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一辑）产权经济学[南] 237页

第1页经济体制、制度和稀缺\n第2页稀缺、制度和经济行为作为个人或是国家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富裕或者贫穷，稀缺总是随时存在的。这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超过了能够得到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状况归咎于老天，因为它给我们的资源比我们认为必须拥有的要少。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别人的过错，因为他们为了稀缺资源而与我们竞争。但正因为这样，我们都生活在稀缺的世界之中。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就必须放弃一部分别的东西。除了稀缺以外，资源有着多种用途。这意味着为了生存，一切人类社会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两个基本问题：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前一问题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分配有关。后者则涉及生产。这些问题是硬币的两面。但是，分别考察这些问题对分析很有帮助。一个人每得到一点东西，留给别人的东西就少了一些。每一次我们用一种资源生产某种东西，我们就放弃了同一资源本可生产的其他一些东西。稀缺迫使我们所有的人在有限的备选对象中做出选择。出于生存的天性，人会有目的地，尽管并不总是成功地做出选择。人类历史就是我们追求更多的效用（这并不必然是更多的商品）的历\n第3页史。而且，对于决定各种选择的成本的不同情况，我们做出的反应是一致的。尽管神学家和许多哲学家强烈要求人们放弃追求更多的自然欲求，人类的欲望总是漫无边际的。一旦我们得到更多东西，我们仍然想要得到更多的这一东西和其他东西。这是与历史事实相一致的确凿的论点，并不包含道德判断。因此，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对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做出选择的问题。一切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都有着相同的根源：稀缺。然而，由于全球各地制度结构千变万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国与国之间并不相同。随着社会集团的发展，很明显社会活动在两个层次上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活动的第一层是制度的发展、改进和详细规划。社会活动的第二层是在现行的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前者与游戏规则相关，而后者则是指游戏本身。规则对游戏怎么玩有巨大的影响。不同的制度安排有着它们各自的激励结构，而且这些激励对人类行为有着特殊和可预见的影响。人类行为，紧随其后，同时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创新的进程。由此，经济分析能够就不同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的影响提供可辩驳的命题。制度对不同经济体制的研究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制度的发展旨在控制人与人之间对于资源稀缺问题的相互作用。最初，制度形成的基础是风俗习惯，包括过去的经验、禁忌、行为规范和人们对其周围的世界所形成的观点。后来，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逐步对习惯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法律和规则取代了风俗习惯。这样，制度的发展可以从稀缺的现实和人类生存的本能中推演出来。制度可以被定义为对人类重复交往所作的法律的、行政的和习惯性的安排。\n第4页制度变迁的源泉我们对不同的制度怎样影响资源配置和创新的进程具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经济学所作的一大贡献。既然制度变迁会影响经济的绩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确定是什么引起了制度变迁，以及是什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历史证据表明，制度变迁对于一个经济体制来讲既是内生的也是外生的。内生变迁游戏规则和游戏本身的关系是相互的。规则用特定的和可预见的方式来影响游戏，并且随之而来对应于人们新的交往机会的发展而被修改。设想一下，一个事件为个人或组织创造了在此以前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新的机会。这一事件可以是新市场的开发、技术进步，或者是相对价格的改变。无论这一事件是什么，它改变了与很多社会活动相关的成本收益比率，并且激励个人和组织去寻找和协商新的契约性协定。德姆塞茨）教授就这样对北美印地安部落之间产权的产生作了解释：在毛皮贸易形成以前，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食品以及猎人家庭所需的少量的皮毛⋯⋯从事狩猎完全自由，而且猎人进行狩猎并不考虑对其他猎人所形成的影响。但是这些外部性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不值得任何人去考虑它。那时不存在任何与土地私有制类似的东西⋯⋯毛皮贸易的产生具有两个直接的结果。第一，毛皮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价值显著上升。第二，其结果是，狩猎活动的范围急剧扩大。这两个结果都大大提高了与自由狩猎相联系的收益。产权制度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要求\n第5页考虑由于毛皮贸易而变得重要了的经济效应。地理或者地区分布上的证据⋯⋯表明早期的毛皮贸易中心与私有狩猎地区最早最完整的发展存在确定无误的关联。①如果通行的制度结构与环境协调较差，并且没有把这些契约包括在内，追求效用的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改变游戏规则的压力，以便把这些新事物包括在内。这些在通行的制度安排中逐步的、演变性的变化就是为了使系统适合社会选择集合的变化而对游戏规则所作的调整。例如世纪欧洲人口的重新增长导致了土地相对于劳动力的增值。土地所有权带来的收益相对于其成本上升了。慢慢地，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以取代封建产权体系的压力增加了。在现代，市场扩展和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变得更便宜更有利可图。然而，单个企业家和企业必须集中大量资本才能利用新的机会，而所有者对债务的无限责任造成了严重问题。无限责任之所以威胁到新机会的利用，是因为它使得吸引私人资源的契约性协议的成本过于巨大。一个新的概念终于形成了：有限责任。在这一规则下每个所有者的责任仅限于他投资于企业的价值。而且，它把风险转移给了金融机构，它们在判断和评价投资机会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一游戏规则的修改促进了现代公司的兴起。外生变迁制度变迁也受到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压力集团和政府关于什么对公众最有利的判断的影响。外生变迁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以适应游戏变化了的要求，相反，是改变游戏使之适应于为某特定利益集团所偏爱的规则。例如，共同决定制是西欧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有关共同决定制本书将在后面更多地涉及到），在这一制\n第6页度下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管理。西欧的劳工组织首领、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共同决定制有利于劳工，而对股东并不带来任何不利影响。但是如果共同决策对股东和劳工双方都有利，那么，为什么必须用法律来强制股东接受？为什么他们不自愿地对这一制度调整进行协商？欧洲并没有禁止共同决定制的法律。股东必须用法律强制才会接受共同决策的事实是他们受到了不利影响的最佳证据。同样，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兴起很明显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用暴力强加的以及用恐怖来维持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沿着极其不同的方向以极其不同的速度演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此的讨论是贯穿全书的线索。总的来说，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对内部或外部力量作出的反应。前者改变游戏规则，让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达成因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可能形成的契约性协议。后者是由“白马骑士”凭空强加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变迁。推荐读物：\n第7页资本主义的兴起我们如要想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就必须对它们的起源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是否把各种制度的发现归功于聪明的人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可预见”的产物还是人类知识和技术逐步发展所带来的“非预期”的结果？本章将讨论那些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因素。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有大量文献，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最好的办法看来是承认每一个被浩繁的文献所提及的重要因素都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对西欧历史的传统解释是，罗马帝国的崩溃中断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世纪随之开始，并且从世纪末或世纪初延续了将近年。经济发展于世纪重新恢复，但又在世纪为黑死病所中断。中世纪罗马帝国的瓦解使以私有权和契约为基础的罗马法和贯彻它\n第8页的组织系统都荡然无存。一开始，野蛮的风俗和暴力代替罗马法成为解决相互竞争的个体和组织之间利益冲突的手段。然而，在后罗马时代的欧洲，获得、监督和执行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存在高昂的费用，这导致被称为封建制度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发展起来。一个弱者的生存策略是依附于一个强者，把自己土地不可转让的所有权交给他以换取保护和不可剥夺的租佃权获得地主土地的权利。领主臣属关系逐渐演变为中世纪欧洲的基本社会制度。为臣属拥有的上地被称为采邑。一个领主可以而且经常是另一个人的臣属；亦即他同时成为比他更弱的人的领主和比他更强的人的臣属。最终，一个社会经济制度以拥有产权的个体所组成的等级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了。国王处于这一“契约”关系长链的顶端，而实际的耕种者（农奴）则处在底端。随着中世纪的发展，天主教会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大的组织。它在教育领域获取了实质上的垄断地位。图书馆都设在修道院和大教堂里，而绝大部分有文化的人都是僧侣。教会因此而成为储存知识的宝库。随之而来，教会取得了诠释知识、决定其使用和影响其发展方向的权力。因为没有信仰上的对手，天主教同时也垄断了宗教。可以预见，教会在中世纪制度的发展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教会为建立在拥有土地产权的等级体系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哲学合理性、道德依据和更重要的是，宗教支持。神赐的权利是中世纪贵族拥有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特权的道德基础。国王和领主认为他们的统治权来自于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国民的认可。这意味着中世纪世俗的统治者需要取得教会一个充当“上帝的使者”的世界性组织的支持。教会的权力解释了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两大特征：神学和哲学之间牢固的结合，和（伦理学和经济学同样牢固的结合。中世纪的法律、习俗和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由神学家的教导所决定。\n第9页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由教会事先决定、控制和监督。宗教生活和日常的社会生活在中世纪是不可分割的。到世纪末，这个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合成物形成为具有显著的并且明确区分了的阶级结构的封建社会。在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流动的可能性很小，几乎不存在。注定要成为农民的孩子一生都是农民。天生是贵人的孩子必将成为贵族的一员。每个人在他的阶级中是平等的，并且被赋予与其生活中的地位相称的谋生手段。去解释和证明神学传统的号召引导着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角色是解释和支持神学的结论。两者之间的任何冲突都被认为是由哲学上的错误引起的。因此，中世纪哲学大体上是神学的奴婢。同样地，中世纪的经济活动由伦理标准来规范。经济活动合法性的验证所参照的是教会的道德教导而非效用。因此，中世纪教会是道德、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最高权威。在早期教会神父对贸易和经济的态度反映了教会的道德教育。教会承认贸易的必要性，但是警告人们这些经济活动会刺激贪婪的欲望，这对灵魂有害。因此，丝毫不令人感到惊奇，生活在基督教圈子以外的犹太人主导了贸易活动。贪欲、高利贷和财富的积累都受到教会的谴责。对贪求的攻击在世纪达到了高潮。托马斯阿奎那（）和他那些被称为经院哲学家的追随者，为经济活动从总体上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并且特别提出了“公平”价格的概念。根据经院哲学家的解释，任一商品的公平价格应等同于它的生产成本加上维持卖者通常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利润。应当注意的是，中世纪教会同时也担心生产和交易会扰乱封建秩序。因此，它对贪求和积累的反对并不完全出于宗教原因。货币被视为交易的非生产性媒介，而从事高利贷对出借资金收取利息则是不好的行为。宇宙被认为是静止的并且是由上帝来决定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有一个事先确定了的位置和为他在生活中的地位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知识的惟一目的是帮助人们理解上帝创造宇宙的意图。\n第10页大转变现存的秩序势力十分强大并且对社会变迁持抵制的立场。单个的因素或事件是不可能导致它的终结的。中世纪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必须由许多因素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本节将描述一些在向资本主义大转变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哲学因素自世纪始，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开始受到质疑。分离的过程始于唯名论，一个为了对哲学依赖于神学的观点提出质疑所进行的早期而又初步的尝试。哲学和神学相分的观点从科学方法的发展中获得了力量。弗朗西斯培根（年），大卫休谟）和约翰洛克（年），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了理性和知识高于揭示了的真理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培根认为人类的完善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洛克则提出国家应当支持自然法则，在这一结构之内个体应当拥有自由。休谟为私有产权作了辩护。笛卡尔（，牛顿（年）和孔德，以及其他一些人强调了数学和科学的重要性。笛卡尔认为数学可以扩展到所有科学，包括哲学。牛顿关注的是哲学中推理的规则。孔德则认为实在的知识需要验证和试验。依曼努尔康德世纪重要的理性主义者，始终强调科学的权威。西欧这些哲学上的发展是想要通过强调逻辑思维、科学和实验来促进对世界的理解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当时的思想家和他们\n第11页的理论彻底地背离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世纪传统。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对中世纪的伦理学和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允许贪欲，并为积累财富正了名。因此，它削弱了天主教会在信仰上的垄断地位。马丁路德（）倡导节俭和勤劳的生活，并且为职业道德提供了思想基础。约翰加尔文（教导说要想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人们必须努力工作、节俭并且在其所从事的“职业”中追求成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资本主义最先发展起来的地方是两个有清教徒的国家：英国和荷兰。哲学因素和宗教改革强调理性、科学、知识、实验、勤劳、积蓄和财富积累。慢慢地，宇宙是固定的并为上帝所规定的观点为人类进步和自由意志的新思想所取代。到了世纪下半叶，世界已经为亚当斯密（）把理性时代（）转向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作好了准备工作。新疆域“新的”哲学产生了新的观点。然而，欧洲的传统势力十分强大。旧秩序，以及它的习俗、阶级特权和中世纪价值观，都十分强大并且抵制着新思想。传统的基督教根深叶茂，无法迅速地将之改变。此外，欧洲很穷而且人口过于密集，新思想无法找到“空间”来进行实证性试验。一句话，新思想无处实行。新疆域，主要是美洲的开发和移民则为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实验室”。新疆域对资本主义兴起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不受传统束缚的空间来试验新思想。从宗教约束、卑微的出身和传统伦理学中获得解放而得到的自由，使千百万人能够追求个人偏好、对个人行为负责并且在一个新的社会中创造自己的地位。一旦这些思想\n第12页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证明是成功的，他们就回到欧洲，为把中世纪人转变为现代人做出贡献。除了为新思想的试验提供不受传统约束的空间以外，新疆域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还作了别的贡献。在年以后，在西欧和新开发领土中出产的金银里，每美元中有美元的金银是这些新疆域出产的。把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带回欧洲风险很大，但对于幸运的人来说，百分之一千的回报率并不罕见。这种个人冒险行为一个无意的后果就是给予新思想去展示其社会和经济效果的机会。在早期前往美洲的人经常被称为罪犯。确实，在一个反对现存秩序、否定中世纪传统、抱怨教会在世俗生活中的角色，或者逃避君主和主教征收的赋税都被认为是罪行的时代，按照当时通行的标准，他们都是罪犯。很多定居者为了逃避这些约束而来到美洲，他们具有所谓的反叛欲望去过自己的生活，作自己的选择，并且书写他们自己的道德准则。因此，他们逃亡到了没有传统束缚的新疆域。社会学因素资本主义需要企业家精神，为工资工作的劳动力和积极的工作态度，而在制度意义上而言，这一切没有一个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的贵族不会提供企业家精神。他们的兴趣在于战争、政治和闲暇。对于一个贵族而言，从事商业活动、贸易和手艺是有损身份的事。他生来就是一个领主、猎手、斗士和情人。商业阶级是从小贩和工匠中产生的。这些人对贵族所享有的所有地位、特权和财富羡慕不已，并且想与农民这个更为底层的阶级划清界线。为了获得地位和影响力，小贩和工匠竭力积累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中产阶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中产阶级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源泉。劳动力则有好几个来源。欧洲在黑死病以后的人口增长率是个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相对于土地价\n第13页值下降了。这一经济条件的变化激励了拥有土地的特权阶级用可转让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来代替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权利不可转让的所有制。对公有制土地或公共牧场的圈占，以及其他把农民赶离土地的方法都是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来源。其他导致劳动力增加的因素有医疗保健的进步、私人军队和团体的消亡以及童工。资本主义兴起还要求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中，工人通常被称作“劳动的”穷人。在中世纪社会价值观体系中，乞求和体力劳动被认为是穷人生存的传统方式。宗教的改革引起了这一态度的改变。通过给予勤劳以强大的宗教支持，宗教改革分离了财富和生产性劳动。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成为衡量其性格和正直程度的重要尺度。资本的形成在供给方面，储蓄和银行信贷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的两大来源。中世纪两者都不存在。个人财富都花在教堂、宫殿、私人军队、奢侈的生活、继承人以及很多其他活动之上，但决不是用于投资。宗教改革对私人储蓄的供给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同时也为了逃避诱惑，人们必须辛勤工作并且生活俭朴。因此，对财富积累的宗教支持为私人储蓄打开了大门。中世纪的银行并不发放投资信贷，其主要功能是保管好存款，并把它们从一个账户划转到另一个账户。中世纪银行不创造银行信用，根据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这是意大利城市，诸如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不能保持繁荣的主要原因。现代银行制度的发展始于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并在年得到了很大的推动。英国政府于该年禁止该行以黄金支付其票据，为银行信用的快速增长打开了大门。当年金本位重新实施时，银行信用制度作为资本形成的主要源泉，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n第14页综上所述，中世纪人向现代人的巨大转变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很多因素促成了这一转变。这些因素大多不是新鲜事物。理性在希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产权在古罗马得到了全面发展；而在中东，人们长期从事自由贸易并且享受着由此而来的收益。但只有当所有这些因素在欧洲聚集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得以诞生。早期的学者将这一新制度称为自由放任的制度，并且将之等同于个人主义和工业化。亚当斯密则称之为经济自由的自然体系。他把它描述为自发的、自行促进的和自律的制度。个人自由、自由选择、自决和自行负责的思想是它建立的依据。资本主义这一名称是由马克思主义者带着伦理和社会否定意义而使用的。推荐读物：\n第15页社会主义的兴起基督教神学家和社会主义者是早期资本主义最严厉的批评者。他们不接受资本主义最为重要的一个假设：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早期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建立在教会的道德教义之上的，本章有一节将讨论早期基督教哲学家的立场。基督教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公共利益，也即体现着所有绝对社会价值终极的目标体系。因此，通行的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必须把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引向对公共利益的追求。那样的话，社会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每个人都把个人目标放在次要地位，而且都与他人合作共同追求公共利益。古典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公共利益。它只是那些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选择加入和退出社会的个人的自愿联合体。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效用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作用会导致非预期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并不是为事先确定的公共利益服务的。这里所要强调的是选择规则的过程以及社会对规则的接受。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其“非预期”的结果也就是公平的。\n第16页资本主义和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哲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作为道德体系的合法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在社会这一概念上的根本性分歧。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些个体的自愿联合体，他们为了追求个人目标，按照自己的选择加入和退出社会。基督教哲学家则把社会看作是其成员互相合作追求预定结果（公共利益）的有机整体。凡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是把人类从中世纪传统解放出来的事，基督教哲学家都视为是对道德的腐蚀和对“绝对”价值的抛弃。基督教哲学害怕自由选择并不是因为对个人自由缺乏兴趣、漠视私有权利或者对经济效率毫不关心，而是因为担心个人在自由市场中的自主选择并不一定形成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偏好集合。基督教哲学试图掩盖这一事实：自由市场并不产生偏好。可以这么说，那些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允许的个人选择自由持批评态度的人，应该把批评对准那些形成这些偏好的制度诸如学校、教会、家庭、街道、新闻、媒体，而不应瞄准只不过让这些偏好在其中显示出来的自由市场。压制个人选择自由并不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这只不过剥夺了此人作出合乎个人偏好的选择以及承担所作所为的成本（如失去朋友）的权利而已。事实上，自由市场具有强烈的道德含义。它促进个人发展，从与风险的抗争中汲取力量并且给守信以很高的评价。诚实处事的声誉是财富的源泉。在竞争性市场中，奸商、骗子和谎言家的生意不会长久。虽然自由市场不会使人变得更有道德，但它增加了不道德行为的成本。法官波斯纳（）认为很多道德规范都满足效率要求，他写道：诚实、可信和友爱降低交易费用⋯⋯邻里和睦⋯⋯减少外在成本⋯⋯仁爱会降低对高成本公共福利项目的\n第17页需求。关心则减少社会浪费。①早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爵士（，托马斯莫尔爵士是第一位有影响的资本主义批评者。在他的著作中他尽力把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与早期教会神父的道德说教联系在一起。莫尔反对传统社会向货币经济的转变。他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但是又认为变化只应当在教会道德教义的界限内进行。在实践层次上，莫尔笃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世纪哲学家和早期社会主义者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一切资源公共所有，不允许成员积蓄私产的社会。莫尔认为，建立资源的公共所有制，可以解决或者避免新兴工业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莫尔同时相信，私有产权不会有公正的政府。私有产权，他认为，会产生社会不均，而这又会导致与神律（）相背的行为。在莫尔心目中新兴工业社会的替代物是乌托邦。在乌托邦，农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所有公民，包括城市居民，必须在集体农场工作一段时间，对所有城市的商品供给事先加以计算，居民必须在农场按比例于所在城市所需的食物数量进行劳动。每个月每个家庭必须有一个成员把本家庭生产的商品送到市场中去。作为交换，该家庭得到可在市场上交换其他商品的票证。乌托邦中旅游不是毫无限制的，从一个社区旅游到另一个社区必须获得许可。旅游者还必须在其目的地工作一天。\n第18页法国社会主义者世纪的法国是社会主义思潮的沃土。与希望摆脱资本主义，回到旧秩序的习俗和道德中去的莫尔不同的是，法国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工业社会兴起的现实，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问题：怎样做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昂利克劳德圣西门（）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是最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参与了美国革命，并且由于在约克郡战役中英勇作战而获得勋章。他的根本目的是找到确保机会均等而不是经济平均的方法，而且他确信只有通过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一理想。这一结论产生的结果，就是他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私有产权之上。远在马克思之前，圣西门就宣扬“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蒲鲁东反对所有形式的政府。他常常被看作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反对私有产权。但与圣西门不同的是，他相信实际的经济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社会主义者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且影响甚微。乔治李甫雷，一个惟一神教派牧师，在马萨诸塞买了英亩的奶牛场，计划在其中用合作关系来代替竞争关系。年之内这一公社就山穷水尽了。另一个公社，位于新泽西州红堤的北美法伦斯泰尔也寿命不长。在世纪晚期，尤金德布斯（组建了美国社会民主党，并且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了年所有的总统选举。该党和德布斯都建树不大。尽管社会主义本身在美国并不受欢迎，诸如新政、社会保障和\n第19页失业保险之类的福利立法还是受到了一些公众的支持。在美国大多数可以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政策都是以收入再分配而不是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决不一致。然而他们都谴责一个资本主义的观念：私有产权。在这种谴责背后他们共同使用的推理方法是，自然是美好的，因此世界必定是美好的，由此可知人民应该有能力安宁和睦地生活。早期社会主义者认为，要在这个生来美好的世界中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统治者必须而且也仅仅需要运用理性、友善和知识就够了。很明显，卡尔马克思和早期社会主义者最重大的分歧出现在理性的角色这一问题之上。马克思主义卡尔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在六岁时他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犹太家庭中七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在波恩和柏林学习了哲学、历史、法学以及文学。在年马克思确定了他的目标：⋯⋯［我的任务］不是建立乌托邦，而是批判社会和政治现状⋯⋯诠释时代的抗争和渴求。①很适时，马克思成了资本主义最具影响的批评家。这也因此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分重要。卡尔马克思所受的影响马克思受到了当代三大运动的影响：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德国\n第20页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邪恶的制度。他们因为工作时间长、童工、劳动群众的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不公平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问题抨击资本主义。而且他们为这些问题而进行的批判最终都指向私有产权。由此他们提出，摆脱资本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弊病最简便的方法是抛弃资本主义的基本观念：私有产权。马克思同意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不是正义的制度。尽管马克思也同意所有权造成了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但他认为，以为社会主义一经推理发现之后仅仅以带来公平和和谐的承诺就能征服世界，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法。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对社会主义的偏爱和对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分析。马克思说，理性的谬误，在于忽视了历史规律，即使最好的思想在历史中也必定是时来才能运转。德国古典哲学中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所理解的宇宙是不变而且是永恒的。然而，学者们终于开始发现，人类历史揭示了社会制度的演变是永无止境的。宇宙可变的发现引起了分析社会变迁的兴趣。理性成为分析历史、发现关于世界的真理的工具。黑格尔（是试图系统地阐述社会变迁理论的主要哲学家。他的中心命题是普遍的观念体系决定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理解。这些共同意识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商品和服务得到生产和分配的组织。黑格尔的哲学方法的本质是辩证法：每个观念都有其内在矛盾，而观念的肯定和否定因素之间存在着冲突。正是观念中固有的内在冲突最终使新观念得以从中产生。新观念并不是旧观念的延伸，而是在质上不同的概念。新观念由此缓慢地但却是肯定地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n第21页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人类历史是由社会制度内部产生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观点。但在观念在导致社会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上他不同意黑格尔的观点，而是认为生活的经济条件决定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以及最重要地，决定我们的哲学、宗教和思想。他把黑格尔发展的观点从观念范畴转移到了物质世界。因此，相应地，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被称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所有事物与现象都处在永恒的演变过程之中；）所有的事物与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变迁的过程是通过对立趋势之间的斗争而发生的；以及（人类的进步是由导致质变的微小量变逐步积累而成的。在年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描述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作为资本主义肯定因素的私有产权和作为资本主义否定因素的逐步壮大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后者将通过同时抛弃自身和私有制而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就由此替代了资本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受到大卫李嘉图（）的影响，从他那里吸收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商品的价值都与生产它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与其损耗相等。例如，根据劳动价值论，啤酒的价格将是饮料价格的倍，如果生产啤酒需要花费倍于饮料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作了修改，使之能够用于解释私有财产报酬（利润）。他提出，如果所有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这一产品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必定由其再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简单地说，一个工人一天要消耗如此多的体力，此后这一消耗量必须得到补充以使得第二天他还能继续工作。他也必须有抚养孩子的能力，这样将来有一天孩子可以代替他而成为劳动大军的一员。因此，市场工\n第22页资就等于刚够购买维持工人生计所需最低数量的商品的货币数量。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表述，市场工资必须处于刚好能保证劳动力长期中的供给水平。这“一组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它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假定一个工作日为小时，但生产工人每天所需的最低数量的商品只要个小时。在个小时中，他创造的价值可以给雇主（也即财产所有者）带来等价于个小时劳动的货币量。雇主给工人支付的工资只等价于个小时劳动。工人每天工作的小时数与生产他每天必须消费的最低数量的商品所需的小时数之间的差额构成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为所有者以利润形式获得。不过，马克思的观点是，这一报酬是由劳动创造的。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马克思认为经济过程解释了人类所有的历史，这一历史在他看来是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与支配人类的自然所作的持续斗争。由人类生存本能（即对更高效用的欲求）引发的这一斗争，是以通过经济物品的生产把人与自然最初的关系颠倒过来作为其历史性目标的。这一历史顺序自原始社会始。在那里，人类完全依赖于与己相异而且对己不利的自然环境才能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原始社会中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维持生存这一有限的目标，也就是说，都是为了获得自然界的成果。如果没有创新，原始社会只能不断进行自我繁殖而已。然而，人类的生存本能促使他们去寻找更为有效地维持生存的方法：火的发现使鱼成为营养的重要来源，而弓和箭大大增加了狩猎的收获。当人类懂得了如何利用中间产品（工具）来为生存增加食物供给，两个互相关联的进步就必然会发生。首先，人类每一次使用新工具（原始的石锤、箭或者现代的计算机），就向着把自身从对自然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迈出了新的一步。因此，人类历史是人类在经济上完全隶属于自然向最终控制自\n第23页然转变的漫长历程。马克思把人类在历史中最后的历程称为共产主义。这不是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社会结构，而是人与自然关系中一个明确的阶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用当今的行话来说，可以称之为没有稀缺的世界，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下人类解放就会实现。其次，一旦人们知道了如何制造和利用工具，就有必要规范对这些工具的使用以促进其生产。对于谁与一种资产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作的界定意味着对这一资产的产权作了界定。这样，马克思解释了历史和产权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说的产权的历史必然性推导自：人与自然最初的相异，和（人想要颠倒这一关系的（生存）本能。产权并不是因为几个智者“发现”了其重要性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观点是，产权得到发展和改进是对生活的经济条件变化所作的反应。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很重要的区别。马克思强调历史无可避免的（必然）规律，降低了理性所起的作用。尽管产权的重要性已为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所承认，但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马克思的分析工具很粗糙，而且他对人类历史的决定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他能够根据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来理解产权的重要性，能够承认产权是内生于系统的，并且能够感觉到财产关系通过特定的可预见的方式影响着人类行为。这样，马克思为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作出了贡献。在一次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作的重要批判中，他写道：政治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政治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它想当然地接受了这一公式应产生的结果。人们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私有财产）。政治经济学根本没有告诉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这种外部⋯⋯情况仅仅是一种（人类）发展的必经过程的表现。\n第24页社会变迁过程马克思用两个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过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从对自然的完全依赖向控制自然漫长的转变过程中，所有的人类社会必须经历几类确定的财产关系。马克思交错地使用生产关系和产权这两个名词，并且将之定义为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在我们会把它称为社会制度。在到达最后阶段之前的人类历史中，这种生产关系是异类（）之间的关系。私有财产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对一个重要概念，异化了的劳动力，所作的分析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工人劳动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对他来说该产品是异己的物品；）其结果，是工人把工作看作强制劳动。因此，工人与其劳动活动相分离了；有意识的生活行为是人与动物的区别。而异化了的劳动力将人的生活行为变为生存手段。这把人和人类生活分离开了；工人与拿走他的产品的人相分离；这两种相异的人从属于可资识别的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由此成为私有产权的重要后果。经济发展改变人与自然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中的关系。马克思将之称为生产力。它表示的是人和自然在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具有的关系。马克思在生产力这一概念中包括了技术、资源供给、工作习惯和教育。给定现行的社会制度，人类的生存天性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改变意味着人类更少地依赖于自然。然而，马克思提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现行的社会制度会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那时，也只有在那时，现行的社会制度会崩溃，而一种新的制度将会形成。这一新的产权制度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本进步性的制度会再次变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循环不断往复，直到最后阶段的实现。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必须经历几类明确的“财产关系”。每一种\n第25页社会制度都有其历史作用。因此，每一种制度都会有其诞生、生存和消亡的过程。马克思坚决认为，在旧制度没有完成其历史作用之前新的制度不可能产生，而且它也不会在它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得到完全发挥以前就消失。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与现存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些财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是实现工业的自动化（即高科技）。利润在私有制社会具有强大的激励力量。它使资产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高生产率来自于有效率的、节约成本的新机器的发展。因此，在寻求更多利润的过程中，资产所有者不停地用机器来代替劳动。通过高生产率机器对低生产率机器的替代过程，资本家完成了两个职能。第一，他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第二，他同时也促使了资本主义末日的来临。这怎么说呢？当一个资本家不断进行创新和更新时，其他资本家也不会原地不动，他们也投资于更好的机器。然而，随着雇佣工人数量相对于工厂所用资本总量的下降，剩余价值仅仅来自人类劳动也相对于生产总成本减少了。于是平均利润率下降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导致失业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上升。一句话，利润动机推动资本家阶级去寻找和使用更新更好的技术。由此而来的资本一劳动比率的上升降低了资本主义企业总投资的剩余价值\n第26页率。