阶级间的协作，在这方面，他是落后于时代的最好思想的。国王被描写成一个改革家，热切希望节约，但被王后与宫廷里的特权阶层所控制。第二卷叙述内克尔第一次任财政大臣时期，把这段阴暗的故事讲到1781年为止，那时，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干涉又增加了它财政上的困难。另外还有几部重要著作，也对旧制度作了某些阐述，但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国王统治时期。由索勒尔、朗博、哈诺托以及其他第一流学者编辑的从威①斯特发里亚和约到革命时期法国政府给它的驻外大使的训令，可说明法国同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埃米尔·布尔热瓦在他的极有用的著作《外交政策史手册》里，追述了自黎塞留执政时期起的法国外交。芬克-布伦塔诺③绷巴都女侯爵（1721—1764年），路易十五的情妇，好干预国政。世传，因腓特烈二世曾作诗讽刺她；而玛丽亚·特雷萨则写信向她致贺。因此，她决心要扭转自黎塞留以来法国反奥亲普的外交路线，导致法国参加了七年战争。——谭注④1756年法奥缔结防御性同盟；次年五月两国又签订进攻同盟。——谭注⑤考尼茨（生平见《导论》译注）任首相期间促成了法奥之间的和解，两国于1756年缔结盟约。——谭注⑥旺达尔著有：《路易十五朝在东方的法国大使——危勒夫侯爵出使记，1728—1741年》（UneambassadefrancaiseenorientsousLouisXV，LamissionduMarquisdeVilleneuve，1728—41），1887年。——谭注①埃德蒙·得·龚古尔（EdmuddeGoncourt1822—1896年）、朱尔·得·龚古尔（JulesdeGoncourt1830—1870年）兄弟都是法国著名小说家。——谭注②若弗兰夫人名马利·泰利莎（MarieThérése1699—1777年）巴黎文化界活跃人物，与王室及文艺名流多有交往。朱利·德·莱斯皮纳斯小姐（1732—1776年），女作家，巴黎著名“沙龙”的主持者。——谭注③参阅法勒（Farrer）所著《伪造文件》，1907年。——原注①书名《自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至大革命期间法政府致驻外大使公使训令汇编》（RecueildesinstructionsdonnéesauxambassadeursetministresdeFrancedepuislestraitsdeWastphaliejusquàlaRévolution）共十七卷，1884—1901年。——谭注\n证明，巴士底狱成为政治犯的活坟墓的情况是多么的罕见。巴博与亨利·塞②使各省区的生活图景再现于读者眼前。阿弗内尔探索旧制度时代的物价与工资制度。圣伯夫的描绘得绝佳的人物集，几乎表明了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生③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一事件。亨利·马丁所编关于旧制度的数卷是在他的一部不太突出的著作中最好的部分，而他那部著作虽不突出，但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它的民族历史的独特地位，只有拉微斯等人的集体著述《法国通史》才取④代了它。②巴博著有：《旧制度下的农村》（LeVillagesousl’ancienrégime），《旧制度下的城市》（LaVillesousl’ancienrégime）。亨利·寒著有《旧制度下法国工商业的演进》（L’évolutioncommercialeetindustrielledelaFrancesousl’anci-enrégime），《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LaFranceéconomiqueetsocialeauXVIIIeSiècle）等书。——谭注③亨利·马丁（Martin，BonLouisHenri，1810—1883年），法国历史家。他的巨著《法国通史》（第一版十五卷，第三版十九卷，第四版十七卷），曾获奖金。关于旧制度的第十四、五卷（初版）较关于中世纪时代诸卷写得更好。——译者④参阅哈诺托所著《亨利·马斗，1885年版；朱尔·西蒙所著《米涅、米什莱与亨利·马丁》，1890年版。爱毕诺亚（H.del’Epinois）所著《亨利·马丁和他的法国史》（1872年版）表达了天主教与君主派的批评意见。——原注\n第十二章法国大革命I①由梯也尔和米涅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又由其后十年中出版的两部著作继续向前推进。这两部著作在性质和倾向性上都是②③极不相同的。第一部是比歇同他的学生鲁一道编写的巨著《议会史》。比歇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同他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曾参加和退出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派。他曾发展了一个由天主教义同社会主义混合而成奇特的思想体系，并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文明的最高级的成果。既然平等是基督教所提倡的，那么，一切妨碍其实现的东西都应除掉。有了这种设想的人自然会颂扬雅各宾派和恐怖主义者。他认为大革命中最纯洁的人物是罗伯斯庇尔，但他的有益工作被“热月政变”所打断。这部著作中不仅包括国民议会的辩论记录，而且有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市府）的议事录以及审判记录、报纸、小册子的摘录，因而一出版就立即同《箴言报》并列为不可缺少的权威著作。①德罗兹对于如何解释和评判法国大革命则作了更加严肃认真的努力。他在青年时期曾加入莱茵河方面军中作战，而于1811年开始埋首于一生中的主要工作。他编写了《路易十六在可能避免或控制革命的几年的统治史》。这②部书的书名即已宣布该书所持观点。书中歌颂拉利·托朗达尔、马鲁埃及英国学派的其他君主立宪主义者；作者认为他们在1789年9月所提建议之遭受拒绝，标志着从理性到热狂的决定性的转变。“人们能够控制革命的时机是短暂的。现在这种时机已经过去。神也感到厌倦了”。附录（实为第三卷）叙述米拉波在使王朝同革命势力和解方面所作的尝试。“直到制宪议会结束之前，还存在着控制运动的可能性，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可能性”。米涅在他的出色的《颂辞》里曾反驳这一论点：1789年的错误或甚至米拉波的死亡，已使和平过渡成为不可能。米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这部富有思想性的著作并不会因它所主张的关键时刻的理论遭到否定而失掉其价值与意义。1847年有三种关于法国革命的历史书开始出版。它们既不同于比歇的著作，也不同于梯也尔、米涅与德罗兹的著作。这后三人是君主立宪主义者，而拉马丁、米什莱和路易·布朗是热烈的共和主义者。这三个人全都希望推翻国王。诗人拉马丁用不吉祥的话说，“法国感到厌倦了”（LaFrances’①见阿克顿著《法国大革命讲演集》附录；保罗·雅内著《法国大革命的哲学》，1897年，第四版；汤普森著《罗伯斯庇尔传》（1935年版），第I卷导论；克莱尔·布林顿著《大革命的十年》；古奇著《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载1951年出版的《玛丽亚·特雷萨及其他论文》）；科班著《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英国）历史协会1946年版；以及保罗·法默著：《法国回顾其革命的根源》，1944年版。——原注②见弗林特著《历史哲学》，第七章。——原注③全名《法国革命议会史》（HistoireParlementa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共四十卷，1834—1838年。——谭注①见米涅著《历史人物画像与略评》，第二卷。——原注②拉利·托朗达尔是属于以拉法夷脱为首的“宪政派”的议员。他曾提议仿照英国创立由国王任命并可世袭的上院，由此得到了“仿英派”的名号。1789年9月10日此派提出的施行两院制的议案被否决。马鲁埃属于制宪议会中以穆尼埃（Mounier）为首的“王政派”。——谭注\nennuie）。路易·菲利普的登位与覆亡，几乎同样都是由于历史家的工作所①致。在这三个人的著作中，拉马丁的著作具有最露骨的政治性。他的诗句，原是毫不费力地脱口而出的，因而对于这项新工作，他也未曾认真地作过准备。他认为只要知道主要的情节就够了，他想象力能补足其他的东西。虽然他这部书的标题是《吉伦特党史》，但事实上它讲的是革命的历史，叙述到“热月政变”为止。坐下来写历史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比他具备的历史家条件更少的。他更动日期，略去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并杜撰故事。他象米什莱一样企图写一幕复活的场面，但没有像米什莱那样作精心准备。他本性仁慈，对于暴行从来不给予直接的赞扬，但他最主要目的是颂扬革命。他发②现自己接近于吉伦特党，尤其是接近于韦尼奥；因而他美化他们的理想主义，并以光彩夺目的颜色来描绘想象中的“最后的晚餐”。在他们垮台以后，他把他的忠诚转向罗伯斯庇尔——卢梭的弟子，几乎是一个新耶稣。但是，③只是在描写夏洛特·科代时，他才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他全部的怜悯心与辩才。关于她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很少，而拉马丁知道得更少，但她的历史占了半卷篇幅。作者以大量想象故事来补充少数事实。“杀人天使”的故事，可与米什莱对贞德的描写并列为法国散文中的最高成就；但一个是历史，另一个是传奇故事。在前两卷出版的那天，拉马丁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今天我以我的命运，我作为文人的名声与我的政治前途作了孤注一掷。我赢了。出版人告诉我说，这样的成功是从来没有过的”。批评家摇头，而排印工人却几乎来不及供应需要。这个快乐的作者写道，“妇女和青年都赞成我，我可以不理睬其余的人”。他问大仲马，对于他为什么能获得这样的胜利他怎样看法。这位小说家回答道，“因为你把历史提高到小说的水平”。这个称颂是对一本历史书的最严厉的谴责。它是戏剧、小说、政治——唯独不是历史。托克维尔经过与拉马丁共事之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从未见过一个比他更不诚实的人，也没有过一个像他那样完全轻视事实的人。“说他轻视事实，还不①对。他无视事实，达到根本不去考虑它的程度”。当第二共和国来而复去，当他作为政治家的短暂荣誉也成为过去时，他这部著作的声誉也很快地消沉②下去了。内特蒙公布了一篇复文，在其中的113页里充满着史实方面的差错。作者在黯淡的晚年回顾过去，对于书中的若干段落表示遗憾，并看到他的教导的危险性。但是已经太晚了。这部最无价值而最雄辩的书已经起了它的作用。君主立宪国已由第二帝国接替了。③路易·布朗的叙述则认真得多。作者在七月王朝的早期即以一个共和主①参阅德夏内尔著《拉马丁传》，第II卷，第XXI章，1893年版，和朱尔·西蒙著《四幅画像》，1895年版。——原注②韦尼奥（Vergniaud，1753—1793年）——法国吉伦特党首脑之一，以擅长演说知名。1793年10月被处决。——译者③夏洛特·科代是吉伦特党的同情者，于1792年7月13日暗杀马拉的青年女子。——谭注①见他的《回忆录》，第164—165页，1893年版。——原注②见他所著《关于吉伦特党的批判性研究》，1848年版；比较比雷所著《吉伦特党的传说》，1882年版。——原注③关于路易·布朗，还缺少一部详细的传记。在斯皮勒的《消逝了的人物》第Ⅰ卷（1886年版）中，有一篇事略。——原注\n义的新闻家而成名，在路易·菲利普的第一个十年统治结束时，他出版了《法①国历史的十年》。这部包括五卷的雄辩的社会主义宣传品，在全欧为人们所传诵，这部著作在为1848年革命作准备方面所作的贡献，除《吉伦特党史》外，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重大。书中将国王描写为过去了的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被描写为利欲熏心的混合的怪物。另一方面，人民虽然是一切权利的来源，却没有丝毫的权利。“一切理论，除了最简单而又最高贵的理论，即博爱的理论外，很快都会受到审判。在博爱的理论得到实行之前，我们不应②失望”。他的第二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个宣传的工具。“我是由拥护波旁王朝的父母养育的，因而革命的恐怖是使我感到不安的第一个强烈情感。但通过学习，我学会了尊敬革命中发生的伟大事件和革命中出现的伟大人物”。谁也不能确定革命是从何日开始的。“所有的民族都在促成革命方面出了力。法国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来完成人类的事业，这是它的光荣。所有过去的叛乱都汇合起来，象百川汇海那样，融合于一条洪流之中”。历史是运用权威、个人主义与博爱精神诸原则的纪录与结果。权威的统治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前一直通行无阻。宗教改革运动揭开了个人主义时代。前者导致压迫，后者导致无政府状态。只有由胡斯与再洗礼教徒预示，由山岳党人第一次明确宣布的博爱，才能导致自由。革命是一个表明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的名词。一种运动是从伏尔泰开始，并由制宪议会代表的；它是资产阶级追求个人主义利益的运动。另一种从卢梭的学说产生出来，而为“热月政变”所打断的运动，是以博爱为基础的。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有必要进行另一次革命。路易·布朗以暗淡的色彩来描绘旧制度的末期，但他并不十分佩服革命的早期领导人。米拉波集伟大与卑鄙于一身；他虽不属于贵族阶层，但被宫廷所收买。吉伦特党是纯个人主义者，是伏尔泰的后嗣，无效能而虚浮。马拉，一种新权力，即新闻行业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残暴的怪物。另一方面，雅各宾党人却只是由于情势所迫才变得严厉起来。“如果说革命发怒了，让我们来为它叹息吧；但我们也要记住那数以千计不必要的令人激怒的事”。“九月大屠杀”并不是预先策划的。当时，谣传在监狱中有反叛阴谋，而外国军队距首都只有几天的行程了。“很容易理解当时巴黎是怎样像中了魔似的陷入如醉如狂的状态里”。这种残暴行动虽然是令人厌恶的，但它并不是为了私利。处死国王虽然并非不公正，却是一个特大错误。革命者的任务是要消灭君主政治思想，断头台反而抬高了它，使它变得高贵了。路易·布朗著作的后几卷既是对恐怖政治的一种温和的谴责，也是对罗伯斯庇尔的颂歌。“恐怖行动不是一种制度。它是由于内部情势所迫，很快即武装起来而突然发生的。由于遭受阴谋与叛逆的包围，它常常击倒了无辜者，但它始终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人们的注意力过分地集中于恐怖行为方面了。“战斗过后，人们把尸体一个个地数过，并把它们鲜血淋淋地陈列在后代面前。至于高尚的精神方面的努力与思想的胜利，只是略为谈到。可是活生生的革命史正是在这里”。雅各宾党人由于必要而进行残杀，为的是保全自己与革命。罗伯斯庇尔希望革命既要保持它的力量，又要减弱它的狂暴性，但他缺少实力。“热月政变”不是解救，而是殉道；它的牺牲者是一个善良而有觉悟的①原名《法国革命：十年史，1830—1840》（Révolutionfrancaise：histoirededixans，1830—40）。——谭注②书名《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共十二卷，1847—1862年。——谭注\n热心者，是一个清教徒和禁欲主义者，是贫苦人的保护者和有识见的人道主义的使徒。1862年，路易·布朗结束第十二卷时宣称，这部书曾是他十八年来生活中的愉快与痛苦。该书的价值不在于它肤浅的哲学，也不在于它常常是古怪①②的论断，而在于它对事件的耐心阐明。奥拉尔宣称，“他的方法确实是科学的，因为他从不断然提出没有根据的事实。他书中有些附录，是历史评论的杰作。这部书迄今还是介绍大革命的最好的综合性著作”。在他于第二帝③国时期流亡英国期间，对克罗克搜集的巨大小册子汇编进行了研究，开辟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对于原来人们很不了确的旺代反叛，米什莱曾作过一些说明，而现在他第一次对这个事件作了全面的叙述。大多数历史家写到“热④月政变”即搁笔，而他一直叙述到国民公会的结束。他比他的前辈更加注意财政与经济方面的情况。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接受奥拉尔认为他是写大革命的最公正的历史家这一论断。阿克顿曾谈到的冷冰冰的热情。路易·布朗在结束他的著作时说，“我可怜那些感觉不到我的诚恳的语调和一颗求正义的心的跳动的读者”。我们是能够感到他的诚恳的语调的，但是，他的心的跳动阻碍了他脑子的运转。他是资产阶级冷酷无情的敌人，是“人民”的坚定的卫士。他评论人物，是以他们属于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两个敌对学派中的哪一派为标准：属于前一派的，取其最坏的特点；属于后一派的，取其最好的特点。在米什莱和路易·布朗正忙于撰写他们的革命赞歌的同时，另一个气质很不相同，所受训练也大不一样的人却在考查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5年出版了。据它的作者说，它是一部论著，而非历史；但它比大多数历史著作更清楚地阐明了大革命的性质，并开创了①对革命的科学性探索。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的贵族。他父亲是个贵族，母②亲是马尔塞布的孙女。因不满意担任法官的生活，他获准到美国去调查它的刑罚方法。而他的真正目的是研究新世界的问题。他的刑罚制度报告虽已被人们遗忘，《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书却成为政治学的最优秀著作之一。他虽然未曾把美国写成典型，但他是羡慕美国的。联邦宪法和最高法院有助于保证分权，而自由所依赖的正是分权制。在旧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里，中央集权①朗弗里在他的《论法国革命》（1857年版）附录里，严厉地批评这一点。如果想知道德国人的看法，可参阅豪塞尔的《文集》，第I卷，1869年版。——原注②见朱里昂的为《法国历史家论著摘要》所写导论中的信，1897年版。——原注③克罗克（Croker，JohnWilson，1780—1857年），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致力于搜集法国大革命的各种文献资料，多达四万八千种。——谭注④国民公会于1795年10月26日结束。——谭注①参阅《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信件与遗著》，英译两卷本，1861年版；《托克维尔与老纳索（NassauSenior）的通讯与谈话》，两卷本，1872年版；波蒙：《略论托克维尔》，1897年版。