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景 10页

　　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景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应用哲学曾经辉煌一时。近年来，随着生活世界的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多样化，应用哲学面临着挑战和新的机遇。善用这些挑战和机遇，不仅对于应用哲学自身，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为了应对应用哲学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就应用哲学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景作出新的反思。其中包括：第一，哲学之用具有何种意义？为什么应用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可能，而且是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哲学的多样化发展对应用哲学意味着什么？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三，为什么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要确立生活哲学的主导地位？　　一、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　　哲学是否有用的问题本身是个伪问题。从体、用之辨的角度看，既有哲学之体，必有哲学之用。哲学因为有用才产生，因为其用之变而发展。因此，哲学应用的可能性问题从哲学产生之初就默认已经获得了解决。问题不在于哲学是否有用，而只在于如何应用。正是哲学的如何应用，决定了应用哲学之现实性。　　从西方哲学史看，希腊哲学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随着交往的扩大和生活世界的拓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对世界的宗教或神话解释，试图以理智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后来转向人学，则是由于对世界的认识不能满足自我认识的需要。由此可见，哲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的需要才产生的。以后所有的知识部门都从哲学分化出来，所以，哲学获得了科学之母的地位。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当时所有的学科都是哲学应用于具体研究领域的结果。　　到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随着城邦的衰落，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基督教起而代之。基督教有三个来源：犹太教、东方神秘主义和希腊罗马哲学。基督教哲学后来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柏拉图主义时期和鼎盛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由此可见，基督教哲学是为了满足信仰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发展过程受到希腊罗马哲学的深刻影响。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没有希腊罗马哲学，也就不会有基督教。\n　　近代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追寻科学何以可能的认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内容。康德不仅研究了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而且研究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为实用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则为新科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护。由此可见，近代哲学恰恰是与科学大发展联系在一起，为科学大发展服务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与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牛顿直接把自己的自然科学成果作为哲学应用的结果，爱因斯坦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康德的深刻影响，这恰恰表明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至于20世纪以来，哲学从回到语言到回到生活世界本身，就更是哲学之用展开的鲜明体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看，马克思之所以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恰恰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只是解决了认识问题，未能解决实践问题：康德注意到，实在（Reality或现实）有两种，一种是认识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一种是实践意义上的自为之物，他认为人只能认识自为之物，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费希特注意到这种割裂是由于康德把理性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人为分开，他主张用本原行动把两者统一起来，为新的知识学奠定基础；黑格尔根据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原则，把费希特的知识学扩展到绝对的存在，从而实现了自在与自为、为我与为他在本体论上的统一；费尔巴哈批评了黑格尔的理性神秘主义，把绝对还原为人，但由于缺乏实践观点，尤其是革命的实践即对象世界的改变和主体的自我改变统一的观点，费尔巴哈重新陷入了直观唯物主义。这使费尔巴哈的人学同18世纪的法国社会唯物主义一样，不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马克思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人类解放的需要。马克思通过法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批判理论，从而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新型科学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可视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应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应用。以后，由于俄国实践的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阶段，从而以科学理性代替了革命的实践意义上的理性，推动了俄国、中国以及后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为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开端的。.L.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由于哲学自身革命的需要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且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用？\n　　有人说，哲学之用，是无用之用。这对于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候的哲学从直观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的活动出发，因此主要满足人类理解世界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改变世界的需要。马克思的哲学却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它不满足于在直观的意义上解释世界，而是试图实现世界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就单纯地为理解而理解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并不能改变现状，因而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没有用的；但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旧哲学之为理解而理解的意义而言，马克思甚至不再把他的新世界观称为哲学，因而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作为非哲学的哲学），能说这样的哲学没有用，能说作为这样的哲学之应用的应用哲学体现的是无用之用吗？　　当然不能。　　从历史上看，哲学无用论的出现往往与时代转型相关。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旧哲学无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变了，旧哲学当然失去作用。在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无用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谈过哲学的终结，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但哲学的终结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而只是旧哲学的终结。比如恩格斯谈哲学的终结是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是指它不再是旧哲学，而并没有否认它仍然是世界观[1]。马克思也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终结了，兴起的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2]。这样的哲学是为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所谓有用和无用的界限，就是由这种作为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哲学规定的。在这一意义上，新时代的一切新事物，无非都是新哲学原则的应用。　　当代哲学无用论的盛行，多数并不是在上述语境中讨论问题的。相反，它们往往基于愚蠢的功利主义或狭隘的价值观。愚蠢的功利主义者把一切不能立竿见影，让自己马上得到好处的东西都看得没有用处。狭隘的价值观仅看到某一种特定的价值，比如仅看到体现为货币的交换价值，认为不能用它衡量的就都没有价值。在当前社会中，很多人认为只有教人如何赚钱或如何做官的学问才有用，否则就没有用，忽略了金钱和权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这种愚蠢和狭隘让人只承认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形而下者，既然如此，对这些人来说，探讨看不见、摸不着的形上之道的哲学，能有什么用呢？\n　　马克思曾经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这正是对当代哲学无用论的最好说明。马克思并不否认吃喝住穿等使用价值或货币的交换价值，但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有手段的意义，而且都只是物质生活的价值体现。