平均利润率由此下降，并对个体资本家产生了新的压力，使之通过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重新获得原先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实现自动化，劳动力数量减少，而利润率则趋向于零。在那一时刻，资本主义机器完全履行了它的历史职能。贫困的工人将会起来抛弃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于是一个新的制度，社会主义，就应运而生。历史事实、经济分析和最近在东欧发生的一切，都不能为马克思对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必然性的分析提供论据。年，汉斯阿尔伯特（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作了出色的分析。推荐读物：\n第27页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n第28页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契约自由，以及（立宪（有限的）政府。这三大制度把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它们所产生的激励对决策者行为、资源配置和创新的进程有着特定的并且是可预见的作用。私有产权所有权的含义关于所有权，费希尔）认为“：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抽象的社会关系。产权不是\n第29页物品。”与之相反，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产权的这一定义是与罗马法、普通法、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和新制度（产权）经济学相一致的。产权的这一定义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把人权与产权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我的选举权和我发表言论的权利就是我的产权，因为它们明确了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一产权定义适用于所有个人相对于别人所拥有的权利。第二点引申自第一点含义，即产权是个体之间的关系。假如我得到了一台计算机，所有权确定的并不是我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它确定的是我与其他人在使用电脑的权利问题上的关系。产权具体规定了与经济物品有关的行为准则，所有人在与其他人相互作用过程中必须遵守之，否则就必须要承担不遵守所带来的惩罚成本。所有权是产权一般概念中的一类。罗马法详细规定了几类产权：所有权（在法律限度内使用其财产的权利），邻接权（穿过他人土地的权利），用益权（使用属于他人的物品，或者将其出租但不是改变其质量或者出售给别人的权利），使用权（使用他人物品的权利，但不得将之出租、出售或者改变质量），以及抵押权（保留他人物品但不使用的权利）。所有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使用资产的权利（使用权）获得资产收益的权利（用益权）改变资产形态和实质的权利（处分权），以及（以双方一致同意的价格把所有或部分由（规定的权利转让给他人的权利。最后两个方面是私人产权最为根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确定了所有者承担资产价值的变化的权利。尽管所有权并不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利，它只受到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种排他的权利。对所有权的限制可以是实质性限制，\n第30页如价格管制；也可以是次要的限制，如房屋周围的围栏必须在房产界线两英尺范围以内。在这一点上必须强调的是，对所有权的法律限制无论公正与否缩小了我们对所拥有的财产可以做什么的选择集合。所有权与经济行为所有权通过一些重要途径来影响经济行为。所有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如对某一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如何使用它（如反对堕胎），和给谁以使用它的权利（如加入反堕胎院外集团）。所有者（或者他授权代表他的人）决定用财产做什么（如授权房地产代理商出售他的房屋）。他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而来的成本。所有权的排他性把选择如何使用财产和承担这一选择后果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权因此使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求带来最高价值的资源的使用方法。世界上到处都是支持这一论点的事例。人们维护自己所拥有的房子比租来的房子更为周到。他们给自己的汽车比租来的汽车作更多的检查和加油。我有两台电脑，家里的一台是我自己的，而我办公室中的一台属于我的大学。它们为我提供着绝对一样的服务，但我对它们却并不一样。我对我的家、汽车和属于我的电脑有更多的权利。所有权的可转让性意味着所有者有权按照双方共同决定的条件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这就是说，他能够出售或者赠送他的财产。所有权这一组成部分所具有的含义是什么呢？假设史密斯夫人是个农民。她在扣除直接费用后每年可以赚美元。琼斯夫人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可以赚取美元的收入。把农场从低生产力农民手中转交给高生产力农民无庸置疑有利于整个社会。所有权的可转让性为资源流向具有最高生产力的所有者提供了激励。为什么呢？假定利率为，琼斯夫人愿\n第31页意付美元来购买这个农场，而只要价格高于美元，史密斯夫人就会有动力出售农场。所有权的立宪保证把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分开来。当伊凡沿着苏联权力体系一步一步往上爬时，他的经济福利水平也水涨船高。他得到更好的市内住房，更大的乡村度假别墅，享受更与外界隔绝的避暑胜地的权利、特惠商店的享用权，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与他在苏联等级制度中的地位直接相关的利益。如果伊凡被赶出苏联权力体系，他就会失去所有经济利益。在封建社会情况相差不大。在政治权力体系中的沉浮直接影响到经济财富。然而，资本主义中所有权割断了这种权力与财富之间的联系。失去政治权力的人并不失去其经济财富。政治权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是通向经济财富的惟一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权力与财富的分离也绝不是完美的。但是，从总体上说，所有权缺失的重要后果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而所有权存在的重要后果则是其分离。排他性激励着拥有财产的人将之用于带来最高价值的用途；可转让性促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而所有权的立宪保证把经济财富的积累与政治权力的积累分离开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生产与交换的标准理论以三个命题为基础：所有资源的私人所有权，零交易费用，以及（）对商品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第一个命题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第二个只是一个假设。而第三个命题抓住了稀缺世界中（即所有社会中）人类行为的本质。从这三个命题出发，生产和交换的标准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社会选择集合的含义、经济效率的结果、市场竞争的类型以及市场均衡的性质的理解。但是，在生产与交换的标准理论中，产出在给定的技术知识水\n第32页平下是一系列投入的成本的函数。这一观点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生产并不发生在制度真空中。如果一个经济的产出仅仅取决于传统投入的成本和某个给定的生产函数，经济分析就无法解释当前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的经济差距。实际情况是，产出是生产成本的函数，而成本由传统投入要素的成本和交易费用构成。但是，生产和交易的标准理论并不理会不同的产权对交易费用、收入分配和创新激励的影响。例如，生产和交换理论把技术进步当作是外在的现象。它把选择集合的扩张置于经济分析范围之外而仅仅当技术变化已经在经济中发生以后才开始面对它所产生的影响。抛弃生产与交换的标准理论是错误之举。但机械地将之应用于范围广泛的议题也同样不对。有关制度的新理论已经把标准理论的应用范围扩展到现实世界中更广泛的事情之上。制度的新理论中关键的观点认为：所有权这个概念并不是惟一具有重要意义的安排；不同的产权通过特定而又可预见的方式影响资源的配置和创新的进程；以及（交易费用是正的。交易费用包括谈判和监督经济行为的成本、获取信息的成本、代理成本和维护现行制度的成本。合同法契约的含义人们缔结契约是因为希望交换会使他们生活得更美好。当我花美元买一双袜子或者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实际上表明了我认为我能从一双袜子或者一本书的选择中获得比把同量的资源，包括时间，用于其他商品所能获得的任何效用都要多的满足。契约是人们用以寻找，辨别和商讨交易机会的工具。在所有权激励人们去寻求对其资产最具生产力的使用方法的同时，缔约自由降低了辨\n第33页别的成本。因此，交换的目的是效用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交换的目的不依赖于现行的产权。但是，交换的范围和条件却并非如此。合同法和经济行为合同法具有三个根本的经济作用。首先，它确定了现行的产权制度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其次，它促进了双方交易行为并非同时完成的交易的发生。最后，合同法降低了交易的费用。现行法律制度决定了能够通过契约性协议转让的权利范围（即契约性协议对现行产权制度的任何偏离都是不可执行的）。因为包含于形形色色商品中的权利组合影响着商品的市场价格，现行产权制度制约着交易的范围，并且用特定的、可预见的方式来影响交易条件。作为权利交换赖以实现的途径，合同法强化了现行产权制度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市场交易常常是非同步完成的。假定有两个人和，要买我的汽车。的报价是在他取得汽车的时候支付美元，而则承诺一年以后支付美元。如果两个报价之间的差距无法为市场利率补足，经济效率标准要求把汽车卖给。但是除非合同法保证非同步完成的交易的实施，我会选择效率相对较低的交易把汽车出售给。通过确保人们信守诺言，合同法促进最优经济行为的发生。大多数交易在交易协议达成以后才会产生结果。买汽车、购房、结婚、报批一门经济学课程甚至外出就餐，都是具有将来结果的交易行为。问题在于将来的结果往往与缔约时所期望的结果不一致。有些风险是可预见的，有一些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有些损失很难预测，而有一些则是无法预见的。但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缔结合同的费用。如果合法的合同必须详细列明一项交易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偶然性及其对应措施，社会中交易的范围就会大大缩小。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各式各样的标准化合同、交易惯例、担保\n第34页和退货的权利通过预先对各种偶发事件可能带来的损失和收益作分配，降低了交易费用。简而言之，合同法通过（确保人们信守承诺和（降低交易费用来促使资源从低价值用途向高价值的用途流动。有限的政府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资本主义特别强调个人有权在包括规则在内的种种约束的制约下根据其个人的偏好作出选择。无庸置疑，个人的选择集合依赖于各级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有限的政府一词意味着政府做什么远比其规模重要得多。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监督游戏的进行和贯彻执行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游戏过程中制定规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可以表述为，为所有个体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自行作出决策和承担其决策形成的结果保持一个好的环境。有限政府同时也意味着对规则所作的任何修改必须是慢慢地、慎重地，以及在宪法而不是在多数赞成的表决基础上进行的。橄榄球比赛可以与政府进行类比。橄榄球赛中比赛的规则是确定的，观众们因为了解比赛规则明白他们要看的是什么。球员们通晓规则，也知道怎样为比赛作准备。教练知道怎样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训练，他们没有改变规则的自由。他们所拥有的是选择在比赛规则范围内打球的自由。假如蓝队在球场上猛烈进攻，抵达了两码线。但是他们已经是第四次进攻了（译者按：橄榄球赛中一方若连续四次进攻未能推进码即被判为死球），于是教练对裁判说：“我的队员打得如此艰苦，你为什么不再给他们一次进攻机\n第35页会呢？”裁判同意了，于是蓝队赢得了这场比赛。在短期中他们取得了胜利。但在长期中他们输了，因为在这以后他们就搞不清应该怎样为比赛作准备。他们不会再聘请能够有效地训练他们的教练，而是只好去聘请能够说服裁判改变规则的教练。于是其重点就转变为雇佣知道如何运用资源去改变规则的人而不是那种知道如何在规则下打球的最有效率的人。这将会破坏这种比赛。米勒等人诉斯科恩（）一案是个极好的范例。一直以来，弗吉尼亚人可以在其土地上自由种植苹果树和红雪松。随后一种长在红雪松上但对该树无害的真菌出现了。然而，这种真菌会对苹果树造成严重的伤害。现行规则并没有禁止红雪松的所有者种松树的规定。但是，州立法机构裁决（而且法院认可这项裁决），州生物学家必须进行调查，并且在必要情况下宣布在苹果园周围两英里范围内种植红雪松为不合法，而且不加补偿地清除这些树。实际上，该州确立了明显有利于苹果种植者的新规则。该州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反应是标准社会福利理论的典型。但是，这与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角色不相符。詹姆斯布坎南）对这一问题作了很具启示性的评论：当各方可以自由地进行讨价还价和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时，苹果种植者对自己的作物可能遭受的损失所作的估计成为他为排除这一危险而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的尺度。另一方面，红雪松种植者对其树存活时的价值超过砍伐为木头后的价值的多少所作的估计成为可能接受或拒绝所提供补偿的意愿的基础。补偿是公平还是不公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补偿在双方交易过程中的必要地位。只有当转让实实在在发生时，相对价值才能够被其利益与之直接相关的人作出判断。［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明显有利于先期存在的规则的偏向，这不是因为变更本身不受欢迎，而是由于更为根本的原因，即只有这样的偏见才能为在各方之间达成自愿协商的解决措施提供\n第36页激励。因此，这种偏见间接地保证了对国家权威最小程度的依赖。①有限的政府和经济行为从个人的观点来看，规则产生一定的利益：他人行为的可预见性。规则同时也是有成本的。个人承受的成本是他因为不能从事某些特定活动而放弃的满足。由规则而来的收益依赖于规则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规则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他们懂得了如何来适应整个制度体系、辨别交易机会并且去利用其中最有利的机会。例如，二年级学生与新生相比从制度体系中所得更多。但是，如果学校每年都改变规则的话，永无止境的规则“学习”过程会损害系统增进利益的能力。购买土地、投资于工厂和设备，以及其他许多交易机会所带来的结果都是长期的。因为游戏规则经常变更或者对规则变动所形成的预期会增加与这些决定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具有长期性后果的交易机会的成本相对于较短时间跨度的交易上升了。因此，例如“二战”以前中非的犹太人更喜欢投资于珠宝和其他短期的流动性资产。南美洲人，耳闻目睹周围政治制度不稳定的状况，宁愿满足于美国较低的投资回报率，而不要本国国内高得多的回报。危地马拉的投资者则比北达科他州的同行要求更短的支付期限。一般而言，法律带来的收益与现行游戏规则能够保持稳定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一系列稳定的规则能降低游戏本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供对未来确定程度的衡量手段，并且激励个人不必顾及时间跨度去利用最有价值的交易机会。新制度经济学为限制政府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理由。因为政府中的决策者并不拥有他们所控制的资源，他们无法占有由他们\n第37页的行动带来的全部收益。他们也不必承担所有的成本。没有人对公共财产的资本价值拥有所有权。政府决策者的行为所导致的财产价值的变化，分散在整个经济之中。更重要的是，压力集团，包括其各种各样的拥护者，仅仅关心他们能够从政府的支出和转移支付中可得到的利益，但很少关心这些项目的成本，因为成本由他人承担。随之而来的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奖励惩罚制度对公共决策者追求有效率的产出所具有的激励很弱。这一点是反对政府控制的根源之所在。这与敬业精神、工作习惯和公仆们的诚实正直没有任何关系。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推荐读物：\n第38页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的交易正如本书前文所述，产品的分配由于稀缺而成为问题。每当一个人得到一些东西，留给他人的东西就少了这许多。而每当某一资源被用于生产某一物品。其他物品就会少生产一些。每年社会都不得不面对两个根本性难题，这基本上是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这两个问题。而要求得到更多效用的欲望产生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行为，也就是说，对更多效用的欲望导致竞争。只要我们生活在稀缺性的世界之中，我们就无法减少或者消除竞争。但是，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竞争方式中作出选择。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制度，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对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这两个问题所作的回答。本章和下一章将讨论私有制和契约自由分别对生产和交易所具有的影响。契约自由给予人们关于资源的各种报价和机会的知识。私有制激励资源流向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而公开市场由于互相竞争的主体提出相似的条件能够降低寻找最佳选择的成本。由私有制和契约自由产生的竞争叫做价格竞争。价格竞争意味着人们能够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市场中自由地寻找和洽谈交易机会，并且不受\n第39页任何外在权威的监管。对价（的法律原理在促进资源流向能够得到最佳利用的过程中起着两个重要的经济作用。第一，它排斥了单边合同，因为单方的承诺不是交易过程的一部分，不能认定会把资源导向更有效的利用。第二，由于坚持法院应当仅仅对对价的存在与否而不是恰当与否作调查，合同法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只有有关各方知道被交易的物品对他们有多少价值。一个人从多消费的一点商品中得到多少满足属于主观范畴。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物品评价不同。交易的目的交易是寻求更多满足的手段。交易一方的支付手段可以是货币或者其他物品；为了能够使用我的草坪割草机，我的邻居可能会去送我的孩子上学。我们可以认为，一个人参加交易是因为他预计他从获得某一物品中所得到的收益会超过他的成本。理解这里强调的三个术语对于理解交易的目的十分重要。交易的收益是指一个人从获得更多物品的使用权利中所取得的满足程度的增加。我们前面的讨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任一物品对一个人所具有的价值依赖于正在被转让的权利。例如，我所拥有的在公共森林伐树的权利的价值，如果可以估计的话，在能够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向别人出售的情况下会变得更高。交易的成本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的满足。一个在花美元买一双鞋的时候，鞋的成本并不是美元。鞋子的真实成本是他原本可以从美元所能购买的其他组合的商品中获得的满足。一个男孩在学校考试前一天晚上带着一个女孩外出活动，他就放弃了从这几个小时额外的学习可以提高的成绩中能得到的满足。总体上说，交易的成本是被放弃的价值（即机会成本）。\n第40页交易这一行动隐含着一个人对收入、时间和其他财产的不同用途所作的选择。其选择是以对交易将来的结果所作的预期为基础的。然而，没有人能预言其选择的确切结果。一双美元的鞋可能会在几天内断跟，而女孩可能会拒绝以后的约会。正是预期收益支配着我们参与交易的决定。人们并不随身带着小电脑来计算他们预期从每一次交易中所能得到的满足的增加程度。有时我们为了一个决定而苦苦思索（如选择专业），有时我们冲动地行事（如打一个朋友），而更经常地我们凭习惯行事（如买同一品牌的鞋）。然而，人类行为在一个重要方面是始终一致的。获得某一物品的成本增加（即所放弃的东西的价值上升了）会诱导人们少得到这一物品。给定相对价格，某人愿意为一单位某商品放弃其他物品的数量取决于他的偏好和收入。然而，收入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例如，即使你有美元可以用，如果咖啡的价格从美分上升到美元，你可能决定不喝第二杯。其他可以用美元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如啤酒的价值，在这里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收入在根本上是确定选择集合的约束条件。我们可以把这一节的内容总结如下：价格竞争是人们在一个以资源的私有制和自由交易为特征的制度环境中用以寻求改善其福利的手段；商品的价格（成本）与对其需求的数量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需求规律）；以及（交易的成本是所放弃的东西的价值（即机会成本）。货币是用来衡量成本的一种简便的，但不是惟一的手段。交易的条件和范围假如一场重要的足球赛在你的城市举行。所有球票都已告售完。比尔是你邻居中惟一以美元这个正常价格买到一张球票的人。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为此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为美元。这\n第41页就是说，与观看比赛相比，比尔更乐意要价值美元的其他商品。他的邻居与他同属一个收入阶层但是有更强烈的愿望去观看比赛。表列出了每个人愿意为这张票支付的最高价格亦即，他们为了观看比赛而愿意放弃的其他物品的组合。表谁得到这张票这是五个人对同一物品评价不同的一个例子。他们不知道他人对观看比赛的偏好。然而，只要私有制和契约自由不受限制，这五个人会在各自追求更多效用的欲望的推动下参加交易。邻居通过支付高于美元的价格从比尔手中得到票。邻居会通过把价格提高到美元以上使邻居退出竞争。邻居会发现把报价提高到美元以上对己有利，但却会输给出价会高于美元的邻居邻居从比尔手中得到票的确切价格将在美元到美元之间，比如说美元。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票的最终分配并不依赖于最初拥有的关于每个人会愿意为这一观看比赛的机会支付多少价格的知识。其分配取决于所有者出售球票的权利（即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实际的价格将通过出更高和更低的价格的竞价过程产生。球票最终给了最高出价者，而比尔的福利增加了。他用估价为美元的东西换取了能够购买价值更高的物品组合的机会。邻居也得到了改善，因为他放弃了价值美元的商品而换得了他估价为美元的稀缺商品。在交易以后这个社区中没有人境况变得更糟。如果邻居能够，假定以美元的价格，从比尔手中买到票，最后的结果也会是一样的。邻居将会把票以不高于美元的任一价格买走。依次类推，邻居依旧以相似的价格得到球票，但交\n第42页易的收益则为这几个人所共享。这种结果也是很可能出现的。有关他人偏好的知识并非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因此，商品可能会在走向最高竞价者的过程中易手好几次。资源的分配仍然一样，但收入的分配会发生改变。一旦商品分配给了最高竞价者，就不再会有其他交易能够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让一些人福利增加。资源的产权私有制和契约自由激励个体为了把资源从低价值的用途向更高价值的用途转移而运用价格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交易的程度被最大化了，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在我们的偏好和收入为既定的情况下，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每个人依照自己对更高效用的欲望而对商品出不同价格的自由是价格竞争的关键。一种商品的竞价过程确定了它在各种用途上的价值。所有权为把商品配置到具有最高价值的用途提供了激励。再者，政府也不必进行立法来促成作为在相互竞争的要求者之间分配物品的手段的价格竞争。只要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得到贯彻，价格竞争就会自然出现。对价格竞争的限制然而在这个世界中，使人们对价格竞争推动价格达到市场出清水平的有效性发生怀疑的事例俯拾即是。这就是说，价格竞争看来还是使很多交易机会未得到利用。价格竞争在解释一些现象上的失灵不应当埋没它能够对大多数现象作出解释的能力。价格竞争的有效运用需要资源的私人所有制和契约自由。任何对这些权利的限制或干涉都会降低交易的范围，或者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干扰价格竞争的效率的最为常见的因素是正的交易费用、私有产权的残缺和非货币收入。\n第43页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在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向另一个主体转移过程中所有需要花费的资源的成本。这包括作一次交易（如发现交易机会、洽谈交易、监督成本）的成本和保护制度结构的成本（如维持司法体系和警察力量）。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交易费用。信息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并非自由物品（。得到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需要花费时间、金钱和努力。而且某些信息的生产很可能效率不高。假使在前面足球赛这一例子中，邻居住在城市的另一边，他可能永不会知道有机会能以他愿意支付的价格买到一张球票。大学毕业生知道收集有关就业机会的信息需要时间和钱，但是搜寻成本的存在可能使一些工作搜寻者无法找到最适于其技能的就业机会。购物者很清楚开车四处转一转，他们就能买到最为价廉物美的食品。但是考虑汽油的成本和四处购物花费的时间（能够带来其他收益），这可能并不是一件有效率的事。然而，如果获取信息所需的价格能够降低，额外的交易机会就能得到利用。于是制度安排是否鼓励那些降低交易费用的行为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邻居可能从“黄牛”手中买到球票（通过与之分享这一交易的收益）。购物者可能会从阅读报上的广告得益。大学毕业生可以去找“猎头”得到更多关于工作的信息额外的信息带来可得到的收益，而这些收益为生产信息的人所得，为购买信息的人所得，以及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由于交易范围的扩大（即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所得到。可以预见，在一个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一些资源会被用\n第44页来收集和出售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房地产代理商、就业机构、广告商、婚姻服务机构、约会服务机构以及掮客通过出售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谋生。商店之所以遭受储放存货的损失，是因为这对节省有关需求瞬时变动的高额信息成本来说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那么，又如何来解释这些不对需求变动作反映的“粘性价格呢？根据微观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不是垄断力量带来的结果。一个通过要高价或者低价对需求的瞬时变动作出反应的卖者，很可能由此失去一些顾客。人们喜欢光顾那些以稳定（可预见的）价格出售商品，而只在需求永久性变化时才作调整的商店。洽谈交易洽谈交易的成本可能会是很可观的。交易各方可能不了解对方。他们可能不知道产品的情况。他们还必须对风险、损失和收益，以及交易在将来形成的其他结果的分配进行洽谈。因此，洽谈交易成本的减少会扩大交易的范围。合同法降低了交易费用这一重要的经济功能。首先，标准化合同能够使交易各方不必对每一个交易的合同条款进行协商，避免由此产生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其次，合同法事先对损失的责任作了分配，降低了洽谈交易的成本。担保、退货的权力和按原样购买（）都只是一些例子而已。第三，合同法允许违反合同方选择是按照合同规定履约，还是为对方遭受的损害作补偿。例如，几年前一个船东要求建造大量超级油轮。之后石油市场出现衰退，船东取消了合同。造船厂为合同的履行提起诉讼。但是，法院只给予他们恢复已经遭受的损失的权利。完成“不需要的”油轮的建造还需要使用额外的资源从社会角度看是一种浪费。第四，合同法通过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而降低交易费用。在阿拉斯加搬运工联合会诉多美尼戈（）一案中，被告雇佣一批水手在阿拉斯加沿海捕捞大马哈鱼。支付给水手的工资在起航前商定。但是，当渔船到达阿\n第45页拉斯加水域时，水手们拒绝工作，除非他们得到更高的工资。由于无法去劳动力市场雇人，被告答应了这一要求。但是一回到旧金山，他就拒绝付给工人这一更高的工资。水手们提起诉讼但败诉了。法院认为被告所作的支付高于原先合同规定的工资的承诺，未得到新的约因的支持。他写道“：旦这样的修订不可执行为众所知，处在与多美尼戈一案中水手同样地位的工人就会明白利用雇主的软弱之处对他们并无好处。”执行交易交易行为可以是同步完成的（如在农贸市场中购买新鲜农产品），也可以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完成的（如我在航空公司履行它在这一交易中的义务前付款购买飞机票）。因契约性协议的执行而产生的问题和有关产品质量、转让的权利和交货日期上存在的误解等问题在每种情况下都可能产生，但在后一种情况中更为明显。明确的执行机制的缺位会增加交易的成本、缩小交易的范围。为了能够把资源转移到最高价值的用途上，价格竞争需要一个执行机制的存在。市场提供了执行机制。经常不履行其在交易中的义务的人会失去职务。信誉卓绝的交易商比无信用的经营者在提供同样服务时所获更多。因此，好的信誉是具有货币价值的资产。步入商场的新手必定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出售货物，这是他为信誉的建立所作的投资。然而，这一筛选过程，尽管十分重要，却是费时而又有成本的。它对于许多真诚行事的人，对于误解了交易条件的人，以及对作为整体的社会而言是有代价的，因为人们不得不在经营信用调查所、保证金和用于自我保护的其他手段上消耗实际的资源。通过执行交易协议，合同法强化了市场的筛选过程，降低了交易费用，并在私有制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n第46页私有产权的残缺交易不仅为了完成物品和服务的转让，而且为了实现被交易商品中的权利“束”的交换而存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强调了产权与经济价格之间的关系。如果所有者有权以竞争性价格将之出售的话，经营电台的许可证会具有更高的价值。在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同样要比使用市内高尔夫球场花钱更多。私人性是一种有价值的物品，能花费额外成本而购买到。假设政府为某一商品的价格设了上限，或者发行票证的人给予获得票证的人以获得一定数量该商品的权利，或者决定处于一定年龄线以下的人不能购买该商品，或者该商品不得在周末出售，或者其他种类的控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通过对所有者选择用其财产做什么的权利（即所有权的排他性）或者对其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他人的权利（即所有权的可转让性）进行干涉而削弱了所有权。对所有权的排他性所作的大多数限制（如禁止周末出售啤酒的法规）会缩小交易的范围。对所有权的可转让性所作的大多数限制（如价格控制）排除了作为谁得到什么这一问题的解决手段的价格竞争。这些限制产生了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后果，因此，将之与其他制度安排放在一起讨论。非货币收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交易费用很低，有些商品却以低于其市场价值的价格出售。如果把这些情况看作是价格竞争把资源配置于最高价值的用途上这一功能的失灵，那就大错特错了。人会从一些特定的“商品”中得到满足，如舒适的环境，志趣相\n第47页合的同事，友善的邻居以及清洁的空气。这些也都是稀缺物品。因此，要得到它们也必须放弃其他东西。我可能喜欢达拉斯甚于纽约，喜欢二流学术机构中谦逊的同事甚于一个重要机构中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者，喜欢在一个少数民族区域而不愿在杂居居民区居住，以及喜欢乡村的新鲜空气甚于洛杉矶的空气。经济学家将这些生活中的福利称为非货币物品。我们从非货币收入中获得的效用也可以衡量。例如，每年多得美元的收入不会使我愿意从达拉斯迁移到圣路易斯。但是万美元或者万美元就有可能了，而达到万美元我就会迁移。同样，我拥有一幢有两套房间的房子。我自居一套，出租一套。假使一个有个孩子的寡妇愿意每月付美元，而一个管子工的出价则是美元，如果我想在附近有一个管子工，就会把房子租给他。这就是说，我愿意以美元所能购买的商品来换取一种称为友好的管子工的特殊商品。但我愿意为了有个友好的管子工而每月放弃美元或者美元吗？最终在租赁收入中必定有一个差价让我觉得从附近住有管子工中得到的满足成本太大了。这些简单的例子蕴含着重要的信息。人们从非货币物品中得到的满足有一个货币等价。更重要的是，对非货币物品的需求符合需求规律，购买非货币物品的费用越高，对它们的需求就越少。非货币物品的价值可以衡量这一事实为经济分析带来了富有意义的内容和可以检测的内涵。它们并不干扰价格竞争。总结前述内容，在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价格竞争是谁得到什么的主要决定者。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共同激励了寻求效用的个体去辨别、协商和执行契约性协议，这些协议趋向于将交易的范围最大化，或者换句话说，将资源配置于具有最高价格的用途。最终的结果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趋向于一词在这里很重要。没有办法判断资源的配置是否是有效的，或者就此而言，是否是一直有效的。经济分析所能告诉我们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时给予个\n第48页体以自由和动力去从事把经济向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向推进的行为。正是从这个意义其经济活动的方向来说资本主义是个有效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中有一些因素会干扰经济过程的效率。交易费用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降低，非货币收入的作用常常得不到完全的理解，而政府确实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进行了干预。经济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非货币物品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制订出降低交易费用的方法。但是，由产权的弱化和对契约自由的限制而导致的低效率都是各级政府的手笔。它们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使其不再与资源的有效配置相一致。推荐读物：\n第49页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中的生产产权和生产效率要生产物品我们必须使用资源。然而，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而且资源有着不同的用途。因此，生产一单位任一商品的成本等于所放弃的其他物品的价值。每个社会必须决定每一种物品要生产多少，谁应当生产什么。前一问题涉及“产出的组合”，后者则是生产的效率问题。当任何物品的生产在不降低其他物品的产出的情况下都无法增加时，生产在技术上是有效的。生产中的效率概念要求每一种物品均由该物品最低成本的生产者来生产，而每增加一单位的生产则须依照成本由低到高的次序由成本相对较高的生产者来完成。同在物品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情况下一样，制度安排影响产出。本章的目的是讨论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配置的影响。假使有五家企业生产录像机。表列出了每个企业在一单\n第50页位时间里能够生产的录像机数量，以及其用所放弃的价值来表示的成本。因此，每一企业其他产出的市场价值，无论这些产出是什么，是衡量它们各自生产录像机的成本的最佳方法。所有权如何影响资源在录像机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之间的分配呢？给定回报的可占用性，那些拥有资源的人有很强的动力去把它们配置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这意味着在价格低于美元时，表中的五个企业没有一个会选择生产录像机。它们都能通过生产其他产品而赚到更多的钱。企业在这组假定有能力生产录像机的企业中规模最小。它同时也是五家企业中生产成本最低的生产者。当每台录像机的售价超过美元时，不管原先生产的是什么，企业会转向生产录像机。在私有制经济中企业的决策，尽管是基于个体利益的，其结果对整个社会有利。例如，在每台录像机为美元时，所有者从每台录像机中赚取美元利润，而社会放弃了价格美元的其他物品换得了价值美元的录像机。美元一台录像机是企业愿意生产录像机的最低价格，美元一台是企业的最低价格，依次类推。这种在所有权与追求效用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形成了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更为一般地说，在私有制经济中，一种商品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显示了为诱使生产者为了销售提供的每一个可能的数量所必须具有的最低价格。供给曲线向上倾斜说明生产在技术上是有效的。这说明，当一种商品需要有更高的产出时，成本相对较高的生产者会按照次序吸引到该商品的生产中去。生产的技术效率因此是私有产权的重要结果。这是不是意味着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总是或者有时或者从来就是有效率的？经济分析并不能告诉我们。然而，经济分析的确说明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激励，使之促进生产中的效率。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指的是它具有趋于导致有效产出的\n第51页激励。表五家企业的生产选择图录像机的供给曲线经济分析为形形色色的限制对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配置所具有的影响提供了可验证的含义。例如，对进入自由（即交易的自由）的法律限制会引起生产的无效率。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不能进入录像机市场，结果会是无效率的产出组合。\n第52页利润的作用辨析资源更高价值的用途的问题，与将之从低价值用途向高价值用途转移的问题一样，是相当棘手的。信息的高成本、正的交易费用以及前面几章讨论了的各种财产关系都阻碍着资源向更高效率的方向转移。然而，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辨析一些资源的最佳用途和（把资源转移到这些用途。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希望某种权力机构来关心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承担起了这一功能。利润是每一段时间内超过用于生产的资源的机会成本的那部分收入。假设政府债券的利率为，如果在扣除所有直接成本之后，你投资了美元的项目，只给你带来美元的回报，那么，你损失了美元。在该项目中投资美元的成本必须包括你若投资于政府债券就能得到的美元。如果这一项目在扣除直接成本后得到美元收益，你的利润是美元。换句话说，利润是超出资源用于其他最佳用途所得到的收益的额外部分。另外，利润一词并不仅仅指来自土地、机器和其他“非人力”资产的收益。劳动也是利润的来源之一。作为资源分配者的利润在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易的经济中，在别人都有权这么做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在自愿商定的条件上寻求交易机会。寻找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的过程导致了对稀缺资源的竞价。在这一过程中，资源流向具有更高价值的用途。于是资源的有效配置成为这一过程最终结果（均衡）的特征：没有丝毫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把资源从其\n第53页他用途吸引过来的竞争）未得到利用。这一最终结果可能只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个人偏好和收入、技术和很多其他的东西改变了均衡的位置。然而，向着不管处在何处的均衡的调整过程则是不断进行的。而正是这一调整过程、控制这一过程的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含义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在任何一个时点，资源在比萨饼行业和汉堡包行业之间的分配是确定的，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也一样。假设我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更偏好于比萨饼，对比萨饼的需求价格相对于汉堡包就会上升。给定现在的资源配置和资源现时的成本，在比萨饼行业每美元价值的资源的利润率相对于汉堡包行业也会上升。一个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每美元价值的资源利润率的上升，反映了相对于其他行业社会对该行业的产品需求更大。通过比萨饼和汉堡包不同的利润率，社会实际上在表示，更多的资源应当用于比萨饼生产而应该减少用于汉堡包的生产。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一些资源从低价值用途（汉堡包）向高价值用途（比萨饼）转移；和（转移恰当数量的资源。利润有效地把资源从低价值向高价值用途转移的能力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所有权为所有者寻求对其资源的最佳使用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因此，所有者会对资产在不同用途上的利润率差异作出反应。在这一例子中，在汉堡包行业中的资源是可以被耗尽的（不被替代），此时比萨饼行业将从其他用途上吸引资源。资源的重新配置会有多快事先无法预言。有些投入要素是固定的，无法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作迅速调整。但是，资源的调整过程的确会发生。随着资源从一个行业流入另一个行业，社会相对于汉堡包需要更多的比萨饼这一偏好逐步得到满足。产品组合的这一变动有两个作用。第一，比萨饼的价格相对于汉堡包下跌。第二，生产比萨饼的直接成本相对于汉堡包上升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了生产更多的比萨饼，比萨饼的生产者必须把资源从其他用途，包括汉堡包行业，竞争过来。两种作用结合在一起降低了比萨饼行业每美元价值的资源\n第54页的利润率，并且提高了汉堡包行业每美元价值（剩余）资源的利润率。当两个行业的利润达到一致时，如果不存在风险和交易费用的差异，调整过程将趋于停止。在私有制经济中，利润的差异标志着社会对一些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的偏好的改变。资源所有者，为其利益所驱动，通过把资源从低价值用途向高价值用途转移对这一指令信号作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利润差别通过降低这些商品的价格（得益于更多的供给）的竞争和由于生产所使用的资源的价值变高而得以消除。于是资源的配置得到了调整以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组合。利润差别通过资源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而被消除的趋势很容易观察到。很多人认为大企业比小企业赚的钱要多。通用汽车公司赚的钱，比一个比萨饼店赚的要多的多，而比萨饼店又比当地的一个电视机修理店赚更多的钱。但是通用汽车公司所做的，用每美元价值所赚取的利润是不是比电视机修理店要高呢？平均而论，不是。同样，很多人看来对一些企业赚取高额利润很反感。这种对高额利润的反感并没有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确认，资源的配置符合社会对各种商品的品味。正的（和负的）利润能够迅速、可靠和低成本地提供要求改变产品组成的信息，这是资源所有者热切希望对之作出反应的信息。限制利润就会剥夺它们引导资源配置这一至关重要的功能。作为利润源泉的创新利润同样在形成新的交易机会（也就是说，引入资源的新用途）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假使一个人发明了一种新产品、生产现存产品的新方法、新市场，或者是供给了一种新资源，这些变化称为创新，它们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交易机会。社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创新，表明它认为新的要素比旧的更有价值。铁路、电力、福特公司的“野马”以及甲壳虫\n第55页乐队仅仅是几个创新成功的新鲜事例而已。它们对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引起了以前在市场中未曾尝试过的资源使用方法上的改变。一般而言，成功的创新能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作贡献它扩大了社会的选择集合，它并不抛弃任何在此以前社会中可用的方法，并且给予社会自愿地用新方法代替旧方法的机会。成功的创新产生的收益要大于创新者所使用的资源在此以前所能获得的收入（这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创新就是失败的）。通过资源使用方法的成功改变，也就是说，通过有足够多的人希望利用的新交易方法的出现，正的利润由此在制度内部产生。创新成为利润的源泉，正与自由交易降低利润的原理一样。成功的创新者具有垄断地位，使他能够赚取超过机会成本的利润。于是，前一节所讨论的资源配置和使用的调整过程再一次开始。资源从旧的用途流向新的用途。不久，由于其他人在创新成功以后纷纷模仿，创新者失去了垄断地位。最终，竞争消除了利润。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恰好获得了所需数量的新东西。作为利润源泉的垄断如果创新者能够限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自由进入市场，其利润就能得到保证。因此，可以预言政府会受到一些压力去对新的进入者封闭市场。为寻求这种保护而提出的理由是（通过保证长期利润）鼓励竞争、保护消费者免受无信用商人之害、避免重复劳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浪费和保护公共利益。所有这些理由都只是一个幌子，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保护现在的生产者免受新进入者的竞争。