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 7页

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历史科学所完成的研究成果,总是掩盖着这一成果的过程的真相,在这一点上,它似乎比任何其他已知学科都更加严重”①上引库恩的这段话决非危言耸听。它道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进行自己专题研究的时候,并没有弄清楚他的研究程序是怎样来进行的,—所据以研究的前提是什么论据是怎样给定的过程是怎样展开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结论的客观性应如何评估等等。简单地说,历史研究是否具备科学性历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从事专门化研究的学者更不以为然然而,在西方,这个向题却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历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妹着历史学或真或假、或对或谬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命题。自汤因比以后,西方很少再有思辨的历史哲学著作向世,对历史思想的探讨彻底转到了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方面,即由对客体认识的兴趣转移到对主体认识的兴趣方面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的科学性”这个命题在当代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包含了对主体与客体的重新认识,也包括了对联系主体与客体桥梁的历史学过程的反思。（一）18、19世纪到处荡漾着科学的春风,神学的、虚妄的学说大有被清扫出门之势,客观主义支配了一切表现在历史领域,则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派在兰克看来,历史研究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它使人们的灵魂净化通过深入历史,我们可以剥掉事物的外壳而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和核心,这个核心便是“人格”,在行动、在受苦受难、在努力奋斗中显示出来的“人格”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昂扬在兰克的史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兰克特别重视厉史中“人”的因素,他研究恺撒,以为就是和恺撒直接对话为此,他感到无比自豪兰克相信人类的理性足可以完全感知真实的过去他在编写《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时说“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①托马斯·S·库恩《必要的张力·序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②在汤因比后,唯一可以称得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部书,是魏格林的《历史巾的抉序》,其第3卷于1957年完成,但时隔17年之后,即1974年第4卷完成时,他已放弃了他腻来的写作计划,即要揭示出西方历史的“意义”那条线索。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①一般说来,兰克对历史学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他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途径,通过与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资料,从而创立了实证的历史学。兰克及其同时代人深信因为历史过程是客观的,所以只要我们以公允的、认真的态度,剔除“主体”情感的偏见,就能如实地再现历史,做到“事情是怎样就怎样叙述。”这是实证主义史学的信念。所以,兰克的同时代人、德国法学家胡卡就宣称研究历史不是要“阐明”法则,而是要发现“法则”,自然法则必然要让位给历史法则胡卡对历史是何等的自信怪不得历史学家古奇说“18世纪受哲学概念的支配，而19世纪则受历史概念的支配”②兰克研究历史是为了同古人对话,去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重组过去的种种生活他考证史实,是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新塑造旧的过去因此,兰克是把历史研究当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使命、自己的追求。在他那里,并不存在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历史学是科学”,在他那里从来就是不证自明的因此,作为一个真正献身于历史学的史学家,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至于后来的实证主义史学专注子琐碎考证,为事实而事实,抛弃了兰克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历史中的人,则决非兰克的初衷,那只是职业历史学家之所为。实证主义史学作为一个里程碑,在史学史上光耀照人但在历史与科学的争论中,\n实证主义的历史学从来就没有被认同为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⑧就研究过程看,实证主义史学与科学研究似乎并无二致,都是搜集事实、找出关系,作出推论。但是,历史学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全然不同的两码事。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是“现时”存在着的,而历史学中的“事实”却是“已逝”的,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所无法感觉感知的,这是历史学这门学科最显著的特点因此,历史学就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过去”的历史事实。因此历史研究也只有采取独特的研究方法—追忆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由于历史学的大前提—“已逝”的事②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1989年,第130页。实—之“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使我们不能不对实证主义史学所谓“历史是不需要作出解释的具体事实”、“让历史事实说话”之类的观念表示怀疑这种观念就象某人要证明桌子的存在便对它踢上一脚一样,或者就象有人想要否定哥白尼体系便硬说人人都看到了太阳从早到晚在天空中移动一样,所以巴勒克拉夫指出“历史学家所依据的常识性概念实际上等于含糊不清的、未经验证的和不可靠的结论”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往往还比不上原始部落居民对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①这并无一点椰榆的意思。