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应当得到满足，因而价值也不是单一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与作为手段的具体科学相比，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是作为目的的价值本身，而不是某一种具体价值。哲学之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探讨的并不是哲学有没有用，而是各种哲学分别有什么用？如何应用？　　二、何种哲学？如何应用？　　人们的愚蠢和狭隘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马斯洛则认为，需要有一个等级结构，只有低级需要得到了满足，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哲学满足人类的需要也是如此。当人们为物质需要所支配的时候，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只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有当人们摆脱了物质需要的束缚，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精神需要才会产生出来。这时候，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就不再是狭隘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因此，不仅不同的时代呼唤不同的哲学和不同的哲学应用，而且不同的需要也只能由不同的哲学来满足。人们在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包括唯心主义在内的某种哲学之所以不可根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甚至在有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不同历史作用进行研究以后也仍然存在这种忽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特别研究了18世纪法国的两种唯物主义：一种是起源于笛卡尔的自然唯物主义，一种是起源于洛克的社会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它们分别满足的是认识自然的需要和认识社会的需要，从而分别成为法国自然科学的遗产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遗产[4]。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关注马克思的这一划分，似乎马克思之前在社会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唯物主义，似乎社会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如果真是这样，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影响呢？\n　　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因而人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做出不同阐释是完全正常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阐释，都有自己的根据。从国内研究来说，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还是人学阐释，或者实践本体论阐释，都各有各的道理。笔者一贯主张用生活哲学体系把所有这些阐释统一起来，原因不在于否认这些阐释各自的合理性，而在于：从理论上来说，生活哲学的包容性最强，不仅把以上阐释都扬弃于自身之内，消除了它们各自在阐释马克思文本时的相互冲突之处；从实践上说，它不仅能满足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且能满足建设实践的需要，因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马克思看来：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这里的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国家和法、人类精神等等层面，恰恰是马克思把生活划分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的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在于说明了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并以此作为划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标准。而人类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束缚的社会。因此，随着社会的变革，需要本身也必然随着改变，从而要求有不同的哲学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代表着双重批判，即：既对国家和法、意识形态、市民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等等，又对反映这些现象的法哲学、意识形态（形式）学、社会学（马克思创立生活哲学时社会学尚未创立）、政治经济学等等进行批判。只要符合马克思的双重批判标准，各种对马克思的哲学阐释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其中，西方研究者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起来之后，分别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思潮；东方研究者包括国内学者则按照东方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分裂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学和实践本体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对这些派别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理论上，我们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它们各自是否符合双重批判的要求；在实践上，则是它们各自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n　　西方研究者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追溯到恩格斯的做法，是极其草率的[6]。这个体系发源于普列汉诺夫[7]，经列宁（主要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不包括《哲学笔记》），到斯大林，才最终确定下来。正如安启念等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派生形态，其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理性对民主革命的指导作用，因此，按照我的看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而不是建设的哲学。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既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世界观自诩，那么它的应用主要在指导科学研究方面，包括它所声称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按照这样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方法论），从而是价值中立的。显然，这样的哲学不仅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甚至不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它只是民主革命的哲学。列宁和毛泽东都注意到，由于东方的落后，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相反，列宁明确指出需要工农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本质上是适应这种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也必然随着这种革命的结束而失去其时代性。随着民主革命的结束，这个体系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此以后，它只具有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当下的社会里，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是否有用、如何应用？　　三、生活哲学及其应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存在对哲学的不同需要，在这一意义上，每一时代之展开，无非是特定时代的哲学之应用，所谓哲学无用，主要适用于不同时代的转型时期。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体系适应的是不同的需要。今天之所以有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是由于他们误把某种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运用到了它所不适用的语境。那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哪种意义上还有用？如果有用，如何应用呢？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既同马克思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时期的19世纪40年代不同，也同斯大林总结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20世纪30年代不同，但它的时代特点没有发生变化。如果说19世纪40年代只有英国才实现工业化，出现过剩经济，那么，无论是当今中国，还是从整体上看的当今世界，都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因此，如果说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一切主要在英国具有现实性，那么当今中国和世界都已经进入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语境了。\n　　众所周知，马克思时代的过剩经济，还是一种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来说，是过剩了。它所表明的，实际上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国已经解决，其手段主要是通过凯恩斯革命和福利政策，把无效需求变为有效需求。按照这样的思路，中国的问题也不难解决。目前中国的任务主要是拉动内需，而拉动内需的核心是增加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变无效需求为有效需求。这要求实现利益格局调整，当然有困难，但欧洲和美国已经做到的，中国一定也能够做到。如果一切顺利，中国很可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今天的欧洲和美国的水平。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成功地做到了欧洲和美国已经做到的一切又如何？我们看到，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和债务上限危机，欧洲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日子都不好过。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另一面，是消费社会的来临。