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与女性经济学的兴起 9页

政治经济学的回归与女性经济学的兴起李洁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州，510275）内容提要：女性主义经济学是20世纪末崛起的一个新兴经济学流派，它吸收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理，并运用独特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它的出现为经济学反映两性的现实世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完美的理论框架指导。关键词：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经济人一、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我们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是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马歇尔（1964，23），就曾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也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内容的考虑，森将经济学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二是工程学。显然，早期的经济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各个领域的问题，因而它的研究内容也充分地包含了两个方面，它不仅把探究如何通过分工深化来促进社会财富增长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且还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经济学建立的基石。正因为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伦理学方面的内容，因而它所探究的人类行为也包含了社会伦理的考虑；例如，尽管斯密等古典学者强调人本性上是利己的，但是自利并不等于贪欲和自私，相反，由于人的偏好中已经内在了特定的社会伦理，从而具有“克己”的倾向。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究逐渐演化为一门解释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实证科学，从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目前这种彻底漠视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氛围。也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从而逐渐把其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上；正因如此，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把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甚至“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也最终被“经济学”所替代了。此时，局限于私人领域的经济学讨论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并强调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一国资源的有效配置；正是经过西方学者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显然，由于解决私人领域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边际效用相等或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技术性这类问题，而在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灌输了这一知识和理念之后，其他的一切事情就应该留给更具有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及特定知识的现场者个体自己解决；因此，经济学一旦发生了这种转化之后，基本上也就没有经济学家继续作用的空间，早期经济学家与深化现实相结合的传统开始消失了。例如，\n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认为，除了继续说服其他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公众相信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外，经济学家就已经无事可做了，最多就是通过发展博弈论来解释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决策。也正因如此，随着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经济学开始强调抽象的科学，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经济理论与现实也就越来越相脱节了。当然，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相反，它的前途在于真正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因而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事实上，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究其原因在于，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活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持续发展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调整，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很不突出；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由于自然是被动的，行为主体的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源于自然主义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传统的理性思维就越来越不相适应了。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个人理性加以任意配置的，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涉及到了更为广泛的内容；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的互动关系，因而人的需求行为就涉及到人的社会性，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而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究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其实，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私人领域。显然，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经济学研究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整个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福山（1998，26）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应出该学科引为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阐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特别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的转变以及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新古典主义\n原先专注于人与物关系的自然主义思维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因为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必然具有社会性，从而需要考察社会理性的内涵。事实上，主流博弈论简单地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理性合在一起来探究人类的互动，结果，就得出了囚徒困境这一普遍结论；根据这种单向理性来实行委托-代理的治理，就滋生出大量了激励不相容现象；显然，这种理论与现实存在很大的脱节，因为现实中出现的困境却比理论上推导的要少得多（Williamson，1983），更常见的现象是人类不断扩大的合作。