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资料 404页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南粤历史教学论坛QQ群：317239809目录序言3中国古代史5第一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形成5第一节华夏文明的起源5第二节大变革时代8第二章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11第一节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11第二节多元文化的融合14第三章中华文明的高峰17第一节唐宋社会变革17第二节中华文明的顶峰20第四章转型前夜的中华文明27第一节短暂的元朝统治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27第二节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28第三节内外部的转型因素31第五章学术动态35中国近代史52第一章嘉道之际的转向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52第一节嘉道时期的自我转向52第二节早期殖民主义的东来及其影响54第二章文明的历史拐点57第一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57第二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61第三节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63第三章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66第一节维新的时代66第二节时不我待70第三节扫荡旧世界73第四章学术动态75中国现代史81\n第一章再造文明81第一节新世纪的开端81第二节新道路的开辟84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节多元经济、文化与社会90第二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96第一节新文明的演进96第二节现代化潮的探索98第三节中国的现代化成就101第三章学术动态105世界近代史117第一章工业文明的曙光117第一节西欧的原初现代化117第二节全球化的开始124第二章工业文明的来临127第一节工业文明在欧美文明确立127第二节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140第三章学术动态142世界现代史166第一章转型期的震荡与探索166第一节转型期的震荡166第二节转型期的探索169第二章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174第一节推动现代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174第二节三种现代化基本模式的扩大和发展175第三节整体世界的发展和美苏争霸177第三章走向21世纪的人类文明180第一节新科技革命与“新经济”的兴起180第二节苏东剧变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181第三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加速182第四章学术动态184\n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序言本书是为历史学习特别是高中历史学习，配合中学历史教育的改革，介绍史学研究新思路、新成果的参考书。近些年来，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史学研究范式的突破，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扩展了人们的视野，由此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热点，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重新进行阐释，新观点层出不穷。这些史学研究范式主要包括继五种社会形态说之后提出的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和文明史观。整体史观又称全球史观，强调在全球范围内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的演进，注重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现代化史观侧重于考察人类历史以生产力为根本推动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全面社会变迁。文明史观则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以考察文明的演进为基本任务。文明史观有如下几个特点：从现实人类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去追溯历史，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而来的，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省略那些与现代文明关系不太密切的历史事物。从长时段考察历史，重点考察那些历史当中比较稳定、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文化、社会心理，等等，这其中也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生产力作为划分文明史发展阶段的标准，把人类文明的历程划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阶段，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现代化。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勾勒出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脉络，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充分肯定人类社会取得的进步的同时，揭示存在的问题。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既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看到不同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发展道路，同时文明史观还关注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工业社会以来的相互关系，考察国际社会中和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文明的演进。把中华文明纳入到世界文明当中进行综合全面地考察研究，由此确定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在和其他文明的比较中探讨中华文明的特点，同时丰富世界文明的内涵。显然，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整体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的基本内容，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史学研究的这些新突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史学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吸收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坚持不懈长期进行探索的结果。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解放思想的硕果，同时又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n史学研究的新突破与中学历史教育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中学历史教育和其他学科一起，进行了新一轮课程改革，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历次改革。课程改革中制定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规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性质“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程的基本理念明确提出要“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包括“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与基本理念相对应，课程标准还提出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课程目标，它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是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贡献的人生理想”。第二个方面是“加深对历史上以人为本、善待生命、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第三个方面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课程改革提出的中学历史教育的这些目标只有吸收史学研究的新成果才能够实现。向中学历史教育领域介绍史学研究新趋向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任务。参加本书编写的作者均多年从事高校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仅在个人研究领域里造诣很深，卓有建树，而且熟悉中学历史教育，多参与中学历史教材编写等工作。本书各部分的作者如下：中国古代史部分：游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部分：孙燕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部分：李少兵（南开大学教授）；世界古代史部分：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世界近代史部分：王燕平（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世界现代史部分：杨宁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本书的编写有统有分，总的原则是反映史学研究发展趋势，按照文明史观进行编写，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介绍学术研究新成果、新观点，贴近中学历史教育又高于中学历史教育。在此基础上，各位作者可以阐述自己的思路和见解，每部分的侧重点、行文方式都体现了作者的特点。本书编写参考吸收了许多学界同人的研究成果，董芳、谢婷、董笑寒等学生协助了老师的编写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得到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表示深深谢意。杨宁一2008年8月18日\n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古代史概述通常而言，中国古代史是指远古以来至鸦片战争为止中华民族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有如下特点：首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十分突出的延续性，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的重要特点，其间虽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危机深重，中华文明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但在历经磨难之后，中华文明依旧得以延续至今。其次，中华文明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了具有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特点，因而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远古的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发展着形态不同的文明，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有着多元化的发展，经过不同时代的变化，在吸收中外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华文明。再次，在世界历史上，唯有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保持着统一的趋势，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由部落而合并为小邦，最终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历史上出现了诸多的分与合，但中华文明的根基始终是非常牢固的，因而能保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也是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因内部或外部因素，曾经出现过惨痛的历史场景，产生了一些历史糟粕，文明的发展也在近现代一定时期内滞后于世界的潮流。第一章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初步形成第一节华夏文明的起源一、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夏王朝之前，中华大地存在一个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尽管很多史家认为，这些古帝并非实有其人，而是由神话传说构成的，是不可信的伪古史。然而，这些传说仍然具有可信的成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古史系统反映了我们祖先创造历史的轨迹，是我国从蒙昧时期进人文明时代的缩影。三皇五帝时代处于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磨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原始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进人锄耕阶段，农作物的品种北方以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产量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增多。农业的发展为家畜饲养业奠定了基础，饲养牲畜的品种和数量都较以前明显增加。手工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制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从现有考古资料看，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已达七千多处，遍布全国各区域，其文化内涵、时间先后等方面各有差异，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n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良诸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鄂、豫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东北、内蒙古地区的红山文化；甘、宁地区的齐家文化等。这些文化各有其重要价值，反映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形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的特色。从大约五千年前开始，我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到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表明原始社会已经处于解体阶段。二、古代国家的形成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由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这也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禅让制”。在不断进行的掠夺性战争中，部落联盟首领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家族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随着部落联盟的发展和联盟首领后代地位的加强，他们开始觊觎联盟首领这一有利可图的位置。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有意识地扶植其子启的势力，在他长期刻意的安排下，启在争夺部落联盟首领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夏王朝，禅让制为王位世袭制所取代。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公共权力”日益蜕变为个人及家族权力的结果。夏王朝建立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被彻底改造为维护夏后氏王权的国家机器，因而有学者认为“启的夺权是质变，是野蛮与文明、部落制度与国家的分野”。夏王朝建立后，夏朝君王建立了一套贯彻和维护王权的强制性机关，从而成为取代联盟管理机关的专政机构。同时，在地方上分封夏后氏同姓和异姓方国诸侯，使他们与夏王建立君臣名分的政治纽带，成为夏后氏家族的统治机器在全国各地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朝应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夏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有不少是承袭原始社会末期早期国家的制度而来，在夏朝得以继续完善和发展。商朝的国家形态上承夏朝、下开西周国家制度的先河。我国早期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商朝时期确立、完善而为后来的周朝所承袭并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外服制”。所谓“内”、“外”，分别指商王直接统治地区和诸侯国地区。商王直接统治的中心地区又称为“王畿”，由内服百官治理；中心地区以外的土地是由商王分封或由他承认的诸侯国管理，他们与商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上下级的臣属关系。这种国家结构在西周时演绎成分封体制，从而更加完善。“内外服”的国家结构，是我国夏、商、西周时期独具特色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此外，商朝职官系统的设置、刑法的制定等都较前代完善，对后来的西周产生了很大影响。西周王朝建立后，历经周公、成王、康王三世的经略，国体一改商王朝时异姓国族林立而臣服于商的运作模式，逐渐建立起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华夏国家，这是以姬姓周室宗族为主干框架而融合诸族后形成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主要是在上层统治者的宏观政治决策下，分封同姓、异姓诸侯来巩固国土，建立起一个大小相系、上下藩屏的全国统治网络，进而演变成一种以封国或“采地”统治者宗族或家族组织为核心的族群结合体，实际上已成为带有“华夏”性质的地域性社会政治实体。三、分封制与宗法制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对子弟、亲戚、功臣和古代先圣后裔授予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令其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之主就是“诸侯”。关于分封制是否为西周所特有之制度，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吕思勉认为分封制起源于部落时代后期，郭沫若认为分封制起源于夏代，董作宾、胡厚宣认为分封制起源于商代，王国维则主张分封制为周人所\n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李学勤认为，分封制是中国早期阶级社会中政权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由部落联盟转变而来的“联邦”或“邦联”式的松散的国家结构形式。这种国家政权结构形式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孕育，夏、商二代产生、形成，至西周渐趋完备，春秋战国时代走向衰落，逐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取代。西周的大分封第一次发生在武王灭商之后，第二次在周公东征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康王时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仍有所延续。被封的主要有王室子弟、姻亲、功臣、古帝王后、殷商之后、重要方国等，其中前三种为西周王朝的主要支撑力量。被封的诸侯在本国内同样对其属下进行分封，是为“卿大夫”；卿大夫继续分封，是为“士”，士以下不再分封。总体看来，周天子虽表面上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控制力有限，各诸侯国实际上都是有很大独立性的政治实体。西周作为一代王朝，虽显示出一定的统一性、集权性，但国家结构上的分散性、松散性仍然是其最本质的特点。所谓宗法制，就是处理同一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宗法制源自父系家长制，普遍存在于许多国家的早期社会中，而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长久。在中国古代史上，西周又是宗法制的典型形态期。关于宗法制的起源和延续时间，至今并无定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宗法制开始于周代；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宗法制起源更早，存续时间亦更长久。关于宗法制的行用范围，传统看法认为宗法只行之于大夫、士阶层，近来学者又多认为天子、诸侯亦行宗法。以李学勤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进而认为，庶人亦不能被拒之于宗法门外，宗法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奴婢除外）普遍存在。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大宗和小宗的区分，是宗法制的基本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帝系庶子为小宗。在宗法制度下，大宗和小宗之间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每一等级的大小宗关系，都是政治上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因此，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从而也成为政治上的共主。周代宗法制的完善，使宗统与君统结合起来，也使王权较商代有所强化，这是周人统治上的一大成功，也是中华古典文明在政治制度上长足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此以后，周代的分封制具备了推行的理论依据，世卿世禄选官任职制度也有了实施的组织条件，从而为周代社会政治新格局的出现提供了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宗法制度本身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弊端，当社会生产资料基本分割完毕后，它就无法应付不断滋生的新贵。同时，“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做法，也是与政治机制不断更新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四、井田制西周是否存在井田制曾经引起学者的广泛讨论。古人对井田的解释虽存在很大差异，但对西周施行过井田制却是肯定的。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对井田的存在持怀疑、否定态度，而更多的学者则肯定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从大趋势看，包括西周在内的古代中国曾经实行过井田制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接受。在承认西周实行过井田制的学者中，对井田内涵、实质的认识又有种种不同。诸家或谓为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或谓为家庭公社的田制，或谓为农村公社的田制，或谓为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观点相去颇远。井田制在经历了夏、商两代的产生和发展后，在西周时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此后便渐露衰败之象。在井田制下，土地公有，是不能随便买卖、转让的。然而，这种状况从西周中后期开始有了变化，贵族间的土地买卖、转让已经出现。这种变化在当时的一些铜器如卫盍、五礼卫鼎、九年卫鼎等铭文上\n有所反映。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以土地买卖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但却意味着传统“田里不粥（鬻）”的局面开始动摇，地权逐渐开始由王下移到各级贵族、平民。从总体上看，这时的井田制仍有相当的生命力，距全面崩溃瓦解尚有一段时日。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节大变革时代一、王权体制面临的挑战公元前770年，在内乱和戎狄入侵的打击下，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迁都到洛邑。平王东迁后，王畿的土地日益缩小，政治、经济实力大大衰落。从此，周王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成了诸侯的附庸。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聘和述职。周王室失去了贡赋收入，经济无来源，不得不向诸侯国“求膊”、“求金”、“求车”，这使诸侯国更加轻视周王室。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与郑国兵戎相见，在繻葛之战中大败，周王被郑国军队射中肩部。从此，周天子的威信进一步降低，仅存共主的虚名而已。然而，传统的宗法观念此时仍然深入人心，周天子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人们还要利用这块招牌，因而各诸侯国在争霸战争中纷纷打出“尊王”的旗号。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至此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中后期政治的主要特征是诸侯国中卿大夫强宗的崛起和国君公室的衰微。当时的各大国诸侯均被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得筋疲力尽，这为诸侯国内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私田和隐民，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行政机构和所属的官吏“家臣”或“家宰”，在军事上有自己的车队、甲兵和徒兵。这些有势力的私门，宛如一个个独立王国。公室要征收私田赋税，私家要不断扩大经济政治地位，必然引起公私间的斗争，即大夫兼并。斗争的结果，一些卿大夫代替了公室而掌权，最典型的是“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和“鲁三桓执政”。春秋初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此时再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卿大夫专权以至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成果，必然不能再沿袭原有的统治模式，而需要采用新的统治方式。这在客观上使国家政权逐渐由分散趋于集中，血缘关系的纽带进一步松弛，从而为战国社会政治新局面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从这种角度来看，春秋后期卿大夫专权的政治格局，乃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阶段。二、变法运动的兴起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社会剧变时期，是古代社会形态向中世纪形态的转变阶段。春秋晚期卿大夫专权局面的发展，最后导致他们夺取了诸侯国的统治权，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下，全面总结以往的统治经验教训，就必须对国家政治的总体发展方向作出根本性的抉择。于是，变法图强就成为各国统治者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它构成了战国前、中期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各国都希望通过变法改革，来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要求，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进而完成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历史性转变。从春秋后期开始，晋、齐等国的卿大夫为了谋求在相互兼并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这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潮流。各国的变法虽然在方式、程度、成效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其实质是一致的，\n就是要比较彻底地摒弃原始民主制的残余，进一步调整国家政治的格局，强化国家专政机器的职能，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创新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综观战国七雄，哪一国变法主动和彻底、措施得力，哪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就迅速增强，在当时军事兼并战争中就占有主动地位，就能较好地完成古代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反之，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则落后被动，民贫国弱，成为兼并战争中的失败者。这也是战国时期变法运动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作用和地位之所在。三、剧烈变化的政治体制春秋时代，职官制度经历了从世卿制到任官制的发展过程。春秋初年，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世卿制，后来慢慢扩展为推荐制，到春秋末年，选官与任官之风大开并渐成制度，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发展阶段。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是“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新的官职虽然大多数仍由氏族贵族的后裔担任，但不再凭借世袭贵族身份上台，而是以才能受到国君的任用，职官的待遇也由封土赐田转变为俸禄。这些新因素与社会政治文明演进的总趋势是相适应的。战国时期，各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运动，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建立了一整套官僚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新局面。各国国王是国家的主宰，国王以下建立了以丞相和将军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在丞相和将军以下的官制系统，大体上“三晋”为一个系统，齐为一个系统，楚、秦又各自有其系统。为了保障中央集权制的贯彻，各国又进行了一些配套制度的建设，包括俸禄制度的推行、官吏选拔制度的健全、赏金办法的实施、“玺”“符”制度的建立、年终考绩的“上计”制度的确立、视察和监察地方的制度的实行、爵制的颁行，等等。这些行政制度为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有效保障。春秋前期，诸侯国统治地方的主导方式是周所确立的世袭采邑制度，“国”“野”制度是地方政区结构的主要表现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野”之间的疆界有所淡化，个别国家如晋、楚等开始出现郡县制。至战国时代，各国普遍推行了郡县制，以此作为一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有效体制。郡、县长官均由国君直接委任，并按时接受考核，郡、县的行政和军事权力都掌握在国君手中，从而为君主的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行政组织上的保障。郡、县制度的确立彻底摧毁了旧贵族赖以抗衡王权的物质基础，为自上而下贯彻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扫清了道路，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四、学在官府与百家争鸣春秋以前，只有贵族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学在官府”是西周学校教育的最突出特征，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在知识的传授方面，则是“官守其业，而有官族”，贵族世代垄断着知识学问，秘不外传。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的衰败也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士阶层兴起并壮大起来。“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春秋后期，上层贵族愈发腐朽无能，只有士还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文化学术相应地发生变化，士更为活跃。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改革，迫\n切需要选拔人才，对士的需要急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流落民间，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的文化格局，从而为私学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私学相对于官学而言，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孔子生活的时期，私学已经出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存在以下几个特征：其一，自由讲学，各具特色；其二，为诸家学派的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基地；其三，是参议时政的论坛；其四，以教士、养士为职能；其五，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私学的兴起，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促成了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的战乱动荡和社会变革为各个阶层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阐释自己的学说提供了空前的历史舞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著书立说，相互论辩又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诸子的理论虽然各成一家，但在其学说的立足点及关注对象方面又有趋同之处，如在其学说中体现出来的人世精神及对于基本伦理、哲学问题的关注，等等。五、铁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经济结构，都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上，铁制农具的使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中国历史上何时开始使用铁农具的问题学界至今还存在争论，但在春秋时期，铁器的制造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从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还不是很普遍，木、石、骨、蚌及青铜制品仍在大量使用。战国时期，冶铁业发展迅速，铁农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有了铁农具，才能进行深耕，使过去不能开垦的土地得以被开发出来。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是相辅相成的。春秋以后，翻耕工具由木制的耒耜发展为铁制的犁，犁与畜力结合，就产生了牛耕。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牛耕的时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从技术上看，耕牛的使用和铁农具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只有使用畜力，特别是耕牛，才能拉动铁犁，更好地发挥铁农具深耕的效力。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飞跃，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广大荒野、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随着荒地的不断开辟，公田之外的私田不断扩大，数量超过了公田。这种井田以外开垦的私田，性质不同于井田制的所谓“私田”，它们没有一定的规格，可以买卖、交换、抵押，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向国家交税。这使得农民增加了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而不肯尽力于公田，导致公田日益衰败。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各国不得不在赋税制度上进行改革，劳役地租逐渐为实物地租所取代。新的租税制度的实行更加速了井田制的崩溃。公元前594年，鲁国行“初税亩”，无论公田、私田，一律“屡亩而税”。这是中国税制史上田租和田税分离的开始，从此，贵族所有的田地都要按照面积向国君交税，其结果是使贵族土地的私有权更加牢固，农民自耕的小土地的所有权也逐渐得到保障。战国时期，各国进一步变法。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依军功的大小占有土地，即使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作为贵族。军功贵族土地所有制代替了氏族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土地买卖的出现，打破了世袭贵族土地所有制时期“田里不鬻”的惯例。农民摆脱了氏族土地所有制的残存影响，成为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巩固，也就为他们有权出卖土地扫清了道路，同时也为军功贵族、商人和货币持有者通过买卖取得土地提供了便利条件。商鞅变法使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进\n一步扩大，也使贵族依世袭身份而占有土地的所有制转变为通过买卖占有土地，成为军功贵族、商人、货币持有者的土地所有制形成的标志。至此，乡村的井田制和宗族组织彻底瓦解，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地主和农民为基本阶级的经济形态逐步完善。1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章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第一节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一、皇权与中央官僚体制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专制体制，权力的高度集中成为秦王朝政权的基本特征，其标志就是皇权至上。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秦始皇改称“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制定出一套体现“尊君抑臣”精神的礼仪。汉高祖刘邦命儒士叔孙通制定了新朝仪，借以改变朝仪无度的状况，进一步突出了皇帝的至尊地位。皇帝是最高的政治首领，国家一切事务最后都由皇帝裁决。为了使皇权的行使畅通无阻，必须建立和健全一套上下有序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奏事制度、朝议制度和监察制度。秦汉时期，皇权还是受到一些制约的，如廷议制度，国有大事，皆由朝臣讨论后向皇帝提出意见，最后由皇帝裁定。这种制度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和周代内外朝的遗留，对皇帝权力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在皇权至高无上的背景下，皇帝个人的素质往往对一代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皇帝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皇帝制度的各种机制就可以正常运转；反之，就会出现皇权旁落的情况。两汉时期宦官、外威专权局面的接连出现，都是这种皇权异化的产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皇权的变化过程。与皇帝制度相适应的一整套中央官僚体制也在秦汉时期建立并完善起来。丞相辅佐皇帝，总理政务，在百官之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西汉初期，丞相地位有很大提高，集决策、行政、司法各项大权于一身，为后代所少见。相权的膨胀不可避免地会侵夺皇权，相权与皇权的斗争与消长便成为传统政治体制中的重要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汉武帝以后中央官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中外朝的形成。中央官僚机构实际上形成两个系统，以大将军、尚书为首的中朝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变成执行政务的机关。二、郡县制与郡国并行秦代统一之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统一之初，分天下为36郡，大多为沿袭统一之前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的建制，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数达到四十余郡。郡设丞、守、尉，负责郡内行政、司法、军事、治安等事务。郡以下的行政机构是县，与县同级的还有国、邑、道。县设令（长）、丞、尉等官。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关键的一级组织，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代表秦王朝执行统治人民全部职能的机构。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组织也逐步完善。乡设三老掌教化，有秩、啬夫掌民事、诉讼、税收等事务，游缴掌治安。乡下有里，里为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里长。此外，还有主司治安、禁盗贼的专门机构亭，与乡、里无隶属关系。汉代郡县的行政机构设置基本沿袭秦代。汉高祖平定天下后，在秦代郡县制的基础上，先后分封异姓和同姓诸侯王，确立了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这些诸侯国在汉初稳定局势和平定诸吕之乱\n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势力日渐膨胀，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终于在汉景帝时酿成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结束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措施削弱藩国势力，从景帝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至武帝时的“推恩令”与“左官律”、“附益法”，诸侯国受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对抗中央。武帝之后，王国的疆域大大缩小，诸侯王不得参1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与朝政，王国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免，在行政制度上与郡县无异。“相”辅佐并监督诸侯王，总揽王国政事，职责如郡之太守，地位与俸秩也与郡之太守相同。两汉时期，州逐渐成为一级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监督，汉武帝制定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内之郡县。其后，刺史的名称屡有变更，或为州牧，或为刺史，在此过程中，其职权范围也日益扩大，逐渐享有行政权和兵权。东汉时期，刺史有了固定治所及正式的官属，凌驾于郡守之上，迅速向行政机构过渡，由单纯的监察官吏发展为总揽地方大权的行政长官。三、“中国”版图的确立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继续南征北战，统一岭南，通西南夷，北伐匈奴，收河南地，使国家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经过开疆辟土，秦的疆域大大超过了前代，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南海，北至河套、阴山、辽东。汉武帝时期，又进一步进行了开拓疆土的活动。首先是平三越，包括东瓯的内徙、闽越国的灭亡和南越九郡的设置；其次是统一西南夷，先后设益州（治今云南晋宁东）诸郡；再次是北伐匈奴。经过三次大规模作战，收复河南、河西走廊地区，置郡管理，彻底解除了匈奴对北部边地的威胁。此外，汉王朝又在朝鲜置郡，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加强了这些地区同中原王朝的联系。汉武帝以后，汉朝的疆域包括今东部沿海和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内蒙古中部偏西北，西到甘肃西部、四川中部偏西，南到海南及越南北部，奠定了祖国广阔疆域的基础。四、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相适应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局面，而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相适应的则是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尽管主流思想存在变化，有时是法家学说，有时是黄老之学，有时是儒家经学，但就其学术呈现大一统的局面而言则是一致的。从上古三代到战国再到秦汉，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传统学术也呈现出一个螺旋递进的状态，即从官学到私学，再从私学到新官学。秦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需要统一的学术形态，秦王朝虽短暂，但也在构建统一的学术体系上作出了艰辛的探索。秦朝建立后，在学术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种新官学，统治集团原本希望在博采先秦诸子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来建构新官学体系，博士官制度就体现了这种意图。然而，这种愿望却与现实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冲突，本应代表官方学术、体现统治者意图的博士们对秦王朝的现实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统治阶层学术政策的重大变化，博采众长的新官学一转而成为先秦法家一家学说的极端化发展。秦王朝建立之初，丞相李斯指出，博士淳于越以古非今、以私学非议政府决策，不利于君尊臣卑的现实政治秩序，于是采取了“焚书坑儒”。这种粗暴的文化政策标志着先秦诸子学术兼收并蓄的学术局面基本结束，秦王朝从政策上限定了学术范畴，春秋末期以来那种蓬勃发展的自由思索遭受了致命的打\n击。“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是极为消极的，表明秦王朝在文化领域由博采先秦诸子学术向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转型，新官学的内容也由综合宽容转向了专制。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从政治思想方面巩固、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成为统治者面临的重大问题，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经不适应1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此后，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樊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秦代焚书禁学与汉代独尊儒术的目的均是为了统一思想，但采用的手段却大相径庭。秦代重在“禁”，采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强制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汉代重在“尊”，将儒家经术作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将其贯穿于学校教育和入仕途径之中，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士人专注于学习、钻研儒家经义，促进了汉代经学的兴盛，推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提高儒学的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统治思想而已，并非禁绝其他思想学派。事实上，儒家之外各家学术的传习者仍不乏其人，他们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不少可以进入宫廷为官。这样，既确保了思想的统一，又为不同思想留下了适度的发展空间。五、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国家则设官征税。一些大商人由此垄断了这些对于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影响的行业，不但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决定将这些行业收归国家经营。公元前118年，大司农颜异提出了盐铁官营的计划，得到武帝的批准。其内容包括：将盐、铁之事收归政府管理，所得收入用以补充国家赋税；官府招募盐户，提供煮盐的器具和一定的生活费用；严禁私自铸铁煮盐等。为了贯彻这一政策，汉王朝在全国设立了数十处盐官和铁官，使盐铁经营真正纳入了国家工商管理体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西汉政府又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其基本精神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公元前115年，桑弘羊提出“均输”方案，中央设均输令，地方设均输官，负责推行均输法。凡各地应贡物品，一律改折为当地出产的物品抵充，然后将该贡物运往需要的地区出售。这不仅调剂了中央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物品，也缓解了路途遥远和运输困难的问题。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又设平准法，于京师设平准机构，贱时买进物资，贵时卖出，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的投机行为。六、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自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印度的丝绸贸易的西域道路”称为“丝绸之路”，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此后，德国历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又将丝绸之路的含义延伸到从中国通向遥远西方的道路。丝绸之路以西汉张骞通西域为开端，他采用的东西交通路线就是最早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39年，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未能达到目的，但却了解了西域国家的风土人情，为日后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奠定了基础。此后，汉武帝发动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打通了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使河西走廊畅行无阻。公元前119\n年，为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到达乌孙后，张骞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访问，并携各国使者回国，中国同西域各国的交通从此开始。公元前60 年，汉朝在轮台设立西域都护府，领有天山以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完全开通。1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由张骞开辟的西域丝绸之路，东汉时期经历了三绝三通的过程。王莽篡汉后，匈奴势力再次介入西域，中原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断绝。公元73年，窦固受命讨伐匈奴，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恢复了汉朝与西域的往来。公元75年，汉明帝去世，焉耆、龟兹在匈奴怂恿下出兵攻陷了西域都护府，汉章帝决定停罢西域都护和屯田，与西域的交通再次阻断。但此时班超坚持驻守疏勒，平息疏勒王忠的叛乱，大败莎车与龟兹的联军，击退月氏东征军，威震西域。公元91年，东汉政府恢复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设置，东西交往的大干线再次畅通。107年，西域再次发生叛乱，安帝下诏停罢西域都护，匈奴势力再一次进入西域，东西交通再一次中断。123年，班超之子班勇率军至西域，使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纷纷归附，他组织西域兵赶走匈奴，东西交通再次恢复。第二节多元文化的融合一、门阀政治的形成与发展门阀政治，也可称为“士族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东汉士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延续。促成这种转化的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魏晋士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而来，基本上保持了儒学传统，极少数已由儒人玄。他们在魏和西晋时居于高位，被视为旧族门户。二是属于乘时而起的新出门户，一般习于玄学或出入玄儒之间。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时迅速上升，东晋后更为突出。从本质上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变态。宗族势力的发展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皇权比较稳定的时期，宗族一般说来倾向于将自身的利益寄托于皇权。东汉至西晋时期，世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力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从东晋时期的史实来看，士族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与此同时，皇权也不容许任何一姓士族擅自废立。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才得确保统治秩序的平稳。因此，原本只是两晋之际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和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般模式。淝水之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士族势力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日渐势微，门阀政治呈现日趋崩坏之势。门阀势力的代表桓玄消灭了皇室司马道子父子的势力，随即代晋立楚，破坏了门阀政治在权力分配上的平衡。次等士族刘裕驱逐桓玄之后，士族虽保留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门阀政治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是成熟而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是微弱但尚有一定号召力的皇权的存在，加之民族矛盾尖锐的外部条件，这三者缺一不可。三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发生变化，都会导致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在门阀政治的条件下，门阀士族内部及士族与皇\n权之间势力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规模动乱的出现，是江左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但士族势力绝无永久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可能，门阀政治最终也不能摆脱被皇权政治取代的命运。从宏观层面考察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它从皇权政治而来，又在一定条件下回归于皇权政治。1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二、察举征辟与九品中正汉武帝时，察举作为仕进的重要途径被确立下来，成为定制，诸列侯、郡守、二千石长吏每年必须向朝廷举荐一次。察举的科目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其中孝廉为岁科，其他一些科目为特科，视需要而临时举行。征辟制也在汉武帝时成为选拔官吏的制度，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征聘两种。所征之人不拘一格，凡有专长或被皇帝看中者，皆可随时征召。无论察举还是征辟，基本依据的都是乡党评论。随着豪门世家的发展，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末年，地方大族控制了乡里清议，实际上操纵了选举。董卓之乱后，乡里制度遭到破坏，乡举里选制度无法继续实行。曹丕即位后，对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为此后南北各朝所沿用。在九品中正体制下，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籍贯所在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加以评定，写成品和状。品即等第，主要根据士人家世、官位高低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状即评语，通常只有一两句话，主要根据士人德行、才能确定。品、状经过层层核实后上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九品中正制使荐举之责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长官转移到专职举士的中正官和吏部，选才的标准除前代的经学、德行、乡党清议外，又增加了家世、才干等内容，较征辟、察举制更为完备。九品中正制实行之初，尚能依据人才优劣确定品第，选出了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在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下，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豪门贵族担任中正官，评定人物、选官用人只重门第，不重人才，状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到了晋朝，终于形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最终成为门阀士族垄断选举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九品中正制变为具有封闭性、凝固性的维护门阀特权的制度。上品之士族世代为清官，下品之卑庶惯常为浊流，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造成士庶分隔的局面。在门阀士族地位和特权固定化之后，九品中正制自身也就失去了其维护和强化门阀特权的意义，东晋末期，特别是南朝萧梁后，中正官虽仍存在，但基本上不再负有评选人士之职了。九品中正制并非这一时期选举制度的全部，察举、征召制度此时仍然存在，另外还有貲选、荫袭、军功入仕等各种途径。南北朝后期，由于门阀制度的衰落和寒门庶族的兴起，南北政权纷纷放宽门第限制，采取了考试取士的方式，入仕的大门开始向各阶层较为平等地开放，为隋唐科举制的确立准备了条件。三、“屯田”与“均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乱，中原大片耕地成为无主荒地，为新的国家政权所占有，国有土地的大量出现使统治阶级有条件对田制进行改革，解决东汉以来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屯田、占田、均田等土地制度出现的历史条件。\n屯田制是魏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起自西汉文帝，三国时期，由于各割据政权军事上的需要，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土地制度，其中曹魏所实行的屯田制度最为完备。曹魏的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各有不同的组织和管理系统，不属于郡县统辖。这种田制使东汉时期被割裂的土地与农民重新结合起来，促进了北方地区经济的恢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两晋时期，屯田规模不大，直至北魏才又发展起来。北魏太祖拓跋珪时期就实行了屯田制，地租率1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与曹魏相似。其后，屯田制被推行到全国，成为与均田制并行的另一种国有土地制，实行额定地租。北魏屯田制同样分军屯、民屯两种，其组织和管理方式与前代不同。民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计口授田的课田式，多实行于北魏前期的京畿地区及北方沿边诸镇；另一种是另立农官、不属州郡的民屯，实行于北魏后期。军屯的最基层组织为“屯”，屯上有“营”，每营二百家左右。各州屯田由州都尉主管，军府也是屯田的管理机构。北方边镇地区的屯田一般由镇将总管，南方边镇的屯田由当地军事机构统辖。公元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实行均田。这是土地私有制确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改革，它的目的不是改变土地私有制，也没有实际地改变当时私有土地的占有状况，但它第一次在土地的分配上作了大胆的尝试，把公有土地平均分配给耕种者，在基本上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使耕者有其田，尽可能地平均使用土地，然后要求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承担同等数额的租赋。桑田不再收回，等于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了农民一定的私有土地；均田土地不许买卖，抑制了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措施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均田制一直沿用到唐朝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国有土地的减少，可供收回再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失去了得以施行的先决条件，逐渐被其他田制所取代。四、玄学与佛教玄学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当时的一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转而重视对《老子》、《庄子》、《易经》三书的研究，这三部书渊博深奥，内容玄远，被称为“三玄”。玄学家们以“三玄”为经典，采取思辨哲学的方法与形式，提出有无、本末、体现、言意、动静及自然与名教等范畴，开一代哲学之新风。玄学的出现及流行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垮台使继任的统治者们不能不总结教训，为维护社会秩序、纲常名教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这在客观上促使了玄学的产生。曹魏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曹魏宗室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矛盾尖锐，不少名士被卷入政治斗争，招来杀身之祸。在现实政治的压力下，知识分子被迫转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悉心研究三玄之学，倾向于“玄虚淡泊”。玄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有其思想传承渊源。东汉后期盛行的清议、清谈之风和先秦时期道家思想以及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都为玄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就是玄学的发展为佛教哲学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基础。玄学与佛学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哲学思想的核心却是相通的。玄学的“虚无”与佛学的“空无”同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原则上可以相互比附。如在修心方面，玄学主张“清静无为”，佛学主张“安般守意”。在养性方面，玄学讲吐纳之术，希望羽化成仙；佛家行禅定之功，盼望死后成神。在行为方面，玄学主张淡泊逍遥；佛家主张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正是基于玄学与佛学有诸多相通之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使佛教在中国日趋兴盛，佛学与玄学日趋融合。西晋时，玄学与佛学的融合已经开始，一些佛教名僧为了借助玄谈推行佛法，不仅以“空无”宗旨与玄学的“虚无”\n相呼应，而且模仿玄谈家的语言和情趣，主动与名士交游。这是佛学向玄学靠拢的一个反映，也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玄学家们也乐于与高僧交往，希望摄取佛学义理以解释玄学的难题。这种亦玄亦佛、玄佛融合的现象。既使以儒学为主体、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掺入了佛学的成分，也使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日益中国化。1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章中华文明的高峰第一节唐宋社会变革一、三省六部的演进隋文帝即位后，建立起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官制体系。为避父亲杨忠之讳，隋文帝将中书省改为内史省，以监、令为长官，又将门下省长官侍中改为纳言。门下、内史两省是中央的决策机关，国家事权集中于此。尚书省以尚书令为长官，是政务的执行机关，其下设六部。为分割宰相事权，隋文帝确立三省长官并为宰相的体制，尚书省的令、仆射，门下省的纳言，内史省的监、令，都称为宰相。但尚书令很少授人，因而实为宰相的是尚书仆射、纳言和内史令。此外，有时任命其他官员“参掌机事”，行宰相之职。唐袭隋制，又有所变革。唐高祖恢复了三省官署及长官名称，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并为宰相。此后，三省官署及长官名称屡有变更，但仍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常制。三省职事也基本延续隋制，中书取旨决策，门下审议封驳，尚书奉而行之，三省共同负责中枢政务的制度日臻完备。自隋朝开始，尚书省分为六部。六部顺序屡经变更，最后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一直沿用到清朝。每部下设四司，共二十四司，以郎中为各司之长。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五监，分掌皇室和朝廷的一部分事务，成为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二、门阀士族的衰落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门阀士族的衰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背后蕴涵了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门阀士族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在经济方面。南北朝后期至隋唐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削弱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松弛了宗族的血缘纽带，聚族而居走向分户析产，宗族成员不断迁徙，这使得士族经济不再像以前那样相对稳定，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士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世袭特权难以继续维持，士族政治也随之走向衰落。此外，门阀的盛衰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唐朝中叶，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动摇，土地买卖界限松弛，最终导致均田制崩溃，不能保证士族继续占有大量土地和荫客、部曲等劳动人手，士族因此失去了往日的经济地位和特权，其社会、政治地位也必然随之衰落下去。其次，文化的发展和普及使士族失去了以往的文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士族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这是士族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教育不普及而又信奉经典信仰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易获得人们的尊重，而这种情况常常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来说，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n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这使得士族渐渐丧失了以往的文化优势，社会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最终导致士族的衰落。第三，隋唐时期用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将选人、用人大权收归中央，剥夺了门阀士族垄断官1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吏选举的政治特权。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垄断清职的工具，科举制兴起后，这种垄断仕途的特权被剥夺。科举取士并不排斥士族进入仕途，只要他们登第入选，同样可以获得高官厚禄，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士族在考场竞争中仍然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但从长期来看，科举取士的背后却掩藏着一股士庶合流的趋势，士族不再具有长期稳定的政治地位，即便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身居高位，在短期内几代显贵，最终也难以避免宦海沉浮的不幸遭遇，不能再倚恃特权地位“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了。第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所自矜的礼法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寒庶地主中也出现了很多“名节风教”之人；另一方面，一些士族门风日趋败坏，出现了不少家风沦替的例子，两方面的合力使士庶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三、府兵制的由盛而衰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北周之际。在形成初期，府兵制并不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府兵不从事耕作，府兵的兵籍和编户齐民的民籍是分开管理的。北周武帝时，为了扩充兵源，征募大量均田农民充当府兵，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隋文帝时期，规定军户编入民户，兵民共籍，这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结果。军人按均田令受田，免除租调，平时生产，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轮番宿卫。府兵制成为一种寓兵于民、兵民结合的兵役制度。这样，政府兵源大为增加，隋炀帝大业年间进攻高句丽时，动员府兵与募士的人数达到了130万人以上。府兵制的确立，使兵权集中到皇帝手中，皇权得以强化，东汉以来由于方镇专兵而导致的外重内轻局面终于得以改观。唐代前期，府兵在军队编制、服役制度等方面日趋完备，逐渐步入兴盛时期。贞观十年（636)，确定军府的名称为折冲府，蕴涵有不战而胜之意，以折冲都尉为长官。府分上、中、下三等，其下依次设团、旅、队、火。府兵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参加军事训练，由于朝廷上下重视府兵的训练，使得府兵在唐前期表现出较高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府兵需要自备一部分装具和兵器，因为可以分配到足够的土地，有一定的经济保证，因而能够以优良的装备出现在战场上，从而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府兵制在贞观时期达到鼎盛，随后便走向衰落。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折冲府已无兵可替换，朝廷停止使用折冲府鱼符，府兵制名存实亡，折冲府之名逐渐消失。府兵制衰败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均田制的破坏动摇了府兵制的基础。府兵得不到足额田地，经济地位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难以自备资粮和武器服役。自高宗以后，国有土地不足，立功将士又日益增加，国家不能保证按规定加以奖赏，打击了军人的战斗积极性。其次，府兵社会地位降低，甚至沦为权贵的奴仆，人们以参军为耻，导致府兵素质大大下降。再次，唐王朝长期对外用兵是造成府兵制被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时间持续的战争，给府兵带来无穷尽的兵役，致使厌战情绪日增。大量军士在战斗中战死，使府兵受到严重损失。最后，府兵制自身的一些弊端也导致了它的衰落。如番上繁扰过度，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费；士兵长期在外番上，不得回归，使家庭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也使人们视当兵为畏途；军队编组复杂，军府分散，致使指挥不灵、反应迟钝等。\n四、科举制的兴起与发展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士族的衰落，按才能选官的原则被重新提了出来，南北各朝都恢复了秀才、孝廉等察举科目。但在士族仍具有很大影响力、九品中正制继续实行的情况下，察举又往往成为士族子弟入仕的一种途径。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废除了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官吏的任用不再受门第的限制。开皇七年（587)，文帝设立了诸州岁贡三人的常贡，有秀才、明经等科。炀帝1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大业二年（606)又设立了进士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国家按才学选拔人才担任官吏的分科考试制度。至唐朝，科举制继续实行并得到了较大发展。唐初，通过科举入仕者在官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很小，门荫和杂色入流是主要的入仕途径。从高宗起，高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但这种上升的趋势并不稳定。宪宗时，高级官吏中科举出身者占多数的局面才得以稳定地持续下去，从而逐渐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高级官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的格局。唐代的科举考试分常科和制举两种。制举也称诏举，由皇帝确定具体名目后临时举行。考试的内容往往反映了当时国家局势发展的特点及统治者对人才的不同需求。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科。秀才为最高科等，但由于考试内容太难，报考的人很少，于永徽二年（651)被废止。当时士人大都趋向明经、进士二科。明经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主要考查士子对儒家经典的记诵。这种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考试使国家很难选拔出优秀的政治人才，相比起来，进士科更符合统治者延揽人才的要求，久而久之，明经科逐渐不为人所重，进士科日渐尊贵。唐初，进士科以文学取士，衡量的标准是文章的辞华和诗赋的优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士子们加强了对文章内容的重视，一批政治人才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来，进而巩固了此后进士科高踞诸科之上的地位。相较以前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能满足中央集权政治的要求。首先，科举制打破了以往世家大族垄断选官的局面，使各阶层人士能更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权中，从而稳固了政权的统一。其次，科举制度以才取士，能够选拔出比较优秀的人才加入政权。再次，科举考试有固定的考试内容，促使士子必须娴习辞赋，熟谙儒家经典，无形中加强了思想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科举考试在唐代虽有较大发展，但在面向社会、公平竞争等方面还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它保留了察举制的残余，推荐在科举考试中仍然占有突出地位。门荫和科举的同时并举，调整了统治集团内部各个阶层的权力地位和矛盾，而科举制主要是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提供了一条途径。五、大运河与水路交通网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一定程度的衰退，而江南地区的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隋朝统一后面临的形势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而政治、军事重心仍在北方。如何将南北沟通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是隋王朝面临的重大任务。这是隋朝大运河开凿的客观背景。隋朝运河的开凿可以分为五段。大运河开通后，南起余杭，中经江都、洛阳，北到琢郡，将南北连在一起，成为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它将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便利了南北交通；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沿线一些新兴商业城市的发展；它使南北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而愈趋稳固，从而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尽管大运河的开凿在当时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它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唐王朝仰赖漕运，玄宗时期，裴耀卿负责治理漕事，实施了所谓“节级取便”运输法：以江淮、汴水为一段，江淮漕船到河汴相交的河口便建仓贮纳；河口到洛口为一段，运往东都的物资在洛口建仓贮\n纳，河船不入洛水；由黄河运往长安的物资，也根据水情利用沿河仓库节级贮运。这成为唐代中后期漕运的基本模式。隋唐时期交通十分便利。秦汉以来的驰道仍在沿用，到隋代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增修扩建，使官方的大道纵横交错，遍布各地。当时州府郡县的城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或距大道不远的地方。大业九年（613), 炀帝又规定，所有距大路稍远的郡县城都必须迁徙到要道上。唐朝时，基本上沿用前代的交通道路，略1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加修整，没有再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建。不过，各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道路的修整、扩建仍有许多建树。六、坊市制度与城市经济隋唐时期，以坊市制度为基础的城市结构及管理体制达到顶峰，城郭内居民住宅区为坊，商品交易区为市。坊市功能区分明确，既相对独立又保持协调一致。里坊遵循封闭形制，四周有坊垣，临大街开坊门，普通居民不得对街开门，而官僚贵族府第不受此限。里坊实行宵禁政策，犯禁者将受严惩。城市中手工业、商业店肆设在市内。市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设市署和平准署管理市场交易。坊市制达到高度完善的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严格的管理制度渐趋松弛，城市结构也必须不断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逐步由封闭式的坊市结构向开放式的街市转变。中唐以后，扩大市场，突破旧的坊市分离制度的限制已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其表现为市附近的里坊内开设店肆和作坊，如长安城的中宣坊、延寿坊都相继设店肆。至晚唐更出现了夜市，打破了宵禁的规定。里坊内也经常出现穿坊墙而对街开门的情况。到五代时，工商业已突破空间的限制，集中的市制濒于瓦解，临街设店铺已无法禁止，新的街巷规划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隋唐时期城市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行、肆、店等直接经营买卖的行业繁荣，而且，一些为商业服务的辅助性组织及业务也开始兴起，如邸店、柜坊和飞钱。邸店兼营堆货、交易和商旅住宿等业务，又往往成为经营金融业务的钱庄。柜坊是纯粹的金融机构，既吸收存款，也经营货物存放，已具有后世钱庄的性质，是现代银行的雏形。飞钱是中国最早的汇兑业，又称便换，类似于现代的汇票，可以避免长途携运钱币的麻烦及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市场的特点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或枢纽，向下一级城镇或乡村辐射的网络体系，全国或较大区域内的商品经济是以各级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唐代城市按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在市场网络体系中的作用，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在全国市场体系网络中具有中心或枢纽意义的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以及唐中叶以后的扬州等。第二层级是覆盖较大区域性市场的中心城市，如成都、广州、幽州等。第三层级是具有辐射、吸纳周边市场的州县治所。隋唐时期，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一大批商业都市脱颖而出，形成为都市群，进而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商业网。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明显具有从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趋势，东南地区的都市越来越快地进步，而西北地区的城市渐趋衰落。这种趋势的出现，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外族入侵、东南交通的开发及海外贸易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第二节中华文明的顶峰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避免使宋王朝成为短命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首先，削夺地方权力，以“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为纲领，统治者将地方的行政权、财\n权、军权统统收归中央，又派文臣任知州，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从而彻底扭转了中唐以来由于地方势力膨胀而造成的干弱枝强的局面。其次，以“分权制衡”为原则，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中央官制方面，采用分化事权的方法削弱相权。宋代以前，宰相“事无不统”，掌握行政、军政、财政大权。宋朝统治者设枢密院分掌军权，与2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书对称“二府”，又设三司分掌财政，号为“计省”，从而将相权一分为三。此外，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副使等官职为副，以牵制长官的权力，最终缓解了相权对皇权的威胁。同时提高御史台、谏院的权力和地位，纠察百官，以利于皇帝的专制统治。地方官制方面，在各路设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点常平司和安抚使司，分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彼此监督，以避免地方权力过于集中。各州设知州，统领一州军、民之政，另设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并对知州进行监督。第三，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赵匡胤确立了三衙一枢密院新体制。枢密院总理兵政，掌管全国兵籍、武官选授、军队调发更戍及兵符颁降，握有调兵之权。三衙是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主要负责军队的训练等日常事务，有“握兵之重”。两个机构互相制衡，形成了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却无发兵之权的格局，实现了握兵权和调兵权的分离。遇有战事，需要派禁军出征，却又不用三衙将帅指挥军队，而是临时委派其他官员担任，统兵权又被分离出来。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的分离，在体制上彻底消除了将帅专兵、发动兵变的可能性。宋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实现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后继者又不知变通，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如地方权力太弱，在反侵略战争中无力抵抗；对军队防范过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对外战争中居于弱势；官僚机构分化事权和互相牵制不当，造成机构重叠、官员队伍庞大、效率低下等问题。二、科举制的完善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在考试内容、考试方法上都与唐代有了很大不同，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史上承上启下、完备定型的阶段。北宋前期，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基本沿袭唐制，重进士轻经生，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北宋中期及其后的科举改革，则力求以义理代替记诵，重议论先于声律。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贡举，罢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进士省罢试帖经、墨义、诗、赋，改试经义、论、策。殿试废诗、赋、论三题，改试时务策。南宋时，进士又分为经义进士和诗赋进士两科，各兼以策、论，从而使经义、诗赋、策论三者在科举考试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帖经、墨义则完全被废除了。经义不要求死背经书，而是注重对其义理的理解，可以发挥己见；论策作为官僚向皇帝谈古论今、建言奏事的工具，有助于考查士子对于历代兴衰及当代时事的把握，这对于选拔经世治世人才是有意义的。宋代贡举确立了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解试亦称发解试，除包括州试（乡试）、转运使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常规方式外，还包括“别头试”、“锁厅试”等特殊形式。别头试指考官及地方长官的子弟、亲戚乃至门客应试时必须回避，朝廷别派考官别设场屋进行的一种考试。锁厅试指专为现任官员无功名而应进士举者所设立的一种考试。解试一般在秋季举行，故称“秋试”或“秋赋”，考试合格的举子参加省试。省试亦称礼部试，因就试于尚书省礼部而得名，由礼部主管，具\n体事务在礼部贡院进行。殿试亦称廷试、亲试，唐武则天时就已经有过，但直到宋代才成为定制。依照科目和录取甲次的不同，殿试合格者被授予本科登第、出身、同出身、赐出身等身份，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在前代基础上，宋代科举制日趋完善和严密，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注重维护考试的公开、公平性，向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开放，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就其进步意义来说，科举网罗了大批英才，奠定了宋2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代文官政治的基础；它刺激了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尽管如此，宋代科举制度仍然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例如，科举取士名额不断扩大，致使官僚集团急速膨胀，形成冗官问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三、文官政治的形成两宋时期，文臣群体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成为政治的中坚力量，独具特色的文臣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确立。这种政治体制的确立是唐五代以来社会结构变化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与宋代的科举制度、崇文抑武国策等因素密切相关。宋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承上启下的转型时期，从唐代开始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在宋代得以最终完成。在经济结构上，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崩溃，封建土地私有制得以迅速发展，土地转移和流通的频率加快，租佃契约关系得以确立。这种变化诱发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取而代之，平民社会的因素开始显现，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唐末五代时期，武人专横跋扈，操纵了由上至下的政权，恣意妄为，其时朝代更替多由武人倚仗军权而实现。宋朝建立后，吸取前代武人拥兵自重而皇权式微的教训，宋太祖确定了以文治国的方针和“右文”、“重文”的价值取向，制定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为后继者以“祖宗家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宋朝统治者对文人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宋太祖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秉承这一精神，坚持“与士大夫治天下”，以至“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这种“以儒立国”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风尚，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确立提供了保障。两宋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削弱了门第血统在科举中的作用，增加了寒门士人仕进的机会，使科举考试向整个社会敞开了大门。科举已经成为国家取士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各个阶层的士人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来源。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由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取代士家大族成为社会新贵，把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此外，宋代教育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官学、私学的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这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官政治的确立，改变了自汉代以来官僚集团的结构，进而改变了代表士族门阀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酝酿出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培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使宋代官僚政治展现出区别于各代的特色。四、募兵制中唐以降，募兵制取代征兵制，成为中国古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的士兵大多由招募而来，对象\n包括平民百姓、营伍子弟、流民饥民等。除招募外，宋军兵源还有罪犯配隶等途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宋代兵制也并非纯粹的募兵制。宋代募兵有一定的体格标准，身高是招募的主要依据，此外，还要考查应募者的跑跳能力和视力。士兵入伍后首先要在面部、手臂、手背处刺上所属军号，日后投换他军，亦须进行“改刺”，故招募士兵又被称为“招刺”。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志，宋代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会有这种待遇，这表明宋代军士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2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募兵制的实行，使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有利于军队的训练、调遣和军队素质及战斗力的提高。太祖时期，由于拣选严格，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军队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同时，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农民免除了兵役，部分地分担了农民的劳役负担，有助于农民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募兵制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首先，士兵来源驳杂，四方不逞之民、失职犷悍之徒、无赖奸猾之人、游手好闲之辈纷纷为兵。这些人素质低下，导致宋军战斗力不高。其次，一旦为兵，终身仰食官府，致使宋代官府不得不长期维持一支庞大冗滥的常备军，造成浩大的军费开支，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再次，荒年招募饥民为兵，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但从长期来看却使大批强壮劳动力脱离农耕，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当然，这些弊病是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是实行募兵制的必然结果，需要同募兵制的进步性区别开来。五、租佃契约关系的定型安史之乱以后，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包括均田制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土地所有制日趋衰落，土地私有制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度。宋朝政府顺应土地私有的历史趋势，鼓励和支持土地的私人占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对土地兼并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使得宋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政府放任自由的土地政策以及社会阶层流动的变化无常，使宋代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非常频繁，这些因素也是两宋时期租佃契约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租佃契约关系并不是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其大约在两晋隋唐时期逐步发展起来，至北宋占据主导地位。较之以往的庄园农奴制，租佃制度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更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租佃契约关系有如下特征：首先，土地出租者与土地租佃者之间采取了一种契约形式。契约的内容包括田亩的位置、数量、类别以及地租偿付的方式及数量。事实上，订立契约的做法在宋代广泛存在，不仅限于土地，而且涉及到牛、犁等其他生产工具。其次，在租佃制下，佃户有了迁移的自由，社会身份、地位在法律上有了显著的提高。魏晋隋唐时期的部曲、客户、客女都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迁移的自由。北宋初期，佃户要迁徙必须由地主书写文字凭证，仍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宋仁宗时规定，佃户迁徙无须地主开具证明，收获完毕，结清账目便可离开，地主不得无理阻拦。这意味着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削弱，地主与佃户间的主仆关系只存在于租佃关系下，不再具有世袭性和永久性，一旦租佃关系解除，人身依附也就随之消失。这是租佃关系同庄园农奴制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佃户获得了迁徙的自由，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与田主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律上的身份、地位也明显提高。第三，产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地租形态，这也是与庄园农奴制相区别之处。宋代地租主要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形态。分成租较为流行，以对分制最为常见。定额租多见于租佃官田或官僚地主田产。田租征收以实物为主，在定额地租中也有征收货币的情况发生。在某些租佃关系高度发\n展的地区，如两浙路，租佃制呈现复杂化的趋势，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出现了二地主阶层。大土地所者，主要是官府、官僚地主和寺院，将土地整体出租给包佃主，再由包佃主分散转租给佃户，从而表现出土地所有权、占佃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租佃契约关系下，佃户尽管有沉重的地租负担，但基本摆脱了地主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很大程度2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上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客户人身自由有了基本保障，其身份地位大为提高，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主动性安排生产，从而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推动生产发展的同时，客户的私有经济也出现了差别，有的有了自己的土地，上升为主户或自耕农，这一因素反过来调动了客户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因此，可以说租佃制是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租佃制的不断膨胀也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随着土地兼并日益剧烈，大土地所有制逐渐扩大，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越来越少，激化了社会矛盾。六、空前发展的海外贸易宋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与元代并处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历史曲线的最高段。较之前代，宋代海外贸易在各方面都有显著增长。首先，贸易港口大大增多。唐代的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而宋代港口则广泛分布于北起京东路、南至海南岛的广大区域，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在区域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加强，不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大体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区域，各区域内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形成较为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其次，贸易范围有所扩大。唐代的海外贸易已达波斯湾沿岸，主要贸易区域在巴格达经印度、马六甲至广州航线以北地区。宋代的贸易范围又远远超过唐代，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航行，远至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据《岭外代答》、《云麓漫钞》、《诸蕃志》等书记载，两宋时期，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等地，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已多达六十余个。再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两宋时期，进出口商品的种类都有了很大增长。进口商品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如香料、矿石、马匹等；而出口商品大多数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这表明中国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不但商品的种类增加，而且贸易额也有所扩大，宋代一个海商一次贩运的货物常达十万斤以上，价值高达数十万贯。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第一，宋代是实现对外贸易重心转移的时期。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有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汉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宋代大多数时期内都被西夏、吐蕃所阻隔，无复汉唐盛象。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代在东南沿海大力开拓海上贸易，西北陆上贸易的重要性不断衰落，海上贸易的重心地位日益巩固。第二，宋代巩固了中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宋代以前，从事中外贸易的主力军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进入宋代，中国不仅在商品结构中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且中国商人和商船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等国的地位，成为中外贸易中的主导力量。第三，宋代是贸易制度和航海技术创新的时期。宋代以前并未设立管理海上贸易的专门机构，宋代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修订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市舶条法\n《元丰市舶条》，为后代所继承。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也有不少创新，为航海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第四，宋代奠定了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基本范围，直至明代，中国商人的贸易范围仍然在这一范围内。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生飞跃的时期，2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社会经济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全面繁荣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经济重心的南移使南方地区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腹地和市场空间，进出口商品的来源地和消费市场都集中于南方，更加接近贸易港口，交通便利，有利于降低成本，扩大利润。其次，两宋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都取得了飞速进步，海船的载重量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指南针的应用使得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远洋航行能力大大提高。再次，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鼓励支持的态度，“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是两宋时期对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这种积极的政策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七、铸钱与纸币两宋时期，铜钱在金属货币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商业的发展，造成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北宋时期铜钱铸行量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神宗熙宁末至元丰初年（1077年前后），铜钱岁铸行量达到600万贯，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点。铜钱之外，铁钱也在很大区域内流通。在统一的国家内划分不同的货币区，行用不同的货币制度，这是宋代货币制度的一大特点。北宋前期，川陕地区出现了交子，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与商品货币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以来商业信贷制度的发展为其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川陕路流通的铁钱则是交子产生的直接动因。铁钱价轻体重，不便携带，难以充作商品交换中的等价物，交子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交子的发展经历了民办和官办两个阶段，最初为当地大商人、大富豪合伙发行，随后由官府接办，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发行机构和发行制度。北宋后期，曾试图把交子改为钱引，在全国发行，但遭到挫折。南宋以后，面对日益严重的钱荒，此前使用于川陕一隅的交子通行于东南地区，成为南宋统治地区普遍行使的一种通货。根据具体形态及发行区域的不同，南宋时期的纸币大体有川陕边界的铜钱会子和银会子、四川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交子等。纸币发行初期管理比较规范，发行量有所控制，币值稳定而有信用，对商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后来，随着宋朝财政的不断恶化，政府往往发行超量纸币来弥补财政亏空，导致纸币严重贬值。到南宋末年，纸币发行量完全失去控制，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金银特别是白银在宋代进入了流通领域。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用途。据研究，有贿赂、赠遗、布施、赔偿、赎身、借贷、代替钱财和远运、路资、物价支给、物价表示、凭费、蓄藏以及其他共十七项。对国家来说，金银又有作为赋税而缴纳、专卖收入、上供、进献、军费、赏赐和国家一般费用等九项用途。金银用途如此广泛，其所独具的货币职能已经在社会各方面发挥出来。南宋后期，由于钱荒和纸币的信用危机，白银作为货币使用的情况明显增加，这为明代白银上升为主币奠定了基础。八、科技发展的高峰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几乎在所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领域都留下了新的纪录。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完成于两宋时期，即活字印刷术、指南针\n的发明及火药配方的改进和完善，为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代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已得到广泛认可，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总论》中写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九、宋明理学2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两宋时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复兴时期，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又一次繁荣，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学术基本上都可看做是宋代学术的继续发展。此一时期，儒、释、道三教汇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理学。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主要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个流派。理学的发展分两个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宋元时期又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北宋，这是理学的形成及初步发展阶段。“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他们三人开宋代学术之先河，解经而不重训诂，强调义理，重视“性与天道”的研究，倡导“明体达用”和“尊王”之学，为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先驱性思路，也揭开了后来理学借助儒家经典创立自己理论体系的序幕。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也生活在这个时期，重要的理学范畴、命题这时都已经提出。第二阶段是南宋，是理学进一步发展及朱学统治地位逐步确立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著名理学家有吕祖谦、朱熹、张栻、陆九渊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了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陆九渊则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成为南宋理学的重要一翼。第三阶段是元朝，是朱学北传阶段。元朝建立了统一国家，南宋时期在南方发展的理学得到了北传的机会，进而扩大了理学影响的范围。更重要的是，程朱之学演变为科举考试的程式，开始成为正统的官学。明清时期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初，是朱学统治阶段。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明中期，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第三阶段是明后期及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理学是宋明时期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命题，如性、心、气、理等，所有这些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却注入了与其时代相适应的内容与含义。理学家们充分阐发这些范畴、命题的微言大义，其解说精深、缜密，他们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及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都表明宋明理学达到了思想发展史上的新水平。\n2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四章转型前夜的中华文明第一节短暂的元朝统治与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一、“蒙汉杂糅”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落后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政权兴起后，迂回曲折的汉化历程，几乎贯穿了全部蒙元时期的历史进程。采行汉法与保存蒙古旧制，这是加强与稳定蒙古贵族统治的两大政治杠杆，新王朝的创制立法，都是从这两方面根据实际需要而加以损益、糅合的。这种政治制度具有明显的二元性，既沿袭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又保留了大量的蒙古旧制，其中贯穿了民族特权与民族歧视的特色，成为区别于传统的汉族王朝的基本特点。第一，基本上保存、沿袭蒙古的旧有制度。这些蒙古旧制并不构成单独的系统，但在各自的领域内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蒙古贵族的特权和实际利益。第二，仿效中原王朝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及相应的制度。虽然名义上是采行汉法，但实际上元初各项制度的制定基本上是直接照搬金朝之制。中央官制实行行政、军事与监察三权分立，以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为最高统治机构。其余重要的中央机构，虽有一些属于元代新设，但大部分都能在金代找到其原型。为了确保蒙古统治者能有效控制与监督，在人事、制度等方面又规定了一系列贯彻民族特权的具体制度与措施，使民族压迫这一基本国策贯彻到所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管理的各个方面。第三，在某些领域或地区，汉制与蒙古旧制并行，因族而分，因俗而治。如宫廷的礼制、民间的服饰及刑法等。二、地方行政制度元初，以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地方则设置十路宣抚司为最高行政机构。同时，经常授中书省宰臣以“行某处中书省事”头衔，出外行使中书省职权。因事设官，事已则罢，没有固定的治所和辖区。随着各处行省的设置渐趋稳定，至元二十三年（1286）更定行省官制，行省长官不再系中书省相衔，行省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行政机构。通常所说的元代行省主要有十个：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此外，元朝于高丽设征东行省，属于半独立机构，性质与其他十个行省不同。邻近首都大都的地区，包括今山东、山西、河北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被称为“腹里”，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由宣政院、大都护府统领。行省制度的创行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的重大变革。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当代。元代以前各朝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无论是两级制还是三级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央与地方行政区之间空当过大的缺陷。而元代行省既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本身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特点，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空当，使全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做到了上下结合、浑然一体。\n行省的权力很大，地方军政大权基本都掌握在行省手中，表现出与隋唐以来地方权力逐渐削弱趋势的某种不协调。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适应当时形势的较为有效的措施。元代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巩固地方统治成为比加强中央集权更加迫切的任务。为此，各地军、政两方面必须密切合作，以便遇事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行省就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核心。2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有路、府、州、县四等，其设置存在混乱之处。路直属于省。府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平级；一类隶属于路。州也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直隶府平级；一类则隶属于路和直隶府。大体说来，省为地方一级行政区，路为二级行政区。府与州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是二级行政区，有时是三级行政区。