下列评论是最好的：米涅著《新编历史赞歌》，1877年版；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III卷；圣伯夫著《漫谈》，第XV卷；舍雷尔，《评论文集》，1863年版。《回忆录》只叙述他的政治经历。马塞尔著《关于托克维尔的政治论文》，1910年版，详细论述作为政治家的托克维尔。J.P迈耶的著作是有关托克维尔的最近论著的，于1939年出版。——原注②马尔塞布（Malesherbes，1721—1794年），路易十六的大臣，曾在国民公会上为路易进行辩护，后被处死。——译者\n已经太过份了。民主在开始时是专制政治的敌人，但也象所有其他政治制度那样易于变为专制的。作者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成名。鲁瓦耶·科拉尔对他说，从孟德斯鸠以来再也没有一部书是象他的著作那样成功的。托克维尔进入了议会，但未能给议院或全国留下深刻印象。“七月王朝”倾覆后，他担任外交部长，但1851年的政变终止了他的政治生涯。经过短期禁锢后，回到故乡，继续其研究民主政治的工作。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决心了解并说明革命、帝国和“复辟”这些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影响。革命本身是这样地丰富多彩，因此没有一个人想到研究它与它所取代的制度之间的关系。他认识到探索地方档案的必要性，于是长期留居图尔，在那里他找到了督察使的全部纪录和通讯。接着他又进行对诺曼底和朗格多克的研究；他阅读最高法院的法令和各教区的纪录，并逐渐摹想出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结构、封建权利的性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他的研究结果是惊人的。“当我的工作向前进展时，我感到很吃惊的是，我不时看到我们今天在法国所碰到的一些特征。我看到很多很多我原以为是革命中产生的思想感情，发现数以千计我原以为是革命的产生的习惯”。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从旧制度传下来的遗产。法国原来受三个政府管辖：由督察使协助的国王与大臣；封建的权力与司法权；省行政机构。其中，第一个要强有力得多。封建权力虽然是使人讨厌的，但很薄弱；省行政机构，除了在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以外，只保留了很少一点它们原有的权力。在贵族阶层的正在瓦解的前廊后面，他察觉到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器正在逐渐消灭地方生活、社团与领主司法权。第二个结论是：旧制度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可怕。它具有很大的专横性，但很少真正的压迫。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贵族阶层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都已消逝；而正因为那些余留下来的特权所从属的制度已不复存在，它们就更加显得可厌了。“有些好心肠的人力图回复旧制度。但我对旧制度的判断，是根据那些生活在它之下并推翻它的人们的情感作出的。我看出，在革命的全部过程里（尽管它是残暴的），人们对于旧制度的憎恨胜过对其他一切的憎恨，而在最近六十年间的危险变幻中，对旧制度复辟的畏惧，胜过其他一切的畏惧。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革命之所以不可避免，不是因为承受不住负担，而是因为法国人对腐败政治越来越不能忍耐。这部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别人看到说明旧王朝与革命的尖锐矛盾的东西，托克维尔看到的是合理的延续。旧制度进行很大程度的中央集权制；革命使行政制度进一步中央集权化。旧制度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大部分；革命又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其余部分。两者对于自由都不在意。革命的推动力是平等，而旧王朝在同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里所力求确立的正是法律面前的平等。“革命突然粗暴地终止了过去十代人辛勤经营的工作”。第二卷由于作①者的故世而中断。这个改革运动的开始时期取得了他的钦佩。毫无疑问，“是一个无经验的时代，但是是一个急公好义、热情、雄壮和宏伟的时代，是一个人们将以羡慕和尊敬的态度来回顾的不朽的时代。”它的缺点是，自由被平等所牺牲。对不平等的仇恨是深刻的，不可消灭的，而对自由的爱则是较近期产生的，而且不那么深刻。两者在革命中相遇，并以在自由的基础上获得平等的高尚理想一个时期内煽起法国人心里的火焰。但自由是短暂的，继①指1789年革命。——谭注\n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径直地把法国引向专制主义。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也不是不自然的，因为人从来没有如此完全地丧失处理事情的理智和能力。于是，这项工作就这样地半途而废了。它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取得了一律化和一体化，但付出了日益集权化的代价。它并未能实现自由。托克维尔的第二部著作象他的第一部著作那样，受到热烈的欢迎。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他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的第二章，是一次新的警告，一个对国人和世界的告诫的重申。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告诉人们怎样逃脱虐政，这就是我的两本书的主旨。这样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为了它，我们应不惜牺牲金钱、时间或生命”。他是不受党派关系和党派情感约束的。他抱有“空论家派”的信念，那就是，自由需要一个强有力但不滥用权力的政府；①分权是取得有秩序的自由的秘诀。舍雷尔宣称，“本世纪的政论家，谁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后代将以他的半身像放在孟德斯鸠的脚下”。如果说他的政论家的地位是稳固的，那么他的历史家的名誉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能够接受他关于旧制度以及它同革命的关系的解释吗？圣伯夫指责他，说他对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是不公平的。这个大批评家主张，督察使对人民比某些王族出身的省长要好些；中央集权产生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可敬的帕基埃（他是了解那已消逝了的法国的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提出了有些类似的判断。他宣称，这位历史家夸大了政府的缺点，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因而也夸大了革命的必要性。然而，托克维尔的下列结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不象所设想地那样大以及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加速了旧制度的发展趋向，已成为后来的研究工作的起点。按照舍雷尔的话来说，他为革命史所完成的，就是地质学家为地球史所做的工作。他打破了政治大变动的理论，而代之以世俗原因起着缓慢作用的原则。没有人会期待属于天主教和保王派的托克维尔会颂扬革命，但一个共和主义的自由思想家，米什莱的朋友和同道，竟会攻击雅各宾主义，却使人们①感到惊愕。吉内在早年就用他的笔来维护自由。在自由的敌人中间，他把罗马天主教会算作头号敌人。原始基督教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但教会现已不忠实于这项原则。此外，它禁锢自由思想这一表现进步的工具，并麻痹它所控制的国家。他在法兰西学士院发表的关于耶稣会徒的讲演，就是宣战书；后来在进一步讲授《基督教与法国革命》的课程中，他称赞宗教改革运动是恢复原始理想的企图，并深深惋惜它在法国的失败。“在近代国家中，唯独法国是在完成宗教革命之前先完成了一次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在建造房屋之前必须先打基础。英国和美国以新教为起点，结果实现了它们的目的；法国以天主教为起点，结果遭到了失败。吉内在他的《法国历史哲学》里，继续对流行的观念进行批判。他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例如，高卢人是不可能开化的，因而罗马与法兰克的征服是需要的；如果第三等级早一些取得胜利，那就会阻碍法国的必要的统一；法国在长期专制统治之后①舍雷尔（Shérer，H.A.1815—1889年），法国政治家，文艺评论家，新教激进派神学家。——谭注①参阅吉内夫人著《埃德加·吉内传》，两卷本，1888—1889年版，以及《五十年的友谊：米什莱与吉内》，1903年版；希思著《吉内的早期生活与著作》。关于吉内的评价，可参阅法盖著《政治家与道德家》，第Ⅱ卷；斯皮勒，《消逝了的人物》第Ⅰ卷，和莫诺：《吉内的一百周年纪念》，见《历史评论》第LXXXⅡ卷。吉内所著《我的思想的发展经过》，只叙述到他十七岁时。——原注\n需要革命来肯定自由的原则。这种不费力的乐观主义忽视了事情的不利的一面，而吉内所要唤起注意的正是这不利的一面。基佐满意地看到历史前进的结果是如何良好；而吉内想的却是结果本来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吉内的最伟大和保持了最持久的声誉的著作《法国革命论》（1865年出版），试图解释法国革命的目的，区别它的好坏成分，并指出它失败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失败。这部书是他在流亡时期撰写的，当时没有优良的图书馆可资利用，因而完全不是一部研究性的著作。《法国革命论》一书的意义在于反映出作者的个性和他的新奇态度。他平静地宣称，革命作为一次运动来看，是无需为之辩解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弄明为什么花了这样大的力气却得到这样不相称的结果。“全体人民都叫喊‘不自由毋宁死’，而且是从内心发出的。为什么很懂得怎样死的人却不知道怎样成为自由的人呢？”二十年前，他在其《基督教与法国革命》里，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革命是从天主教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革命忽略了以新教来取代旧教。第一个情况是它的不幸，第二个情况是它的致命过错。革命不能建造在旧制度的基础之上，也不能建造在构成旧制度的主要部分之一的宗教基础之上。革命不能依靠卢①梭的萨瓦牧师的虚幻的有神论。“教士法”引起教会的敌视，却不曾毁灭教会。天主教在任何形式下都是不能同新的自由相调协的。另一个过错是采用凶暴手段。处死国王是大错，也是罪行。恐怖分子犯下了双重罪过。他们不仅继续了过去的专制主义，而且培养了未来的专制主义。他们口头上喊着革命，却无休止地进行破坏革命的工作。在处死路易十六后不到八年，拿破仑就占据了至高至上的地位，“教务专约”也签字了；每张书桌上都摆上了《基督教真髓》。专制主义与天主教重登宝座，而解放的事业还有待于重新做起。吉内的书，是有力量，有辩才的，但它的最具有创造性的论点却站不住脚。他攻击革命的暴力，同时又责备它没有把天主教连根拔掉。对于政治信念，必须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但对于宗教信仰，必须加以粗暴地践踏。他对教会的敌视减弱了他攻击恐怖政治的感人力量；他对于新教未曾在天主教、自然神论与无神论的土地上建立强大的势力表示遗憾，这说明他不能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政治家。可是，他对雅各宾主义的攻击，是猛烈而有效的。“我的书中的关键和新意，是为了革命来批评革命”。革命直接导致帝国的恢复、滑铁卢战役和1851年政变。革命所犯错误的代价是导致两个世代的专制政治。恐怖政治摧毁了革命而不是摧毁了革命的敌人。该书曾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无疑忠于民主政治的人对革命进行公开的攻击这还是第一次。在第二帝国压制自由的时候，民主主义者在革命里找到安慰和鼓舞，但现在神①殿的帷幕被撕破了。佩拉特勇敢地接受了这项挑战。“吉内污辱了最纯洁、最忠实的人们；他宣称革命得不偿失，是作了一个愚钝的判断”。他以革命①的首领同加力古拉、尼禄与托尔克马达相比，这是对雅各宾党人和救国委员会的诬蔑。“自由精神通过革命遍传世界，使得暴政再也不可能持久”。另一方面米什莱却对吉内写道，“在你的书中一切都是伟大的、有力的、高尚①典出卢梭名著《爱弥尔》。此书有萨瓦省牧师的一篇《信仰自由》。他自称其信仰为自然宗教，承认神的存在，但否定启示与地狱。——谭注①见他所著《法国革命与吉内的著作》，1866年版。——原注①a.加力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即盖伊斯凯撒以残暴闻名的罗马皇帝。——谭注b.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1420—1498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的审判长，以极度残酷著名。——译者\n的。你的胜利，也是我的胜利，因为你与我是一个人”。这是表示友谊的声音，因为，他们之间见解的分歧是很深的。米什莱诅咒恐怖政治，把主要责任归之于逃亡者和反革命的势力，而吉内则认为恐怖主义是有意识的、有预谋的罪行而加以痛斥。米什莱欢呼革命大胆地以正义来代替传统的基督教；而吉内却惋惜没有建立更纯洁的基督教。吉内的书必须部分地理解为射向路易·拿破仑的一支利箭。《箴言报》写道，“该书是对帝国的一篇控诉状”，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由于革命给路易·拿破仑开放大门而深切不满，因而认识不到革命的成就是何等巨大，革命对很多他自己最珍视的思想的推动力是多么地强有力。吉内的著作未能增加人们对于事件的了解而莫尔蒂梅-泰尔诺的《恐怖政治史》却开始了对档案的系统研究。他具有温和派自由主义观点。他坦率地接受了1789年的原则。“我们是大革命的孩子，我们不应辱骂我们的母亲”。宫廷的行动是愚蠢的，制宪议会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支持1789年的理由也就是谴责1792—1793年的理由。“两种原则——自由与专制——在争夺世界。蛊惑煽动是专制主义的化身之一。反对蛊惑煽动就是反对专制主义”。恐怖政治，不是全民族的工作，而尽管有恐怖政治，法国还是得救了。他宣称，恐怖政治是随着1792年6月20日民众之闯入杜伊勒里宫而开始的。他的资料非常丰富，这部著作只写了一个年头，还未叙述到革命法庭的建立，就由于他的逝世而中断了。在他的八卷著作里，充满了巴黎各区纪录以及向市府的报告书的撮要，迄今还是必读的参考书。就在莫尔蒂梅-泰尔诺停笔的地方，瓦隆接着写下去。他本来就以《古代奴隶制史》在学者中间、以《圣路易传》与《贞德传》在虔诚的天主教徒中间，赢得了声誉，而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几十年，他才开始研究大革命。坎派敦根据革命法庭审判纪录官方报告，曾于1866年出版了有关该法庭的重①要著作两卷。但瓦隆的《革命法庭史》发表了更大数量的新资料，并把该法庭的活动同革命的总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他为我们提供了大审判的全部细②节，关于夏洛特·科代、屈斯停、王后、吉伦特派、菲力普·平等、罗兰、丹东、罗伯斯庇尔的审判以及最后关于法院成员本身的审判细节；但法庭最③骇人听闻的特色是惩处年轻的人和卑微的人。瓦隆的最后著作涉及恐怖时期司法行政问题的另一方面。“革命法庭”是对付巴黎城的；“议会特使”是对付外省的。虽然他们压制了很多地方上的流弊，但他们是暴政的可怕的工具，他们之中有些人的无能和野蛮残暴是一样地突出。后来在他们的全部通讯出版后，即可看出，瓦隆对他们的犯罪活动的强调是正确的，但他对他们组织国防方面的努力却未能完全公正地对待。就在这些历史家考查大革命的政治方面的时候，龚古尔兄弟一次试图研①究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历史。他们关于革命与督政府的著作使当时的生活与思想、道德与娱乐、气氛与色彩重新显现。他们的资料来源有报纸、小册子、①书名：《巴黎的革命法庭》（LeTribunalR6volutionnairedeParis）。——谭注②菲力普·平等系路易·菲力普之父，大革命初期改名“平等”。——谭注③书名：《恐怖时代，法国革命史的批判性研究》（LaTerreur，EtudesCritiquessurl'histoiredelaR6volutionFrancaise）二卷，1881年。——谭注①书名《督政府时代，法国社会史》（Histoiredelasoci6t6francaisependantleDirectoire），1855年。——谭注\n传单、漫画，这些资料揭示了社会的深刻混乱与道德的急剧堕落。阿道夫·施密特的研究则更加认真。他虽是德国人，但以法文来陈述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他根据警察向内政部长的报告编写的《法国革命概览》使我们接触到民众的生活。我们好像听见了民众的谈话，知道了巴黎妇女所想的是什么。他还说②明了经济状况的影响、贫富间的矛盾、指券对物价所产生的作用、饥荒、罪行的增加、社会主义的开端。Ⅱ在伯克以后，从意想不到的方面发出了对法国革命的最沉重的抨击。吉内还只是带着遗憾而非忿恨的心情来论述革命，而到了泰纳，他却把革命完全否定了。阿克顿宣称，“在关于革命的书籍中，足以使读者的一生发生划时代转变的，或许有这么两本书：一部是泰纳的，另一部是米什莱的。不读米什莱的书，就感觉不到革命的伟大；不读泰纳的书，就感觉不到革命的恐怖。”泰纳在早年对哲学最感兴趣；他在弹奏了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后宣称，它和三段论法同样地美妙。他的教师们都对他的特殊才能感到惊讶。瓦歇罗曾写道，“不论是作什么，他都很容易地取得第一名，他是高等师范学校里我所看到过的最勤勉而又最卓越的学生。就他的年龄来说，他的学识是非凡的，而且对于学问怀有这样的热情，也是我从未见过的。他的头脑的特点是迅速形成概念、敏锐精细和有力量。但他太快地作出判断和公式化的结论。他特别喜欢公式和定义，为了公式和定义，他常常牺牲真实性。然而，他的道德本性同任何一种激烈情感都无缘，只同真理相熟识，并且是超脱于一切引诱之上的。”四十多年后，为他写的悼词只需重复对年轻的师范生这一番深刻的分析就可以了。他在早年即已持有这样的信念：科学方法必须应用到对文明的纪录上去；而他对于医药与解剖学的研究又培养了他对精确观察的①热爱。