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历史学硕士_1 79页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民国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学生类别科学硕士培养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专业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n四川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及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声明：所呈交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教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或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本人承诺：已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与论文纸本的内容一致。如因不符而引起的学术声誉上的损失由本人自负。本人同意所撰写学位论文的使用授权遵照学校的管理规定：学校作为申请学位的条件之一，学位论文著作权拥有者须授权所在大学拥有学位论文的部分使用权，即：1）已获学位的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提交印刷版和电子版学位论文，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供检索；2）为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目的，学校可以将公开的学位论文或解密后的学位论文作为资料在图书馆、资料室等场所或在有关网络上供阅读、浏览。本人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年月日签字日期：年月日\n民国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科学硕士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摘要：20世纪20、30年代，国势衰微，社会动荡不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虎视眈眈，国民政府的边防在步步后退，中华民族到了濒临亡国的危险时刻。在这样严峻局面下，国民政府加快了对包括西康在内的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不仅我国大片国土沦陷日寇之手，而且西方帝国主义各列强更加紧了对我国边疆的蚕食侵略步伐。西康地区作为抗战建国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加快西康地区的教育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其中培养合格的师资更是加快教育发展的关键，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西康师范学校从早期的师范传习所发展到简易师范学校，再到建省后的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办学规模在不断的扩大，教学设施不断改善，教学经费与教学质量在不断提高，在西康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西康师范学校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坚持办学，培养了一大批的拔尖人才，在康区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试图通过对西康师范学校发展过程和办学情况的研究，来总结国民政府时期发展边疆民族师范教育的经验教训，为当今的边疆民族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全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对民国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介绍了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资料准备。第一部分概述了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西康地位以及西康教育情况。主要是从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阐述西康地区作为中国腹地的重要作用，以及当时西康的文化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内地的现状，从而说明发展西康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背景、意义和价值。\n第二部分主要研究西康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发展历史，通过对西康师范从师范传习所、西康师范学校再到省立康定师范、省立康定女子师范的发展细致梳理，为人们呈现出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脉络。第三部分主要研究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情况与办学效益，主要涉及办学设施与经费、学生来源、师生待遇、课程设置、学生训育、办学特色等内容，旨在展现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办学特点与教育内涵。第四部分主要是对西康师范学校办学成就和经验的正反两方面的认识，肯定其在西康地区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阐述其办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结语部分，总结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在西康地区的边疆教育政策，为今天开展边疆教育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关键词：民国边疆教育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n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in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inChineseMainlandMajor：ChineseModernHistoryName：***Mentor：Professor***Abstract:In1920sand1930s,withexhaustionofnationalpower,insecurityofthesociety,theNationalistGovernmenthadbeenretreatedgraduallyinborderdefense,whichwascastbygreedyeyesoftheimperialistpowers,andtheChineseNationwascornered.Underthisserioussituation,theNationalistGovernmentgreatlyacceleratedtheexploitationandbuildingtothesouthwestfrontierandnorthwestwhichincludedXikangArea.Especiallyafterthe‘September18thIncidence’andtheoutbreakof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ournationnotonlylostvastterritory,butalsoourfrontierwasterriblyinvadedbythewestimperialistcountries.XikangAreahadbecomeoneoftheheadquarterstothewarofResistance,sospeedingtheeducationconstructioninXikangAreawasbecomingextremelyurgentandcultivatingqualifiedteacherswasthekeytoquickentheeducationdevelopment.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wasborninthisenvironment.Inafewyears,thesimplenormalschoolhadbecome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Withtheexpansionoftheschoolsize,theimprovementofteachingfacilityandtheenhancementoffundsandteachingquality,thisschoolwasexpandingitsinfluenceinXikangArea.EveninthemostdifficulttimeofthewarofResistance,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persisteditsteachingandtrainedmanyoutstandingstudents,\nleavingonebrilliantpageintheeducationhistoryinXikangArea.Accordingtomakearesearchforthedevelopmentalbasicallycourseof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thisessaywillgetsomeexperienceandlessonsabouttheNationalistGovernment’sethicalnormaleducationinborderarea,andthosewillprovidesomeusefulhistoricalreferencesfornowadays’ethicaleducationinborderarea.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willbediscussedinthisessayfromseveralparts.Inductionpartintroducesthetopicofthisessay,themeanings,thecurrentresearchinacademiccircle,researchmethodsandthepreparationaboutdata,andsoon.ThefirstpartmakesasummarizationaboutthebordercrisissituationintheendofQingDynasty,theimportantpositionofXikangAreaandtheeducationofXikangArea.ThispartelaboratestheimportanceofXikangArea,whichwasunderthebordercrisis,beingthehinterlandofChina.ThenitdetailednarratestheculturaleducationinXikangAreawhichwasdroppedbehindtheculturaleducationininland.Further,itexpoundsthemeaningsandvalueofdevelopingeducationinXikangArea,especiallysettingupnormalschool.Allthosemakeabackgroundnoteoftheestablishmentof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Thesecondpartmainlyintroducesthestartinganddevelopmenthistoryoftheschool,andmakesameticulouscomboutaboutthehistoryoftheschool,whichwasbornasasimpleschoolanddeveloped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clearlypresentingthedevelopmentprocessoftheschool.Thethirdpartdoesdetailedintroductionthesituationandbenefitofthisnormalschool,mainlyreferringabouttheteachingfacilities,financialresources,studentsresource,treatmentofteachers,setupofthecurriculum,students’training,featuresofteachingandshowsthepanoramaof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Thefourthpartmakessomerecognitioninpositiveandnegativeaboutthe\nachievementsandexperienceoftheschool.Thispartdoesrightjudgmentoftheschoolandthesametime,pointsoutitsdrawback.InthelastpartmakesaconclusionaboutthepolicyoftheNationalistGovernmentinXikangAreainthatspecialtime,andprovidessomehelpfulhistoricalreferencesfornowadays’educationinborderareas.KeyWords: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inChineseMainlandeducationinborderareasKangdingNormalSchoolofXikangProvince\n\n目录绪论1（一）研究缘起1（二）研究现状2（三）研究思路与研究资料5第一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创办背景7第一节边疆危机与边疆教育的兴起7第二节西康教育发展对师资训练的需求10第二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演变19第一节西康师范讲习所时期19第二节西康师范学校时期22第三节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时期24第三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30第一节办学经费与办学设备30（一）办学经费30（二）办学设备32第二节师生来源、结构及其待遇35第三节课程设置与学生训育39第四章对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认识与评价45第一节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成果45第二节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历史启迪46结语51参考文献53附录60附录一60附录二63附录三63\n附录四64附录五65附录六66附录七67后记68\n绪论（一）研究缘起教育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点关注，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学者就不同的领域都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探索。在我国众多的教育领域中，边疆边疆一词，若从词义而论，应是国家领土边缘的区域。在民国时期被纳入边疆范围的许多地区，并非国土边缘，学术界“各科人士皆谈边疆”，归结起来，有地理边疆说、经济边疆说、政治（制）边疆说、文化边疆说、民族的边疆等各种说法。时人吴文藻认为“主要不出两种用义：一是政治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是指一国的国界或边界言，所以亦是地理上的边疆”，“文化上的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李安宅认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分也”。载汪洪亮著《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边疆教育民国政府成立初期并未明确提出边疆教育，而是以蒙藏教育作为边疆教育的主要内容来具体实施。“边疆教育”是在抗战爆发前夕被提出的，而边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抗战爆发前后。民国政府是第一个将辽阔边疆地区作为对象制定特殊教育政策的中央政权，其教育政策对于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以文化的边疆为对象，换言之，即以教育居住于文化边疆之各族为目的”。朱家骅：《论边疆教育》载《边疆教育概况》续编之《代序》，1947年8月。它对巩固国家的边防、培养边疆地区的人才、维护民族之间的团结、提升民族国家意识、提高边疆地区人民的智识、改善边疆贫穷落后的状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问题尤其值得学者们的关注。从清末到国民政府初期，国力日益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俄、日、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边疆地区虎视眈眈，国民政府的边防在一步一步的后退，“回顾边疆，尽是外人的势力”韦清风:《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下，国民政府加快了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在边疆纷纷筹建行省，以加快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建设，强化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众多的加快边疆建设的方案中，边疆教育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抗战局势日益紧张，大片国土沦丧，西康西康，简称康，为中华民国的一省，设置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省会初为康定县，实际上驻雅安县（今四川省雅安市）。民国20年（1931年）4月改驻巴安县（今四川巴塘县政府驻地夏邛镇）。民国24年（1935年）7月迁雅安县。民国25年（1936年）11月迁康定县。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台北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管辖西康省，后于1955年废止该省。拥有33个县和3个设治局，其中“康属”（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境内）有康定、新龙、泸定、泸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稻城、乡城、得荣、巴塘、义敦、白玉、石渠、邓柯、德格19个县和泰宁设治局；“宁属”（今天的四川凉山州境内）有西昌、会理、盐源、盐边、宁南、昭觉、冕宁、越西8个县和宁东设治局；“雅属”（今四川雅安市）有雅安市、汉源、天全、宝兴等6个县和金汤设治局。康区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地域概念，中国境内的藏族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语言等差别在历史上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卫藏、安多和康区，卫藏主要指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安多指今天的青海除玉树以外的藏区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阿坝州，康区指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自治州等部分。因其处于四川与云南、西藏、青海交界地带，近代历史上多指川滇边，有识之士因而提出“治藏必先安康”。\n地区成为抗战建国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加快西康地区的教育建设已经刻不容缓，其中培养合适的师资又是加快教育发展的关键。在国土沦丧、人心惶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交通不便等诸多不利条件下，国民政府是怎样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开展自己的边疆民族教育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当时创办的一所具有代表意义的师范学校—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历史和办学情况的研究，以展现艰苦抗战环境下国家及地方政府对边疆教育，特别是边疆师范教育及国家民族未来前程与文化传承的关切与期待，进而揭示执行这些政策措施的根本目的及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为当今的边疆教育，特别是边疆民族师范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二）研究现状\n目前，学界对边疆教育的专题论著尚不多见。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刘曼卿《边疆教育》一书，是最早的一部关于边疆教育的研究论著。作者系统全面地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甘肃、宁夏、青海、察哈尔、西康、绥远、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对边疆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行政制度的优化、师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较为独到的见解,文中通过表格形式，简要叙述了西康师范学校早期的办学经费、师生人数、办学地址等情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中书局出版了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考察了抗战胜利以前的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边疆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分别介绍了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推行边疆教育事业的主要情况，并结合多年来的边疆教育发展事业、边疆教育的方针，分析了当时边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文中也简要地提及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此外，陈重为著《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敬熙著《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等，对清末西康地区教育发展、沿革、未来的规划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也用专章阐述发展师范教育的必要性，可以说对当时的西南边疆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不过，张氏一书仅论及清末西康教育的内容。