凭借法律法规，政府可以通过给予一些人特殊的权利、出售商品的许可证和由此而来的避免竞争的保护，为他们创造垄断利润。政府控制一个可预见的结果是增加了争取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的重要性。在私有产权和自由交易的经济中，生产者有动力去投\n第56页资于更好的设施、更好的关于消费者爱好的信息，以及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这些投资反过来促进了资源实现更有效的配置。然而，在政治市场中，生产者投资于对己有利的法规的制定，以获得相对于潜在的竞争对手而言的特权。这些投资趋向于保持资源的不良配置。企业也可以不依赖于政治权威的帮助就能够保护其利润免受竞争的影响。掠夺性定价、合谋、合并以及确保进入的高成本，都只是先期存在的企业所使用的一些战略，以此来把较为短期的创新利润，转化为更为长久的垄断利润。掠夺掠夺性定价，意指企业的售价低于成本。此后，在竞争对手被赶出市场以后，企业就制定高价。标准石油公司经常被用作企业采用掠夺性定价策略的例子。如果该企业在几个市场出售产品而其所有的对手都只在其中一个市场上售货，威胁要运用掠夺性行为就会是有效的。但是这种行为对掠夺者而言成本很大。掠夺者现在遭受了损失，而收益的取得则是迟延了的。更主要的是，其收益很可能仅仅是短期的，因为新的竞争者可能会被垄断价格所吸引进来，而这一行为只好不断重复进行。同样，比它小的企业可以停止经营，让掠夺者企业遭受损失，然后在价格上升时重新开张。事实上，那些可能具有掠夺性的行为常常是由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的生产者发起的竞争。在这一情况下，禁止掠夺性竞争的法律实际上对消费者有害。合谋与合并通过合谋与合并来取得垄断力量是企业试图滥用竞争过程的另一个途径。合谋是企业之间固定其产品售价的合同。有效的合谋给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很容易感觉到。谢尔曼法（）在年获得通过以对企图垄断市场的交易和合谋作出限制。尽管企业必定会从有效的合谋中获利，固定价格合同的参加者可以通\n第57页过违反协议来获得更多的收益。通过以低于商定价格的售价出售产品，该企业通常能够增加其利润。用例子来说明：假定个企业同意每单位产品要价美元，而生产成本为美元。每个企业都出售个单位产品，获利美元。如果一个企业以美元的价格出售了个单位产品，其总利润会从美元上升到美元。进行欺骗的诱惑很强。如果发现欺骗和执行协议的成本都很高，固定价格合同就不会是很稳固的“。监督”成本通常很高，相应地，合谋都好景不长。向政府通过密封投标竞争销售合同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由于所有竞价都会公开，如果一个参与合谋的商家不按协议竞标，那么，欺骗的成本很低。因此，在缺乏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大多数合谋都是寿命不长的。合谋企业发觉监督协议和排斥为高额利润所吸引的新的进入者成本很高，于是，合并似乎成为排除市场竞争更为有效的手段。方法很简单：与自己的竞争对手合并成一个大企业以得到垄断利润，再将利润在合并了的企业间进行分配。不幸的是，一旦先期存在的企业把价格提高到竞争性价格水平以上，新的企业就会进入。事实上，我们所见的大多数合并都有着不同的目的，诸如更有效率的资源组合或是上级管理单位对其实施的接管等。市场的合法封锁新企业对于已存在的企业来说是个威胁。因此，保持利润的有效方法是防止新企业的形成。但是，对潜在的竞争者封闭市场需要政府的积极配合。那些由政府机关授予排他经营权的企业可以称为是垄断者。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医疗行业、电话公司、公用事业、烈酒商店和工会会员商店都是实例。在一个被封锁的市场中，经营的许可证是一种具有货币价值的产权。而竞争性利润和垄断利润之间的差额决定了这一权利的市场价值。许可证赋予其拥有者获得使其免遭竞争的保护的权利，它同时排除了他人参与竞争的权利。\n第58页综上所述，生产效率由（把资源分配给私人所有者，取消（或减少）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和（把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监督游戏而得到提高。推荐读物：\n第59页所有权与厂商组织生产的方法从根本上讲，生产过程的组织有两种途径。第一种，你可以加入一个契约性协议，让一个人在你的土地上给你种植小麦，另一个人去收割，第三个人替你储藏，以及让第四个人为你出售小麦。这一组织生产的方法称为市场合约法。你与合约伙伴达成独立的协议，并且给他们每个人支付一共同商定的货币额以换取某一特定任务的完成。或者，你可以雇用这四个人为你工作。在这一情况下，你成为团体生产过程中契约的核心主体。契约性协议依旧存在，但都已大不相同了。你支付给你的雇员一特定数额的货币（工资）以换得告诉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样做的权利。这一组织生产的方法叫做厂商。这两种组织生产的方法在现实世界中同时并存。例如，通用汽车公司自己生产很多制造汽车所必须的部件，但它也从其契约伙伴处购买部件。在私有制经济中，资源的所有者具有强烈的\n第60页动力去寻求这两种生产组织方式最有利可图的组合。这两种生产组织方式都有成本。市场合约法的成本包括辨别最低成本的合作伙伴、洽谈合约、为了适应改变了的环境而进行的重新协商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市场合约法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开小差的成本由开小差的伙伴自己承担。他得到的是同样数额的钱，不管他是在五个小时还是在五天内履行他的合同职责。团队生产同样有成本。不管他们的实际表现如何，雇员们每个时期都得到契约工资。这意味着开小差的成本（厂商所减少的产出）由工人以外的人来承担。因此，团队的成员有开小差的动机，而厂商必定因此而产生监督雇员的成本。其次，团队生产的方式还需要有专家（经理）来管理在生产链条上的劳动力分配。最后，厂商还必须支付衡量单个投入要素绩效的成本。厂商的产品是由很多要素共同生产的、无法分离的整体。这就是说，没有办法分清谁对总产品作了多少贡献。但是，厂商在竞争性市场中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存在于报酬和单个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团队生产方式的重要优点在于它促进了投入品在其最有价值的用途上的分配。厂商是个市场，上层管理人员在其中筛选资源，估计其潜在价值，并且对各种各样的生产工艺作出评价。厂商内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中存在的竞争有助于降低把资源转移到相对于外部（正常）竞争市场具有更高价值的用途的交易费用。阿门阿尔钦（）对主要大公司的发展作了如下评论“：⋯⋯（主要大公司）的财富增长，准确地说，来自于其内部用于交换和重新分配资源的市场的优越性更多（更便宜）与人和建议相关的信息所导致的优越性。许多在普通市场中属于外部性的‘知识效应’，在企业内部转变成了有利的内部性，成为对生产它们的人的激励和报酬。”\n第61页管理者技能供给的局限和大公司的复杂性，最终导致团队生产方式的成本相对于市场合约法的增加。那些成功地根据内部交易和外部契约的相对成本调整其组合的厂商，就会在竞争性市场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机会。而这些交易费用由于行业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对一个饭店里个服务员进行监管的成本可能会高于在一个制造业工厂中管理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所需的成本。经济分析的单位通常的认识是，企业决定其年度目标，政府决定其经济政策，以及当地交响乐团决定建造一座新的音乐厅。然而，企业、大学和政府并不作出决策。作出决策的是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企业、政府和民间机构领导的变更十分重要的原因。更为正确地应该是问：“为什么这些机构的决策者会以一定的方式行事而不是问“：为什么或者美国政府或者达拉斯交响乐协会会如此行事要想理解任一组织的行为，经济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为该机构作决定的个人、他们作决策的规则和评价其绩效的成本（即交易费用）之上。这说明经济分析的单位是个人。因此，要对所有经济制度中的厂商作经济分析，就必须承认：所有决策由单个的人所作出；）所有的决策者有其自身的目标；）每一个决策者的行为取决于其工作于其中的激励结构；以及（这些激励由企业中现行的产权制度决定。\n第62页对厂商的经济分析在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各式各样的企业，例如，单一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非赢利组织和政府管制企业。明显的一点是，经济组织的市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为社会的个体成员提供了他们能自由组建的企业类型的一系列选择。组织市场中的竞争按行业和经济活动淘汰了低效率的组织类型。例如，公司制企业更适合于资本密集型活动，而合伙制企业在服务业则表现更佳。本章讨论资本主义经济中两类企业的行为：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公司。前者是企业的基本类型（所有者一经理形式），它由于标准教科书的价格理论而广为人知。尽管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对其行为的理解，为所有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制度中任何类型企业所作的经济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制，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同时肯定也是最典型的企业形式。在本书剩余部分我们始终集中在以下与企业相关的几个问题上：决策者的目标，这些目标的追求过程，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传统资本主义企业我们说企业是私人所有的，这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假定朱迪想开一家圣经商店。她租了一幢房子，从当地银行借款购买设备，并且雇用了几个人为她工作。劳拉则不一样，想要经营一家色情商店。她自己有房子，用自己的积蓄去买设备，而且自己一个人在店里工作。这看起来似乎劳拉拥有自己的商店，而朱迪则离圣经店的所有者还有一段距离。事实上，朱迪和劳拉之间并无区别。她们都拥有各自的商店。与企业的所有制相关的并不是砖头和设备，\n第63页而是权利。说一个企业是私人拥有的，是指所有者在该企业中拥有一组权利。这些权利定义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首先是企业收益的占有权。这随后用于给所有投入要素支付协议价格。于是所有剩余为所有者所占有。朱迪和劳拉都拥有在她们给相互联合的投入要素作了支付后遗留的剩余。朱迪必须给其所使用的投入作直接的支付，而劳拉则放弃了如果她把房子、设备和她的劳动技能出租给他人使用的话她本可得到的收入。这一权利激励所有者去监督雇员的绩效，提高他们的联合生产力，为个人努力而奖励雇员，以及使用适当的团队生产方法和市场合约法的组合来生产想要得到的产品。所有者权利中第二种权利是对团队成员的雇用和解雇权。这一权利以契约自由为前提。所有者可以解雇工人，或者为其违反合同所带来的损失提起诉讼。雇员也有同样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退出或者为违约导致的损害提起诉讼“解雇”雇主。但是，所有者并没有管束或者惩罚雇员的权力。很多法律的和行政的规定削弱了所有者从与雇员所订的契约中退出（即解雇）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问题。由于限制了契约自由，这些规定事实上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就是说，随着解雇威胁的减少，所有者监督雇员的表现和防止开小差的能力受到了损害。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第三种权利是出售上述两种权利的权利。以共同商定的价格将财产转让给他人的权利是所有权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企业的市场价格，所有者在企业中财产的市场价格，等于企业在整个运作期限内预期可以得到的未来剩余的现值。将未来的预期收益资本化为市场现值的权利是所有权所特有的。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朱迪和劳拉都有权将未来剩余资本化。这一分析是简单而又直接明了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各种制度安排下存在的产权组合。存在于这一产权组合中的特定的权利揭示了企业内部成本和报酬的分配方式。其次，我们要确定由此产生的激励结构及其对决策者行为的作用。最后，我们要推导出企业\n第64页应当采取的行为，并将所得出的逻辑命题与经济实际中大量事实作对比以检验其正确性。企业的标准理论是以所有者一经理型企业为中心展开的。该模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必在此重复。但是，为了给我们对其他类型企业作分析提供一个视角，在此将传统企业的权利组合与其应有的行为联系起来。企业的所有者经理（）是决策者。他有权占有剩余、雇用和解雇相互合作的投入要素，以及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这些权利。因为剩余等于企业收入与每一个产出水平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所有者一经理为了最大化剩余必须确定使这一差额最大的产出水平。经济理论发展了一系列分析工具来确定追求最大剩余的最终结果。均衡解表明边际相等原则在每一种市场（如价格搜寻者的市场）都得到了满足。因此，资源得到了最有价值的使用。所有者一经理具有强烈的动力去监督、管理和衡量其雇员的工作情况。为了换取其努力工作，所有者一经理占有所有剩余。此外，因为所有者管理企业，十分了解情况并且一直处在企业里，监督雇员的成本就比较低。团队成员的雇用解雇权因此确保了所有者一经理从合作性投入要素中得到最具生产力的努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把所有者的剩余限制在或多或少等于其自有资源，包括劳动的机会成本。从前一章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值得在稍有不同的上下文中重述一次高于平均水平的剩余意味着由该企业生产的产品（如）在市场上供给不足。随着的价值上升，社会实际上在表明相对于其他商品它需要更多的在将其效用最大化的欲望的驱动下，其他有能力生产的资源所有者对这一要求必将做出反应。这些人加入的生产的结果是对于现存企业而言需求曲线往回移动了。于是市场为更多的卖者所分享，的价格下跌而利润率也相应下降。最终，竞争侵蚀了所有的超额利润，资源向该行业的流动停止了，而且最重要的是，社会得到了想要的产品组合。\n第65页故事到此尚未结束。资源从低价值向高价值活动的流动影响了资源价格。用于生产的资源价格由于竞争而上升，并且因此，生产成本曲线向上移动，消除了收入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因此，正的利润在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中导致两种反应：生产领域新生产者的进入和资源价格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消费者支付更低的价格和资源所有者得到更高的价格，利润为竞争所侵蚀。于是，所有者一经理必须最大化其剩余以获得其机会成本（即两者持平）。利润最大化目标是所有者的个人目标。再重复一遍，企业不可能有自己的目标。资源是否一直被配置于最有价值的用途？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经济分析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使相互之间以把资源从低价值向高价值用途转移的方式来发生作用，而给个体以自由和动力的方式与原因。这同时也解释了这一调整过程，并且提供了可供验证的内涵。但是，经济分析不可能确切地断定资源已经被配置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说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指的是其社会和经济过程具有把资源转移向最佳用途的强烈而又明显的趋势。现代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的技术进步，通讯和交通手段的改进以及大型政治组织取代封建采邑的出现，使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使产品变得相对便宜而且更有利可图。可是，大规模生产需要在固定资产上有大量启动投资。这就是说，企业需要大量资本以利用技术进步和市场机会。无限责任规则使得为新技术的应用筹集资金变得很困难。在每个合伙人个人对企业的全部债务都负有偿付责任的情况下，接受新的合伙人因为风险太大而不可能进行。每个合伙人都可能由于偿债能力不足或者不诚实而使其他合伙人一贫如洗。同样，合伙人数量的增加提高了互相监督的成本。每个所有者都必须密切关注业务，所以不在所有权（）显得太不谨慎了。\n第66页因此，无限责任这一规则限制了资本一个重要的来源：私人所有的资源的集中或者股票募资。作为对制度内部经济压力的回应，一个新的法律概念形成了：有限责任法。这一法律将每个所有者的责任限制在其在企业中的投资的市场价值上。股权被分为很小的份额，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股权分散为相对较小的可分离的份额，同样也使公司制企业从个体小储户中吸引资金成为可能。参与挑选企业董事会的权利与每个投资者拥有的股份数成正比。公司制企业显示了它是自愿为长期存在的企业集中大量资本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公司的所有者有权获取剩余，雇佣和解雇互相合作的投入要素和在金融市场出售这些权力。相对于所有者一经理企业，法律制度并没有改变为股东所拥有的权利组合。然而经济制度却对之作了改变。一个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很多股东中，因此，单个所有者面临着监督管理层决策、发现其缺点以及实施剩余最大化行为之中存在的高额交易费用。这些成本是导致传统资本主义企业和现代公司的产权之间出现重要差异的罪魁祸首。现代公司的所有者发现，他们雇用和解雇团队成员，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的权利被削弱了。所有权这一削弱降低了股东控制企业决策者的能力。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上层管理人员能够而且也确实在影响股东的财富。这一问题可以归之为股东产权组合对公司制企业行为的作用。正的交易费用使公司管理人员能够牺牲企业的利润来为自己获取各种各样的好处。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要使用下列概念：潜在利润，指的是企业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价格一产出组合；报告利润，作为公司赢利而报告给企业股东的货币数量；以及生存（机会）利润，即为股东拥有的资源用于其他用途时可以赚得的货币量。正的交易费用一个重要的后果，是企业的潜在利润和报告利润可能不一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管理者（即高级管理人员）能够\n第67页通过消费一定数量带来效用的商品，诸如费用账户、豪华的办公室、大批服饰整齐的职工、令人满意（但不一定最有效率）的同事等等，在牺牲企业收益的基础上提高个人的总报酬。正的交易费用使经理对这些物品的消费成为可能，因为它们都以业务费用的面目出现。这种“放纵”的作用是把经理的总收入提高到其契约收入之上。但是，经理的在职消费取决于企业潜在利润和生存利润之间的差异。当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有一部分在其平均机会成本曲线之上时，前者就超过了后者。企业的标准竞争模型将这一差异看成是短期现象，因为在零交易费用世界新的进入者通过现存企业规模的调整消除了超额利润，降低了产品价格，并且提高了投入的成本。报告利润和生存利润之间的差异决定着新企业进入的速度。当交易费用为正、经理通过在职消费提高其总收入时，报告利润就会低于企业的潜在利润。于是进入者的数量就会减少，不足以实现能够生产出所需产出组合的资源配置调整，而资源的流入也少于资源有效配置所要求的量。高交易费用就因此干扰了利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例如，如果企业的需求曲线和平均机会成本曲线是和，其潜在利润为美元。假设交易费用高于美元，经理就能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价值美元的非货币商品，并且欺骗股东说，平均成本曲线为。在这个相当简单的例子中，企业的报告利润将会等同于其生存利润，而资源向其最佳用途的流动也就受到了阻碍。经理能为自己购买的非货币物品仅限于那些能被证明为业务的活动。非货币物品的消费对经理而言具有一定价值，它等价于货币收入。举个例子，一次去拉斯维加斯费用全包的旅行花了企业美元，但对经理来说一般不值美元现金。不考虑税收激励，美元使人有更多的选择。经理总是能够用这美元去一趟拉斯维加斯。但如果他决定把这美元用于其他方面，这\n第68页意味着去拉斯维加斯旅行比不上美元可以购买的其他东西。假使经理愿意去拉斯维加斯而不愿接受比如说美元现金，那么，这一费用全包的拉斯维加斯之行的货币价值在美元到美元之间。对股东而言，成本为美元。而经理所得要少于美元。因此，正交易费用激励了企业内部收入低效率的再分配。由于正的交易费用，以及由于以下两个因素形成的威胁公司效率的激励而削弱了股东拥有的对团队成员雇用权和解雇权：行业的资源流入量要少于社会需要的量，和（企业内部低效率收入再分配。这仅仅是与任何结果都相符合的一般结论。为了将之发展成能够得出可验证的内涵的理论，我们必须具体说明经理的机会选择集合、影响非货币商品购买成本的因素以及决定经理机会集合大小的因素。经理在取得非货币商品方面的机会选择集合取决于：经理本人对交易费用的估计，和（企业潜在利润和生存利润之差。两者之中数值小的因素决定了经理能够转化为其收入的最大量。在图中，经理的机会集合由表示。为了简化，利润和非货币物品之间的转换率假定为。经理能从股东处拿走的利润最大量为，这在（）时小于企业的超额利润。从中可以得出（经理可以无约束地消费价值的非货币商品，和（股东的分散化，通过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扩大了经理的机会集合。这就是说，股份的分散趋于推动线向右移动。在经验证据面前这些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如何来解释千百万人仍旧投资于普通股这一现象呢？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其他形式的投资？为什么股票融资并没有被对固定索取权的投资所代替？显而易见，在该制度内部存在着一些因素有助于保护股东利益。对于这些同时影响着经理的非货币商品购买成本和机会集合的因素所作的经济分析支持了经验证据。\n第69页图购买非货币商品的成本图中曲线体现了由股东承担的非货币商品成本与其对于经理而言的货币等价量之间的关系。曲线的斜率表明非货币商品对于企业的成本超过了其对经理的货币价值。雇佣经理的目的是让他增加股东的财富。因此，经理未来报酬的现值与其过去和将来的业绩密切相关。要想追求个人目标最大化而非剩余最大化的经理，必定受制于他自己从预期将来收入更低这一角度对这一行为的成本所作的估测。在大多数公司中，经理在报告利润高于生存利润时得到货币奖金。这说明经理必须面对更高的报告利润和非货币商品消费之间的权衡。假使经理的奖金是。达到均衡时，经理由于超额利润而得到的收入对非货币商品消费的替代率是。因为是线的斜率，经理会在图中选择一束使的斜率等同于即在非货币商品上花费美元所得到的货币价值等于美元报告利润的增加给经理带来的收入。这就是\n第70页说，如果大于花美元于非货币商品上而得到的收入增量，追求效用的经理将会沿图中的线向上移动。图考察两家一切相同但股权的分散程度不一样的企业。图中和是其经理所面对的机会集合。如果等于处或者其前面的曲线的斜率，那么，两个企业为支付非货币商品的总金额（同时也是股东的利润损失）将会是一样的。点表示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股权的分散并不导致更低的效率。只有当等于曲线在和之间某处的斜率时，经理将会分别花费和量。机会集合的大小所有权和契约自由能够产生有利于缩小经理机会集合的市场力量。在金融市场上，股票价格反映了所有个人对当前经营策略未来的结果所作判断的总和。在股票价格反映了当前经营策略未来预期结果的现值这一程度上，市场评价保护了股东，避免了经理更少关心他们的财富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n第71页图移，市场对经营方针所作的评价可能会证明是错误的。但是，经理知道他的方针和决策会立即受到仔细的评估。因此，市场对当前经营方针未来结果的评价激励着经理去追求能够增加剩余（利润）的方针和决策。因此，所有者所拥有的在一个反映当前经营决策资本化了的价值的市场中出售股份的权利增加了经理以利润为代价追求个人目标的成本。逻辑上说，市场对当前经营决策的未来结果所作的评估缩小了图中经理的机会集合。有一些学术上的研究提出了这一问题：股权分散的企业中股东财富（红利和资本价值均可）的增长率是不是比分散程度较低的公司要低？一般而言，并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股权分散程度与股东财富的变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n第72页总而言之，技术进步和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使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有利可图。然而，要想利用这些机会需要有巨额的固定资产初始投资。现代公司制被证明在大量集中自主资本方面是最为有效的方法。股份的可匿名转让性使公司制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匿名的可能性来自于有限责任，即股东不必关心其他所有者是谁，这使股东能够不必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就可出售股份。因此，有限责任导致了可匿名转让性的产生，而这使投资者能够共同进行在投资者生命期之后才会有回报的长期投资。经济分析和经验证据表明，公司制企业中的产权组合为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能够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方针和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在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市场力量，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股东的财富资源以及向最高价值用途的流动趋势。推荐读物：\n第73页残缺的所有权与厂商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很多类型的企业其所有权是被弱化了的。在这一类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受管制的企业、非赢利企业和所谓的共同决定制企业。受管制的企业和非赢利企业通常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组织课上进行讨论。共同决定制企业则不一样，很少为人所知，而且同时也与比较经济分析更为相关。由于这些原因，本章将较为具体地讨论共同决定制企业。受管制的企业作为受管制的企业所有权特点的产权残缺，指的是施加于所有者剩余索取权利之上的法律限制。管制机构对一些企业如公用事业公司施以“公平回报”规则。由于有了利润的上限，经理发现他实际上可以不费力气，就能把企业超过“公平回报”的那部分潜在利润转化为非货币商品消费，并且用高报生产成本的手法来欺骗管制者。这一结论，已经经受住了形形色色的经验考证，其所反映\n第74页的现象直接与管制行业中股票的评价相关。在剩余上的产权残缺，意味着对当前经营方针未来结果所作的市场评价对于被管制企业的所有者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因此，对于公司制企业的经理而言，增加非货币化商品的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不存在了。非赢利企业隶属于这一类别的企业类型有教会、大学、储蓄贷款互助协会、基金会和其他一些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定性特征：没有人可以主张剩余占有权。换句话说，要对当前经营决策的未来后果作评估的话，成本是比较高的，并且在这种条件下，经理会把潜在利润用来获取非货币化收入。例如，买房子的人可能得到贷款，如果他从储蓄贷款互助协会的经理所拥有的公司购买保险的话。同样，一所大学体育馆的经理有动力去把最好的座位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以下来制造短缺。他可以用人为的低价和市场出清价格之间的差额来换取好感。共同决定制企业共同决定制的背景很多西欧国家都仿效了德国的做法，积极促进劳工对企业管理的参与。共同决定制是战后西欧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共同决定制法律在国与国之间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所有国家的共同决定制法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劳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劳工在董事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并且在决策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在企业的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层次的国家中，如德国和荷兰，劳\n第75页工代表是监事会①的成员。在企业中只存在董事会的地方，雇员的代表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工会已经被“收买”成为共同决定制运动的支持者，它们得到了任命自己的代表进董事会的权利，或者得到的是它们可以控制工人代表的保证，或者两者都给它们得到了。对于西欧建立共同决定制有两个主要的解释，分别是工业民主的发展和工人异化的减少。工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共同决定制尚不明了。共同决定制在瑞典遭到了失败，瑞典是惟一的由全体选民表决来决定这一问题的国家。工人们对共同决定制相对地冷淡并不太令人感到惊奇。工人的利益在于其收入的增长，而不是参与式的民主。而集体协议的谈判过程在影响工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已经成为得到了最为透彻的理解并且已为历史所证明的方式。在德国，支持共同决定制的力量主要来自两大群体：知识分子团体和工会领导人。工会领导人对共同决定制的支持是以其拥有挑选进入企业董事会的工人代表的权利一项重要的产权为基础的。如果不存在这样一种权利，工会领导人事实上会有反对共同决定制的动机。一旦他们能够确保拥有这一权利，工会领导人就能够把共同决定制作为提高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来使用。美国工会则完全不一样，对共同决定制毫无热情。在对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发表评论时，机械师工会的主席说道：我们对用一种乌托邦制度来代替自由经营毫无兴趣⋯⋯而且我们相信，比起董事会的会议室工人能在谈判桌上得到更多自由经营的成果。②美国劳联一产联的莱恩科兰德（）在裁定工会对共同决定制的支持时则讲得更为直言不讳：①监事会是企业的控制机构就像美国的董事会一样。②\n第76页美国工人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从其本性中认识到，解救之道不在于董事会会议室或者经理套间中椅子的调整在于他们自己的自治组织实力和谈判力量的增长。①美国工会领导人对共同决定制所作的坦率的拒绝表明，工人们不愿意用政治决策来代替对经济问题上的集体谈判。德国共同决定制的历史德国共同决定制在工业民主哲学思想的起源中找到了自己的根源。早在年，图宾根大学的罗伯特冯默尔（，维尔海姆罗切尔（）和布鲁诺希尔德布兰特教授就提出要在企业中创立“工人委员会”。他们感到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强调道德问题。他们的建议在决策层面上并不就是实际的共同决定，建议仅局限于听工人申诉权利的问题上。它更强调的是诉诸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上的变革。在年，德国首届当选国会在法兰克福召开大会。除了别的事务，国会试图通过被称之为德意志国家工商业管理条例）的法案。那是第一次为了在企业中创立工人代表而作的立法上的努力。法案虽未获得通过，但在随后几年却出现了有趣的发展。德意志国家工商业管理条例的许多条款被一些企业自发采用。工人和企业都发觉他们不用诉诸国家权力就能达成互惠的契约性协议，这对自身利益有好处。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参加合同的各方能够确定交换的机会，做出他们自己的权衡（这对于所有企业来说不大可能是相同的），以及能够以成本低于第三方可能达到的方式来达成交易条件。虽然法律平等地应用于所有企业，自发性合同为业\n第77页主与工人确定和利用那些专属于他们企业的机会开了方便之门。在私有企业内部契约性协议的自发形成最终受到了国家的注意。巴伐利亚州在年和普鲁士州在年相继颁布了工人委员会法。那些法律的实施开始了雇主一雇员关系上的外生变迁过程。国家不再允许各个企业内生地形成相应于它们自己的特殊问题而可能互不相同的契约性协议，而是开始向所有企业强制实施一整套统一的法律。年德国颁布了企业委员会法。它使得工人具有在社会和人事问题上提出申诉的权利。年一项新的法令又获得通过。根据该项法令，企业的监事会必须拥有名雇员代表。它是德国第一个关于共同决定制的法令，在年所提出来的要求成立工人委员会的建议最终发展成了工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在年，军事当局通过了所谓的第号法令（，从而重建了企业委员会。在年，又颁布了掘煤业和钢铁冶炼企业的监事会和理事会的雇员共同决定法，。于是，德国共同决定制在当前阶段的发展已是万事俱备了。在当今的德国，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框架是由以下三部法令所决定的：年的蒙坦法（年的企业宪法法案（年进行修正）；年的共同决定法。年的蒙坦法的实施对象包括了所有雇员在人以上的采矿和钢铁企业。在蒙坦法所管辖的产业中，一个企业的监事会由名当选的成员所组成。股东和雇员各任命名成员。除此之外，股东和雇员一样，再分别任命名外部成员，这名成员既不能是工会或雇主组织的代表，也不能受雇于该企业或者与其有经济\n第78页上的任何联系。第名成员由所有监事会的成员共同选举产生。年的企业宪法法案从三个不同层面规定了雇员的权利，即企业的个人、工厂和决策等层面。在个人层面上，每个雇员在诸如工作条件、雇佣、解雇和下岗等问题上被赋予知晓、申诉和讨论的权利。在工厂层面上，该法令规定了企业委员会制度。企业委员会由雇员选举产生，规模大小各不相同。一般说来，这种工人委员会的功能是扮演雇员的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在企业的决策层面上，企业宪法法案规定了在雇员人数超过人的企业中，监事会的成员必须是工人代表。这些工人代表是由秘密投票直接选举产生的。他们并不是由工会来任命的。因此，企业宪法法案采纳了一种与保守的天主教哲学相一致的共同决定制。年的共同决定法适用于所有超过名雇员的企业（大约有家）。监事会拥有名成员。在这名成员中，名是股东的代表，名是雇员的代表。当今德国工人的权利可以概括如下：企业中由雇员单独组成的企业委员会确保了在工厂层面上的协商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决策层面上的共同决定权则应该由监事会中的工人代表来行使。在煤炭和钢铁产业中，企业的监事会受到股东和雇员同等代表权的制约。虽然雇员人数超过人的德国企业在其委员会中同样存在劳资双方的同等代表权，但是在投票处于僵局时拥有决定性一票的主席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在雇员人数少于人的企业的监事会中雇员的代表居于少数地位。共同决定制与产权共同决定制引发了外生于该体制的制度重组。这些法令改变了股东、经理、雇员和工会之间通常的关系。由此而来的是它们影响了工人参与制企业中决策权的分配、报酬的占有权以及承受风险与负担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影响，这些法令改变了游戏进行方式，特别是管理决策、工资谈判、对工人报偿的方式（小额优\n第79页惠、分红和合同工资等等）、用工政策和股票筹资。与经济分析相关的问题是弄清制度重组对社会中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所具有的影响。不管如何使用漂亮的词藻，诸如“工业民主”和“工人参与”之类的词语仅仅是财富转移的代名词而已。共同决定制把决策的责任转移给了一群根本不受这些决策影响的人。不管决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工人总能得到合同工资其面临的风险是有限的。共同决定制将股东置于一种毫无乐趣的境地如果公司做出的投资决策是成功的，那么，所获的好处要与工人一起分享。而另一方面，如果投资决策是失败的，股东则独自承受损失。共同决定制违反了风险一报酬关系而这反过来又提高了股票资本的成本（减少了其供给）。非自发的共同决定制限制了个人通过谈判产生最有利的组织形式的自由。契约自由意味着工人参与公司管理应该如同许多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是从自发的契约性协议中产生的。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共同决定制自发形成的案例。如果共同决定制提高了企业生产力，或者给予工人的利益超过了带给股东的成本，为什么我们需要用法律来对共同决定制做出规定呢？共同决定制干预了所有权。工人参与企业管理意味着在决策领域中赋予工人发言权的政治行动，而传统上在这一领域行使权力的是所有者，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通过雇佣的代表（如经理）来行使。需要牢记的是，当前关于资源使用的决策具有未来的后果（通过资源价值的变化来衡量）。不同的产权安排隐含着对当前决策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失不同的分配方式。在一个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者（或者其所雇佣的代表）承受其当前决策所有的未来后果。共同决定制导致了决策与风险承担的分离。在一个共同决定制的企业中，那些参与决策过程的人并不承担企业资产价值的所有变化，于是共同决定制削弱了所有权。所有权的削弱意味着决策\n第80页的变化。如果给定工人时间跨度，这仅限于其所期望的受雇于企业的雇佣期，那么，工人参与制企业会有更大的动力去采用那些使收入提前实现而推迟成本形成的投资方式。例如，考察一下两种有着相同成本的投资方法。一种方法的预期现值是美元，而另一种则只有美元。尽管如此，如果第一种方法的回报在长达年的时期内进行贴现，而第二种仅仅只有年，那么，工人们就会很容易驱使管理层去选择利益相对较少的那种投资方法。即使无权分享企业的利润，工资谈判和他们对工作保障的理解将促使工人偏好于那种保证能在有限的时期内带来更多年收入的经营方针，而不是那些能使企业财富最大化的策略。共同决定制是一项代价高昂的政治改革。它具有以下一些重大成本：在企业组织的市场中制造垄断。美国或西欧并没有禁止实施共同决定制的法律。如果这种类型的组织形成确实具有高效率，那么，它就会通过合约形成。法律不得不对共同决定制企业做出规定，并且保护它免受其他类型企业的竞争，这一事实是它相对低效率的明证。股本的成本增加。股东必须受法律强制才会接受共同决定制，这一事实最好地证明了股东受到了不利的影响。在董事会中工人代表所代表的只是那些对资产的资本化价值没有占有权的人。一个严重的后果必然是股票资本为弥补股票和债券拥有者所面临较低回报的成本而变得更高。投资模式的变化。董事会的工人代表有动力去促成那些保证更短期内现金流量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资源的重新配置。股票资本的成本增加意味着工人参与制\n第81页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下降。结果将会是资本流向非参与制的投资选择，例如，小企业、人力资本和外国投资。共同决定制的主要影响是财富从股东向雇员的转移。财富的这种再分配具有社会的和经济的后果，这种后果的根源在于共同决定制干扰了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性：对当前决策可预期的未来后果转化为即时市场价值的资本化过程。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运作的干预来源于股东之间，经理、雇员和工会之间，激励结构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以及由谁来承担资产市场价值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或报酬与决策之间关系的牢固程度所发生的变化。推荐读物：\n第82页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在第章、第章我们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一个人为了在现在多得到一个愿意在现在放弃多少个。但是，很多物品的使用能够持续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同样也必须问，一个人愿意在现在放弃多少数量的以使得以后能多得到一个。一般而言，我们今天吃得越多，明天就只能吃得少一些。所有社会都必定面临同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当前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分配资源，如何评价能在未来使用的商品，如何在生产期之间稳定地提供消费品（如丰收季节之间的小麦），以及如何促进财富的增长。不同的制度安排中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各不相同。正如人们所能想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对资源在现在和将来之间的配置做出决定，和谁来承担这些决定的风险。要对这一情况作有效的分析，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搞清楚不同的产权是怎样影响这些问题的。在私有制的自由交换经济中，金融市场承担着完成所有这些功能的重任。所有有关资源在现在和将来之间配置的决策，均由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他们为了达到做出决策这一明显的目的而雇佣的\n第83页人（专家）所做出。所有者承受着其资产价值变化的风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金融市场在促使公司经理寻求资源的最佳用途上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章将对金融市场其他一些性质做一简单的介绍。利率和预期在私有制经济中，具有未来用途的物品由金融市场来进行评价。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是其将来预期的用途用现行利率进行贴现后所得到的现值。利率是非货币商品更早而不是更迟获得的可能性所具有的货币价格。就像的货币价格给必须放弃的商品确定了价值一样，利率是一单位现在的与未来一定量的之间的交换率。物品可更早获得的可能性具有价值，因为这比更晚获得的可能性提供了范围更广的选择（这有时被称为对即期甚于将来消费的偏爱），以及用现在的资源去生产更多未来物品的机会（财富增长速度）。因此，在所有社会中的利率都是正的。然而，利率对于（商品现在的数量和它们能够交换到的将来商品的组合之间的交易程度和（增长率所具有的作用取决于现行的产权制度。利率远非投资成本这一角色而已。利率的变化意味着资本品的现值相对于其生产成本的变化。例如，假定成本为美元的资产具有年寿命，而且保证每年带来美元的回报（扣除所有成本），这一投资的净产出率为。在利率为时，这一项目的市场价值现值是美元。于是利率成为表明资本品当前价格与当前生产成本相对关系的工具。将利率仅仅看成是我们据以借贷资金的一种数率是不正确的。对未来事件的预期也影响着资产的现价。假定企业公布了其新产品，而且预计其市场前景很好，该企业普通股的价格会上升以反映对将来业务的新预期。另一方面，假使这一企业位于一个宣扬\n第84页限制私有产权的政党逐步取得公众支持的国家中，关于企业未来剩余量的预期就会逆转，而每股的价格将会下跌。同样，股东的财富受到将来企业发生的事情的影响，而企业的雇员更为关注企业现在发生的事情。为了增强雇员利益与其当前行为的将来结果之间的联系，许多公司修改了对其雇员的报偿方式，用股票选择权、利润共享或者其他形式来完善薪水（工资）制度。因为对将来事件的预期不断在修正，而且人们自身所处的环境也在变化，在金融市场中资产的买和卖总是不间断地存在着。在金融市场中，人们基本上可以购买四类资产：未来对货币的索取权（债券市场）资本品所有权（股票市场））对未来消费品的索取权（期货市场），和）对土地和建筑的所有权（房地产市场）。所有权为这些权利在对未来有不同预期的个体之间进行转让提供了可能性。契约自由通过交易活动在这些市场之间的转换推动着隐含在价格中的回报率、债券利率和物品提前可得性的价值（即社会对将来的收入相对于当前消费的评价）趋于均等化。在这一过程中，交易的范围最大化了。例如，一个人投资美元，在一年后可得到美元。这一投资的净产出率是。如果现行的利率是，而这的回报率曾为一些人所预见到的话，资产肯定已经很快地重新定价为美元。反应敏锐的读者必定已经认识到，如果当前决策预期的未来后果能以其现行价格进行买卖，即资本化过程在起作用的话，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必定存在。对所有权和（或）契约自由所做的限制会降低资产的价值，使一些潜在的交易机会无法得到实现。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金融市场都无法确立“正确”的即时价格，即反映当前对将来事件的预期的价格。资本化过程支配着我们利用资源的程度。考察一棵私人拥有的树。树是资本品，它的生产要耗费资源，而同时也能够带来报酬（活树中方材价值的增加）。在树的整个生命期中，所有者可以选择让它继续生长或者将之砍伐并用售卖得到的货币投资于其他领\n第85页域。因此，所有者会受到活树中方材的增长率和投资于其他资产的平均期望回报率之间关系的影响。只要活树中方材价值的增长率超过利率，只要让活树继续生长，所有者就能获得更多收益。由于活树中方材的价值以一递减的速度增长（除了一开始的几年外），其增长率将逐步接近利率。但是另一方面，利率也可能发生变动，接近树的生长率。在任一种情况下，在两种数率大体一致时，所有者就有将树一砍了之的动力。因此，人类的贪求会过快地消耗我们拥有的资源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所有者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通过保存这棵树而获得收益通过将未来方材资本化为即期价值来决定砍伐的最佳时机。但是假使没有人对树有私人产权（所有权），那就不会有人有动力去保存这棵树。我可能希望一直等到树长大，但其他人则未必如此。因此，我就会有砍树的动力而不考虑方材的增长率与利率的关系。问一问北美的野牛有过怎样的遭遇对于理解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过程极有帮助。为什么同样的事没有发生在牛身上？问题答案在于产权的差别。所有权创造出把人的“贪欲”导向于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的动力。其他形式的产权在产生这一激励方面要逊色不少。保守主义者经常呼吁政府对一些资源的使用进行控制。其观点依赖于两个要点：首先，这些资源的实际保存率应该更高，因此，政府应该迫使我们削减消费；其次，他们认为我们当中很多人对于这些资源最有价值的用途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一观点只不过是在要求某一些人的偏好不应该得到满足而已。\n第86页跨时期消费品的分配假定小麦作物（假设只种植了一种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农民是否必须将之储藏起来，并逐月销售其中一部分直到下一个收获季节？农民并不想以小麦的形式来保存如此多的财富。他们更希望在小麦一收割完毕就将其出售，而让其他人去储藏它，承担其价值变动的风险，并且决定每个月向消费者出售多少数量的小麦。将小麦颗粒磨成面粉的磨坊主们，并不想预先就储藏好小麦一年的供应量。甚至于消费者也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想如此早地做出承诺。但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能够诱使某些人去储藏小麦。如果人们拒绝储藏已经收获了的小麦，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下降。于是在低价格时买进小麦，将之储藏起来，而在市场消费了一定量的小麦之后又以较高的价格将之售卖而获利，这样的预期势必增加。在资本主义开放市场体系下，任何人都可以在收获季节出于自利的目的而买进小麦，而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以较高的价格将其出售以获利。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投机”。进行这些交易的市场是期货市场。在民间传言中，期货市场被刻画为投机者们对小麦、玉米等产品的价格进行赌博的地方！当农民出售粮食时他们就压低价格，而当消费者购买时他们就抬高价格，从而导致了价格更为频繁波动。这个关于期货市场的说法反映出了这样一种情况：许多人并不理解“期货”合约的特殊性。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难题。假定你是一位将麦粒磨成面粉的面粉厂主。