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2new 56页

文化语言学第一讲文化语言学简介一．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地位与意义二．.三．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是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亦称社会人类学，socialanthropology）的边缘化所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其交迭领域为“语言、思维、文化及其关系”，这是当今语言研究中最具动力和潜势的一个探索点。文化语言学是阐释性学科、交叉性学科、关于语言本体的学科。语言、思维与文化的关系，在语言思想史中又称为语言世界观。就西方学术而言，这个研究领域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其源头可溯至希腊古典时期的理智活动。18世纪在启蒙运动影响下，德、法、英等国的思想家们将语言世界观问题推向明晰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从哲学思辩水平发展到经验科学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anthropology）和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linguistics）的兴起，语言世界观问题竟至成为现代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焦点，围绕这个焦点，包括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在内的广义学术界进行了不懈的探究，这种探究一直延续到今天，所获得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弥漫在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及其众多的分支学科中。尽管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学术界对语言、思维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长期而卓有成效的探究，但由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这个研究领域仍然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困扰着相关学科的学者们，而且随着探究的深入和扩展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人类文化语言学可以成为解答这些问题的钥匙。人类文化语言学是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理论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语言哲学和语言思想史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学科扇面，而当代最活跃的几个语言学分支诸如语用学、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理论、翻译理论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都可以从中获得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换言之，开展人类文化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直接介入语言、思维和文化这一领域，而且还可以高屋建瓴地带动、推进和融合当代语言学分支的研究。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56\n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Sapir,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pattern）（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C·A·,Cultural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F·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Granet）、马伯乐（H·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著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三．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与成熟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56\n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应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性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冲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四．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特色　　第一，本土性。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不同，中国文化语言学不是承袭与照搬，而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语言理论。其兴起的内在元素，就注定了这种本土性。虽然文化语言学的产生有西方理论的渊源所在，却决非西方原装的“舶来品”。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研究旨趣，范围和方法，都具赋浓厚的本土特色。从其产生看，本世纪初从《马氏文通》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丢失了一些本应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华，而一头扎进西方语言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怀抱。而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分布分析、层次分析和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隔断了语言学与其它人文学科的联系，从而导致语言研究越来越疏离乃至隔绝于语言的人文属性。西方语言学56\n，是建立在与汉藏语言大相径庭的印欧语言基础上的，照般到中国，不免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困惑重重，步履维艰。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建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才有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声音。从其旨趣看，文化语言学旨在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观照中国的语言事实，从而建立能够较好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并且将语言学与别的科学结合起来。从其内容看，许多专题都围绕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之处展开，从传统文化到风土人情到民族心理，无一不是中国式的，尤其是对方言、汉字、传统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形成了主流之一。从其研究者看，除对语言理论的建构兴趣以外，更多地投身于专门问题的研究，对于许多具体的语言现象十分关注，往往属意某一个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探索。因而，中国文化语言的“本土性”是始于先天，而成于后天的，混然是“土生土长”。　　其二，多样性。在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之下，各人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是至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本身的多样性加上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使研究的内容呈现海纳百川之势，几乎涵盖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语言理论、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义、方言、音韵、训诂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教育、军事、政治、经济、广告、翻译、交际等；文化的许多时空领域：文学、艺术、戏曲、音乐、民俗、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哲学、心理等；研究者的专业也极其广泛：语言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教学等；涉及许多不同学科：语言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等。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角度，探讨不同的问题，全方位地展开研究，使文化语言学千姿百态，欣欣向荣。这种多样性，是由文化语言学自身性质决定的，多科学交叉性的研究方法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多样性也带来某种研究上的苦衷。游汝杰在《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中指出“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的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可以一再深入下去，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常常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学和文化学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成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集成一门灿烂可观的学问。”这正说明了当代文化语言学研究中多样性有之，而系统性不足的原因。　　其三，传统性。当文化语言学以恢宏的文化观照语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传统，在现代语言学中崭露头角。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主要包括音韵、训诂、文字研究，文学与语言结合的研究早就萌芽了。虽然由于对语言本体研究缺乏理性的科学分析，小学沦为“经学”之附庸，但其在研究音韵、训诂、文字中，从来都是与文学、艺术、历史、民族、音乐乃至人间万象不相疏离的。对中国现代语言学予以深刻反思的语言学学者，在矫枉过程中，对于传统语言学是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当然，这决非指语言学又将重返老路子。语言学的性质地位已有根本性改变。所谓“回归”是指在现代理论指导下，对传统语文学著作进行崭新的审视取舍。此外，文化语言学诞生之初，适逢“文化热”之时，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估传统文化遂成一时之风气。文化语言学最初的一些课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方言和移民，造词法和传统文化，专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句法和传统文化等。这种传统性，一方面使语言学开拓了新视界，另一方面也使语言所蕴涵的文化获得新生。　　其四，时代性。传统性并不是排斥时代性。文化语言学没有直接的先行者，因而，它不是对中西传统的机械照抄，也不是对语言现状的简单否定，它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语言学的革新势必形成文化语言学这一新的发展视野，这首先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在学术上的闪耀。跨世纪之际，世界日新月异，事事都在求取新的生存方向，语言学在21世纪的特点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文化语言学正是符合这个时代主流的。其次，当代的语言现象、语言变化，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在语言交际、语言交流与文化的研究上，时代性格外鲜明。　　其五，实用性。56\n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实用价值是双重的。首先是语言的研究不复“曲高和寡”，开始与其他学科进行接触交流，为其他学科提供服务。一方面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另一方面也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其次，现阶段的研究主动地向应用领域迈进，试图使语言学走出“不食人间烟火”的误区。这突出表现在外语界研究母语交际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中。文化语言学的影响对外语界、教学界的影响是显豁而深远的，“文化导入”、“文化揭示”、“文化融入”、“文化语言有机化合”等已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关键之一，其成果也是十分喜人的。在翻译、广告、交际等等社会实用性十分鲜明的领域中，文化语言学也开始结出硕果。外语、对外汉语和民族语教学和翻译中的语言跨文化研究，如，英语教学中对汉语语言与文化和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使英语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语言的跨文化研究是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引向跨时空，全方位，多视角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对于影响教学及其研究的知识性文化和交际性文化，开始受到重视。于是，语言学与实际社会生活日益亲近，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日益提高。其六，温和性。所谓温和性，是从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精神状态而言的。现阶段的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的平和冷静，研究氛围难免因此会显得冷清一些。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预示着一个成熟期的到来。而这又完全得益于研究者主体精神的成熟，在主观上达到了不温不火的境地，趋向温和旷达，却又执着自信。经历过澎湃的“文化热”和“反思热”的人们，既懂得了学会拒绝依赖，自己行走，又领会了冷静思索，严谨务实，使现阶段的研究氛围趋于客观平和。五．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自觉地重视方法论的讨论，重视方法的系统化，是文化语言学的特点。文化语言学是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举的语言学，其学科渊源上的多元性和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方法论基础。下面评论一些主要的研究方法。　　1.文化背景透视法　　语言之中有文化，语言也以文化为源。文化语言学对语言现象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行探究，从而了解其渊源，推测其未来，这可以称为“文化背景透视法”。这其实也正是采用者最多的一种的研究方法，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研究方言岛形成的一个实例。杭州处于吴语区之中，却是讲半官话的，这一语言现象与移民史实结合了解，就会豁然开朗。南北宋之交，由于边患，朝廷迁都临安（杭州），大批北人移居杭州，带来北方官话，进而形成杭州半官话方言岛。　　2.语言符号文化读解法　　戴昭铭提出“文化符号”的概念（《文化语言学导论》）。所谓文化符号，指的是语言中的文化符号，语言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载体，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和传承具有关键的作用。语言符号因着语言与文化的血肉相融性，天然地具有文化汇载的功能。而在民族的演化中，学者为了达到理论建设的需要，往往用日常的语言符号指称特定的文化信息，而使语言符号成为文化符号。这一概念蕴涵了方法论的内容，即语言符号的文化解读，阐释符号的文化意义。这个方法更多地是运用在训诂、词义、词汇、文字的文化解读上，为学者们广泛采用。　　3.文化差异比较法　　语言学者往往立足汉族文化的传统，通过对汉语和其他民族语言在结构、语法和使用上的差异来分析产生差异的文化根源。比较之法，早已有之，然而，对语言自身或语言之外文化因素的比较，可算是较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尤其受到外语界和对外汉语教育界的青睐，运用也日益广泛。　　4.学科交叉研究法56\n　　学科交叉研究法，是把多种学科引进语言学，把语言学引进别的学科的指导方法。即立足语言学，与其他学科多向交流，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科际交流，尤其表现在方法的借鉴与习得上。这个方法的特点是多种方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如融会语言学上的共时描写法、历时分析法、社会学上的社会调查法、阶层分析法，以及其他学科的统计法、历史研究法等等。这一研究方法的领域十分广阔。语言学工作者已注意到更广泛的交流空间，如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区、文化层、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生物学中的进化论，甚至地质学中的板块理论，都会对我们的语言文化分析带来莫大启示。对1994──1997年中国文化语言学之路的评述，不仅是为了总结成绩，也是为了启示未来。十多年来，文化语言学的路是有人走出来了，这条路对语言学来说，无论是正道，还是歧路；对跋涉者来说，无论是坦途，还是蜀道，自有实践证明和寸心领悟。重要的是，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起步了，并且已经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但它的发展还有待于更系统的理论建构，更扎实的研究实证，更广泛的科际交流。文化语言学者，只有朝着这个方向，才能最终为中国语言学构筑又一条希望之路。文化语言学苏新春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什么是文化语言学    一、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学科    二、文化语言学是阐释性学科    三、文化语言学是交叉性学科    四、文化语言学是关于语言本体的学科  第二节  文化语言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文化语言学与结构语言学的关系    二、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    三、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的关系    四、文化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  第三节  本课程主要内容与学习方法    一、课程主要内容、任务与目的    二、课程学习方法与时间安排第二章  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56\n  第一节  西方语言学的人文研究    一、威廉·冯·洪堡特    二、萨丕尔和沃尔夫    三、马林诺夫斯基  第二节  我国20世纪前半期的汉语人文研究    一、20世纪前半期汉语人文研究的理论来源    二、汉语人文研究的实践    三、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    四、20世纪前半期汉语人文研究的特点  第三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原因及特点    一、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现与发展    二、中国文化语言学出现的历史原因    三、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特点  第四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个流派    一、文化参照派    二、文化认同派    三、社会学派    四、三个流派之比较第三章  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  第一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文化的定义与内容    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三、语言是一种文化样式  第二节  语言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    一、人文性是语言的一种重要属性    二、语言人文性的含义    三、语言的人文性与文化内涵    四、语言人文性与其他属性的关系  第三节  语言人文性的表现形式    一、语言人文性在语言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    二、语言人文性研究的深入发展  第四节  语言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一、对语言共性的研究    二、文化语言学对语言个性的研究第四章  汉语词汇与文化    第一节  单个词语的文化探求    一、词语的产生与消失    二、词语命名    三、词义演变  第二节  类别词的文化探求    一、基本词汇    二、亲属称谓词    三、动物词  第三节  词汇系统的文化探求    一、词汇体系的内部构成    二、词汇系统的开放与同化第五章  汉语语法与文化  第一节  语法人文性的基本特点    一、语法人文性考察的依据    二、三级语法单位的人文映射  第二节  汉语词法结构与民族思维特点    一、词素的对称与汉民族的辩证思维    二、词素的先后与汉民族的道德观念  第三节  汉语句法结构与汉民族思维特点    一、重语序背后的语义观    二、流水句与重时间的逻辑思维第六章  汉语语音与文化56\n  第一节  语音结构对汉语构成的影响    一、汉语音节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    二、同源词的音义联系    三、联绵词和叠音词的表义特征  第二节  语音对语言交际的影响    一、词语命名中的语音因素    二、同音词谐音的文化功能    三、语音对文学的影响第七章  汉字与文化  第一节  汉字的形成与文化基础    一、汉字的性质    二、汉字字根的象形特点    三、汉字表意性质的扩展    四、“六书”揭示的汉字发展过程  第二节  汉字构形与古代社会生活    一、汉字反映的古代生活方式    二、汉字反映的古代钱币兴替    三、汉字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  第三节  汉字与汉语的密切关系    一、字形显示字内部的意义关系    二、凭字形确定字族的意义关系    三、凭借汉字辨析同音词    四、用汉字造词  第四节  汉字构形的文化精神    一、汉字的具象性    二、汉字的平衡性    三、构字与构词之间的通约性  第五节  汉字的文化娱乐功能    一、回文诗    二、顶真与成语接龙    三、字谜    四、汉字的倒置、重合与错讹第八章  方言与文化  第一节  汉语方言的形成与人口迁移    一、方言区的形成    二、方言岛  第二节  汉语方言的强弱互易与社会文化    一、强弱不同的方言对民族共同语发生的影响力不同    二、方言竞争中的文化优势决定论  第三节  方言词语与地域文化    一、词语命名与气候环境    二、词语命名与地理环境  第四节  方言使用与地域文化    一、方言的社会地位    二、方言的法律地位56\n第九章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已有研究之综述    一、罗常培的研究方法    二、游汝杰的研究方法    三、陈建民的研究方法    四、申小龙的研究方法    五、邢福义的研究方法    六、戴昭铭的研究方法    七、《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反映的研究方法    八、对已有研究之思考  第二节  文化参照法    一、什么是文化参照法    二、文化参照法的运用  第三节  阐释法    一、什么是阐释法    二、阐释法的运用  第四节  描写法    一、什么是描写法    二、描写法的运用参考文献第二讲汉字与文化文化，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从狭义上说，它只着眼于精神方面，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民族心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这里所涉及到的文化是作比较宽泛的理解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的承传、发扬，最好的媒介就是文字。