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张与融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15页

夸张与融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历史论文夸张与融贯：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扎米托作为围绕着历史学实践的论争中的一个阶段，后现代主义已然结束。这场世纪末的热闹风潮而今已是强弩之末。它阐述了一种史学“理论”，而这种理论从未形成足以开宗立派的实践。尽管它确实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但往往是以夸张(hyperbole)这种转义(trope)来提出这些问题的，这使得它们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夸张是一种浮华的转义；它为了修辞效果而进行戏剧化的夸大。一再重复钝化了这种效果，持续的使用令人对它感到麻木。是时候继续前进了。在1970-2000年这段时间里，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代表了历史学家们——更多的是史学理论家们——对批判理论中的一波创新潮流的反应。如斯蒂芬·巴恩(StephenBann)所说，后现代主义援用了“一种晚期批判知识的框架，它包含了拉康的新弗洛伊德主义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语言学在当代的进展[从斐尔迪南·德·索绪尔到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在这之中还必须加上米歇尔·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当然还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解构，才成为一座完整的后结构主义圣贤祠。使其进入史学理论的著作是海登一}不特(HaydenWhite)于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Metahistory）．但它的理论核心是在罗兰·巴尔特之前的一篇文章，《历史的话语》(“TheDiscourseofHistory”)中被描绘出来的。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最杰出的代表除了怀特本人，还有路易斯·明克(LouisMink)、莱昂内尔·格斯曼(LionelGossman)、汉斯·凯尔纳(HansKellner)、斯蒂芬·巴恩、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nLaCapra)、罗伯特·伯克霍福(RobertBerkhofer)以及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怀特、明克、安克斯密特及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对史学关键性的介入就在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从证据到文本的过程”，即历史写作(historicalwriting)这个被传统上专注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research)的史学理论所忽视的研究领域。用安克斯密特的话来说：“了解事实只是预备性的工作……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事实整合进一个前后一致的历史叙述。”这便将考量的重心放在了历史综合(historicalsynthesis)，亦即解释性整合(interpretiveintegration)这一步骤之上。按伯克霍福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史观强调了“内含于综合过程之中的解释的结构”（文本表现）与“被假设为是合成的基础的事实性的结构”（指涉）之间的张力。在伯克霍福看来，按照“文本主义的”论证，“历史学指涉性的一面如此之多地——有人会说是全部——变成表现的和叙述的一面，破坏了历史生产所声称的那种总体而论的事实性权威的效果”。对安克斯密特来说，当历史写作“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对过去的）重构与（当下的）创造之间的界限被超越，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轮廓被消解之时”，历史学实践中的后现代主义便兴起了。凯尔纳评论道，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历史文本成为了诸种文本中的一种，应该研究其构成的技巧，历史写作的话语所需的技术，以及它声称能够以此表现实在的那些手段”。在他的《语言与历史表现：使敌事变形》（LanguageandHistoricalRepresentatzon:GettingtheStoryCrooked）一书的序言中，凯尔纳宣布，后现代主义重视“对历史表现的研究”，“对历史文本的持续关注将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使故事变形’，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文本”。