实证主义史学在史料的考证和历史著作的编纂方面功不可没,比如兰克在《近代史家批判》一文中提出的史料批判三原则,②在西方史学中至今仍有很大影响。但实证主义史学家或由于职业的偏见,或由于对历史认识论的无知,使得他们跟在自然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试图把历史学建设得象物理学一样完美无缺。其结果是,历史学几乎变成了一门工艺学,使之陷入深不可测的、专业性质狭隘的技术中去,历史学家的责任似乎就是把考订的事实连缀起来。他们埋头于深奥的探索。穷究细枝末节他们虽然在工作中注入了高水平的渊博知识和艰苦的勤奋努力,但结果是得不偿失。自本世纪以来,人们对历史学的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被认为“枯燥乏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⑧实证主义史学的地位彻底摇动了（二）传统史学地位的动摇使西方厉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向,表现在编纂学方面是“新史学”④的兴起,历史哲学方面则是由思辨转到分析的路数上来。通常认为,1938年是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问题》两本历史哲学著作问世他们的历史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即与维科、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完全不同,即由对“历史客体”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主体”认识的能力和性质方面来。至1951年，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第一版问世“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才正式确立。⑥此后,鲁滨逊的《新史学》、卡尔的《历史是什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等著作相继问世,使分析的历史哲学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90页。②兰克提出的史料批三原则是,1、距事件发生时间最近的人是最好的证人,2、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学家的记录具有更大的价值,3、抓住史家的性格,迫查他的资料来源。参见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③波威克《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研究》,伦敦195年,第192页。④一般认为,“新史学”的代表是法国为年鉴学派、英国的社会史学派和美国为克突奥学派或新经济史派。①实际上,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此之前已引起学者的注意。1974年布美德雷出版《批判历史的前提段设》,探讨了历史知识如何成为可能为问题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因此,布莱德雷实际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开山祖师。至1915年克罗齐《历史学的回论与实际》一书问世,奠定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哲学基础。\n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主流。无论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还是“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这些命题都对历史知识的前提假设可能提出了质疑、即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历史原态”、“历史著作”、“历史学家”作了审查,从而使人们对历史“终极”意义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学这门学科,以及历史知识怎样才成为可能的兴趣上来。分析的历史哲学首先对“客观历史”与“主观历史”作了区分。“客观历史”指“原态”的历史,即“元历史”,它是人类的“过去时”历程集合休,它“曾经”以生动的色彩、声音及各种运动方式“存在”过,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充满悲欢离合。这一切沟“一切”都象过眼烟云逝去了,我们无法把它截留住,更无法把它储藏。为了人类的记忆,人们先是由口述、结绳的方式,继而有了文字记载,有了典籍、档案、文件、传说、回忆录以及墓葬、石刻、建筑、化石等等‘人类可以籍此使先辈的业绩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历史学家所据以对历史进行研究的正是这些典籍、档案、文件等等。通过历史学家们的研究,试图“再现”人类生动的过夫。这样,历史研究的缘起和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历史事件的发生。即客观的历史过程元历史,这是历史学家所据以研究的根据和大前提此时,历史是一个“自在”的过程2、历史事件的记录或回忆,即作为文字材料或实物形态灼历史—“历史载体”。此时,主题已经首次介入3、历史事件的理解或解释,即作为观念形态的历史—历史的“再次完形’。此时,主体再次介入。这里,我们就碰到两个问题：第一、“历史”作为一个“自在”的过程已经永远逝去,我们无法追回；第二、历史学家在试图重新绘制或再现历史的时候,他无法摆脱“自我”,无法摆脱主体的参与,这一点实际上是克罗齐、柯林武德诸人所据以立论的根本。此前的历史学家,包括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到实证主义史学大师兰克,都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所“复原”的历史中已悄悄隐去了“自我”而我们虔城灼读者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读的历史并非我们祖先的“真正”的光辉业绩,而是历史学家进行了“再创造”的历史问题还不止此。历史学家并非按照历史“原态”进行临摹,而实际大多是根据前人留下的文字材料及古迹文物进行研究,而这些文物材料在最初形成的时候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纂改或简略因此,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历史读本”到底含有几分的真实,是很值得怀疑的。照此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确实应该打上一个重重的,“？”。