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言学教程》导读 7页

《普通语言学教程》导读费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使语言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认识这一点：乔姆斯基主导的“转换-生成”语法对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派）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该理论出现之后，“结构语言学”似乎已成了历史陈迹，是保守、过时的象征。简·艾奇逊主张为这个术语正名，。他强调：“结构语言学不是一定要归属于语言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或学派。索绪尔之后的整个语言学都是结构主义的”①简·艾奇逊著，方文惠、郭谷兮译注：《现代语言学导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换言之，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是语言研究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断层。索绪尔和《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当然绝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它还为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概念上的支持。1960年代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人文科学中最普遍的先锋运动倾向之一就是结构主义，它正在取代‘原子论’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解释”。结构主义运动是一股洪流，它广泛进入并冲击了20世纪的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领域。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结构主义的基石”②陈明远著：《语言学与现代科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页。。我们可以拟通过几组关键词，如“语言和”、“言语”、“语言符号”、“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方法论”和、“学术研究精神”等把握来尝试解读《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基本内容。，在解读时，为了充分说明问题，我们将不拘泥于书籍的页码顺序。语言和言语《普通语言学教程》以探讨语言的本质开篇。索绪尔指出，当时的语言学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费功夫去探索它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他强调，语言学并不研究言语活动的一切现象。言语活动包括物理的（声波）、生理的（发音器官）和心理的要素，以及个人和社会、历史和现实等各种因素，如果同时研究这些现象，“语言学的对象就象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③本文所引凡未用脚注标明出处者，均自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而不是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现象。基于此，7\n《教程》提出了著名的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之区分。索绪尔说：“语言就是言语活动减去言语”由于你这篇东西引用《语言学教程》这本书较多，可采取在行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的方式，并在前一个注释中说明。。从言语活动的心理的、社会的、现实的因素中分离出来言语，即个人的实际话语，这种抽象的结果就是语言系统。语言是由符号表示的规则系统，言语则是应用该规则的具体活动。他还把两者的区别比作象棋规则与下棋活动以及交响乐章与演奏行为的区别。具体来说，语言和言语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系统和个别：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言语则是个别的、语境性的。但语言不是言语的总和。语言“有点像把同样的词典分发给每个人使用”。索绪尔用数学上不可能成立的公式表示语言的存在方式：1+1+1+……=1（集体模型）等式左边是无数个人的言语，右边是它们共有的语言。“语言潜存在一群人的头脑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潜存在一群人的头脑里的语法体系；因为在任何人的头脑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结构中才能完全地存在。”在引文后用括号注明页码，全文都要这样。下同，不另。而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因此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总和：（1+1’+1”+……）（2）社会和个人：索绪尔说，语言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是言语，社会部分是语言。语言的社会性指语言规则不是任何个人主动的、有意识创造的产物，这可以看作是“下意识的集体原型”说的推论。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决定了语言规则运作的强制性。他说，语言是“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必须同它捆绑在一起。”（3）社会和自然：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言语的功能则是自然的，并被假定为天赋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先有个体间的言语，然后有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自然的东西在文化之前。但是，索绪尔再三强调，语言起源的问题并不重要。他拒绝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待语言，而把语言看作非自然的社会产物。语言使言语活动成为统一的整体。一个人即使丧失了言语能力，只要能理解所听到的声音符号，就算是保持着语言；反之，一个不掌握语言的人决对无法言语。对索绪尔来说，“人类天赋的不是口头的言语活动，而是构成语言——7\n即一套和不同的观念相当的不同的符号——的机能。”（4）同质和异质：索绪尔说：“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这样规定下来的语言却是同质的。”