除以上专著外，一些有识之士也提出过边疆教育发展的构想。全福《边疆师资教育之计划》《康藏前锋》1934年6—7期第111—114页。、张为炯《西康区教育之今昔及其改进之意见》《康民月刊》1940年第2卷第10期第2页。、周应奎《西康三十年来教育兴图》及《西康教育沿革》《康导月刊》1938年第1卷第2期及1939年第1卷第12期。、张万根《西康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康藏前锋》1935年第2卷10-11期第14—22页。、刘绍禹《西康教育史之略述》《康藏前锋》1936年第4卷第1-2期第4—16页。等均为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时人撰写的有关西康教育的文章，这些文章对西康特别行政区的民族教育及民族师范教育方面的很多问题都涉及到了，包括边疆学校研究、教育行政研究、边疆教育教材研究、教育与民族体系建设，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由于政制转型以及话语体系的转换和民族政策的调整，大陆出版的边疆教育专著极少，而且对近代边疆教育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对边疆学边疆学，即研究边疆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内容涉及边疆地区的政治、民族、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等层面，参见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第11页。才开始作理性的评述与分析，边疆教育研究才逐渐升温，边疆教育的研究也有了大的发展，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一系列著作相继出版。在著作方面，对抗战时期边疆教育进行整体概括的有：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韩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西康地区师范学校的介绍和研究，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朱解琳著述的《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朱解琳著《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对康师的发展做了简短的评述，对其发展的个别年份列出了班级开设基本情况，但很不具体。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的《四川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在民族教育方面也提到了西康师范学校班级组建和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提及西康师范学校的著作,清末的有：***著《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王迪著《跨越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民国时期的有：王川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王川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80-181页）。\n、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第六章第三节（第382-385页）。等都从不同的层面对晚清民国时期西康师范教育展开论述。在论文方面，关于边疆教育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周泓的《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一文周泓著《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载《民国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从边疆教育计划、边疆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纲要及其方针、边疆教育的开创及体制等宏观方面审视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提及清末西康地区边疆师范教育的文章如下：***的《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师范教育》***：《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师范教育》，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对清末川边康区地区的师范教育进行了一个总体性的陈述，构建了晚清川康师范教育的基本框架。刘先强著《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论述》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论述》，载《西藏研究》2007年2月第1期。一文，对晚清到民国西康地区师范教育发展历史做了简单的叙述与回顾。马廷中的《论民国时期甘孜地区的学校教育》马廷中：《论民国时期甘孜地区的学校教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5月总第201期。、吴康零的《追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文教建设事业》吴康零：《追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文教建设事业》，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8年第4期。、林俊华的《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三文均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晚清到民国、建国初期康区教育发展情况；姚乐野、秦慧的《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姚乐野、秦慧：《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载《西藏研究》2010年第3期。一文，则以民族教育为出发点倡导国家观念、爱国精神，对藏传佛教既要借鉴又要改造等方面，来探讨改进西康教育的方案。其他涉及清末康区教育的文章还有王迪《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概述》王迪：《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概述》，《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第79-80页。、《清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王迪：《清末“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106-107页。，陈国勇《清末川边“兴学”述论》陈国勇：《清末川边“兴学”述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徐君《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徐君：《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考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21-22页。等，以上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清末民国西康师范教育的发展问题。国外及港台地区对我国近代边疆教育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所见到的研究近代边疆教育的著作主要有：蒙古族学者扎奇斯钦所著的《边疆教育》扎奇斯钦：《边疆教育》，台北，蒙藏委员会1961年编。（台北：“蒙藏委员会”1961年编）和曹树勋所写的《边疆教育概述》曹树勋：《边疆教育概述》，台北1964年《边疆论文集》第二册。\n，对西康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文中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对此作任何评价。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中国边疆地区的教育研究状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相对于百年边疆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些成果还显得过于粗略，不够丰满，多年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理论的传入、制度的演进、教育思潮流派的影响等方面，学界除对个别边疆学校有较为集中的介绍和评述外，对其他边疆学校的关注还不够，针对抗战大后方的西康省、主要是藏族聚居区的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研究论著尚十分少见，因此对这一边疆民族师范学校的研究与解剖就显得是非常有价值。学界对近代边疆教育作理性的分析与评述，应该从1980年到1990年开始算起，且由介绍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学校—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开始的，有1989年龙光沛发表《抗战时期国立贵州师范办学特点》一文，1991年任广林撰《民国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两文。可惜的是，除对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的集中介绍和评述外，学术界对其他边疆学校的关注还很不够。（三）研究思路与研究资料本论文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西康地区作为一个有机构成的整体，以国民政府开发西南地区作为历史背景，综合运用历史学、教育学、民族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在广泛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和大量收集相关文献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教育的推行为主要线索，重建了民国时期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史，剖析了其创办背景，划分了其发展的阶段性，分析了其办学特征，归纳了其历史地位。力求对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历史和办学情况作一个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本文首先介绍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力衰弱所导致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国人对边疆危机的认识，国人或学界政界、教育界主张用屯垦边疆、发展边疆教育来解决边疆危机，政府出台发展边疆教育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地方积极响应，创办边疆学校和边疆师范学校。其次阐述帝国主义侵略西康，西康对我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国人认为发展西康教育乃至师范教育是刻不容缓的大事，西康教育相继创办，具体创办一些列的普通学校和边疆学校，师范教育就此发展起来。再通过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作具体叙述和梳理。最后通过西康师范学校的发展，来总结民国时期发展边疆教育对今天的启发和借鉴意义。\n本论文的资料主要是民国时期的各种期刊和报刊和四川地区的档案资料，以及关于边疆教育方面的著作，笔者查阅了CNKI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的相关论文，经过反复的筛选和阅读，并前往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成都市档案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资料室等单位查阅民国时期西康教育的档案和报刊资料。虽然既存的关于民国时期西康教育方面的资料不少，但由于资料零碎、分散，搜集利用十分困难。加上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本论文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n第一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创办背景第一节边疆危机与边疆教育的兴起大清帝国至康乾盛世以后，国力日益衰微，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内政失修，外辱纷乘，日渐无力抵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19世纪40年代，英国悍然对我国发动了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腐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至此以后，各国纷纷效仿。列强继而又从海上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侵略活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同时，列强还从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加强对我国陆上边疆地区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被迫开放东北三省、云南、西藏、广西、新疆、内蒙等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把侵略的触角从东南沿海延伸到了我国的西北、西南等内陆边疆，英法对云南的入侵、沙俄对新疆伊犁等地区的侵略，试图“使包括伊犁的新疆北部全境成为俄国势力范围，或者成为俄国属地”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编写组编著《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0页。，日本也开始对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外蒙展开经济和外交上的侵略活动。英俄两国勾结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对我国新疆的侵略，以及英国不宣而战，进军拉萨，用武力威逼西藏的地方政府签订了非法的《拉萨条约》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地方的战争。1903年，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近万人的武装使团从印度、经锡金由亚东进入西藏，一路进攻，1904年4月11日到达江孜，达赖13世下令西藏军民抵抗，江孜境内16岁至60岁的男丁被紧急征召抗英，藏军以劣势武器在宗山城堡与围攻的英军激战，损失惨重。7月7日，宗山城堡失守，坚守宗山城堡的藏军不愿被俘而全部跳崖，8月英军占领拉萨，9月7日荣赫鹏强迫西藏甘丹寺长罗桑坚赞签订《拉萨条约》，共10款。主要内容为：①除亚东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许英国分别派员监管商务。②赔款250万卢比，分75年缴清，赔款未缴清前，英军占领春丕。③自中国与哲孟雄（今锡金）边界至拉萨的防御工事一律拆除。④除经英国事先同意外，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典与任何外国，西藏一切事务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任何外国不准派员入藏。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其他权利不得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西藏各项进款或货物或现金不许抵押或让与任何外国或其臣民。《拉萨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坚持不予批准，并要求修改条约。1906年4月27日，清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正约６款，主要内容为：双方承认将《拉萨条约》附入本约，作为附约；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等等。，试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这一系列分裂活动，使中国边疆地区烽火丛生，边疆形势岌岌可危。\n到了民国初年，各列强纷纷利用中国内部多事之秋的情势，肆意加快了侵略边疆的步伐。蒙古族的少数上层贵族和僧侣在日本、俄国的挑动下，公然发动分裂中国西北领土，企图要求“独立”的叛乱活动。“使得蒙古问题成为民国时期中国和苏联最为敏感的外交问题”关于俄国分裂蒙古和英国策划西藏“独立”问题，参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3—997页。。法、俄、英分别在云南、蒙古、新疆、康藏等边疆地区进行侵略活动，步步紧逼，迫使国民政府的边防线在一步一步的后退。“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步伐，在完成侵占我国东北以后，不断向上海、华北等地区展开进攻，妄图将华北变为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东北成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就当时全国边疆的基本局势而言，外蒙古事实上已经脱离了中国，内蒙古也在日本的操作下实行了所谓的“高度自治”，西藏、新疆虽拥护中央，但中央却已经鞭长莫及，广西、云南等省份也即将成为抗战的前线王川：《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意义》，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特别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大举进攻我国，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及其机关、工厂、学校、企业等机构被迫向西北、西南等大后方迁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在这时感叹道，“边疆危殆，如是而堂奥不保矣”孙祖绳：《中国边疆问题发生原因之探讨》，载《边疆研究》1940年第1期，第27—30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边疆开发是“抗战建国”所急需汪洪亮：《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李安宅李安宅(1900-1985年)，河北省迁西县人。字仁斋,笔名任责。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民族学会顾问、中国民俗学研究会顾问等。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深造。1938年赴甘肃拉卜楞寺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调查,后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1947年到1949年在美英从事研究工作。1950年进藏任教。1963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1985年逝世。一生专治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藏学的研究,颇有成绩。宗教方面的专著有《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拉卜楞——李安宅的调查报告》、《宗教与边疆建设》等。也认为，“抗战建国是新中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创造新中国所应有的补泄兼施的药剂”，“抗战”与“建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李安宅《胜利与边疆工作》，载《边疆服务》1946年4月第10期，第1页。。深重的国难严重刺激着沉睡的国人，使得国人“空前的觉悟也由此而起，优秀的分子都到西北和西南，开发的事业着着进行，每一个国民的心瓣都展开了‘边疆’两字”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一编）总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页。。\n郑观应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夏东元：《郑观应传》（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学界政界大声疾呼，迫使政府巩固国防，抵御外辱，进行各项教育改革。这就首先需要加强边疆地区民族自身教育水平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认清侵略者的险恶用心，团结一致，因此，推行边疆教育刻不容缓。1929年12月，教育部通令临近东北、西北等14省教育厅注意调查蒙藏教育情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通过细致的调查，国人逐步认识到：绥远、察哈尔、青海、宁夏、西康、云南等处，为我国边陲要地，所在之地方政府，或则缺乏远识、或则限于财力人力，对于教育素极忽视，往往有数千百里，或数十里无一政府设立之学校，无一以汉文为教材之学校，国难如此严重，此实极大危象。