你想要使你的收入取决于小麦碾磨业务高效率的运作，而不，选自\n第87页是尚未碾磨的小麦价格的变动，当你购买小麦之后，其价格的下跌可能使你破产，但是你可以使你的经营收入免受那种风险的影响。你可以在收到任何购买你即将从小麦中生产出来的面粉的订单之前自行购买小麦，而与此同时同别的什么人订立一份附加合同，规定在小麦价格上升时（这将增加你的财富），你会把赢利转让给他，但当你所持有的小麦的价值下降时，他将给予你补偿。你是在和他“赌”小麦的价值。在任一种情况下，不管小麦价格是上升还是下降，你的财富都将不受影响。这种使你的财富与偶发事件相隔离的方式被称作“套期保值”。这是期货合约的功能之一。它是所有已为人们所知能使面粉厂主对小麦的所有权与他所承担的小麦价值波动的风险相隔离的方法中最为廉价的一种。期货合约被如此广泛地看作是纯粹的赌博的原因，很可能就在于其如此干净利落地、有效地和公开地使风险的承担与小麦的使用相分离开来，并且因而看来好像仅仅是用以满足投机者致力于从供给或需求没有预期到的变化中获利的渴求的工具。是谁在决定已经收获了的小麦存货的消费速度？没有。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某种因素，而那种因素就是相对于小麦未来期望价格的当前价格。过去的经验，作为知识首要的源泉，为对收获季节之间的小麦价格变动的预测提供了基础。而且，当前价格越是接近于所预期的未来价格，投机者愿意马上出售的粮食就越多，因为持有小麦的预期利润减少了。小麦当前（即期）价格受到消费需求和将小麦从储备输送到消费领域的供给的影响。如果当前消费需求上升，那么，当前的小麦即期价格就将上涨，并且相应地降低了储藏粮食的利润预期，因而也就诱使小麦储藏者向消费渠道销售更多的小麦。小麦的当前“即期”价格与预期的未来价格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小麦从储藏进入消费的速度。而且当前合约中为未来小麦的交割所约定的价格（期货价格）所反映的是对未来价格的信心和预期。为什么呢？人们订立\n第88页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交货或者接受交货，并且在将来是按照现在商定的价格进行支付或被支付。这就意味着现在为将来交割所约定的价格是对未来价格所做的预测。没有一个人愿意以比他认为六个月后会出现的价格水平更高的价格去购买和储藏小麦，也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以低于他认为将来会有的价格水平的价格来出售小麦远期合约（也就是规定未来交割的合同）。假定现在是九月份，而且你可以用每蒲式耳美元的价格购买即时交货的小麦（总量有蒲式耳）“即地”完成交货。当天小麦的即期价格是美元。在这一天，你也可以同时订立一个期货合约，规定在明年五月份以每蒲式耳美元的价格进行交割。美元这个价格是在现在约定的，但要在明年五月份才支付，因而它被称为五月期价（在上一年度的九月份形成）。两种价格（即期价格与期货价格）之间的差异，由于投机者之间的竞争，通常包括在间歇期中持有小麦的储藏成本、保险成本和利息成本。在今天的期货市场中，期货价格为未来的即期价格提供了预测。任何人如果能对明年五月的小麦价格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那么他就能迅速地获取一大笔财富。例如，假定现在的五月份期价是美元，一个交易者认为这个价格会比明年五月份会出现的实际价格来得低。这个交易者就可以在期货市场中下赌注认定目前的五月份期价的报价太低，而明年五月份的即期价格将会高得多。下赌注的过程就是在现在购买一份期货合约，比如以每蒲式耳美元的价格购买蒲式耳的小麦，并约定在明年五月份进行交货和支付。他是在月份以目前每薄式耳美元的五月份期价报价订立合同的，于是他一直焦虑不安地等到明年五月份。如果明年五月份即期价格高于美元，那么，他就可以接受小麦的交货，并且以高价重新售出，获取这一差价形成的利润。如果价格走低，那么，他就会遭受损失。当然，对应于每位小麦期货合约的购买者，必须有一位允诺在未来交付小麦的销售者。销售者可能认为未来的即期价格将低于\n第89页目前的期货价格，而且，如果他是正确的话，他可以在以后以未来的较低的即期价格买入小麦，然后以目前所约定的较高的期货价格将之交付给购买者。那位销售者也可以是一名套期保值者。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看到，较高的需求、较高的即期价格，以及随之而来存货向消费更快地转化，是怎样对期货价格产生影响的。当进行套期保值的存货持有者以更快的速度出售他们的小麦以用于当前的消费时，他们能够进行套期保值的小麦就减少了，于是他们就因此想取消（买回）向投机者所做出的在未来交割小麦的承诺。当套期保值者减少其库存时，买回期货合约的需求的增加，抬高了期货价格，抑制了套期保值者在现在出售如此大量的小麦的热情。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谁来承担在收获季节之间小麦价值变化的风险这个问题了。在增加财富的动机驱动下，任何人都会去承担这个风险并不是因为他意欲履行某些对整个社会有用（在收获季节间隔期里配置小麦）的职责。私人利益激发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并不是被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或者受到了社会储备这一目标的激发，而是通过试错选择过程而被发现的，并且没有得到社会成员，甚至于许多投机者和农民广泛的理解。每个人都有权进入的投机市场是不是比其他可能的方法更准确地预测到期货价格呢？年的联邦法律废止了有组织的洋葱期货市场。在那些希望关闭这一市场的人中有专门进行调集、储藏、分类和分配洋葱给零售商的企业。不存在一个开放的期货市场时，有关洋葱情况的信息很难广泛传播。内部人，诸如这些经营者，能够由于更为排他地获取有关洋葱买卖的信息和机会而从中获利。他们怎样成功地诱使足够的国会议员去投票赞成这项法案是政治学教授研究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一事件一旦发生，该项禁令又为我们比较有期货市场和没有期货市场时洋葱价格的变动方式提供了良机。记录是明确无误的。在具备有组织的洋葱期货市场相比于市场被关闭之后的情况，前者所做出的预测更为准确。尤其\n第90页是，在有公开的投机市场比没有市场的时候，农产品即期消费价格之间的差异要小。换句话说，对未来价格的预测期货价格促使即期价格更为准确地趋于即将要出现的情形，从而当即期价格对没有预见到的事件做出反应时避免出现大的波动。预测错误的后果应该如何来承担呢？曾经有人主张只有专家才应该得到做出投机决定的许可，这可以避免那些信息不足的人所犯的错误。对这种观点有以下几种回应。第一，如果现在专家得到比市场的共同认识更多的信息，那么，他们就能够非常迅速地通过投机毫不费力地成为巨富。此外，专家优越的获取信息的条件有助于促使当前的即期和期货价格朝“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二，存在着找到专家的难题。虽然政府可以雇用一大群专业人员，但这些专业人员并不必然地具有卓越的预测能力“。专家们”各自的预测是互不相同的。假如不考虑这些内在的困难，如果由一群专家来负责作出预测并控制储藏率，那么，当预测出错时由谁来承担损失呢？换句话说，对未来事件无知所造成的后果应怎样在人们中进行分配？我们是不是应该不顾个人意愿，要求所有人按照其纳税额的比例来承担储备商品存货的财富价值的变动？如果投机性活动是公开期货市场中的自发性安排，那么，那些想承担更多风险的人是会更多地以储藏货物的形式来持有他们的财富，而那些想从风险中谋求脱身的人则可以拥有其他形式的财富。这种安排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基本属性：允许个人调整他们风险承担的模式以及消费模式。如果你想避免某种商品的价值变动，你可以选择拥有其他商品。你可以将你的风险集中在少数几种商品或者很大范围的商品上。完全地规避风险是不可能的，但只要具备开放的市场和私有产权，人们就能选择他们最能够适应的风险类型。对于承担价格波动所导致的丧失财富的风险，人们的态度或意愿不尽相同。在存在这些差异的前提下，如果愿意让那些对价格上涨更具信心，或者更愿意承担内在于期货价格不确定性的风险的人去承担风险的话，每个人都会转移到自己喜好的位置。当然，\n第91页他必须给那些承担风险的人以报酬但是如果这些人认为承担这样的风险所带来的负担比他自己承担风险时的感觉要小，那么，其成本就比他自己承担风险时要低一些。废止期货市场提高了履行储藏功能的成本，因为它阻碍了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去这样做，而且强迫较不情愿的人们去承担风险。有时，人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法律给商品强制规定一个固定价格可以避免投机。这与画饼充饥没什么两样。价格控制并不能阻止供给或需求的变动。相反，它们只是限制了个人（通过交换）进行调整以适应商品和风险中人与人之间价值差别的能力而已。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从一个年度到另一个年度的变化速度。它衡量了社会所能获得的产品价值的增长。为了排除通货膨胀和人口增长各自的影响，人们经常用不变价格和以人均数为基础来表示增长速度。商品流量的增加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因此，研究一下不同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自从“二战”末以来经济发展的理念已经在多数国家的理想和公共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在这领域中实现所有目标。人们已经提出了大量理由来解释这些经济发展中所观察到的差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把它们的经济问题归因于资源的贫乏，或者资本短缺，或者前殖民宗主国对他们的剥削。成为主权国家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比起它们独立后的最初几年要糟糕得多，因而，经济落后的剥削论观点正被逐步抛弃。在联合国“国际经济新秩序”决议的背后有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充足的资源基础。这个决议的目标是要使资源从\n第92页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北向南）的转移制度化。国际经济新秩序是把可以申请外国援助和技术帮助的优待转变为要求援助的权利而做的一次构思拙劣的尝试。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资源充足就能确保高经济增长速度这一观点。经济增长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用他们恰好拥有的无论什么资源去做了什么。如果印度的贫穷源自于不充足的资源基础，那么，为什么资源匮乏的日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如果中国人口过剩是一个难题，那么，为什么香港人能生活得如此富足呢？苏联毫无疑问拥有比比利时更为丰富的资源，但是其领导人却在为如何提供给人民足够的衣服、食品和住房而大伤脑筋。几个世纪以来得克萨斯的平原一直处于世界上最不具吸引力的地区行列之中，但是不到一个世纪，它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同样，认为在东欧、非洲和亚洲资本短缺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论点也很难让人接受。资本是流动性非常强的资源，总在不断地寻找带来更高产出的机会。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流动还不足以使边际产出均等化。这种不充分流动的原因可列举如下：政治的不稳定、货币控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以及产权的弱化。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向人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削减了当前的消费，将资源抵押给外国银行，并且为政治目的而实行“强迫”储蓄。经验证据表明了一个简单的观点。那些尊重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得好得多，而完全不必考虑各国可资利用的资源的多少、储蓄率的高低以及以增长为取向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中的差异似乎就来自于制度和创新进程之间的互动。产权与创新创新可能是一种新产品的开发、一个新的市场的开放、一种新\n第93页的供给渠道，或者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通过向经济生活过程中注入新事物，创新者向社会提供了新的选择。对创新自发的接受或者拒绝表明了社会对它的评价。因此，对创新的自发性接受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源泉。不幸的是，创新是无法制定计划的。企业和政府不可能做出每个月完成三项创新的决定。创新是由个人所发动的，这个人必须感受到做新事情的机会，愿意面对将新事物引入社会体系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具有将其完成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同的制度对那些能自由地进行创新并且能够进入金融市场的人所具备的预期影响。既然创新者并不来自于特定的社会阶层，那么，具有创新自由的人越多，创新数量增加的可能性就越高，其他所有事情也莫不如此。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自由创新者的数量：选择生产组织方式的权利，获得资源的权利以及使用它们的权利。在一个私有制的自由交易的经济中，所有人（除了例如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之外）都有权获得资源和使用它们来从事任何合法（包括创新在内）的活动。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他们所雇佣的经理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中，从小业主制一直到大公司制，以及从合作企业到非赢利企业中做出选择。私有制经济不对创新的自由施加任何限制。尽管如此，所有权在许多活动中受到了削弱，这因此干预了所有者对财产或其可转让权的排他性使用。德国的共同决定法为大企业组织生产规定了明确的方式。在西欧，对许多行业规定的许可证制度是平常不过的事情。在美国，对医药产品的管制则为研究对个人财产使用权进行限制所产生的后果提供了样板。卡尔布鲁纳（）曾写道：“孕妇使用萨立多胺导致残疾和畸形婴儿的悲剧性后果影响了⋯⋯管制政策。所采取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创新大幅下降而新药的面市急剧缩减项宣称要最小化劣质产品可能性的政策同时又最\n第94页大化了没有有用药物的可能性。”很难认为管制政策没有产生益处，但是它们确实给社会带来了某些巨大的成本。对生产组织方式的限制提高了在金融市场中股票资本的成本。许可证要求则减少了有权获得资源的人数。保护主义和垄断特权限制了使用资源的权利。总之，产权的削弱限制了创新的自由并且提高了金融市场中投机资本的成本。一项成功的创新所产生的收益大于以前创新者使用这些资源所能获得的利益。通过有足够数量的人想要利用的新交换机会和制度形式的涌现，正的收益在制度内部得到产生。在金融市场中，创新者可以选择现在以一次付清的方式占有其投资可预期的未来收益。企业的经理在经理市场中赢得创新的好处，因为他当前的绩效决定了其未来收入。同样，敌对收购的威胁，通过决定金融市场每股的价格，会对公司经理产生影响。这提高了他选择常规（安全）投资的成本。为了减轻威胁，经理就必须不间断地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联邦德国的共同决定制削弱了所有权，因为它提高了金融市场中股票资本的成本。与具有无限时间跨度（由于资本化的过程）的股东不一样，工人们只有一直呆在企业里，才能以一连串阶段性支付的方式获得利益。他们有动力去促成安全的和常规的投资。在年瑞士经济学家贝纳里（）发现，在已经受到共同决定制影响的产业中，股票回报率的变动程度相对于联邦德国国内外其他产业而言是最小的。获得和使用资源的自由并不等同于具有实际的权力去得到它们。我有获得资源的自由，但我可能并不能得到资金去完成我的创新。因此，有效的金融市场，追逐利润的个体在其中对创新进行评\n第95页估和接受或者拒绝，对于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市场使金融资产的需求数量与其供给数量相等，而其依据的价格则反映了在很多问题上，包括风险和不确定性上所达成的契约性协议。在金融市场中获得资产的能力取决于借方拥有足够的资源（包括市场对他预期利润的评价）去做出支付，以及贷方对他愿意按借方同意支付的价格去转让的资产所拥有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个人在竞争性市场中对新事物进行评估。契约自由把他们个人对新事物的判断融入相对价格之中，而这反过来又告诉我们创新是否扩大了社会的机会集合。综上所述，所有社会都必须在现在和将来之间配置资源、评估提供未来服务的商品、跨时期地分配消费品、为具有不同风险程度的投资项目提供金融手段，以及为消费者对现在甚至将来消费的偏好制定价格。在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些基本功能由金融市场来履行。要想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就必须理解金融市场。推荐读物：\n第96页\n第97页苏联型经济\n第98页苏联直至年代的历史和发展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横贯两大洲，几乎占有世界的陆地面积，是美国的倍。苏联占据了半个多欧洲和约的亚洲，总人口约为亿。苏联，更为确切地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年十月革命前一直被称为俄罗斯帝国或简称为俄国。直到今天仍不时可听到有人以其传统名称俄国指称苏联。苏联约有上百个民族。各民族有其自己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文化。与同样民族众多的美国不一样，苏联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每个民族的居住区域界限分明，即便是年轻人也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其他民族的居住区域去。苏联人更习惯于与自己的族人相处。苏联的行政区划正反映了民族传统的重要性。全国分为个加盟共和国，个自治共和国，个自治区和个区。每个行政单位以其区域内主要的民族命名。其他民族人数过少，尚不足以成立自己的行政区域。苏联有大民族，他们占总人口的，其中俄罗斯是最大\n第99页的民族。斯拉夫人（俄罗斯族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大约占了总人数的强。（表列出了主要的民族）。苏联人口密度的地区差别很大。在一些地方如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每平方英里的人数超过，相形之下，一些地区的人口分布则显得极为疏落。西伯利亚占苏联面积的，而每平方英里仅有人。表苏联人口状况（根据年苏联人口普查数据）年以前的俄国历史基辅罗斯第一个俄罗斯公国于世纪以基辅城为中心建立。基辅罗斯的势力增长很快，并且在年期间达到了“黄金时代”。这\n第100页个俄罗斯公国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很多：俄罗斯颁布了第一个法典；与许多欧洲诸侯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基督教成为其国教。基督教的传入给基辅罗斯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俄罗斯正教迅速成为统一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强大力量。它同时也促进了俄罗斯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来自欧洲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纷纷到俄国建造和装饰教堂；僧侣开始用斯拉夫语言编写书籍和历史。俄罗斯的正教教会也由此成为俄罗斯传统与文化的殿堂。第一个俄罗斯公国的繁荣源于贸易。但是，当贸易的路线移至东地中海地区时（尤其在十字军东征以后），基辅作为主要贸易中心的地位便衰落了。贸易的衰落结束了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年，成吉思汗（的鞑靼部队在一场大战中击败了俄罗斯的王公，开始了对俄罗斯的征服。年，鞑靼人进入基辅正式完成了他们对俄罗斯的征服历程。俄罗斯从此成为蒙古帝国的一个部分，称为金帐汗国（。蒙古人对俄罗斯的统治持续了两个世纪，一直到年伊凡三世（）将其逐出俄罗斯。莫斯科的崛起对莫斯科最早的记述应追溯至世纪中叶，那时它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军事哨所。与基辅城不同的是，莫斯科是在蒙古人的统治时期繁荣起来的，其领主日益富裕，疆域也日益扩大。年俄罗斯正教东迁至莫斯科。从那时起，莫斯科便代替基辅成为俄罗斯的宗教中心及其文化传统的集成之地。第一个戴上“俄罗斯沙皇”桂冠的莫斯科王公是伊凡四世，他以“伊凡雷帝（”即“可怕的伊凡”，译者注）而闻名。不过在伊凡雷帝统治期间俄罗斯并非一无是处。他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改革家，一个军功显赫的勇士。在世纪年代，他颁布了一项法令，吸收当地民众代表进入地方政府和法院。作为战将，他还率兵征服了西西伯利亚，同时一直扩张到里海。\n第101页为了进行征战，伊凡需要有一支常备军。他仅仅用土地去换取终生随时服役的承诺就建成了这样一支军队。职业军士要自己负责购买武器、马匹，并供养一批步兵。他们不得售卖土地也无权将土地遗留给后代。不过，他们的儿子可以继承父业继续在军队服务，以此来获得土地使用权。如此一来，伊凡不仅创立了一支职业军队，而且也培养了一批能够自行延续的精英。不久以后，伊凡发现职业军士在军事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在其土地上劳动的时间。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作为对策，伊凡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将农民作为农奴束缚在土地之上。农奴制就是这样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和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的。从年伊凡去世至年这段时间被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动乱时期”。年，米哈依尔罗曼诺夫（登基成为沙皇，这标志着统治俄罗斯一直到年十月革命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始。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在长达约年的统治中，罗曼诺夫王朝一共产生了位沙皇。他们之中有几位功绩显赫，而其余则平庸无为。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信奉专制，即统治者享有绝对权力的神圣权利。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和二世都是罗曼诺夫王朝杰出的统治者。彼得一世（，年在位）是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沙皇。他试图按西方的模式改造俄罗斯。因此，在年，他游历了德国、荷兰、英格兰和澳大利亚。西欧各国在工业、军事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深深震撼了彼得。事实上，他在返回俄罗斯时就带回了名欧洲的技工和科学家。他们帮助彼得建立工厂、建造轮船及各种建筑物。在其宫庭中，彼得也引进了欧洲的着装、行为方式和其他风俗。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兴建了俄罗斯的新首都彼得堡（今天的列宁格勒）。该城市建在一片\n第102页沼泽地之上，因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在经济上支持他的发展计划和频繁的征战，彼得提高了税率，并通过一系列法令强化了农奴对他们所在土地的依附关系。在军事上彼得击败了瑞典获取了一片广阔的新领土，其中包括芬兰的一部分。由于这些伟大的成就，彼得被后世称为“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年在位）是一位德国公主，在她的丈夫彼得三世去世后继位。叶卡捷琳娜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聪慧美丽。她是第一流的管理者又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受过教育的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力赞助文学创作、教育和戏剧。在其统治期间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不过和其他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一样，叶卡捷琳娜无法容忍与己相悖的观点。例如，叶卡捷琳娜对外国文学作品实施审查制度，禁止伏尔泰的作品在俄国流传，并且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对其统治的任何反抗，她都迅速予以镇压。比如，普加乔夫，一次重大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在几次惨烈的战役以后被抓获，被关在铁笼内公开示众，然后被处决。叶卡捷琳娜精简了帝国行政机构，将整个国家按省划分。每个省都指派一名直接听命于她的省长。如此一来，在社会上层阶级参与地方管理事务的同时，叶卡捷琳娜取得了对国家事务的更直接更有效的控制。亚历山大一世（，年在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重视教育，将国家的管理适应时代的需要，并且精简了官僚机构，他在军事上亦取得了赫赫成就。他击败了拿破仑并且成为俄罗斯第一位率军跨越欧洲进入巴黎的沙皇。但是，他也与其他统治者一样压制自由思想。年他将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放逐至边远的叶卡特琳堡。亚历山大二世（年在位）也是一位颇有作为的沙皇，其主要成就是在年赋予农奴部分的自由。世纪年代大约有万农奴成为自耕农。他还解除了对境\n第103页外旅游的限制，放松了对文学创作的审查，允许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包括陀思妥也夫斯基）从西伯利亚返回。他还改进了俄罗斯的教育体制，改革了俄罗斯的法院，（在小范围内）引进了陪审团裁决制，以及在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里推行地方代表的自我管理。不过亚历山大二世在维护他的绝对统治权这个问题上立场坚定。他不能忍受对其统治的批评，对那些公开反对他的人更是毫不手软。他于年被暗杀。尼古拉二世（年在位）是最后一位俄国沙皇。他对专制的迷恋激化了俄罗斯的政治运动。年，社会主义革命党成立，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个政党。年，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该党于年分为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尽管双方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在社会主义如何在俄罗斯实现的方式上存在着分歧。布尔什维克坚信剧变，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而孟什维克则倾向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由列宁领导。年月日，他和列昂托洛茨基（）率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入冬宫。临时政府被迫投降，其部长被投入监狱。年月日，列宁下令枪决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俄罗斯的苏维埃统治开始了。列宁时代年革命后共产党开始执政，但是列宁又用了几年时间才巩固了对俄罗斯的统治。他必须面对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外来军事干涉、国内政敌和众多的社会问题。共产党的政权很不稳定，受到强大的敌人的威胁。为了避免覆灭，列宁与德国进行了谈判，并于年月签署了和平协定。该协议史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协定，其条款对俄罗斯相当不利。但是为了避免德国军队的进攻，列宁别无选择，只有咽下苦果。\n第104页按照该协定，俄罗斯要从芬兰、波罗的海诸国以及乌克兰和高加索的部分地区撤出。列宁同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至位于腹地的莫斯科。英国、日本、美国和波兰都派遣军队至俄罗斯与红军作战。然而，这些外国干涉军的目标有限，实力不足，而且缺乏果敢的领导。因此，外来干涉始终没有对列宁构成严重的威胁。其最大的威胁来自内部。在许多地区，共产党统治遭到了正规军和地方民众的反对。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是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顿河流域，哥萨克在那里凶猛地与红军作战。列宁用一个名词来称呼所有的国内政敌：白军。不过，白军是散沙一盘，这使得红军能够将其各个击破。到年，红军成功地粉碎了所有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势力。共产党的统治还遭到了各阶层的俄罗斯民众的反对。为此，列宁成立了苏维埃秘密警察并且赋予其几乎无限的权力。不到一年，秘密警察，最初的称呼是契卡，就逮捕并且不加审判即枪决了大约人。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说法，契卡很快就比罗曼诺夫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后者在年间仅批准执行了宗极刑。年月，列宁又将注意力转向维护他在党内的权威。他让共产党通过一项决议，禁止党员个人批评党的领导层。这一法令去除了共产党内部最后一点民主，把它变成一个高度统一的组织。决议规定，全党成员必须接受并且没有异议地执行领导层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列宁主义的“共产党领导层专政”。战争、动乱加上列宁的社会政策使俄罗斯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业在经验不足的共产党员的手中陷入了停滞。卢布（苏联货币）一钱不值。农民自给自足而不愿将食品运到城市出售。结果造成了年的饥荒，使上百万人在这期间因饥馑而丧生。面对深刻的危机，列宁不得不采取措施以避免全面混乱。\n第105页年，他颁布了称为新经济政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列宁而言，新经济政策做了重大让步。它恢复了私有财产，将贸易和小型企业非国有化；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接到指示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与此同时，工资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一向自由经营经济的回归持续了年。这一时期中，俄罗斯从战争和饥荒中复苏，并且显示出普遍的繁荣景象。赫鲁晓夫（对新经济政策的评论颇具启发性。他说：本质上，新经济政策意味着私有产权的恢复和中产阶级（包括富农）的复兴。我们社会的商业要素重新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在某种程度上，这自然意味着意识形态战线上的退却，但它使我们得以从内战的破坏中复苏。新经济政策一经实施，混乱和饥荒就得到了缓解。城市恢复了活力，市场上又出现了农产品，而价格也开始回落。①苏联能有这样一个领导人告诉大家，一个国家若想自力更生只要回到资本主义就可以了，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年代早期，列宁的心脏病发作了好几次，这引发了苏联内部的权力争斗。列宁于年去世。他去世后，权力之争开始白热化。斯大林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其权力超过任何一位沙皇。斯大林统治时代斯大林（在与对手的斗智斗勇中表现出了独特的能力，到年他已完全地控制了共产党。这当然也意味着他完全操纵了苏联政府。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仅仅使对手俯首称臣是远远不\n第106页够的。他要的是在肉体上彻底摧毁他们。这正是他在年代所做的事。那时候他所有的政敌、未来的政敌、可能的对手以及无数的民众都被迫害致死。到年代中叶，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令人畏惧的统治者。所谓的“斯大林宪法”于年实施。它确认了苏联的三大社会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年代后期，斯大林废弃了新经济政策并且通过全面的经济计划发动了工业化运动。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其后还有年的第二个，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及在“二战”后实施的一系列五年计划。这些计划的最根本特征就是着重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斯大林对农民实施集体化的决定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从政治上说，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对斯大林而言是对苏联农民获得完全统治的简便方法；从经济上说，这使他获得了对食品分配的完全控制。农民用杀戳牲口和罢作来抵制集体化运动。年的饥荒是使斯大林农业政策可想而知的结局。在食品供给短缺的情形下，苏联政府倾向于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满足工人的食物需求。政府纯粹使用强制手段来迫使农民向国库上缴与饥荒前同样数量的农产品。这就是因饥荒而饿死的人绝大部分处在农村地区的原因和过程，在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饥饿而死。年末，斯大林收到有关希特勒已决定进攻苏联的情报。但他需要时间装备和训练红军。为此他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尽最大努力抚慰希特勒。但是战争还是在年月日爆发了。短短几天中红军全面溃退。德国计划在入冬前占领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克兰。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的目标似乎马上就能实现。德国势如破竹地攻占了乌克兰。月日，德军进入基辅，而其装甲部队包围了个苏联集团军。最后，德军俘虏了大约万苏联士兵。至月底，德军距离莫斯科已经不足英里。但斯大林仍驻留于城中，并于月日（革命节）检阅了红军。此举颇具戏剧性并且极大地鼓舞\n第107页了士气。列队经过斯大林的部队来自前线，或者正向前线挺进，斯大林向部队发表了“敌人在莫斯科门口”的演说，告诉他们：你们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解放之战，正义之战。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来特里顿斯科伊，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迈克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伟大祖先的榜样旨在唤起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以及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斯大林对俄罗斯的歌颂对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和斗志起到了巨大的心理作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大雪和严寒挽救了莫斯科。也许的确是这样，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俄罗斯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战争后期，苏联军队驻扎在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德国东部和奥地利。所有这些国家除了奥地利以外都迅速成立了共产党政府。此外，斯大林还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的部分地区并入苏维埃联盟。作为对波兰人的补偿，他将东德同样大小的一块土地给了他们。在战争结束时，斯大林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要么同西方国家保持开放和友好的关系，要么封闭所有的边界。前一种选择会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为战后苏联的经济形势十分糟糕；第二种方案则有着明显的政治利益。斯大林想巩固他对东欧的统治，而对西方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将会使这一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斯大林选择了后者，关闭了边界。冷战由此开始并成为斯大林最后统治岁月的主题，一直到年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的死标志着他的部下之间权力争斗的开始。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赫鲁晓夫在斗争中技胜一筹，到了年他已经成为苏联无可争议的第一把手。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地位有十足的\n第108页信心，敢于利用召开第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斯大林展开严厉的抨击。他谴责斯大林时期实行的血腥镇压、劳动集中营、大屠杀，以及忽视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可靠情报。当然，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的心腹之一理应清楚地了解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发生的一切，不过他还是以这些实际上他们共同犯下的罪行为理由，对其前任进行了攻击。赫鲁晓夫试图废除一部分斯大林时代最为严厉的政策。他加强了工人宿舍的建设，放松了劳动纪律，对工人的旷工、怠工和拖沓也不再施以严厉的惩罚。艺术家和作家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并由此涌现出不少杰出的电影：士兵谣和文学作品（索尔仁尼琴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但是赫鲁晓夫从未放松过共产党对苏联人的生活和苏联阵营国家公民的生活的控制。正是他在年筑起了柏林墙。这堵墙成为了苏联高压政治的活生生的、有形的、无可否认的见证。年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相形之下勃列日涅夫对艺术家、画家、知识分子总体上就不那么宽容。他逮捕了许多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著作加以严格控制，并迫使其中一些人流亡国外。一般而言，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时代视为对斯大林主义的部分复归。确实，勃列日涅夫在领导苏联走向世纪年代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创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推荐读物：\n第109页苏联型经济的基本制度：国家所有制苏联型经济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生产性资产的国家所有制，中央计划下的资源配置，以及（一党政治垄断。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苏联型经济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由此带来的激励和交易费用对决策者的行为、资源的配置以及革新的发展都有着独特而又可预见的影响。生产性资产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或公有制）这一概念只是一个装点门面以掩盖真实所有者的幌子而已。苏联模式的共产党政治局拥有国家绝大部分非人力资源的所有权。政治局是一个自我永久化的实权集团，其新成员根据私人之间的关系来指定，而只有去世或者政治上失势才会使他们失去成员资格。原则上说，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向党的代表大会派遣代表，代表大会一般每五年举行一次。在大会上，代表们选举党的中央委员\n第110页会，这是全党的最高统治机构。中央委员会在此之后，又选举出党的最高执行机构政治局。而在实际操作中，整个程序被颠倒过来了。政治局先挑选出中央委员会成员，中央委员会则决定谁将代表基层组织参加党代会。直至年代中期为止领导人提名的所有候选人都在党代会上自动地获得全票通过。政治局对一切影响着每一个公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这些决策由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后提交苏联政府机关加以执行。因此，在苏联体制中，政治局掌握着最高权力。在实际中，它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政治局的产权包括：选择产出的组合，决定总收入（货币及非货币）的分配，和（控制苏联统治集团中人员进入与退出的权利。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一系列权利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政治局权力的来源政治局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主要来自它对生产性资产所拥有的所有权。国家所有制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融合。由此，个体成员仅仅通过跻身于统治阶层就能获得财富，而一旦为这一阶层所抛弃，也就意味着财富的丧失。国有制给统治集团带来了两个重要的效用来源：占有很大一部分产出以满足自身消费的权利，和分配剩余部分产品的权利。因此，为了维护其政治上的垄断，政治局需要获得经济上的垄断。政治局的政治目标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和对产出的选择。政治局的偏好通过两大因素而得到实施：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价格理论将因某一商品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效应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样产权变化所带来的总效应在概念上也可以\n第111页分解为配置效应和生产效率效应。前者代表的是产权变化对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产出组合的影响。后者则是指产权变化对社会机会集合的大小所产生的影响。一般而言，产权变化的配置效应与激励结构的变化相关，而效率效应则反映了交易费用的变化。因此，本章对国有制配置效应的分析，仅仅是解释产权变化总效应一个有益的开端而已，在接下去的两章中我们还将阐述生产效率这个问题。选择产出社会的机会集合表明了现存的集合中所有不同选择的相关成本。通过一组商品与另一组商品之间的交换，社会便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行移动。这就是对产出权衡所做的选择。给定国家所有制，政治局用两种方式控制着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产出的选择。第一，经济计划代表着政治局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选择。没有它的批准任何经济计划均不得改变。第二，政治局对进入和退出苏联统治集团（官僚阶层）具有否决权。官僚阶层成员如果对政治局的经济政策进行质疑，他就面临着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其他福利下降的危险。因此，官僚阶层的成员的生存策略就是认清政治局的偏好并且投其所好。从苏联成立之日起，政治局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和巩固它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有必要归纳一下在苏联统治的年里对政治局所做的产出选择发挥着重要影响的最为长期的几个因素。出于信仰的需要苏联领导人公开宣传他们对历史辩证法和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见第章），并由此来为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披上合法的外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的形成和技术的变迁是“历史规律”得以实现的两个最基本的机制。出于影响第三世界的需要政治局寻求政治垄断的欲望要求\n第112页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行之有效的替代而为人们所接受。由于苏联模式的国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来就不是什么值得宣传的东西，共产党就宣传说资本主义眼前的消费是以衰退、失业和低增长率为代价的，而社会主义则意味着科学的计划，并由此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增长。社会主义，换而言之，意味着高资本形成率。出于与西方政治平等的需要获得与西方“平等”的经济地位这一目标，促使苏联政治局对重工业和军事技术领域进行了巨大的投资。农业的集体化因为集体化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此，需要有大型农业机械，这就促使政治局不断加大资本积累并且推动富余的农业人口到城市的工厂里去工作。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对政治局的产出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统治的漫长年月里，政治局始终保持着国民生产总值的高资本积累率，并且尤其强调对资本品部门的投资。政治局权力的局限政治局对资本积累的投资不会超出其对社会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的理解，以便统治集团能够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我们通过对资本市场上短期均衡做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来说明这一制约条件。图中的曲线表明了社会中现有资本的意愿供给。需求曲线表示在现有资本价格条件下对资产的存量需求，这一价格的定义是现存资本存量的预期收益根据相关利率进行贴现后的现值。给定了利率，就可以算出公众愿意持有现有资本存量所需要的价格。该价格决定于资本市场上利率与资本存量的收益率\n第113页相等这一点。如果个人偏好发生了改变，更倾向于获得将来收入，那么，现存的实物资产和债券的价格都将上升，而非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将会下降。对资本的存量需求曲线将会移至，而隐含于资本品相对价格中的利率将会下降。均衡利率由下降至。换言之，通过不同市场之间经济活动的转移，各种各样的利率最终会达成一致。图表示资本品的生产市场。曲线是资本品流量的供给曲线。给定这一曲线，纵轴上不同的市场价格就决定了资本生产行业新资本品的产出率。假定生产商的行为规则是边际供给价格等于资本品的市场价格，投资率的决定就等同于供给厂商产出率的决定。这里一个起简化作用的重要假设就是在现行价格水平下，对新资本品的需求具有完全的弹性。因此，新资本品能在当前价格下售出。还需要指出的是，图和图横轴的单位是不相同的。图\n第114页图表明新的资本品的产出率是利率的函数。投资线是一条市场均衡曲线，而不是对投资的需求曲线。在曲线的每一点上投资的边际效率都与利率相等。在图中，实际收入转化为总投资的比例是。在均衡利率下，资本品和债券的投资回报率、社会对未来收入相对于当前消费的评价以及隐含于资本品相对价格中的利率都达到一致。在苏联型经济中，统治集团能够将价值一美元的资源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而丝毫不减少它本身的消费。这一成本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这就是说，对于统治集团而言，新增资本的购买成本下降了，而货币和非货币的收益有所上升。在给定作为其效用（和政治权力）重要来源的发展导向和产出增量的分配权的前提下，统治集团对新资本品的需求就会超出投资成本由集团个体成员（通过自身消费的减少）来承担时的规模。回到图上，统治集团会把资本积累率提高到之外。以外每一追加的美元都干扰了社会的时间偏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构成了统治集团的真实成本。因此，统治集团具有将资本积累率提高至如这样的点的动力（如图所示）。