究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单向理性仅仅在领和博弈的情况下是适合的，但一旦拓展到变和博弈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收益，这时就涉及到人之间人的行为协调问题；显然，协调程度与现实世界中人的社会性有关，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性内涵问题。其实，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都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经济学必须探究内在于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特别是，随着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经济学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具体社会中人的理性问题。也正是由于对社会中人的行为的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开始兴起了女性主义经济学。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就是希望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显然，他们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因为主流经济学本身就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事实上，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政治位置等也往往反映在经济学论文中，有些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华勒斯坦，1997，98）。在女性主义看来，在当今社会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事实上，根据尼尔逊等人（J.A.Nelson，1996；Ferber&Nelson，1993）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因此，正如布罗西耶（2000）指出的，“从社会学上说，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实证性的还是描述性的，都以另一种方式保持着规范性质：根据构建理论使用的概念，它允许人们获得某种关于他们所生活与行动的社会的世界观。换句话说，经济理论是一个表达系统，通过它人们可以思考这个社会及其与它的关系”。也就是说，主流的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的一般行为；特别是，许多人是打着客观性的幌子而推行自己的主观观点。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人性预设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它不但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而且严重制约了女性在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事实上，在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绝对的比例，这个比例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都更高。例如，根据布劳格有关对那些对经济学原理产生重要影响的具有声望的经济学的列表，在1000个经济学家中只有31位是女性，而且只有5位是20世纪之前出生的，而17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并且，没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美国经济学学会每5年授予一次的沃克奖的7个得主（从1947年到1972年）也都是男性，从1947年到1989年的21位克拉克奖得主以及1989年37位来自其他国家的荣誉成员也都是男性，在1965年到1989年间40个比较知名的奖项中只有其中一项授予了一位妇女，自1886年美国经济学会建立以来也只有一位妇女（1986年A.M.Rivlin任主席）担任过主席一职（参见Ferber&\nNelson，1993）。而在《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布劳格（2003）开列了当代经济学中100位大学者的名单，也只有两位女性，其中，唐纳德.麦克洛斯基原本是个男性，只是成名之后才出人意料地变性的。唐纳德.麦克洛斯基是新计量史学的代表，但其著作又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史，并曾尖锐地批评他的同行不关注经济史，指出各种历史看法可能造成对当前经济现象的不同认识；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经济学哲学方面，糅合了女性主义的措辞分析对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了刻画，为此他改变了性别，名字也改为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她还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经济学专业的措辞”，后来并发展成了一本同名著作，这可参见中译本《社会科学的措辞》一书（麦克洛斯基等，2000）。而且，即使近年来经济学家中女性的人数比例有所上升，但在高等学位和高级职称方面尤其是在那些最著名的研究机构中仍然是不成比例的：一方面，女性获得经济学本科学位的比例从1949-50年的8%上升到1985-86年的34%，但获得硕士学位的比例从12%上升到28%，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则从5%上升到20%；另一方面，1988-89年，在只有本科的机构中女性构成了全体教师的16%，但在有研究生项目的机构中女性只构成全体教师的9%和全职教授的3%。当然，人们往往把女性在经济学领域数量少、成就不高的原因归结为女性不擅长于数学；但是，费波尔和纳尔森（Ferber&Nelson，1993）指出，在1985～1986年间美国数学专业有47％的学士学位和35％的硕士学位是授予女性的，这显然要比经济学中高很多。同样，在我国一些院校所开设的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中，女生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例如，笔者所在学院所设立的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中，女生长期超过一半。因此，即使女性在数学等自然科学上劣于男性（况且也不尽然，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还为此被迫辞职），但显然，从对数学的掌握程度来判断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普雷斯曼（2001，278）就指出，“经济学界是男性为主导的领域。多少有点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原理中数学本质并不是个中缘由。在经济学领域，女大学生和女博士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小”。一个相应的比较是，尽管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善长逻辑思维，从而没有发展出纯粹数学等学科；但是，就时下的情形而言，中国人的数学能力并不差于欧美人士，并且在数学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越来越突出。然而，在经济学数理化越来越突出的今天，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依然无甚贡献，这如何解释呢？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女性的比例却异常的高，特别是，经济学专业的女生越来越多，甚至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科学；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真正有所创见的女性的比例还是要远低于其他社会科学，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经济学专业女生偏盛的状况与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关，中国的教育大都是死记硬背的，在以成绩决定高校入门的情况下，善于考试的女生往往可以获得主动，而当前财经类专业的热销导致了女生涌入了经济学领域。当然，由于中国经济学教育整体上是全盘引入的，它的发展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创造性，这也有利于女性的学习和机械式的应用，因而女性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教授和专家中也占据了相当的比例，但基本上很少出现很有成就的女性。