中华文化连绵五千载，博大精深。几千年前的中医、科技，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博大的胸怀等等……，这些文化的结晶，都是靠着汉字来承传宏扬。打开汉字这扇门，你才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堂奥。汉字不只是语言的记录，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与荣辱，也承载人民的血泪和欢乐。记下圣贤的无尽智慧，也记下暴君的胡作非为。汉字因承载中华文化而丰富，中华文化也因藉汉字而宏扬。日本、韩国、越南因使用汉字，深受中华文化薰染。几千年来汉字和中华文化总是携手同行的！“一个汉字、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中指出：“文字是文化的产物，又服务于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它自身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汉字作为自源文字，是汉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是汉文化的产物。先有汉文化，然后才有汉字，但它又服务于汉文化，对促进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从“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两个方面，举例性地说明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一、以汉字构形理据看汉字的文化内涵56\n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沽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汉字作为语素文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在它的自身结构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探究汉字字形的构字理据，可以发现汉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1.一般字的文化内涵：现在和钱币有关的字，像财、货、贡、贫、赈、费、赏、赠、贪、贷、赊、贿赂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为什么可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东汉许慎在《说文》里解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可见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作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才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查《说文》，竹部的汉字共有147个，为何如此呢？这就在于中国盛产竹子。我国有370多种竹子，约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秦汉时的北方由于气候比现在温和，黄河以北地区还产竹。富饶的竹源，使我国在殷商时代就跨入了竹子文明时代。仅殷商时代诞生的竹简就延续了两千多年，构筑了中华民族的竹文化。从远古的女娲用竹做笙簧，羿使用弓箭“射九日”神话始，我国人民种竹、爱竹、用竹盛行。汉民族的衣食住行同竹子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汉字中留下了竹文化的鲜明印记。汉语中表示思想的器官和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我们的先人认为心这个器官是专管思考的，心是思维的器官。《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则思。”这就是明证。鉴于先人们这种文化认识，于是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现在的纸是用竹质和木皮等制造的，但是当初造字时纸字为什么从系呢？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东汉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质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的。我们从“斩”字的结构看，可以证明古代有一种车裂的酷刑。《说文》云：“斩从车斤，斩法车裂也。”清人段玉裁注：“此说从车之意。盖古用车裂，后人乃法车裂之意而用铁钺，故字亦从车，斤者铁钺之类也。”显然，古代这种“蛮性的遗留”，今人也不必为之讳言的。杨成能先生在《由文字学上推得之先民文化遗迹》一文中认为，从《说文》中“见从某部字之多少，即可见某物于先民文化之关系密切与否。观从土之字一百三十，从金之字一百九十五，则可推知金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视土为繁。又观从马之字凡百十有五，从牛之字凡四十有五，则可见马属与先民文化之关系，较牛为重。”这种比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我们从新字的产生和旧字的消亡中，也可看出某些文化因素的变动。新字的出现和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科学各方面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从“金”旁的字，两周以后才大量出现，“铁”字不见于两周金文，所以从“金”的字的大量出现，只有在青铜器高度发达以后才有可能。而“铁”字也只有在能够生产“铁”的条件下才能够创造出来。再如从竹的“箴”到金属的“针”（繁体字左为“金”，右为“咸”），也有一个从竹针发展到金属制针的历史过程。就是到了现当代，由于化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现了若干新的化学元素，为此，表示新的化学元素的新造汉字共计有56个，如：氧、氯、氟、氖、碳等。在《说文》里有不少从“马”、从“牛”、从“羊”的字，有关于性别的，有关于年龄的，有关于形状的，有关于颜色的，有关于动作品性的，不一而足。如：公马叫“骘”（zhì）,红黄色的马叫“骍”（xīng）,56\n长髦牛叫“犛”（máo）,被阉过的羊叫“羯”（jié），等等。这些字也只有在畜牧业高度发展后才能出现。同样，随着由畜牧业为主的社会过渡到农业为主的社会，上述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并未消失，可代表它们的“字”都逐渐消亡了，有的干脆成了“死字”。张世禄先生的《文字上之古代社会观》，就试图用文字来证明“人类社会之演进，大都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的。2.个别字例的文化含义：（1）“藥”─用音乐治病的故事。“藥”字是由“艹”和“樂”组合而成的。治病需要药草，神农尝百草治百病，所以“藥”字上面有一个“草”。那底下为何还有一个“樂”呢？难道吃药是快乐的吗？原来这个“樂”不是“快樂”的樂”，而是“音乐”的“樂”。“樂”在甲骨文【】是把丝弦绷在木头上的意思，指的是琴、瑟之类的乐器。到了金文的【】，又在丝弦之中加了一个“白”，这个“白”不是指颜色，而是一只拨动琴弦的工具。那么“音乐”和“藥”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音乐治疗”在先進国家，早已進入正式的医疗体系，但从汉字来看，我中华民族比世界潮流，还早了几千年呢！话说上古时期黄帝勤政爱民，被推为天下共主后，却遭受蚩尤不断的挑战，生灵涂炭。蚩尤铜头铁脑，战斗力强，使得黄帝很苦恼。有一天在睡觉时，天帝的使者来入梦，告诉了他一个秘密，说：“用牛皮制鼓，鼓声可克制铜头铁脑。”黄帝醒来后，就立刻召来工匠，制作八十面大鼓。在两军对仗时，擂得鼓声震天，震得蚩尤连滚带爬，而士兵则个个昏死在地上。黄帝看得正高兴时，回头一看，哇！我方的士兵也是奄奄一息！幸好乐师在旁，就解下士兵弓箭上的弦，安在中空的木头上，缓缓拨动着琴弦，奏出如流水般悠远的乐声，抚慰了士兵们受伤的神智，使他们逐渐的苏醒过来。黄帝因此悟而到用“音乐治病”的道理，所以中医讲究“五音治五病”，用不同的曲调，来治疗不同脏腑的疾病。所以“藥”这个字，不只见证了古代医药的先進，也说明中医用药不局限于草、木、矿石等物质层面，而象在精神上的音乐陶冶，心性上的升华等，才是用药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当我们时时处在身心安宁，自在祥和时，免疫力就能达到最佳的状态，身体也就能常保健康了，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上工治未病”呀！而现在的简体字是把“藥”简为“药”，是简省了笔画，却也把我中华文化中最精髓的部份简掉了。（2）“醫”─见证“医学進化史”“醫”字在甲骨文中很简单，只写作“医”---【】，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上古时代，部落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为争夺土地、资源，以致经常争战，那时最平常的武器是“弓箭”，士兵们被箭射伤是常事。所以只要能够医治箭伤，从皮肉中取出箭头的人，便是医生。“医”，就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环境。中间的“矢”，表示射中皮肉里的“箭”，外面的框是“钩钩”的意思，就是说用“钩钩”把“箭”取出来，这就是“医治”或“医生”。56\n正体字的“醫”里，“殳”在甲骨文作【】，是“手拿着兵器”的意思。这里是指“拿手术刀开刀”。而其中“酉”这部分，在甲骨文作【】，是“酒瓶”、“酒”的意思，就是说开刀时要麻醉，酒或酒精既可消毒又有麻醉的作用。所以从“医”演变到“医”--就是“中医進化”的历史见证。知道了这些文字的演变过程，我们就知道，中医绝对不只是现代人所认为的，吃吃草药而已。历史上有名的“刮骨疗伤”，讲的就是华陀帮关公治箭毒的事，华陀那时是怎么医治的呢？答案是：割开皮肉刮掉骨头上的箭毒，当时这么先進的手术，是用“麻沸散”做麻醉剂的。但简体字又退回到原始的“医”字去，实在失去了太多中华文化中宝贵的内涵了！（3）“家”─古今的“猪”涵义不同“猪”，在今天好象是骂人的话，代表又脏又笨，但古人在造“家”--【】这个字时，上面的“宀”，是房子，下面放的却是一只“猪”。“家”，当然希望有自己的房子才温馨，那房子里为什么要放一只“豕”（猪）呢？那“家”不是变成“猪窝”了吗？中国人从古代就喜欢猪，也喜欢养猪、吃猪肉。中国猪肉的产量是世界第一，猪鬃的外销也是世界第一，其实在古人心目中的猪，是聪明又勇敢的。东北民谣说，“一猪二熊三老虎”，连最凶猛的东北虎都排名在猪后面呢！俗语也说：“打老虎只要胆，打野猪带个板”。“板”者，棺材也。原来打野猪不只要有“胆色”，还要有“舍命”的准备，这点台湾的原住民是深有体会的。原住民如在门口挂上山猪的獠牙，族人路过时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山猪不是那么好捕猎的，它很聪明，能识破人类的陷阱。猎狮子老虎时，如遇猎人射箭，狮子老虎会逃。但山猪不但不逃，中箭后反而会拚命冲过来，用硬嘴把人或猎狗顶得肚破肠流。所以古人在“英雄豪杰”的“豪”字里，也要放一只“猪”，可见它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猪一胎可生十二只，四个月可生产一次，百子千孙，正符合中国人“多子多孙多福气”的观念。“家”字里有“猪”，可见证中国古代社会对“家”的期待，希望是“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勇猛精進”、“家业兴隆”啦等等。所以有“猪”的“家”真好！百子千孙，财源滚滚！总之，汉字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古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民族风情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极好史料。二、以汉字形为本体看产生的文化现象汉字产生以后，以汉字形为本体出现了许多汉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列举如下：1、对偶和对联56\n对偶就是连用一对长度相等、结构相同、语义相关的语句，使表达均匀对称的一种修辞格。汉语的书写形式汉字是方块字，每个音节写在纸上占有的空间也相同。对偶是汉语修辞格中所特有的，是最具有汉民族特色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深深植根于汉文化之中。像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颈联（五六句）都要求用严格的对偶句，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登高》）。古典小说各章回的标题，多采用对偶，精炼地概括本回的中心，如“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水浒传》）、“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红楼梦》）。对联是对偶中的一种特殊格式，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上、木头上、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过年过节贴对联，已成为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春联、婚联、挽联、店联、楹联，就是一部大书，各有千秋佳作。这里仅以对联广告为例说说。广告运用对联这种形式，也有很长历史。据说号称清代第一大才子的纪晓岚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他为大栅栏一家剃头店写了一副门联：“虽然毫发技艺，却是顶上功夫”。上世纪30年代有一种“三星白兰地”的酒一直销路不畅，结果厂主想出一个绝招，在报上公开为一副上联征求下联，上联是“五月黄梅天”，应征者多如潮涌，当然最匹配的下联是“三星白兰地”。依靠这副对联，“三星白兰地”名声大振，生意兴隆。上海的“宽鼎皮装”也专门征集过对联广告语，中选的是：“宽让三分利，鼎新一品装”。其他广告对联如：“与时空同在，似日月常辉”（雷达表）、“少一份噪声，多一份宁静”（双鹿牌冰箱）、“百货百态百问不烦，千客千意千拿不厌”（百货店）、“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交通安全公益广告）、“以平常心接纳人生万种风情，用大眼光饱览全球时代女性”（《女性大世界》杂志）。2、析字、借字和联边析字就是把一个汉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有一定独立性的字的一种修辞格。如：“对！找他！今天我章世昭豁出来跟‘工人阶级’掰了！”工会主席不跟他俩“掰”。掰？--手分手？才不呢！工会主席紧紧地、友好之至地跟他俩握手，（梁晓声《预碎》）这里的“掰”字被拆成“手”“分”“手”，就是一种析字。汉字单音的，音同音近现象较为严重，口语中常容易混淆，所以汉人的姓往往有一个析字的代称，如“十八子李”“弓长张”“立早章”“口天吴”“古月胡”等。再像为了表意含蓄，将“分”析为“八刀”（“打八刀”指解除婚约）、将“老鸨”的“鸨”析为“七十鸟”、将“谢”析为“言身寸”等。其他再如析字对：“一明分日月，五岳各丘山”，“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析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南宋刘一止《山中作拆字语寄江子我郎中》，“咏”的异体字是左“言”右“永”。）再如宋代李禺夫妻互忆回文诗：正读是夫思妻：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倒读是妻思夫：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56\n宝塔诗，顾名思义，形似宝塔。如唐代白居易写过这样一首宝塔诗：诗绮美，镶奇。明月夜，落花时。能助欢笑，也伤别离。调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王下只应我爱，世间唯有君知。自从都尉别苏句，便到司空送白辞。胡适《追想胡明复》一文中，也引到两首宝塔诗：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的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痴！适之！勿读书！香烟一支！单做白话诗！说时快，做时迟！一做就是三小时！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咦！希奇！胡格里，覅我做诗！这话不须提。我做诗快得希，从来不用三小时，提起笔何用费心思，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了永不回来的陈迹了！我们从回文诗、宝塔诗来看，它们都牢牢依附于汉字方块字特殊表意特点或形体结构才得以成立的，而且大多属于文字游戏性质。另外，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点画运动来表现一定情感、意蕴的艺术。篆刻是我国具有艺术价值的印章镌刻，它由古代印章多用篆书入印而得名。这两个特殊的艺术门类，也都是依赖于汉字而产生的，当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再补充一点，通过汉字形体也形成了一部分词语进入汉语词汇之中，词如：井田制、人字形、国字脸、之字形、金字塔、田字格；成语如：十字街头、止戈为武、利旁倚刀、乌焉成马、鲁鱼帝虎、亥豕相望（前三个都是在借字或析字的基础上产生的；后三个都形容文字错讹多，前提是汉字中存在着形近字）；歇后语如：自大加一点--臭、王字少一横--有点土、王奶奶和玉奶奶--差一点；谚语如：田养猪，猪养田、人欺地，地欺人；等。56\n汉字跨越时空，承传了宝贵的中华文化，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和真实，经过研究，将来真相会越还原越多，那时将会有一个丰富、瑰丽多彩的新世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经过了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后，现在他又以崭新的姿态，在世界重现“汉字热”，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见证了汉字超越世间成住坏灭的宿命，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综前所述，我们不难对汉字与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正鉴于它们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汉字文化学应运而生。这个新兴学科的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也就是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前言》）。我们相信，在一代学人的努力下，汉字与汉文化问题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第三讲：汉语词汇与文化一．词语的文化理据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既是语言的底蕴,又是语言的内蕴。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在语言的词语中表现最为突出。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会渗透到词语中,影响词语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尤其是词语的深层文化意义,只有在该民族文化本身的体系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这里我们主要阐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外来文化赋予词语的理据。同时也探讨了词语的文化理据对汉语词汇习得的作用。　　从词是事物的名称和标志来看,用什么词去称呼什么事物,总是有一定道理(理由或依据)的,这些道理就是词语的理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词的理据指用某个词称呼某事物的理由和依据,即某事物为什么获得这个名称的原因。如:汉语“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拍马屁”一词源自蒙古人平时相遇时总是要拍拍对方坐骑的屁股,说声“好马”,以示欣赏,后来引申为“巴结奉承”之义。词语的理据可粗略地分为语文理据和文化理据两大类。语文理据反映词语的若干两两相对的构成要素相结合的理据,是在词语内进行,属于系统内部的理据。比如,“火”:火炽之声,是音义结合的理据;“天河”:在天上,其形似河,是折射于合成符号内部形式的理据。文化理据是反映语言符号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的理据,属系统外部理据。它是需要利用文化的视角,结合民族的、历史的、心理的、认知的和习俗的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找出来的词语得名由来。比如,“三只手”这个词源于古罗马普拉图斯的喜剧《一坛黄金》:吝啬鬼尤克里丢了一坛金子,怀疑为仆人所偷,便让他们站在一起,伸出手来,结果未发现金子。但尤克里仍不罢休,非要仆人伸出第三只手给他看,由此就取得了“小偷”的意义了。“吹牛”一词的来历是:古代黄河水流湍急不易行船,黄河上游一带人们用几个牛皮袋连缀成筏子,用嘴费力地吹起来,而后可在水上行驶。说大话有如吹牛皮筏子。于是“吹牛”就有了“说大话”的意义。1．文化赋予词语理据语言是一个民族历代智慧的积累,是文化的结晶体,它包容了一个民族长期创造性活动的成果。正如德国学者J.G.哈曼(JhoannGeoryHamann)所指出的:语言是民族的象征,是一个民族从事一切精神活动和维持社会联系的必要基础;一个民族的语言,记录着该民族走过的漫长的历史道路。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根据该民族的风俗习尚和思维方式构造起来的,它总结了本民族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56\n所以,没有语言,文化就无从形成和显现;而没有文化,语言也不能建构和确立,语言在其产生、变化和发展中要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在语言的诸要素中,词语和文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在文化对语言的诸多影响中,文化对词语的影响就最为明显。正如申小龙先生所言:“词义是语言文化内涵的显著表征,一种语言的词义系统蕴涵着该民族对世界的系统认识和价值评定,蕴涵着该民族的全部文化和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词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客体,它的生命之源正是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所以,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社会制度和心理文化等内容正是该民族语言的词语或词语的某种意义产生的根源,它们会融入到该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中,成为词语的理据。2.词语的文化理据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既是语言的底蕴,又是语言的内蕴。不同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存在不同,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因而不同民族的语言必然烙有该民族文化的印记。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应该说在语言的词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会渗透到词语中,影响词语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尤其是词语的深层文化意义,只有在该民族文化本身的体系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1）物质文化赋予词语理据汉民族非常重视饮食和饮食文化的发展，饮食文化必然影响到汉语词语当中,汉语中有许多词语的由来或意义与事物名称和饮食器具有关。如:“鼎”是古代煮东西用的器具,却有“王位、帝业”之义。春秋时,楚庄王北伐,陈兵于洛水,向周王朝炫耀武力。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师,楚庄王向王孙满问周朝的传国之保九鼎的大小和轻重(见于《左传》宣王三年)。楚庄王问鼎,有夺取周王朝天下的意思。“鼎”的“王位、帝业”之义本于此。“爵”是古代饮酒器具。《礼记·中庸》云:“宗庙之礼,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昭穆是指被祭者所排的位次,宗庙祭祀时,可以从爵的排列中看出被祭者尊卑贵贱的次序,所以酒爵就引申为爵位之爵。“社稷”中的“社”指土神,“稷”是谷的一种,它却指代国家。《白虎通·社稷》中解释道:“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稷,在上古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稷的突出地位是由它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决定的,因此,“社稷”被赋予国家之义就很自然了。服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服饰文化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中不少词语与服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巾帼”一词就是用头饰指称事物。“帼”是女子戴的巾,所以“巾帼”就用来指代“女子”。“纨绔”一词是用衣裳的质料来指称事物。“纨绔”是丝绸裤子,这自然是令人羡慕的有钱人的装束。所以“纨绔”就被用来专指富豪人家的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败家子。“破鞋”是用鞋子来指称事物。解放前妓女们红颜渐减后揽不上生意,便去矿区、林区等地方寻找卖苦力的单身汉。她们经常奔走于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脚上的软底缎面的绣鞋被磨破。矿区、林区的人一看见穿破损绣鞋的女人就知道她们是妓女,于是“破鞋”作为一个词指称“作风不正派的女人”就逐渐传开了。