……基于上述情况，边地风云日形恶劣，而欲固我疆土，必须推进教育，培植其团结御辱之意识。《教育部拟具发展边疆教育计划》，载《教育杂志》，1935年第4期。因为开发边疆是由内外力量共同作用而引起的，所以：由教育实施来开发边疆，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否则新知识无由输入，虽说开发，也是徒劳无功。刘曼卿：《边疆教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页。为了加快边疆教育的发展，中华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边疆教育的方针政策，“计划成立主管委员会主持边疆教育；编订适合于边疆情形的教育法令；边疆青年之优秀者，考送在内地求学；主管委员会调查社会教育及文化事业之状况；派员视察文化机关暨学校的组织、设备、经费、课程、训育等实际状况，注意其特点与缺点，加以指导与纠正；各级学校或其他文化机关，如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时立即向党部及政府报告，设法处理；注意师资之培养”《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1页。等。《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明确提到：“为推广边疆教育，培养健全国民，以增进边疆福利，并为边疆青年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19页。\n。同年，国民政府开始划拨专门的补助费用，来创办边疆地区的教育机构，并通令各省拟定边疆教育的发展计划。边疆各省在中央的统筹安排下，纷纷制订了相关的发展边疆教育的法令，边疆教育机构也开始逐步完善，一系列边疆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1935年，贵州省颁布了《加强边胞教育办法》和《贵州省边地教育推行方案草案》，1936年成立贵州乡村师范学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1939年成立贵州省地方方言讲习所。同年10月，国民政府将省立青岩乡村师范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1942年10月贵州省政府设立台江师资训练所，专门训练少数民族青年，半年之内毕业101名学生。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1938年在青海西宁创办了湟川中学，用以培养边疆学生。1939年在甘肃酒泉创办了河西中学。《云南省政府实施边地教育办法细则》规定，由各该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以优厚的待遇，从附近各县招聘受过师范教育的人充任师资，并对优秀教师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在省立昭通中学内附设边地师资班，以训练少数民族师资为目的蔡寿福，陶天麟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3页。。四川省在汶川、马边、雷波、屏山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小学若干所。西康省设立教育厅以后，分别与西康省民政厅、建设厅合订了《政教联系办法》、《建教合作办法》，颁定《西康省新学风运动大纲》，将全省划为4个学区、7个师范区和6个职业教育区。完善和发展了建省委员会时期加强和发展教育的措施及办法。并在康定创办第一边疆师范学校，在西昌创办第二边疆师范学校。在21县推行国民教育。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第二节西康教育发展西康教育的发展，主要分四个时期：1、西康教育之萌芽—盛清岳锺祺时期；2、西康教育之黄金时代—清季赵尔丰时期；3、西康教育之颓丧期—镇守使时代；4西康教育之复兴—政委会时期。关于西康教育沿革，主要参见张万根的“西康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刘绍禹的“西康教育史之略述”、周应奎的“西康三十年来教育兴替图”和“西康教育沿革”等文章。对师资训练的需求\n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俄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开始侵略康藏地区，列强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来加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西藏面临着被分割的危险。到了民国初年，由于权力更替，政局动荡，西方列强乘除机侵略西南地区，图谋分裂藏区，实现西藏独立。中国近邻之日本“甚为注意中藏边界问题，约以一月前有形迹可疑之日人一名从成都至打箭炉……系欲挑唆华人排斥英人，以分华人对于山东之注意”申报，1919年9月5日第七版，转引自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俄国对西康与西藏也并未放松，触角也曾一度深入内地的打箭炉（今康定）。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151页。英国更是直接插手，采取一系列手段来支持西藏上层贵族势力大搞“西藏独立”，西藏上层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了卫藏地区的中国人”。帝国主义国家除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康区的侵略外，文化侵略也非常突出。据1930年统计，外国人所设学校范围遍及康区6县，就读学生有500名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学校教育研究》，2008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英藏关系尤为深切，鼓吹达赖与办洋式学校，积极救济藏人留英学生。外人所设学校，蒸蒸日上，大有布满康藏之势，藏人留英学生达五十余人，康人留法学生已达三十人。”李春材：《西康教育实施之研究》，载《康藏前锋》1933年第6—7期。西康地区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有识之士认为“亡人之国，先之以文化侵略，次之以经济剥削，次之以政治外交压迫，最后以军事征服，此近代帝国主义者不二之法门。言念及此，可不深惧哉！”他们大声疾呼：“必须以民族教育为出发点。”马志成：《康藏教育环境之探讨》，载《康藏前锋》1938年第6期。在这样严重的危机下，国民政府为加强对边疆的建设和管理，成立了蒙藏委员会，制定了经营西南、保全康藏的政策。从康藏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譬之藏为川滇之毛，康为川滇之皮；藏为川滇之唇，康为川滇之齿，且为川滇之咽喉也。岂第藏为藩篱而康为门户已哉《西康疆域记按语》，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都公记印刷公司1912年版，第1页。当时的国民政府同样看到了“有西康可以谋西藏，无西康则川滇之藩尽撤，更无论于西藏也”黄国璋：《西康在我国国防上之地位》，载《边政公论》1941年1月第1期，第40页。的严重后果，加快了对西康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以巩固边防。正如四川省政府和西康建省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所呈公文所述：\n近以国难严重，川省一域，已成吾国民最后复兴根据地，西康唇齿相依，不仅关系后方，且为国家西部国防之前线，中枢以沿海各省受敌挟制，将筹划完成康、缅、滇、青交通网，新辟国际交通之安全线路，俾裕抗战能力。本会深维内外情势，建省实难再缓。四川省档案馆、四川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7页。西康地区“僻处西南，在过去一向被视为边鄙之地，很少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抗日战起，国府西迁，重庆定为行都，川康因此变为畿辅要地”胡焕庸：《川康两省在抗战期间应负的使命》，载《新四川月刊》1939年第1卷10、11期合刊，第26页。,“川康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在建国方面所负的使命，较诸抗战尤为重大，所谓抗战，原即包含于建国之中”。汪洪亮：《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的8期。国民政府也开始大规模的开发“边区”，为长期抗战作最后的准备。西康地区的重要性就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凸显清政府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积极经营西康地区，提出了“平康三策”和“经边六事”。1911年（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傅嵩炑在向中央上书的奏折中提到，西康“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的国防意义。。当时的西康，对于全国的重要性非同一般。但是，西康地区，“因受天然界之限制，交通梗阻，风气不开，文化不通，故人民脑筋简单，思想幼稚，一切生活情形，实未脱中古时代之状态也……而其主因，乃康民受千年来宗教之洗礼，故不求进展，保守性特强，此文化之不进，教育之不兴，其症疾所在也。”李春材：《西康教育实施之研究》，载《康藏前锋》1934年第6—7期。为了改变西康地区落后的状况，加快西康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为抗战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发展教育就成为当务之急，1934年出版的《康藏前锋》1933年《康藏前锋》在南京创办，属于综合性刊物，月刊，共6卷57期。主要人员有王信隆、马裕恒、张万根、刘绍禹、高国桂、李文壁、阳昌伯、万腾蛟等。1938年5月因抗日战争爆发，编辑部迁至四川省巴县，继续编辑出版，停刊时间不详。《康藏前锋》以“联络汉藏感情,沟通康藏文化”为宗旨,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为开发建设康藏起先导作用,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开发建设康藏地区起到了先导作用。其办刊原则和任务是研究和介绍西藏、西康、青海等藏区的社会现实、历史沿革、宗教、文化、经济、农牧生产、教育、风俗习惯、政治制度、风景名胜等。《康藏前锋》辟有时论、论著、专载、文艺、通讯、藏文栏等栏目。就曾指出：当今边事日紧、外患日深的今日，我们究竟用什么方法去挽救边疆？怎样才能使边疆同胞不为外力所诱与携贰的目的呢？这个问题经我们研究的结果，除用教育的方法以外是无第二的方法可以挽回的啊！……故吾人主张挽救康藏必须从教育入手，一面提高僧俗人民的智慧，一面从事于实业的发展。卷首语，《康藏前锋》第6—7期合刊（1934年3月）。康区因地理环境之关系，一切进步迟缓，以至文化低落。“\n康定以东，虽在后汉时代，既为四川交通，但未能发挥吸收文化之效果，康定以西，在宋时尚度其中古式之生活，当宋英宗时，瞻化诸部落，因不胜租调之苦，欲求解脱，故佛教势力，日渐雄厚，是时康境始有文字。”《西康教育之过去与未来》，载《开发西北》1934年第2期。故学校的设置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藏区居民只把子女送到喇嘛寺学习，寺庙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文化的场所。据藏传佛教的要求，大凡家有二丁以上者均须有出家入寺，初入寺庙者称为扎巴（亦常有女者出家为尼）。藏传佛教的各大寺庙均有专门培养“学生”（扎巴）的学校（扎仓）和“教师”。若有小寺庙，也有教师单独指导学习。其学习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首先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学习藏文的读写练习，这一个阶段可谓是启蒙阶段，随后开始学习和背诵部分宗教经典，学习从事宗教活动的基本常识和技能。这一阶段需要三到五年。学习合格以后，经过本人申请，经过寺庙批准，可以去各教派的寺院进行深造（凡是格鲁派必须去拉萨三大寺庙学习，争取考“格西”学位）；这一阶段大约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学习合格者（经过寺院考试）方可成为喇嘛。喇嘛除了可以回到自己所在地的寺庙从事宗教活动外，也可以到外地继续求学深造。各教派的大寺院里面，还有各种“五明学院（即扎仓）专供喇嘛学习、深造“五明”。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喇嘛寺为中心的民族文化教育。何勇：《解放前康区的民族教育》，载《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1989年12月，第64页。寺庙教育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民族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它也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具备了学校教育的一些功能。杨岭多吉：《中国藏传佛教寺院》，载《西藏民俗》1995年第3期第39页。但是，其教学对象、教学方式、内容等都是为了宗教发展服务的，故有“寺庙即学校、喇嘛即老师、经典即教材、五明即学术”，“舍寺院外无学校,舍宗教外无教育,舍僧侣外无教师”之说。杨岭多吉：《佛教研究新成果》，载《西藏民俗》1993年第3期，第39—46页。自清朝建立以来，康区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状况，导致了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断裂。1906年，巴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凤全事件”清代末叶，在英俄交相窥藏，西藏分裂势力开始出现，“藏事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实施“经营川边”以“固川保藏”的战略，在川边（康区）试行屯垦、练兵、招商、开矿等新政，以为西藏后援。任命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就近妥筹办经边各事”。凤全在巴塘强力推行新政，遭到寺庙、土司和驻瞻对藏官的反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三月一日，凤全及随员50余人在巴塘被杀于鹦哥嘴。造成了近代康藏史上震惊中外的“巴塘事变”，又称“凤全事件”。载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赵尔丰赵尔丰，字季和，汉军正蓝旗人，原籍海州，落籍山东泰安，以纳捐为盐大使，分发广州，改知县，选山西静乐，见赏于山西巡抚锡良，随锡良至川，实授建昌道员，上平康三策，旋委川滇边务大臣，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奉旨护理川督兼办边务，光绪三十四年二月，清廷改赵尔丰兼任驻藏大臣，厘定西康全局，宣统三年三月，赵尔丰署四川总督，王人文护；会川乱起，十月居民占据成都，赵尔丰被杀。奉清政府之命经营川边，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是指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载中华书局印行《清史稿·赵尔丰传》1977年版。\n，并把发展文化教育作为推行政令、巩固边防的根本大计。“所谓兴学，实为收拾边地人心第一要务”，“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护理川督赵尔丰咨边务大臣关外学务事宜》，《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4-147页。，“欲官民之不隔阂，惟有赶设学堂一法”清史馆手抄本，《公季和奏稿一》。。面对西方列强向我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与渗透，为了开发边疆、抵抗侵略、巩固边防，晚清学部和当时的有识之士注意到边疆教育问题，并出台了一系列蒙藏教育的法规性文件。在这一时期，康区开始设立了现代意义的教育行政机构，正规的学校教育在康区才开始逐步发展起来。1906年川滇边务大臣在打箭炉创办速成师范学校。次年，清政府奏准其在成都创办一所藏文学堂，“以铸造边徼办事译员与各种实业教习为宗旨，专为练成边材起见”。***：《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学生共计93人，分两批调派出关共计70余名。就在四川藏文学堂开办的同时，由于内地到康学生不懂藏文，而藏文学校的学生还未毕业，为尽快在康区开展师范教育，清政府不得不就地取材，设立师资短训班，学务局首先将巴塘旧有的汉语讲习所25人与本地私塾而馆学生共计35人召集起来，开办官话师范传习所，截至宣统元年九月为止，关外学务局共办理师范传习所6班，共计105名学生毕业。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卷，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8、22、50—51页。清政府在培养师资的同时，积极推进边地学校建设。当时的西康，藏民普遍不重视教育，视入学为当差不顾边地民情，实施强迫教育。“学差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兴学之初，当局规定：“夷民子女无论贫富，六、七岁即送入学堂，有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按其家资科罪。即如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其余必须卒业，得有凭照，方准离学，不得任意中辍，致堕学业”。强迫百户以上的村庄创办官话学堂1所，不足百户者，联合数户共办1所，不入学者，不仅罚银，还要拘留其家长或头人。强迫教育的结果使藏民视送子入学为“支差”，称之为“支学差”。于是出现了有钱者“贿放顶替”的恶习和无钱者以投河自杀相威胁的现象。“学差制”是甘孜藏区所特有的一种教育上的畸形现象，它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有部分藏民视入学为支差，可见其影响之深。载林俊华著《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为了保证生源，将子女送到学校就学的家庭，可以免除支应乌拉清末民国时期，藏民称完徭役为支应乌拉。、征粮税等对政府的差役。屈亚川《新中国成立前西康藏族地区的“学差”》，载《四川文史资料集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4—445页。\n1910年暑假时已有官话学堂93所，幼稚园4所，初等小学22所，官话学堂中有26所的848名学生毕业；是年秋，又“新办学堂40校，每校平均30人，共约1200人”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开发史概索》，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1911年，至六月，开校以达160余堂《边务大臣据关外学务局详报咨呈学部备案》，四川省档案馆，清川滇边务大臣档案，卷号7—1000。，“东南两路已逾百五十所，加西北两路及炉厅各属计算，实二百有余”刘赞廷：《康定县图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清末的这种学校教育虽不完善，但是它对传播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生产技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出现了：群蛮子弟，皆知尊敬朝廷，喁喁向化，每逢朔望，悉排班向阙叩头，与讲忠孝之事，群皆欢欣鼓舞，兴学之功，显著成效。***：《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可见，康区教育对西康地区的社会进步发挥着先导与推动作用。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自辛亥革命起，赵氏奉召回川遇害，西康教育，亦有人去政废之慨，而江河日下矣。辛亥后，内战不已，政府无暇及此，加以藏康纠纷民国初年至卅年，康藏之间先后发生三次纠纷。第一次在民国初年，藏方攻陷里塘、盐井等廿余县，稍后被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川、滇联军，次第收复。并划西康为川边特别区，设置镇守使。第一次纠纷遂暂时平定。第二次系民国六年七月，驻类乌齐藏兵越界割草，被边防军抓捕杀害，藏军为此大举进攻，直至甘孜绒坝岔受边军阻挡乃止，稍后在英驻宁静副领事台克满(ErieTeichman)的调停下，与藏军停战议和，缔结边藏停战条约十三条及停战退兵条约四款，事件乃告解决。第三次发生在民国十九年六月，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庙产而发生冲突，导致驻康边防军与康省藏军正面交火，嗣经中央政府派员调解，双方多次谈判交涉，经十年终告结束。本文将历史的主角，逐一区别后，选择以康巴土著作为研究主题，兼顾当时国内外时空背景脉络的制约因素。载张云侠编《康藏大纪年》（川边历史资料丛书），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于康局时呈不安，因此教育沦于万丈深渊”沪记者川康考察团：《西康教育之过去与将来》，载《开发西北》1934年第2期。。据相关史料统计，这一时期（1912-1935）全区只有小学9所，初小18所，官话学堂11所，在校学生共730人，另有幼稚儿童59人，年教育经费7000元《西康通志稿·教育》，转引自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开发史概索》，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开办的几所中学中，除1934年度设立的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1934年设立的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简易师范部，主任杨倬荪，贵州贵阳人；教师是南京中央政校蒙藏班毕业的华崇俊、刘巨源、李春才、万腾蛟、蒋化西、余锡录等人，同时招收四年制简易师范班学员50名，后每年招收40人。1939年，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改为教育部直辖，更名为“国立康定师范学校”，校长为武文，河南人，教师中外省教师有河南、江苏、安徽、河北、山东等省人。1947年“国立康定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从内地聘了许多教师，有李启明、陶亮生、黄静渊、赵鹤琴、席应权等，解放后被接管。载《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n等少数几所能够维系外，1920年设立的川边师范传习所、1926年设立的康定县立师范传习所、1933年设立的泸定县立师范学校等都因为经费等原因开办不到一年时间便停止办学。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开发史概索》，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第41页。