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哲学李醒民 11页

科技哲学李醒民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第十四讲科技哲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李醒民教授科技哲学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简称（我不欣赏这样的简称，因为它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是哲学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在全国有十余个博士点，几十个硕士点，很多高校都开设有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科学技术哲学囊括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差别，正如科学和技术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国学术界与国际接轨，叫科学哲学，当时技术哲学在世界上还不怎么发达兴盛，在中国似乎也无人提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一直称之为“自然辩证法”，但这个名称在世界并不通用，包括以前和我们意识形态一致的苏联也没有叫自然辩证法，而叫“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叫法，特别是于光远教授，他认为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包括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还包括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1980年代引进和出现的所谓科学学、人才学、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新三论（耗散结构、协同学、突变论），以及一些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如城市、环境等，都被纳入它的研究领域。但是严格地讲，这门学科应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在当时国家教委的专业名录里，正式命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加括号是为了照顾中国的历史实际。自然辩证法的名称源于恩格斯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后人将其整理、编排，书名叫《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那些文章里面就自然、科学、技术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这大概是中国有关学人把这类研究论题称为自然辩证法的原因。由于各位一开始就问我学科名称问题，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主要讲一讲科学技术哲学的论域和历史，为大家勾勒出一个纲要，由于时间有限，重点放在科学哲学上。一、科学哲学的论域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知识体系、研究活动、社会建制）及其分支学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哲学学科。我们知道，从整体上看，科学不仅仅是各种各样的系统的知识之集合体；它也是一种研究活动，探究自然（以及社会和人）的奥秘和知识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诸如科学院、科学学会、研究所、实验室、课题组、科学杂志、出版机构、科学会议等。从细目上看，科学当然主要是数、理、化、天、地、生，也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和一些跨学科研究。科学哲学就是从整体上、或针对某些科学学科的具体问题，对科学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科学哲学的论域和边界虽然难以精确划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勾勒它的四个研究范围或内涵，尽管其间难免有诸多交叉和重叠。（1）PS1即科学哲学元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根本性论题，是科学哲学的“形而上”层次，与科学知识本身相距较远。例如，科学的目的、目标、对象、价值、范围、限度、划界、方法、预设、信念等等。比如说科学的目的\n吧。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功利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制造出一些东西，来改善人们的生活；理想主义者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科学而科学。有人认为是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显示自己本身有能力；有人则是无意识地进入了科学领域，实际上他可以做商人，也可以做官员等等。所以，人们进入科学殿堂，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爱因斯坦专门讨论过“探索的动机”问题，很有意思，有兴趣者不妨找来看看。再如科学价值问题。科学与价值有什么关系？原来，科学价值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科学的价值（valueofscience）。科学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用处？我们知道，科学有它的物质价值，它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生产力，满足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同时，科学也有它的精神价值，它可以使我们认识自然，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它能够使我们建立比较实在的世界图像，使我们明白人类自身所处的位置，有助于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二是科学中的价值（valueinscience），即科学知识本身是否包含价值。有人认为，科学本身不包含价值，它是中性的。有的则认为科学也包含有一定的价值。当然，科学本身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作为客观科学知识，所包含的价值成分或者说没有，或者即使有也是很少的。譬如我们说吸烟有害健康，这是通过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本身就包含劝导人们不要吸烟的意思。