（2）精神文化赋予词语理据汉语中有不少的词语来自文学作品,文学背景赋予了它们理据。如:“婵娟”作为月亮的代名词,出自于苏轼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红娘”是帮助别人完成美满婚姻者的代称,出自中国古典名剧《西厢记》;“桃李”喻指学生,来源于《韩诗外传》:“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刺焉”等等。“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它往往把我们引入神话和历史,使我们能够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的事件。词像个小窗户,通过它可以熟悉一个民族的过去。”这些隐藏着的传奇故事、神话、历史等正是文化理据的依托,或者说正是一个个的历史事件、神话传奇赋予词汇理据。如:“月老”代指媒人,产生于唐代传说:唐李复言《玄怪录·定婚店》中说有一个老人,在月下查书,身边有一个布袋。问他看什么书,说是天下人的婚姻簿;问他袋中何物,说是红绳子,“此系夫妻之足,虽仇敌之家,贫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后世即称之为月老。“云雨”56\n隐喻男女性事,出自于高唐神女的一则古代传说:美丽的神女向楚王表示“愿荐枕席”,并在辞别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3）社会文化赋予词语理据一个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俗等社会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婚姻形式、风俗习惯、亲属关系、法律制度、姓氏名讳、礼仪社交等方面的内容都会成为词语的理据。称谓是人类社会语言文化的一种普遍现象,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隐藏在称谓背后的文化内容是词语的理据。如:作为一种个别现象的姊妹同婚的习俗,汉语中就有源于此的词语,“姨”既可指称母亲的姊妹,也可指称父亲的妾;“金兰”指称结拜的兄弟姐妹,出于《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语言禁忌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影响、制约语言的重要表现,从语言禁忌中可以看出操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心态,也因此,语言中出现了许多源于忌讳的词语。人们为了回避使用粗俗之词,而用文雅、隐晦的词语替代,如:用“有喜”代指“怀孕”,用“解手、方便”代指“上厕所”等等。在封建社会,封建帝王和家族长辈的名讳不可触犯,都应回避或用其他字来替代,如:秦始皇叫嬴政,改“正月”为“端月”;宋仁宗叫赵祯,改“蒸饼”为“炊饼”等等。（4）外来文化赋予词语理据语言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提供了可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语言的相互影响和借用。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是外来的,它们是语言在经历长期的接触、碰撞和交流后产生的。一种语言的外来词虽然已经融入到该语言的词汇系统之中,成了其中的一员,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的外来文化信息,找到形成该词语的文化理据。如:“桥牌”一词来源于英国莱斯特郡的格列托、达尔比的两家人,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游戏牌比赛,每晚轮流到对方家中打牌。在他们两家中间有一座旧桥,快要坍塌,夜晚走过就更加危险。每次从对方家打牌回来,都有过关的感觉,过桥后便如释重担地叹息说:“啊啊,谢谢,明晚该轮你‘布里奇’(bridge)了!”这句话说成了口头禅,后来就把这种游戏牌叫做“布里奇”了,到了汉语里就意译成“桥牌”。“黑马”指称体坛一举成名的后起之秀,来源于英国首相杰朗·迪斯勒利的小说《年轻的公爵》,书中描写了一匹黑马,其貌不扬,赛马中获得的希望不大,无料却在一次比赛中一举夺魁。再如“葡萄”“石榴”“苜蓿”“菠菜”“狮子”“箜篌”等词语都来自于古代西域文化。二．汉语借用英语词汇的方式与文化取向　　　　伽达默尔认为,人类语言决不是自我封闭的系统,它总处于开放的状态。汉语的开放性体现在它能够积极地吸取其它语言中的成分。向英语借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借词又叫外来语,外来词。英语借词在进入汉语时大多是我国文化的缺项,人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方法来使用它们,包括音译、意译、音意兼译(亦称音译加意译、半音译半意译)、照搬不译等。1.音译,重视谐音,体现了汉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音译,是摹仿英语词的声音,按照原词的语音形式,用音同或音近汉字书写,把英语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搬过来,如:坦克(tank),苏打(soda)。“诺基亚”由“NOKIA”译得,是个纯粹的音译词。“猫”，即调制解调器,是英语Modem头一个音节的谐音。“伊妹儿”,系英语E-mall(电子信箱)汉译的谐音。“黑客”,英语为Hacker,是指通过一定的指令或程序故意袭击他人计算机系统的入侵者。音译发生在借词的初始阶段。许多新词新语刚引入时,或因为译者对所译的内容未能完全把握,或因为读者对这些新事物甚感陌生,或由于其表达的概念在汉语中尚无对应物,无对等的词汇,人们往往采取音译法将其译出。这种译法直接、简易、且外来味很浓,具有异国情调。56\n相当一部分音译词经广泛传播在汉语中存活下来,人们没再寻求其它的翻译方法,因此它们独领风骚,延续至今,如:幽默(humor)、逻辑(logic)、沙发(sofa)、模特(model)、乌托邦(Utopia)等。另有一些音译词虽然人们又寻求了意译、但它们并末被废弃,而是与意译词并存,平分秋色。如:卡通/动画片(cartoon)、引擎/发动机(engine)、安琪尔/天使(angel)。这些词已经进入了汉语词汇,并稳定下来。2.意译取代音译,标志着汉语中英语借词的本土化,从而更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和文化价值取向。音译毕竟是初译时采取的”捷径”,它不能反映出外来词的概念或内涵。虽然有的音译本身不含意义,只是读音而已。但有时却引起联想,导致读者误解。如:telephone旧译(音译)”德律风”,乍一看,像是气象术语,极像是一种风的名字。其实则不然。意译却很清楚:电话。又如:massage旧译”马杀鸡”,马是如何杀鸡的呢?其字面意义确是不伦不类,无法理解,而其意译”按摩”就一点也不费解了。当音译词使用了一段时期之后,人们逐渐了解了其确切的含义,同时也发现某些音译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或不足,意译词便登场取而代之。如:主页(homepage,初译”烘焙鸡”)、总统(president,清朝时译为”伯里玺天地”)、水泥(cement,旧译”西门汀”、民主(democracy,旧译”德谟克拉西”)、科学(science,旧译”赛因斯”)、最后通牒(ultimatum,旧译”哀的美敦书”)、政变(coupd’état,旧译”苦迭打”)、女士/小姐(miss,旧译”密斯”)、青霉素(peni-cillin,旧译”盘尼西林”)等。把上述音译和意译稍加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有的旧音译词显得冗长拗口,不易记忆,有的则会导致错误的联想,引起歧义或误解。而改为意译后,其意译用字却简单多了,读音也上口多了,显得简洁明快,易懂易记。一些英语词汇的音译被后来的意译所取代,这是语言发展的一种趋势,也说明意译具有更容易理解、更简洁明快、歧义少等优越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多数新词新语所表示的意义,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对应或基本对应的词来表达。人们往往能通过字面意义来推测或判断意译词的基本含义,这是意译的一大优势。3.音意兼译,体现了汉民族讲求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体现了辩证运思、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借的过程中我们总有无奈的时候,如仅仅用意译的方法来创造术语是不容易也很难解决“词汇空缺”问题的。因为即使音译,用的也是汉字。因之,半音半意法这样音意兼译便脱颖而出。常见的半音半意词,如:ballet(芭蕾舞)、冰棋淋(ice-cream)、米老鼠(MickeyMouse)、爱克斯光(X-ray)、因特网(Internet)等。音意兼译法既不同于音译法,也不同于意译法,它是一种将音译和意译有机融合为一体的新颖的翻译方法。我们知道,音译法系纯语音翻译,不考虑词义问题;意译法根据原文词义翻译,不考虑语音问题。而音意兼译法则同时兼顾语音和词义,使译文既要在语音上与原文相近,又要创造出一种能体现原文特点的词义。每一个被大众所接受并广为流传的音意兼译词,都是一个美妙、优秀的译词,都蕴含着译者的匠心独运。最早的音意兼译词大概是”维他命”(vitamin)。成功的音意兼译词有很多,如:”可口可乐”(Co-ca-Cola)。Coca(”古柯”)和Cola(”古拉”)是两种植物,分别生长在南美洲和非洲。借用时没有照搬其原义”古柯古拉”,而音意兼译为”可口可乐”,确实形象、生动、和谐。不管从语义上和译音上都译得很美,使人一看就能产生美在口中、乐在心中的联想,进而产生购买畅饮的欲望。这一译名连美国Coca-Cola公司也极为赞赏。日产电冰箱”sharp”译成”夏普”,译音上相近,词义也优美。”sharp”在美国人眼里还有”漂亮的”,时髦的”意思。中文”夏普”也可这样理解”在夏季里它普遍受欢迎”,所以,选用”sharp”译成”夏普”,选词和译音上都是比较理想的。”TOEFL”译成”托福”也是把音译、意译结合起来了,不少青年认为通过”TOEFL”是去国外学习的一条必要的途径,所以就把未来的幸福寄托在通过”TOEFL”(托福)考试上了。构思最新颖、奇妙的音意兼译词非“脱口秀”(talk56\nshow,西方国家的一种即兴发挥式的电视谈话节目)莫属。它既表音,又达意,且传神,堪称一绝。有的学者称其为谐音双关翻译法。该译词说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琢磨起来传神:妙语连珠,脱口而出。在科技英语中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单词UFO,有三种译文:(1)不明真相的飞行物(因为UFO是U-nidentifiedFlyingObject的缩略词),这是一种直译。(2)译为“飞碟”,这是意译。(3)译为“幽浮”这是把意译、音译揉合在一起,”UFO”和”幽浮”读音相近。”幽浮”是为这种不明真相的飞行物象幽灵一样地浮现在天空,这词译得十分形象、生动。音意兼译词以它鲜明的特色脱颖而出,与传统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争芳斗艳。我们看到,一些音译词本已广泛流传,可又有了相应的音意兼译词;一些意译词本已固定下来,可又增添了相应的音意兼译词。汉语对于译音词,也尽量调整其音节结构,如romantic,旧译”罗曼谛克”,现通译”浪漫”,个别地方作”罗曼”,如”罗曼史”,指”恋爱史”。只有这样,才能从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显出”象”汉语来,达到与汉语完全同化的效果。音意兼译词似乎要与音译词或意译词一比高低。最典型的莫过于”镭射”(1aser)。1aser的意译词”激光”几乎无人不晓,但其音意兼译词”镭射”不知何时突然冒出来,于是乎,”镭射”遍地开花,一”镭射舞厅”、”镭射打印”……。在新引进的英语词中,音意兼译词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尤其在商品名称和商品牌子方面已明显地崭露头角。如:百事可乐(PepsiCola)、佳能(Canon,...种复印机)、奔驰(Benz)、金利来(go1dlion,一种领带)等。这些词,在读音上保留与原文相接近的读音,又在词义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味,并赋有褒义,值得回味。4.照搬不译,反映了汉文化的开放心态。近十年来,中国报刊杂志上就充满了国际通用127的词汇。这些词基本上是直接用英文词汇表达,如:QQ,ICQ或者OICQ的简称,一种网络时代的寻呼机,直接出自英语,在年轻的网民中使用程度高。在当前英语热的广大读者看来,这些英语词的言语形式简明、直接,带来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气氛。OK作为一个外来词,除保留原义,还增添了新的褒义色彩,如”天安门广场,OK”。有趣的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十分偏爱OK,既不将其音译,也不将其意译,而是照搬不误,这与汉语中其他英语借词是大不相同的。WTO”、“QQ”、“flash”当选为“2001年中国青年最为流行的3个词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沈杰博士分析指出,它们突出地表现出2001年中国青年社会文化心态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全球化背景下强烈的世界关怀与问题意识;发展期待;网络时代的迷恋新奇与流行文化追逐。通过这些有限的词语,可以看到它们所表征的事件及其意义,在当前青年社会文化心态中所占据的地位甚至比重。5.借词除了有时间上的差异外,还有地区的差异。“吗啡”(morphia)、“沙发”(sofa)、“迪斯科”、“桑那员”等等。其中“吗啡”、“沙发”的首次使用者应为上海人。最多使用方言音译外来语的是广东人和福建人,如”的士”是以粤语音译英语的taxi。和南方诸方言比较,普通话中外来的借词比较少。南方闽、粤等地向来为出海门户,与外国接触多,方言中较易借入外语语词。粤方言中借入不少英语语词。有时候同一个事物,普通话与南方各方言却采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显示出”舶来”词与”土产”词的差别。例如”水泥”一词,粤方言区有人叫”士敏土”,吴方言叫”水门汀”,都是英语cement的译音;闽方言叫”番家灰”、”红毛灰”之类,也显示出外来的色彩,而普通话用”水泥”(部分地方叫”洋灰”)则是地道的汉语语词。又如照相用的”胶卷”,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却都采用英语film的译音词“菲林”。此外,汉语中英语借词形式上趋于简洁,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务实尚简的文化价值观借词在使用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的,追求更简明更经济的表达方式是各种语言的发展趋势。如:1aser(首字母缩合词),在其音译”莱塞”被淘汰后,根据其释义,意译为”光受激发射”或”光量子放大”。由于这个名称较长,在使用了一段时期之后,人们觉得不甚方便,于是一个新译名”激光”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建议下于1964年开始使用。再如,hotdog,人们更乐意用”56\n热狗”,而不大用”夹香肠面包”。一些词以解释或定义充当译名,过长而不易上口,这不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汉族人不习惯于音节太多的词,两三个音节最符合汉族人的词感。经过重译后,这些词语体现了简洁、快速、清晰、利于交流的特点。简洁是汉语的特点。汉民族”务实尚简,讲究实用”的文化品性对汉语中英语借词尽量避开多音节而选择简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英语借词最后变成了简缩词(或缩略词),例如:中导(中程导弹)、(传媒─传播媒介),形式简单,同时又实现了明义目标,因此通用、准确明白简洁是汉语借词追求的理想境界。汉语中英语借词的大量存在反映了英语国家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是表层结构的变化,还会触及深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人员交往和信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英文化之间还会进一步扩展和延伸。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言的发展不仅与社会现实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与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因此,我们从汉语中英语借词不仅可以观照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也能把握当代人们的文化心态和特征。这部分分析了汉语借用英语词汇的、方式及文化取向。在借用英语词汇时,汉语倾向于音意兼译,这体现了汉民族讲求对称和谐的审美意识,辩证运思、整体把握的思维特征,务实尚简的文化价值观和开放的心态。三．英汉语言中某些动物词汇的文化内涵与差异动物的词汇在英汉语言中有时是相对应的,但是大多时候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不同的。即有时在词汇上其本义(denotation)相同,但引申意义(connotation)却会相差很大。这里仅浅谈某些动物词汇在英汉不同文化中的内涵与差异,以说明动物这一类名词在各自语言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因为这些动物词汇涉及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等,特别是和习俗文化更为密切。只有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各自文化取向,尽量避免文化方面的误解,才能确保文化的相互传真。1、dog的文化内涵与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都有养狗的习惯,但看法不同。在中国,从文化内涵上看,有冲突或矛盾的概念,但总的说,在汉语文化中,狗是一种卑微的动物,虽然在古代,说狗是忠臣,饿死不离开主人(家),说猫是奸臣,哪里有好吃的就往哪里去。虽然中国人养狗者很多,但狗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汉语文化中,特别用狗的形象比喻人时,都是贬义,如狗东西、狐朋狗友、狼心狗肺、狐群狗党、狗仗人势、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等。而在西方人看来,狗是家中的宠物,可享受较高的待遇,是人类最好的朋友(man’sbestfriend),狗也因忠实主人的特性而成为人们寄托感情的对象。狗的成语也很多,如Dogdoesnoteatdog(同类不相残)、Olddogwillnotlearnnew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时)、sickasadog(病得厉害)、luckdog(幸运儿)、topdog(最重要的人物)、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arealuckydog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走狗”译成running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很可爱。Anolddoglikeshimneverbarksinvain.Wheneverhebarks,healwayshassomewisecourse句中的“anold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这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2、tiger,lion等词的文化内涵与差异56\ntiger(老虎)在西方指人时,喻意为勇敢、威严、凶猛、有权势和地位的人,而老虎似乎是比lion(狮子)更恶一些,不如狮子的形象正面。对中国人来说,老虎既有狮子的正面形象,也有凶狠、残忍的反面形象,有关虎的成语也多于狮子的成语:藏龙卧虎,虎虎有生气,虎胆英雄,狐假虎威等。如果把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也”换成“苛政猛于狮也”,其表达则大为逊色。因此透彻地理解狮虎在原语中的文化含义非常重要。例如,汉语中“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真要采用直译方法,恐怕英美人会想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必须采用翻译理论中的“归化”译法。用英文的Amongtheblindtheone-eyedmanisking(盲人国里,独眼为王)就能说明汉语的文化含义。又如,毛泽东把美帝国主义比作papertiger也说明老虎比狮子厉害;ThereisamixtureofthetigerandtheapeinthecharacterofaFrenchman译为虎恶狐狡,兼而有之,这就是法国人的性格。该句采用了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英文中的文化风貌,说明了老虎之恶。Thereisalionintheway译成“这就是拦路狮”则不符合汉语习惯,而应译成“拦路虎”;I’llhavetobeardthelioninhisdenwhenIgotoaskmybossforabetterjob译成我要去求老板给我一份工作,到时候我不得不当面跟他理论一番。此句中的lion暗指老板;asinalion’sskin译为“色厉内荏”。Theleopardcannotchangehisspots中的豹子若译成汉语似乎含义不明确,而这句话应和汉语的“狗改不了吃屎”相对应。3、cow,horse,sheep等的文化内涵与差异cow母牛,bull公牛。中国人以牛比喻强壮、勤劳。在中104国传统的文化里,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具有老黄牛的精神。鲁迅先生曾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牛勤劳忠厚,得到了中国人的赞誉。英国人古代主要靠马拉,牛则很少干活,故马在英美文化中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力大如牛”,英语民族的文化则用worklikeahorse;汉语说“快乐得像只鸟”,英语则说ashappyasacow;汉语说有股子“牛劲”,英语说strong-willed;汉语的“女人发怒”,在英语中可这样表达:MymotherwillhaveacowwhenItellher(妈妈听说后一定会发怒的);beatadeadhorse不译为“打死马”,而译为“做无用功,徒劳”;changehorsesinthemidstream不译为“中流换马”,而译为“临阵换将”。汉语的“指鹿为马”是一个典故,说的是秦二世的丞相赵高为试验大臣们敢不敢违背他说的话,故把献给二世的鹿说成马,当然说实话的人就被杀了。要保留汉语民族的文化色彩,有的译成callastagahorse,但让讲英语的英美人理解,就失去了我们原语“故意颠倒黑白”的文化含义了。这样要么添加解释callastagahorse—willfulmisrepresentation,要么套用英语习惯talkblackintowhite。goat山羊,中国人心目中是褒义词,而英国人都视goat为色鬼,淫荡的人。但也有的词像lamp可采用直译,如asgentleasalamb像小羊一样温顺。4、cat,hare等词汇的文化内涵与差异cat猫,中国人喜欢猫,用“馋猫”比喻人贪嘴,且带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语言文化中,cat用来比喻坏心眼的女人。与cat有关的成语有:likeacatonahottinroof=acatonhotbricks(Brit.)(坐立不安)、Itrainscatsanddogs(下着倾盆大雨)、seewhichwaythecatsjumps=waitforthecattojump(口观望形式)、letthecatoutofthebag(泄露机密)、fightlikecatanddog(吵吵闹闹)、Theyarelikecatsanddogs(他们彼此水火不相容)、Shewashavingkittens(她狂怒了)。hare野兔,但有时变成了“野鸡”。而汉语中的“野鸡”又与“野妓”谐音,结果成了俗语中的“娼妓”。在《罗米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戏剧)中,Mercutio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的对话:Romeo:Whathaveyoufound?Mercutio:Nohare,sir.罗:你发现了什么?墨:倒不是野鸡,先生。Johncanbereliedon.Heeatnofishandplaythegame如译为约翰不但可靠,不吃鱼,还玩游戏是误译。其文化内涵是:英国历史上宗教斗争激烈。旧教斋日(星期五)只许吃鱼,新教则这天拒绝吃鱼,表示忠于新教,“不吃鱼”就成为了“忠诚”之意,“玩游戏”变成了56\n“遵守规则”。Hameduck跛鸭,文化含义为:将卸任而未重新当选的官员或破产的证券投机者,残废无能的人,说这些人失败后,垂头丧气,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活像一只“跛鸭子”。owl猫头鹰,英语中有“聪明”的象征,如aswiseasaowl、Awiseoldowllivedinanoak;但在汉语中,猫头鹰表示不吉利,常与死人有联系。mouse小老鼠,rat沟鼠,aspoorasthechurchmouse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smellarat嗅到鼠味,意为对……觉得可疑/感到事情不妙/怀疑……中有诈;中国人比喻人“胆小如鼠”,英国人不用老鼠,而用rabbit,chicken,如astimidasrabbit(胆小如鼠)。pig猪,teachapigtoplayonaflute像中国的“赶着鸭子上架”;buyapiginapoke,不译为“买一只装于口袋的小猪”,意为“乱买东西,盲目赞同”。snake蛇,cherishasnakeinone’sbosom把蛇揣在怀里,意为“恩将仇报的人”;snakeinthegrass意指“暗藏的敌人”。另外,crocodiletears意为“假慈悲”;countone’schicken意为“过早打如意算盘”;stonewithtwobirds一箭双雕。其它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文化的个性与差异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语言毕竟是文化的负载体,语言与文化常常如水乳交融。一旦语言与文化交融在一起,“译”即难尽其义,我们应尽可能减少由于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造成的误译。