这就是说，构成语言系统的要素是同质的，即心理的东西。而言语活动则同时跨越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同时属于个人的和社会的领域，“我们没法把它们归入任何一个人文事实的范畴，因为不知道怎样去理出它们的统一体。”（5）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前者以社会的、不依赖个人的语言为研究对象，这种研究是纯粹心理的，是主要的。后者以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即言语为研究对象，是心理·物理的，是次要的。语言符号语言的要素是符号。索绪尔把符号定义为“在语链中排除前后的要素，作为某一概念的能指的一段音响。”我们通过解析以下几组概念来了解《教程》关于语言符号的探讨：（1）语音和文字：索绪尔强调，符号的单位是音响，而不是文字，因为音链的特征是线性的，它可以被切割成前后相贯、彼此相别的片段。与此相对，文字的视觉形象是多向度的，彼此没有明确的界限；一字多义的模糊性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视觉形象比音响印象更生动和持久，“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文字的暴虐还表现在“它会欺骗大众，影响语言，使它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看，索绪尔所做的是与德里达相反的工作，他要颠覆文字的憯越，因此更为关心表音体系的语言（如印欧语），而不太重视表意体系的语言（如汉语）①索绪尔认为有两种文字体系。一种是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符号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如汉字。一种是表音体系：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如希腊字母。。（2）能指和所指：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它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概念即所指，音响形象即能指。“语言是一种以音响印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正如一副挂毯是用各种颜色的线条在视觉上的对立构成的艺术品一样。”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是同质的，“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而且由联想的纽带连接在我们的脑子里。”当我们对语段进行符号切分时，在切分了能指的同时也就切分了所指，即将混沌模糊的思想明晰化，正如分割一张纸意味着同时对两面进行了操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绪尔说：“语言是组织进声音的思想。”7\n（3）符号三原则：原则1——符号的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例如，表示“书写下来供人阅读之物”的概念在汉语中用“shu”（阴平）这一能指形式表示，而在英语中则是“book”。索绪尔提醒人们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约定俗成性，一个是不可论证性。他特别提到，关于这一原则可能有人举出两种例子来反对：拟声词和感叹词。索绪尔指出，拟声词和感叹词都不是语言系统的有机成分，并且它们的数量非常少，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词进入语言系统，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系统的制约，从而也会带上不可论证、约定俗成的特点。不过，索绪尔并没有过分强调任意性原则，他指出，语言系统中“只有一部分符号是绝对任意的”，或者说“符号可能是相对地可以论证的。”这里表现出一种倾向性（有理据的）：句段的分析越是容易，次单位的意义越是明显，那么，论证性就总越是完备。原则2——能指的线条特征。在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讨论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一条原则即原则3——相竞原则。符号既具有不变性，又具有可变性。符号经由大众的使用而存活于时间中并在时间中运行，时间保证了语言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同时也就是一种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的状态。（4）语言符号的价值：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和经济学一样，是一门关于价值的科学。经济学上的价值有两个特点：1）有一种可以跟它相交换的、然而跟它不相似的非同类的对象，以及2）有一些可以跟它在系统内相比较的同类的对象。语言系统由符号构成，但是符号本身的实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价值”（value）。这正如货币本身的实体（纸印的还是铜铸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价值一样。那么，语言符号的价值是什么呢？索绪尔说：“假如把一个词认作仅仅是某一声音与某一概念的结合物，那就是很大的错误。这样就会将词与它的系统孤立开来，认为可以从孤立的词出发，一个一个地加起来就成为系统了。但事实正相反。我们要从相互依赖的整体出发，通过分析，而得到它所包含的要素。”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它们在系统中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关系构成的。他以下棋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7\n价值这一概念蕴涵了关于同一性、现实性、单位等问题的分析，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汉语研究中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叙事学中关于叙事结构的研究，就可以看出《教程》对这些概念的梳理所具有的重要意义。（5）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符号依照不同的交换价值，可以组成两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语言的运作以这两种关系为基础。句段关系是“在场的”，指两个以上符号在横结构轴上组合为复合词、短语、句子等，又称为组合关系。符号之所以能够组成句段，依靠的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和对立。比如“白”和“云”一为颜色、形容词，一为事物、名词，这样的差异和对立保证了把两者结合为一个复合词“白云”。