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10页

历史学论文■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摘要从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史籍要目及其分类情况入手,试图探讨汉魏以来各种史书急剧增加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概括性地论述了唐宋以来有关地方文献收集整理情况，用以说明地方文献整理的特殊难度;就地方文献的资料汇编、文献综论及专题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系统的建议。关键词汉唐地方文献古籍整理汉唐时期的地方文献虽然多已失传，但是，我们从古注及类书征引来看，其资料异常丰富多彩,而且学术价值颇高。清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说：“予谓魏晋诸儒,地理Z学极精。”这里所论虽仅限于地理Z学,但是无妨扩大其范围，从广义的地方文献方面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地方文献”，包括家族宗人的传记、乡里郡县的概况、割据势力的杂记等，其内容较之现代意义上的地方志概念似乎有所不同O这是事先应明确的问题。一、地方文献的收集讨论汉唐地方文献问题，不妨从两个时期的目录学著作《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说起。《汉书•艺文志》是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蓝本,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反映了东汉以前的图书收录情况。其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收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属于历史\n一类的图书如《国语》、《卅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太古以来年纪》、《汉记注》、《汉大年纪》等主要收录在六艺类《春秋》经传中。《春秋》主要记述的是鲁国的历史，也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地方文献,但是这部分图书所存非常有限。初唐时编修的《隋书•经籍志》，所反映的情况则发生T很大的变化:原来作为依附经书的史部著述骤然增加，因此在目录中独立开来。不仅如此，像《史记》、《汉书》这样带有官方编修色彩的通史或者断代史著作放在了史部前列，首次称之曰“正史”，凡六十七部，加上亡佚的凡八十部。以下则又细分“古史”三十四部、“杂史”七十三部、“霸史”三十三部、“起居注”四十四部、“I口事篇”二十五部、“职官篇”三十六部、“仪注篇”六十九部、“刑法篇”三十八部、“杂传”二百一十九部、“地理Z记”一百四十部、“谱系篇”五十三部、“簿录篇”三十部，“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与地方文献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五类，总计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占史部一半之多。史学著述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汉唐时期地方文献编纂繁荣的原因，就其荤荤大者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传统。古代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记言行。夏殷时代，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代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汉武帝始置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职掌其事。东汉时期，很多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相次著述东观，蔚然成风。\n秉承这种风气，汉魏以降，史学异常发达。正史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有数十家注释本，征引史籍数百种。杂传类著述、州郡地志更是层岀不穷，包括山水描述、都城建设、地名源流、异域风情、宗教地志等等，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第二，地方割据。三国以下，各地割据政权多有史官，博采旧闻，推奉正朔，官修史书自然兴盛一时。《隋书•经籍志》霸史类着录的《赵书》、《华阳国志》、《南燕录》、《秦记》、《凉书》等均属于这一类的著述。第三，门阀制度。东汉初年，光武帝下诏纂辑其故乡南阳风俗，作为西汉首善之地的三辅地区，还有高祖故乡丰沛以及屮国文化重镇齐鲁等地也兴起编修地方文献Z风。特别是随着地方门阀势力的崛起，地理、谱系类著述更是成为人们炫耀门第的一种风尚。家乘郡书、名流传记等乘势而起。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汉唐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成为一吋风尚。二、地方文献的整理随着大唐帝国的统一，各地图书文献逐渐集中起来,这就为地方文献的集中整理\n提供了一个基木条件。当然，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集大成的论述纷纷问世的同时，各地方的乡邦文献也随之而散佚。这儿乎是中国古代著述学史上的一种必然现象。《隋书•经籍志》着录的各种地方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我们今天只能通过《太平御览》、《山堂考索》、《说郛》这样的大型类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注、《汉书》颜师古注等征引得以管窥蠡测。