他在他那部著名的论英国文学的著作的导论里，说明了他的历史哲学。他认为，三种力量合在一起产生了文明，并决定它的转变，那就是，种族、环境（Milieu）与时机。“历史是一个机械学的问题。唯一的差别是，不能以同样的方法来测量，或同样精确地下定义。”他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史学是一种类似生理学和动物学而不似几何学的科学。我的这种思想，从孟德斯鸠以来就已摆在地上了，我只是把它拾起来而已。”但孟德斯鸠从来未曾把历史禁锢于铁笼之内。种族、环境与时机本身都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因素。种族是历史的产物，不是一个终极因素。环境，除物质环境外，本身就是一种结果。泰纳在讲一个伟人时，什么都解释了，唯独不解释他的伟大性，因为天才的源泉是不能用测锤来测量深度的。他关于主要才能的理论显然也是过分简单化了。他断言，每个人都以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特性而区别于其他人；他在论李维与拉封丹的专著里，在构成《英国文学史》的论文里以及关于艺术哲学的演讲里，都阐明了这种论点。但是，很多人都不是以一个主导的特性而是以各种品性的协调的平衡而突出的。另外，主要才能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一种结果。对于李维，他就是以他的演说本能来说明的，而②原义为Assignats。——译者①书名《英国文学史》（Histoiredelalitt6ratureanglaise）共五卷，1863年。——谭注\n这种本能本身就是文化与政治影响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结果。生活的丰富与个性的难解非常需要更精细地，更有鉴别力地对待。在编成《英国文学史》之后，泰纳接着撰写他早在学院读书时即已计划①的哲学著作。1870年，他出版了关于智力的论著。序言再一次毫不含糊地陈述了他的历史理论。“史学就是应用心理学。历史家纪录和探索一个人的分子或一群人的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变化，并根据他们的心理来说明这些变化——例如，卡莱尔之说明克伦威尔，圣伯夫之说明波尔-罗雅尔派，斯汤达尔②之说明意大利人，勒南之说明塞姆族。十五年来我对这些特殊的和具体的心理学作出了贡献；现在，我企图研究一种普遍而抽象的心理学。”他的一句名言“善与恶同砂糖与硫酸一样的产品”，成为法国唯物主义的象征，而迪③庞卢主教严重地警告法国的父母与青年们，要提防泰纳、勒南与利特雷的学说。几个月后，德意志军队的侵入法境使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方向。1870年11月，他写信给索勒尔说，“我们的责任是公开承认我们的过错，从这些过错里找出我们挫败的原因，以及传布语言和历史的知识”。巴黎公社给他留下了一个更伤心的回忆。因此，他深信法国文明是一种表面的虚饰，在这虚饰之下沸腾着的是原始野蛮人的感情。在战争之前，他对于政治原来是不太注意的，但现在它们吸引了他。他在深思之后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英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法国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在战争时期所写的《关于英国的笔记》（Notessurl’Angleterre），表现出他对英国人民的保守主义的羡慕。他认为这个岛上王国是“有秩序的自由”的发源地。他自己的同胞使他感到恐怖，甚至失望。在写给基佐的信里，他说，“你的《回忆录》证明，在人民与你的政府之间的冲突中，人民是错的。一般来说，法国人从1789年以来所作与所想的，一半象疯子，一半象孩子。”在另一个比喻里，他说法国好比一匹由坏骑师驾驭的烈马。“历史表明，作为动物的人和野人，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宗教、教会的途径，才能获得他那一点点理性和正义感。”卢梭讲授道，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社会使人变坏了；而泰纳则相信，人的本性是坏的，通过制度，他的邪恶可以减少一些。他以这种精神着手研究造成当时不满的原因。因此他的著作自然是一种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历史性的叙述。他的学习榜样，一方面是基佐与托克维尔；另一方面是斯汤达尔、巴尔扎克与圣伯夫。①《现代法国的由来》第一卷于1875年出版。在序言里他猛烈攻击整个民主政治的理论。千万个无知者毕竟不能构成知识。人民能够说出他们愿意要哪一种政府，但不能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如果要为现在提出建议，就必须知道过去。所以，对于旧制度必须加以全面的研究。所有的人都熟悉宫廷与“沙龙”、艺术与文学，但这些东西不能代表法国。我们必须使各个省①书名《智力论》（Del'intelligence），共二卷。——谭注②斯汤达尔有关意大利的著作有：《意大利油画史》（HistoiredelaPeintureenItalie），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与佛罗伦萨》（Rome，NaplesetFlorence），小说，《帕马修道院》（LaChartreusedeParme）等。勒南著作见本书第二十五章。——谭注③刊特雷（Littre，Emile，1801—1881年），法国语言学家与哲学家，属于实证主义学派。——译者①奥拉尔在《泰纳，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家》（1907年）一书中对这部书作了最全面的分析。关于对第一卷的批评，可参阅索勒尔的书评（见法国《历史评论》第Ⅱ卷）和莫尔莱的《杂文》，第Ⅲ卷。——原注\n区的生活、资产阶级、农民与工匠重新显现出来。泰纳对于旧制度的描写没有赞许的意思，但也并非敌对的。他把建造国家的功劳，完全归之于君主政体、贵族与僧侣；但王权遭到滥用，它的功能已被遗忘；贵族不再履行那些使他们理应享受特权的义务。教会为了它的不容忍态度、它的庞大财产的分配不公和它的僧侣不长驻在教区内而受到指责；但教会低级成员的功绩是被充分承认的。泰纳以暗淡色彩描绘了被赋税压垮的农民的状况。但在另一方面，第三等级的痛苦却是情感方面的而非实际的。“法国在最后崩溃前，已经在解体之中，因为特权阶级遗忘了他们的义务与责任”。泰纳决定以描写来替代叙述，这当然是可以的，但他在企图描绘整整一个世纪时，采取了不同时期的特征，所描绘的图景并不是对哪一个时期都符合的。在同托克维尔相较之下，他仅仅是一个出色的业余历史家。泰纳所著第一卷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对于革命精神的推论。他的论点是：18世纪哲学，是由笛卡儿创始的“古典精神”的产物；这种精神实质上就是追求绝对的东西和崇拜一致性。当法国思想家转向政治时，他们按照纯理性的指示作出规定。这种对个人的忽视，对具体的、真实的东西的忽视也是法国文学、哲学家与革命的特点，而这种特点之占据主导地位，正是造成近代法国悲剧的主要原因。可是，他所谴责的这种倾向，应当更确切地称为演绎精神。按照泰纳的意见，卢梭是革命领导者们的主要启发力量，但卢梭对古典传统曾大胆地提出挑战，而孟德斯鸠还是古典传统的公开敌人。第二，他忘了18世纪法国的政治理论是从其他国家的思想家那里移借而来的。第三，演绎精神有破坏的作用，但同时也有改革与滋养的作用。法国最有头脑的人的充分活动导致容忍与公正方面的显著进步。他们提出的纲领，大部分不是来自抽象观念的演绎推论，而是根据对他们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观察。索勒尔公平地指出，“这种智力与思索的巨大的和令人钦佩的努力，不是注定要以乌托邦和革命为结局的。”它指向改革而非无政府状态。泰纳把法国比作一个体质素弱的人，因为贪饮一种新酒而醉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这个比喻完全是幻想的。把革命归因于卢梭，是同把革命归因于普鲁塔克一样地幼稚。该书受到一般人的称赞与欢迎，但谁也不是完全满意的。保王派看到他把革命大部分归因于哲学家们，很高兴；天主教徒赞成他对于下级僧侣的夸奖；共和主义者引证他关于农民的痛苦的见解。①当泰纳叙述到革命本身的时候，他失去了原来比较持平的态度。在他的《英国文学史》里，他曾尖锐地批评卡莱尔的诽谤性论断。他说“这些狂人，这些饥饿无套袴汉，在边境上为人道的利益和抽象的原则而作战。在这里，象在你们那里一样，洋溢着慷慨激昂的感情。他们追求哲学，象你们的清教徒追求宗教那样。他们的目的是拯救所有的人，象你们的清教徒力求拯救自己那样。他们同社会上的邪恶作斗争，象你们的清教徒同灵魂里的邪恶作斗争那样。象清教徒那样，他们抱有英雄主义，但是是属于一种宣传家类型的英雄主义，它改造了欧洲，而你们的英雄主义却只是为了自己。”经过巴黎公社的兴衰，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对革命的赞同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在一①参阅舍雷尔所著《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第Ⅶ卷中一篇有说服力的论著：《泰纳与法国革命》。这部书还受到下列作家的严厉谴责：马丁·菲利普森（见德国《历史杂志》，第xli卷）、法尼埃兹和加齐埃（见法国《历史评论》第Ⅶ—Ⅷ卷）、布吕内蒂耶尔（见《历史与文学》，第Ⅲ卷，1885年。科尚的《革命史的危机》（1910年版）是拥护泰纳而反对奥拉尔的。——原注\n封写于1878年的信里，他说，“在我对文献进行研究之前，我对于革命一直持有同其他法国人一样的见解。自从梯也尔以来，我们一直宁愿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戏剧、诗歌与模模糊糊的人道主义哲学使所有这些人显出了不起的样子。”他宣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部不论及后一代人的争论，完全根据当时代史料和官方法令来编写的著作。“我现已把我的题材［法国革命史］当作佛罗伦萨革命或雅典革命那样来写了。”①当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传达了巴黎起事的消息时，路易十六说道，“这是一次反叛”。公爵回答说，“陛下，这是一次革命。”正象公爵纠正法王那样，泰纳纠正了公爵。“这不是一次革命，而是一次瓦解。”生命与财产的保障随着中央政府的倾覆而消逝。他轻蔑地拒绝承认1789年原则与1793年原则之间的差别。当人们问马鲁埃，恐怖政治从何时开始，他回答道：“从1789年7月14日开始。”泰纳同意这个意见。所谓“金色的黎明”②，是从来不曾存在过的。稳健的人们从来不曾掌过权。稳妥的原则从来不曾占过优势。流血与劫掠紧接着就开始了；如狼似虎的人从他的隐蔽处窜出来。泰纳搜集了大批有关焚毁宫殿、虐待贵族和各省饥荒的有价值的资料。他宣称，革命从根本上讲就是财产的转移。“这就是革命的恒久的力量、革命的主要动机、革命的历史意义。”现在已没有一个历史家能肯定，革命的开头几个月是一段和平改革时期；这段和平时期只是偶然由“向凡尔赛进军”这一类的事件所打断。但在另一方面，“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论断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旧制度在数以千计的村庄里，未经流血或骚乱而垮台了。从泰纳的口里，读者听不到什么道德的或明智的行动。听到的只是坏人与他们所干的罪行和蠢事。对巴士底狱的袭击，被归因于群众的疯狂；关于宫廷召集军队是为了发动一次政变的说法，则只字不提。制宪议会，虽然被承认是在私法领域里种下了若干有用的籽种，但在政治与社会改组方面，它好象是一个乌托邦的学院一样。它象是一个盲目的手术员，不仅破坏了肿瘤，而且破坏了有生命力的器官。“只有一个错误它还没有犯；而这个错误，由于决定它的成员不得参加下一届议会竟也犯下了”。法王被保留下来，但他只不过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愚弄对象。1789年的“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变为1791年的“合法的无政府状态”。“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君主国制下由于斋戒禁食而精力枯竭，后来又因狂饮了‘社会契约’的坏白兰地酒及多种其他烈性酒而酩酊大醉。欣喜若狂的时期过去之后，忧郁性的精神错乱时期就要开始了。”对于这部著作，保王派与天主教徒为之喝采，而各种派别的共和主义者则表示愤慨。在该书出版前不久，泰纳曾写信给他母亲说，“革命，从近处看，同一般人所设想的很不相同。它是一种宗教，因而人们将把我当作渎神者来攻击。”把革命领导人的使用暴力归因于他们的哲学，是一个极大的错觉。制宪议会的很多行动都是不聪明的，“教士法”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谈哲学而指出每一个错误的具体的理由。《人权宣言》不仅是一篇关于抽象原则的宣言，而且是对具体弊病的抗议书。制宪议会的最主要的人物是米拉波，一个立宪君主主义者、最伟大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之一。但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米拉波。制宪议会的错误不是由卢梭的学说所引起，①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属于以拉法夷特为首的自由派，1789年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谭注②意指1789年7月14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良好的开始阶段，以后才陷入混乱与恐怖。——谭注\n而是由于复兴法国的固有困难和它本身的缺少经验而引起的。论述革命的第二、三两卷讲的是雅各宾党人夺取政权和使用权力的经过。泰纳对于制宪议会的问题想得很少，但当他叙述到立法议会的庸人和国民议会的侏儒，而再回顾制宪议会时，感到有惋惜。在国民公会里，还有少①数几个聪明和清醒的人，如马鲁埃和穆尼埃；而后来的各次议会里却充满着理论家；他们的主导原则就是人民的主权，而他们所理解的人民并不是法国的大多数公民，而是巴黎的暴民。雅各宾党人建立的政权则是既可怕又无能的，好比“一个凶残而又多疑的苏丹，在委派了他的大臣后，握着腰刀随时准备割断他们的喉管。”他们以普天下均取得自由的原则为基础，建立起了②适合于达荷美的专制制度，设立了象异端裁判所那样的法庭，进行了类似古代墨西哥的大杀戮那样的大屠杀。参观古埃及神殿的人们，在要求看神象时，被带着去看一条卧在富丽绣帷后面、紫色毯子上的鳄鱼。法国具有一种类似的神学，它的教义是由卢梭制定的。“三年之后，他们把这条鳄鱼请入神殿，并把它安置在金线绣帷后面的紫色毯子上。这个神对于祭品当然要择肥而噬，但他的食量奇大，所以连瘠瘦的祭品也吞了下去。在一年之中它要吞食同类的鳄鱼一次或两次，要不就是它自己被吞掉。”上述就是泰纳对雅各宾党人心理的著名描述。这是他的著作的核心，是他给予最多注意的部分，是他的历史家声誉赖以树立或因之扫地的部分。但雅各宾党人是如此地不同于他们以前的其他人吗？他们的行动应当用他们采用卢梭的学说来解释吗？对于这些问题，凡是认真研究者，都不能回答说“是的”。泰纳的火热的感情和激烈的语言使人想起《对法国革命的感想》和《弑①君者的和平》中的狂言呓语。他自称是个博物学家，但是博物学家不会对着他们所考察的对象尖声怪叫。舍雷尔感到十分惊讶，他宣称，“革命把我们最长于抽象思维的思想家变成为激动的争辩者了”。在盛怒之下，泰纳把他的定数论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在激情之中的悲观主义者。他指责雅各宾党人——指所有的雅各宾人——说他们把人看作自动机器；但他所描写的雅各宾党人才是纯粹的自动机器，是根本不存在的怪物。他说他们犯了闭眼不见周围事实的罪行，但他自己却闭眼不见那些指导他们行动的最重要的力量。他说他们是全副武装地从卢梭的头脑里跳出来的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而是在真空中工作着；然而真正的雅各宾党人，也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在革命开始阶段是属于君主派的。他预告他的读者说，他将不谈外交和战争的历史，可是他不仅略去它们的历史，而且对它①们的影响也略而不谈。他把“议会特使”描写得象野兽一样，他举出卡里埃作为典型，说他们的行动是受了嗜血狂的支配。莱茵河畔的逃亡者、宫廷同外国的阴谋、法王向瓦伦的逃亡、敌军集结在距首都几天行程的边境上、布①穆尼埃（1785—1806年）是制宪议会中“王政派”的首领。在讨论宪法时，建议设立上下两院，并以必要的武力付与行政机关（国王）。——谭注②达荷美，原为非洲几内亚湾沿岸的奴隶制王国。法国于1868年强迫该国出让海岸地区，1888年沦为法国殖民地。——谭注①以上两书都是英国反对1789年革命的代表人物艾德蒙·柏克的作品。后一部原名《论弑君者的和平的前途，书信集》（ThoughtsontheProspectofaRegi-cidePeace，inaSeriesofLetters），1796年。——谭注①卡里埃（Carrier，1756—1794年），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793年在南特用溺死的方法进行大屠杀，次年上断头台。——译者\n伦斯威克的宣言、法国西部的叛乱——对于这些严重的事实，泰纳实际上未加注意；可是不知道它们，法国国内的历史是无法理解的。革命的领导人被逼得发狂，不是由于卢梭，而是由于害怕失掉革命的成果。泰纳坦白他说，他在政治斗争方面只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社会是十分复杂的。他忘了，一个历史家在对人作出判断时，必须了解这些人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这是他的责任。从泰纳的信件来自，他对革命的判断，早在他开始详细研究有关革命的资料以前即已形成。判断既已形成，于是他力求证实它。象很多业余历史家②③那样，他过分信任回忆录，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莫里斯与马莱·迪庞的引导。凡是与革命敌对的证据，哪怕是点滴片断，他也轻易地接受下来。他节译了一本自称记载一个英国贵妇在法国恐怖时期的经历的书，但这本书很可能是①那个卑劣的极端反雅各宾派的约翰·吉福德的作品。奥拉尔按照泰纳研究档案的路线进行研究，发现了泰纳的研究是多么地肤浅，他的方法是多么地缺乏科学性。他浏览群书，为的是证实他的观点，并断章取义。他只使用两种报纸，一是《箴言报》（这个报纸的权威已被推翻），一是《水星报》（因为马莱·迪庞为该报写文章）。舍雷尔说，他投入文献的汪洋大海，被淹没在那里了。他搜集了大量的详情细节，其中有很多是无足轻重的，而关键性的重要资料却被他忽略了。奥拉尔根据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论断宣称，这部著作对于研究历史来说，实际上没有用处。1891年，泰纳写道，“四十年来，我的著作一直是讲纯理论的或实用的心理学”。