上述所有这些情形为什么会出现？显然，这就涉及到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人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这也涉及到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例如，费波尔和纳尔森（Ferber&Nelson，1993）就认为，“不同性别在对本科阶段经济学上的理解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现象”\n。也就是说，要理解这种现象就需要从男女双方行为特征方面着手进行更广泛的分析，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与男性往往相差很大，而主流经济学则基本上是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正因如此，男性从事经济学研究是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可以刻意模仿和学习。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是，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显然不是如此，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正因为如此，女性往往可以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则要小得多，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自身的错；因为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而当时通过市场竞争以维持生存的主体主要是男性，从而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Ferber&Nelson，1993；Nelson，1996）。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尤其在美国兴盛，这也是与美国人的行为机理相当相符的；究其原因在于，美国原先是由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构成的，这些仁的行为更具功利主义的特征；而且，即使现代大量移入了其他移民，由于他们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也只能遵守这种市场争夺的规则，从而其行为也更具个人主义。当然，这种刻画对以前的市场行为是比较相符的，因为以前的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实务，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汪洋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但是，随着妇女的活动越来越从家庭走上市场以及社会财富已经相对充足，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变化当然也会对市场行为机理发生影响，因而经济学原来的行为假设也必然需要一个相应变化，但主流经济学却固守着传统，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因此，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Ferber&Nelson，1993）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特别是，长期以来，男性创造或制定了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从而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同样，这一分析也可用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的反思，因为中西方人士的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认知所创造出来的，因而整个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做支配，这可以解释中国人在主流经济学圈为何难有作为的原因。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联系起来，那么，就可以发现，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正因为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也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而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会使用计量回归等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语言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的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针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带来的弊端，以及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所以令女性主义介入经济学将更有助于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一个广为认可的事实，即女性忍耐性较男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势必会增加合作的机会，从而达到最佳的可能组合，由此可见，引进女性主义的观点无疑会对在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重构现代经济学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模型的批判在很多方面同非主流学派是一致的，认为理论研究需要抽象假定，但新古典理论的初始假定存在错误，不足以对现实做出真实的解释。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通过性别分析揭示了这种模型是建立在对社会性别和价值判断的认知及文化理解上。经济人假设隐含着一种男女对立的二元论思想，对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学要研究全部人类的行为方式和活动，而男性化的经济人行为假定无法反映女性的行为特征，这种模型完全限制了经济学家对女性活动的正确理解。女性主义经济学所要建立的模型不是要用“女性经济人”取代“男性经济人”，而是主张在现有模型基础上将忽略了的女性的利他性、依赖性和感性等特征包含在内，去解释更大范围的人类活动。\n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定量分析基本被视为惟一最好的方法，女性主义经济学对此的看法是：主流经济学为追求客观、精确而对形式化定量分析方法的偏爱，反映了男性与女性相分离的二元论特征，所谓的客观性无非是男性化的客观性而已。然而，社会性别与价值判断之间并非只有这种惟一的解释，完全男性价值取向的研究方法会导致过于狭隘，应扩展经济学的方法论边界，引入女性主义经济研究。这对于经济学的发展非常有意义。因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是将女性的活动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的。简言之，当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由男性创建的、反映男性社会信念的学科，而且掺杂了大量的性别偏见。这种经济学的男性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其实是由社会性建构起来的。它体现着一种与性别隐喻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着男尊女卑的价值等级观念。这种意识形态把文化和社会塑造的社会性别差异归因于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然而，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现代经济学得以建立的文化基础就变得非常脆弱，其中的性别歧视和女性的无形化等缺陷就整个的显现出来。所以，女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目标：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男性和女性的现实世界，丰富经济学并提高妇女的经济状况。