西康地区教育事业如此的凋敝，在当时作为大后方的西康来说，教育成为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西康地区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凡主政康区的有识之士，无不意识到建设边疆必须以发展教育，沟通文化为首要任务，其中又以培养师资为先决条件。作为西康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刘文辉极为重视西康地区的近代学校教育。1927年，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设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刘文辉接管西康后，在成都二十四军军部设立边务处，在康定设临时政务处、财务统筹处，分理民财事务。1928年9月，在康定成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工作，并把“安定人心、恢复秩序，和平撤退藏军”作为三大中心任务。，对教育有所整顿，学校教育因为政局的相对稳定而得到了恢复。“计二十年学生九百四十四人，二十一年学生一千四百一十六人，二十二年学生一千九百一十七人，二十三年学生两千四百六十八人”周应奎：《西康教育沿革》，载《康导月刊》，1939年第12期。，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中央政治学校（简易师范）、中央政治学校附设两级小学校、西康女子师范传习所（先已并于男师，特划出设女生部）、康定县立女子小学校、康定县立两级小学校（内附第一、第二、第三分校）、西康汉康语文学校”张万根：《西康教育之回顾与前瞻》，载《康藏前锋》，1935年10—11期等。1939年，刘文辉刘文辉，字自乾，法号玉猷。国民革民军第24军军长，二级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四川争霸战的主角之一，在川军五行中他属火。政治上神通广大，人送外号“多宝道人”。曾主政西康省十年之久，人称“西南王”。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文革中病故。载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5–2126页。在庆祝西康建省的群众大会上，向全省人民宣布了治理西康的六条施政纲领，其中的第三条就涉及到发展边疆教育。在他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中，第六讲就提出了“建设西康的六项任务”，其中的第三项任务就是“发展边疆教育”，书中认为要在西康地区“厉行经济建设”、“加强民族联系”，“须培养人民的知识力，使本省人民由愚昧进于聪慧”，要达到以上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因为教育是实现“德化、进化、同化”三化政策的“生力军”\n，同时提出了发展西康教育的五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即：编订特种教材、培养特种师资、编著各种语文对照课本、中级学校要酌情设置方言课程和实施流动教学制度；刘文辉本人还将西康地区的边疆教育上升到国防的高度加以考虑，认为，西康地区的彝族、藏族等各少数民族“教育成为现代化之国民，教育成为富有国家意识之国民，人人聪慧忠勇，人人爱省爱国，则我国西南边疆，千载万载，固若金汤”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惜资料辑要》第727—740页。。西康省设立教育厅后，分别与西康省民政厅、建设厅合订《建教合作办法》、《政教联系办法》，颁布《西康省新学风运动大纲》，将全省划为4个中学区、7个师范区和6个职业教育区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上册，方志出版社2000版，第344页。。1941年，国民政府颁发《边地青年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将边疆民族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补习教育和特种教育6种。在此形势下，西康学校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有的县立中小学，校舍非常整齐，是县上最好的建筑，比当地政府的办公用地都还有好；还有的学校体现了藏汉融合的特点，学生既要学习汉语，还要学藏文，为康区培养了各种专门人才。据1939年西康省政府教育厅统计，建省之初，西康共有中学11所，师范学校5所，职业学校2所，小学1238所，还专门建立省立西陲五明学院，为当地研究佛法的唯一机构。《西康中等学校教育考核表》，载《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第8期，附表6。其中，康属19县有完小15所，初小44所，短小112所，中学1所，师范2所，加上各县民众学校、家庭教育班、儿童随习班等共有学生7800余人，教职员265人，雅属有各类学校461所，教职员835人，学生29200人；宁属有各类学校669所，教职员923人，学生36897人《西康中等学校教育考核表》，载《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第8期，附表6。。但是，发展教育的先决条件在于培训师资。如果没有足够而且合格的师资力量，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就无从谈起。但是，西康地处边陲，文化落后，各项师资十分缺乏，康区各县几乎无一合格的教师。据1933年全福调查，康区教师大多是“未曾经过长期正式的训练，差不多可以说凡是当教员的，都是县政府或省政府的公务人员，这些教师缺乏专业的训练，教育知识不充分，教学技能不娴熟，训育及管理的方法，也不能合乎教育理论，可以说完全是滥竽充数。”全福：《边疆师资培养计划》，载《康藏前锋》1933年第6—7期。\n西康地区的合格师资，一般也都是从内地聘任，内地教员对藏区的基本情况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缺乏充分准备，在西康地区生活工作很难长久，这样不利于西康地区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而在当时，西康地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学教育，许多学生小学毕业以后，只有到内地学校升学或者直接选择辍学，所以发展边疆地区的民族师范教育成为当政者的极为紧迫的任务。而西康还是远在民国六年（1917年），殷承瓛殷承瓛（1877－1945），字叔恒，又名何仪青，云南省陆良县马街镇良迪村人。与蔡锷为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1909年毕业回国，任第七九镇参谋官兼云南讲武堂教习。1911年参加重九起义，任云南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率兵进藏平叛。1915年参加护国运动，任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胜利后出任川边镇守使，后晋升为陆军上将，1918年卸职为民，1945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8岁。他不但是一位军事指挥家，而且喜欢文学书画，家中藏书达数万册。1950年其长子殷渥群遵父遗教，将所遗图书全部捐赠云南省图书馆。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18页。担任川边镇守使、康明良担任川边道尹时期，曾经在康定地区开办的一个川边师范传习所民国九年（1920年）川边道镇守康明良，鉴于康定泸定两县高小毕业生日渐的增多，升学无地，通过捐款的方式，设立了川边师范传习所，学习期限为一年，办学期满以后并没有继续办学，当时毕业的人数仅仅20余人，其中杨仲华被派往甘孜办学，彭焕文被派往雅江办学，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教育岗位上为边疆地区服务。载四川省康定县编撰委员会：《康定县志》1995年第一版，第479页。，但是当时入学并且毕业的学生，只有康定的不到二十个学生。这里面有杨章荣杨仲华，男，汉族，康定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结业，历任康定县银行经理、省立康定小学校长，甘孜县县长，西康省参议会参议员，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员。解放后被镇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20页。（后改为杨仲华）、何寿昌（后改为何伯康）、许寿昌（后改为许星桓）、彭焕文（后改名为彭有章）、宁国清（后改名为宁仲澄）、周伯仙、李茹忠、王国均等人。冯有志，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康史拾遗》，政协甘孜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版，第94页。这些人毕业以后，杨仲华被派往甘孜办学，彭焕文被派往雅江办学，何寿昌被派往道孚办学。十多年过去了，“培养出来的学生或远去他乡，或者改从他业”。这样的状况明显不能满足当时发展西康师范教育的需要，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在当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重新培训，另起炉灶，西康地区师范教育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来。相继创办了五个师范学区第一师范学区以原康定师范为中心，包括康定、泸定、丹巴、九龙、金汤等；第二师范区，以省立边疆师范为中心，包括巴安、道孚、雅江、得荣、理化等；第三师范区以云定师范学校为中心；第四师范区以省立西昌师范学校为中心；第五师范区，以始阳师范学校为中心。，设立了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国立巴安师范学校、省立康定边疆师范学校、省立第二边疆师范学校、省立始阳师范学校、省立云定师范学校等边疆师范学校吴康零：《追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文教建设事业》，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8年第4期。。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n第二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演变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从1928年创办到1951年并入康定中学，经历了政委会时期、建省委员会时期和西康建省等多个历史阶段，经历了红军长征、西康建省等重大事件，从早期的师范传习所发展到简易师范学校，再到最后的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西康师范学校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坚持办学，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在康区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前后共23年的办学历史。第一节西康师范讲习所时期关于西康师范的创办时间，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档案，如杨仲华《西康纪要》第六章、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第六章和州文化馆《康定教育概况》，其中对创办的时间各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杨昌伯的观点，认为该校的办学时间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康定县志》对于西康师范讲习所是这样叙述的：“民国15年（1926年），康定县知事梁仁俊奉命开办了西康师范讲习所，招生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康定和泸定两个地区，校址设在三圣祠，首批学员近40人。”1926年，县知士梁仁俊拨款，在县立两等女子小学堂内，开办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学制2年，每期招收40名，由女子小学校长汪席丰兼任所长。“民国20年（1931年），西康行政署督察公署将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并入了西康师范讲习所，全校学制改为四年，简师班实行男女合并，每期招收两个班，学生近80人”。两处记载地点相同，特别是对于先办理女生部和西康师范的时间上，前后相距接近两年。再此一并说明，后面不再对此问题进行叙述。1927年，二十四军刘文辉接管康区，并于1928年在康区成立了西康政务委员会，龙守贤龙守贤(1885—1953)，男，字帮俊，忠州五属联立中学堂乙班学生。忠县曹家乡白草村人。幼读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保送入北京政法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民国十三年春回国，任川滇、川康督办公署秘书、顾问。受督办刘湘之命，民国十七年二月，龙守贤出任西康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创办西康师范学校，亲兼校长。回蓉后，任二十四军军部顾问兼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民国二十五年任省立万县师范学校校长，民国二十七年八月离任。民国二十八年一月，龙守贤出资创办私立秉仁小学，并任董事长。民国三十一年八月，龙守贤任垫江县临时参议会议长。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当选为垫江县参议会议长至解放。新中国建立初，龙守贤出任垫江县各届人士代表会委员、常委，并当选川东行署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任垫江县第三届各界人士代表会副主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1988年版，第138-141页。任政委会主席。龙守贤热心教育事业，看到当时西康地区教育的落后状况和发展西康师范教育的重要作用，在他的积极协调和努力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呈请军部请拨款开办西康师范传习所”《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呈军部请拨款开办西康师范讲习所》，载《西康公报》1929年第2期。，主政康区的有识之士均认为，边疆社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脉络，必须改变现有的状况。边疆落后的原因很多，既包括历史的原因，也包括现实的原因，但当时的国人认为边疆落后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乃是教育不发达，教育是文明进化的先锋，教育之不发达，可以断定其文明程度”刘曼卿：《边疆教育》，中正书局1945年版，第5页。。“\n应以教育为入手之方，则教育在边疆今日之建设上为最先而又最紧要之工作，从事于边疆教育之设施，人才经济有变重之困难，经济问题之解决时间上之限制甚少，而人才问题则非有标准不为功，所谓人才之标准，即师资之应速培养也。”李春材：《西康教育实施之研究》，载《康藏前锋》1934年第6—7期。所以在1928年，川康边防总指挥在康定设立西康师范传习所。龙守贤亲自兼任所长，对学校开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讲习所在其第一次招生简章里规定应招收学生共计六十名，学制为1年，由各县按照西康的实际情况选送，如名额不足或者其他特殊再进行公开招考《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呈军部请拨款开办西康师范讲习所》载《西康公报》1929年第2期。，入学程度要求为高小毕业。结果招考和保送的学生都没有达到当时计划的名额数，实际上只招收到了第一期学生四十三人。当时在招生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学校的招生，是由政务委员会亲自负责，而龙守贤既即是政委会主席，同时又兼任西康师范传习所的所长，龙守贤办事非常认真，经常检查，如果哪个县没有学生送来，就由政委会下文去催促，各县不得已纷纷送来学生。九龙县送来一个学生，名叫刘相明，已经二十多岁了。该县县长刘鼎彝，交这个学生来康定学习的时候带了一封信给龙守贤，信上这样说：九龙县没有学校，所以也就没有高小毕业生送来，但是政委会一再催促，我不敢违抗，只好把我从家乡带去县政府工作的侄儿送来充数。今后如果女子师范要学生，我只能把我太太（爱人）送来，再有什么学校要招生，只好我自己来了。政协甘孜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康史拾遗·文史资料》（上），第94—95页。这真算是西康师范讲习所招生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了。当时入学的第一批学生中，“康定的有陈强立陈强立，藏民嘉错罗布。西康康定人（今属于四川），藏族。曾任军校政治教官。1948年作为西藏代表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同年9月1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载四川省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7—818页。.、孙相贵、冯有志、陶大明、张学盛、彭凯元等；泸定的有杨自章、婓安常、于国荣三人，丹巴的有刘远彦、金仁宽二人；道孚有张彦彬一人；炉霍有张国正、杨汉卿、周玉成三人；瞻化（今天的新龙）有温玉成一人；巴安有赵跃中、李全福二人。该班结业时，除了中途辍学和到内地升学的以外，毕业学生只有二十五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6页。\n该校对于到南京等内地高等学校求学的陈强立、王道兴、龙忠良、肖耀宗等五人依然定为该所毕业学生，这是为了鼓励和提倡康区的学生继续向外求学之意愿。1929年，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呈请军部继续办理西康师范学校，用以树立康区教育的基础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西康公报》1929年第20期。。政委会决定续办第二期，招收学生四十名，学制延长为两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学学制为三三二制，在县境内师范学校设立较早、较多，学制从1年制传习所，2年制短训班，4年制初师（简师），3年制中师（后师）及5年制师范专科，均根据实际需要而制定”。载《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据有关史料记载，“第二期学生高清平等四十名，经二年毕业，为学生马裕恒等二十二名。”《西康概况资料辑要·教育》，载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29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早期的师范传习所，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学校校长由特区政务委员会兼任，学校的教职工除很少数量为专职的，多为当地政府公务人员，第二，由于康地人民对教育普遍不重视，招生比较困难，学生全部来源于康区，且大多是康泸两县军政子女，学生的年龄大小、学习程度等也参差不齐，办学规模较小，在校学生只有五、六十人《建国前西康省康属求学青年、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6页。。第三，师范传习所没有开设专门的教育课程和心理学课程，也很少购置教育教学设备，由于经费等其他原因，也没有聘请与此课程相关的教师。最后，学生毕业以后，只有等待机会赴外省考取公费学校，在本地无法正常升学与从事教育职业。“惜当时困于人才，各县均不能次第设立小学，以致造财无用，嗣由当局送资内地，继续求学，以资深造”沪记者川康考察团：《西康教育之过去与将来》，载《开发西北》，1934年第2卷2期。。这也是早期西康师范传习所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当时情况下，西康师范教育的发展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和挑战。康定师范传习所、师范学校历次开班情况本表是由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来。资料主要来源于《甘孜州志·教育志》、《康藏前锋》、《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第1期、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等。学校名称时间学制班级数毕业学生数教员数量月办学经费西康师范传习所1928-1929112510300西康师范传习所1929-19312122300西康师范学校1931-1934323518470西康师范学校1932-1935337020470\n第二节西康师范学校时期西康师范传习所办理两届之后，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对当地社会影响非较大。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央政府及蒙藏委员会力谋边疆教育之普及与发展，于1931年出台了《教育部修订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规定：根据边疆各民族之特殊环境，以谋边境人民智慧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识之养成，自治能力之训练及生产智识之增进，依遵总理民族平等之原则，由教育力量力图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之统一，以期五族共和之大民族主义国家之完成。《教育部修订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页。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策的推动下，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也为西康师范讲习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扩大学校的办学规模成为当务之急。1931年，西康特区师范讲习所继续招第三批学生，将学制由原来的两年调整为三年，最初招生的时候有徐志义等四十九名，1932年，教育部修订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要求西藏、西康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迅速扩大当地办学规模，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学校又招收了插班生数名，当时史料记载的有“徐廷林、阳昌伯、周代乾、邓守能、高国宝、邓自壁共六名”张羽新、张双志编撰《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三十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95页。。