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讲 德国历史学 83页

第十一章德国历史学派西方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反对者\n德国历史学派形成于十九世纪初期，兴起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后在德国流行了近半个多世纪。十九世纪末，经过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但并没有消亡）。历史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19世纪40-70年代称为旧历史学派，70年代以后称为新历史学派。\n第一节、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对经济学说史的贡献一、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二、强调把生产力放在经济学研究首位三、提出工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源泉四、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评价\n费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直接先躯者，他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该书以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为主要对象，从历史、理论和政策的结合上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赶超英法先进国家。\n一、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首先，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李斯特主张经济学研究应从各国实际出发，探讨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怎样使国家财富、生产力增长，从经济落后状态发展成为先进强国。经济学不仅要揭示一般原则和规律，而且要结合本国民族经济特点，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为实践服务。主张建立一种不同于古典学派理论体系的新经济学，即国家经济学。\n其次，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李斯特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规律等同于通行于全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经济科学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必须要历史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这种方法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有充分体现。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用了十章的篇幅考察了西欧十余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史。在对比中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了德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n再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李斯特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注重民族特点，建立以发展生产力和工业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从而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未能全部触及或予以重视的。此问题提出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与特色性。因为只有在研究经济主体的特殊规律之后，才能揭示出反映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n最后，李斯特不仅论证了落后农业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从以农业为重点的经济结构向农工商并举的社会过渡，而且把经济分析同文化科学、公民道德、价值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研究。这与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正确地指出了一个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政治、社会领域的变革，使二者相适应。\n二、强调把生产力放在经济学研究首位李斯特十分重视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生产力是财富之源泉，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片面的，“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察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应把是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评判社会经济活动的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国家利益前途之所在。他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学称之为生产力科学。\n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的闪光见解第一，他把作为知识积累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区别，强调“精神资本”同样是生产力增长的源泉。李斯特对“精神资本”阐述，正确地说明了知识积累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克服了古典学派只把物质资本理解为生产力的片面性。\n第二，提出一国为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善于学习，吸取其它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和成功经验。他以英国为例认为英国科学技术所以能居世界之首，就在于它善于学习推广别国先进技术和经验。基于英国的成功经验，李斯特反对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愚蠢做法。\n第三，不赞同古典学派只“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生产力”的观点。在李斯特看来，脑力劳动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效率比体力劳动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扩大的劳动价值论？】。他很不满地指出，按古典学派的逻辑势必得出“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克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都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的荒唐结论。李斯特在150多年前就能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传统理论中某些错误见解可能引发的社会扭曲现象和偏见，尤其他把科学家视为生产者这个观点，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n第四，与上述看法相关，李斯特强调“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认为发展教育虽然消耗了现有社会财富，牺牲了某些眼前利益，但能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提高劳动者智力水平和熟练程度，将来获得更多利益。诚然，教师的劳动提供劳务，不生产产品，但却是未来生产力的培养者，其“生产性”比单纯体力劳动者“生产性”大得多，应把教师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李斯特说“无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增进或减退。”\n第五，阐述了发展国家综合生产力的意义。李斯特首先指出斯密的分工学说最大缺陷在于只看到分工而未看到协作。