凯尔纳挑战了那种认为存在着我们要去弄清楚的“外在的故事”(“story\noutthere”)的观念。故事——叙述——总是历史学家的建构。对凯尔纳来说，“使故事变形”的目的就在于，它迫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历史的文本上，而不是（像穿过透明物一般穿过文本）集中在它的内容上。在凯尔纳的书中，他非常强烈地倾向于一种“文本主义”：它从海登·怀特将历史与编年对立起来的做法出发，将一切都归于修辞。对怀特来说，历史写作并不意味着简单地以时间顺序记录“事实”（纯粹的编年史）；它包括对叙述的制造——通过选择、组织“事实”来实现融贯性的一种“情节化”(“emplotment”)。在对这些事实进行描述之时，我们已经使用比喻将一系列价值判断编码(encode)在内，而解释则会在之后将这些价值判断收获为“意义”。凯尔纳解释道：“在制造叙述之时，别的一些成分取得了控制地位，它们不是来自证据，而是来自意图表现证据的语言。”《在话语的转义》（Tropicso，Disco“，．se）与《形式之内容》（TheContentotheForm）中，怀特的立场大幅度地转向了一种毫无保留的文本主义。在《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TheHistoricalTextasLiteraryArtifact“)-文中，他声称：“任何给定的历史事实的‘系列’之‘总体融贯性，都是故事的融贯性，但这种融贯性只有通过按照故事形式的要求来剪裁‘事实’才能够实现。”因此，对怀特而言，历史叙述是“语词上的拟构(fiction)，其内容不仅仅是被发现的，在同等程度上也是被发明的，其形式与文学叙述之间的共同点比与科学叙述之间的要多”。总之，凯尔纳和怀特强调历史作品中想象性和文学性的一面；实际上，他们离拒绝承认任何指涉性已相去不远了。在他开创性的论文《历史与文学》(“Historyand\nLiterature”)中，莱昂内尔·格斯曼将文本主义的论点有力地推向了指涉性的消解。“历史学家的叙述”，他写道：“不是建立在实在本身或它的清楚明白的图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能指之上，正是历史学家自身的行为将这些能指转变为符号。”在这一立场上，他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罗兰·巴尔特。“巴尔特主张，历史话语之[不可救药的]实在论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中的一部分……人们借这种实在论来避免承担他们的自由以及他们作为意义的创造者的身份。”“巴尔特清楚表明了，诗与历史都是符号学系统。不存在自然，不存在符号和意指行为以外的东西。”“巴尔特……对一切不承认历史文本之语言学特性的做法抱有格外的批判态度。”斯蒂芬·巴恩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巴尔特来表述他的后现代主义史观。事实上，他将巴尔特的文章重译为英文，以扩大其影响。然而，巴恩在距离完全抛弃指涉性一步之遥的地方停了下来：“巴尔特似乎是暗示，对‘实在’的关注已成明日黄花……我本人则并非如巴尔特在1967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这一点如此确信。”巴恩同意巴尔特所说的，不存在“可观察到的、文本自身的特征”来保证历史与拟构之间的差别。他下结论说，使这一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区分成为可能的，只能是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惯例。为了支持这一点，巴恩以赞成的态度引用了路易斯·明克的一篇文章。明克主张，当历史作品的构成趋于完善之时：\n叙事史与叙事性的拟构将会走得比常识所能顺利接受的程度更近。然而常识性的信念一一历史为真，在拟构并非如此的意义上——决没有作废，尽管对于它是在哪种意义上为真，尚需修正。我相信，如果常识被从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一处堡垒中引导出去，那将会是灾难性的。因为我们对拟构的理解需要与历史进行比照，正如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需要与拟构比照。我们对于想象性拟构的反应的性质及其在生活中的运用，要求我们自愿地搁置怀疑；但除非通过学会如何区分拟构与历史，即辨明它们是为各自的描述要求着不同的真实性，我们不可能学会应该如何以及在何时搁置怀疑。如果这种区分消失了，拟构与历史将双双堕回神话(myth)；它们将与神话无异，正如它们彼此无异。从某种程度上说，巴尔特1967年的作品似乎是以夸张的手法将情况推向了这片泥沼。如南希·帕特纳(NancyPartner)所说，在历史之服从于现实性与拟构之游戏于可能性之间，仍然存在着坚牢而不可抹消的区分：如果在拟构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类型上的区分（这样一种区分目前仍然存在），这种区分将在极大程度上倚重于高度专门化而谨严的用于辨别、选择和解释材料的方法，从那些材料中或可以建构起一种声称自身是非拟构的(nonfictional)叙事。这种区分还倚重于叙述的角度一讲述者与被讲述之物之间所隐含的关系。这些都是程度上的区分，而不是种类上的……历史之真必然是某种接近于方法上的严正性的东西，它在哲学上所忠于的是实用主义，而非相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夸张相对，帕特纳站在坚定的实用主义立场上。