要加深两种文化的功底,深刻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既要学习表层文化知识,也要研究深层文化知识,最好变成一个文化人,做到真正文化意义的等值。第四讲：汉语语法与文化一．文化差异与学生作文之非语法性问题文化是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并对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它即受文化影响又反映文化,是表现文化的载体。本文拟从语法、句法、篇章等几方面就中西文化差异对中国学生英语书面表达的影响加以论述,以期能在最大范围内缩小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负迁移”。1、文化差异对中国学生作文选词的影响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一种交际工具,它载储着文化,是人类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语言是由语法、词汇、语音和语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对于任何一种语言的使用者来说,词汇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词是“社会交际系统中最重要的成分”。因而第二语言的词汇习得情况直接影响到该语言的使用,同时也可以从二语习得者的用词中看出其掌握二语及相关文化的程度。由于民族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英语与汉语的词汇也不可能完全对等,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在一种语言里有些词在另一种语言里没有对应词。如学生在作文中想写“压岁钱”却找不到地道的英文表达,因为英语国家没有过年送红包压岁钱的习俗。即使译成“luckymoney”也没有了原汁原味的中国年味,只有加上一定的释义才能说清楚。（2）在两种语言里,某些词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其实指的是两回事。如学生在作文中常自称为highschoolstudent,因为他们把highschool理解为汉语的“高校”。而事实上highschool是指美国的中学,这是学生不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引起的,完全可以通过在英语课堂中补充文化背景知识加以改观。又如一些学生在谈到自己的家庭时,会说Myparentsarepeasants.这会让英语国家人士产生困惑。因为英语中的peasant与汉语中的“农民”所体现的意义不完全相同。在《新编韦氏大词典》中peasant是指“未受到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美国传统词典》中指“56\n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3）某些事物或概念在一种语言里只有一两种表达方法,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则有多种表达方法,即在另一种语言里,这种事物或概念有更细微的区别。学生常在作文里不知如何用英语表达堂兄弟,表姐妹之类的称谓。因为英美国家人士不像中国那么重礼仪、讲辈分,他们的称谓比较笼统模糊,不论出自父系还是母系,只要与父母平辈的男性一律称uncle,女性称aunt,他们的子女不论性别一概称cousin。所以既然写英语作文,就得遵循英语的社会文化规则。“对于学习外语词汇而言,最困难的地方是一些外语单词的意义和母语的意义即有重叠,但又不完全重叠,这意味着使用者不但要掌握其外部形式(能进入提取),还必须扩大其原来的心理词汇。”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之于语言就如同砖头之于房屋一样重要,任何语言习得都是从词汇开始的。一个词不仅有直接、表面的意义,还有内涵的牵涉到民族文化思维模式的因素,它是对文化最直接,最迅速的反映。文化差异最直接影响到二语习得者对词汇意义的理解与使用。因此外语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的时候不能忽视相应的文化教学。2、不同句式反映出的中西文化差异汉民族尊崇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含蓄、内敛,在使用语言表达思想时喜欢从侧面说明问题,先阐明外围的环境,最后点出话语的信息重心,形成先因后果,先陈述再评论,客观叙事在前,主观表达在后的格局,其句式结构多为后重心结构。而英语国家人士的思维较直接,他们习惯于把要点放在句首,突出主旨,先点明主旨,再把各种附加成分一一补进,句式结构为前重心,也就是说,英语句子是按重要与否来排列的。由于学生对这一差别的不了解,在英语作文中常采用汉语句式,读来显得别扭。如:Yesterdayeveningat7:00pm,attheentranceofthesupermarketIcameacrossoneofmyformerclassmates.Wehaven’tmeteachotherformanyyears.该句从语法角度看没有大的问题,译成汉语为“昨晚7点在超市门口我见到了我以前的同班同学,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而地道的符合英语思维的句式该是:Icameacrossoneofmyformerclassmatesattheentranceofthesupermarketat7:00pmyesterdayevening,whomIhaven’tmetforages.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体现在思维模式上是整合型思维,是一种整体优先(globalprece-dence)的认知活动。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思维以个别部分为起点,然后把这些部分拼合成一个整体,既分异型思维,也称解析式思维。英汉两民族还采用不同的思维单位。以分异型思维为主的英语民族以句子为思维单位,注重单个句子的完整性,句界严格。单个句子内,主谓机制明确。而以整合型思维为主的汉民族思维单位是段落,更注重整段意义的完整性,句界不分明。主谓间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关系,不存在人称、数的一致问题。汉语无主句比比皆是,甚至还可以由时间或地点作为主语。如:2008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地上有很多坑。汉语句子结构的松散性使中国学生忽略了英语严格的主谓轴心句法规则,在作文中常出现无主句或主谓不一致的情形。如:Todayisverycold.Hisbodyisveryhealthy.因此在教学中,外语教师应通过课文文化背景知识导入西方思维的方式,并与中式思维进行比较,使学生意识到英汉两种思维对语言表达的不同影响,培养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心与敏感性,并总结其特点,克服母语负迁移,逐渐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这样才能写出地道的符合英语文化模式的句子。3、从篇章结构看中西文化差异Kaplan56\n(1996)认为受不同国家文化影响,东西方语言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英美人的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螺旋型的。这种螺旋型的逻辑使中国人常用间接的交流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常首先讲述事情的背景,或罗列客观条件,或说明问题原因,或提出事实证据,直到最后再作出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而英美人线性的思维方式使他们习惯于开门见山,先说明重点表明态度,让人一目了然。这一差异也表现在语篇与文体上。一方面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及整合型思维影响,注重文章的整体性,任何文章都习惯于写得有头有尾,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可以在文章中找到明显的八股式的起承转合,而文章内容以语义为中心,只要语义相关,文章就会自然流动,句子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关联词,仅靠思维连贯语义;另一方面,受形象思维的影响,为了使文章鲜明生动,中国人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形象的比喻。同时中国是一个以过去取向为主的社会,人们崇拜祖先,重先人经验,在作文中爱用俗语、谚语、成语典故等,以此来增加自己观点的权威性。而英美人的文章则喜欢直接切题,开门见山,把话题放在最前面。英文的段落是文章的缩影,在典型的英语段落中,主题句简洁全面、统领全段,段落中间部分由例证、事实、数据,以及由表示对比,因果等关系的陈述组成,结束部分适当概括或强化论点,整个段落结构比较严谨,连贯而规范。西方是一个以未来取向为主的社会,他们着眼于近期的未来,很少循规蹈矩,他们不主张多用老一套的习语、俗语。王墨希,李津根据MichaelHoey(1983)所确定的英语语篇的三种思维模式,即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utionPattern)、一般特殊型(General-ParticularPattern)、匹配比较型(MatchingPattern),结合三种调查方式(故事续写、构建语篇、作文),对相关学生进行了分组考察,结果发现,“中国学生最缺乏的语篇思维模式是一般特殊型。而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是问题解决型,学生写故事时得心应手,写英语说明文也大同小异,并带上隐伏型特点,或完全成为隐伏型,阐述时不从主题入手,而是用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给以暗示或明示。”研究者曾让学生写过题为MyCollegeDream的文章。不少学生开头都提到了人生与梦想的关系,再从儿时的梦想到小学的梦想再到初中的梦想,最后在文章写了近一半后才点出主题“大学梦”。另外写一篇题为“MyViewonPrivateCar”的作文中很多学生花了大量篇幅提到人民吃穿用各方面生活水平提高了,科学技术发展了等与主题不直接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受汉语模式负迁移的结果。同时由于汉文化直觉的、领悟性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汉语“尚意合,以意为形”的语法特征。学生会不知不觉在写作中受到意合方式的误导,从整体具象的角度,按照语义的自然连接来展开思维,而忽视了逻辑的紧密关系,省略了必要的关联词,以至写出的句子结构松散,逻辑层次不严密。如:Ifailedintheexam.Iamverydisappointed.这两句按英语思维完全可以用because,as等连接成一句。同时中国学生喜欢在文章中过多地使用一些形容词和副词,如:great,marvelous,wonderful,very等,因为滥用这些词,反而使文章显得苍白无力。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中国学生喜欢在文章中用一些俗语、谚语,如:lastbutnotleast,asisknowntoall等。在英美人眼中,这些词经反复使用,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与表现力,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些有新意的表达方式。以上仅从词汇、句式及语篇分析了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写作的影响。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英语学习上的负迁移还远不止这些,它对语言学习有着极大影响。因此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把文化的主要层面,如:价值观、思维模式等向学生做客观的理论介绍,再结合理论对体现差异的词、句、篇的文化内涵作微观分析。这样可使学生不仅对目的语的文化有一个全景式的印象,还能认识其具体差异从而减少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写出地道的,符合英美人文化思维方式的文章。二．翻译中的语法结构与文化差异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牵涉到文化所衍生的常用表现法,牵涉到一个民族的历史、哲学观所衍生的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这部分通过对汉英语言中重复和省略的语法结构及文化内涵的分析对比,来探索并阐述翻译中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一）、汉英对比与翻译56\n1.汉英对比与言语思维就语言形式而言,学者们许多年的研究表明:汉语倾向于用重复手段,英语常用替代和省略手段,这是汉语、英语的根本差别之一。差异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好的翻译,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其过程应是第二次思维创作的过程,通过思维选择最佳的语言表达形式,第二次思维是正确和通顺表达原著的先导。茅盾曾经说过,“好的翻译家一方面阅读外国文学,一方面即以本国的语言进行思索与想象。”这种“思索与想象”就是思维活动,不通过思维,不可能“再现原语”的信息。“人们进行翻译的思维过程又是极其复杂的。从接受信息到分析、解释、语言符号转换、组织、调整,以至最后信息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输出,要经过一系列的繁复的程序。可是人的大脑活动往往在一刹那之间自动完成了这一过程,并没有意识到所经过的许多繁复的程序。”至于翻译中所遇到的一些难点,往往非“一刹那”之功所能奏效的,却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冥思苦想,乃至绞尽脑汁,这就是思维活动。探讨翻译过程,从理论到实践承认思维活动的存在,对完善指导实践的翻译理论,对提高翻译水平无疑是有益的。正因为翻译过程是思维活动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研究译学“应以思维学为基础科学,它与语言学一样,同属于思维科学中一门应用科学”而且认为“翻译的内在规律仍在于人脑的思维,深入研究翻译中的思维活动将是译学研究的突破口”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维的载体。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从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思维开始的,对某具体事物进行思维会形成一条思维流,它是由许多语言形式的意义构成的。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其过程是从内部语言发展到外部语言。例如,人们发言前常常打腹稿,以内部语言的形式组织了一条思维流,这条思维流写出来是文字,说出来是一篇讲话。这一过程简约地表明了内部语言是如何转化成外部语言的。不同的民族对客观世界相同事物进行思索并产生思维流。产生的思维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都具有其语言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言语思维流在汉英语言中会具有其词汇、语法和修辞等表达的独特性。例如,看到天上的星星时,汉语民族进行思维时想到的是汉语的“星星”一词,而英语民族则用“star”一词来表达。汉英民族对相同物体“星星”进行思维,但思维流的载体(语言表达形式)是不同的。然而,无论用哪种语言表达,都必须完整地连贯地再现那条思维流。翻译的转换应该是把一种言语思维的内容转换成为另一种言语思维的内容。内容指的是言语思维的整个内部要素,而形式指的是他们的结构和组织。思维内容通过语言形式表达。例如,英语句子“Studiesservefordelight,(　)forornament,and(　)forability.”所体现的思维内容转换为汉语句子则为“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如果对两种语言不同形式(语言表层)作些对比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汉语使用了重复手段,而英语却使用了省略来避免重复(括号表缺省的成分)。这一结论表明了汉英语言各自不同的特点。尽管它们形式不同,但不同的表达形式却体现了相同的思维内容。2.思维:语言差异的成因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曾经指出:“指明事物的异同所在不难,追究它们何以有此异同就不那么容易了。而这恰恰是对比研究的最终目的。”某一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是语言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民族的思维方式指的是,在民族的文化行为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和众所周知的观点,即可看做是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运用这些思维方法以及思维模式。张岱年先生认为:“如果说,传统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经验综合型的主体意向性思维。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它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的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二者结合起来,就是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其他种种特点,都是在这一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形成的。”56\n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旨在对事物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识。汉语经常出现周遍性重复(回环性重叠)是中国式的整体思维风格的特点的表现,这在英语中是很少见的。汉语长于周遍性整体重复的音韵上的优点使句子既可以很有节奏感,又可以使结构呈十分简略的形式。英语在结构上没有这个优越性,原因在于思维方式上并不注重这种面面俱到的描写。汉语往往采取一种全程演绎式的铺叙法,英语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归纳式,避免整体铺叙。西方哲学具有崇高个体思维的传统,对其语言特点具有深远的影响。英语在语句铺排上以主谓为骨架,围绕主谓两大范畴,其余各范畴语词严格按形式逻辑法则,以约定形态和等级线性地环环相扣。语句中各语词显露的外在形态昭示了它们在认知思维中的轻重缓急;各种辅助连接词的介入使句中形态联结薄弱处的联结得到了强化,从而使语句形彰而意显,繁复然少杂柔,冗长却不紊乱。英语注重个体思维所导致的形合特点使其能采用替代和省略的手段来回避重复。（二）汉英重复与省略对比　1.汉英重复对比汉语以单音节为主的特点为词语的自由重叠提供了方便。在现代汉语中,有单音节重叠而为双音节的,如“人人”;也有双音节重叠而为四音节的,如“商量商量”;也还有单音节以其他方式重叠而成为三音节的,如“冷冰冰”。重叠形式不仅使得词语形式整齐、音节匀称,读起来有音乐美,而且还使重叠的词语取得了新的语法意义。下面是现代汉语中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几种重叠形式:（1）名词重叠,表示“每个”、“所有”、“许多”、“小”、“杂”或某种感情色彩等:AA:人人　天天AABB:世世代代　日日夜夜AAB:毛毛雨　月月红（2）数量词重叠,表示“每个”、“逐个”、“许多”或某种感情色彩等:BB:个个　件件　排排ABB:一杆杆　一朵朵　一滴滴ABAB:一次一次　一步一步AABB:千千万万　三三两两（3）动词重叠,表动作的轻微、反复、完成、连续、轻松、随便等:AA:说说　想想　试试A一(了)A:走一走　避一避　笑了笑　翻了翻ABAB:考虑考虑　休息休息AABB:进进出出　吵吵嚷嚷　吞吞吐吐（4）形容词重叠,表示程度加重、加深、加强、减轻或爱憎、厌恶等情绪:AA:红红　高高　远远　长长AABB:干干净净　花花绿绿　奇奇怪怪ABAB:笔直笔直　冰凉冰凉　通红通红　雪白雪白（5）偏正并列式、动宾并列式、主谓并列式及其他形式的重叠:ABAC:假情假意　难兄难弟　有声有色　没大没小ABCB:以毒攻毒　爱理不理　好说歹说　一拖再拖ABA:面对面　心连心　手拉手　肩并肩此外,象声词也常常采用重叠的形式,如:哗哗、嗡嗡、呼呼、呜呜、喃喃、突突、咕咕、叭叭叭、轰隆隆、劈劈啪啪、咕嘟咕嘟,等等。这类词有很大的可创性,有的纯粹模拟声音,有的表示声音的一个自然段落,有的表示声音的连续或重复,有的表示声音的杂乱。广泛运用叠字叠词以表达各种意义是汉语的一大特色。在英译汉时,适当地运用汉语的重叠形式可以加强译文的表现力,使之更加符合汉语的习惯:56\nTheroadwaspackedwithanoisycrowdofmenandwomen,whoweresellingandbuyingallkindsofthings.路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熙熙攘攘,正在买卖各种各样的东西。Walkingupanddowntheemptyroom,hestoppedhereandtheretouchorlook.(“TheAppleTree”)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他走来走去,这儿停停,那儿停停,东摸摸,西瞧瞧。Theyreadtheafternoonthrough,whilethecoldNovemberrainfellfromtheskyuponthequiethouse.(R.Bradbury:Fahrenheit451)深秋,冷雨霏霏,屋里静悄悄的,他们看了一个下午的书。英语中也有类似汉语重叠形式的一类词语形式,但因为英语是多音节语言,词语重叠不如汉语那样来得灵便,故而英语的重叠式远不足以像汉语的重叠形式那样用来表示意义,而只能算是一种构成复合词的手段。英语的重叠只有一个格式,即从式,另有两个变式,即改变元音的重叠式和改变辅音的重叠式。例如:（1）AA式:Bye-bye,craw-craw,chow-chow,din-din,goody-goody,haw-haw,hula-hula,pooh-pooh（2）元音变式:Clip-clop,criss-cross,ding-dong,flip-flop,Ping-pong,tick-tack,wishy-washy,zig-zag（3）辅音变式:Hoity-toity,hobble-bobble,hotch-potch,pig-gy-wiggy,pell-mel,lrazzle-dazzle,teeny-weeny,walkie-talkie英语叠音词一般属谐音或拟声现象,有许多词来自儿语,通常用于口语、俚语或非正式文体,其构词能力和使用范围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汉语的叠字叠词不仅是音节的重叠,而且有词法和句法的因素。重叠在汉语里是一种重要的构词方法,也是一种常用的语法和修辞手段。在一般情况下,汉语通过重叠形式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的场合,英语只能借助词汇手段来表示。比较下列各例中汉语的重叠形式及其英译:他天天锻炼身体。Hedoesphysicaltrainingeveryday.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骆驼祥子》)Herentedanold,broken-downrickshawtotryouthislegs.小茶馆里的门窗都关得严严的。(《骆驼祥子》)Thedoorsandwindowsoftheteahousewereshutverytight.有一年春天里的一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鲁迅《阿Q正传》)Onespring,whenhewaswalkingalonginastaleofhappyintoxication…　2.汉英省略对比汉英语言的句子省略成分和范围,从宏观的角度看,具有一致性,即包括各种类型句子的任何部分。从微观的角度看,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一方面少数汉英省略成分存在完全的对应情况,如祈使句、感叹句等;另一方面,更大量存在着部分对应,即表面上省略成分相对应,实际上并不完全对应。（1）主语省略汉英对话中均存在省略主语或省略主语加谓语(或谓语一部分)现象。如:*(我)请你再说一遍。(I)Begyourpardon.*(你)累吗?(Areyou)Tired?56\n但英语中主语省略不太多见,使用面不广,一般限于有上下文的语境中,属亲密语体,通常使用在口头语体范围内。而汉语中主语省略最为常见,无论口语、书面语,运用都很普遍,占比例较重。汉语中省略主语的句子,突出的有两大类:一是上下文句子的省略,或称语境省略。即由于主语成分或者前面句子已有了主语,或者下句行将涉及,或者发话者和受话者双方意图清楚,不言而喻,该语境成分往往省略。如:他是我本家,(　)比我长一辈,(　)应该称之曰“四叔”,(　)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鲁迅《祝福》)Heisamemberofourclan,andbelongstothegenerationbeforemine,so1oughttocallhim“FourthUncle”,anoldstudentoftheimperialcollegewhowentinforNeo-Confucianism.甲:(　)愿意和我们一块去吗?Wouldyouliketogowithus?乙:愿意。Idliketo.另一类为主语相同的流水句。这种句子结构分句轻短,承上启下,层层推进,动作行为上为连动性的,其相同主语往往承上一分句的形式,而只保留一个。如:她沿着来时的路途走着,(　)还不时弯下身来采几朵崖上的野花,(　)哼唱两句歌曲。(《青春之歌》)Sheretracedhersteps,hummingandstoppingoccasionallytopickwildflowers.晴雯先接出来笑道:“好啊,(　)叫我研了墨,(　)早起高兴,(　)只写了三个字,(　)扔下了笔就走了,(　)哄我等了这一天,(　)快来给我写完了这些墨才算呢。”Qing-wengreetedhimwithasmile,exclaiming“Afineoneyouare!Onthespurofthemomentyoumademegrindinkforyouthismorning.Butyouthrewdownyourbrushandwentawayafterhavingwrittenmerelythreecharacters,youvekeptmewaitingforyouthewholeday,youaretouseupthisinknow.Bequick!”