中间层级虽然混乱，但省与县两级基本稳定，因此地方行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到明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度。三、空前发展的戏曲元代堪称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杂剧、散曲、南戏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世通常将元代戏曲与唐诗、宋词并称，凸现了元代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后人评价元曲“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充分肯定了其艺术风格以自然本色为主流这一特点。元杂剧是13世纪前半叶以来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元杂剧以中国北方流行的曲调演唱，因而也称北曲或北杂剧。元杂剧先在中国北方流行，元灭南宋后，逐渐流传到南方地区。以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为界，元杂剧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经济上，元代城镇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由于传统的诗词歌赋无法满足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需求，于是戏剧这种富于观赏性的文艺形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政治上，元初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痛苦，也激发了人民的愤慨和反抗之情。杂剧这种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最足以表现人们的不满情绪和美好愿望，因而得以迅速兴盛。元初蒙古统治者对杂剧艺术的流传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这对元杂剧的兴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创作主体构成方面，元初文人社会地位普遍低下，失去了进身仕途，因此一大批文人以杂剧创作谋生，大大壮大了杂剧创作队伍，提高了创作的水平，使杂剧的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元杂剧的兴盛还有其文艺自身发展的原因，如剧场的建筑、演员的技艺、音乐的成熟、表演的提高等。元杂剧兴盛时期涌现出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元仁宗延祐后，元杂剧进入衰落时期，总体成就远不如前期，逐渐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成为文人雅士抒情写志的艺术形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郑光祖、乔吉等。第二节高度发展的农耕文明一、专制皇权的强化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强化皇权，把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政皆独断”的君主极权政治。明初，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n事务；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中央大部分权力掌握在丞相手中，地方的行中书省总揽军政事务，从而侵夺了皇权。朱元璋本着皇帝集权、官员分权的原则，进行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官制改革。朱元璋在位时期，罢中书省，废丞相制，由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控制军权，朱元璋改大2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和在外的都司、卫所。五军都督府与兵部互相牵制，掌军旅之事，但无选任升迁军官和调动军队之权，兵部有人事、调遣和发布命令之权，但不得过问全国军马之数。遇有征战，由皇帝命帅出征。全国的军、政大权遂归于皇帝。明太祖官制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扩充监察机构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朱元璋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充实了机构，加强其职权，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与六部权力并重，负责纠察百司。其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京城内有监视文、武、钱、谷之权，在外称巡按，代表皇帝巡行各地，“大事奏裁，小事立断”。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使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避免某一个部门独断专行。朱元璋又于六部之外设六科给事中，直接对皇帝负责，一方面协助皇帝监督六部，另一方面抑制御史权力过大。为了确保臣下的绝对忠心，朱元璋经常派人采用特务手段侦察臣僚的私下言行。1382年，朱元璋设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称为“诏狱”。经过明太祖的全面改革，明代的官制和前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突出的特点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丞相、三省制为府、部、院、寺所替代，从地方到中央都是军、政、司法三权分离，由一卿独尊变为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大理寺九卿并列。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确立，在明初特定的环境下，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对于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这种高度的君主极权政治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极端残酷而落后的高压手段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必须予以否定。二、内阁体制的变迁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在皇权空前加强的同时，也带来许多不便。全国政务最后都集中到皇帝身上，使朱元璋深感分身乏术。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置春夏秋冬四辅官，负责“协赞政事”，但不久就废罢不设。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但不参与机密决策，这是后来内阁制的雏形。内阁制度的初步形成，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朱棣命翰林院官员解缙、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进入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从此以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内阁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然而，此时阁臣只是中级官员，权位远远不及六部尚书，在很多情况下，内阁不过是一个“备顾问”的办事机构，没有多大实权。其后，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权力超过六部。明成祖以后，不断提升阁臣官阶，其地位与权力也相应改变，阁职渐崇。同时出现了内阁的“票拟”，即阁臣有权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阁臣获得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因此，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作古之丞相。明代内阁的作用，关键在于阁臣能否得到皇帝重用及其办事效能的高低。自正统以后近百年间，内阁并无多少实权，权力操于宦官之手。自嘉靖中叶迄万历初年的五十余年间，大学士夏言、严嵩、张居正相继入阁为首辅，总揽政务，其他官员不过奉行而已，内阁真正成为国家中枢机构，达到鼎盛时期。\n张居正死后，阁材乏人，宦官逐渐窃持权柄，魏忠贤擅权乱政，组成阉党内阁。到崇祯一朝，内阁已徒具形式，有名无实。作为一项新出现的政治措施，明代内阁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更多情况下却助长了皇帝的惰性，对社会进步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清代承袭了内阁之制，直到雍正七年（1729）创设军机处时废止。2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三、地方行政制度由元向明过渡期间，地方行政体制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朱元璋每攻克一地，即置行省，设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分掌地方军、政、财、刑。之后，朱元璋意识到行省制度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碍于皇权的集中。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开始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他下令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南京直辖区外，全国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12布政使司。各布政司管辖地区大致仍为元代行省所辖范围，通常还是称为行省。此后，又增设云南、贵州两个布政司，改北平布政司为北京，从而形成南（京）、北（京）两直隶、十三布政司，亦称两京十三省。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政；设提刑按察司，掌管刑法；又设都指挥使司，掌管军事。三者合称三司，长官为封疆大吏。原来行省的权力至此一分为三，三者各司其责，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各自直属中央。布政司下的地方政权分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二级。第一级是府，长官为知府；直隶州，即直属布政司的州，长官为知州，地位与府相等。第二级是县，长官为知县；属州的长官为知州，地位与县相等。这一改革将元朝的路、府、州、县四级制减少了一级，传达政令更加便捷。在没有司、府、州、县建制的地方，则因地制宜，命官为治。在一些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或单设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实行军政和民政合一的统治。四、赋役制度的改革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了建立有效的赋役制度，打击地主隐匿田产、户口以及其他逃避赋役的行为，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和耕地的清理、统计工作，编制了黄册、鱼鳞图册。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土地为纬，田各归其业主，是摊派赋役的依据；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是解决土地纠纷的凭证。两种册籍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备的户籍和赋役管理制度。明代的赋税制度基本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田赋分“夏税”、“秋粮”两次缴纳，前者最迟不得超过八月，后者最迟不超过次年二月。所纳之物以米麦为主，次以丝绢和钱钞。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到明朝中叶，赋役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官僚贵族、豪强地主或者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赋役，或者将赋役转嫁到小民头上，赋税征收出现严重的混乱和不均现象。国家税收不足，只能于额外加征派纳，从而加速了小民破产的过程，大量农民抛弃田产，逃移四方，政府控制的户口锐减。人口的流移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征收赋役的困难，二者形成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明朝后期赋役制度的变革有两种显著的趋势，一是将赋和役合并起来征收，二是用货币税代替实物税，其中贯穿了均平赋役、简化征收手续的意图。万历年间，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一条鞭法上承唐宋两税法，下启清代“摊丁入亩”，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它将赋、役\n合而为一，简化了征收项目和手续，抑制了豪强漏税和官吏贪污。役银从以户、丁为征收对象变为以丁、田分担，有利于赋役的均平，也使商人减轻了负担。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相对减轻了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一条鞭法的推行既是统治阶级解决财政危机、稳定社会经济的需要，也适应了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五、资本主义因素3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到明代中后期，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地域上看，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要素主要出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地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出现但尚未在全部生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它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明清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主要是量的积累，而不是质的提高，不能估计过高，这也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但却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国古代传统的生产关系进入了一个松弛化时期。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分离的扩大和地租形态的变化，如永佃制和押租制的发展，分成租向定额租进而货币租的过渡，等等。这加强了佃农的经济独立性，扩大了他们从事生产的自由。上层建筑方面则表现为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削弱，劳动者社会地位提高，如户籍制的松弛和匠籍制的废除，佃农、雇工法律地位提升，等等。因此，明清时期已经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由雇工劳动，出现了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变化同西欧农奴制的废除一样，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就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情况来看，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相当薄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旧占据主导地位。此时中国内部存在着四种市场模式，即地方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和全国性市场。只有全国性市场的流通，包括海外贸易才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重要前提。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发展非常缓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前述生产力发展状况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次，国家政权对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和影响，所实行的各种措施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抑商政策、闭关政策、重税政策等严重摧残了工商业，使其难以顺利发展；另一方面，国家采用各种手段扶植小农经济，使自然经济不致解体，而这种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极其牢固，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第三，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高度的剥削性，造成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农民失去土地，极度贫困，无力购买所需物品，导致适应广大市场的手工业工场无法发展；另一方面，地主经营具有高度的落后倾向，一旦富有，往往转变为出租地主或缙绅地主，大量资金消耗于非生产用途，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第四，宗法制度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法制度本质上是专制而保守的，与以自由企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相互矛盾的，它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使工商行会组织也染上浓重的宗法色彩，从而妨碍了商品与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在这种环境下，资本主义萌芽是无法持续成长的。\n第三节内外部的转型因素一、开放与海禁十四、十五世纪，东西方不少国家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封建母体中孕育。3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欧洲，意大利威尼斯等城市出现工场手工业、包买商人等新的经济因素，并迅速扩大到英、法等国家。在中国，自宋元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到明代中叶，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表明世界历史正在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然而，在这关键的时期，中国与欧洲国家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导致中国由先进转为落后，与西方国家拉开了差距。自元代开始，中国就不断遭受来自海上的倭寇之患。明初，方国珍、张士诚余党亡命海外，勾结倭寇侵扰大陆沿海。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下令废撤市舶司，禁止商船出海贸易，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明成祖时恢复市舶司，从事官办贸易，并派郑和率庞大船队出海贸易。郑和船队规模虽然浩大，但对当时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商贸往来并无多大裨益，终因徒耗钱粮，于国无益而成绝响。此后，海禁政策再度盛行，仁宗即位之日就下诏禁止下西洋诸蕃国宝船，宣德年间，不仅不再建造远洋巨舶，下西洋的档案也被销毁。直到嘉靖中后期戚继光平息倭患后，海禁政策才又有所松弛，私人出海贸易得到默许，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使民间海上活动成为明代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清朝初年，为了对付郑成功，清政府颁布“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寸板不许下海”。台湾统一后，清政府部分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外国商人来华通商口岸。但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开始，再度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除保留东洋贸易外，对南洋各国，只允许外国人来华，不许中国人前往贸易。从此，清朝闭关自守的政策正式开始。乾隆年间，规定只保留广州通商，从此，对外贸易的门户越来越小，限制越来越严。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保障了沿海社会的安定，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使中国与世界更加疏远，逐步陷入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境地，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它限制了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造成了明清几百年的落后状态。它阻隔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使中国传统科技停滞不前，外国科技成就无法引进，中国此后由先进转为落后。海禁政策并不能真正起到防御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目的，这种消极、落后的政策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也不能防止侵略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束缚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中国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二、文字狱与文化专制政策文化专制是专制制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伸和表现，它服从和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目的无非是为了彻底清除文人的不满情绪，维护统治者的威严，加强新建王朝的统治地位。综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文化专制制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代达到顶峰。第一，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恐怖政策。明朝初年，朱元璋首开因文字治罪于人的先例，往往由于文人不慎使用犯忌文字而大开杀戒。清代文字狱较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满清政权对汉族士大夫的防范心理及凭借暴力诛杀以稳定政权的一贯立场外，还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等政治文化因素，明显具有针对南方汉族士大夫的倾向。清代文字狱网罗之密、株连之广及杀戮之酷，在历史上是空前的。\n第二，加强思想控制。明朝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士人发挥个人见解，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清朝建立后，沿袭明朝的这种传统，向全国学校颁发卧碑，要求学生成为顺民，并在中央国子监设置绳愆厅，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同时，严厉禁止士大夫谈论政治，甚至不能在学习过程中主动思考辩难。读书人没有言论、结社的自由，也不能就国家利病上书言事，否则就会受到严惩。第三，强化理学主导地位。理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明清时期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高度重视，3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取士的准则。清代科举考试中，士子的文字稍有不合程朱之说者，即被视为离经叛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此外，明清统治者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加强学术专制，明初朱元璋亲自删定《孟子》，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寓禁于修”，被禁毁的书籍达到数千种。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文化和文化交流的态度的主线是走向专制和封闭，即内部对文化发展的专制逐渐强化，对外则封闭和隔绝外来文化。这种政策对当时乃至后世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首先，它严重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自由思想，窒息了近代的学术空气，扼杀了适应时代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进而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次，它极大地扭曲、摧残了文化。在高度的文化专制之下，大批书籍被禁毁，大量学人遭到戕害，思想文化严重扭曲。学者不敢再涉及时政，治学目的由“经世”转向“避世”，促成了乾嘉学派的出现。这一学派只重训诂之学，不顾社会现实，虽然对古文化的整理作出了贡献，但就中国文化发展进程而言，毕竟是一种畸形状态。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基础，可是近代却与西方差距越拉越大，虽说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与中国社会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尤其是明清期间文字狱盛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反思这一段历史可知，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的首要前提。三、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明王朝覆亡的现实，促使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和广大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实质，是导致明王朝覆亡的重要根源之一。他们在痛苦的反思过程中提出，必须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谈，这就将实学思潮推向了高峰。因此，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两股势力的汇合，构成了实学思潮高涨的主要社会基础。除此之外，“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客观上也对实学思潮的高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思潮遍及政治、经济、学术、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力倡务实之风，主张改革，重实证、实测，讲求“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明清之际至清康熙中期是实学思潮的高涨时期，其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和颜元等思想家。他们关心国是，抨击时弊，主张革新朝政以救世济民，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专制君主。他们揭露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弊政，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提倡“工商皆本”，反对抑商以利于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进步的主张。在学术上，他们从“务为有用”出发，提倡通经治世之学。黄宗羲潜心于各种实际学问的研究，倡导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尚，所著《明儒学案》等，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开山巨著。方以智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实践中，会通古今中西，融汇自然科学和哲学，创“质测即藏通几”的科学哲学观，其中蕴涵着早期启蒙思想的睿智。顾炎武“以复古作维新”，在批评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他一生以崇实致用的学风和孜孜不倦的学术实践，为清代汉学开创了多种治学门径。王夫之在对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实际学问的刻苦钻研中，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建立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为实学思潮的高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n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和学者们，尽管在学术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使用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深感宋明理学空疏误国，空谈心性，力倡务实之风；第二，面对心学的禅宗化以至整个理学的衰败，多数学者在自我反思和抨击理学的过程中，自觉地探索和开辟治学新路以求济世。继晚明早期启蒙思想的萌发，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的理论中也闪现着启蒙的光芒。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初步要求“人”的权利和男女平等，提出“工商皆本”理念，揭露揭发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病，宣传3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学校议政的主张，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虽然还缺乏广泛传播和更多的实践机会，且在各个领域仍存在着旧传统的束缚，但毕竟萌发了早期启蒙思想的新芽，对我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四、乾嘉学派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发展到康熙中期之后，逐渐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由“说经皆主实证”的乾嘉汉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乾嘉汉学亦称“专门汉学”，“取汉代经师治经重家法而贵专门之义”。其治经“主实证”，专事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与注重义理的宋学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也称考据学或朴学。由于它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又被人称为乾嘉汉学或乾嘉学派。乾嘉汉学是继清初的批判、总结理学思潮之后兴盛起来的，旨在恢复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治经传统，其实是一场经学复兴运动。乾嘉汉学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首先，随着全国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旨在匡世的经世致用之学不再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重“经世”的探求转向了贵“专门”的研究。其次，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残害士人，窒息了整个学术界。学者们为了避祸，不得不摒弃经世之学而务专门之学，躲进脱离现实生活的故纸堆中。第三，就思想渊源来看，乾嘉汉学与实学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主要表现在继承和发扬了清初学者的尊经复古思想及主实证、重考据的治经传统。正因为乾嘉学术这种轻经世、贵专门的特点，有利于清廷在知识界推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因而为其所利用和提倡。自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的口号以复兴古文经学，在治学方法上开辟了博稽经史的学术途径。其后，经历以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为代表的汉学先驱阶段，发展到乾隆、嘉庆之际，考据之学大兴，汉学达到了鼎盛时期。通过训诂、校勘、辑佚、注释和辨伪等方法，乾嘉学派对中国流传下来的传统古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编辑方面都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很多领域的研究成果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严谨扎实，一丝不苟，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他们的研究方法初步出现了近代学术研究的气息，这也说明，学术能够反映历史转折时期的时代特点，那种所谓乾嘉汉学把“中国学术进到近代之路阻隔了”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乾嘉学派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也应该看到，该学派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和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此外，乾嘉学派内部存在着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它的另一个弊端。\n3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五章学术动态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且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至今的。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到繁盛的重要时期，由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古代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这一年之前，中华文明的年代不存在具体的时限。因此，为了获得更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约200位学者的共同努力，2000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出版。断代工程最初确定了四个具体目标：（1探讨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前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2力争确定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比较准确的年代；（3构建商代前期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提 出夏代历史基本的年代框架。在考虑和吸取国内外学术界已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工程大体上分设九个研究课题：（1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2）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3）夏朝年代学；（4）商朝前期年代学；（5）商朝后期年代学；（6）武王伐纣年代研究；（7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8）碳十四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9）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在这些课题之下设置了44个专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四个学科门类。工程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将与年代学有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技术等学科结合起来，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的探索。其研究途径主要是：（1）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2）整理和区分具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碳十四测年。最后对得到的结果进行综合、深化，得出 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从公元前841年开始往前推，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对盘庚以后的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都推出了具体的年代。商周之交的武王伐纣之年被推断为公元前1046年，之后，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都有了具体的年代。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所推出的比较有依据的一份年表，为以后使夏商周年代进一步精确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中华文明的起源纵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有\n如下特点：系统的探索成果较少，而一些概念或细节的讨论较多；专题研究成果较少，零散议题的讨论较多。也就是说，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论著对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论述；虽然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十分活跃，但几乎没有组成研究课题组有目的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探索。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探索主要包括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文明”一词的要领和标志，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模式及其特点等。1．探讨“文明”一词的概念和标志的理论。综合而言，学术界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对“文明”一词的概念与标志的认识存在四种主要观点：一是以夏鼐为代表，引用并发展摩尔根一恩格斯的社会发展3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史学说，依据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和具体探索的对象，提出“文明”一词是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并提出文明起源的三个主要标志，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文明三要素”，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活动中心的城市，文字记载，冶炼金属。夏鼐之后，以安志敏、徐苹芳为代表，从不同角度坚持这一系统的观点，并有所发展。二是以苏秉琦为代表，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从氏族过渡到国家的过程，对有关概念不作明确的解释，或是明确“文明”一词的概念是国家，但不将其作为标志。三是以田昌武为代表，提出父权家族的出现是文明社会起源的标志，反对将“文明三要素”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四是以林剑鸣、许顺湛为代表，他们将“文明”一词进行哲学层面的解释，进而从事史学方面的研究。许顺湛发展了林剑鸣的认识，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的精华部分，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物质的、精神的及科学技术先进成就的综合体现，既反映了人类的进步，又是新时代的象征。他提出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技文明。因此，他从考古学角度归纳出的文明起源的基本要素为科学技术成就、城市、礼仪中心形成和文化艺术四个方面。在这四种见解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一和第二种，尤以第一种观点应用最为广泛，第三种仅为少数研究者所重视，第四种流行的范围最小。2．摸索研究方法和途径。1992—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高涨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较以前有了很大拓展。一是对二里头文化以前的各种新石器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考察其社会的发展进程。代表性成果有严文明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等系列论文，还有李绍连的《华夏文明之源》、李伯谦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等。二是着重探讨并阐述反映“王”的文化遗存。从这一角度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课题。三是加强对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相结合的研究。四是重视对史前城址的研究。五是从聚落形态及聚落间从属结构的角度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六是加强中外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七是对原始宗教，尤其是祭祀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的研究。八是开展对距今4000年以前大型墓葬的研究。九是加强对地理及自然生态环境的研究。十是引用城邦理论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十一是对传说时代的论证研究。十二是全面开展各个主要区域的文明起源研究。十三是全面展开个案研究和全方位考察。3．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及特点。1992年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模式及特点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系统的认识，由此出现了以某些研究者为代表的不同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苏秉琦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说。1994年，苏秉琦较为完整地表述了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和发展模式的三类型的系统看法c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大体上都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国家发展阶段。其中，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奠基，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最后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帝国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加以巩固并不断加强。同时，苏秉琦还将中国国家起源分为三种发展模式。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n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进入帝国。这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称为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距今四五千年间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尧舜时期的“中国”，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是第二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六国进入帝国阶3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段，是第三个“中国”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称为中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经历了古国、方国的北方草原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金、元、清帝国，结束了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的格局，这是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称为北方草原型。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是1986年以来探索中原文明起源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学术研究成果。三、封建社会的诠释“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汉字旧名，意思是“封土建国”、“封邦建藩”，指的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分封。这种分封大体上是把土地和居民分赐给受封者，即所谓授民授疆土。诸侯还可以把土地和居民分赐给下一级卿大夫，于是以土地为枢纽，形成统治者之间的多层等级链条。这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难以维持，秦朝统一后，全面实行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封建制虽然行于殷周，但其时很少有人对其加以评论。在先秦典籍中，“封”和“建”多为单用，很少两字连用。秦汉以后，有了郡县作为参照物，“封建”的特点才突显出来。从秦汉迄明清，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之争从未停止，在争论过程中，“封建”的概念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其内涵得到扩展，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也被纳入“封建”的范畴。然而，争论的各方都把封建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并未涉及封建制下的社会、经济内容。进入近代以来，“封建”一词的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与古代的“封建”还存在某些渊源关系，但基本上是来自欧洲“feudalism”的意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严复首先把“feudalism”与中国的“封建”对译，从此“封建”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兼及社会、经济意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人们进一步把“封建”看做人类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之一。在欧洲，“封建”是一种后起的制度，中世纪的西欧人并不知道今天所谓的封建制度，现代西方史学家所说的“feudalism”的内容，在中世纪只在西欧存在过，但具体形态各地多有不同。18世纪以前，欧洲学者只把封建视为一种法律制度，19世纪后，学者们开始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角度研究封建的内涵，但仍多局限于政治、法律层面的认识。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用以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由此产生封建生产方式、封建所有制等。20世纪30年代末，马克·布洛赫撰写《封建社会》一书，分析了西欧封建社会经济、农奴庄园等方面的内容，奠定了后人了解西欧封建社会的基础。综上所述，无论中国还是西欧，对于“封建”的理解，都有一个由政治、法律制度向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其中，封建社会的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参加讨论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封建社会，分歧主要在于封建社会存在于中国哪个历史时期，何时兴起，何时崩溃。对西周或先秦为封建社会，学者大多不持异议，问题聚焦于从战国、秦汉至鸦片战争这一段时期是不是封建社会。经过论战，秦以后非封建社会的见解逐渐衰落，秦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n近年来，一些学者质疑“封建”一词的应用是否准确，进而质疑秦汉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及中国是否存在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性质类似的封建社会。质疑者更强调“封建”的政治、法律概念，对其经济意义持保留意见，他们的论证多从“封建”一词的概念入手，一是认为现在广泛使用的“封建”一词3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与中国古代的“封建”及英文的“feudalism”意义不符，所以根本不能成立；二是认为秦废封建后仍然是封建社会，本质上是西欧中心论，是以斯大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剪裁中国历史。1991年，林志纯从两个词出现的不同时代背景入手，强调“封建”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名称，“feudalism”是中世纪欧洲的产物，将两者对应起来，是将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强加给古典时代的中国。而中国古典时代的“封建”，是与西方古代史上希腊大殖民、腓尼基海外扩张时代相似的古代城邦的殖民建国事业，这些举动与西欧中世纪日耳曼人建立feudalism社会的历史任务不同。中西历史上的“殖民建邦”分别被秦朝的郡县制及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取代。此后，一些学者纷纷撰文呼应，其中以冯天瑜的《“封建”论考》为集大成者。他提出，20世纪30年代后，“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原论，泛化封建观普被中国。他还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 会”来描述秦至清的历史形态。对此，一些学者针锋相对，撰文批驳质疑者的观点。他们强调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及社会发展阶段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法律制度。马克垚指出，如果认为封建制度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与地主对立的社会，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没有疑问的，中国和欧洲都存在过封建社会。他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中提到“西义”的封建概念的形成，实际上主要是依据罗亚尔河、莱茵河之间狭小地域9——13世纪的有限材料，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实际状况。在那以后，人们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已大大拓宽，时间从9—13世纪扩展到18世纪，空间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亚非，人们所能利用的材料大大丰富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也有可能拓宽封建的概念，拓宽对封建社会的认识，而不应该把我们的认识停留和固定在“西义”的封建概念上。李根蟠认为，现在的质疑者缺乏系统的理论和严谨的论证，单纯强调“封建”概念的纯洁性，忽视了词语内在含义的发展，是否定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他还梳理了“封建”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过程，系统批驳了冯天瑜所谓“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原理相悖的说法，指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战国秦汉以后封建社会说”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称其有悖于马克思原论是站不住脚的。四、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1．总体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林甘泉认为，根据文物考古资料分析，春秋战国之际，农村公社瓦解后，并没有出现类似古代希腊罗马那种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广大个体农民绝大多数是具有封建国家佃农性质的授田制农民，其次则是耕种地主土地的封建租佃制农民。就发展趋势来说，当授田制农民所带有的公社农民痕迹逐渐消失后，封建租佃制在农业中日益成为支配形态。因此，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革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而不是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也不是从家长制奴隶制转变为发展的奴隶制。\n有学者批驳了“春秋战国时社会变革是经过奴隶起义完成”的观点，认为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是社会物质生产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以新的经济因素为前提，而不是单纯暴力作用的结果。春秋时期，社会内部已孕育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新经济因素的增长过程中，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的地主阶级势力逐渐兴起，导致了变法运动。3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也有人认为，伴随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陈旧的传统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全新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兴起，促使各国为生存、争霸而进行社会改革。改革导致世卿世禄制度被打破；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确立；“量亩而税”、“量入修赋”的赋税政策取代“籍”、“彻”之法；促进了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人考察了春秋战国的礼俗及知识分子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决定了各地礼俗的差异性，由此形成各地区人们不同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而这种不同又对社会变革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造成各国变革产生不同结果。与此相应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这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充当了变革的舆论制造者和鼓吹者，二是充当了变革的设计者，三是充当了变革的实践者，四是充当了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2．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有人提出，春秋战国之际，国人有功可以上升为士、大夫、公卿，也可以降为皂隶。国人社会地位的变动，是政治斗争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形成，国人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或阶级而存在的经济条件和作为主要兵源及军赋负担者的社会作用都已丧失，而是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还有人指出，国人革命和农民暴动大大削弱了各诸侯的统治，卿大夫取得了各国的政治权力，形成大夫专政的局面。春秋后期，齐、三晋在建国前陆续兼并了公室和大夫的私邑，削弱和破坏了世族世官制度，先后建立了郡县制度，官吏待遇也由封邑制变为薪俸制。士在社会上越来越活跃。何兹全认为，春秋战国之际是发生巨变的时代，是世袭贵族衰落和军功贵族兴起的时代。朱凤瀚则认为，春秋晚期在齐、鲁、晋诸国与公室进行斗争的卿大夫们并非新兴的地主阶级，仍属于旧式贵族。所谓“新兴地主阶级”实即封建地主的雏形，包括私人地主（军功地主、官僚地主及事功地主）与国家地主。严格意义上的新兴地主阶级是因中央集权制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构成新兴封建集权制国家的社会支柱。许悼云认为，从东周到秦汉经历了古代血缘组织向领土国家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秩序得以重组，经济制度得以改变，氏族的社会力量退隐，新的社会力量起而代之。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春秋时期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并与战国时的情况作了对比。春秋社会群体可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后期这种活动逐渐减少。经春秋一代，卿大夫集团日趋活跃，其上升趋势与公子集团的衰落趋势同时发生。士集团人数上多于公子和卿大夫，但地位低下，卿大夫集团进入低潮时，士阶层开始抬头。刘泽华则分析了战国大夫的含义、社会经济状况，认为战国大夫不是春秋大夫的继续，而与春秋的家臣联系更为密切，他们没有地主政治统治权，即使有也很薄弱、不稳定。战国大夫的爵称己缺乏独立性，而是从属于官僚制度的。战国时期，大夫或士大夫越来越成为官僚、贵族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的统称。五、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n1．关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林甘泉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土地私有化的过程相始终，萌芽于春秋战国之际，确立于秦朝，而在汉代得到巩固和加强。柳春藩则提出，地主制经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的经济基础；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得以维持的经济根3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源；小农经济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经济支柱。三者不能混同。庞卓恒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秦汉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进行了论述，主张战国秦汉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制政体，是在夏、商、西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是以国家编户制下的小农经济为其物质基础。2．关于皇权与专制政体有学者认为，秦代官制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殷周遗制，二是吸取列国制度，三是由秦国本身的官制发展而来。汉承秦制，又在高祖、景帝、武帝、成哀之时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改革。东汉沿袭西汉官制，又有很大不同，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改变最多。秦汉官制具有如下特点：（1）从诸侯分立、各自为政到中央集权；（2）君权空前提高；（3）由官制简略到机构庞大；（4）宗法制发展；（5）管理生产部门设有专官；（6管理民族事务专官的出现；（7）官俸、官服、官印有明确规定，等级森严；8官员选拔、考核制度的确立。此外，他还提出了秦汉官制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及对后代的影响。也有人认为，秦汉政治、经济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有其发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主要来源于春秋时的晋国，中经战国的总结提高，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过程，才成为固定的制度确立下来。具体的官职和机构方面。林剑鸣指出，秦代重要的中枢官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博士。丞相位虽高，却较位低的御史大夫权小，兵权又为太尉分割。太尉有位无人。博士虽无实际权力，却可广泛发表议论。这些人在地位、职责、权力方面互相牵制，军国大权最后均掌控于皇帝之手。有人对秦汉中央政府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中朝、外朝制度始于昭帝初霍光辅政时期，通过它使霍光以人臣而兼君上之权，剥夺了丞相召集百官议事之权，为以后外威专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外朝的形成，不但没有加强专制统治，相反，成了分裂瓦解中央集权的腐蚀力量。还有人分析了宫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宫省制度是“朕即天下”思想的外在体现，是维护皇权至高无上、使皇权物化的一种制度。宫省制度使权力中心转入君主卧室，使宫省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也成为后妃干政、外戚宦官专权的渊薮，是各种政治势力竞争角逐的场所。选官制度方面。黄留珠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秦的仕进制度，指出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期间，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是入仕的五条基本途径，构成秦仕进制度的主体。统一后，由于李斯的建议，仕进大多出于“法”、“吏”二途。安作璋认为，汉代选官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举、私人荐举、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东汉中叶以后，选举被世家权门把持，选官制度被完全破坏。他指出，汉代选官制度有一定积极意义，帮助统治者选拔了大量人才，造就了汉代的辉煌，但也存在一些流弊。监察制度方面。杨宽对秦汉监察制度作了详细的考述。他认为，秦的监察御史不仅负责监察，还有领兵作战、推荐人才的权力。汉代是把设置地方监察官和视察地方制度紧密结合起来。也有人指出，秦汉御史制度基本形成于秦朝，发展于西汉，至东汉日趋衰败，它的强弱程度与专制皇权的强弱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御史的职责主要有纠察百官，典正法度；督察藩国，剪灭分裂；镇压农民起义等。\n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根本内容是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但在西汉初年曾一度实行“郡国并行制”，如何看待汉初的分封制，是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人认为，汉初封国是按西周政体的模式恢复起来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封国。也有人认为，西汉封国与西周封国有本质的不同，已经丧失了政治特权，仅剩经济上的利益，并非简单的“循周之制”。研究外戚、豪强与皇权的矛盾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强弱变化，是近20年来秦汉政治史研究中取4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得重大进展的一个课题。有学者认为，外戚专政是皇权专制的一种形式，外戚与皇权虽有矛盾，但不能抵消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何兹全认为，外成代表世家豪强，宦官代表皇权。还有人提出，宦者代表皇权，外戚代表后权，官僚代表相权。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三股政治势力的角逐。宦者是极端腐朽的势力，而 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六、秦汉时期的文化近年来，秦汉文化领域没有提出多少新问题，但对传统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问题，至今仍存在分歧。翦伯赞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粗暴，但起到了巩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积极作用。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认为“焚书坑儒”虽对统一思想、巩固政权有迫切的必要性，但手段毒、效果微、不良影响久远，不应颂扬。此后论述也大都没有超出这两种观点之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秦汉政治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研究者甚多。林甘泉较为全面地探讨了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全过程。他认为儒家思想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是由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来决定的。同时，政治权力对于意识形态的于预和改造如果违反了规律就要失败，如秦始皇的法家政治。而汉武帝顺应了发展规律，取得了成功。任何一种统治思想的确立，都不能单纯依靠暴力。而有学者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并不科学，汉代对各派兼收并用，各学派之间频繁地进行渗透，儒学已经失去先秦时期原始和单纯的面貌，融会各家所长。此外，汉武帝的崇儒并非一以贯之，有名无实。也有人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也与此后整个中国古代思想史不符，是子虚乌有的事情。而有人对此进行了辩驳，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历时十一年之久，经历了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黜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张岱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它加强了民族内聚力，中国文化在两千年历史中绵延不绝，这与儒学独尊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它限制了思想自由，妨碍了学术的高度繁荣。两汉经学研究方面，学者不但对汉代经学的演化进行探讨，而且注意把经学的发展放到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中加以考量。具体而言，以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为界，汉代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转折，主要表现为孟子思想的重新崛起。会议以前，儒、法两家思想的关系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而以融合为主，儒家思想甚至以外儒内法、兼收并蓄的形式出现；会议以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则以排斥为主，在清除法家思想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会议以前，荀子思想的影响在汉代儒家中居于优势地位；会议以后，孟子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有种看法认为，皇权与士族的矛盾是东汉末年经学衰落的原因，党锢之祸后，士族代表受到沉重打击，汉代经学也迅速没落。还有个案研究指出，刘秀具有很深的经学功底，他在位期间对经学的重视影响了整个东汉一代，使东汉经学特别是古文经学获得了极大发展，被称为经学极盛时期。\n人物思想是秦汉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传统课题，研究相对集中在董仲舒等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上。翦伯赞比较了战国时期的儒学与董仲舒的儒学，认为两者间的区别有以下四点：一是战国时的儒家只是百分之一，而武帝以后儒学经典已被当做真理；二是战国儒学要与百家论战方可图存，并由此不断充实发展，而董仲舒后则神圣不可侵犯，发展也随之停止；三是战国儒家多谈实际问题，汉以后加强了玄学的成分；四是战国诸儒谈论政治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图名利，而汉以后儒者把儒家哲学当做政治的敲门砖，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但被董仲舒所继承，并付诸实践。4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有人认为，董仲舒具有齐学风气，他的大一统思想明显受齐国特有的黄老之学影响，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各家思想，对先秦儒学进行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奠定了长期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有人认为，董仲舒的思想虽有对孔孟之学的继承，更有对齐文化各种思想的吸收，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合而为一的结果。七、魏晋时期的世族白寿彝认为，门阀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它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汉后期的萌芽期，曹魏、西晋的初步形成期，东晋和南北朝前期的确立和鼎盛期，南北朝后期的衰落期。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是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和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而战乱、统一帝国瓦解与分裂。新王朝力求获取三结合之统一体，是门阀制度加速形成的决定因素。门阀制度在形式上离不开九品中正制。田余庆将门阀政治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综合考察东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地理、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门阀政治进行了概括和界定，指出学者所习知的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其实质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几家大族的权力平行或超越于皇权的政治变态，是皇帝和士族的联合执政。有人不同意“门阀专政”的提法，认为东晋政权的性质是一种君主制下的士族贵族合议的体制，这种合议形式既给君权某种约束，也给权臣的专擅以有力的抑制，这种权力的平衡有利于政局的相对稳定。把门阀专政与大族擅权等同而加以贬斥，忽视其政治形式的合理因素的传统观点值得反思。此外，对门阀士族也需历史地分析，不能把他们一概看做腐败无能之辈。在门阀政治形成而又尚未深化为历史传统的阶段，他们的政治参与感及对王朝安危的关心要强于其他阶层，其才行器识也优于其他阶层。只有当高门华阀的政治特权为立法确认，显赫家世经久不衰并为社会公认时，他们参预政治的实际能力才开始丧失。这种转变发生于东晋后期。也有人指出，魏晋南朝的世族统治是以对国家权力中心的控制而实现的，主要方式有控制皇位更替、控制议政决策、控制行政权等，这些方式的交替、综合运用，使士族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获得了合法性、稳定性。关于士族地位衰落的研究。祝总斌认为，门阀制度的高度发展腐蚀了高级士族，他们或是政治才干越来越弱，或是虽有才干而为门阀特权所累，专注于保住权位和家族，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这是低级士族刘裕取得政权的根本原因。而桓玄代晋反映了东晋末年高级士族想用改朝换代的办法挽救统治危机，桓玄与刘裕之争实际上是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为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次较量。还有观点认为，刘裕代晋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终结和皇权的重振，这是东晋后期几十年政治发展演变的结果。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门阀政治必然要归位于皇权政治，从孝武帝太元年间起，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士族门户之间、士族与皇室之间、士族与寒门之间的斗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皇权的重振开辟了道路。\n关于北朝士族情况的研究。唐长孺指出，两晋南朝士族序列高下多是习惯上而不是法律上的，而北魏是皇帝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制定包括胡族在内的门阀序列和体制。还有人认为，北魏前期、孝文帝时期和北朝后期是北方门阀地位上升、极盛和衰败的三个历史时期。关于南朝低等士族、寒门庶人的崛起。有人将掌机要的“寒人”分为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吏门和没落贵族三种出身，认为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没有形成一种整体，尽管一时权势很大，却不能改变卑下的社会地位。南朝门阀制度的衰落并不通过“寒人”掌机要反映出来，相反，“寒人”掌机要4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恰是贵族门阀制度的内在特征之一c也有观点指出，孝武帝时期，寒人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性力量，形成寒人操纵政权的局面。寒人大量进入高层政治，使政治风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政治腐败、政治动荡、宗室残杀的政治特色。然而，寒人虽然争得了权势，却没有给南朝政局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还有人分析了宋、齐时期士庶之间的公事、私事往来及通婚等方面的情况，指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士庶天隔”的情况发生了动摇，尤其在政治权力和金钱的冲击下，士庶界限开始趋于模糊、淡化。八、魏晋时期的民族融合有人系统考察了这一时期各民族关系发展的大势，指出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发展经过了三国西晋的和平发展、东晋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和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三个阶段，贯穿着少数民族和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两种矛盾，并呈现出同化中有融合的历史特点。关于这一时期的夏夷观和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有人分别分析了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民族观，指出这一时期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以华夏正统自诩，深受儒家大一统思想的熏陶，皆欲通过武力征服或羁縻怀柔等手段，来吸引其他民族，使自己成为夷夏一统的主宰。或“用夏变夷”，或先鲜卑化后汉化，促进民族融合，最后殊途同归，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关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性质及其统治问题，有人提出，胡汉分治是统治者对汉人和胡人采用不同的统治办法分而治之，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产物。胡汉分治政策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皇帝、单于名号同时存在；其次，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管理胡人和汉人的两套机构。也有人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应该进行辨证分析。政权的建立促使各少数民族迅速与汉族融合，而其民族共同体与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越衰落，从而使其迅速汉化。关于淝水之战。1993年秋的“谢安与淝水之战学术研究会”上，学者们就淝水之战的性质展开讨论。有人力主淝水之战的兼并统一战争性质。也有人提出，东晋能够“上下同心”是基于民族矛盾，前秦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因此战争的性质应该是民族征服战争。田余庆从三个层次进行了论述：第一，符坚南侵不能视为一次偶然的蛮族入侵；第二，其时北方社会包含着民族祸乱的因素，远未形成统一南方的力量；第三，判断淝水之战的性质，判断符坚之时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程度，不能离开十六国以来北方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他再次提出，淝水之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统一战争的色彩，但本质上是一场民族入侵战争。周伟洲认为，淝水之战具有兼并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兼并统一战争。关于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严耀中认为，北魏的行政中枢包括外朝与内朝两个部分。内朝的行政对象主要是京畿地区的拓跋人，外朝管理的是其他地区的臣民。其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地方官制则是分任互督的州郡县三长官制。其武力核心是内行武官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八个军府。负责维持统治的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有人则\n认为，北魏前期的鲜卑八部大人制居于主导地位，三省制无足轻重，孝文帝改制后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这是一个由繁到简、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一种观点认为，孝文帝改革的消极作用超过了积极意义，其文治和汉化路线加速了北魏国家和鲜卑民族的衰亡。其主张把改革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冯太后领导，主要进行均田4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制和三长制的改革；后期由孝文帝主持，主要是确立儒家礼教的地位，实现北魏的汉化。也有人提出，孝文帝在确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时已经参政，其后孝文帝改革集团的成员，仍是冯太后改革集团的成员，后期改制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是前期的继续和发展。改革是一个整体，不能将这一阶段与那一阶段、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加以对立。还有观点认为，孝文帝迁都是北方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和变化的必然产物，使他摆脱了拓跋部保守贵族的束缚，放手推行汉化政策，完成了拓跋贵族的门阀化，有利于北魏的统治。但必须看到，迁都加深了拓跋部内部的固有矛盾，造成了拓跋族的分裂和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化，并且是在牺牲人民利益的情况下取得的。九、隋唐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唐代皇权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唐代皇权无所不包，皇权至重。皇帝行使权力的方式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唐政府的一切最高命令均由中书省发出，通常由中书省拟定诏书，皇帝阅后如表示同意即画一“敕”字，然后下达门下省审议。皇帝的一切重要政令，必须有门下省的副署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正式生效。也有观点指出，唐代社会对皇权的制约主要来自于昊天上帝、中央机构、修史制度、臣僚谏诤等几方面。关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学者大多认为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相权削弱及其所引起的中枢政治体制及宰相地位名称的变化，都是皇帝为了强化皇权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的必然结果。关于唐朝中枢决策体制的变化。有人认为，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中尉在中晚唐以后加入中枢机构，与皇帝、宰相构成新的中枢体制。也有人认为，唐中后期中枢机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相权受到侵蚀，表现为藩镇干政，宰相地位下降；宦官参与机要，中枢机构职能受到侵犯；皇帝不信任宰相，造成中枢机构职能的混乱和宰相权力与地位的下降；财政官员地位的提高影响和削弱了中枢机构的职能。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全面地考察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体制和运行机制，指出在唐代形成了多层次的决策机构与不同的决策机制。最高层次是由皇帝主持的御前决策会议，其次是中书门下的决策会议、政事堂宰相会议、扩大参与的百官会议等，并对决策层次与方式在唐王朝各个时期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论述。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达渠道有地方情况上报制度、出使监察制度、求言和上书制度，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关系到整个唐王朝的兴亡。王素《三省制略论》认为，三省制是三省首长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权制三个内涵因素构成的一种施政机构宰相制。魏晋南北朝是其酝酿时期，中经隋代，至唐正式建立。唐初三省长官集体议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长制成熟；三省借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内轻外重各有优势，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驳、执行之职，三省分权制成熟。三省地位的平衡是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有观点指出，从唐睿宗起，三省长官相权旁落，表现为低级官员入相，难以驾驭朝政，三省长官不专机务，动摇了三省机构的互相制约关系；三省六部职能废弛，各种使职大量产生，干扰和削弱了尚书六部的行政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节度使出将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权的政治平衡；专使的设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职能；翰林学士草拟诏敕代行了中书省部分决策权；宦官专权瓦解了三省制的组织原则。\n关于六部与寺监的关系。严耕望撰文明确了二者的上承下行关系，即六部上承君相之命，制成政令，下颁寺监，促其施行；寺监则上承六部政令，具体落实执行，并上报执行情况。故六部为政务机关，寺监则为事务机构。同时也存在一些其他看法，尚书省与寺监的关系是上下级领导关系，依事归类，由六部诸司进行统辖。六部颁制度、定规定，寺监奉行；六部向寺监发出具体指令，寺监实施。但尚书六部与寺监的关系只是业务关系，寺监长官由皇帝任免。这种人事关系反映到行政过程中，便呈现出政务逐4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级、隔级处理并存的状态，表明各机关的相互牵制、配合在行政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十、唐宋社会变革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中国学者对这一时期发生的社会变迁早已有所论述。陈寅恪指出，唐代历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湾大化书局1974年版，第2页）侯外庐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16世纪中叶以后，至1840年为又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7页）傅乐成注意到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不同，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受魏晋南北朝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三大因素影响，呈现出异彩特色，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至宋，各派思想如佛、道、儒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产生，文化精神及动态转向单纯和收敛。宋代各项学术都不脱中国本位文化的范围，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几达停滞状态。这是中国本位文化建立后的最显著现象，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的最大不同。（《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50页）漆侠认为，唐宋时期的变革虽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的推移演化，但却是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他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该问题：第一，唐中叶以来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衰落，土地私有制在宋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土地占有诸阶级阶层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土地占有关系出现新格局，新的土地兼并势力取代了以山东士族为代表的旧的土地兼并势力；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取代农奴制居于统治地位；第四，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成为主要税法；第五，经济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第六，经济领域的变革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文化思想领域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一代新思想、新学风的发展。朱瑞熙指出，从唐中叶开始，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至宋代，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会风貌。经济基础方面出现新的土地占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成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制度以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及风俗习惯都发生了变化；人民群众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和目标进行反抗斗争。\n日本学者中首倡“唐宋变革”说的是内藤虎次郎。1922年，内藤在日本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性质不同的阶段。从盘庚迁殷到东汉中期为上古，之后经过东汉中期到西晋的第一个过渡期，东晋、南北朝到唐中期为中古，之后是中唐至五代的第二个过渡期，从宋元开始至明清则属于近世。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到近世发生在唐宋之交，唐是中古的结束，宋是近世的开始，两者在文化性质上有明显的差异。他从政治结构、选举任官、党争性质、人民地位变化、4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经济情况、学术文艺、兵制、法律、中西对比等几个方面比较了唐宋社会的不同。此后，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将这一时代观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丰富了内藤学说。他提出古代、中世、近世的三分法亦适用于东洋史，如东洋古代的发展，是由春秋时代的割据经战国时代至秦汉帝国的统一；中世以后则形成三国魏晋南北朝分裂时代，隋唐帝国时代为表面大一统时代，中唐以后割据分裂势力抬头，至五代分裂更甚；宋统一后迄至明清，大致维持统一之局，是为近世。比较看来，内藤关注的重点在于唐宋的分野，而宫崎更注重阐释宋代的近世特征。近年来，大陆学者关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此不—一列举。十一、繁荣的宋代文化关于宋代文化的整体评价。有观点认为，宋代文化繁荣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经济繁荣或重文轻武的国策，而在于宋朝政府所采取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和对文人的优待。而有人更关注宋明文化中的近代因素，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一方面是受了西方的影响，吸纳了大量新事物，另一方面又是对宋明文化进行解构和改造基础上的再发展。宋代所发生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君主独裁形式的文官政治代替了权力与血统相结合的贵族政治；平民文化兴起；理学学说的出现，既是社会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又体现儒释道融合的特点；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家管理方式和宗法家族文化。有人则从广义的角度考察宋代文化与前代的不同，指出从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看，宋代是从庄园农奴制向封建租佃制的重大转折时期；从经济观念的演变看，宋代是商品经济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从学术思想的变化看，宋代是从传注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变时期；从政治体制演变看，宋代是从“皇权一吏员”体制向“皇权一士大夫”体制转型的时期。还有人探讨了宋学体现的时代特色，指出宋学是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是对这一历史时期现实问题的积极回答，其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宋学中体现的变易精神、求理精神、道德精神和求实精神，成功地回应了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化解了各层面的冲突，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关于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外环境。有人着眼于外部环境对文化的影响，认为一方面辽、金、元等游牧文化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为改农为牧及采用奴隶制，使中原生产力遭到破坏，经济发生阶段性的倒退；另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宋元时期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有益过程。尽管在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不同文化、民族间的敌视、抵触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如元朝的四等人制即以种姓制取代宋朝的阶级开放，践踏了文化的尊严，种族、民族与职业的分等制使文化风尚发生了改变，促进了元曲的勃兴。元曲在精神上的两大主调，即倾吐整体性的郁闷愤怒及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正是元代士子失意心态的反映。也有人从文化环境探讨南宋时期词风的变化，指出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促使词在内容和风格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南渡词人群体，后是以辛弃疾为首的豪放词派，尽洗“绮罗香泽之态”，吐纳时代风云之气，成为词坛的审美主流。但南宋中后期，以宋孝宗、张浚北伐失败为开端，抗战精神与\n英雄主义逐渐退潮，苟安行乐之风盛行，北宋晚期的典雅词风大规模回潮，审美风尚发生逆向的移变。但南宋后期的词风和流派并未简单地回复，而是旧中有新，其原因一是由于稼轩词派的强大影响，二是由于理学的兴盛所起的思想规范和风格净化作用，三是由于词坛“复雅”之风的影响。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宽松的政治环境，历来被视为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邓广铭认为，北宋统治者并未在文化上实行专制主义，在科场考试中，命题多杂出老庄之书，且在思想、学术、文学及艺4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术上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是宋学得以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扩大科举名额及刻印书籍等右文政策，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作用要小得多。也有人认为，宋王朝为解除武人干政的威胁，采取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宋初在强调儒、佛、道融合的同时，儒家处于首要地位，而佛、道两教的地位也有轻重之分，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远胜道教，这种政策导向直接推动和影响了宋学的形成。关于宋文化的特点。台湾学者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中国通史论文选》，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第314、350页）提出，唐文化与宋文化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唐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文化因各派思想主流日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与收敛。也有观点认为，宋文化有内向收敛及注重人文涵养的倾向。宋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官政治，内在精神是注重品性涵养，外在表现是书卷风流，他们三位一体，构成富有人文气息的氛围，其审美情趣也从外在的羁旅漫游、征戍迁谪，逐渐转向丰富多彩的心智活动，构成宋代文学及文学思想中博大精深的人文气象。还有人将宋明理学的文化心态概括为以孔、颜为标准的理想人格，融个性于伦理的群体意识，追求自我与服从专制相统一的自省意识。认为他们体现出不为外在压力所动的坚韧精神和注重社会责任感的文化性格，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十二、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学术界曾就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这一问题多次进行专题讨沦．主流观点是传统经济（有些人称为地主制经济、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有些人说商品生产）并不冲突，且后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但在具体评估时则有不少分歧，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本质联系，或说既相排斥又相补充，有人提出要具体分析，不可概而言之，有人则坚持地主制下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与浓厚的封建性。明清时期的市场是学术界近年来十分关注的论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明清市场的论著相继出版，除总体概论外，主要是对区域市场的具体分析。学术界普遍肯定明清时期市场变迁在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意义，但在估计发展水平时存在一定差异。一部分人充分肯定明清时期市场的发育程度。如有人从区域考察出发，对明清山东商品经济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发展动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种看法则持保留态度，认为明清时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很不健全、很不成熟，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与性能。吴慧等认为，其实在清代的粮食调剂中，政府实行粜米等诸多措施，国家发挥了最大可能的调节作用，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还有一种看法则对市场问题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例如吴承明指出，从商路、城镇、商人资本、长距离贩运及市场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国内市场显著扩大，但粮食、布等仍是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在长距离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从而造成了市场的狭隘性与长距离贸易的局限性。商业资本一直是明清史研究的重点，而讨论的核心是商业资本的转化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这是产生并推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业资本基本上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因而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学者们或从官府的征收掠夺出发，认为各种捐输、\n盐课负担以及官吏的需索消耗了绝大多数商业资本，商人可支配的商业利润相当有限；或认为大多数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低于商业利润率、土地资本的某些固有属性对商业利润有巨大的吸引力；或认为封建生产方式将商人资本纳入自己的轨道，使商人转化为地主，商人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这又涉及商人购置土地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商人兼并土地，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不仅造成土地集中，而且使商4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业资本受损，是大量商业资本未能转化为产业资本的主因。但有人指出，对此应作进一步分析，在对商业资本的含义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商业资本的循环过程及作用，认为商业利润的分割未必损伤商业资本，重视研究商业资本自身积累及其在流通、生产中的具体形式与整个过程。十三、科举制与中国古代文化关于科举制度的起源时间，历来存在隋代和唐代两种说法，20世纪50年代以后，隋代说在国内基本成为定论。进入80年代，有学者著文指出，要确定科举制度的起源时间，首先要把握它区别于其他选举制度的特殊本质。有人提出科举制度的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碟自进”，不必非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上述特点中的“投碟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端倪，但正式出现却是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史书所载隋代已有进士科的说法也查无实据c因此，科举制度正式形成的时间不是在隋代而是在唐代。而且，将科举制单纯理解为分科取士也不尽全面，因为分科取士仅仅是北宋熙宁变法以前之事，此后至元、明、清三代，科举独存进士科，不存在分科取士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与隋、唐两说截然相反的汉代初创说。有人依据汉、唐两代的选举都有分科取士和考试的情况，提出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成期的主张。但是，持汉代初创说者在国内只是少数。唐代科举制度是唐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且是科举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历来为人们所瞩目。对于科举制度确立于唐的原因，人们关注的侧重面虽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将唐代确立科举制度的原因归纳为封建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几个方面。对于唐代教育和科举之间的关系，一般的看法是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虽使唐代的教育事业一度出现了新的繁荣，但由于教学内容和考试日益脱节，最终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到了唐后期，学校已完全成了举人赴试的落脚点和科举的附属物，从而给唐代教育造成了危机。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行科举取士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科举制比九品中正制进步，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入宋以后，科举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了其黄金时期，国内外史学界对其重视程度尤胜于唐代。关于唐、宋科举的异同，日本学者荒木敏一总结为9个方面，即创设殿试，登第即释褐，设置别头试，实行糊名法与誊录法，确立三岁一贡制，废除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废除殿试黜落制，进士科废除诗赋，改用经义、策、论取士。（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前言》，日本同朋舍1969年版）在北宋进行的科举改革中，熙宁变法时期的科举改革最为人所注意。学者基本上肯定罢废明经诸科、独存进士科，废除诗赋，以经义、策、论取士，实行三舍法等的积极意义，但对王安石企图以《三经新义》来统一思想的做法，评价却截然不同。有人认为其目的是为变法提供思想武器和制造舆论，无可厚非；有人则将其视为元、明、清三代利用科举钳制思想的开端。在历代科举制度中，对宋代尤其是北宋\n科举的评价最高。金诤说，北宋科举比唐代发展得更为完备、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科举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北宋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所能达到的最合理阶段，大批卓有才华的知识分子由此脱颖而出。关于宋代科举的弊病，一般学者认为，它的突出问题是取士太宽，从而造成了冗官之患。八股文取土被认为是明清科举制度最为严重的弊病。所以它一直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的一个重点。4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一般学者认为，八股取士是为了施行文化专制主义和传播理学名教、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有人提出，八股文是窒息一切生动活泼思想的僵硬模式，而知识分子对八股的顶礼膜拜最后又必然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他同时分析了以八股文取士的严重后果，认为其在政治、文化上起着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社会后果则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阻碍社会进步，使明清封建社会变得更加腐朽僵化、停滞不前；其次是严重摧残人才，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这种观点代表了学界对八股文的一般评价。关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有人将原因归纳为四个方面：首先，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基本原因；其次，广泛兴办的新式学堂是科举制度寿终的直接原因；再次，日趋没落的书院制度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最后，社会心理的变迁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消亡。他认为，清代废除科举制度意义重大，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封建时代的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结束，新的近代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科举制度的废除加速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促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人们对科举制度历史功过的评价，由于着眼点不同，可谓大相径庭。否定科举制度者，主要是从科举只问才能不问德行和考试内容之无用这两个方面着眼，尤其到明清时以八股文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严重败坏了人才，被认为是科举制度的主要弊病。近20年来，史学界在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对科举制度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不少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与以往包括察举制度在内的封建社会所有选举制度相比，却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它促进了“社会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封建政治。至于科举的一整套严密的考试程式和制度，更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十四、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化与社会变迁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往往是与经济、政治、财政、社会等方面的变迁互为因果的，揭示其间的联系与规律，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重要宗旨。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赋役基本结构与演变过程的主要线索已取得共识。工商杂税暂且不说，就田赋和徭役的演变而言，夏商西周是赋役制度起源与初步变化的历史阶段，人们基本上通过井田制，围绕孟子所说的“贡、助、彻”的形式与内容展开讨论。春秋战国赋役制度在社会变革中形成“赋、税、役”三元结构。此后，随着经济与阶级关系、财政需求等多方面的演变，赋役结构不断产生重大变化。秦制为田租（税）、口赋、力役。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前期演变为计田（丁）征收的租、计户或丁征收的调与力役（或庸）。唐中叶两税法改革后至清代，先是租调和部分力役并入田亩役，中经北宋王安石变法、明中叶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力役最终全部并入田亩税。中国古代赋役结构在清代最终完成由人头税向资产税的转化，同时也完成赋、税、役归并为田赋的转化。换言之，中国古代赋役结构演变的主要途径一是人头税逐渐向资产税转化，二是力役逐渐由现役向代役、雇役转化，而这两条途径的最终汇合点为田税。有的学者选取较长的时段观察赋役制度的变化，试图概括其规律和特点。蒙文通提出，两汉的租赋中，代表力役的赋重于按田计征的租。魏晋到唐的租调（即户调，唐为租庸调）仍以力役之征为重，而\n屯田尤为重要。唐宋到明的两税法将代表力役的庸纳于两税之内，但又别起“富者役其钱、贫者役其力”的职役。明中叶以后的一条鞭法则又把“役”全部“按亩计银”，“摊丁入地”。这一情况反映出统治者对于劳动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从秦汉的劳役负担重于实物负担，变为劳役负担逐步减轻、实物负担逐渐加重，又变而为实物负担逐渐减少，货币负担逐渐增加，最后完全变为货币负担。因而可以把赋役制4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度按照两汉的租赋、魏到唐的租调、唐宋到明的两税和明中叶以后的一条鞭法划为四个阶段。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回顾了古代税制在明代之前的变化趋势，一是由对人税转入对物税，二是由现物税转入货币税。还有学者将中国赋役制度的演变特点概括为循序性、反复性和差异性三点。循序性是指赋役制度的改革步步相接，前后相承，很少有移植外国制度而骤然转折的现象。反复性指赋役制度的演变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个时期、某一税种方面，有消失之后复出的现象，丁口之赋即反复出现，说明一种旧的赋役制度会沉渣泛起。差异性指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反映在赋税征纳形式上的“任土作贡”（包括折纳随土所出）的特点和征纳期限的不同（随作物的早晚熟而定）。不少学者关注到重大赋役制度改革与社会经济变迁、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对于先秦和春秋战国的赋役制度变革，特别是对“初税亩”、“作丘赋”、“量入修赋”等赋税变革所反映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容和性质，至今仍见仁见智。以范文澜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反映的是封建劳役地租向封建实物地租的变化，是领主制转向地主制的表现。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认为它是奴隶制为封建制所取代的樗。另有学者反对把“初税亩”与以地主制经济、地租形态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形态变迁联系起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较少。关于唐朝租庸调制和两税法的性质。大部分人认为租庸调征收的既然是粟帛之类的实物，即为实物地租，而且“输庸代役”加强了其实物地租的性质。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租庸调仍是力役地租。唐两税法曾规定以钱计税并部分征收现钱，多数论者根据折纳情况，不主张将两税法定性为货币租。侯外庐指出，实物地租形态确立是两税法的主要历史意义，以后各代直到明一条鞭法为止，都继承着这种制度而未有大的改变。此外，也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胡寄窗则强调，两税法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变，封建地主经济发展到唐中期，已有开始从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的趋势。两税以货币缴纳虽然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但绝不能因此低估两税改革的社会经济意义。两税改革标志着我国封建地主经济正向一个新的进程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后期的社会经济的演变，基本都是在沿着这一历史趋势前进。从历代徭役之制来看，宋代“役”的变化较突出。漆侠认为，宋代役法仍然是魏晋隋唐以来国家劳役制的残余。但也有人指出了宋代的摊丁入亩趋势，表现为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代役税又向田亩税归并。关于明代赋役制度与社会经济的联系。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结构总体特征的宏观角度出发，抓住政治与经济、所有制与分配、赋役制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等的内在关系，指出明代赋役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课税制，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和古老的原始性两个基本特征。关于一条鞭法与明代社会变化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一条鞭法表明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显示出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历史发展趋向，将之与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看待。关于清代赋役改革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袁良义《清一条鞭法》指出，一条鞭法改革的是赋役制度，但它反映的问题超越了赋役制度的界限，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明朝一条鞭法主要照顾的是一般地主阶层的利益，涉及下层人民的问题和反映社会现实的面比较有限；清朝的一条鞭法关系到农民、手工业\n者、商人、作坊主和一般地主多种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反映社会现实的面就广阔得多了。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一般改革发展成一场变革社会的革命，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类似农奴的地位。5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参考书目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2.沈长云：《先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4.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6.周宝珠主编：《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年版。8.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9.［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对1996年版。\n5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近代史概述中国近代史主要指嘉道年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本文因叙述方面的原因，下限定为清帝退位。其间，带有标志性的事件——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界标。这一历史时段，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向，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下逐步沦为他们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也在西学的全面冲击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第一章嘉道之际的转向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第一节嘉道时期的自我转向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力侵袭的结果，也是内力长期积聚的爆发，是内外合力所致。嘉道之际，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了社会转向。这种转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江南经济的变化清朝中前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的盛世，到嘉庆、道光时期已经逐渐中衰。嘉道以后，清政府尽管无法摆脱财政亏空、土地兼并、因循守旧等传统痼疾，但在富庶的中国江南，经济还是沿着自我发展的路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全国人口的增多。据学者研究，道光末年人口达到4．26亿，比乾隆末年人口增加了一亿多。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多少往往反映着国家力量的强大与衰弱。因为人口激增的物质条件，必然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嘉道时期垦田的数量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税田面积为791．5万余顷，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741．4万顷增加了约50万顷。新垦田多出现在海滩、沙地、苇塘、荡田山塘以及新设厅、州的荒地等犄零边角之地，它至少在一个方面表明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除去全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多外，嘉道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主要反映在江南地区。其表现之一是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苏杭地区纺织工场共有织机千张以上，最大的机户拥有五六百张；广东佛山的纺织手工作坊已有2500家，已经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全国各地雇佣工人的数量大量增加。