莱昂奈尔·格斯曼也在三思之后寻求一种实用主义的折中。格斯曼在《朝向理性的历史学》（TowardsRationalHistoriography）一书中主张，“可以说，叙述决定证据的程度与证据决定叙述同样多”。在理解这里所说的“同样”(asmuch)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与“不是／就是”(either/or)这种全然肯定或者否定的夸张相比较。在《重思思想史》（RethinkingIntellectual\nHistory）中，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探讨了“文本帝国主义的幽灵”或“泛文本主义”的问题，并且下结论说：“当文本这个概念本身就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就陷入了令它变得瘫痪而空洞的解释困境，而那是人们在诉诸文本性的概念时本想避免或者至少是推迟其到来的。”然而他坚定地拒绝将德里达的名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解释为“对文本内(intratextual)的自恋主义洞开门户，或是对被解放之能指的无拘无束的游戏的认可”。这句名言与巴尔特的“事实不过是语言学上的存在”（被怀特用来作为他的《形式之内容》的题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倾向于夸张的。拉卡普拉承认：“在最近的思潮中如此显著的对总体化的批判，不应退化为一种对碎片化、去中心、做联想‘游戏’的技巧的无差别依赖。”后现代主义之“喜爱话语的困境，耽溺于反常和偶然之物，[代表着]这样一些危险的趋向，要将所有控制性界限等同于总体化之统治、并因而削弱任何对于批判理性的构想。”尽管文本性毫无疑问总会使其指涉发生改变，但这并不就可以推出，文本性抹杀了其指涉。“不透明性”(“opacity”)的观念是一种夸张。通过援引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Ginzburg)的证言，克里斯·洛仑兹(ChrisLorenz)极其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承认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不是“透明的”……并不会导向后现代主义耆们所钟爱的那种结论，即语言是“不透明的”，不能够与实在相符合并指涉实在；这导向了远为更加“实在论”的结论，即指涉与符合必须被解释为是相对的，内在于具体的概念框架——如卡洛·金兹堡在他批判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时[将其作为“反转了的实证主义”]所暗示的那样。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以一种对经验探究的还原论式的过度简化，将“实证主义”打扮成了它观念上的“他者”，如此一来，就动摇了历史与证据或凭证之间的联系，从而硬将历史归为拟构。\n“后现代”学派的史学理论家们宣称，史学实践与“认识论”毫无关系；并且他们坚持认为，历史学不应当被视作一门“科学”甚至一门“学科”，而仅仅是一种“话语”。在我看来，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诉诸早已过时的认识论概念和科学概念，而科学哲学和一般认识论的哲学之最先进的分支已向人们证明，这些实证主义的残留物是不可信的。过去五十年来的研究已摧毁了那种“科学”的统一论，而逻辑上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正是将该理论投射到实际的自然一科学实践之上，并且轻率地认为它使历史科学的理念颜面扫地。没有任何科学上的统一论仍然有效——实证主义的那种更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远为不统一的、依情况而定的、有条件的关于经验探究的理论，它既适合于自然科学也适合于人文科学。如今，在“两种文化”之间达成根本性和解的前景或许会成为现实。这种和解并不像实证主义那样，一开始便将历史研究贬抑至本质上低下的地位。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回归，对我们当中那些希望在历史主义的批判者面前——不仅是老派实证主义的、同样还有后现代的——肯定历史主义之健全合理的人来说，可谓是正当其时。2002年，在《历史表现》（HistoricalRepresentation）一书的开头中，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宣布：“是时候在传统史学理论之语言学上的天真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的夸张之间寻求一种中道（juste\nmilieu）了。”他承认：“历史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真正的争论关涉到历史经验的本质，以及历史实在在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之中所占的地位”，这是因为，“历史主义、即便是后现代主义也不会否认，并且也不能否认，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在这门学科中，无论去如何设想历史实在，它都是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被描述或者表现的”。