此外,汉语中还有一种根本没有主语的特殊结构,即无主句。这种句子不需补出,甚至无法补出主语,它不需特定的环境也能表达出完整而准确的意思。它通常用来说明生活情况、自然现象;有的属谚语、口号等,用来叙述客观事实,指称方面常系泛指。这种句子由于其不可复原性,大多数语法书没有将其归入省略范畴。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它是在英语中不相容的主语“残缺”现象。如:这里禁止抽烟。Smokingisprohibitedhere.昨天来了个老外。Aforeignercameyester-day.看看过了残冬。(《儒林外史》)Soonitwastheendoftheyear.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Onewhodoesnotworkhardinyouthwillgrieveinvaininoldage.相反相成。Thingsthatopposeeachotheralsocomplementeachother.（2）结构省略结构省略强调变式中“所省略的词完全建立在语法基础上”。突出表现在结构词,包括连接词、介词等省略。结构省略在汉语中十分普遍,其涵盖范围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复句中结构词的省略,二是词组中结构词的省略。后者导致系列实意词(多为名词)直接组合,实现语义集结。如:知道频率,就可以求出波长。Ifyouknowthefrequency,youcanfindoutthewavelength.城乡差别differencebetweentownandcountry.英语中也存在结构词省略情形。如:*I11seeyou(on)Sunday.星期天来看你。*Weredelighted(that)youcancome.很高兴你能来。但这种省略远不及汉语那么广泛,按Quirk的观点,这种形式一般只限于非正式语体,尤其是56\n亲密语体中。（3）重复省略省略以不影响信息交流为前提。故而凡省略部分,对交际双方来说都是已知信息,即不言而喻的,或是相同成分,即重复成分。汉英语言无疑均存在重复成分省略现象。但区别在于:重复省略在英语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删除得更为彻底、干净。主要表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汉语除会话外,重复省略多限于单词,而英语还包括短语、分句等。如:Theywerereadytoserveherastheywere(readytoserve)theirownmistress.(试比较:他们愿意侍候她,就像愿意伺候自己的女主人似的。)第二,英语中并列项目相同成分的省略几乎不受限制,理论上可以无限进行,结构上表现为多枝共干现象。如:Henolongerdreamedofstorm,nor(dreamed)ofgreatoccurrences,nor(dreamed)ofcontentsofstrength.(试比较:他们已不再梦见风涛,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也不再梦见搏斗和角力。)但汉语中,并列项相同成分省略受语义结构限制,程度有限,较少存在多枝共干现象。如:买三斤牛肉、带鱼、花生;修订安全、卫生规则。这些省略式语义不清、不规范,实难成立。第三,汉英重复省略通常既可在同一结构中进行,也可跨结构进行。其区别在于:汉语受限制,突出表现在主语不同的联合复句中,第二个以后并列复句重复部分,尤其动词的承前省略难以成立,英语则有较大的随意性。试比较:男人建造房子,女人建造家庭。(Menbuildhousesandwomenfamilies.)总的来讲,省略在汉语中的运用,较之英语远为广泛,所占比例也大大超过英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句子,都应归入省略句。总之,中西思维的差异是形成各自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动因或理据。汉民族的整体思维客观上要求其语言在使用时注重重复和简约的特征;西方民族的个体思维客观上则要求其语言在表述时依赖省略等手段来回避重复,因而其语言必然显现形合特征。本文提倡从文化和语法角度审视汉英重复和省略,汉英互译时,译者当以思维为本,透彻了悟中西方在思维模式上的异同,从而自觉尊重中、西各自语言事实,深入、准确、细致地把握和运用各自语言。三．语境、文化与语法翻译例句单独出现的词语、例句,有时译起来很棘手。这是因为缺乏语境,难以确定所指;还因为文化,在原作者以为是常识的,译者却甚陌生。要使译作能正确传达原作的意思,译者除勤翻词典,利用机会向原文本族语者请教外,还要学点语用学,不断增强文化敏感性。这里略举作者在翻译中碰到的几个例子,以资讨论。　　　　1.以最常见姓名来做泛指的现象在英语中不乏其他例子。比如“EveryJackhashisJill”是“人各有偶”“JackandJill”是“少男少女”,“Tom,DickorHarry”是“张三李四”或“阿狗阿猫”。更奇的是,atomcat居然是“公猫”!2.Itsmyliver,Doctor.　　医生不可能不知道我的肝在哪里。把肝拿出来给医生看更是滑稽。译成“我的肝(不舒服),大夫。”回答“Whatstroublingyou?”也强差人意。后来我们请教一位年轻美国教师,让她想出说这句话的几种语境。她一看马上说,医生检查身体用力按小孩的肝时,好多小孩怕痛都会喊。美国小孩就常这么对医生喊。原来如此!这么说来,这句话应译成:“56\n肝可是我的呀,大夫。”言下之意是:别用那么大劲。别人的肝就能那样乱压么?实在有趣!我国的小孩在这种情况下多半要么喊痛,要么哭闹,绝不敢与医生论理。文化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思维方式,真教译者徒叹奈何!　3.Look!TheresthenewFiat.　　时至今日,哪怕广告铺天盖地,多数人对汽车品牌也还是陌生的,更何况十几年前。Fiat这种意大利名车,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我们却要翻好多辞典。找到译文后,心里不免暗自惭愧。无它,还是文化在作怪。这句译作:瞧!那部新菲亚特车就在那儿。4.Iboughtanewhat.—Notanotherone!“Notanotherone”是西方人对某事表示惊讶和强烈不赞成时常说的话,可译为“不是吧,又买一顶!”或“天哪,又买一顶!”又如:Thereisanewshopbuilding.他们又在建一所新商店。Notanotherone!天哪,又一所!5.Heisbeinginterviewednow?　　Interview的词义在中国的今天,用得最多的是“面试”。这是改革开放后用人、就业制度改变的结果。但十几年前就少甚至没有这种形式,因而在没有其他语境的情况下,对词义竟亦难作取舍。翻开200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的《英华大辞典》修订第三版interview项下,动词只有“接见;会见;(记者)访问。”做名词的jobinterview译为“对申请工作者的口头审查”,也还是远远没有“面试”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带有现代气息。以下三句,对很多西方人来说可能是常识,但我国读者却未必尽知:6.Lettherebelight.　　在没有语境,又不知道出处的情况下,怎么译都不满意。原来此话出自《圣经》中上帝之口。译作:要有光。另例:Lettherebepeace.香港电影中有人用此话劝人夫妻别吵架,居然译为“化干戈为玉帛。”虽说夸张,却亦生动,足以让人破涕为笑。7.Ithink;thereforeIam.　　语出十七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他在23岁之前一直在寻找确定性而不可得。之后,在1619年11月10日睡觉时做了个梦,因而有了重大发现,认为确定性只存在于自己思想中。Cogitoergosum,即上面的Ithink;therefore,Iexist.他主张把怀疑视为寻求科学知识的一种手段。认为我在怀疑时,我必须存在。由于怀疑表示思想,所以Ithink;thereforeIam.译作:我思故我在。8.“Icame,Isaw,Iconquered,”JuliusCaesardeclared.　　这是罗马凯撒大帝在取得黑海Pontiac大捷时所说的名言,显示他当时那种洋洋得意,耀武扬威的气势。钱歌川先生把它译作:“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钱歌川,1981:91)9.最后,再看一个例子:　　Whatisyourposition?按王逢鑫教授的解释,这句话起码有如下10种可能的意思:1)theplacewhereyouare位置2)yourposture姿势3)yourpositiononthismatter对此事的看法4)yoursituationnow处境5)yourpositioninyourclass在班上的名次56\n6)yourposition/placeinthecompetition比赛中的名次7)yourpositioninthenamelist在这个名单中排第几8)yourposition/statusinsociety社会地位9)job任什么职10)Whatpositiondoyouplayinthefootballmatch?在这场足球赛中打什么位置?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本族语者“凭借对话语和文化语境的了解,一般很容易确立一个词、短语或一句话的语境意义,能准确地从几种可能的意义中确定其中一种恰当、准确的意义;而对非本族语者来说,由于缺乏对对象国语言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要准确理解语境意义并非易事,……”会话过程中话题变换而造成的语境意义无法确定,还可以通过“交际双方的合作、对意义和所指的磋商与推理,最终共同建构意欲指称所指对象”,从而使交际得以顺利进行。而语法书中单独的例句,就没有这种条件了。原作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其经验、经历、知识都与译者不同而又没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因此,确定例句的所指对象,就成为缺乏磋商的推理。要推之成理,唯有勤翻辞典,多方印证。问题是译者持何种态度,怕不怕麻烦。任何粗心大意、浮夸急躁或想当然,都可能造成误译。另外,译者还要学点语用学,要不断提高所译语言国家的文化等知识,增强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妥善处理,使译作的质量有保证。第五讲：汉语方言与文化一．方言与地域文化方言是在一定地域通行的、同共通语有所差异的话。就一般情况来说，在一定的地域形成了方言，同时也形成了地域文化。作为文化的载体，方言和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过：“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反映民族文化，方言反映地域文化，其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前者是整体，后者是分体，二者之间是大同和小异的关系。（一）方言与地理环境人类各种群落的社会生活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经常都打上了这种环境的深刻烙印。不同的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在方言中则有不同词汇手段的称述。随着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有的相应地更替了，有的则固执地传承下来。不论是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方言差异，或者是不同时代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语言变迁，对于方言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就文化史的方面说，从方言词汇也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由于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水稻、用牛拉犁、主要吃大米，有关水稻耕作的各种名物、农事、主副食品名称及其制作方法等，各地有同有异，名目繁多。用大米制作的粉条就有“粉、米粉、粉干、米线”等说法；北方的种植以小麦、杂粮为主，用驴马赶脚，吃面食，所用方言词是另外一套，而且同是官话区内又有各种不同。玉米又说“棒子、包谷、玉麦、六谷，”馄饨又说“扁食、水饺、清汤、抄手。”在日常生活里也有许多类似的反映。北方说洗澡、抹澡，“澡”的本义只是洗手而已，从吴语而南，说“洗浴、洗身、洗汤”，“浴”的本义才是洗身，到了回归线以南就说“冲凉”了。与此相关，南方不见冰雪，管冰叫霜（厦门），或叫雪（广州)，哪怕是后起的新词也要按原来的套路去创造，广州话还说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淇淋）、雪柜（冰箱）、雪藏（冰镇）、雪茸（刨冰）；而在哈尔滨，各种不同形状的冰雪的名称不下数十种：冰渣儿、冰脑子、冰流子、冰层，鹅毛雪、冒烟儿雪、大片雪、小清雪等等。56\n在居处方面，北方的窑洞和火炕、窝棚、瓦房、大院，南方的木屋、草寮、吊脚楼，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材料、构造方式，都各有不同的名称和说法。这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不同的社会生活，因而造成方言词汇的差异。在高原地区有塬、梁、沟、峪，在丘陵地带有墩、坑、坂、坡、坪。在沿海有岛、屿、礁、港、角、洲、澳。这些不同地理区域的不同通名是不同的地形地貌在方言中凝固下来的差异。在山说山，山区、丘陵地多有“山前、山下、山顶、山脚、山崖、山沟、山腰”一类地名；在海说海，沿海地区则多“海滨、海口、海南、海坪、海涂、海湾、海沙”一类地名。也有说出矛盾来的，比如，云南管湖叫海（洱海、程海、阳宗海），福建管海叫江（鹭江、石井江、涵江）。至于以江海、鱼虾或是山林鸟兽为题，演绎各种引申含义，附会成为传说故事，凝炼成哲理名言，这就更是不可胜数了，而且在不同方言区有明显不同的说法。昆明许多谚语就是拿山、水、林木作题的：水到沟自开，花多蜂自来，树多水自流；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山高也在脚下；小草本无力，避风自弯腰。可见，地理事物不但决定了地表名称的注记，而且还会影响居住在那里的人对于自然社会的不同认识，从而造成不同的方言差异。（二）方言与民俗文化汉语方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它是民族社会历史以及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汉语方言词汇长久根植于方言区人们的心灵深处,因而能够代表一定区域的文化传统,反映各地多姿多彩、风趣各异的民俗文化。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上说,世界上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均凝结着一定的文化信息,汉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更远非其他语言可以比拟。汉字不仅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超稳定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人们共同使用的悠久历史又使其文化内涵愈加丰富。1首先,方言词汇可以反映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心理。有的方言词可用来考证历史文化,成为古代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如“玉米”这种农作物,各地有各地的叫法:老玉米、棒子、玉麦、玉茭、红须麦、包谷、包米、麦穗等等。这些名称,似乎表明玉米是中国土产的农作物。然而,在厦门话里,却把玉米叫做“番大麦”。这个“番大麦”中的“番”字,意味着这种农作物来自外国,而不是本国的土产。据现代农史学家的考察,玉米原产于南美,后经两条不同的路线传入我国:一条是海路,十六世纪(明代)由南美传到印尼的爪哇,辗转传入我国;另一条是陆路,由西班牙经麦加,输入我国。厦门与印尼古有海路交往,爪哇有许多来自闽南的华侨。厦门一带的玉米很可能由海路传入,故称为“番大麦”。不同地区的方言词在反映相同的事物方面,各有不同的理据,所以存在许多同词异名现象。这反映出不同地区人民观察事物的联想心理的不同。例如,向日葵,许多地区都称之为“向日葵”或“朝阳花”、“向阳花”。这都是由观察太阳与花的关系得出的名称。然而,河北任丘地区称之为“望天葵”,联想的则是葵花与天的关系。湖南邵阳人称之为“盘头瓜子”,联想的是葵花的圆盘形状,其果实可当瓜子食用。对事物的观察和联想心理不同,其取名的理据自然不相同,名称也就不同,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民俗心理文化。在北京方言词中,赞颂别人的词汇比较多,而且很生动、活泼,如有“棒”、“真棒”、“太棒了”、“棒极了”、“没说的”、“盖了帽”、“绝了”等等。生动地运用北京方言特有的赞颂词,这反映了北京的民俗心理———喜欢夸别人。而相反的,在其他一些方言中,赞颂词贫乏,则反映出当地的民俗心理不太喜欢夸别人。又比如关中地区是周秦的发祥地,周秦汉唐建都于此,关中一带的语言曾被视为正音、通语,亦即古人所谓的“雅言”,并几度由政府向全国推广。因而,关中方言绝大多数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这是关中地区人文历史长期积聚沉淀的产物。常见的如“咥”(dié),大口地吃,浪吃,从西周至今,关中一直在说,表现了关中人的豪爽性格;秦腔戏《瓜女子》,即傻女子,“瓜”字应为“聒”,关中读无知之聒为瓜;关中有个常用词叫“谝闲传”,谝(piǎn),最早见于秦穆公《秦誓》中,是春秋时的关中话,胡言乱语,夸张其词,说大话,是“谝闲传”的实际意思;关56\n中方言把美好叫“僚”,谓连绵阴雨为“霖雨”;普通话的“呻吟”,关中方言叫做“声唤”;关中方言称“灿埋”为先后意等。它们保存了关中方言词语的古音古义,是研究汉语史的宝贵财富,而各地方言词汇与关中方言一样,是研究地方民俗文化发演变的宝藏。2其次,方言词汇往往能反映出不同地方的民俗文化的特征。“用小麦磨成的粉”,北方叫“面”,南方叫“面粉”;用“小麦”粉制成的条状食品,北方叫“面条”,南方只叫“面”;“稻米”北方叫“大米”,南方只叫“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北方叫“米饭”,南方只叫“饭”。这些名称反映了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以米食为主的不同饮食文化特色。北方人吃饭主要是吃以面粉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不必用别的词,但是偶尔吃面当饭(或点心)时,都要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南方以产大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没有误会,而在北方说“大米”时,一般则要冠以“大”以示与“小米”相区别。3再次,汉语方言词汇的读音差异也体现地方民俗文化的不同。北方民间婚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由一年长的女性亲属向寝帐撒枣栗,这是利用“枣”谐音“早”,“栗子”谐音“立子”,而取“早立子”的吉意向新婚夫妇祝贺。而在闽南方言词汇中“枣”、“早”不同音,不用枣子,而用花生,谐“生子”之意;过年时广州人要吃鱼,以此象征“年年有余”(因广州话中“鱼”、“余”谐音);而潮汕人要吃萝卜,因为在潮州话中萝卜称为“菜头”,跟“彩头”相谐音,以此预兆新的一年有好彩头;潮州话因“桔”与“吉”同音,故旧俗春节时都要带四个桔子(主要是潮州柑,潮州人认为柑桔同类,潮汕地区又盛产潮州柑)。到亲友家拜年,互祝“年年大吉”,“世世大吉(四与世同音)”,而亲友也以四个柑子回赠。以上这些例子,反映了由于方言词汇读音上的不同而造成的有趣的民俗文化现象。自然物质不属于人类的文化产品,但是如果自然物质被人们所认识、开掘、利用,制造成各种器具、用品,那么它们便成为人类的物质文化的产品。方言中的物产名词,其中大多数是物质文化产品,它与不同地域特有的物产有密切关系。例如山西盛产煤,有丰富的煤文化产品。在山西方言中,被开采的大块状煤称“炭”,小块状煤称“炭块块”,烟煤称“肥煤”,无烟煤叫“笨煤”或“笨炭”,粉状煤叫“煤面面”,块状焦炭叫“蓝炭”,块状有烟煤叫“希炭”,煤核儿叫“烂炭”。在其他方言中,尚未发现有这么多样的煤产品名称。南方盛产竹,人们利用竹子制成各种用具,造就了竹物质文化。于是在许多南方方言中,有关竹子的物产词特别丰富多。以闽南方言为例,它有:竹席、竹床、竹筒、竹盘、竹桌、竹椅、竹扁担、竹杠、(竹)簸箕、竹笠、竹扫帚、竹门帘、竹梯、竹楼、竹坪等等名词。透过方言的物产词汇,我们可看到不同地区物质文化的差异。4另外,汉语方言词汇禁忌词语的运用,也反映了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不同文化传统及地方民俗文化。如北京旧时口语“蛋”只作贬义用:浑蛋、坏蛋、捣蛋、滚蛋、王八蛋等,日常交际中忌用“蛋”字,在以下几个词中都避用“蛋”字:鸡子儿(鸡蛋)、松花(皮蛋)、炒黄花(炒蛋)。明人陆容在《寂园杂记》中记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著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聚笠。”由方言中禁忌词语的运用还发展为民俗中行为的回避。例如东南沿海居民吃鱼时,吃完半边鱼不能翻过来吃另一边,而要小心地把整条鱼脊骨挑出来放在一边,再吃另一边鱼肉,这是忌讳翻船的“翻”字;旧时苏杭一带吃梨要整个吃,不能切开,因为“梨”、“离”同音,被认为是“离散、分离”之意,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男女情侣、家人团圆时吃梨仍忌这一点;至今北方大部分地区送礼忌讳送钟(“钟”“终”同音)、送伞(“伞”“散”同音)。这些都是民俗由词语禁忌而发展成的一种行为回避。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低下与征服自然能力的不足,人们往往对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很不理解甚至感到困惑、恐惧,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56\n往往被与某些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或者同某些自然力给人类带来的祸福联系起来。这样,语言就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或灾难,竟以为语言是祸福的根源。谁要得罪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加倍的惩罚;反之,谁要是讨好这个根源,谁就得到庇护和保佑。这就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语言的禁忌和灵物崇拜”。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语言的媒介作用和承载功能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语言的禁忌会逐渐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总之,各地方言词汇由于长久根植于方言区人们的心灵深处,同时代表一定的区域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多姿多彩、风趣各异的民俗文化。二．从方言与普通话之争看语言文化的共存状态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标志和宝贵财富。然而，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先后发出了一系列关于规范广播电视播出语言的通知，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关于推广普通话与使用方言的讨论。持保护方言立场的人常用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作为立论的依据，因为这个宣言确实写着“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而反对保护方言的人认为，我国是一个多语种、多方言的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方言区的人们言语交际困难，需要推广和普及民族共同语。其实，语言的发展必然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也要遵循客观规律。方言与普通话既不能简单对立，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1、方言的产生方言，简单地说，乃“一方之言”。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如汉语的粤方言、吴方言等。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方言丰富，向有“十里有三音”、“隔山音不同”的说法。各地方言之所以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自然有它内在的深刻的历史渊源。（1）.农耕文化使村镇之间社会生活相互隔绝、封闭，使语言产生变异。汉人以及汉语发源于黄河流域，以今河南省一带为中心。原本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人，人口不断繁衍，食物逐渐短缺，迫于生计，为了开辟新猎场、新农田、新渔场，部分人口向南迁徙。这些外迁的人口也带走了汉语以及汉文字，定居在中国东南腹地，开始了“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活。农耕生活是非常稳定的，人们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各个村镇形成了一个以“集市”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圈子，而由于交通不便和经营方式的限制，古代中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方圆十几里的小社会里。古中国，就是由这样许多个相互孤立封闭的村镇社会所组成的。尽管相互孤立和封闭，使用的仍是从家乡带来的同样的汉语，只不过“各自为言”罢了，但语言在封闭的小社会里也有“自我变异”的本能。例如，台湾人多为泉州和漳州两地移民，讲的是地地道道的闽南话，但1949年至今，由于文化交往阻隔，短短两三代人，其闽南语的语音语调，就与福建老家人民的语音语调拉开了距离，以至于现在泉州人能敏捷地听出“台湾闽南语”，台湾人也能敏捷地分辨“泉州闽南语”。