他还把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扩大到各部门、地区、全国乃至国外。提出国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联合与协调，形成统一整体，其综合生产力大于单个生产力之和。他特别关注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协作的必要性。李斯特关于综合生产力的分析，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国家从微观与宏观层次上实现生产力协调以及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这些见解，对于我国扩大开放度，提高综合国力仍具有借鉴意义。\n三、提出工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源泉李斯特在其著作中专门论述了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生活在英国产业革命完成时期的李斯特目睹和经历了机器大工业对英国农业的技术变革，商业繁荣，自然力征服以及对人们智力、观念、社会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提出以工业进步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论，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工业是推动财富生产力高速增长的有力杠杆和生产力赖以存在的主要物质方式。\n李斯特从推进德国工业化目标出发，强调落后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维护经济、政治上的独立，尽快跨入农工商生产力协调发展的经济强国之列。为此，应将国家人力、物力甚至贸易政策向工业倾斜。李斯特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把工业、农业和商业等关系到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部门结合在一起考察，突出了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正是任何一个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n四、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理想的。李斯特则强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突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他说：“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他认为经济过程越复杂，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行政制度进行干预。\n李斯特指出：国家所做的是：个人有所了解，但单靠自己力量无法进行的那些事。诸如巩固国防，兴办教育，调整生产结构，制定法律和法规，提供交通、运输和其它公共基础设施等这些市场机制无力解决的问题。这里李斯特正确地看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同否认政治因素对经济作用的古典学派比较是一重大进步，其中隐含了怎样解决国家对经济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正确见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无疑具有参考价值。\n李斯特的国家干预学说一个极其重要内容是贸易政策，这是同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分歧。李斯特从当时德国具体状况出发，针对德国国内各邦之间关税壁垒，商贸困难重重的局面，主张实行国内自由贸易，在国际上则实行关税保护制度。因为在统一世界市场还没形成，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条件下全面自由贸易对落后国家不利，只有两国工业实力大体相当才能实现。这也正是英、法两国在产业革命前为什么实行关税保护的原因。由此可见，每个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应随经济发展程度而不断调整。古典学派极力倡导绝对自由贸易，其目的是把经济落后国变为英国工业品市场和原料基地。\n李斯特还详尽地探讨了贸易保护范围和步骤。强调以工业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重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关税保护初期可能引起国内工业品价格上升，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对此，李斯特颇有见解地指出：“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长，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n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的根本特点是仅仅把关税保护视为向国际自由贸易过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使他的理论体系既区别于重商主义又不同于英法古典经济学，而是二者的结合。这种独特的贸易理论，对当时德国的经济实践产生了良好作用。此后，英、法、美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普遍增多，尤其贸易保护政策被英国采行近40年。\n评价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对当时德国经济发展以很大推动，使它在很短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主张建立国家经济学，提出落后国家在面临工业强国竞争压力下如何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的精辟见解是应予肯定的。\n局限（1）他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某些内在规律及客观性，强调研究各国历史特点，反对抽象分析。这就使他沉陷在纷繁的历史事实和表面现象之中，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无法揭示其本质。（2）用“国家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从而否定了建立一般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他所关心和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如何加快生产力发展的增长经济学，并未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者不可相互替代。（3）他的国家干预学说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为后来德国法西斯强权政治提供了思想武器。\n存在于19世纪40-60年代。代表人物：W.罗雪尔、B.希尔德布兰德、K.克尼斯第二节、旧历史学派\n（一）旧历史学派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一国经济的发展。罗雪尔：经济学是“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希尔德布兰德：经济科学仅仅是研究某一国经济的“国民科学”。克尼斯：“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什么规律，规律只在于自然界。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总有发展和变化，所以没有发现普遍规律的可能性”。\n（二）旧历史学派的“历史生理方法”（历史归纳法）旧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法，主张所谓的“历史生理学的方法（历史归纳法）”。该方法包括四个基本原理：1.第一，个别考察的方法。即历史方法是国民经济学的解剖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些什么，发现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n第二，历史考察的方法。即历史方法是国民经济学的生理学。“打算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人，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代经济关系的观察。况且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任何一种情况，多是现代一切未发达国家的最好教师。对我们来说，对过去各文化阶段的研究，完全具有同观察现代经济关系一样的重要性。”