在这一点上，从最后美元投资中获得的自有收益等于违背了社会的偏好（即增加了他人的成本）而带来的自行负担的成本。给定投资和投资的边际效率，现存资本存量的隐含价格大致上可由曲线得出。利率仅仅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统治集团对社会未来收入相对于社会当前消费的评价达到相等，它并不反映社会相对于当前消费对未来收入所做的评价。资源的国家所有制还意味着金融市场的缺失。这意味着社会公众要将现期收入转换为财富时所面临的选择集合仅仅限于储蓄存款、人力资本投资和购买诸如汽车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给定公众的时间偏好和官方存款利率，苏联型经济体制下公众对知识的需，\n第115页图求必定超过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需求。这的确是事实。接受教育对于苏联年轻人的重要性反映了一个简单的现实，即人力资本是他们惟一能够拥有并且常常能够带来高于存款利率的回报的资本。这并不表明他们比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对教育更（或更不）感兴趣。在这样的产权关系下，社会的储蓄曲线（即苏联型经济中公民的收入用于资本积累的比例）在官方利率之上是完全没有弹性的。其结果是储蓄曲线将在以上的某一点，如与图中的相交。因此，为了给计划的投资融资，国家必须进行强迫储蓄。简而言之，图中线段表示了资本品所有制变化的配置效应，而和之间的垂直距离则反映了国有制对统治集团和公众之间的时间偏好差异的影响。\n第116页国有制和创新的激励假定一项技术革新给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选择。公众对这项革新的反应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它具有非预期的后果，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无法预见的。这是所有创新的共同结果。因此，创新行为可以看作是在两种情况之间所做的平衡：一方面是更为广泛的选择范围，但选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在现存的集合中“按部就班”地活动。一组产权可能优于另一组产权，并不是因为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所进行的权衡恰恰在技术上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它促进创新的发展和机会集合的扩大。国有制对创新发展有着明确而且可预见的影响。在苏联型经济中，所有的创新都必须经过政府官僚的批准。经理可以自由地而且事实上被鼓励向上级机关呈报革新计划但是，有权建议创新和有权实施创新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问题在于在国有制下无论是经理还是他们的上级都缺乏足够的创新动力。在此对动力不足进行简单的分析。在国有制的制度安排下，进行创新的决定不可能由个人做出。官僚阶层的成员在发现创新的机会后，必须首先说服其同事和上级接受他的想法。对苏联企业的经理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创新，作为一项打破常规的活动是要冒风险的。于是创新的动力就取决于收益的可占有程度。在苏联型经济中，认为应当作某项创新的个人会发现让官僚机关接受其新思想的个人成本相对于收益而言过于高昂。如果创新取得了成功，创新者将与其上级共同分享收益，而一旦创新失败，上级就会怪罪创新者。总之，政府官僚不接受市场信号，因此也就无法对各种项目作出合理的判断。波兰经济学家巴瑟罗维茨）认为，甚至\n第117页政府官僚是否意识到新的技术机会都不重要。他写道：“在苏联型经济中负责技术推广的专门机构的发展并不是诱发创新动机的有效手段，也不能代替对激励机制的根本性变革”。①推荐读物：\n第118页苏联型经济的基本制度：经济计划国有制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它使得政治局能够按照它的政治要求和其他偏好选择产出的组合。分析起来，国有制的配置效应就好比沿着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的移动，由社会个体成员所偏好的产出组合转变为由政治局成员认可的产出组合。在苏联型经济中，经济计划是政治局的产出选择得以实施的手段。本章的主题就是描述经济计划的运作机制及其后果。经济计划的机制经济计划意味着垂直关系，即行政命令，相对于以契约为特征的平行关系而言占了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契约性协议的条款大多是不可谈判的，因此，消费品的交换都是按政府管制的价格进行的。来自计划当局的指令代替了自愿协定，并且决定了即将生产的物品的质量、数量以及如何将之生产出来。一切关系到经济运行\n第119页的水平和特征的决定，都是从最高领导层通过各种政府渠道传递至生产基层单位。所有这些行政指令的总和就是经济计划。在苏联经济模式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在苏联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下属行政机构都仅仅是执行机构。他们为政治局发布的决定和指令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解决方案①。也就是说，他们将政治局的产出选择具体化为全国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指标。计划当局在准备年度生产计划时首先要做的，是将初步的生产指标通过其等级体系层层下达给所有地区的工厂和各行各业。这些初步的生产指标，是根据生产单位过去的业绩、新的生产能力、新的重点、生产力可能的变化，以及其他指标而制定的。生产单位及其各自所在的行业必须将其对初始指标的评价和修改建议反馈回来。可以预料的是，它们通常倾向于低报其生产能力，而夸大他们对投入品的需求。计划当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总体上生产指标既不应高于也不应低于国家的生产能力。目标计划应当处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但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苏联生产着数以百万计的产品，拥有大约万家各式生产性企业。在一个行政指令代替了自愿契约的经济中，物资不可能通过公开市场的买卖获得。如果分配和消费不是通过公开的市场进行的话，就需要一个规模庞大、费用高昂的官僚机构来人为地引导分配和消费。一方是生产者，一方是原料供给商和消费者，双方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说是行政的而不是经济的。在苏联的计划层级机构中，企业处在最低层次，他们直接向其上一级的行政主管负责，后者负责监督他们对计划的执行，评估生产安排中的轻重取舍，并有权对他们进行奖惩。此外，厂商不能寻①苏联官僚机构常常因为许多因素而发生变化，诸如清洗政治局谋求更为有效的政治控制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等，因此，这里对此不加以讨论。关键的一点是其作用永远是一样的：为政治局的产出选择提供技术知识；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监管计划的执行，制定和控制价格、对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使用进行配给。\n第120页找另外的原材料供应商。因此，在苏联型经济模式中，供给计划是经济计划中最基本的部分。苏联型经济中的供应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厂商在市场上按竞价方式获得供给。而在计划经济中允许企业这样做很容易打乱计划设定的目标，阻挠统治精英意愿的实现。因此，经济计划最终必然走向供给计划。在苏联，国家计委控制着大约种投入品的分配，而各个部及其下属各机构控制着另外约万种投入品的分配。从总数看，苏联的官僚机构控制着大约万种投入品的分配和使用。为了统筹管理物资的供给计划，苏联成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理论上讲，企业会知道将得到什么投入品、多少数量以及什么时候从何处得到。而实际上，物资总是姗姗来迟，甚至永无踪影。而送达的物资常常发生数量和规格上的差错。结果是对物资供给计划中一点微小的偏差，就极易造成整个体系中的连锁反应。假设一个生产螺丝和螺母的厂商未能及时将其产品送给其他厂商，那么，这些厂商的产出率就会立即受到影响并且依次轮流，那些以这些厂商的产品为原料的工厂也无法安然无恙，如此类推。在物资计划的制定中所谓的实物平衡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苏联的计划者以实物为单位为所有的产品制定实物平衡。每种投入品的平衡都要反映它的来源（存货、当期生产和进口）及用途（存货、当期生产和出口）。在实物平衡和生产指标的基础上，物资供应计划决定了投入品对单个厂商的分配。同样地，好几个层次的官僚机构参与了计划的制定过程。企业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供有关投入和产出之间技术系数的信息。根据厂家上报的生产函数、各企业过去的业绩、企业生产能力的预期（计划中的）变化以及企业经理总是谎报企业情况的经验，苏联的计划部门制定出物资供应计划。尽管如此，最终的数据总是远远不如人意，因为计划中要统筹考虑的各种互动关系的数量实\n第121页在过于庞大。即便是纠正计划中一个小小的错误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假设计划者发现螺丝的生产低于计划所要求的数目，显而易见，他们必须要给螺丝生产厂家增加煤炭、钢铁以及其他物资的配给。但这样一来，他们又必须减少对其他厂商煤炭、钢铁等等的分配。另外，他们还必须减少这些厂商产品的计划产量，当然也包括以其产品为原料的企业的计划产出，依次类推。每一次发现计划中的错误，一系列行业的供应和生产计划就必须进行修改。因为这些修改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要时时进行修改，使之与厂商的实际情况保持一致。因此，在一年的实施过程中，计划和经济中的实际情况最终趋向一致，而在每一年年末，苏联的新闻媒介便可以实事求是地报道说年度计划已经实现。显然，计划的修改和调整最终导致许多企业和行业的产出指标不断下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统治精英总要指定经济的一些部门为非重点发展部门。为了这一目的，消费品行业就一直被赋予承担因计划的错误、不足和不一致而带来的成本这一任务。换句话说，中央计划体制需要一个缓冲物来吸收计划失误造成的后果。在苏联，消费者便承担着这一功能。苏联型经济中的行政控制至少有两个原因使苏联的计划者必须密切地监控生产单位的生产情况。首先，为了调整和修改经济计划，苏联的计划者必须获得有关其缺点、计算失误、瓶颈制约、供应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信息。其次，光有计划没有控制，政治局的目标就很容易落空。这就好比规定一个六岁的孩子不许吃糖，除非他的父母承担对他加以监管的成本，否则孩子的实际饮食几乎肯定会使父母的计划落空。在苏联，监督计划执行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财政计划。苏联企业的财政计划是其生产计划的货币等价物。与美国政府一个局的预算相类似，苏联企业的财政计划按类确定其收入和\n第122页支出。但和预算不同的是，财政计划不仅详细列明了厂商的契约伙伴，而且还注明了交易的条件。假使某企业被要求每月生产台电视机，并且将其以每台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一家指定的零售商店，假设按照物资供应计划，这家厂商获得个单价为美元的木盒，万个单价为美分的螺丝，并用万美元和万美元分别支付工资和其他投入品，那么，该企业的计划收入是万美元，计划支出是美元。根据苏联安排的优先次序的不同，厂商的计划收入有可能大于、等于或小于其支出。在这个例子中，厂商盈余美元，这将用来补贴其他（具有更高优先程度）的企业和政府的活动。苏联企业间的所有交易都是通过银行进行的，银行将资金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上。由于所有的支付都要经过银行，银行便对发生的支付进行核查，将之与企业的财政计划相对照。苏联的企业不可能从银行中取得现金以支付给合同的另一方。这样的支付就能逃避计划者对企业交易的监控，也会妨碍其他企业对计划的执行。因此，财政计划有两大功能：通过控制厂商之间的收入和支出，银行能够发现计划中的计算失误和瓶颈制约，并且及时通知有关计划部门；同时，银行还起着监督的作用。企业对计划的任何偏离很容易阻碍领导者经济目标的实现。假设某企业经理使用的资源超出了计划的规定，或者说它的产品种类不符合计划的要求，其行为会给整个体系带来连锁反应。如果他超额使用了资源，那么，在别的地方必定出现这些资源的短缺，从而影响对计划的执行。如果他生产的产品种类不合要求，那些以其产品为中间品的企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对政府来说，确保企业经理按指令行事是十分重要的。财政计划就为政府对企业实行这类监控提供了方便。同时它也有助于政府去减少（如果不是根除的话）企业对计划的偏离行为。\n第123页苏联型经济中的价格控制在某些情况下，财政计划会使计划者的任务更为复杂。如螺丝的价格从美分上升至美分，那么，企业原来美元的预算就不足以购买万个螺丝。这样尽管企业向供应商支付美元，银行也无法保证该企业已经获得生产台电视机所需要的全部螺丝。如此一来，计划者监督计划执行的成本就会上升。因为对于苏联的计划者来说，稳定的价格十分重要，因此，计划者就通过行政指令来稳定价格。除了极少数例外，苏联绝大多数价格都是由政府制定并且极少发生变动。苏联的价格无法用于决定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苏联的公众不可能以提高报价的方式来从其他竞争者处争得他们需要的商品。行政控制的价格无疑是稳定的价格。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苏联没有通货膨胀呢？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仅仅说明在苏联通货膨胀压力的表现形式与美国的有所不同而已。假如美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新增了美元。那么，人们会用这额外的收入做什么呢？他们至少会花掉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与其他物品相比，他们想买更多的牛肉。当消费者对牛肉的需求上升时，杂货店发现店中牛肉的存货正在减少。这样，杂货店会打电话给屠宰场让他们再多送一些肉。而为了多送肉给杂货店，屠宰场就会打电话给养牛者要求再送一些牛。但是，牧牛场不太可能立即满足这一对牛不断上升的需求。即使是在德克萨斯，饲养更多的牛也是需要时间的。结果就是在原来的价格下牛肉供不应求。而随着牛肉的价格上升，对牛肉的超额需求就会下降，而所有的平均价格都会上升。现在为了便于讨论，假设苏联的公众每人都有多余的美元。杂货店会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牛肉来满足需求，因此，经理会打电话给计划者要求供应更多的牛肉。因为在苏联，所有的一切都已很紧凑地计划好了，因此，计划者会说所有的牛肉都已分配完\n第124页毕。此时一些喜好牛肉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以使其他人放弃购买一部分牛肉，但是牛肉的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而且无法变动，苏联的消费者并没有选择提高报价以得到更多牛肉的可能。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下，牛肉的供给不足以满足增加了的需求，那么，苏联的消费者怎么办呢？一大早起来比别人更早到杂货店，但是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可以想象，结果就是大大小小的商店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那么，愿意并且能够比别人等待更长时间的人将会得到更多的牛肉。其他一些人可能会与杂货店售货员私下做一笔交易。他们也许会多付给他一点钱。当然，杂货店店员收取贿赂是违法的，但绝对会有人这么做。不管怎么说，价格的行政控制必然会导致商店门口长长的队伍。经济计划和社会机会集合在苏联的经济体制下，经济计划主要是通过交易的费用来影响社会机会集合的。交易费用是指进行某项交易并且保护相关的制度结构的费用。它们主要取决于游戏规则。在苏联经济模式中，政治局所偏好的一组商品对那些更准确地反映社会偏好的商品所进行的替代，由于两个原因而增加了交易费用。首先，制定年度和长期计划的费用十分高昂；其次，政治局对产品的选择扭曲了人类价值的惟一源泉社会中的人对资源所做的评价。苏联型经济所特有的交易费用包括耗费在以下场合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源准备经济计划监督计划的执行，维持和保护游戏规则，以及（欺骗和提供虚假情况给主管部门。这些费用限制了社会机会集合因技术创新而出现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机会集合的减小。\n第125页交易费用和社会机会集合的扩大图转引自诺斯（）和华莱士（）的论文①，它显示了交易费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任何一项活动的总费用包括两部分：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前者指将投入品变成产品所耗费的资源的成本；后者则是指将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移交至另一个主体所消耗的资源的成本。将诺斯和华莱士的模型稍作修改，就可以将之用来分析苏联经济体制下交易费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交易的需求曲线可以从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中推导出来。供给曲线则反应了价格和交易投入的生产率。在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面对技术变迁，厂商的反应是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都增加生产规模。于是在图中，交易的需求曲线发生变动，如由移至图\n第126页当厂商提高其生产水平时，交易费用将沿着线上升，因为这时企业要向流通行业购买额外的生产力较低的投入品以及（或者）企业内部额外的交易服务。不过，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有可能通过对生产的重组而降低每单位的交易费用（如企业可以将一些市场合约内部化）。虽然为了及时获得技术变迁带来的潜在收益，承担更高的交易费用是必要的，但同时对生产的组织方式的改进则会使供给曲线更富有弹性。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私人企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动力在每一个生产规模上采取最低成本的生产组织方法。因此，从向点的移动反映了社会机会集合的扩展。现在假定苏联的经济体制中发生了类似的创新。苏联企业的经理具有低估技术革命对企业投入品生产力所具有的影响的动机。不过，企业的上级主管知道这一点。然而，竞争市场的缺乏增加了评估经理报告的成本。假设他们一致认为技术进步将交易的需求曲线右移至，企业收到了新的生产指标，同时也分配到了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额外物资。但是，苏联经理没有权利采用更为有效地提供交易服务的方法来降低交易费用。苏联的计划者或许会有采用更有效的方法的动机，但他们无法得益于市场信号（因为其价格不是稀缺价格）在不同的产出水平下评估不同生产组织方法上所带来的便利。其结果可以表示为更缺乏弹性的交易供给曲线。这意味着与私人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相比，苏联经济中，技术进步具有的社会机会集合的扩展效应要小得多。交易成本和社会机会集合的收缩经济计划留给厂商做自主决策的余地很小。自上而下的垂直指令规定了哪些工厂将生产自行车，将生产多少辆自行车，将以什么价格向谁出售，以及自行车厂必须从哪个零部件供应商处进货。①苏联的价格并不是反映商品稀缺程度的价格。因此，图中的和不能进行量的比较，其目的是描述不同制度对创新的影响。\n第127页苏联企业的经理要向上级主管提交一系列有关企业的详细信息。但是，苏联计划层级体系在自上而下传达计划的过程中，企业的行政主管更多地是在行使他们管理企业的权力，而不是对来自企业经理的信息和提议做出回应。这样，苏联等级体系中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指令传达就构成了苏联经济模式中经济计划的核心。计划者要给企业下达产量指标，同时要使每种物资预期的供给与其计划的用途正好相等，并且确保每个企业获得刚刚足以生产出计划产量的最低数量的物资供应而不至于浪费，这些过程产生的交易费用都是巨大的，它们相当于实际资源的巨大支出。因此，即使计划者有能力制定并且有效地执行一个完美的计划，社会机会空间的扩展也会小于在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环境中所能达到的程度。不过，以上观点并不能得到迅速而又简便的印证，因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计划。计划的失误和偏差在实际中屡见不鲜。比如，苏联一家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于年月日登文批评道，的机械制造厂都不能按时交货，致使其数以百计的客户生产受滞，并且给经济中的许多部门带来了麻烦。”苏联的杂志和报纸都充斥着类似的报道。而纠正计划中的失误则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其结果就是，苏联型经济所导致的交易费用内在于该模式的一项基本制度：经济计划。这些交易费用反过来又缩小了社会机会集合。考虑到传达政治局产出选择所需的数目惊人的交易费用，计划者对货币供给一直小心谨慎。他们知道，任何对执行计划规定的实际交易所需的最小货币供给量的偏离，都会降低计划交易的数量，并且（或者）导致计划外的交易，而统治精英可能不会批准这些额外交易。他们还知道，计算货币“适当”的数量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就对企业施加额外的限制。比如，企业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持有现金余额，他们对其他厂商的所有支付都通过预算余额的账户\n第128页划转进行的。同时企业所得到的现金支付都必须立即存入银行。以上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规定又进一步增加了交易费用。社会机会集合缩小两个明显的后果，就是供给短缺和消费品短缺。前者是苏联计划制度高昂的交易费用可预见的结果，而后者则反映了政治局所做的由谁承担这些费用的决定。此外，苏联经济的短缺，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效率低下，这可以由更有才干的人和（或者）更好的政策来得到缓解。社会机会集合的缩减是经济计划必然的后果，后者依次又是政治局产出选择的必然后果。而政治局对产出选择的决策又是苏联型经济中通行产权制度的必然结果。政治局需要实现经济上的垄断以维护其政治垄断。在一本关于苏联模式的杰出论著中，埃厄菲（）和麦格斯（）写道“：在一个政治支配经济的社会中，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在于，经济制度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政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地位。”欺骗和撒谎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使下级机关有向上级报告虚假数字的动机。对这种欺骗行为，惟一重要的制约就是审计成本。市场信号的缺失使得在苏联经济中监督下属单位汇报的交易费用要高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费用，因为价格竞争和金融市场大大地降低了这些费用。在苏联，苏联计量局（）和其他机构雇佣了大批检察员监督计划的执行。但是检查所有商品、监督所有投入品的使用，和监控每一个生产和分配中心的技术指标使其与计划相符的费用指标都将是惊人的。因此，做了虚假汇报的企业经理被抓住的风险很低；虚报的成本对他们来说相对较低。大多数欺骗和撒谎行径都是在企业经理（改\n第129页变了产品组合，）改变了产品质量）任意决定产量时发生的。前两种行为是指，改变投入品和产出品的组合，却将之报告为产品价值的上升；第三种行为又叫“放卫星”，仅仅是指虚报产量。年进行的一次全面核查发现，在苏联所有审查了的报告中有大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歪曲信息的地方。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型经济中的交易费用降低了欺骗和撒谎行为会付出的代价，并因此进一步缩小了社会机会集合。推荐读物：\n第130页苏联型经济的基本制度：政治局的政治与经济垄断政治局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列宁于年指出，政治必须高于经济。他说道，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成功地将其部下在相信共产党应该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组织了起来。在民主集中制下，在讨论进行之时党员可以自由地就所讨论的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一旦政治局就某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党员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决议。通过这种方式，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政治局专政”。政治局的决议成了国家的法律。因此，苏联型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政治现象，这里来自政治稳定和政治垄断的利益大于经济低效率所带来的损失。政治局的权力并不是没有限制的。第章从政治局的偏好和积累率之间相互作用方面对这些限制做了分析。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局的权力大小取决干其成员所认为的，为了追求自身偏好而能\n第131页够对公众偏好进行违背的程度。因此，制约政治局权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社会成员在得不到经济的、民事的和政治的自由时作为交换而要求拥有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所具有的认识。也就是说，获得的权利组合越小，人民对政治体制的不满就越大，甚至会超出在一个处在警察严密控制中的国家里进行抗议而导致的成本。这组权利就是人民的机会成本。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年代，以下权利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经济平等（在统治集团之外）、经济稳定、就业保证、无压力的工作节奏、稳中有升的生活水平。这些权利之中还有一个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重要承诺，即在不远的将来，子孙后代不仅能享受极大丰富的物质生活，而且能够享受先辈们为了保证在党的领导下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而不得不放弃了的所有自由。很显然，政治局与社会公众的总体关系并不是后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尽管如此，将这种关系理解为政治局与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方法。政治局的绝对权威决定了契约的实质，而人民面临的机会成本则决定了契约的条款。契约的变化意味着制度的变化，而契约条款的变化则意味公众机会成本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影响了人们机会成本的事件，后一种关系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改革的压力。在后面论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章节中我们将再涉及这一点。年代后期苏联的政治结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行需要苏联现行政治结构的支持，尽管改革本身就是要改变这一结构。为了更好地理解实行开放和改革中存在的障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年代末苏联的政治结构。\n第132页正式的政治结构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和强化政治局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党的专职机构通过强有力的纵向组织体系来行使其垄断权力。中央委员会处于这一等级体系的最上层，接下来依次是共和国委员会、区域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最后是市镇委员会。党的专职机构要依靠广大的基层成员以使党的决议能够在所有的企业、农庄、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和各式协会中得到积极的贯彻和执行。共产党控制着苏联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小学，孩子要加入少年先锋队，他们必须参加各种集会和演讲，从中得知党为国所做的一切，以及学会怎样热爱和尊崇共产党。在多岁时，他们就有资格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接受了与马克思主义、与他们应具有注意发现和汇报敌对言论的职责，以及与资本主义的缺点有关的教育。一旦苏联的青年们参加了工作，他们就被迫自愿参加名目繁多的会议，对党的决议进行讨论、赞扬和支持。当苏联的老工人退了休，他们也要参加类似的会议，给领导人拍发表示赞扬和拥护的电报。同时，党对其成员也关照备至。每个行业最好的职位都是属于党员的。党员比其他劳动者更容易晋升而且晋升更快。因此，这激励着人们加入共产党。不过，党组织还要进行筛选，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私人关系，并最有可能忠诚地执行命令的人才会被选中。苏联政府设有许多类似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机构和组织，但这些组织都共同为党服务。政府的所有任命都要经过党的批准，因此政府的所有机构均为党所控制，并因此执行党的决议。最高苏维埃（苏联议会）有两个分支机构：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前者类似于美国的众议院，而后者则更接近于参议院。最高苏维埃选举国家元首和苏联部长会议，二者共同构成了苏联政府的执行机构。各加盟共和国选举各自的最高苏维埃，其组织方式\n第133页与最高苏维埃相同。同样在地方层次上，各地区、各区和市镇都要选举出各自的地方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同时任命最高法院的法官，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也一样。低级别法院的法官由各地区、区和市镇的苏维埃任命。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要办理身份证，并且必须随时随身携带。不过集体农庄里的农民并没有身份证。这一措施有效地，而且极具讽刺意义地用完全类似于中世纪农奴依附于封建地主的方法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通过政府的这一限制，党就能控制城乡之间人员的流动。非正式的政治结构一直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年），政治局成员的共同目标就是强化和巩固其权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契约（即制度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局成员必须互相合作共同行动。但是政治局成员不实行任期制。退出政治局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丧失。因此，政治局成员有强烈的动机要加强他们自身在最高领导层中的地位。他们必须对最高领导层中的内部联盟保持警惕。他们同时也有强烈的动机将他们的朋友和“亲信”安置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职位上。后一种动机导致所有苏联型经济的政治体制都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政治局成员都自成“派系”。于是，为了这些共同的目的，跟随在每一个高级领导人周围的派系成员，又在苏联政治体系中的共和国和地区层次上组织起他们自己的“帮派”。就这样，苏联型经济中就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势力体系。可以预见的是，这些秘密帮派为了获得权力和影响而相互竞争。这些相互竞争的非正式势力体系的存在导致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那就是政府官僚对传达下来的政策的实质内容不再有很大兴趣，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谁做出了决定，是谁在推行这些决定。政策和决议的实施速度，尤其是执行那些可能会损害一部分官僚\n第134页的利益的政策，取决于人们所感知的竞争派系间的力量对比。同样，信息的交流、交易的进行和决定的作出，通常不通过正式的组织体系，而是通过这些帮派内部的渠道来完成的。受到决议影响的各部委、各行各业、各机构和（或者）企业都通过各自的或者是对之友好的派系来积极寻求决议的调整、解释和修改，以此避免可能受到的影响。非正式的渠道还衍生出了一个“内部人”信息市场，传播关于政府上层所讨论的决议的消息。最后，有限的资金要在互相竞争的主体（各部委行业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其讨价还价的过程通常是由那些互相竞争的帮派来进行的。在谈到年代后朝波兰的非正式派系的情况时，简科瓦尔斯基（）写道：些高级的政治局成员能够僭越法律发布指令⋯⋯他的指令能否被真正执行还很成问题⋯⋯有一天党的第一书记杰里克（）发表讲话⋯⋯不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五年计划，命令停止对大量的项目投资。地区和部门官员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渠道和关系⋯⋯以使“他们”的项目不被波及⋯⋯。最终由于那一时期资源总量的制约，投资整体水平下降了。但是决定这次投资削减的不是有计划的“谋划”，而是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同竞争性派系的存在一样，苏联型经济中“清洗”的历史也是明证。只要党的某位高层领导去世或“离职”，其派系成员也将迅速“离休”。这些派系的存在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多次对政治局进行了重组，而且不得不清洗数目如此众多的人。斯大林年代的清洗行动与最近几次清洗的惟一区别，仅在于各种派系的成员“离\n第135页职”的方式。斯大林喜欢使用劳改营，勃列日涅夫用的是精神病房，而戈尔巴乔夫则似乎倾向于以腐败的罪名来进行清洗。苏联的官僚机构共产党是苏联官僚机构惟一的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成员来源。从一个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的小小团体（年仅有万党员）起家，苏联共产党至年代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超过万成员的大型组织，其成员都愿意在政府机关任职以换取更为丰厚的收入、优越的社会地位及其他非货币特权。尽管成为一名党员并不确保人生必然成功，但不是党员的人注定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苏联公民。当然这条规律也有例外，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艺术家、运动员和科学家才能做到。苏联的官僚机构填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与普通公民之间的鸿沟。在年代后期，官僚机构完全等级化，权利、责任一一分明。就经济方面而言，最底层的官僚机构负责收集技术和经济信息，由此开始了计划的制订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末尾，这些机构又负责通知企业，生产指标是什么，原料的供应者是谁，以及谁会来买其产品。中级机关则检查从下属机关收集到的信息，对它们作初步的技术和经济分析，随后把上级制定的指标和指示通报给下属机关。苏联行政机构的上层机构接收中级机构核对过的信息，按照政治局发出的指示准备好相应的经济和技术方案，并且经济计划一获批准，就监督计划的全面实施。能够进入政府机构供职是青年男女所梦寐以求的，而忠于上级就会得到慷慨的奖励。在这一地位巩固的行政机构中有一部分是官僚阶层（），即苏联型经济体制中的“统治阶层”。到年代末，苏联的官僚已有近百万人。不过将这批经济上的统治阶层与苏联的“精英”包括艺术家、运动员、诗人和其他对政治和经济事务没有影响的杰出人士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即使是在阶层里等级界限也十分明显。等级最高的有党、共\n第136页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人。第二等包括国家政府机关的领导及其副手。第三等由经济、教育和科研机构的核心人物所组成。在《高官显爵》）这本成就非凡的书里（道布尔迪，麦克弗斯伦斯基（）把官僚阶层的社会结构比作由一组同心圆组成的圆锥体，这些圆反映了官僚内部从底层的地区委员会一直到最高层的政治局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政治局不仅占据着官僚阶层这一社会结构的最高层，而且还是这一结构的主宰。高官显贵们的财富来源一般有三种。就货币收入而言，政府部门级别最低的官员的工资大约是苏联公民平均工资的倍。而一个高级官员的工资则是政府机关中低级官员工资的倍。官僚们的第二个财富来源是所谓的特许福利。这些福利包括可以在特惠商店购物，享受专门为之设立的饭店、医院、游乐场、国有别墅和汽车队所提供的服务。这些设施为官僚阶层提供大众商店里没有的商品和服务，并且仅仅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最后，忍让收益）也使得官僚阶层的总体收入增加。这些收益有：下级官员的任命权，给三亲六戚和亲朋好友提供好的职位，利用自己的影响办成想做的事，可以出国旅游，以及获得各种娱乐活动的入场券等等。政治局和官僚阶层的关系有其独特的一面，这是苏联型经济体制中的基本产权安排所特有的，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官僚阶层成员生存策略就是向政治局表明忠诚，因为在委任和升迁中，在能力和忠诚之间进行权衡时，后者往往具有更大的权重。同时，政治局为了生存，一项重要的策略就是忠于官僚阶层。年代赫鲁晓夫的下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所推行的经济和其他政策很有可能是受到苏联公众欢迎的，但是在官僚阶层当中却不那么得人心了。不过也只有在政治局这一层级上，只有忠诚是远远不够的。政\n第137页治局的成员必须要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弥补公众的机会成本，并且来保证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免受潜在竞争者的侵犯。而对官僚阶层来说，有没有实际成效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面对同一类问题，政治局和官僚阶层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后者往往更倾向于抵制制度变迁。在苏联型经济体制中，市场经济信号的缺失意味着政治局对官僚们的监督成本要高于在私有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股东对公司经理的监督成本。因此，在其所感觉到的交易费用限度内，官僚们能够破坏政治局决议的实行。在论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我们再来讨论这一点。推荐读物：\n第138页苏联型企业的行为从前面三章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苏联型厂商是在以下条件中进行运作的：经理是企业和计划当局的主要联系纽带。企业的生产计划详细规定了企业的产量额度、绝大多数企业所要获得的可变投入品的数量，并且指定了这些投入品的供应者。）企业有一项财务计划，它是生产计划的货币表述。银行监督预算资金的使用，在核准的支出超过计划收入时提供短期信贷，并且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企业绩效的评价标准，是总产出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平均计划成本和利润的实现状况。企业在市场上雇佣劳动力，但是企业的生产计划决定了企业工资基金的数量。另外，具有不同技术的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是用行政方式设定的政府负责将新的资本品分配给企业，并且将现有资本品从一个企业调拨给另一个企业。企业对资本品的占用不必支付租金，\n第139页但是，企业无权出售、出租或者改造资本品。因此，企业不承担“过多”占有资本的成本。苏联型企业的基本产权安排隐含着企业经理的行为模式。既然经理的任期长短、提升机会及货币收入都取决于他执行计划产量的能力，因此，产出变量在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就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分派给企业的产量指标使企业经理热衷于囤积固定资产和作为可变资产的投入品，因为充足的库存能保证企业在生产陷入困境或原料供给延误时渡过难关。经理的动机囤积固定资产和可变资产的机制不一而足。企业经理将资本品视作免费的储备，并且将精力集中于使计划当局相信，为了完成分配给他的生产指标，工厂迫切需要追加额外的资本。相形之下，企业生产的会计成本会随着追加的可变投入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那些希望囤积可变投入品的经理就必须要使上级相信企业的生产函数的效率比实际上所具有的要低。由此可以得出苏联型企业的经理具有如下效用方程。这里是企业在时期内的产出，而参数表示企业在时期的计划产出指标，表示企业经理在一段时期里累积起来的而在时期并不投入实际使用的某一特定可变投入品的库存数量。为了简化有关企业经理行为的讨论，我们假定所考察的这一时期中国家不改变企业拥有的资本的数量。将存货变量引入企业经理偏好方程的理由，主要在于苏联型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由于分配给的投入品经常延期或者根本不送达，或者送到的是不需要使用的投入品，企业拥有计划外的额外存货就可以使其免于陷入生产危机。尽管经理们如未能\n第140页完成生产计划可以用某种理由为自己作辩护，但是如果能够始终如一地按时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就会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保留的库存为经理们提供了保证。有了万无一失、随要随到的原料来源，就确保了即使在得不到计划分配的原料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按期完成将来的生产指标。在苏联型经济体制这种产权关系的情况下，很明显的一点是企业经理要在企业生产函数和可变投入品的预期供给的约束下寻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理的行为必然反映了在其时间区域内对企业原料供给状况的主观预测。经理对官方计划的原料配给与实际供给量之间所预期的差距愈大，存货变量在经理效用函数中所占的权重就越大。反之不成立。经理的生存选择集合一旦完成了计划的产出指标，当期生产产量与库存累积量之间便存在着某种替换关系。我们可以将定义为，时期的预期供给量加上该投入品原先的累积库存量减去当期的消耗量。实际上，经理们几乎不可能对所有想得到的投入品都进行存货的积累，他们不得不通过“非正式”的渠道用多余的物品与其他经理进行私下的交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企业的投入品流量受到合法的控制，并且官方对投入品的配置以计划产出为前提的情况下，经理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囤积可变投入品。假定经理觉察到了计划当局为了了解企业真实生产函数所需付出的高昂的信息费用，那么，只要有机会使计划当局相信其企业的生产技术效率相对较低，经理饭碗的保险程度就会大大增强。也就是说，经理将其企业的生产函数报告为：\n第141页而真实的生产函数为：；，这里是时期内的产量，是可变投入量，是上级已拨给企业的资本存量，而和均为技术参数。两个生产函数之间的区别在于大于苏联企业的经理总是用谎报企业真实生产能力的手段来控制两个函数之间存在的差距。尽管如此，经理对上级谎报信息的程度存在确确实实的制约。第一，如果经理的汇报与一般企业的平均标准差距过大（平均标准一开始都是被低报的），政府对其真实性的怀疑有可能会增加。第二，其他企业领导很可能会向政府作与经理的汇报相矛盾的报告。因此，苏联的企业经理必须根据其承担风险的意愿、对真实生产函数的了解程度，以及他对上级为详细审查企业状况所必须承担的交易费用所作的估计等，作出如何报告生产函数的决定。尽管不同的经理对汇报什么样的生产效率会有不同的决定，虚报生产能力带来的潜在收益使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向上级汇报真实的生产函数。给定苏联型经济体制的交易费用和对经理的奖惩机制，经理们就能够为自己确定一组机会选择。这组选择产生于企业得到核准的生产函数与真实生产函数之间的差别。图描绘了这一情形。上级批准的生产函数决定了企业的产出指标以及相应的投入品分配额。于是，给定企业的真实生产函数，经理可以决定实际的产量不超出计划指标，而将多余的投入品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经理放弃了因超额完成任务而可能得到的奖励。反过来，经理也可能选择对当期生产追加投入品而超额完成其定额。这时，企业的存货没有任何增加，而经理实际上是在用存货带来的稳定性来换取追加投入品带来的现期货币收入。\n第142页图苏联经理所面临的机会选择集合包括两种极端的产出存货策略（与，以及所有位于真实生产函数上的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点。与政府计划安排的初衷相反，苏联的企业经理能够为自己确定一组可自行决定的选择。而经理做出和保存这一系列选择的能力是他们在苏联型经济体制下得以生存的关键。由此苏联型企业的行为就可以被解释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理为确保其生存所进行的努力的结果。苏联型企业的行为和经济被认可的生产函数与真实生产函数之间的差别使得苏联的企业经理能够囤积那些对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库存。隐瞒不报的存货一般限于那些计划配置给企业的投入品，包括劳动力。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经理还会向政府隐瞒真实的产出，少上报一部分产出并将之截留以备将来之用。\n第143页得到认可的生产函数与真实生产函数之间的差异也使国家获益匪浅。未上报的库存使企业能够完成产出指标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领导层希望得到的产出组合。因此，企业中计划之外的库存往往能减轻苏联型经济体制下的浪费和低效率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计划外存货的作用主要在于在生产计划产出时促使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利用。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经理对苏联体制中的奖惩机制所作的反应。前些年，政府组织了谢基诺化学康拜因（）来作为检验新经济思想的试点。给工厂确定的目标，是在工资基金冻结在初始水平的情况下，在三年之内使产出增加。给定工资总量，平均工资便取决于雇佣工人的数量。工厂两年内就实现了指定目标，而员工总数则从人减至人。很显然工厂拥有隐瞒未报的劳动力存货。而随后，工厂推行了一套新的奖励制度，使经理发觉自己的处境与以前完全不同了。富余的劳动力由以前的财富变成了现在的负担。经理开始精简劳动力，反馈给上级的结果就是上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上升。谢基诺试验得出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用新的制度安排引入后不久出现的经济绩效为基准来评价经济改革的成果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在最近一个时期，政府上层表明了它对经理的幕后活动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经受有关贿赂的调查时，一个来自布拉茨科的经理提出申辩，他的经营条件很恶劣，总是因为计划的失衡，如延误、杂乱无章的物资供应等而使生产受到影响。在这些情况下需要有超乎常规的解决方法，如利用那些运往布拉茨科用于生产的商品来建立一个所需物资的储备库。经理累积储备物资的能力仅仅限于他实际能得到的物资供给。假定某工厂的经理只需要两种投入品，和。