并且台湾人民在他们的封闭环境中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汇“愿景”（人们永远为之奋斗希望达到的图景）；香港也一样，本来与广东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广东话，但自《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之后，在孤立封闭的环境里，香港人的广东话相对于广东人的广东话在语音语调等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至于现在彼此光凭语言就能分辨开来。很多广东话新词汇都来自于相对封闭的香港人的发明，如“古惑仔（流氓）”“招积（嚣张）”等。56\n原本讲同一语言的不同的群体，一旦相互孤立隔离之后，语言之所以会发生变异，是因为在各自封闭的环境中，会不断产生新事物、新风俗、新习惯、新俗话、新文化，而引发一些新词汇、新语音、新语调。再加上各个语言群体之间又不相互交往、交流，则语言之差别，就自然而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大了。（2）历史上大小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各地已经变异了的汉语发生杂交。在封闭的小社会里，语言会发生变异。但若光凭这样的“内部”变异，要形成不同的方言，恐怕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过程。而人口迁徙，导致语言发生“杂交”是加速方言形成的又一原因。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型人口迁徙主要有“五胡乱华”时期的西北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中原人口向南迁徙。安史之乱时期的中原人口南迁，宋朝时期遭受蒙古人侵犯引发的淮河流域人民南迁到长江流域、江南人民向珠江流域迁徙，还有天灾导致的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运动等。这些还都是有记载的有名迁徙，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还有数不清的小范围的迁徙，如县与县之间、省与省之间等的民间迁徙活动。一个新群体移民到一个本地人社会里，两者的语言会发生“杂交”。比如，台湾早期讲闽南语的人民与讲国语的国民党移民的语言发生了“杂交”，造就了现在我们听着觉得奶油味很重的“台式普通话”；讲广东话的香港人与英国殖民者的语言也发生了“杂交”，产生了现在香港人口中“粤英混杂”的奇特语言；迁入广东的客家人原本讲的中原古汉话也与广东话进行了“杂交”，产生了客家话；上海话是宁波话与苏州话的“杂交”产物；海南方言更是潮汕话、闽南语、粤语、客家话和黎族土话多方“杂交”的结果；四川有些村庄至今仍将“下雨”说成“落水（广东话）”，那是明显的“湖广填四川”时代的广东移民的后裔了。就是北方方言虽然是汉语的基本地区，由于历史上的战争，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地南下，如元朝大乱，满清入关，造成了民族融合，北方的汉语在语音、词汇等方面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往往是有多种因素所促成。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大量的佛经翻译，也增添了新概念、新词汇。后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大量的外文翻译，也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总的来说，方言的产生，在原始社会多半是由于集体迁徙的结果。一个部落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原来部落失去联系，他们的语言也就逐渐发生变化。再加上封建社会时期，经济自给自足、交通不便以及一些地理因素（如地域广大或者有高山大河相隔等）和政治因素（长期封建割据等），社会趋向分化。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便逐渐产生了方言。2、普通话的形成人类语言由粗糙、简单的原始状态，一步步地发展成为语汇丰富、语法精密、表达手段千变万化的现代语言。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消极被动地坐视语言的自发发展，而是主动地采取各种手段，推动和引导语言的发展，有时还采取一些措施，对语言进行干预，使之出现人们预期的效果。人们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所做的这些主动工作，就叫做语言规划。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确立和推广即是语言规划的内容之一。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它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就有各地通用的语言。早在夏商周和春秋时期的民族共同语叫“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属于雅言。据《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读经讲学时都用雅言而不用鲁国方言，可以说孔子是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也可看出当时中原地区的雅言已经成为推崇的标准语，并且应用广泛。到汉代有“通语”之说，又称“凡语”“凡通语”“通名”。西汉扬雄编著的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方言的。“通语”按后来音韵学家的解释是：“天下通语，则天下尽通，后世易晓。若为市语方言，则虽便捷一时，称快一地，而无以明天下后世。”隋、唐时代，人们作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韵书”的出现，“正音”风气的盛行，都在客观上起到推行民族共同语的作用。元代的民族共同语叫“天下通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代表近代官话的一部韵书，记录的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语。周德清对曲韵的归纳主要以元曲四大家的作品为依据，他认为他们的作品“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56\n辽代以来，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发展成为“官话”。各地赴京赶考、做官经商、探亲访友的人日渐增多，时间长了，不仅用于官场，也流行于民间，特別是商界和文化界。元代就有学生不说“中原之音”就要挨板子的记载。清雍正时期读书人不懂官话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其实南北朝时期，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早期白话就产生了。唐宋以来用早期白话写作的各种文学作品很多，如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语录，宋、元的话本，以及宋、金、元的诸宫调、元曲，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明清小说，像《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这些白话文学作品的流传加速了北方话的传播和推广。“官话”历时七百余年，一直流行到20世纪初期。1902年著名学者吴汝伦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很有成绩，也鉴于“官话”之名不妥，力推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13年成立“读音统一会”，议定了六千五百多个字的读音，并把这次议定的字音称为“国音”，即“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老国音”。1926年1月1日又召开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是确认北京话为标准语的十分明确的论述。对于国语的提倡和推行始终沒有间断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反对复兴文言的逆流，上海进步文化界又提倡“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语言”。魏猛克说：“只有‘现代中国普通话’，才是大众语。……‘现代中国普通话’是有普遍性的，它是主要的流行在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处。……所谓普通话是因为交通发达，各地人们往来日渐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产生的。……”(引自《陈望道文集》第三卷)从此普通话的概念在进步文化界广为流传。其实“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日本人向吴汝伦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的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练习会”，在拟订的一份简章中也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上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他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但“普通话”的定义，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一直是不明确的，也存在不同看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统一，为共同语的确立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5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把汉民族共同语的名称正式定为“普通话”。3、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与联系人有百言，兽有百语。悠悠中华五千年，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逐渐地产生了语言上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言。如语调粗短的客家话、温柔细腻的吴侬软语、粗犷干脆的山东话、韵味十足的云南话等。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包含着地域人文特征及生存性格，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秀基因。它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是中国民间思想最朴素的形式，也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语态。（1）首先，方言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之言”56\n的语言，是某一地域民俗、习惯、文化和传统的积淀，是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方言是在古代交通闭塞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就具有了时间性和空间性，也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化中许多精妙之处往往只有通过方言这种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且，方言能够使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产生一种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在文学史上，方言形式的艺术作品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它代表了文学作品的另一种形态。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诗经》，“国风”中多为口语化的民谣，其中有很多方言词。而文人创作的方言文学的滥觞是屈原的《楚辞》，里面使用了很多楚国方言。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用的全是普通话叙述，苏州话对白，极具地方特色。有人将那些苏语对白改为普通话之后，使原来书中作者极其用力的性格化的语言化为虚无。很多少数民族的山歌方音语调韵味十足。山歌的表现力强，且内容丰富，用途广泛。既可以成为谈情说爱的媒介，还可以记载当地的文化、风俗。男女求婚需要对山歌，出嫁时要唱歌，哭丧时也要唱歌。尤其是男女对唱，唱到高兴时也会来一段舞蹈，一切都是率性而为，这与当地人生活习惯密切相关。（2）其次，方言本身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悠久的地域文化借方言传承，同乡之间、家人之间的亲和力，也常由方言维系。喜闻乐见的戏曲艺术也与方言有着挥之不去的紧密关系。中国是一个戏曲之乡，有很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说唱艺术和地方戏曲其实都是方言的一种延伸。正因为有如此丰富的方言，中国才有如此丰富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从我国的国粹京剧到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戏曲如秦腔、豫剧、昆曲和黄梅戏等无处不充满了方言的丰功伟绩；从《诗经》到方言写成的现代小说，从《离骚》到广为传唱演唱的一些山歌小调，可以说方言的艺术表现形式无处不在。方言里不但有着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流动，正如DNA里藏有种族的历史，方言里也有着民族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南方方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比较小，保留了比较多的古汉语。杜牧《乌江亭》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七绝，用普通话来读，没有一句是押韵的。但在一些南方方言里，仍然可以大致念出平声“四支”韵。因为“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所以从小习得的母语（方言）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最直接最熟悉的“第一通道”，对来到世间后首先闻得的乡音天然会有一种“情有独钟”的亲切感和喜好感。乡土乡音，土腔土调里包蕴着浓浓的乡情、乡思、乡韵和乡愁。方言有时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语言，是家乡独一无二的烙印，深深刻在人们灵魂深处，追随着人们跑遍世界的足迹，成为人们在他乡找寻故知的通行证。有人描述“乡音——用先祖的血脉/在心底酿造的一坛老酒/无论勾兑进多少岁月/开口，就是一片故乡的韵味”。有人说：“乡音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像一封无形的介绍信，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哪方人氏。它像一块强力的磁铁，能够最快地缩短陌生人之间的距离。它像一盏黄泥油灯，悄然间照亮你心中许多故事。它又像一杯陈年老酒，抿一小口便沉醉在酽酽的乡情里。”有人“每每说起方言，语调忍不住就会高起来，嗓门忍不住就会大起来，情绪忍不住就会激动起来，心理忍不住就会放松起来，将犹如种子般牢牢扎根于胸腔喉咙里土里土气的音节毫不顾忌慷慨吐出来。”正如北师大已故教授俞敏先生讲的：“口语里每一个词，学的时候都伴随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引起强烈的联想。书上抄来的词缺这些个。”祖国从北到南，一方面，十里不同音，方言众多；另一方面，从北京官话到上海话、从闽南语到粤语，种种方言，都以汉字为基础，万变而不离“汉语”这个“宗”。各方言之间和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是同源异流的关系。56\n人的母语分成两种，一种是自然母语，是从出生以来自然而然学会的语言，方言一般属于这种类型；同时还有一种社会母语，就是民族共同语，这种具有标准化特点的母语是跟社会、国家联系着的。二者都属于母语的范畴，它们相辅相成的联系着，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并且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是以方言底色为基础，以方言的生命力和语音魅力为发展起源，弥补了各种方言之间无法交流的不足。也就是说正是方言培育出了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即我们统称的普通话，属于北方语系，所以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是因为中国的皇朝几乎都是以北方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金、元、明、清都定都在北京，中央政府使用的语言（事实上的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在词汇、语法方面都以中原方言为基础方言，语音大概以首都所在地的方言为标准音，文史著作自然运用当时的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而且北方方言的使用人数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5％，分布的地域最广。古往今来，汉语语音有较大变化，但用来记录语言的汉字相当稳定。从汉字所记载的古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来看，变化也不是很大。例如我们阅读两千多年前的《史记》，还是有明白晓畅之感，至于用北方话写作的宋代话本、元代杂剧和明代拟话本，今天读起来更是通俗易懂。普通话是从古代民族共同语逐渐演变而来，从方言中汲取营养（吸收词汇、语法甚至语音的个别成分），在成语、典故和表达句式方面吸收养料。所以，普通话比之任何方言（包括北方话）更加丰富，更加具有规范性、公众性。民族共同语既植根于方言，又高于方言的特性决定了它的普及性和推广性。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为某一个地域的人群服务。随着社会统一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发展，人们文明水准的日益提高和语言文字工作的日益法制化，更要求大力推行民族共同语，在正式场合和公众场合应该使用具有全民性和较强规范性的普通话。然而，方言的地域性和亲情特点也决定了方言在局部地域存在的必要性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4、方言与普通话和谐共生著名学者罗素曾言：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散布在中国辽阔土地上的各种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上的抽象缩小，使得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方言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推广普及普通话也是势在必行。语言是一种共存共享的能力，没有优劣之分，雅俗之别。所谓雅和俗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雅之所以为雅，是因为它经过文人的介入、规范、修饰和正统的倡导，而俗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和自发力量的流传。但就其本质来讲，任何语言只要可流传和存在就有它的理由，片面地划分孰优孰劣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方言与官方语言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文明，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及动态变化的形态。语言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有自己的固有特性，即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健康的格调，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就是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我国方言丰富多样，运用在文学作品中，能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还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而推广普及普通话则主要是为了方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大融合、大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能，互补通用，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既推广普及普通话，又保留保护方言，使普通话与方言并举并用，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以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从而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1）首先，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56\n方言作为一种活的语言，它孕育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文化储藏积淀在语言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储藏在其多样的语种中。一个强健的生态系统必然是多样的，反过来这种多样性又可以帮助它适应和安渡环境的变迁。据说爱斯基摩人有上千种关于雪的词汇，蒙古语中有无数关于牛马羊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有无数关于骆驼的词汇。当代作家韩少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在海南的农贸集市上问一位鱼贩卖的是什么鱼，鱼贩一言以蔽之：鱼。韩少功最初以为他们语言贫乏，其实鱼贩知道上百种鱼的称呼，只是用普通话无法表述。所有这些称呼自然只是最表面的价值，其背后的深不可测的文化含量可能无法估量。由于方言和老百姓的家常里短、柴米油盐密切相关，他还承载着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有些词用普通话无法表达，就非得用方言不可。曾经有人说王朔的小说是天才的语言，人们至今也仍对老舍的语言津津乐道！这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用大量方言来创作的作家，正是这些方言和俚语的使用，使他们的作品、文字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这也正是方言在特定环境下的魅力所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台湾作家白先勇能讲一口地道的桂林话。尽管一出生就遇上抗日战争，辗转流徙，在出生地桂林生活的时间极少。原因是白崇禧将军对子女有“命令”：我不管你们在外面讲什么话，回到这个家，必须讲桂林话！由此白先勇的作品文化底蕴厚实，语言鲜活生动。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很多方言词汇还在不断地被普通话吸收利用。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头活水，使普通话更加丰富多彩；普通话对方言的吸收和利用，使方言得以保护和留传。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普通话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其实“方言词”是汉语普通话词语补充扩展和进步的一大来源。如“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煞有介事”等，都是由当时的某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当时的国语。感叹词“哇”由广东传到内陆，全国各地马上“哇”声一片。东北话“忽悠”，随着方言电视剧的播放传出来了，因为“忽悠”这个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可以和它完全对等的词，所以人们觉得它很生动，很形象，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普通话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枝繁叶茂，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不仅仅是一条主根、主流，还有许许多多分根、支流。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包括地方戏曲、曲艺）是分根、支流，以百川归海之势汇成了普通话这一主流文化。现行香港“两文三语”的语言政策与语言使用同时维持了国际化与本土认同两方面的需求，英语与广东话是主要不同领域间满足各方面不同需求的主流语言，这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两文者，中文与英文；三语者，广东话、普通话与英语。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后，当年9月香港政府教育署即公布《中学教学语言指引》，其中即有对香港语言政策清楚的文字说明：“政府的语文教育政策，以‘两文三语’为目标，期望我们的学生，可以中英兼擅，能书写通顺中、英文，说流利的粤语、普通话和英语。”（香港政府教育署，1997、9）这些语言政策与语言现象既兼收并蓄又是清晰简单，包含了香港认同主义、英语至上主义及语言实用主义等思想。语言和文化环境的多元并存、和谐共生、互补双赢，才是一种最符合现代人生存的文明的语言文化环境，才能适应多元化的发展时代。（2）其次，推广普通话，保证交流畅通渠道。