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是以他在任政治科学自由学院助教时的实际精神来写的。“我们要以事实、数字与文献来填充那些人的头脑；因为它们如果是空的，就会收藏乌托邦思想。”他尽了他最大努力来提供这类教材；可是，没有一个教师能以宣扬悲观失望的信条来帮助他的同胞；也没有一个先知能以不信仰上帝或人而使国家得到新生的。他认为，如果有组织的基督教消逝了，公私道德就要堕落；但是，他虽然看到了基督教在社会上是必不可少的，但仍觉得从智力上来理解，基督教是不可信的。他对于教会、旧制度、革命、拿破仑、近代民主政治，一律不赞成。“如果未来的人想要了解法国在法德战争刚结束后的精神，他们应该打开这本书；这本书以它笼①罩在绝望气氛中的篇幅，延长了，重新发出了被征服者的哀音。”②就在泰这样工作着的时候，他的朋友阿尔贝·索勒尔正在编写《欧洲与法国革命》。他具有较泰纳更深刻的历史知识和更公正的态度，因而他作为一个历史家的地位也要高得多。年轻的诺曼底人在巴黎学完法律后，听从基②莫里斯（GouverneurMorris，1752—1816年）——美国政治活动家，1792—1794年间任美国驻法公使。——译者③马莱·迪庞（MalletduPan，1749—1800年），法国政治家与王党密探。——译者①约翰·吉福德（1758—1818年），英国作家，原名JohnRichardsGreen。曾旅居法国，撰有《法国史》五卷，1798—1821年主办《反雅各宾评论杂志》，此刊水平甚低，无学术价值。——谭注①阿诺托语。——原注②参阅皮科著《索勒尔事略》（见《道德与政治科学院议事录》，1907年）；布米著《政治研究》，1907年版；莫诺在法国《历史评论》第XCII卷上发表的文章；《为索勒尔举行的庆祝会讲辞辑录》，1905年索勒尔完成其巨著时出版。关于索勒尔的这部著作，1907年10月的《每季评论》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原注\n佐的劝告，进入了外交部，而在1870年战争爆发时，他在起草外交文件上显③示出了才能和判断力。战争过后，虽然甘必大希望他担任外交部的政治司长，但他还是脱离了现任的外交职务。他在布米的邀请下，他参加了政治科学自由学院的工作，他继学院创建人之后，成为三十年当中该学院的灵魂。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战争时期外交史》所包括的电文中，有一些是由他亲自起草的。但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编写革命时期外交史。他初期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历史评论》上，是一些关于巴塞尔条约、屈斯丁与布鲁斯威克交④涉的使命以及其他国际关系方面的详细论述。在他的头脑里逐渐形成一个计划——编写一部关于欧洲与法国革命之间斗争的综合性论著。有些人认为革命颠覆了旧世界，有些人认为它复兴了旧世界；而他的目的则是表明革命是法国与欧洲历史的自然结果。托克维尔已从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找到了革命时期内政的模式。现在，索勒尔又宣称，在外交政策方面，革命人士是旧王朝的直接继承人。第一卷——全书最新奇而又最突出的部分——分析了18世纪的政治方法与思想。他认为欧洲在道德上破产了。在他关于东方问题的著作里，索勒尔已经提出一项人们对那些“喜谈开明专制的帝王们”的严厉控诉。“在国外常常有人说，甚至在法国也有人这样说：革命与拿破仑推翻了万国公法，并以铁的时代代替外交上的黄金时代；在外交上的黄金时代公理占统治地位，而在铁的时代强权即是公理。要对这种说法作出公平的判断，我们必须了解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关于公理的概念与实践是怎样的”。此书揭示一个事实：腓特烈大王、叶卡切琳娜二世与约瑟夫二世在瓜分波兰的过程中，除了他们的私利外，不承认任何法律。后来，向法国革命进攻的，正是德、俄、奥三国的朝廷，而法国只不过是采用了这三个朝廷所奉行的原则。旧欧洲衰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18世纪侵入欧洲各国的改革运动。古老的组织与制度的毁灭使王室陷于孤立；理性主义的传布鼓励了人们对传统的挑战；“喜谈开明的专制君主们”所发起的大刀阔斧的变革又导致进一步的不安定状态。在几乎每个国家里，革命看来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比利时在法国之先爆发了革命。第三个溶解剂是四处弥漫的法国思想与方式的影响。从中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共同性，但它的泉源不再是罗马，而是巴黎。在分析了欧洲的弱点后，他接着指出旧制度怎样为革命铺平了道路。专①政政治导致议会的无限权力；主张限制教皇权力、要求各国天主教自主的运动引向“教士法”；对新教徒的迫害为进攻“流亡者”提供了范例；“战役①纪念日”（journées）预示了大革命中的政变迭起。黎塞留与路易十四让法国尝到独裁的滋味，并创立了征服的传统。于是，法国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武器都已准备好，只待使用了。就这样，他把革命同整个欧洲发展的主流结合起来加以讨论后，接着他③甘必大，见第十三章末段译注。——谭注④屈斯丁（ComtedeCustineAdamPhilippe）原任法北路军总司令。1793年4月，普军围攻马因斯城。7月中旬，屈斯丁感于无力抵抗，与普军统帅布鲁斯威克公爵交涉，23日，以该城降敌。公安委员会将其召回巴黎，8月被处死刑。——谭注①指国民制宪议会、国民公会的集权。——谭注①意指群众为纪念节日的上街行动（如“福隆德”运动中的“抛瓦日”），预示了大革命时期不断出现的群众行动和政变。——谭注\n又略述革命的早期阶段和革命对外国舆论的影响。他承认革命领导人起事时思想的崇高性，但不久他们就开始扮演征服者的角色，并要求“自然疆界”了。他从未忽视个人的重要性，但他相信集体与传统趋向的强制力量。当民族渴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懦弱法王的懦弱大臣们把国家引导到无政府状态。这样，权力自然转移到那些有权谋不怕采取行动的人们手里。索勒尔是最公平的历史家之一。他既不像聚贝尔与泰纳那样痛恨革命，也不像米什莱与路易·勃朗那样对革命怀着奔放的激情。他充分估价革命党人好的一面，并且从不忘记他们所面临的莫大困难。他不嘲笑《人权宣言》，但怀疑它的实际价值。他公平地对待“流亡者”，把早期的“死硬分子”（intransigeants）（他们企图武装欧洲来反对他们的国家）同后期的“不妥协者”（他们是受到迫害的牺牲者）区别开来。对于宫廷他也是公正的；他指责它的政策但理解它的动机。他强调指出《匹尔尼次宣言》的防御性质②和皇帝利欧波尔基本上温和的态度。第三、四两卷讲述防守与进攻两方面的战争情况，以及战争同国内政策的关系。他同意聚贝尔的意见，就是说，列强忙于策划毁灭波兰而不愿同法国作殊死搏斗。但玛丽·安托瓦涅特力图挑起战争，奥地利威胁着要在阿维尼翁进行干涉，而普王在法国宣战以前即已准备一项入侵法国的计划。他把战争的直接责任归之于吉伦特党，当然革命的爆炸性力量和原来的扩张本性已经为战争准备了条件。然而在这次冲突里，他还是同情自己的国家的，因为国家领土的完整和革命的宝贵成果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中。甚至在法国军队采取攻势的时候，他最初还是为法军祝福的。他们要求以莱茵河作为疆界，只是重新执行旧王朝的传统政策而已。为了保卫这道疆界，他们需要创立附庸国外围。所以，征服比利时，是有道理的，但征服荷兰则不应当。他还指出边境上的危险局势与巴黎的最严重的暴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敌军的挺进与《布伦斯威克宣言》引起了9月大屠杀；国王的处死，按照丹东的说法，是对外国控制的一种回答；吉伦特党的杀人是紧跟着杜穆里埃的叛国而来的。泰纳谴责革命领导人是某些抽象原则的奴隶，而索勒尔则为他们解除了这种可笑的指责。他说明为什么应当用他们反抗旧制度的复辟和保卫边境的决心来解释他们的行为。然而，他还是严厉地责备了他们的暴行。他采取的还是法国民族传统的稳妥的态度，那就是：支持1789年革命的原则，谴责恐怖政治。泰纳宣称，他在研究革命时觉得自己是在一所疯人院里，而索勒尔所描写的形象是人，他们摇摆于各种动机之间；他们是用同其他人一样的材料制造的。阿诺托的一段评论讲得好，他说，“泰纳所看到的，只是从断头台上流下来的鲜血；索勒尔所看到的则是为了拯救祖国而洒遍疆场，肥沃了欧洲土地的鲜血。革命使我们生存所寄的欧洲成为民族自主的与民主的欧洲。”①索勒尔的文学技巧同他关于革命的论断一样地令人钦佩。屈维廉博士誉之为近代的修昔底德。他的画面很宽广，但没有混乱和烦琐之弊。他对于分析思想、精研外交与描绘男女人物，都是同样擅长的。书中充满着一种深厚而有节制的爱国主义、一种经过磨炼的乐观主义、一种广泛的容忍精神。②皇帝利欧波尔对法国的宪政改革并无特别反感。1791年5月逃亡者的首领亚多瓦伯爵在意大利的曼图埃向他求援，未获允准。——谭注①见他所著《自传与其他论文》，第76页，1949年版。——原注\n他的研究继续了，并部分地代替了聚贝尔的成就，使得法国外交政策，并间接地使得法国国内情况大大地明朗化了。托克维尔把革命与法国史联系起来看；而索勒尔则把它与欧洲史联系起来看。索勒尔的书既是把革命当作国际事件的第一次完备的研究，也是以革命作为法国史上一个插曲所作的最公正的论断之一。Ⅲ虽然几个世代的学者一直在辛勤地研究法国革命，但是对于革命时期的文献进行更为全面的探索，却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的事。奥拉尔在发②表了一部关于革命演说家的著作而引起注意后，从普瓦蒂埃大学被提升到巴黎大学任教，担任由巴黎市议会在1885年专门为他设立的法国革命史讲座③。在他就职演说里，奥拉尔宣称，革命不是开始于1789年，也不是终止于1815年。过去的一切为它作了准备，预告了它的来临，而它的生命仍在实际的世界里和法国人的灵魂里继续着。“没有同情的态度的人，只能看到革命的表面。要想了解它，就必须热爱它。革命解放了人类与科学，我是它的恭顺和感恩的儿子。”革命文献中已经编出目录的，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被人们研究过的就更少了。对于革命时期的外交，人们只是刚刚开始了解。革命时期的经济史还有待编写；各届议会与俱乐部的情况，也必须根据官方纪录加以重述。奥拉尔教授与他的学生，以非凡的毅力来执行这项计划。他们创立了“法国革命史学会”并接办评论性月刊《法国革命》。在奥拉尔所写社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雅各宾俱乐部和救国委员会的文章。虽然俱乐部会议的正式纪录已经找不到了，但他根据当时的报纸和小册子，①编成俱乐部历史六卷。他说明雅各宾俱乐部是怎样从凡尔赛的布勒吞俱乐部演变而来；它的成员怎样依次属于君主派、吉伦特派与山岳派，而决不仅仅是表达卢梭公式的自动机器。对于救国委员会的研究工作，由于会议讨论与决议纪录被保存了下来，比较顺利。在搜集“议会特史”的信件方面，则遇②到较大困难，但他还是搞到了大量资料。这部包括二十六卷的文献汇编说明了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并揭示出它所面临的一切内外困难。奥拉尔的其他著名文献工作成果有：《热月政变后的巴黎》、《执政府时期的巴黎》和《第一帝国时期的巴黎》。在这些文献汇编里他大量地使用了警察局的报告。奥拉尔的编辑工作，被各方认为是具有批判性和态度严谨的；那些表达了他自己与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的文章，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革命的流行看①法。以《法国革命的研究与教训》为题的几卷，说明了政治、宗教与外交史②书名《法国革命时期之议会演说家》（L’éloquenceparlementairependantlarévolutionfrancaise），1882—1886。——谭注③参阅《法国革命》杂志，第81期，1928年（纪念号）；乔治·贝洛尼著《奥拉尔，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家》，1949年版；该书对他的为人与爱国心的热情称颂，不亚于对其历史学成就的称颂。另外参阅B.E.施密特所编《近代欧洲若干历史家》（1941年版），第三章。——原注①书名《有关雅各宾俱乐部的历史文献汇编》（LaSociétédesJacobine：recu-eildedocumentspourl’histoireduclubdesJacobinsdeParis），1889—1897。——谭注②书名《救国委员会法令汇编》（RecueildesActesduComitédeSalutPublic）1889—1922。——谭注①此书原名“Etudesetleconssurlarévolutionfrancaise”与此处英译名有出入，兹从原名改译作《法国革命的研\n的很多方面。直到1902年，即在他研究原始的权威性资料二十多年后，他才鼓起勇气来写一部大部头叙述性著作，那就是他的《法国革命政治史》。副标题是《民主政治及共和国的起源与发展》。他仅仅略述大革命最初三年当中的重大事件。关于宫廷、财政、经济状况、外交与战争，也谈得很少。他的主要论题是革命的两项支配原则——人民主权与平等——的演变与应用。他说明抽象观念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不过，他讲到激烈情感的作用，以及凭直觉行动引起的急剧变化的地方或许太少了。书中最突出的新观点，是说明共和思想的产生是较晚的事。从尚皮翁所作《陈情书》撮要来看，1789年的要求是温和得令人吃惊的。直到1790年秋季，除了布里索与孔多塞以外，没有人要求共和制度，而立法议会同制宪议会一样都是属于君主政治范围之内的。君主政体不是由共和派而是由自己的阴谋推翻的。第二个论点是，1792—1794年的恐怖行动不是由于“雅各宾派的心理”而是由于必须抵抗入侵者和保卫已经取得的改革而产生的。他的论点是，那些相信1789年原则，并下定决心维护这些原则的人，他们的行动是象一般人所预料到的那样。他不为九月大屠杀进行辩护，但他说明这次大屠杀产生时人们的心情：革命有前功尽弃的危险；列强联军正在向巴黎进发；王党囚徒夸口他们的胜利近在目前。大屠杀不是政府的也不是任何负责当局的行动，而是巴黎一区的群众在面临突然的，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危险时受本能支配的行动。关于恐怖时期的解释，也与此相似。1793年的领导人是革命与国家领土的保管者。在反对他们的过激与残暴行动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卓越成绩：他们拯救了法国，使之摆脱旧制度的复辟与外国入侵的危险。因而，奥拉尔是克雷①孟梭、饶勒斯与阿纳托尔·弗朗士的朋友，他断言，拿破仑所做所为，害处多于益处，关于他的传说是一件大有害的事；而革命的益处则远远地多于害处。他对于革命之得到保全怀着感激的心情，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对所有革命保卫者都怀有热情。他认为马拉与他的独裁梦想，罗伯斯庇尔与他的国家宗教，都是反动的；后者奸诈地杀害了他宽厚的同道，“伟大而善良的丹东”。同他的劲敌相比如同是巍然屹立的高塔，而在《研究与教训》里，他用了许多篇幅来叙述他的经历。在一篇早期的略评里，他曾草率地断言：丹东在公私生活方面都是无可指责的，并说在所有革命人物中没有比他更有道德、更通情达理、更廉洁而不贪财或更不受仇恨心理支配的人了。然而真正的英雄是人民，而指导革命的功绩也不是单单属于巴黎。各省曾选举制宪议会的成员，组织1790年的联邦并在1792年创立共和党。在1789年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资产阶级与群众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而奥拉尔的同情是寄于后者的。正是由于群众，革命才没有停止于1789年的政治变革，革命后来意味着解放世界劳动人民的宪章。督政府则是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开始了反动的方向，同时，前进的运动被拿破仑完全遏止了。自治政府终止了；一直实行得很好的政教分离制度，也由于“教务专约”而告结束。广泛的厌怠情态究与教训》。本书下文原文即简称《研究与教训》。——谭注①克雷孟梭（1841—1929年），法国政治活动家，1906—1909年，1917—1920年两任内阁总理。青年时代反对拿破仑第三曾被捕入狱，第三共和时期属民主党左翼。——谭注阿纳托尔·弗朗士（AnatoleFrance，1844—1924年），真名为蒂博（Thibault），世界知名的法国文学家，长于讽刺与诙谐，曾于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译者\n①留滞于各个阶层，因为自由已经消逝了。这部著作的优点是明显的。这部书是作者在掌握了历史家们从来未曾研究过的资料之后而编写的，他把整个戏剧讲得使人能够理解。但他是有党派偏见的。他既然厌恶君主政体、封建制度与国家教会，他当然要在同等程度上感激那些捣毁它们的人。朱尔·西蒙挖苦地称他为“革命的教授”。其他一流历史家中再无一个是竟然以恐怖政治为保卫祖国的需要而为之辩解的。另外，这位好战的理性主义者，也未能公平地判断天主教反对派。泰纳宣称，人性本来是坏的，最好的人都是在上层社会里，而奥拉尔，同米什莱和饶勒斯一样，却说，人性原是善良的，高尚的人都出现在下层社会里。虽然奥拉尔是19、20世纪之交活着的最权威的革命史学家，但其他许多②学者也完成了有价值的著作。许凯的《革命时期的战争》，分为十一小册，是根据陆军部与战场所在地区的档案、报纸与回忆录、以及对战争涉及的场所的仔细观察而编写的。“我试图使自己成为战斗人员的同代人，并在他们的营帐里同他们一起生活。我不是写一本党派的书。”他同意聚贝尔与索勒尔的意见，认为《匹尔尼次宣言》并没有宣战的意思，但法国人把它看作是一种威胁。“普鲁士的入侵，为革命解开了羁绊，使它能以向欧洲猛扑过去。”战争是注定要发生的，而法国同欧洲同样负有责任。拉法夷特惊呼道，“我们怎样能宣战呢？我们毫无准备。”到处充满着混乱、忌妒与不信任的气氛；然而士兵是忠于革命的，因为革命把军阶对最低微的士兵开放。另一方面，普鲁士军队的情况，也并非更好；布伦斯威克公爵不赞成这次入侵行动，而①希望它归于失败。接下来的几卷评述从瓦尔米到翁斯科特的各次大小战役。这部著作的特点是一种宁静的不偏不倚态度。他充分赏识布伦斯威克的优良②品质。对于杜穆里埃与屈斯丁，他比索勒尔还要宽大。论述奥什的一卷，追溯一个粗鲁无教养的人是如何逐渐变得文雅。他回忆了圣鞠斯特怎样在军队中恢复纪律与信心的情况。他一方面敬佩士兵的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毫不踌躇地谴责他们的暴行。虽然战争是作者的主要论题，但对于政治方面他也是③同样熟悉的。论述热马普的一卷，附带对比利时革命作了概述；论述美因兹的一卷，附带对德意志雅各宾党人进行了描绘。①近年来，以法国革命的社会与经济史作为研究课题的人越来越多了。②1903年由于饶勒斯的倡议，成立了“革命史委员会”，而直到1914年他逝世为止，他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出版《陈情书》，而这部书如果出完足以构成一所小图书馆。在第二帝国的末期刊入《议会档案》中的六卷，忽视了关于乡村的文献，而这些文献比三级会议的重大案卷更有价值；《陈情书》往往是由律师起草，很多场合下都是抄录一定的样本，①在法盖的《政治讨论集》（1909年版）中有一篇深刻的分析。有力的批评意见则来自瓦尔（见德国《历史季刊》，1902年）和格拉高（见德国《历史杂志》，1903年）。