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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第26卷第3期V01．26No．3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Langfang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sEdition)2010年6月Jun．2010小议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葛志毅(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116622)摘要：任何史家都要面对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何为历史及何为历史学?就本质上讲，历史乃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也就是说，历史虽然是以回忆和重构过去事实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其中寄托着人们的理念，是人们认识自身、建构社会、诠释人性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知识探求方式．由于人们对它的期望，赋予它很多的承载，历史也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附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成份，因此，所谓绝对客观的历史是很难存在的。这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最大特点。同时，历史知识依附于人类的生命信息而存在，离开人类的生命意识是元所谓历史的。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历史哲学；价值体系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0)03-0043--04一、小引：历史是一种承载历史学是人类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生命觉悟，其建构则需要一种理性的认知与训练过程，比如历史阅读。这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为增益人们的哲学思维能力，最好是选择一些哲学思想类名著，借助阅读，领悟前哲的睿思，吸纳往圣的敏识，达到以阅读借鉴的方式增益启迪自己哲学思维能力的目的。同理，如果你想增益社会人生智慧，最好是选择一些历史名著来阅读，借以洞悉往昔英雄圣哲、大德贤达乃至社会大众的活动史迹，观览其盛衰成败、利弊得失，启发增长知人论事乃至经纪世事人伦的才能。所以说，历史乃是一门启人心智、益人智慧的大学问。至于有人把历史仅仅理解为听讲故事，视为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其实是只认识到历史对普通大众的娱乐性的一面，而不知历史的本质究竟何在而导致的一种误解。可以说，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承载，是人文希望与情怀的承载，即便在历史表现为大众娱乐形式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寓教于乐”的文化设计模式问题。唐宋以来各种形式的历史俗讲繁荣发达，实际它是以娱乐的形式向人们灌输忠孝节义等人伦教化观念，它绝非单纯地讲故事或娱乐排遣，只不过人们在阅读或听讲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而已，正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如果从深层次探究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还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承载功能充满了期望。相关的重要问题是：人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他又向哪里去?这是所有人文学科都要面对的超级人生课题。史学由于其特殊的承载功能，于是与此问题之解决关系最为切近。读过通史的人都应知晓，正是上述问题决定了通史体例的内容结构，它已成为历史学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课题。此外，每个史家以至每部史著，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从不同层面对上述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又有学者倡“治史益德说”，这也是对史学承载功能的一种期望。他说：“所谓道德者，乃若自外来人吾之身心。虽其心性所固有之良，有以吸受，而非以前言往行证之且坚受之，不能真知而力行也。故以前人之经验，启发后人之秉彝，唯史之功用最大。吾国古代教育，首以《诗》、《书》、《礼》、《乐》为植德之具，《诗》、《书》、《丰L》、《乐》者，皆史也⋯⋯则治史能明其德。故古人之治史，非以为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11此以“治史益德”作为对史学的一种期望，即是一种承载。还有学者提出，历史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希望。如钱穆研究国史的宗旨即主要在于：欲立于当今世界，应付目下形势，必须自认识自我之国家民族历史开始。为此他在《国史大纲》卷首首揭“凡读本收稿日期：2010-03—15作者简介：葛志毅(1947一)，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大连大学教授，博士，辽宁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43·\n万方数据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中包括：“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这实际上提出，一个国家的国民首先必须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更须尊重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正是历史的种种承载功能，使人们对历史充满了兴趣与期盼，历史学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中华民族尤其是—个热爱历史的民族，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承载国运族命的寄托所在，这是中国历史对中国人的最大承载。