计划（也就是得到认可的生产函数）给企业确定的投入品是单位的和单位的。经理要完成计划的产出指标只需要单位的和\n第144页单位的（即实际生产函数所需要的数量）。同时工厂也按时获得了计划数目的。但是如果工厂没有得到全部的，甚至于的供给总量（包括先前的存货）不足以弥补这一差额时，经理又该怎么办呢？由此表明，经理通过向政府谎报生产能力来积累存货的能力尽管十分必要，但是绝不能保证工厂总能完成计划。得不到全部的配给的经理，最终可以向上级解释其生产中存在的不足。尽管如此，如果经理能想法上交计划的产出，这对他将更有好处。因此，物资储备对经理还具有另一层的意义。除了能降低计划体制下将来供应不足所带来的风险外，隐瞒未报的存货同时还是换取权力的源泉。经理能在苏联型经济中众所周知的地下市场上用这些存货与其他经理作交易。诚然，与经理能够根据自己的偏好持有现金时进行的交换相比，这种情况下获取关于交易机会的信息的成本更高，而交易的范围也要小得多。然而，这样的交易的确有可能出现，而且只要有交易发生，资源就会流动到比计划确定的用途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去。这是苏联经理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又一种降低计划的浪费和低效的方式。迟迟早早，苏联企业的经理最终会使其产量超过图中的点。他们有两个理由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第一，超额生产不仅会给经理带来额外的货币奖励，而且能够提高经理在行政上级心目中的地位。第二，企业受到有限储藏能力的制约。不过，超额完成定额对苏联经理来说也有代价。每一次超额完成指标，上级都有可能会对企业上报的生产函数进行修正。比如，企业按图中真实生产函数上的点进行生产。于是经理上报了点所示的产出投入组合关系，并且由于点的产量超过了点的计划产量而受到上级的嘉许。但是为此他要付出代价。作为对经理超过计划的业绩所作的反应，政府会在下一个计划期里修正企业的生产函数（。如图中线所示）经理将获得数量相同的投入品，却要完成量的产出。新的生产函数所带来的重要后果就是它把经理的机会选择范\n第145页围从缩减至。最终，企业得到认可的生产函数将趋于与真实的生产函数相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企业经理就会发现他的生存将依赖于外部供给者的行为。只要苏联的经理认为他的生存取决于他拥有的自主选择范围，他就会有保存这些选择的强烈愿望。实际上这意味着企业经理必须提高图中企业的总生产曲线，并且向上级隐瞒这一改进，以此来抵消生产函数的修正对其自主选择范围带来的影响。由此可见，苏联型经济体制激励着经理去进行节约成本的技术创新，只要企业经理能够决定这一技术进步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为政府了解。类似的激励，加上经理运用它们的能力，就阻碍了被认可的生产函数与真实生产函数的趋同。此外，企业经理从事和推动技术创新的动机也有利于整个经济。这种创新行为发生的范围和程度是一个难以验证的经验问题。尽管如此，有一事实证明了这些激励的存在：在计划体制实行了这么多年以后，企业经理仍然有能力用当期的产出来换取可变投入额外的库存。推荐读物：\n第146页苏联型经济的绩效正如从第～第章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苏联型经济体制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激励和交易费用。这些激励和交易费用，反过来，又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失误。我们可以总结出苏联型经济低效率的三个根源：资源配置不当，源自于社会偏好的产出所要求的资源配置与“计划的”产出组合之间的差别。统治精英的经济偏好包括强制的工业化，而且忽视了公众对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相对关系的评价。在分析中，我们将这一差异表示为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移动。由于社会机会集合的缩小而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造成这种经济无效率的原因在于负面的激励机制和高昂的交易费用。）为收集中央计划所要求的大量信息而付出的巨额费用所导致的浪费和低效率。认识前两个问题与最后一个问题之间存在的差别相当重要。和（两个问题表示了为实现统治层追求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社会所必须支付的代价。第三个问题则反映了计划本身的执行问\n第147页题，以及人为使计划产出与实际产出不一致而导致的低效率。正如我们在第章所看到的那样，在某些确定的限度内，企业经理的生存策略往往有助于减轻这些特定的低效率状况。以上三种低效率不仅影响了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在数量上影响了苏联经济的绩效。前面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单纯的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苏联型经济的生活质量一个经济体制中人民的生活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接受教育机会的多少，住房条件，良好的医疗保健的普及程度，消费品的供给情况，农产品的丰富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人们为了养活自己而不得不运用非法手段。在此我们根据这些因素对苏联公民所拥有的选择机会作一个简要的回顾。苏联的教育在苏联接受小学、中学和职业教育的机会与美国基本相同。但是，两国公民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方面境况大不相同。苏联的年轻人一俟完成中学教育就可以申请到高等学府深造。一般来说其中的人会被录取。未被录取的人要么参加工作，要么就进入专门的技术学校去学习一项技能。有时人们会将苏联大学的免费教育与美国大学费用高昂的教育作一个比较。这种比较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苏联的高等教育是免费的，但是只有的高中毕业生才有机会享受到。筛选的标准包括高中的学习成绩，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和家庭背景。此外，苏联绝大多数大学生享有津贴。在美国，对一小部分有资格获得奖学金的高中毕业生来说大学教育同样是免费的。在这一点上，两个国家非常相似。但是在美\n第148页国所有余下的高中学生只要支付一定费用都能享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因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美国花费一定成本就能接受大学教育的青年与苏联大部分根本就无法走进大学校门的高中毕业生进行比较。统计数据就反映了这种差别。年每个人中，苏联和美国的大学生人数分别是和苏联的住房苏联人口基本上平均地分布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人口接近万。莫斯科中心的克里姆林宫是一座古老的城堡，也是苏联权力的象征。克里姆林宫周围的红墙是由伊凡三世大约在年前建造起来的。红墙的外面是列宁墓和一座精美绝伦的教堂圣巴西勒大教堂。教堂是由伊凡雷帝建造的，据俄罗斯传说，他下令烧掉建筑师的眼睛以使他永远不可能为别人造出更漂亮的建筑。俄国最有钱有势的人住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老居民区离市中心仅有几分钟路程，和年相比这片老城区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再往外就是莫斯科的郊区。与美国的郊区大不一样，莫斯科没有那种配有精心培植的草坪的居民楼，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楼，里面容纳了多万人。这些公寓看上去结实牢靠，但实质上都是粗制滥造的。一般的公寓有个房间，它是依照官方人均九平方米的住房标准设计的。列宁格勒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它充分体现了俄国旧时的威严壮丽，是一个风光美丽的欧洲城市。在苏联较小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街道。狭小简陋的平房里常常要挤住好几户人家。住房紧张在小城市特别突出，因为这些城市从莫斯科争取到资金的能力相对较弱。在同一个屋顶上看见两或三个电视天线不足为奇，这表明了屋里共同居住的人家的数目。苏联的村庄看上去都很相似。房子很小，没有下水道，卫生设\n第149页备也很简陋。一般家庭都在附近的小溪旁洗衣服。村子的中心一般有一个综合商店，一个当仓库使用的教堂，一所学校，一个图书馆和集体农庄的总部。村民的生活艰苦而又单调无味。因此，苏联的住房形势相当严峻。一些估计的数据表明，苏联大约有一半的住房没有自来水或者下水道。尤里科罗托科夫）从苏联叛逃了出来。他是这样描述他在莫斯科的公寓的：“我们的公寓有个房间，有一个带个煤气灶的厨房，个门铃个大门的，个单用的）。过道里有个电话，总是很忙。有个浴室，个只有动作最快的人才能享用的卫生间（其他人只得在上班的途中使用公共厕所）。公寓里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个人。共有户人家，因此，有只电表，厨房里有张桌子和个碗柜。由于我的邻居从不光顾国营的洗衣店，因此，每个月总要洗次衣服。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洗衣店的不满，而是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公寓里台洗衣机也没有，我们甚至从未听说过烘干机这种东西。不过公寓里有台电视机和两台收音机。此外，所有人都在家里用餐，他们甚至连最便宜的快餐店也从不光顾，更别说高级饭店了。自然，这又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过去的年中，苏联的住房情况毫无改观。苏联住房的建造一般是由政府、合作社和私人部门来承担的。政府住房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于政府预算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后者也属于政府经费。苏联每年新增的住房中有是由政府出资修建的。政府从月租金中得到的收入不可能补偿投资成本，而且月租金大概只够补偿的维修护理费用。\n第150页合作社是由苏联某一特定地区中有意改善住房条件的永久居民组织起来的协会。合作社成员必须共同承担住房建造费用，一般首期支付总买价的，余额在年内还清。此外，合作社成员要承担住房的修缮费用。投资于合作社住房的个人并不能成为住房的所有者。个人只有居住权，所有权属于合作社。私人建造的房屋通常只存在于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房子一般较小，没有下水道，而且往往建在未经铺设的街道旁。《观点和事实》）是苏联的一家周报。它在年公布了一组关于苏联住房情况的颇有意思的数据，包括在苏联共和国首府和其他大城市中排队等候分房的人数。从绝对数量上看，排队最长的城市当属莫斯科，等候住房的名单上有个家庭。而从人口比例上看，在乌法这样一个大型工业城市，有的家庭排队等待改善住房。表给出了几个城市的“分房资格线”，即每个人在有资格再参与分房的同时所能拥有的最大居住面积。尽管苏联领导层早在年就许诺要保证每个人拥有平方米（平方英尺）的居住面积，但现在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差得很远。苏联的医疗保健免费医疗是苏联福利制度的中心。苏联公民一旦生了病，就直接到诊所接受免费治疗。不过，对“免费”一词的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免费”意味着消费者在享受服务的时刻不用付费。这笔费用是以纳税的形式由全体公民共同承担的。事实上，苏联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相当于美国的和苏联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苏联的医药和医疗保健水平参差不齐。苏联拥有国际顶尖水平的医药，还有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所谓“免费”的医疗是一件令苏联公民头痛的事。如果有个人在上班时间到附近一家综合诊所看病。医生只有个小时的时间，分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分钟。在这分钟时间\n第151页表加盟共和国首府和其他大城市的住房情况数据来源平方米平方英尺内，病人要脱衣服、穿衣服，还要向医生陈述病情，医生还得开处方，写“病假条”让病人休息在家不上班。苏联医院的床位十分拥挤，甚至将之安排在电梯旁和食堂旁边的走廊上（有时床位排得过满以致把过道也堵住了）。苏联的消费者苏联型经济的制度安排排除了在西方越来越为人所知的消费者主权。苏联的消费者能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来自由支配他们\n第152页的收入。但是，他们选择的自由仅仅限于统治精英决定为公众生产的商品。我们来对私有产权经济制度和苏联型经济制度模式对消费者偏好的基本反应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假设在美国某消费者想买一台袖珍计算器。他来到一家商店去购买。店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这种计算器。但店主的生计就在于出售人们想要买的东西。因此，店主会向厂商订购计算器。厂商会把店主的订货当作命令一般接受下来，因为生产者要生存就要生产人们所需的产品。但是，要生产计算器可能需要借钱。金融市场上的贷款商会对厂家借贷的需要作出积极的反应。因为他的生存原则就是为生产适销产品的厂家提供资金。在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最终会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假设苏联的某个消费者也想买一个计算器。店主不会在意他是否有货，他只关心上级要求他生产的产品。他最多会把消费者的愿望转达给他的上级。同样，企业上级领导的生存境况也与消费者的需求无关，它只取决于领导者的意愿。领导层最终会得知消费者对计算器的需求，甚至也可能命令生产一些计算器。但是（这里但是很重要），统治集团没有必要把对计算器的需要当作命令。给定领导层的目标和偏好，苏联消费者将得到所有领导层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消费者所应该拥有的东西。显然，对苏联型经济中的经济计划者来说，如何消除公众的购买力与市场上品种单调的消费品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是一个重大问题。计划的目的，是使“计划”消费品总值等于“计划”工资总额。但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消费品部门不能完成生产指标已是司空见惯。苏联的企业经理对生产指标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消费者口味的兴趣。那些不易保存的商品常常因运送迟延而无法消费。物资的地下市场导致了“计划外”的购买力。苏联消费品供应与实际购买力之间矛盾的最佳例证就是普遍实行的糖、肉、黄油和其他主要商品的配给制度。按照约翰托德斯特洛姆（）的计算，年\n第153页苏联生产的消费品总值大约是亿卢布，比年的产值高出亿卢布①。但是在亿的增长中，大约有亿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还有亿来自于含酒精饮料的销售增加。而在同一时期，消费者手中的收入增加了亿卢布，增长了约。托德斯特洛姆认为，储蓄额从年的亿卢布增加到年的亿卢布，是由过剩的购买力造成的。苏联消费者的生活中充斥着为买每一种消费品都要经历的长长的队伍、价格高昂的黑市、拒公众于千里之外的“封闭”商店。在这些店里，苏联的特权阶层可以在此免受排队之忧，并且享受到低价商品。苏联的收入仅就货币比较而言，在苏联，一个低级官员的工资是普通人的倍。而苏联官僚机构的高层人士所得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倍。但是货币收入仅仅相当于苏联特权阶层全部非货币收入的一部分。官僚阶层可以出入特惠商店、饭店、旅游胜地、乡村别墅和专门的医院，他们可以从中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买到商品，并且没有排队之劳。苏联的工人按照几个因素，包括技能、经验和工种的难易程度分为八级。苏联平均月工资从年代中期的卢布左右上涨至年的约卢布，这是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结果各行各业的工资范围也各不相同。年代中期，食品工业工资最低，月工资为卢布到卢布不等。而在收入最高的采矿业中，最高的工资是每月卢布。一般说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而一般工人的工资收入则大约要高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工资用来买什么？有一种比较各个国家生活水平高低的办法，是看一个国家的普通工人要工作多长时间才\n第154页能购买各种组合的商品。表显示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普遍工薪阶层为购买某些选定的消费品所需要工作的时间。该表的数据低估了苏联商品的实际价格。原因有三：两国商品质量不同；苏联的商品并不是随时都能买到的，同时表中的数据也没有包括为购买商品因排队等待而付出的成本。表国际收入比较资料来源：苏联的农业农业部门的产值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的。相比之下，美国农业部门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个百分点，而仅有的劳动力从事农业。\n第155页苏联农业由三个部分组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私营的小块土地。国有部门的主要生产单位称为国营农场。国营农场的经营原则与其他国营企业相同，并且和苏联的企业一样也有它的生产和财政计划。不过，其工人的工资与他们的业绩之间的联系并不很紧密。在年代早期，苏联大约有万个国营农场，其总面积大约占苏联农业地区的一半。集体部门的主要生产单位是集体农庄。年代早期大约有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一般占地万英亩，约有个农户，台拖拉机，头牛以及头绵羊和山羊。理论上讲，集体农庄与国营农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集体农庄的所有权是集体的而不是国有的，其管理层是选举产生而不是任命的。但是在共产党实行全面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区别实际上并不重要。集体农庄必须以低价向国家上交数量预先决定了的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物形式的税收。剩余的产品按照每人出工的天数在农庄的农民之间分配。一些产品直接由农庄成员消费，而有一些则拿到农产品市场上出售。出售得到的收入在农庄成员之间分配。因此，农庄的总收入包括，实物形式的工资和货币收入。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普遍低于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私营部门包括家庭补助性土地（每家大约英亩）和家庭饲养的牲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户都有权得到这样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的权利。在这些土地上，农户可以自由种植任何产品以供自己消费，或者到集体农庄的市场上去出售。这些土地大约仅占苏联全部农业用地的，但它们的产出却在整个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约占苏联农业总产出的。平均而言，集体农庄的农户以现金和实物形式得到的总收入约有是由私营土地提供的。\n第156页苏联经济绩效的数量表现这一部分将提供几组有关苏联经济绩效的统计数据。它们基本上证实了我们对苏联型制度安排对经济所具有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学家指责苏联官方统计机构窜改统计结果，散布错误数据。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经济的估测一直受到批评说带有“偏见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阿甘别吉扬）与赫安英（、斯叶尤恩英（）一起公布了经他们“调整过的”苏联经济增长率，其结果比中央情报局的数据更为糟糕。表年平均增长率资料来源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按要素成本的分配比例（按最终用途分）资料来源\n第157页表苏联经济增长的不同衡量结果（百分比表示的年均增长率）资料来源推荐读物：了解苏联时局的最佳渠道是自由电台（）的每周出版物苏联报告》慕尼黑，联邦德国。\n第158页苏联型经济的终结苏联型经济改革的性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年代中期跃升到苏联权力体系的最高层，引发了（或许同时出现了）苏联型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震惊了世界，但是苏联型经济体制中充满了抑制因素和高昂的交易费用，以致于它们只能，在某些时点上，从体制内部产生要求变革的压力。引起这些改革的主要背景包括：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的丧失。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即社会主义是更为优越的制度，最终将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在人民心目之中许诺给他们的未来收益的现值降低了，而相对而言“，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本的现值就上升了。）对统治集团履行包含在与人民达成的隐含社会契约中的条款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所有苏联型经济都每况愈下，领导人都无\n第159页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些国家中大多数都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这些采用苏联经济模式的国家中年轻一代与在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相比，显得更为现实，接受了更好的教育，而且更体察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质量。新一代人对当期消费的偏好远远高于对未来模糊不定的前景。）苏联型经济体制中的统治精英也意识到高资本积累率并不能保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第章中，我们将政治局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定义为社会契约。我们还认为，政治局拥有的权力决定了契约的性质，而公众的机会成本则影响着契约的条款。作为接受政治局政治和经济垄断的交换条件，苏联型经济体制下的公众得到承诺会享有经济平等（不包括统治集团）、经济稳定、有保障的就业、广泛的社会福利、要求不高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水准的缓慢提高。因此，契约的变更也就是制度发生了变更，而契约条款的变化则可理解为公众机会成本变化的表现。前一个变革已发生于年代末的东欧各国。这些国家目前正致力于用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取代苏联型经济模式。东欧各国的政治变革导致了该地区的制度真空。因此，几十年来东欧各国第一次要自主选择自己的制度安排。在选择的过程中，东欧各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他们各自的哲学传统，官僚阶层根深蒂固的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内在需求，以及在新兴政党之间的力量均衡。尽管实证的经济分析无法预言东欧制度变迁的发展，但是它可以帮助东欧国家的人民对其选择的后果作出较合理的评估。正当东欧的社会契约处于变更之中的时候，在苏联戈尔巴乔夫试图根据公众机会成本的变化来修正契约条款，以此来挽救苏联型经济模式\n第160页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在开放和改革之间应当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开放是在苏联体制内部进行的政治变革。改革则是对体制的制度性变革。开放在苏联早已是一个事实。年以来苏联公民第一次得到了部分有限的民事和政治自由。苏联上下可以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如国内的生活质量、民族纠纷、苏联宣传机构的撒谎和欺骗行为、普遍的腐败以及消费品的短缺等。苏联公民似乎也不怎么担心与外国人交谈所带来的后果。苏联学者参加学术会议时也不会感到必须对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大一统的看法。苏联官方放宽了进出境签证的发放。苏联消费者也已跨过了恐惧的束缚。比如年月底，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一家“特惠”商店运来一批日本松下录像机。得知消息的人群将商店包围了起来。围困后的第六天早上，第一个幸运的消费者拿着买到的录像机从店中出来了。但是，开放的进程并不是稳定有序的。至年末，苏联政府推翻了其原先作出的一些让步，并且开始取缔其他一些让步，如开放影视产业、出版活动以及宗教物品的生产等。它同时还暂停执行国有企业有关法律中的许多规定，暂时取消合作社自行定价的权利。最后，在年月苏联开始实施一项法律，授予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对国家超乎寻常的统治权。戈尔巴乔夫声称这项法律是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步骤，但同时又拒绝讨论波罗的海诸国政治独立的要求。在对开放的评估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统治集团所做让步的程度，而在于政治局一旦退出开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年的情形而言，苏联此时还没有任何法律机制能够阻止共产党中止开放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领导人退出开放过程的成本必\n第161页定会增大。对改革的经济分析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契约的条款来挽救苏联的制度。而变更“契约”的条款就意味着对制度的变革。改革的推行就意味着改变所有的产权关系，重新确定决策权的分配，并且将触动官僚阶层的利益。在政治局和官僚阶层的眼中，改革无疑是一场高成本的变革。关于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苏联推行经济改革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章将就以下三个改革目标进行产权分析：使企业变得更有效率，增加投入品和消费品的供给，以及（缩小苏联政府机构的权力。概括地说，制度是用以规制人类重复进行的相互交往的法律、行政和风俗安排（或规则）。不同的制度下会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和交易费用。正是通过各自的激励机制和交易费用，不同的制度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着特定而又确切的影响。而经济主体的行为反过来又决定着经济的结果。改革和企业改革的初衷就是要将企业经理的报酬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挂钩，以此来改变经理的行为。盈利能力被定义为利润对资本存量的比例。改革者希望这一责任性措施会更有效地激励创新活动，寻求有效的生产技术，以及提高产品质量。除了向公众宣传其意图以外，政治局还得寻求实行这些意图的具体途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利润激励机制发挥作用，改革就必须改变苏联企业经理在资本品上的产权。在苏联，官僚阶层负责向企业分配资本品，将现有的资本品\n第162页（通过行政命令）从一个企业无偿地调拨至另一个企业，并且决定投资基金的使用。苏联的企业不得出售、出租或者改动它所拥有的资本品。企业只能根据确定给它的产出指标用它们来生产（以及过多地生产）。由于企业无需为资本的使用支付租金，企业经理自然而然地将资本视为免费储蓄。拥有过多的资本相对于企业的产量指标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而在频频出现故障或者急需的情况下，多余的资本能够随时用于应急。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企业经理会尽力向上级主管施加压力以求得到更多的资本。大多数经理们或者通过向上级低报生产函数，或者通过政治诱导，最后都成功地获得相对于确定给企业的产量指标和企业真实的生产函数而言超额的资本（以及其他投入品，包括劳动力）。这并非没有实例。通过将企业经理的报酬与企业的盈利能力挂钩，改革会改变奖惩制度。私自积累的资本储备不再是一种资产，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强调利润会使经理们的行为趋于成本导向，这样他们就会有动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手中的资本或者接受其产量指标的提高。但是，现行的资本品产权制度将会使得经理的动机在法律上是无法实现的。经理不仅想控制其重置资本，而且想控制新增的资本。但是要赋予企业经理这一产权，政治局和官僚阶层就要放弃他们自己对资本品工业产出的控制权。政治局有两种选择。它可以维持现状，使经理在寻求实现新动机时受挫，或者它可以给予经理类似于用益权的权利：有权使用属于别人的资产，可以将之转租给他人或者归还给所有者，但不得出售或者改变资产的内容。如果政治局走第一条路，改革就会失败；如果选择第二条路，那么，改革还有一线希望。还有一线希望这一说法意味着苏联的代理问题不容忽视。最近来自苏联的一些报告都提到，政治局新通过的法律都已消失于官僚主义的大海中。改革和供给问题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缓解苏联的供给（投入品）短缺和消费\n第163页品的短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政治局业已批准几项重大的改革方案以期降低交易成本。改革和供给短缺在苏联计划者面临的问题中，代价最高的也许就是如何保证企业及时获得充足的投入品供应。戈尔巴乔夫设计了三项方案以解决这个问题（：投入品）供给立约自由，价格改革以及长期租赁。投入品供给的自由立约意味着，企业间自愿的平行关系将代替苏联经济中垂直的行政命令。但是，供给的自由立约以竞争性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竞争性市场的出现不仅剥夺了官僚阶层权势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还要求苏联经济制度进行两个重要的制度变革。第一，由于一个企业的产出构成了另一个企业的投入品供给，苏联企业经理在有权选择为谁生产的同时，必须有权决定生产的数量。这意味着苏联计划当局不得不放弃对企业产品数量的控制权。第二，物资供给自由立约的实行也要求对苏联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要进行契约的谈判，企业必须拥有持有和使用现金的权利，以及转让短期信用的权利。将经理的报酬与企业的剩余挂钩会使经理具有一些效率导向的动机。尽管如此，要对各种方案进行评估的话，经理必须了解企业所使用的投入品的机会成本。在苏联，商品的价值及其真实的生产成本是不可知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有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但是苏联的价格改革还遥遥无期。预计苏联将于年代中期的某个时候解除对消费品价格的管制。为了解决苏联农业中的经济问题，政治局公布了一项新的长期租赁方案。依照该方案，政府将向农民出租土地、牲畜、设备和其他一切国有生产资料苏联领导人似乎认为，国有资源的长期租赁制能够形成与私有制一样的激励机制。这可以是现实，但条件是制度不起作用。但制度的的确确在起作用，而在这一情况下至少存在两个原因。第一，租赁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解决如上地定价、完成经\n第164页济计划的义务（在未知的价格条件下）、如何取得短期和长期的银行信贷、如何获得化肥之类的投入品，以及政府的税收政策之类的问题。根据年月日出版的《苏联分析家》的报道，财政部至今仍没有对租赁者实行新的税收制度。不知道适用的税收政策，农民就无法获得未来确定性的保证。更为糟糕的是，财政部的下属机构正千方百计地试图扼杀这一方案，租赁的需求一旦出现，他们便对整个集体农庄进行重组。第二，除非潜在的农场主有权以稀缺价格将租来的资源转让给其他农场（或个人），长期的租赁方案不可能形成促使资源从低效率的使用者向高效率的使用者手中流动的机制。因此，如果不进行一些制度变革，年的长期租赁方案在苏联不可能得到在私有制下所能取得的效果。改革和消费品短缺“第二经济”的推行，旨在改善消费品短缺状况，并且扩大苏联公民的选择范围。年颁布的国有企业法，年的合作社法，以及最近对年财产所有权法所进行的争论都是对允许个人在一个明晰有序的框架内进行私下的交易从而为社会大众提供短缺商品所作的尝试。但是这些法律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大力反对：官僚们将其视为现行制度的私生子；市井无赖一向觉得恐吓集体企业的工人和顾客毫不费力，现在却要失去这种得到紧缺商品的机会；而普通市民则抱怨商品的价格和“私营”合作社的收入太高。年部长会议下令对私人合作活动实行各种限制，这种限制又强化了投资于第二经济的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苏联的制度体系给第二经济及其参与者造成了很多问题。从事第二经济的个人有足够的动机生产不太常见的商品，但第二经济的未来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一切决定都只能立足于短期。第二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国有经济愿意向它提供生产所必需的物资，对从事第二经济的个人来说，指望从国有企业和银行那\n第165页里得到生产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和贷款的稳定供给是极不现实的。要能够带来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丰富的消费品，相应的制度变迁必须以资本市场和竞争性银行体制为基础。而这一变迁又迫切需要资源的进一步私有化。改革和官僚阶层改革推行的力度和速度，取决于政治局在通过制度变革解决经济问题而带来的收益与因触动官僚阶层的利益而付出的代价之间所作的权衡。戈尔巴乔夫对于各种权衡所包含的成本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他在第届党代会上说“，我们的目标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而随后在同一篇讲话中，他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加强中央在党的重大政策目标实施过程中的作用”。这很显然宣告了不会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改革方案的全文于年月日发表在《真理报》上，通篇都是自相矛盾的叙述、浅薄幼稚的经济学观点和政治妥协，是典型的几经折衷的委员会决议。比如，文件中说，“抛弃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转而采用经济管理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随后又说道“，要实现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指导体制。”官僚阶层反对改革的强烈程度取决于他们可能失去的利益的大小。一般说来，任何一项具体的制度变迁所包含的成本，与该变迁对官僚集团的权力和地位所具有的影响相关。在官僚们的眼中，惟一重要的，是要由统治阶层来承担的那一部分成本。在苏联领导的决策过程中，与普通公众相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成本是无关紧要的，而苏联官僚阶层（暗中）破坏改革的势力却又十分强大。在政治局对官僚阶层的监督存在成本的情况下，后者采取了不少手段来弱化改革。比如，官僚们不断地以专家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为武器把政治局的决议和指令顶回去。年月，苏联的官僚集团提出“私有”一词难以为苏联人民接受，这会使“人对人的剥削”死灰复燃。在同一月份，他们又通过实施对许可证发放的管制，\n第166页限制了国有企业进行对外贸易的权利。同时国内贸易壁垒，也以对非当地居民的零售实行种种限制的形式在苏联许多地区建立起来。官僚们还把有关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建议搁置在各个委员会中，美其名曰“全面”分析其“不良影响”。最后结果是这些建议常常以蜗牛的速度在官僚机构间缓慢地传递。官僚阶层用以阻碍改革的第二种方法，就是把经济改革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正如我们在本章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通过资本品产权的变更，利润原则能够降低苏联企业的生产成本。而官僚们选择的行动方针，则是保持资本品产权关系的不变而让企业提高商品的价格。于是尽管企业的生产是低效率的，但企业可以获得利润。消费者承担了经济改革的成本，而政治局则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相信改革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改革的最终命运还有待确定。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菲利浦汉森（）曾在年月日的《苏联报告》上撰文，在总结他对改革的分析时指出“，总的说来，在年，苏联经济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中央更为严格的控制。”年月，戈尔巴乔夫否决了波兰的经济改革模式，并且“推迟”实施市场价格。根据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的分析①，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政府这一激进的变革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文章还引用了戈尔巴乔夫的私人经济顾问彼德罗科夫（）的话说“，人们能接受配给票证和排队尤其是上班时间的排队但不会接受涨价”。戈尔巴乔夫内阁的一名经济学家沙塔林）也认为，推迟价格改革经济改革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的决定是必要的“：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会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削弱政府的地位。这一时期对市场改革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于政府各部门（即官\n第167页僚机构），而是来自于利用民众情绪的政客”。然而，最近各地进行的地区选举表明，改革派的候选人得到广泛的拥护。简单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一次讲话，或者政治局的一次决议以及（或者）一项新政策的法令就足以改革苏联经济了，这是相当幼稚的。对苏联制度和经济运行过程的经济分析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要对体制进行变革，领导人就必须改变国家的制度以使它们能够包容新事物。也就是说，对苏联改革的经济分析应集中阐释每一项要进行的经济变革所要求的制度调整，并且在一个时期之后分析变迁的结果。戈尔巴乔夫试图重新确定与苏联人民订立的社会契约，其功过是非还有待评说。戈尔巴乔夫很难得知苏联人民的机会成本已发生了何种程度的变化。如果戈尔巴乔夫所认为的公众机会成本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官僚们的感觉，那么，戈氏就有可能遇到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能对这些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遇到麻烦的就会是整个制度。推荐读物：\n第168页附录：匈牙利和波兰的经济发展苏联宣布要进行的经济变革体现了为使现行制度更有发展前途所作的努力，而在此之前，匈牙利和波兰已经抛弃了苏联经济模式。这两个国家目前正处于未来体制安排的摸索阶段。因此，评价其体制的优劣还为时过早。本附录的目的是向读者展示当前匈牙利和波兰最高决策者的观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对这些文章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是对新制度所作的探求这一角度来进行。随后颁布的法律和条例的目的在于将意图转变为现实，它们会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两国变革的真实方向。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存在着差距，比如（基本构想必定会带来意想不到也预料不到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后果就会迫使领导层对体制的构成要素进行修改，和（执行上层的意图，将其转变为现实，这都要由官僚机构来进行，而他们很有可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重新诠释领导的意图。\n第169页匈牙利年匈牙利经济状况的简要总结①年匈牙利国内的经济状况表明，匈牙利向宏观经济的持续均衡和结构改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匈牙利通过削减对国外的经常项目赤字成功地降低了对国外存款的依赖。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政府为对国内市场实施严格的限制而采用了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付出的代价，是国内总收入的零增长和家庭实际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与此同时，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也迫使匈牙利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国外市场，这会有效地推动结构的现代化。事实上，匈牙利产成品对货币兑换地区的出口急剧上升，这也受到许多外部因素，包括发达国家旺盛的国内需求的推动。在这一年中，政府继续推进中期改革计划，最为重要的措施包括：全面的税制改革，大量削减政府预算中的补贴项目，逐步放开对消费品价格的控制。同时，对个人境外旅行的管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在年就产生了巨大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效应。年匈牙利宏观经济目标中首要的一点，是将匈牙利用可兑换货币表示的经常项目赤字从年的亿美元缩减至亿美元。尽管事实上存在一些不利于目标实现的因素，但最终结果是将赤字缩减为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接近预期目标。由于实际出口上升了，而进口出现下降，年的外贸余额出现亿美元的顺差，比上一年增加了亿美元。但是新的护照管理条例导致旅游支出增加了倍多，这部分地①匈牙利国民银行为迈向年代的匈牙利》大会准备的论文稿，布达佩斯，年月。\n第170页抵消了贸易顺差。在接连几年大量的国际借贷之后，匈牙利在年减少了对新的外部融资的依赖。中长期的外债新增额降至亿美元（年为亿美元，在此以前数额更大）。市场均衡状态下新增贷款和债券发行数都有所减少。在该年度，匈牙利还向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贷款，总收支基本保持均衡，到该年末国际储蓄额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亿美元）。在不可兑换货币的对外账户上，匈牙利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巨额结构性的经常项目盈余。但随着匈牙利对不可兑换货币地区总的收支状况由负转为正，维持经常性巨额顺差到年已变得不那么有利。这一问题又由于贸易条件改善了以上，和该国在服务项目尤其是旅游上，传统的大量顺差而更为严重。不过，匈牙利政府通过降低金融激励成功地稳定了对经互会的出口水平，并且使从经互会的进口额增加了。这有助于减少对可兑换货币地区的进口需求，并且通过将不可兑换货币的经常项目盈余缩减至亿美元，减少匈牙利储蓄的外流。整个年份，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外部调整制约着经济增长速度。为了削减国内需求，政府在财政和货币两方面都实行了紧缩政策。一系列措施的推行，包括大幅度削减政府补贴、对新税制的有效管理，以及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年中评测使政府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年的近降为年的。中央银行也大力推行货币控制，通过中央银行再融资政策）对银行系统的总储备水平实行严格控制。与此同时，年中央银行利率和家庭储蓄信贷资产（）的管制利率多次上调。随着市场利率水平的逐步上扬以及政府预算对货币融资依赖度的降低，银行部门的国内信贷增长率由年的降为年的，而广义货币的扩张由的降为年的，为了促进外部收支调整，月份福林对可兑换货币贬值了\n第171页。通过以上措施，最终实际国内需求压缩了，从而迫使许多厂商将销售转向国外市场，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保持年的水平不变。年的结构性改革措施蕴含着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风险。首先，在年初以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更为简单公平的税制取代了名目繁多的选择性税收。税收制度在结构上的根本性变革带来了在政府预算、价格体系和工资体制方面高度的不确定性。第二，政府同时取消了大部分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价格补贴，导致年月日的消费价格在一夜之间上升了。为了降低存在的风险，并且避免通货膨胀可能的攀升，政府暂时实施了全面的物价冻结，一直实行到月日止，并全年对工资实行严格的税收制度。尽管在年的下半期价格大幅放开，经济政策仍成功地抑制了国内需求，消费品价格的年通胀率为，稍稍高于原定目标。在年，匈牙利破产法得到进一步的实施。政府重组工作不仅在部门（如采煤、冶金部门）而且在个体企业的层次上开展起来。大量大企业在组织上和财务上作了重组。有些被分解为几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并随后转变为股份公司。小企业中的清算率也逐渐提高。年均登记失业人数为万人，占总人口的匈牙利的私有化运动经过年审慎而又热情不高的改革，在经历了成功与失败、雄心与犹疑、前进和退缩之后，现在的形势清楚地表明匈牙利已揭开了一次历史性实践的序幕，对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全面而又深刻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的变革。①乔纳斯马托尼（法学教授和匈牙利私有化委员会委员为卡尔布鲁纳分析和意识形态研讨会”准备的讲稿，年月\n第172页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运行有序的市场经济，以及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真正的议会民主，从而改变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尽管这一历史性的变革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但是这场以建立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目标的静悄悄的革命似乎正在稳步前进。经济上的危机又使改革的问题更加严峻。这场危机是被称之为“现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的瘫痪的必然产物，表现为巨额硬通货债务、国内政府债务，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说对国民医疗、教育和环境的债务。历史经验证明，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控制的或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与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是不相容的。（存在相反的例子如专制的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并存但其数目越来越少。）