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论文 5页

　　后分析哲学时代与英美－欧陆的哲学对话论文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1993年，美国哲学家瑞彻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今日美国哲学》，1主要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深入剖析了1992年之前美国哲学的状况。他反复强调，当代美国哲学的特征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甚至是四分五裂、群雄割据和大杂烩，或者用更好听的措辞——百花齐放。就在十年前，理查德·罗蒂在同名文章中2谈到美国哲学的时候，描绘了二战后美国哲学从哲学活动的科学模式向政治模式的迈进.freelan）等人就编了一部名为《后分析哲学》的文集11，其中收录了当时美国主要哲学家的13篇论文，如罗蒂、普特南、戴维森、伯恩施坦、罗尔斯等。实际上，这部文集体现出美国分析哲学界内部的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的反思和质疑，它要通过这些文章所代表的倾向，回答这样几个问题：这些哲学家的工作是某种新的开端，还是一脉相承，抑或只是一时的破裂和转折？是意味着美国出现了新的哲学吗？这对其他学科和登上舞台的一代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其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后果是什么？当然，20年后，形势逐渐明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这个称谓意味着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对概念分析（至少是对概念分析在20世纪的过分运用）的普遍怀疑，意味着作为运动、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已走向终结，新的哲学地图正在形成；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并没有另一种主导性的替代物引领英美哲学的潮流，而是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当然，分析哲学作为方法、技巧和风格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n（3.1）更为严肃、深入的哲学史研究成为当代英美哲学家的亮点，既吸取了分析哲学的丰富成果，也为今后的哲学发展挖掘出丰富的思想资源。当代英语世界在哲学史的研究和编纂上的重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种分析技巧与对文本的精细考察、对思想资源是深入挖掘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让哲学史的编纂别开生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色是通过分析技巧重构哲学史中的关键性论证，力求使之清晰、融贯，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其中的不清晰和不融贯之处。这种分析方法与对历史本来面貌的追求相结合，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既让传统的哲学论证得到深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反映出哲学思想的原貌，不断地澄清和摆脱偏见。尤其重要的是，二者的结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析哲学逐渐摆脱了早期过分倚赖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路线，从而把哲学史的维度纳入视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总的来看，在英语国家，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无论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3.2）形而上学研究的回归和繁荣。早期分析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摩尔、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原则。但事实上，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实证主义者还是日常语言哲学家，都在宣称传统形而上学是成问题的、无意义的、混淆的同时，继续处理着传统形而上学所遭遇的问题，并隐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学的态度普遍弱化，这得益于普赖尔（ArthurPrior）、齐硕姆（RoderickChisholm）、塞拉斯（illikan）等，都在谈论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把头把交椅让给心灵哲学，退居次席。当代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源自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问题的反复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也受到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响。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身心问题到心理状态、心理内容，从感觉、表象、知觉到思想和语言，从人类理性、人工智能到对行动、意向和意志的研究，还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识等。可以说，心灵哲学涉及从形而上学到经验研究的各个理论层次，相关的理论、学说和“主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除了上述基本趋向之外，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显著变化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甚至融合趋向。对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很可能是更重要的。三、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1949年费格尔和塞拉斯合编的《哲学分析读本》16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确立，而罗蒂于1967年编的《语言转向》17则使这“linguisticturn”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分析哲学运动达到了鼎盛期。在世纪之交，哲学家也在不断地回顾、反思着分析哲学的历史，并为之画上了休止符。可以说，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着什么，而后者则略带悲壮地回顾、展望着什么。弗罗伊德等人编的《未来的往事：20世纪分析哲学传统》18和索姆斯受到好评的两卷本《20世纪的哲学分析》19便是代表。西方哲学家也多次集中讨论过“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今顶尖的哲学家中，不少人致力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整体或某个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阿佩尔，美国的伯恩施坦、罗蒂、麦克多尔、布兰顿，英国的威廉姆斯（Bernarday）甚至认为，二者的区分完全是肤浅的，那些用于区分的标准没有一个是有效适用的。20里查德·坎贝尔（Richard\nCampbell）也认为这两种风格的区分是令人误导的，遮蔽了两种哲学之间隐秘的形而上学差异，“欧陆哲学”这个词甚至包含着偏见，是被“分析哲学”想像出来的“他者”。21比雷茨基（AnatBiletzki）认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欧陆”则是地理学概念，二者是不对等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必然在欧陆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对立起来，则忽略了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分析哲学。