【：】二、认识主体在史学中的地位影响说到这里，便导入到另一个问题，即除去人们对历史的期望之外，历史自身又是什么呢?从广义上讲，凡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发生过和存在过的事实，都可称之为历史，这样，时空的流转就构成广义的历史。但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主要是与生命意识及生命活动相关联的历史，是狭义的历史，它大多是得之于历史学家根据其见闻及所掌握的相关材料经贯通性理解整理而形成的文字记载，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不是纯客观的事物，它是经过历史学家介绍给人们的，是经过历史学家的主观研究和思考而提供给人们的。如此可以说，历史乃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式。它虽然是以回忆和重构过去事实的方式表述出来的，但其中却离不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意识活动。同时，在历史叙述中还寄托着人们的理念，这也是人们借助历史学方式探索世界的特殊认识手段。在人们的认识中，几乎总是包含价值判断的成分，而历史既然是一种认识，它也必然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判断体系。不要说历史学家，小而言之，即便是一个平常人在叙述某件事情时，其中也必然包含他对这件事情的感情倾向、好恶立场乃至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明显还是不明显，人们在叙述某件事实时，都必然杂有其主观价值判断的成分。而且，只要人们的主观意识或立场稍有不同，那么，同一件事情经不同的叙述表达主体，其结果往往会出现偏差。清楚这一点，对于我们揭示历史这种特殊学科认识方式的本质至关重要。如西方学者较早提出价值体系的有无，乃是区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原则。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分支之一，在其体系中包含价值判断因素，也就不足为奇了。自古以来的史家，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史家，都努力追·44·求公正如实地记载历史，把“直书99"％66实录”作为载笔记事的最高宗旨，力求作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美”，崇尚客观公正，反对任情褒贬，反对以一己私意裁断是非曲直。但在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史家大多还是以直接或间接的隐显不同的方式表现了自己对所记历史的褒贬评价。中国古代很讲究“书法”，即主要为此而设。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其实，不只司马迁，古今凡是感情饱满、思想深刻的史家，无不把自己生命中的热切活力贯注于史著之中，这样的史著极易与读者感应交通，而令人感触最深切的地方，也就是字里行间流溢出的、由热切的生命活力化成的鲜明的爱憎褒贬。读过《史记》、《后汉书》的人无不有这种感受。《文史通义·史德》有日：“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人人，所以人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气”指气质精神，“情”指情感思想。文字本身不足以打动人，倒是蕴含于其中的精神情感足以歆动感染人。历史证明，中国古代史家大多都把自己的是非褒贬注入其史著之中，这与史家的职责有关。如古代认为：“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家之所以承载起这样的职任，是因为古人认为历史具有惩恶劝善、鉴往知来的功能，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思想感情上的爱憎褒贬，正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是非曲直的判断的基础上的。既然谈到是非曲直的体认感觉，就必然涉及到历史认识的正确与否及其深度问题。这又涉及到所谓“史识”。史识是指对历史的认识判断、分析评价能力，简言之，即对历史的诠解、阐释和定位，借助它能直接反映出史家对历史的识鉴驾控能力。为了使历史认识完善起来，就有必要借鉴哲学认识论。于是产生了从哲学的角度观察研究历史的必要。近代以来，西方先后产生思辨的历史哲学及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即与此有关。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普遍模式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其著者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代表。黑格尔这样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历史从东方开始，经过“希腊一罗马”时代，最后进入到日耳曼世界。他试图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寻求一种模式化的逻辑解释，即把历史作为一种实在的客体加以认识剖析。一切试图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寻找某种规律和法则的史家，都受到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这种影响与鼓舞。这种观念试图从整体上、宏观上去把握人类自身历史的发展图景，从中寻觅历史的发展方向，以为当下作出指导，这实际是所有人对历史研究的一种期盼。人们希望对历史的驾驭把握，正是历史理性的意义所在。但尽管这种理想很伟大，在实\n万方数据践上要想达到却太难了。因为它需要长期艰苦的研究观察，需要大量研究成果的积累思索，如此或者有可能达到，但多半也只能是人们的一种期望。因为历史的内容太宏大了，’面对如此丰富生动而叉变化多端、难于把捉的人类历史，这几乎是难以企及的奢望。尽管如此，它仍然代表着历史哲学真正的发展趋向。虽然自汤因比之后，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当今几乎已无后继者，但人们对史学承载功能的期盼，还是决定了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继续存在发展的需要。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是把历史当作一种探索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历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和解释方法。