普通话是我国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国家推广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全国通用语。说普通话，用规范字，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是提高国民素质，营造改革开放环境的前提条件；也是提升国家形象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在学习交流中、工作业务联系中、结社聚友中、人与人之间的来往接触中，也就是说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对普通话的应用都是不可缺少的。无论从语言科学的角度、实用的角度还是社会国家的角度来说，推广普及普通话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普通话具有任何方言都无法比拟的通用性，其通用范围越广，使用的人口越多，实用价值就越高；只有越规范的语言，自由度才越大，传播范围才越广。56\n其实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官话”，而当时的官话大多是以当时首都的方言做样板“正音”而来的。正因为有官方语言，才推动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从某个角度看，中国的官话有些像是古代欧洲通行的拉丁语，也正是拉丁语的通行，才使得欧洲能够在一个教廷的“统治”下历经千年。据记载，雍正八年，广东潮州一位官员向雍正进献新鲜的荔枝，雍正皇帝问他，荔枝有没有核，潮州官员诚惶诚恐回答“无”，但剥开一咬却有一个硬硬的核藏在里面。原因是潮州话“有”即是“无”，“无”是“mou（没）”。雍正皇帝大概受此启发，在广东、福建两地设立“正音书馆”，类似于今天的普通话培训班，以至于读书人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一直到晚清、民国，很多有志之士都致力于推行通用语的工作。可见，统一使用同一种语言，打破语言壁垒，以减少沟通障碍和成本，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诉求和愿望。语言是一种共享资源和共有能力，不会因为普通话的能力增强而方言的能力则减弱。一些方言在发展过程中，语言功能出现衰退，年轻一代的方言能力不如上一代，甚至不会说方言。但方言消亡的原因主要是支撑语言的文化背景不足或者人口缺少，而不是推广普通话所致。根据国家语委公布的确实统计，我国正在使用语言的现实是：中国人只有8%的人母语（即第一语言，从母亲那儿获得的语言）是普通话，绝大部分人说得最流利的还是本地语言，所以我们需要大力推广普通话。有人说，学好母语，才能站起来；学好普通话，才能走出家门；学好外语，才能走向世界。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飞跃发展的时代；是信息化、国际化的时代；也是科技、人文相融合的时代。我们只有方言精，官话好，世界眼，中国心，才能适应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潮流和时代。总之，我们应该把握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营造自然的双言环境，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使普通话很好的推广和普及，而方言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魅力，使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并行，和平共处，和谐共生。三．方言的个性特征与文化表达1．方言与影视人物的关系在人类的精神活动和创造中，方言的形成和运用总是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表达约定俗成、自由灵性、形象精当，较少受到社会生活某些规则的限制和约束，因此许多方言极具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由于人类的生存总是面对一个特定的地域环境，它既是人类生存的土壤，亦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土壤，其中的精神创造与行为模式，可以看成是人们直接或间接地适应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手段。语言也不例外，千百年来，方言总结了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包含着使用者的习惯和信念，刻记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印迹，因此，一定地域内的方言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发音的现象.更是其地域变异的历史现象，其中蕴涵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鲜明的人文心理特征。将方言看成使用者的一种个性与文化特征，是有一定道理的。一种地域文化存在的明显标志，就是其独特的方言的使用。如北京方言中厚重的古都文化色彩;沪方言中婉约细腻的吴越文化色彩;四川方言中灵气幽默的川渝文化色彩和粤语方言中浓郁的岭南文化色彩，这些都是含义非常丰富的语态，它们或婉约深沉、或狂放不羁、或幽默灵性，其传情达意是深刻而多彩的。因而，要真正认识一种地域文化.就需要从认识其语言开始。语言不是生理的长相，但却是社会与文化的个性长相。影视剧人物的语言.是作者叙事语言的一个部分，是人物塑造的一个手段，是体现一个人特征的重要标志.语言方式携带着一个人的社会背景、种族文化和生活习惯等多种信息。影视剧中较早使用方言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一批表现中国革命领袖人物的剧作。在这之前，领袖人物在人们的心中.是一些被抽空了个性特征与真实的“神”。因此艺术家们希望在一种全新理念的创作状态中.把领袖们从过去人们心目中的“神”，极力还原到56\n“人”。他们努力地从造型、动作和语言上，去原汁原味地在银幕上复活那些已经过世的领袖人物.力图表现出领袖人物独特的个性，让人们感受到他们也是在中华民族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言谈举止都带有某种文化的烙印，和普通百姓一样，与养育我们的中华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是凌驾于世俗之上的“那一个”，而是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这一个”。其中人物语言的原生态—即方言的运用，是这些剧作突出人物个性特征与真实性的重要手段。当时全中国人民正从过去文学艺术追求假、大、空的接受状态中渐渐苏醒过来，其社会心态、观念、意识及审美心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些作品的写实表现，让人们在银幕上聆听到领袖们那熟悉的声音，感到非常亲切，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百姓之间的情感距离，把他们还原到“人”的定格。这些作品既满足了人们对老一辈革命领袖缅怀的情感豁求，又符合了“他们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审美心态，获得观众极大的喜爱。这些作品从艺术创作的审美现实来说，触及到了形象鲜活的独特个性与真实，最终使这些领袖人物的形象，永恒地定格在了观众的心中。2.具体影视人物的塑造与方言电视剧《大染坊》播出以后，获得观众的承认与好评。它以其通俗的叙事模式、表演与人物语言特色，以及对地方风貌的展现，使其获得较强的可视性与观赏性。其中陈六子这个人物的塑造以及典型个性的彰显.深深体现着齐鲁文化的深厚精髓，这无疑与人物采用的憨直、仗义、纯朴和幽默的山东方言有一定的关系。影片《手机》中费墨(张国立饰)的“做人要厚道”这句话，自播出以来，成为了现代四川方言的经典。人们不仅记住了这句意蕴悠远的四川话.而且传诵得活灵活现。据导演冯小刚说，用四川话来讲这句台词，能够准确地把“费墨”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表达出来。实际上这句话不仅成为这个人物的点睛传神之笔，凸现了人物的立体感，而且成为对整部影片的一种反讽与影射。它把人们对社会现状的调侃，用一种调笑的、不经意的口吻来表达，把四川人性格中那种天生的幽默、诙谐、乐观和纯朴之中又带有些许狡猾的味道，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给人们留下极大的思索和咀嚼空间。方言的某种个性特征一旦准确地用在一个特定的人物身上，符合了人物性格、身份与社会生活环境，与艺术表达的需要吻合，就会产生无穷的魅力。据悉，北京人艺把描写关中农村生活的史诗巨著一《白鹿原》搬上舞台，由于原著独特的语言风格，剧中的人物对白将全部采用陕西话。对于方言的运用，导演林兆华说.陕西方言才能体现出那种泥土气息.才能再现关中汉子的倔辈性格。从导演的艺术表现手法不难看出，由于作品反映的历史跨度与厚重，要让观众从中体味出那已被历史风烟吹尽的汉宫编钟古乐，以及那黄土高坡上鲜活嚓亮、荡气回肠的信天游，要体味出关中汉子那勤劳、朴实、淳厚、容忍的个性，无疑从陕西方言那个性独特的语态中去解读.才能深刻理解黄土地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广阔与深厚。方言是地域文化杰出的精神创造，是一部分人特有的思维、认知能力的产物，它参与和构建着一个地域的文化环境，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家Malinowski曾指出:“语言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发音与其他行为方式(如身体上的)相伴出现。”方言背后隐藏着许多人类文化之谜，隐藏着各地域的不同心理意识，以及其中长期积淀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次的涵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了解、熟知的方言语态越多，从中得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经验就越丰富。人们的口音意识既表现为一种文化合态，更是一种政治、经济心态。因此一些影视作品中.方言常常被艺术家构成了剧作意蕴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暗示作者的创作契机与创作意图。56\n电视剧《孽债》的沪语版，作者不但使用了方言.而且还使用了多种方言。剧中的几个小主人公，从云南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寻亲，操着一口与上海话格格不入的云南某地的方言。而他们的亲生父母.却说着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骨肉相连的亲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暗示普他们不同的现实生活状况与社会文化差异。在上海这样一个文明、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里，小主人公的语言显示出他们“外来人”的身分和他们的孤独与无助，也一下子拉开了他们与父母之间心灵上的距离。作品通过方言的运用使我们感受到.上海接受他们的艰难，以及他们自身融入大上海的艰难。一种方言存在于某一地域文化中，是这一地区文化的总体表象，方言已同具体的生活现象交织在一起，当和某一艺术表达的特定视角吻合时，它是无法从生活现象的状态中分离出去的。因为在艺术创作中，作家所面临的一面是作品所表现的有限的具体生活，一面是世间包罗万象的一切，作者总是想在作品的有限空间，去尽可能地通向无限的社会，尽可能传达出作品全方位的信息，尽可能的给观众留下深刻理解剧情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重要线索，表达出悠远的意味和深刻的境界。那么人物语言的特性无疑是一个信息含量最大的传递媒介。我们从人物的语言表达中，可以窥视出人们文化的心理层次，如地方习俗.包括服装、信仰和个人行为等整体表现模式，这些都成为不同群体成员认同的因素。而在所有认同的因素中，语言是人们最基本、最普遍的地域文化认同。电影《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创作中一部有浓厚地域色彩和纪实性的作品，传达出了厚重的地域人文色彩，把人物方言的运用与影片意蕴的表达推向了极致。影片取材于一个小小的官司过程，讲述了一个远离文明繁华社会的贫困山村，一个现代农村少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告官”的故事。全片偏重于对普通百姓、寻常事的刻画与关注。在艺术手法上，为表现真实，不但采用了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的混用以及“偷拍”摄影手法的使用，而且剧中所有人物说的都是陕西关中西部一带的方言。这一切，强烈地烘托出影片的生活性与真实性，仿佛现实中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剧中自然地涌现，你能触摸到人物生活状态的质感。而作品深刻之处在于，秋菊为了向村长讨一个“说法”，走上了艰难的打官司之路.不屈不饶、百折不回地一直从乡里打到县里，从县里打到市里。可是待到她准备与村长“化干戈为玉帛”时，她一直讨要的“说法”却来了，而且结果却与她告状的原意大为相悖。这一切最终把她推向一种茫然不知所措、却又大惑不解的困境之中……影片把中国农村这种典型的对“理”与“法”的认识和理解的现状，与影片中人物那操着一口相对封闭、单一的方言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的、耐人寻味的隐喻关系，给人们留下沉重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影片《手机》中河南方言的运用，作者的构思与奄蕴也很独特。以砖头哥(范伟饰)和奶奶这两个河南农村人物为代表.说的是河南方言。在这里，方言与人物指向的是以手机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社会的反面，即农耕文明的代表。隐喻的是现代物资文明之后.人们对传统精神文明失落的感慨，对那丢失的纯朴、坦诚的人际关系的怀恋与惋惜。可见方言影视剧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类型，其方言的运用并不是停留在对生活的“照相式”反映，它和所有艺术表达手法一样，都是在极力探索和发掘生活发展的逻辑规律，力求反映出生活的真谛。一个优秀作品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魅力，是在于作品所反映的某种生活真理能够永远充满艺术的生命力，永远活跃在一种创造性的审美现实中。一个优秀作品的价值，往往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具体生活的特指涵义，而具有对整个生活实质的某种深刻典型的概括意义。中国方言个性特征与文化表达的多样性，反映出我国人民语言能力的睿智和精神世界的广阔深邃，方言里面有许多地域文化的精髓，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的独特魅力既是我国传统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优秀方言影视剧创作生生不息的源泉。第六讲：中国古代的姓、氏、名、字、号一、姓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左传·隐公八年》“56\n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它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它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氏”，下面就来介绍“氏”。二、“氏”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享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56\n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2）以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6）其它（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划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56\n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三、名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左传·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提出“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即“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鉅、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56\n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1744年，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垂维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四、字“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56\n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符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余（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符晦，元赵孟俯（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五、号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俯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56\n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艺号（赠号）：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3、以封爵、谥号为号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享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第七讲：汉语称谓语与文化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充盈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传统伦理文化的地位有异、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和重男轻女等观念深深影响着汉语亲属语的形成和使用。汉语中的亲属称谓语是汉民族亲属关系和亲属观念的外化符号,其间充盈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亲属关系和亲属观念缘于一定的婚姻制度和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一般地说,有什么样的婚姻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就有什么样的亲属称谓系统。汉民族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对血缘关系的格外关心与注重导致了汉语中以婚姻为经纬由近及远、由内向外的庞杂精细的亲属称谓系统。一．汉语亲属称谓语的发展史《吕氏春秋·恃君览》云:“昔太古尝无君矣,其生民聚生群处……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是时,大约是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形式——56\n血族婚(也称族内婚)阶段。干宝《搜神记》所说的“盘瓠产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自相配合,同为夫妻。”以及伏牺、女娲兄妹结为夫妻再造人类的神话反映的就是这种婚姻的特点。其时尚处于杂交婚阶段,并无婚姻规例和家庭,因此,建立在婚姻和家庭关系基础之上的称谓系统难以形成。此一阶段因资料缺乏现在已无法观察。不过,在某些少数民族的称谓中尚保留这种婚俗的遗迹。如东北鄂伦春族在称谓中,对比自己年龄大而小于父亲年龄的,不分血亲、姻亲和世系的男性,均称呢热,女性称阿基。比自己父亲年龄大的不分血亲、姻亲和世系,男的称合克,女的称恶我。从前,云南景颇族的男子称自己的姊妹为“占”,也可以用来称呼妻子和已婚的女子。现在仍称妻子为“占”。但对姊妹的称谓已有区别:我的姊妹称为“霭占”,你的姊妹称为“宁占”,他的姊妹称为“捂占”。这均是血族婚留下的遗迹。人虽然是“男女精”的产物,但人类在自身生产中逐渐发现血缘婚配对后代正常发育的影响,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四》),便抛弃了这种血亲婚配习惯,人类婚姻制度便进入了亚血族婚(也称族外婚)、对偶婚阶段,此一阶段当处于母系社会时期。其时,不同氏族的同辈男女共为夫妻,子女可以确知其母而不能确知其父,是为史籍所云“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感孕而生”时代。远古传说中的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姜履大人迹而生稷的故事,就是这种婚姻形式的反映。“姓”的词源结构和书写形式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正是这种族外群婚的“语言化石”。《说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姓”是“生”的派生词。知母不知父,所以“感天而生”、“因生以为姓”,“姓”字也从“女”。另外,从汉语亲属称谓看,也能透露其中的信息。如,“父”作为亲属称谓,在甲骨卜辞中并不专指生父,而指同族的所有男性长辈,武丁时期的王族卜辞中,屡次出现“父甲”、“父乙”、“父丙”及“三父”、“四父”等父称;文献中亦有“诸父”之称:《诗经·小雅·伐木》:“既有肥,以速诸父”,“既有肥牡,以速诸舅”。毛传释曰:“天子谓同姓诸候,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异姓则称舅。”在周代宗法社会,与天子同姓国都是周初分封同姓兄弟所建之国,异姓国都是与周有联姻关系的甥舅之国。“诸父”之称显然与卜辞中的同族长辈男性通称“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亲属称谓是亲属关系的真实反映,从此可知,在族外群婚中,一群母亲所生的儿女都是一群父亲的儿女,因此,既无后世意义上的亲子、侄子之分,又无后世意义上的“伯父”、“叔父”之别。爸爸们和儿女们只用“伯、仲、叔、季”或“甲、乙、丙、丁”来区分长幼,即郑玄在《仪礼注》中所说的:“伯仲叔季,长幼之称”。这是远古族外群婚习俗的遗迹。对偶婚的男女长期同居,便形成了一夫一妻的个体婚(也称专偶婚)。个体家庭逐渐从母系氏族中分离出来,男女结合由从妻居逐渐变为从夫居,家长从女性变为男性,母系社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人类步入了父系社会。随着父(夫)权统治的建立,男子为使自己的嫡亲子女继承财产,开始独占婚姻对象而不允许其他男子染指;随着多妻制的出现又开始分嫡庶出、别长幼序。伦理关系和宗法观念日益增强,汉语亲属称谓也就日益庞杂精密起来。二．汉语主要亲属称谓语分类汉语中的亲属关系首先分为血亲和姻亲两大类。血亲是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血亲又分为两类:宗亲和外亲。宗亲是指与自己同姓的亲属关系,其中包括直系宗亲和旁系宗亲;外亲是指与自己虽然有血缘关系但不同姓。姻亲是指没有血缘关系而有婚姻关系的亲戚关系。汉语的亲属称谓就是这种亲属关系的产物。下面把汉语中主要亲属称谓列于下:（一）血亲1宗亲(同姓)（1）直系宗亲高祖父高祖母;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曾孙曾孙女。56\n（2）旁系宗亲伯父叔父姑母;堂兄堂弟堂姐堂妹;侄子侄女;侄孙侄孙女。2.外亲(异姓)外祖父外祖母;舅父姨母;表兄表弟表姊表妹;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二）姻亲伯母婶母;姑父(夫)姨父(夫)舅母;嫂子弟媳姐夫妹夫大伯子小叔子;内兄内弟大姨子小姨子;儿媳女婿;侄媳侄婿;孙媳孙婿。汉语亲属称谓语是汉民族亲属关系的产物,汉民族亲属关系又是汉民族伦理文化和宗法制度的结果,因此,汉语亲属称谓语集中体现了汉民族的伦理文化和宗法制度观念。对于汉民族伦理文化和宗法制度观念,虽然人们的具体概括表述不同,但在地位有异、长幼有序、亲疏有别、重男轻女等方面却具有共识。三．汉语亲属称谓语反映出的文化特点1．亲疏有别在汉民族亲属关系中,由于受宗法制度和观念的影响,导致了对血缘关系的极大重视。以男子为视点观察,一个男子的亲属包括父亲方面的父党、母亲方面的母党和妻子方面的妻党。依据汉民族宗法制度,父党为宗族、宗亲,母党为外亲,妻党为内亲,此外还有姻亲。在父系社会中,只重宗族、宗亲,不重外亲、内亲、姻亲,血统更是只论父系,即如清代学者崔适所云:“由父之父递推之,百世皆吾祖也。由母之母而递推之,三世之外有不知谁何者矣。”(《东壁遗书·五服异同考》)。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表现出来明显的亲疏有别。如从丧服制度看,血缘愈亲的服制愈重,血缘愈疏的服制愈轻。从亲属称谓语的构成来看,也无不是由近及远、由亲而疏。（1）从亲属称谓语的构词来看,是以直系宗亲亲属称谓语为源点或构词语素,广泛采用词根复合法构造出旁系宗亲、外亲、姻亲等亲属称谓语词。例如:直系宗亲旁系宗亲外亲姻亲直系宗亲旁系宗亲外亲姻亲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父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母姑母姨母伯母、婶母、舅母兄堂兄表兄内兄弟堂弟表弟内弟姊(姐)堂姐表姊(表姐)妹堂妹表妹子侄子孙侄孙外孙从上述例词可以看出,旁系宗亲、外亲、姻亲的亲属称谓语无不是以直系宗亲的亲属称谓语为中心构词语素,以偏正方式构造而成。对于旁系宗亲的父辈,则以标明长幼之序的“伯”、“叔”以作区别;对于同辈,则标以“堂”字与亲兄弟姊妹相别;对于外亲,则径直称“外”或“表”;对于姻亲,则以表示直系宗亲的语素表示其辈份,以其配偶的名称标明其类别。（2）汉民族古老的父系亲族聚居的居住习尚导致以居住关系表示亲属关系,居住的远近与亲属关系的疏亲相一致,旁系宗亲、外亲中以“堂”、“表”、“外”作为关系区别语素与直系宗亲相区别就是典型的例证。