符号之间除了实际的对立之外，还有可能的对立：当一个符号出现在某一位置时，其他符号虽不同时出现，但具有替换该符号的可能性。这些可能出现的符号的“的所在地是人的头脑，它们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教程》把符号之间的这种可能的、“不在场的”替换关系称为联想关系，即纵向轴上的聚合关系。这两种关系可以图示为：A1→B1→C1A2→B2→C2A3→B3→C3图中的横向关系是句段关系，纵向关系是联想关系。应该指出，这两种关系也是语言和言语之别的反映。正如高名凯所说：“语言结构是以类聚性为原则，言语结构则以线条性为原则。语言的结构单位是词位、法位之类的语言成分，言语的结构单位则是句子、篇章之类的东西。”①高名凯著：《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1页。后来，雅柯布逊基于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对转喻和隐喻进行了界定：转喻是在横组合轴上基于相近和关联关系的替换，而隐喻则是将聚合轴上的等值和相似关系向横组合轴的投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索绪尔指出，“有关我们的科学的稳态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这两种语言学的方法和原则是对立的，重要性也不相等。“7\n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在说话者的集体看来，它是真正的、唯一的实在物，所以是最重要的。相反地，“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将共时、历时与语言、言语联系起来看，共时与语言是一致的，而“语言中凡属历时的，都只是由于言语”。今天看来，索绪尔割裂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不免有些极端。实际上，应该看到，这些观点是在20世纪初历史比较语法占统治地位时提出的，当时的语言学家普遍地把不同时代的片断语言事实混为一谈。在那样的背景下，索绪尔为了更深入地处理语言符号系统而强调静态的研究方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不过，虽然在理念上不重视历时研究，但在《教程》中，他仍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语音演化的规律、动因、所造成的语法后果等具体问题，例如类比在语言历时演变中的作用，这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语言问题提供了帮助。语言类型学索绪尔指出，一切都是不能论证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论证的语言在定义上也是不能设想的。他认为，“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语法的。”从此出发，索绪尔提出了自己的语言类型学观点：特别着重于词汇的语是言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是特重语法的标本，英语和德语则处于两个极端之间。而就某一种语言来说，“整个演化运动的标志可能就是不断地由论证性过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过渡到论证性。”此外，索绪尔按照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进行音系描写，为之后特鲁别兹柯伊根据十二对区别性特征确定人类语言的基本音位系统奠定了基础。索绪尔关于“地理语言学”的讨论同样值得重视。他认为，不宜夸大环境、气候、地形等因素在语言分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不同方言的形成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另一方面，语言是呈波浪形传播的，它们从某一地点出发，然后向四面八方放射开来，其间起支配作用的是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保守的“乡土根性”和积极的“交际”需要。方法论《教程》是二十世纪社会人文社科领域“语言转向”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主要表现在它为诸多学科输送研究方法上。例如，7\n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系统的基本结构》和《结构人类学》中，先把研究对象分析为一些结构成分，正如音位和语素一样；然后在这些成分之间找出它们的对立、相互联系、排列组合与转换，从而发现了决定亲属关系的意义的，是它的结构而不是单个的成分。这种方法与索绪尔对语言的研究是一致的。巴特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概念进行了文艺学转换。他指出，索绪尔的“语言”概念相当于群体、共性和社会风尚，“言语”概念则相当于个体、个性和个人爱好。同时，巴特还把结构分析法，特别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理论，应用于文艺批评和社会学中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域发展的轨迹，实际上就是《教程》向各领域传播和影响的轨迹。学术精神许国璋曾经谈到索绪尔的研究精神和学术勇气。他指出，在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规范之下，索绪尔进行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区分的“勇气是惊人的”，“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革命性的见解，它使索绪尔的学说非常孤立。难怪在《教程》问世以后，反应那样冷淡。今天人们对于并时研究（即共时研究）已视为当然，正可以说明他当时的孤立是‘光荣的孤立’”①许国璋著：《许国璋论语言》，上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光荣的孤立”，象征着人类在求真的道路上的精神坚守，是推动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此意义上，这种学术精神具有跨时代、学科领域的、比具体的方法、结论更为可贵的价值。参考文献：①陈明远著：《语言学与现代科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②高名凯著：《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③许国璋著:《许国璋论语言》，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④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⑤申小龙著:《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本文撰稿：郭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