当时景德镇的工匠多达10万人，从荆州到重庆之间纤夫也有十多万人，广州的织工达三四万人。这些手工业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基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靠领取日薪或月薪生活，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力。其表现之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的种植。\n在传统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少见，但到嘉道时期，很多省份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成为农民的主业。福建全省几乎所有的农田都种上了茶、麻、蓝靛、甘蔗或烟草；汉中的肥田沃土种满了旱烟。即便在粮食生产区，其粮食的商品化程度也大为提高。其表现之三是江南地区与国外的交易更为频繁。5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从关税收入来说，嘉庆六年（1801）到道光十八年（1838），唯一的对外通商出口城市——广州的关税达到185万两白银。嘉庆五年（1800）到道光九年（1829），全国每年出口的棉布达百万匹以上。杭州的丝绸衬衫成为英国市场上的畅销品，备受英国人的青睐。从以上可以看出，江南经济孕育的诸多变化，表明社会经济在其内部的运行中已经出现并不断扩大着积极的变化。这一转变和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它既是晚清社会在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体现，又对嘉道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说，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压之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发生着这样的历史转型和经济积累。二、士商相混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状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述。它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威的一个社会阶级基础。史书中明确规定，“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其中，“以士为尊，农工商卑”、“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长期以来，“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四民之末，多为世人所轻。然而，到明清之际，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发生转向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豪杰有智略之人”也多致力于经商。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在当时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绅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高。一些地区出现了“儒商”。读书人加入商人队伍，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中，经商不再被视为不体面的事，反而成为致富的好途径。儒商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十大商帮——山东、陕西、山西、福建、徽州、宁波、龙游、洞庭、广东、江西等商帮在嘉道时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商人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商人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他们经商赚钱之后，让后代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除此之外，晚清时期捐输买官也成了无缘科举及第的商人们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据统计，仅商人捐监一项，嘉庆二十一年（1816）至道光十年（183）就出现了二十余万。甲午战争以后，绅士转化成商人的现象更为明显，“弃士经商”蔚然成风。士商相混，其结果是在中国“士农工商”的缝隙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绅商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之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导致了四民社会的最终解体。三、学术转向嘉道时期，长期积聚的政治、经济危机次第爆发。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优秀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独特的时代敏感和忧患意识，开始了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以及乾嘉考据学的深刻反思。\n乾嘉时期，学术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是汉学和宋明理学。汉学认为欲求圣人之道，必自训沽始，识字审音，乃知其义。这一流派讲究对典籍做实证的、全面的考据和整理，这种考据的方法十分严谨，对于古代文献的保留和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治考据之学的知识分子多沉浸在“琐屑”的考证之中，缺乏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注。而宋明理学是以传统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5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专制王权统治的思想基础。宋学发展至清代嘉道年间，虽然还是官方正统学问和科举的“敲门砖”，但距离社会实际却越来越远，越来越趋向放言高论、“空疏无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种学术出现了疲软之态。尽管它们主导着仕途，也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学问，但与渐变中的中国社会形势相脱节，甚至严重束缚了学子的思想，令其处于盲目保守之中。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诗句，便是此时学术界沉闷学风的真实写照。嘉道时期，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直接挑战当时的学术主流。西汉年间，“今文经”学盛极一时。它是西汉儒生们用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经书，与用秦代焚书之前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古文经”相对应。今文经学曾长期沉寂，在清代得以复兴。晚清时期的今文经，并非机械地恢复汉儒的学问，而是融进了大量的时代气息。清代今文经以方存与（1719一1788）为始创者，刘逢禄（1776—1829）、宋翔凤（177一1860）等学者继之，他们均尊董仲舒，与尊崇古文经的乾嘉汉学形成学术对峙。嘉道时期，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进一步拓展了今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积极主张变革。“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和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联系实际，注重实效，反对空谈。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留有《龚自珍全集》。他的《乙丙之际著议》预见性地描绘出清朝社会走向衰世的景象。此外，他还明确提出“更法”、“仿古法以行之”，以“救今日束缚之病”。魏源（1794—1857），字墨深，湖南邵阳人，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他强调“以经术为治术”，认为治经应该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以为经世服务，即强调做学问要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读书人应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实际性的努力。龚自珍、魏源对探求救国之路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巨大。随着局势的发展，晚清士大夫们逐渐意识到学术自身的缺陷，并朝着“实”、“通”、“变”转变。他们愈益强调学术上的会通和合流，从而形成了重要的自我调整和演变。如宋学家方东树对乾嘉时期的汉学作了系统的批判，在《汉学商兑》一书中指出：汉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是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可见，当时的士大夫们已认识到危机的存在，开始将学术与国家的现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是嘉道间学术界的自我转型，一方面是清政府文字狱的逐渐减轻，使得当时知识界的思想风气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冲破思想的禁锢，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实际问题，以救时艰。尽管他们仍然局限在专制制度及其儒学文化所编织的网罗之中，但觉醒的态势十分明显。第二节早期殖民主义的东来及其影响西方势力入侵中国最早是在16世纪，这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上升密切相关。1514年，第一个踏上中国国土的西方国家是葡萄牙。此后，西班牙紧随而至，荷兰、英国联袂东来。遥远的东方成为他们寻找市场和海外殖民地的重要目的地。他们制造各种借口进行挑衅，形迹有如“海盗”\n。澳门、澎湖岛、台湾等地都在这一时期遭到殖民国家一定程度上的蹂躏，但慑于中国当时的强大，西方国家的殖民意图未能得逞。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提出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商馆、提供舟山群岛以“晾晒货物”等5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严词拒绝。其间，发生了著名的中英“礼仪之争”，即因马噶尔尼坚决不遵守“朝贡体制”下中国藩属向皇帝朝贡时的礼仪而引起的外交交涉事件。1816年，英国又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重提当年诸要求，再次因为双方觐见礼仪而发生僵持，嘉庆皇帝干脆未予接见。然而，外交挫败没有打消英国扩大对华贸易的意图，他们开始了新的图谋。一、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的“傲慢”行为，“触犯”的不仅是皇帝的面子和个人尊严，而且是中国数千年以来一贯的文化传统。清政府的“固执”也不仅是傲慢与自大的体现，它们与根深蒂固的“朝贡体系”密切关联。中国近代外交的诸多现象多可以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朝贡体系是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等级政治秩序体系。它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上的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它既是一种国际关系，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政治秩序。朝贡体系的雏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畿服制度，在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到明代完全成熟。明时，朝贡制度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现，即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以正贡回赐。“朝贡”的目的往往是强势的中央政权向周边民族和国家宣示自己的国力，带有赏赐和炫耀的意味，经济上受益与否则无关紧要。在朝贡体系的长期影响之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书写汉字、尊奉儒家、信仰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以经济实力为支撑的朝贡制度明显会随着国力的衰落而衰落。顺治、康熙、乾隆朝的“恩威并施”、“怀德为上”的方针到嘉道时期演变为“羁縻防范”、“不开边衅”和“不失国体”，经济上的炫耀所剩无几。此时，朝贡关系已经不再是经济关系，而转化为政治举措，是一种强调“华夷之辨”的中外关系。这其间的变化，一方面与中国国力趋于衰落相关，一方面也与西方国家早期殖民活动密切相连。清廷将西洋国家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转而对这些国家采取严加防范的政策，如禁止其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限制其在中国的贸易活动等。至于中国境内的周边民族，则以内附的形式退出了朝贡行列。“西洋国家的退出”大致说明：一方面，根据传统的观念，清朝统治者摆脱不了“天朝上国”、皇帝是“天下共主”的观念，尽管“远洋小国”不服朝贡体系的管理，但清王朝决不能放下这个架子，“剔除”较为清静。另一方面，根据外商来华的表现，清朝统治者感到，西方人来华似乎只是为了“通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朝贡。而“通商”这一层次是不需要用“天朝”的官员直接管理的，因此改由广州十三行商代为管理，在等级上就降了一格。对清王朝来说，国家之间的条约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其思想还沉浸在“朝贡体系”的自我满足中。1793年马噶尔尼来华的态度与所提出的要求无疑会被看做是不可理喻的。这种外交体制在造成盲目塞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西洋国家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借口。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签署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经历资本主义国家\n一系列的条约冲击，朝贡体系逐渐瓦解，至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宣布放弃对朝鲜的保护，这一体系最终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二、闭关政策5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早期殖民主义的东来，一方面造成了清朝朝贡体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迫使清政府开始“闭关锁国”，既限制中国人出洋，也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仅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一处进行商业活动。清政府意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免遭外国势力的入侵。闭关政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具有自卫性质，但更重要的是隔绝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阻碍了外国的先进工业文明及时传入中国，失去了学习与进步的良好时机。总之，闭关政策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诸国的一个直接原因。。这种“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加上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和中国特产在外国市场上的畅销，使中国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引起了一心打开中国广阔市场的英国的恐慌，于是它开始向中国进行罪恶的鸦片输入。\n5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章文明的历史拐点第一节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影响英国与中国的通商屡次受挫，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中国的茶、丝等农产品在英国拥有较大市场，而英国工业产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却得不到预期的“畅销”。为扭转这一局面，英国采取了走私鸦片的办法，诱使中国的百姓与军队士兵吸食成瘾，从而平衡国际贸易中的差额。嘉庆朝以后，鸦片的输入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中期每年约输入1000箱，而鸦片战争前夕，即1939年，输人量已达40000箱。 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首先是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据当时官员许乃济统计，一箱鸦片烟土需要400—800元，按照1元相当于7钱库平银来折合，40000箱鸦片约需白银1000万两。而国库全年的收入是6000万两白银。白银的外流直接导致银贵钱贱，士农工商各阶层，尤其是底层的百姓深受其累。其次还形成了烟瘾之害，给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怆痛。据说当时吸食鸦片者多达200万人，直接导致军队丧失战斗力，百姓失去劳动力，整个社会呈现不良风气。从更深远的层面上说，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洋货危害的认识就是直接建立在对烟害认识基础之上的。清政府内部一批有识之士纷纷要求禁烟，其中以林则徐、黄爵滋为代表。实际上，清政府内部在禁烟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鸦片战争时期的争论也没有分出派别，只是禁烟的手段不同而已。禁烟行动则以林则徐所进行的1839年6月3日至25日的虎门销烟最为著名，但中国人民这场正义的反抗却成为蓄谋已久的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1840年，英国政府正式发动了侵华战争。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四千余名兵士及48艘舰船组成的远征舰队抵达广东海面，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由于清政府军事装备及作战实力的落后，加之指挥作战的皇帝忽而追求速胜、速胜不得转为妥协投降，到了外交谈判桌上还颟顸无知，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随后，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紧接着，美、法两国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分别与之签订《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将侵略利益进一步扩大。1851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影响到清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领土、司法、行政等完整权力均遭到破坏，中国中断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1840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两条路向：一条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下，中国的国家主权不断遭到破坏，国际地位日趋衰落，人民苦难不断加深，中国一步步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的路向；另一条则是上升发展的路向。它反映出外国侵略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同时也带来了嬗变，即政治及社会各方面的连锁变化，从而引起中国社会的根本变动。这种变化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建\n设作用，它给中国几千年高度发达却又不易变化的农耕文明、专制政治一记重锤，使它改变了原来的轨迹，纳入到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晚清70年不但是反帝反专制皇权的70年，还是走上现代化之路的7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就是走现代化的道路，5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这条道路的开端就是鸦片战争。一、清廷官僚体系的变化近代以前，清政府建立了一整套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满族官员在人数和官阶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央政府除最高统治者皇帝外，还有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的最高行政机关——内阁、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机构——南书房、取代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军机处、六部、都察院、管理皇帝宫廷事务的宗人府和内务府等。地方上的行政区划是省、府、县、道、州、厅六级，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是地方最高行政机关。这套制度基本沿袭前朝，曾经在中华民族的统一融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发展到近代，已不再适应时代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就充分暴露出了制度的问题。极端的专制统治使少数的“识时务者”不敢直谏；吏治腐败导致了战场上“爱钱”、“惜死”现象比比皆是，临阵脱逃的地方官员不胜枚举；“父母官”对百姓的剥夺使得民心尽失，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本该举国团结一致，然而国内阶级矛盾却在不断加剧，根本无法做到上下同心，一致对外。半殖民地社会的政治地位是对清政府官僚体系最直接的冲击，它促成了一系列被动的转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大小官员也曾分析过战争失败的原因。代表皇帝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就曾说，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官民深刻的矛盾，老百姓不支持国家以及国家军队；敌人武器过于强大，而中国的武器太弱。耆英的话不无道理，尽管他没有看到制度对比的巨大差距，没能看清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态势，但他看到了敌强我弱的现实，看到了“我弱”背后的深刻根源。清政府的最初改变主要表现在对外交涉方面。1843—1844年，清政府相继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与外国商人进行往来。为了应付这种新局面，在列强的要求下，清廷在礼部、理藩院之外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办理对外交涉，即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它并非专职，起初由两广总督兼任，以后转由两江总督负责。其名义上是处理“通商事务”，但实际上是办理外交事务。这是近代外交的一个起点。顺便指出，此时的外国人已无须再行跪拜礼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官僚体系的变化更加明显。一批现代化的官僚机构——总税务司、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陆续成立。至此，清朝的政治统治越来越受到列强的于预和控制，它标志着国家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也是清政府为融入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不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启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现代化进程，腐朽的旧官僚体系不得不适应这新的调整和挑战。二、社会经济层面的变化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社会。半殖民主要是指在经济上受控于列强。西方国家对被侵略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资源霸占，将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到被侵略国家的经济结构中，使得那里的旧有经济遭到瓦解。半殖民化使得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了较资本主义萌芽更多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学者认为，\n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样，对于中国来说，殖民主义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迫使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了现代。自然经济是一种满足个体生产和生活需要、封闭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中国的自然经济主要表现为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单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之间紧密结合。长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大体上做到了自给自足。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牢固的自然经济因遭到猛烈的冲击而趋于解体，5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经济也逐渐沦为资本主义的附庸。首先，被迫开放五口，列强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外国输入的棉纱棉布质优价廉，使得通商口岸的土棉土纱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苏松江、太仓一带出现了“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的现象。福建漳州、同安一带的土布原畅销于台湾、辽宁等地，此时也是“壅滞不能出口”。自然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势力的抵制已是力不从心。同时，农产品开始商品化。战前，中国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以及商品粮有所增加。战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刺激下，其增加的幅度大为提高。1840—1894年，仅桑蚕茧的产量增加了147万担，价值为4157万余两关银。大批量的丝、茶从上海、广州、福州等口岸出口，其数量几乎被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操纵。1894年，国产粮食商品值比1840年增加140％，金额达2．17亿两。其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手工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一批中国传统手工业走向没落，其中主要是与进口洋货直接对立的手工业，如农家棉纺织业、制针、制烛、木版印刷等行业。但是，同样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内部曾经长期受压制的另一批手工业行业却意外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因为市场需求大，诸如土法造纸业等制造的产品是机制品无法完全取代的，所以土洋长期并存。（2）一些传统工艺的手工业因较少受到外国商品的竞争或者具有民族特色而得到了继续发展，如抽纱、织袜、制发网、制草帽、制钨、制肠衣、制砂、制珐琅等。但它们大多由包买商组织生产，单个家庭劳动以及手工工场形式较少。（3）那些逐渐依附于国际市场和能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手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除了传统的制茶业、丝织业以外，在磨坊、酱园；缫丝、轧花、制裘、毛笔、中药加工、木器等行业中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中某些行业还开始运用机器进行生产。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尽管并非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分工所促成，尽管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新的、沉重的剥削和灾难，但它触动了中国传统的土地所有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三、社会各阶层与战争的关系1．士在抵抗英国侵略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批“改革派”。受到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以及鸦片战争失败对“天朝上国”观念的冲击，改革派们提出了反侵略和学习西方长技的思想。战争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官员积极募练乡勇，主张团结人心和购造船炮，坚决抵抗英军。姚莹也说，“人不在众，贵协心同力”，“兵事不外战守，战在鼓气、守在固心。气不能鼓，不可战也，心不能固，不可守也”，强调人心和团结的重要性。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张穆、吴嘉宾等士大夫也提出利用外国的矛盾，“以夷制夷”、“以外敌攻外敌”。\n同时，士大夫们创作了一大批反侵略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反映出在外敌入侵的刺激下，士大夫们的触动和觉醒，他们所宣传的思想观点在社会中有一定的警示作用。2．民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面临财政上的诸多困难，一方面是战争赔款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内官员5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的贪污腐败使国家资金大量中饱私囊。两方面的压力造成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只得向农民施压，他们惯用的手段便是苛捐杂税、滥发钱币。加之在外贸上由出超转为入超（主要是鸦片贸易的影响），银钱之间的比价愈加悬殊。1840年，1两银子折合1643．8文制钱，10年后变成折合2230．3文制钱。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流失，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结果：旧税捐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这一切使苦难深重的广大农民阶级陷入了更为困苦的深渊。战后，人民流离失所，乞丐塞涂，饿殍遍地。在鸦片战争后的10年间，全国各地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与此前40年（1800—1839）的次数相等。1851年，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起的太平天国起义是农民反抗斗争的最激烈、最集中体现。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名号召群众，在14年（1851—1864）的时间里，势力从广西遍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河南、山东等众多省份，并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太平天国起义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清政府造成了巨大打击，加速了它的衰落和败亡。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天国动摇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太平天国运动还提出了比旧式的农民革命更为显著的纲领、制度，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和第一部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性文献《资政新篇》，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总体上来看，人民的反抗与反侵略思想仍然比较朴素和直接，但对清王朝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构成了直接打击和重大威胁，显示了巨大的能量。3．新阶层的出现《南京条约》废止了广东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这为外商在中国的经济入侵大开便利之门。为了对中国市场进行产品倾销，外国商人开始在中国本土雇佣一批中间人，继续沿用商馆中“买办”的名称。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雇觅及延请买办等事宜，由外商和中国人直接商议，中国的地方官员不得干预。买办的身份与性质从此完全取决于外商，其含义与以往已截然不同。“买办”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利益集团，是洋行业务的实际代理人。他们代表洋行经营钱财的进出和保管，也参与业务的经营和商品的交易事宜。买办集团因为有洋人的支持，势力迅速壮大，“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经济力量加强，使他们的势力不可避免地向政界蔓延，他们或与官员相往来，或捐钱做官。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官员也逐渐向买办阶层中渗透，像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儿子柯纪文、翰林院的编修江霞公等后来都成为买办。买办由此成为西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有力工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买办这一中介，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买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时代价值和意义。19世纪60年代以后，买办“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运行和业务的代理逐渐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买办制度”，对中国半殖民地化影响深远。\n四、错失良机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略与欺凌，清政府统治的权威受到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按理，中国的官员们应该从战争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是，随着条约的签订和外国军队的撤离，清王朝统治者忘记了战争的耻辱和狼狈，很快便恢复了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局面。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得清王6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朝统治者失去了应有的政治敏感，他们对于英国的暂时收手表现出了相当的信任与放心，认为英国发动战争仅仅是想和地大物博的中国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只要清政府稍微牺牲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他们将《南京条约》看做是“万年和好”之约。因此，鸦片战争的平息和一系列不平等法约的签订并没有让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惊醒和奋发图强，天朝的人们仍然生活在“不变”的世界中，错失了崛起的良机。这主要表现在：清政府的吏治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统治者不但没有整顿贪官污吏，反而屈服于列强，不分是非，将积极禁烟和抗敌的林则徐撤职查办便是其中一例。经济上，随着列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增强，一部分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在华扩张的部门得到发展。但清朝没有借此机会吸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发展近代工农商业，而是一味地压榨底层人民。瓦解中的自然经济在成为列强殖民经济在华附庸的同时，也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一部分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虽然有所觉醒也对中外情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宣传，撰写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著作。但这些著作在中国的社会精英中并没有流传开来，很多士大夫不清楚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知道发生过中外战争。直至1861年，以低级官员斌椿为首的中国外事团队才走出国门，出使泰西。从他们留下的出游笔记中，还看不出“觉醒”的意味，只有对西国繁荣的欣羡。至于那些“清醒”的士大夫们，其认识也停留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层面上，对于腐败的清廷和衰败 的专制制度没有本质上的认识。危机降临，而中国却错失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相对平稳的一二十年的发展良机。第二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1856年，英法借修约之名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四年以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再次惨败而结束。《天津条约》（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清朝主权丧失，领土被强占，沿海沿江的口岸被迫开放通商，不得不承受战争失败后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武力的打击使腐朽的统治者甚是恐慌，他们尽量避免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正面冲突。1862年，为对付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不惜“借师助剿”。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对外国的态度和认识发生了必然的变化。一、变局论陈旭麓先生说：“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划时代含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即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变局论”的出现是清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士大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进一步觉醒的标志。《易经》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说明“变”的传统在中国思想宝库中很早便有了。“变通久”的思想代代相传，每当社会环境激变之时，它便结合时代的需要突显出来。近代较早提出“变局”\n思想的是黄遵宪，他认为道光年间的中国已是面临数百年来的大变局；同治年间，丁日昌认为日益扩大的中西之间的接触是千载未有之变局；郭嵩焘也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局面称之为“此又自古以来夷祸之一变局也”；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具有代表性。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先知先觉的士大夫纷纷认识到中国正处于深刻的内外危机和前所未有的时局变化之中。但是，这种认识在6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甲午战争之前还不占据多数。有学者统计，1861—1900年间，意识到并深深忧虑于“变局”的人不少于37位，而慷慨激昂反对西学并诉诸文字的士大夫恐怕不止于此的50倍或者100倍。虽则37人成不了思想主流，但这毕竟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思想启蒙力量。主张变局论的士大夫纷纷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倡导在改革中寻求出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他们认为清政府首先应该重视洋务，以此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振兴本国社会经济。只有实力增强了，才能避免耻辱。其次，要重视外交，以积极的态度与西方国家沟通，在外交上秉承“诚实之道”。曾国藩谈国际外交时，引用孔子的话：笃是厚道，敬是慎重，忠、信是诚实不说假话。后来，王韬、郭嵩焘相继引用这四个字作为他们标榜的“诚实外交”准则。这与“夷夏之辨”的外交策略已截然不同了。第二，进一步加强“自强”的观念，把西方的侵略看做对中国的一种磨炼。王韬提出，西方数十国聚集于中国，非要使中国变弱，而是要磨砺中国，使中国变强。李鸿章则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就应创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些思想对于洋务运动的兴起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洋务运动就是“变局”思想的一次实践。第三，“变局”思想加速了士大夫们将“吸收西学”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首先是江南制造局以及京师同文馆等机构翻译的西学著作增多。据学者统计，江南制造局1868—1879年共出版翻译的西书98种，销售达31111部。此外，傅兰雅、丁韪良等外国传教士也受聘成为清廷官员，翻译了一批外国著作。其次，国内出现了一批初步反映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当时最完整的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在许多点上开了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再如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具有强烈的经世之意。还有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其思想在士大夫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反映了正在分化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其中《采西学议》、《制洋器议》两篇论说最能反映时代的要求。二、新旧之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地主阶级内部出现分化。居于中央要枢的奕、文祥、桂良等人是直接与西方进行谈判的官员，而握有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西方列强多次接触。这两部分人获得了传统经验中没有的知识，感触到了从未见识过的另一个世界，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机关。其职掌按所办事务的国别和性质分为五股，即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分别管理各国外交事务，同文馆和总税务司是其下属机构。20世纪以后，它演变为外务部。可以说，总理衙门是新旧分化在政府机构变动上的体现。新旧分化形成的一群较为开明、敢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官员，给衰落中的晚清政府带来了新活力，促成了晚清历史上的“同治中兴”。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号涤生，道光时进士，所创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被称为“中兴第一名臣”。他长期受到理学熏陶，在与西方的接触和对内忧外患的切身体验之中逐渐将西方的一些思想融入了自己的认识，提出了一系列不触动清王朝专制本质的改革方案。曾国藩认为中国\n处于大变局中，只有提高应变能力才能稳定清王朝统治。他提出“整顿吏治”、“挽回人心”是历朝巩固统治的根本。主张裁汰冗员、力主戒除官场疲弊的恶习，提倡爱惜民力，重视人才。当时名望较大的 开明人士如薛福成、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都受到了曾国藩的重用。6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除了传统官员发生变化之外，地主阶级中还出现了一群更为进步的士大夫，其中以冯桂芬为代表。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曾入李鸿章幕府，赞襄军务。1861年，他写成名著《校邠庐抗议》，书中较全面地表达了改革大局的政治见解。冯桂芬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不拘泥于传统先贤之道。他发展了前人的“变易”思想，提出初步的进化观点。他正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落后，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冯桂芬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师夷长技”的层面上，他认为应“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来补救中国的不足。因此，他十分重视和欣赏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化学以及工农业机器生产，认为中国应该学会“自强”，应全面发展经济、军事，应裁汰冗员、整顿漕运、河务、盐务等衙门，反对以八股为准的科举取士，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上的落后。冯桂芬的思想是“中体西用”的学术基础。在地主阶级中出现新气息的同时，清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一大批固守传统、沉浸在“天朝上国”思想里的顽固官僚，比如徐广缙、叶名琛，盲目自大，墨守成规，坚持认为中国的一切是最好的，不愿接受西方，与前者形成强烈的对比。著名的理学家倭仁陈词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要严守“夷夏之大防”，即要坚守传统文化伦理。甚至到19世纪80—90年代，还有一部分官员以谈“洋务”为耻，视出使外国为奇耻大辱，认为会遭天下人的唾弃。如“李伯行（经方），当时群以小合肥呼之”，“出使外国，几为朝官所不齿”，并且“以禽兽魔怪比况夷狄，力斥各国，以尊皇帝云云，乃从来吾国之论调。庚子前尤甚，苟不如是措词，必被人党为媚外卖国”。可见顽固势力的强大。新旧官员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之际，虽则都是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但采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应对措施，相互间展开了论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借师助剿”，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取得了相对平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鉴于洋人的“支持”和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清统治者采纳了开明官员的思想主张，走上了近代改革之路。第三节中国现代化的艰难起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强烈地震撼了中国朝野，出于对国运的担忧以及维护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开始正视自己的落后，进而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掀起了一场以自救为旨归的“洋务运动”。正是这场运动，艰难地开启了通往现代化之门。一、洋务三十年一般认为，以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为起始，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积极倡导改革，形成了以地方汉族地主势力为中 坚的“洋务派”，洋务运动就此蓬勃展开。\n以19世纪70年代为界，可以将三十年的时间分为前后两段。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兴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制造总局。这些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使用新式机器进行生产，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性质，但企业均属官办，产品由政府直接分配给军队使用，企业内部的管理采取了衙门管理的形式，与旧式的官府工业十分相似。19世纪70年代后，资金的缺乏使得洋务派逐渐意识到不解决资金问题，就无法发展军事工业，从6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而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口号，着手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这些企业中，著名的有上海轮船招商总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和汉阳铁厂。近代民用工业同样采用了西方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生产出的产品用于军队的同时也投放市场，因此，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洋务派总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认为中国海防薄弱，无法应对强敌，因此他们将“筹划海防”作为重点之一，陆续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近代海军，并成立了海军衙门。洋务运动三十年间，洋务派为中国创建了一批近代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州船政学堂、福州电气学塾、天津电报学堂等。到1894年，清政府的新式学堂达24所。这些洋务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外语、军事、科技等现代化专业人才。除此，清政府还尝试向外国派遣留学生。1872—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出3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1877年，又选派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分别赴英国和法国学习海军驾驶、造船以及建筑、法律等专业。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洋务派对清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其中，外交政策的变化尤为明显。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并非真的屈服，此后还不断与列强在各种问题上发生冲突。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变成了对外求和、承认和遵守不平等条约。曾国藩的“守定和议，绝无更改”，便是洋务派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这一方针表现了这一时期统治阶级整体的对外心态。洋务成就还是可以用“斐然”两个字概括的，因为它成就了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为中国工业、军事、教育等部门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令人遗憾的是，洋务运动中的清政府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来争取修改和最终废除不平等条约，缺乏以世界的观点看变化，缺乏通过外交途径融入世界的长远眼光。他们抱定的目标仍然是“以夷制夷”。在国力衰微、落后于人的情况下，洋务派不轻言战争，也是一种较为现实的策略。在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含有一些比较合理的因素，如开放通商口岸、公使驻京等，是中国走向世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是实现这些条件的时候，中国过于被动。二、变与不变之间洋务运动三十年，没能实现洋务派自己提出的求强、求富的目的，没能让中国摆脱屈辱的地位，但也有得有失，对中国历史留下了长远的影响。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思想，洋务派总结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西学为吾道，要学习西学、西术；二是西学为辅，西学必须服从中学这个根本。在此，中学是不能动摇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洋务派引进了大机器生产，为中国创建了近代的工矿、交通和通讯事业；编练了新式海军，使得中国开始走上军事现代化的道路，增强了中国的军事力量；培养出了一批现代化专业人才。\n然而，他们即使看到了西学中还有一种与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政治文明，却丝毫不敢涉及。他们无法在制度上进行超越。这是由他们在根本上属于旧制度这一本质所决定的。一大群因循守旧、闭目塞听、不打算认识西学的卫道士以“顽固派”的身份固执地站在洋务运动的对立面。6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洋务派与顽固派不仅有认识上的矛盾，还发生过决策上的争执。1866年，京师同文馆打算增设天文算学馆，洋务派与顽固派就能否招收30岁以下的正途出身人员问题（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发生了一场大论战。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认为，让正途出身的人员学习夷学、夷语，不但异想天开，而且是事关“名教”的重大问题，坚决予以反对。他们上纲上线，交章论奏。结果，“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挡，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报考者”。19世纪70年代还发生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关于设厂造船（炮）和海防的争论，其中尤以造船问题最为突出。旧官僚们认为，造船靡费太重而且也没用。在洋务派诸官员的努力下，造船虽然坚持下来了，但朝廷拨付的款项却越来越少。19世纪80年代，是否修建铁路成为洋务派与顽固派论争的焦点。刘铭传、李鸿章认为铁路利于港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利民实用。但相当一批官员却认为修建铁路使“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风水龙脉之说非常切合这一时期多数官员和普通民众的社会心理，带给洋务运动的阻力是巨大的。总之，洋务三十年是在变与不变之间艰难前行的，这其中既有洋务派内部围绕着器物与制度之间的变与不变，也有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思想的变与不变。洋务运动之所以艰难前行，之所以取得了一定进展，乃是这些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的束缚，注定了洋务理想没能成功。\n6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章从器物到制度的累进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朝野士大夫不得不放弃洋务制器兴国的迷梦，开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甲午战争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也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转变到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马关条约》规定的战争赔款高达2300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赎辽费3000万两），割让中国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把中国进一步推入了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此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5—1897年间，英、法两国开始在西南滇、桂、粤三省争夺独占、通商、筑路、开矿等特权。1896年，沙俄通过《中俄密约》将它的触角伸进了东北地区。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降临之时，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洋务派的西学学到的只是“皮毛”，不是根本。他们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纷纷探索救国之路。第一节维新的时代19世纪70—90年代，中国经历了边疆危机、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一连串的重击几乎摧垮了清政府残存的自尊心。痛定思痛，中国由此进入了一个维新的时代。一、急切的士大夫1895年四五月间，《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尚未批准换约。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发动1300名上京赶考的举人“公车上书”。梁启超称此举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皇帝下“罪己之诏”、“明罚之诏”、“求才之诏”，即要求皇帝公开表明自己对失败所负的责任，并表示广招人才，励精图治；要求皇帝拒和、迁都、变法、练兵，购械“以强天下之势”。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上书未递达皇帝之手，请愿以失败告终。但《公车上书》开创了“士人干政”的新局面，标志着维新运动的正式开始。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报。梁启超、麦孟华等人每日撰稿，介绍外国知识，提倡变法自强。他们又组织了带有政治性质的学会组织——强学会。参与者梁启超说：“此会所办之事为五大端：一译东西文书籍，二刊布新报，三开大图书馆，四设博物仪器院，五建立政治学校，我国之有协会，有学社，自此始也。”一时间，强学会名动京师。众多朝野官员、名士、元老重臣都以列名其间为荣。光绪皇帝的师傅、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人都申请加入，连声名狼藉的李鸿章也主动予以赞助。不久，强学会因言辞激进而遭到保守派的封禁，但北京地区的维新运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孙家鼐创办官书局，期望能继强学会之事业；张元济办通译学堂，宣传维新运动；严复、王修值、夏曾佑创《国闻报》，倡议中国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力求自强。《国闻报》随即成为北方宣传维新变法最重要的阵地之一。\n康梁维新派的活动阵地不仅集中在北京地区，全国各重要省份都有他们的身影。其中，以上海和湖南为最。1895年，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张謇、黎庶昌、黄遵宪、汪康年、陈三立、岑春煊等社会名流均活跃其间。次年，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办起了与北京《国闻报》齐名的《时务报》，南呼北应，宣传6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变法。1897年，时务学堂在湖南长沙成立，聘请熊希龄主持学堂的行政事务，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并吸收了欧榘甲、韩文举、唐才常等一大批进步的士大夫。胶州湾事件之后，谭嗣同 等创办了带有明显救亡性质的南学会。既而浏阳群荫学会、郴州学会、常德明达学会、法律学会、不缠足会、延年会都成为南学会的分会。1898年，谭嗣同与唐才常集资、陈宝箴赞助创办了《湘报》，其内容涉及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等各个方面，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思想界已经出现了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一批精英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呼吁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开展“商战”、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传播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和政治理念，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维新思想为康梁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早期改良思想家和康梁维新派不再停留在学习西方的技艺之学上，而是致力于改变中国社会和专制的政治制度。他们的努力，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二、从光绪新政到慈禧新政自甲午战争失败之日起，光绪新政正式发动。新政的动因来自战败的深刻刺激。光绪召见臣工时不断“逼问御贼策”，“言及宗社，声泪并发”，翁同龢等人皆“汗流沾衣”。这充分反映了光绪皇帝的焦虑和所受的刺激。1895年5月3日，光绪在《马关条约》上挥泪“用宝”，11日，光绪便下诏说：“用是宵旰旁皇，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兼全，而后幡然定计。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求亟筹兴革……”几天后举行的殿试（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其“策论”就是讨论如何练兵。从1895年到1898年戊戌维新，光绪改革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戊戌变法正是光绪改革的一个顶点。戊戌时期，康有为连续上书，第六书终于递达光绪之手。康有为痛心疾首，痛陈瓜分豆剖的危局，说真到亡国之日，皇帝求作“长安布衣而不可得”。这些话语深深刺痛了光绪，致使他下决心加大变法力度。第六书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在提出进行财政、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做的三件事：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开制度局而定宪法。1898年6月11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称“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表示定国是、求新政。戊戌变法持续到同年9月21日，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的内容，可以从光绪帝此后颁布的一百多道圣谕中总结出来。第一，人事方面，积极选拔人才。破格召见新人和地位较低的官员，询问变法事宜，并酌授官职，令其参与变法。此后，光绪帝陆续召见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严复、袁世凯等人，可见其变法之决心。\n第二，在文化教育方面，改科举、兴学堂、办报纸、编译中外书籍、派遣留学生。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改科举这一举措。尽管没有实现一些维新人士预期的废除科举，但将八股取士改成了“策论”取士，将不闻窗外事、陷入故纸堆的士子注意力转移到现实问题上来，这也不失为一大进步。第三，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银行的建立便是此时期的一大特色。百日维新之前，清政府派盛宣怀等人开始筹建国家银行，陆续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开办6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支行。1898年，正式在京城设立银行，为近代银行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光绪强调不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阻碍中下级官员和士民上书；主张修改则例（则例是指政府各部门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行政文件和例案，按照惯例定期修订）；改革上谕及各部门行政命令的传达方式；裁撤闲散机构、裁减冗员。令人遗憾的是，立宪与议会问题本是戊戌维新中提出的变法根本，但碍于顽固势力的坚决反对，百日维新没能颁布任何关于立宪与召开议会的上谕。光绪新政，特别是新政的顶点戊戌变法，将变革的矛头指向了绵延数千年的专制制度，指向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尖锐程度和受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裁减冗员、改革军制，使得一批满族官员和旧式军队失去了往日特权；废除八股，使得明清以来习惯了依靠八股文才能通仕的下层读书人徒劳一场；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允许创办报纸影响到了贵族官僚们的专制权威。因此，改革遇到了极大地抵制。朝野上下，真正支持变法的几乎没有几个人。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是真正支持变法的，其他的官员或抵制或敷衍，偷梁换柱，变换内容，阳奉阴违。光绪的“帝党”与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害怕失去“专制”特权，最终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夺权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杨深秀、林旭、杨锐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百日维新失败，也意味着光绪新政的最终结束。光绪新政虽然失败，但它对中国历史进程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是一场极具鲜明爱国色彩的救亡图存运动。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际，由志士仁人奋起救亡，甚至不惜以血的代价投身变法，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试图用君主立宪代替专制制度，开始了中国制度的根本变革。运动本身由光绪皇帝亲自出马，其社会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刻。同时，光绪新政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变法中，维新人士“托古改制”，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程朱理学、八股文章、考据训诂发起了不小的冲击。当然，戊戌变法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如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没有正面反对专制制度，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都使得变法成功的系数大为降低。正因为戊戌维新有如此巨大的历史意义，也正因为“变法”是救亡、挽救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因此，在民族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新政”之声再度响起。1900年，清政府先是愚蠢地想利用义和团以泄私愤，利用未果反过来又剿杀义和团。玩火的结果是引火烧身，导致八国联军大兵压境，半个中国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清政府不得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至此，清政府威严尽失。为了寻求继续维持统治的应急措施，慈禧于1901年1月借光绪帝之名发布了征求变法的第一道上谕，表示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这标志着慈禧新政的开始。清末十年，清政府先后在比光绪新政更广泛的领域里推行了三十余项改革措施，以除旧布新。政治上，改革官制，裁减冗员；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法律，改《大清律例》为《大清新刑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律。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后，拉开了行政改革的帷幕。\n军事上，裁汰旧的经制兵，在各省编练新军；中央设练兵处，专门负责编练新军事宜。经济上，设立了商部，颁布商律，试办户部银行；在各省设立商会。这些标志着“推动实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质性落实。教育上，设立学部，令各省广设新学堂；选派留学生，留学生归国一律赏给举人、进士出身；更重6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要的是于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慈禧新政与光绪新政前后衔接，在变更“祖制”上走得更远。可以说光绪新政是一个开始，慈禧新政是其继续与推进。它们是清政府濒临灭亡之时的自救运动，尽管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但却是晚清以来中国进步人士探求救国救民之策在政治上的落实，也是当政者设法挽救统治危机所进行的积极行动，对时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政否定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传统的教育制度和伦理观念都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新军的编练无疑壮大了军事力量，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式学堂的建立培养了更多的现代化人才。但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各项新政策的落实需要大量资金，其中尤以编练新军所需要的费用最为巨大，致使新政时期清政府苛捐杂税越来越多，导致民众与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的实施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重要铺垫。三、宪政的尝试清末新政开展到后期，政治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前期建立的一些新机构的基础之上，重新厘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官制，使清政府内部机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预备仿行宪政”是上述改革的集中体现。清政府最终决定“预备立宪”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长期斗争的结果。早在1903年，张謇、汤寿潜、张元济、郑孝胥、汤化尤以及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呼吁过宪政。1905年，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终于派遣五大臣赴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归国后，五大臣对宪政有了统一的看法，他们认定宪政会给中国带来好处，于是积极呈请仿行宪政，其样本是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为了消解革命，为了笼络立宪派士人和实力派官员，接受了这些主张，宣布预备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积极回应清政府的预备立宪。1906—1911年间，立宪派的活动主要包括：成立各种立宪团体，利用清政府开办的各省咨议局进行地方选举，控制各省的咨议机关。张謇、汤寿潜首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南、湖北的宪政机构也相应成立起来。同时，康有为在美洲成立中华帝国宪政会（由保皇派改组而来），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推进立宪运动的开展。不久，各省咨议局普遍成立，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清政府决定“先行厘定官制”，随后成立“编制局”，作为编纂官制的专门机构，由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外务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霍鸿玑三人总司核定。在编制馆“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的奏折中，要求按照立宪国制，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峙为原则，改革以军机处为政务中枢的部院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司立法之责；裁汰军机处与旧内阁，设立十一部，掌管行政之事；而司法之权则专属于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以法部督之。草案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守旧势力的坚决反对，慈禧一方面宣布“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另一方面还是改组了中央各部，组成度支部、礼部、陆军部、法\n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民政部、外交部、吏部、学部十一部，各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还设立了“资政院”以博采群言，设“审计院”以复查经费。在厘定中央官制之后，清政府致力于改革地方官制，批准了编制馆上奏的《修订各直省官制情形折》。该折以司法独立和地方自治为原则对地方官制进行厘定。6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除此之外，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1907年设立资政院，接着命令各省尽快设立咨议局和预筹各州县的“议事会”。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具有君主立宪国家宪法性质的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包括附件在内总共有40条。尽管《钦定宪法大纲》的核心是强调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却不能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臣民的权力。此外，还规定了议院、选举方面的内容，确定立宪预备期为9年。无论如何，《钦定宪法大纲》含有资产阶级宪政的性质，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1908年底，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清政府的宪政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止。次年，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其领导权多为立宪派把持。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宪政抱有很大信心，觉得只要召开国会，中国的宪政民主就能够顺利推进。接下来，他们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迫使清政府将立宪预备期由9年改为5年。请愿行动惹怒了清政府，在“查拿严办，勿稍纵容”的恐吓之下，立宪派不得不发布《通告各省同志书》，宣告国会请愿代表团解散。此举标志着立宪派“速开国会”请愿运动的结束。国会请愿的失败加速了清末革命形势的最终形成。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内阁总理、协理及各部大臣组成首届内阁。在全部13位阁员中，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为皇族，所以人们把历史上的这届内阁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标志着预备立宪的破产。预备立宪表明了清政府想“变”的决心，并非“骗局”一句话所能概括。但是，这样的努力为什么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呢？为什么不能成功呢？事实上，慈禧死后上台执掌政权的满族少壮派亲贵既不谙时局，又要揽权，还想按自己的步调行事。而清末时局已经没有再给他们从容改革、从容步调的历史余地。不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引进了诸多新因素，其颁布的许多章程，如《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资政院院章》以及《钦定宪法大纲》等都一定程度体现了宪政的推进；促成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同时，宪政的开展壮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宪政是晚清新政的继续和深入，是近代中国学习西学的一个新高度，是从器物之学上升到制度之学的具体体现。第二节时不我待旧制度的自我调整最终没有达到统治者的预期。历史实践表明，清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差不多都与它的初衷相反，新学堂的学生成为思想上反对他们的主力军；振兴商务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壮大成长；新政也使得清政府内部分化出越来越多的异己力量。因而，当新政正在艰难进行之时，等待已久的中国人民再没有耐心和信心继续支持清王朝，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一、民心不在清政府一方面企图自救，另一方面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苦难的中国人民忍\n无可忍，只好以“民变”的方式来进行反抗。所谓“民变”，是指下层群众自发地反抗现存社会的一种暴力活动。清末各种各样的民变席卷全国，触及城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清末十年间，民变总数多达一千三百余起，平均每两天半便会发生一次。清末民变主要以以下几种方式进行：1．反洋教斗争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迫使清政府解除了自雍正以来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7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由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又取得了在内地传教的权力。此后，大批天主教、耶稣教的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19世纪末，传教士多达三千二百多人，共建立教区40个，教会六十多个，发展教徒八十余万人。基督教的文化和中国的纲常名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尖锐矛盾，加上一少部分传教士从事搜集情报、干涉词讼、强占强买土地私产和庇护乡村顽劣教民等传教之外的非法活动，引起了中国民众乃至士绅官吏们的强烈愤慨。19世纪6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反洋教斗争。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最高峰。尽管义和团民众带着朴素的爱国情绪，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但它的观念和手段却相对落后，加上被慈禧集团以及顽固派利用，终于在中外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以失败告终。20世纪初期，一部分反洋教斗争是义和团运动的延续，另一部分则是抗洋捐以及因为教会欺压百姓而引起的民教冲突。2．抗捐抗税增加捐税是清政府筹集赔款以及筹集新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如提高盐价、烟酒价，加收盐、烟、酒税，增加粮捐、房捐、学捐、辅捐、膏捐、统捐等。在清末加捐过程中，各级官员中饱私囊、贪污贿赂，人民生活愈发苦不堪言。1901年，因“庚款摊派”，景廷宾领导了直隶广宗抗捐抗税斗争；1910年， 山东莱阳人民在曲士文的领导下也发起了抗捐税的斗争。3．民变至清末，秘密会党活动愈益频繁，人数、区域都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与革命党呼应、联系的趋势。天地会（洪门）和哥老会等主要的秘密会社，都成为清末革命党人依赖的重要力量。1903年，广西各地会党起义，清政府调集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福建等省的兵力，费时两年、靡饷三百余万，方才镇压下去。清末，由于政府搜刮、地主盘剥、天灾人祸加在一起，致使不少农民沦为饥民。在饥民暴动中，以抢米风潮最为普遍。据研究者统计，清末十年间，饥民抢米、捣毁米店、要求开仓平粜和取消米捐一类的民变总数达150次以上。4．罢工与罢市20世纪初，初步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已经学会用罢工来进行反抗。商人也开始利用罢市来反对征税。1904年3月，上海勤昌丝厂女工为索欠工资而罢工；1905年，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而罢工；1908年，广西贺县商人罢市，以抗议知县袒护盐商，草菅人命。这些仅仅是这类斗争的一个缩影。5．收回路矿权斗争和保路运动收回路矿权运动是同盟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同盟会成立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收回路矿权的斗争日益高涨。民众先后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了山西全省煤铁矿、安徽铜官山、\n四川江北厅、山东中兴煤矿、云南七府矿区、黑龙江吉拉林河金矿等矿产的所有权，并且取得了沪杭甬、粤汉铁路的筹股自办权。清末，人民对清政府统治的不满迅速以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给予清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改革不是坏事，但清政府先是延宕不改，继而又在最危急的时刻进行改革，加上改革的种种措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政府却没有注意抚慰民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民越推越远，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二、革命风潮7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晚清时期，在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强的同时，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初步发展。伴随着力量的壮大和思想的觉悟，民族资产阶级掀起了民主革命风潮。1894年，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联合了二十多位爱国华侨，创立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口号，从此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海外，考察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思想大受启发，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最初雏形。继兴中会后，国内先后出现了湖南长沙的华兴会、湖北科学补习所、江浙光复会、江西自强会、四川公强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为革命风潮的壮大奠定了组织基础。随着清末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批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宣传家涌现出来。黄兴、章炳麟、邹容、陈天华、宋教仁、秋瑾等人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齐集日本，会商联合。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召开了资产阶级统一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孙中山任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长，设本部于东京。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统一领导的阶段，革命的影响和势力为之扩大。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为三民主义，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以后，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组织成员先后在粤、湘、赣、桂、滇、川等省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主要有：1906年，萍乡煤矿工人、浏阳会党、醴陵士兵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3万人。1907年，同盟会在广东惠州七女湖联合一部分会党力量发动起义。1907年，同盟会会员秋瑾和光复会会员徐锡麟联络会党，分别在安徽安庆和浙江绍兴发动起义。1908年，黄兴先后在广东钦州、廉州、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赵声、倪映典组织广州新军举行起义。1911年，黄兴、赵声联络广州新军、防营、警察、民军举行起义。此外，还有余英、熊克武等先后在四川泸州、广安、嘉定等地举行的多次起义。辛亥革命前的武装起义皆归于失败。其原因主要是：这些起义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周密的部署；所依靠的力量是新军和会党，未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起义在很多时候属于小股作战、仓促上阵；加上革命的大形势尚未成熟，使得这些武装斗争无一取胜。但是，这些武装起义的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同时，起义还与民变、抗捐抢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呼应，推动和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斗争热情，使得清政府疲于奔命，在应付“民变”的同时，还得忙于镇压“革命”\n。应该说，这些起义是武昌起义的一次次演习，它们为武昌起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正是吸取了起义失败的经验，革命党人最终决定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同盟会的中部总部，具体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清政府在民变和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变得极为恐慌，愈发软弱无力。至清末，清政府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终无回天之力了。7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节扫荡旧世界清末局势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当武昌枪声响起的时候，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一、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首义之所以在武昌爆发，是革命斗争长期积聚与发展的结果。湖北革命志士先后在这一地区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特别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联合，直接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准备了条件。此外，湖北的革命志士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握有武装才能成事，因此他们始终致力于“运动军队”，与新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加上湖北地区“投笔从戎”的风气十分浓烈，革命志士纷纷亲自投身于军队，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夏秋间，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中部总部的帮助下，决定乘清政府调两湖兵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有利时机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等首先发难，击毙反对起义的军官，鸣枪为号举行起义，并迅速占领了楚望台机械库。随后，革命军兵分三路进攻督署并顺利攻占，导致武昌的光复。因当时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皆在国外，革命军情急之中推举原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民政部长，组成临时机构，形成了由 革命派、旧军官、立宪派联合的第一个革命政权。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几个月间，各省纷纷响应武昌首义。首应之省是湖南。10月22日，经过多次的组织发动，湖南革命党人终于光复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23日，改名为“中正、副都督”。湖南光复的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联合会党、刀客举行起义，光复西安，建立军政府，推举张凤翔、钱鼎为正、副都督。10月30日晚，南昌新军起义，赶走清朝官吏，次日宣告江西全省独立。11月1日，“大汉云南军都督府”成立，推举革命党人蔡锷为都督。此后，上海、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相继光复。至11月下旬，全国已有14省和上海宣布独立。即使在未独立的行省，革命也如火如茶。 清朝统治终于土崩瓦解。二、新制度的创建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纷纷独立，客观上需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以领导全国的斗争。独立各省经过多次协商，于12月2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确定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共和制，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29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被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n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成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各部总长、次长的名单。黄兴任陆军参谋总长，王宠惠任外交总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程德全任内务总长，黄钟英任海军总长，张謇任实业总长，汤寿潜任交通总长，伍廷芳任司法总长，陈锦涛任财政总长。虽然在临时政府中吸收了一部分旧官僚（如程德全、黄钟英）、立宪派（如张謇、汤寿潜），但革命派占到了绝对的优势，掌握了临时政府的实权。7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孙中山为了实现民族、领土、军政、财政的四个统一，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为宗旨，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首先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公民具有人身、选举、参政、居住、言论、出版、集会、通信和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发布一系列政令，禁止种植鸦片和吸食鸦片，禁止妇女裹足，禁止刑讯和体罚，禁止贩卖人口，取消对广东、福建“蛋户”、浙江“惰民”、河南“丐户”的歧视政策，使他们能享受同样的公民权利。外交上，表示中华民国和世界各友好邦国平等往来，加冕国际公法，反对俄国的武装侵略。经济上，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保护民族工商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文化教育上，提倡以“自由、平等、亲爱”为宗旨的“公民道德”教育，反对旧伦理教育，废止小学读经课等。临时政府的政策法令，尽管由于客观形势而没能落实，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原则，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壮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且，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切实地出现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中，民主共和理想的真正实现成为人民最大的追求。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辛亥革命至此结束。它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颠覆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成为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最富于突破性的进步，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完成了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的先期目标。它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华民族跟上世界潮流、实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奠基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长期反抗专制制度的斗争迎来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历史迈入新纪年。新制度的创建，给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感受、新的体验、新的希望，中国历史进程继续朝着“独立、民主、自由”奋进。我们不能奢求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一场革命之后，就能实现几代甚至几十代人追求的强国之梦，就能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在华经营了一百年的强权，就能拯救人民脱离苦海，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历史转型，如果我们那样想了，岂不是苛求古人，不切实际?\n7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四章学术动态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讨论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首先要弄清楚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是个典型的西方舶来品。它产生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在19世纪中叶德、意民族统一过程中发展壮大。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也没有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合理权益的维护。”也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单位必须一致。”还有人说：“民族主义是在长期的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是人们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一种情感、态度，是对本民族的一种体认、爱护和对异民族的一种疏远、排斥，是一种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一个至上的位置，愿为本民族利益奋斗、牺牲的精神。这种情感态度或精神往往是通过人们的言论、思想或者一些社会行动等形式表现出来。”国内外学人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说法甚多。较为恰当的表述是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这一表述，不事先对民族主义作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民族主义的具体范围和内容作客观的叙述，留下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评价的宽广余地。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是“洋货”还是“土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学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即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上的“华夷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同时，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迅速激活了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为两种，其一是法国的民族主义，其二是德、意的民族主义。前者指的是一个民族的“自决权”，后者强调的是民族特征。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宣传、介绍和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有学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法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之中，而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之中。相比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n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表现为，近代民族主义与传统的民族主义7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相杂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相交织，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这一时期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反帝与反封建的同时，人们开始从思想认识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落后是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和政治变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于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此外，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相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第三，九一八事变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还有一种观点也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具体的时间界限不同：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时期，那时的中国人面对外来的侵略，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过了一段时间，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才有了根本的转变；到20世纪20年代初，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斗。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国不断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的。它与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斗争紧密相连，这种特殊的发展环境和过程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系列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鲜明特点。有学者概括为：其一，它与近代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其二，主权思想占有主要地位。其三，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近代思想家在探索自强的过程中往往遇到民族自强与文化保守如何统一的问题。还有的学者将其特点归纳为两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救亡图存为标志的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二个特点是，由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潜心仿习西方，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断得到升华。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充分肯定说。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2）否定说。也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主要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这两种说法过于绝对化、简单化。（3）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的消极作用和影响。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n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决定的。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一是社会进步，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内容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7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近代的民族国家，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关于西方民族主义的丰富而广泛的研究文献相比，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专题研究论著不仅显得单薄，而且在视野上不够开阔。审视现有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基本上，论者或是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捍卫国家主权的“抗议式”的集体情感或力量，一面表现为排外、御外的情感与力量，一面则是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甚至压迫；或是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文化心理意识与认同，即对民族文化或民族特性的认同与维护。而民族主义“建设”的一面，即与现代性变迁、民族建国特别是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的这一面，被严重忽略了。这容易导致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狭隘的片面的认识。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作为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种表述，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接受，至今还被很多人习惯性使用。那么，它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它对中国历史现象的解读是否准确？（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由来列宁最早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农业国家”。他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是不相同的：“半殖民地”是指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半封建”则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他只确定了“双半”社会这一理论的二元架构，未有详细的论述，也没有把“半封建”与“半殖民地”放在一起论述。那么，是谁最早把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阐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呢？有学者认为，1926年底，蔡 和森在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厖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接着，他又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各阶级”进行了逐个的分析。这一概括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吕振羽在1934年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中，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年，何干之在《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细致地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毛泽东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不但确定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完整概念，而且系统地论述了这一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第一次确定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并且系统阐述了有关理论。这一提法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概念。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沿用这一定性概念对中国近代历史展开研究和宣传。这一概念随后为人们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解释和研究中国新旧民主革命时期一切社会问题的基\n 本出发点。（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谈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含义时，容易产生这样的见解，即认为“半殖民地”专指国家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半封建”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总和）的变化。“半殖民地”是相对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而言，强调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被侵略国的国际地位或对外独立程度的变化。它是指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被7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侵略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主权，使其严重地丧失了各方面的主权和独立，只是部分或形式上保持着独立，由一个独立国变成了半独立国。“半封建”则是相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着重强调社会性质的变化，而不仅仅指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它反映的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但未完全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实际上出现了封建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并存的局面。原来纯粹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由上可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论述问题的角度各异，但都涉及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的变化，具体涵盖了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内容；二者体现的都是殖民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不完全性或部分性；半殖民地是部分而不是完全丧失国家主权，半封建则是既保存封建主义又发展了资本主义；半殖民地是从国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半封建则是从社会经济结构上看的。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历程，学界存在两种主要的看法：一部分学者继承旧有的共识，通过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情况，从整体上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大大加深；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还有一部分学者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两者论述角度的差异，分别予以考察，认为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失败至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是中国半殖民地的形成阶段。其中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严重加深的标志，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半殖民地完全形成的标志。中国的半封建社会也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列强的侵略，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倡导了一场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于在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催生下破土而出。不久之后，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应运而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中国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包括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早已诞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企业。辛亥革命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尽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因素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不小的作用，但封建主义依然根深蒂固，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明显优势，中国半封建社会至此基本形成。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不论是从整体上把握，还是分开阐释，综合整个近代史，都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做到客观分析、认识、评价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n（三）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有了新看法。他们倾向于把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界定为“半殖民地社会”而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不愿再使用“半封建”这一概念，主要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有无封建社会提出了怀疑。封建社会（feudalsociety），意指实行封建制度的社会状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种社会形7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态论。欧洲的封建主义起源于早期的法兰克王国，指的是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这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各阶层都被涉入契约之中。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者叫“领主”，领主下的土地持有者称为“封臣”，封臣所持有的土地称为“采邑”。西欧的封建社会在政治、权力上极度分散。而中国的“封建”，原始释义是封土建国，即天子把自己直接管辖的王畿以外的土地分封于诸侯，并授予他们爵位，让他们建立封国，保卫中央。典型的例子是西周时期实行过的“封诸侯，建同姓”。自秦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所谓的“封建社会”。中国自秦以后政治上的基本制度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皇帝官僚集团靠暴力取得政权，又凭强权统治社会，社会中没有欧洲那种个人的契约关系，更没有下层制约上层的可能。欧洲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建制：一个趋向分裂，一个严格要求统一；一个政治上分散，一个权力必须集中，是多元政治与一元政治的对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封建”问题都是一个尚未解决并且正在不断探究的问题。而且从总的趋向看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和内地的）认为中国只有在西周时期才有封建制，从秦到晚清的社会不应被称为“封建社会”，至少与西欧社会的封建制有根本的区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社会状况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一样，而且也与斯大林所概括的以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社会有较大的距离。因之，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很难拿欧洲的五种社会形态—一对应。既然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封建”都值得怀疑，那么，“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说法就不能成立了。相当多的学者批评滥用“封建”概念的现象，并力图用新的概念来代替“封建社会”，用新的理论体系描述从秦到晚清的历史。封建社会被认为是把欧洲西方社会发展的形态问题“不恰当地”套用在中国社会之上。故用“半封建”来描述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也是不恰当的。三、关于近代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问题近百年来，英、法、日、美、俄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在这里勾画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可概括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如何看待这种侵略、这种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如何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问题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不断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学界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问题基本达成共识，认为英国发动该战争的根本原因，不是侵略者所捏造的他们在中国“通商不自由”、“外交不平等”、“中国禁烟运动引起的”等谎言，而是英国政府对华长期推行\n殖民主义掠夺、扩张政策的结果。此时的英、法、俄、美等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特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实行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寻求广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榨取大量物质财富。