1931年下半年，呈准二十四军军部，与康定女子师范传习所合并，将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康师范学校本节史料引自杨仲华《西康纪要》第六章、冯有志《西康史拾遗》第六章及州文化馆《康定概况·教育》。开办康定师范传习所的时间，杨仲华的记叙和冯有志的回忆稍有出入，暂以《西康纪要》为准。。该校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其办学宗旨是为普及小学教育培养师资。当时在金沙江以东，大渡河以西，只有这一所正规的中等学校，被誉为“康省最高之学府”《西康概况资料辑要·教育》，载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辑，第313页。。\n1932年7月，西康师范学校又添招学生一班，由于当时的政务委员会工作已经结束，所以招生任务就由二十四军军部负责，军部直接负责招生任务的余旅长即通令各县选送合适的生源到康定师范学习，而关外的各县都借口局势混乱和各种战事，并没有按照相关要求选送学生，关内各县，由于教育极其落后和其他原因也没有选派学生，当时康师校长张鸿逵对康定泸定两地学校基本情况是这样记载的：康泸小学，常有勒留学生，久不举行毕业之弊，学生年至十八，已是高中毕业年限，乃谓小学程度未足，不能毕业，则其办理难度情形可想，因是康泸两县，亦未申送一人。《西康概况资料辑要·教育》，载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29辑第361页。因此校长汪仲奎就直接在当地招收学生四十余名，这些学生大都是康定、泸定县党政军商界的子弟。因为这些学生学习的程度要比前一批学生晚一年，所以不能直接合并进行授课，按照相关的章程，将新招学生单独列入第二班进行单独教学《西康政务会训令本区各县知事令发西康初级师范学校招生简章并饬先期申送学生来会》，载《西康公报》1931年第22期。。西康师范学校的历任校长，也非常的认真负责，他们不尚空谈，端庄严肃，平易敬人，仁慈和蔼，其中校长汪仲奎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最为令人印象深刻。1934年上学期，第一班学习完成，汪仲奎鼓励同学到内地学校进行深造，并且承担带领学生外出的责任，一路上和学生们谈理想与愿望，学生们都深受校长的启发，后来有部分学生就读北平蒙藏学校、南京蒙藏学校1913年3月7日，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就颁布了《蒙藏学校章程》，在原来清朝理藩院直辖的咸安宫学、唐古忒学、托忒学3校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扩充，成立北平蒙藏学校，招收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学生。此后，各地纷设蒙藏学校，计有南京蒙藏学校、康定蒙藏学校、丽江康藏师资培养所等，招收高小、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以造就蒙藏各项专门人才。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后来在康区乃至全国影响很大的人物，为西康地区近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该校男生部3班有学生50人，女生部1班有学生20人，两部共有教职员工20人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页。1935年下旬，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转战川康地区，国民党要求各县集中一切财力物力进行“围追堵截”，教育经费锐减，各地的学校纷纷停办，当时的西康师范学校也因经费来源断绝，办学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今因‘赤匪’窜康，大受影响，经费无法得到，遂不得不暂时停办，另谋辩法云”张万根：《西康教育之回顾与前瞻》，载《康藏前锋》1935年第10—11期。，被迫暂时停办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n。1936年，工农红军已经离开川康，战争的影响开始减退，当局开始重新规划教育发展问题，教育行政机构、教育组织、教育设施开始恢复，教育经费也得到一定程度保障。西康师范学校开始复校，由于西康地区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和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大部分原校学生并没有返回，返校的三个班的学生还不及原来一个班的人数多，教职人员也出现了流失，在这样的情势下，西康建省委员会和学校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通过重新招生、加大投入、升格学校等来提高办学水平。这一时期，西康师范学校的办学，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改变了由政务委员会兼任校长的做法，而是由专门精于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员担任校长，在教学过程中，也聘请了更多的专业教师，提高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其次，在办学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优秀学生保送制度，教师的聘任制度，对师生素质的提高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最后学校根据藏区的特殊状况，把藏文列为必修课，还增加开设乡土教材，这些措施都非常符合西康实际，适应了西康地区民族教育发展的要求。第三节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时期西康建省前后，对于如何推动康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项事业建设，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而教育更是其建设新西康的关键。当时康区一批有名望的学者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纷纷献计献策，就康区发展边疆教育展开专题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师资又十分缺乏的康区，培养优良师资，是推进康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关键。康定师范传习所，经过数年的整理和扩充，成为全康区教育的标志。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6年发展边疆教育计划中，决定划拨专门的款项，对西康师范学校进行改建或充实：该校经费由中央财政补助3万元，及原有经费5千元，共计3万5千元，合并注明。《二十五年度教育计划书纲要》，载《边事研究》1936年第3期，第74页。\n1935年下旬，红军已经离开川康，政局开始恢复，西康建省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中也提出了对康定师范学校的改造和扩充计划，划拨专门经费和人员，将西康师范学校升格为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调整班级设置和人员结构，足见当局对发展师范教育的重视程度：赤匪窜康，朱徐合股于前，萧贺分扰于后；直至二十四年度下期，秩序稍定，始改组西康师范为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将原有第三、第四、第五各班学生分别编为简易师范第一、第二两班并添招藏族师资训练班一班，一切依照教育部备案之修正改进康定师范学校计划办理。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载《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该校除以上特定扩充办法外，其余依照教育部备案之修正改进康定师范学校计划办理，亦遵照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甲条六款之规定切实训练之。《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康师教学设备和校舍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学制延长为四年，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先后设置简易师范、师范（包括后师）及藏族师资训练班等班级，逐年进行招生。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制定了战时的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对师资的训练尤其的重视，这就基本确立了战时师范教育的基本规划。邓庆伟：《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范教育述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据史料《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记载，1937年，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迄未增设师范本部，简师第四班亦停办，民国二十七年度计划，仍继现状经咨部核准办理，拟训练特殊师资一班，以养成能耐寒苦、深悉康情、毕业后能进牛厂流动教学之人才为主《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招收初中毕业及其同等学历之学生38人，修业满一年半，毕业即分派到藏族小学任教。《西康省师范教育三年实施计划》，西康省政府秘书处编:《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8期。据统计，1937年，西康省立康定师范有师范三班，学生一百三十人，教员十三人；民国1939年，除原有三班外，设立高中师范一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前后一共办了九个班。“本部有见于此，除南京、西康两地造就优良之教师，积极筹备蒙藏学校，酌设师范班，训练此项人才外，其余内地或边疆各省之师范学校，办理著有成绩者，均可兼为蒙藏各地培养师资”《教育部要求蒙藏各旗宗选派学生攻读师范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页。\n，在这样的政策支持和鼓励下，也为了推进牧区教育事业的发展，1938年，西康省立康师便附设两年制特殊师资训练班，分甲乙两组（乙组收高小毕业生）进行教学，申送与招考各一半，由学校提供校服、伙食费和书籍等。教学特别教授藏语文，以培养深悉康情，耐寒苦，能随放牧流动的师资，二年毕业，分发各县，开创当地的牧区教育。学生数量也达到了一百九十人，学生常年在校享受师范生专业公费待遇，教职员工十八人。李亦人:《西康综览》，南京中正书局1941年出版，第7编，第262—267页。1937年，在康区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一班，在简易师范毕业生中或者小学教师中考取52名学生，培训4个多月，分派各县任语文教师，负责推行短期义务教育。为了加速培养小学师资，对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进行改组，确定先办理简易师范部，规定每年由中央划拨经费2-2.5万元；马廷中：《论民国时期甘孜地区的学校教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在教学方面，增加康藏史地、藏语文及有关藏区特殊教材；到1938年，已经招收了三个简易师范班，共有132名学生毕业。甘孜藏族自治州教育志编撰委员会编:《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2页。1944年，教育部派程宽正一行来康视察教育发展状况，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康定城市不大，附近各县及机关，小学与初中无多，而康定城内及附郭之中等学校，却有省立康定中学、康定师范、边疆师范、康定商职、康定农职及高级医职等六校，各校学生均感不足”《教育部程宽正视察康定师范学校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在康定一地便设立三所同一性质的师范院校，不仅招生困难，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了改变边疆人才培养类型和层次单一的状况，也为了解决学生生源问题，积极推进边区女子教育，提高妇女素质在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提到推进边区女子教育的原因在于，第一：女子之保守性较大，若干男性边胞之服式习俗，已渐与内地人民趋于一致，惟女子则依然操其固有之特殊方言，服式光怪陆离；第二：为厉行通婚政策，允不能不积极设立女子学校；第三：边区妇女多从事于实际之生产工作，故在家庭间所占之地位极为重要。，在中央和地方的协调下，“饬国立省立各边校兼收女子，另立女子部，同时责令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尽量设置女子学校”《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并设置专门的女子师范教育学校以培养女子师范生。“\n改设省立康定师范学校为女子师范学校，推行女子师范教育，以期发展女子教育，以利国教，奉部令饬办，而本省省会并无专设之女子学校，经查省立康定师范与国立康定师范，以后轮年招收女子师范及女子简师各一班，以期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均衡发展，已定于本年度暑期后施行。”程其保:《一年来之西康教育》，载《新西康》1945年第9—10期。这在西康地区学校教育中。首开女子接受正规师范教育的先河，这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西康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凡入学之女生，须穿学校规定之制服，其本身也无形改良一也”《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虽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妇女地位较为低下，女子读书的情况也不多，但是通过省立康定女子师范学校举办女子师范班，初步改变了女性不能上学和升入中等以上学校的传统习俗，提高了妇女的地位，解放了妇女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中提到，要求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寒暑假返乡之便，负有宣传改良本乡女子服式、习俗之责任，即此为成绩考核之一”，所以推进边区女子教育，不仅受益的是其本人，而对其改变当地落后的习俗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5年，省立康师校长汪仲奎“以该校学生于毕业后，即须派赴各县服务，若于毕业时无相当实习，诚恐将来遇事张皇，有负期许，特呈准上峰，于本期添办实验小学一班，以备给班师范生实习教授，已招考初级小学生一班四十人，校址附设于师范学校内，各科教员，概由该师范学生兼任云”《康定省立师范添设实验班》，载《川边季刊》1935年6月第1卷第2期，第187页。。1941年，国民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制度，颁发《国民教育实施纲要》，由于当时康区对小学教育迅速发展也有需求，又可以作为康师毕业生见习和实习基地之用。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正式成立省立康定师范附设小学一所。专门招收康定各界藏民子弟，初招学生40余人，设2个教学行政班，学生在校学习基本上享受公费待遇。民国三十六年，学校迁往东门贫民工厂内，仍名康师附小，共有学生近120人，教师近10人，初步具备完小规模。学校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育实施方法》进行办学，课程设置按照教育部规定进行开设，康师附小主要在“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力为主要目的”四川省康定县编纂委员会编《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486页。的同时，灌输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怀，“使他们认清中华民国至上的基本观念。”王文萱：《我对于编写边疆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几点意见》，《教育通讯》1941年，第4卷第19卷5期，第9页。\n据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民国三十三年一月的常年经费来看，每月经费大概800元左右，主要支出是俸给费、俸薪、饷项工资、办公费等。《民国三十二年度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51。且每月经费使用差别不大，经费主要来自于省立康定师范和当地的教育系统，也有很小一部分来自于当地的官绅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捐助。由于当时处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战时教育措施”，对康区的小学教育发展还是有较大的推动。抗战胜利后，由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法币贬值极为严重，物价暴涨，学校经费短缺，教职员工的基本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大量的教职员工在这一时期开始流失，纷纷改从它业。从1949年统计情况来看，该校有学生70人，教师8人，负责人为舒启曦。从资料中可以看到，学校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够维系下去，实属不易。1950年，康定解放以后，人民解放军成立军事管理委员会，将康师附属小学和北城小学、原来的省立小学3所学校合并，重新组成康定第一完全小学，后更名为东大街小学，校址设在原省立小学内，黄启勋任康定第一完全小学校长，康师附属小学就此停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解放军向西南地区进军，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1950年，康定被人民解放军全面解放，由于当时处在新旧政权的交替时期，康区政局极其不稳定，人心惶惶，此时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教师流失非常严重，已经没有直接存在的价值，省立康师“名存实亡”。康定军事管理委员会文教处从人、财、物等条件考虑，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暂时不开办专门的师范院校，而是将原来省立康定师范的一部分师资合并到康定中学去，组建专门的师范部，设立初师、短期师范班、中期师范班，民国时期创办的省立康定师范就此划上了句号。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56年康定中学1939年4月，西康省教育厅在康定建立“西康省立康定中学”，校址设于康定西大街城隍庙内（今西大街小学校址），课程按照民国29年（1940）教育部颁布的《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执行。建校初，招收初中、高中各一班。高中班每年秋季招生一次，初中班每年春、秋季各招收一次，各班招生30至40人，实行“三·三”学制。课程按教育部的规定开设，并增设藏文课和藏史课。1945年，将英语课程由选修课改为必修课，每周6课时。载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0页。共培养各类师资196人。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3页。1958年，重新建立康定民族师范学校，校址在康定城南郊的稻子坝。1986年将州进修学校并入该校，该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体制。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21283平方米。有比较完整的实验大楼、图书大楼、艺术体育大楼、教学楼等。图书馆藏书达到了54000册。1984年该校被列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授权点。1990年被列为首批全省中师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学校。学校现有普师、藏文中师、幼师（职高）、体育师范14个教学班。有高级讲师2人、讲师18人，讲师以上职称的少数民族教师10人。在校学生570人，其中藏族学生293人。载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6页。\n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办学经费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保障；其次，在办学过程中采取多种方式、层次相结合，如先办简易师范部、设立高中师范班、后期开办藏族师资训练班甲乙两组，设立义务教育师资训练一班，培训小学教师和简易师范毕业生，学校逐年进行招生，改变了以前因为经费短缺和教师不足，毕业一批学生招收一批学生的办法；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扩大学校办学规模，改变学校教学设施落后的面貌，聘请更多专业教师，提高了教师的待遇，使学校的办学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最后，学校还开办了专门的女子师范，这对改变康区落后传统习俗，提高妇女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n第三章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第一节办学经费与办学设备（一）办学经费西康地区由于财力的薄弱，加之战争环境和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教育经费的投入本来就相当不足。1934年至1938年，康区教育经费由建省委员会按照预算列支，经费来源途径有三：一是国民政府按月拨付；二是西康建省委员会补助部分；三是地方自筹。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央拨给建省委员会教育经费14万元法币，其中边疆教育经费6万元，义务教育经费8万元。1939年西康建省后，教育经费仍然依赖中央拨款，地方自筹部分较少。但因受战争影响，财政支绌，中央教育经费补助逐年减少二十五年度，陕省停止辅助，另加川湘两省，二十六年度又加桂省，二十七年度湘省停止辅助，二十八年度另加粤省。至三十二年度以预算改制，边教费分列省款，中央辅助，一律停止。载《边疆教育概况》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著出版，第13章第131页。，加之法币贬值，物价上涨，教育经费十分困难，部分学校维持基本的教学都是大问题，教育经费无法保证，教职员生活没有保障，学校规模逐年缩小，有的合并办学，艰难维持。