“过去的国民--已经灭亡的国民，它们的发展过程都已成为一种完结的存在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以特殊的启示和教训。”---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P8\n第三，整体和综合考察的方法。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所谓国民并非今天生活着的一个一个人的单纯集合，”而是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整体的国民。国民经济学必须“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P8\n第四，审慎的评价。历史方法不轻易颂扬一种经济制度，也不轻易否定一种制度，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对所有国民和在一切文化阶段是完全有益或有害的。“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历史的方法对任何经济制度决不轻易地一律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97，P8\n（三）旧历史学派经济学说的一般特点（1）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否认经济规律在各国间的普遍意义，主张以研究各国特定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学。（2）强调国家和精神道德因素在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力图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促进和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3）反对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历史归纳法”。强调对具体经济现象的资料收集、统计和整理的作用，而不是理论概括的作用。\n（4）在阶级立场上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为既得利益的封建残余辩护，极力论证资产阶级与地主贵族在阶级利益上的一致性。反映了后起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5）以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色彩。（沙文主义源自法国一名士兵沙文的名字。沙文由于获得军功奖章和一小笔津贴，便对拿破仑感恩不尽，狂热地拥护拿破仑的征服计划，鼓吹法兰西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主张用暴力向外扩张，建立大法兰西帝国。于是，1815年以后，在拿破仑军队的老兵中，沙文就成为对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的狂热崇拜的代表。后来沙文主义泛指一切极端民族主义。）\n（四）历史学派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论历史学派强调对过去经济的考察，所以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不同的标准，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划分。罗雪尔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经历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等阶段。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自然、劳动、资本这三种经济要素在人类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在较低阶段，自然要素占支配地位；在中等阶段，劳动要素逐渐上升为支配地位，并促进了城市、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在第三阶段，资本的作用突出了，开始占据支配地位。他认为德国已进入资本阶段。希尔德布兰德把交换形式作为划分社会发展的标准。他把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第一阶段，交换采取的是物物交换形式；第二阶段，交换的手段产要是货币，商品关系不断发展；第三阶段，各种信用方式不断发展。\n第三节、新历史学派（一）新历史学派出现的背景：新历史学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的统一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工业总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90年代后又赶上英国而仅次于美国。19世纪末，德国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级。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引起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在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德国工人运动发展促使德国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阶级进一步结合，另一方面又展开改良性的社会改革运动，力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加强国家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干预、控制，以防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n在德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随袭旧历史学派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学派的理论，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870-1872年一批大学教授筹设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原来对政治与社会问题不太关心的大学教授从此开始强烈主张国家采取措施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因此成为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报界攻击对象，被讽刺为“讲坛社会主义”。其核心人物施穆勒则公开宣布接受这一名称。施穆勒把罗雪尔等三人的理论体系称为旧历史学派，而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新历史学派，与讲坛社会主义在学说史上是同义词。这个阵营的成员大多是旧历史学派的弟子或接班人，是享有声誉的社会政策论学者和社会改良主义者。\n（二）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方法”新历史学派在方法论上把历史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对立推进到更加极端的地步，主张更多的使用历史统计法，以代替“历史生理方法”。其特点：（1）强调心理的、道德的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把经济问题和民族精神、伦理道德等相联系加以说明；（2）强调法律对经济的制约关系，认为人们的经济地位取决于法律制度，而法律制度是历史的产物。经济自由、财产权利、契约关系等都以法律为依据；（3）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国家的职能将不断扩大。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热衷于政治。\n（三）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说的特点(1)新历史学派不仅否认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甚至否认每个国家或民族各自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特殊的规律性。“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P359\n(2)新历史学派比旧历史学派更加极端地把历史归纳方法同抽象演绎方法对立起来，认为研究经济问题用抽象演绎方法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强调用历史统计方法来分析和考察现实经济问题。大量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政治经济学的未来新时代就要到来，但光荣属于整个历史的统计的材料，而不属于对古老的抽象教条的进一步蒸馏，这些教条已经蒸馏过一百次了。”---施莫勒：《关于国家和社会科学的文献史》。