再比如热力学有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这实际上也告诫人们不要花费精力和财力去研究和制造第一类永动机和第二类永动机。永动机根本造不出来，因为它们违背自然定律。可是，当我们讲科学作为一种研究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肯定是包含价值观念的。研究活动研究什么，研究的结果如何利用，这里就出现了价值选择问题。另外，当我们进入研究领域，面对成千上万的事实，我们究竟选择哪些，抛弃哪些，这里就有价值判断问题。在对科学理论评价时，经验标准和逻辑标准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并不充分，还有审美标准这一非理智标准也起作用，特别是在实验证据不足或实验一时无法进行之时。美学标准就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还有科学的限度。科学究竟有没有限度？科学肯定是有限度的，科学只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视角，科学没办法决定价值，没办法决定目标。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人的理想不是科学能够决定的。当然，目标决定以后，科学可以提供工具和手段，能够比较完美、比较迅捷地达到目标。人是通过五官来感知外界的，而五官的感受本身就是受限制的。如蝙蝠能感受到超声波，而人类就不能感知。还有某些海洋生物能够感知电磁波，而人类也无能为力。当然，我们通过仪器可以观察到某些五官感觉不到的东西，但这绝对不是全部。或许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我们感知世界能力会越来强，但是总会有大片的阴影存在。有人认为，科学所犯的错误不在于把东西看错了，而是科学遗漏了很多东西，这就是说科学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科学是很有意义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解决社会问题，比如人口问题，当然离不开科学。科学和技术可以设计有效地进行人口普查的方案，通过建立人口数学模型来预测人口的发展趋势，帮助制定比较详尽的优生优育政策、制造避孕器具和药丸等。但是人口问题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是一个需要综合治理、配套解决的问题，包括破除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观念，建立社会保障和养老体制等等。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一个东西只要是“科学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科学的，就不是好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科学虽然很好、很有用，但是非科学的不见得就是不好的，没有用的。如我今天讲的哲学，还有历史、文学和艺术等都是非科学的，但是它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科学是有它的范围和限度的，它主要研究自然现象，对于人和人性的研究和揭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还是要略胜一筹。当然，对于人的研究，科学也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n（2）PS2即科学哲学通论。它涉及科学哲学的普遍性论题，与科学知识整体的关系密切。例如，科学的事实、问题、概念、原理、理论结构，科学的发现和发明、证明和辩护、说明和诠释、语言和隐喻，科学的发展、进步、革命，科学中的机械论和有机论、还原论和活力论、进化论和目的论、因果性和几率性、连续性和分立性，对科学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物理主义、操作主义、历史主义、约定主义、整体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解读等等。比如，什么叫是科学事实？科学事实这个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目了然，细究起来可就麻烦了。记得中世纪的神学家奥古斯丁谈到空间和时间问题时说，当你不问我时，我心理很明白；当你问我时，我反倒糊涂了。爱因斯坦说他自己智力发展得比较迟，别的小孩早就解决了时间、空间的问题，他自己还是不明白。科学事实也像这样概念一样：看起来简单，但是从理论上探讨却是很复杂的。那种赤裸裸的事实是科学事实，还是经过我们诠释以后、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是科学事实？法国的哲人科学家彭加勒举了一个例子：请看日食，目不识丁的人说，天变暗了；有知识的人则明白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他们知道这是月亮转到了太阳和地球之间，在地球上留下月球的影子。在这两种说法中，前一种是赤裸裸地描述现象，不是科学事实，后一种经过了科学的语言诠释，才属于科学事实。再比如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理论到底是怎样一种架构？弗兰西斯•培根采取的是经验归纳法，认为科学是金字塔形的，基础由很多科学事实和资料垫底，由下向上依次抽象出经验定律、科学原理。对于经验科学，或者对于科学的初级阶段来说，情况大致如此。比如生物学，一开始是搜集动植物的标本，然后再根据门、纲、目、科、属、种对其进行分类。但是对于发达的科学，它的结构便不是如此，实际上它是倒过来的。它是在经验事实启示下，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这是爱因斯坦的原话——直接上升到原理或公理的高度，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逻辑地演绎出一定的命题，再将这些命题用经验事实来检验，这是探索性的演绎法。这样的理论体系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类同。爱因斯坦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构造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发达的科学比如物理学，往往是演绎性的结构。（3）PS3即科学哲学个论。它是科学各门分支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物理学、生物学、系统论、信息论、复杂性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像物理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就很多，有些还很深奥。量子力学出现后，围绕量子力学的几率解释问题，玻尔和爱因斯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爱因斯坦反对哥本哈根学派的正统解释，认为这样的量子理论只能满足“店主和工程师的利益”，它仅仅正确地预言了实验结果，而无助于向我们揭示“造物主”建造的宇宙建筑物的宏伟。他坚信上帝不可能掷骰子，正统的量子力学虽然和经验事实相符合，但是它的宇宙建筑构架在理智上是“不幸的粗制滥造”。