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其经济规律和对外殖民主义掠夺、扩张政策的支配下，对中国又连续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特别7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是在19世纪末期，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瓜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领土的竞争更加迫切和激烈。与此同时，各国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侵略大大加深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曾大大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呢？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普遍的观点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近代中国80年，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侵略方式掠夺中国各种主权，奴役、压榨、屠杀和凌辱中国各族人民。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内政、军事、外交、财政、经济命脉以及文教的各种权力；中国的一些海港和地区成为它们独占的殖民地；全国各省区被它们所分割；中国陷入了极为贫穷衰落的境地。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也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侵略过程中，殖民主义者确曾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设学校，带进来不少西方先进的制度和现代化工业；中国人出于救亡的需要和对文明的期盼，也曾长期以西方为师，开启并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意义上，西方国家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建设”。正视西方国家的侵略带来的一些正面影响，并非肯定侵略“有功”。从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角度出发，我们当然要肯定由侵略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但需要辩证地把握这种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殖民主义的阻碍作用不同，西方许多学者和国内的部分学者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认为殖民主义统治对亚洲国家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亚细亚社会的理论来肯定殖民主义，认为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入侵前长期处于“亚细亚社会”，不仅自身发展缓慢，而且只是在原社会范围内的循环式的发展，缺乏内在的自我变革的力量，只有经过西方殖民者这些外来的破坏力量，才能推动它向前发展，变为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部分学者则支持马克思关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双重使命”的论述。马克思预期：“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细亚式的社会中国现代史概述近年来，史学界一般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本部分因叙述需要，为与中国近代史衔接，以1912年为起点。从1912年到现在，中华文明处于一个关键的现代转型期，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各重要元素近百年来逐步克服各种外部侵扰和内部矛盾，不断在探索中吸收中西文明要素，以现代化为最高目标，努力实现文明的现代转型。这一历史阶段分为两个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一方面缓慢艰难地前行，另一方面面临重重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在第二时期，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经过艰苦的探索，终于重塑辉煌。本部分力求从文明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线索，了解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具体领域、载体、呈现 方式、特点等实际问题。\n8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现代史第一章再造文明第一节新世纪的开端一、从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在帝国时期，中国古代民族有其实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划分并不严谨，主要依地理位置和文化来划分。居于“世界中央”的是“华夏”，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南为“蛮”。这种划分比较笼统，且有抬高中原民族、歧视周边民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依文化皈依来划分，信守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华夏”，即中原民族——汉族；背离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夷”、“戎”、“蛮”、“狄”，即偏远的少数民族，双方具体人员可以因文化信仰的改变而互相转化。由于汉族地理疆域不断扩大，其先进的文化又不断吸引周边民族的民众，因此，两千多年来，汉族通过融合、同化其他各古代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民族，在汉族的文化系统中，孔子缔造的儒家文化是主流。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对汉民族能够敞开胸襟融合、吸纳其他民族的人群，最终浑然一体不断壮大成新汉族有重要影响。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族主义”一词，但大汉族思想是有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将其命名为“大汉族主义”，或者传统民族主义。其性质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比较开放宽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患内忧之下，传统民族主义完成了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化，这又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国势衰微之际，中国有识之士为应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对本国民众的再造和重新整合。至20世纪初，中国国民仍多重家族、宗族、乡党、地域而少有国族的概念，亡国在多数民众看来只是改朝换代，皇帝改姓换人而已。汉人仍可以像历史上一样，凭借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实力同化“蛮夷”而恢复天下。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看，经过与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他们很清楚西方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现在亡国，就不可能再恢复天下，“江山四望，忍豆剖而付人”，“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若要中国不亡，就必须唤起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为此，有识之士直接借鉴、引进了欧洲学者的民 族主义理论，将其介绍给中国民众。\n1903年，梁启超撰文介绍了德国学者布伦奇理（J．K．Bluntschli）的民族理论。他指出布氏认为民族是“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特征:相同的地域、血统、体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布伦奇理的民族理论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根据布氏理论重新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梁启超受布伦奇理的启发，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度里，要建立统一有力的次序与世界各国竞争，境内的各民族就必须统合起来，汉、满、蒙、回、藏、8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苗共同组成一个大民族，名字就叫中华民族。“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开始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其目的是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他批判满清政府实施种族主义压迫，侵犯和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由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变化：由排满的种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后来接受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也提倡整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首先对于清帝国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群起响应，很快促使清政府垮台。这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结果，也有民族主义这一强大且日益深入人心的思想武器在发挥作用。胡适对于梁启超及其倡导宣传的民族主义评价很高，“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运动本身也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这一运动展现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国家存亡的深层忧虑，以及对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使命的主动继承。这些构成了以后数十年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也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历史认知和危害中国最甚的日本紧密相连。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也使这一运动产生了很大成效。民族主义对这两个政党都发挥着影响力，两党都不愿意放弃民族主义旗帜而失去民众的支持，但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是有很大不同的。国民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声称“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立国精神，就是智、仁、勇。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只有完全具备了“这智、仁、勇整个的民族性”，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观念，国民党做了不少工作去宣传、教育和推广，并为此尽量弱化国内的民族差异，淡化各个少数民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提法，共产党表示赞同。但其民族主张在实质上更接近“小民族主义”，即强调中国各民族间的区别，重视各少数民族。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目标。1937年，在全面抗日的洪流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又走到了一起。\n斯时，中国已经是个标准的近代民族国家了。二、从君主专制到议会内阁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在1912年走到了尽头。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8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孙中山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前，革命党人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保障民主议会政体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被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出于权宜之计而暂时接受。但在内心深处，袁世凯则一直欲废限制自己权力的《约法》而后快。袁世凯虽然是晚清一系列新政如警察制度、君主立宪等的推动者，在促使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他本人也曾发誓拥护共和制度，“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他本人及其属下——北洋各军阀，本质上都是旧官僚，个人专断、独揽大权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使民国初年的民主政体很不稳固，也是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维护民主革命成果的肇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等革命党人为约束袁世凯而制定的。《约法》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制度所应有的主权、人权、三权分立、国土以及模仿美国两院制国会等一般性条文外，还特意把政府的模式由原来的美国式总统制，改为法国式的议会内阁制；议会中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筹组政府，组成内阁，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这样，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革命党人希望用这部《约法》来限制住权欲熏心的袁世凯，但袁世凯军事、政治实力雄厚，岂肯就范，他很快就施展传统的权谋之术，破坏《约法》，自行其是了。在1912年3月组建的袁世凯的新政府中，袁世凯安插自己的人占据了关键部门的位置。袁世凯政府最早的人事架构如下：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时年53岁。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时年48岁。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时年52岁。外交总长：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时年41岁。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时年53岁。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时年47岁。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时年54岁。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时年42岁。唐绍仪内阁实际上是袁世凯的钦定内阁。实权部门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等都掌握在袁系人马手中，其他如教育、农林、工商等非要害部门才交给原革命党人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执掌。即便如此，袁连形式上的法律规定也不愿意遵守。袁故意违反《约法》关于总统命令需经总理副署才能生效的规定，直接将原拟定为直隶总督的王芝祥改任为宣慰使，派往南京帮助遣散军队。唐绍仪与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人被迫辞职以示抗议，这正中袁世凯下怀。此时同盟会在中央政府已无权力，在地方22个行省之中，也只据有广东、安徽、江西三省，实力大受削弱。革命党人的主要政治舞台遂转向议会，全力维护、实践议会内阁制，以抗衡袁世凯。\n宋教仁辞职后，全力从事政党政治。他改组扩大了同盟会，并吸收了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党派，在1912年8月正式组建国民党。孙中山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长，但他坚辞不就，宋教仁遂为代理理事长，并领导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准备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8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袁世凯虽然以其附庸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与国民党对抗，但袁为老派人物，对抓权、夺位、抓钱、抓军队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些现代民主政治手段却很生疏，可谓外行，终致国会选举失败。袁世凯使出“不重用之则除之”的传统权谋之术，先对宋教仁进行金钱收买，但宋不为所动，袁即起杀宋之心。此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揣测袁的意图，也为了去除总理大位的竟争者，遂派特务收买失业军人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宋案的发生，标志着议会内阁的道路在中国寿终正寝，中国民主政治的首次尝试实际上已经宣告失败。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正式反袁，欲救民主政治于危亡，但很快失败。袁世凯抓紧控制国会，用流氓手段强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后又为终身大总统。此外，袁世凯还有权提名总统继承人，这样袁就有了将总统之位传给子孙的权力。但袁世凯仍不满足，他狂妄自大，不知适可而止。他没有意识到尽管共和初期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人民对现状、对乱世民主也不满意，但有一点是多数民众的共识，即帝制不容复辟。袁对共和的背叛及对帝制的复辟，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最低容忍限度。即便是他的心腹徐世昌、冯国璋和段祺瑞也不支持他复辟帝制。袁的倒行逆施使他自食其果。1916年3月，帝制运动在施行了83天后即告失败。6月，袁在内外交困中死去。袁虽死，但其恶劣影响仍在。继之掌权的北洋各系军阀都学他用暴力、流氓手段玩弄民主政治那一套，极大地败坏了民主政治的名声。民众认识到中国的土壤还不能提供施行良性民主政治的各种条件，于是就有了后来“党治”在中国的尝试与实践。第二节新道路的开辟一、新思想——开路先锋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在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新思想，欲为中国的发展开辟新出路。新思想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北京大学。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明确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并非官僚和专业技能养成所；提出了“学术第一”、“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胡适等新派人士来校任教；支持新文化新思想。当时，民主涵盖的范围较广，它不仅指欧美式的民主政治，也指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观念。人们认识到民主在政治上主要指人民享有主权，权力是制衡的，政府由民众投票选举产生。共和指民有、民治、民享。宪政是指以宪法、法律治国，“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所谓自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谓平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n。所谓博爱，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即仁者，爱人。人权，则是指人按其本质应该平等享有的权利，如生存权、财产权等。8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科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自然物质、自然现象以揭示其真相的学问，它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即“辨别事实的真伪，把事实取出来详细地分析，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科学的目的也不再局限于揭示自然，创造发明，更在于“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一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对于科学的分类，时人也有了共识，已认识到于自然科学之外，还有人文科学，如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医学。科学的地位也逐渐巩固、提高。胡适评论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针对北洋军阀掀起的复古逆流，新文化人士还积极批判旧道德，宣扬新道德。李大钊认为，古今社会有别，古今道德自然就不同。道德也在进化发展，有些被自然淘汰，有些被人为抛弃。孔子之道并不适合于今天的社会，“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今人要过新生活，就必须摧毁旧礼教，建设新道德。陈独秀对旧礼教进行了批判，明确指出，“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吴虞、鲁迅等人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吴虞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对封建道德中的“忠”与“孝”进行了剖析，指出它们不仅代表了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而且导致了家长专制和君主独裁，早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鲁迅在《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也对“忠”、“孝”观念进行了抨击。新文化人士提出了新的忠孝观念：忠从国家意义上来讲，是指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民众，而非忠君、忠于政府、忠于某个人；从家庭范围内来讲，是指夫妇忠实于对彼此的爱情，而非妻子忠于为所欲为的丈夫、忠于没有爱情的“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婚姻。孝的本意不是盲从父母，而是对父母要尊敬。孝的范围也应该扩大，不能只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奉养、承欢、送终、扫墓之上，子女更应该去服务社会，为广大民众尽孝造福。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贞操节烈的旧道德也遭到了批判。陈独秀认为，要确立现代文明，就必须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女子独立、男女交往、寡妇再嫁、男女杂坐、叔嫂交谈、婆媳平等是很正常的事情。孔教规定的那一套，如“妇人者伏于人者也”、“男女授受不亲”、“夫死不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嫂叔不通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等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李大钊更进一步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妇女不仅在生活各方面应该与男人平等，而且应积极参政议政。胡适写了《贞操问题》等文章，对戕害妇女的封建贞操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的事，而是男女双方的事。男女尊重彼此的爱情，心思专一，不再爱别人就是贞操。而一些报纸却大肆宣传所谓的节妇烈女，政府的法律中居然也有对妇女烈节贞操的“褒扬条例”，这是对封建贞操观的迷信，是野蛮残忍的。\n在新文化人士的大力批判下，旧礼教、旧道德声誉大跌，失去了规范人心和社会习俗的主导地位。伴随着旧道德被摧毁的是新道德的时兴。8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新派人士以民主、自由、个人主义等为武器，发起了一场新的伦理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些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开始孕育起来。当时兴起的新道德，按当时人的说法，也就是“适合于此日生活习惯最平正之法则”的新道德。它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内容。（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新派人士指出：“吾国数千年来之社会生活，莫不受名教羁縻之苦。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思想之不自由，莫甚于此……故吾人今日者，果欲创新生活，涤新道德，求为廿世纪之新国民，则必自实行其思想革命始。除昔日保守盲从之习惯，而砺今日自由意志之精神。”个人只需要服从真理，至于荒谬的“名分”、“伪道德”、专制的法令制度，都可以唾弃和破坏。（二）个人主义。陈独秀认为，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满足正当的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所以努力创造幸福的个人主义是应当肯定的。在胡适看来，个人主义的道德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假的个人主义”，就是“发达个人之利己心”，把个人幸福和快乐看得至高无上的为我主义。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第二种是真的个人主义，也即个性主义。其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第三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三）以平等博爱为核心内容的人道主义。新派人士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互相爱护，互相扶助，利则共享，祸则分受，排己我之私，行泛爱之实，以求得人类全体之最大幸福为目的”，这就是人道主义。陈独秀非常赞赏人道主义中的“平等的博爱精神”，并主张把这种精神培养在中国人的血里，将国人从冷酷、黑暗、污浊的精神状态中解救出来。（四）求实精神。这与旧道德中的虚伪相对立，而与新文化中的科学相一致。蔡元培指出，“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陈独秀认为，“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现实社会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应摒弃虚伪的道德，树立求实的精神。新道德的时兴对妇女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女子的人格独立被首先提了出来；妇女的经济独立也很受重视；男女须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新伦理对中国家庭趋向文明与现代也有一定影响。一夫多妻和丈夫纳妾受到批判，“男子纳妾宿娼，实为藐视女子之人格”；“多妻制度，实能使人群堕落”；“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新道德对青年的婚姻观也有一定影响。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婚制是不自由的，而现在是“德漠克拉西的时代，是自由平等大昌明的时代……现在的婚制，也应该实行解放，使他不自由的变为自由”。五四时期孕育起来的共产主义道德，主要内容有以下两方面：首先，道德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的存废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李大钊撰文指出，按照马\n克思主义原理，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上层建筑，“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而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外8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国经济势力的侵入，封建经济的基础在根本上动摇了，封建道德的地位也必然随之变动，“跟着崩颓粉碎”。其次，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李大钊认为，道德的阶级性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等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道德的阶级性才会消失。而目前，无产阶级道德与资产阶级道德是不相融的，对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唯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当然不会与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伦理道德。上述这些新思想对中国国民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思想成为开路先锋，促使中国沿着新道路大步迈进。二、国民革命反封建反军阀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对于国民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孙中山肯定新文化对民众有“攻心”效果，并认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有借鉴作用。长期以来，孙中山对国民党缺乏团结与纪律以及西方拒绝帮助深感失望。从同盟会到1914年的中华革命党，再到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党内团结与合作没有多少改进。他不断受到反叛行为的困扰，如1922年陈炯明的军事叛乱。同样令他困惑与苦恼的是，他本来是以欧美为师，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发展中国并使国家现代化，但当时列强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只是支持军阀，利用军阀在中国牟利，而对他改造、建设中国的计划丝毫不感兴趣。1913年，西方列强通过五国银行团给予袁世凯2500万英镑的贷款，袁世凯本来缺乏军费，正好用这笔钱镇压了“二次革命”。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Jordan）还提供军火给袁世凯，并阻挠革命失败后流亡的孙中山和黄兴来香港。在连遭挫折并彷徨无计之时，俄国革命的胜利令人鼓舞，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以苏俄的成功模式来改造国民党，并且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寻求苏俄的帮助。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H．Maring）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获悉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认为与自己的实业计划相近。马林则认为国民党是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主流，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应该与国民党合作，利用国民党已经建立的基础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马林鼓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所有革命阶级的联盟。陈独秀和李大钊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马林的建议。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了国民党。在公开场合，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和中心力量。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加紧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中山在大会上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号召党员为了民族统一和国家重建，为了国民革命目标的实现而牺牲自我、贡献自己的才智。大会最后通过的宣言强调了国民党反帝反军阀的立场，重申国民党致力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实现，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建立地方自治政府。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但大计已决，国民革命的洪流业经发动，继续奔涌向前。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到1926年2月平定了两广。同年6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率军北伐，国民革命进入高潮阶段。\n共产党组织农会、工会，并在城市中组织罢工、起义，加强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从华南到华中再到华东，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占领武汉、南昌、福州，1927年3月进入上海和南京。直系军阀吴佩率和孙传芳的主力被歼灭。8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正当此时，国民革命队伍内部却发生了国共分裂、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惨剧。孙中山在世时，他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把国民党内的各种成分，包括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士凝聚在一起，致力于短期的共同目标。但他去世后，国民党内的各派势力失去了约束，开始自行其是。国民革命时期国共的合作，实际上是目标与利益的暂时结合，双方的根本理念并不相同，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两种思想体系。国民党在改造党、建立党军、尝试党治和进行国民革命时需要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且利用了共产党与底层民众如工人、农民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想利用国民党的既有基础来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并最终改造国民党，在国民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再过渡、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双方各有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双方都有利，合作才会顺利持续下去。但一些事情又无法对双方都有利，那么争论和分裂在所难免。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在上海和武汉“清党”，各重要组织如军队、工会、农会、商会、妇女协会里的共产党人被逮捕、杀害、驱除。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开始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928年，北伐军攻入华北，奉系军阀退保东北。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继任的张学良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支持三民主义。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对内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统一了国家；对外收复了一些城市的外国租界地以及部分关税自主权，使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从国民革命的成果看，它是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的分裂，促使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路。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目前大陆沿用已久的观点，新民主主义革命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国民革命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开始阶段，其实是存在两个路向的。陈独秀重视工人而忽视农民大众，认为工人等城市力量应当充任革命运动的主力，而农民落后，应在后跟从。“农民分散，力量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欲望简朴，并且易倾向保守主义……这些环境因素使农民难以参加革命运动。”但李大钊却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总人口中，他们占据了重要地位，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当我们估计革命力量时，我们必须强调农民是重要一部分”。在李大钊看来，农民的解放才是中国真正的解放。李大钊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与他关系密切的青年毛泽东。李大钊牺牲后，毛泽东坚持农村和农民革命斗争，将李大钊的理念付诸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是毛泽东秉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一度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n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长期控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委派的领导人手里，先是瞿秋白、李立三，然后是王明（陈绍禹）和博古（秦邦宪）。王明完全听命于斯大林，他本人长期待在莫斯科，并不熟悉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施行了一系列极“左”政策：视中间人士为最危险的敌人，无视统一战线工作；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过多杀戮；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些政治路线的错误最终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红军被迫长征。8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挫折使党认识到毛泽东路线才是正确的，毛泽东逐渐成为党的实际领袖。193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承认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1945年，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和军事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思想也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日军主力主要用来对付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总结革命经验与教训，考虑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未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集全党的智慧，毛泽东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它在政治上明确区分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目标和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确立了比较开明的联合执政方针；在经济上明确发展市场经济，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模式并存；在文化上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队伍又高效而廉洁，保证了新民主主义路线的实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最终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民族独立与国际平等国民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外目标皆为反对列强侵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平等。而当时对中国实现这些目标威胁最大、危害最深的敌人是日本。1915年，日本曾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19年又企图攫取中国山东的权益；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企图占领中国华北，进而“蚕食”整个中国。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这其中原因复杂，并不是“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成性”、‘日本转移经济危机”这些宏观说辞就能解释清楚的。人们很少从日本近代的“天皇制”、“文官与武人的争斗”、‘日本领导亚洲论”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甚至对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具体危害，如各种重大损失；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如歼灭日军的数量、消耗日本的战费等重大问题，在教科书中也少有呈现，多是笼统、宏观地论之。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应大力改进之处，以把史实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关系中，日本作为强国、侵略国，是比较主动的一方；中国作为弱国、被侵略国，是比较被动的一方。因此分析日本侵华原因，应先从日本入手。日本天皇始终是同一个家族的后代，自古至今没有换过其他家族。一个重要原因是日皇常常“统而不治”，甘于大权旁落，只做国家的精神象征。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天皇“既统且治”，掌握了实际最高权力，但继任的大正，特别是裕仁夭皇治国能力有限，导致权力真空出现，文官和军人集团为此进行了激烈争夺。为在国内斗争中占得上风，军人集团常常在中国挑起事端，寻衅滋事，侵夺中国权益，以能为日本谋取国家利益来增加自己内斗的砝码。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三省，一开始是其擅自行动，并未获得日皇和文官政府同意，但由于为日本争得了国家利益，也就在事后\n得到了默认，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军人集团去进行新的寻衅、侵略。日本军阀的侵略成性，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暴力和最终败亡之路。最后，自近代以来，充斥日本思想界的‘日本领导亚洲论”也对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让很多日本国民对侵略没有负疚感，反而感到理所当然。8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日本要统治亚洲，势必要先压服中国，而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就已经扎根在中国国民心里。经过五四运动和国民革命的洗礼，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已经成为多数中国人的共识。至193？年上半年，中国民族经济和国家统一都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共已开始了初步合作事宜。日本军阀深恐失去侵华良机，遂迫不及待地在北平动手，欲侵夺华北，但中国此时已不容日本军阀从容施展其“渐进蚕食”的既定侵华战略，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日本虽强，但毕竟是小国，兵员资源都有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顾此失彼，难以支撑持久作战。武汉会战后，日本已无力发动战略进攻，中国“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打成相持局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成为盟国，中国在长期独自抗日后获得强力外援。中国的抗日获得盟国高度肯定，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中国靠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坚忍不拔和英勇顽强争得了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1943年，中国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以前的不平等条约。1945年，中国终于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在1937-1941年，中国孤军奋战，抗击了75万日军，约占日军当时总数的一半（不包括70万关东军）。到1945年，海外230万日军有120万被牵制在中国。中国消耗日本340亿美元总战争费用的35％， 即120亿美元。中国抗日军民击毙日军396040人，击伤更多。中国军民伤亡3000多万、财产损失1000多亿美元。中国先后征兵1400万人（男），伤亡3211419人，包括1319958人阵亡，1761355人受伤，130126人失踪。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中国以自己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民族独立和国际平等的新路。第三节多元经济、文化与社会一、城乡经济民国建立后，政府出台了一些保护、鼓励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措施，收到了实效。1928年，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相继召开，制订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如关税自主、裁撤厘金、调节劳资纠纷、保护工商业者财产、提倡国货等。此外还划分了国家财政收入和省财政收入，决定设立中央银行和统一币制。中国关税过去由英国人帮助办理，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对外国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洋货转口运销中国内地，只收2.5％的子口税，免除内地税。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之一，当然无法保护本国的民族经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各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中国修改了过去的单一税率，改为十二级税率，最高关税为50%；后又改为十四级税率，最高关税增至80%。中国的市场得到了保护，有利于本国经济和商品贸易的发展。\n厘金是地方政府在管辖区内的水陆交通要道设卡、对过往商品征收的税率为100-5％的税金。中国当时地方政权割据，导致国内关卡林立，不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1934年，国民政府废除了厘金制度，9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实行统税制。凡缴纳了统税的商品准许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不再缴纳任何其他捐税。香烟、火柴、水泥、酒、棉纱等商品在国民政府控制和影响下的地区得以自由贸易，促进了这些行业的扩大再生产。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的财政收人有了显著增加，到1936年，中国关税收人6.36亿元，统税收人1.31亿元，盐税收人2.47亿元，税收总收入达10.57亿元，再加上其他收入，中国财政总收人是1927年的15倍。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以取代过去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和各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制改革顺应了统一市场的历史潮流，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1937年，中国有工厂3900多家，比1919年增加10倍多，特别是中小企业有了较快发展；电力1936年为17亿多千瓦，比1927年的7亿千瓦平均每年递增9％；煤炭1936年为2620万吨，比1927年的142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7％；棉布1936年为3500多万匹，比1927年的899多万匹平均每年增长16％。工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明显提高，比如铁矿开采，1927年机械开采只占69.1%,1937年就占到了89.3％；1927年机械炼铁占59.1%,1937年就占了86.7％。中国贸易也有了较快发展，1927-1936年，对外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10％以上；国内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6％左右。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势头被打断，并不断遭到破坏。与城市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忽视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振兴，并漠视农民的困苦。农民人数众多，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农民要把收入的40%-60％交给地主作地租，还要替地主缴地税和附加税，被剥削到了极限，中国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雇农的政策因此很受贫苦农民欢迎。国民政府并未贯彻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念，也没有施行它所宣扬的农村经济措施。1930年，国民政府曾作了个决定，要把地租降到37.5％但并未真的在全国付诸实施。国民政府起用宋子文、孔祥熙等西方培养的金融专才来管理经济，他们不了解农民，也不了解中国土地问题的严峻。而国民党内有一批人在农村有既得利益，他们也不希望变革农村。由于缺乏政府的扶持和帮助，中国农村经济仍处于凋敝之中。农民缺少土地和资金，剩余农产品不多，即使有一点儿也分配不公。农民普遍欠债，很多人不得不忍受高利贷盘剥。二、文化的中西合璧民国时期，中国文化总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具体而言有以下表现：有识之士不断融合中西文化，但一直未创造出真正适合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需要的新文化体系。按梁漱溟的说法，是“旧辙已破，新轨未立”。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支离破碎，但现代西方文明对中国影响又有限，导致民国文化呈现出流于表面的“多元化”特征。民国时期，各种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不同命运—精致文化融入难，世俗文化融入易。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仍然未能在中国真正施行；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等风俗则部分西化，呈现出明显的中西合璧特色。\n9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服饰方面，社会舆论指出：“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进人民国，百姓的服装正式进入中西合璧时期，西式服装在城市中流行，中国传统服饰在乡村地区还占有很大市场。官方在服饰方面中西合璧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西式服装与中式服装不协调的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男士主穿西服、中山服、长衫；女士主穿上衣下裙，旗袍基本成定式，并为社会肯定。西装和中山装占据了主要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人也喜欢穿；城市是如此，偏远一些的县乡也是如此。如东北呼兰县，”服西服，履革履者亦日多”。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西服的流行也使得洋帽、洋袜、皮鞋、领带等配套服饰变得流行起来了。在饮食方面，进入民国以后，百姓的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居民仍以传统饮食为主，城市居民的饮食则是中西合璧了。上海的西餐厅最多，法、英、美、意、俄、德各种口味的西餐都有。连比较传统的北京，到1920年，西餐厅也发展到了12家。这些西菜馆时称番菜馆或大菜馆，“有为外国人设者及为中国人设者二种。中国人设者多在前门西一带。趋时者每在此宴客，其价每人每食一元，点菜每件自一角五六分至二三角不等”。饮食的中西合璧，使中国饮食业在民国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打破了中国饮食业的旧有格局，确立了新的饮食体系。西餐出现于中国饮食市场，与川、鲁、粤、淮扬等各大菜系的美味佳肴共同构成了民国饮食业的新格局，并使之更科学合理；(2）丰富了中国饮食品种，完善了中国饮食结构。洋糖、洋烟、洋酒被普遍接受，中国人的饮食品种也得以丰富、完善；(3)促进了饮食方式和进餐习惯的改良。西餐每人一套饮食用具，用公用餐具把菜盛到各人盘里，干净卫生，不相侵扰。这种新颖、卫生的饮食习惯引起了中国人的兴趣，一些思想开放的人争相仿效；(4）国人开始注重营养，注意科学饮食，兴起研究食品科学之风；(5)促进了中国饮食工业的发展。西式饮食及其制作技术传入中国，直接促进了中国人投资设厂从事生产。在“住”上，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和西式别墅、洋房、公寓交相辉映。普通百姓大多数住草屋，家境富裕的则住砖瓦房。在长江以北，百姓屋内大多不设床而设炕，可通火，冬季取暖用。传统民居讲究房屋的位置，“房舍规式一律以一院四屋为定格，又以主房、偏房、门楼、厨房、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居之不吉”。西式住宅一般都建在大城市的“富人区”。举例而言，在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洋房、西式公寓集中在山西路、颐和路一带。据统计，1934年，南京共有居民40000户，富人区只有1700余户，其住宅占地却达69万平方米。每户平均有房400平方米，一般为三层，内部装饰豪华，地下还设有车库。房子周围是林木草地，住宅绿化面积在65％以上，而建筑密度在20％以下，在住宅周围还设有小型污水处理站。在“行”上，中国传统的马车、牛车、架子车、木船和西方传入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并行无碍。\n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始终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议，影响最大的是“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建设论”的争论。全盘西化论是陈序经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提出的。1931年4月，他在《社会学刊》第二卷第三期上发表了《东西文化观》一文，运用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比较、分析了9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的异同和优劣，并在批驳了文化复古派和折中派后，明确提出了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张。他认为西方近代文明显然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更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即使两者都有优缺点，也只能全盘放弃中国传统文化，接受西方近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其意图是要促使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加速实现现代化。在陈序经看来，“文化可以说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风俗、宗教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是“事事太落后，样样不如人”，只有赶紧全盘西化，“再从而发展扩大，则不但我们自己占有世界文化的优越地位，就是我们祖宗在历史上所做过的成就和得到的光荣，也赖我们而益彰”。他解释说，这种西化，应当是自觉的、主动的，是一种真正的消化吸收，“是要像放入自己的肚子，而能起了消化的作用。照搬的运过来，只能叫做运，不能叫做化，运过来而不能化，其危险也许还要甚于不运，正像食了东西若不消化，就会生病，就会致命”。他还举出了全盘西化的四大理由：中国人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已从小范围的枝叶的接受，演变为大范围的根本的采纳，全盘西化只是这个演化的最后一个过程；事实上的西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趋于全盘西化的；所谓西洋文化，可以叫做现代文化，或是世界的文化，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应当采纳而且必须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西洋近代文化在各方面都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提出不久就引起了很大争论，有很多人批评反对，也有人支持。胡适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192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即全盘西化一词。1935年3月，又在《编辑后记》一文中说：“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以后他认识到“全盘”一词的不妥，就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这篇文章中作了说明，“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在反对全盘西化论的声浪中，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人提出的本位文化论最为有力。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立即在文化思想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宣言指出，中国已没有自己的文化了，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文化思想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特征。要使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中抬头，使中国的政治、社会、思想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就必须进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对全盘西化论进行了批驳，“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并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的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们绝不能赞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但其错误和主张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认为，中国应当吸收欧美的文化，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应有所取舍，不应当连渣滓都吸收。现代中国的需要，才是吸收的标准。\n宣言也反对盲目的复古，认为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应对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9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十教授最后指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以批评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这种迎头赶上的创造是为了中国文化能与别国文化并驾齐驱，能对世界文化有最珍贵的贡献。最后，通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使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中重新占据重要的位置，恢复过去的光荣，并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强劲的生力军。三、多样的社会形态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呈现多种多样的形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状，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人们认识不一，彼此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心议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力对比及其相互关系；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潘东周、王学文等“新思潮派”在分析了中国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三股力量的相互关系后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但封建主义仍在中国农村经济甚至整个中国经济中占据优势地位。而且“帝国主义与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严灵峰等“动力派”写了《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和反攻》等书，反对“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他们认为，自帝国主义侵华以来，封建经济也即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全国城乡各地，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了领导地位，甚至土地问题也主要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势力起到了破坏而非维持的作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都会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更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化。因此，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了，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动力派”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判。张闻天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了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无法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帝国主义在中国虽然造成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扩展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其目的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为了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在农村，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剥削。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1935年，这一年，薛暮桥、钱俊端与王宜昌、张志澄还就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争论。经过讨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论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争论。1933年7月，《申报月刊》设立“中国现代化问题”专号，号召人们进行公开讨论，重点又在于：(1)中国现代化需要哪几个先决条件，困难和障碍是什么；(2)中国现代化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通过外资还是靠民族资本；应采取哪些步骤。\n陶孟和、樊仲云、郑学稼、金仲华等著名社会人士都撰文参加讨论，观点也多种多样。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至于政治是否民主，文化是否基督教化与现代化没有必然的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法治，因为法令无效，工业化就要失败。至于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不应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而应是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好听一点，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9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归根结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即是怎样发展中国生产力的问题。其发展路线不是资本主义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化，而应是非资本主义发展。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广泛的政治力量粉碎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问题解决了，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造和建设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进行，“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的现代化还应当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大连锁之一。也有人主张现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的改造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是依靠广大劳苦大众对外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对内扫荡军阀政治，肃清封建势力。中国现代化的方式不仅在于生产技术应现代化，“而分配制度的改善……直截了当地说，即社会制度之彻底改革，尤为重要”。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以后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争论也逐渐细化，讨论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乡村现代化建设、城市化等具体问题。通过讨论，人们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用它来替代“西化”等概念，而且把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定为工业化、科学化、法治民主化、非资本主义化等。\n9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程第一节新文明的演进一、新政权的新举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以尽早实现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新政权，认识到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进一步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首先，在政权建设上，实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统治阶级。在从国家主席到各部部长中，民主党派人士都不乏其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常真诚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民主人士有一定的实际权力，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治国。其次，变革几千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真正实行“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在土改中，农村人口被分成五类：（1）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剥削他人生活；（2）富农，拥有土地，自己劳动，也雇工劳动，有时也出租土地给贫农；（3）中农，只耕种自己的土地，不雇工不剥削他人；（4）贫农，占有少量土地和农具，有时不得不靠卖地过活，或者不得不租种他人耕地；（5）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靠做工或借贷生活。土改没有采取“自上而下”、由政府发布命令把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的“和平土改”的方式，而是采取了“自下而上”、发动和组织农民自己打倒地主阶级取得士地的群众路线，大体上分为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三个步骤，为此派出了大批的土改工作队。一些工作队简单地采取“诉苦会”、“公审会”的方式，“消灭地主阶级”变成了杀死地主本人，有100万左右的地主被处死。而按照《土地改革法》，不仅不应处死地主，而且政府允许地主在重新划分土地时拥有自己的一份田地。这次土改与老解放区的土改不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毛泽东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1）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2）减少土改所引起的社会震动，使党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动权；（3）可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刘少奇在土改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不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只有“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估计，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需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到1952年12月，土地改革完成，3亿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n最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鼓励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扩大经营。到1950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得到了控制，政府预算趋于平衡。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的治国路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巩9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确保私有财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路线。为此政府制订并实施了一些新政策、新举措，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二、社会新风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风俗开始大规模地破旧立新，许多传统陋习得以纠正，嫖娼、吸毒、赌博等旧风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被清理，社会新风尚逐步建立起来。嫖娼陋习在民国很普遍。旧上海仅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800余家，妓女有9000多人，再加上大量的暗娼，实际数目在10万人以上，很多无以为生的良家妇女也沦为娼妓。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所到之处，即对妓院加以铲除，解救其中的妇女。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当晚即由人民政府下令执行，将224家妓院封闭，454 名妓院老板被收容，1268名妓女被分别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组织起来学习生产和生活技能，使之重新做人后能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旧社会受人歧视的“窑姐”成为社会的普通一员，群众称这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也逐步展开清除娼妓的行动。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嫖妓陋俗迅速绝迹。吸毒的陋俗在民国期间屡禁不止。1950年2月，新中国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宣布禁止种植鸦片，不许贩卖毒品，违者从严治罪。政府部门还配置了戒烟药，设立了戒烟所帮助人们戒毒，社会上吸毒的风气得到了遏止。在禁毒的同时，人民政府还严禁赌博，查封了各类聚众赌博的场所，对民众加强教育，督促一些人改掉了赌博恶习，积极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经过一系列革故鼎新，社会风俗开始焕然一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娱乐等各方面都有所体现。广大贫雇农通过土地改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得到了改善。到1952年，平均每人每年可多收入200斤到300斤粮食，改变了以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况，有时还能吃上白面。搪瓷面盆、口杯、暖水瓶等日用消费品也已逐渐进入农家。城镇居民的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主食也由“棒子面”逐步过渡到大米白面了，财力稍好的家庭还买得起饼干、白糖等食品。在服饰上，普通百姓过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家已可以给每位家人一年做一件新衣服了，衣不蔽体的现象越来越少。汗衫、褂子、粗布裤子仍是乡村居民的主要服装，一些城市居民开始购置四季时尚服装，穿旗袍、西装的人在街上并不鲜见。有的公职人员上班还穿工作服，赶上开大会的日子还要穿中山装等制服。从苏联传入的列宁装、布拉吉也开始进入市场，人们的穿着打扮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点。\n人们的消费习惯日趋简约，衬衫、袜子、纱巾、背心、胶鞋、肥皂、钢笔、热水瓶等成为热销品。原来社会上层人士消费的商品渐渐少人问津。在南京街头，原来的花店改行出售蔬菜种子；高档家具店转而出售简单实用的桌椅；华丽的时装店和西装店开始忙着赶制列宁装。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在农村，地主的住宅在土改中被没收分配给了农民，很多栖身于一间破屋中的贫苦人家现在可以分室而居了。一些农民也开始兴建新房，但大多是土坯房，瓦房还比较少。在城市地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旧城市改造或修缮。以北京为例，1949年，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还有不少危房。在旧城改造9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市政府重新规划了居民区，对南城的贫民区进行了重点清理，建了一些楼房。在出行方面，人民政府不断翻修道路，增加公共交通车辆。1949年到1951年的三年中，北京市人民政府翻修了绝大部分旧路，还新修了140公里柏油路；有轨电车由103辆增加到149辆。1952年7月，成渝铁路通车，四川人民的出行条件大大改善。经过努力，民众的出行较之解放前便利了很多，1949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是20932公里，到1952年6月底，已达到23300公里。1949年，公路实际通车里程只有一万多公里，到1952年就达到了11万公里以上，内河通航里程则增加到了57000余公里。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女子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提倡婚姻自主。新法律法规促进了旧婚俗的变革，青年男女逐渐改变了重视对方财产多少和门第高低的习惯，以能劳动、爱学习和思想进步等为标准来选择自己的伴侣。已婚妇女逐渐淡化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依赖思想，在生活中要求自己的平等地位，希望对方不断进步、积极进取。到1952年底，自由、自主婚姻已占绝大多数，民主和睦的家庭和模范夫妇不断出现。在信仰习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对落后的封建迷信活动加以禁止，这对民间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唯物论等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大力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在民众中间的不断普及都使封建迷信大为减少。民众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正规宗教的信仰活动则在照常进行。百姓的娱乐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各种民间文艺都得到保留，但土改、抗美援朝等社会大事成了文艺创作的主题。南京夫子庙的鼓词艺人不再唱低级趣味的小调了，而是组织了曲艺改进会和曲艺研究班，不断学习、进步，唱起了“抗美援朝把军参”。传统戏剧仍是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电影在城市中放映得比较多，农村中还很少见。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平还不高，连环画和画报就成了大家最喜爱的读物。中国年节风俗主要是指在农历四季的各主要节气中遵循的风俗，如在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中遵行的风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所过的传统节日基本保持不变，但增加了一些新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等。第二节现代化潮的探索一、挫折与教训1953年，中国共产党制订并开始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实际上放弃了使党取得巨大成就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而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n在总路线的实行过程中，急进的错误并没有避免，没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仅仅三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就被宣布完成了。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体制；在经济上废除了商品经济，确立了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9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以后二十几年，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接踵而来。这些错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反右和“大跃进”的错误打断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国民经济从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困难，人民生活水平降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1961年城镇居民的食品年消费量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了8．4％，食用植物油减少47．6％，猪肉减少80．6％。1959年全国农民由集体分配的收入每人只有37．6元。农民家庭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受到限制，不少地方取消了集贸市场，家庭收入进一步缩减。农村不少地区以草根树皮充饥。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确定立即展开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用食品运动，以渡过困难和灾荒。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曲粉、叶蛋白、人造肉糖、小球藻等，要求各地大规模动员群众采集和制造食物代用品。人们所需的日常工业品也受到极大影响，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十分紧张，纸张、锅、碗、盆、筷子等基本日用品很缺乏。城市实行凭票供应，居民排队购物成为常事。“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行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豆制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继而又“增发了补助豆票、糕点票、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侨汇粮油票、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用于收购核桃、杏仁、栗子、蓖麻籽的奖励油票和用于鼓励农民交售鸡蛋的鸡蛋面票。这一时期粮票种类繁多，面额两两计较。每当发粮票时，家家都由当家人亲自去领，领回后甚至入柜加锁”。城市建设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居民住房更加紧张，196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平方米降为2．86平方米。 伴随“大跃进”而出现的人民公社运动，使人们生活雪上加霜。全国原有的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平均28．5个农业社合并成一个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500余户农民。 入社后的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并将私有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归公社所有。公社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全体社员不管家中劳动力多少，都按照人口免费供应粮食，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使农民由传统的一家一户单独做饭吃变为全家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到1959年底，全国农村到食堂吃饭的人数达72％。然而，由于管理落后和粮食产量的下降，大部分食堂都不能满足全社基本饮食。田家英等人在“鱼米之乡”的富春江流域调查时见到“当食堂开饭的时候，人们眼巴巴盯着的是大锅里的稀粥，因为每人每天平均只有4两或3两米”，“大锅无法填饱人们的肚子，不少人靠作绿肥用的红花草充饥”。农业生产周期长，工作分散，完全采用集体劳动的形式影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违背了农业生产规律，超越了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实际水平。1966一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对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带来了更恶劣的影响。\n社会生产没有明显进展，生产力仍停留在很低的水平，民众生活处在贫困的状态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家庭也成为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政治观念与意识形态充斥于家庭成员的头脑中，阶级感情居于家庭亲情之上。社会文化生活极度枯燥乏味。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体现革命精神，许多传统民间娱乐、习俗被作为“四旧”加以破除。大批古今中外名著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加以批判、封存和销毁。民间信仰几乎绝迹，“破四旧”使民间信仰遭到了严重破坏，寺庙道观是破除的重点。广大僧众被迫还俗，经书被焚毁，佛像被砸烂，民众的各种宗教活动基本绝迹。少数民族的信仰得不到尊重，各民9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族的风俗习惯都被当成陈规陋习加以破除。为了斗争需要，极力宣扬个人崇拜。以1967年为例，上海70％的印刷力量都用于印刷毛泽东著作、语录和宣传画。人们的心灵被个人崇拜所占据，毛主席语录演化成了社会的教条。红宝书在全国流行，“最高指示”成为“圣旨”。这种狂热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能力，丧失了个性和理性。二、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这是一场解放中国生产力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适合 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逐步走出困境，1990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达到2150元，比1978年增加2．5倍，平均每年递增11％。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78年农民纯收入只有133元，到1990年达到了630元，增加了3．72倍，平均每年递增13．8％。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 国农民基本上已解决了温饱问题。民众饮食中的主食消费减少，副食消费增加。1987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23．6公斤，比1978年减少59．1公斤，下降32．3％；在副食品中，肉类从1978年的人均19．2公斤增加到29．9公斤，禽类从1公斤增加到2．9公斤，鲜奶从8．6公斤增加到15．4公斤。到80年代末，农民每吃5公斤粮食中，有4．075公斤是大米、白面，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以细粮为主食，玉米、红薯等粗粮的消费量已 经很小。日用消费品拥有量迅猛增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追求的“四大件”是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和缝纫机。80年代，这些产品在城乡基本饱和，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成为人们追求的“新六大件”。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0年，每百人拥有电风扇的数量增加16．8倍，电视机增加53．8倍，录音机增加52．5倍，照相机增加3．1倍，洗衣机和电冰箱从无到有，1990年每百人拥有量分别达到8．4台和2．6台。拖拉机和摩托车开始进入农民家庭。人们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兴建了许多居民小区，并给困难户解决住房。以上海为例，从1980年到1990年之间，上海住宅建设投资共达到154．98亿元，占1949年以来全市住宅投资总额的90％；新建住宅4563万平方米，占1949年以后住宅竣工面积总数的69％，改变了长期以来城市的旧貌。到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已达6．7平方米。在农村，80年代中后期也兴起了一股翻盖新房的热潮，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n年间，每100户农民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居住面积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并且开始以砖瓦、水泥为主要原料，住房样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快。1976年到1988年，铁路从4．63万公里增加到5．28万公里，增长了14％；公路从82．34万公里增加到99．96万公里，增长了21．4％。民用航空已开辟国际、国内航线350条，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空中运输网。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传统的交通工具如人力车、畜拉车等是人们短途出行的工具，到了80年代，自行车、三轮车、拖拉机等成为农民短途出行的工具，尤其是自行车的数量增长迅速。1978年，中国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自行车30．7辆，1985年激增到80．6辆，到80年代则几乎家家都有了自行车。传统节日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春节、10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人们比较重视的几个传统节日，但原有的一套繁文缛节已经不存在，人们重视的是过节的意义。比如春节，原有的一套礼仪如摆供桌、祭祀神佛、迎喜接福、敬祖先、三拜九叩等已被放弃，但人们仍保留了春节吃年夜饭、贴春联、全家团聚、拜年的习惯。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诗歌成为80年代青年的最爱，音乐厅、舞厅、咖啡厅成为时尚人群的聚所。改革开放后，政府开始注意划清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之间的界线，并纠正了以往的错误做法，允许并保护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民众的宗教活动趋于活跃。总的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重新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并在短时期内即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而这又证明了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第三节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一、工业化的成就从1949年至70年代末，“工业化”是国策。政府主要把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措施，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举例而言，在国家供应给居民的日常消费品，也即轻工业产品中，1956年和1950年相比，棉布供应增加了2倍，胶鞋增加了1．9倍，食盐增加了近1倍，糖增加了2．3倍，煤油增加了11倍，香烟增加了1．4倍。城乡居民有20％一30％过上了略有积蓄的生活，有60％过上了有吃有穿的生活，虽然仍有10％一15％过着少吃少穿的生活，但总体上较之1950年以前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还是改善了许多。就工业化本身来讲，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来说，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城镇职工的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一是商品供应更多，2是收入较高。1957年，每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00元以上，比1952年的460元提高了37％，几乎是同时期每个农民年均收入的9倍。尽管当时一个农民一个月的吃穿开支为5元，而城市居民为10元。这种情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真正以发展城乡经济为中心，并首先改革农村经济后才有所好转。1978—1985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消费水平的差距呈现较明显的缩小趋势。1985年以后，中国改革重心移向城市和工厂企业，政策重点也向城市和工厂企业倾斜，工业的再次飞速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有拉大的趋势。\n10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1986—1993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差距表（人民币：元）年份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农民实际收入差距指数1986410．321068．691：2．601987445．971174．681：2．641988491．691224．271：2．491989536．221465．761：2．731990667．621897．291：2．841991700．042044．261：2．921992750．352287．521：3．051993809．082645．051：3．27到了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例达到了1：4．8，由于消费与收入是呈正比例变化的，因此双方物质生活水平的差距又拉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和变乡村为城市、变农民为城镇居民就成为拉近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差异，尽快改善原乡村居民物质生活状况的一个现实办法。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功效和结果也不太相同。二、城市化的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政府即把依托城市发展工业，再向乡村辐射，最终实现国家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国策。在其影响之下，一些城市附近的乡村地区成为轻重工业区和家属生活区所在地，并因此很快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离城市较远的很多乡村地区也因为采矿、采油、军工、修水库等建设活动而日益繁荣，达到一定规模与程度后成为了新兴城市。与此同时，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其青壮年中有相当一批人被招进工厂当了工人，这其中又有很多人安家于城市，逐渐成为都市居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上述两种模式是大陆乡村都市化的最主要的模式，他们具有以下特点：（1）依托工业化进程、政府控制严密、计划性强；（2）都市人口增多，但都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长不大，而且不稳定。（参见下表）1950—1980年主要年份城镇人口比重表年份总人口（万人）市镇人口（万人）百分比世界平均百分比195055196616911.228.81960662071307319.733.91970829921442417.437.51980987051914019.438.2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仍占绝对多数，所以在整体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很难得到很大提高。传统的乡村都市化\n的模式也由于问题太多，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日益趋向衰落。一些学者把这一时期大陆的城市化分为两个阶段，认为“第一个阶段，从1949—1960年，是城市化10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迅速发展的阶段，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城市数量也从138个增加到199个。“第2个阶段是1961—1978年，特点是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并间歇性发生逆转”，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1978年为17．9％，较之1960年反而下降了1．8个百分点，城市数量也减少到191个。对于这三十年来大陆城市化的进展和功效以及受到制约和阻碍的原因，人们也进行了探讨，但仍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无法解答，而相关史料的缺乏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一些仍未解密，一些为人们所忽视而未去做细致的调查挖掘工作。1978年至今，随着各方面的改革，乡村都市化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具有自主性强、变化快、依托商品经济发展等特点。其模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以下两种：一是农民不离本土，就近发展乡镇企业，建设“乡村中的都市”，变农村为微小城市或准城市，其趋向则是连成规模，成为正式都市。或者是向城市方向延展，并最终成为某个城市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内地具有代表性的这类“乡村都市”，在华北地区有北京的韩村河；中原地区有京华村、南街村；东南地区有华西村等。这里居民生活的条件、方式已与多数城市居民相同，甚至要大大好过后者。其物质消费可以用超前、丰裕来形容。二是乡村中的主体，也即农民离开本乡本土，在一些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以亲戚、同族、同乡为纽带，以商业活动为中心结合在一起，半自然半有意识地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社区。这种被冠以“都市乡村”名称的社区，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浙江村”。名虽如此，其实质却是连同其中的一些经商居民都成为大都市的一部分，与真正的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物质消费方面并无什么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的飞速扩展对于改变乡村地区的落后面貌、促使其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众生活现代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逐步确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飞跃。百姓生活日新月异，日趋现代化。人民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奔小康，经济的发展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9年的1374元上升到2002年的7703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989年的602元上升到2476元。在饮食上，食物消费额增长放慢，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下降，但消费水平提高。大鱼大肉不再是人们的梦想，健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绿色食品开始兴起，营养优质和多样化的食品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2000年城镇鲜乳品人均消费量比1999年增加了2．06公斤，增长了26．14％，杏仁、开心果、桂圆、荔枝等高档果品越来越为寻常百姓所享用。人们不必远行就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特色菜，大街上川菜、粤菜、湘菜馆到处林立。西餐厅也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人们可以品尝意大利面、法国大餐、日本料理、韩国烧烤，体会不同的饮食文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各种快餐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中尤以麦当劳、肯德基在城市中的普及率最高。\n在服饰上，人们要求舒适、自然、大方，穿出自己的个性、品位。拖地长裙、露脐短装、貂皮礼服魅力四射；高跟鞋、尖底鞋、松糕鞋样样流行；怀旧的人们又穿起唐装、旗袍。服装逐渐成为个性的象征，不少年轻人以此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国城市住宅一直紧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日渐增多，住房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国家单位统一福利分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弊端突显。我国从9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现10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住房商品化和自食其力，改变低租金、无偿分配的制度。建立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筹资建设住宅的机制，改变由国家集体包下来的建房方法”。政府逐步推行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使住房逐步商品化，同时对贫困居民予以照顾。住房成为个人消费中的最大一笔开支。农村住房条件进一步提高，到2002年新建住房面积7．42亿平方米，砖瓦结构的平房逐渐被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所取代，房屋内部也开始注重装修。“50年代住草房，70年代住瓦房，80年代住楼房，90年代住洋房”正是农村民居改变的生动写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业更是发展迅猛，在交通线路较快增长的同时，运输工具也大量增加。1989年到1997年之间，新增铁路机车2172台，比1988年增长了16．5％；新增民用汽车755万辆，比1988年增长了16O％；新增民用飞机36O架，是前10年新增数量的11．9倍。公交车、出租车的数量也稳步上升，2002年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的数量从1989年的2．l辆上升到2002年的6．7辆。家庭小轿车在近几年已经成为消费的热点。传统的安土重迁的观念基本消失，外出打工、学习、经商成为平常事，出国旅游也不再新鲜。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不断有新的生活追求，90年代初人们追求三大件：空调、冰箱、摄影机；现在则追求新的三大件：电脑、汽车、商品房。民众的生活在飞速改善当中，一些人开始滋生了奢侈、浪费之风，互相攀比的心理也日益见长。传统节日仍受人们的欢迎，五一、十一长假成为新的重要节日，西方节日也逐渐流行。在传统节日里，各种传统民间节目重新活跃起来，春节期间，北京有厂甸的民俗文化庙会、广州有迎春花市。人们在五一、十一长假期间经常外出旅游，拜亲访友。与此同时，不少西方节日也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圣诞节、情人节已成为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新节日。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双休日里，时尚的休闲方式是健身、郊游或者上网、泡吧（网吧、氧吧、茶吧、咖啡吧等）。文教娱乐费用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上升，2002年在城市达到14．96％，在乡村达到11．27％。娱乐文化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产业。人们开始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来华国际友人也日益增多，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达到高峰。中外交流愈加广泛，人们通过电影、电视、报刊、网络、广播、展览会等多种文化传播形式来了解外来文化。外来文化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使其中西兼具，日益多元化。这开阔了中国民众的视野，使他们能以宽广的心胸看待外国事物，比较理性地评价中国的对外关系，并日益成为世界公民。\n10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章学术动态一、民国初年的政治近年来，学术界对民国初年政治制度的构想和实践，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对政府建设的参与关注较多。一种观点认为，民初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转型过程，表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时期。最后转型失败，不仅有作为一个老官僚的袁世凯个人的悲剧性因素，更重要的还有制度的因素，革命党人以内阁制取代总统制，让袁世凯做虚君元首，与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的权力诉求发生了冲突。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出现了地主阶级自由派属性的袁世凯模式，同时还并存着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孙中山模式的“共和”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在民初未能真正启动。宋教仁模式在理论上以民意为天，但在实际运作中依附暴力持有者，未能改变袁世凯的地主阶级属性。袁世凯模式是晚清皇权模式事实上的延续，取代皇权调控位置的是暴力，是地主阶级自由化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运作状态。民初起作用的是后两者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并非“民国”或“共和国”。也有学者指出，民初破旧而又未能立新，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失范状态，只有实行具有一定现代导向的过渡性强权统治才能渐进地从封建专制过渡到现代民主。袁世凯在政治上专制集权，同时推行一系列具有现代导向的行政改革，使中国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时期；在经济上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迎来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教育文化方面，鼓励现代教育文化的发展，同时用传统文化整合意识形态，使教育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洪宪帝制前袁世凯的这一统治符合当时的中国实际，具有合理性。有的学者以1913年4月8日的中华首届国会为研究中心，考察其十一年间的制宪历程，认为虽然国会一直在为宪法的制定努力，也最终制定了一部堪与先进民主国家媲美的《中华民国宪法》，但各种政治势力只是利用国会和制宪工作，政治信任的缺失影响了制宪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并最终导致中国政局不稳。另有学者从政党的角度分析民初内阁政治的失败原因，认为近代中国政党存在的严重缺陷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党员成分复杂且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跨党现象严重、缺乏对异党的宽容、缺乏民众基础四个方面。以不成熟的政党来作为实行内阁制的基础，难以发挥内阁制应有的功效，受挫也就在所难免。还有一些学者以进步党为研究个案，认为民初保守派政党同激进的国民党一样，都具有在中国实现\n健全的议会政治及政党政治的理想。但因为双方交恶的历史及不健全的政党概念，使两派政党之间的争斗、敌视远远大过其联合。议会政治最终失败，参与的政党要负一定责任，除此以外还与社会政治心理有关。有人独辟蹊径，从政治精英的角度理解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认为民初政治精英在移植西方政党理念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个人的价值判断，政治精英对政党理论的错误解读，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产生了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还分析了政治精英对消除政党党争的努力，认10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为这种行为充分反映了民初政党运作的幼稚与无奈，其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消除党争是宪政精神与救亡图存价值冲突妥协的产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民初政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是中西政治精神的巨大差异。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西方政治，强调“多元共存”的共和精神；而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强调权力独占与以礼节情的道德力量。与此同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消解了共和的启蒙。反思中西制度成长的差异，“革命”取代“共和”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共和精神的缺失使得民初政党必然昙花一现。民初的民主政治发展以失败告终与民初政治精英存在的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一些学者撰文从政治精英集团的结构、政治倾向与力量对比，政治精英对制度变革中民众作用的认知偏差，政治精英们对民主政治价值选择和追求的不坚定及斗争方法和策略的不适当以及领袖人物的影响等角度分析了政治精英的作用。一些学者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探讨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由争论中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认为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因此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成为当时的争论点，这也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的“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民初政治失败的原因，从制度、政治参与者的角度进行探讨，突显了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二、新文化运动及其评价近年来学术界从更丰富的层面研究新文化运动。有人提出，应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进行区分。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则是一场对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连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他特别强调应当注意新文化运动所体现出来的“开放的文化观念”。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开放观念逐步成熟起来，其领袖人物开始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努力建立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更加密切的关系作为自觉努力的方向。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民主分别开启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然而这种开启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科学和民主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迥然不同，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和民主的内涵，在中国和西方也是大相径庭。中国引入科学和民主，意在改造疲软的中国文化，重构民族精神，以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另一些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作为代表新社会的理想和拯救中国前途的武器成为新的价值权威，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偏向科学的价值倾斜，即科学的观念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而且在程度上也超过对民主观念的体认。这样的趋势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得到了加强。唯物史观派的加盟使“科学派”战胜“玄学派”，最终导致“科学”确立了无上尊荣的权威地位。\n关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论争之一“问题与主义”之争，学术界在近年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产生了较多的讨论。罗志田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为时不长，但反映出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异常丰富而活跃的动态，特别是反映出了各种流派混杂难分、阵线混淆的重要特征。当时各界都在关注“社会”的革10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命或改良是时代的共同点。出于这样的认识，他撰写了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重新考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在《因相近而区分：“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一》一文中，他指出，一些后来以为冲突的观念，对当时当地的当事人而言，未必对立，他们反而会看到更多的相通之处。论争并不意味着新文化人的分裂，胡适提出的议题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分享。《整体改造和点滴改革：“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二》一文讨论了论争双方关于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认为当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相当多的人，其中还有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倾向于整体或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整体或局部解决两种取向未必势不两立，反而可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且“根本解决”也不一定意味着革命，而革命倒可能是走向根本改造的第一步。《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一文讨论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的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问题，认为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差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呼应。有学者认为“问题与主义”的性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现实政治等原因的影响被扭曲了，所谓的“问题与主义”的纷争不过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内部一次对现代中国思想发展和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理性讨论。在讨论当中，李大钊和胡适的分歧显然并不大，甚至可以说共识大于分歧。即使是分歧，也并不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只是在具体认知上还不够辩证和全面。“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何使主义、理论与实际更为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胡适与李大钊共同开创了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史。这一观点引发了一些学者的讨论。有人指出该观点摒弃了阶级分析方法，离开了历史的大背景，无视这场论争的实际，因而是非科学的，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胡适仍然是主张渐进改良道路的，不能否认在论证中他以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关系到近代中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论争，是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走向的根本分歧。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学者从胡适的角度进行了考察，他们从胡适的生活经历、时代背景、哲学基础等方面分析他提出“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认为争论并非攻击，而是朋友之间的探讨，双方之间有一定的共同认识。