安克斯密特一向尽力承认历史主义在史学实践中的重要性。“没有哪种史学理论比之历史主义，令历史写作获得过更大、更当之无愧的胜利。”但他提出，历史主义是半途而废了，而后现代主义将历史主义推向了它激进的结论。无论如何，对理论的检验最终要在实践中进行，安克斯密特承认：“后现代主义是否比历史主义更能支持史学实践，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事实是，后现代主义受到了安克斯密特所警示的那种夸张的极大困扰。我着实认为，夸张在安克斯密特本人那里便时常如脱缰之马一般，尽管他用心是良好的。如布鲁克·托马斯所评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倾向，使后结构主义者们沦为了他们声称是深恶痛绝的那种总体化的受害者”。约翰·透斯(JohnToews)以恰如其分的反讽评论道：“人们开始感到好奇，我们是否可以在毋需停止去‘做，历史并自拘于对它的思考的情形下，避开某种指涉理论或者表现理论的陷阱。关于文本、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间那看似是循环性的关系之语言学上的密度与复杂性的理论，难道不是超出了它可能的用途——要么是对史学实践的澄清，要么是对它的指引——之所需吗？”理论必须要使实践成为可能，而不是去阉割它。因此，我希望捍卫一种仅仅是被安克斯密特简短提及的立场：“二十年前，历史哲学是科学主义的；人们应避免走相反的极端，将历史学视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历史主义是二者之间的中道：历史主义保有了对于历史的科学主义取径与文学取径中正确的东西，而避免了它们都有的夸张成分。”然而，那正相反的极端，即安克斯密特所同样希望丢弃的“传统史学理论之语言学上的天真”又如何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赞成“语言学上的天真”，然而我要提出，\n“传统史学理论”——至少就解释学的历史主义而论——并不像安克斯密特所断言的那样天真；而且，它能够将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中合理的部分吸收到健全的史学实践之中。在视解释学的历史主义为“天真”之时，安克斯密特走得太快了，他混淆了某些至关重要的区分。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断定：“以解释学理论为典型的史学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惊人的奇观，该理论在建立一门据称是科学的学科之时，却拒绝赋予它经验性的基础。”针对这种怪异地曲解了解释学的历史主义的看法，我希望举出另一段安克斯密特的话，这段话似乎对于历史学家们实际所做之事有更准确的领会：“历史学家必须在我们相对熟悉的，人类过去所做、所写或所思之事的大杂烩中，找出一种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所知的模式(pattern)。”在此，“找出一种……模式”的说法至关重要。注意：是找出，而非制造；而模式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融贯性。在这里，我们触及了历史学家的技艺（metierd’historien）之核心。安克斯密特在与这个至关重要的段落相关的地方写道：“表现首先是一个划定轮廓，表示一个对象或实体在何处‘结束’，下一个对象或实体在何处‘开始’\n的问题。表现处理的是前景与背景之间、重要者与无足轻重者之间的差别。”事实上，这正是历史主义所要做的事情。“历史主义的历史写作是一门划分界限，区分前景（重要者）与背景（不重要者）的科学。”解释学的历史主义追求的是给出一种描述，如安克斯密特所承认的那样。这关涉到的不是重演（如柯林武德那样），而是理解；归根结蒂，这才是知（Verstehen）的本源意义。在此，我们考虑的是一项认知性的而不是神秘的工作。这并非否认在此过程中想象力发挥的作用，而是在坚持，这是一种被解释所驾驭的想象力，而非信马由缰地驰入幻想的境地。一位以经验的方式去思考的历史学家会参考文本、手工制品、考古学遗存、各种必须被视作对过往之证据的史料的现实存在。解释学对这一点，以及对它的困难和缺陷之处（“解释学循环”）都相当直言不讳；因此，说一种“隐蔽的议程”损害了它的规划是错误的。具体地说，我希望坚持，作为一种经验探究，史学实践不能丢弃证据的支撑，并因而不能丢弃对现实性的某种形式的指涉，无论在过去并不在场的情况下这多么成问题。它更不能丢弃某种对融贯性，对有意义的、可以被区别性地评价的编排的诉求。凯尔纳将传统的历史学家们描述为除了对融贯性的神经质的关注之外便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对他们来说，“历史文本的语言必须表现一种总是追求融贯性的思想图景”。实际上，“这种对融贯性的假定仍然是用以捍卫历史学的首要论点”。凯尔纳质疑这种“对融贯性的没有根据的假设”。从而，对融贯性的攻击已成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主要方面，特别是当它被应用于历史学的时候。在融贯性的传统中，难道就没有什么值得抢救的东西吗？问题在于：历史学家要如何将“理论”革命所提供的那些强有力的洞见吸收至其技艺的实践之中？在这种史学实践之中，“语境化”处于中心地位。罗伯特·伯克霍福写道：“语境化是历史理解与历史实践的一种——有人会说是唯一的——主要方法。”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亦评论道，“‘语境化’通常被等同于历史理解本身。”