1902年,伯里在就任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的演讲中自豪地说“厉史是科学,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①这句话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于史学的青年人,但今天,大概已没有多少人再奉为圭臬了。笼统地说“主体的介入”并不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应知道主体是怎样介入的。简单地说,主体通过三种方式介入：1、情感因素2、集团利益3、认识定式情感因素①或译“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见斯特恩编《历史学的种类》,纽约年1973第223页。比较容易理解,指记录者或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好恶取向集团利益则比较复杂,如团体之争、派系之争等都会影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记录或评价,而且往往出现大的偏差,甚至是颠倒是非的现象认识定式是指历史学家对世界、对人物、对事物等等的理解和认识方式,由于认识定式的千差万别,历史学家进行“再创造”的历史也就千差万别,历史著作千姿百态。无论主体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其途径只有一个,即解释。自然界同历史认识领域最大的不同是,自然现象的“原子事实”是直接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但历史认识领域内不存在“原子事实”或简单具体的感觉数据可以依据从此角度而言,历史学仅仅是一门“经验学科”所以,历史学只能通过“符号”如文字记录来研究按照语言学家卡西尔的意见,\n天文学家研究的天象是以永恒不变的秩序而存在在那里的,化学家所研究的物质是以永恒不变的成份而存在在那里的但是,人却是生活在一个“符号”象征的世界里,情感、思想、愿望、意志、信仰等等,都是通过“符号”来表示的,而“符号”的意义却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过了一个时期,就成为不可理解或不可完全理解的了而这恰恰是历史学的开端①贝克尔曾以“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卢比康河”为例,指出象这样一桩貌似单纯的历史事实,实际包含着无数多的更细小的事实时隔两千年后,它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不可辨认了,要把这事实说清楚,至少需要几百页大部头的书②卡西尔认为,在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个性”或“动机”的东西,那种东西属于“个体因果性”的范畴是自然科学所不使用的,而且也是不许可的希罗多德似乎早就预感到”这一点，他说,他的工作就是要永恒地掌握人的心灵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掌握人的世界和它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就是一个“解释者”他的工作就不仅仅是单纯灼档案管理,因为他要“重构”过去,重新勾划出一幅“己逝”历史的图象久类的文明就是不断地创造新的形式、新的符号,而历史学家的工作程序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要由“符号”再反回到它原来的“样子”。所以,历史学实际上是一种“解释学”,即解释出符号的历史涵义的艺术。或者换一种象征的说法,那就是要从那可见的背后,看到那不可见的或没有看见的———即要透过“符号”看到人的“本质”,看到内在的真正的人。③不管承认不承认,历史学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释义学”的方法。这种“释义”必然经过两步：第一、要辨别了解过去的事件,只有对“过时的著作恢复过时的读法”④（在此意义上可以“历史主义”相标榜）,然后对这些过去的事件按照发生秩序进行描述,第二、要描述成功,不仅要靠“精确性”,还要靠“结构”,历史叙述必须使描述事件看起来合理,也易于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更是一种解释性①思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年,第165,205页。②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汉斯·迈耶尔霍夫编《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纽约1953年，第121—122页⑧参见何兆武《反思的历史哲学》,载《史学理沦》1988年第1期。④《必要的张力·序言》。工作而别无他属。正如卡尔所说“解释这一因素渗入每一历史事实之中”①客观历史过程之“不可逆性”及历史学本身的“释义学”特征,给历史研究带来一系列矛盾：1、“实在”发生的历史事件是“真实”的,但历史事件的“摹本”材料却是“非真实”的2、单纯事实元素无以构成完备的历史知识,但事实元素一旦构成历史知识,则其中必有史学家的主体意识3、史学愈是完备,则其中史学家主观色彩就愈浓厚4、事实元素本身不变,但历史认识却总是在变5、对同一事实截然相反约结论,可能无一是错误的,等等就我们为认识能力来讲,我们尚没有能力认识或解决历史学领域里的这些矛盾我们非常羡慕牛顿之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原则”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剩下的就只在运用它来“说明”某个具体的问题,如果你能运用它来说明一两个向题,那就是你的贡献这个原则同样成为19世纪实证主义神旨,在历史学领域里就是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你的使命就是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但新康德学派严正指出认识的主体有其不可离异的“价值观”,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一点就奢谈所谓“客观真实性”此前,历史学家常常以可靠的事实根据和史料相标榜,认为只要有这些可靠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是,历史学家在拿自己的结论自鸣得意的时候,是否忘了“我自己”已被深深地嵌入结论之中以此相标榜为历史学家都极力从中摆脱自己,说自己是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云云。岂不知,认识领域内主体与客体均相互包容性,使得任何一方要脱离对方而存在成为不可能。\n自近代科学发生以来,所有的人文学科无不想济入“科学”的殿堂,历史学这门最古老的学科已经在门口徘徊了一百多年。金兹伯格的一段话道出了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人文学科的苦衷“伽里略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所具有的计量方法和客观方法使人文学科处于两难的境地要么为了创造出重要的成果只采纳科学性很弱的标准要么采用科学性很强的标准却只能创造出意义不甚重大的成果。”②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在科学的审判台面前,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就面临两难处境：第一、客体的客观性问题。