“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露了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两种思潮在中国的最早冲突和对立，两者都比较关注于社会的政治现实问题，一方面进行探索和宣传，同时也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人从论争双方的主将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他们之间保持了“主义”上的分野，但并不放弃在“问题”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和行动。还有学者在近年对论争出现新的分析和评价的情况下，通过分析论争过程探讨胡适的思想，认为“问题与主义”并不能称得上一场真正的论战，导致胡适发表关于“问题与主义”文章的原因在于他固有的民主自由思想。\n对于五四时期的人物，学术界多有关注，不仅关注参与者，对未直接参与的人物，如孙中山等也有所研究。对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近年来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10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学术界的研究深度有所加强。有人通过对周恩来一篇评胡适的文章考察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分化。认为在五四新文化高潮已过、胡适改良主义观点受到批判的情况下，在周恩来等经历过新文化思潮洗礼的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思想上，依然留有胡适影响的印迹。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两派的挂帅人物丁文江和张君劢，也有一些学者分别作了考察。有的学者认为，丁文江是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历史地位是在这场论战中得以凸显的。但在当时，由于陈独秀与胡适对科学主义思维定式的强化多少抢占了风头，反而使主将丁文江略显逊色。在这场论战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直在争取话语权，而丁文江、胡适等一直力图与梁启超一派在政治与文化上划清界限。有的学者着重对张君劢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考察。在论战之前，张君劢已经基本确立了民族文化自主意识、本位意识和会通中西的文化立场。张君劢在论战中对于西方现代性几近全盘否定以及在此背景下所提出的“新宋学”主张，可看做是他思想进程中的“反常的瞬间”或“重要的歧路”。有学者指出，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前期，缺乏对运动的关注；五四期间认同了“廓清愚昧，启迪理智”的运动宗旨；五四以后关注运动并对运动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孙中山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去，更多的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分析、评判新文化运动的。有的学者认为，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梁启超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另有学者指出，如何看待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是评价晚年梁启超的关键。游欧前梁启超的文化取向与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游欧归来后，梁启超增加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支点，其与新文化运动原主持者间的关系是求同存异。他认同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几大原则，但他主张对西方学说也不应盲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反对全盘否定，主张借助西方科学的精神与方法，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以发展新文化。梁启超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由反省现代性归趋整理国故，仍不失其独立的地位。还有学者认为，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有人特别指出，梁启超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n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梁启超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10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目前，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学者对于一些评价表述的发展和内涵进行了分析。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倡导民主与科学、宣扬个人主义、推行文学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几个方面。还有学者对“爱国”、“启蒙”和“文艺复兴”这些标识五四运动的性质及特点的重要概念进行梳理，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已经有人称之为“爱国运动”了，这个称谓是五四运动最有实际意义的遗产，影响至今；而“启蒙运动”是后来才出现的，是以“古为今用”的方式来应对现实问题的产物；五四运动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是运动期间的事，并很快在西方广为人知，但欧洲文艺复兴与中国五四运动之间的差异为这个定性带来了史实和逻辑上的一定困难。也有人梳理了几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主要有“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四种关于五四的话语表述方式。认为运用这些话语对五四进行“重述”的过程反映了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倾轧，伴随着五四研究史的展开，可以看到一份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变化的“晴雨表”，一条潜伏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中的敏感的神经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意识形态对立双方都试图占据的思想高地。近年来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和阐释。三、苏俄与中国国民革命近年来，随着前苏联大量文档的解密以及中国中央档案馆开放了一批前苏联于1956-1957年交付给我国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文件，学术界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问题的研究增多了，研究深度和广度比过去大为提高。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主要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为摆脱孤立的局面，在中国实施其东方战略，采取的方针是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这一方针失败后，在联合对象上才进行转向，加速了联合孙中山的步伐。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质关系的开端。有人认为，1920年6月，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实现其中规定的政策，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的工作。文中重点考察了马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活动，认为他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马林以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的经验为依据而提出来的。吴联合统一中国的政策的过程和原因，这一政策因没有得到苏俄和中国两方面的支持而最终破产，但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分析对比，越飞最终把工作重点转向孙中山，自此以后苏俄积极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兴起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一些研究论文从苏俄的对华外交政策入手，认为其经历了由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在这\n一转变中，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成为加强苏俄同孙中山联盟的决定环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既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产物。然而由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实情不了解，过分重视国民党而轻视共产党，因而注定了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有的学者考察了在大革命高潮和紧急时期的1926-1927年两年中，共产国际出现的几番有关政权性质解释的反复，从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的肯定，到对过渡政权的认定，再到建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的指示。这种反复，既折射出当时背景之下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党内的斗争，也反映出共10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还有学者考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认为共产国际在其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中国革命之所以在短短几年中如此迅速地开展起来，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然而也因为共产国际总持“世界革命”的观点，急于在中国掀起一个大的革命运动，不免脱离实际而生搬硬套，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在此基础上也铸成许多错误。有人在经过细致考察后认为，共产国际对武汉国民党及其政府分析错误和定性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对策并妥协退让，共产国际的顾问鲍罗廷和罗易也都负有对革命指导失误的责任。共产国际严重的认识偏差和政策、对策失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有学者明确指出，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发生了部分脱节。由于强调反帝革命，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十分看重国民党及其军队。当国共之间的矛盾有可能影响到统一战线的存在时，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宁肯要共产党让步，以使国民党右派及其领导的军队留在统一战线内，也不同意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反击。很显然，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内在的规定性，是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重要根源。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学术界有一些新的看法。一些学者分析了孙中山与苏俄联合的原因及目的，认为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不仅出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更主要是其自身及苏俄之间存在相互需求的利益关系，即孙中山希望借此换回英美对其的支持及借助苏俄力量完成统一中国的目标。而苏俄也希望借此完成自己的“世界革命”战略构想。另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形成不单纯是苏俄帮助孙中山和孙中山单方面转变的结果，而是双方互动、共同努力的结果，苏俄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是孙中山确立联俄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苏俄对内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对华方面采取灵活务实的方针，转变对吴佩孚、张作霖的态度等政策调整，对孙中山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孙中山对外政策的转变和联俄政策的确立。还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的“苏俄转向”是孙中山在寻求国家统一过程中与国内各政治、军事势力角逐的结果，也是选择在华国际势力，尤其是在与苏俄的物质援助及意识形态输入之间博弈的结果，是孙中山对政治的纯技术化对待的产物。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在为中国奠定统一基础的同时，也使中国成为苏俄国际战略的牺牲品，民族主义与利害关系的亲缘由此得以充分体现，它所遗留的政治后果还有待进一步清理。近年来对苏俄与国民革命关系的研究，建立在新的材料基础上，研究更深入细致，进一步趋向于客观化。四、1927-1937年民族产业的发展关于1927-1937年民族产业的发展，学术界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具体产业的发展，力图从重总结发展 \n的特点和影响发展的因素。有人研究了国民政府时期以国家资本形式出现的股份制企业，这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重要类型之一，文中认为它们主要是通过强行参股、原生和减持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的途径形成的。还有人总结了1928-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和特征，认为这十年，中国工业继续发展，速度有所提高，工业结构缓慢优化，工业的集中度有了一定发展，工场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厂的转化大量出现，资本的有机构成逐渐提高。民营工业仍旧是工业发展的主力军，但国家资本已有了较快11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的增长。但影响工业持续增长的一些隐忧始终如影随形，农村购买力不足，缺乏农村市场的支持是中国工业发展基础脆弱的根本原因。也有学者以火柴工业为切入口，详细考察了其十年间的发展状况，认为在民族工业求生存求发展的意愿强烈、国民政府努力提高关税税率的情况下，中国火柴工业取得了抗御洋货倾销、扩充国货生存空间的可喜成绩。但农村经济落后导致的农民生活水平低下、购买力薄弱从根本上制约了民族火柴工业的发展。市场狭小下的白热化竞争，使年轻的中国火柴工业很早就自动走上了行业“联营”、“统制”的道路，给火柴工业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该学者指出1928-1937年间的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的发展曾在1932,1933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后呈下降趋势，其生产是在两大因素影响下运转的：一是国内面粉需求的特性对面粉工业市场的基本制约；二是在有限市场中的外资与华资的激烈拼杀。在这两个基本因素作用下，民族面粉工业在艰难境遇中奋力拼搏，辗转延续。有学术观点指出，1927-1937年间，由于华资银行业的整体壮大和民众爱国图强意识的觉醒，改变了早期华资银行须仰外资鼻息才得生存的状况，使得民族金融业面貌为之一新，从而使华资银行在长期为外资雄踞的金融领域中获得应有席位。在此期间，外商银行与华资银行的实力发生消长变化，华资银行逐渐从竞争中的弱势发展为可与外资银行相抗衡，最终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与外商银行间业务的竞争与协作中，集中体现的是彼此在矛盾中共存的关系。另有学术观点认为，1927-1937年间是中国民族保险业获得较大发展的十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数量上的增加，在业务质量、企业实力、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了质的进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民族企业能否获得顺利发展，政府的作为至关重要。同时，在外资企业横行市场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联合对外，成为民族企业壮大自身力量的旗帜和法宝。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近现代民族企业具有的普遍特征。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渐趋减少，主要集中在具体个案和地区性研究上，研究结论共性较多。五、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的关系上，主要有几种观点，即认为张学良自主决定不抵抗，张蒋共同制定了不抵抗政策，认为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不应归到个人身上。一种观点认为，基于中国国力不及日本、迷信和平和保存实力等因素的考虑，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明确指示下，自行实行不抵抗政策。由于在对日看法上，张学良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二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又合作无间，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论及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张学良应负直接责任；论及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蒋介石则应负主要责任。但蒋、张的“不抵抗政策”，不是不抗日，而是何时抗日、如何抗日的问题。\n有的观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地方政府共同制定了对日不抵抗与诉诸国际联合会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主动选择。其结果致使东北军不抵抗，东三省不久就被日本完全吞并。有的观点则认为蒋、张均持不抵抗主张，但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介石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学良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介石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学良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11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有学者指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抗，但为避免孤军奋战，张学良与蒋介石相互沟通，达成了“力避冲突”的方针，导致了“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认为蒋介石作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定者，对“不抵抗”失掉东北应负首要责任。有人指出张学良不抵抗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蒋介石的盲目服从、幻想蒋介石实现全国抗战、东北军政当局没有应战准备、幻想依靠国联解决东北问题这几个方面。也有人主张，“不抵抗”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蒋介石或者张学良中的某一个人，蒋介石是政策的制定者，而张学良也不仅只是个执行者。这一政策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结果。有的学者在近年来的研究考察基础上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些误区需要澄清，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2)不抵抗的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3)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的“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学术界关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作为，一定程度上受到张学良口述史的影响，因此开始出现了认为张学良主动参与了不抵抗政策的主张，学者们还力求从更深层次探讨其中的原因，丰富了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六、红色根据地关于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学者们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进一步关注农民的心态和根据地的实际运作情况，得出了更新、更丰富的观点和结论。有的学者考察了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诸多现象，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与农民切实获得物质利益的结合是根据地成功动员农民的关键，而且为了保证农民的安全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农民所获得的物质利益。该观点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个体的感受和抉择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根据地和动员农民的过程中面临的形势更复杂，需要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更多样，而远非后来成熟的引导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的方式。也有学者对于苏维埃区域与其周边非苏维埃区域的对立关系，即赤白对立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赤白对立不是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它的出现既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曾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一些学者考察了1924-1934年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认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n产党，都未曾对农民寄予很大的革命期望。中国共产党革命农村战略的制定与共产国际高度估计中国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的倾向有关，并在共产国际的有力推动下形成。共产国际以为农民革命积极性高，实际上在赣东北地区一些热闹盛大的农运场面中，大部分农民只是看客，有许多农民事实上是与运动相疏远的。11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时期，通过宣传的普适化、组织的严密化、肃反的经常化，保证了苏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此后的历次群众运动动员模式，实际上是对苏区群众运动运作形式的形变而实存。有的学者认为中央苏区的税收对于保证根据地经济发展、打破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出现了税收过重、一些税种实施过早加大了落实难度、缺乏征收的力量等问题。还有学者指出，在根据地建设中，中国共产党除了非常重视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外，对文化建设也高度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创造，初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文化建设理论，在教育、文艺、卫生、出版事业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创造了新的革命文化。另有学者指出，颇具特色的反封锁斗争策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扎根群众，自力更生；鼓励商贸，促进物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重视技术，网罗人才。关于毛泽东与根据地的关系，学者们也多有关注。一些学者论述了毛泽东于20世纪20年代初步形成的“民本思想”，认为其是受儒家民本主义政治思想和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形成的，并且这一思想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实践和发展，从而充分调动了士兵、农民的积极性，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成为可能。有人认为毛泽东自参加革命以来即对农村革命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积极的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农村革命思想，在其中既有他对俄国革命经验批判继承的一面，又有他对中国国情深入理解的一面。正是通过早期的探索与实践，毛泽东逐渐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建立政权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推动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设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为中国革命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率先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原因在于他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估计较客观，其中关键之处是他特别注重正规革命军队的保存、建设和发展，直接原因是他预先谋划了起义万一失败的退路—上山。对于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是根据地个案研究的重点。一些学者指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基础主要是毛泽东早期的上山思想基础以及当地的党群基础和有利的自然条件基础。根据地创建的三个标志，即工作重点由向中心城市到向农村转变，由旧军队到新军队的转变，由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转变。有学者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小块红色区域内建设和执掌政权的伟大尝试，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注重充分调动农民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开创了组织农民参与政治活动的艰辛实践。农民通过参与组织工农革命政权、参与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实现了政治参与。也有学者指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军事意义在于几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通过战争的具体实践，开创了“引兵农村”\n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军事战略；形成了“党指挥枪”等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理论基础；形成了中国式的游击战争战略态势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战术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学者们还关注根据地的社会改造情况，研究主要集中在妇女问题和社会教育问题上。11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一些学者指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维埃在广大的红色区域内针对妇女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及措施，涉及妇女的政治、经济、婚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其原因一方面是为解放妇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把妇女发动起来的迫切需要。这些政策、法令及措施奠定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处理妇女问题的方法的基础。还有一些观点认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国下层妇女从生活和精神上走出家庭，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了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中去，并从中获得了安全感和生活乐趣，体认到了自身的价值，其经济、政治、法律地位和精神面貌由此得到了极大改善。革命根据地妇女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了个人的解放。有人指出，毛泽东在苏区关注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问题，通过对寻乌、兴国、长冈乡等的调查，了解苏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家庭生活。在他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保护妇女权益，努力实现男女平等，对苏区妇女解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人以女性在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为考察对象，认为当时女性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参政、从事生产劳动、直接参战、思想上自我解放几个方面，妇女群体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党和红军初到江西边区时，群众对他们是看待“外乡人”的冷漠，革命的起步被动而迟缓。后来民众的革命激情迸发与边区社会教育的广泛深入开展密不可分。边区普通民众对革命由犹豫观望到主动参与的转变，不仅是以土地革命为表征的物质利益的整合，更是边区社会教育成功开展的必然。也有学者以扫盲为切入点分析苏区社会教育的基本情况，认为其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走群众路线；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与革命实践结合；领导重视，制度健全；勤俭办学；解放妇女。苏区的社会教育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具有泛政治化、轻视知识分子、功利化和非人本化以及明显全盘苏化的倾向。总之，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研究颇多，视野宽阔，观点也有许多创新之处，对于根据地的社会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挖掘。七、七七事变及其相关问题（中国的抗日战略、日本全面侵华的内因和外因）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相关问题，学术界主要集中在抗日战略的研究上。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有学者认为，这些准备始于济南惨案，逐步具体化于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期间，之后全面展开。内容既包括在教育、宣传、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努力，也包括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动员的进行，还包括为避免战争损失而实施的文物南迁及学校内迁等。这些举措对激扬民族主义、增强精神国防和保证抗战胜利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局限性。王桧林在《“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剖析》一文中，分析了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对日政策所发表的《敌乎？友乎？》、《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抗战过程应有的基本认识》、《不降必胜的道理》等材料，认为应该从混乱不清、模糊不定\n的宣传语言中认真分析其中的真正意图，不能对此进行单一简单的评价。随着中日战争战况的变动和日本侵华政策的某些变动、国内政治状况的演变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主的国民党决策集团的对日政策表现出矛盾反复的状况，既坚持抗战，又不放弃媾和努力，虽然以抗战为主，但又往往游移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直到太平洋战场美军对日军转入反攻为止。杨天石在《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一文中指出，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决定拒和、应11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战。为了保卫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同时从战略上牵制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攻势，蒋介石决定组织精锐部队进行淞沪抗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战略战术失当、对国际力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失败，但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短期内速胜的美梦。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决定调整战略战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抗战战略。杨天石在《桐工作辨析》一文中，对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急于向中国方面“诱和”而展开的所谓“桐工作”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一谈判就中方而言只是军统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代表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许多中方意见都是假的。而日方为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也曾巧言哄骗中方。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逐渐认识到日方的欺诱，主张严拒，下令审查参与谈判的军统人员，但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未立即关闭和日方的秘密谈判之门。有的学者从1940年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鸾活动”的有关档案入手，剖析了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介石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而对东北，蒋介石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也有学者指出，在存亡绝续的民族危机面前，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和动力之下，中国外交方针、策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为增强。中国政府竭力使中国事务与国际事务发生紧密联系，将中日战争与世界安全紧密挂钩，努力赋予中日战争以世界意义，促使各国关注中日战争，使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转变。中国经历了一个被迫进入国际社会、从国际社会的边缘进入政治中心的过程，抗日战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于日本侵华的原因，一些学者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历史，认为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源可以上溯到明治维新后大陆政策的制订时期，认为日本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一切对外侵略，都是大陆政策实施的结果。学术界关于抗战的一些研究，主要关注了领导者和政策制定者蒋介石的言行，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考察抗日战略，得到更细致、更客观的分析。八、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与对外关系近年来，关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出现了更多元化的解释，关于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扩展。有学者认为，三民主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从而在抗战中对其实际的践行是不同的。也有人认为，抗战时期，虽然国共双方口头上都宣称为三民主义奋斗，但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存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基础，国共合作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政治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这才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n有些学者从法制的角度将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模式称为“一国两制”，认为该模式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权同一，法制并存；一党执政，多党协同。特点是政策对于法律的引导作用，表现为政策指引法律，法律服务政策。这是在当时政治和战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出现的独有现象。另有学者指出国共合作的因素有几个方面：第一，全国各界人民坚决要求和大力推动是国共合作实现和坚持的直接动力。第二，国共两党合作是双方共同的政治要求和共同的政治利益的体现。第三，国11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共两党的互相信任和互相让步是合作的必要条件。第四，两个战场在共同抗日旗帜下相互配合和支援。第五，国共两党在反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前提下，承认两种政治制度的并存并出现两种政治制度之间的竞赛。第六，国共两党都克服各自队伍内部的消极因素，才能实现和坚持合作。第七，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制定和修正自己的口号和政策，更配合以适时适度的行动方针。还有人指出，国共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受到日苏可能开战的影响。因蒋介石判断“日苏开战将不能避免”，两党关系在1943年的夏季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即第三次反共高潮。最后，仍然是基于苏军的胜利彻底制止了日军的企图，国共关系据以走出这一阴影。整个过程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判断：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关于抗战期间美国与国、共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华采取了既防止中国出现内战、又给予国民党支持和援助的政策，国共两党关系由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分裂是受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影响。这一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内战的爆发。有的学者强调抗战中的国共关系还体现在土地政策上，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转变的原因及其对国民党土地政策变化的影响。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国民党则制定了较务实的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两党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合乎实际、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维系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功不可没。皖南事变在抗战中的国共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的解释，学者们就此展开了讨论。\n11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世界近代史概述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被称为是现代化，世界近代历史就是这一转变从发生到初步实现的历史，它开始于1500年左右。在近代的开端时期，西欧各国扮演了最积极的角色。西方通过新航路的开辟和商业革命使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为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开展革命性变革，科学化思维传统和民主化浪潮由此兴起。此前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各个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走出闭塞，开始建立直接的联系，人类迈出了从分散发展到整体进步最为关键的一步。开始于18 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又一个分水岭，人类正式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壮大了资产阶级的实力，现代民主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推进。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形成，更加强化了西方的优势。受到工业文明冲击的非西方文明开始主动地进行变革，逐渐汇入现代化潮流。第一章工业文明的曙光第一节西欧的原初现代化一、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3世纪末，西欧封建社会走完长达近四个世纪的盛期，由盛转衰。14、15世纪西欧从危机中焕发生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演变中最醒目的特征。 1．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4、15世纪，饥荒、瘟疫和战争使西欧陷入一场又一场危机，封建经济受到冲击而逐渐解体。由于人口减少、劳动力流失，封建主只得雇工耕种，或将土地分成小块由农民自耕，收取实物地租。农奴制不断瓦解，庄园制难以维系，小农经济更自由地发展起来。人口减少和耕地减少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农业经济处于下降之中。工商业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城市的经济持续发展。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社会经济危机未能对它造成太大的损伤。社会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产品价格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像佛兰德尔那样的特色工业中心逐渐成型。大规模的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日益繁荣，在国际性的贸易集市衰落之后，国际性的贸易大都会迅速兴起，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德国的汉萨同盟城市建立了庞大的贸易网络。商品经济日益发达，手工业者不断两极分化。富裕的手工业者将积累的货币、原料和生产工具转化为资本，并购买他人的劳动力，他们使用雇佣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在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取利润，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十分突出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尼德兰等地的一些城市里，这种具有资本性质的生产关系逐渐发展起来，资本主义萌芽由此出现。\n进入16世纪以后，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成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在英法等国获得较大发展，逐渐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英国式的农场经济、法国式的富农经济以及普鲁士式的容克庄园经济。工商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6一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工场手工业是在此前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之外发展起来的。中世纪以来，西欧的手工业生产一直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作坊式生产，城市的手工业者常常组织成行会。行会有利于维护小生产者的地位并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但它限制竞争，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新技术的采用，手工业的生产效率难以不断提高。新航路开辟后，海外市场对商品的需求量不断攀升，受行会约束的城市手工业生11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产则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其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一些经营者走出城市到农村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将统购的原材料分发给有手艺的农户，农户按要求加工，经营者付给农户报酬收回产品，他们再将产品运往远方的市场销售。这样的经营者被成为“包买商”，农户所得的报酬就是工资，包买商和农户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但是，农户使用的是自己的生产工具，且在自己家中生产。这种生产方式就是“分散的手工工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些经济史学家将西欧出现的这种建立在农村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称为“原工业化”，它体现了商业资本在农村的扩张。在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还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经营者将生产者集中在同一个场地内进行生产，他们不仅提供原材料，还提供生产工具。生产者成为完全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集中的手工工场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在采矿、冶金、印刷等需要集体分工协作的新兴行业中比较流行。新航路的开辟引起了远洋贸易的大发展。远洋贸易需要大量的资金，风险巨大，但获利丰厚。为了更便利地筹措资金和降低投资风险，合股公司应运而生。合股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吸引投资者购买股票而组成。股票持有者就是公司的股东，他们无论参与公司的经营与否，都按所持股票的份额分得红利，当然也得按此份额承担相应的风险。合股公司能保持较长的稳定性，通过发行股票可以汇集巨额资金，并集中使用，从而实现了规模经营。银行业在商业活动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欧的银行交易经过12—14世纪的复兴时期，在15—16世纪得到初步发展，出现了意大利的梅迪契、斯特罗西，德国的富格尔等金融家族。17—18世纪银行业走出“先驱者时代”，迎来大发展，大量新银行在各大城市建立起来。银行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它们在存贷和汇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经营商业保险和股票买卖，甚至发布市场供求方面的商业信息和对商业活动有影响的新闻。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重商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力量基于所拥有的金银数量，国家应追求自给、尽量少进口多出口，以积累更多的金银。因此，重商主义理论鼓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以实现经济繁荣、壮大国力的目标。西欧民族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政府鼓励工业生产，扩展国际贸易。一些国家建立国家银行，政府充当担保人，银行拥有很高的信誉，促进了资金的集中使用。合股公司也得到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它们获得政府颁发的“特许状”，成为独霸一方的特权贸易公司。重商主义政策也推动了海外殖民扩张，殖民地被视为原材料和贵金属的重要来源地。2．社会的变迁与承续市民社会的成长是近代初期西欧社会演变中的关键内容。在中世纪晚期，市民是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称呼。城市是市民社会的原型。一般来说，西欧的城市是作为商品交换场所而产生的，它们为了自由地发展工商业，通过赎买或经过斗争获得某些自由特权，有些甚至成为自治城市。市民有相对自由的身份，拥有一定的财产，作为独立的个体从事工商活动，通过劳动和市场获得财富。在商品经济的作用下，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在城市中形成。城市的生产不再以生产者本人及其家庭的消费为目的，而是为了向非特定的多数人出售产品；商品交换成为发生人际关系的前提，人际关系变为以商品为媒介的间接关系，\n面对面的直接人际关系归属私人领域；社会分工受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的支配。由此可见，市民社会是相对平等自由的个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私人利益的体系”。市民往往还结成自治性团体，维护特殊利益，这也激发了公共精神的成长。不过，城市市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还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市民的自由权源于特权而非人权，城市的生产并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市民社会从其产生的根基来说，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社会，是脱离政治国家的领域。但直到中世纪晚11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期，市民社会并没有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从16世纪开始，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和新君主制的建立，曾经与王权结盟的市民在王权的保护下获得更大发展。市民队伍不断壮大，在农村从事资本主义性质生产和经营活动的人也被包括在内，其主体是由包买商、大店主、银行家、船主、医生、律师等构成的“中等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尤其是经济关系或交往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日益增强，但是建立绝对王权的政治国家不断强化对市民社会的控制，二者间越来越尖锐的对立终将社会引向革命的道路。中世纪的西欧是一个注重等级界限的社会，不过到了中世纪晚期，三个等级的观念以及更为流行的教士和信徒分界都受到质疑。跨入近代，等级界限日趋模糊。虽然贵族以更加夸张的方式凸显门庭，但是价格革命使依赖定额地租的贵族收入明显下降，大贵族已入不敷出。教士阶层变化不大，不过高级教职已非贵族所专享。富裕的市民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向往济身社会名流之列。等级观念并不一定随着等级界限的模糊而同步走向淡化，贫富分化又带来了新的阶层差异和观念冲突。近代初期的社会充满活力，但处处透着紧张和迷茫。在这个迫使人习惯变动的世界里，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在形态、功能和人际关系方面依然延续着传统的格局。核心家庭仍居主流，家庭的经济性生产功能相对突出，血缘和亲情的纽带松弛而脆弱。组建家庭的历程也充满艰辛，年轻人攒够结婚生子的钱财时大多已近而立之年，晚婚晚育便是司空见惯。二、现代意识的兴起现代意识的兴起可以视为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其历程包括近代早期的四场运动和变革。文艺复兴肯定了人的价值、人的欲望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追求；宗教改革建立了人在信仰事务上的自主；在科学革命中，人的理性探索出认识自然规律的行之有效的系统方法，新的思维传统和科学精神由此形成；启蒙运动将人类社会作为理性认识的对象，激发了人类运用理性的勇气和决心。四场运动并非环环紧扣，其精神实质却相通相融，共同推进了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立、自主、自觉和自信。1．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复兴”原意为“再生”，文艺复兴时期的部分意大利作家认为自己处于近代的开端，这个新的时代将越过中世纪，直接延续古代的文化传统，古典文化将迎来再生。文艺复兴以学习和恢复希腊古典文化为号召，实质上却是创立符合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文化。文艺复兴的精神内核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提升人的地位，肯定人的价值；重视现世生活，主张追求物质幸福和感观上的满足；崇尚理性，重视发挥人的才智和创造力，提倡探索人与自然的奥秘。它体现了以人为中心，为创造现世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的精神。从思想渊源来看，文艺复兴是古典文化与基督教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认识刻意突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的文化断裂，淡化了文艺复兴与宗教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具有反基督教的性质，许多人文主义者是虔诚的基督徒。\n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这与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意大利的城市以工商业和银行业致富，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世俗生活和个人的发展受到重视，这为思想文化的滋长繁荣提供了沃土。意大利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经过15世纪的发展，在16世纪达到繁盛。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才辈出、众星云集。14世纪，佛罗伦萨产生了但丁、彼德拉克、薄伽丘三位著名的开拓者。文艺复兴盛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从15世纪后期开始，文艺复兴扩展到德意志、11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法国、西班牙、尼德兰等地，北方的文艺复兴一直持续到17世纪早期。文艺复兴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在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它还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人们日常行为方式文明化。2．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和新航路的开辟是西欧迈入近代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宗教改革打破了持续五百多年的思想信仰大一统，形成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并立的局面。改革中出现的教义、教规的分立造成救赎道路的分别，其革新的实质是信徒在信仰事务中获得空前的自主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新教与罗马天主教分庭抗礼是政治权力广泛介入的结果，主权意识正在萌生的国王和诸侯们站到新教一边，新教因此带有民族教会的性质。罗马天主教会的专横腐败是引发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罗马天主教会实行集权统治，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教会从各地征收大量钱财，教廷和高级教士生活奢华腐朽；在普通教士中，愚昧无知、道德败坏的情况比比皆是。近代早期，普通民众的宗教热情有增无减，教会日益腐败的状况与此形成巨大的反差。在北方文艺复兴中出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大胆揭露和批判教会的弊端，民众对教会的憎恶与日俱增，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改革要求。改革首先在德意志地区爆发。德意志地区是罗马天主教会榨取钱财的主要地区，下层民众对教会的剥削恨之人骨，市民、贵族以及各地方的统治者也对教会深感不满。1517年，马丁·路德公布《九十五条论纲》批评教会在德意志出售赎罪券，宗教改革由此开始。马丁·路德神学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称义”就是上帝宣告一个人与他的关系是正确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信”即信心，基于对福音的相信和对上帝的信奉，是上帝恩赐给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皈依。照此教义，信徒得救是上帝的恩赐，在于信，而不在于罗马教会所宣扬的善行，求得解脱也就无需教士的赦免。他主张《圣经》至高无上，信徒可以通过阅读《圣经》，理解上帝的真意，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他否认了包括教皇在内的教士阶层的权威，提出“信徒皆为牧师”。路德要求改革教会，简化圣礼。他认为教会难以自我革新，呼吁世俗的权力来推行改革。路德遭到教会的反击，但他毫不畏惧，当众烧掉教皇以惩罚迫使他认错的敕令。路德的言行振聋发聩，其论战的作品借助印刷术广为传播，宗教改革获得广泛支持，萨克森选候也对路德提供了保护。德国的农民阶级受到改革的鼓舞，在1524—1525年间发动了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起义，德国农民战争以失败告终。路德反对农民起义，强调世俗统治者对改革的领导和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服从，路德教获得了更多诸候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则坚持维护天主教，他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诸侯联手，决心消灭新教，新教诸侯结成与之对立的同盟。双方经过战争和相待，在1555年订立《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规定各地诸侯和城市有权选择自己领地内的宗教，即“教随国定”原则，新教取得合法地位。德意志地区逐渐形成北部、东部多属新教，南部与西部仍属天主教的格局。西欧其他国家对路德的改革多有响应。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亨利八世发动的。亨利因自己与凯瑟琳的离婚案迟迟得不到教皇的答复，断绝了英国教会与教廷的关系。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王是“英国教会、教士的保卫者和唯一的最高元首”。与教廷决裂后，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将\n教产出售给支持者。在亨利八世之后，新教经过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发展和玛丽女王时期的震荡，终于在伊丽莎白一世时稳定下来。伊丽莎白采用妥协方式，确认了改革的基本成果，同时保留一些天主教传统。英国的宗教改革带有更多的政治色彩，更典型地体现了世俗权力对教权的控制。出现在瑞士的加尔文改12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革，可以视为新教的新潮流。加尔文出生于法国，1536年出版《基督教原理》，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加尔文与路德都相信万事万物由上帝决定，但加尔文进一步阐述了预定论。按照他的思想，上帝将人分为注定得救的“选民”和被罚下地狱的“弃民”。选民只是少数，但一个人如果仿效圣徒，经受住考验和诱惑，就可以感到自己属于选民。因此，预定论并未引出宿命论，而是激励人们更加积极地生活，这对发展中的市民阶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1541年起，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改革，实行国家基督教化，建立起神权政治。 新教兴起的同时，天主教也迈出了改革的步伐。1545一1563年天主教会在特兰特召开会议，明确了教义，对教职人员的劣行予以谴责，建立了一套教会监察制度。改革帮助天主教挽回了一些损失，信众人数有所回升。1540—1660年间欧洲还出现因宗教信仰对立引发的宗教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包括德意志内战、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三十年战争。战争并不能解决教派分歧，有识之士更是反对民族国家受宗教狂热支配。 战争之后，宗教宽容逐渐被人们接受。3．科学革命在17世纪取得胜利的科学革命与英国革命一起被称为17世纪的“双元革命”。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的系统知识，科学革命一般是指通行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急剧转变，即科学史家库恩所讲的范式转换。照此定义，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革命，它也被称为牛顿革命。在农业文明时期，东西方都创造了优秀的科学成果，古代希腊罗马崇尚理性的精神，孕育着现代科学的因素。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拒绝科学，从10世纪起欧洲的科学研究缓慢复兴。文艺复兴时期，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被否弃，实践之风兴起。16世纪，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大进步，哥白尼、开普勒等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宇宙观。17世纪前期，伽利略结合实验归纳和数学演绎，创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革命的关键环节由牛顿完成。1685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由此建立。牛顿革命还推动了各个学科的革命。科学革命形成了重视经验事实的理性化的思维传统，观察、实验、分析和综合成为发现规律的基本方法。科学革命彰显了理性的价值，破除了迷信和盲从，推动了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的形成。对自然规律的重大发现激起了人们探索社会规律的热情，启蒙运动随之而起。4．启蒙运动“启蒙”一词，法文意为光明、智慧。在康德眼里，启蒙是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启蒙运动就是以理性和科学的光芒驱散蒙昧、迷信、宗教狂热和专制统治带来的黑暗，照亮人类精神世界的思想文化\n运动。启蒙运动的源头在17世纪末的英国，是在科学革命和英国革命的推动下开始的。进入18世纪，法国成为运动的中心，以亚当·斯密、沃尔特·司各特、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也在同期取得辉煌成就。启蒙运动还扩展到了德意志、意大利和北美地区。启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己任。他们通常利用沙龙、咖啡馆等公共场所，以及科学院、大学等学术机构，以群体的方式开展活动，带有鲜明的公共色彩，成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启蒙运动中的思想主张并不统一，法国启蒙运动情况就相当复杂。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魁奈、毕封、卢梭、博马舍等，他们之间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12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政治思想方面，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专制，孟德斯鸠强调三权分立，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和直接民主制，最为激进。不过，他们都批判封建专制，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我们一般以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为准，将法国的启蒙学者划分为三大派：自由派（以伏尔泰、孟德斯鸠为代表）、民主派（“民主”主要意味着“平等”，以狄德罗和卢梭为代表）和共产派（以梅立叶、马布利和摩莱里为代表）。启蒙学者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共同的倾向：其一，坚守理性原则，以理性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这是最核心的取向。启蒙学者认为，理性是自然法则在人脑中的反映，自然界是受自然法则支配的一架机器，人类社会也存在相应的法则。他们用理性的观点审视宗教，提出自然神论，狄德罗等人更是走向了无神论。其二，相信进步，对未来充满信心。启蒙学者认为，人的理性将推动我们的认识不断发展，在科学和教育的作用下，社会将趋向完美。其三，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基本原则。启蒙学者提出了天赋人权原则、法制原则、分权原则等政治原则，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主张。启蒙运动是近代早期最宏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在精神层面为现代文明勾画了蓝图，它所锻造的信念和原则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石。三、现代民主政治的开创17—18世纪，英国、美国和法国相继爆发革命和战争，开启了创建现代民主政治的历程。现代民主与以古代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民主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建立于民族国家，后者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前者的参与者是国家的成年公民，后者只限于本邦的成年男性公民。在实现方式上，前者以间接民主方式为主，多采用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后者实行直接民主，以公民大会为主要机构。在实践中，前者具有较广泛的基础，运行相对稳定；后者则持续时间较短，容易蜕化为专制政体。因此，现代民主并不是古典民主的简单延续或再生。从古典民主到现代民主有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其间人类经历了多种政体，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大致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典时期的思想家就在探索改良古典民主的道路，其成果就是混合政体理论。从罗马帝国建立以至整个中世纪，民主在西欧国家政治中基本处于消亡状态。在中世纪晚期到近代初期，现代民主两大观念的前提是个人自由意识和民族自由意识觉醒，其标志分别是人文主义和主权国家观念的出现。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成长，绝对君主制从成熟走向衰落，英国首先迈出了创建现代民主的步伐。1．英国革命英国革命是民族国家首次对绝对王权的民主化改造，其最大的成果就是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这样一个全新的政体。这一创新是在英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础上开展的，其主要变化是：通过立法，实现了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议会的权力大幅提高，形成了对王权的有效约束；在议会内部形成初步的权力分割和制衡机制，这包括两院制的沿袭、政党的分立；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尊重，包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肯定和对人身自由的保护。由此可见，英国革命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但其民主化改造有许多不足，尤其是高额财产资格将大多数国民排除在议会选举之外。革命后的英国国会、自由实际为少数人专享，英国的政体更大程度上处于贵族民主制的水平。\n2．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经过独立战争，颁布了宪法，确立了现代民主制。独立战争可以被看做北美地区的民主因素摆脱外来约束，自由发展壮大成型的过程。源于英国乡村的自治传统造就了民主发育的沃土，包含民主精神的清教教义推动民主思想的发展。另外，法国的启蒙思想对北美革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2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美国对现代民主制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对民主原则的确立。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这些不可让渡的权利”，第一次把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原则写入政府文件中．为民主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原则基础。其次，美国重视民主程序的建设，其集中体现就是联邦宪法的制定。美国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实现了权力部门间的制衡；在联邦内部实现了州与联邦政府间的制衡；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形成了制衡。3．法国大革命法国推翻封建制度、确立民主制的过程比英同和美国激烈得多，经历了长期反复的斗争，直到19世纪后期才确立共和制度。法国的绝对王权根深蒂固、势力强大，革命中的外来干涉来势凶猛，法国的社会矛盾复杂尖锐，阶级矛盾对抗激烈，革命日益激进，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得到广泛赞同，人民主权也被绝对化。法国大革命的重要特点就是广泛实践人民主权，追求平等。《人权宣言》以普遍适用的、神圣的话语将人民主权原则提升到人类普遍适用的高度。为了完整地实现人民主权，革命者进行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尝试，两院制和政党制度遭到否弃。为了追求平等，革命者不仅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可担任官职、公共职务和职位，他们甚至敢于放弃一部分经济自由，对财产权加以限制。法国的革命者是满怀激情、自信豪迈的，他们视革命为最正当的事业，成为历史上第一批公开宣称从事“革命”的人。他们开创了将革命作为推动历史进步关键环节的革命政治文化，其影响甚为深远。法国大革命教训相当深刻：过分追求纯粹民主，反而形成顽固的“专制”作风，个人自由在实践中时遭践踏。民主的实质在于平等地实现权利，尤其是自由的实现。在开创现代民主的实践中，英国革命重自由而轻平等，法国革命突出平等的价值而对自由的保护不足，美国独立战争则较好地处理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使之相对均衡。四、现代国际关系的初步确立1．民族国家的诞生近代初期，西欧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所有成员直接被纳入国家，组成国家这个共同体，并且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忠诚于国家，在外部拥有包括确定的疆界、领土等主权。在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基督教文化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和封建割据，民众首先认同自己是基督徒，其次是某个地域的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淡薄，同时国家也没有明确的主权。14—15世纪的封建混战和教会内部的纷争大大削弱了贵族势力，国王与市民联合共同对抗贵族，王权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代替了地方分权。从15世纪末开始，民族国家开始形成，国王成为认同的象征，共同的经济制度、以相同法规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形成使民族国家的根基不断巩固。但是，王权日益暴露出专制与狭隘的本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启蒙思想家发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呼声。英国和法国经过革命，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民主制，以人民主权取代了君主主权，大大加强了民族认同感。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外来武装干涉，激发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一般认为西欧民族主义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n2．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的初步确立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发生在具有主权性质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在西欧国际关系上，16—18世纪战争频繁，其中既有宗教战争，也有领土扩张的王朝战争。一些思想家探索消除战争、维持和平的方法。12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荷兰的格劳秀斯发表了《战争与国际法》一书，寻找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共处的道德基点，开创了国际公法学，确定了今天所谓的国际道德基本准则。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在近代初期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长期的战争使参战国财政困难，兵力疲惫，最后经过谈判议和，交战国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重新划定了欧洲大国的疆界；肯定了西欧各国王权的正统性和德意志几百个诸侯国的主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确立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强调了国际条约的神圣性，规定对违约国可以实施集体制裁；建立了外交使团制度。表明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一个以正式邦交形式和召开国际会议为互动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在欧洲初步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和现代国际关系初步确立。签订条约的外交活动开创了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恢复和平的先例。第二节全球化的开始一、新航路的开辟哥伦布到达美洲、达·伽马发现从欧洲绕非洲到达东方的航线以及麦哲伦等人完成环球航行，是开辟新航路的主要内容。欧洲人向远洋进发的经济动因在于寻找资源、开辟商路和掠夺金银。西方人还想通过海外扩张来传播基督教。基督教宣扬普救主义，有一种强烈要求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倾向。中古晚期，穆斯林世界的扩展势头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空前强大的压力，一些基督教教徒便将弘扬教义的目光投向了海外世界。此外，知识和技术手段已基本能满足远洋航行的需要。开辟新航路的序幕是由葡萄牙人揭开的。葡萄牙人的探险计划是从大西洋往南航行，到达非洲最南端并绕过非洲到达东厅。到1460年他们已发现大西洋中的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西非的佛得角群岛，抵达西非的塞拉利昂。1487年，迪亚士抵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1497年7月8日，达·伽马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出发，船队绕过好望角，到达肯尼亚的马林迪，在阿拉怕水手的帮助下横穿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库特，次年该船队满载香料宝石而归。从此，绕道非洲抵达印度和东方的新航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干道。开辟新航路过程中的划时代事件却是由西班牙政府组织、由意大利人哥伦领导的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新大陆的航行。1922年10月12日，哥伦布到达美洲旁边的巴哈马群岛，后来又到达古巴和海地。哥伦布到达美洲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使美洲无比丰富的资源供欧洲人掠夺、开发和占有，开始了欧洲海外殖民的血与火的历史，同时也大大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发展；它所表明的地球是球形的等科技知识能开辟人类活动的新天地，使新航路的开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在美洲大陆沿岸的探险航行也在继续，既证实美洲西面还有一个浩渺的大洋，也表明经美洲最南端有绕航西行以达亚洲的可能。这个伟大的环球航行是由麦哲伦（约1480—1521）实现的。他在1519年率五艘帆船出航，绕南美洲，经过风浪险恶的海峡进入风平浪静的太平洋，于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他本人虽在岛上战死，环球航行在其队友的继续下基本成功。1522年9月6日船队所余的“维多利亚”号回到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终于完成。\n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不同文明相互隔绝、分散孤立的局面，彼此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二、早期殖民扩张12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新航路的开辟是全球化开始的标志，也具有全球化的两面性。新航路的开辟一方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第一次建立起全球性的联系。通过贸易、传教等活动，商品、人员、物种实现了世界范围的流动，包括文化在内的不同文明之间交流逐渐频繁；另一方面，西欧开始殖民扩张。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建立殖民帝国，随后荷兰、英国、法国相继成为殖民大国。三、受西方冲击的诸文明文明之间的接触既有积极意义，相互吸收融合，同时也伴随着碰撞和冲突。最先开始扩展的西欧文明四面出击，其他文明作出了各不相同的反应。1．拉美文明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公元10世纪以后先后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然而，这些美洲文明不仅属于农业文明类型，而且应该说是农业文明的前期，发展水平无法和已经进入早期工业文明阶段的西欧相比。这是美洲首先沦为西欧殖民地的重要原因。非洲文明的发展水平也不高，只是由于非洲自然条件恶劣，殖民者无法进入内陆地区，仅在沿海建立一些殖民和商业据点，才免于很早沦为殖民地的命运。2．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创始阿拉伯帝国衰落之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代之而起。它在14世纪兴起之后，一度称雄，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军事上不可阻挡，令西欧胆战心凉。虽然地理位置相邻，最能够感受到西欧的变化，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辉煌，使得奥斯曼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再加上宗教信仰不同，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西欧是异教统治的地方，因而轻视西欧。这导致从17世纪末开始，双方军事形势逆转，奥斯曼帝国胜少负多，开始衰落。3．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情况略有不同。11世纪，伊斯兰势力入侵，在北部建立了称为德里苏丹的统治。16世纪蒙古的一支又进入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半岛上，形成了原有的种姓矛盾以及后来新增加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局面。英国从17世纪初开始在印度设立商业据点，利用印度的四分五裂，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攫取了领事裁判、驻军、雇佣军等特权，到18世纪中叶建立霸权，逐渐变印度为殖民地。4．中华文明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农业方面，虽然工具和垦田面积变化不大，但是通过引进高产作物，改进施肥和一年多熟等农艺，农业产量继续提高。人口也急速增长，明代人口估计有一亿，清代1840年时已达四亿。这表明精耕细作型的中国农业仍然有发展的潜力。手工业中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发展突出，冶铁、凿井等领域技术进步明显。商品经济发达小麦、稻米、棉花等农作物和手工业品已经拥有了各自的产区，供应各地。全国性的统一市场趋于形成。商品经济的发\n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代表性的商业资本有徽商和晋商。从事汇兑业务的钱庄和票号也十分兴盛。在丝织业等行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些情况说明，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仍在发展，并没有停滞。政治方面，明清时期总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加强，主要表现在君权和相权之争中君权的加强上。明取消宰相，设立内阁，清设立军机处。12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思想文化方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产生了突破理学束缚的新思想。这主要表现在李贄对人欲的肯定、黄宗羲工商皆本业的主张以及顾炎武“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思想等。这种思想发展的趋势也反映到文学领域，白话小说等市井文学兴起，《牡丹亭》、《红楼梦》等文学作品歌颂人性，反对礼教，讴歌冲破束缚、追求幸福的精神。明清时期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阶段保持着领先地位，也出现了向工业文明转变的一些因素，却没有像西欧那样实现转型。一般认为其原因主要包括：抑商政策的阻碍、清王朝的文化专制以及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革命前，西欧处于早期工业文明即工场手工业文明阶段，中华文明处于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因此西欧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等方面甚至远不及中国，西欧的扩张也没有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16世纪，西方殖民者和传教士来到亚洲，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交流增多。对于西方先进的武器和天文、地理等西学，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如徐光启等积极学习吸收，明末和清初的几位皇帝也予以接受。但是，西方殖民侵略的危险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清自康熙后天下一统，国内稳定，清王朝也失去了进取之心，没有能够跟上世界潮流，固有的科学技术也发展缓慢。5．日本文明东方的日本文明大约在16世纪开始和西欧文明接触。最初，处于诸侯混战时期的日本统治者被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所吸引，没有对西欧文明采取排斥态度。但是到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继续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发展。6．俄罗斯文明这一时期唯一向西欧文明学习的是俄罗斯文明。地处亚欧之间的俄国最容易感受到西欧的发展。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俄国进行改革：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发展，兴建手工工场；军事上实行征兵制，创办军事工业和学校；文化上开办学校，兴办报纸等。这些改革措施使俄罗斯开始追赶西欧的脚步，为不断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东正教保守传统的影响下，俄罗斯社会惰性较强，与西欧相比改革有限。\n12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章工业文明的来临第一节工业文明在欧美文明确立一、工业革命1．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工业革命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的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它既是生产技术的全面变革，也是引起生产关系深刻变化的社会革命，它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迁，社会面貌为之一新。18世纪中期，西欧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工业文明正式来临。对工业革命的系统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常常被分为两次，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把工业革命视为一个整体，可以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深入。我们采用后一种理解。工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在英国。随后，工业革命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是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历时一个多世纪，由此掀起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次浪 潮。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最先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国内政治长期稳定，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经济发展。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在农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方面，英国超出了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的农业革命包括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建立、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改进、大批附着于土地的农民的“解放”。农业革命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和充裕的农产品，而且也扩大了国内市场。英国积极进行殖民扩张，确立了海上霸权，殖民掠夺促进了原始积累。英国不仅拥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国内市场发育也相对成熟。市场的迅速扩大要求手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产品，由此推动了技术革新。英国的手工工场发展突出，手工工场内部细致的劳动分工使单个生产环节的劳动趋向简单、机械，生产工具日趋专门化，这都有利于采用机器生产。在生产领域，英国的行会制度比较薄弱，竞争广泛，这也促进了技术革新。英国在17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欧洲的科技中心之一，很多科学家热心于生产技术的改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知识基础。英国的手工业主要生产面向大众的日用消费品，市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稳定而且数量巨大，生产技术简单，适于采用规格化的机器生产。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长，手工生产已不能适应其要求，另辟蹊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当务之急。英国由此开始了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始于棉纺织业。在英国，毛纺织业长期居于纺织业的首位。工业革命前，公众却对棉织品情有独钟，需求旺盛，棉纺织业获利丰厚。棉织业是新兴的产业，几乎不受行会约束，形成了自由竞争，技术革新的要求十分迫切。从1733年，兰开夏机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开始，英国\n的棉纺织业在半个多世纪内，经过织布一纺纱一织布三个阶段螺旋上升式的技术变革，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生产。1771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开办第一个水力纺纱厂，成为近代工厂的开端，采用机 器生产的工厂逐渐取代了手工工场。为了突破生产动力因依靠自然力所受到的限制，徒工出身的詹姆斯·瓦特运用新的科学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在1782年成功制成做旋转运动的复动式蒸汽机。1785年，第一座使用瓦 特蒸汽机的纺纱厂建成。蒸汽机是英国工业革命中最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人类生产技术史的一次飞跃。12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主要标志。工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作为基础工业的冶铁业和采煤业发生了技术革新。工商业的发展，促动了交通革命。18世纪后半期，英国就出现了交通建设的热潮。19世纪初汽船、火车先后问世。随着生产机械化的推进，机器工业迅速成长，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机器制造业也实现了机械化。这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扩散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从其发源地英国逐渐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从大西洋两岸逐步深入内陆，形成持续不断的辐射效应。在英国之后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其工业化不像英国那样是一个自发的、必然的进程，而受到更多人为的、主观的因素的作用，政府常常在其中扮演推动工业化的角色。当然，这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必要原样重复英国的工业革命步骤，它们的工业革命各具特 色。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大国，19世纪60年代法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工业生产水平仅次于英国，占据世界第二位。法国的工业革命一波三折，早在18世纪末，法国已从英国引进了珍妮机和蒸汽机等设备。大革命爆发后政局动荡，工业革命陷入停顿。直到拿破仑帝国结束，法国经济才进入“不规则但强有力的增长”时期；1840—1860年出现“强有力的增长”。但法国工业革命并不像英国工业革命那样，呈现明显的起飞态势。从整个工业化进程来看，法国19世纪的经济增长平稳，甚至被视为“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时期。工业革命后，法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产业结构上传统部门与新兴部门齐头并进、工业企业结构多元、大中小企业长期并存的特点。法国工业革命中，国家通过税收、经济立法、直接投资等方式干预经济，这在第二帝国时期表现得最充分。德意志由于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工业革命起步较晚。德国的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处于真正的先导地位。在铁路业的带动下，其工业发展的重点迅速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政府的干预政策、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美国的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起步，几乎与法国同时开始。到19世纪50年代末，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在美国的主要工业部门已占据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大体完成。美国人在工业革命中展现了巨大的创新能力，他们不断改进和发明机器，还创造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方法。美国的工业革命与中西部的开发相伴进行。中西部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原料，成为工业品市场，该地区的农业机械化推动了美国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在美国工业革命中充当了先导行业，汽船带动了内河航运体系的发展，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铁路建设热潮，对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工业革命的浪潮不仅改变了大国的面貌，而且也席卷了欧洲的一些小国。西欧的比利时，中欧的内陆国家瑞士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先后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二、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大致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19世纪五六十年代，\n 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国家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使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为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展提供了经济前提。自然科学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新技术和新发明的涌现为第二次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的知识条件。12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第二阶段，工业革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电力技术的广泛开发和应用。以电力取代蒸汽动力，将人类从蒸汽时代带进了电气时代。（2）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内燃机取代蒸汽被广泛用作大功率、高速运输工具的发动机，造成一场交通革命。其表现是汽车、轮船和飞机的出现。（3）化学工业兴起。在无机化学方面，生产纯碱和硫酸的新技术，使这两种基本化工原料的产量迅速增长。有机化学工业随着煤焦油的开发利用而迅猛发展，人们采用合成方法制造新的材料。诺贝尔应用化学原理制成了无烟炸药。催化和裂化的化学反应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石油炼制，促进石油工业的发展。（4）炼钢技术取得了大发展。“转炉炼钢法”、“平炉炼钢法”和“碱性转炉”的相继发明，显著提高了钢的产量和质量。钢逐渐代替熟铁，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铁路建设、房屋桥梁建筑和军事等方面。和钢铁工业相似，纺织、采煤、机器制造和铁路运输等旧产业部门也得到了技术改造，焕发了新的活力。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并不是第一阶段工业革命的简单延续，具有不同于后者的显著特点：（1）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实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在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尚未真正结合。大致从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和生产开始大规模结合，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是在近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取得了比第一阶段更多、更重要的成果。（2）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几乎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从一开始就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和进展更迅速的特点。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逐步向外扩散，重大的发明大都出自英国人之手，工业革命的进展缓慢而不平衡。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在多国同时展开，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等都有重要的发明和创造。一些后进国家工业革命的两个阶段形成了交叉。19世纪60—70年代，除英、法两国和美国东北部地区已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外，德、俄两国正处于第一阶段工业革命的高潮，亚洲的中国和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业革命才刚起步。这就为一些后起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如德国，它在积极吸收、消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技术成果的同时，又可以直接利用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新技术，故发展速度异常迅速。起步更晚的日本，则同时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在短期内便取得了跳跃式发展。3．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使工业成为社会经济的先导。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给工业化各国带来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不仅在全世界占有了工业垄断地位，而且在世界贸易中也占据了优势地位。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工业革命使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工厂制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场，不过，这一时期的企业大多还是中小企业。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新兴的工业部门由于生产技术复杂、投资巨大、需要多种设备、要求多个部门密切配合和更加准确的市场信息等条件，企业规模从一开始相对较大，出现了生产的集中。同时，日益加剧的竞争也推动了生产的集中。垄断组织这种进行大工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形式迅速发展，垄断组织的发展程度和具体的形式，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和德国的垄断程度要高于英国和法国。垄断组织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需要。\n当然，垄断组织也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它的出现引起了某些停滞和腐败的现象。随着工厂制的发展，生产过程日益复杂，科学化的管理日益受到重视。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泰罗制”管理方法，20世纪初美国汽车工业采用了被称为“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方式。12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现代工业生产相联系的新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同时还产生了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新中间阶层。农业社会的传统阶级迅速分化，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被彻底打破。以工厂为中心，大批城市兴起，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村人口减少，开始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总的趋势来看，现代工业的大批量生产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工资也有所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明显提高。大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休闲娱乐和群众性体育运动逐渐兴起，报纸书籍发行量大增，人们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不过，由于城市化速度过快，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出现了居住条件恶劣、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工业革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和掠夺的能力。在工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扩张是建立在船坚炮利以及商业资本主义扩张基础之上的。工业革命后，其扩张是建立在占据工业发展优势的基础之上。英国依靠其商品和重炮轰击其他民族国家闭关自守的大门，在亚洲、非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占领大量殖民地，建立起“日不落的”庞大殖民帝国。工业革命推动了新的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体中的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三个部分的区分更加清晰，新兴工业国和现代工业文明处于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所在核心区，传统农业国和古典农业文明则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其农业依旧在原始技术的低效率基础上停滞与徘徊，越来越多的传统农业国被外来的现代生产力造成低度发展和边缘性发展，工业革命拉大了各大文明区的差距。总之，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演进到工业文明的转折点。它推动了人类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形成，将世界上大片地区强行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工业革命结束了民族地域性历史，实现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二、现代民主政治的拓展工业文明的来临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19世纪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在深度和广度上高歌猛进的时期。19世纪的历史是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展开的，经济革命和政治变革的互动爆发出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形成了三股交错存在的历史潮流：自由主义潮流、社会主义潮流和民族主义潮流，三大潮流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充当了阻挡革命洪流的堤坝，然而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和改革浪潮滚滚而来。首先是在欧洲南部的三大半岛上发生了西班牙革命、意大利革命和希腊的民族独立运动，1830年欧洲出现了革命的小高潮，法国七月革命、比利时的革命取得了成功，革命的浪潮终于在1848年汇成了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国际性革命洪流。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连不断的政治变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分化催生了各种学说和运动，各种“主义”的出现，表明人们力图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地把握变革的潮流和规划发展的前景。1．现代社会政治思潮的涌现18世纪的政治学说主要围绕反封建问题展开，进入19世纪思想界面对两场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全方位的巨大变动，各种学说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社会政治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n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它还指一种高举自由大旗的社会运动，一种建立自由制度的政策取向，以及一种宽容平和的生活方式。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派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与知识传统，作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众不同的思想流派，自由主义的出现只是17世纪以后的事。13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主义”一词才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自由主义观念包括四个要素：第一，它是个人主义的，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的道德优先性；第二，它是平等主义的，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民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第三，它是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它肯定人类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定的历史联合体和文化形式以次要的意义；第四，它是社会向善论的，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安排都是可以改造和改善的。该观念为自由主义勾勒出一个统一的形象，并使之确立了一个单一的传统。自由主义虽然成型于近代，其思想渊源一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自由主义传统的真正开创者是洛克，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点上：自然权利理论和政府必须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19世纪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时代，这主要是指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成为受到广泛认同的政治实践原则，同时它也成为一种受到追捧的生活方式。英国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包括功利主义学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两部分。功利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耶利米·边沁。他认为，所谓“功利”就是指人们行为的结果带来的是快乐还是痛苦。他提出立法的原则应该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他又认为，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是个人利益的总和，而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财产的安全是个人获得最大幸福的重要条件。他还认为，法律是以恶治恶的事情，不能滥用，要有限度。因此他认为，政府活动应限于保护人身安全和私有财产，不应干预经济生活。19世纪初英国的激进派都受到边沁思想的影响。新一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旧译穆勒）修订了功利主义。他不再赤裸裸地宣扬利己主义，而是强调人们追求幸福时要平等地顾及一切人的利益。功利的标准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一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密尔还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论证个性自由的价值：个性自由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之一，是人类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因此，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应当以保护个人自由为目的。他特别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认为压制意见会损害和限制人类的精神发展和社会进步。密尔宣扬真正的“民主制”，主张建立既能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又能保护有教养的少数人利益和意见的代议制政府。为此不仅要扩大选举权，而且还应给有教养的少数人两票以上的选举权。19世纪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1776年，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以后几十年间，一些学者以斯密的继承者自居，不断完善斯密的体系。他们之中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这些人的经济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者用科学抽象的方法，论证了劳动价值理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优越性，认为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的“自然秩序”。他们提倡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者认为，与工资、利润和地租相联系的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的社会结构也是“自然秩序”。为了增加资本家的利润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也得忍受暂时的苦难。马尔萨斯则从人口\n角度对当时的社会贫困现象提出一种解释。他认为，人口规律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人口总是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的趋势永远快于生产的增长。人口扩张到生活资料仅能维持生存的极限时，就会出现饥馑、战争和疾病。唯有“堕落”（包括避孕）、“灾难”和“自13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我抑制”才能遏制过度的人口增长。法国的思想家则在反思大革命的过程中构筑自己的自由主义体系，其主要的代表是贡斯当。由于大革命恐怖主义的阴影笼罩着资产阶级的记忆，因此，既要保留大革命的基本成果，又必须抹去激进倾向，这样一种基调在法国自由主义思想中就表现得特别突出。自由主义几乎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名词。保守主义保守是人面对变故时的一种基本的心理倾向和态度，即对可能打乱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变动保持审慎、反对或抵制的态度。保守的倾向和心理长期、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保守主义则是诞生于近代的政治思潮，是对现代性挑战的一种回应，它反对激进的变革，重视秩序和传统，提倡调和、平衡和节制。保守主义常常被视为右翼思想，但它并不囊括所有的右翼思想。同时，保守主义与政治生活中的右派——保守派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保守派多是守旧派，保守主义者的目光则更多地注视着前方。保守主义的开创者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思想家柏克，其保守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阐发的，集中体现在1790年写成的《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柏克反对过分乐观地看待人的理性，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柏克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以暴力手段与传统决裂。柏克认为，现实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存在各种弊端，政治活动只能减轻不可能根除社会中的恶。社会共同体在连续不断的实践中，也就是在作为自然过程的历史中形成了传统，即共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传统超越了个人的理性，是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也可说是集体理性的结果。传统是缓和社会矛盾，并使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所以应该珍惜和维护传统。柏克还认为，权利要求应当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统一，更确切地说就是要服从社会的秩序。柏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整个世界在上帝的意旨之下形成秩序，保持着和谐，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其本身也就是自然的。柏克虽然猛烈地批判法国的革命者，但并非敌视一切革新的守旧派。他指出，“一个缺乏变革能力的国家就意味着失去了自我保存的能力”。他所期望的变革是相当审慎的变革，是在充分准备之下循序渐进的变革。1815年以后，保守主义在法国发展得最突出。波旁王朝的复辟分子首先使用了“保守主义”一词。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是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博纳尔子爵。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概念，在这一时期的众多“主义”中，其传播最为广泛，也最不定型。作为一种思想主张，它的基本内容包括：承认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承认保持、发扬这些文化传统的权利；主张建立各个民族统一的主权国家。卢梭和德国思想家赫尔德都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之父”。卢梭赞颂古希腊城邦的凝聚力，认为城邦可以体现“公意”。他的主权在民思想成为民族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民族自决。赫尔德的学说体现了民族主义的文化内涵：各个民族的文化源自平民的生活；一种健康的文明必定表现出一种民族性，而每个民族的民族性都是该民族所独具的；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同等的价值。\n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使民族主义最终成型。这个时期，明确表述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他在1808年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可以说是标志民族主义诞生的宣言。