正因为如此，清代辑佚学家如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河南志》、王谟辑出《汉唐地理书钞》、马国瀚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孙星衍辑《平津馆从书》乃至近人周树人（鲁迅）辑《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尚没有得到今人的充分重视，也缺乏系统的整理。我在从事汉魏六朝文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重要性。但是，我对此全然外行，深深地期待着学术界能够尽早出现这样的整理著作。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种强烈的好奇心。浏览前言，作者自称辑录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这确实令人振奋。但是，翻阅正文,虽然每一条都尽量标注原始岀处，但是，几乎看不到前人的辑佚成果，这确实是不能容忍的疏忽。对此,陈尚君先生在《唐研究》第五卷上发表书评，高屋建範地指出，该书贪多务得，挂漏颇多,而“未能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己有的辑逸成绩”乃是最大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前人的成果，就是今人的成果也未能吸收。本书既然辑录了《河南十二县境簿》，那末，朱祖延《北魏佚书考》地理类辑录的《十三州志》（阚着）就应当辑录。《三晋记》（王遵业撰）仅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一条，而朱书从《太平御览》又辑得一条。又如刘芳《徐州人地录》据《太平寰宇记》辑录三条,而朱书又从《北堂书钞》辑得一条。问题显然还不止于此。譬如说，既然标明《汉唐方志辑佚》，那么，汉唐时期哪些地方文献符合今天的“方志”概念?这涉及到辑录的范围和取舍的标准。可惜作者在前言屮并没有对此作任何解说。而且，作为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书后也缺乏必要的索引。这姑且不谈。作者自称“十余年来，从四十余种、六千余卷类书、地志、史书、子书中共辑岀汉唐方志四百四十种，约四十万字。”所下功夫可谓勤矣。但是仍有一些典籍，特别是域外所存古籍，依然可以辑录许多资料。如唐代张楚金编《翰苑》，《新唐书•艺文志》着录七卷，《日木国见在书目》着录三十卷。南渡以后不复着录,估计已经在屮土佚失，而在口本尚保存旧钞本，其屮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如《隋东藩风俗记》、《括地志》、《东夷记》、《肃慎国记》、《邺中记》、《高丽记》等。类似这样的著作在韩国、日本等受汉文化影\n响较深的国家尚保存许多。当然,这些域外资料，限于条件，无从一一披览,也无可置议。不可思议的是，很多常见书，如《史记》三家注、《三国志》裴注、《后汉书》李贤注等多所漏失。如《史记索隐》所引《益部耆旧传》、《陈留耆旧传》（P.564）、《会稽典录》（P.565）、《陈留风俗传》（P.587）、《荆扬异物志》（P.588）、《关中记》（P.589）、《荆州记》（P.590）a吴录》（P.593）、《吴地记》（P594）、《西河旧事》（P.595）、《三秦记》（P599）、《潯阳记》（P.601）、《林邑记》、《湘江记》（P.602）、《南康记》（P.605）、《广州记》（P.606）等；《史记正义》所引贺循《会稽记》（P.73）、《吴地记》（P.75）;《三国志》裴注所引《汝南先贤传》（P.658）、《先贤行状》（P.665）、《冀州记》（P.673、733、781、791）、《交州异物志》（P.122、145）、《益部耆旧传》（P.866、882、967、972、1014、1033、1087、1088、1099）、《三辅决录》（P.957）、《零陵先贤传》（P.980）、《楚国先贤记》（P.986、1005、1158）、《襄阳耆旧记》（P.913、953、983、984、1008、1010、1052、1054、1073、1083、1085、1156、1174、1306）等；《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引《襄阳记》（P.16、2777）;此外,各传记注所引《广州记》（P.194）、《益部耆旧记》（P.1048、1605、2435）、《三辅决录》（P.1953、2121、2122、2265、2332）、《先贤行状》（P.21⑵、《邺中记》（P.2144）、《九州岛春秋》（P.2332）、《十三州志》（P.2466）、《临海异物志》（P.2844、2850）＞《襄阳耆旧记》（P.3477、3480、3481）＞《荆州记》（P.3478、3481）、《湘中记》（P.3484、3485）、《豫章志》（P.3491）、《上党记》（P.3522）等,\n按照该书的收录范围理应辑录,不知为什么失Z眉睫。像《三辅决录》这样的书,序言仍存。《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等均有辑录，但是此书却视而不见。至于《敦煌类书》、《太平御览》等类书，更应逐一披览辑校。而这些工作，似乎也没有细细去做。甚至，古佚书渊薮《说郛》这样的重要书籍，也未列入引用书目之中。此外，大量的宋元以后的古籍也时有征引地方文献,如李膺《益州记》见于《胜览》者仅“鹤鸣山，张道陵登仙乙尝有口鹤游其上”数字，而明代《学圃苏》卷二引录则更详：“晋原鸣鹤山，张道陵登仙之所。传云:常有麒麟白鹤游翔其上，有铭记云:张陵为腹蛇所吸，门徒以为登仙矣。”同吋又引李膺《蜀记》曰：“张道陵避病虐于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解鬼法，入鹄鸣山，自称天师。熹平末，为蟒蛇所吸，子衡奔走，寻尸无所,畏负法议之讥，乃假设权方，以表灵化之迹,生縻鹤足,置石崖顶o到光和元年,遣使告口正月七口天师升元都。米民之山猱，遂因妄传，贩死利生,莫过此之甚也。陵子衡为系师,子鲁为嗣师,以祖始法惑乱天下。”就目前已经辑录的地方文献看，作者似乎逐条辑自古籍,但时有脱误。如《南州异物志》“交广之界”条，注明出处是《太平御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但在“不贪其财货也”后面，屮华书局校点本尚有“并以其内有肴苕,又取其觸髅之川饮酒。传人掌趾为异，以食长老”（P.2835）数字。如果说这条出处不同，容有异文，而《汝南记》“华仲妻”条则注明仅岀《后汉书•应奉传》注引。但是,本条仅仅引了前半段，后面述有数十字却不知何故遗漏：“仲为将作大匠，妻乘朝车出，元义于路旁观之，谓人曰：'此我故妇,非有它过,家夫人遇之实酷，本自相贵。'