——原注②在巴姆贝格尔的《人物品评》（1894年版）中有一篇关于许凯的事略。——原注①1793年9月6日至8日法军在翁斯科特击败英军，解敦刻尔克之围。——谭注②奥什（Hoche，1768—1797年），法国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曾平服旺代叛乱。——译者③美因兹为莱茵地区，法逃亡者集中地之一。1792年11月19日法政府发布扶植争取自由地区的法令。1793年4月围攻美因兹，7月攻克。——谭注①参阅布瓦松纳德所著《关于法国革命经济史的研究》，1906年版。——原注②此会的全名是“大革命经济史未刊史料搜集和出版委员会”，成立于1903年。——谭注\n然后再加上少数属于地方上的个别情况。第二项任务是收集有关教会与“逃亡者”的财产以及王室领地的资料。第三项任务是探索废除封建权利的各个③阶段。农民的状况引起科瓦列夫斯基及其他俄国学者的注意；对于这个题④目，饶勒斯与克鲁泡特金在其社会主义观点的法国革命史论著中，作了详细⑤的叙述。贡美尔探索从杜各与内克到国民公会结束这段时期的财政；而萨尼⑥亚克总结了民事立法。奥拉尔与马迪厄阐明了革命的宗派，而拉戈尔斯从一⑦个天主教保王派的立场详细描写了教会所经受的痛苦考验。夏森收集关于旺①②代起事的大量资料，而欧内斯特·都德探查“流亡者”的踪迹。勒诺特尔③所著有学术价值的轶事集之巨大成功表明，革命人物的吸引力并没有减退。但是，近期研究法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用研究情况与思想（不仅是首都的而且是整个法国的）来代替描绘图景。③科瓦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为：《法国小农所有制的起源》，1912年。其他研究法国革命的俄国大史学家有加勒也夫、鲁契茨基等。—谭注④克鲁泡特金著有《法国大革命，1789—1793年》一书。——谭注⑤贡美尔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的财政原因》（LesCausesfinan-cièrèsdelaRévolutionFrancaise）共二卷，1892—1893年；《制宪议会财政史》（Hitoirefinancièredel'assembléeConstituante）共二卷，1896年；《立法议会、国民公会财政史》（Histoirefinancièredelal'agislativeetlaConvention）共二卷，1902—1905年。——谭注⑥萨尼亚克的代表作为《法国革命的民事立法，1789—1804》（Lal’égislationCiviledelaRévolution，1789—1804），1898年。——谭注⑦拉戈尔斯的专著为：《法国革命的宗教史》（Histoireréligeus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共五卷，1909—1922年。——谭注①夏森的专著为：《旺代党与舒安党之研究》（■tudessurlaVend6eetlaChouannerie）11卷，1892—1900年。——谭注②都德的代表作为《流亡史》（Histoiredel’Emigration），1886年。——谭注③勒诺特尔的主要著作为《恐怖时期的一个王党叛乱者》（UnConspirateaurroyalistependantlaTerreur），1896年。——谭注\n第十三章拿破仑Ⅰ①没有被收买的法国知识界是反对1851年政变的发动者的，他们的敌对②情绪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著作里。拿破仑一世的性格与功绩成了战斗中的标语口号，新政府的朋友和敌人都作出极大的努力，借口历史研究来提出他们的原则。波拿巴派最喜欢用的方法是出版新资料。热罗姆国王的副官卡斯男爵，先出版了《约瑟夫国王回忆录与通讯》，接着又出版了关于欧仁·博③阿尔内、热罗姆及皇族其他成员的类似书籍。《约瑟夫的通讯》提醒了小拿破仑使他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什么不可以收集并刊印皇朝创立人的全部通讯呢？由于这项编辑工作太繁重，不能由一个人担任，于是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由拿破仑亲王和瓦莱夫斯基代表皇族，圣伯夫代表学术界参加该委①员会。这部书（共三十二卷）在它的支持人垮台前不久出齐，并刊印了一种用于赠送的豪华精装版。在整理出版拿破仑的手稿方面，花费了百余万法郎。②这部巨著，由于揭示了拿破仑从土伦到圣赫勒拿岛几乎是逐日的生活情况，立即成为严肃认真的研究必须根据的资料。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论述这个外交家、将军与行政长官的全部活动、他的统治原则、他同家庭的关系、他性格中的光明与阴暗。除了对腓特烈大王外，对任何统治者都从未建立起这样一项纪念物。但是，这项工作的进行，不是为了历史科学的发展，而是为了皇朝的利益，很多极重要的信件都被删去。它自称包括了一切未曾刊印过，而又不是太琐碎没有刊印价值的文件，而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它的补编出版后，人们才看出这部巨著的编辑工作的不老实的态度。梯也尔的后期著作大大削弱了他早期著作中的英雄崇拜主义，所有有地位的历史家都未曾起来为这位统治君主的伯父喝采。皇朝的敌人也在另一方面积极活动。多松维尔伯爵指出，《教务专约》对教会虽然是有益的，但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天主教已经复兴，教会大门也已开放。教会并未获得它所未享有的东西，但政府却收获很大，而《组织条款》是加在教皇与僧侣③身上的桎梏。这样看来，那项为人们盛赞的教务专约，与其说是帝国政府对全国宗教情绪的让步，不如说是教会对帝王权力的屈从。多松维尔的敌对态度被发觉后，政府禁止他接触档案，而把这些档案开放给滕内，要他重新确①指路易·波拿巴，即后来的拿破仑三世。——译者②德里奥简略地总结了关于拿破仑的研究，见《拿破仑研究评论》，第Ⅰ卷，1912年版。盖尔著《拿破仑：赞成者和反对者》（从荷兰文翻译，1949年版）分析了法国历史家论过拿破仑的主要著作。——原注③约瑟夫（1768—1844年），拿破仑之兄，先后封那不勒斯国王、西班牙国王。热罗姆（1784—1860年），拿破仑之弟，受封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其子受封为“拿破仑亲王”（见下文）。欧仁·博阿尔内，拿破仑之继子，封意大利总督。——谭注①书名《拿破仑一世书信集》，（NapoléonⅠ，Correspondancede；SuiviedesceuvresdeN，àSainte－Hélléne）共三十二卷，1858—1870年。——谭注②参阅拿破仑亲王所著《拿破仑与他的诽谤者》（1887年版），《拿破仑的通讯》一章。——原注③拿破仑与教皇商订教约专约后，法政府公布了《组织条款》，作为补充。《条款》规定教皇圣谕的宣布，主教会议的召开，神职的授予，创办修道院等等均须经政府批准。此外，对教士的薪俸和新教区的划分，全国统一的礼拜式、教义问答等也作了规定。此项条例的制定，事先并未征求教皇意见。——谭注\n立拿破仑的宗教恢复者的地位。①最有力的攻击，发自一位最有才干的新闻记者朗弗里；第二帝国在他看来是一个应该咒骂的东西。“政变”使他充满愤怒，而且决定了他的生活。他以维克多·雨果与吉内的永远仇恨心理来痛恨这个政权，但他承认责任不应由这个统治皇帝一人来负。如果说《拿破仑史》未曾产生象拉马丁的《吉伦特党史》那样的爆炸性效果，但是对于促成第二帝国的倾覆，它确实起了作用。这位严肃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容许用什么客观环境来减轻罪责的。偶像被他轻蔑地从它的台座上推倒下来，并踩得粉碎。他认为，“雾月政变”野蛮地推毁了由雅各宾党人所遗留下来的一点自由。“教务专约”的缔结只是②为了加强他自己的权力。皮什格鲁的被勒死，是根据他的命令。拿破仑娶玛丽·路易丝为妻，是出自虚荣心，是因为他想遗弃年长的而换一个年轻的妻子。把编订法典归功于第一执政，是一种神话。“荣誉军团”是自我扩张的③工具。越过圣伯纳德山口，不算什么伟大的功绩。马伦哥战役是第一执政的①失败，德塞的胜利。拿破仑的仇敌：斯塔埃尔夫人、霍弗尔、席尔、威灵顿、②西班牙人都得到颂扬。他们对这个暴君的弃绝，减轻了人们对富歇和塔列朗的裁决。象这样一种作品，一半是历史，一半是小册子，是不能想望在历史著作中占据持久地位的。它让拿破仑负担他侄子和他自己的罪责。朗弗里所描写的拿破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食人魔鬼。这样一幅图象无法解释为什么法国人热烈欢迎拿破仑上台执政，为什么多年来他得到那么多法国人的钦佩与忠诚。著作在判断与学术研究方面都是薄弱的。他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新近③出版的《拿破仑通讯集》，而且他太轻率地使用布里昂与富歇的《回忆录》这类不可信任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他关于拿破仑在西班牙的冒险行动的④叙述，是对历史的真正贡献，而他发现刊入《通讯集》里的一封给缪拉的信，是在较后日期由拿破仑自己伪造的，这因而澄清了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有人把这部书比作彻骨的北风；手法和内容都使人想起秋季落叶纷飞的阴寒日子。第五卷于1874年出版，但是，由于它已成为一个党派的武器，它在法国不再受欢迎了。梯也尔的著作是描绘一个时代的全景；而朗弗里的著作是对一个人的恶狠狠的攻击。那位政治家的著作，尽管有它的缺点，毕竟比这位①参阅《朗弗里通讯集》（共二卷，1883年版）卷首的传记。若想了解史家对他的正确评价，可参阅夏尔姆斯著《历史与外交研究》，1893年版；雷纳克著《文学与历史研究》，1889年版；洛特在法国《历史评论》第Ⅰ卷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拉戈尔斯著《第二帝国的历史》，第Ⅴ卷，第451—452页。——原注②皮什格鲁，法前将军，与流亡王党头目卡杜达尔（Cadoudal，G.）策划叛乱。1804年2月被捕，被勒死于狱中。——谭注③马伦哥（Marengo），意大利伦巴底的一个村庄。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该地大败奥军，法国名将德塞（Desaix，1768—1800年）阵亡，此役决定了对奥战争的全局。——译者①席尔，F.（1776—1806年），普鲁士军官，1809年策动反拿破仑武装起义，任游击队长。同年在战斗中阵亡。——谭注②富歇，J.（1759—1820），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的警务大臣。——谭注③布里昂（Bourrienne，Louis－AntoineFauveletde，1769—1834年），拿破仑的同学和私人秘书（1797—1802年），后归顺复辟王朝。——谭注④缪拉（Murat，Joachim，1767—1815年），法军元帅，拿破仑的妹夫，1808年受封为那不勒斯国王。——谭注\n新闻记者的著作要持久得多。朗弗里的书在第一帝国的崇拜者中间激起了愤怒；但当他们知道了他所攻击的对象主要是路易·拿破仑以后，态度有了一些改变。后来，梯也尔宽恕了他的批评者，并派遣他前往伯尔尼，任第三共和国的公使。另一方面，①②在拿破仑三世流亡英国而死于契兹尔赫斯特多年后，泰纳所发射的子弹却只是对准拿破仑一世的。他的著作不是一本传记，而是一本心理学方面的论著。他与朗弗里不同，他充分承认拿破仑这个人的卓越天才。他采取斯塔埃夫人的论断：拿破仑有超于常人和低于常人的地方。泰纳由于痛恨混乱、流血与专制主义，当然会嫌恶这个革命的继承人和近代最大的独裁者，但是，他把这个人象画得完全都是阴影，使他的读者感到颇为惊奇。他同朗弗里一样，在拿破仑身上找不出一丝人道的痕迹。他认为，传统对于拿破仑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既不属于王党，也不属于雅各宾派。他在精神上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只有他的将领的死才能促动他的感情，但是他很快又把他们遗忘了。他自始至终被一种压倒一切的唯我主义所支配。他把人看作东西，而不是与自己同类的人。他象一个正在搜寻捕获物的猎人。在他看来，原则、爱情、感恩与爱国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他相信，这些东西对别人也没有意义。他在“雾月政变”时吓得发抖。他是卑鄙、小气、庸俗、完全没有自制力和自尊心的；所有暴发户的最糟的缺点，他应有尽有。他急躁，饶舌，易怒，几乎像是患有癫痫病。同他进行普通的社交来往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他走近时，也会发抖。他把他自己同女人淫乱的事情对约瑟芬讲，而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没有诱奸过他的妹妹。如果事情不象原来那样发展，他会是一个罪犯，而那些公主们会是娼妓。在皇袍的外衣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头赤裸裸的禽兽。这是一种引人反感的描绘，而泰纳也知道人们在初看之下是难于接受的。然而，只要使用一把总钥匙，就可以把这困难解除：拿破仑既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也不是他的国家的人。他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生①②非其时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他是马拉特斯塔族与博尔吉亚族的同时代人。他使法国失去了两三百万人，丢掉了由共和国获得的十五个郡的领土，但在波拿巴派看来，这些事情的危害性并不比肯定他不是一个法国人的说法更严重。泰纳对拿破仑的描绘同他所写有关雅各宾派的论述具有同样不可救药的毛病。泰纳不承认人的性格和思想会在情势的压力下会发生变化。在他③的笔下，炮兵队长和圣赫勒拿岛上的流放者是一模一样的人。他这幅画象即使没有其他缺点，也是没有价值的。可是他还同一些资料不符。在泰纳的书④出版后，朱尔·勒梅特尔评论说，“他只差画一张小伍长的黑色轮廓像了。”⑤他的篇幅内到处是引自雷米扎夫人和米奥·德·梅利托书中的话，而对于象①契兹尔赫斯特（Chislehurst），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市镇。拿破仑三世在此病逝，并安葬于此。——谭注②泰纳对拿破仑一世的攻击，集中于所著《现代法国的由来》第五卷《现代制度》一书中。——谭注①马拉特斯塔族（Malatestas），13—16世纪意大利有势力的家族。——译者②博尔吉亚族（Borgia），渊源于西班牙的意大利望族，15、16世纪时在教廷中占有势力。——译者③1793年，拿破仑在南路军任炮兵队长，在同年12月进攻土伦之役中初露头角。——谭注④见他所著《泰纳与波拿巴》，载《现代人物》，第Ⅳ卷。——原注⑤雷米扎夫人，曾任约瑟芬的侍从女官。梅利托，法国作家，曾任约瑟夫·波拿巴的行政长官。——谭注\n①梅内瓦尔和莫利昂这样的友好证人却很少引证。他采用某些不可靠的轶事，他把一些意外事件的出处归之于并未记载该事的作家，他从拿破仑写给不同的人的信件中抽出某些段落，把它们拼在一起。这部著作像一个炸弹一样落到了波拿巴派的阵营里。泰纳多年来一直是②马蒂尔德公主“沙龙”中的上宾，现在他吃了她的闭门羹。公主的兄弟拿破③仑亲王撰写《拿破仑与他的诽谤者》，起来为他伯父留下的名望和遭受凌辱的皇朝尊严进行辩护。他宣称，泰纳的书自始至终全是诽谤。他是一个昆虫学家，自然要用针钉住他收集的昆虫的头作成标本，把他们分门别类并加以描述。他贪婪地接受了围绕着一个著名人物的泛论空谈，却绝口不谈拿破仑作为空前伟大的将军的一面，也不谈法国为反对欧洲武装干涉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亲王还对泰纳的主要资料来源表示不信任。布里昂是一个接受贿赂的可耻之徒，受到他主人的过分纵容，而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有别人添加的东西。雷米扎夫人对皇帝的真正看法，珍藏在她当时的信件里，信件中充满了钦佩与感激的心情。她原来的回忆录已被焚毁，我们所看到的是她在复辟时期编写的。米奥·德·梅利托对于皇帝知道得很少，由他具名的回忆录是否出于他的手笔，是颇为可疑的。亲王最后以充满热情地盛赞他的伯父作为结尾，说他是既无自私心又无野心的革命继承人，是法国光荣的化身，是无所畏惧，无可责难的骑士。亲王的著作反映了对皇朝的忠心，却不能反映历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对于一个人物，竟能描绘出这样互相矛盾的形象，说明有关这位法国皇帝的研究还正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的确，这个超人一直未从政治中消逝。七月王朝时期情绪的趋向是强烈同情于他，第二帝国时期，则是强烈反对他。梯也尔是政治家，朗弗里是新闻记者，泰纳是哲学家。历史家们对于帝国的注意远远不如对于革命的注意，而直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才有了理解拿破仑本来面目的可能。Ⅱ①没有一个作家在揭示拿破仑的个性方面比弗雷德里克·马松做过更多的贡献，也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加热诚地崇拜过拿破仑。在儿童时期，他曾从“大军”的老兵那里听到战争的故事，并用手指抚摸过他们的伤疤。当法国②人反对这个皇朝时，他起来为它出力。他成为皇太子的朋友，拿破仑亲王与马蒂尔德公主的文学顾问。他于1906年写道，“在三十年当中，我一直唱着同一支曲调。对于拿破仑的概念，不是那种可以随意取舍，那种在闲暇时候用以消遣取乐的概念。它是一种具有支配力、吸引力和强制性的概念。我看起来无疑是有些发狂的样子：我抚摸着他签字的文件时感觉愉快，我看到他手写的东西激动得发抖，我为他的光荣而欣喜若狂。在揭发一个叛卖他的人时，我就象是一个捉到杀人凶手的侦探那样高兴。”在帮助拿破仑亲王对泰①梅内瓦尔，拿破仑的亲信秘书。莫利昂，自拿破仑任第一执政起，历任财政官员、大臣。——谭注②马蒂尔德公主，热罗姆·波拿巴之女。——谭注③现在很需要有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关于这个有才干而不引人注意的人，在斯皮勒的《消逝了的人物》第Ⅱ卷里，有一篇写得很好的小传。——原注①参阅索勒尔著《略传与画象》，1909年版，与盖尔著《拿破仑：赞成者与反对者》第177—209页。②皇太子（Napoléon，PrinceImpérial，1856—1879），即拿破仑三世的独生子。——译者\n纳作出回答以后，他开始连连不断地出版他长久以来为之收集资料的著作。他一开头就研究拿破仑与女人的关系，这恐怕不是为了提高主人公的道德声誉。当有些波拿巴派，因为他揭露了皇帝的弱点而攻击他时，他指出，这只是一长列著作中的第一卷。“我将用我毕生精力来研究他，因为一切事情越来越使我感觉到他的历史还需重新写过。为了追求根源，我曾努力设想拿破仑作为一个人、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情人、一个弟兄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越是深刻地研究他的历史，就越是景仰他。一个人如要纪念他，那么他所能做的事莫过于公布一生的事实。