据民国17年统计，“康定教育经费逐年由行称捐下收银二千二百两，米捐项下收银二百两，苦工息金项下收银两一百六十两，共计每年收银二千五百六十两，按月由学款收支员统收统支”。民国18年，任乃强在《康定县视察报告》中称：“教育经费全年支出藏洋九千八百零九元，合大洋三千九百三十元”。民国23年《康定教育经费收入预算表》统计；“教育经费年收入大洋共计六千九百七十四元。”民国25年《康定教育考察》一文记载：“全县教育经费，每年系大洋五千元，总计年支出共计六千二百元”。这时的教育经费，仰赖于商业贸易税收附加，如遇时局动荡，商业不景气时，教育经费收入就要减少，特别是民国35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日趋崩溃，商业衰退，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全县教育经费渐入绝境，至民国38年，多数学校纷纷关停。载《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页。根据《西康省通志稿》记载：“省教育文化费在预算中的百分数，二十八年占14%，嗣后各年约减少10%上下，此为其他省无有的现象。”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4页。西康师范传习时期，大部分经费由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按预算支付，相关资料这样记载当时传习所的财政状况，“西康师范传习所每月经费大洋贰佰四十余元”梅心如著《西康》，中正书局1934年6月第353页。，可以看出，当时的办学经费是相当有限的。\n后来，学校由传习所升格为西康师范学校，学校的常年经费有一定程度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西康财务系统支出，每月发放大洋二百元，其外康定教育科，月解大洋四十元，泸定教育科，月解大洋三十元，每月常年经费共计大洋贰佰七十余元对于西康师范学校经费的记载，阳昌伯在《民国时期康区师范教育史略》和《康定泸定两县教育概况》的数据有出入，前文记载每月经费为“协拨康师的津贴是大洋二百六十元”，后文记载为“每月经费共计有大洋二百七十元”，且说明了各县给予康师的具体数字，故本文以后文数据为准。。该校教师，少数专聘，而多数为机关公务人员。据民国24年（1935）统计，常年经费为5460元。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1页。各县保送入学学生每月每人还需交伙食费大洋共计五元，另外由报送县的教育经费项目下支付康师一定数量的学费，书籍费也需要学生自行购买。孙乐山在对西康地区的考察报告中就提到“现西康师范学校每月支四百七十元，该校经费系向西康财务统计处支发，可认为省款。但该校欠薪时有发生”。《孙乐山关于西康地方教育状况的考察报告》（1935年2月13日），载张羽新、张双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可以看出，当时条件下，经费来源的单一和无保障，严重制约了康师的进一步发展。康定师范作为当地重要的师范院校，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刘文辉主政康区，对教育的发展极为重视，曾经多次视察西康师范学校，认为“康定师范学校，是西康培养人才唯一的最高学府，本人随时都注意，学校的情形，吩咐各主管人员切实指导、办理，希望能够培养许多健全的人才”《刘委员长西康省立师范开学训词》，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第3期。，对康师的办学起到了很大作用。当地政府的办公楼都没有学校的好，从民国二十四年开始，康师教学经费逐年增加，基本能满足了当时康师教育发展的需要。学校规模再次扩充，成立了省立康定师范学校，规定每年经费2—2.5万元。该校经费由中央财政补助3万元，及原有经费5千元，共计3万5千元，《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为改变西康初等教育、养成健全合用之师资起见，就原有西康师范学校，加以整理，充实内容，一切遵照修正师范学校规程办理，已有修正改进康定师范学校计划咨部查核有案。年需经费三万六千余元，除二十四年度由中央准予辅助一万五千元及本省自筹一部分外，尚不足一万六千余元，造就师资为教育根本大计，充实设施为教学目前要图，西康贫瘠无力增发，二十五年度，西康师范呈请中央宽予辅助，需费如下：辅助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经费二万元整。这与《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记载西康康定师范经费为“一万八千元”，这与《边事研究》1936年第3期记载“二万元整”不一致。\n（充实康定师范经费贰万元，系二十五年度新增充实及开办正科用费。二十四年度原支边教费一万五千元，不在此数内。）《二十五年度教育计划书纲要》，载《边事研究》1936年第3期，第74页。1939年所列经费为40000元，1941年所列经费为177582元。教育部三十三年九月九日中字第四三三五号训令，将各省立师范学校教员待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并经行政院核定程其保：《一年来之西康教育》，载《新西康》1945年第9—10期。。1945年省立康定师范经费为100400元。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1页。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再加上外来的侵略对国家发展的威胁有所减缓，所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于边地的学校没有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但在此之前教育部公布的政策和经费照常实施，这一时期，主要是靠地方经费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法币大量贬值和物价上涨，虽然这一时期的教育经费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不及法币的贬值速度，所以学校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解放前夕，由于经费来源的断绝，康师教师月收入仅仅2到3银元，且银元有各种各样的版面，因质量差异，价值亦有高低之分。当时，学校规定学生家长出“尊师米”，按照各家的经济情况出米1到4升不等，由学校统一收集分给教师，教师称之为“吊命米”。到了解放前期，由于当时处在国民政府崩溃的边缘，人心惶惶，教育经费投入更是无从谈起，“夫金钱为成事之母，推进西康教育，当以确定经费为急务也”《孙乐山关于西康地方教育状况的考察报告（1935年2月13日）》，载张羽新、张双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省立康师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名存实亡了。没有经费的强有力保障，开展教育工作，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教育工作，是不可能顺利推进下去的。就西康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为商业贸易税附加、苦工息金、米捐等，一旦局势出现动荡，商业不景气，教育经费的来源就没有可靠的保证。从民国相关的史料可以看出，西康地区的教育经费管理混乱，导致对康师的教育经费经常出现拖欠的情形，这就不利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和学校的稳定，直接影响学习办学的积极性，这种现象的发生，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二）办学设备\n解放前西康地区的学校，基本上是旧寺庙或地主、头人、土司废弃马房、羊圈经过简单的整修以后，作为教学场所；其余生活用房、办公室、图书馆等均为川王宫庙宇稍加整修后，用作学校用房，虽历修修补补，依然是幢幢危楼。康区绝大多数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教学设备简陋，实验仪器设备很少。民国时期仅康定和泸定两地部分学校有少量的实验仪器、药品和图书设备外，其余各县学校在教学设备上基本属于空白状态，省立康定师范的情况亦如此。西康师范传习创办初期，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非常的有限，所以校舍和教学的基本设备都是非常简陋的。“校内设施。因经费支绌，乐具和运动具稍置而外，其他图书仪器等可谓全无”德亮：《康定泸定两县教育概况》，载《康藏前锋》1934年第6—7期。，这是对当时师范传习所早期办学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对康定师范的学习条件是这样描述的：康师校址在白土坎三圣祠（今州政协）的庙舍作为教室，加之和康定县立小学在一起，大殿两侧房都是小学教室，师一班的教室只好设在唱庙戏的戏台上，一部分住校学生就以戏台周围的小房间作寝室，以后招收第二班时，才在右厢房的楼下辟了一间教室和一个办公室，学校的设备除了黑板和课桌外既无图书也无仪器，文体方面，则只有一架风琴和一张乒乓台。食堂是在神殿里摆下几张方桌，每日两餐，每餐一菜一汤，每桌八人，每周打一次牙祭（即吃一次肉）。阳昌伯：《民国时期康区师范教育史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68页。虽然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边地教育的发展，教育部也对教学设备做过一些强制性要求，并要求：各级学校之设备应特别注意下列各点：多备与边疆各地有关之各项书籍及图表；多陈列内地各种文物。《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832页。但是就总体来说，由于受当时经费极其有限和外部环境极其不稳定等条件限制，教学设备和学校设施始终没有太大改进。当时的史料是这样叙述的：\n惟因经费有限，各项设施未或按照计划推行。兹将本年度应行扩充各项列左：查该校地址，系明正街土司旧署，不合学校需用，房屋亦多朽敝，亟应择要建筑，始能备用，兹拟建筑主要校舍为教室两所，理化实验室一所。该校图书，原不充实，军事期中，散失尤多，兹拟添购左列各书，以资应用。教育及师范用书、各科词典及参考书、万有文库、有开康藏一切著作。该校历来因陋就简。亦无自然科学设备，现拟遵照教育部颁中等物理化学生物学设备标准之规定备置之。《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直至1935年度下半期开始，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学校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该表中建筑校舍、添置图书、自然科学设施的增加即可看出。康定师范学校经费预算《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3页。项别经费数（元）备注第一项建筑校舍3,000新建校室两所，理化实验室一所，每所平均千元，合计约支如上数第二项添购书费1,000购与有文库一集及各科词典师范用书与有关康藏一切著作合支如上数第三项自然科学设施6,000购理化生物器具品标本依商务印书馆初中用普通组计合支如上数首先把校址从原来的三圣祠（今州政协）迁到了明正土司的衙门里面（今天的州政府旁），添设了女子师范部，地址是在运动场对面的小学内。由于中央和地方加大了教育投入，再加上当时的康区相对稳定，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校舍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善，开始大量的购置需要的设备，如化学仪器、校具、生活器具、物理实验仪器、健身用具、旗部、新的图书等。从有关的资料可以看出，到1946年，西\n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有金泊验电器、量热器、玻璃棒、丝绸、平面镜、电灯泡、磁铁、电灯头、电灯座板、电铃装置、电池、凸透镜、食盐、试管、修木、罗盘、貂皮、凹透镜等设备，在以前的康区教学过程中，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有些设备都是老式的或者是学校自制的，没有专门为教学而拨专门经费购买过，也开始采用专门途径进行购置，如双人桌、长板凳、方板凳、课桌、油印机、木架、木床、菜盆、菜盘、铁锅、茶盅等，而且有的设备还直接来源于沿海的大中城市或者爱国人士的捐助，除购置专业的教学设备外，各种各样的图书杂志和专业的体育器材也开始应运而生，如南京政务院公报、重庆讯略、步兵操典、西游记、中华民国地图、国旗、篮球、排球、皮桨、跳高桨、乒乓等《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民国三十五年》，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37。。这些设备的添置，从硬件设施上为康师的教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将主要的精力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各省和发动内战上，对边疆教育没有过多的关注，也没有出台更多鼓励边疆教育发展的政策，学校的教学设备没有太大投入，导致了设备老化，到了解放前夕，康师能使用的教学设备已经所剩无几了，康定解放初期，军管会在接受学校时，除少数破烂课桌凳以外，别无所有。第二节师生来源、结构及其待遇由于西康地区交通的不畅通和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康地人民对教育普遍不重视，学生来源十分奇特，在早期的师范传习所时期，主要是通过招考和申送两种途径，学生主要来源于西康省下属的各区县，如康定、新龙、泸定、泸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稻城、乡城、得荣、巴塘、义敦、白玉、石渠、邓柯、德格等地，而且这些学生多为政务委员会向各地下达行政指令招收而来的，所招学生的年龄和学习能力也有很大差异，有的都快成年却还是高小未毕业，甚至有的地区压根就没有开设过学校，送来的所谓“学生”完全是当局为了应付政务委员会被迫指派来的。到了西康师范学校时期，情况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由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入康，关外的各县都借口局势混乱和各种战事，并没有按照相关要求选送学生，西康师范在这种情况下就地取材，将康定、泸定县党政军商界的子弟选送入学。到了民国二十四年，一方面由于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对边地教育经费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康区的有识之士和学校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康师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康区总体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康人没有受教育的习惯，视读书为“差役”\n，对于招生工作来说，同样遇到比较多的问题。从当时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学生籍贯名册可以看出，招收的学生已经不仅局限于西康一地了，学生的来源已经较为广泛，除传统的康定、新龙、泸定、泸霍、甘孜、道孚、丹巴、九龙、雅江、理塘、稻城、乡城等康区外《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学生籍贯》，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12。，“以上各县，属康省之边区且边民者，为康定、巴安、九龙、丹巴、道孚、德格（以上为康族）及盐源、西昌、冕宁（以上为倮倮）等县，而此等县籍之学生仅为四六人，在此四六人中又未必皆为康族或倮倮，故真正之边民为数甚少”《教育部程宽正视察康定师范学校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78页。。从这些地方招收汉族学生来康免费就读，恰反映出康师在康区招生的困难程度，但无论怎样说，这些边区及边民就学，亦是教育逐渐进步的反映和基础。1935年，由于局势的相对稳定和中央和地方一系列发展康区的政策支持，从表中康区师范学生的伙食、制服、书目文具等可以看出，待遇得到了提高。首先，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并且享受回家来回路费补助《西康省教育厅民国三十五年度各级学校请领辅助费、开办费、学生副食费的函电》，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12。，学习成绩优异者可以保送至更高的学府继续深造。康定师范学校经费预算《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项别经费数（元）备注第一目伙食9,600简易班原八十人，新招四十人，藏训班原二十人，辅招二十人，共百六十人，每人每月伙食费最低六元，月支九百六十元，十个月计，年支如上数第二目制服960每人发给军训服装冬夏各一套，平均三元百六十人计支如上数第三目书目文具1,600每人年约支十元百六十人，计支如上数第四目茶油碳灯640每人年约支四元百六十人，计支如上数早期师范传习所时期，办学经费的紧张，学费、书本费、伙食费等学杂费基本上由个人负担，由于当时西康地区经济落后，学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读书，这就导致了学校在康区招生困难以上观点来自于笔者阅读民国时期的期刊和相关史料汇编得出，主要资料来自于《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167页、《西北开发》1934年第2卷第2期，《西康教育之过去与将来》、《新西康》1945年第9—10期，《一年来之西康教育》、《康藏前锋》1934年第6—7期，《康定泸定两县教育概况》、《甘孜州志·教育志》，第1661页、1704页。\n。到了西康师范学校时期，由于当政者的重视和教育经费的扩充，一部分学费由康定、泸定两县教育系统承担德亮：《康定泸定两县教育概况》中记载“康定县教育科，月解大洋四十元，泸定县教育科，月解大洋三十元”。，学生只需承担一部分学杂费和伙食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招生工作逐渐好转。据相关史料记载，“各县报送入校学生每人每月交伙食费大洋五元，另外由报送县教育经费项下支付一定数量的学费。”阳昌伯：《民国时期康区师范教育史略》，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165—167页。省立康定师范时期，由于中央和地方加大了对边地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经费投入，学校的经费得到了保障，学生食宿全部由国家供给，享受公费待遇。从查阅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省立康师每月领取的生活补助费为2970000元，平均到每个学生基本上是700元左右《西康省政府教育厅三十七年度康定师范经费会计报告》，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33。（排除法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等因素外）。在当时的康区，能够有较高的保障水平，也是相当有成效了。发展边疆教育，千头万绪，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莫过于学校的组织和结构。它是领导边疆教育是否按照正确轨道前进下去的舵手。早期的师范传习所时期，行政机构设置也较为简单，传习所只设所长一人，教务训育事务一人，教员若干人，担任所内管教各职，其余教员全为“特区政务委员会”诸委员义务任职。师范传习所早期由于经费和师资的缺乏，教师队伍中只有极少数专职教师，其余大部分为当地政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共同对学校进行管理，给学生授课，这也是这所师范传习所早期办学的一大特点梅心如：《西康》，中正书局1934年6月，第170页。。师范传习主要采用启发式的教育教导方式启发式教育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任务和学习的客观规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方式，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的一种教学指导思想。教学经验的积累,启发式教学将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目前，一些国家教学法改革中的许多创造和见解，都是同启发式教学的要求相关联的。，对学生进行教育梅心如：《西康》，中正书局1934年6月，第170页。。到了西康师范学校时期，由于当政者的重视和教育教学经费的增加，加上当时开发边疆的浪潮，很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培养西康未来人才上来，这一时段，专职教师的数量有所增加。据民国24年（1935）统计，教职员合计20人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661页。\n。教师的教学手段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还出现过一些颇具影响的人士来康师任教，如教授藏文的谢国安和陈海沧先生，教授国文的杨文质，还有教授英文的宋国英等，对学生的启发和影响甚大。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中心环节，只有配备了充足且合格的师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展当地的边疆民族教育。民国时期，康定师范学校教师大多由校长直接聘用，其中也包括一部分政府分配的师范毕业生，月薪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校长本人。1935年省立康师建校初期，规定了从校长到一般教职工的基本收入如下表：康定师范学校经费预算《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4—88页。项别经费数（元）备注第一目校长1,440校长一人月支百二十元每周教课至少十二小时不另支薪年支如上数第二目教导主任960教导主任一人月支八十元每周教课至少十六小时不另支薪年支如上数第三目专任教员1,920专任教员兼级任二人月各支八十元每周教课至少各十六小时另支薪合计年支如上数第四目兼任教员3,360四学级教授时数除职员兼任外尚余三千三百六十小时每小时支洋一元计如上数教职员工聘用期限一般为半年左右，续聘的决定权也是校长决定，被解聘的教师只能另想办法，另谋生计，所以民国时期的学校教师，每至学期结束，就担心下学期是否被再次聘用，四处奔波，托关系找门路，有“六腊之战”\n的痛苦和烦劳，这非常不利于调动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更谈不上学校的长期发展了。省立康定师范的教师一般情况下由校长亲自聘任，教师任教时间的长短是由教学质量和课程安排情况来决定。省立康师的老师来源大致有这样几个部分：第一部分人员是西康地区的公务人员，也包括一部分军政人员；第二部分是内地聘请来的教师进行任教；第三部分是西康本地人，通过在内地学习生造，又回到康区留校任教，他们有些毕业于南京蒙藏学校，有的毕业于北平蒙藏学校；第四部分人员是西康地区有名望的人士。教师结构比较复杂，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接受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知识，但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学校对教职工管理的难度。