他设想，量子力学不是根本性的理论，将来肯定会被一种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再者，关于微观世界的观察问题，我们通过观测仪器观察到的是观察对象的本来面目，还是由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相互作用以后才产生的实体或现象？康德意义上的所谓“物自体”是否在我们的观察能力所及之内？对于宏观物体，比如马路上奔跑的汽车，观察者对它几乎不能施加任何影响，无论是否观察，汽车还是那样跑的汽车。但是，对于微观粒子则不一样，观察结果直接与是否观察、与观测仪器如何设置密不可分，观察过程会对观察对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n。物理学哲学在这方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生物学哲学和医学哲学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搞医学研究、基因研究、克隆研究，这里面都包含了很多有激烈争议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比如，器官移植、安乐死、基因检测和治疗、转基因食品、干细胞研究和临床应用、体外受精、借腹怀胎、克隆人等等，都是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畴和问题。（4）PS4即科学哲学外论。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论域叫做科学哲学内论的话，那么科学哲学外论主要研究对象是科学活动和科学建制的本性以及科学与外部世界——自然界、社会、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科学的规范结构和精神气质，科学的起源，科学的社会文化功能，科学与人生和人的价值，科学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哲学、伦理、宗教的内在关联和外在互动等等。比如，科学有什么文化功能，科学与人的价值，科学与人生的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是否有帮助？1923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爆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也叫科学与玄学论战。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参与进来，最后他们出了一本书，叫《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和胡适为该书作序。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科学与人生观没有什么关系，科学不能解决人生问题。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则坚持，科学与人生观关系密切，科学对解决人生问题大有帮助。实际上，科学虽然不能独自决定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但是它对确立人生观能直接或间接地助一臂之力。人生观是世界观或宇宙观的一部分，而世界观或宇宙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建造的，怎么能说人生观与科学会无关呢？我们是通过科学研究，才知道人在自然界中的准确位置的。没有正确的世界观或宇宙观，你也很难认准人生的位置。我们原以为人处在宇宙的中心，是上帝的杰作，高贵得不得了。后来，哥白尼学说出现以后，才发现人并不在宇宙的中心，这第一次沉重地打击了人类中心论。后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了，人们发现人原来不是上帝造的，而是由猿猴经过千百万年演化来的，这对人类中心论又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些打击使人变聪明了，人开始能正确地估价自己了。20世纪生态学的出现使我们了解，人和自然界，和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才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才知道我们不能光顾经济增长，还要和自然界和平共处，和谐共存，该改造的地方改造，不能改造的地方不能乱改造。当然，要完全不改造自然也不行，原始人也有改造世界的活动，否则只能风餐露宿、茹毛饮血了。人为了生存，就必然有反自然的一面。但是，这个“反”得有个度：在自然可以承担的合理该范围内，我们可以自由改造世界，超出限度绝对不行，更不能时时处处和自然对着干！我们在利用和享受自然赐福的同时，绝不要忘记爱护和保护自然。比如科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完全对立的。宗教和科学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们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谐和的一面。以往我们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我们只知道宗教迫害科学，迫害科学家，例如布鲁诺因为宣传哥白尼日心说，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伽利略由于言论与圣经相悖，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前些年，罗马教廷已经给伽利略平反了，恢复了名誉。宗教与科学的冲突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容抹煞，也没有必要否认。特别是在中世纪，是神学和宗教的一统天下，对科学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即使在现在，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一些宗教基要主义还大力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要求把创世论列入中小学课程。当然，我们以往在冲突这一面讲得比较多，我们现在也应该多了解一点和谐和的一面。在中世纪，科学、哲学、神学是三位一体，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也在修道院研究科学。中世纪的很多大学都是在神学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后来的科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神学家，比如法国巴黎学派的比里当提出了冲力理论，这实际上是惯性理论的萌芽。法国哲人科学家迪昂\n的历史研究表明，中世纪并不是千年暗夜，即便科学在此期间也有较大的进展。而且，中世纪强调理性，包括圣经上的某些教条都需要理性来证明，这种理性精神也是科学的支柱。科学一共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实证精神，一个就是理性精神。