其著者如意大利史家克罗齐曾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史家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者的意义都在于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亦即强调了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尤其强调了历史认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家主体对历史的想象与体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更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每一时代的历史认识都要受到其时思想价值体系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因为在克罗齐看来，历史研究是基于当前生活的实际和需要，是其时人们为解决时代所关心的问题而求诸历史。所以一旦现实有所需要，史家总要从当下的利益出发去研究撰写历史。那么，这样写成的历史必然体现当时人们的时代精神，反映当时人们的时代思考。每一代的史家都如此撰写研究历史，使得每一部历史都将不断被重写，都将被后写的历史所超越。历史研究的内容因此得以丰富和发展，历史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与时更新。这个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认识论角度揭示了历史的本质何在，在实践上它也回答了为什么每一代人都要不断研究历史，以及何以历史学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问题。这些对于推动史学研究的深入，其裨益自不待言。从以上对近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还是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都从哲学的角度，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中国古代史学缺乏理论思辨的传统，因此也没有产生上述西方那样的历史哲学。讲到这里，我们便接触到“历史”概念的几个不同层次，即首先是那个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本身；接着是根据史料对过去进行叙述和解释的历史学；再往上是对历史总体作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的历史哲学；最后是对历史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的历史哲学。⋯除了过去曾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之外，关于历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及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等几个历史认识层次的提出，主要是由历史哲学家们总结完成的，历史学家们不太注意这些内容。但是毫无疑问，它对提高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水平、审视历史学科自身的性质与功能、反思历史学家自身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应该有益。西方还有一种实用的历史哲学，这在中国史学中还可找到大致类似的对应传统。实用的历史哲学讨论史学的实际用途及其存在的理由，有着悠久的传统。西方古代自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开始，就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史学传统，其中包括历史的惩恶劝善功能，认为历史可用于资鉴政治和道德教化。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19世纪西方“科学的”历史学的兴起。这时的史家认为历史应如实地再现过去，而不是对过去作道德判断，历史不应是垂训的教化工具。至此，西方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了史学的近代化转变。与西方古代相似，中国自孔子《春秋》之后，虽然也建立起人本主义的史学传统，但是也非常注意突出史学的社会实用功能。如视历史为道德训诫的范例，强调历史必须用于道德教化与资鉴政治，结果使历史充分政治伦理化，彻底实用化，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教化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实用的历史哲学十分发达，而这与中国古代重视致用的文化传统完全吻合。人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即是这种重视致用的文化观转换而成的历史观，也是由于实用的历史哲学之发达所必然导致的历史指导理念。三、以史为鉴与史学研究以史为鉴可集中归结为中国古代史学的根本传统，也可视为中国古代文化重致用传统的具体体现之一。它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中被继承下来，并在现代国人中仍取得广泛的共识，因而又可视为文化上的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史学的悠久传统，以史为鉴乃是从史学外部加于史学的实用性功能规定。在以史为鉴观念的影响下，对史学内部诸如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认识论这些涉及其自身性质特征的根本性问题，历来研究得不多。近代以来这种状况仍未有大的改变。如最早发出新史学革命号召的梁启超，在其代表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从各个方面详尽阐发了历史研究方法。但细审其内容，是对中国古代重视“史法”传统的演绎继承，至于历史哲学方面，并无大的建树。如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给史学作概念性定义时讲：“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是知梁氏把研究历史的目的仍归结为“资鉴”的宗旨。只不过，以史为鉴在古代主要是提供给统治者的政治忠告，而梁氏则把以史为鉴的主体普及于全体国民大众而已，至于以史为鉴的概念本身，·45·\n万方数据基本是照原样继承下来的。当然，也不能说梁氏在历史认识论上全无新意可言。