他认为，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根本在于民族精神。民族的复兴就其根本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1815年以后，民族主义成为遍及欧洲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在意大利、德意志、波兰、奥地利和13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土耳其帝国，各个政治上分裂或处于异族压迫下的民族都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民族主义和民主学说与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民族民主运动此起彼伏。2．19世纪中期的改革与革命1848年革命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扩散，工业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民主政治进入了大规模扩展时期。19世纪中期的政治发展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民主化的深入和大民族国家的巩固。英国和法国的政治改革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的还不是完整意义的民主制，上院成员主要是贵族，下院的选举有严格的财产限制，选区布局也不合理。早在18世纪后期，英国就出现了要求改革议会制度的激进主义运动；进入19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壮大，进一步推动了改革运动发展。1832年，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反对改革的贵族势力只好让步，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改革的内容包括降低选举资格和调整选区两个方面的内容。1867年、1884—1885年又进行了两次内容相似的议会改革。通过这三次改革，英国实现了从贵族寡头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相对完整的民主制得以确立。19世纪中期，英国的两党制逐渐成熟。1832年改革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改称保守党和自由党。两党都加强了组织性，建立严密的议会党团组织，确立了领导核心，两党先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法国的政治改革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第2帝国虽然实施宪法，但专制色彩非常浓厚，帝国的前期被称为“专制帝国”。第二帝国的高压统治虽然严重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但为法国的工业化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国经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到了19世纪60年代，帝国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定，对外战争的胜利还为帝国赢得了较高的国际地位，同时工业经济的发展再次激起了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期望。“专制帝国”开始向“自由帝国”转变，议会政治得到加强，公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社会生活日益活跃。1868年后，改革的步伐朝着议会政治的方向大步前进，但这些改革措施出台过晚，已跟不上社会政治运动发展的步伐。民族国家群体的壮大在1860年之前，英国和法国是最引人注目的大民族国家。进入19世纪60年代，民族国家群体的壮大成为一股影响广泛的潮流。在十多年中，一个地域广阔的德意志帝国、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重新整合而成的奥匈帝国以及加拿大自治领出现在世界政治版图上。同时，美国联邦政府赢得了维护统一的战争，沙皇俄国进行了以废除农奴制为中心的“大改革”，日本也开始了面向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群体的壮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民族国家面向现代文明的革新。大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德、意、俄、日迈入了工业化的行列，开启了现代文明的建设历程。但是也应该看到，现代文明所包含的政治民主化却难以顺利展开。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是在集权下完成的，与英、法、美等国相比，民主化还有很大差距。3．政治民主化的深入\n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阶段的工业革命将资本主义促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真正跨进了工业社会，各国的政治生活发生重要的变化。13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首先，反映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政党增多了，也日益定型了。有代表资产阶级各阶层、各群体利益的党，有工人阶级的党，个别国家也出现过农民的党。政党政治越来越在各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进行各种活动，出版自己的报刊，积极参加竞选活动，常常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工人阶级政党的活动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政党政治已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特征。其次，以往比较习惯于用起义、暴动等形式来表达自己愿望的工人，这时已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自发性、分散性的弱点，更多地是以更有组织的姿态，以合法斗争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在报刊上、集会上和选举中反映出自己的要求，并且常常举行经济性的罢工。工人政党和工会日渐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它的巨大作用已不像过去那样，多半只是在暴动的一刹那短暂地表现出来，而是成为一种经常性起作用的社会因素。此外，中间阶层、知识界、小资产阶级的争取民主的斗争，也是经常发生的不可忽视的社会运动。这就使协调各方面矛盾的问题成为各工业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而协调的职能，在主导方面只能由国家机器来发挥。因此，国家的经济职能要进一步健全起来，完全放任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已不能适应新的需要了。在政治上，调整和完善统治机器、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演变的主要趋向。政治民主化的深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改进代议制这主要表现为普选制推行。在英国，187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投票法案》，把口头表决改为秘密投票的方式，从而保护了选民的投票自由。经过第三次议会改革，英国的选举限制大大降低，除22个城市外，其他各城市和各郡一律实行单一代表选区制，大体上每5．4万人选出一个代表，从而接近于平等代表制原则。到1913年，在1000万成年男子中，有800万人享有选举权。但是，到此时为止，英国的选举制度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家庭仆人和妇女仍未获得选举权；大约有五十万人享有两个以上的投票权，他们都是在两个以上选区内拥有住所的大商人，有的人甚至拥有九个投票权。英国还实行了旨在清除选举舞弊行为的改革。国会于1883年通过《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它规定了选举费用的最高限额及其正当使用范围，要求由一名合法的选举工作人员负责选举费用的使用，他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全部账目。该法还明确了属于违法的行为，规定了对违法者的惩罚办法。1883年法律虽然不可能根除选举中的腐败现象，但以后的舞弊行为确实明显减少了。1911年又进行了两项改革：第一，每一届议会的期限从过去的七年缩短为五年，这就缩小了议员与选民之间的距离；第二，实行下院议员薪金制，每年400英镑。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下院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但是上院仍是一个保守力量的堡垒。1911年8月18日，自由党内阁首相阿斯奎斯的提案获得两院通过后成为正式法律，上院的权力受到较大的限制。该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下院通过的财政法案在提交上院后，经过一个月就自动成为法律（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第二，其他法案，如果连续由下院通过三次，不管上院通过与否，也可以成为正式法律，但条件是在第一次讨论该法案到它最后获得法律效力，必须有两年的间隔时间。\n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殖民地时代就开始了。到1870年为止，美国已实现了成年男子（包括黑人在内）的普选制和平等代表制（各选区选进国会下院及州议会的代表与人口成正比例）。20世纪初，在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各州和各城市纷纷进行了政治民主改革。13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19世纪后期，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也实现了进一步的民主化，这主要表现在实现普选制上面。19世纪后期，比利时实现了普选权，这是工人阶级自己争取到的。奥地利国会在1907年通过《普选权法案》。意大利在1912年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实行普选制的时间分别是：希腊，1864年；瑞士，1874年；法国，1875年；保加利亚，1879年；西班牙，1890年；荷兰，1896年；挪威，1898年。政党政治的确立在英国，1870年以后，随着垄断组织的出现，两党都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阶级基础渐趋一致，都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两党的分歧集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自由党、保守党两大党在1870年以后轮流执政，两党制在英国正式形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党失势，工党起而代之，两党制的总格局依然如旧。美国在建国初期就产生了两个对立的政党：民主共和党和联邦党。联邦党到1820年前后销声匿迹。到19世纪20—30年代，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和辉格党。1850年后，辉格党逐渐解体。1854年，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北方工业资产阶级联合广大工人、农民，组成共和党。该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地区扩展，与主要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相对抗。内战结束后，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南方奴隶制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两大政党的阶级基础都发生变化：共和党成为与工农大众相对立的、代表金融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政党；民主党成为资产阶级化了的南部大种植场主、富农及南方资产阶级的政党。两党的基本差别消失了，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利益集团罢了。这样一来，两党在重大问题上，如镇压工农运动、对外侵略等问题上步调日趋一致，只是在某些次要问题上，如关税问题（共和党主张保护关税，民主党强调自由贸易）、争夺肥缺等问题上尚存分歧。从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共和、民主两党基本上是交互执政的。其间，共和党执政时间较长，有20年之久（1865—1885）。这是因为在内战中，领导北方战争并且取得最后胜利的是共和党人。这样，在19世纪末期，美国也正式形成了两党制。不容否认，两党制下面的政党本质上都是垄断资本的工具。然而，两党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起到某些积极作用。第一，可收互相监督之效，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当权的政党滥用权力。第二，人民群众有可能利用两党的斗争，实现自己的某些要求。在竞选中，两党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都不得不把人民的某些要求吸收到竞选纲领中去，并且在上台后予以某种程度的兑现。在英美近代史上，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立法都是两党斗争的结果。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两党制度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一，通过两大政党的相互竞争，资产阶级能够不断地发现和选择出自己最满意的优秀政治人才，并通过和平的方式让其上台执政，为自己服务；第二，两大政党轮流执政，都遵循了民主的程序，都是靠选民的支持上台的，尽管其间免不了大量舞弊行为及竞选丑闻。\n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两党制度是常态的话，那么还有以下三个变体：一是多党政治；二是无党政治；三是虽有政党，但只是装饰品。与英、美的两党制度不同，法国以其“多党政治”而著称于世。意大利由于经济落后，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文盲率高，以及国民政治素质差等原因，这个时期在议会内，只有一些基于个人和地区关系而结成的排他性极强的小集团。这时期的意大利被人们称之为“典13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型的无政党的国家”。德国在统一过程中已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党和进步党。1869年，又诞生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一个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再多，即使超过半数，也不能对国家行政元首的人选、去留以及国家的施政方针发生多大影响。因此德国有政党却无政党政治。宪政在地域上的扩展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趋向，那就是资产阶级宪政开始从西欧和美国扩散到亚洲的日本，这也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例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既无宪法，也无议会，天皇的专制权力由于地方割据势力被摧毁而进一步加强。出身于西南诸藩的武士占据了政府的要津，形成“藩阀专权”的局面。为数众多的一般士族和豪农豪商完全被排斥在仕途大门之外，因而他们极为不满。其中，一部分士族知识分子，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下，醉心于西方民主制度，有强烈的参政要求。他们于19世纪70—80年代领导了旨在革除藩阀官僚专制、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度的“自由民权运动”。该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它终于把天皇政府推上了立宪道路。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明治天皇于1889年2月颁布了“御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德国宪法为蓝本制定的，带有浓重的保守色彩。但是，它毕竟是近代亚洲的第一部宪法。它规定了人民的某些基本权利，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确立了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日本宪法缺乏西方那种比较健全的民主宪政精神，因而在实施后，权力重心仍握在官僚寡头手中。众议院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和改进党党员占多数，但他们争取建立政党内阁的斗争屡次失败，众议院多次被蛮横地解散。1898年，由上述两党合并而成的宪政党占据议会绝大多数，天皇命其组阁，但未出数月，这届内阁就因内讧而瓦解了。这一政党政治的“闪光”消失后，议会各政党的领袖们便投入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官僚、军阀集团的怀抱，把争取实行政党责任内阁制的斗争搁置一边，长达20年之久。但是，不管怎样，到19世纪末期，日本总算迈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门槛。发展民主政治是协调矛盾、稳定政治局势、巩固资本主义秩序的必要措施，也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现代意义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基本模式大体上便是如此。一般说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自由主义的道路。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模式那时就已基本定型。但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英国、美国、法国都是经由一场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或两次以上的革命才步入近代社会的。因此，它们对前资本主义的制度、传统都曾施以革命的洗礼，打击和消灭得比较彻底，从而使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得到了相对顺利的发展。而有些国家则走了另一种道路。它们没有以革命的巨锤摧毁旧制度，而是由原来的统治者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逐步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虽然进行了一场革命，但只是上层的革命，并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民众的大起义，也极少激进主义的运动，使革命自始至终带有保守色彩，由此也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在这类国家里，从经济上来说也实行了大量顺应潮流的改革，推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因而能够出现工业大发展的局面，演变成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然而在政治上，却保留了较多的旧残余，在通往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旧有的掌权者习惯于旧有的统治方式和旧传统，皇权\n主义和恩赐式改革成为他们难以舍弃的东西。因此，他们在进入工业社会时，在政治上仍坚持专制主义和高压政策。即使实行代议制，在程度上也有极大的限制。有的国家甚至长期拒绝将代议制提上日程，这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倾向。它们协调矛盾的办法是力图使人们服从统治集团的统一意志。另外，正由于13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这些国家没有进行过一场真正的并取得胜利的民主革命，对旧传统、旧习惯缺乏强烈的冲击，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相对也要小一些，公民意识远不如那些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家。这就使专制主义还能够得逞于一时。当时的德国、俄国、日本基本上就属于这类国家。固然在推行专制主义的程度上它们之间还有较大程度的差别，但是在发展道路上和基本国策上，它们毕竟属于同一种类型。4．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蓬勃发展，它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方向，在欧洲它成为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公正的重要力量。早期工人阶级的状况工人阶级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严格意义上是指在工厂、矿山等部门操作机器的产业工人，但一般也将手工业中的雇佣工人视作工人阶级，手工工人在19世纪西欧各国的工人阶级队伍里占多数。工业革命是在损害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榨取绝对的剩余价值，无情地打破一切道德和生理的界限，采用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雇用童工女工和压低工资等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常常受到失业的威胁。过度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使他们们的身心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他们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其他阶层。这一时期欧洲人口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部分效应也加重了工人人阶级的苦难。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食物短缺、物价上涨，劳动力增加导致工资下降，失业队伍扩大。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处于无权地位。工会活动被当做商业侵权行为或共谋犯罪。各国政府将工人阶级视为“危险阶级”，以严苛的刑罚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早期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建立起自己的组织。他们的斗争由自发的、分散的破坏机器运动发展到有组织的、集中的罢工；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直至武装起义。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1848年英国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集中体现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运动特征。法国是欧洲大陆工人运动非常活跃的地区，政府对工人阶级一向采取相当严厉的控制措施，法国的工人运动带有鲜明的政治斗争色彩和斗争激烈的特点。法国工人阶级是1830年七月革命的主要参与者，七月王朝建立后他们的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悲惨境遇逼迫他们进行斗争。里昂是法国的丝织业中心，那里的大多数工人是为包买商人从事加工的作坊师傅和帮工，工资微薄。1831年10月工人与包买商人达成最低工资标准协议，但政府却宣布不予承认，工人的抗议活动遭到镇压，由此激发工人起义。起义者提出“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1834年4月，政府逮捕并审判工人领袖，军队向示威工人开枪，再次引发工人起义。起义者提出“不共和，毋宁死！”的口号，此次起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性质。经过五天激战，起义又被镇压下去。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人阶级还以参与或组建秘密革命团体的方式进行活动，同时社会主义思潮在工人中很有影响力，法国也是一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发源地。\n英国工人的反抗斗争最初表现为社会阶级方面的盲目性破坏，比如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在斗争中工人也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早在18世纪末就组织了一些同业工会。18世纪后期，工人们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推动下，多次参加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运动。19世纪20一30年代，英国工人开始形成阶级意识，13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并参加争取议会选举制度改革的运动。但是，1832年的议会改革却将工人排斥在选民之外，故引发了一场工人阶级的争取普选权的政治运动，即运动。运动始于1836年，以1838年公布的《人民》为纲领。运动以向国会递交请愿书、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等方式展开，1839年、1842年和1848年运动组织者三次向国会递交有上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均遭国会否决。1848年以后，运动逐渐消沉下去。运动是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手工业工人的最后一次运动，它也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独立的工人运动。德国的工人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的开始逐步兴起，1844年6月，德国纺织业中心西里西亚的数千名织工举行起义，政府调军警将起义镇压下去。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是德国工人第一次群众性运动。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已成为一股新的历史潮流。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前期，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学说中出现了名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启蒙运动中马布利和摩莱里建立公有制的思想。英法革命中掘地派和平等派的主张和实践才是社会主义思想最直接的来源，但这些思想基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有平均主义、禁欲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则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最初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所创立的学说。其学说的共同点是：提出了历史有发展规律的观点，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和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抨击和斥责；他们设想了未来社会的蓝图，基本摆脱了蒙昧主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但他们没有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观察问题，仍将“人类理性”当做分析社会的标尺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就未能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和社会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说，他们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不是偶然的。它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变革的结果。19世纪30—40年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凸显出来，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思想文化领域，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还有法国史学家所阐述的阶级斗争观点提供了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出现，为辩证唯物论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与当时一些工人活动家相比，有更高的理论素养；与从事理论研究的民主主义思想家相比，有更强烈的改造社会的实践愿望和献身精神。正因为如此，他们通过研究和实践，批判继承了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n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提出了初步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二次会面，开始了毕生合作。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表述 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经济学，吸收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取得了重大突破，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实践活动，他们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为同盟起草纲领。13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这个纲领便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宣言》由引言和四章正文组成，是第一部较完整、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纲领性文件。《宣言》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完成使命的步骤；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一般原理以及党应遵循的原则与策略。《宣言》还批判了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宣言》在结尾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使其很快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思想理论上的主导地位。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政治运动一度低沉，1857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政治斗争再次活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形的背景下，工人运动呈现出国际间互相支持的特点。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各类工会组织和全国性工人团体，工人阶级组织性明显提高。1864年9月，英、法、德、意和波兰等国近两千名工人代表，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声援波兰民族起义的大会。会议根据法国代表的提议，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大会选举了临时中央委员会（1866年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并任德国通讯书记，但被公认为是第一国际的实际领袖。他受委托起草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提出了“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阶级要自己解放自己，并要‘为知识所指导”’的重要论点。这两个文件，为第一国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表明它基本上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第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设在伦敦，它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支部。第一国际领导和支援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得了一些胜利。国际也积极推动资产阶级改革与革命运动，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第一国际还对内部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斗争。第一国际在其活动的第一个时期（1864—1868）主要反对并战胜了坚持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鲁东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工联主义和拉萨尔主义。在第2时期（1869—1876），主要严厉批判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最后将其开除出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在与各种机会主义派别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把国际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巴黎公社革命是第一国际时期世界工人运动中最伟大的事件。公社共存在了72天，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公社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型的政权。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公社总委员会“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公社实行保护人民利益的社会经济政策，它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吸收许多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的战斗。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工业化正在稳步推进，多数法国人的政治理想是确立共和，资本主义在法国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因此，巴黎公社的斗争未能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支援。\n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政府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第一国际的活动日益困难，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美国。此后，国际几乎停止了活动，1876年宣布解散。第一国际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积累了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推 动了国际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13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18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百年纪念日），各国党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在巴黎召开大会，成立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是第一国际的继续和发展。第二节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一、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工业革命后，欧美创造出了巨大生产力，国内市场有限，纷纷寻求海外市场。但是，这个海外市场的开拓采取了殖民扩张的方式。与早期工业社会相比，这一时期欧美的扩张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扩张的范围也扩大到其他所有尚处于农业文明的国家和地区。19世纪70年代起西方掀起瓜分殖民地的狂潮，对象主要是非洲和亚洲。到19世纪末，殖民地基本瓜分完毕，出现了英国、法国等几个殖民大国。伴随着殖民扩张，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了世界市场之中，整体世界最终形成。世界各个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身是历史的进步，但是世界市场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形成的，西方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而落后国家处于被支配、被奴役的边缘。面对欧美带来的工业文明和侵略扩张的双重冲击，处于农业文明的国家一方面需要维护自身的独立，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改革，向工业文明转变，实现富强，也就是民族民主双重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落后国家产生了防御型的民族主义。二、向工业文明艰难迈进的诸文明由于自身文明的特点不同等原因，落后国家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1．拉美文明独立后，拉美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地产制和单一商品经济不断扩大和强化，英国大举扩张自己在经济上的势力，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前在拉美的位置；政治上，考迪罗主义盛行，政治混乱、内战频繁；英、美等国还对拉美发动侵略战争，拉美国家之间也为争夺领土和资源而进行战争。19世纪中后期拉美部分国家进行了以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世纪后期，拉美地区的政局逐渐走向稳定，在欧美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拉美进入早期工业化阶段，农业也有较大发展。但是，拉美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依附地位。因此，拉美依然陷于依附性低度发展。2．伊斯兰文明在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在阿里领导下，于19世纪初期比较早地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一定成效，后来被西方干涉所扼杀。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虽然也模仿西方进行改革，但由于内部民族矛盾尖锐，宗教影响根深蒂固，学习的范围极其有限，没有起到作用，奥斯曼帝国沦为西亚病夫。\n3．印度文明在印度，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不再假手印度王公贵族，转向采取直接统治的形式。英国多次发动殖民战争，到19世纪中期，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4．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发展到高峰，没有向工业文明转型，落后于世界潮流，同时对西方工14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业文明的刺激反应迟钝。当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西方文明侵略来临时，中华文明无力抵御，导致鸦片战争的失败。到20世纪初，中华文明的发展主要围绕三条线索。一个是农业文明内部矛盾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上；一个是对外民族矛盾，西方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主权沦丧，领土被分割。中华民族奋起抗争，但是没有能够取得成功；一个是向西方学习进行变革，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变动，到洋务运动器物层面的变革，再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制度层面的变革。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从长远角度来看，变革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根本。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民族危亡，民族意识产生，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5．日本文明日本在江户时代一方面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另一方面又通过和荷兰的贸易了解西方，兰学得到发展，同时日本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此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冲击时，尽管也存在盲目排外，但总体上开国和改革的主张占据主流。封建社会的下级武士领导倒幕运动，推翻幕府，建立民族国家，推行比较全面的改革。日本由此转向工业社会，同时也像西方一样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6．俄罗斯文明俄罗斯虽然不是西方侵略扩张的对象，但是作为斯拉夫文明的代表，并没有和西方同时开始工业革命，发展相对落后。尤其是农奴制，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引发的社会矛盾威胁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暴露出必须进行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这次改革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改革力度有限，俄国依然落后于欧美，社会矛盾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西方，尽管文明的类型相同，但是各个国家都在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它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以“文明民族”自居，为了自身的繁荣，侵略掠夺它们眼中的“劣等民族”，而且在相互关系上，信奉零和博弈的理念，把其他国家看做是对自己的威胁，相信他国的强大就是本国的衰弱，而为了本国的强盛就必须抑制削弱他国。于是，西欧各国之间展开争夺霸权和殖民地的激烈斗争。民族主义转化为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统治者鼓吹本民族利益至上，宣称本民族受到其他民族的威胁，煽动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敌视。在殖民地瓜分完毕之后，西方列强展开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n14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章学术动态一、世界近代史体系研究的开拓与论争近十年有关世界近代史体系或史观的讨论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热潮，出现了多个体系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目前主要有五种受到广泛关注的体系和史观。1．现代化体系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开拓者是罗荣渠先生，他在《现代化新论》中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准，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原始生产力、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自有文字以来的历史时期，文明的演进大约经过四个阶段：原始农业文明、古典农业文明、原始工业文明和发达工业义明。按照罗先生的观点，通常所说的近代历史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发展浪潮：第一次大浪潮（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由英国工业革命开端、向西欧扩散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第二次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工业化向整个欧洲、北美扩散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在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浪，拉开非西方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序幕。有学者提出世界近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并进而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作者认为，我国世界史学科长期沿用的苏联体系对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曾经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体系有它固有的弱点：一是其时代性很强，而其时代背景现在已基本消失了；二是它包容性较小，容不下当代历史学所提出的新的研究课题。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近现代史的主题确实是现代化，这两点是以现代化为主题创建新的学科体系的时代与学术基础。以现代化为主线，世界近现代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首尾相接，组成了完整的世界现代化的过程。该五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起源于中世纪晚期，距今约六七百年。在此阶段西欧农业文明不断瓦解，产生现代化的社会条件逐渐成熟，资本主义也首先在西欧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在中世纪晚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恰恰都巩固了农业文明，其发展方向与西欧正好相反。在历史的这个分界线上，西欧已经潜在地（虽然还不是实质性地）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的起动阶段，即现代化过程在西方国家发起。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政治领域首先迈出的，从英国革命开始，继之以大量的政治革命、解放战争、政变、战乱……都是为现代化构筑政治与社会空间。18、19世纪，随政治革命在各国逐一进行，工业革命也全面铺开，造出一个新的生产力，引导出一种新的文明。工业革命一旦在某个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压力就形成了，迫使与它相邻的所有国家紧紧跟上。现代化正在欧洲国家推进时，殖民扩张把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地区卷进一个“世界体系”，因此从一开始，现代化就是一个世界现象。欧洲国家为争夺殖民地激烈竞争，征服与反征服又在欧洲与非欧洲之间愈演愈烈，世界形成为一个整体，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n。在此阶段上，整个世界都被拉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的主流逐渐被调整到新的方向上来，一个“现代”世界注定要出现了。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成熟与发展阶段。现代化的优势至此充分体现出来，西方显然已领先世界其他地区。世界进入全面的社会转型：经济上的工业化、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官僚化；社会方面的世俗化、城市化；文化方面的商业化、大众化……社会表现出更多的阶级色彩：民主化体现14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为以阶级为依据扩大政治参与权，经济发展体现为不同的阶级获取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按阶级组建，社会意识与阶级意识息息相关。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冲突与整合中完成的，而冲突与整合又表现出强烈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色彩。经过种种的冲突与整合、调整与变革，“成熟的”现代社会逐渐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个过程经历了大约两百年。第四个阶段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张。“现代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殖民侵略同时扩张，起到了为现代化做铺垫的作用，殖民主义承担了马克思所说的“双重的使命”，这个过程极其痛苦。西方的侵略激起剧烈的反抗，非西方国家也被迫承认西方的优势，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学习西方，改造自己，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反方向的“现代化”或称为“反现代化”，即它们出于抗拒西方的动机，自觉或不自觉地扭转现代化的方向，把“现代化”转变成一种维护传统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手段，而不再是改造传统社会、创建新社会的途径。“反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也有发生，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却最常在非西方国家中出现。第五个阶段是现代社会出现新的转型迹象。这个阶段大致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在此阶段，非西方国家仍在为实行现代化而伤透脑筋，西方国家则似乎已出现超越现代化的新动向。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方面都已经出现“现代社会”可能发生质变的迹象。这一主张得到许多学者支持，但也遭到质疑。有人认为现代化不能作为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的主线，因为排除了不同道路发展模式的“社会经济”的不同性质而笼统地提现代化，很容易陷入西方学者设置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陷阱。2．文明史体系国内学者对文明史的史观和编纂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史体系论著。马克垚认为，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史也就是世界通史。但文明史又不同于世界史，它所研究的单位是各个文明，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类型的文明。文明是比较稳定的人类集体，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阶段性。根据生产力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办法，世界文明史可以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期各文明的共同点是农业成为文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类生产主要使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人口增长缓慢，农民占人口中的大多数。社会分层采取政治、法律、习俗等手段加以固定，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等级分别，统治政权一般采取帝、王个人或者贵族寡头专政的形式，宗教迷信是主导意识。工业文明时代以生产力机器的使用为标志，能源多为不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工商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支柱，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火车头的作用。过去的社会分层逐渐消失，政治上的平等渐得实现，民主成为政治的最大诉求，科学和理性日益主宰人类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n工业文明时代以18世纪下半期英国工业革命为开端，可分为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有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酝酿时期。工业化从西欧，尤其是从英国开始，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其中科学革命与科学思想传统的确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西欧 之外的其他文明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遭遇到重重困难。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张阶段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此一百多年内，美国文明迅速崛起，俄国兴起苏维埃文明，原来落后的农业文明都在向14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工业文明过渡。该文明史体系还强调文明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文明交流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常遇到阻碍、挫折和冲突，文明的进程有时受此影响而被延缓。有学者认为，16世纪以来的现代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演进历程。“现代文明”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本质特征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三个要素缺一不可。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迈向现代文明（1500—1640）：1500年以前世界诸传统文明各具特色，相互隔绝、平等对峙，基督教文明的西欧脱颖而出、悄然成势，以致突破了诸传统文明之间相对平衡的状态。二、现代文明的诞生与确立（1640-1815）：西欧在科学、工业和政治领域里发生三大革命，新兴的整体世界文明开始萌生、发展；率先开展三大革命的英国，恃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大肆殖民扩张，终于在1815年基本确立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而俄国与美国也在此时悄悄完成了它们在北亚和北美的大陆扩张，由此大幅度地拓展了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三、现代文明的改良与局部扩散（1815—1914）：“局部扩散”指的是现代文明诸基本原则在欧美、日本的推广以及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初步冲击，其形式不仅表现为欧美工业化的逐步推进和世界广大区域内此起彼伏的战争、起义、革命与改革浪潮，而且还表现为风起云涌于欧美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所有这些事变进程都在有力地促进着现代文明的传播，同时也在有力地推动着现代文明的改良或深化。第四、第五两个阶段分别为：现代文明的危机与革新（1914—1945）、现代文明的全球扩展（世界文明的产生、谋求新的平衡）（1945一当前）。在现代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中有两个非常醒目的事实：一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明显优越于传统农业文明，因而现代化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二是现代文明的早期世界扩张是由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活动推动的，而殖民主义虽然有善恶两重性，但终究还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是现代文明无法兼容的东西。3．全球史体系全球史体系是一个正在迅速形成中的体系，在全球史的研究方面，国内学术界基本上与国外学术界保持同步。学者们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后现代学术的发展、东西方之间日益紧密的学术交流，是全球史产生的国际环境和学术背景。全球史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为叙述对象，超越西方史学以国家为单位的叙事传统，从学术发生学的角度颠覆“欧洲中心论”，以不同人群、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为切入点，开辟了考察世界历史的新视角，建立了编纂世界通史的新框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理论启发性。全球史长于对“世界横向联系”的考察，可以补传统世界通史研究和编纂的不足。学者们提出，从近代早期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全球史的价值：第一，关于地理大发现的划时代意义。全球史学者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除美洲、非洲南端和大洋洲大部以外，世界上到处都存在着不同规模的跨文化交流和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网络，尤以环印度洋地区最为显著。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并非开辟了跨文化交流的网络，而是进入并利用了原有的网络，他们的作用只是使这一网络进一步延伸，进一步密集和系统化。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把各个大洲都联系起来的世界性商业网络，在十五六世纪还远未形成。第二，关于对欧洲的评价。在对1500—1700\n年东西方实力对比的判断上，有学者在全面考察了当时的全球形势后指出，1750年以前亚洲的经济水平整体高于欧洲，及至1800年，欧洲经济与亚洲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以往由于对欧洲“先进”原因的 刻意挖掘，导致学者们夸大了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宗教改革等事件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关于14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世界近代早期（1400—1800年或1500—1750年）的历史定位。全球史学者看来，1500一1800年非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仅与欧洲的挑战毫无关联，而且内部发展势头依然强劲，这说明近代早期全球经济的整体发展并不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伸，也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同步。既然如此，以欧洲发展为中心为近代早期世界定性就非常不妥。第四，关于横向联系。按照全球史学者提供的信息，在近代早期及其以前，无论是班图人在非洲大陆内部的持续流动，还是美洲、大洋洲土著居民间的交往，都是跨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交往没有直接导致世界性联系的建立，但其文化融合和技术传播的作用，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人们形成的交流习惯仍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史的研究还包括：地理大发现以后，物种在全球范围内大交流及其对世界人口、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从欧洲和非洲到美洲的多达1600万移民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世界主要宗教的传布路径及在传布过程中的变形；伴随人口流动而来的疾病蔓延对全球人类构成的威胁；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对于传统社会变革的影响。学者们也看到，全球史忽视对各个社会内部发展动力的考察，表现出理论欠缺。全球史史学尚不能代替国别史的传统研究领域，但它开创了新的领域。4．社会形态史体系社会形态史体系是国内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它按照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更替，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世界近代历史属于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观点认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把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提早到16世纪，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违背了历史规律；16世纪绝对不能纳入“资本主义时代”，因为那时欧洲大陆没有一个国家是资本主义的，甚至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尚未出现。19世纪末、20世界初的帝国主义战争标志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应该把从16世纪到现在为止的整个时期看成一个完整的时代，不应再像原有的体系那样把这一完整的历史阶段分割为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世界近代史和具有社会主义方向的世界现代史。新的世界史体系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看成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革命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认识，并把社会主义事业的演变始终放在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来理解。有学者不同意将世界近代史概括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认为历史时期的划分不同于社会形态的演变，世界近代史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近代史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世界近代史的上限可以定在18世纪60年代，下限可以定在20世纪40年代。刘宗绪先生认为近代是指资本主义时代，但他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审视世界近代历史。他认为，文明是人类的一切创造，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和认识与评价历史的根本标准；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甚至是十分沉重的代价。他还认为，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人本身来看，近代的真正含义在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法治取代人治、公民取代臣民。近代时期包括人类文明演进九个阶段中的三个：工场手工业时期（16—18世纪），是资本主义的童年时期，带有不成熟性；蒸汽\n时代（19世纪初至19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将人类从农业文明带人工业文明，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成为整个19世纪人类历史演变的主要趋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电气时代初期阶段（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先进国家迎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资本主义迅速向垄断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14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和政治模式基本成型，近代历史结束。5．整体世界史体系整体世界史体系基于吴于庭提出的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的整体史观。吴于摩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的是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推动横向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们对新地区的开拓、与邻近地区的交换和交往，必然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必然导致彼此之间闭塞状态的突破；彼此闭塞状态逐步突破的过程，就是历史逐步发展成世界历史的过程。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而是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进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律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关于世界近代历史，吴于廑认为15、16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资本主义开始出现，新航路开辟后，西方资产阶级四处扩张。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东西两岸、大洋洲都加入到以欧亚大陆为主体的文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密切，闭关自守状态越来越彻底地被打破，世界从分散渐渐成为一个初见其全貌的整体世界。约从16世纪起，西方经过重商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对固守农本的其他国家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工业化地区之外，一些地区沦为殖民地，另一些地区则推倒或改造建立在农本经济基础上的封建统治，并力图实现工业化。亚欧大陆农耕世界自莱茵河以东迄日本列岛，各国对西欧新兴工业世界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经历了新旧制度、新旧社会阶级、新旧思想意识的批判和斗争，这是近二百年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一大主题。体现整体世界史体系的主要著述包括吴于廑和齐世荣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其中世界近代史占有两卷。二、原工业化问题原工业化概念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的是工业革命前，在广大农村出现的家庭工业，它主要为出口或为地方市场以外的需求而生产，往往是商业资本在农村的扩张形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原工业化理论和原工业化过程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原工业化的形成和特征学者们认为，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出现，以欧洲为核心地区的世界体系逐步形成，海外市场对商品的需求猛增，欧洲以行会生产为组织的城市工业开始向农村转移，广大农村地区出现家庭工业，这就是原工业化的开始。此种类型的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原工业化。其特征包括：原工业化是农民经营的农村家庭工业，农民家庭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从事工业生产；原工业化是出口导向型的农业家庭\n工业，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市镇商业资本向农村渗透，市镇商人以外包制的方式以及其他形式组织农民进行家庭工业生产；农村家庭工业与商品化农业的共生，在原工业化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的家庭工业生产与商品化农业生产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现象。原工业化是在生产技术水平没有突破的前提下，仅14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以改变生产组织和劳动关系的方式，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并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原工业化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根本机制是机会劳动成本低。2．原工业化与工业化随着原工业化自身的发展，社会劳动成本较低的这一条件逐步消失。原工业化内部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是生产组织的集中化和生产方法的机械化。这意味着原工业化必然转向工厂制的工业化。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原工业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为工业化准备了必需的条件，从经济要素而言，工厂制所必需的熟练劳动力、有管理经验的早期企业家、工业化所必需的部分资本、商品化的农业。然而，这些准备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它造成的社会层面的变化，其中包括它导致的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转变，以及在此基础上造成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网络。欧洲原工业化是走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但并非所有的原工业化地区后来都成功地实现了向工业化的转变。有些曾经繁荣的原工业化地区在向工业化过渡时失败。3．原工业化理论的价值原工业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为研究工业革命前的农村，为研究前工业社会里与商业有广泛联系的农村手工业提供了一个包容万象的分析框架和有一定吸引力的分析方法；（2）原工业化研究“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思考经济发展”问题，有助于更多地了解资本主义起源或近几百年来的世界性大变迁的起因；（3）推动了对第三世界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及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工业化理论的另一重要发展是研究东欧和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特别是研究那些与市场有广泛联系的农村手工业；（4）有助于弄清工业化前乡村手工业、农业、农民的收入，早期工人的生活、人口等许多复杂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或者说在许多问题上打破了传统的见解，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各种有关问题的认识。4．原工业化具体过程的研究学者们以个案研究的形式阐述了原工业化在一些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具体情况。有人分析了意大利北部原工业化，认为在意大利北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原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满足了原工业化的需要，繁荣的商品农业在整个16世纪的意大利都保持欣欣向荣；市场需求提供了原工业化的动力；低廉而充足的劳动力为原工业化提供了可能；城市商人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外包制是主要组织形式；原工业化与城市的“衰落”密不可分。也有人分析了原工业化时期乡村工业对英国农村人口的影响，认为原工业化时期，乡村工业在农业部门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就业领域。这个领域与传统农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它不以土地为主要资源，而以资本为主要资源。而资本是可以再生的，尤其是它可以直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或劳动力与资源的关系。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一种面向市场、依靠工资劳动的新型生产方式发展起来，在这种新的生产组织中，雇工逐渐成为农业劳动者的主体。劳动力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向工商业部门转移。将农业中多余的劳动转移到工商业，又为工业品创造出容量\n更大的国内市场。农民将农耕与手工业相结合，生活在“二重经济”之中。土地之外，农民能从务工经商中获得一定的收入，新兴工业区的农民比传统农业区的农民富裕。人均产出得以提高，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乡村工业16世纪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使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矛盾因此而缓和。土地已不再是人们唯一的谋生之路。人均产出随着工商业的持续发展而不断增加，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出14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现了人口增加而人均产值也随之增加的局面。还有人将研究视野扩展到社会生活层面，考察了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家庭、婚姻及日常生活的演变。他们认为，“原工业化”中的农村家庭工业经济是以“劳动一消费平衡”原则运行的。原工业化促使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组成，男女的劳动能力是婚姻的主要前提条件。家庭的规模扩大了，家庭的劳动分工也导致家庭角色的变化，同时促使了社会的演变。农村工业生产者在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均产生较大的改变，一种“平民文化”得到体现，产生消费“过量的”奢侈品的倾向，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演变最终将导致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三、文艺复兴研究文艺复兴是广受关注的近代思想文化运动，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文艺复兴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问题。1．文艺复兴的起源有学者以意大利文艺复兴为例；从发展模式角度系统分析了起源问题，认为可以从三个层次或三个有一定先后次序的阶段来阐释文艺复兴模式的形成：第一个层次是社会的最基本形势，即指意大利在中世纪后期那种经济最发达而封建统治很薄弱的总形势，这在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中是罕有的例外。意大利的城市资本主义萌芽、农奴制瓦解皆发生得最早，并纷纷建立城市共和国，为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综合发展的新社会模式奠定了基础；第二个层次可从模式形成前后的情况看，意大利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城市面临从封建城市向文艺复兴城市的转变，转变完成的标志就是文艺复兴发展模式的形成，佛罗伦萨是这个阶段的典型。第三个层次主要表现为模式形成后新文化的持续高涨，显示了模式在推动新文化方面的潜力和后劲；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模式发挥最大作用的领域已移于文化方面。模式发展还面临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化的问题，但意大利未能完整实现此转化。也有学者分析了文艺复兴运动新文化的多重起源，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更直接源于文化上发展演变的因素。首要的文化原因是中世纪文化内部存在着两种积极的文化因子：一是在宗教内部强调人有精神上的积极追求的能力；二是表现在世俗文化中的强调人的情感和欲望合理性。文艺复兴的产生，还与四大馈赠（中世纪社会产生了现代城市、大学的出现、神学研究导致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宗教内部发生了变革要求）和三大机遇（黑死病发生导致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索、古代文化典籍的重新发现在此时人们面前展示出了一个新世界、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还有学者探讨了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对流行的一些误解作出了澄清，如一种误解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运动，是要返回古代文明并反对基督教的一种思想运动。他指出，中世纪的西方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基督教，才具有了范围很广的人文事业、活动和制度（从修道院之保留和研究古代文献，到教会学校之教授“七艺”，从众多的修士从事科学和哲学活动，到不少教会热衷于高等教育和艺术事业）。基督教的信仰从最深的层次上支持了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张扬。所以，作为基督教文明之子或基督教社会产物的文艺复兴，既然要倡导人文精神，就不可能与基督教产生真正的对抗。\n文艺复兴的许多活动是同古代文明的材料有关，但它的精神并非复古或要返回古代，而是前瞻的甚至常常是乌托邦式的（如康帕内拉和莫尔），它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用古代文明来反对基督教（如几百年后的尼采），而恰恰是用基督教的精神，来反对人文主义者所知的文明中一切有违人文精神，也是有违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的东西。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来自基督宗教与14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人文主义的精神一致。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提出，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发祥地，城市强大是其根本原因。14世纪初佛罗伦萨的资本主义经济崛起，构成文艺复兴运动产生的物质基础，新兴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市民人文主义得以发展壮大；15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灭亡前后许多拜占庭学者逃往意大利，他 们以其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2．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近年来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比较显著。第一，宗教世俗化问题。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世俗化并不能完全看做是世俗世界取代宗教世界，宗教生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意大利教会在文艺复兴时期总的发展方向是趋于衰落，但是这不是一种单向的变化，而是呈现多元变化。一方面是信仰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另一方面又在社会生活中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从各方面介入社会，极力发挥天主教普救主义的影响，重树其拯救众生的形象，借以摆脱困境。这是社会转型时期意大利教会为求生存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施，也是对变动中的社会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适应。以圣徒崇拜为中心的游行和集会，布道会和宗教兄弟会的活动是意大利城市社会中民众参与范围广泛，同时也是最具城市生活特色的宗教活动。这些活动表现出世俗人士在宗教活动中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虔诚，侧重于外在表达形式，是市民的交往和娱乐活动之一。城市居民交往和娱乐的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能够在设定的“宗教的”环境中宣泄其宗教热情，同时又得到了娱乐。基督教的世俗化问题应该理解为一种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从教会方面看，在一般教士和修道士信仰普遍衰落，价值观念更趋向普通俗人的同时，教会在其精英分子的倡导下，由只重禁欲苦修和独自对神学的思考转向注重社会的实践，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宗教生活，在宗教活动中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会的普通大众。教会在文化上发生由“雅”到“俗”的转化。其次，从思想的角度看，在宗教活动中，圣像画、基督受难雕像、圣迹一类的宗教象征物大量出现，宗教游行队伍中的化妆表演和奇迹剧比比皆是，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借重于具体形象的表达。这种以具体现象图解宗教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易于理解，能够适应城市大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减弱了宗教思想的深刻性。宗教思想的外在化和简单化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思想的大众化。再次，从行为的角度看，城市各阶层大众参与的宗教活动非常频繁，宗教活动的空间也不只局限于教堂和修道院内，而是遍及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兄弟会聚会的场所。频繁的宗教活动和随处可见的宗教象征物造成了浓重的宗教氛围，使置身其间的人们随时能够体验到基督教的存在。然而，过多过滥的宗教活动也会导致参与者心理上的厌倦，从而削弱宗教的神圣感。同时，宗教活动中的娱乐等因素也同样起着这种作用。这种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和基督教神圣性的削弱是宗教生活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又一表现。\n第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发展。文艺复兴使人们从对上帝的盲目崇拜转到对人和自然的理性思维，从对超验世界的建构转到对现实世界的探索。文艺复兴的仁人志士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按其本来面目进行观察、实验和探究，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尤其文艺复兴运动中后期，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欧洲，继承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通过阿拉伯世界得以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优秀古典文化成果，使科学技术走出基督教的“神圣殿堂”，成为人们精神与物质生活的重要支柱。其间，一些著名科学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科学技术的复兴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五方面：（1）自然哲学的崛起；14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2）实验科学的提倡；（3）天文学革命；（4）物理学和数学；（5）生命科学。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科学技术成为社会生活的独立因素，构成了人们宇宙观的现实基础，从而促进了以精密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为特征的近代科学的兴起。第三，马基雅弗利的思想。人性论、才气说和命运观等是马基雅弗利社会历史观的核心命题。关于人性论，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第一，人性有恶的因素，是立法者必须设定的前提。但不能将“人性之恶”、“恶的人性”等同于“人性本恶”。第二，人性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人性与不同的意识相结合而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第三，人性不是决定人的行为和社会和谐的最终力量。第四，马基雅弗利人性理论的某种不确定性，他对人性的评论都取决于论述时的具体情景。关于才气说，完整的看法应当是：马基雅弗利的才气概念是德性和能力的统一，有时强调德性的一面，有时则看重能力的运用。在马基雅弗利的命运观中，真正起主宰作用的是现实的人的力量。他一再强调人应当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想法，而每每人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命运就向坚定者这一边靠拢。命运是偏袒强者的抽象力量。从总体上看，马基雅弗利的思想对西方治世之道、处世之道、走向成功之道等的影响是积极的方面占主导因素。在马基雅弗利那里，宗教与世俗不是一个矛盾体，而是一个统一体，这种统一建立在坚实的世俗社会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神学框架中。把宗教纳入世俗社会的层面来考察，放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来评判，马基雅弗利引入了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眼光。通过这种视角来考察宗教，马基雅弗利摆脱了宗教教义、教派的纠缠，把宗教为现实服务设定为衡量其价值的绝对标准。他的理论不但使人文主义者摆脱了宗教情绪的纠缠，坚持了人文主义倡导的人性观和理性观，而且真正确立了宗教屈从于世俗社会的地位，从而把人文主义的理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马基雅弗利的共和思想，应该属于保护型共和主义，其思想立足于公域和私域的界分、公民的美德和人性本恶。他在论述自由的同时，集中探讨了维持共和国的策略，主张用道德和制度来维持公民的美德，肯定共和国各阶层间的冲突，认为平民应拥有保护自由的权力，共和国应保留旧制度的形式。队某种意义上说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核心是“自由”，终极目标是创建共和国，其自由观的本质是免于奴役和强权的支配，而奴役和强权的来源是专横的暴政统治。其思想中的共和主义自由首先意味着“自由的国家”，即要通过政体的设计和创制，实行法治，使国家免于专制权力和专断意志的奴役；其次，强调“公民美德”，崇尚共同利益和积极参与政治是共和国公民的特定性格，是一种抵制奴役的美德；再次，共和主义的自由蕴涵于法律、风习和宗教之中，它们共同涵养化育公民的独立意志，抵抗一切奴役力量的腐蚀与奴性的养成。尽管马基雅弗利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是由他所恢复的古典共和主义自由的修辞风格时斯宾诺莎、哈林顿、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问题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讨论，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创了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英国的清教孕育的，这种精神在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n中“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他在后来的比较宗教研究中，进一步突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迟迟不能产生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缺少一种类似的精神。韦伯的这些观点广为传播，并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批评。国内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5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1．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它包括：（1）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组织劳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2）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天职观”构成了资本主义伦理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职业中的劳动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教义发展推动了禁欲主义向世俗化的逐渐转变与尘世生活的神圣化；世俗生活的神圣化，打破了传统禁欲主义的精神禁锢，人们可以“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促成了有计划、系统、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形成；宗教信仰能够强有力地用拯救和天谴的戒律来指导人们实现某种特殊的理性化了的生活方式与民族性格，如：惜时、勤劳、节俭、诚信、禁欲；新教伦理所带来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本的积累。韦伯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特有的，近代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东方国家，特别是在中国产生。韦伯选择了中国社会系统中的五个具体因素——货币制、都市和行会、家产制国家、宗族组织、法律制度来做具体的分析，以此论证中国古代（1912年以前）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的“社会学基础”。韦伯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四个基本特点：“理想类型”是韦伯用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工具；韦伯的方法是历史考察的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的统一；“因果关系”是韦伯社会观察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范畴；韦伯的理论研究努力在“价值中立”与“价值相关”之间找寻平衡。2．韦伯思想的实质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诞生于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把理性赚钱和消费节俭视为达到灵魂救赎的手段，在宗教理想的支持下打破天主教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近现代资本主义大步前进，创造了旧传统下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但同时它产生了新教创立者没有料到的后果：财富从一件教徒可以随时抛弃的斗篷变成了一个不可撼动的铁笼。它使宗教的目的被渐渐淡化，手段性的赚钱与节俭成了目的。这时，新教伦理就蜕变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对因果概念持一种相对模糊的理解，把一个人的儿童时期视为他的青年时期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充分必要条件。3．韦伯学说的意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以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为背景，着重在宗教伦理这个具有深层文化结构的问题上，具体分析传统宗教与改革后的新教之问的区别，给我们展示了历史大变革时期新旧文化的嬗变。尽管韦伯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敌意，但是该书并非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挑战或否定，恰恰相反，它以其丰富生动的历史材料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印证。直到今日，韦伯的学说仍然是学术界探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时不可绕过的界碑。韦伯的学说之所以很有影响，是因为它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时，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或曰社会心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弥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韦伯最早探讨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心态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韦伯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具有现实价值：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欧洲历史上那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习俗改革\n运动，因此直至今日依赖思想、享乐主义、投机心理仍严重存在，日常生活中赌博打牌、大吃大喝、比阔斗富的不良现象比比皆是。这种传统主义的文化严重阻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读一读韦伯的“新教伦理”可以使我们对改造传统文化的必要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4．韦伯学说的局限由于时代的局限，韦伯受当时只注重“短时段”事件史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将近代早期欧洲人在劳15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动态度、财富观念、时间概念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统统归因于宗教改革所引起的突变，忽视了这些变化所经历的漫长过程。从长时段的观点看，韦伯强调的新精神并非加尔文教所独创，它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思想文化长期演进的结果，宗教改革不过是加强了这一趋势。韦伯为了突出先验的宗教思想在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极力贬低世俗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宣称同宗教改革相比，“文艺复兴对资本主义的所有贡献都微不足道了”，因为它“没有能像宗教改革那样，变更了人类的精神”。韦伯的论断似乎过于武断。韦伯不仅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这些使得他的论述同当代的心态史或文化史研究区别更大。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是一个现成的概念，他没有对它的产生原因作出历史分析，只是作为问题提了出来。这一分析缺位使韦伯远离了唯物史观。中世纪晚期，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在现实的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发展需要是促生新教伦理的深层动因。五、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主要国家形式，其形成和发展是近代历史中的重要内容。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演变有直接的关系。民族主义既是社会政治思潮，又标志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1．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民族国家的讨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兴盛，宁骚于1991年发表的《论民族国家》中认为，民族国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由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国家的阶级实质问题受到了学术界与理论界的极大重视，而国家的现代形式即民族国家问题，则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作者探讨了民族国家的现实性与普遍性、民族国家的历时类型与共时类型等基本问题。还有学者提出，民族国家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有特定历史含义的范畴，它本质上意味着国内所有族体在国家范围内的统一（形成国族）和对国家的一致认同；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主权独立、中央集权制、民主化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构建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政治努力的重大目标；在现实中，“民族国家”又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其中还包含了相当的政治情结。学者们认为，民族国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宏观角度来看，城市文明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有着密切的历史关联。建立在农业经济恢复、商业贸易复兴基础上的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其社会结构与角色功能已经大体成型，对立面则是尚未形成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国家。西欧城市市民社会同封建政治国家的分立，从社会结构与力量的意义上为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组织基础。欧洲民族国家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500年到法国大革命，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孕育和成长阶段，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在从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向绝对主义的王朝国家转变；第二个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扩张阶段，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浪潮由法国大革\n命起始传播到了整个欧洲，激发了其他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浪潮，并由此导致了欧洲剧烈的动荡与冲突；第三个阶段是二战后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显示出欧洲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共同发展中开始了某种新的融合。作者还认为，民族主义在欧洲地区有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趋势。英国和法国是近代历史上两个重要的大民族国家，它们对后来的民族国家具有示范作用。关于英法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是成果最丰硕的领域。15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英国直到16世纪90年代才正式包含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国家”概念。“王国”（realm）到“国家”（state）词义的转变是英国宪政史最有意义的变化之一。随后在莫尔、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的强化下，民族国家的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作为地域主权实体这一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英国是直到近代后期才具备的。1536—1543年间威尔士公国被并入英格兰王国，1707年英国议会通过与苏格兰的合并法案，1800年又与爱尔兰签订了合并法案。直到此时，英国民族国家才最后形成。英吉利国家的形成道路证实了霍布斯鲍姆的一个论断：“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直到15世纪，英格兰东中部的方言才发展成为英吉利民族的标准语，英语才得到真正统一，这意味着英格兰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语言。百年战争后，英法基本界定了彼此的国家政治边界。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国教的确立意味着中世纪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并强化了英吉利民族及其国家概念的存在。伊丽莎白时代驱逐西班牙的战争是英吉利民族及国家对外职能的首次实践，证明了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实现。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基础是英格兰国家主权的建立，暴力与合法性原则奠定了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基础。尽管英国人拥有各自不同的血统身份，但是他们享有共同的公民身份。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作用：国家原则对封建原则的消解、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的冲突与斗争。在这两方面作用的互动中，王权在国家原则的制约下巩固与发展起来，为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决定性的历史条件。英国近代早期的殖民扩张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的殖民扩张，是都铎“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发展的伴随物，是大英帝国奠基的先导。民族国家的利己性和排他性，驱使英国人反对包括罗马教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在内的外国势力对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束缚、限制与威胁；英国人把海外殖民扩张视为实现英格兰民族平等发展的神圣权利，他们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逐渐增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打败西班牙人不但提高了英格兰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扫除了他们通向海外殖民扩张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海外殖民贸易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有利条件。英法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背景有同有异。英法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面临着共同的政治阻力——政治上具有“普世主义”倾向的教权（罗马天主教）和帝权（神圣罗马帝国）。英法两国君主以对抗教权与帝权为己任，争取了本民族的广泛支持，使其权力披上了“民族代表”这一新的合法性外衣，从而为君主制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英法内部宪政格局的发展却出现了不同的趋势，英国的统一局面在中世纪中期已经基本形成，王权强大，封建贵族联合一致并以“国民代表”的名义集体与国王进行斗争，最终导致了《自由大》的颁布和议会获得批税权和立法权，为英国现代宪政制度的顺利成长保留了具有活力的政治“基因”；法国在中世纪封建割据势力强大，历代法王不得不扩大王领，强化王权，并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获得了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就能征收新税的权力，从而走上了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宪政因素日渐衰竭的绝对主义政治的发展道路。关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形成，西班牙国家统一后迅速膨胀成为一个超级庞大的殖民帝国，西班牙人成为它的“主体民族”，但国家主权却属于来自外族的君主，此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封建王朝国家。19\n世纪初，随着反抗拿破仑占领的独立战争，西班牙的近代民族意识才被唤醒，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布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15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2．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演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西欧诸国在反对封建王朝国家，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首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西欧近代民族主义可以分为建设民族国家阶段和民族侵略与扩张阶段。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主义则由一般意义上的对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表现为对近代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它不仅具有文化上的意义，更多的是具有了政治意义。它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目的，其内容理应包括：对王朝国家的批判，对民族利益、民族统一等的认识，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经历过革命的国家，近代民族主义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义，也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这种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原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在德意志，民族主义呈现出另一种类型：文化民族主义、冲击与反应型的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文化的入侵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占领是激发这种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这种民族主义未能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相结合，是一种缺乏理性和资产阶级政治观念为内容的民族主义。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产生的时间并非通常所说的18、19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只是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进入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并且开始出现思想内容不同的几种类型的时间。至于民族主义的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至少可以上溯至14世纪。最初的民族主义以反对分裂、鼓吹统一，反对教权、尊奉王权为主要内容，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主义”。民族国家主义首先是以理论的形式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中出现的。卢梭以民主及共和理论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富有建设性，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它激发出全体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显示出巨大的革命意义，可以称之为“民主民族主义”。法国的民主民族主义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同一时期在德意志出现的民族主义则更加偏重文化内容。在拿破仑战争后期，在法国对别国的征服和占领中，他们的民族主义逐渐失去了民主色彩，变成一种民族沙文主义。在反抗拿破仑占领的过程中，出现的费希特的民族主义从文化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的层面，并且带有自由主义的浓重色彩，被称为“自由民族主义”。一般认为，费希特的自由民族主义从思想境界来讲要高于其他一切民族主义者。从反对拿破仑侵略开始，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领域，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逐渐成为时代潮流，欧洲几乎所有处于政治分裂状态或异族压迫之下的民族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就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学者们或者认为其基本内核是“个人权利”，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民族排他的力量，而且是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个人自决和个人权利的需要选择了民族国家的管理形式，国家必须为社会个人权利的充分实现提供保证；或者认为民族主义应该是指以具有政\n治性的民族（实际上等同于国家）为中心，以该民族及其国家为最终效忠对象的一套既定的思想、信念和行动。由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因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与民族国家都发展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此不仅在单一民族国家中有民族主义，在多民族（族体）国家中亦存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近代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其对欧洲的崛起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作为一15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种“资本主义精神”，推动民族国家的建设，通过赋予尊严感来全面动员民族大众，激发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力，促使民族国家崛起。但是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近代欧洲的崛起实际上是分散的、起伏的和具有竞争性、冲突性以及强权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各国之间明争暗斗、称雄争霸、战争四起，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民族主义所导致的国际争霸战争对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民族主义对近代欧洲崛起中的腥风血雨乃至欧洲最终的衰落负有责任。民族主义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在于催生了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使主权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固定的疆界也成为民族国家的核心特征之一，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核心理念。六、殖民主义问题殖民主义是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是近现代历史整体演进过程的组成部分。国内学术界对殖民主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最近10年多卷本《殖民主义史》的出版是其重要标志。就殖民主义的基本概念，有学者认为，就殖民主义这一概念而言，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殖民主义表现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狭义的殖民主义代表着一系列的政策、观念与行为方式等。从广义上讲，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应被看成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作为近现代历史发展整体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体现的是1500年以后全球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表现为一个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般说来，它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产生的，但要比资本主义更早地退出历史舞台。从狭义上讲，殖民主义指的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西方宗主国为维护中心与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制定的、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特色的方针、政策。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对外围地区和半外围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打断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对它们的财富进行了肆意的剥削和掠夺，又在客观上具有社会改造作用，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术界关于殖民主义概念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1）《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帝国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特殊的、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形式。只有当宗主国的政策制订者认为直接的、有形的控制 比间接的、无形的控制更符合他们的利益时，殖民主义才可能产生。（2）长波理论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激进派社会学家伯格森和舍思贝格提出了一个关于殖民主义发展的理论模型——“殖民扩张与收缩的长波”，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霸权主义、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兴衰都存在长期的波动，殖民主义与它们类似，其演变呈现出“扩张一收缩一再扩张”这样一种长期波动的趋势。殖民主义长波理论认为殖民主义不仅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而且是联系这个体系内部不同部分的纽带，殖民主义作为维系世界体系中等级性劳动分工的超经济机制，既是中心一外围关系的一种形式，又是体系自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特征，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3）DK·费尔德豪斯认为，殖民主义力图说明的是非洲绝大多数地区、南亚与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在1870—1945\n年间所经历的、短暂的并具有过渡性的发展状况。从历史上看，殖民主义是欧洲的海外扩张和帝国主义的蔓延渗透所产生的三种直接结果之一。在殖民主义状况下，一个附属国完全被殖民帝国所控制，它的政府为宗主国派遣的官员掌握，它的社会、法律、教育、文化甚至宗教生活，均为外国统治者所操纵，其经济结构也是为了适合欧洲资本主义的需要而存在。殖民主义是现代社会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其核心内容是使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从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经济发展的需要。15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就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国内学者多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学说出发展开讨论。殖民主义双重历史使命学说是由马克思在1853年夏撰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中提出来的。马克思认为，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将体现出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有学者概括了对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五种理解：（l）西方有些学者（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多线说”观点出发来，认为既然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东方社会是一种“停滞”的社会，没有自身发展的可能性，那就只有接受殖民主义的刺激，才能“打破东方停滞的千年循环”，结束社会的长期停滞状态。（2）另一些学者认为，讨论殖民主义对落后国家的被压迫民族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3）第三种意见认为，要把两种使命作为一个整体，看做一个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步骤。在过程的开端，“建设性作用”就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而在整个过程的进展中，破坏性作用同样也寓于“建设性作用”之中。