而且，据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研究，近代科学17世纪在英格兰兴起和发展，与英格兰的新教关系密切。新教教徒认为大自然是上帝的作品，通过研究大自然，研究科学，发现自然的奥秘和神奇，发现大自然的规律井井有条，也就是对全智全能的上帝的最高礼赞。清教徒还提倡科学造福人类的功利主义，其伦理强调刻苦工作、清心寡欲，这些精神对于科学来说都是有益的。在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中，清教徒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现代，科学与宗教也存在着一些良性互动。爱因斯坦倡导一种宇宙宗教，他认为这是科学研究的强大动机和动力。当人们研究到科学的最深层次时，常常会像爱因斯坦那样，觉得“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事就是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有些问题确实是很微妙的，从宇宙的起源、生命的出现、遗传的本质，一直到物质的结构分子、原子、夸克等。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大自然确实是神奇无比、奥妙无穷。一方面，在神秘、宏伟的大自然面前，人感受到自己的理性的伟大：人竟然可以通过自己小小的头脑，把整个宇宙囊括在自己的思想中；另一方面，在浩淼、威严的宇宙面前，人也感到自己确实是很渺小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从而对宇宙产生了一种敬畏感。这种敬畏感很容易上升到宗教感情，觉得宇宙确实太浩瀚了，太伟大了。所以，爱因斯坦不相信世俗的宗教，不信仰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他相信宇宙宗教，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即大自然。宇宙宗教既是爱因斯坦的信仰，也成为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我就此在1990年代写过数篇论文，最近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了我的《爱因斯坦》一书的简体本，1988年台北三民书局出版的是繁体本，里面就涉及到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思想和感情，有兴趣者不妨一阅。二、科学哲学的沿革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一种哲学反思，严格地讲，只有在17世纪近代科学出现以后，才可能有科学哲学。近代科学的历史并不长，从牛顿革命开始算起，最多从哥白尼算起，以1543年出版的《天球运行论》和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的诞生到现在才300多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大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进程快极了。请想想，宇宙的生命，从大爆炸开始到现在有大约200亿年的时间，生命的出现是几十亿年，人的出现大概是200万年。人类出现以后，历史发展一直很慢，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了100多万年，新石器时代短多了，也有一万年左右，进入农业社会也就七八千年。此后，文字的出现大大加速了社会和人类的发展进程，尤其是科学的诞生更使这种发展日新月异，但是这数千年或数百年的时段相对于宇宙时间而言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文字和科学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中的意义了，真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科学哲学的出现是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也有科学的萌芽或学术界所谓的前科学时代。因此，我们讲科学哲学的历史，也往往从古希腊讲起。科学哲学的历史沿革源远流长。在这里，我们愿把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科学哲学称为前科学哲学。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萌芽时期和溟濛时期。萌芽时期的科学哲学有一个早慧的、天才的开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的和谐、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四因说、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的演绎系统化理想等等\n，自始至终影响着科学思维和科学发展。溟濛时期的科学哲学贯穿在整个中世纪：它像科学一样，也是从古希腊思想的高峰跌落下来，步履维艰地沿着通向近代知识的斜坡匍匐行进。中世纪的科学哲学并非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千年暗夜，它与科学相伴，在神学的一统天下愚拙而执拗地蒸馏和沉淀。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和宇宙图式，格罗斯泰斯特的归纳、证实和否证学说，罗吉尔•培根倡导的实验方法，邓斯•司各脱的批判哲学和求同法，奥康姆的差异法、“剃刀”原则、重视直观和证据的认识论，奥特库尔的尼古拉的怀疑论、因果性概念、同一和矛盾原则，比里当及其巴黎学派的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精神等等，都成为近代科学哲学的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元素。与近代科学相比照，近代科学哲学也可以称之为古典科学哲学或经典科学哲学。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儿分别代表了经典科学哲学的经验论传统之翼和理性论传统之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则在两翼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并将其付诸创造实践，在科学探索过程中予以锤炼。他们三人不仅是经典科学的奠基人，而且也是经典科学哲学的建构者。法国百科全书派、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康德都是经典科学哲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而约翰•赫谢耳、孔德、休厄尔、J.S.穆勒则使经典科学哲学更加系统化和体系化。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经典科学的危机和现代科学革命的酝酿，前现代科学哲学应运而生，大放异彩。除了德国哲人科学家群体（赫兹、亥姆霍兹、基尔霍夫、玻耳兹曼、等）的杰出贡献外，以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尔德、皮尔逊为代表的批判学派则是其创造者和集大成者。