这里指史学家所据以研究的材料是否有客观性；第二、方法的科学性问题即主体是怎样接触研究对象的,其所用手段方法的科学性如何很显然,第一点是不成立的,史学家二无法面对“纯客观”的材料第二点是有争议的,而且历史学家的方法从未被科学家所承认罗伯特·默顿说“科学的历史学只不过是个神话。”这话似乎比伯里的名言更震撼人心。①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页。②金兹伯格《科学规约的根源》,载《历史与社会》第7期1979年,第276页。（三）现在,几乎没有人再相信历史学家或其它人能够完全“再现”过去人类的历史。康德是哲学认识论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在之物”上的局限性,这是对人类认识史的重大贡献。“历史”—作为一个“自在”的过程,是我们永远无法全部感知的。这不是人类的自卑,而是人类的自知和认识的进步。其实不只是历史过程,即使在自然过程和自然界中,人类的认识能力同样是有限的,只不过是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别而己。牛顿定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是可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但超出一定的时空范围就得借助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相对论也并未穷尽一切。到日前为止,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能作出适当的科学解释的都只是一小部分,只是自然现象更直观。所以,解释也就比较容易而已。自本世纪以来对兰克史学的批评带来了对“科学”这一概念理解的不同。德国行学家文德尔班力图区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他认为前者处理“个别”,后者处理“总合”前者着重“理解”,后者着重“解释”。更多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是努力使历史学朝科学的方向发展,而不愿被拒之于科学的大门之外。从狄尔泰到马克斯·韦伯,从拉孔布到杜克海姆,他们都强调,如果没有“精确的概念”和“清晰的理论”,科学就不可能存在。杜克海姆和西米昂认为在知识的“逻辑”和“概括”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共同点而韦伯和欣茨则强调社会现象在“价值”和“意义”上与自然现象不同。但总的看来,他们都承认历史学像其他学科一样,其目的在于“解释”现象,尽管其手段有所差异。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则深入揭示了历史与科学的缘属关系及历史怎样才能科学化的问题。他认为,“历史学不仅是脱离科学的东西,而且也不是同各门学科对立的。”①历史学从属于科学,但仅仅是“部分”地属于科学,因为历史的绝大部分从它的定论看有很多偶然性,并从属于一种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纯物质的”必然性在这里,雷蒙·阿隆说得最明白“从认识论的含义来说,社会系统和社会事件是无法最终确定的,如同那些主体亲身经历过的屯被历更学家或社会学家观察到的系统和事件一样,它们自身并没有被分豁为确定的子系统,也没有被缩减为这样一些少量的变量这些变量可被组成相互间紧密联系的命题整体我们无法从任何理论中演绎出希特勒分子以工业手段杀死成百万犹太人会是一种必然结果。”②如果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人类的行为就都是无法确定的,尽管历史中含有一些“必然性”的小岛,但科学对史学的全面渗透是不可能的。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外,史学并不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科学更不存在一门完整纯净的“历史的科学”,一把打开历史生成之门的钥匙。因而,历史学家所研究、所撰写的历史就不是什么“科学”的问题,而是“摹写”和“解释”的问题,以及怎样“摹写”和“解释”的问题这种看法是相当普遍的。①见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1989年,第82页。②雷蒙·阿隆《什么是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7第17卷,第\n848页但是,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使历史科学化的努力,他们依然进行着严肃认真的历史创作活动。在西方史学界,促使历史学的概念化、法则化,使历史学这门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法国的年鉴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历史学中的法则论、概念论纯粹来自一种科学的概念,这种概念假定在历史中和在实验科学中一样,对现象的解释在于将其置于普遍的经验法则之下。如果“历史学家的工作仅止于叙述事件这种奇谈怪论,则仅反映出现代历史科学的‘前科学,性质。”①年鉴派鼻祖亨利·贝尔认为,没有法则和理论、就不可能有科学。1900年创立的《历史综合评论》的宗旨之一就是讨论历史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应致力于经验观察,与推论性的历史哲学完全不同。他认为那些将历史的任务只限于对个别事物及其变化进行考察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一事实,即没有以某些“历史规则”为前提的选择标准,这样,历史将是一片混乱,历史科学就不能存在。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也得考虑“类似、重现和一致。”对于贝尔来说,在历史学中,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必须采用从属于某些“逻辑法则”的理解方法,分析与综合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他说,“积累事实并不比巢邮或搜集贝壳更具有科学价值。”②贝尔倡导的“文化历史综合论”给年鉴派确立了目标,其后,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G·迪比分别在社会结构史、社会历史心理史及人的社会行为的生物学社会生物学起源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年鉴派主幸了法国社会科学论坛。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地中海与非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成为年鉴派总体历史观的代表作,并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⑧的概念他认为,“长时段”是历史学的专门概念,它把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分隔开来,但历史学只有通过它才能找到与其他人文学科的接触点,才能找到一条合作道路以研究人类共同体的过去,除概念的引入外,年鉴派在历史研究方面还注重了连续性和全面性。