56\n所谓父系亲族聚居,是一个男性长辈及其配偶与他们的若干儿子、孙子、曾孙乃至玄孙及其配偶,连同尚未婚配的女儿、孙女、曾孙女甚至玄孙女共居住于一个居住单位,构成一个大家庭。这样,除直系宗亲外,必然还会有若干旁系宗亲同处于一个家庭,即所谓“几世同堂”,如《红楼梦》中的贾家、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家等。按“堂”字从“土”、“尚”声兼表义。《尔雅释诂》云:“尚,上也。”所谓“上也”即“高出”、“超过”之义。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居舍中,“堂”具有特殊位置;在空间位置上,“堂”一般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台基上,在一个居住单元中通常位于主要建筑物的前部中央,居中心位置;从功用上说,“堂”一般不作寝居之用,而是家庭重要活动如举行典礼、接见宾客、议决家事的场所。因此,“堂”便成为家庭的象征。由于父母是一家之主,其在家中的地位与“堂”在家庭居舍中的地位一样,所以,“堂”便成为父母的称谓,或称“堂上”,或称“高堂”,如李白《送张秀才从军》“抱剑辞高堂,将投霍将军”;“堂”又可尊称别人的母亲“令堂”或“尊堂”等,这是尊其长嫡地位的表示。另外,由于父系亲族聚居,导致几世同堂,即若干旁系亲属同处一堂,为区别直系、旁系,遂用“堂”表示同祖旁系亲属关系,如“堂兄弟”、“堂姐妹”等。“堂”即同处一堂之谓也,表示旁系亲属的“堂”,最初就称作“同堂”,如:《北史·公孙表传》:“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到唐代“同”字省去,“同堂兄弟”径直称作“堂兄弟”(参见赵翼《陔余丛考·三七·堂兄弟》)。与“堂”相对应的是表示外亲的语素“表”和“外”。按“表”小篆从衣、从毛会意。上古服饰质料以皮为主,而古人习惯把有毛的一面朝外,所以“衣”、“毛”构成的“表”字本表示衣服朝外的一面,后引申为“里外”之“外”,与“里”相对,如“表里山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古代居住是父系亲族聚居,这就意味着女性总要离开所出生的家庭而外嫁到别家,即“表”,其所生子女自然不会与本家住在一起;“外”意即外族,不同族团更不会聚居一起。于是对不居住一处的外亲称“表”或“外”,以居外关系表示亲属关系的疏远,在这一点上,“堂”与“表”、“外”是相同的。（3）从是否存在仅有语体差别的同义语素来看,关系最为密切的亲属称谓同义语素多,而关系疏远的次之甚至没有,同义语素的有无实际是亲属关系亲疏的曲折反映。同义语素或词语的语体差异是语用选择的结果,但一个语素或词语是否具有仅具语体差异的同义语素或词语实际表明这个语素或词语所代表的实体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亲属称谓同义语素多,关系疏远的次之甚至没有,这实际是亲属亲疏关系在语用上反映的结果。例如:在直系宗亲中,仅具语体差异的同义语素较多:父/爸/爹;母/妈/娘;子/儿;兄/哥。这四组因为关系密切,所以具有比较丰富的同义语素;而在旁系宗亲、外亲、姻亲中仅具语体差异的同义语素就较少甚至没有。例如,“伯”、“叔”、“姑”尽管是同宗长辈,但毕竟是旁系,他们就没有同义语素;“姨”、“舅”因为是外亲,就更不用说了。在直系宗亲中,上列四组有三组是男性语素,只有一组是女性语素,这实际是血统只论父系不论母系和父母地位上差异的结果。（4）从亲属语素的组合语序来看,一般也是按照亲属关系的“亲——疏”格式进行组合。例如:“兄嫂”。因为“兄”是直系宗亲,“嫂”是姻亲,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自然就“兄”前“嫂”后。如果说“兄嫂”的排序还受男尊女卑因素影响的话,那么,从下列组合中就可以明显感到亲疏的不同:叔嫂——*嫂叔;姑嫂——*嫂姑。在语言中,有“叔嫂”而没有“嫂叔”、有“姑嫂”而没有“嫂姑”,实在是因为“叔”、“姑”毕竟是“本家人”,而“嫂”终究是“外姓人”。这两例的排列顺序实际上是人们把旁系宗亲看得比姻亲更为重要,是“亲疏有别”制约的结果。2.地位有异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的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伦理道德,亦即人伦。人伦(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中国古代文化规定的做人的根本法则。按“伦”以“仑”会意,而“仑”本有次第、条理之意(《段注》)。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云:“仑字本系静词,隐含分析、条理之意。上古56\n之时,只有仑字。就言语而言,则加言而作论,就人事而言,则加人而作伦,……是伦论等字,皆是名词,实由仑字之义引申也。”前人的研究表明,在上古汉语中人与人的关系称“伦”,是“仑”引申分化的结果,汉字中“人”与“伦”结合为“人伦”使人与人的关系的意义更为显豁。关于“人伦”《孟子·滕文公上》的解释最有影响,“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所解释的“人伦”除“君臣”、“朋友”而外,“父子”、“夫妇”、“长幼”等均属家庭亲属关系,可见亲属关系是人伦的最核心的关系。由于中国古代血缘关系直接与等级、地位关系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人伦”成为安排与理顺人与人尤其是亲属关系中等级关系与地位关系的规范;由于“仑”有分析、次序、条理之义,因而来源于它并以它为构成要素的“伦”不仅有类、辈、次序、条理、顺从、秩序等意义,而且在人际关系中隐含着次序、顺从的评价意义;由于作为个体的人在亲属关系中的等级、地位有异,因此,在亲属称谓语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地位差异。（1）语言中亲属语素的组合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而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亲属语素在亲属关系中的位次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亲属语素在亲属关系中的位次制约着亲属语素的组合。我们先看“夫/妻/妾”与“子/儿”两组语素的组合情况:这些语素所指称的亲属实体在家庭中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明显不同,因而它们的组合情况也明显有异。“夫”可以与“妻”组合成“夫妻”,但“夫”绝对不与“妾/子/儿”组合,语言中没有*夫妾、*夫子、夫儿的说法。表现出“夫”在家庭中地位的高高在上。“夫妻”的组合表明作为“夫”的配偶,“妻”还可以与“夫”并立而站,尽管是在后面,但毕竟“妻”是“妇与夫齐者也”,尽管这是一种理想;而“妾”则没有“妻”的这种资格。按“妾”是“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妾”即是女奴,这从“妾”字的构形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春秋》云:‘女为人妾。’妾,不聘也。”可见“妾”在家庭中无地位可言。所以虽然“妾”与“夫”属于同辈,但*夫妾依然不能并列组合。同与“夫”的组合能力已可以看出“妻/妾”的地位差异。其次,从“妻”、“妾”同下一辈的“子/儿”组合情况看,“妻/妾”的地位差异也表现得很明显。“妻”可以与“子/儿”组合成“妻子”、“妻儿”,但“妾”则连这种“权利”也没有,语言中没有*妾子、*妾儿的说法,可见,“妾”在家庭中地位连下一辈的“子/儿”都不如。从上面的组合情况可以看出,虽然同属于一个家庭的成员,但“夫”高高在上,它不与地位不如它的亲属语素组合,虽然它可以与“妻”组合成“夫妻”,但这主要是对称的结果,并不是由于“妻”真的是“妇与夫齐者也”、他们地位平等的缘故,这从“夫妻”组合“妻”排在后以及“妻”与不同“夫”组合的地位或辈份低的“妾/子/儿”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这表明,从丈夫视点看,妻子与家庭成员中的地位较低的“妾/子/儿”可并举看待,只不过“妻”的地位略高一点而己,语言中妻子称丈夫为“夫君”而自称“臣妾”亦可证明这一点。作为丈夫的配偶,“妻/妾”可以组合成“妻妾”,表明对“夫”而言她们的身分相同,但“妻”能与“夫”组合成“夫妻”、能与“子/儿”组合成“妻子”、“妻儿”而“妾”不能与它们组合,表明“妾”比“妻”的地位低得多。又如“兄”。“兄,长也。”兄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特殊。它可以与“一家之主”的“父”组合成“父兄”,而它同辈的姐、弟、妹就没有这种资格,语言中没有*父姐、*父弟、*父妹的说法,这实际上是“长兄如父”观念影响的结果。综上所述,在亲属语素的组合能力上,地位不同导致了它们的组合能力不同,换句话说,它们不同的组合能力是不同的地位差异制约的结果。（2）亲属语素组合的序次是由亲属语素在亲属关系中的位次所决定的,换言之,亲属语素的位次决定它的组合序次。同辈亲属实体语素组合,总是地位重要的在前,次之的在后。如:夫妻、妻妾,而没有*妻夫、*妾妻。异辈亲属实体语素组合,总是长辈在前,晚辈在后。如:父兄、妻子、妻儿。3.长幼有序56\n《孟子·公孙丑下》云:“天下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可见“齿”即年龄是在家国同构的社会中确定人的地位、建立秩序的三个条件之一。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者爱人”,虽然古人拥有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但“序长幼、顺少长”的长幼之序还是非常严格的。（1）亲属语素的长幼之序制约着语素的组合顺序,不管是同辈还是异辈亲属语素组合均是长前幼后。例如:异辈组合:祖孙*孙祖,母女*女母,叔侄*侄叔,婆媳*媳婆,父兄*兄父,妻儿*儿妻;同辈组合:哥弟*弟哥,兄妹*妹兄,姐弟*弟姐,姐妹*妹姐,姊妹*妹姊。在这里,只有“兄弟”例外,可以说成“弟兄”,这或许说明在同辈中长幼之序的制约作用有所弱化,但在异辈中是千万不能倒置的。（2）“嫂”与“弟”的得名是长幼之序影响的结果。哥哥的妻子何以叫“嫂”?《释名·释亲属》“嫂,叟也。叟,老者称也。”贾公彦《仪礼注疏》“名兄妻为嫂者,尊严之称。——嫂犹叟也。叟,老人称。”“嫂”是晚起的称谓,之前称“姒”。《尔雅·释亲》“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后生为娣。”“同出”就是同嫁一夫,这是古代媵妾制的婚俗。在姊妹同嫁风俗消失之后,它们转而又成为妯娌之间的称谓。《礼记·丧服传注》“娣姒者,兄弟妻相名也。”《尔雅·释亲》“长妇谓稚妇为娣妇,稚妇谓长妇为姒妇。”“姒妇”就是大伯子媳妇,现在有一专名“嫂子”,而“娣妇”就始终没有专名,只是变为现在的“弟媳”或“弟妹”。“嫂子”专名出现的原由从“嫂”从“叟”、“嫂”“叟”同源就可得知,“嫂”得名于“叟”,是因为年龄稍长才得到这样的“尊严之称”,后来妯娌之间失去血缘关系,再加上世系、排行以男性为主,使妯娌之间排序不再以自身年龄为准,而依所嫁丈夫的排行为准,这又是遵从长兄的结果。“弟”,《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说“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说文》“弟,韦束之次第也。”《释名·释亲属》“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义》说得更明白,“弟者,悌也,心顺行笃也。”由此可知,“弟”得名于“弟”(次第),与“弟”同源的还有“悌”,《说文》云“善兄弟也。”颜师古在《汉书·惠帝纪》注中解释得更为明白:“能以顺道事其兄也。”传统伦理道德特别强调“兄友弟恭”,“弟”得名于“弟(次第)显然是“弟”比“兄”年龄小的结果。4．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是汉民族传统伦理文化的一大支柱。《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再加上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从四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行为的金科玉律。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影响久远。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这种观念也有明显具体的反映。（1）“男前女后”的组合排序是重男轻女观念制约的结果。在亲属称谓语中,凡是男女并举时,其排序一律是男前女后。如:父母*母父,公婆*婆公,夫妻*妻夫,儿女*女儿,哥姐*姐哥,弟妹*妹弟。在父系社会中,世系辈份分都是按父亲来计算的,因此,男前女后应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尊卑之序。（2）同辈亲属称谓男性和女性的不对等是重男轻女观念的反应。父辈的亲属称谓,男性的分别称伯、叔,区分长幼,女性的则不分长幼笼统地称姑;伯、叔与姑明显的不对等。对同样是晚辈也男女有别,如哥弟的儿子称“侄”,姐妹的儿子称“甥”,他们都有专称,但哥弟姐妹的女儿则分别叫“侄女”和“外甥女”。再如,语言中称后代为儿孙,但没有女孙的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孙就没有了“香火”,无异于“绝后”,女儿终究是要嫁出去的人、泼出去的水,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即便是无男有女,也要说“妻儿老小”,而不说“妻女老小”了。56\n（3）由于男性亲属称谓显得尊贵,也就导致出现了女用男称的现象。如姐姐又称女兄,妹妹又称女弟,孙女又称女孙。女孩子之间除称“姐儿们”外,戏称时也互称“哥儿们”。最有意思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尽管她位高权重,其“衔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仁献崇熙显皇后”长达21字,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好字眼儿”,但她还是喜欢宫里的人称她“老祖宗”或“老佛爷”,光绪帝则称她为“亲爸爸”。这样以男性称之,无疑是为了显示她的高贵身份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的发展变化使社会伦理观念随之发生变化,与社会伦理观念紧密相关的亲属称谓语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古今亲属称谓语的变化主要是简化,表现在:第一、亲属关系的简化导致亲属称谓语的简化。由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尤其是晚婚晚育“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致使家庭结构关系大为简化,许多亲属称谓语渐渐失去用武之地,逐渐成为历史词语。第二、伦理观念的变化导致亲属称谓语的简化。如直系与旁系、直系与外亲、姻亲的同辈之间一般直接用“哥弟姐妹”相称;许多家庭第三代一律称“孙子、孙女”,不再区分“内”、“外”、“表”。这表明内外、亲疏有别的血缘观念正在逐渐淡化。四．其他称谓语的演变汉语中像“先生”,“小姐”和“同志”等的词义引申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指到泛指,符合语义发展的普遍规律。1.称谓语“先生”的演变汉语社交称谓语“先生”指称对象从有德识的长者到普通人,呈现通用、泛化的趋势。“先生”是当今社会中广为应用的社交称谓语,它的发展演变,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并折射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先生”是尊称。称呼人为“先生”就是一种尊称、敬称,是“礼貌式”的称呼。中国古代,“先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指称意义,但是最主要的含义是称呼老师,不管什么朝代,“先生”都表示尊敬之意。“先生”又是泛称、通称。自先秦以来,“先生”就是一个使用范围很广的称谓,唐宋以后,“先生”之称愈用愈广。在老师的基础上泛化,逐渐引申为对专业行家的尊称。后来就不太关注“学问”和“德望”了,“先生”可以推广到称呼那些不是教师和知识分子,但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成为社会上对男性有身份有地位者的尊称、通称。再后来甚至不严格区分被称呼者的年龄、职业、身份等,成为一般人之间的通称,是一种纯粹的指称男士的敬称形式,成为一种社交的普通称谓了。“先生”词义不断演变,成为泛化的通称。“先生”的词义演变,正是政治、经济以及人们心理变化的反映。“先生”在演变中,一直延续着作为尊称、敬称的用法。受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人使用称谓非常谨慎,在称谓中讲究长幼、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这在“先生”的词义发展中有所体现。改革开放以及与国际接轨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许多旧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消失了;同时许多新的社会角色、身份、地位出现了,原来使用的一些社会称谓,已经不能满足交际的需要,加之称谓观念趋向于西方的平等化,交际需要我们使用世界通用的称谓,以便交际双方构建一个更加亲切、融洽、密切的人际关系。现代用法中,“先生”作为通称比较流行。“五四”以后,受到欧美的影响,在适用对象上,不断泛化作为男性敬称的用法。但是这个称谓一般只是用来称呼有文化、有地位的人,而且不限于男子,对妇女也可使用。解放初和文革时因为“先生”缺少革命色彩而一度少用。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流行开来,淡化了政治色彩,更能体现出对称呼对象的尊敬,反映了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9]。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增多,在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mister对译词“先生”的使用也逐渐增加。推而广之,也不一定是什么有身份有地位的,只是对男性公民的一种敬称、通称。56\n由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彻底消失,传统称谓词中讲究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也还有着潜在的影响,在现代汉语称谓系统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今天“先生”仍然保留着对年长者的尊称、称呼老师等用法。由于存在“等差”,用“先生”称呼老师体现的是一种尊敬但是较为疏远的关系。大学中,学生们对年轻的教员使用“老师”这个称谓,用以区别中、老年教师,称呼“先生”隐含了对后者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尊敬,称呼“老师”则含有比较亲切的意思。从这点上,对人称呼“先生”显得严肃有余,亲热不足。重视了等差,却忽视了情感。国内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交往中,商店、服务业、旅游业等都使用“先生”这个称呼,则体现了人们希望淡化称谓的政治色彩,忽视阶层、职业、年龄、收入等情况,强化感情色彩,追求关系的平等和融洽。2.称谓语“小姐”的演变汉语称谓语“小姐”的词义演变一波三折,几度沉浮。“小姐”并不是一个新词语,它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称呼。“小姐”称谓的起源与习俗相关。宋代用来称社会地位低微的宫女、婢女、妓女和妾。“小姐”实为“小”,“小”有“低微”之义。元以后,“小姐”一词的词义开始有了变化,用来指称缙绅仕宦人家的青少年女子,进而演变为对未婚富家少女的敬称。民国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白话文的兴起,外来文化及外来词汇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变化。在欧美国家,未婚的青年女子被尊称为Miss,这一称谓与中国对青年女性敬称的“小姐”在词义上相吻合,于是,“Miss”与“小姐”并行流传于当时的社会及文学作品中,并进入大众的言语交际,成为当时中国对新女性的一种时髦的称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表示身份、地位、关系平等的称谓语“同志”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并在短时期内迅速流行于中国的大江南北,成为当时极具特色的特殊称谓语。另一方面,对敌对阶级,则严格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带有阶级色彩的称谓语“小姐”渐次成为思想腐化、落后、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女性的代名词,从而失去其生存的土壤,逐渐退出社会交际场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中国人民的交际机会和交际场合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更新,审美情趣也日趋雅致。与此同时,新一代女性越来越活跃在社会舞台中,并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建设中去,成为令世人瞩目的社会群体。社会交际需要我们使用世界通用称谓,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求新求美的审美心理,并在新形式下建立一种更加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而我国长期以来对于女性的专有通称又存在缺环,于是,“小姐”一词又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并且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成为对女性特有的泛尊称,甚至忽略其年龄、婚否等语素意义。人们把职业女性称为“小姐”,文化界、服务业的女士也被称为“小姐”。同时,“小姐”一词也突破年龄、婚姻、财富的界限,成为带有褒义的雅称而传遍中国大地。然而,90年代后期至今,含贬义的“小姐”词义出现回归,在某些社交场合成为从事色情服务业的“三陪女郎”的代称。而“小姐”一词作为“性服务者”的这一义项也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对从事色情行业女性的讳称。“小姐”带有了明显的轻视鄙夷的意味,人们甚至因避免他人的误会而尽量不使用“小姐”这一称谓,或换作其他的称谓。如:在中国的东部、西部和南方一些地区,人们将服务员改称为具有地方色彩的特殊称谓“小妹”、“翠花”等,以避免“小姐”称谓的使用。3.称谓语“同志”的演变“同志”之义由“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演变为“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第一义项)”,使“同志”带上了政治色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志”就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内成员也互称“同志”,“同志”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现代汉语词典》中“同志”的第二个义项是:“人们惯用的彼此之间的称呼”,如“56\n老同志;女同志”等。相对于带有政治色彩的第一义项,第二义项是第一义项词义的扩大。解放后,因为“同志”强调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革命目标,同时增进了人们交往时的信任感,是人们交往时亲切友好关系的表述形式;而且,“同志”的使用范围很广,不分性别、职业,因此,“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们称谓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通称。“文革”十年,“同志”的政治色彩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同志”是人民内部的一种称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划分敌我的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国人以及港、澳、台同胞来中国大陆观光、投资的越来越多。在彼此的交往中,两种文化发生了碰撞,“同志”开始出现负面影响。因为外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一定有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害怕太浓的政治气氛,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再者由于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不同,对“同志”的理解不同,以及赋予“同志”的含义也不同,如香港把同性恋者都叫“同志”,成了另类人的代名词。于是“同志”的称谓在社会上逐渐不吃香,久而久之,“同志”这个词好像突然消失了,只会偶尔出现在一些较为正式的会议中或某些特定机构中,如军队。4.称谓语“老师”的流行近年来,汉语中还出现了一个对大部分成年人,尤其是成年男子都适用的尊称“老师”。“老师”本来专指教师这一职业的人,后来医院里的病人也称医生为“老师”,现在据笔者观察,成年男子到商场购物或是饭店就餐,服务人员都倾向于称呼他们为“老师”,这可能与当今社会推崇知识分子有关。从一个专指教师的职业称谓变为社会通称,“老师”的含义有了新的变化,即“知识分子或看起来像知识分子的成年男子”。5．网络与新的流行称谓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与普及,许多新的称谓流行于年轻的网民之间,要理解它们的意义决不能只看字面意思,例如“恐龙”指丑女,“青蛙”指丑男,“美眉”指年轻、漂亮的女性,“菜鸟”指计算机网络新手,与之相对的是“大虾”(取大侠的谐音,即电脑高手)。现在不仅仅限于网络,年轻人在日常交流中也喜欢使用这些称谓。称谓语虽是人们日常交际中最平常的用语,但如果仔细去体会,会发现它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因素。正所谓“一粒沙中见世界”,透过它可以看到沉淀下来的古今中外文化。汉语的称谓语和称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选择什么样的称谓语和称谓方式受其文化背景影响和制约。了解现代汉语称谓语可以发现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与人交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