经验还表明以市场机制而不是以官僚机构的等级制协调为基础的真正的分权化经济制度必须以独立的外在的所有者为前提，或者说以私有制为前提才能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们从匈牙利那场从年开始的试图在不对所有制结构作必要调整的前提下建立起市场导向的经济的改革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这一改革方法导致许多根本性矛盾，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不过，这场改革也不乏成功之处，特别是在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为对整个体制作激进变革的准备方面。）确实，匈牙利的实验表明，私有制是建立有效的市场体制的根本前提。历史经验证明了以上两条公理，从中可推出的结论就是私有制不可能与政治民主及其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相分离。由于以上原因，匈牙利必须彻底地重塑其现存的所有制体系，换而言之，必须进行一场全面而又彻底的私有化运动。这将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而其最后的结果是不容置疑的。现在似乎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私有化运动将会建立起这样一种经济：由私有制个人或联合所有（公司制、合作制）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基金和基金会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国有产权会降至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并只限于一些诸如公用事业，可能\n第173页还有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等特殊经济领域。但是，这一进程中真正的发展过程和实际结果，包括这种或那种所有制形式的比例关系都不应由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预先设定。尽管与上面所说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判断相关的标准会影响最终的结果，但这一进程中应当遵循的最根本的标准只能是经济效率。根本上说，只有效率的增进才能够引导私有化运动取得成功，也只有它才能是评判私有化成功与否的根本准则。至于达到上述目标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众说纷纭。大多数争论的背后都包含着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在使社会回到自然演进的过程中，政府的责任和作用应当是什么。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的作用是否应当仅仅限于解除管制、推行自由化，而在本质上将复兴的任务推给社会，因社会具有某种“自我恢复”功能，即社会自我生成的自发力量？还是相反，政府在“回复自然”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政府不能回避其在指导和控制转型过程的责任，政府必须加以引导，而且必须发挥主动性。这一干预的形式和技巧，或者说所要采取的各种法律的、管理的和行政的短期和长期措施是匈牙利私有化政策的关键因素。要理解这一政策的推行，我们就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匈牙利国有企业中现存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框架。在传统的斯大林体制下，国有企业与政府的行政管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事实上按照隶属关系构成了等级制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一模式中，国家集生产资源所有者与管理者（或者说是一个公共权力机关）的功能于一身，而企业则完全附属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党政合一的权力。从这种斯大林体制建立的第一天起，企业就存在内在的冲动，要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与那种“准军事化”体系相分离，并且按照在本质上与那些政府行政管理截然不同的经济规律行事。于是不\n第174页久以后就出现了“自我核算”）的观念，契约的形式重新作了调整，尽管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徒有其表。年代末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进行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极大地提高国有企业在法律和经济上的自主权，并且最大限度地使其脱离作为全能所有者的政府的控制。在匈牙利，经济决策权渐进的分散过程实际上开始于所谓的“新经济机制”。这始于年，在年随着国有企业（或至少是它们最基本的形式）从作为所有者的政府手中分离出来而达到高潮。随着所谓的自我管理企业的建立，二者几乎实现了完全的分离。伴随着这一思路推行，大约的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下放给了由选举产生的企业委员会来行使。不久人们就发现自我管理的企业，不仅由企业经理来管理和控制，而且事实上为经理所拥有。换句话说，这种企业成了一种“自我所有”的实体。所有战略性的决策，包括建立下属公司，向分公司转移资产，或者是出售或出租企业资产等等均由企业管理者决定。这些交易获得的收入归企业所有，企业有权自由支配。此外，企业委员会可以决定将整个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自我管理的企业改制以及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条件和要求，都包括在年月国会通过的转制法（年第号法案）中。这项争议颇多的法案目的在于，根据整体法律继承的原则加快国有企业（没有公司结构）的公司化改造。那些不属于自我管理范围的国有企业都由公共行政机构即部或地方委员会所控制（国营企业）。这种企业也享有很高的自主权（企业也能建立分公司等等），但企业的所有权并没有下放给企业。一直到最近的立法之前，企业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的决定权都归之于管理企业运营的公共行政机构（“设立机构”）。从年月日起，国营企业改制，事实上是公司化的决策权，由新成立的国有资产局（）来行使。目前匈牙利私有化运动最重要的法律机制，就是国有企业全\n第175页部或者部分地改制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自我管理的企业在多数情况下都倾句于部分转制。这一方案在财务上对其更有利，而且法律规定也给予其更多的自由。（全面转制就要受到上面提到的改制法细致而复杂的规定的约束。根据这一法律，新成立公司的股份要在国家和公司自身之间进行分配。而在有关保护受委托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法律出台之前，部分改制公司除了受到一般公司法条文的约束外，没有其他特别规定。）新成立的公司由这家继续存在的企业独家控制。一直到最近立法之前，是实行全面还是部分改制的决定完全由国有企业自由作出。在所有的改制过程中，正是国有企业在自身“实现私有化”过程中将国有资产出售给由数个股东，包括个人或其他股东，在多数情况下也包括外国人，所拥有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自发的或分散的私有化，或者说“静悄悄的所有制改革”。这场运动于一年之前开始，并且在各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推动下势头愈发强劲（其中因素之一是害怕中央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并亲自执行私有化的政策）。这场自发的或“自我私有化”运动存在重大的缺陷，并且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如资产价值低估，或者其他对合法所有者即国家不利的条件；它同时还包含了来自于公众舆论和为某些不明不白的交易所激怒的政党所作的负面反应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匈牙利目前所处的特殊环境，例如，可称为半私有化的已经高度分权化了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名义的国家所有制资产在国民财富中占了极高的比例（约，这种独特的私有化运动不可能完全被摈弃。尽管存在许多障碍和风险，自发的私有化推动了积极的发展。它有助于加速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尽管分离采取了矛盾有时甚至是扭曲的方式），有助于打破和分解垄断型或寡头型大企业所特有的封闭老化的组织结构，同时也因此培育了新的经济主体并且相应地推动了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与此同时，自发的私有化和外国投资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在多\n第176页数情况下企业建立的公司中都会有外资股份的参与。由此看来，部分改制和建立外资参与的公司（合资公司），差不多是同一回事。众所周知，外国投资，以及所有以资本、技术、专有技术经验和营销等等形式进行的投资是匈牙利经济复兴和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使一国国民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关键所在。在评价匈牙利目前的私有化运动，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所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方面，匈牙利国内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尽管充满了矛盾、扭曲甚至可能会过度，自发的私有化是好的。它不应当被禁止，而恰恰相反应该受到鼓励。根据这种观点，所有权制度的变迁在根本上应依赖于自发的有机的演进，依赖于自行产生的社会力量。在所有潜在的所有者中，国家是最糟糕、最没有效率的。再也没有什么比国家重新干预经济，在私有化的幌子下把半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重新官僚体系化更为糟糕的事了。因此，国有企业的自发私有化必须成为匈牙利所有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式，即使要为之付出代价，特别是就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而言。如果国有企业部分地改制为公司，国家根本得不到任何收入。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资本的运行将更加有效率，而这才是所有制改革最根本的宏观经济目标。相反的观点我们也作了简化处理则鼓吹，对“自我管理（”“自我所有”）的国有企业进行一次全面迅速的“再国有化”，以便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框架内再将之非国有化。按照这种观点，只有国家或政府才能制定并执行持续的、卓有成效的私有化政策。尽管自发的或分散的私有化最终也会带来所有制制度的变迁，但它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国家资产的价值低估，国有财产的流失，以及各种各样的滥用行为等），这些后果会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从而危及整个私有化进程的信誉和效率。自发的私有化实际导致了国家预算收入的流失，这对当前负债累累的匈牙利来说实在是一个高昂得无法负担的代价。这两种观点各有其是，也各有其缺点。自我管理（自我所有）的\n第177页企业确实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但是试图在一夜之间一举抛弃这种企业形式极有可能是一次危险的操作。这种激进的措施会损害整个经济，而且还存在会导致无法预见的经济后果的风险。即使在政治上取得了充分一致，并且决定开始采取这一行动，我们还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所有的企业彻底有效地实现私有化之前，谁来经营这些企业，实际上与此同时来管理整个经济？（全面的私有化需要这无需进行争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期，具体的长度难以预料。）从现在的形势和长期的目标来看，一个现实有效的私有化策略应该同时兼顾自发的私有化与政府引导的私有化。年月底通过的、并于年月日开始实行的法律就反映了这种折衷方案。国有资产机构法（年第号法案）和对委托企业经营的国家财产保护法（年第号法案）正是基于以下基本考虑而制定的：把自发的私有化置于国家一定程度的控制之下，以防止或至少减少由此而来的滥用和损失，同时保护自发私有化的参与者不因此受到法律指控。为设计合理、协调有序的私有化政策建立一个制度框架，以加快整个所有权制度改革的速度。集中和加强国家权力，并且为政府主导私有化政策改善法制条件。为了上述宏观目标，两项法律的条文中包括了以下主要条款：自年月日起，国营的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权力将由国有资产局来行使，即由该局来决定将企业转制为股份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国营企业仅占整个国有企业的，但其产值几乎占整个国有企业的。在此之前，国营企业转制的权力属于所谓的“设立机构”，它们要么是部属机构，要么是地方委员会。\n第178页国有资产局的董事会有权“重新界定“”自我管理”的企业，将其归入国营企业，即将其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以进行公司制改造。在转制的同时，或者在转制之后，具有公司的组织结构并且为国家所有的新实体，可以由国有资产局对其进行部分或完全的私有化改造。对于实际上通过把资产转移给新建立的“附属公司”的形式进行的国有企业的部分改制，国有资产局拥有重要的控制权。包括有权对以实物形式捐赠、售卖或租赁形式转移给附属公司的资产实行强制性的估价。所有超过一定价值的交易必须通知国有资产局或者向社会公告以便向公众实行公开竞标。换而言之，只有在企业不想公告这笔交易，也不想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企业才需要向国有资产局通报其交易。国有资产局可能会要求进行新的估价，或者指定竞标作为交易方式，或者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否决这笔交易。“自我管理”的企业自行决定全面改制的，必须将该决定上报给国有资产局，国有资产局有权否决这项交易。（对全面改制或部分改制行使否决权的条件，是该交易会损害国民经济或者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企业有权就国有资产局的否决向法庭提出抗辩。）上述权利使国有资产局拥有相对广泛的权力，来制定和执行连贯一致的私有化政策。国营企业能够轻易地完成私有化，并且可以运用各种国际通行的私有化手段完成企业的售卖。（私有化的实际操作过程可以使用由各种各样的承包人和咨询专家根据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提供的服务。）而自我管理的企业可以被纳入国营企业的范围之内，随后的操作程序与现在就为国营企业的企业完全相同。最为困难并且在政治上最为敏感的决定，就是对自我管理企业的重新界定。这一操作，即使是暂时性的，也可能被视为某种对自我管理国有企业的“再国有化”。不过这是尚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是扩大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范围的主要法律手段。在这一\n第179页种私有化中可以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并且企业售卖得到的收入归国有资产局所有。这笔收入既可用于国家债务的偿还，也可重新投入经济运行。（自我管理的企业也可以根据改制法直接完成公司化改造。正如前面所述，改制法对新成立公司的股份和收入的分配作了十分复杂的规定。根据该法的规定，只有很有限的一部分股份代表归国家所有的收入。不过这些条款可以和国有资产局与企业达成的一般协议相分离。）（在控制领域内，国有资产局对自发的私有化，即国有企业的自行售卖拥有极为重要的干预权以保证其透明度、高效和廉洁。否决权又使国有资产局在与自我管理企业的谈判和提出合理建议上处于强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与此同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使控制权保持足够的弹性，从而保证私有化进程，以及国外资本和技术的输入不受阻碍。国家控制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对可能的滥用和疏忽有预防作用，同时保证不妨碍那些有助于促进所有权制度改革的合理交易的发生。国家控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保护交易者无论是企业经理还是外国投资者免遭由此而来的指责和指控。国家控制同时也加强了购买者／投资者在法律上的安全性，因为所有者在获得审查一笔交易的可能性之后，就已经批准了这笔交易。（沉默就意味着对交易的许可。如果天之内国有资产局不对交易通知作出反应，就应视为批准了这项交易。）国有资产局的行为必须遵循议会通过的资产政策指导大纲。指导大纲可以视为在给定时期内私有化计划的基本框架。大纲规定了可以进行公司化和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的选择标准，以及可以进行重新划分公司化和私有化的自我管理企业的选择标准。大纲还确定了私有化的基本目标和手段、要遵守的步骤以及售卖的标准。大纲还具体规定了把国有财产售卖给外国人的前提条件和预期目标（如技术进步、目标市场、减少国债）。无论对于自发私有化还是对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而言，外国直接投资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国直接投资与私有化实际上是\n第180页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重大贡献，匈牙利经济的私有化就不可能进行；而另一方面外国投资在匈牙利要得到质的提高就要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环境。与此同时，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使匈牙利私有化政策成功，而且是产出现代化、结构重组以及民族经济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不可或缺的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好几年以来，高度自由开放的法制和范围广泛的激励，吸引和鼓励了外资流入的主要原因。私有化不仅为外国投资者，也为商业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创造了新的机会。商业合作伙伴主要参与自发的私有化运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参加实物资产的售卖和与外国同行合作成立公司。而商业和投资银行则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涉及出售债券（一项关于建立股票交易所和证券公司的新法律于年月日得到通过并生效）。早些时候批准的法律当然不是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创造必需的法制和金融条件所采取的最后的行动。这仅仅构成了开展这一历史性行动的必要步骤，而运动的最后成功还需要更为全面的法律和其他措施。特别是以下规定：关于自我管理企业的问题，即由于企业所有权下放给企业委员会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困难必须通过加强所有权控制，并且逐步取消那些徒具公司形式但实际上既没有公司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真正的外部所有者的自我管理企业而得到解决。而公司化改造的促进和加强必须采取更为简单、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进行。）采取一切措施，全力促进对于私有化政策成功的推行不可或缺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基金、基金会等等）的发展。金融机构不仅有助于在竞争的基础上以可能的最佳条件出售国有资产，而且能够更好地吸引私人储蓄资金以为私有化调动资金。运用各种激励机制如税收优惠、信贷服务等等促进目前尚嫌不足的个人存款的积累，及其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有股的投资。\n第181页为了增加私有化的资金来源，尤其要重视职工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匈牙利必须进一步完善职工股票持有权计划（）以鼓励职工购买股票。这一措施受到了许多政党的热烈欢迎。它将促进提高匈牙利企业效率所必需的职工和管理层的积极性。匈牙利采用职工股票持有权计划的基础，是对公司雇员所获红利和商业银行为股票的买者提供的并由票据银行用私有化收入偿还的特别信贷实行优惠的公司税收。对于一些特定部门，如零售业、饭店和特殊服务业，应当实行专门的法律手段，以使国有企业彻底地从那些当时实行国有化时产生了极为荒唐的后果的部门中退出。专门的措施主要是强制私有化，即向公众出售的不是企业本身，而是企业下属的“单位”（商店、饭店等），其中很多单位早已采用承包方式（租赁或其他形式）来经营，因此，实际上已实现了半私有化很显然，匈牙利私有化政策的成功取决于大量互相联系的因素。它们都与建立一个运作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资本市场，产品的竞争机制，进口的自由化，货币的可兑换等），以及一个真正的政治民主直接相关。因此，私有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私有化的成功实现能够保证这一次我们不再错过历史给予的机会。波兰经济改革大纲①起点波兰的经济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变革的目的是该计划由财政部呈交，于年月日在部长会议上获准通过。\n第182页建立一个类似于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这需要采取激进的手段来迅速达到目标，以尽可能地缩短让社会感到痛苦而又艰难的过渡期。同时，年代流于形式的改革所带来的痛苦经历也使得这种选择变得十分必要。改革一直处于剧烈的动荡徘徊之中，其成因深深地根植于至今仍在实行的经济体制之中。如果不再对银行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们就将继续沉陷于社会的全面瘫痪以及持续性危机之中。权宜之计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是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拉开我们体制变革的序幕的。经济的失衡状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整个国家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而生态危机、住房危机、外债危机以及最富活力的年轻人大量移民国外打工挣钱这些问题都一年甚于一年。最近几个月以来一些危机的新征兆越来越明显，程度正在逐步加深：工资与物价飞涨，资本抛售兹罗提而大量外逃，政府预算赤字不断增加，以及产出急剧下降。只有大胆的突破去迎接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才能使波兰摆脱文明的崩溃，建立起与社会期望相契合的社会秩序。波兰政府已决定进行突破性的制度变革，随后制订的计划显示了政府这一决心。改革计划的一般前提政府的经济计划需要采取两种行动。第一，稳定经济，尤其是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第二，转变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分两步实行。第一阶段至多持续至年初，主要是采取措施降低物价上涨的速度，遏制资本外逃以及控制住预算赤字（见第\n第183页这一阶段还包括规划即将进行的经济体制变革，并且在组织和法律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实质性的变革阶段不应迟于年初。这一阶段将实施一系列激进的反通胀措施，这些措施互相配合，将决定性地降低价格的上升速度以及恢复市场均衡（见第点）。早些时候构思成熟的根本性的体制变革也将在这一时期实施。应当注意的是经济稳定政策的有效推行是成功地实现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因为体制改革不可能在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取得成功。并且，只有在推行上述稳定政策的同时进行体制改革，才能够指望得到真正的国际援助。稳定经济稳定政策第一阶段的行动最多持续到年末、年初，其目的是阻止通胀的进一步攀升，并且尽可能地降低通胀速度，同时把预算赤字降低到年月的赤字水平以下，并阻止资本脱离兹罗提外逃。为了阻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恶化，该时期将所要采取的主要步骤为以下几点：取缔垄断定价行为，摧毁垄断的组织结构。政府已经和色姆（波兰国会，译者注）就合作组织法的修改进行了讨论。新的反垄断法的草案也已准备就绪。采取积极的重要商品储备政策以便进行市场干预。勒令那些单位产出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极大，或者对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比如使用过时的炼焦炉电池、陈旧的炼钢设备，仍使用\n第184页所谓湿技术的水泥生产线）的工厂停产。这将使节省下来的原材料和能源用于更有效率的企业。修改工资指数化规则，加强抑制工资通胀性攀升的财政机制。制定推行吸引长期储蓄的措施，包括利率与通胀水平相挂钩，放宽投资于债券的条件；同时出于金融平衡的考虑，要相应调高贷款利率。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特别是要停止对某些中央投资的项目，尤其是在燃料和能源方面的项目的投资；同时停止中央财政对某些投资任务的资助。开始剥离某些领域的国有资产。对企业执行更为严格的金融政策，包括信贷政策。提交给国会的工资指数化法律修正案所包含的指导性目标，是消除促使价格更快上升的因素，以防止消费品市场的全面失衡。变革主要体现在采纳了所谓的补偿性指数化原则上。这意味着工资的指数化增长只适用于那些还没有发放工资增额以补偿确定了的价格变化的企业。作为对这一措施的补充，应该对那些工资上涨超过指数化限度的企业强制实行适当的税收制裁。在年中还要出售国有资产中的某些物质资产。尤其是：住房；土地和建筑用地；小型工厂、服务和贸易企业；现有公司中财政部拥有的股份；清算企业和中止了的中央投资项目中的生产性资产，以及选定私有化的企业的生产性资产。以上出售活动严格遵守公司拍卖的原则。\n第185页第二点中列出的某些措施（如抑制投资需求，修改指数化法规，出售一部分国有资产等），同时也有助于降低年的中央预算赤字。还将采取其他措施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削减对煤炭的补贴；减少享受补贴的仪器及农业生产原料的种类；大力削减对社会和政治组织机构的资助；仅保留与中央政府委托的任务有关的资助，如对波兰红十字会的资助；停止中央预算中为补偿投资设备和服务成本上升而对地方政府预算进行的支付；减少对公安和国防的实际支出；对未能按时支付国家预算的债务的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财经纪律；取消对特定的企业的减免（如目标减免）。提高流转税，以及相应提高某些消费品价格。政府将改革煤炭补贴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内容由建立煤炭协会的法律来具体作出规定，其主旨在于将煤炭的补贴总额与交易价格（国际价格）联系起来。年最后两个月补贴的确定原则，是补贴额仅仅略高于采矿的平均成本，低于政府指定的价格所造成的亏损额。即使采取这一措施，对煤炭业的补贴仍会迅速上升。因此，大幅提高煤炭的价格以及与其相应，提高其他燃料、电力和供热的价格就成为必要措施。同时还必须配之以相应的对策以防止燃料和能源价格增加引起的物价和工资的过分上涨。这时主要涉及的问题是要修改对职工的工种补贴制度，并且防止农产品采购价格上升的幅度超过燃料价格占农产品生产成本的比重所允许的幅度。燃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带来工业制成品价格过分上涨的效应，将由更为严格的财政和信贷政策来消除。\n第186页波兰政府将要求波兰国家银行对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信贷政策。在年的第四季度，应当大幅提高存款和贷款的利率，以此抑制信贷需求，并且更有力地吸引储蓄。政府还将敦促波兰国家银行采取措施促进银行业务的运作，从而有助于消除企业间的结算中存在的流动性瓶颈。政府规定价格的范围以及以其他行政手段来控制价格的做法将逐步缩减。尤其要对面包、牛奶和奶酪取消政府定价，并在价格放开的同时向穷人发放食品票证。对美元的官方兑换价格将会显著上升，这将缩小官方汇率与公开市场汇率之间的差距。这又反过来会加速下一步向单一汇率的过渡（见第在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和法制建设以后，国家将于年末年初进入到稳定经济的根本性阶段。该阶段要实现以下相互联系的目标：抑制通货膨胀，平衡政府预算，消除经济的短缺现象，通过可自由兑换和其他措施来稳定兹罗提。在达到上述目标后，将在一段时间内集中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力缩小税收减免的范围，包括取消对出口的税收减免。对出口的激励将由单一汇率适当的水平来产生。取消全部的或基本上全部的对企业投资项目的补贴。减少政府预算对国防、公安和行政管理的（实际）支出。对煤炭补贴制度下的结算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随后将彻底取消这些补贴。确定不能以波兰国家银行的无息贷款去弥补预算赤字。政府只\n第187页能用政府债券或者在中央银行之外按照商业条件获得的贷款来弥补预算赤字。政府应当赞成波兰国家银行有关严格地遵循根据反通胀计划的要求来调节货币供给量这一规则，及其实行更严厉的货币一信贷政策所采取的手段，即实行正的实际利率。优惠贷款将被取消。对贷款偿还的补贴将直接发给那些在国家优先扶持的领域内经营的贷款者。除了反垄断法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应取消对价格的政府控制。采取专门措施遏制住名义工资和其他收入的过度上涨，这会制止通胀的螺旋式上升。在实行这些措施的最初阶段，必不可少地会出现暂时性价格急剧跃升，以及实际工资指数统计值的相应下跌。一些企业还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同时也不大可能防止在某些部门出现暂时的产出下降，以及同时出现的由于允许破产企业遣散职工所导致的失业。在此之后，价格和收入将逐渐开始稳定。国民经济中货币流入量的减少将阻碍价格的上涨。而持之以恒地推行上述反通胀政策将会在下一年末将通胀率削减到月通货膨胀率不超过。市场的均衡状况也将明显改善。解除垄断措施和私有化运动对生产的作用届时也将初见成效。为了减轻反通胀政策的负面效应，政策将同时建立社会救助体系（见）。体制变革在致力于反通胀和稳定经济的同时，政府还应采取步骤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这包括建立起已在发达国家证明了其有效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做到：\n第188页进行所有制变革，最终建立起类似于发达工业国家的所有制结构；赋予国有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全面实行市场机制，尤其要实现自由定价，取消配给制度和强制性的干预；创造有利于促进国内竞争的环境，主要手段是实行反垄断，以及自由设立新企业的政策；通过兹罗提的可兑换向全世界开放波兰经济，这将促进国内竞争和实现合理的专业化分工；改革国家财政制度，包括对税收制度的彻底改革；进一步改革银行体制和货币信贷政策的实施规则；培育资本市场；建立劳动力市场。为上述变革所作的准备工作已在今年着手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将于年和年进行。根据部长会议的决议，已成立了所有制全权改革办公室。该办公室将负责为必要的法制变革提出建议，为所有制改革的进行建立组织架构，同时还将监督所有制改革的实行过程。根据议会通过的规定，所有制改革将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基本原则是向全体公民以及致力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机构公开出售国有资产。同时还将实行一系列决议以鼓励职工购买股票。在对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时，还将对购买少量股票的居民提供一定优惠政策。其他有效率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真正的合作所有制、职工合伙制和社区公有制，也将拥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进行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还将实现对市场和生产的非垄断化。对那些附属于某一企业并且为该企业提供特定服务（如维修、交通、木工等）的组织实体，可能会将之转变为自主经营的实体。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利用生产能力，也有助于生产服务市场的形成。\n第189页对国有资产所作的安排将是各地方自我管理机构管理下的公共资产这种形式。各城镇和公社有权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也有权发行社区债券。如果某项经济活动的进行超出了单个城镇或公社的范围，可以为此成立公社联盟。政府应该取消对个体农场规模实行的有效限制，同时应该重新审查一切有关土地交易的法案以消除所有不必要的障碍。与此同时，还将建立各种设施以鼓励投资者（个体和国营）增加对开发农村服务设施及小规模食品加工的投资。在农业服务部门及与农业相关的工业部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仅会加速农业结构的转变，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农业生产潜力。政府还应采取措施向世界银行争取贷款以加速农业及其相关工业部门的结构转换。政府将解除对自由从事下述活动的限制：处置建筑物及住宅房屋；建造商品房及按照市场规则确定租金及相关的收费标准。与此同时，政府将采取特别措施以减轻由此对部分社会集团的生活水平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是租金和相关费用的上升所带来的冲击。在年内，应当把有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自我管理的法律的修改草案及其后续法规提交国会讨论。这一修改将增加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此外，还应对国有企业及其他财政部持股的经济实体的财务管理规则作出修改。对于股份公司的经营及其对母公司经营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工资决定的影响将实行更严格的监控。不过，这些监控并不是要在机制上限制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而是旨在防止在竞争中使用欺诈手段。\n第190页最迟应在年初取消所谓的价格上限。价格控制仅限于实施抑制垄断行为的法律。交易中的配给和强制性干预将被取消。主观武断的配给行为应视作违反了反垄断法规。所有的经济实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尤其是要禁止给予个人税收减免，以及禁止对个别企业的物资供应，这些措施都有助于巩固市场关系。为了形成一个有利于竞争的环境，政府将积极推行反垄断政策。反垄断机构将从财政部独立出来，并且会拥有更为广泛的权力。单一汇率将在年初实行。兹罗提将在国内与可兑换货币进行自由兑换。在一开始对国外的货币交易的有效管制仍将继续实行。只有在经济稳定以后，尤其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恢复平衡之后，兹罗提方可在国际上进行自由兑换。扩大外资在波兰的投资机会也有利于促进竞争。外国投资者可以购买波兰企业的股份，也可以建立外商独资企业。进行利润分配的货币交易将根据货币法和有关投资保护的双边协议进行管理。国家财政体制将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要包括：修改预算法案；改革税收制度；将预算外基金并入政府预算；修改有关企业财务管理的规则，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情况；整治货币市场。\n第191页政府将提出对目前的预算法及其他有关预算管理的法规进行一揽子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于年起开始全部生效。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提交国会的预算草案仅仅对中央预算的收支，以及中央预算对地方预算的支持性补贴作出具体规定；通过决议规定，预算赤字不得通过无息的中央银行贷款加以弥补；适应于地方自治管理的新模式，修改有关在中央预算对地方预算提供补贴方面的规则；目标规则将应用于某一具体地方预算的补贴规模的确定；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规，以使作为税收确定基础的收入和营业额的增长能立即带来预算收入的增长；对延迟缴付税款的行为将实行更为严厉的制裁。年起将实行经过全面改革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对公司组织实行所得税，对所有的经济实体实施单一税率；以增值税取代目前的流转税；推行个人所得税，其征收的对象实际上包括所有特定个人所取得的所有收入。年实行的税收制度代表了从当前税制向目标模式的过渡，对这一过渡阶段作了以下假设：流转税税率的数目将进一步并且显著地减少；与目前相比，均等化税收的适用范围将比现在涵盖更为广泛的纳税人，该拓展过程将稳健地进行；均等税减免的范围将大大缩小；适时调整农业税税率。\n第192页政府应重新审查预算外基金。所有不利于企业降低成本的基金将被取消（社会保险基金和文化发展基金除外）。在审查分析之后，政府将制定计划取消某些基金，尤其是那些只有直接的预算补贴这一资金来源的基金。政府将不再顾及根据目前的预算法案规定的方式所制订的预算，并从年起，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格式公布有关国家财政体制的数据。波兰政府将与中央统计办公室共同努力，致力于将金融和经济统计体制合理化，以尽可能快地和全面地向所有经济实体提供经济形势的信息。政府将与波兰国家银行通力合作，努力在银行系统尤其是信贷系统中发展市场关系。在这一方面，政府认为最为重要的举措包括：建立一套新的结算制度以避免借款者从信贷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差额中获取收益。这可以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实施债务价值的再评估规则（即根据通货膨胀率定期提高负债总额），或者建立起实际值为正的利率（即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有关利率方案的工作目前已经由部长会议办公室、财政部和波兰国家银行所组成的联合工作小组着手进行。取消所谓的优惠贷款；简化建立新银行，包括外资参股银行的程序；采用更有效率的银行营运技术；建立起企业间相互信贷的本票制度。政府应尽力争取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和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由我们自己自由支配的借款（或者其他金融工具），以此确保改进银行技术条件（通讯、计算机培训）所需的资金。最迟在年末建立起证券交易所。\n第193页使资本市场运作起来有助于将生产资源再配置于具有更高收益的部门。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必须改革有关破产的立法。修改后的规则将：赋予每一个贷款者在其权利未能按时得到实现时申请实施破产程序的权利；缩短并简化宣布破产的程序。现今也将着手进行建立正常的劳动力市场的准备工作。此举要求对劳动法进行修改，以使企业经理能更方便地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员工的结构和数目，同时也使必要的社会保障体制（见第点）得以规划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所需的社会政策对社会政策的充分改革将与经济的制度变迁和经济稳定化过程保持一致。一方面，短期的经济稳定措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从而产生新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要达到公认的社会政策目标就必须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新机制。为了多少减轻稳定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和痛苦，将对经济上最弱的阶层实施保护措施。这些保护性措施包括：发放主食（面包、牛奶）的食品票证，扩展免费（廉价）餐馆网络，以维持食品消费水平；对较高的房租和供热费用实行部分返还制度；以年起，将平均养老金和平均工资之间的比率维持在年的水平（假设其覆盖范围暂时下降），并且每季度进行一次先期的调整；充分利用并协调政府和社会的人力物力，发掘非预算的资金来\n第194页源，以此来重新建立社会求助体制。劳动力市场的建立要求制定相应的法规以保证没有工作的职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设立培训和再培训基金，以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一体制的适用范围将覆盖所有的失业者，尤其要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那些因企业破产和清算而失业，以及那些由人事精简而失业的职工，换句话说，保护所谓的下岗阶层。失业保障体制运行的费用将由劳动基金提供，该基金由每个企业出资设立。对劳动力交换体制也将进行重新调整，主要是扩展其功能（登记、福利管理等）。同时还将建立起职工保险制度（包括成立新的专门的保险机构）。与制度变迁相适应，社会保障政策实施机制也将根据效率标准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关键是缩减国家的福利保障职能，尤其应排除对基金的非理性使用，以及停止实行劳动人民的家庭预算中工资收入应占主要地位的规定。在社会服务领域（医疗保健、教育等），效率原则尤其要求将其融资手段合理化，同时保证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服务，为高于基本标准的服务形成竞争性市场，以及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将医疗保健制度与保险体制联结起来。随着经济形势的稳定，通过运用适当的税收政策工具，就会有机会使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相关机制也会建立起来以加强社会保障政策的分散化，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综合使用地方自治政府、社会机构和个体捐赠者提供的资金。到了年，社会保险体制将得到全面的改革。改革尤其强调保证收益的真实价值；要求其价值与时间和应付的保险费之\n第195页间有更为紧密的联系，在此之外，逐步废除按照收入标准支付保险金的方式。海外对经济稳定计划和体制改革的支持稳定计划和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贷款人与我们的密切合作，和他们对我国经济形势的理解，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各国政府的合作与援助。目前危机的波及范围及其结构性的本质缺陷使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情形，如果没有国内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们就不可能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一切稳定国内经济的行为都必须拥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权，这也是贷款人的利益所在。政府应当积极采取行动，尽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订立协议，以及与各种各样的借款者在与偿还能力相一致的贷款条件上达成一致。现在有两项任务必须同时进行，一是加快外资的流入，一是在不损害本国利益的前提下为投资提供较目前更加稳定、更加有利的条件。对合资企业外贸业务的管理规则应与国内企业的适用规则一致。要增加在波兰投资的吸引力，税收政策和对利润转移的优惠条件是最主要的因素。在实施上述稳定计划，以及推进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尤其要做到：尽可能早地从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贷款，以购买年第四季度所必需进口的工农业生产原料；以及对社会至关重要的进口物资（药品等）进行干预；尽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亿美元后备贷款相挂钩的调整计划上达成协议；年内启动世界银行提供信贷，资助已达成一致的项目；\n第196页争取获得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专门用于支持体制改革的所谓结构调整）贷款；从国际金融公司获得经济援助以促进私有化进程；从工业发达国家获得亿美元的经济稳定计划贷款的担保，以建立起统一的汇率并稳定国内通货（兹罗提在国内可兑换）；争取以更有利的条件来为偿还巴黎俱乐部的债务融集资金。我们应该申请对年分期偿还和利息支付的安排作出全面的调整。在尽量争取获得债务减免的同时，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将债务的偿还延迟到年以后，具体安排则视新资本的流入情形及外贸状况而定。与巴黎俱乐部缔结的新条约不仅应该与以前一样获得政府的担保信贷，而且也应该为那些有意投资于波兰的外国投资者提供便利和担保。降低对商业银行负债的名义价值（布兰蒂计划，降低偿还这笔债务和获取新的银行信贷的成本。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将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同时，我们也计划将一部分获得担保的债务转化为企业和环境工程的股份。波兰政府应当开始与苏联进行谈判以减少对苏联的债务负担。加强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联系将成为促进经济计划实施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今后与欧共体的谈判中，波兰将致力于减少外贸壁垒，以及阻碍欧共体的经济资源流向波兰的各种障碍。波兰优先考虑解除对进口、资金流动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作为交换，波兰要积极争取更好的条件增加对欧共体的出口。波兰十分重视与经互会的关系。波兰将采取积极行动，努力对经互会国家适用的合作机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首当其中的是成员国之间支配商品贸易的机制，这已到了非\n第197页改不可的时候：目前中央集权化的贸易体制应逐渐被淘汰，代之以企业层次上更广泛的独立决策权和经济标准的应用。建立在现行国际价格基础之上的自由货币结算体制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经济过渡时期有可能对可兑换货币之间的差额实行补偿。在这一时期，外贸协议仍然生效，但协议适用的对象将仅仅限于战略性物品。计划中的改革方案将在年起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因为在经互会框架内签订的五年协定仍将继续有效，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只有当激进而又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国际金融机构、及宣布了提供援助的外国政府的支持，经济稳定计划和体制改革才会有成功的希望。正因为如此，波兰将把这一改革计划呈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将为最后的谈判铺平道路，并应能够促成一项调整计划的议定。我们寄希望于早日订立这份调整方案，也希望它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所接受。这项协议不仅能使波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而且能够大大增加波兰在与其他贷款者，以及那些正在考虑投资于波兰的潜在投资者的谈判中的地位。决定波兰改革成败的社会政治层面政府主导的激进经济改革方案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只有在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接受的情况下方有成功的希望。