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政治哲学毕业论文 reasonable,rational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变化 7页

湖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考籍号：XXXXXXXXX姓名：XXX专业：政治政治哲学论文题目：Reasonable,rational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变化指导老师：XXX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日\n　摘要:理性是政治哲学的论题,理性的分裂与整合直接影响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动向。当代政治哲学对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是自理性被概念化以来本身就具有的。理性的分裂影响着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动向:使政治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及其科学化的转向,完成了政治和行政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促使政治智慧转向政治知识,引发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现代转译。理性的整合也使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整合,经验方法与规范方法的互补和政治与行政的联袂。　　一、理性的分裂与整合:reasonable与rational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对reasonable和rational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从方法论上引起对“合理的”和“理性的”问题争论的无疑是罗尔斯,但他对“合理的”与“理性的”用法和比较来自于康德。罗尔斯认为,“合理的”与“理性的”这两者间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对绝对命令与假设命令所作的区分正好代表了他对“合理的”与“理性的”两者的区分,前者代表纯粹实践理性,而后者代表经验实践理性。[1]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罗尔斯特别强调:“康德用术语vernünftig表示一个完整的合理性概念,那个概念包含了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合理的’(reasonable)和‘理性的’(rational)的含义。”[2]　　既然罗尔斯在不同的文本中都特别提到“合理的”与“理性的”概念来自于康德,这里需要肯定的是,罗尔斯基本上是在康德的用法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康德”来考察其真正的用法和表达的意义,才能澄清这一问题。\n　　尽管“理性的”从完整的理性概念中分离出来赋予其不同于“合理的”含义在近代政治哲学的发端者马基雅弗里、霍布斯那里就已经具有了,他们把政治理性的道德价值性剔除了出去,使政治游离于道德之外,变成了纯粹经验的、技术性的权术政治,但作为专门的哲学命题的自觉探究却肇始于康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以区别“准则”和“法则”时隐含着对“理性的”与“合理的”区分。康德认为,只对个体主观意志有效的实践原理的准则是假言命令,它仅包括技巧规矩,其效果的实现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欲求,并且欲求的结果决定意志,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各种形式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3]也就是说,假言命令是依赖于对象、欲求能力、结果和手段的。如果实践原理对每一个主体意志都有效,它就是普遍的、客观的法则,就是定言命令,是以表达行为的客观强制性的应当为其特征的一条法则,它意指:如果理性完全决定意志,那么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依照这个规则发生,命令因而是客观有效的。与作为主观原理的准则完全不同,客观法则“必须充分决定作为意志的意志,而不待我问:我是否有为达到所欲求的结果而必须的能力,或者为了产生这个结果,我应该做什么,”它是“独立于本能的”[3]18,亦即定言命令是独立于经验、质料、禀好和欲求能力的,它只关涉意志,是客观而普遍有效的。康德在这里所指的作为定言命令的先天实践法则就是实践理性自身,它能建构实践的法则,为道德行为立法。\n　　康德对“准则”和“法则”,亦即“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区分,实质上是对“理性的”与“合理的”区分。理性的“准则”不同于合理的“法则”,作为具有理性倾向的“假言命令”的“准则”是以“经验、禀好、质料和欲求能力”等为先决条件,是以经验对象为根据的,这种经验根据是以主体的感受性为前提,是在经验实践理性基础上的推理、算计,是通过对象达到主体目的,是实现个体“快乐、幸福”等主观价值目标的理性,它缺少先天的必然性,仅是主观有效的,不是普遍必然的;而作为合理的定言命令则不是以经验、禀好、欲求能力为先决条件,所以不存在在各种对象中比较、推理、算计的主观选择,它是先天规定的,是主体遵循的形式法则,它不以“对象情境”为转移,它是主体自足的实践理性的建构,是客观有效的。在康德那里,纯粹实践理性本身是自然法则的最高体现,“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4],“只有理性才能建立可靠的规律”。[4]504这就是康德关于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中区分而形成的“理性的”与“合理的”分殊之真实含义。　　从德文使用的词义看,“合理的”在德文中用vernünftig表示。[5]“理性的”用Rationalitt一词来表示。英语中的Reasonable意指“合理的”,其基本含义就是具有道德有效性和价值规范性的理性;rational意指“理性的”,是具有推理、算计之意的理性,其基本含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达到最佳目标,它缺乏道德有效性。　　二、理性分裂及其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　　“理性”最早源于古希腊文化中的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逻各斯是希腊文的音译,原意是“话”,后来赫拉克利特在其宇宙论哲学中赋予logos\n以“秩序、规律、规则、理性”之意。伊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提出“种子”说,并设定了一种能动的东西——“心灵”或“理智”,希腊文音译为nous,意思是具有主宰事物和具有认识能力的东西。