所谓“全面性”,是指重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政治、经济、军事外,还把风俗、地理、人口等作为研究对象,全方位地审视人类历史。所谓“连续性”,指它摒弃了单纯把事件、人物、年代等作为厉史研究的因素,他们认为这些并不能代替历史史学家还应当注意那些“恒处不变”的或变化极小的因素,不应把历史看成一个静的或由几个点联成的过程,而是把历史看作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新史学大师的努力是可贵的。他们在方法上比前人进了一步,比如采取结构人类学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等在研究对象上,人类的一切文明现象甚至包括地质、气候、河流、植物等无不包含其中。但同时,他们也丧失了传统历史学的优势,比如文字的通俗生动不见了,英雄帝王不见了,而代之以枯燥乏味的图表、数字。读者群日渐缩小而只限于专业人员,等等。以科学相标榜的新经济史学派更是穷途末路,人们对他们精心运算出的一堆堆数字已经不感兴趣。①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47页。②贝尔《历史的概活》,转引自《欧洲史学新方向》。⑧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几乎静止不变的地质学溉念上的时间第二种是育关社会制度或国家的中时段第三种是有关事件的短时段。其中起关健作用的是长时段。（四）历史是“真”的还是“非真”的我们说,历史是“真”比—这当然指人类经历并参与其中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但它却是稍纵即逝的,我们无法着到一个“实在”的历史。历史之“不可逆”的特征使之与自然科学之间划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历史的遗物、残迹、尸骸。因此,我们又有同样的理由说,历史是“非真”①的—即观念形态的历史,历史学家所称的历史,是我们对那个永远逝去的“实在”厉史的摹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直接从“实在”的历史中了解到些什么,只能从这个摹本中去想象、勾勒、捕捉历史的影子。基于历史是“真”的,我们说历史完全可以成为科学刀于历史是“非真”的,\n则历史不可能成为科学,—但,它有理由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员。尽管如此,“克莱奥女神”在“赛先生”面前大可不必羞盖答答,无论是科学或人文科学,与任何模式有关的,都只能是“一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有所取舍,亦唯独有所取舍,才能构成合乎情理的模式,使各个领域具有“意义”,不管是物理学、化学领域,或是历史学家的特殊领域,都是如此。自然科学家从进入其感知范围内的材料中严峻无情地选出值得注意的部分,余者一律不顾,从而形成模式、形成学说。自然科学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绝对的它倒是历史的、演变的如果有人在一个世纪前敢说牛顿的定理也需要修正,人们一定骂他是疯子。但现在,牛顿的定理确实已经改进了。与自然科学家相比,比较稳定的一致性在历史学家中并不存在。但我们不必失望。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前者所观察的自然现象相当直观,而后者所寻求理解的人类行为更为复杂。由于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从而灰历史学家所寻求理解的人类行为的真理就有“伸缩性”和“不确定性”。试图追求越来越接近于文献—即使所有的文献—只不过使历史学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混乱、并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试图以各种方式解释人类所有的过去,想让历史学包罗万象,同样是蠢不可及的行为。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所谓人类行为的永恒的普遍的终极真理是一个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历史学同样服从此原则。在永无止境的历史长河之中,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搜集残片断简、打扫古战场,也不仅仅是一个消极的观察者,而是要深刻理解,从而达到人类的共识。马克·布洛赫指出,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和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力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②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获得知识王国的“公民权”罗素语有了这个“公民权”,才有资格作历史的自觉的主人,而不是历史的盲目的奴隶。作为当代的吸收了足够传统营养的历史学家,其着眼点不应当仅限于人类的昨天,更不应当只限于舍弃“理解”和“价值”的“编史学”,而应着眼于现在和未来。历史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事实而事实、为真理而真理,它还应有其道德的、实践的、教育的、审美的内涵。这需要历史学家的真诚及其全身心的投入。①“非真”一词是对‘真,而言,而绝非是“假,的意思。“非真”与“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②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巴黎1949年,第26页。总之,历史学是不同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特殊的人文科学。其特殊性就在于,主体的参与是历史学所由成立的桥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于实证主义的方法它是从历史过程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出发的。历史始终处于一种辨证的关系之中,不能互相割裂。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检验这门学科是否科学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事实基本上是可以解释的,但不一淀全部都是规律性或规范性的解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研究者应该划分资料的不同层次,即历史资料包括从动机、行动、单独事件到系统和历史过程的不同层次。与此相应,历史学的解释也应包括动机的解释、功能的解释和规律性的解释等方面这应当是指导我们历史研究的具体方法,但我们以前只偏重对规律性的解释,从而使我们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反思远远地落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