三、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起源、研究内容及问题（一）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起源女性主义经济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产生了，但由于经济学教学中传授的是严格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而女性主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定性研究，这在经济领域中被视为异端，继而造成了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在“业内”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只能屈居经济学的边缘。因此，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于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仍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中女性主义力量日渐增强，女性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相应地成立了一些组织，如1971年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URPE)建立了现代经济学中的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组织委员会(Women’SCaucus)，1973年美国经济协会(AEA)成立了“经济学职业中女性状况委员会”(CSWEP)，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女性经济学家的地位和分布状况，并向她们提供帮助。这两个组织在提高女性经济学家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它们没有明确致力于推动女性主义经济研究，也没有提出女性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推动女性主义经济研究刊物的发行。因此，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在20世纪70年代惟一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女性主义协会的学科，这导致在女性主义理论、政策研究以及建立组织网络方面，经济学落后于其他学科将近20年。1992年1月，经过众多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协会”(IAFFE)在美国新奥尔良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非商业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不仅致力于女性主义的经济研究，而且还为建立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国际网络提供了一个载体。截止到1999年，IAFFE已拥有来自3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共600多名成员。IAFFE的发展已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迅速扩张的契机。同时，借助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反主流经济学的声势，女性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二）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n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是将性别的社会建构思想引入经济理论，利用性别分析的方法研究女性的社会性别问题。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就业和教育这三个方面。虽然一些新古典阵营中的经济学家对此也有过研究，但多数的女性主义者对新古典学派持批判态度，她们较多地吸收了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力图发展更全面、更具解释力的理论。①、家庭问题家庭问题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女性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肯定了贝克尔和舒尔茨等人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新家庭经济学”，她们也认为新家庭经济学揭示了家庭关系的父权制基础、妇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义行为，但是她们又指出这些理论的不合理之处，如：方法论上其仍坚持个人主义方法，容易掩盖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合作关系；认为家庭决策只取决于家庭收入，忽略了外部因素对家庭内部决策的影响等。此外，一些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还借鉴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而在对家庭消费支出、劳动力供给、婚姻不平等等方面作了较好的解释。但是，新家庭经济学和博弈论都是“双刃剑”，虽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家庭问题的分析，但为保留其主流“身份”而坚持不放弃新古典研究范式，它除了为传统的家庭分工方式作辩解外，从根本上无助于女性主义家庭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所以，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在批判以往家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见解，比较有代表性的是A．K．森(AmartyaK．Sen)和B．阿加瓦尔(BinaAgarwa1)提出的“协作性冲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approach)。这种方法吸收了博弈论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其创新之处在于，拒绝在理论分析中使用数学模型，更多地采用了定性分析。森和阿加瓦尔还分析了以往家庭理论忽略了的影响家庭交易结局的因素，如儿童、社会性别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意识形态等，其中共同体和文化对家庭内决策结果的影响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结构之间持续动态的相互作用。②、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初一直到目前为止都十分显著，因而也成为女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对这一现象，新古典经济理论仅从供求两方面用人力资本理论和歧视理论作了解释。但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批判了这些理论的基础——个人理性选择和完全竞争市场，并对每种理论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她们指出，人力资本理论没有考虑歧视性观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理性选择，也没有分析影响女性职业选择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因素。对于统计性歧视理论，它隐含着将市场中存在的工资差距和职业分割等现象合理化，并且缺乏经验支持。女性主义经济学家一方面在理论上对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解释提出批判，并主要从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引入相关理论，对劳动力市场问题作了更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还通过向政府提出“赞助性行动计划”(afirmativeaction)、同工同酬(payequli．ty)、最低工资等建议，为妇女争取到更多权益。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还研究了性别和社会制度的交互作用过程，将性别的社会建构思想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并指出个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影响，理性选择的力量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相比要小得多。③、教育问题妇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引起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她们主要通过经验研究解释人力资本差异的形成过程。女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只集中于劳动市场的活动对妇女教育决策和妇女决策自主性的影响方面，却没看到劳动市场外的很多因素，比如社会规范、习俗、惯例都限制了妇女的选择范围。