如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谈到历史的目的时就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虽然这种提法仍未脱离历史的资鉴观，但其关于“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的说法，极为值得注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与前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相合，而此观点对于揭示历史的本质及丰富发展历史认识论的价值，如前文所论是不可估量的。总之，时至今日，以史为鉴深人中国人意识之深，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今日也仍有必要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在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下继承以史为鉴的传统?以史为鉴的传统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何等利弊?首先，由于以史为鉴是实用功利意识的代表，它会导致过分强调史学的外在工具性功能而不是史学自身的内在本质。其次，由于以史为鉴的历史文化背景是社会生活的充分政治化，因而历史中的权谋治术便会成为主要的资鉴对象，这是现代民主意识的腐蚀剂，又不宜宣扬。那么，以史为鉴究竟会对史学及现代社会生活产生何等的利弊影响，不能不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对此无法详尽阐发论述，只能寄托于有志史学的广大读者深思留意焉。笔者的看法是，如果从对大众进行历史教育的层面而言，以史为鉴确有其不容否认的裨益功用，但是必须要坚持积极的历史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若从历史研究的学术层面观察问题，则应尽量克服以史为鉴的实用功利意识，潜心于冷静的理性心态，从历史事实的自身内部去发掘其本来的真相，并进一步去探究某一历史在今日所应呈现的意义，也就是从学术的角度，为今日人们能够较公正地评价历史提供一个认识参照。这样做的同时，也就相当于为世人能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点来自历史研究层面的参考借鉴。四、历史知识的本质历史知识的本质究竟如何?如果上升到人类认识的本原属性的高度，去探求历史知识的真实本质的话，可以给出如下的推断。人类之特殊就在于他是符号性的灵长动物，因而他生来具有与外界交流沟通的精神知性本能，他可以凭借这种本能摄取相关的外界信息，并加工制成自己可以理解的知性知识形式，这就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理性解释系统。在本质上它是自我自足的人类禀赋，一般不假外求。一般来说，人类的知性本能是在心智活动的主导下完成和释放出来的。虽然它往往需要后天的教育、训练和启发才能完善地表现出来，但它决不是仅能从外部施加予人的一种能力。人类思维及语言就是人类具备的一套本能性自足解释系统。它附有自己的描述认识系统，以及相关的价值判断体系，由此构成人类与宇宙世界进行信息沟通与实现知性认识过程的机制属性。实际上，人类与宇宙世界之间进行沟通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凭借自我的知性本能生产各种知识信息的过程。人类文化就是从这个过程中被抽绎提取出来，并最终凝炼结晶为各种符号表征的形式存在下来的。从根本上说，认识是人类本能自足的一种精神生理机制，一种原生质的自我精神禀赋。这在历史学上的反映同样明显，历史知识也因此更加浓厚其主观属性的原质特征。这样，当有人追求纯客观的历史知识时，他无疑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梦幻般的渴求之中，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人类存在的最高证明形式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自我认识。从另一层面说，尽管历史不是纯客观的，但它在人类认识自身及与外在世界沟通互动的交流中，其价值是无以言说和不可怀疑的。可以说，没有了历史探求，人类就失去了其存在的认知根据及生命的意义。因为对历史的探求，是人类创造性能动存在的最高自我觉悟形式，同时，人类生命也就是借助这种历史信息而流溢外化和充满宇宙的。参考文献：【1】柳诒征．国史要义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7—128．[2】葛志毅．史学为中国文化托命之本忉．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0)：1—7．【3】严建强，王渊明．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西方历史哲学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4．OnSignificanceofHistoryandHistoriographyGEZhi-yiResearchCenterforAncientChineseSociety,IdeologyandCulture，DalimUnivers姒DalianLiaoning116622，China)Abstract：A00mlllonquestionsharedbyhistoriansisthedefinitionofhistoryandhistoriography．Innature，historyisaspecialcognitivemode．Thatis，itisawayforpeopletorecallandreslruetttrethepastandthereforetoknowthemselves，constructthesocietyandex#ainthehumannatllreandcogm06．Onetheotherhand,duetoitsembodimentofpeople’Bexpectations．historyturnsouttobeaformembeddedwithpeople’sjudgment．Anabsolutelyobjectivehistoryisthereforeverydifficulttofind．msfeatureisalsothemostimportantoneofhistoriography．Meanwhile，historicalknowledgeiscloselyrelatedtohumanlife，withoutwhichhistorywillnolongerexisLKeywords：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yofhistory；valuesystem·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