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经济学new 5页

“收视率”----假新闻泛滥的源泉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说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我个人是很认可这个观点的，在我理解的这句话里，收视率并不是狭隘的普通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更是包括着像新闻报到这样，以真实性作为生命的媒介的“收视率”。就在第五周的课上，老师播放了一个关于《纸箱馅包子》的新闻视频，这是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事情的主人公名叫訾北佳，是在2006年，从央视调来北京电视台，他一直有不错的报道选题，曾做过“小商贩用猪肉刷羊油制作假羊肉串”、“黑心元宵”和假醋等报道。这些报道的收视率很高，訾北佳因此成为“透明度”栏目的主力编导。2007年6月中旬，訾北佳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找到一些亮眼的新闻，于是乎谋生了制作一个新闻的想法，他化名胡月两次来到朝阳区太阳宫乡十字口村13号院，说是要为工地民工购买早点，要求他们帮做包子。之后，做包子用的肉馅、面粉和纸箱都是“胡月”自己从市场上购买后带到13号院的。在“胡月”的授意下，4名嫌疑人把纸箱泡在装满水的大铁盆里，随后加入工业用火碱，再将这些纸弄碎后加入肉馅并撒上猪肉香精，制成“包子馅”。訾北佳则用自带的家用DV机拍下全过程，并随后将其编辑，用欺骗的手段获得播出。这个新闻一出，就引起了业内广泛的责骂，但是责骂背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些思考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本来一个认真寻找好选题的编辑去动歪脑筋，去制作这样一个有损新闻颜面的假新闻呢？我想这一切与2002年，央视出台的一则条例有关。2002年7月，央视进行电视节目整改，停播了两档谈话节目《朋友》和《半边天》。而停播这两档节目的根据是什么呢？正是根据收视率。就在两个月后，央视颁布《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收视率末位淘汰制正式开始实施。央视总编室负责人称这样的做法主要是因为目前电视业竞争日益激烈，央视受到境内外各大媒体的挑战。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维持节目高质量，将淘汰收视率长期偏低的节目。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电视的风向标一样的存在，这样的淘汰节目的方法，被各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硬性的政策出台，编导和记者便有了很大压力。为了完成所谓的硬指标，使自己的节目保持较高的收视率，有的编导记者忘却了，以\n确保新闻的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新闻宗旨和理念，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观众的眼球。于是，他们报道低俗新闻或策划虚假节目。《纸箱馅包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衍生出来的悲剧。我们都知道，负面新闻的传播速度和吸引人眼球的能力往往超过正面宣传报道，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闻学者陈力丹层指出：“出现这么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满足其在社会上会收到多少关注，换句话说，在乎的其实就只是该新闻的“收视率”。观众喜欢看负面报道，并乐于对一些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品头论足。假新闻的造假者正是抓住了受众的猎奇和看客心理，杜撰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以此来吸引观众。负面报道一旦出现，便“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会有更多的观众观看节目。一旦作者成了名作者，栏目成为名栏目，收视率便会飙升，所谓的硬指标自然不在话下，节目也就没有被淘汰的威胁了。这难道不是“收视率”在作恶吗？提到假新闻不得不说去年微博上疯传的“总书记坐上我的出租车”的那个新闻了。2013年4月，香港大公报在头版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标题是《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我的车》，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名的士司机，在鼓楼西大街附近，被人拦下，上车后他发现乘客比较面熟，的哥跟乘客讨论了北京雾霾的事，乘客的回答说让司机印象深刻，在太鱼台大酒店下车后，认出了是习总书记，书记还给他写了一张字条，一帆风顺。\n\n这个消息这一报道立刻被新华社、《纽约时报》等中外媒体转载，很快成为了当天人们街头热议的事情。然而就在当天，大公报却发表声明，自曝“乌龙”：“经核，此为虚假消息，对此我们深感不安和万分遗憾。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出现如此重大虚假消息是极不应该的。对此我们诚恳地向读者致歉。更让人发笑的是，这篇报道发出以后，竟然得到了北京交通部门，和新华社官方文博的证实！我们且不说，这个是一件多么荒唐的新闻，这则新闻的背后到底是因为大公报的审核不严谨，还是在“收回率”，面前，在吸引人的眼球面前，真实性已经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的媒体的判断力，到底是真实的下降了，还是出于某些原因被迫下降？诚然，“收视率”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一些事情，但是收视率并不能完全作为判断的准则，我们的电视节目，新闻报道的受众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看《非诚勿扰》的人和看《走进科学》的人一样多，因为受众的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快餐，需要娱乐，但是我们也需要厚度，需要深度，因此我们不能一刀切。\n媒介需要收视率，因为收视率是生存的必需品，但是，如果所有的媒介唯收视率论的话，那么我觉得，媒介终究会沦为收视率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