这个学派是由哲人科学家形成的“无形学院”，它的科学统一思想、历史-批判风格、对直觉、思维经济、科学美的推崇、进化认识论、科学的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人文的科学主义（新科学主义）、诸多后现代意识（观察渗透理论、不充分决定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纳法不切实际、方法和理论多元化、科学中的语言翻译和诠释、关系实在论、主体间性、科学发明即是直觉选择等）以及要素论、约定论、整体论、能量论、感觉论，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的源头（马赫的经验论和彭加勒的约定论是其“活水”）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酵，同时也确实孕育和哺育了现代科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学派对中国科学建制化的开拓者和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影响深远，并直接左右了中国当时的科学思潮和科学哲学。现代科学哲学的桂冠，理所当然地落在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及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头上。其中坚人物石里克、卡尔纳普、赖兴巴赫、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在对科学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方面贡献卓著、有目共睹，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永恒的纪念碑。但是，逻辑经验论坚持极端的科学主义立场，拒绝历史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维度，缺乏整体论的观点和广阔的兴趣与视野，漠视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的研究，排斥多元主义的方法论，这样就不免背离了批判学派的思想菁华。其结果，逻辑经验论不仅加重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而且也导致了哲学与科学的疏离——批判学派的哲学与科学水乳交融及其前瞻性和勃勃生机在它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其实倒很简单：逻辑经验论的代表人物虽然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哲学功底，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哲人科学家那样的科学创造实践和科学发明体验。\n在这里，很有必要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大书一笔。爱因斯坦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和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哲学遗产的优秀继承者，尤其是他从批判学派那里直接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和独到的学术理路，加上他对自己科学活动和成果的反思，致使他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熔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纲领实在论于一炉的多元张力哲学，与之相辅相成的探索性的演绎法、逻辑简单性原则、臻美取向和形象思维等科学方法又锦上添花，从而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上谱写了最壮丽的华章。在这里，我想就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多讲几句。我们讲到科学方法很重要，科学的探索归根结底就是科学方法的探索，凡是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必然伴随科学方法的发明。探索性的演绎法是现代科学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是爱因斯坦创造狭义相对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和一般的演绎法有什么区别？探索性的演绎法也是演绎法，但是前面有一个限定语“探索性的”。一般演绎法的前提是显而易见的或者是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探索性的演绎法的公理不是自明的，也不是通过经验归纳的。爱因斯坦认为，作为公理的科学原理是通过经验事实的提示，然后通过思想的飞跃而达到的。逻辑简单性原则是古代的简单性原理的一种发展。它要求逻辑公理要尽可能少。爱因斯坦认为，逻辑简单的理论，说明该理论的质量比较高，内容比较深刻，从形式上看也比较完美。准美学原则是爱因斯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和筛选的一个标准，是从美学角度考虑，不仅是从逻辑和经验的角度去看，他提出了双标准——一个是外部的确认，一个是内部的完美。科学要美，就要逻辑的简单性。一般的科学研究更多地使用逻辑思维，但是爱因斯坦认为，形象思维在科学发明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运用形象思维的思想实验在他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20世纪50和60年代，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库恩的历史主义和范式论、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等为先导，后现代科学哲学昂然登上历史的舞台。奎因、费耶阿本德、罗蒂、范弗拉森等都先后引领过新潮流。尽管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批判学派的某些后现代意向，但是却恣意地把它们推向极端乃至危险的边沿——这在他们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方法论、文化相对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不过，后现代科学哲学中也有警世之言和时代的睿智，值得批判地予以借鉴。21世纪的科学哲学向何处去？我们不是预言家，不好就此妄加评论和断言。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尝试做一些大胆的猜测。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哲学大概会回归批判学派的旨趣和进路，在与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这里有两个指路标。