然而，站在后现代主义一边，海登·怀特反对说，“认为这种语境、这种‘历史背景’具有一种历史作品本身绝不可能具有的实存性与可及性”，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仿佛要领悟从千万历史文献中搭建出来的过往的世界，比探寻摆在批评家面前的单独一份文学作品的深度更加容易一样……历史文献并不比文学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更透明。那些文献所形成的世界也并不更容易接近。历史文献并不比文学文本更多地是‘被给定的’”。拉卡普拉详细解释道：语境本身是某种文本……它不能成为对文本进行还原论解读的场合。相反，语境本身引出了一个类似于“文本间性”的问题。因为理解语境时遇到的问题\n在理解语境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时更甚——是关于探究一组多少是彼此相关的语境间那些相互影响的关系。只有这种比较的过程本身，才为一种试图确定任何给定的语境之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创造了其“语境”。这些观点严重挑战了对语境化的不思进取的依赖，但它们既没有充分地驳斥这种理路，也没有提供一种完善的办法，来替代这种理路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试图贯彻这一论点，以反对语境与融贯性。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一篇早期作品最好地代表了这种立场。当他与佩雷兹·扎格林(PerezZagorin)在1989年《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上争论时，他加入怀特等人的阵营，采取了一种后现代的“建构主义”立场：“从其叙述意义上看，文本之于过往并不是透明的，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至它自身，并以此遮蔽了人们对过往本身的观察。”他坚持：“不存在被给定的过往，使我们可以将两个或多个文本与之比较，来发现它们中的哪个与过往相一致，而哪个又不相一致。”安克斯密特详细阐述道：历史学家的语言不是透明的、被动的中介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见过往……我们不是透过历史学家的语言来看过往，而是从它所提出的角度来看的。\n对新史学来说，文本必须处于中心地位——它不再是一个人们透过它去观看（过往的实在或者历史学家作为著者的意图）的层面，而是历史编纂者所必须正视的某种东西。在新史学中，这种关于历史文本的不透明性的新假设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冲突、迟疑、模棱两可之上——简而言之，是那种保罗·德·曼称之为历史文本的不可确定性的东西，在其中文本的不透明性显现了出来。由于已被建构出来的各种表现（解释）是接近过往的唯一途径，安克斯密特声称，将原本的过去与对它的重构划分开来，这种做法越来越成问题了。他强有力地主张说，对历史表现而言，没有一种决定性的现实独立于我们的概念化而存在。他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过往本身之中，不存在任何融贯性……而是……语言层面的融贯性[必然]决定了我们如何构想过去。”在《叙事的逻辑》（NarrativeLogic）一书中，安克斯密特写道：“过往仅仅是在叙述中被建构的。叙述的结构是一种被赋予或施加在过往之上的结构，而不是过往本身之中客观存在的类似结构的反映。”因而，“历史学家们如此频繁地提及的那些过往之中的对象，如思想的、社会的、或者政治的运动，甚至国族(nations)或社会群体，在过往本身之中都不具有独立于叙述的地位：它们仅仅从叙述中产生，也只能由叙述来证明其正当性”。“我们所有的不过是由历史学家在[过往遗留给我们的]踪迹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建构（这便是使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这个术语的缘由……）……甚至‘重构主义’[‘reconstructivism’]这个词也会是不合适的。”再一次地：“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对于某些主题碰巧具有的各种历史叙述之间的‘文本间的，相互作用。”历史实在不过是在某件事情上可使用的那些叙述间的共同之处：“它们相互交叠之处决定了对这一组文本来说，历史实在究竟是什么样子。”简而言之，表现或叙述“不过是组织我们对过往的知识，或给予其形式的工具”，但“[它们本身]并不指涉或描述过往”。这带来了一系列关于历史叙述的新的考虑，因为评判表现之标准本质上是美学的。安克斯密特确实主张，对于历史，一般来说“美学优先于认识论”。相应地，“认识论上的概念，如指涉、真、以及意义，不能使我们理解历史写作”。表现与被表现者之间的美学关系符合隐喻(metaphor)这种语言学转义。安克斯密特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是“透过”隐喻（作为透明的语言中介物）来看待事物，而是以它的方式（作为不透明的物体）来看的。\n安克斯密特使我们思考，历史学家们所制造的究竟是什么。他强调历史学家在表现中扮演着创制性的角色，并坚持这种解释的努力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这些描述是什么？