他是一个可以被他的同类看作兄弟的人，因为他具有人类普遍具有的感情。”马松以这篇热烈颂扬作为序言的一卷，是他所有各卷的典型。他的忠心从来没有使他隐瞒不愉快的事实。他的态度象那种承认他的教会有缺点，但从来不怀疑它的神圣性的天主教徒一样。他带领着一大队娇柔的美女登上舞台，并暗示，在后台还有一大批人们原来不知道和提不上名字的美人。书中①最吸引人的是叙述瓦莱夫斯卡夫人的一章。她是拿破仑所结识的女友中最公平无私的妇女，也是拿破仑在约瑟芬的不忠诚使他心寒以后真正钟情的唯一女人。马松认为，他的主人公不需要任何辩护。他向我们断言，拿破仑所接触的，大部分是那种不在乎贞操的妇女，说他给了她们大笔的钱，并说他从来不容许爱情妨碍他的公事。的确，在他的着意渲染下，他几乎把拿破仑的寻欢作乐说成是他超人之处的另一明证。“在人类激情的音阶上没有一种音调是他没有弹过的。他在爱情方面，同在思想或行动方面一样，具有极大的才能；他做情人与丈夫同他做将军与政治家一样的出色。”本书获得极大成功。论题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文笔又轻松流利，每一页上都清楚地表明作者真正掌握了事实。但是，批评者指出，书中完全不提资料出处。后来出版的每一卷，也都受到同样的批评。但作者总是这样来辩解：很多文件都是在他答应保密的条件下交他使用的，大量文件都是由他自己保存的，而他的读者可以相信他是忠实的。人们并不怀疑他的忠实，但是他在书房里的名誉不如他在“沙龙”里的名誉那样稳当，却是由他自己造成的。马松倾毕生精力悉心撰写的这部传记的第二卷，以《在自己家里的拿破仑》作为书名。他宣称，当时的主要需要是详情细节与一个精确的基础。“因为人们怀疑我被拿破仑所迷住，所以我必须比任何别人都更应努力避开争论的问题，力求避免表示个人的信念。”可是，这项自我抑制的规定，并未在序言中应用，在序言中他斥责了当时的趋向。“法国民族现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只有对这位皇帝的信仰才能使它得到慰藉，才能取得它自己心目中的复兴。他代表了革命的崇高，代表了祖国的神圣。法国沉睡了八十年，在这八十年中它一直是修辞家与官吏的俘虏。”幸而现在有了较好时代的征兆。拿①破仑亲王对泰纳的答复唤起了人们对这个已故伟人的潜在的情感；马尔博的《回忆录》激起了所有法国人对这位曾为法国奋斗了二十年的人的深厚爱戴。在这一卷的正文里，历史家信守了他的诺言，给我们描绘了主人公日常生活的一幅客观的图景。我们知道了谁是他的侍者、他的秘书、他的医生以及他怎样对待他们；他怎样整装，就餐以及口授信件；他在接待来人时如何①瓦莱夫斯卡夫人，波兰伯爵夫人。与拿破仑在华沙相恋，生一子。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时曾往探望。——谭注①马尔博，法军官，曾任拿破仑的副官。——谭注\n谈话，以及如何在星期天去望弥撒；同奥国公主的婚姻怎样带来了越来越死板的礼仪，因而进一步把皇帝同一般人分隔开来，这幅图画，绘出了一个最伟大的工作者的有秩序、有条理的活动。这部传记的下一部分，虽然不像上一卷那样引起普遍的兴趣，但对于研究拿破仑的学者则具有更大的重要性。1895年，他以《不为人知的拿破仑》（NapoléonInconnu）向世人揭示了青年时期的拿破仑。在第二次退位的前①夕，皇帝曾取出一束文件，并在上面写道“送交红衣主教费什”。这一宗档案材料后来到了佛罗伦萨，并放在那里，直到比阿吉发现它，并由他与马松将它出版为止。他们发现这一小捆档案中有拿破仑的早期写作、信件、读书摘要、感想与随笔。马松的两卷著作载满了文献，并附有一篇评传。马松夸大了拿破仑早期写作的意义；不过，这些文献虽然在描写智慧早开方面，没有提供什么基础，但它们表明了拿破仑曾广泛地并且是很仔细地读过书。在完成《不为人知的拿破仑》之后，马松着手进行两项巨大的工作，这两项工作在许多年里都是同时并进的。第一项工作是描写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拿破仑；第二项是叙述他同波拿巴家族的关系。前一著作包括五卷；前三卷①叙述约瑟芬，第四卷叙述玛丽·路易丝；第五卷叙述“罗马王”。他宣称，关于博阿尔内·约瑟芬的故事已经形成一种传说，因而必须说明真相并揭露②她的缺点。第一卷讲述她的早年遭遇，并展示那位“可怜的小克里奥尔的轻浮作风。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她的丈夫是一个秉性放纵的人；她因为前途渺茫而追求享乐。第二卷的书名是《约瑟芬皇后》，书中写的还是那个轻浮，淫荡与懒散的女人。当拿破仑对她怀着深挚和热烈爱情的时候，她却嘲笑他的狂热，并且过着公开的淫荡生活。拿破仑只是在她对他不忠实之后，才对她不忠实的。她的奢侈是无可救药的，而且成为她与她节约的丈夫经常争吵的原因。她充当第一执政夫人，还是相当成功的；但她作为皇后却从不相称。她虽然尽量使自己和蔼可亲，可是她从未赢得人们的尊敬。她生活上的无事空忙，使人想起人们说她的一句刻薄话：她有点象后宫的嫔妃。所有看见过她的人都承认她的温柔与艳丽，但她缺乏教养，没有道德准则。第三卷的书名是：《离婚后的约瑟芬》，书中十分详尽地叙述了离婚的经过。马松宣称，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从不认为他们的婚姻是有真正的约束力的；而且在拿破仑自埃及回国，为了她的不贞而大发雷霆时，他即已决心要同她离婚。离婚的计划，由于她孩子们的恳求暂时搁置，但因为他希望有一个确定的继承人，而瓦莱夫斯卡夫人又生了一个男孩，他终于决定采取那项久已打算好①的步骤。他们在分手时还是和好的，访问与通讯仍然继续，欧仁和奥坦斯仍然同他们的继父生活在一起，约瑟芬对于罗马王也给予友谊的关怀。约瑟芬一生追求快乐而从未得到幸福，这是她的轻浮生活的报应。拿破仑的第二个妻子只不过是一个受别人意志支配的代理人。有些波拿①费什，约瑟夫，法红衣主教，拿破仑的密友。曾为拿破仑与约瑟芬主持秘密宗教婚礼，后任法驻罗马大使。——谭注①拿破仑与其第二妻子约瑟芬离婚后，于1810年4月续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为王后。1811年3月路易丝生子，受封为罗马王。——谭注②克里奥尔人，指生长于西印度群岛及西属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约瑟芬出生于西印度群岛之法国马丁尼克岛，故有此称。——谭注①欧仁与奥坦斯（德·博阿尔内）均约瑟芬所生，为拿破仑的继子、继女。——谭注\n巴派谴责她对丈夫和对法国的叛卖行为，但马松却正确地拒绝把她当作法国人来估价。在这对皇家夫妇的几百封来往信件中，只有少数几封被保存下来，但是，尽管有这种无法补救的损失，他仍然描写出一幅生动的，而且并非冷漠无情的图景。她忠于她的父亲，不久又真纯地依恋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也对她特别恩爱。宫廷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礼仪变得死板了。这个超人在用膳方面花的时间多了，他晚上同她作游戏，他接见宾客的时候少了，拆阅的信件也少了，工作不那么紧张了。危机临近时，他安排她前往维也纳休养，然后再在厄尔巴岛上同丈夫相会。他们之间的通讯继续了一个时期，后来突然终止。这个垮台的专制君主把她的行为归咎于奥国宫廷，而且一直到他故②世为止每次谈到她都是那样亲昵。马松认为他从来不知道有关奈柏喜的事情。玛丽·路易丝扮演了她所承担的角色，就象任何人所期待于一个普通妇女在面临着她无力应付的命运时所做的那样。马松这套丛书的最后一卷是叙述罗马王的。拿破仑作为情人是高超的，而作为父亲也是同样地非凡的。“我们在任何人身上都没有看到过象他所具有的那样强有力的父爱。”从他的儿子诞生之日起，他的整个思想都集中在他的继承人身上。当他自己的倾覆已经成为定局时，他还力图拯救皇朝。爱同皇朝野心的混合，是对帝国的致命伤。拿破仑的“存在理由”是革命。“当他忘了自己的出发点和自己的使命时，他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当他否定了革命时，合法主义吞噬了他本人与他的帝国、他的皇朝与他的继承人。”马松在他最巨大和最重要的著作《拿破仑与他的家族》中，对他的兄弟姊妹提出了比从来所写有关史书都更严峻的控诉。以前从没有人企图详细论述拿破仑的情感对他的政策与命运所产生的影响。他性格中最大的弱点，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特色，是对他的家庭的温情、对他们的过错的无止境地纵容、对他们的长处的幻想。作者以懒散但尊严的约瑟夫同有野心但无训练的吕西①安作了精细的对比，而卡罗利娜与波利娜的私奔的描写使我们有所准备，以②③便观看她们在更大的舞台上演出她们的艳史。除了路易外，其他兄弟姊妹都是贪财的，他们的母亲也不例外。随着家庭的日益兴旺，他们的十足庸碌无能成为除了他们命运的建筑师以外有目共睹的事。但是，拿破仑虽然在为期太晚的时候才知道他所依靠的都是朽木，却很快就感觉到他们在道德上的缺点。他辛辣地讽刺说，“你们讲起话来，好象我浪费了先王，我们父亲的祖传遗产一样。”站在这些贪婪的阴谋者旁边的是约瑟芬的孩子们光辉纯洁的形象：奥坦斯柔顺多情，欧仁忠诚，公正。约瑟夫、路易与热罗姆成为国王，卡罗利娜成为王后。帝国成了一个家①族机构。吕西安确有才干，但蒙受了耻辱；怠惰的波利娜因纵情于风月，倾②奈柏喜（Neipperg，1775—1829年），玛丽·路易丝的情人，后来与她秘密结婚。──译者①吕西安（Lucien，1775—1840年），拿破仑之弟，封卡尼诺（Canino）亲王。──谭注②卡罗利娜（Caroline，1782—1839年），1800年与缪拉结婚。波利娜（Marie-Pauline，1780—1825年），未得拿破仑同意与博尔盖泽（Borghése）亲王结婚。1801年改嫁勒克勒尔（Leclerc）将军，夫死后，再嫁。她们都是拿破仑的妹妹。──谭注③路易（Louis，1778—1846年），拿破仑一世之弟，拿破仑三世之父，受封荷兰国王（1806—1810年）。——谭注①吕西安，在第一执政时期曾任内政部长。因有反第一执政言行及娶一破产投机商遗孀，触拿破仑之怒。迄未受到重用。1810年8月潜往美国，被捕押送英国。——谭注\n②心于珠宝而无意揽权。埃利兹因受了她那荒谬的丈夫的影响，从来未能成为引人瞩目的大角色。约瑟夫在那不勒斯与西班牙所扮演的角色，是象塑像那样既庄严又无能，而路易，患病，顽固，和多疑，在荷兰坚决拒不执行命令。③热罗姆，这个家庭中被宠坏的孩子，毫无头脑与道德观念，在卡塞尔扮演着暴虐领主的角色。卡罗利娜为焦躁不安的野心所支配，眼睛死死盯住她丈夫或儿子的继承权。但是，皇帝尽管不断感到失望，却还是相信，政治联盟不通过家族关系来加强，是很难巩固的。家族体系当天气晴朗时可能会起作用，但在遇到暴风雨时，它是注定要破灭的。反波拿巴派历史家们为路易保卫他的荷兰臣民，反抗剥削的勇敢精神而喝采，但马松却指责他对他命运的创造者的忘恩负义。他认为，帝国只有在它的创建人的命令得到忠实执行时，才能维持，因此，拿破仑不得不废黜这个不顺从的统治者，把荷兰并入法国的④版图。在合法继承人诞生后，家族体系似乎不那么必不可少了；但是，随着继①承机会的失去，那不勒斯国王与王后忠于皇帝的主要理由也消失了。马松相信，早在1811年，他们即已开始同拿破仑的敌人同谋，并暗示，他们还受到意大利民族主义秘密会社的影响。当皇帝得知他们的叛卖行动时，他的惊讶②和愤怒是无边无际的。在这位历史家看来，贝尔纳多特、若米尼与莫罗的背③信弃义是丑事；但缪拉与卡罗利娜的叛卖行为则是难以言语形容的罪行。当帝国开始崩溃时，马松对主人公的钦佩一点也没有减退。拿破仑的确犯了策略上的致命错误，但他对军事独裁的信念却仍未动摇。关于圣赫勒拿岛的一卷，既是对英国的谴责，也是对这位半神半人的赞颂。“如果我能传递我所接受的情感火炬，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我对拿破仑的描写能使造福于人的野心展翅飞翔，我将是多么骄傲啊。让解放者来临吧！让他把那议会的酒宴④一扫而光吧，在那里，魔女塞栖在主事，在那里，那些在泥浆与血泊里打滚的猪仔们正在争吵。”法国现在已失掉它两百年来一直拥有的欧洲霸权，英国已取而代之。为了恢复霸权，法国需要另一个拿破仑。“他是同法国一样古老的民族政策的化身。他理解它的一切需要，同情它的一切期望，保护它的一切权利。”很少读者能采纳他对于这位主人公的看法；的确，这项偏见①太明显了，反而没有什么危害了。但是，说句公平话，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辩护。他不象阿尔蒂尔·莱维那样企图证明拿破仑是一个按照②埃利兹（Elisa，1777—1820年），拿破仑之妹，因嫁给一位荒唐的科西嘉人巴乔奇（FelixBacciochi）而未能得到公主的封号。——谭注③卡塞尔，德国赫斯州的一个城市。当时为威斯特发利亚王国首都。——谭注④1810年7月1日，路易宣告退位，出走，9日，拿破仑下令兼并荷兰。——谭注①1811年3月拿破仑得子（罗马王）后，立意要为皇储留下一份宏大的家业，与其兄弟姊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同年7月传出了皇帝行将吞并那不勒斯王国的风声。——谭注②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Baptiste，Jules），瑞典贵族。拿破仑为第一执政时任西路军统帅。因参与夺权活动，被罢官，后又起用，晋升至元帅。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储。1813年瑞典加入反拿破仑同盟，对法作战。——谭注③缪拉于1814年1月，与同盟国勾结，在意大利倒戈。——谭注④塞栖（Circe），《希腊神洁》用魔酒使攸力栖兹（Ulysses）与其友人都变为豕之妖女。——译者①他的意见由他的作品：《关于拿破仑，八次讨论》（1909年版）作了简明恰当的总结。——原注\n②传统的意义来说的好人。他承认拿破仑绑架当甘是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而他以家族体系作为建立帝国的基础也是错误的。他的主要著作是否有助于波拿巴派的立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读者可能会自问：对于主人公来说，他那③可恶的家族是不是他所付出的太大的代价呢。在重新发起拿破仑研究的三大史家中的第二名是旺达尔。他不象马松那样多产，但他的著作具有较高的质量。法国在东欧的政策是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也是他赢得世界声誉的著作的主题。早在1882年，他即已对法国在18世纪未曾以法俄同盟作为它的政策基础表示婉惜；在1891年，即第三共和国与沙皇帝国恢复友好关系的那一年，他高兴地出版了《拿破仑与亚历山④大一世》的第一分册。就它的优美文笔与力量来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得到欢迎的；但它能够取得轰动一时的成功，却因为它的出版正是在法国对莫斯科的热情达到高峰的时候。比尼翁与勒费弗尔、梯也尔与朗弗里曾经探索⑤过法国的部分档案，但俄国档案却是直到塔蒂舍夫与旺达尔同时宣布他们的研究成果之时，才为人们充分知晓。这位俄国学者的著作是以1801年作为开端的，而这位法国学者的著作则从奥斯特里茨战役〔1805年〕开始写起，而对提尔西特条约〔1807年〕以前的情况则不加详述。他们都认为，同盟是注定要失败的，而对于同盟的破裂，双方君主都应负责，但塔蒂舍夫比旺达尔对亚历山大更加钦佩。前者的著作，可以说是资料汇编，而后者的著作则既是为专家所写，也是为有文化教养的读者所写的。作者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宣布了他的观点。“拿破仑在他整个统治时期都在追求一个不变的目标——以同英国之间的真正和解，来保证他的业绩的稳定、法国的强大和世界的安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法国必须同俄国缔结同盟；法俄同盟将确保大陆的安全，并使他能随心所欲地迫使英国承认他的征服所得。他的统治时期就是同英国作战的十几年，而他最疯狂的计划都是出自击败这个岛国的需要。他看到西班牙的软弱，就策划了一个推翻其王朝占夺其领土的罪恶计划，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获得另一个反对英国敌人的武器。这样看来，同俄国的联盟只是一场凶猛决斗中的插曲。“最后，法国在穿越欧洲并改变欧洲之后，向欧洲投降。法国屈服了，但法国的思想却获得了胜利。”在这样地略述世界政治背景之后，作者介绍了这两个主要角色。拿破仑天资明敏，机智矫健，既富于想像力又长于逻辑推理，简直是拉丁天才的化身；亚历山大的崇高而不犹豫的志向则是来自北方民族的特性。在法国的历史著作中，再也没有比有关两个皇帝在提尔西特会谈以及埃尔富特王公大会的描写更加出色的了。拿破仑说，“世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够大的了，”于是他提议瓜分世界。俄国将占有亚洲北部和君士坦丁堡；法国将占有埃及和印度。旺达尔清楚地说明，同盟条约的墨迹未干，它的力量就开始衰退了。他打破了亚历山大是一个忠实同盟者的传说。他认为两者中间，以沙皇更不忠于他的约言。提尔西特的魔力很快即消失。同盟双方不久就都玩弄两面手法，②莱维，A.，法国史学家，著有《好友拿破仑》（Napoléonintime，1893）一书。——谭注③参阅塞居尔著《荣哀录》（ParmilesCyprèsetlesLauriers），1912年版。——原注④在索勒尔的《历史演讲集》（1894年版）中有一篇很好的评论。——原注⑤塔蒂舍夫，俄国史学家。所著书名：《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1800—1812年》，1891年出版。——谭注\n各自同别国秘密进行同盟谈判，而塔列朗又忙于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亚历山大在法国对奥作战时袖手旁观，而他拒绝以俄国公主作为约瑟芬的接替人一事，也说明他的热诚正在减退。在玛丽·路易丝成为法国皇后时，法国对沙皇友谊的需要减少了。虽然旺达尔把同盟破裂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原因归之于俄国，但他承认归根结底责任还在拿破仑。正如波兰使亚历山大感到忧烦那样，西班牙使拿破仑感到不安；而两者的不幸，都是他们滥用权力的间接后果。“让我们承认这种神意的公道吧，它迟早要从事件中突然出现，来打击有罪者。”拿破仑没有从西班牙人民的反抗里吸取教训，而在争执达到顶点时，“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看不见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里所固有的反抗力量。”本书叙述到法军入侵俄国的前夕为止。法俄同盟本身即蕴含着死亡的种籽，因为这个同盟是建立在战争与征服的基础之上的。这位历史家在结束叙述时，以旧法俄同盟同新法俄条约对比，认为后者是防御性的，并且是尊重其它国家的权利的。旺达尔的著作在于刻画人物和阐明外交阴谋的复杂内幕方面都是卓越的。但他的著名的骈句：“拿破仑是行动家，亚历山大是梦想家”同他自己书中的叙述并不一致；在书里他揭示了拿破仑内心隐藏着多少梦想家的因素，而沙皇又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超越了梦想家的范围；拿破仑在暴怒之下，①曾称他为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旺达尔所描写的亚历山大——最初是象②③④唐·卡洛斯一样的，而恰尔托雷斯基则像波萨一样；后来他在多次失败的压力下，学得有点像蛇一般地乖巧——是应用心理学加以解释的杰作。他描写拿破仑拖着自己的错误造成的越来越长的锁链，也同样具有说服力。