其一是宏观综合视野：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发掘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人文价值和精神底蕴，揭示科学的文化蕴蓄和文化意义，从而彰显科学的智慧之神韵，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汇流和整合——这是科学哲学外展或科学文化哲学的路向。其二是微观分析视野：立足于各门科学的肥沃土壤，着眼于科学家（尤其是哲人科学家）的创造活动和思想淀积，在缜密分析和精心提炼的基础上生发出鲜活的科学哲学——这是科学哲学内生的路向。在这两个路向，科学哲学家的开掘还十分有限，在诸多领域只不过刚刚开始。因此，科学哲学不仅有伟大的过去，也有充实的现在和光明的未来。\n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历史相当单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4~1937），科学哲学曾经有过一段颇为辉煌的时期，此后由于救亡、战乱和特殊的政治生境，它不幸长期处于萧条乃至沉寂状态。直至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它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在近27年的执著奋进和顽强抗争中，科学哲学既作为思想启蒙的一支劲旅影响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也作为蓬勃发展的哲学学科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学术之林。1979年创刊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就是其最好的见证人，27卷杂志忠实地记载了新时期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坎坷经历和坚实足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由1980年代的引进评论阶段进入到1990年代以来的问题研究阶段，我们企望21世纪它在方法和范式上有所创造。但是，加强问题意识，淡化体系建构，始终应该作为我们的研究导向——这也是即使在以评介为主的1980年代，仍有不少学术佳作和思想成果问世的原因。三、科学和技术是不同的东西关于科学哲学的范围和历史，我大体就讲到这里。还有技术哲学，技术哲学是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和批判，是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科。技术哲学既探讨技术的本质、结构、技术进步的机制和技术研究的方法论，也考虑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等。它可以和科学哲学比照，但是科学哲学的历史比较悠久，如果从近代科学算起，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自然科学的萌芽算起，就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技术出现得非常早，几百万年前就出现了技术，但是技术哲学出现得比较迟，真正的技术哲学是1877年才出现的，对技术哲学研究的热潮是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的。和科学哲学相比较，技术哲学还是不很成熟的。关于技术哲学，我就不细讲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看《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有关技术哲学的条目，这里面的东西很多，是于光远老师组织编写的。另外，东北大学陈昌曙教授出版的《技术哲学导论》一书写得不错。在这里，我想讲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平常大多数人把二者混在一起，这不仅造成概念和思想上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上对科学政策的制订和科学研究的管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有必要在此加以厘清，这也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范围内的事情。“科学”（science）与“技术”（technology）这两个名词在西文中一般是分开或并列称谓（scienceandtechnology）的，但是在中国（在日本也有类似情况），二者往往被连用或混用为“科学技术”，乃至简称为“科技”。这种称呼不仅造成概念上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中也容易把人引入迷途，即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君不见高官学人把科学视为“生产力”（要知道，科学本身并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只有借助技术且经过复杂的链条和诸多的中介，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平民百姓把科学拜作“财神爷”吗？其实，科学和技术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判若鸿沟。科学主要是以自然（以及社会乃至人本身）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理性、臻美等方法获得的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它也包含这种活动的过程和建制。技术是人类为控制客观环境与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运用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而创造的一切手段、程序、规范（norms）、物资等的总和及其实践过程。从词源上讲，science一词出现在14世纪，它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即知识。Technology一词出自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逻各斯、词、讲话）的组合，意指对造型技艺和应用技巧进行论述，它在1859年被正式使用。后来，science和technology的意义虽然有所变化，但其核心语意一直保留下来。由此可见，科学基本上属于“学”或“道”之类的“形而上”范畴，技术大体上属于“术”或“器”之类的“形而下”范畴。从人类文明史以及人类进化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本文中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独立发展的——二者接近或结合的时间短得可怜，乃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技术在从猿到人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就出现了，例如打制石器和学会用火。