转引自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P203\n(3)新历史学派已不像旧历史学派那样主要与古典经济学说相对立，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对立中,力图用社会改良取代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4)新历史学派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批评以前的经济学家只从自然的和物质的观点来研究经济,完全忽略了伦理道德等精神因素,认为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相联系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这种观点成为新历史学派改良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5）新历史学派还热衷于提出各种政策主张。他们提出的改良主义政策涉及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资纠纷仲裁、某些行业的国有化、城市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财政赋税改革等。\n（四）新历史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第一，继续宣扬经济发展阶段论。第二，强调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强调法律对经济有重大的制约作用。第四，鼓吹国家的超阶级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n（五）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策主张新历史学派认为，德国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劳工问题”，即劳资关系。他们主张改良主义政策来缓和劳资矛盾。他们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强烈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由国家制定各种法令和实行各种行政措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比如：制定工厂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孤寡救济等法令；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银行等的国有化；限制土地私有制及改革财政赋税制度。他们宣称：“我们极力反对旨在破坏现行的经济制度，使资本主义消灭、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社会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虽然不满意于现社会的各种关系，痛感改良的必要，但我们不是说要变革一切科学，打破一切现存的关系。我们反对一切社会主义的实验。……我们在一切方面，承认现存的东西，即经济方法、生产形态、种种社会阶级现存的教养和心理状态的基础，是我们活动的出发点。我们不但这样认识，而且要毫不犹豫地把它来改良。”\n第四节、历史学派的解体及影响（一）历史学派的解体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9世纪末，经过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归于沉寂（但并没有消亡）。\n（二）历史学派解体的原因在理论方面，历史学派衰落的原因是：奥地利门格尔对施莫勒方法论的有力批判，还有新历史学派内部的韦伯和桑巴特的自我反思。实践上造成历史学派解体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通过发行纸币在黑市套购外币用以赔款，引发了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由于历史学派缺乏货币方面的经济理论，面对现实危机束手无策。许多学者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在德国解体了。此外，历史学派的解体与主流经济学的兴衰也不无关系。纵观德国历史学派的兴起、鼎盛和衰亡过程，有一个现象颇引人注目，那就是在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衰落时，历史学派兴起；而当主流经济学重新崛起时，历史学派却衰落了。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在马歇尔之后，渐渐被实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与此同时，古典主义变成新古典主义；但历史主义在新古典阶段，又以制度经济学等形态出现。\n（三）历史学派的影响1.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表面上看，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及德奥方法论之争是学术争论，实质是德国资产阶级向当时统治世界市场的英法争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争夺对世界尤其是殖民地的控制权。历史学派以历史主义为旗帜，从德国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德国寻求强国之策。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及思路，至今对后进国家的起飞仍有借鉴意义。也正是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使命决定了历史学派不可能以世界主义，以静态的、单因素的分析方法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他们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具体是德国）的特殊性，必须以发展的眼光、从宏观上为德国设计强国之路。也正因如此，历史学派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先声。\n2.对美国早期制度学派的影响出现于19世纪末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后的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经济环境下的特殊变种。美国早期制度学派的代表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3.对日本的影响明治16年(1882年)，历史学派经济学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聘请了拉图根教授担任政治学、国家学和统计学课程的教学。1887年又有费诺罗沙教授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经济学。1885年，大岛贞益翻译了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1896年以东京帝国大学的金井延和桑田熊藏为中心，成立了“日本社会政策学会”。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进入日本以后，就成了日本国立大学的“官学”，其影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n4.对其他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影响历史主义对于“中国特色”问题，可以给予更一般的解释。这不光是国别性的问题，是普遍的发展道路问题。每一个国家，而不光是中国，都需要根据它的特定经济环境，选择特定的发展道路，这是后现代化强调个别性的必然结果。\n（四）、历史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比较李斯特和德国历史学派在理论上是作为英国古典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1、古典学派重视一般规律，李斯特等强调不同国家的特殊性，认为必须建立适合于落后的或正在兴起的国家的经济学，要研究各民族自己的发展道路。2、古典学派把当时国际分工模式看成是永远不变的，李斯特等强调历史的发展，强调国际分工模式的可变性。3、古典学派宏、微不分，李斯特等则重视宏观考察，强调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强调民族精神、国家组织、法律制度、教育等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n4、古典学派强调自由竞争，李斯特等强调国家干预，提倡在一定阶段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鼓吹社会改良。