通过当政者不断的努力，在教师专业化和授课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到了省立康师创办的后期，由于经费方面的保障，专聘教师逐渐增加。1927年，教师工资一般在12到30元之间。1940年，省立康定小学校长月薪为50元法币，高年级教员月薪为30元；关外各县校长月薪70元，教员月薪为60元。抗日战争时期，教师地位大体相当于公务员。从相关史料记载，省立康师月薪俸为1240000元《民国三十二年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51。，在当时的康区算是较高水平了。从1934年的相关资料记载，西康师范学校第一班学生毕业，当政者为了鼓励学生到关外去教书授业，提高教师的待遇，每月工资为藏洋十元，在当时来说，也算得上是相当优厚了，但是折合成现大洋之后，每月薪水也不过八元。而且当时的康师教师并没有建立今天的奖励退休激励机制，更没有教师的培训晋升制度，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上。到了1947年以后，由于内战爆发，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虽然当时教职工薪水也有相当程度的提升，达到了32028000元《民国三十六年西康省教育厅康定师范经费常年报告会计报告》，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13。，但是远远赶不上法币贬值的速度，康师教师的待遇明升实降，待遇每况愈下，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流失严重。第三节课程设置与学生训育早期的西康师范传习所，所使用的教材是由川康边防军第一师第二旅编写的，《西康实用三民主义教科书》、《西康实用国语教科书》、《西康实用常识教科书》；主要开设三民主义、公民、体育、军事训练（男）、军事救护（女）、卫生、国语及注音符号、应用文、历史、地理等基础课程；鉴于当时学生质量和理解程度，主要通过采用启发和注入等相对简单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培养梅心如：《西康》，中正书局1934年6月，第170页。。师范传习所在注重学生思想文化学习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情况，积极开设体育课程。在传习所开办之初，就开始发展球类活动。据史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卢作孚曾经组织“嘉陵江西部考察团”来康，与康定师范传习所学生进行足球演练，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文化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1页。。\n西康师范学校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要求：各级学校之训育应根据边疆民众之生活情形，参照内地各级学校之训育标准实施之……以科学的常识破除其对自然的迷信（专指蒙藏民族而言）；唤起民族精神以破除其部落思想；由国际时事之讲解和团体生活之训练，养成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教育部订定边疆教育实施原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2页。对学生的培养进行了调整，从单一的知识传输转变为知识、能力、爱国主义思想等的综合培养。民国二十年，西康师范学校招收了第一个普通的初中班，大多开设的课程都是初中内容，并不专门开设教育学和师范方面的相关课程，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英文、藏文、国文、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图画、音乐、化学等基础课徐中林、王希隆：《试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最突出的是还开设了军事课程和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康藏史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版，第169页。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学校主张应该对学生进行军事化训练，从二十四军唐英师部聘请专门的教员，领来军服、步枪等装备，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在运动场进行操练，学校俨然成为了一所军营；在当时国难深重的特殊时期，政务委员会还要求每周都需要开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历史《政务会通令西康师范学校、各县知事转知部饬各级学校每周加临时课外讲学日本侵略中国史数小时》，载《西康公报》1931年第41期。。通过一些特殊课程的开办，使学生们懂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边疆地区危机的现状，感受到西康在全国边防的重要作用，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当时康师的校长，对教师的选聘非常重视，并且要亲自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康师校长陈容光，不尚空谈，端庄严肃，早晚都停立在教室附近，监督学生的自习情况，有时还要深入厨房、寝室等地，查看学校伙食、学校校规等，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和解决。第二任校长张鸿逵平易近人，仁慈和蔼，一口雅安口音，教人以忍为先，十足的儒家风度，他教书的特点是板书很好，画地图，又快又好，绘人物，惟妙惟肖。校长汪仲奎，毕业于燕京大学，精通外语，经常请外国人来学校教学生打网球和棒球，他接任后，主张应对学生实行军事化训练，办学也颇有特色。\n西康师范学校的受聘教师，很多是当地有名望的大家。当时的史料是这样记载康师教学情况的，教学国文的教师是始阳杨文质先生，学的教材是《古文观止》，他对中医和古文的造诣很深，讲解栩栩如生；进行英文教学的是福音堂的牧师顾福安和曾经到过英国留学的宋国英老先生，顾福安是英国人，上课先教拼写方法，上课从最简单的生产生活的用语开始讲解，还让大家用英语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交流自己的思想，最后通过英语课程的学习，康师的学生基本都能看懂和听懂一些简单的英文，这在当时的西康地区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教授康藏史地的教师为陈启图，此人在康从政多年，对边疆地区有细致独到的研究和看法，上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多为自己编写的一些讲义；藏文教师是当时很有名望的谢国安谢国安(1887—1966)，现代藏学家。四川省甘孜县人。藏名多吉卓巴，英文名(教名)保罗·夏热甫，以汉名谢国安见称于世。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10岁时逃离家乡，前往拉萨，入哲蚌寺学经半年，随商邦经春丕前往锡金甘托克。结识美国传教士，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一年半后，前往印度大吉岭，进教会学校学习藏文、英文和梵文，历时3年。并于此时在大吉岭的教会受洗，取教名为“保罗”(Paul)，改信基督教。后应孟加拉亚洲学会之请，到加尔各答校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陈海沧先生，他们都给康师的学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1988年版第168页。。1936年度，在《教育部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中要求“西康省康定师范学校附设藏民师资训练班，须兼顾夷民师资之训练，其他简易师范科及师范科，对于藏文藏语及康藏史地等课程，亦须认真训练，本年度并应增加学额”《教育部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84页。。西康师范学校升格为省立康定师范，并规定：师范正科因经费及环境关系暂缓招生，其他应行扩充学级列左：添招简易师范第三班，至少须招足四十人，拟由各县送考，其名额分配办法另行规定之。补招藏族师资训练班插班生，上年度因赤匪患关系，仅招得二十名，程度较差。兹拟补招插班生至少二十名，得延长自本年度下期毕业，以来达到原定目标。《西康二十五年度边疆教育计划》，载《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创刊号，第83页。省立康师主要课程为三民主义、公民、军事训练（军事救护）、国语及注音符号、应用文、体育、历史、地理等《简易师范科目及每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载《西康省政府公报》第26期。。在省立康师历任校长帅蕴德帅蕴德，四川乐山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曾任乐山县立男女两等中学校长，二十四军第三学区教育视导员，国立四川大学附属女中教导主任，成都各级中学数学教员。载《西康全省中等学校校长年贯资历一览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208。\n、刘仁选、王福德王福德，男，汉族，康定人。南京蒙藏学校毕业后转中央政治学校专修科毕业，后任康定县教育会理事长、西康师范学校教导主任、西康教育厅视察员、西康商职校校长、西康师范学校校长，国大代表。解放后，在康定新都桥农村任会计。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26页。、王光壁等努力下，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康师办学得到了提升。1938年，设立特殊师资训练班甲乙两组（乙组收高小毕业生）120人，特殊师资训练班课程分普通科目和特殊科目两种，甲组学生普通科目主要学习公民、国文、康语、军事训练、小学国语社会研究、小学自然算数研究，特殊科目为农垦学科、畜牧学科、工艺学科、医药常识等，乙组学生组要学习公民、国语、算学、常识、军事训练、教育概论、实习，特殊科目学习农垦须知、畜牧须知、简易工艺、医药卫生、实习《西康省特殊师资训练班办法大纲》，载《西康省政府公报》1939年2月第2期。；学制两年，招考与申送各半；特别教授藏语文，以适应流动牧群的学校教育。中华民国在特殊师资训练班办理过程中，提出根据西康实际情况，“康定师范附设藏族师资训练班，除上年度下学期已毕业之学生即须派往各县筹办小学，本年度应续招一班，严密训练，训练期间并须酌为延长”《教育部廿六年度推行边疆教育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95页。，提高了办学质量。民国二十八年（1939），开始设立高中师范一班，招收初中毕业生，前后共办九个班阳昌伯：《民国时期康区师范教育史略》，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甘孜州委员会：《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第170页。。高中师范班“教学科目为公民、体育训练（女生习军事看护）、卫生、国文、算学、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理、论理学、劳作、美术、音乐、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小学行政、教育测验及统计、实习等”《教育部公布修正师范学校规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页。，其主要在于培养“民族生活之状况，灌输科学智识，并间以政治材料，捍卫国家之历史任务，以启迪知识，养成国家观念为鹄的”《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会订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68页。。1941年，中学课程设置基本固定。省立康定师范也严格遵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开设课程，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民族师范班、特殊师资训练班和短期师资训练班增开藏语文课程，作为选修或必修课程。\n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教育部重新颁布了《师范学校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及自学时刻》明确规定，所学课程主要有“公民、国文、算术、地理、历史、生物、化学、伦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行政教育、小学教材法、卫生、劳作（农艺、工艺、家务）、体育、教育测验与统计、美术、军事训练（女子师范为军事看护）、音乐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上都是必修课程内容；另外还规定了选修课程，它们是“英语、幼稚教育、教育史、民众教育、农村经济及合作、乡村教育、地方教育、教育视导”。省立康师在提升学生体质方面，又作出了较大的努力，开展了门类多样化的体育文化活动。民国27年（1938），西康建省委员会教育厅在康定中山台体育场（今州政府处）举办了全省中等以上学校中国象棋锦标赛，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雅安中学、西昌技专、西昌中学、泸定中学等参加比赛，最后康定师范学生张崇沛获得冠军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0页。。民国28年（1939），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在康定南郊飞机坝举行田径、篮球竞赛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0页。，当时康师6个班，约200人参加，比赛项目有篮球、排球、铜球、标枪、跳高、跳远、100米、150米、200米、1500米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文化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5页。。民国29年，康定地区的篮球活动发展较为迅速，康师也先后成立了自己的篮球队、足球队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31年（1942），康定各中等学校有女子篮球队，并出席西康省康定市首届国民体育大会，康师女篮获胜，大会奖励给锦旗、奖品，旗上镶嵌着“强国之基”四个大字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3页。。1940年以后，康定师范还开设了武术课。1945年秋季，在西康省第四届体育运动大会上，康师还专门组织女生进行团体操表演。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6页。以上史料充分体现了康师在办学过程中对文体活动的重视从《甘孜州历年地方运动会一览表》（载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编撰《甘孜州志·文化志》第1955页）可以看出，省立康师几乎每年都参加康定举办的运动会，而且在运动会上有很好的成绩，可见学校对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准备内战，对边地教育远没有“九一八事变”\n前后那样重视，而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布将《国民党党员守则十二条》作为“青年学生守则十二条”，在中等学校推行。国民党为加强学校的党化教育，国民党为了控制学生思想，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服从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的观念，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提出了“戡乱建国教育”，规定“一个学校校风是否优良，学生思想是否纯正是主要标准”，完完全全将党化思想和观念灌输其中，学校的正常办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民国三十六年（1947）王光璧王光璧（1911-1977），笔名王登，四川郫县新兴场人。早年就读私塾，于民国18年考入郫县中学。因带头反对校方与地方民团搞“团校联欢”被迫转学就读于明治高中。民国24年（1935）考入四川志诚法学院，因学费不继，于民国26年考入刘文辉在成都创办的西康省县政人员训练班，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为民盟西康省工委委员。民国31年7月任金汤设治局长，因阻止抽收烟税，被土匪头子扣押，经人多方救助，返回康定。后在成都《康导月刊》杂志社任编辑，对我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藏族民间文学也很有研究，他在编辑《康导月刊》的时候，主张“边疆文艺应该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突出的地方色彩；要反映现实生活；要重视与藏族群众生活最贴近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他写出诗、民歌400余首，曾有10首被郭沫若收入《中国名人诗画集》。并将自己收藏的林葱土司木刻板《格萨尔王传》中的“天神大会”、“诞生岭国”、“赛马登位”等赠予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经过翻译，刊登在《康导月刊》上，这组翻译稿件是国内外研究《格萨尔王》的早期珍贵资料。1949年拥护刘文辉通电起义，王光璧积极响应，表示拥护。解放后被任命为康定中学校长，并当选为西康藏族自治州政协委员。1952年在雅安初级中学任教。1957年调任甘孜民族师范学校校长。王光璧幼年曾随祖父学过中医，成年从政从教后也自学中医典籍，民国31年（1942），在康定会同一些中医爱好者和中医组织“国药公会”，募集法币500元基金，开展义务治病。1961年为州人民医院聘为中医师并兼任教学，求医者甚多。他重视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结合临床经验，撰写了《临床医案集》、《内治经验方》、《外治经验方》等著作。载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6–2127页。任康定师范学校校长，治学严谨，以“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为座右铭，培养学生爱国热情，支持学生演唱郭沫若的剧作《棠棣之花》、《虎符》的活动，反对教育厅以校舍维修等理由削减学生的伙食费，在省政府门外张贴“反饥饿”的专刊，表示抗议。省立康师办学非常注重效果，也很有特点，特别是根据民族地区特点把藏文列为必修课，增设乡土教材等，都很切合康区实际，适应民族教育的需要。\n第四章对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认识与评价第一节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办学成果该校自师范讲习所成立到解放前夕的二十几年中，毕业学生达千人，西康周围的小学教师，除部分聘用内地教师外，小学教师主要来源于省立康师师范学校，足见其影响较大。在培养康地小学师资的同时，也造就了不少拔尖的人才，为西康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西康教育历史上写上了辉煌的一页。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冯有志，民国时期曾经担任康定县参议会议长，西康省党部科长，西康省政府社会处、建设厅科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康定县政协委员，参与编写了《康定县志》，撰写或口述的资料有《雅江的平西桥》、《西康史拾遗》（上、下、续）等《1926年首批旅外求学青年》，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17页。。阳昌伯，西康师范学校第一班插班生，后考入南京蒙藏学校，曾任国立康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任，西康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科长、国大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泸定县政协常委，从事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陈强立，曾任军校政治教官，1948年作为西藏代表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同年9月1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雅安市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817页。。史建候，曾任县府科长、省银行主任、稽征所所长《西康省参议人员简历》，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17页。。陆廷鲤，炉霍人，曾任县府科长、秘书《西康省参议人员简历》，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17页。。马裕恒，康定人康师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后任康定国立师范学校教员、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干事《1931年第三批到南京求学青年》，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23页。。孙相贵，西康师范传习所毕业生，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马泽昭，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后任二十四军军部少将参军《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n。陈祥龄，西康师范传习所毕业生，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解放后曾任政协雅安市委员会委员《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李全福，西康师范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后调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担任藏文翻译工作《1930年在南京、北平求学的青年》，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19页。。