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阈下的绿色之维——试从哲学层面思考郭 8页

　　哲学视阈下的绿色之维——试从哲学层面思考郭[摘要]郭因先生的绿色美学思想，内容涉及哲学领域的传统的“主客对立”、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美学的实践性和跨学科关涉性等诸多问题。因而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就呈现出一种既立足中国传统美学，又直面当代现实问题的综合实践倾向。故本文将从哲学层面对此加以分析和论述。[关键词]哲学；绿色美学思想；实践美学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任务就是要以批判的精神和反思的态度去审视既往、当下和未来的发展演变状况与其内在意义，这其中就包括了人自身以及与之相关涉的社会、自然联系。而美学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衍生形态，自然应该怀有一种体认世界与反思世界的探寻热情，去追问思维着的人与其周围诸种存在的原初基点和终极意义，从而在持续不懈的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中帮助人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和更和谐的自由。那么当代美学所面对的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用郭因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直接威胁着人类幸福生存的“三大危机”：“\n由于人类一味征服自然带来自然无情报复而致人与自然失衡因而出现了生态危机；由于人类纷争不已战火不断而致人与人失衡因而出现了世态危机；由于人类一个劲地追求物质享受的丰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忽视了精神享受的富足、精神境界的提高而致身心失衡因而出现了人态危机”。[1]其中，生态危机是现今所面临的最现实、最迫切的全球性危机，实际上，它也指涉着哲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要概念、范畴和命题。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自然界一直是个高度危险、暴戾的异己存在。特别是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仍处于比较低下的历史阶段时，人类对它是既敬畏又痛恨。这反映到哲学思想史，便是古典哲学（主要是西方古典哲学）长期徘徊在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之中。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侵染下，人类历史上的生产实践往往直接指向异己自然，力图征服、主宰自然。当然，这种思想就其意向基质来说是合理的，因为人类要想真正实现自己在现世的主体性，由“必然王国”飞升入“自由王国”，就不但要认识和解释自然，而且要改造自然，使自然符合人的本质性需要，实现“自然的人化”。现代人类文明的高度、迅猛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人以主体身份去认识和把握规律，从而使自己实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双重解放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才使得康德要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中骄傲而自信地宣称：“\n自然的最高立法必须存在于我们心中，即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之中，我们不必借助经验从自然中去寻求自然的普遍法则，而是相反，我们必须根据自然的普遍规律从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和理智中的经验可能性条件里去寻求自然”，“理智不是从自然中汲取规律，而是给自然规定规律。”[2]P23然而由于这种“自然向人生成论”并未摆脱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的束缚，相反，“为自然立法”却强化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并为近代的“工具理性”提供了思想资源。加上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发展，与人类批判反思自己和自己的创造物以及作出相应变革的速度并不总是保持同步的。这种发展的非同步性，又使得渗透着利己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并很快蔓延开来。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是世界的绝对的‘主人’，人有权任意支配、统治、处置一切非人类的自然物。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是决定其他自然物是否具有存在价值的尺度。”于是人们“只关注人类而不关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完全将自然界视作自己任意宰割的对象。”，或“所关注的只是当代人的利益，或者是人的眼前的、可以看得到并能很快实现的利益--而且主要是人的物质方面的利益，从而忽视了人的长远的或子孙后代的利益及其他方面的需求”。