后来柏拉图区分了“理性”(nous)和“理智”(dianoia),并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掌握最高原则(共相或理念)。亚里士多德把理性分为认知的和推算的(考虑的)[6],前者是理论的或思辨的理性,后者是指导伦理选择的理性[6]944,伦理行为是一种实践,是理性和欲望二者的结合,行为的原因是选择,选择的原因是欲望和考虑到目的的推理。[6]945我们可以看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明确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同时把二者看作目的和形式的关系,“形式”是一类事物的本质,是普遍的;“目的”表明了事物运动的必然,因此,与主体相适应的理性能力就是力图把握这种普遍的必然,理性“就是对普遍者和那些处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7]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是出于行为欲望的选择,是目的性的,因而不同于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而是相当于康德的经验实践理性,即“合理性”(rationality)。亚里士多德最早涉及了“合理性”问题,但其合理性却有着本体论和目的论等色彩,不完全等同于当代学科中的合理性一词。　　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与对世界的本原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因而理性概念蕴含着“宇宙论”、“目的论”和“本体论”的强烈色彩,它不仅仅是人的认识能力,而且是事物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客观的法则,这种倾向一直到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理性成为宇宙的法则”、“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的是,近代经验论把理性看作整理感性材料的方法或逻辑思维能力,唯理论把理性看作先天具有的认知推理能力,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把理性看作衡量包括知识、道德、宗教、国家制度、法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最高标准,即所谓的“思维着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8]循着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路径,康德试图解决科学认知与道德意志、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机械因果与自由因果、自然法与道德法、科学知识与人的尊严的分裂问题。康德提出完整的理性概念,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性如果是完全认知的,就是“理论理性”;如果是关于道德规律的,就是“实践理性”。\n理性的理论应用处理的是单纯认识能力的对象,它“迫使自己的一切先天原则所告诉我们的仅限于可能经验的对象”[9],而理性的实践应用则处理意志的决定根据。如果说理论理性是决定自然因果性的能力,那么实践理性则是决定自身的因果性的能力[3]13,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康德在理性意志自由的向度清洗了古希腊以来理性观上的“宇宙目的论”色彩,但却保留了“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为政治立法”的理性本体论,最终确立起先验理性哲学,在规范维度上给予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人的先天能力,是能给自然和道德以普遍必然性、客观有效性的先验理性,是既能建构自然法则又能建构道德法则的理性,这种理性正如后来哈贝马斯批评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使用“合理的”,但黑格尔的用法既不同于康德所说的“经验实践理性”,也不同于韦伯及罗尔斯、哈贝马斯所指的“合理的”,而是在logos精神上使用“合理”。黑格尔强调理性就是事物的本质,“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1],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理性”[12],黑格尔把理性贯穿于历史领域,强调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13],在这种意义上,他说“凡是合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12]11黑格尔所指的“合理的”,就是合乎必然性或规律性,其规律的本质是理性。如果说黑格尔是在传统先验理性或本质理性的角度使用理性概念,那么罗素所指的“理性”已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而是黑格尔之后的“合理性”概念,它不管理性法则,而仅是“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意欲达到的目标”之意。至此,黑格尔之后的“合理性”概念正是在近代科学理性中发展而来。罗素对合理性转向后的理性作出如下解释:“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的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愿望、感性、激情(随你愿意选择什么词)是行为惟一可能的根据,理性并不是行为的根据,而是行为的调节者。”[14]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哲学在其形而上学和黑格尔之后的潮流中,正在向合理性会聚点奔去”。[15]\n　　在黑格尔之后,理性的演变路径分为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理性主义路径。马克思在批判目的论、宇宙论和先验本体论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性观的革命性变革,把理性看成实践中生成的认识能力,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它本质上“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由此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观,在实践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的理性观。另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合理性”趋向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