（4）第四种意见不同意学术界中这样的看法：“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是一分为二地评价殖民主义，既看到殖民主义的罪恶也肯定了殖民主义客观上的进步作用”，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因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5）外国许多学者更多地从“功”、“过”角度来评价殖民主义。有学者认为：（1）马克思的论断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在分析殖民主义统治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起的作用前，已经首先研究了殖民主义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2）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是殖民剥削得以实现的条件，它在实现剥削的过程中就不自觉地实行了这种改造。马克思的“双重使命”讲的就是这种改造作用，这种作用包括破坏性的使命和建设性的使命。破坏性使命的含义是：殖民统治把亚洲国家变成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其结果在摧残亚洲国家现有的文明、财富的同时，会瓦解这些国家的农业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的根基，使其桎梏经济发展的旧结构解体；建设性的使命是指当商品经济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条件后，殖民主义者会把西方大工业和近代交通设施移植过来，即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创办大工业和近代交通事业。（3）“双重使命”就其社会改造作用而言，是同一个方向的两个步骤，是破和立的关系。破坏性作用是领先的，破而后才有立，即才有实现建设性作用的可能。（4）“双重使命”如何实现。殖民征服，打开关闭国家的大门，是靠暴力实现的。但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是经济力。经济力在实现“双重使命”中占首要地位。当靠经济力不能很快达到预期掠夺效果时，殖民主义国家便用政权的力量来帮助。“双重使命”事实上是在国家政权支持下通过经济力和超经济力双管齐下的形式来实现的。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殖民主义“双重使命”论是马克思针对印度的具体情况做出的结论，贯穿其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殖民统治一分为二的分析，对我们思考其他地区遭受殖民统治的后果都有指导意义。但是，绝不能把这些论述机械地到处搬用，而应实事求是地考虑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例如在美洲的许多地方，欧洲殖民者在对印第安人进行征服后，并没有对印第安人的落后社会制度进行变革，促进他们的发展，而是把他们驱赶到狭小的“保留地”，使他们更难得到发展。在有些地方，印第安人\n甚至遭到毁灭性的屠杀。在这里，“双重使命”论是无法适用的。同时，在殖民统治下不能完成社会变革的。同意这一看法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第一，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都没有用“殖民主义”一词，我国学术界讲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15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马克思谈到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后果，而不是殖民主义的后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二，在殖民统治下发生的一切并不能都归因于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例如，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印度人民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努力发展民族工业，寻找民族解放的途径，这就不能归功于殖民统治或殖民主义。第三，殖民主义的历史不是“前朝”史。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1）殖民主义的余祸未了。殖民统治虽然结束了，但殖民统治留下的祸害尚未消除，还在继续影响着广大发展中国家。（2）新殖民主义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如何准确理解“双重使命”学说成为认识殖民主义关键之一。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六个问题及主要观点：（1）关于评价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道德判断同历史研究不容混淆的问题。殖民主义者是否应该侵略和统治殖民地是一个道德问题，而具体评估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把这两个问题混同，在政治或感情上或可满足某种需要，但在学术上则不可取。（2）为什么要以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的理论来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马克思的“双重使命”理论则能够深刻而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因为它辩证、全面地论述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之中。（3）为什么说实现“双重使命”的殖民主义者主观上满怀着无可怀疑的侵略、掠夺的目的，客观上其社会行为却对东方社会起着改造的作用。一般地说，近代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的社会行为受三种力量的驱使和制约：个人（或集团）的利欲及获利的最方便手段；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条件；当地传统文化对域外力量的反应。在这三种力量影响和制约下，近代西方各国在殖民地一般都形成再造自身的功能。其次，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文明建立于发达的商品一市场经济基础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由于资源配置合理，经济效益很高，在同封建主义的自然经济较量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性高额利润给予宗主国资本输出极大的刺激，在投资过程中，殖民国家一般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实行目的在于破坏自然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一系列改革，否则它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殖民剥削便很难进行，因而它需要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将农业结构转型为生产农业原料和其他经济作物服务；推广西方教育（英语或法语教育），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建立适合殖民统治的一套政治机构；引进西方思想观念，制定社会立法。总之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领域进行广泛的改革，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现其“双重使命”。（4）影响人们评价殖民主义客观历史作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殖民主义的消极作用确实太大了。即使在殖民主义起着积极作用的时候，消极作用仍像影子一样伴随着它；出于殖民主义私利，破坏性使命对旧式社会结构的摧毁，在任何地方又都没有比较彻底地完成；在实现建设性使命中，殖民利益高于一切，牺牲殖民地人民利益，宗主国绝对不许建立殖民地极其需要而可能与宗主国形成竞争的工业部门，对不顾阻遏建立起来的民族工业则百般压抑、限制，对关键性工业则予以扼杀，因而形成殖民地工业的片面、畸形发展，以及对宗主国经济的结构性依赖；在执行“双重使命”中，殖民地人民遭受掠夺的程度加剧，建设性工作开展愈多，殖民主义者获得的利润和掠走的财富数量愈大。（5）“双重使命”在不同的殖民地完成的情况悬殊。因为宗主国的经济、政治情况不同，“双重使命”在执行和完成的程度上将大相径庭。由于各殖民地区的情况、殖民剥削对象、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因而它们所受的影响在量和质上都会有很大的差别。殖民\n的前期和后期所受影响亦大不相同。这些都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殖民统治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保存是不乏其例的；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自然经济的破坏，也并非如一般所认为的：殖民统治在任何地区一经建立，便摧枯拉朽般地解体了。“建设性使命”在各殖民地15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完成的情况也悬殊极大，不能一概而论。（6）东方社会（包括亚非拉国家）能否依靠自己力量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能否找到内在力量来实现伟大的社会变革——现代化。七、启蒙运动在世界近代史的研究中，启蒙运动一直颇受关注。最近十年国内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1．启蒙运动总论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全欧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内容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封建统治的两大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和君权神授论。启蒙思想家们抨击专制主义、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用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取代之；他们还大力倡导科学理性，反对神权政治和宗教迷信，批判信仰至上和蒙昧主义，以自然神论和公开的无神论向宗教势力发动猛烈的进攻。与法国相比，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较少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而更多的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未知科学领域的探索。当时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封建王权的专制统治下，只有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精神才具有全欧意义，才是启蒙时代的主流。启蒙思想家是现存政治和思想权威的颠覆者，在总体上带有浓重的革命色彩。作者认为，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迷信方面高度一致的，此外他们一致的地方不多。法国启蒙运动就有两对矛盾的思潮：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思想的矛盾、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中国学界一般以“理性主义”来概括启蒙思想，并据此得出启蒙运动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相对立的结论。有学者分析了洛克、卢梭、康德的思想，揭示这三大思想家对基督宗教的正面态度，对比了启蒙思想的实践者即美国国父们与法国革命领导人对基督宗教的态度之不同，及其对两国革命与后果的影响之不同，指出基督宗教不但为人文主义提供了神圣的标准，而且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受到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启蒙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文艺复兴时代和启蒙哲学的时代，其实也可以看成是打破信仰主义语言霸权的时期和建立新时代语言的时期，它们其实也就是旧的生活方式被瓦解和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的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启蒙思想批判的矛头，都是指向信仰主义的，也就是说是指向一种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的思想或社会意识的。反思启蒙是学者们对研究领域的重要拓展。近代启蒙实际上抽离了人的信仰与道德，人的纯粹理性没有价值关怀。近代启蒙的后果是物质文明伴随着物欲的泛滥，并最终使人类陷身于疾病、灾害与诸多血腥的争斗之中，近代启蒙之后出现了传统社会不可能有的诸多灾难。陈锐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忽视了宗教和道德问题，并带上了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19世纪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民阶层，并开始对启蒙运动和18世纪文化的反动。\n2．各国的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关于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问题，有学者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双亲是17世纪的自然神论和古典主义，继承了理性精神。启蒙运动从17世纪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中继承了对一切权威的怀疑态度，并且把17世纪温和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一种猛烈的宗教批判和社会批判。启蒙思想家们锋芒所向不仅触及天主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而且还深入到宗教愚昧的思想根源和15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宗教专制的政治基础；他们用“健全的理性”和历史的事实作为武器，揭穿了笼罩在基督教信仰之上的神圣光环，将圣经和福音书中所记载的一切神迹都说成是一些滑稽可笑、荒唐透顶的骗局，从而得出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都是欺骗和愚昧的结果的结论。但是，启蒙思想家们对基督教和一切宗教的批判仅仅只停留在感觉和表象的水平，停留在文学和政治的层面，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宗教背后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构成了17世纪悄悄展开的思想变革与18世纪末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之间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启蒙运动的兴起过程中，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产生过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时期使中国在法国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的，应该首推伏尔泰。他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里找到了他进行论战所需要的理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乃是政治和哲学的一种典范，是反对旧制度之下贵族特权的一面崇高的旗帜，是投向耶稣会和一切宗教迷信的一把利剑，因此中国就成为他猛烈地、不倦地抨击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重要武器。他怀着极大的热情讴歌和赞美中国的体制、文官制度、伦理道德，甚至于那被耶稣会士称之为“理性”的“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法国新思想的形成，而新思想的确立又终于促成了18世纪末法国旧制度和旧思想体系的根本动摇和解体。还有学者强调，启蒙运动的两大核心信条——自由和平等的奠立，就得到过来自中华文明的支持。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启蒙运动的哲人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不过在进行深入探讨后，他们发现启蒙运动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灿烂的中国外衣而已，那些哲人们并非真是那么虔诚地关怀着一个未知国土上的文化的真相。启蒙学者们很少有人以对中国的真正了解为基础。所以一旦伏尔泰和他的朋友们的宣传过了头，也就导致了相反的效果，令人感到厌倦。还有学者认为，启蒙运动兴起是西方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第一次深入采掘与熔铸。由于耶稣会士的传介作用，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出现了空前的中国文化热。启蒙思想家在这样一种热烈的氛围中，援引中国，赞美中国；广大民众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认同了启蒙思想家的援引和赞美。启蒙思想家也批判中国文化中的负面因子：文化自足而不事外求，因而保守、因循，成为民族精神的顽症；道德伦理系统中空疏、虚伪的流弊；君主专制既有开明的一面，又有黑暗的一面；文化在各个门类方面的发育程度是不平衡的，只尊重直接与人类生活、社会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是人文科学畸形发达，而自然科学则呈停滞状态，正与欧洲相反。由于语言隔阂、接触渠道有限及传媒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误差，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把握，从总体上看还相当粗疏、肤浅乃至错误迭出；启蒙运动的思想渊源复杂多端，中国文化不过是其中之一，处于“偏师”的地位。18世纪的中国文化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给予启蒙学者以启迪的。法国的启蒙学者是在“礼仪之争”的大历史背景下认识中国的，各自的信息来源又不尽相同，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褒贬扬弃难免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虚幻不实之处。学者们还分析了启蒙运动与科学、民族主义等问题的关系。近代科学是启蒙思想家们彻底批判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武器，科学已不单纯是一种自然知识体系或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工具，而是代表\n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文化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互动，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科学文化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后，变得愈加丰富多彩，法国科学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出现空前繁荣。启蒙运动参与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之中，在理论层面上阐释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哲学家们”还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着这些观念，在法国大革命前夕15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的公共舆论中，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英国的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兴起的基本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他条件是：英国分层而富于流动性的社会结构、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科学革命和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国，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声势浩大、成就显著，其原因主要是：专制统治枷锁已被打碎、宪政制度已经确立，社会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启蒙思想家们已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他们都以更大的热忱和勇气，探索科学的新领域。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苏格兰思想界更强调理性与文明的发展相互影响，更强调社会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另外，苏格兰学者认为社会生活的变化都是人们行动的后果，但并非出于人们刻意设计和追求。他们对各种改革方案的提出也更为谨慎，实施起来也更加小心。最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更多地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须建立在经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在充分占有材料的情况下得出自己的结论。德意志地区的启蒙运动。德意志地区的启蒙运动与英、法有所不同，有学者指出，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是一场知识精英与上层官僚的运动，这场运动解放的不是人民大众的思想，而是专制统治者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是专制统治者，而不是人民大众，成为了普鲁士启蒙运动最大的直接受益者。在法国，是“启了蒙的”人民大众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专制统治者，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便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而在普鲁士，是“启了蒙的”专制君主面对着“未真正启蒙的”人民大众，要将这个社会推向前进，走“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便同样成为一种非常自然的选择.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分相对不足，它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加浓烈，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启蒙运动进入最后的“启蒙浪漫主义”阶段，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思潮。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于促进德国人的民族感情产生了重大影响，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八、工业革命一般认为，1884年汤因比的《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是对工业革命系统研究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工业革命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多个学科竞相介入，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下面对近十年的研究状况作简要介绍。1．工业革命的基本问题“工业革命”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突变”，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工业革命“渐进论”兴起。概念之争论体现的是对工业革命总体认识的分歧，这场争论势必还将延续。\n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经济发展存在渐进性和连续性，但是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进步及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突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空前飞跃。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还造成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化，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使城市文明把乡村文明排挤到次要地位，以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对立为基本特点的两极社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多层社会结构，并使思想政治领域、社会观念、文化教育、人们的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革命实际上是突变和16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渐进的结合。它不同于政治革命，但其意义绝不亚于后者。所以，开始于经济领域，继而发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这场重要变革，完全可以称作是一场革命。工业革命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个独特时期，由于它在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社会方面独具的深刻性，不能把它混同于一般的技术革命。关于欧美大国工业革命的起讫时间，该学者认为，只有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一个持续发展过程的时候，工业革命才算真正开始；而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门实现机械化和工厂化以后，工业革命才告基本完成。对工业革命起讫时间的确定宜粗不宜细，这样的分期只有相对意义。英、法、美、德、俄五国工业革命的起讫时间大体可定为：英国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法国和美国19世纪初至60年代，德国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俄国迟至19世纪5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到90年代才初步完成。有学者对传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工业革命就是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根本变革，是从第一产业（农业）产值为主变成第二产业产值为主的三大产业结构的转换；工业革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换；第2次技术革命（1870—1914）通过设备更新、技术升级强化了第二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支配地位，也给第三产业增添了新兴部门，但并未带来三大产业之间的另一次结构转换（质变），因此不能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美国和德国后来居上。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英国与法、德、俄等大陆国家比较起来，英国封建割据势力相对弱小，较早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协实现了政治统一，并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不利于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专制统治，使经济有了比其他国家更自由的发展空间，财产和私人企业的安全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废除了骑士领地制和对圈地的法律限制，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后形成的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观念比较有利于经济变革。在这方面，英国比其他主要欧洲国家早一二百年。英国社会相对稳定，较少受战争破坏。英国自然条件比较好，煤铁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美，适于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有众多的河流和港口，有发展内河航运和海运的良好条件；通向美洲的新航路开辟以后，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便于向海外发展。至18世纪中叶，英国打败了殖民掠夺和海运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取得了制海权，掠夺了大量财富和海外殖民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海上霸主和奴隶贸易国，获取了丰富的原料来源和广阔的海外市场。英国社会比较开放，英国人善于吸收别国的先进技术。英国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使非国教徒能在革新技术和发展工业方面发挥自己的才智。英国还向大陆受迫害的新教徒敞开大门，大批新教徒迁居英伦三岛，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为英国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培根、牛顿等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使英国在近代科学中处于领先地位，为技术革命准备了必要的智力条件。由于英国具有以上种种优势，它的工业革命开始和完成的时间都比其他国家早，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n美德两国后来居上同样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两个都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促进科学研究，推动技术革新，重视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由于大部分地区工业革命起步晚，工业化的技术起点高；两国在引进外国技术时，善于创新和发展。美国没有沉重的封建包袱，取得独立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中西部有广阔无垠的待开发土地，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内战以后从未遭受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具有多元文化的优势，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各国的先进文化、科技成果、16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生产技术和急需的资金；成百万的青壮年劳动人口和技术工人涌入美国，使美国无偿获得大批急需的劳动力；美国则是引进外资的最大受益国。普法战争结束时，德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法国得到战争赔款和铁矿资源；德国国家政权和军国主义势力与19世纪最新技术的结合，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德国银行与工业结合所起作用巨大；容克地主既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又参与工业投资，在工业化中起了积极作用；德国的采煤、炼焦、钢铁冶炼、机械制造等重要工业配置合理，相关企业彼此邻近，凝聚型的工业配置，有利于原料和产品的快速流通，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效率。资本家只顾眼前利益，将资本输出国外，造成本国投资率低，设备更新缓慢，生产效率低，在采用最新技术成果方面落后于美国和德国，是英、法相对落后的重要原因。英、法统治阶级中都有鄙视工商业的贵族传统，一些工商业把资金转去购买土地，以追逐社会地位和贵族生活方式，对工商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英国在工业、贸易、船运和金融等领域一直领先，大量的超额利润使上层阶级滋长了奢侈靡费的生活方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削弱。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工业化。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学者们指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技术革命的实际历程看，都不能把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看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一个部门的技术变革必定推动相关部门发生相应的技术变革，这才是工业化的基本规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主观地选择优先发展的部门，常常事与愿违，破坏经济的协调发展。2．英国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与过程。关于工业文明起源于英国是一个被反复探讨、经久未衰的论题。有学者认为，工业文明起源于英国在于：（1）优越的岛国位置与自然条件；（2）不列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3）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的促进；（4）外部世界（殖民地、海外贸易、国际市场等）的贡献。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只能说在某个角度上是对的，无法取得主导因素的地位。各种因素和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体现，人为地寻找工业革命先决条件的所谓共性是意义不大的。也有学者认为，高效农业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大众生活水准提高、劳动力价格上扬以及近代国内消费市场形成是工业革命的直接拉动力。在工业革命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16世纪及其以前，英国农业已经进入了突破性发展的第一阶段。在农业生产率方面，英国并不比欧洲大陆落后，1500年以后英国逐渐脱颖而出。英国在18世纪创造出了举世无双的生产与消费水准，获得工业社会的首张入场券。它是社会长期孕育和发展的结果，既是物质的积累，也是精神的积累，是生活过程与方式的不断改善，也是观念、心态、个人权利及法律政治结构等一系列变迁的结果。所以，可以说英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扎实的孕育过程，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主要也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英国农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贡献主要是：（1圈地运动是工业革命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原料，为城镇人口提供粮食；（3）农业革命扩大了国内工业品市场；（4）农业革命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大量资金。此外，工业化启动前，英国乡村教育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农民的识字率及乡村整体文化水平均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英国农民逐渐摆脱了愚昧和迷信，显示出新的精神风貌和品质，这为工业化的\n启动提供了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保证。不过，学者们对圈地运动的评价不一。有学者提出，事实上，圈地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对农民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圈地为工业提供自由劳动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圈地并未给工业革命提供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工业革命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而16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由圈地运动所产生的劳动力只是英国工业革命劳动力的来源之一。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革命，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触发英国工业革命上起着关键的作用。18世纪英国的消费革命首先是从供应方面增加储蓄和投资并创造需求的结果。当这样创造出来的需求增长以“大众市场”的方式超过现有的生产能力的水平时，企业家就必须使用节约成本的技术发明，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来满足市场对大众消费品加速增长的需求。供应方面的因素和需求方面的因素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中各自起着主导作用。纺织业发明活动的模式所发生的转型也证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在一前一后辩证地发生作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触发机制。在第一个阶段上，企业家通过传统的发明模式，即利用有关分化产品、开发产品或节约原料的传统模式的发明创造了市场需求的增长，同时也通过传统模式的技术发明的应用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保证自己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在这一阶段上，他们推动技术发明活动的目的是诱导消费者购买花样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纺织品。纺织业企业家增加的投资是为了保持和加强传统模式的发明活动，降低纺织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增加销售机会，扩大市场需求。传统的发明模式一直延续着，直到在客观上达到了把国内市场整合起来，即推动“大众市场”的形成并把对纺织品的需求推到一个临界点。越过这个临界点，便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时，“大众市场”需求的增长对纺织业的生产能力造成了严重挑战，节约成本的机械发明开始越来越多地取代传统模式的发明活动。可见，这两个阶段之间的转变正是通过发明活动模式的转型来实现的，而这个临界点实际上是在18世纪80年代。随着技术变革新模式的出现，英国进入了“发明的时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变迁。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包括：（1）大机器生产的出现带动工业城市的兴起；（2）劳资矛盾日益显著；（3）工业资产阶级要求议会改革。此外，19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工业进入了高涨时期，工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农业大发展，英国工业在世界上占据了垄断地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学者指出认为，从实际工资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阶级的生活不完全是无可争议地日益恶化，而是在阶段性的波动中，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职业，甚至不同性别，都程度不同地呈改善的趋势。只是这样的改善仍然难以缓解大众的贫困，或者说，相对于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这种改善仍是微不足道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工业资产阶级继承了封建时代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野蛮性和残酷性，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还处在大生产与小生产并存时期，受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难以即刻解决社会问题。英国贵族长期控制国家政权与早期工业资产阶级榨取利润的强烈欲望的结合，影响了社会新的调节机制的建立。因而，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前后七八十年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工业革命后，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取代小生产过程的基本完成，大生产本身要求有相应的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和公共卫生设施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手段变得更加高明，形式上更加缓和。工业革命时期影响工人阶级状况变化的局限因素有的已基本消失，有的有所削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存在大量使用女工、童工的现象。关于女工问题，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既给女工们带来无尽的\n痛苦与不幸，又隐藏着必须得到肯定的对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推动作用的积极的一面，女工的社会地位甚至整体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改善就是以它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对女工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造就了女工经济上、精神上的独立；（2）初步改变了女工在家庭中的屈从位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工厂制度创造了妇女走出家庭、走上社会的条件，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女工的出现仍有一定的历史进步16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意义。关于童工问题，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中“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机器的使用简化了劳动工序。由于劳动力缺乏，更重要的则是童工廉价，使用童工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儿童破天荒第一次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过度使用童工使童工身心受到摧残。社会出现了一个旨在保护儿童的立法运动，这些法令虽然没有从根本上禁绝童工劳动，但在保护儿童方面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病”问题，“城市病”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进程的资源配置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又与自由放任主义有联系。英国作为第一个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缺乏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工业革命时期的初等教育和社会立法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大机器生产及其工业化的需要是初等教育普及的根本动力，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出现的，初等教育普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间，政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英国工业革命前后出台的新济贫法、工厂法和公共卫生法，是英国社会立法轨迹中的起始阶段。工业革命带社会问题危及整个国民乃至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斗争，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的揭露、批判并呼吁寻求解决办法，促使统治者最终转变认识，着手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立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陆续出台的。3．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法国、美国的工业革命。增长的渐进模式是法国工业化的特征，法国工业化是没有“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同时也是没有“农业革命”的工业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多元性是法国工业化最具特殊性的方面。美国以积极的态度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经验技术及管理方法，使自己走向了富强之路。改造创新和因地制宜的学习方法才是美国成功的根本原因。俄国工业革命。19世纪上半期，俄国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关系成熟和过时的农奴制瓦解，构成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主线。社会劳动分工深化和国内市场发展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革；工商业城市和乡镇工业活动领域的拓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载体c早期资本原始积累一方面促使雇佣劳动力市场形成，另一方面推动货币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俄国在19世纪50年代徐徐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帷幕。纺织工业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先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工业资产阶级成为革新工业生产的旗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农奴制度的冲突加剧。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反农奴制和反封建斗争，迫使专制制度放弃农奴制，使工业革命得以纳入较健康的发展轨道。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俄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激活了整个国民经济。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相形见绌，棉纺生产仍是一枝独秀。转型时期俄国工业革命以粗放型发展为特点，即以增加活劳动为主，大机器生产与手工劳动长期并存。俄国工业革命时期引进了外资。就此有学者认为，俄国引进外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包含着引进国外\n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避免重复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道路。大规模引进外资推动了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外资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影响：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专制制度的灭亡。此外，俄国专制制度管理经济的种种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利用外资的效益。16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参考书目1．齐世荣主编，刘新成、刘北成分册主编：《世界史·近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2．刘宗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6．《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7．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9．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1．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版。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15．丁建弘主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n16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世界现代史0述世界现代史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关于世界现代史的起点，以往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两种观点。近年来，多数学者认同世界现代史始于20世纪初。世界现代史一般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后一时期又称为当代世界史。从20世纪人类文明的演进来看，世界现代史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化转型期的震荡、工业文明的全面展开和工业文明的新发展。第一章转型期的震荡与探索第一节转型期的震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同时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不过，在全球范围内，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均衡，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进入现代化新阶段的只有少数欧美国家和亚洲的日本。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亚、非、拉广大地区尚未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仍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内部还没有积累起足够的能够启动现代化的因素，传统社会被现代社会打败。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民族民主运动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由于自身社会发展水平、西方殖民侵略所带来的现代化因素的深入程度不同，民族民主运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印度、北非的埃及等国家在西方的影响下，已经产生了现代民族工业，诞生了现代阶级。中亚地区的伊朗、阿富汗的社会经济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没有出现现代经济。非洲大部分地区还处于部落阶段。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虽然拉丁美洲国家经过独立战争，到19世纪初期基本独立，但这些国家内部大土地所有制盛行，经济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总体来看，亚、非、拉国家还没有进入现代社会。这些国家需要在取得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对国内进行全面的改革，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预示着亚、非、拉地区的现代化还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过程。在世界近现代史交替的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正是由于这一转型，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激烈的震荡。它主要表现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一、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和日本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全面的适应性社会变革没有及时进行，引起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剧。这主要表现为资本密集型企业规模巨大，内部生产组织性加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这也使得整个社会无政府盲目性生产加剧，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力极大提高，创造出的巨大财富没有得到合理的分配，贫富悬殊更加严重，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在劳动者中，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现代阶级人数增加，长\n期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毫无权力的工人阶级掀起了解放斗争的高潮。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又分为两种类型。英国、法国、美国属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比较平衡，农业社会的传统因素逐步得到清除。在长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生产力的增长带动了农业的现代化改造，政治上民主制的确立，自由民主思想的普及等。这类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是如何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问题。德国、俄国、日16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本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国家，赶超原发性国家、富国强兵是推进现代化的目标。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造成了现代化集中于工业化，农业中保留大量封建残余等问题。这些国家政治上实行的仍是专制制度，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因此，德、俄、日三国不仅要解决原发性现代化国家所面临的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需要进一步清除传统因素，全面推进现代化。所以，这种类型国家的震荡要比原发性国家激烈得多。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但是，资本主义多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空前严重，仅仅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20世纪20年代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没有适应这一重大变化，采取措施在其他领域进行相应的调整，解决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延续“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德国和日本残存的传统因素使得国内市场更为狭小，危机也就更加严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放任政策，理论依据主要是工场手工业发达并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时期产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经济理论主张经济活动应该完全自由，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进行调节，政府的职责仅仅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安宁，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一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勃兴时期破除一切束缚的要求，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的状况相适应，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新的与之适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导致经济危机空前严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爆发后，采取以邻为壑的转嫁危机的做法。在以往的经济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在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的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需要各国协调政策、共同应对。利己主义的转嫁危机的做法只能使得世界经济更加混乱。高筑贸易壁垒、货币贬值和对外倾销破坏了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分别建立美元区、英镑区、法郎区导致世界市场分裂。转嫁危机像是一个飞去来器，只是加重了危机的严重程度，最终对本国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二、世界大战纵向的现代化已经经历了四百年的历史，而横向现代化所形成的整体世界的出现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去适应它，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近代史上，少数殖民大国为了打开闭关锁国的落后国家的大门，把落后国家变为其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多次发动殖民战争。殖民大国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也进行过战争。掠夺殖民地是近代战争的主要起因，战争被视为国家的正当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这些战争的继续，是少数大国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但是，这次战争的时代背景与以往不同，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和整体世界形成以后发生的，因此，战争的特点和影响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整体世界形成后，少数大国的殖民地和经济利益遍布世界各地，成为拥有全球\n性利益的大国。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局部地区的利益会牵涉到全球性利益。因此，少数大国的争夺具有了全球性，使得战争具备了转变为世界大战的可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世界大战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现代通信和交通工具的发明缩短了世界各地间的距离，战争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同时，科技的进步带动了武器的发明，坦克、飞机、远程大炮等大大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使得战争更加残酷，16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毁灭性更大。参战国只有动员国家的全部力量才能够维持战争。因此，现代战争涉及的范围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近代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仍然沿用近代争夺殖民地的方式，企图用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就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远远超出了发动者短期内结束战争的预想，演变成长达四年的世界大战。战争的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或者削弱对方。但是，在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然英、法等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可是战争给自身带来的打击和损失巨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违背世界整体发展趋势的战争使战争发动者自食其果。世界大战的发生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近代以来，欧美地区相继建立起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目标是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西欧各国狭隘地把本民族的富强凌驾于他国之上，认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就意味着自己的衰落，因此竭力削弱他国。这种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所谓的“爱国主义”，制造所谓的“邻国的威胁”，把本国打扮成“受害者”，煽动本国人民仇恨邻国。工业社会带来的教育普及和传媒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除上述原因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已经失去了殖民地的德国和殖民地较少的日本难以摆脱经济危机，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的外交政策，走上了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战争道路。三、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对现代化的反动。法西斯运动主要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是民间的运动，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则分为民间和军部两部分。民间法西斯运动纲领的共同点是：(1)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但不是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是要求对大资本和大土地所有制加以限制，保护小私有者；(2)鼓吹对权威的崇拜，寄希望于权威保护自己，这个权威在日本是天皇，在德国是希特勒；(3）鼓吹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对外侵略扩张。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和成员以中间阶层，特别是旧中间阶层为主。早期法西斯运动的性质是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是中间阶层反动的政治运动。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都属于传导性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力推进工业化的政策，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严重滞后。农业的现代化缓慢，保留了大量的封建土地制度残余，在社会结构中，旧中间阶层人数众多。在思想文化上，传统文化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没有被很好地扬弃、改造为现代意识，尤其是专制思想根深蒂固。在原发性现代化国家中，工业化的进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英国早在17世纪已经兴起了圈地运动，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不断遭到瓦解，农民以及手工业者逐渐向现代阶级转化。德、日、意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虽晚，但速度很快，造成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在短期内遭到工业化的排挤，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因此，在这个阶层中聚积了强烈的对现代化的不满。早期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就是从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中产生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反\n映了中间阶层受到现代化排挤而不满的反抗情绪和维护小生产者生存的愿望。渴望权威来拯救、保护自己的幻想一方面是由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没有经过改造被保留下来的表现。而民族主义是传导性现代化的思想武器，既要向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学习以求民族富强，又有着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对抗的意识。在走上现代化道路之后，这种民族主义又吸收了帝国王又思想，形成极端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战败和意大利扩张的野心严重受挫，使得极端民族主义更加强烈。16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与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存在着军部法西斯运动，这也是由传导型现代化造成的。传导型现代化是在内部现代因素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出于民族富强的目的，在封建阶级一部分人的领导下启动的。在日本，领导明治维新的下级武士转化为藩阀阶层，垄断政权，实行专制主义统治。随着工业化的进展，现代阶级逐渐产生并发展壮大，要求建立民主政体。藩阀阶层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领导阶层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旧中间阶层同样属于将要被现代化淘汰的阶层。因此，这个阶层为了自身的生存产生了强烈的对抗现代化深入发展的意识。军部是日本藩阀阶层中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最顽固的代表，从中产生了法西斯运动。军部法西斯运动的纲领是总体战思想，主张对内建立天皇制下的军部独裁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特别是企图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早期法西斯运动兴起于被现代化排挤、淘汰的社会阶层，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政治民主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民间法西斯运动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维护小生产者的生存，甚至反对工业化，幻想倒退回农业社会，其反现代化的性质是明显的。法西斯运动经历了一个和垄断资本结合的过程，其性质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意大利墨索里尼在192。年大选中惨败后，开始寻求和垄断资本勾结，鼓吹反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社会动荡，工人夺取工厂、农民夺取土地运动不断高涨。玫府无力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垄断资本转向支持法西斯运动。意大利法西斯运动背弃了最初的纲领，大肆迫害打击民主进步运动，性质发生根本改变，最终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与垄断资本的结合晚于意大利。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德、日两国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垄断资本难以摆脱困境，转向支持法西斯势力。德国是战败国，军备受到限制，不具备立即对外武力扩张的条件，而且经济危机期间，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高涨，所以垄断资本首先需要的是建立法西斯专政。日本的工人运动水平不高，垄断资本面临的主要是市场问题，所以首先支持军部的对外侵略扩张。在法西斯运动和垄断资本结合的过程中，内部逐渐排斥中间阶层派别。在德国，希特勒排挤了小资产阶级代表施特拉瑟兄弟，和垄断资本勾结。在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陆续被镇压，军部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法西斯主义在传导型现代化国家中产生并建立起独裁统治，是这些国家现代化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尚不成熟的表现，资产阶级尚未具备在民主制的范围内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没有能力用经济的方式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德、日、意法西斯政权也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反动。第二节转型期的探索20世纪上半期，现代化转型期的不适以及由它引发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造成了剧烈的动荡，战争、革命和危机交织在一起。正是在这种动荡中暴露出了问题之所在，实现了适应性调整，取得了现 代化的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当代世界现代化全面稳定发展的基础。\n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立现代化的突破性进展首先表现为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作为传导型的现代化国家，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大规模向现代国家转变。沙俄政府大力推进工业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20世纪初，俄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俄国的16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仅工业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而且其他方面的现代化进展也严重滞后。在整体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较小，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而且农业中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政治上仍然实行沙皇专制统治。这种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当时传导型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点。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社会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广大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专制统治又使人们失去了改革的希望，社会矛盾尖锐导致1905年革命的爆发。在革命中，沙皇政府被迫让步，同意成立杜马，进行改革。但革命高潮过后召开的杜马形同虚设，农村中进行的土地改革也极其有限，根本无法缓解更不可能根本解决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因此，俄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包含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虽然俄国已经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工人阶级，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者说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清除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也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深了俄国已有的矛盾，由此爆发了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和实行工人群众要求的八小时工作制，坚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没有能够满足俄国人民“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也没有能够完成推进现代化的任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布尔什维克党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虽然列宁认为世界已经进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他指出，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四月提纲”规划的具体政策中没有直接提出建立公有制等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而是限于土地改革、银行国有化、工人监督企业、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向人民群众表明，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因此，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比较谨慎，采取的政策基本上只限于“四月提纲”提出的内容。但是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改变了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谨慎做法，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结果在内战结束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事实表明，在俄国还不存在彻底取消资本主义和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苏俄迅速实施了新经济政策，不再盲目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根据俄国落后的实际情况，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允许农民个体经济的存在，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新经济政策对苏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十月革命的全过程和苏俄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可以看出，俄国十月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社会主义取代的革命，而是在传导型现代化以资本主义模式难以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发生的，是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去清除资本主义模式下没\n有清除的俄国现代化的阻碍。列宁在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所以，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之外，创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开创了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列宁没有来得及对俄国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做出全面的总结概括，但是他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做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遗憾的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17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背离了列宁开创的方向，建立起斯大林体制。这一体制从形式上看表现出来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实际上，它的关键问题是教条主义地理解、照搬马克思主义，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忽视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状态，盲目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公有制，政治上忽视民主，才形成了过度集中的现象。在俄国文化水平落后、传统文化没有经过很好扬弃的情况下，这种政治上的集中就带有专制的色彩。斯大林体制在短时间内利用国家政权集中资源，迅速推进工业化，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不可能做到可持续发展，最终阻碍了苏联的现代化建设。自鸦片战争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华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也是采取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屡遭挫折。十月革命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面临着两种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国民党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没有能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能够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没有能够实现政治民主，因此被中国人民所抛弃。所以说，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选择。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改革20世纪上半期，现代化突破性进展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是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大多数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化国家没有像俄国那样用革命的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而是采取渐进或改革的方式。这些国家进入20世纪后，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以美国柯立芝繁荣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对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调整，如德国建立了民主政体的魏玛共和国，日本实现了政党政治，英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历史上第一次执政并推行了一些福利政策，多数国家确立了普选制，等等。这些调整旨在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政治民主化，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但这一时期的调整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仅仅局限在社会政治领域，很少涉及生产关系层面，因此所起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使得全面调整和改革势在必行，罗斯福新政应运而生。新政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应急性措施，也有改革措施。从改革措施所起的作用来看，社会保障、以工代赈、国家举办公共工程、最低工资规定等措施，起到了扩大消费、刺激供给、调节生产与消费矛盾的作用，同时由国家调节再分配；社会保障、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规定、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起到了扩大民主范围、提高生活水平、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国家收购农产品等措施起到了国家监督调节经济生活的作用；鼓励同行企业达成公平竞争法规的措施虽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但其目的在于防止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由此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进行了全面性、适应性的改革调整，力图把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纳入可控制的轨道，抑制垄断资本的过度利润并进行再分配以扩大消费，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以保证社会稳定。罗斯福新政固然不可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但是这些调整顺应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类型现代化国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因此影响深远。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推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开端。\n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赶超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立20世纪上半期现代化的新突破还表现为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为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赶超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立。进入20世纪以后，亚、非、拉地区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走上现代化道路。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步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第二步17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进行全面的改革，推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20世纪上半期，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其目标指向阻碍本民族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民族富强的殖民主义统治和本国的传统因素。从总体上看，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但是一些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改革，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创了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和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20世纪初，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处于衰落中的封建大帝国，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经济上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成为帝国主义宰割的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集团参战，结果战败，面临着被战胜国瓜分的民族危机。土耳其要实现民族富强，首先要维护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在以凯末尔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土耳其经过民族革命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战胜国，取得了民族独立。在此基础上，土耳其进一步进行了世俗化改革，废除了封建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了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兴办国有企业，在文化方面推行世俗化政策，排除传统的宗教影响，加强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经过凯末尔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改革，土耳其清除了进行现代化的内外阻碍，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墨西哥的民族民主运动与土耳其有着不同的特点。经过19世纪初期的民族独立战争，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摆脱了西班牙等国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是迟迟没有走上现代化道路。这是因为，在经济上国内的封建大地产制占据统治地位，外国资本垄断着工矿企业等经济命脉，阻碍着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行的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傀儡独裁统治。所以，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任务是如何从政治、经济上摆脱外国控制，发展民族工业，改造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土地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1910-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颁布了进步的宪法，但是没有认真实行。1934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确立了民主体制，一定程度上支持工农运动，承认工人拥有罢工等权利，把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党改造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工人、农民参加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党，在经济上进行土地改革，逐步瓦解封建大地产制，分配土地给农民，把石油等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发展民族经济，减少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卡德纳斯改革被誉为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开端。由于亚、非、拉地区广阔，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相异，所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方式必然千差万别。土耳其凯末尔革命首先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然后进行改革；墨西哥卡德纳斯改革则没有经过战争阶段。两国改革的具体内容也有很大差别。但是，两国之所以能够转变为现代国家也有共同的经验。首先是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其次是发展民族工业，第三是利用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全面推进现代化。土耳其和墨西哥虽然在社会形态上和欧美国家相同，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们所走的现代化道\n路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并不相同，和早期传导型现代化国家德国、日本也不相同，属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它们开创的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对其他大部分尚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亚、非、拉国家有着重大的意义。尽管20世纪上半期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但是这三种现代化模式的确立预示着人类已经寻找出走出现代化转型期动荡的途径。四、国际关系的调整17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现代化的横向发展进程中，人类对构建适应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也进行了探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惨遭战祸的世界人民普遍渴望和平，战胜国也希望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和平的世界秩序，避免再次发生战争带来的动荡。这就促成了国际关系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调整。战后国际关系中第一个重大的调整是国际联盟的成立。国际联盟一方面是战胜国企图控制世界的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曲折地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顺应了整体世界发展的趋势。在国际关系理念上，战争受到谴责和反对。1928年签订的多边的《非战公约》第一次宣布在国际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把反对战争提高到国际法的地位。尽管国际联盟存在着诸多问题，没有能够真正起到制止战争、维持和平的作用，但是它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重大调整是殖民政策的调整。在世界经济形成之后，所有落后国家已经被卷入世界市场之中，以往用武力打开落后国家大门的做法已经失去必要。相反，殖民统治引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影响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使宗主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而且独占的排他性的殖民地占领使得殖民大国之间最终只能用战争的方式争夺市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宗主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民族自决权原则，中欧和东欧出现了一批独立国家，英国的移民殖民地获得了独立。第三个调整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开始力图用妥协的方法解决矛盾，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例如，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和《洛加诺公约》的签订。上述这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些调整是初步的、极其有限的，不足以起到全面适应现代化新发展的需要。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联盟被少数二流大国所操纵，民族自决权的承认只局限在有限地区和国家。特别是维持和平的着眼点只放在世界政治秩序上，完全忽视了维持、制约世界政治秩序的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n17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二章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第一节推动现代化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与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促成现代化稳定发展有以下主要因素。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是现代化进入新阶段后转型期的震荡，是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没有随之进行相应的调整，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战争和危机暴露出了症结所在，为改革和调整指明了方向。罗斯福新政率先进行了改革，利用国家政权调整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扩大民主范围，缓和社会矛盾。同时期在经济学理论上也出现了突破，凯恩斯主义诞生，与罗斯福新政的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处。凯恩斯主义一反传统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看做完美无缺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弊端，主张国家进行干预予以纠正，通过刺激需求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战后，凯恩斯主义普遍被发达国家接受，各国纷纷采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和日本在战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不仅清除了封建社会的残余，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按照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这些调整，生产关系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矛盾得到很大的缓解，保证了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在国际关系中，反法西斯盟国成立了新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并吸取了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国联的基础上对联合国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安理会，确立了五大国一致的原则，使联合国具有了一定的行动能力。除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外，为了维持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保护世界贸易的正常进行，避免再次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战争，还建立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时，经过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肆意践踏各国主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民族自决权成为国际关系中公认的原则。战后国际关系中确立的政治经济秩序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联合国被美国所操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听命于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维持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符合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20世纪初，自然科学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为相对论的提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理论的突破带动了技术的新发明，电子技术、石油化学技术、原子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有了重大的创新，并迅速地运用于生产。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推动了原子能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钢铁、汽车等已有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技术改造，增加了工业部门中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殖民体系的瓦解。这是20世纪上半期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和殖民地宗主国政策调整的\n延续和结果。进入20世纪后，亚、非、拉地区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多，建立了政党，制定了纲领，现代民族民主运动的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亚、非、拉国家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战后亚、非、拉地区产生了相互支援、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大大增强了民族民主运动的力量，促进了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开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放弃了17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原有的殖民地，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的势力也受到很大削弱。面对高涨的民族民主运动，难以以武力继续维持殖民统治，殖民地成为沉重的包袱。它们相继采取了非殖民化政策，同意殖民地的独立，以此保持和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联系，维持其经济利益。殖民体系的瓦解是2O世纪的重大事件，亚、非、拉国家从此获得了独立，开始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第二节三种现代化基本模式的扩大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到现代化的行列之中。各国的现代化基本都是在20世纪上半期诞生的三种现代化模式下进行的。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扩大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一些落后国家长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国内封建势力强大，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族民主运动，按照资本主义模式推进现代化障碍重重，社会矛盾尖锐，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壮大了力量，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这是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战争后期苏联军队进入东欧，支持所在国的共产党，这也是东欧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原因之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越出了一国的范围，在东欧、亚洲建立，并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从文明类型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建立在斯拉夫文明和中华文明圈内，一方面表明文明类型对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起到重大作用，即不同文明类型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文明类型的核心国家对该文明圈中其他国家的巨大影响，即苏联和中国的巨大影响力。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初期，一般都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进行土地改革，实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实行计划经济。尽管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在这段时期内，由于消灭了旧的土地所有制，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调配全国的资源，因此各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之后，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运用国家权力盲目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难以满足人民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要求；政治上的集权破坏了民主与法制，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在东欧引起了社会动荡，酿成了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表明斯大林模式必须加以改变。赫鲁晓夫执掌苏联党政大权后，开始进行改革，拉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序幕。随后匈牙利、波兰等国相继进行了改革。苏联、东欧的改革反映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苏联、东欧的改革中，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除南斯拉夫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外，其他国家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在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没有真正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弊端之所在，仍然宣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和“发达社会主义”，只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小修小补，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使得斯大林模式更加完善巩固。\n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方面也沿用了斯大林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导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所不同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经改革，都没有能够取得成效，只有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端正了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17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国情，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走上了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二、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进一步调整资本主义经历了20世纪上半期的震荡，在战后普遍采用国家干预的方法缓解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无法解决的矛盾，使得生产关系较为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进入了相对成熟时期。在不同国家，国家干预的方法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主要内容有：制订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实行企业国有化、国家采购、利用财政金融政策宏观调节经济、实行福利政策等。除国家干预外，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明显分离，管理人员专门从事经营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股票的分散有利于现代企业所需大量资金的筹集。由于科技的发展，在企业大型化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利用掌握新技术快、经营方向调整快等优势，与大企业并存竞争，各国政府也制定法律，对垄断加以限制，保 证竞争。这些调整总的趋势是顺应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在国家干预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机器制造等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大，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为第一位。在工业内部，传统的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纺织、食品等增长缓慢，石油化工、电子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和汽车等部门成为主导部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产业结构的改变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农业人口和传统的体力劳动者减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非体力劳动者人数在就业人口中占第一位。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收入大幅度增加，加之福利政策的实施，劳动者的物质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现象不复存在。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工人运动逐渐走向低潮。同时，政治体制比较完善，所以发达国家的政局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尽管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对追求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以罗马俱乐部为首的学者提出，盲目追求经济增长会造成人类有限的资源耗费殆尽，人类生存的环境会遭到严重破坏。这些观点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今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此外，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追求效率和合理，使人成为实现社会生产效率的工具，失去了自我，造成人的异化。作为反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等在发达国家十分盛行。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结束了长达20年的高速发展，进入了经济“滞胀”时期。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大体相同，但是不同文明有着自己的特点，尤其是日本文明。日本特色的文化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如集团意识、终身雇佣制、年功系列工资制等，因此有人称其为“日本式经营”。此外，日本文明的现代化属于赶超型的现代化，国家干预的力度明显比欧美国家大得多。\n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成就发展中国家是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开始全面启动现代化的。其现代化模式具有以下特点：（1）属于传导型现代化。大多数国家现代化的起点较低，内在的现代化因素积累较少，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尚处干部族阶段，是在外部因素刺激下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增加了现代化的难度。（2）带有赶超型现代化的特点。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长期和外部接触，充分了解现代化国家的先进与发达，意识到自身的落后，急于实现现代化。（3）外部环境复杂。20世纪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经形成，17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可以吸收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缩短自身现代化的时间，另一方面又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利地位，阻碍本国现代化的进行。（4）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加强。这既有利于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现代化步伐，又容易造成官僚机构庞大、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腐败丛生、经济缺乏活力等问题。（5）集中于工业化的推进。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变革，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现代化时，几乎要同时解决现代化面临的所有问题，大多数国家选择了首先推进工业化。这些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实践上看，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国有化，用国有经济弥补私人资本势单力薄的不足，进行土地改革，为工业化创造条件。在发展战略上，拉丁美洲国家大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经过短期的进口替代之后转入面向出口战略。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发展速度普遍较快，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东亚受到中华文明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人将它们和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称为“儒家资本主义”，表示与其他文明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在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摆脱了贫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不平衡的。非洲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刚刚起步，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拉丁美洲的工业化取得了成就，但是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滞后，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缓慢，军人独裁盛行，官僚腐败严重。一些国家虽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收入分配不均，造成贫富差距加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产生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等各种发展理论。第三节整体世界的发展和美苏争霸一、经济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关系的相对稳定推动了整体世界的进一步发展，特别表现在经济全球化方面。首先，世界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1948—1973年年平均增长率为7.6％，资本流动增加，1973年跨国公司达9471家，1972年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总额达3450亿美元。其次，国际组织迅猛发展。为了适应整体世界发展的需要，战后以联合国的建立为开端，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在协调国家之间关系、加强国际交流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分别在稳定汇率、推动经济发展和加强世界贸易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表明，世界经济走出了自发阶段，向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保障。\n再次，出现了区域性合作组织。地理位置相邻、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由于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为了在经济上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发挥合作的优势，加强竞争能力，在政治上消除内部分歧，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成立了区域性经济组织。1958年，法国、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1968 年，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成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7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整体世界的发展中，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处于有利的位置，形成了对发达国家有利的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由此产生了战后的南北关系问题。殖民地时期形成的旧的国际分工被保持了下来，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经济发展必要的资金，需要从发达国家及其私人资本借贷，形成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发达国家还垄断着先进的科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往往成为发达国家进行控制、干涉和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尽管如此，战后整体世界和全球化的发展主流是积极的。二、冷战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体世界的发展被美苏争霸所掩盖，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威胁着世界的和平。美苏争霸起源于雅尔塔体制。二战后期，战后的世界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在世界性大国中，英国的衰落经过战争的打击更加明显，法国败降，德国和日本失败在即，只有美国既保持了19世纪末取得的经济优势，又在战争中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苏联在战争中抗击德国法西斯，在世界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苏确立了战后两国共同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妄图称霸全球，把苏联看做称霸世界的主要障碍，同时也由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动冷战，美苏由合作走向对抗，由此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两大集团的对峙。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也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美苏争霸成为冷战的核心内容。美苏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世界，美苏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两国掌握了大量的核武器，核战争的危险时刻威胁着世界人民。两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争夺，竭力控制更多的势力范围，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相继爆发了柏林墙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一系列对抗事件。在中东战争等重大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美苏插手。美国还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美国处于攻势，苏联处于守势，对抗之中也有局部的缓和。