消费社会的事实表明，人们所面对不再是相对过剩，而是绝对过剩，就是说，人们的刚性需求都已经能够获得满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刺激弹性需求，让它继续拉动经济的增长。　　弹性需求的时代恰恰是生活哲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刚性需求主要是物质需求。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论看到，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社会需求、精神需求将会提上日程。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来看，自从中国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以后，物质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目前仍然需要关注的，主要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落后的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绝非权宜之计，而是时代本身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派生形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人学等等，就都显出其局限性，而把所有这些体系包容于自身之内的生活哲学，恰恰能够发挥它的功用。　　回归生活世界，是整个21世纪哲.L.学的发展趋向。从当代西方哲学来看，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或是对两者都有影响的现象学，都适应了回归生活世界的要求。科学主义以维特根斯坦为例，人本主义以哈贝马斯为例，现象学以胡塞尔为例，他们都提出了回到生活世界的口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看，回到生活世界不仅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观点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科学世界观陷入困境的必然结果[14]。\n　　人的生命活动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主要满足的是求知需要；人学作为人道世界观，主要满足的是情感需要；实践本体论作为实践哲学，主要满足的是意志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盛行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关于革命未来的科学认识问题，因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建设时期则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利益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的情感需要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道世界观的人生哲学必然大有市场，而随着对现状不满的加剧，随着人们改变现状的愿望日益迫切，作为意志世界观的实践哲学也会大行其道。与科学世界观相比，人道世界观和意志世界观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更有用、更受欢迎，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是从生活哲学的角度看，三种世界观都有其片面性。分离开看，知、情、意都只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个方面，因此无论是科学世界观，还是人道世界观、意志世界观，都只突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侧面，而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生活哲学却是从完整的人出发的[15]。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世界观，而且是一种人道世界观、意志世界观，因此体现了知、情、意的统一。这样的世界观具有最大的适用性，拥有最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科学世界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不同。它所体现的并不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概括与总结，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科学观，即历史科学观，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因此，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是从它们的单纯对立中，而是从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或它们的彼此相互制约中去考察。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这表明，相互对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只不过是历史科学的未完成形态。随着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扬弃，人和自然的对立也将消除，从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7]，而随着这种共产主义的到来，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8]显然，只有这样的科学观才能解决生态文明研究中的难题，如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地位说的对立，等等。\n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人道世界观与人学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无神论信仰。在马克思的人学中，人并不是指现存的个人，而是指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中的个人。从情感的角度说，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人的对立不能消除，从而使个人的社会情感得不到满足，只能在宗教中、通过超社会的神来提供精神家园。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作为人的世界，国家和社会本身是颠倒的。宗教之所以存在，恰恰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情感；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9]随着私有制被扬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也将被扬弃，从而不必逼迫我们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二者择一。那时候的个人将是社会的个人，即实现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人类一致的个人。任何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是追求社会的利益，追求社会的利益也是追求个人的利益，从而得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不必为对社会的依赖或对物的依赖所苦。显然，对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的信仰不同于对天国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信仰。它给人以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情感满足。　　生活哲学视野中的意志世界观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即实践哲学，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含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所理解的实践是人的自我改变的活动，在伦理学中表现为通过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变为一个由理性意志所控制的人。旧唯物主义实践观把实践理解为人类（自发地或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因而表现为一种改变环境的意志，忽略了人的自我改变。另外，还有一些试图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或通过改变环境实现自我改变的学说，马克思在所有这些对实践的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的实践概念，即作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的人类活动。显然，这样的意志并不是唯心主义者所理解的单纯的理性意志，也不是旧唯物主义者所理解改造自然的欲望、冲动，而是一种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同一的意志。这既可以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实现自我改造的意志，也可以表现为个人在为自己创造舒心的生活环境过程中实现自我塑造的意志。　　在知、情、意相统一的生活世界观意义上，生活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人生观，又是价值观，是三者的合一。反过来，科学世界观、人道世界观、意志世界观可视为生活哲学的应用。但这跟一般人对应用哲学的理解似乎有差距。以部门哲学为例，按照过去的理解，经济哲学是在经济方面对哲学的应用，政治哲学是在政治方面对哲学的应用，文化哲学是在文化方面对哲学的应用，如此等等。那么，生活哲学视野中的部门哲学是怎样的呢？\n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提供的是一种双重批判的视野，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经济哲学体现的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的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批判，社会哲学体现的是通过社会学批判而实现的对社会生活的生产方式的批判，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体现的是通过对政治学和法学批判实现的对国家和法的生产方式的批判，文化哲学体现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的对意识形式生产的批判，如此等等。对于个人来说，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等，不能代替发财致富的科学、处理社会关系的科学、获取权力的科学、求得精神满足的科学等等，相反，只有在人获得财富、社会关系、权力、精神满足都不成问题的情况下，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才能发挥自己的效力。具体科学都是实用科学或工具科学，而生活哲学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应用，提供的却是价值指导。因此，生活哲学意义上的应用哲学并不是单纯满足人的某种既定的需要，而是同时改变人的需要本身的性质，把这些需要由单纯的动物需要改造成为体现人和人的一致、人和自然一致意义上的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