拿破仑的魔力使法国自己同自己妥协了，而且在一时期内把法国人提升到超越人类的水平之上，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期望再有这样一个时代了。在次要角色中，作者特别仔细地为塔列朗和梅特涅作了素描。旺达尔具有索勒尔的坚实与广博的学识，但他那优美轻松的笔调却是他自己的特色。到此时为止，旺达尔一直在专心论述法国的对外关系。而现在，他就要显示出他能够同样有力而出色地叙述法国的内政史了。《拿破仑与亚历山大》⑤一书的主要新奇之处是证明沙皇的不忠实。《波拿巴家族的发迹》一书的主要论点则是，“雾月政变”不是毁灭自由而是恢复秩序与繁荣的行动。这个论点，不仅使梯也尔的论旨复活，而且还以新的论据来使它更加强有力。本书一开始就是一幅用最暗淡的色彩来描绘的督政府的图景。暴力继续存在，活力与热情却已消逝了。在逐出卡诺后，法国完全被一个由巴拉斯领导的卑①谚语，意为诡计多端，诈取钱财的骗子。拿破仑用来指其反复无常，不守信约的行为。——谭注②唐·卡洛斯（Carlos，Don，1788—1855年），西班牙王斐迪南七世之弟，凯觎王位，于1833—1839年发动内战。俄皇保罗一世于1801年3月11日被弑。其子亚历山大事先知悉并同意这一阴谋，旺达尔为此作出类比。——谭注③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年），波兰公爵，改革派领袖，俄皇亚历山大的密友。1804—1806年任俄外交大臣时，建议俄国与拿破仑谈判，将注意力集中于东方。1830年参加波兰起义，失败后流亡巴黎。——谭注④波萨，全名为PozzoDiBorgoCarloAndrea（1764—1842年），出身科西嘉贵族之家，早年追随拿破仑。科岛并入法国后返乡任民政长官，转向反对法国。1804年经恰尔托雷斯基介绍，入俄国外交界，历任要职。波旁王朝复辟后任俄驻法大使。——谭注⑤该书的一种廉价版本于1912年作为纳尔逊丛书之一出版。其中有洛兹伯力勋爵的导论。——原注\n①劣的寡头政府所控制；而巴拉斯是一个在不乏卑鄙无耻之徒的时代里以道德败坏而恶名昭彰的人。当时盗贼拦路抢劫，贿赂盛行，财政紊乱，政治与宗教自由绝迹，报刊受到束缚。到处是松弛与怠惰的现象。这幅暴虐与紊乱、堕落与沮丧的图景由于旺达尔的习惯是力避谩骂，而更加动人。这样的情况决不能长久存在，因为这个国家根据经验得知改变政府是多么容易的事情。②西耶士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他环顾四周，要寻找一个有成就的将领来发动③政变，并成为新政府的挂名首脑。他首先想到儒贝尔；儒贝尔被杀后，他又想到莫罗；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波拿巴回到法国来了，法国人对他的盛大欢迎给了西耶士以暗示。如果说旺达尔的第一个任务是要说明“雾月政变”只不过是执行了人民对腐败的督政府的判决，那么，他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叙述执政府成立后的魔术式变化。虽然他对于后期的拿破仑的评论是根据需要尽可能地严厉，但他不肯以他对结局的了解来歪曲他对开始时期的判断。拿破仑决不是破坏自由的人——自由已经被破坏了，他是从雅各宾虐政里拯救了他的同胞的人。第一执政虽然对于法国政治懂得很少，但学习得异乎寻常地快，而在马伦哥战役后，他对自己的前途感觉很有把握。这部书的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是它证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的无可争议的至尊地位正是在他作为法国代表而获得第一次胜利的时候开始的。最初，人们称他为“公民”；共和派的朴素传①统被保存着，他的同僚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同他肩并肩地在政府中一起工作。我们看到第一执政出席委员会，并学习他的业务，但他的主要原则在这时已经确立了。作者拒绝把他的取得政权同任何形式的反动东西联系起来。“雾月政变”是1789年的温和派所干的事；而这些温和派是一些站在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象以前的政治派站在天主教同盟与胡格诺派之间那样的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马伦哥战役是除了滑铁卢战役以外拿破仑战役中之最重要的一个。如果这次战役失败的话，富歇及其他阴谋家马上就会把他推翻：胜利径直把他引向终身执政和帝国的建立。在胜利归来时，他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自“结盟节”以来从未有过的；于是他开始以主人的态度说话了。教会大门本已开放，但《教务专约》表示了对宗教传统与情感的惊人的尊从，而协定的缔造者希望它会成为同天主教西方的一项和约。他的第二个大胆的步骤是准许大多数“逃亡者”返国。在马伦哥战役前被看作是疯狂的行动，在马伦哥战役之后变成了谨慎的行动。在几年的紧张与混乱之后，终于有了一种恢复健康的感觉。抢劫之风被压制下去，节约的作法被采用了，督政府所容忍的投机商被取缔；司法工作办得清廉而又敏捷。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走向帝国》。法国人认识到法国是多么需要拿破仑的支撑，他们切望避免紊乱状态的重现或波旁王朝的复辟。这样看来，他虽然是专制者，却不是篡政者。他曾给与法国以它迫切需要的秩序，但既未给它以自由也没有给它以和平。旺达尔同情那些最优秀的法国人的失望，但他反问道，在他那个时①1797年9月4日督政府内以巴拉斯为首的民主派发动清洗，控制了政府，卡诺等人出亡。——谭注②西耶士，E.J.（1748—1836年），神父，大革命初期为君主立宪派，督政府后期操纵政局。——谭注③儒贝尔，B.J.（1769—1799年），法将军，1796年起参加了远征意大利，1799年8月在诺维之役中战死。——谭注①康巴塞雷斯（Cambacerés，1753—1824年），在执政府中任第二执政。勒布伦（Lebrun，1739—1824）任第三执政。——译者\n代，有什么人能够比他的行为更为宏伟豁达呢？“他是法国人的绥靖者、民族团结的恢复者——这是他的无可争辩的光荣。如果他也给与人们的自由的话，那么，他就会是超越他的时代的了。”这是否定他的天才所办不到的，很难说。但这为他的性格所不允许，却是可以肯定的。旺达尔的第二项巨大成绩同第一项一样，使人们为之轰动。全书文笔流畅优美，主导思想鲜明突出。自从梯也尔以来，一直还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执政府，不过，大批可以说明公众舆论和政府行动的新资料已经积累起来。有些批评家指责旺达尔过高估价了拿破仑的功绩和政治才干。旺达尔的父亲是第二帝国时期的邮政总长，而他本人是马蒂尔德公主和维克托·拿破仑亲王的朋友，但他同皇室的熟识关系，并没有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什么痕迹。他明智地拒绝对拿破仑作出总的判断。在谴责皇帝的“狂热行动”的同时，他仍保留着为第一执政喝采的权利。但他认为称帝的野心是晚期才出现的以及宗教妥协政策是他的独创的看法，引起了较多的异议。缔结“教务专约”的功绩应归拿破仑。（如果它可以算是一项功绩的话）；但马德兰说明，促成王党分子返国的动力，至少应部分地归之于富歇，而如果拿破仑没有他的顾问们对他的规劝，雅各宾党人就会遭受更大的苦难。①著名的三大拿破仑崇拜者当中的第三位是亨利·乌塞。乌塞曾于1870年参军并表现杰出。由于他曾参加法国东部的保卫战争因而想到研究第一拿破仑在同一块土地上遭受失败的战役。在他的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时，他内心充满着极大的惋惜和热诚。他的研究成果采用一个简单的书名《1814年》，发表于1888年。历史家们都忽略了莱比锡战役与拿破仑退位之间这段时期的历史。乌塞的功绩是补足了这几个月的历史，并揭示珍藏在这几个月里的英雄主义和忠诚表现。虽然战斗没有获胜希望，但士兵的勇敢堪与将领的天才比美。这场殊死搏斗的描写是出自一个士兵和爱国者的手笔。他宣称，“我力图保持公平，但公平不等于无动于衷。当我看到每件事情都在伤害法国时，我情不自禁地因惋惜和愤怒而战栗。我虽然并不站在帝国一边，但我为皇帝的胜利而欢呼，因皇帝的失败而悲伤。在1814年，拿破仑不再是君主，而是将军，是法国军人中的第一名。”虽然这卷书几乎完全是讲军事的，但这位历史家并没有忘掉背景情况。自从西班牙战役开始以来，尤其是从征俄溃败以后，法国已经厌战，而在莱比锡战役后，它更是渴望和平。然而，法国虽然淌着鲜血，虽然已经破产，但五分之四的法国人不希望拿破仑倒台，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反对力量来自自由派；他们的愤怒是正常的，但不合时宜。早在两年之前，他们的反对可能会阻止侵略行动，但现在，这种反对只能起到使防御瘫痪的作用。作者把士兵与民众的热情同资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的冷淡和最后叛离加以对照。虽然逐出入侵者是不可能的事，但让波旁王朝复辟却不是必然的。沙皇相信法国不愿让这个王朝复辟，因而准备承认拿破仑二世；沙皇只是在塔列朗和其他不满分子向他保证，说他听到的情况不确实以后，才放弃自己的主①张的。拿破仑还有军队六万人，并准备保卫首都；但马尔蒙的背叛给了他最后的打击。他的退位是由法国人而非由入侵者造成的。①参阅马德兰为乌塞关于耶拿战役的著作（1912年在作者死后发表）所作传记性导论。——原注①1814年3月31日，拿破仑退至枫丹白露，准备开战。此时法军元帅马尔蒙（1774—1852年）已与巴黎反拿破仑当局通谋，于4月4日至5日夜将部队向凡尔赛方面调动，暴露了枫丹白露。——谭注\n这本充满着生气与色采、英雄主义与冒险事迹的著作受到读者由衷的欢迎。作者对绝望的领导人的热情激起了曾经感受过失败与沦陷的恐怖的一代人的共鸣。书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叙述得到了它应得的称颂，但政治方面的判断势将遭到严厉的批评。乌塞是如此深厚地同情法国士兵与他们的伟大的将领，因而不能理解那些反对他们的人。他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拿破仑（即使是在一个短暂的战役里）单纯地看作法国国旗的保卫者。他所看到的，只是“小伍长”、善良的爱国者、农民的朋友、叛卖者的牺牲品。但拿破仑也是欧洲的无情征服者，而1814年的战役，即作者怀着“悲愤交集的心情”来描写的战役，是那些受害人民对这个狂人的回报；他们遭受他的奴役已太久了。很多善良的法国人象欧洲人那样相信，只要拿破仑在位一天，就不会有太平的日子。塔列朗，乌塞戏剧中最大的坏蛋，至少同他的老主人（他在他的老主人垮台前遗弃了他）一样地称得起是爱国者。《1814年》一书的成功，使这位历史家决定把他的叙述继续到帝国的倾覆。《1815年》讲的是第一次复辟和“百日王朝”，几乎完全是政治历史。书中通过对舆论的透彻分析，揭示了军队与群众对波旁王朝的敌对情绪。关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的描写是乌塞的写作中最有说服力的几章。他谈到百日王朝时，略述了雅各宾情绪的奇异爆发。那是由波旁王朝的短暂统治所激起的。1793年的热情复活了，对僧侣和贵族的仇恨再现了，而群众把拿破仑看作革命的拥护者。与其说拿破仑是作为皇帝而回来的，不如说他是作为第一执政，作为人民的仆人而回来的。他宣称，“我是革命的儿子”；他指令本雅明·孔斯当起草宪法。但“开明帝国”来得太迟了。虽然乌塞不喜欢复辟时期，但他却无法证明它是真正残暴或专横的。路易十八的政府是异乎寻常地温和，而且在政府中的人事方面，也只有很少的调动。波旁王朝的不得民心，是由于一些小事，由于策略上的错误以及“逃亡者”的奢望。在百日王朝时期，并没有真正的民众运动。皇帝本人也不抱什么幻想。他对莫利昂说，“他们让我来，就象他们让别人走那样。”乌塞对于拿破仑从厄尔巴的归来，没有一句责备的话。那些欢迎皇帝的人都是“爱国者”，而那些不信任和反对他的人都是“极端的王党分子”。这一套书的第三卷是专讲滑铁卢战役的。关于军队的精神和特点的介绍颇具特色。老的队伍已散去，但新的队伍甚至更加好斗。他们因缺乏训练，而容易感到惊恐，但他们对外国人的仇恨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而且他们崇拜自己的首领象崇拜偶像一样。“拿破仑还从未掌握过这样猛烈而又这样脆弱的战争工具。”皇帝也没有辜负他的士兵。有人说他用兵已失去他的精明机警，他在他命运的紧要关头处于一种冷漠的精神状态。乌塞反对这种说法。“他的计划是他最精密的战略思想之一。一切失败都是由于执行上的缺点；部分由于皇帝自己的缺点，大多由于他部下的缺点。”内伊的过错是他未曾①取得林尼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拿破仑的失策是他在四臂村没有把英军消灭。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做了一切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原来打算在早晨开始战斗的，但地面太湿，不适宜于使用大炮。如果地面干燥的话，威灵顿就会在普鲁士军队到达之前被击溃了。虽然拿破仑既不缺乏体力也不缺乏智①1815年6月16日林尼之战，由于统帅内伊未能严格执行拿破仑的计划及其它原因，粉碎普军的意图落空。与此大约同时的四臂村之役虽获胜利也听任敌军撤退。某些历史家认为拿破仑低估了林尼和四臂村两个方面的困难，后来又在内伊激战时改变原计划。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谭注\n力，但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时承认：他当时已没有他以往的自信心了。尽管军官们拙笨，军队缺乏训练，但如果战斗能按照他规定的时间开始，这次惨败原是可以成为光辉胜利的。就这样，乌塞再一次从失败中找出慰藉。最后一卷叙述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和白色恐怖。书名是《法国被钉在十字②架上》；它是在极其热烈的情绪中编写的。热泪滴在豪侠的内伊的墓上。“法国四分之三的人民怀着恐惧的心理忍受着胜利者的骄横压制，普鲁士人的棍棒和王党凶手的刀剑。”可是几年以后，法国又恢复了元气，再次站到列强的行列里。“既有这样的活力，那么我们永不应失望。对于一个在一千年当中从复兴走到复兴的民族，我们怎能怀疑它的命运呢？”第二次复辟同第一次复辟是大不相同的，但作者只顾指责回击的主持人，似乎竟然忘记滑铁卢战役与白色恐怖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回来的后果。他无权把全部过错推到列强和王党分子身上，从而使真正造成这些灾难的人逃脱罪责。乌塞的善辩的著作，对我们了解帝国的倾覆来说，是宝贵的贡献，但在那些满足人类的判断力和良心的少数著作中，却没有它们的位置。马松、旺达尔与乌塞三人的著作同时出现，对法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朗弗里被遗忘了，泰纳关于皇帝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这一大胆论点，也很少有人提起了。马松揭示了拿破仑这个人；虽然这幅画象远不能引起人愉快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还是有人情味的。旺达尔重提第一执政的有益工作。乌塞描绘皇帝为了法国而进行反对入侵者和可恨的波旁王朝的战斗。马尔博的《回忆录》表现的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与传奇的精神；该书于1891年的出①版使“大军”在人们心中复活。法国似乎刚刚开始觉悟到它这个过继的儿子的真正伟大，于是作家们争先恐后地宣扬他的美德。在拿破仑的崇拜者当中，最热烈的是阿尔蒂尔·莱维。他的《内心里的拿破仑》（NapoléonIntime）描绘了一个主要品质是善良，感恩和诚恳的人。该书以证明主人公对他的家庭和早年朋友的忠诚作为开篇。在他的早期生活里，找不出什么野心的痕迹，而在他第一次惊人的成功后，他既没有忘记对家庭的义务，也没有忘记他的微贱出身。他的多情的生性也反映在他结婚的罗曼司里。如果约瑟芬忠实于他，他是会继续忠实于她的。人们用了许多年的时间，来说服他为民族的利益牺牲个人情感，而离婚使他同她一样地痛苦。至于玛丽·路易丝，她也很快就知道了这位科西嘉魔王是多么宽容和多情，而她在维也纳时是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发抖的。他热爱孩子们，而孩子们也爱他。他同他的兄弟姊妹的关系，也显露出他良好的品质。至于乱伦的故事，那是有人为了讨好路易十八而捏造出来的。在对待他的部属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无数仁慈与体谅的事例。对于他的仆人，只要他们行为端正，他从来不调换他们。他只用过三个私人秘书，他们是：布尔里埃内（他为了无可掩饰的欺骗行为而被免职）、梅内瓦尔（他的《回忆录》是对他主人的②内伊，M.（1769—1815年），法军元帅，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宿将，忠于拿破仑。当这位皇帝宣布退位后，他声明效忠之心不变。拿破仑重返法国，他即纠集部众，前往投效。在滑铁卢之役中负重伤后被捕，以叛国罪处决。他的忠贞博得了许多文人学士的同情和赞扬。——谭注①科西嘉岛自西罗马灭亡后先后为西哥特人、萨拉森人占领，1481年归属热那亚。1768年，法政府在镇压了本地居民激烈反抗后强行占有。大革命时期，独立运动继起，1794年在英国支持下建立王国，1796年10月始告收复。该岛居民在种族成份、历史和文化传统上与法国本部颇有差异。拿破仑出身于拜西加旧族，故有此称。——谭注\n一首长篇颂词）以及凡（Fain）男爵。他的侍从孔斯当自始至终伴随着他。①②他忠实于德塞、拉纳与迪罗克，而为了他们的死亡曾深感悲痛。他代朱诺还债，赦免贝尔纳多特的早期背叛，并宽大地对待莫罗。他从来不因他的胜利，也不因人民所要求举行的豪华庆典而头脑发昏。他生性倾向于慈悲和温和。除了当甘公爵的处死，莱维找不出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而这件事也不是他的残暴的证明，而是他决心保证国家安全的证明。对于这位主人公生活中的一些丑事，他都不提及。他拒绝接受象雷米扎夫人和斯塔埃尔夫人这样的见证人的证词，理由是她们的献媚曾遭拒绝。但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的第二部著作《拿破仑与和平》所尝试的是一项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证明最大的征服者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认为圣赫勒拿岛上的流亡者所说的话字字都是真实的。“我只是为了自卫而进行征服。欧洲从来未曾停止过反对法国、反对它的原则、反对我本人的战争。‘联盟’一直是存在的？——无论秘密的也好，公开的也好。”拿破仑自始至终都是为了捍卫共和国所获得的边界而作战；如果他放弃既得的领土，他将犯下怯懦之罪。莱维写道，“为我提出那项违反一般观念的理论的证据时，我并不是毫不担忧的，而且，要相信这个伟大的将领会憎恨他曾因之赢得了这么多光荣的战争，当然是困难的。”如果说表面现象是不利于他的，那只是因为我们未能认识他的敌人的政策。“英国的永不改变的竞争、列强对新兴皇朝的畏惧、阻止自由观念扩张的希望以及所有强国的秘密野心——这一切正是欧洲联盟中使他为和平所作努力破灭的因素。”他的老实的生性妨碍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实现。