22按照惯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经不是当前的主流，那么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实施路径。可是，这种思路是不适宜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学领域，却不是简单的分分合合。在这里，我们赞同罗蒂的温和主张：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欧陆哲学的区分，并倾向于对话的哲学。“对话”为我们理解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分野和交汇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走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提供了平台，更为我们绘制新版的哲学地图和新型的语言街区提供了可能性。（4.1）既然分野或裂隙是从康德和康德之后开始的，甚至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开始的，我们就需要重返哲学史，并把哲学史至少当作哲学本身的重要方面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学家要走出自然科学模式的窠臼，不能认为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23另一方面，对于欧陆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HerbertSchnadelbach）在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强调的：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24双方都应当克服传统、专业化以及学术训练的隔阂，以宽容的态度展开对话，为多元化的哲学图景增添新的色彩。罗蒂本人的检讨非常值得借鉴：“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25（4.2）既然我们认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存在着分野和裂隙，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各个角度出发去描绘这一图景，并尽力解释其成因；只有我们深入理解了“分”\n的现象和成因，我们才能把对话深入下去、扩展开来。西蒙斯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谁之过？分析－欧陆鸿沟的根源与可避免性》中26，清晰勾勒了二者鸿沟的来龙去脉，他将其主要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等。他总结出七个教训，认为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先天的可能性，属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而要在其中梳理出较为稳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谭；不过，虽然没有单个的人或事件应为分析－欧陆的鸿沟负责任，但大量因素要共同负责；然而，这一鸿沟决不是绝对的，要想从地理学上描绘这一鸿沟，就非得歪曲和强暴实际的事实不可；最后，了解和解释这一鸿沟乃是我们的职责，而这也就是说，继续我们的哲学研究吧。我们不必完全赞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欧陆的鸿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着实际的进程。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归约为事实如何，而放弃思想根源上的追问，但反过来不顾事实也是不可取的。（4.3）就关键性哲学家进行对话，或就重要论争展开对话。如果一定要推出双方各自的领军人物，而且这两个人物还具有超越派系的历史地位，能够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最伟大的哲学家比肩的话，则非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莫属了。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国哲学的面貌，而他在二战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欧陆裂隙的政治背景。维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哲学的主要进程，并且还将以崭新的视野和方法继续塑造未来的哲学图景。对他们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间的对话，势必继续沟通曾经壁垒森严的对峙局面，为哲学地图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平等对话提供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皮尔士的符号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的，构建了先验语用学或先验符号学体系，在促进英美－欧陆的对话方面颇有贡献。布兰顿作为美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他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由于这种综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场统称为“推理主义－整体论－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简称“IHFPR传统”）。27\n在20世纪，有几次关键性的论争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大学展开了争论，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展开了彻底的攻击，而卡西尔与这一传统的联系是最密切的。此后不仅，卡尔纳普就严肃地研究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于1932年发出了对海德格尔的著名的论战檄文。28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卡尔纳普早年对新康德主义的挑逗，能否让我们作为焦点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学传统的发展呢？同样，我们能否聚焦于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去真正理解欧陆传统的发展，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呢？我们能否从卡西尔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哲学灵感呢？相反，也许更好的情况是，我们最终离开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把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定位在不那么系统化、而是更为多元化的路线中。29此外，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福柯与乔姆斯基、塞尔与德里达之间的争论也都具有各自领域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哲学论战的梳理和剖析，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沟通，甚至融合，都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展开。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英美哲学正在经历从分析哲学时代向后分析哲学时代的转变之中，与此同时，在21世纪初，英美哲学界和欧陆哲学界都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壁垒，对话、沟通、融汇取代了哲学意识形态的固步自封、画地为牢。虽然我们还无法绘制未来的哲学地图，但也许我们有希望在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新潮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