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男女在获取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女性主义学者研究教育问题的另一个主题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教育。如苏巴拉奥(Subbarao)\n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而盲目实施的教育政策和措施的批评。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乡村教育，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妇女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视，产生了妇女在乡村学校接受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训成为可有可无的事情这类错误的观念，妇女被完全排除在受教育的对象之外。如果缺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考虑，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教育问题仅靠几项政策是无法彻底解决的。（三）女性主义经济学现存的问题及解决方案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其他学科，引入女性的视角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女性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却是不容乐观。1、女性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困境首先，女性对经济学研究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其参与程度与研究层次成反比，即研究层次越高，女性研究者的数量就越少。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争者队伍当中，女性的参与者迄今为止一直保持零的记录。其次是许多女经济学家仍担任短期教授、助手、副手等，处于边缘地位而不能进入主流。并且，当前女经济学家后备队伍状况也不容乐观。第三点即“隐性歧视”问题，在高校聘用、晋升等活动中各经济学系组织与领导并不遵循性别平等的方针。第四点是经济学界为女性提供的互相联络、交流和指导的机会太少。因为女性的人数很少，而且常常比男人做更多的工作和家务。第五那些学术规则、政策、程序和现存的关系网基本上都是为男性而设的，女性想在这种体系中前进可谓步履维艰。2、发展女性经济学的具体措施第一，世界各地成立更多的、各种类型的女经济学家组织，因为这可以认为是一种有成效的推进举措；其二，建议成立国际经济学协会妇女委员会，以便成为联系各国、各地区妇女组织的桥梁；第三，进一步重视并推动女经济学家在收入、职称发展等方面同男性的平等，并注意补充女经济学家队伍。第四，组织地方性的联谊，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如不定期的聚会、午餐会演讲等为女经济学者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第五，CSWEP应通过各种方法推进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的性别平等，使经济学界在聘用、晋升及科研领域内的操作更透明，敦促各协会组织及经济学刊物编委会等机构在人员选拔中实现性别均衡。此外，妇女组织应当注意组织内工作不应影响或加重女经济学家的负担，因为往往妇女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而影响了其职业发展。四、结语：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启示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正因如此，男性从事经济学研究是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可以刻意模仿和学习。也正因为如此，女性往往可以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则要小得多，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自身的错；因为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而当时通过市场竞争以维持生存的主体主要是男性，从而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的特征。当然，这种刻画对以前的市场行为是比较相符的，因为以前的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实务，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汪洋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但是，随着妇女的活动越来越从家庭走上市场以及社会财富已经相对充足，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变化当然也会对市场行为机理发生影响，因而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也必然需要一个相应变化。通过女性经济学，我们应对经济学提出更多的要求，使其能够有助于提高人类了解世界的能力，或者要有助于解决妇女、儿童以及男性所面临的问题。经济学应该采用科学的而不是科学主义的态度，经济学研究不能没有控制地使用数学，使数学本身成为一种目的。经济学必须走出离群索居的困境，从而朝着对社会负责的方向发展。而引入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向我们提供了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帮助我们避免教条的禁锢，将完整的人置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这促进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方面的积累。\n总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经济学异军突起，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认同和响应，女性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非主流经济学阵营中一支强有力的新生力量。然而，女性主义经济学同其他经济学流派相比，毕竟还很年轻，在理论发展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可是不足之处将会是其努力的方向，并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女性经济状况的改善、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女性政策的正确制定都将会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中受益。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女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的女性主义经济研究目前还是空白，因此，迅速开展女性主义经济研究显得尤为迫切。而且，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制度环境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渗透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利于开拓政治经济学微观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而且有助于政府政策的正确制定。参考文献：1、JulieA.Nelson.,Feminism,Ecology,andthePhilosophyofEconomics,Revised,Novembe19952、JulieA.Nelson，ConfrontingtheScience/ValueSplit:NotesonFeministEconomics,Institutionalism,PragmatismandProcessThought。January20013、贾根良、刘辉锋：《女性主义经济学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4、赵凯：《当经济学遭遇性别--女性主义经济学的纲领与范畴》，《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第31卷5、刘辉锋：《女性主义挑战现代经济学》，《河南社会科学》，2001年1月第1期6、高莉娟，陈耀：《例析女性主义对主流范式的挑战》，《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4月第2期7、戴雪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变革还是继续？》，《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