经济计划所确定的改革的根本特征，在本质上体现着经济体制内部构造的变革，因此，必须要能得到一切有意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工会以及议会上下两院的全力支持。只有大力简化法律程序，改革方案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因为我们需要尽快采用各种方\n第198页案并且要保证其相互之间的协调。由于这一进行彻底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是在深重的危机中推进执行的，因此，它不可能在随后短短的几个月中取得显著的成效。在这样短的时间跨度内，改革不大可能有效地遏制住通货膨胀，也不太可能改善供给状况。但如果不能果断地推行这一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恶性通胀、兹罗提的贬值，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生活的彻底解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惟一看得见的后果就是实行战时经济，包括全面的配给制和各种配给票证。由于产出的大幅下降，这些措施不可能满足最为基本的社会需要。同样，如果再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其成功的机会就更为渺茫了。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在比目前更为恶劣的条件下进行这一转变。尽管在一开始说明了社会为此所付出的牺牲和承受的痛苦，但上述改革确实给了人民光明的前途。一年以后，价格上涨速度就会下降，市场供给会好转，企业运作会更合理，同时人们从诚实勤奋的劳动中得到的实际收入将会增加。此外，政府在实施经济重建方案中表现出的决心和所作的努力，使我们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国外金融支持。这一支持是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将会迫使消耗大量能源及原材料的技术退出生产舞台，有利于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消除对生态环境的威胁。首先，由于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的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将大量减少。其次，政府不再需要直接管理经济，就能够实行更加有效的生态保护政策。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构成了经济体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表现在不存在这一政策时，经济主体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中所面临的成本的地区性差异。\n第199页南斯拉夫型经济\n第200页工人管理式经济的基本制度工人管理式经济在南斯拉夫的发展在年，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副本。在年与苏联决裂以后，南斯拉夫的统治精英发动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这些变革有如下几个目的：维持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垄断，保存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本质特征，开放经济以与西方国家作交易，以及提高其体制的生产效率。南斯拉夫脱离苏联经济模式的转折点是年企业工人集体管理法的通过。这一法律公布了工人参与管理的几大原则，建立了作为企业最高管理机构的工人委员会，并且允许把企业的部分产权转让给其雇员。年的企业资本品管理法明确了企业资产的管理问题。该法律授予工人委员会一项企业资本品的独特的产权：使用的权利。企业获准可以向其他企业出售其资产并且改变其资产的组合。然而，使用的权利是一项比所有权更狭窄的权利，因为企业必须保持\n第201页其资产的账面价值（定期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这一要求通过强制性折旧基金和资本品出售的收益得到满足。年的银行法，使工人管理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漫长而又可能是最为困难的过程：寻求在统治集团拥有资本品的所有权，而工人集体有权占有来自这些资产的收益这样一个环境中分配投资基金的方式。于是工人管理式企业的投资行为成为评价其行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到世纪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制度迅速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对苏联经济的绩效深感失望的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者，把工人管理经济看作是寻觅已久的、用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经济试验的支持者丝毫没有注意到，该国工人管理式制度并非自发安排这一事实可能带来的并且最终证明是可预见的后果。年宪法把“契约型”计划制度列入工人管理经济中。这将在本章后面进行讨论。年的联合工人法提出了工人管理的企业中的集体决策权问题。该法律规定，当一群雇员在企业之内集体劳动的成果（如生产，企业中的运输和接收）在价值上能够成立的时候，这一群体在其企业之中应当成为独立的决策者（联合工人的基本组织）。当企业具有不止一个这样的基本组织时，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应当由来自各单位的代表组成。此外，根据这一法律，属于同一企业的基本组织必须互相之间达成一项协议，详细规定它们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合工人法用一种巧妙而又在意识形态上可接受的方法削弱了经理的决策权力。这五部重要法规为南斯拉夫惟一在如此大的范围之内进行试验的工人管理经济，确定了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应该在其本质方面得到承认：即统治集团所偏好的某类制度环境的法律框架。尽管如此，要理解这一制度就必须区分统治集团的意图和随之而来为把意图变为现实的法律和法规（实际上的改变）。意图和现实的差异\n第202页由于两个原因而变得无可避免。首先，工人管理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具有一些无意形成的、无法预见的后果，这些后果迫使统治集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对这一制度的组成部分进行修改。其次，重要制度结构向现实生活的转化掌握在官僚阶层手中，他们对政治局的意图有自己的解释，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应该参考这些具有解释作用的行为。到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工人管理经济的主要制度特征已形成为：资本品的国有制，资本品收益的职工所有制，工人管理式企业的权利包括聘用和解聘经理的权利，银行信贷对投资资金行政分配制度的替代，以及（所有经济主体，包括政府机构之间的准合同制度。官僚阶层和工人管理式经济经济组织必须由工人管理的法律规定排除了对其他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于是工人管理式企业依靠政治局的政治垄断来得到保护，以免受其他企业类型的竞争。从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分析中我们知道，政治局的政治垄断需要有一个强大而又忠诚的官僚阶层。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局、官僚和工人管理式企业三者互相依赖。在年代后期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工人管理式经济的失败根源在于官僚机构的臃肿，这完全没有触及关键。正如我们将在第章所看到的那样，完全可以预见，南斯拉夫政治局政治权力的削弱为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打开了大门。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式经济产生了一些制度特有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和增加这一制度中工人管理的特点。本章考察的是其中两个机构：社会簿记局（，简称）和“契约型”计划制度。\n第203页社会簿记局社会簿记局（是一个分支机构遍及全国所有地区的政府机构。在年代后期，社会簿记局拥有大约万名工作人员。该局对那些拥有国家所有的资本品的所有企业、政府机构、社会公共机构、银行和其他组织之间所进行的金融交易进行监督。社会簿记局必须批准每一张发票，认可工人管理制组织作出的每一笔支付。换句话说，企业和其他组织如果事先未与社会簿记局清算是不可能把资金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的。该机构每天要为大约万家客户处理超过万张发票。该机构同时也对账簿进行审计，并且审批所有拥有国有资产的组织的收益报表。在年，它查出了多万件非法支付，并且对大约人提起了诉讼。社会簿记局是有关南斯拉夫经济状况的主要信息来源。它降低了统治集团控制企业和其他合法团体之间交易条件的成本，减少了监督国有资源的使用的成本，并且通过其对银行体系的监督加强了对企业的金融控制。契约型计划南斯拉夫所有的工人管理制组织必须加入适当的行业协会。这项要求降低了统治集团监督范围广泛的活动的成本。每一年，每一个地区的行业协会、工会、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必须达成一项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涉及的问题都是有关各地区公共利益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一契约同时还涉及所谓的自我福利管理组织，用以解决如教育、退休养老、医疗卫生和电力等服务的供给问题。在每个地区社会契约的框架之内，追求相同或相似活动方式的工人管理式企业和其他组织通过自我管理协定而联系在一起。这些契约性协定的目的是为详细制定合资企业资源的集中方法、\n第204页收入分配的规则、地方补贴、定价策略以及其他公共利益方面的政策。换句话说，工人管理式企业的工人必须根据其收入和其他资金的使用而调整其偏好和意愿，以适应于由上级权力机关规定的“公共物品”。由此，地区性社会契约经由共和国的社会契约而联系在一起，再通过把所有共和国的社会契约综合在一起，整个国家总的社会契约就得到了确立。需要强调一点，通过这些契约，一种新的计划形式在南斯拉夫建立了起来。自我管理协定和社会契约都是法律规定必须订立的，它们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协议。此外，统治精英常常通过其行政机构，用非正式的方式为这些协议确定基本条款。除此之外，如果各方无法达成协议，领导人就会给他们确定一个。为了考察契约型计划对激励的影响，我们来看看年贝尔格莱德市的社会契约，并将之与年的社会契约作一个比较。社会契约规定了企业净收入在工资基金和留存收益（利润）之间进行分配的规则。其中关键的变量是净收入或者收益（）与经调整的劳动力（）之间的比率，亦即“经调整的劳动力”一词指的是，根据企业之间互不相同的技术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异而进行了调整的劳动力人数。贝尔格莱德年和年使用的方法是为每一层次的技术和教育水平确定一个系数。于是每个企业将每一类的工人数与相应的系数相乘并且将乘积加总，由此得到经调整的劳动力。在年和年使用的系数如下：无技术工人为；半熟练工和低于高中程度的工人为；高素质工人为；大学程度的工人为；具有硕士学位的工人为；而有博士学位的工人则为在确定了所有企业经调整的劳动力的收入后，比率就用指数形式来表示，其中每个经调整的工人的平均收入确定为。于是社会契约规定了在每一比率上必须留存的收入所\n第205页占的份额。因为分配给工资基金的收入（和留存收入）之和必定为就由此被确定了。和比率之乘积是每一个比率水平上每一个经调整的劳动力的工资指数。这些比率列在表中，它们显示了年和年贝尔格莱德的企业在社会契约规定下净收入或净收益的分配。例如，如果年工人人均收入从翻一翻到，工人人均工资就会从上升到，也就是说仅仅上升。国家需要利用社会契约提高留存收益的比例，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工人倾向于把企业收入中更大的份额用于工资基金。因此，这两年的社会契约对高效率的企业中仍旧致力于提高效率的工人是不公平的。表年和年贝尔格莱德企业的社会契约\n第206页推荐读物：，：，，，，，，在第届卡尔布鲁纳研讨会）提交的论文，\n第207页工人管理式企业的行为本章对工人管理式企业的分析主要涉及以下问题：管理企业的权利，企业总收入的形成和分配，产权对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银行信贷的作用，以及（政府的控制。工人管理式企业的治理结构南斯拉夫将工人管理式企业的管理权赋予了雇员。雇员用两种方式来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利：间接和直接的方式。全体大会和全体表决制度是雇员直接行使企业管理权的两种基本形式。雇员通过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这是间接的方式。直接管理企业的权利通常仅限于一些重大问题，如讨论雇佣企业负责人的要求。根据企业的规模工人委员会最多可以拥有名成员。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通过雇员秘密投票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成员的权利和职责虽然经常变动，但也大致可归纳如下：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主席在内，继续在其正式职位上工作。他们既没有办公室，\n第208页也没有因为参加委员会而得到额外补偿，也不配备工作人员。他们只在委员会开会期间才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利。在委员会中的任期为两年，最多可任两届。工人委员会管理企业的权利包括：价格一产出决策、工资确定、产品规划、企业内部组织、总收益的分配、有关雇佣工人的最终决定，以及批准收益报表。因为企业的工人委员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机构，从其成员中选举出执行委员会和企业的主任。执行委员会成员每年选举一次，最多可任两届。执行委员会的职责是为工人委员会起草建议、监督工人委员会决定的执行、监督工人的训练和提升，以及批准月度经营计划。任期为一个特定时间阶段的企业主任由工人委员会来任命（及解聘）。尽管如此，必须有一个主管政治机构来批准这项任命。这意味着企业的主任夹在企业工人和政治领导层之间左右为难。一方面，他的职位和目前的收入的牢靠程度取决于在工人委员会中的声望和企业的经济业绩。而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主任的事业受到他对企业的管理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政治领导人的偏好这一因素的影响。主任在企业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既不拥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具备必需的技能来辨识和评估企业所面临的机会选择集合。这是专家才能胜任的工作，而主任就是委员会的专家。因此，主任对可选择的方案所作的陈述和评价必定对工人委员会的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南斯拉夫企业的总收入在世纪年代和年代之间，企业总收益的形成和分配有过几个变更。基本的趋势是对总收益作如下的确定和分配：总收益的来源是商品和服务的销售，诸如定期存款、对其他组\n第209页织的信贷等等外部投资的收益，以及其合作项目中得到的收入。企业总收益首先要扣除的是生产成本和折旧。第二类扣除在南斯拉夫相当重要，因为这确认了国家对资本品的所有权。企业必须通过合法折旧基金的再投资来保持资产的账面价值（定时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不变。同样，当企业出售资产给其他企业时，其收入必须用于再投资。如果销售价格小于资产的账面价值，企业必须用总收益来补足差额。同时，企业在改变资产的组合上不受任何限制。净收益是企业总收益减去生产成本和折旧以后所剩的余额。从概念上看，净收益与新增价值或者净产品十分相似。企业要用净收益来支付税收、保险费和其他平均约占净收益的法定费用。企业同样也要用净收益来负担契约义务，诸如利息支出和融资服务、形形色色行业或其他协会（强制性）的会员费、民防税以及包括了损失的司法费用。这些义务在企业之间大相径庭，但南斯拉夫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义务要花去的净收益。残存的部分是企业的收入。工人们有权占有企业的收入，并且将之在以下四种基金之间作分配：工资基金，投资基金，集体消费基金和留存基金。前两种基金最为重要。工资基金用于工人之间的分配。在工人得到工资之前企业用工资基金支付税收和社会保障税。这些支出大约相当于工资基金的。余下的部分就根据企业的内部章程在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工人管理式企业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工人是剩余获得者。他们不像在东西方的同行那样获得合同工资。其收入来之于，而且实际上取决于企业的收入。分配给营运基金的部分主要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它们用于新项目的投资。第二，用于归还贷款（仅仅是本金，因为利率是从净收益中支付的契约性支出）。因此，工人委员会分配给这部分基金的货币数量有一个最低界限。分配给营运基金的部分必须支付最高为的小额税收。\n第210页集体消费基金用于给工人提供一些特殊的消费品，例如有补贴的住房、托儿所、娱乐中心和低成本的休假。留存基金用于补偿企业的经营损失。另外，南斯拉夫存在最低工资。在前几年这相当于同行业平均工资的。当企业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一数量的工资，工人委员会必须使用留存基金。工人管理式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南斯拉夫企业决策的最为重要的产权是（管理企业的权利掌握于工人之手。工人委员会是企业的最高管理机关，它作出有关产出和雇佣的决策，决定工资，进行产品规划以及总收益的分配。工人拥有企业的收入，即他们应当可以任意决定收入在四种基金之间的分配。企业的收入等于总收益减去所有除了工资成本以外的要素成本。工人仅仅具有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这一权利允许他们生产、购买或者出售资本品。但企业必须通过折旧或其他手段（即企业必须将出售资本品的收益用于再投资）来保持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定制度环境，工人们有两个重要途径可以用于增加其财富：通过留存收益（无所有权资产）共同投资于企业中能带来收益的资产，和对其他资产（所有权资产）的个人投资。对于无所有权资产，工人可以决定接受削减当期实得的工资，将一些利润留于企业用于高收益资产的投资。他们对那些新获得的资产的产权仅限于将来更高的工资，并且仅当他们仍为企业所雇佣时才能得到。所有权资产仅限于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一些有限的物质资产如出租车、工艺品商店和珠宝行之类的实物资产。萨格勒布大学塞库里奇（教授的研究表明，南斯拉夫全部资产中\n第211页大约有为国家所有。在此我们假定储蓄的利率反映了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企业的收入并作个人投资所能得到的收益率。从历史上看，南斯拉夫的利率是由政府来决定的②。要想理解工人管理式企业的投资行为，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分母来使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之间可以作比较。因为一旦工人将不用于消费的收入投资于非所有权资产，他们就无法撤回投资，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加其财富：不归还本金，但支付一固定年数的年金，和（储蓄账户工人投资一美元于所有权资产的年金收入为：其中是储蓄利率。投资于非所有权资产的一美元也必须带来至少相等的年收入由此投资于非所有权资产的收益率应是：其中指的是这一群体的时间眼界。在时间眼界分别为年、年、年和年时，对于工人而言要使非所有权资产的投资与利率为的储蓄同样有吸引力，相应的回报率应当分别是和。这一关系用图一来表示。曲线代表的是在一确定的储蓄利率之下，对应于集体各种时间眼界，能使该集体的一般成员认为投资于所有权资产或非所有权资产并无区别的非所有权资产收益率的组合。因为类似于的曲线对于任一利率都能得到，曲线使得对工人面临的所有投资机会之间作比较成为可能。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对应于不同的财富增长率，②市场利率促使投资于各种资本品的收益率、社会对未来收入相对于当前消费的评价以及隐含于资本品相对价格之中的利率达到均等化。因此，在一个不存在金融市场，而且隐含于资本品相对价格中的利率取决于工人的时间眼界这样一种工人管理式经济中，市场利率的角色尚不明朗。\n第212页工人愿意将消费转移到所有权资产的积累上去的收入总量。给定为企业工人所预期的中位雇佣时间长度（我们同样可以假设所有的工人有着同样长度的时间眼界）曲线就很容易得到了。它表示的是集体愿意削减消费而将之用于非所有权资产投资的收入总量。更具体地说，是由于产权从所有权资产到非所有权（即工人管理的）资产的变更对工人行为具有影响而变化了的曲线为了从集体中吸引任何给定数量的留存收益，非所有权资产的收益率必须大于所有权资产相应的收益率图给定利率，工人不会有动力将收益分配于营运基金，除非非所有权资产投资的收益至少与图中的收益率相等此处是等价于所有权资产官方收益率的非所有权资产收益率。投资曲线表示的是资本品边际投资所导致的财富的预期增长，亦即工人期望从非所有权资产投资中获得的收益。尽管这一概念与传统投资函数的边际效率十分接近，但这一曲线反映的是该企业为使用新增资本所掌握的机会。\n第213页图现在可以来讨论该集体就工资基金和营运基金之间的收入分配所作的决定。如果赋予工人企业收入的所有权，分配给营运基金用于非所有权资产投资的收入总量在图所示的时间区域上将会是。对应于更短的时间区域，曲线会升高，分配给营运基金的比率也就更小，反之亦然。因此，工人管理式企业中工人预期雇佣时间的中位长度是一个重要变量。如果工人在其整个受雇期间对企业所得到的资本品有完全的所有权，那么，曲线就是惟一恰当地表现了工人行为的曲线，而储蓄的总量就会是这一情况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相类似。图中利率的降低会使曲线中点以上的部分保持不变。因此，企业的投资率会保持在上。只有当投资需求曲线与曲线的水平部分相交时，利率的降低才会影响企业在资本品上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该集体的储蓄就会分为对所有权资产和非所有权资产的投资两部分。我们可以从分析中得到三个一般性结论：工人管理式企业\n第214页收入的自发性分配，相对于在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更偏向于当前消费；亦即，如果其他情况保持不变，产权结构的变更会影响个体在当期和未来消费之间对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上所作的选择。工人管理式经济中必须用外部融资的方式才能为具有较长建设周期的投资项目筹足资金。同时，金融市场的缺失使不同项目的评估变得很困难。新工人能很轻易地影响企业的计划期的时间眼界，并因此增加了原有工人群体福利的风险。此外，所有工人共同分享企业的收益，但新工人并没有参与对新资本的融资。因此，如果劳动力人数的增加能为原有群体所接受的话，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必定大于劳动力的平均产品。随之而来的是，南斯拉夫的高失业率从其制度结构中产生了。银行信贷的作用工人管理式企业对资本品的投资有两大资金来源：留存收益和银行信贷。既然通行的产权并没有使工人有动力去放弃当前工资而为非所有权资产作投资，银行信贷就成为南斯拉夫投资项目融资的最重要的源泉假定银行贷款的价格是图中的假如企业得到了一笔美元的贷款，工人的储蓄曲线上的每一点就会在水平方向上向右移动等于贷款数量的距离。最终形成的曲线与企业的投资曲线在更低的点上相交，表明银行信贷对企业投资的作用之一是资本品更高的购买率和更低的回报率。尽管如此，银行信贷会减少为进行资本品投资而分配于营运基金的留存收益量（图中的。事实上，每从银行借一个美元都只会增加不到一美元的企业投资，因为工人会降低其收入用于营运基金的份额（也就是说，收入会使工资基金的分配增加）。如果回报率跌落到低于，该集体会把企业的全部利润分配于工资基金。\n第215页图给定银行贷款利率，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为图中的。企业能否全部借到需要的数量取决于可贷资金的总供给和其他企业的投资曲线。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分析的结果表明，分配给营业基金的收入会随着给予企业的贷款量的增加而减少。假定企业得到的贷款大于但小于，企业就会表现为其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似乎是无法得到满足的，而与此同时，工人会把企业的全部利润用于工资基金。确实，这恰恰就是在年代末年代初所发生的事。通过将其收益分配于工资基金以使企业准现金流量最大化，这一动机为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式经济带来了很强的通货膨胀压力、高失业率和流动性问题。收益的分配和国家南斯拉夫工人的行为一直到年代都是完全可预见的，而且\n第216页与工人管理式经济的激励结构相一致。然而，相对于统治精英的期望，南斯拉夫工人的行为令人失望。为了“纠正”低效率的行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决定削弱工人对企业收益的所有权。在年代，统治精英对企业收益在工资基金和营运基金之间的分配引入了一些法律的和行政的约束。国家削弱工人对企业收益的所有权，而使用的机制在第章中已经作了解释。在这一节，我们对所谓的自我管理合约所具有的内涵作一个回顾。现状无法维持，这一事实说明，纯粹的工人管理式企业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南斯拉夫统治精英在年代不能预见到从中产生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产权、激励和经济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统治精英在年代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决定用政治手段来控制企业收益在工资基金和营运基金之间的分配，注定要给效率带来很大的障碍。首先，必须协商、解释和执行社会契约。这意味着必须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新行政机构的设立。其次，通过“契约性”协议来控制收入分配的企图也必然事与愿违。因为企业得到更多的收入却仅仅以货币工资的形式为工人带来为数不多的收益，他们就越没有动力去为企业资产寻求最具生产力的用途，而却具有强烈的动机去用非货币收入来替代货币收入。最终的结果就是南斯拉夫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不断上升，最终在年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推荐读物：\n第217页\n第218页工人管理式经济的失败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式经济惟一一个实实在在地作了尝试的工人管理式经济已经宣告失败。它为南斯拉夫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到年月底，每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大约为美元的币值从年月份的一美元兑第纳尔，激升到年月的万第纳尔。南斯拉夫的失业率一直是两位数，而个人的实际收入只降不升。南斯拉夫许许多多企业都是赤字累累，并且为了保证统治精英免遭因更高失业率而导致的政治后果而一直受到补贴。而根据绝大多数西方会计原则，南斯拉夫的大部分银行都周转不灵表列出了南斯拉夫经济一些主要统计数据。这些数据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很明显，有一个问题十分重要：工人管理式经济出了什么事？对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是政府奉行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例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布兰柯霍瓦特（在年声称，他能够制订一系列政策来力挽狂澜。这一种干预主义的态度，一头扎在政府可用的政策工具和社会工程师构造的社会福利函数所表明的目标之间存在的关系中，去为经济\n第219页问题寻找灵丹妙药。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必定存在一套能自由制定的政策能使经济正常运行。经济问题的干预主义方法，是以一系列假设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基础的，例如政治家及其思维严谨的顾问知道社会福利函数，他们毫不利己地根据函数行事，以及他们知道个体公民对其政策所作的反应。表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南斯拉夫经济数据来源社会问题的干预主义方法的谬误来自于两大条件。第一，政策制定者不可能拥有关于经济对其政策所作的动态反应完全而又可靠的信息。因此，经济政策的施行，有很大的可能会导致一些没有预见到的和不希望发生的结果。第二，干预主义经济政策隐含地接受了政府的公共利益理论，而这很明显还是一个成问题的假设。产权分析是另一种用于解释南斯拉夫当前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分析对于制度安排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所作的考察，始终贯穿着这一方法。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运用产权的方法来分析\n第220页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式经济。对工人管理式企业的产权分析我们已在第章中描述了工人管理式经济最为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正是通过其固有的激励体系，和多种多样的交易费用以明确而又可预见的方法影响着决策者。个体决策者的行为，反过来又决定了经济的产出。因此，对工人管理式经济的产权分析必须将激励和交易费用的影响建立在社会机会集合之上。交易费用和机会集合回忆一下前面讲过的内容，交易的费用是产权从一个经济主体（个体）向另一个主体转移所必需花费的全部资源的成本。它们包括进行交易的成本和保持制度结构的成本。最为重要的是，对应于形形色色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式经济独特的交易费用产生于：组织的选择、劳动管理制行政机构和企业内部决策权的分配。组织的选择在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经济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制度结构，如小业主制，跨国公司，非赢利企业和工人管理制企业。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企业是通过自发的契约谈判而形成的，并且以各自的行为方式在与其他形式的企业的竞争中生存下来了。事实上，资本主义所形成的对各种企业类型的选择过程与经济效率是完全一致的。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们而言，在所有者或所有者们独特的行为方式中寻求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这是生存的要求。在南斯拉夫，组织的选择由法律规定。工人管理式企业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自发产生，它还没有通过显示相对于其他相竞争的企\n第221页业类型的优越性而生存下来。统治集团不得不强制实行工人管理式，并且保护其免受竞争之苦。这一事实意味着，南斯拉夫维护和执行现行制度结构的交易费用必定很高。官僚机构统治集团规定经济组织必须实行工人管理式，这一做法排除了将当前决策将来的预期收益资本化为现行市场价值的可能。这意味着工人参与管理和国有制导致了工人管理式经济中资源的配置和运用与社会中个体对资源的评价之间存在差别。因此，监督工人管理式企业必然成本巨大。南斯拉夫的制度结构导致了政府对企业两种类型的控制。这些控制可称之为制度专有的控制（）和政治控制。制度专有的控制指的是那些基本目的在于保持工人管理式制度的特点比如，社会簿记局（见第章）。政治控制，是指那些基本目标在于保持统治集团在工人管理式经济框架内的政治垄断的规划、法规和行为。政治控制的例子有社会契约、补贴，和所谓的地方党组织的非正式控制。那些认为压缩行政机构的规模就能提高南斯拉夫企业业绩的政治和经济分析家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工人管理式企业需要行政机构的保护以免于竞争。根据一份很有影响的周刊《达纳斯》）的报道，年非生产性雇员的数量占了南斯拉夫总就业人数的工人管理式企业决策权的分配下面引自麦克马纳斯（的一段话描述了工人管理式经济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中国的长江上有一片湍流，一群为监工皮鞭所驱使的苦力拉着船溯江而上。在某一次航行中，一位美国女士，不忍目睹监工在那些人艰苦拼搏的时候鞭打他们，强\n第222页烈要求制止这一暴行。船长很快就告诉她这是无法做到的“：这些人拥有把船拉过这一段水域的权力，并且他们雇佣了这个监工给他以这一责任①。”这一故事揭示了很重要的一点。那些支持工人管理式企业的人把企业内部的参与式民主与实现它所需的专门知识混为一谈了。所有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的权利排除了任何一个人作出重要决策的权力。因此，南斯拉夫的决策是由那些不具备用于辨别和评价各种经营决策的专门知识的人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过程。此外，集体雇佣和解雇经理，以及批准工人的雇佣和解雇。这意味着南斯拉夫企业的经理他们应当由于具备专门的业务知识而被雇佣具有很强的动机用与他或她对集体偏好的理解相一致的方针来代替那些能够最大化企业市场价值的经营方针。其结果就是交易费用的上升和社会机会集合的收缩。要想让工人管理式企业更有效率，就必须做到：将范围广泛的产权转交给经理，其中最重要的是雇佣、解雇工人的权力和不受集体偏好束缚的权力；以及（为经理设计一套新的奖惩制度，以激励他或她寻求和奉行能最大化市场价值的方针政策。问题是如果这些产权上的变化实现了，它们就会在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法律上，脱离工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激励和社会机会集合南斯拉夫现行激励机制通过就业问题、风险分配、投资需求以及创新的发展影响着社会机会集合。就业问题我们知道，南斯拉夫企业的工人有权占有剩余，决定其在工资基金、营运基金和其他合法用途之间的分配，决定工资\n第223页基金的分配以及批准企业的就业政策。沃德教授论证了在工人拥有这一决策权力的情况下，工人管理式企业中的就业数量决定于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相等这一原则。很明显这是就业问题约束性的并且是低效率的解①。正如第章所指出的那样，南斯拉夫企业的就业政策甚至比之更具限制性。这一分析得到了证据的支持。南斯拉夫的失业率由于至少两个原因很难进行估计。第一，大多数蓝领工人对失业的反应要么是继续留在其村庄，要么是返回村庄。第二，超过万的南斯拉夫人在西方工作。去掉这两部分工人，工人管理部门的总就业从年仅上升了，而失业率却从上升到。在同一时期内经济的私人部门的总就业上升了风险的分配工人所拥有的企业收入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意味着，工人管理式经济中没有在不同风险类型个体之间将风险承担专业化的可能。此外，工人被迫集体承担那些实际上通过多样化就能得到保险的风险。因此，工人管理式经济不能激励风险承受者和风险厌恶者去从事那些能使资源流动到高价值用途的交易。投资决策从第章可知，工人管理式企业的工人对企业收入具有所有权，却不具有企业资产。当工人离开企业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对其雇佣期内所作投资决策的未来收益的所有权利。因此，工人具有去选择能保证其预期雇佣期内现金流量最大化的投资方式的动机。此外，集体有强烈的动机去为短期投资，或者在初始阶段能带来更多现金流量的投资寻求长期贷款。一般而言，工人\n第224页管理式企业激励着集体选择那些能提前实现收入并且推迟成本的发生让下一代工人去承担的投资。创新激励给定南斯拉夫经济中工人管理式部门现行产权制度，那些有权创新的群体仅限于劳动集体“。劳动集体”一词在这里很重要。个体工人既不能得到生产性资产，也无权决定其使用。只有劳动集体作为一个整体才能通过其工人委员会做到这一点。一个发现了创新机会的工人，必须向工人委员会兜售他或她的主意；而工人委员会是由一群对风险有不同态度、经营经验有限、对生产工艺和市场过程理解肤浅的和有着不同时间跨度的人所组成。这一过程阻碍了创新的实现。除此之外，工人管理式经济中的现行产权制度阻止了成功创新的未来收益资本化为现值的过程。不拥有一次性获得当前创新将来收益的权利，意味着集体具有寻求那些能增加近期现金流量的创新的动力。总而言之，产权分析表明，工人管理式经济带来一些正的交易费用和其制度结构特有的负向激励。这导致了社会选择集合的缩小。缺乏创新的动力同样也限制了反映新的技术机会的社会机会集合的扩展。工人管理式经济并不是能独立生存的制度安排。最近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改革的措施试图在保留工人管理式经济的基本制度的同时向着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方向作制度变迁。前者对于保持统治集团的政策权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后者则是使制度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推荐读物：最佳的统计资料南斯拉夫统计年鉴》\n第225页，是由贝尔格莱德的统计协会用各种语言出版的。了解南斯拉夫当前事态的最佳渠道是《政治报》，南斯拉夫主要日报之一，每周出版一次英文版。\n第226页附录：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正当大多数东欧国家寻求用一系列制度来代替苏联型经济之时，南斯拉夫政府正在寻找改造工人管理式经济的方法。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关键措施是第纳尔的可兑换性、限制性货币和财政政策与私人所有制。后者被视为与工人管理式企业相竞争的替代物。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安特马克维奇（，在年月日公布了经济改革方案的大纲。下面摘录了其报告中与所倡议的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条款有关的部分。为经济和金融制度的复兴而建立，并且同时具有即时和长期影响的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如下：在当前与外国的交易中实现第纳尔的可兑换，公民有权不受限制地用第纳尔以官方汇率购入外汇；第纳尔汇率盯住德国马克，并在年月日之前不作变动；紧缩的货币政策；在自身实际收入基础上的平衡预算；利率自由决定，国民银行的贴现率发挥适当的作用；\n第227页除了基本设施和公用事业，所有价格自由决定，前一例外情况一直实行到年月日；一直到年月日，个人收入以月份预付（一直到年月日）的工资为基础，根据德国马克对可兑换的第纳尔的汇率的变动进行调整得到；第纳尔以目前的转换为可兑换第纳尔，或者说可兑换第纳尔兑德国马克，亦即可兑换第纳尔兑美元。因此，该模式的基础是三种方法：第纳尔可兑换，以及在此基础上采用规划好的反通货膨胀战略和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些步骤还将以对外经济关系、价格和个人收入方面相应的辅助性政策，以及相应的利率政策（利率自由形成）为补充。适当的社会和发展政策也会制订出来以减轻通货紧缩负担，并且推动经济重组过程和新一轮发展周期的开始。没有什么基于市场的方法能比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更好地开创新的经济制度。主要是由于外汇储备量和我们所创造的经济的和体制的前提条件，第纳尔可兑换得以被用作实现稳定的经济过程和持续的发展手段，而不是对其自身而言的一个终结。可兑换性事实上是衡量实力的标尺，是效率和生产力的指示器，并且是为解决缺乏一个与世界市场相隔绝的真正的全国统一市场这个问题所必需的因素。这对唯意志论而言是个障碍，对所有负责为经济政策作决策的人而言是对规则的需求，同时对每一个经济主体而言是对理性行为的召唤。向货币可兑换迈进将会使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促使更多的外资流入，并且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和金融界对我们通过实施经济改革来确保稳固的经济这一决心的信心。在我们的内部关系中，第纳尔可兑换将建立起一个关键参数，来决定和影响所有其他措施的数量表现、所有层次上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以及经济和其他主体所作决策的采用。\n第228页货币政策不可能在作为其首要目标的保持第纳尔稳定和可兑换以及抑制通货膨胀方面成功地发挥作用并完成任务，如果联邦预算和财政政策不从其手中接过所有这些南斯拉夫国民银行一直在执行并且一直无力胜任的职能的话。在存在根本货币问题的同时，将这些职能货币化会引起重大的货币和通货膨胀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联邦预算的控制，确保从实际渠道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所有预计的费用以使其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并且能够准时地支付所有的债务。年联邦预算草案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了更大更具决定意义的一步。那就是，除了在现行宪法和法律责任的基础上为联邦的传统职能和对经济的干预提供资金以外，下一年度的联邦预算还包括了其他一些义务和重任。它们是，由于外汇存款和其他汇率差异而导致的联邦债务，即公债的偿付；承担从选择性项目对农业所使用的贷款进行部分利息补贴的责任；为商业银行的复兴和部分社会调整项目提供资金。这些新增的债务和负担累计可达亿可兑换第纳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继续自由形成，除了电力、热电站用煤、石油工业、铁路运输、服务、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炼，药物和在以后六个月内固定消费上限的公用事业的价格以外，这一例外一直延续到年代上半期结束。在此以后这些服务的价格将参照工业生产价格的普遍上升而向上作调整。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法是应当毫不拖延地得到采用的、与制度相关的法律之一。为与最新科学观点和国际经验相一致，该法案计划为资本市场更充分地运行作出安排，并且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买卖问题。除非我们接受这些条款，经济的重组和统一市场的运行是无法实现的。法案提出明确规定，工人在其当前劳动的基础上和在社会资本在总资本的份额的基础上参与管理。工人可以出售社会资本，而所有国内外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购买。出售社会资本所得将给予共和国，即省和其他感兴趣的创建人，作为公有企业设立的\n第229页发展基金。在评价南斯拉夫所倡议的改革时，我们应当采取与评价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改革相同的态度：静观实际将发生的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以下事件揭示了统治精英对私有权的态度：南斯拉夫人可以拥有私有出租车公司。但是，他在经营中使用的汽车不被看作是资本品（例如，在折旧和税收的处理上）。南斯拉夫一个小城某位党的领导人最近提出，决不能给予私有制与国有制相同的法律、金融和行政“权利”“。不然”，他说，“企业的私人所有者在经济上会变得很强大以致威胁到我们的工作。”他真是异常地坦率。你从东欧官僚口中听到的都是关于私有制在通胀、失业、收入不均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等方面带来“不良”后果的欺人之谈。在发表于《达纳斯》，一份有影响的周刊的文章中，塞库里奇（）教授在关于私有制的法律与其在南斯拉夫的实施之间作了重要的区分。他说，工人集体只把他们在其企业中的份额出售给其他工人管理式企业。这仅仅有利于繁衍所谓的社会所有制（即国有制）。出售股份所得归于一特殊的国有投资基金（国有制可预见的结果）。于是这些基金被用于对新增国有资产的投资。按照塞库里奇的说法，公共部门拥有着南斯拉夫左右的资本品①。\n第230页人名索引阿甘别吉扬（戈尔巴乔夫顾问）阿尔伯特，汉斯阿尔钦，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艾伦，阿奎那，托马斯培根，弗朗西斯巴特，巴瑟罗维茨贝纳里，波拿巴，拿破仑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布林顿，布鲁纳，布坎南，卡尔文，约翰叶卡捷琳娜二世孔德，奥古斯特\n第231页德布斯，尤金德姆塞茨，笛尔卡，雷奈顿斯科伊，季米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伊斯特布鲁克，埃伦伯格，弗格森，菲尤厄，菲谢尔，费雪，弗里德曼福鲁伯顿，杰里克，杰尔逊戈尔巴乔夫，米哈伊尔格林斯潘汉森，菲利普黑格尔，乔治海威德，埃德希尔德布兰德，布鲁诺赫希里弗，希特勒，阿道夫霍瓦特，布兰柯\n第232页休谟，大卫埃厄菲，伊凡三世，大公伊凡雷帝詹森，康德，依曼努尔成吉思汗赫安英（苏联经济学家）赫鲁晓夫，尼基塔科兰德，莱恩科瓦尔斯基，简科罗托科夫，尤里库图佐夫，迈克莱德尔，列宁，弗拉基米尔洛克，约翰路德，马丁迈克艾沃伊，迈克科洛斯基，麦克马纳斯，约翰迈奇鲁麦格斯，马克维奇，安特马托尼，乔纳斯\n第233页马克思，卡尔马克斯威尔，麦克林，米宁（苏联英雄）莫尔，托马斯爵士拿破仑（见波拿巴，拿破仑）涅夫斯基，亚历山大牛顿，伊萨克尼古拉二世诺斯，纽特，平乔维奇，彼得三世彼得大帝彼德罗科夫，波斯纳，波扎尔斯基（苏联英雄）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普加乔夫，耶梅里安，伊万诺维奇普希金，亚历山大李嘉图，大卫李甫雷，乔治罗曼诺夫，米哈伊尔罗切尔，维尔海姆\n第234页圣西门，昂利，克劳德薛洛德，熊彼特，约瑟夫塞库里奇，斯叶尤恩英（苏联经济学家）沙塔林，斯密，亚当索尔仁尼琴，亚历山大斯大林，约瑟夫斯蒂格勒，苏沃洛夫，亚历山大托德斯特洛姆，约翰托洛茨基，列昂冯默尔，罗伯特弗斯伦斯基，麦克华莱士，沃德，沃特林，韦布，韦伯，温尼基，温斯顿，伍德沃德，萨勒斯基，\n第235页后记在最后的收尾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上海也逐渐收起了逼人的暑气。翻译最紧张的时候最为盼望的天气却在翻译结束后才来到。因为有几个月的时间，本以为可以很从容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然而在接到书稿后，一些事先未曾料到的因素使我无法顺利按原计划进行，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上海。正由于这些原因，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大大缩减，翻译任务突然变得相当繁重。于是只能在可资利用的时间里争分夺秒。放弃午休，压缩睡眠，不敢稍事松懈，惟恐无法按时交差。更让人头痛的是，暑假期间学校图书馆的开馆时间与我能用的时间完全错开。无法利用图书馆，对于一项牵涉甚广的翻译来讲无疑是最大的障碍。所幸的是经过一番艰苦努力，本书的翻译终于及时完成。异常平静地看着打印机吐出一页页稿纸，心中已经没有了紧张翻译时的种种渴望。当最后的工作都已完成、准备邮寄整部译稿的时候，所有的炎热、汗水和热望也都烟消云散。惟一留于心底的是深深的谢意。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和我的导师张军教授都是知名学者，文章著述素来为我辈后学末进所崇。张曙光教授的推荐\n第236页使我有机会独力承担本书的翻译任务。而张军教授在我就翻译一事向他征求意见时起就大力支持这项工作。不仅如此，张军教授还承担了本书的校订工作。在同平时一样繁忙的假期中，张军教授抽出专门的时间仔细审阅了该稿，并为本书撰写了前言。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谨此向两位教授表示敬意和感谢。本书的翻译还得益于一些朋友的帮助。他们是：蒋维，丁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楚凤以及上海社科院的傅勇。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可能会是另一种面目。囿于本身的水平和知识结构，翻译中难免有失当之处。很多细节问题，虽劳朋友们努力查证，但远未做到“止于至善”。作为译者，我对译文中存在的所有失误承担责任。蒋琳琦年月日于复旦南区\n第237页献给我的妻子苏珊和我的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