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国历史学发展 18页

中国历史学的发展\n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n早期的史学的萌芽女娲、大禹、尧舜禹汤、禅让变为世袭等传说作为“王官”之“史”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凡史之属皆从史。（《说文解字》）涌现出金文、《尚书》之类的文献（古代典籍）无论怎样重要，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这些卷帙、册案、图表、典籍，全是这活的历史一部分的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李守常《史学要论》\n先秦的史学著作各国都有国史（晋国《乘》、楚国《梼杌》），鲁国国史经过孔子整理，独立为《春秋》一书《春秋》目的在于“正名”，使“乱臣贼子惧”注释《春秋》有《左传》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n战国时期，有《国语》（国别史）、《战国策》（记言史），还有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篇》（学术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n秦汉时期：《史记》、《汉书》出现《史记》记载史迹横跨三千年，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后汉书·班彪传》\n《汉书》为“断代史”，是把《史记》里的“书”改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由纪、表、志、传等四个部分所组成如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比《史记》记载的详细、全面，涉及为政治制度、法律、经济、水利工程、艺术、目录学以及历史地理等内容因受诏撰写而成，《汉书》完全站在当时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追述功德，附会权宠”的“官史”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章学诚\n魏晋南北朝：史学走向独立史学著作比之前多了四十多倍《三国志》：阐述黄巾起义后，至晋灭吴近百年历史，叙事井然有条，成为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杰作宋裴松之为之作注和补，征引汉、魏、晋、南北各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以补陈书不足《后汉书》：原书只有纪传，北宋时把晋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与之相配，成为今本在纪传体史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列女传》、《文苑传》，除此之外，还为“逸民”、“独行”、“党锢”、“宦官”、“孝子”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n《宋书》、《南齐书》、《魏书》各有优点帝王们的《起居注》、“谱谍”、“家传”数量众多地理：《洛阳伽蓝记》、《佛国记》、《水经注》、《华阳国志》从刘宋开始，国家所设置的四种专科学校，史学为专科之一\n隋唐史学大规模修撰史书：二十四史有三分之一是在这个时期撰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史学理论专书《史通》，指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其以史识最为重要，主要观点有：1、“以实录直书为贵；2、“事关军国，理涉兴亡”的大事，而不应记载“州闾细事，委巷琐言”；3、人物要有选择，不能“愚智毕载”，并要区别流品，给予正确的评价；4、体例要“详求厥义”，谨严合理，做到名实相符，不能“名实无准”；5、“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明其真伪”；6、“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虚加练饰，轻事雕彩”；7、要用“当世口语”，“从实而书”，不要“怯书今语，勇效昔言”。刘知几字子玄（661——721）。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一生“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自叙》）备受压抑，所“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著有《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史通》二十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合着有《三教珠英》一千三百一十三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n典章制度专书《通典》，共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个门类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礼乐门”长达一百卷，是唐以前礼乐制度的集大成者；“边防门”，记载少数民族及邻国的情况杜佑字君卿（735-812）。京兆万年人。生于世宦之家。佑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出为岭南、淮南节度使。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历顺宗、宪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n五代两宋史学“纪传体”（刘煦《旧唐书》、薛居正《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编年体”（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纪事本末体”（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政书（郑樵《通志》、徐天麟《东西汉会要》、王溥《唐五代会要》）；类书（李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王钦若《册府元龟》；古史（刘恕《通鉴外纪》、苏辙《古史》、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外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金石学（宋徽宗赵佶《宣和博物图》、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代表作：《通鉴》、《通志》、《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四库提要》\n元明清史学《宋史》：现存宋代重要史料中唯一贯通两宋320年的历史记录，包括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图书目录等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前后错误重复之处多见《辽史》简略多误，相比之下，《金史》较为完善《元史》由于编篡诸人准备不足，又力求迅速，书中芜杂缺略，错漏较多\n明私家修史：柯维骐《宋史新编》，王洙《宋史质》，王维俭《宋史记》，钱士升《南宋书》，陈柽《通鉴续编》，谢陛《季汉书》，吴尚俭《续后汉书》，蒋之翘《删补晋书》。茅国缙《晋史删》，李清之《南北史合注》，以及冯琦及陈邦瞻合编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野史、杂史不下数百种，代表作有：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何乔远《名山藏》、李贽《藏书》及《续藏书》清初诸师，皆治史学……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阨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n《明史》：收集了丰富确实的资料，再加上《明实录》和国家档案，先写成初稿，又经过几十年的讨论修改才定下来，价值较高编年体（毕源《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纪事本末体（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学术史：黄宗羲《明儒学案》以及黄与全祖望合著《宋元学案》考据学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全祖望：《经史答问》；杭世骏：《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发伏》注史：梁玉绳《史记志疑》；钱坫《补史记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惠栋《后汉书补注》；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梁章钜《三国旁证》；吴士鉴《晋史讲注》；彭元端《新五代史补注》\n地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官修《大清一统志》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史学”、“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学诚史学经世之说，主要是强调知时而实用提倡“史义”与“史德”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章学诚\n近代史学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明确提出史学革命主张，说旧史学“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善为史者，必须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公理公例之所在”，梁启超指责中国两千年来旧史学“皆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末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他锐意改革旧的史学，先后发表了《中国叙论》、《新史学》、《历史统计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历史要涉足智力（指思想史）、产业（指经济史）、美术（指艺术史）、宗教、政治\n1904年，夏曾佑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写了《中国古代史》，他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发现“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敦煌宝藏的发现，为中古时期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著名史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