科学的真正诞生只不过始于16和17\n世纪的哥白尼-牛顿革命，即使追溯它的源头到古希腊，也仅有二千多年。长期以来，技术一直与工匠传统相伴随，而科学在古代、中世纪直至近代科学的早期，基本上是贵族哲人或得到富豪资助的人的“专利”。直至近代，技术依然是在没有纯粹科学的帮助下独立发展的。即使引起西欧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的发明，一开始也是出于工匠和工程师的常识或实际经验，并没有从力学和热学中得到多少实惠。到19世纪，技术才逐渐以科学为基础，而1850年代德国染料合成工业的兴起，则开辟了科学-技术-工业联姻的先河。二战以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科学需要技术支撑，技术需要科学垫底，尤其是在所谓的“大科学”和“高技术”中。而且，科学有时被涂上了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的色彩，由科学向技术的转化也越来越直接、越来越迅速。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领域，科学和技术的界限在某些课题中已模糊不清，以致出现所谓的“认知-技术复合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尽管如此，科学和技术总的说来毕竟不是同一的，不应该将二者混为一谈。科学和技术的差异到底何在？二者的差异不胜枚举，但其要点也许可以概括如下：一从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物为研究对象，而技术面对的则是自为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二从目的上看，科学以求真致知为鹄的，其意趣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三从取向上看，科学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四从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很强，偶然性较多；技术发明的目标往往事先就十分明确，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五从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六从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七从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的重要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八从评价上看，对科学的评价是是非正误，以真理为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以功利为尺度。九从价值上看，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本身仅蕴涵少量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十从规范上看，科学的规范是默顿（R.K.Merton）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私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在这里值得加以强调的是，科学本质上是自由的：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武器，它能把人从单纯的生存境地导向自由；科学的发展以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为前提条件；科学研究需要自由探索的精神；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科学成果需要自由交流和自由发表。相比之下，技术的自由度则少多了。这不仅仅意指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受到客观现实的诸多制约，更重要的是指，技术虽然可以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环境的束缚，获得某些自由，但同时却使人被动地适应技术，并有可能造成技术对人的支配、统治和异化。由科学的本性不难看出，科学尤其是作为其深层底蕴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是与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相通的或相成的。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是残缺不全的，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我不认同“科学是双刃剑”的观点，不赞同科学知识中有“负知识”（negativeknowledge）或“致毁知识”（ruin-causingknowledge）的说法，更反对把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为地对立起来，借高扬人文精神之名行反科学（anti-science）之实。不用说，技术由于承载功利和负荷价值，的确是一把双刃剑——\n技术的慎用、节用、善用可以造福人类，技术的误用、滥用、恶用则肯定贻害无穷。总而言之，科学是普罗米修斯，技术则可能是天使普罗米修斯，也可能是魔鬼靡非斯特。因此，我的主张是：科学无禁区，技术应节制。“科学无禁区”意味着，不应该、也不可能为科学研究划定界限，设置禁区。“不应该”是因为，科学是一种探索性极强的研究活动，其具体目标和欲达结果每每若明若暗，而且科学的各个门类或问题是相互关联、触类旁通的，常常一通百通。人为地画地为牢，只能起到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从而有损于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福祉，甚至有可能危及人种的生存（只要想一想恐龙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不可能”的原因在于，由谁划界？怎样设禁？因为人不具备上帝那样的神目观（viewofGod’seyes），能把一切看穿看透，划界和设禁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技术应节制”说的是，在技术活动的整个过程中，要自始至终进行全方位的价值评估：对于恶技术或坏技术，应该通过各种途径严加遏制和禁止；对于利远大于弊的善技术或好技术，则妥善地加以利用和实施，并尽可能地趋利避害；对于一时拿不准的技术，不妨放慢节奏，等一等，看一看，或者在小范围试验试验，三思而后行。当然，这里也有诸多利益冲突和操作困难，但毕竟在道理道理上是较为清楚的，在实践中或多或少还是可以付诸行动的。技术的价值负荷性和善恶两面性，对技术专家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始终把全人类的利益和福祉摆在第一位，绝不可把自己的才能和灵魂放在魔鬼的祭坛上。由于现代技术基本上导源于科学，因此科学家也要为技术的后果相应承担间接责任：科学家要随时察觉科学知识之技术误用、滥用、恶用的可能性，及时将真相告诉公众，向社会发出警戒信号，并注意不要把某些不成熟的、吃不透的、可能带有技术负作用的科学半成品随便扩散到实验室和科学共同体之外。