美苏两国为了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长期对抗，造成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严重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人为地把世界分裂成两部分，与整体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美苏对峙不可能持久，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使得美苏称霸的企图严重受挫。美国庞大的军费开支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增长，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及其失败使美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国内也出现了反战运动。西欧和日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二战后初期形成的美国霸主地位发生动摇，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国家之间存\n在着矛盾斗争，但是没有像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发生战争。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西方国家善于用妥协的方法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在矛盾斗争的同时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苏联把东欧看做是自己与美国争霸的势力范围，不仅对东欧各国加以政治上的控制，双方经济关系也不平等。东欧在摆脱斯大林模式束缚的同时，开展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斗争。苏联在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仍无法阻止东欧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苏联的经济实力17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远不如美国，为了军备竞赛，不惜牺牲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导致经济结构的畸形。亚、非、拉地区国家持续进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斗争形式既有武装斗争，也有政治斗争。民族斗争的领导力量既有无产阶级，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封建王公。到20世纪60年代末，殖民体系基本瓦解，民族国家第一次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改变了整体世界形成以来亚、非、拉地区国家长期任人宰割的境地。广大新兴独立国家为了加强合作、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在1955年召开了万隆会议，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1961年，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在国际关系中独立于超级大国争夺之外，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不结盟运动兴起。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台湾蒋介石集团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世界影响逐渐增加。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界政治格局明显表现出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以两极格局为基础的美苏争霸难以为继，开始了整体世界发展中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n17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三章走向21世纪的人类文明第一节新科技革命与“新经济”的兴起一、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和新技术革命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经济形势发生逆转，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滞胀”现象，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发生表明凯恩斯主义失灵。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发达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扩大社会需求，为此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和放松信贷，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些做法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扩大，债务增加和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了通货膨胀和超过了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大。1973年的石油危机触发了“滞胀”的全面爆发。同时，“滞胀”也是一次结构性危机，传统产业日益衰落，汽车、电器等曾经处于主导地位的产业市场饱和，生产能力过剩，已有科技成果基本普及，新技术尚待开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达国家纷纷寻找解决“滞胀”的对策。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主张逐渐受到重视。供应学派不反对国家干预，但主张通过鼓励投资、增加供应，创造出需求。货币学派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物价和经济活动发生波动的根本原因，主张控制货币供应量。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了这两个学派的主张，减少政府开支，实行减税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任内基本控制了通货膨胀，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危机。英国等国政府先后采取了紧缩通货、国有企业私营化等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先后走出了“滞胀”。在同一时期，各国政府还加大科技的投入，大力推进高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兴起。新技术革命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光纤通信、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二、“新经济”的兴起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经济”取代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信息技术向其他产业部门渗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获取和传递方式以及经营方式，带动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化和高技术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再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服务业的运作方式，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新型服务方式不断涌现，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快捷地获取所需的信息知识，完成商业有关活动。与此同时，在就业人口中从事知识产业的人数急剧增加，体力劳动者人数锐减。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迅猛，保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持续繁荣。西欧国家在发展高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经济停滞不前，力图奋起直追。曾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由于基础研究滞后，造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之中。所谓“新经济”，有人认为是指信息产业，也有人认为它包括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n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人们往往用信息革命、知识经济时代等概念来形容它的重要性。新技术革命的影响现在还处在发展之中，难以全面做出判断。学术界对新技术革命的评价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标志着工业社会的结束，人类进入了后工18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业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另一种观点认为，新技术革命推动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哪种观点都一致认识到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第二节苏东剧变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出现多极化趋势，美苏两国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美苏在战略上和政策上进行了调整，两国关系出现了缓和。苏联在关系缓和的掩盖下进行扩张，于1979年出兵阿富汗。美国转而采取强硬政策，里根政府实行新遏制政策，力图通过军备竞赛和经济制裁挫败苏联。苏联实行的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技术革命兴起后，苏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长期的争霸世界和军备扩张严重削弱了其经济实力。官僚体制、独断专行、缺乏民主败坏了党的形象，再加上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导致人民普遍不满。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不得不大幅度推行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明确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步骤。他在一些问题上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旧思维，提出“加快发展战略”，因此尽管推行了私营化等措施，但仓促上马，阻力很大，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收到明显效果。戈尔巴乔夫转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维”、“公开性”、“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口号，政治思想向民主社会主义倾斜。在外交方面，苏联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出现缓和。由于改革思想混乱，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导致政治局面失控、反对势力活跃、民族分离主义盛行。1990年，苏共中央决定实行多党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1991年，苏联解体。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也相继改变了政治经济体制。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美苏两极的世界政治格局崩溃。二、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由于冷战结束，美苏争霸造成的威胁世界安全的战争危险不复存在，以美苏争霸为背景的地区性冲突，如柬埔寨问题、中东问题等，大多得到缓解或解决，世界局势总体上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之中，使得世界形势呈现出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首先，在世界格局转换的过程中，苏联和东欧等一些地区政治力量失衡，原来美苏争霸下掩盖的问题得以爆发，民族矛盾、领土纠纷、宗教纷争愈演愈烈。在南斯拉夫地区发生了波黑冲突。其次，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左右各国外交的最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如何处理民族国家追求本民族富强而导致的相互碰撞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再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冷战期间，军备竞赛、军事冲突与战争、边界纠纷等问题引人注意，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如何防止军事冲突和战争，防止国家领土遭受侵犯。冷战结束后，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降低，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成为对人类和主权国家的重大威胁。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跨国性、不确定性等特点，防范十分困难，因此危害性更大。2001\n年的“9·11”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最后，各国纷纷关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格局和世界新秩序。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上保持着长期稳定的繁荣，霸权主义膨胀，企图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18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因此以西方联盟为基础，竭力扩大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控制力。1990年，美国以多国部队的名义发动了海湾战争，加强在中东的地位。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执行东扩政策，力图把前东欧地区纳入北约的势力范围之内，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新成员。1999年，北约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名，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在亚洲，美国加强与日本的军事联盟。美国的霸权主义增加了世界的不安定因素。不过，美国难以实现独霸世界的目的，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仍在继续。首先，西欧主张在欧洲新秩序中起主导作用，在世界新秩序中和美国平起平坐，为此加快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后，力图成为政治大国，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其次，虽然苏联解体，俄罗斯实力明显削弱，但仍然拥有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力图恢复大国地位，反对美国单独称霸。尤其是普京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通过丰富的能源等有利因素，实力得到明显的增强。第三，随着苏东剧变，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尽管近年来，南方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要求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增强。第四，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摆脱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尝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国际 地位显著提高。世界多极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只有在多极化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第三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加速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20世纪70年代初美苏关系缓和以后，东西方之间开始打破对峙局面，进行交流。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因美苏对峙而分裂的世界重又合为一体。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便于经济的往来。20世纪70年代末新科技革命兴起，网络信息技术为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技术手段。在这些因素的促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产、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国际商品贸易的增长率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长率，至1997年为7．3％。1996年，全球有跨国公司7276家，雇佣员工7000多万人，占世界生产的40％。第二国际组织增多。1994年，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为全球市场的竞争与公平提供了一定的保证。1976年，美、英、法等国为了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协调经济政策，正式召开了七国首脑会议，此后每年定期召开。1998年，由于俄罗斯的加入，被称为“八国集团”。\n第三，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第四，全球化的发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加强了各国经济的互补和世界范围的竞争机制，有益于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交流的频繁有益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文化上的相互吸收以及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形成。另一18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方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他们给全球化打上了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印记，力图实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化。二、经济区域化的迅猛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同时，经济区域化也在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降低，各国纷纷致力于经济的发展，重视综合国力的提高，把经济区域化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经济区域化还是世界各地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反映，区域内的国家与地区只有在密切联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建立分工合作关系。同时，经济区域化又是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产物，参加经济区域化的国家希望通过区域内合作加强国际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上。欧洲共同体建立以后，成员不断增加，由最初的6国扩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12国，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统一的关税同盟，实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初步建立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进展迅速。1995年，欧洲共同体改称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1999年，欧盟发行统一的货币，向一体化迈进了一大步。2007年，欧盟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7个，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洲的联合还为历史上该地区大国之间频繁的战争画上了句号。它的成功为消弭极端民族主义、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亚太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富经济活力的地区，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崛起中的中国都集中在这一地区。面对欧洲一体化的迅猛发展，1989年，亚太地区国家建立了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中国同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一起正式加入了这个组织。此外，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于1994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经济区域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的安全与稳定，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n18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第四章学术动态一、关于世界现代史的主题关于世界现代史的主题，我国学者以往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世界现代史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第二种倾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把世界现代史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近年来，史学界对世界现代史的主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世界现代史的看法尤为引人注目。有学者提出，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中存在着许多线索，这些线索有交叉、有平行，涉及方方面面，如生产发展、阶级斗争、思想冲突、政治变革等。我们可以用所有这些线索来观察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但所有这些线索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现代化。由于现代化，世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成为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我们就把它叫做“现代化”。我们考察过去几百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一不是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进行的。在政治方面，我们看到战争、革命、突变、改良等，这些都是由现代化的进程引起的，最终发展出一个现代的政治体系，其目的是为了整合复杂的现代世界。在经济方面，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这些也都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侧面，表现出现代社会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对自然的征服力和破坏力。思想、文化、社会的变化要么为现代化创造条件，要么是现代化的直接后果。条件和结果有可能互为因果，现代化就在这种递进关系中滚滚而动，最终席卷了全球。所以，所有那些历史的线索都可以归结为一条主线，即现代化。几百年的近现代史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近现代世界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现代世界历史即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继承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把现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现代化在全球范围的展开现代化进程最早开始于西欧，不断向全球扩散，到19世纪末，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时间。但是，此时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主要局限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日本，亚、非、拉地区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启动。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亚、非、拉地区自身现代因素的增强，民族民主运动持续高涨。20世纪上半期，东欧和亚、非、拉地区一些国家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和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不过，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现代化的启动举步维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汹涌澎湃，不仅殖民主义体系彻底瓦解，而且东亚、东南亚、北非和拉丁美洲一些民族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推翻了旧制度，建立起现代政治体制。获得独立的新兴国\n家无不致力于发展本民族的现代经济，以赶超发达国家为目标。到20世纪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已主动加入或被动卷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2．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20世纪以前的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各具特色，如从动因的角度分类，西欧被称为原发性内发型的现代化，日本被称为传导性外发型的现代化，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从社会制度角度来说都属于一种模式，即 资本主义模式。20世纪的现代化彻底打破了资本主义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首先，必须提出的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尽管如今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俄国十月革命18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的必然性及其伟大意义是不能被否定的，它在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一些落后国家难以按照资本主义模式达到富强的目的，纷纷选择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范围。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其首要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方式推进现代化。能否把握这个中心，关系到社会主义模式能否存在下去这个根本问题。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没有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进入最后灭亡的总危机阶段，改变了列宁时期极其有益的探索，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导致苏联的剧变。可喜的是，中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明确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断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还表现在新兴独立国家的探索上。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独立以后，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它们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完全效仿欧美国家，在发展战略、国家干预等许多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有很大不同的传导性现代化模式，或者说赶超现代化的模式，其中东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社会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赶超模式本身也不是单一的，内部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多种现代化模式的诞生反映出历史发展既是统一的，现代化是必由之路；同时历史发展又是多样的，各民族有必要也有权利根据本民族的特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3．现代化进入新的高级阶段现代化从16世纪开始启动，与20世纪的现代化水平相比，也许只能算作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阶段。20世纪的现代化呈现出以加速度发展的趋势。20世纪，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经历了两次巨大变革：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二次科技革命虽然兴起于19世纪末期，但它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是在20世纪的前30年，以至于有人称20世纪20年代奠定了现代人生活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至今方兴未艾。当前，又兴起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虽然对它作出全面的论断为时尚早，但它已经显露出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全面的深刻的影响。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兴起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煤炭业、钢铁业、纺织业等。进入20世纪后，先是电力、汽车、化工、航空等部门的发展，后是计算机、航空航天、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部门的兴起，产业类型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继而转向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增大，成为经济的增长点。经济结构的变化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所有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由于社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增多，体力劳动者减少，世纪之初为数尚少的所谓的“白领阶层”在扩大，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逐渐转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形结构，中间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n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马克思在评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曾说：“工业革命创造出的生产力超过了有史以来的生产力的总和。”其实，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用于评价20世纪科技革命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更为贴切。由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有效措施，人们的物18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美国学者罗斯托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的后两个阶段“大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政治民主化深入发展。从国家政体上看，君主专制政体一个个被推翻，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民主共和制，即使保留了君主制的国家实行的也是君主立宪制。从民主制的内容来看，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区别，但不论在哪类国家中，民主的内涵和享有者的范围都在显著地扩大。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得以更新。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宗教愚昧中解放出来，运用理智和科学进行思考，人的独立性和权利日益受到尊重。传统的家族、家庭逐渐解体，社会生活出现同质化的趋向，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大。毋庸讳言，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并不平衡。现代化兴起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绝大多数首先产生于欧美原发性现代化国家，然后逐步向外扩散。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例外，欧美国家的现代化居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前列。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展示的是后者的前景，因此，后进国家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原发性现代化的许多特征并不适用于后发性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也只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因此，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只能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创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4．现代化带动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历史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限制了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整体世界的形成和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横向表现。20世纪上半期，整体世界虽然已经形成，但仍然处于自发阶段，人们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更没有采取顺应整体世界形成的措施。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整体世界发展规律所造成的恶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性，由此诞生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国际组织，整体世界开始制度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日益紧密。进入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整体世界的发展更加迅猛，全球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整体世界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商品、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日益频繁，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增多。同时，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民族自决权由理论变为现实，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相互平等的主体，少数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不同文化越出民族的范围进行接触、交流，相互吸收、融合。整体世界的发展也带来了资源、环境、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n由于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对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美苏冷战，形成两极对峙的格局，整体世界被人为地割裂。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冷战违背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但是，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居于世界前列，在整体世界中居于主导地位，由此形成了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阻碍了整体世界的发展，也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必须予以改变。不平衡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18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要特征之一，现代化及其引发的不平衡发展是现代历史主要的冲突来源。二、苏俄时期政治体制的创新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苏维埃制度。史学界对这一体制创立的原因、特点及其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苏维埃首先出现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是工人为组织和领导罢工而自发选举出的领导机构。这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二月革命时，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很快重新出现并扩大开来，在1917年3月，全俄国已经有六百多个苏维埃，其中多数为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有大批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并且有不少联合形式的苏维埃。苏维埃是广大劳动者自己选举出的组织，因此深受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为苏维埃是在和专制政权斗争中产生的组织，所以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武器，尤其是士兵代表苏维埃，直接就是革命的武装力量。苏维埃出现后，列宁十分重视这一新生事物，不断地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列宁的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苏维埃是革命政权机关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列宁针对当时的不同认识，认为苏维埃不是工会式的组织，也不仅仅是起义的领导机关，而是工人政府的萌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而这个政府则应当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方式组织起来。列宁强调，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第二，苏维埃是高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形式。列宁主张用苏维埃民主取代议会民主，确立民主的新形式。列宁认为，从权力来源看，议会民主制下的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议会，政府或者直接由议会选举产生，或者按议会通过的特定法律组成，而苏维埃则不是依靠形式上的多数人的意志，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直接选举；在议会制下，人民选举代表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而在苏维埃制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单一的人民议会，人民对政府官员不仅有直接的选举权，而且有随时撤换的权力。苏维埃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把立法的职能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在一起。苏维埃制定和通过法律，执行法律，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责任，克服议会民主制消极的一面。第三，苏维埃实行多党合作，采取多数派掌握政权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参加苏维埃并通过自己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影响并领导它，即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也不应该抛弃苏维埃。列宁勾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蓝图。正是出于这样的设想，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在实践中，彼得格勒起义期间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转移到苏维埃手中。大会选举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的常设机构，并组成了人民委员会。\n1918年制定的苏俄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为最高国家管理机关，即苏维埃政府。新型的行政和立法统一的苏维埃民主模式确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与列宁的设想完全一致。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苏维埃代表18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有社会革命党等其他党派参加，布尔什维克占据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一度还参加了人民委员会。但是，由于一些政党公然反对苏维埃制度，一些政党与布尔什维克在《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发生分歧，继而发动叛乱，均遭到镇压。结果，苏俄只有布尔什维克一个政党存在。多党共存格局的消失和一党制的确立等因素，使得苏维埃逐渐脱离了列宁的设想和最初的设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化，国家权力向布尔什维克倾斜，缺乏监督和制衡，党取代苏维埃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党内权力也十分集中。这种政治体制是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维护了革命的成果，但也为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奠定了基础。尽管列宁十分重视苏维埃的民主建设，采取了一些反对官僚主义、监督权力的措施，但未能很好地解决苏维埃民主建设的问题。三、全球化问题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进程等多层次、多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关于全球化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学说，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在这里，我们对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作一概括。1．全球化的起源对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至少在古代已经存在，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起源于16世纪。西方学者往往是以国际贸易作为全球化的标准，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出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以新航路的开辟被视为全球化开始的标志。确实，新航路的开辟实现了地理意义上的全球范围的交流与互动，欧洲逐渐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些都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的大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然而，在大机器工业经济建立之前，是否存在真正的全球化现象呢？只有大机器生产使所有国家和个人都被纳入到一个世界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可以凌驾于这一体系之上，所以也有人把大工业的出现看做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同时也作为全球化的开端。还有人把全球化的起点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例如：美国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步的，经历了一个运用各种手段成功扩张过程。此外，也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此时第一次出现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支柱的、真正具有实际影响力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这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已经纳入到全球管辖的范畴，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应运而生。最后，还有人把冷战缓和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序幕。2．全球化的范围不同学科对全球化的研究和认识有各自的特征。经济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基本对象停留在经济层面，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贸易、投资、就业、经济区域化、金融风险、福利制度等内容。社会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主要着眼于社会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前景、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内容。政治学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则把重点集中到民族国家层面上，主要内容包括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权问题、\n多层次治理问题、民族国家的命运和作用等。一般认为，全球化包括各个领域的内容。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巨大，且是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因此备受关注。3．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关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关于全球化的进程问题也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将经济全球化历18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程总结为三次浪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洲、美洲、东亚等地区的贸易。后来，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被荷兰、英国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二波浪潮出现在1815—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信成本。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的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外围。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外围”，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外围”流向“中心”。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具有新的特点。首先，世界贸易迅速增长。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外围”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产品在内的制成品。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重大的变化，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出现巨额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中达到了新水平。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也有学者把全球化分为六个阶段：1492—1760年是世界市场形成前的准备阶段；1760—1870年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阶段；1870—1914年是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阶段；1914—1945年是全球化倒退阶段；1945—1990年是全球化新发展阶段；冷战结束以来是全球化真正开始阶段。按照这种观点，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处于初级阶段。4．经济全球化的性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什么？它和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学术界对此有三种观点：全球化是中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其载体是市场经济，也可以说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新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正如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取得的共识：市场、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全球化也不能按照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全球化。全球化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现象和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全球扩张的集中表现。\n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第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现实的全球化又是由掌握着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主导作用的，它们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力求获取最大利益。因此，不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它们总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和加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识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把第一种、第二种观点结合起来，就既能看到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又能看到全球化的消极层面。18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5．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其相互影响具有两重性。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区域化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使竞争更加激烈，构成对国家的巨大压力，迫使同一地区的国家加强合作，以求增强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使世界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如贸易自由、降低关税等，迫使各国相应发生改变，这样一来，区域化的优势必然减弱。经济区域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区域内贸易、投资等方面合作加强，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流动；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伴随着保护性和排他性的加强，对经济全球化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四、欧洲一体化成功的原因经济区域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新现象，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以欧洲联盟最具代表性。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探讨欧盟成功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区域认同与联合理想。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是西欧文明的源头；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欧洲人的共同信仰。进入近代以后，在欧洲建立了许多相互独立、各自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是人们忠诚的第一对象。但是，历史上的共同文化传统提供了区域认同的宝贵资源。一些思想家由此认定历史上的欧洲曾经是一体的，并且把欧洲的重新统一作为崇高的理想，坚持不懈地进行倡导，设计了各种统一的方案。近代欧洲战乱不已，这些思想家们希望通过欧洲的联合消解战争、实现和平。这其中，不乏圣西门、康德等著名的思想家。欧洲联合的思想被传承下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精神力量。第二，真正的欧洲一体化能够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方面的观念的改变。近代以来，欧洲的民族国家无不追求民族富强，相互之间自然存在着竞争。但是，它们信奉的是国际关系理论中被称为“零和博奔”的理论，即竞争双方一方的得益必定是另一方的损失，总和为零。基于这一认识，欧洲大国都竭力抑制别国的发展，削弱别国，导致欧洲战争连绵不绝，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法国和德国世代为仇，成为欧洲能否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带来空前的灾难，使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延续传统的外交政策，必须抛弃以往的观念，寻找和解，通过联合实现和平与安全。法国、德国的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在法国看来，建立包括法国、德国参加的欧洲联合组织，有利于将联邦德国纳入共同的利益之中和欧洲的监督之下，而且欧洲联合有利于加强欧洲的世界地位，法国在欧洲联合组织中的主导作用则有助于凸显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在联邦德国看来，加入欧洲合组织，有利于消除各国，特别是法国对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的成见和疑虑，取信于国际社会，进而摆脱战败国地位，重新崛起。第三，从相对容易入手的共同利益开始，逐渐扩展联合。欧洲社会矛盾重重，如何走向联合？特别是当时许多人还在竭力削弱德国，使它永远不会东山再起，联合德国势必激起强烈反对，不可能一下子\n达到全面的联合。根据这种情况，欧洲联合的设计者们提出寻找利益的共同点，复杂艰难的联合可以首先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做起，取得成功后，合作就会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现实中，这个过程就是从煤钢联营扩大到经济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继而发展为欧洲共同体，然后是欧洲联盟。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联合也由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第四，通过妥协、让步缓和与化解矛盾。在走向区域化的过程中，成员国会发生矛盾，阻碍区域化19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的进展。对此，法、德等国采取的做法是适当地妥协和让步。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德关系。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联邦德国并不是成员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提出重新武装德国问题，遭到法国拒绝。1952年欧洲六国签署条约，决定合建一支北约指挥的欧洲军队，联邦德国提供一定的军力，结果条约被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但是，这一问题最终以法国让步得以解决。1954年10月，美、英、法等国决定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恢复它的全部主权，允许它参加北约，重新建立国家军队。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德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德国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德国孜孜以求的重大利益所在。对于法国而言，从自身利益出发显然倾向于维持两个德国的现状，但为了大局，法国对德国重新统一并未过多阻挠。第五，主权让渡推进区域一体化。近代以来，主权成为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其中包括领土主权、经济主权、政治主权、自卫权等。丧失主权就意味着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然而，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国家之间建构起超国家的地区合作机制，需要国家将某些主权让渡给超国家的地区机制，否则无法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这是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趋势。欧洲联合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煤钢共同体是在煤钢领域建立了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六国把管理煤钢生产、贸易的主权让渡给它，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调节，从而使西欧在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就是成员国将主权不断让渡的过程，从共同市场的建立到统一的货币，无不是主权的让渡。当然，这种让渡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自愿的、独立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不意味着主权的丧失，而是各国对主权的分享。尽管至今欧洲联盟的成员国依然是主权国家，但是欧洲一体化过程形成了对传统主权观念的突破，在主权让渡基础上的区域化更加坚实，也加速了人们对区域化的认同。五、朝鲜战争问题1．战争爆发原因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影响较大的局部战争之一，但是，至今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关国家官方的说法差异很大，韩国和美国官方称朝鲜战争是由朝鲜方面发动的，而朝鲜政府和苏联则认为战争责任完全在于美国和南朝鲜一方。国际学术界对朝鲜战争起因问题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斯大林指使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或是主张斯大林与毛泽东共谋；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承晚发动的内战；第三种观点认为是金日成主谋发动了这场战争；第四种观点认为不能从个人角度，而应该从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内部去寻找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持第四种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者一般都认为朝鲜战争是由美国人策划、由李承晚挑起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认为应把朝鲜战争放在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考察，大都赞同美苏对抗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有的学者提出：“朝鲜战争最深刻的起因在于战后形成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控制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格局，这种格局在朝鲜半岛就表现为围绕三八线展开的美苏两国的外交争斗和南北朝鲜的军事对峙。”“朝鲜南北双方都有意通过武力将自己的理想、权力和制度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实现\n民族的统一。问题在于北朝鲜的设想和计划得到了苏联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鲜同样的设想和计划却没有或暂时没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和支持。”还有学者指出：“朝鲜战争是朝鲜民族分裂的产物，而朝鲜民族分裂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没有朝鲜民族的分裂就不会有南北朝鲜两个敌对政权，就不会爆发19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朝鲜战争。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要对朝鲜战争承担最主要的责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一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不应纠缠于谁打响了朝鲜战争“第一枪”这一表面问题，而应将目光集中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战争爆发的条件和前提是什么。这样，对朝鲜战争起因的研究自然成为对朝鲜战争前后国际关系的研究。2．有关方面参战的原因（1）美国参战的原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其反应却是异常迅速和激烈的。学者们大多认为美国参战主要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有学者认为，美国参战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对北朝鲜的意图、南朝鲜的能力判断失误以及对战争缺乏心理准备与军事战略理论的错误等方面；必然性是二战以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美国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朝鲜战争的爆发，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美国必须加以遏制，但斯大林此时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兵戎相见。（2）中国参战的原因从朝鲜战争爆发到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决出兵援助北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美实力相差甚远，当时美国政界及军界普遍认为中国是不会出兵朝鲜的。实际上，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参战完全是被迫的，邻国已经危在旦夕，战火又烧到了家门口，美国的武力征服果真得逞，唇亡齿寒，中国也将国无宁日。”有的学者指出，美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和封锁台湾海峡导致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中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抓紧进军西藏和准备解放台湾地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不仅在朝鲜半岛使用武力，而且在台湾海峡和东南亚加强军事部署，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对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地区的全面干涉，朝鲜战争不过是美国发动侵略的借口。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决心参战并考虑一切战争决策的最根本的、最深刻的原因。还有学者强调，中国出兵朝鲜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被迫做出的决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主要有三点：避免被人指责走上铁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孤立地位；避免在中国境内与美国进行战争，从而引起中国局势的动\n荡；避免苏联借助美国把战火引向中国之机，利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兵进入中国东北。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中国介入的原因比简单地保护它的邻国更广泛、更复杂”。毛泽东的革命观念表现出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民族解放的激情和责任，表现出他渴望中国在世界政治中虽不能占统治地位但也可以成为一个中心。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忍受华盛顿对中国192\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和中国人民的蔑视，决心向美国的傲慢挑战。中国领导人希望利用介入朝鲜问题来提高新政权的国际威望和影响，恢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3．关于朝鲜战争的结局关于朝鲜战争的结局，主要有三种看法：有人认为胜利属于中朝一方；也有人认为双方在战场上打了个平局；还有人认为美韩一方取得了胜利。这三种观点虽然结论不同，但是在对战争胜负进行判定时，却大多采用同一种方法，就是以“数量分析”来计算胜负。于是，对朝鲜战争胜负的争论，就变成了诸如战争双方谁死伤的人多、谁消耗的资源多等问题的争论。应该说，以“数量分析”计算战争胜负的方法，在一定情况下的确是有意义的。但“数量分析”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得出歪曲历史的结论。判断胜负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战争双方战争目的的达成情况。对中国而言，根据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和战局的实际发展状况，能不能在短期内把敌军从三八线以北赶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朝鲜半岛战局，争取战略主动权，是最具决定意义的。中国在战争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有限的，并不是把整个美国都消耗掉，也不是倾尽全部国力搞战争赌博。事实证明，中国达成了把美韩军队打退到三八线以南、扭转朝鲜战局的战略目的，而美国在损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情况下，并没有达到其侵占整个朝鲜半岛的目的。这是中朝军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标志。六、现代化理论的演变一般认为，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主要是美国产生的。最初，它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探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阐述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规律和结果，即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工业化国家的状态和特点。现代化理论认定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全球的、不可逆转的和进步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普及初等教育等。当时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全球现代化的模式大同小异，因此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仿照发达国家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现代化理论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现代化理论仿照发达国家进行建设未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因此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呈现相对停滞状态。与此同时，“依附理论”等理论不断兴起。“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进行现代化，而是因为处于依附发达国家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富强，首先要切断“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关系。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存在种种局限；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对自家理论进行了革新和改造，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研究领域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产生日趋增强的影响。\n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理论被引入到我国史学研究中，开创者是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包括一系列重要内容，第一是观察人类历史的新视角，即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他否定了一元单线及其基础上的五种社会发展模式，提出：“同一性质与同一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第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将现代化定义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193\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全面的社会变革，这个过程是“全人类的共同过程”，“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范畴”，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第三是运用现代化理论从宏观上勾勒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现代化理论引入历史学科之后，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首先，它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模式，确立了现代化研究范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史学研究深受苏联史学的影响，“强调世界各地无一例外都遵循某种共同的规律，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按照这个理论，历史教科书把阶级斗争作为基本内容，甚至是唯一的内容，历史成了单纯的阶级斗争史。现代化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的演进。其次，开阔了史学的视野，将其推入到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的变化过程。历史学要追溯这些变化，把社会的全部内容都纳入自己的视野，并做出具体描述。这样，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推广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层次。再次，现代化研究引入到历史学科中，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与融会。最后，现代化研究与历史学结合推进了历史学的现实责任感。现代化研究是现实感很强的一个领域，它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都瞄准现实。历史学介入现代化研究之后，历史学不再是少数学者在象牙塔里研究的阳春白雪，而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赋予了历史学新的生命力和任务。当然，学术界也有人不同意现代化范式。例如，有人称，把中国近代史的主线认定为近代化，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一部近代化史，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都纳入“近代化起步”这个总题目之下，把不同性质的事件都用近代化“化”在一起，这是以“近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的观点，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如辛亥革命，它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这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不能相提并论。也有学者强调，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超出了现代化范式的范围，显示出现代化范式研究的局限性。七、当代资本主义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当代资本主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1．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我国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里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方面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二战后西方国家的股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并通过“工资储蓄”、“职工股份制”以及股份制计划等，使所谓“人民资本主义”\n有了新的进展。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这一趋向遵循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方面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产业即制造业的比重缓慢194\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上升或逐渐缩小，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迅速扩大，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信息产业渗透到社会各部门和各环节，成为主导性产业。三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有些学者认为，二战后西方雇佣劳动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受教育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劳动技能趋于高级化，蓝领工人急剧减少，即使是普通的白领工人也在减少，而掌握高新科技的知识型工人数量迅速增加。随着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涌现，还出现了“金领工人”，使就业层次多元化。还有学者认为，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一种突出现象，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为稳定。也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原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不存在中产阶级化的发展趋势。四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变化。有的学者认为，二战后西方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国民经济进行着全面的干预和调节。也有学者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调节，或者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或者通过财政、货币、收入等经济政策的运用，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或者通过在国家主导下建立和完善防止垄断、促进竞争的制度等方法，对市场制度进行干预；或者对分配进行干预，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学者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这些调节、改良和改善，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一定的生命力。2．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什么地位和阶段？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历史上，资本主义在20世纪以前是自由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后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这些学者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究竟是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新阶段，还是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并列的垄断资本主义的 两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有人撰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资本加速向国际化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则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倾向，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结合在一起向全球拓展，资本主义经历了自由资本、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之后，目前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国际垄断资本阶段。三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把当代资本主义看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学者，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总是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框架内来考虑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当开阔视野，跳出垄断资本的框架，\n以现代蒸汽化、电气化、信息化这三次科技革命为坐标，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和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阶段性。按照这个标准考察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是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成长，可称为封建资本主义；第二阶段是蒸汽化产业革命和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得到全面自由发展，可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第三阶段是电气化产业革命和垄断组织获得很大发展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第四阶段是信息化产业革命和社会化程度极大提高后，从20世纪80年195\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代以来，可以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当代社会资本主义有六个主要特征：一是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层次更多；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程度也更高、范围也更广、层次也更多，如社会资本股份化，股份资本职工化、大众化、分散化、全球化；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大变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明显表现，工人阶级出现新的趋势，即白领化、多领化、知识化、有产化；四是国家政府的社会职能、社会化程度大为提高，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全面发展的推进器、全民利益的协调器、各种社会矛盾的磨合器；五是全球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大为增强，国际关系更加社会化；六是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除了工农集资自办的企业与合作社在增长外，还有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政府加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调控、采取各种福利措施等。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由于具有以上六个新的特征，被称为社会资本主义是合适的。总之，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的认定不仅包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也包括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总体认识问题，需要认真研究。3．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原因，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是新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自我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三是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巨大利润。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作用和影响，大多数学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任何调节和改良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所以它尽管有用，但也相当有限。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总体上仍然有力地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各种固有矛盾依然深刻，其前景必然是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但社会资本主义显示出相当强的生命力、竞争力和调节力，社会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有可能推进到资本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再发展到未来完全的社会主义。八、20世纪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诞生于人类文明的一定历史阶段，诞生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并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因此， 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观察世界现代史的重要视角。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的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动，中东、中欧和东欧地区按照《凡尔赛条约》重新组合，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表现\n为国内统治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加强，对内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对外图谋别国领土和报复心理；作为被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加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大国 沙文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第二次浪潮发生于20世纪50—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进行组合，形成冷战局面。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的共同性有时掩盖了民族主义。英、法、西德、日、意等国力图摆脱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和政治上的依从地位，以民族主义整合国民意识，以求重振国力。在社会主义阵营196\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中，各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桎梏，走真正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则运用民族主义走上独立道路，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特别是冷战的结束引发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分离主义运动，苏联和南斯拉夫联盟解体及这些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根源都在于民族主义。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民族主义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富强，把本民族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身的繁荣，侵略掠夺它们眼中的“劣等民族”，同时竭力抑制削弱其他欧美国家。民族主义是导致相继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主要目标是实现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一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主义，其目标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在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转向追求民族的富强，有人将其称为“经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纠纷，再加上一些国家重蹈西欧历史上自我中心主义的覆辙，民族主义膨胀，谋求地区霸权，导致地区纷争不断。二是在民族主义的发源地西欧，出现了地区联合组织——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追求民族富强的目的没有改变，但是调整了具体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迄今为止，西欧各国之间再也没有发生战争，而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保持了发达国家的地位。三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民族主义。美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认为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最为优秀，美国有责任将其推广到全世界的这样一种使命感。美国在冷战中鼓吹维护和推广自由民主制度及其价值观，敌视遏制其他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正是体现了这种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苏联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关系中，经常表现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其背后隐含着民族利己主义。苏联与美国长期冷战不止，原因之一是苏联谋求本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苏联表面上宣扬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使本国的民族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四是两个阵营内部摆脱大国控制的民族主义。第三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以后。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民族主义与没有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重要性下降，相反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第一，冷战时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暴露出来，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地区，一些在高压政策下长期得不到的民族主义诉求，由于苏东剧变造成的失控和动荡，一下子释放出来，民族分离主义活跃。在这一地区，出现了二十多个新的独立国家，而且车臣问题、波黑内战等纷争不断。第二，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与国家之间接触空前频繁，在加强相互联系的同时，也使得相互差异更加凸显，矛盾冲突增加，强化了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而且，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居于优势地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n于不利地位。为了保卫民族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拿起民族主义武器，与发达国家进行斗争。除此之外，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支配作用，各国都在重新确定国家的指导思想。由于世界上基本都是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本民族的利益是各国制定政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由此民族主义代替意识形态，在相当一部分国家起到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后冷战时代世界出现了“泛民族主义”的趋势。197\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民族主义依然有存在的必要。然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发挥民族主义的积极面，消除其消极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九、冷战研究冷战始于第2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四十多年。在这段时期内，冷战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对世界各国乃至整个国际格局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余波犹存。1．冷战的起源对冷战研究，起源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外学者围绕冷战起源，就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等问题展开讨论。西方有学者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正是因为苏联追求和扩大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美国才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从而保障“自由世界”之安全。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冷战起源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是“美国霸权论”。有学者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因此，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这种观点曾长期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相继提出了下列其他不同观点。其二是“美苏共振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矛盾愈演愈烈。从苏联来看，二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展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二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苏联与美国对冷战的爆发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三是“综合作用论”。这种观点认为冷战的起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导致冷战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美苏在战时的军事合作就孕育着冲突的种子；美国政府旨在支配世界的全球战略；美国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其把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视为谋求世界性扩张；美国的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膨胀，刺激了它到处扩张的欲望及遏制苏联的自信；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刺激了美国政府内外的反苏情绪；在伊朗和黑海海峡问题上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做法成为美国对苏联强硬方针的一个诱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抗争；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还有学者从三个层面剖析了冷战的缘起，“从国际层次上看，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二战后地缘政治因素逐渐使东西方形成战略对峙，双方互感‘安全威胁”’；“从国家层面来看，美国综合国力和核武器的优势，使美国确立了‘\n领导世界’的国际战略，并首先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从决策者个人层面看，‘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家的政策建议则是促成华盛顿选择‘遏制’道路的重要因素”。其四是“英国主动论”。关于冷战的起源，学术界一般强调美国的作用而忽视英国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就西方国家来说，冷战的主力是美国，但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积极响应、配合、推动和促进，美国也是孤掌难鸣的，因为毕竟冷198\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战的主战场是在欧洲，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被西欧国家请来打冷战的。在整个冷战形成过程中，英国政府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充当美国的政治导师，鼓动美国走上冷战道路；二是在美国举起冷战帅旗前担任临时主帅；三是在冷战开始后做冷战的急先锋。有学者甚至认为，英国不仅是实行对苏遏制政策的急先锋，而且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促成者。2．冷战的影响学者们一般对冷战持否定观点，认为美苏冷战把世界人为地割裂为对峙的两部分，把人类拖入战争的边缘。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阐释冷战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作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冷战是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的一种交叉与共存。鉴于冷战并未演变为一场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浩劫（尽管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的逻辑和人类所掌握的技术手段来看，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的），冷战更多的是一种和平状态，而不是一种战争状态。因此，“冷战”应被当做一种中性的历史表述词语，而不应被当做一种在总体上来看带有负面含义的历史概念。还有学者指出，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场影响着世界的美苏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最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彻底失败。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也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二战后宽待德国和日本，促使中西欧一体化起步，在客观上有力地促成德、日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源自冷战的军备竞赛和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以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不易受伤害性。历史有可能最终证明，冷战的真正结果并非美国的真正胜利。3．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冷战从一开始便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交锋。冷战期间两大阵营的划分，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标杆。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场决定双方力量孰强孰弱的争斗，更是一场涉及双方制度孰优孰劣的竞赛。一般认为，冷战的结束以苏联的解体为标志。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抗后一种思想行为上的“内在投降”。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物质的力量，而是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往一些学者认为，在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们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承诺。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起到了重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具有相同或相似意识形态信仰的国家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而结合到一起，也会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分手。意识形态为决策过程和结果提供合法性的依据，信念和信仰构成的道义作用有时超过了纯粹的物质力量。\n但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力量会随着人民对它支持的减弱而消退，在政策制订与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力也必定会不断减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为什么冷战越发展到后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在总体上越来越不突出的原因所在。十、世界多极化问题1．基本概念199\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多极化是当代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词汇。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世界多极化的全称是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简称多极化。世界格局是人们从宏观上观察国际形势的基本出发点，而所谓世界格局，指的是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强大的综合因素，能在不同程度上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国家）或力量中心（国家集团）的战略布局，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构性状态。有学者认为世界多极化主要是指政治多极化，但也有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多极化不能称作政治多极化，离开了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要素，也就形不成“极”。如若把多极化归之于政治多极化，那么中国现在就堪称世界上的“一极”，因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影响十分重大的国家。可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条件来衡量，还不能说是“一极”。如若仅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作为经济大国而不是政治大国的日本，在世界多极化格局中就没有它的地位了。如若仅从政治角度来衡量多极化，那么西欧和美国就可以纳入冈一政治力量中心的范畴，而事实上，法国、德国等西欧大国与美国在世界多极化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再说，世界多极化的前景是多极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前景岂不成了多极政治？不能为了与经济全球化提法相对应，便以词害意，将世界多极化改称政治多极化。世界多极化是针对先前的两极世界论和后来的单极世界论而提出的。多极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多极世界业已形成，多极化不等同于多极世界。在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最终定型之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多极化进程有时快速，有时缓慢，带有曲折性。2．多极化的历史根源有学者从世界格局的历史演变论证了当代多极化的必然性，指出多极化的根源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这一进程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人类童年时代，不同风格的早期文明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形成和发展就为世界的多样性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力量以及与之相伴的一整套观念和价值系统给世界多极化进程注入了崭新内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各地不同的观念和文化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或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地影响和支配整个世界。不同观念、不同思想和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补、兼收并蓄始终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近代的西方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虽然这期间英国一度称霸世界，但很快受到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挑战。多极格局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风起云涌的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增加了多极化进程的主体性力量，同时也给单极霸权准备了对抗力量。非殖民化进程一是改变了欧洲中心的文明发展格局，使世界的各种文明有了合法的地位；二是将主权平等的观念扩展至整个世界，建构了现代的国际社会体系。从世界格局的历史演变来看，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可能出现单极格局，但很快有其他国家追赶上来，因此没有绝对的单极世界。相反，多极体系和多极化时期占据了主流。\n3．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的关系当代世界的整体发展贯穿着两条线索：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似乎是相矛盾的，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整合在一起，多极化似乎是一个分散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有利于推进多极化。因为多极化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200\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力量和科学技术。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世界经济呈“三极”发展趋势，这在政治上是有利于多极而不利于单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合作，而且往往也包含着民族国家为解决共同政治问题以及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而进行的合作。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多极化进程刺激了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反过来区域集团化又增强了区域性力量，为其形成和巩固世界多极中一极的地位提供了物质条件。欧洲联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欧盟的崛起对美国企图建立和维护单极霸权的努力形成重要的牵制和制约，从而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的效应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有可能发生不利于美国单极霸权的根本性逆转。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其和平崛起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重要标志。迄今为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是经济上的独立体。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十一、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说，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之外的安全威胁。这一概念产生的确切时间已很难查证。大体上，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报告面世后逐渐萌生、冷战结束后的近十余年得到强化的。当时，欧洲的一批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罗马俱乐部”名义下，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著名报告，率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预警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非军事性灾难（如生态退化带来的灾变）。两极对抗格局的终结，一方面使国际社会遭受全面军事对抗和整体毁灭的可能性大大下降，另一方面使过去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安全威胁受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突出，还直接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有关。严格地讲，非传统安全中的多数实例并非始于今日，譬如说，恐怖主义古已有之，国际冲突则一直与国际体系相伴，生态污染更直接与近代以来的工业化相关。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如新的全球性贸易和人员往来、各种信息传播手段的改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强化等，使得这些对人类正常活动和国际社会正常交往的威胁变得日益严重，有些看上去甚至逼近失控的边缘。非传统安全类型很多，人们比较熟悉的典型事例有：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以挽回的生态污染，亚洲、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了十多年，“9·11”\n袭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令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国家日益贫困的恶果。正因为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好似蒙面杀手，多半“来无影去无迹”，杀伤力强大且带有突发性，有时事态看上去相当孤立，有时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形态、边界和活动规律往往难以确定，使追踪和应对它们的努力变得相当困难。如果说，传统的安全威201\n 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胁可以通过譬如讲“战略研究”摸清其特征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肯定得有新的思考和应对方法。其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它们发生的形态及蔓延的层次更加复杂多样。比方说，这些威胁既可以针对国家和政府，也可能瞄准社会和个人，还可能带来邻国区域的动荡和全球性的不安；为了对付这些威胁，不能不更多借助于多边机制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参与，包括多种非政府组织和跨领域、跨学科力量的加入。再次，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多半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更多植根于社会体制、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结构性根源，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既有结构和安排的惩罚，譬如是对南北世界日益悬殊的经济差距的惩罚，是对旧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安排的惩罚，甚至是对落后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某种惩罚。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某些非传统安全的肆虐，不仅引发社会危机和政府失信，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和国家间贸易，而且孕育出一些新的冲突源并导致国际关系新的紧张；在某种意义上，一些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对现存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特殊惩罚。显而易见，对于非传统安全现象，人们必须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思考角度。举例来说，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所谓“高级政治”，如战争与和平、外交结盟或势力均衡等，研究对象通常是以国家为单元的行为体，国际关系实际上只是国家间关系，安全研究几乎等于国家战略研究，至多加上一些外交行为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而非传统安全概念经常要涉及金融贸易、环境保护、信息过程乃至社会日常生活的各种局部细节，因而被视为“低级政治”，很少受到重视；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载体比较复杂，它们不一定是国家政府，而可能是比国家单元小的社区和个人，或者是跨国界的组织（如NGO，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行为，追踪和分析起来都比较困难。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比重等；现在，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和个人的个体安全；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参考书目1.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现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当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3.钱乘旦、王宇博主编：《换个角度看历史：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5.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6.高德步总主编：《世界经济通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7.方连庆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n1.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