其子朗时为郎，母与书皆不答，与衣裳皆烧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见之，乃至亲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词请朗。朗至，见母，再拜涕泣，因起岀。母追谓\n之F1:'我几死，自为汝家所弃，我何罪过,乃如此邪？'因此遂绝。”又如《楚国先贤传》“（韩）暨临终遗言曰”条，谓出《三国志》韩暨本传，但是后面还有数百字：“又上疏曰：'牛有益于民，死犹不害于民。况臣备位台司，在职日浅,未能宣扬圣德以广益黎庶。寝疾弥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农务，不宜劳役，乞不令洛阳吏民供设丧具。惧国典有常，使臣私愿不得展从，谨冒以闻，惟蒙哀许。'帝得表嗟叹，乃诏F1:'故司徒韩暨，积德履行，忠以立朝，至于黄发，直亮不亏。既登三事,望获毗辅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参临没，易赞以礼;晏婴尚俭，遣车降制。今司徒知命，遗言恤民，必欲崇约,可谓善始令终者也。其丧礼所设，皆如故事，勿有所阙。特赐温明秘器，衣一称，五时朝服，玉具剑佩。'”还有大量的校勘问题，如I《关中记》“三辅I口治长安城中”条注明岀自《通鉴》初平元年注，实际是永元四年。《吴兴山墟名》“三山”条“陇士龙赠顾彦先诗云”当作陆士龙。乂如《异物志》“鹿狼”条谓出《御览》仅仅24字，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引文字更为详尽，于义更胜(P.2858)o如《武陵记》“壶头山”条谓辑自《后汉书•马援传》注引23字。屮华书局校点本还有“壶头山边石窟，即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宅如百斛船大，云是马援之余灵”数字。乂《益州记》谓出自《御览》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但是用史传核对,本书录文则讹误甚多，难以卒读。三、地方文献的研究\n上述问题说明，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是一项异常繁难的工作。它不像正史那样隶属于官方修史系统，资料相对完整准确，历代刊刻也有版本依据。而地方文献不惟史料价值要多打问号，各家所引的文字也颇为凌乱随意。这就给我们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时代的优势。第一，我们的图书资料较之过去更为集中;第二,前人及同行的研究成果也较之过去更易掌握;第三，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现代化的努力,我们的学科建设也更加成熟;第四，古籍数字化的成就也为我们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凡此种种,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个人总的感觉,如果说,20世纪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话，那么21世纪就应当是在全球化范围内结出丰硕成果的世纪。就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言，集中优势力量,各个部门协调合作,努力完成一些集大成的工作，这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些工作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而且通过这样一些承前启后的资料整理及研究的集大成工作，可以充分展现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大国的形象，其政治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因此,我诚恳地呼吁图书馆界与高校科研部门及岀版机构精诚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努力使我们的收集整理与科研方面的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为此,我提出儿点肤浅的看法供地方文献整理工作者参考。第一，资料的系统整理系统整理的前提是全而占有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后人辑校成果。逐条编排,\n并作必要的校勘工作。高文典册，零篇断简,均在辑录之列，汇编《汉唐地方文献类编》。理想的编纂应当分门别类，譬如，根据资料来源，按时编排。如《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及敦煌文献等顺序，辑录相关文献。倘若有相对完整著作流传于世的，如《华阳国志》这样的书,就选择最古的本子。更重要的是,特别应当标注前人的辑佚成果,至少在相关条目下标注辑录者姓氏。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风范和品格。第二，史料的甄别概括在文献类编的基础上，梳理各种地方文献的作者、内容、版本及其价值，编纂《汉唐地方文献综论》。这项工作要充分展现前人和并世同行的研究成果，求全责备,为后人提供一份翔实准确的研究资料。第三，专题的深入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完成《汉唐地方文献研究》。通过地方文献资料,考察各个地区的行政规划、人口变迁、物产特点、风土民情、杰出人物等,通过这些深细的研究，真正探寻汉唐盛世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学术研究,需要的是耐心细致的伏案工作，任何坐而论道式的设想其实并没有多少意义。木人撰写这篇小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这种坐而论道的性质，虽然\nt己一直在默默努力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这里所以不揣简陋，冒昧地将这些极不成熟的想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唤起同行的关注,共同做好这项工作，以便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