现代技术的力量、规模、范围、投入和产出都是史无前例的，真正的“拍板权”并不在技术专家和科学家手中，而在决策者和当权者那里，他们理应为技术的后果承担大部乃至全部责任。为了使科学和技术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需要从制度、观念、人性上三管齐下：第一，加强社会科学和与之对应的社会技术（socialtechnology）的研究，用以指导和完善有关科学和技术问题的咨询、听证、决策、管理、监督和立法，对权力机构和当事人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尽可能使之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第二，更新人们的发展观念、经济观念和消费观念乃至自然观和人生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把已经过上体面物质生活的人引向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而不是沉溺于贪得无厌的物欲享受和奢华糜烂的感官刺激。第三，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倡导和促进与物质文明相匹配的精神文明，并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和内心自省，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我既不是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力争做一位在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高远的理想主义之间保持必要张力（theessentialtension）的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我有理由相信，仁爱人性加人文情怀再加科学智慧（thewisdomofscience），能够使人类面临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从而避免蹈袭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说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之覆辙。作者简介\n李醒民，男，1945年10月生于西安市户县。196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1978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毕业并获理学硕士学位。1990年被破格评聘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主编。先后被聘任为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学术界》、《社会科学论坛》、《湖南社会科学》、《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学术委员会或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1.《激动人心的年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两极张力论••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3.《科学的革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理性的沉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5.《理性的光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6.《彭加勒》（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7.《论狭义相对论的创立》（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8.《马赫》（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9.《伟大心智的漫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10.《人类精神的又一峰巅》（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11.《迪昂》（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12.《爱因斯坦》（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13.《皮尔逊》（台北：三民书局，1998年）14.《科学的精神与价值》（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5.《纵一苇之所如》（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中国现代科学思潮》（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17.《科学的文化意蕴》（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译有（英、日、俄）《列宁与科学革命》、《科学的价值》、《物理学史》、《科学方法讲座》、《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最后的沉思》、《科学的智慧》、《科学的规范》、《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认识与谬误》、《自然哲学概论》、《科学与方法》、《科学与假设》、《爱因斯坦与大科学的诞生》、《霍金与上帝的心智》等。主编有《思想领域中最高的音乐神韵》（后改名为《科学发现集》）、《三原色丛书》（16本）、《哲人科学家丛书》（18本）、《科学思想文库》（5本）、《科学巨星----世界著名科学家评传丛书》（11本）、《中国科学哲学论丛》（13本）、《科学方法丛书》（5本）、《中学生科学素养丛书》（5本）、《科学文化随笔丛书》（4本）等。另外，在海内外70多家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50余篇。被英国、美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传记研究中心收入有关国际人名辞典。其学术成就在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影响，也受到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关注和引用。（原载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编：《名家谈哲学》（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08~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