它们是镜子、地图、模型、隐喻吗？它们究竟为何物(thing)?对安克斯密特来说，这种逻辑上的（本体论上的）考虑优先于另外两种，而对实践的历史学家们来说，另两种考虑通常被认为是有着远为更加直接的重要性，即：第一，人们要如何去研究历史（方法论），第二，人们如何能判断这项研究做得是不是好（认识论）?安克斯密特本体论之核心，在于他否认可能存在深入到实在的结构之中的主体间性。安克斯密特简单地接受了这种看法，认为“鬼魅般的深渊”(胡克[Hooker])不可被探知，或者——“确切地说”——它甚至不能在主体间被解释（无论是多么随机和错误百出的解释）。安克斯密特在此借用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表面上的眩惑”，事实上很欠考虑。他主张只有表层（即确定的个别物）能够“在主体间被给定”，这种论点与更晚近的科学哲学全然柢牾。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关键性的要素：客观性总是由一个致力于探究的群体所达成的，而从不是由一个孤立的解释者。确切地说，正是探究者的视角的那种个体性——特质或“主体性”——激发并充实了向这个群体所提出的描述。个人的创造力与风险形成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法中不可消除的“主观”因素，而这种辩证法构成了历史学叙述的语用学。然而，重点在于，当实践的历史学家为这个学科提供她或他的建构之时，这种建构不是作为一种主观的技法被提出的，而是作为一种努力解释外表普通的对象之尝试，是要以公认的标准来评价其可信性的。在与安克斯密特的争论中，佩雷兹·扎格林赞同将解释群体(interpretivecommunity)的概念作为历史解释的标准之基础。“历史学家们知道，他们或许会被要求来为某个论证、解释、甚至是他们的整个描述的真实性(\nveridicality)、充分性与可靠性辩护。”真实性与融贯性对历史实践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用以评价的标准是学科性的，而非绝对的。“经验主义者们最好能够解释清楚，如何能够在不损害他们的经验主义的情况下，解释历史学与科学之间那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别”，安克斯密特警告道。我们必须考虑到，是否史学中的“总括性概念”(colligatory\nconcepts)之概念化较之自然科学理论中的理论术语有着更大程度上是被建构的特性；以及更加根本性地，是否能够提出任何主张指涉具有现实性（特别是在总括性的层面上）的论点，并为其提供保证。我的观点是，在历史表现中，总括性概念可被设想为是在这种认识论的意义上，以与自然科学理论中的理论术语大体相似的方式来指涉。例如，对人们来说，感知一个电子，并不就比感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来得更直接。二者都必须从实际证据中推断出来。然而，它们都不是完全无法确定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有什么东西还多少存在于我们的概念化之外（一个“自在的”世界——或者“自在的”过往），而是我们从语言和现实中辩证地建构起来的东西，是否能以主体间性的方式要求得到认可。我认为对概念术语的防护对于语言和知识的演进而言必不可少，特别是在历史学的学科话语之中，这正是因为它以主体间性的方式指示了，应该将在过往现实中的什么模式，而不仅仅是细节纳入考虑。即便历史语言是在发明，我坚持——正如甚至是海登·怀特也似乎承认的——它也“同样”是在揭示。也就是说，在历史表现之中，有着一个认知的，而不仅仅是美学的向度。历史表现表述了某种应该被以主体间性的方式从被给定的实在背后分辨出来的东西，尽管它不是可直接观察到的。通过提出总括性概念——以及包含着它们的历史表现——具有指涉性的因素，以及认知的（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随机的而又容易出错）、而非仅仅是形式上的目标，我希望为历史主义的坚实性辩护。如果史学实践是理性的，如安克斯密特一直宣称的那样，这种历史主义——在实践的历史学家们中间极其普遍，无论安克斯密特还是我都这么认为——值得对其做哲学上的解释，而非”从逻辑上”使其声名扫地。与阿维泽·塔克尔(AviezerTucker)一样，我仍然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学科合理性之核心。我的确同样认为，这种合理性的核心中尚有许多悬而未决的东西。但是正如奎因教导我们的那样，人类对于现实的所有理解都是这样的情形。有了这些新的好迹象，我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寻求一种调和既是为开启实际自然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向度，也是为给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恢复某种学科合法性的意义，以反对那种在我看来是对其在语言学上的消解所做的夸张的、后现代的描述。如果我们首先丢弃那种关于科学必须是什么的实证主义幻觉，还有那种语言绝不可能表述具有主体间性的洞见（即经验性的指涉）的后现代主义错觉，我们便可以转向历史研究能为何物的问题，并且将有关史学实践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带回到一个理智的语境之中。（本文译者陈栋，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