5、在方法论上，李斯特等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而主张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n附：第五节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二战前后，德国纳粹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在德国能得到比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更快速、更有效、更彻底的贯彻和运用,这种发展绝非偶然,而是有它深刻的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传统根源的。这就是历史学派。\n一、“历史学派”理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学派”以英、法古典经济学说绝然相反,强调的不是自由竞争与国际自由贸易,而是自身民族的独立性以及经济政策中民族目标的优先权。(1)所有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满足个人的需要,而是促进国家或民族权力的强大。(2)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就是要将经济过程限制在有利于由国家定义的“公益”上,限制在国家指令性的经济主导权上。(3)国家主权包括不受限制的财政主权,它造就的支付手段,不受贵金属数量上的限制或对外贸易政策上的限制。(4)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个能自给自足的“大经济空间”,并通过对东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渗透,来确保这个空间的扩张。(5)在这个空间里,应始终保持农业的优先地位和乡村生活的田园化。\n二、民族目标优先思想的发展1.在历史学派的奠基阶段，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就在其《封闭的贸易国》（1800年）一书中,勾画出一个“自给自足”社会的乌托邦,并建议“引入一种特别的内部货币来确保自给自足,这种货币应建立在人们的信任和强大的国家财政主权基础上”。\n2.继费希特之后,亚当·海因里希·米勒于1809年出版了《治理国家的因素》一书中提出了“公益”思想：赋予国家“一种永恒、独立、临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本质地位”,而“个体必须为国家的永恒本质作出牺牲”,由于“私有财产仅仅体现为对永恒的公有财产用益权的一种暂时性借用”,而“国家经济临驾于一切私人经济之上”,因此,“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面临私人利益具有瓦解性的滥用时保护公共利益”。这种“公益”思想成为了“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与“和谐发展论”的理论支柱。\n米勒还从中世纪的过去推导出他的“孤立的民族农业”方案。认为:“一种为世界市场而生产的工业,完全瞄准最大限度的产量和收入目标,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陆上大国来说并不适合。在任何一场可以想象的危机中,要维持这个国家,就必须依赖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讲,这种内在联系取决于农业”,因此,“惟有通过这种孤立的民族农业,才能确保一种具有抵抗危机之能力的民族经济”。这一思想不仅大大深化了费希特提出的“自给自足论”,而且成为普鲁士容克贵族政治家们一再加以信奉的信条。\n3.到19世纪30至40年代，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坚决反对英、法式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将“国家对经济的指令性”视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中固有的内容”,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指令性绝不仅限于关税保护,还应包括整个经济过程!”这是德意志“历史学派”理论发展史中有关“指令性经济”的最早表述。\n在滚滚向前的工业化时代里,李斯特最先看到通过提高关税来保护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仅有关税保护还不够,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别的民族,建立殖民地,才能造就民族自我生存的条件”。他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一再强调:惟有通过殖民地这个“最不可缺少的工具”,才能“使祖国的工业获得活力,从而使人口得以增加,国内农业品的需求得以增长,海运事业和海军力量也得以扩大”。\n李斯特是头一个提出建立德意志“大经济空间”理论的人。在他关于未来德国版图的构想,不仅荷兰和丹麦被包括在内,就连整个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区域也在其中。他还这样宣称:“未来是属于大经济空间的,一个这样的德意志大帝国才能成功地与美国、法国、俄国竞争……这个帝国一方面被亚德里亚海所冲刷,另一方面由德意志精神赋予它灵魂!”这种“大经济空间”设计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德意志统一”的构想。\n不仅如此,李斯特的思想中还散发着浓烈的种族主义情绪。他在1846年写道:“这个地球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近来已经开始越来越按它们的来源互相淘汰……日耳曼种族由于天命所赐予它的本性和特点,注定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领导世界事务,开化野蛮国家,向海外大规模殖民,并在那里建立起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公社,防止野蛮和半野蛮原始居民的影响。”因此“在惟有经过一次性的领土扩张并得到满足后,德国这个已无需食品和原料进口、经济独立的统一体,才能确保这个世界的和平……”。\n4.威廉·罗雪尔创立了德国“历史学派”（旧），这个学派强调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否认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模式,因而也更响亮地宣扬经济上的反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德意志民族主义。罗雪尔1857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他从民族的文化概念出发,将“民族经济的框架”称之为“统一经济利益的民族空间”、“活生生的有机体”。他认为,“国民经济,正如国家、法权、语言一样,是民族发展的一种本质,表现出这个民族的特点与文化阶段,并与其他本质性方面一起形成、发展、繁荣和衰落。”他特别强调:“用大量有利于国家干预的例外来突破从英、法引进的流通自由,是德意志人一种典型的民族特点。”\n同时代的卡尔·克尼斯在1883年出版的《历史学立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亚当·米勒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对国家干预经济采取拒绝态度,而这正是那些自由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他还公开拒绝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生产和收入的最大限度化”要求,并明确提出:“民族经济活动的头号目标,不是物质上最大量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而是经济过程的和谐与安全!”\n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阿道夫·瓦格纳与古斯塔夫·施莫勒。由于他们已处于“快速工业化时代”,两极分化与社会结构大变动导致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加之德帝国建立后发生了长达20多年(1873—1895)的经济危机与萧条,国际上又面临尖锐的竞争,因此,他们不是停留在理论思考上,而是力图赢得政府圈子对他们思想的采纳。在由他们1873年组织起来的“社会政策协会”中,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是作为帝国执政者们的国民经济学顾问、国家官僚们的老师、社会上的义务宣传家来发挥影响和作用的。\n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最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应对经济实施无所不包的干预”的要求。1873年3月,在一份给俾斯麦的上书中写道:“帝国政府不仅应积极推行社会福利与保险政策,而且直接的国家主导权和一种无所不包的制度化控制体系,应首先服务于这个国家经济和强权政治上的发展,并阻止经济与社会危机。”