[3]P15-18\n结果，人口超速增长，森林被无节制地砍伐，水体和空气被污染，艾滋病和“非典”等非传统疾病接连冒出，全球变暖及臭氧层出现空洞，大量珍稀动物在人类影响下灭绝，而各种高杀伤性武器乃至足以消灭人类几百次的核弹被发明生产出来……这样一来，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疯狂掠夺的持续进行，以及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恶性膨胀，使得人类不但成为了压迫自然界众生的野蛮统治者，而且也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类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引下取得的“辉煌战果”只是暂时和表面的，当人们每一次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时，自然界都对人类进行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P383其实人类与自然的同一性应该是和谐、互动而非独断、单维的，人在现实中的存在，首先是一种物质存在，在这一存在领域里，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处于异质同构状态。所以马克思要说，自然界“\n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P95毕竟，大自然既是我们自身繁衍生息的原初起点，同时也是我们日常存在的基本立足点，人类可以改造自然，让自然向人生成，但这种改造不仅应该是合目的性的，并且更应该以合规律性为前提。因为实存交互性不但存在于主体与主体之间，而且也蕴涵在主体跟客体之间。由此说来，我们对于自然而言其实首先是一种“被包含”的客体化的主体，任何人都不可能抛开自己的自然属性，去追求无终极、无限制的主观享乐。客体自然不是主体人类可以断然撇开的孤立“他者”，而是彼此“共在”的协同伙伴。那种“世界是我意志的表象”、“人为自然界立法”思想所声称的纯粹个人主体性，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虚设，而且这种说法对于与大自然“共在”的人类而言，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非辩证、非唯物的妄言。《国语·郑语》曰，“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如果人类一定要自私偏执地奴役自然，强迫自然的发展走向与自己武断的意志和欲望完成同一化，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就只能最终走向彻底的消亡。所以郭因先生在《我的绿色观》中指出：“\n不要一味强调自由。人类的自由如果妨碍了自然的自由，自然的不自由最终将使人类无法自由。自己的自由如果妨碍了别人的自由，别人的不自由最终将使人类无法自由。放纵物欲的自由如果妨碍了身心健康的自由，身心健康的不自由最终将使放纵物欲无法自由”，“自由应该是追求和谐的自由”。[6]P3我国的古典美学和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方法论，还是在认识论上，都深蕴着“抑对立、扬中和”的和谐整一观，主张主客之间、人际之间和主体心灵内部，是一个以气相通的有机整体。简要地说，就是“道家特重‘天人和谐’；儒家特重‘人际和谐’；佛家特重‘自身和谐’”。[7]P69尽管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仍较为低下，作为客体的自然对作为主体的人在力量上还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故使得这种和谐观在一定程度上，更多的是古人理想化、寄托式的意向性虚体，但这其中却蕴含了一种与西方文明中“主客对立、天人分裂”的哲学观所不同的宝贵基质，从而为偏于西化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中西互补后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因先生在中国传统艺术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曾经著有《中国绘画美学史稿》、《中国古典绘画中的形神论》和《山水美与绘画》等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而且他对于文学、哲学、生态学等也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同时还关心着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于是他的美学思想体系就呈现出一种既立足传统，又直面当代的综合实践倾向。对于现实危机，他提出要通过“由中致和”的全面协调的手段，实现整体和谐的目的。这其中，“中”\n是各得所宜（焦循语），各得所宜即为全面协调；而“和”是“无所乖戾”（朱熹语），“无所乖戾”于是达到整体和谐。和谐，从积极的意义说，是多样统一，多元互补；从消极的意义说，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这样的自由与和谐，“才会给地球带来永远的生机，才会给人类带来永远绵延的生命”。[6]P3擅长于哲学沉思，历来为美学之优势，但同时也常常成为美学面向现实的瓶颈。因此，是否能化“形而上”的沉思为“形而下”的现实关怀，就成为检验美学现世实践成败的一项关键指标。当下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其实是世态危机和人态危机这些人性危机的外在表征。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享乐是市场的时代”。[8]P81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开发与繁荣，使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富裕，然而它也同时为复杂人性中阴暗部分的滋生、膨胀提供了温床。对金钱、享乐的空前渴望和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经不起诱惑者的狂热、短视和贪婪欲望达到最大化，而廉耻、理想和责任心降到最低点。此时，旧时代“畏天”、“敬鬼神”的外在精神制约已经在“上帝死了”的欢呼中坍塌粉碎，人们对于自然也不再怀有敬畏之心，毕竟各种现代机械的帮助下，已往一望无际的森林，现在不消一个月就能砍伐毁灭殆尽；过去威严耸立的高山，如今只要一个星期就能炸崩铲平。共2页:1[2]下一页\n王国维“境界说”之生命内涵——试从狄尔泰“精神科学”浅议蒋孔阳“创造论”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