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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8-18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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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他是这样表述的:“历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到自然世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创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历史学就包括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何先生又称之为“历史学I”)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何先生称之为“历史学II”)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何先生的本意是要强调,历史学中只有考据学或对史实的考订那一部分才是科学的,因为它只是根据考证得来的结论如实陈述,似乎与考证者的价值观无关。,因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各种史料都是砖瓦,建立起来一座以往历史的大厦的,则有待于历史学家这位建筑师心目之中所构思的蓝图”。也就是说,作为第一层次的对史实或史料的认知,只是为史学提供砖瓦;作为第二层次的“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才是史学的生命所在,因此也可说是史学的主体“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历史学11也包含有两个部分,\n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理性思维是使它认同于科学的东西;体验能力是使它认同于艺术、从而有别于科学的东西,或者不妨说是某种有似于直觉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历史学既是科学,同时又不是\n科学;它既需要有科学性,又需要有科学性之外的某些东西。没有科学性就没有学术纪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或学科。但是仅仅有科学性,还不能使它就成其为历史学。历史学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统一体“历史研究是以真实为基础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怎样就是怎样,秉笔直书,不应有所避忌。\n……但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却不同。一个事件、一种情况该不该讲,有‘时机’问题,有‘策略’问题。历史研究的第一项任务是确定一个个特殊的史实,它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历史学的单称判断,这只能称作历史学的“初级产品”。按照克罗齐的说法,这些还是“死的历史”,要把“死的历史”变为“活的历史”,需要历史学家赋予其生命:将史实加以连贯,使其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叙述,或是对其作出解释和说明。(二)历史学的理解与解释1.常见的几种解释第一,对史事的解释,就是运用一些普遍原理或法则来解释其所以发生的原因;如:学术史解释的内在理路与外在理路——乾嘉学派第二,只有理解了历史当事人的行为动机,才可以说是理解了史实,史学家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就是移情式的体验;第三,只要将史实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就可以算是说明了史实;第四,将史实加以归类或定性,也同样达到了说明和理解的效果。我们通常所谓的人类历史,并不是指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而是指人类的文明史。这是人类历史有别于其他一切物种历史的特征之所在。一切其他物种的历史都仅仅是自然史,惟有人类在其自然史的阶段之后,继之以他们的文明史。历史学不能单纯考虑物质方面,也不能单纯考虑精神方面,而是要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整体;思想史则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部分。物质与精神双方的互相渗透、交融和影响思想当然是一定历史现实的产物,没有一定的历史现实作为基础,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但是反过来,现实历史也是思想的产物。没有某种特定的思想,也就不会有某种特定的历史现实。就我们所要谈论的近代思想而论,牛顿和瓦特或卢梭和亚当·斯密,固然他们的思想都是近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但是反过来,近代西方历史也是他们思想的产物,他们的思想对于近代西方历史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过高的。没有牛顿的经典力学就没有近代科学,没有瓦特的蒸汽机就没有近代的工业革命。没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就不会爆发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驱动人们去创造历史的乃是人的思想。历史\n(人类文明史)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创造的结果。思想与现实综合成为一个浑然不可分的历史整体。读者必须联系到历史现实才能理解一个时代的思想,同时又必须联系到一个时代的思想,才能理解该时代的历史现实。我们可以同意“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提法。历史抽掉了思想,就不成其为历史。单纯的自然史并不是历史,即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即人文史或人类文明的历史)。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类的历史是贯穿着人的思想活动的历史在冯友兰看来,释古!正是史学的真正目的,而亦是现在中国史学之最新的趋势!史,是过去成绩的记载;史学,是指导如何记载此成绩的方向路径,使之生动切实,以指导人生,指导社会,使过去的成绩与未来的世运,同在进化圈上长足进展,这才是人类所以要有史的意义”李则纲的《史学通论》是在他1931年在中国公学、1932年在安徽大学教授同名课程时的讲稿基础上改就的。在该书的“序”中,他严肃地说出一段似乎与讲史学不直接相关的话:我们知道,历史这件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领为帝国主义者的护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局面,肩起人类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杨鸿烈《史学通论》深感“中外一般的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和`史学'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因此着力对此二者进行梳理,认为“`历史'为文章(广义的)的一种,`史学'为学问的一种”;“`历史'尚不过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并非可以说史籍的自身即成为史学”。具体的定义是:“历史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的行动的记录。”同时,“研究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搜辑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需的的学问,就叫做`史学'。”在这里,历史是史料或史籍,史学则是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法历史的本身是宇宙间的无数事实的推移变化的连续历程,这种历程的遗迹的记录与叙述,即是历史的著作”,这就把客观历史进程与历史认识成果区分开来了。至于史学,“即是历史科学,即是历史的理论。历史学的最初的目的,本在于搜集历史的事实加以记载、整理与考证,这是纯粹的记述的历史”:但这“仍旧是记忆的,并且是散漫的,决不能使我们对于历史的全部分有一个有系统的一贯的了解”,“不能够使了解某些事实的发生与演进的原因以及许多个别的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史学是综合整个的历史的历程的事实,发现历史本身的演进与变化因果关系及其一般的原则的科学。”\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