正是由于接受了瓦格纳的建议,俾斯麦才动用国家干预手段,对外实行严格的关税保护,对内建立起世界上头一个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从而使德意志帝国成为了世界上最早具有“现代国家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n5.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德国与其他列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关系紧张化,一种“中欧解决方案”开始在“历史学派”理论家当中抬头。他们越来越将德国看作是“一个受到岐视、被分裂的世界包围的大国”,这个大国现在只剩下惟一的一条出路:为了德意志工业的发展,应开拓内部市场和东欧、东南欧原料产地,建立一个“领土封闭的大经济空间”,并将这种大经济空间称之为“生存空间”。\n古斯塔夫·施莫勒的“中欧集团”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位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主张由德国来组建、领导一个“中欧集团”【是否“欧盟”的最初思想？】。1900年,他在《19世纪贸易政策中的变化》一文中写道:“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以一个得到扩张、实行自给自足的大经济空间作为它民族力量不可缺少的基础;通过这个集团,德国将打开通往非洲、波斯和印度的道路,并作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大国,出现在与其他列强进行经济谈判的桌子上。”\n“生存空间”概念,则是“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之一，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头一个提出来的。他在施莫勒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并于1901年发表了题为《生存空间》的论文,文中不仅指出了“中欧思想”的未来方向。他将“经济空间规模的大小”看作“种族力量最重要的象征”与“种族之间生存斗争的结果”,而“最强大、最纯洁的种族,将作为最广阔的生存空间占有者来出现”。他的学生卡尔·豪斯霍夫,则以“生存空间的大陆统一体”概念,对他的理论加以补充,并通过与希特勒的接触,对《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的描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n最后,还有两位“历史学派”晚期代表人物———瓦尔特·拉特瑙与维沙德·冯·莫伦多夫。这两人是一战中“战争社会主义”与“德意志共同体经济”的倡导者和德国战争经济和原料分配的管理者。事实上,希特勒关于“尊重工业家首创精神和赢利动机”的思想,出自于莫伦多夫在一战中的管理实践,而后来主管纳粹德国战争经济的弗里茨·托特与阿尔贝特·施佩尔所奉行的“工业自我责任制”,则直接来源于拉特瑙。总之,正是在这两位代表人物的手中,德意志“国家指令性干预”倾向和“国家主导权”意识大大加强,并对后来纳粹德国战争经济体制的形成直接产生了重要影响。\n\n附录：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于近代西方？1.资本主义：一种理性的营利行为。\n资本主义与营利行为。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与理性的资本主义。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存在于任何文化背景之下。\n但在韦伯看来：“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种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P15\n“贪得无厌绝对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当然，资本主义和追求利润是同一的，而且永远要以连续的、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为手段获得新的利润，因为它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中，不能利用机会营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注定要消亡。”---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P15\n2.资本主义精神勤奋、守信、节俭、谨慎、尽职、算计……本杰明·富兰克林：“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要记住，金钱具有孽生繁衍性。”“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影响一个人信用的行为，哪怕是最不足道的琐事，也应注意。如果债权人在早上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那他在半年之内都会感到放心。”---P19—21\n“尽量的赚钱，加上严格规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受。……赚钱、获利……不再是满足他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P25“在中国、印度和巴比伦，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资本主义也曾存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都缺乏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P24\n资本主义精神：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n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P26\n西方：新教改革-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东方：传统伦理-阻碍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桎梏。\n一是“天职”观念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赢得上帝的恩宠从而得救。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只要通过日常事务中的成功，就可避免被罚入地狱的命运。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n“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用修道禁欲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P57\n“在任何场合，履行尘世的责任，是使上帝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它而且只有它才是上帝的意愿，因此在上帝看来，每一种正当的职业都具有完全等同的性质。”---P58\n“天道已经无一例外地为每一个人准备了一项他应当从事、应当付出劳动的职业，这项职业……是上帝要求每个人为神的荣耀而工作的命令。”---150—151\n二是世俗禁欲主义追求财富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而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恩典，最终获得拯救。所以，要节制欲望，杜绝浪费和享受。禁欲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算计等资本主义精神，成为财富生产和财富积累的力量源泉。\n“只有行动，而不是消闲和娱乐，才能够增加上帝的荣耀。”“浪费时间是首要的、而且是罪该万死的罪孽。人的一生无限短暂，无限珍贵，都应该用来确证他的入选与否。把时间浪费在社交、闲聊、奢侈生活方面，甚至睡觉超过保证健康所需的时间（六小时，最多八小时），是一定要受道德谴责的。……时间是无价之宝，因为每一小时的丧失，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P148\n“这个世俗新教禁欲主义强烈反对财产的自发享受；它限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具有使自由获取行动摆脱传统主义伦理桎梏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对所谓获取冲动的束缚，不仅使其合理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意愿。”---P163\n“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极应谴责的；但是若作为从事一项职业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利的杠杆。”---P165\n“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P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