“他几乎一生中都对列强君主有一种尊敬信赖的心理。他几乎相信世袭的君主是属于一种优越的人类。”他需要经受许多痛苦的经验，才能移去他眼睛上的障眼物。他对正统君主的敬重和他想要避免战争的诚挚愿望，最清楚地表现在他同普鲁士的关系上。他要同普鲁士缔结同盟的急切心情，遭到那美①②丽的王后的嘲笑，而她却偏要选择战争。同样，他也是英国对法国的无休止的对立的牺牲品；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曾宣称，他一直希望以任何不违犯法国民族尊严的方法来谋求同英国的和平。有人说他的目的是建立世界帝国，这种说法，完全是虚构。他在敌人的包围之下，就象一只被困的公牛，而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唯一的办法是迅速出击。“这只野兽凶得很呢。只要它遭到攻击，它就要保卫自己。”莱维的著作叙述到耶拿战役为止，因而他就不必以后期帝国的无休止的战争来说明这位主人公的和平本性了。然而，从书的最后几页里，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他说明这个问题他将怎样谈法。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的王朝被赶跑，是因为它们违反了条约，并阴谋反抗法国；关于法俄同盟的问题，他认为，旺达尔已经证明了造成1812年法俄破裂的是亚历山大。“如果拿破仑不是那么忠于和平，不是那么尊重敌国的主权，巴黎就不会在它的城门之内看到亚历山大、腓特烈·威廉和弗朗西斯，因为他原是能够把他们都废掉的。”这①德塞、拉纳、迪罗克，三人都是追随拿破仑多年，立有战功的将军。——谭注②朱诺，拿破仑部属，以战功封阿布朗泰斯公爵。——谭注①对于1806年战争，伦茨在他所著《拿破仑传》中也有同样的看法。——译者②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之后路易莎反对与法国结盟，她到处散布反对“魔鬼”和“地狱的渣滓”的言论，宫廷内外都有她的支持者。——谭注\n位垮台的统治者说，“虽然我被称为近代的阿提拉和骑在战马上的罗伯斯庇尔，但他们心里是明白的。如果我真是象他们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也许还在统治，而他们早已下台了。”莱维的著作，是富有学识的和诚恳的；但即使是谬论，也有它的限度。他同他书中的主人公一样，没有看到在政府背后的民族的力量。关于路易丝女王的描写是一幅讽刺画，而且他忘了福克斯以及其他一直坚决反对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辉格党人都认为同拿破仑维持持久和平是不可能的事。的确，拿破仑不得不应付那并非由他造成的局势，但是，如果他愿意把他的宝剑纳入鞘中，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是不乐于同他和平相处的。拿破仑爱好和平的理论在索勒尔的著作《欧洲与法国革命》里也可以看到，只是说法有所改变。这个历史家原来打算截至1815年的历史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来结束他的著作的，但后来他用了一卷的篇幅写督政府，三卷的篇幅写拿破仑。这部著作的后半部就力量、学识、尤其是论断来说，显然比①不上前半部，而且由于他不知道英国档案，他常常误入歧途。“自然疆界问题，是战争的关键问题，也是在1815年之前把革命中产生的历届政府连接起来的环节。法企图实现它的传统野心，这是无可指责的；它的错误在于，它认为它可以不要欧洲的承认而保持新疆界，或者在这个疆界以外进行征服来保持新疆界。所以，拿破仑的休战条约是从来没有什么安全性的。”欧洲为了恢复旧的疆界而作战，法国则要保卫这些疆界，拿破仑只不过是他的国家的宝剑，是实现他的同胞的意志的工具。“1799年是第一次围攻战——对法国的围攻战，这种围攻继续了十六年之久，十六年当中充满着进攻、出击以及在边远地带建筑碉堡。1812年，法国进行了最大的出击，被围城市的守兵从一个驻地被逐退到另一个驻地。欧洲与法国革命之间的战争开始于瓦尔米，终止于滑铁卢。”在斗争的后期阶段，个人野心的成份降低了它的价值，但索勒尔同旺达尔和莱维站在一起，强调这位主人公的爱国精神和列强的背②信弃义。在德里奥评述拿破仑外交的一些颇具学术性的专著中，他描绘了一幅不那么爱好和平，但更令人相信的拿破仑画像。③除了一些自称拿破仑崇拜者的作品外，近来还有几种以拿破仑为主题的极其重要的著作。许凯以马松的《不为人知的拿破仑》里所刊出的文献为起①点，收集了有关拿破仑在布里埃纳与巴黎的生活、有关他的同学与战友的大批资料。他以宁静公平的态度编写了《拿破仑的青年时期》。这一著作是关于拿破仑到土伦前以及在土伦时期生活的标准的权威著作。马德兰在他所写的极好的富歇传中，对拿破仑从“雾月政变”到第二次退位时期里几乎每个阶段的经历都有所说明。“雾月政变”之后没有接着采取报复行动，无论王党分子还是雅各宾党人都没有遭受磨难，西部的叛乱被平服，叛乱阴谋刚一②冒头即被遏制，福堡·圣日耳曼的敌对军队被解除武装。这一切主要应归功①参阅盖尔在他所著《拿破仑：赞成者和反对者》，第253—307页中所作的严厉批评。——原注②德里奥，法国史学家，以研究拿破仑时代知名，在外交方面的著作有：《拿破仑与欧洲》（Napoléonetl’Europe）五卷，《拿破仑在意大利》，1800—1812年》（NapoléonenItalie，1800—1812），《拿破仑的东方政策》（LapolitiqueorientaledeNapoléon）等。——谭注③乔治·迪律伊为巴拉斯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是一篇近乎歇斯底里的颂赞。——原注①布里埃纳在巴黎东北，拿破仑青年时代就读于此地之军事学校。——谭注②福堡·圣日耳曼当时为巴黎郊区，系保王党、保守派聚居之地。此指雾月政变后，王党敌对势力被解除\n于那位沉着冷静，抱怀疑态度的雅各宾党人。布伦纳哈塞特夫人所撰写的斯③塔埃尔夫人全传，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著作，尽管她对皇帝的态度没有那么友好。朗扎克·德·拉博里的综合性著作《拿破仑统治下的巴黎》则是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领域。该书第一次充分地描写了帝国的内部生活、社会状况与行政制度。此外最近又出现了具有巨大价值的原始资料。马尔博的《回忆录》④和古尔戈在圣赫勒拿岛上的日记都是重要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表现的气氛，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记载的事实。由德布罗利公爵编辑出版的《塔列朗回忆录》，是如此地枯燥乏味，因而有不少人怀疑它是伪造的；这部回忆录的重要性当然比不上由帕兰编辑出版的塔列朗的外交通讯集。由德里奥特主办的《拿破仑研究杂志》于1912年开始刊行。维克多·雨果的名言：“他〔拿破仑〕随时随地都在”，永远是正确的。Ⅲ①②在关于复辟时期的四部详细的历史著作中，只有内特蒙的著作是赞扬③波旁王朝的。内特蒙是尚博尔伯爵的朋友，也是19世纪中期一个最有权威④的新闻记者，因而从贝里耶及其他重要人物那里了解到大量情况。沃拉贝尔⑤的著作反映了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温和自由主义；维埃尔-卡斯泰尔以同样⑥观点，极端完备地追述了议会的讨论。在四部历史著作中，以杜韦尔瑞·德·奥⑦兰的作品最为出色；他曾经参加他所描写的事件并表现突出。他以一个“空论家派”开始他的政治生活，因此他欢迎1830年的革命，并利用他在议会的地位来支持新政府；但当基佐开始提倡一项不妥协的保守主义政策时，他参加了反对派，并帮助组织那些警告政府风暴将至的“宴会”。1851年被放逐后，他专心编写他的历史，他克享大年，能够及身欢迎第三共和国的成立。他原想把这段历史叙述到1848年，但当他叙述到1830年时，他已经是一个老翁了。他的十大卷巨著，作为议会雄辩的黄金时代的记录，具有持久的价值。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期之中，路易·菲利普的统治，大部分都是通过路了武装。——谭注③布伦纳哈塞特夫人（Blennerhassett，Harman，1764？—1831）所著书名《斯塔厄夫人传》（FrauvonStal
）三卷，1887—1889年。——谭注④古尔戈，曾任拿破仑的副官，屡升至将军。随侍拿破仑来到厄尔巴岛，1818年2月离去。——谭注①参阅比雷著《阿尔弗雷德·内特蒙》，1901年版。——原注②内特蒙的著作名：《复辟史》（HistoiredelaRestauration》，八卷，1860—1872。——谭注③尚博尔伯爵（Chambord，Henri-Charles，Comtede，1820—1883），波旁王朝后裔，查理十世之孙。七月革命后逃亡国外，图谋复辟。——谭注④贝里耶（Berryer，Pierre-Antoine，1790—1868年），律师、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第二共和时期任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谭注⑤沃拉贝尔所著为：《两次复辟史》（HistoiredesDeuxRestauration）共八卷，1857—1868。——谭注⑥维埃尔-卡斯泰尔所著书为：《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回忆录1851—1864年》（MémoiressurlerégimedeNapoléonⅢ，1851—1864）共六卷，1881—1884年。——谭注⑦迪韦尔吉埃的著作为：《1814—1848年法国议会政府史》（Histoiredugou-vernementParlementaireenFrance，1814—1848）共十卷，1857—1872。——谭注\n①易·布朗的痛斥而为人们知道的。基佐把晚年用于编写他的长篇《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不仅为他自己的行为作了详尽的辩解，而且记下了这个代表资产阶级的君主政体的谨慎精神。直到法国最后一个国王被逐出四十年之后，才②有人认真试图详述这个时期的历史。蒂罗-当让，一个右翼王党分子，把路易·布朗遗留在阴影里的东西——议院与内阁——放到显要的位置上来。他宣称，1830年革命使得自由政府更难实现，但还不是不可能的。这个时期构成复辟时期的一部分，尽管有它的缺点，却给与法国以繁盛与荣誉、和平与有秩序的自由。他讨厌共和派、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自由思想家与圣西门③派。他凶猛地攻击拉菲特；说拉法韦特是个老糊涂了的煽动家；斥责梯也尔①是这个时期的恶魔。甚至在文学的领域，他也找出了“1830年夏天的时疫”的痕迹。维克多·雨果蜕化了，拉马丁变成了政客，巴尔扎克是不纯洁的，②欧仁·苏是卑鄙的。他蔑视人民，称之为“我们的醉醺醺的、衣衫褴褛的主人”；他指责这个资产阶级统治者为接近他的微贱臣民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他对国王很少尊重，虽然他热情地承认他的爱好和平。“七月王朝”之始源于群众，是一个不可抹去的污点。这个历史家所喜欢的政治家，是卡齐米尔·佩③里埃和基佐；这两个人是坚决反对民主政治；但他比基佐还要保守，因为他嘲笑“1789年的幻想”，并谈论第三共和国的无能为力的和毁灭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一切都表明，上帝为法国保留着这项不可估量的特权，那就是，从重新再做那1830年被置于危险境地、1848年暴力中断的试验的特权。”④蒂罗·当让关于“七月王朝”的著作散发着福堡·圣日耳曼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但他根据大批未刊资料所编写的外交政策概述是精彩的。叙述第二帝国的有两部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埃米尔·奥利维埃编写的包括十四卷，标题《自由帝国》的冗长辩解书，是有关帝国后期的精采概述。⑤作者是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著名政治家他由于1870年帝国崩溃而中止了政治生活。另一部著作，拉戈尔斯的《第二帝国史》的部分价值是从它的超脱精神得来的。他宣称，“就出身或交谊来说，我同皇帝的朝臣或他的反对者都没有关系。”拿破仑三世先是吃了阿谀奉承的亏，后来又吃了恶意中伤的亏，而现在两者都不需要了。他的统治，是光辉而又死气沉沉的，虚浮而又悲惨的。他原是马基雅弗里与唐·吉诃德的混合体，对这种人是不可能有恨的。无论拉戈尔斯对他的为君和为人给与多么严峻的评判，他的七卷著作遗①指路易·布朗的《法国革命十年史——1830—1840》（Révolutionfrancaisehistoirededixanms，1830—40）。——谭注②蒂罗-当让所著书名《七月王朝史》（Histoiredelamonarchiedejuillet）七卷，1884—92。——谭注③拉菲特（Laffitte，Jacques，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奥尔良党人。1830—1831年曾任政府首脑。——谭注①此为双关语。1830年七月革命适值盛夏，当让借以指其所痛恶的革命。——谭注②欧仁·苏（EugèneSue，1804—57），小说家、政治活动家。1850—1851年任议会议员。——谭注③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Jean，Paul，Pierre，1847—1907），反动政治家，1893—1894年任内阁总理。——谭注④书名《七月王朝史》（Histoiredelamonarchiedejuillet）共七卷，1884—1892年，以强烈的王党观点写成。——谭注⑤奥利维埃，爱弥儿（1825—1913年）原为温和的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1870年1至8月组织了标榜自由主义的内阁。——谭注\n留下来的印象，却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伤。《第二共和国史》是用以作为这部较大著作的导论的；在该书中拉戈尔斯显露出自己是一个王党分子，一个天主教徒。1848年王朝被推翻后的局势是一种不能继续维持下去的局势，但他谴责1851年的政变。然而，资产阶级很快就集合到政府的周围，同时，资源的迅速发展和巴黎的改建工程也使工人阶级获得工作。那些声名狼藉的、分裂为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王党分子，不再捣乱了，而教会也热心的响应帝国的友好表示。他带着温和的恶意地写道，“僧侣爱好香；是为了香所代表的宗教，可是或许也不自觉地为了他们自己。”皇帝使屈从比自由更受人欢迎。但是供神的火焰在1851年并未完全熄灭，而在六十年代的早①②期，它的火光燃烧得更炽烈了。梯也尔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象帕拉多尔和朗弗里这样的出色政论家开始发表不满论调，而圣伯夫则提出关于思想自由的轰动性要求。理性主义与激进主义正在迅速增长，甚至在1867年博览会的①②闪烁灯光中，人们也已普遍感到一种不安的情绪随着甘必大与罗什福尔的出现，开始了一个公开斗争的时期。在关于帝国衰落的精采的一章里，这位历史家追述了它的下降过程。色当战役，仅仅是给了那垂死的角斗士以宽大的一击而已。拉戈尔斯的著作第一次提供了对第二帝国外交政策的详细叙述。他指责皇帝的意大利政策；这项政策直接导致教皇世俗权的破坏。他对于皇帝与普鲁士的关系的研究是最成功的。聚贝尔从来没有责备过德意志同法国打交道的态度，而拉戈尔斯却对莱因河两岸的政策执行者，都给予谴责。他从不企图掩饰法国的混乱、懦弱、踌躇以及意见分歧的情况。他承认俾斯麦的天才，但否认他具有高贵的品质。法国理应失败，但普鲁士也并不是理应胜利。要求对方保证不再提出霍亨索伦家族候选人，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的勇敢，被准备不足和将领无能所抵消。虽然他公平地叙述皇帝的宽容思想、个人魅力与仁慈品德，但对于他的事业则描写得很暗淡。一个批评家宣称，这本书应该可以置波拿巴主义于死地了。尽管我们肯定第二帝国的一切优点，它还是代表着专制政治和战争。拉戈尔斯所盛赞的奥利维埃改革，来得太晚了。“第二帝国的历史可以用两个词来归结——光辉与悲惨。”谈到1870年的事件，就来到了一个过近的时期，因而不可能有确定性的叙述。有一些根据个人了解的情况编的有价值的专著，如朱尔·西蒙论述梯也①②尔的著作约瑟夫·雷纳克对甘必大的短期内阁的颂赞、朗博的朱尔·费里①1863年，梯也尔被选为立法议会议员。——谭注②帕拉多尔（paradd，prevost1829—1878），法国作家，拿破仑第三王朝的反对派。——谭注①甘必大（Gambetta，Léon，1838—1882），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66年，有一批左派共和党人为1851年十二月政变中被害的议员博丹建造纪念像募捐受到法庭审讯。当时的青年律师甘必大在法庭上发表了指控拿破仑主义制度的热烈的起诉词。——谭注②罗什福尔（Rochefort，VictorHerni，1830—1913），新闻记者，左派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创办《灯笼报》，揭露拿破仑三世政府。后又创刊《马赛曲报》，在这个报上发表了第一国际的宣言。普法战争中为国防政府委员。同情巴黎公社起义，用他的《口号报》揭露梯也尔的阴谋。公社失败后，被判处终身流放。——谭注①朱尔·西蒙有关梯也尔的著作有：《梯也尔政府》（LeGouvernementdeM.Thiers）二卷，1873年；《梯也尔·基佐·雷米扎》（Thier，Guizot.Rémusat），1885年等。——谭注②雷纳克所著书为《甘必大内阁》（LeMinistèreGambetta）1884年。——谭注\n③④⑤传、莱昂·塞关于财政方面的著作、弗雷西内与朱利埃特·亚当的生动的⑥回忆录，都对共和国早期的历史作了可喜的阐明。阿诺托以温和共和主义的⑦精神编写的详细论著为研究第三共和国的关键性年代，包括宪法的制订和1877年的失败政变在内，提供了最有权威的指导。剧中的主人公，就是老资格的爱国者梯也尔。③书名《朱尔·费里传》（JulesFerry）1963年。费里（Ferry，Jules-Francois-Camille，1832—1893）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曾任国防政府委员、巴黎市长、国民议会议员。八十年代初两度出任内阁总理。——谭注④莱昂·塞（Say，Léon，1826—1896）编有《财政辞典》（Dictionnairedesfinances）二卷，1889年。——谭注⑤弗雷西内（Freycinet，Charles-LouisdeSaulcesde，1828—1923），温和的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内阁总理。1892年因涉及巴拿马舞弊案，被迫辞职。——谭注⑥朱利埃特·亚当（Adam，Jullète，1836—1936），著名女作家，政治家，《新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谭注⑦阿诺托所著书名《法国现代史》（HistoiredelaFranceContemporaine）四卷，1903—1908年。——谭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