第二节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历史启迪从民国时期的省立康定师范学校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内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条件，我们必须根据民族地区风俗文化迥异、宗教影响根深蒂固、语言文字种类多、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发展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一个教育落后的民族，是无法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展开竞争的。因此，民族地区要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就必须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就此，笔者得出了以下几点启示：第一，要确立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指导思想，应注意“不将边疆视同内地，毋以城市教育移植边疆，认识边疆对于中华民族之整体性，及其本身涵蓄之特殊性，在一个民族政策，一个教育方针的底下，边疆教育应兼顾同与异，一般与个别，以发挥战斗与创造的教育性能。”梁瓯第：《边疆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通讯》1941年第4卷第8、9期，第19页。发展教育要受到生产、生活、地理条件、宗教环境、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对知识的认知水平、办学的基本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因为一地社会文化之形成，均有其地理环境做背景，为适应此种特殊环境，其社会文化便产生独特的状态；这种长久岁月维持到今日的独特社会文化状态，绝不是三月两月，三年五年，甚至三五十年之内所可改变，所可消灭的。此种各种独特的社会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优点，当然亦难免缺点的存在；我们要改革，必须要基于此独特的状态，求其优点发扬，使其缺点慢慢改正，这才是边疆需要的文化政策与教育政策”青一：《筹办中央蒙藏学校青海分校计议》，载《新青海》1934年第2卷第2、3期。\n。只有从民族的基本特点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承认边疆民族地区和内地存在的差距，找准定位，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和方法，才能让少数民族地区能够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边疆地区辽阔，“人口有稀密纯杂之分，种族有汉、蒙、回、藏之别；宗教有解放前儒、释、回、耶之判；生活有农、牧、渔、猎之差，欲以一种方式兴办教育，冀其有成，已极团难，何况以整个内地教育方式，强移之于边疆，削足适履，弄巧反拙”，故欲兴办边疆教育，“必应辨别边地之实情，而为适宜之措置曾紫绶：《边疆教育问题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3号，第15页。”。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师范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政者没有很好的解决现代教育发展和西康地区本民族发展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孤立的发展，康区“除极少数城镇尚可适宜设立学校外，其余乡村，尤其疏落，设立学校，至不相宜吴鼎：《边疆教育之现状及今后推进之方法》，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第59页。”。教育制度的设计一定要和当地社会环境想符合。“两个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民族决不能具有一种完全相同的教育制度。亦即是说，凡生活在某一文化模式内的民族必然会具有某一种教育制度，那全然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全是必须如此并不得不如此，绝不是随便给他改换一种他全可以接受得。如果她的社会生活与整个民族文化尚均依然如故并未发生巨大的演化或改变之前，即想借用外力不问他们需要与否适合与否，硬要给他们添加一种教育强迫他们去接受，那如果不逼出大乱子已经可谓侥幸，如还有其他野心岂非梦想!”杨方著《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由此可以看出，发展边疆民族教育，应该有计划、分步骤的实施，这样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第二，加强民族文化的融合，推行双语教学，并注重教材的编写。从解放前西康地区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边地“种族复杂，语言歧异，各不相通。若各授其语，以适其情，则学校发达而语文之隔阂愈甚，民族思想感情之沟通愈难，于地方不便，于种族不便也。”曾紫媛：《边疆教育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3号，第15页。推行汉语教学或者特定一种少数民族语言教学，都是极其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的，而且会对民族团结和教育的作用产生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也妨碍了各民族之间的来往。“语言文字，各不相同，生活方式，彼此互异，文化水准，参差不齐”，“书不同文，不能表意于大众，正犹车不同轨，不能通行于天下”，“\n故求同一点，实为中华民族任何一员自动追求之目标”教育部边疆教育司：《边疆教育概况续编》序言。。笔者认为，民国时期西康师范学校的做法可以为当今教育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在教学过程中实行汉语教学的同时，开设民族语文课，在其他民族语文教学的同时，也将其翻译成汉语教材进行讲授。对边疆地区教材的编写，也有其特殊的要求，如“所教课本采用汉字，教材内容与实际环境相隔离，每学就忘，边民自己甚苦，所用题材，每强以汉人生活灌注边民脑际，边民饮食为青稞、酥油而强教以水稻蔬菜；边民所住为石泥村舍，而强教以高楼大厦；边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强教以电灯瓦斯，床桌窗椅；边民之交通工具为牛马牲畜，而强教以船车飞机。使边民懵然如坠五里雾中。一部《山海经》，不能晓示不敢信，边民未入学前是此等人，受了教后亦不过是此等人，此种教育，有害无益，徒引起边民逃学恶教之观感，视教育为差役，学校为苛政。”梁瓯第：《边疆教育问题的研究》，载《边疆通讯》1941年第4卷第8、9期，第19页。所以，在民族地区发展语文教育，应该对于编写教科书之人员有要求，即“除了具备关于编辑教科书的技术外，还需具备对于边地的风土人情，要有相当认识和了解；除了了解国家整个教育方针外，还需要了解国家对于边疆的政策以及国际上对于我们边疆的动静；对边疆儿童青年们的心理特征，也需要有相当的认识。”冷少颖：《改进西北教育之我见》，载《西北晨钟》1939年第2期第6页。做到有的放矢，“使他们认清中华民国至上的基本观念”王文宣：《我对于编写边疆小学国语教科书的几点意见》，载《教育通讯》1941年第3卷、第15卷，第9页。。第三，要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层次的办学模式，边疆地区语文、思想、地域、习俗、宗教、种族、性情等均与内地人有巨大差异，故推行边疆教育，兴学育才，应酌量变通办理。我国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应先办初等教育，后渐步推进，根据宗旨抱持定见，行以毅力，假以岁月，于初等教育渐具基础，迫边地学生稍具常识，略通国语，始至边省或内地，各按程度，分入各级学校肄业，与一般国民同受普通教育，斯为正当办法。”聂春燕：《20世纪30、40年代开发西北大潮中的边疆教育》，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n基本上都处在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居住又十分分散的地区，光依靠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直接拨款扶植的办法是很难适应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需要的。从西康师范学校的办学可以看出，经费来源过于单一，会直接导致学校的生存危机。笔者认为，通过走多渠道、多层次办学的路子，倡导和引导社会集资办学，既可以解决教育发展的资金难题，又可以吸引新的教育思想向民族地区的传播，更为国家解决了后顾之忧。第四，要加大教育经费的筹集，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边疆民族地区师资的整体水平。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拥有足够且合格的优秀教师，才能让边疆民族地区教育能够不断的延续和发展下去，民国时期，边疆地区学校之所以大量缺乏师资力量，“我国小教员之生活，本极清苦，普遍月薪只有七八元至十余元之间，在物价高涨之今日，以之维持个人生活，尚感不足，欲求仰事俯畜之道，只有改图更张，于是朝张夕李，更替无常，影响学生之学业，自不待言，纵能安于教职，不事他求，然为生活所困，心身两疲，学识无修养，思想难免落伍，则教学成绩不问可知。”杨德元：《中国回教之教育问题》，载《晨熹》1936年12月第2卷，第3页。除边疆地区语言障碍、生活清苦外，更在于当时社会对边疆地区教师没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感，边疆地区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再加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社会经济各方面都落后不堪，故财政收入极其微薄，极其有限的教育经费很多时候都由于受到当地政局的影响，被用来充当军费或者其他用途。故民国时期《康定特区政务委员会学校调查报告》记载，泸定两等小学主任教员月薪仅仅是一百，相当于大洋不到五元，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康定师范学校毕业学生到边疆任教的学生，每月工资为藏洋四十余元，在当时的康定地区，就算是相当优厚的了。教师待遇菲薄，职业无保障，社会地位低下，更没有奖励和退休机制。从这里可以看出，“要彻底改进教育，非先确立教育经费不可。其确立之法，应是一省的一种税收，完全划归教育经费，其收税人员完全由教育当局支配，行政当局不能加以丝毫的干涉，在政治上无论有如何的变动，教育经费决不能受到一点影响”冷少颖：《改进西北教育之我见》，载《西北晨钟》1939年第2期，第6页。。还必须培养一批热爱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勇于奉献的教育人才，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使人才能够留在民族地区长期安心的工作。总之，发展边疆教育，要特别注意边地的特殊性。“\n边疆教育的目标，应是以融洽中华民族各部分的文化为一国族，并平等地促其发展为一定的方针，其范围应包括所有语言文字习俗特殊的边地，不限于蒙藏，不分别族，混合施教。施教的内容，其重心应以改进社会的经济的生活，并特别重视国防的意义为要。在实施的步骤上，应先着重国民教育，在施教的方法上，应缜密地订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详细计划，想出几种特殊有效地教学设施，不应学究式的把内地的一套原封不动的搬到边地去。”宗亮东：《边疆地区实施基本教育之研讨》，《教育通讯》（复刊）1947年第4卷第1期。要多元化的发展边地文化，“应多利用边疆各地旧有的特殊形式及其原有的各种活动，即利用其民族特别的习惯及其社会活动，再加上新的文化内容”罗敦伟：《新边务政策》，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1、2期。。\n结语自民国以来，西康地区的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本文以西康地区的一所师范学校作为研究的对象，分别从西康师范学校创办的背景、历史沿革、发展轨迹、教育教学、经费状况、师生结构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考察，它既体现了当时国民政府在全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师范教育的共性，同时也具有西康地区自己办学的基本特点。师范教育既按照自身发展的规律，又要适应教育发展与政治社会变革的双重需要，两者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西康师范的发展和当时全国其他边疆民族教育一样，基本上是与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同时进行的，是在边疆危机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并根据当时对招生规模进行动态调整，当然，西康师范在办学过程中同样也面临着经费与设备不足、师资和学生缺乏、教学内容的近代化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西康师范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仅来自于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学校师生的艰苦奋斗、共同努力，更重要的应归功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大力发展边疆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符合边地发展且有利于边疆教育发展的举措，为边疆教育事业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尽管当时的西康财政非常困难，但国民政府依然想方设法为教师提供技能培训和业务训练，如在师范学校内设置的师资训练班达到了9次，先后为712名教师进行了教育专项培训，全康区教师参加假期培训共结业640人。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述论》载《西藏研究》2007年2月第1期。国民政府还成立了西康国民教育研究会等机构，为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增进康区教师业务能力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这些举措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实则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和决心。刘曼卿在《边疆教育》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基础是否巩固，要看这个国家国防教育的实施成效如何以为断；国防教育实施的成效，更必须从全民族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仅在边疆问题本身有重大的关系，更无疑的，对于国家前途的安危，是有重要影响的……作者生长西藏，深感康藏社会文化低落，风气闭塞，非教育无以改进，以挽危亡；更感觉其他边疆各省，有同样迫切的需要”。刘曼卿：《边疆教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n亦可见政府对边疆教育的重视程度，民国时期发展边疆教育的很多有益做法，其实在今天都是很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总之，从西康师范学校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尽管还有很多方面并不如人意，发展中遇到了很多阻力和障碍，比如教师待遇不高，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很多毕业生有“毕业即失业”的悲凉感，但它毕竟迈出了历史前进的步伐，艰难的实现着教育近代化，并为西康地区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写下了辉煌的一页。\n参考文献一、档案资料[1]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4，卷名：西康省中等学校概况，统计表及学生册。[2]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64，卷名：西康省康定师范、边疆师范、雅安中学会计员移交清册。[3]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12，卷名：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学生籍贯。[4]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13，卷名：民国三十六年西康省政府教育厅康定师范学校经常年报告会计报告。[5]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33，卷名：西康省政府教育厅三十七年度康定师范常年经费合计报告。[6]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37，卷名：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7]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42，卷名：本厅收传票即康师、康定中学、康定学生副食名册。[8]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43，卷名：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9]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44，卷名：康定师范经费、生活辅助会计报告。[10]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51，卷名：西康师范各种经费报表。[11]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民国228，卷号：161，卷名：康定师范附属小学、盐边小学、财产报表清册。二、民国报刊资料[1]《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2]西康省政府秘书处主办：《西康省政府公报》（西康省政府的机关刊物），1928年创刊[3]川康边防指挥部主编：《边政月刊》（1929年在康定创办）[4]《康藏前锋》杂志社主编：《康藏前锋》（1933年在南京创刊）（四川大学图书馆）[5]康定县训同学会主编：《康导月刊》（1938年9月在康定县创办）[6]边疆政治制度研究会主编《边疆通讯》\n[7]南京边事研究会主编《边事研究》[8]川康边防总指挥部主编《边政》（四川大学图书馆）[9]中央宣传委员会蒙藏旬刊社主编《蒙藏旬刊》[10]《开发西北》[11]《现代读物》[12]《教育杂志》[13]《中华教育界》[14]《蒙藏月报》[15]《教育通讯》[16]《建国月刊》[17]《时代精神》[18]《西南边疆》[19]《边疆服务》[20]《西康公报》[21]《新西康》[22]《戌声周报》[23]《西康新闻》[24]《西康青年》[25]《康藏研究》[26]《新青海》[27]《川边季刊》[28]《晨熹》[29]《西北晨钟》三、地方志[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方志出版社（北京）2000年。[2]甘孜州编撰委员会《甘孜州志·教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3]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编撰《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n[4]四川省康定县编撰委员会编撰《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8月第一版。[5]四川省雅安市志编撰委员会编撰《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6]四川省巴塘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7]刘赞廷等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第19辑《西藏府县志辑》，全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5年版。含西藏地方志19种，以清明民国初年康区地方志为多，有《昌都县志》、《嘉黎县志》、《太昭县志》、《嘉黎县志》、《贡县志》、《武城县志》、《察隅县志》、《科麦县志》、《同普县志》、《冬九县志》、《恩达县志》、《硕督县志》、《拉萨厅志》。[8]先毅主编《德格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9]四川省木里县编撰委员会编《木里县志》，四川人民社1995年版。[10]理塘县编撰委员会编撰《理塘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1]何云华主编《白玉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2]四川省九龙县编撰委员会编撰《九龙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3]任乃强《西康省通志撰修纲要》，西康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会印行，1940年。[14]任乃强《西康图经·地文篇》，南京新亚西亚学会1933年版，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15]任乃强《西康图经·境遇篇》，南京新亚西亚学会1933年版。[16]任乃强《西康图经·民俗篇》，南京新亚西亚学会1934年版。[17]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全54册，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18]刘赞廷《康定县图志》，《泸定县图志》，1961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油印本。四、史料汇编[1]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2]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1-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948年版。[3]（清）傅嵩炑《西康建省记》，成都公纪印刷公司铅印；又有廖祖桂点校，“中国藏学史料丛刊”本，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版。[4]刘文辉：《建设新西康十讲》，雅安建康书局1942年版。[5]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n[1]梅心如著《西康》，正中书局1934年8月出版。[2]孙明经摄影张鸣撰述《走进西康》，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版。[3]韩孟钧：《西康教育概况》，1940年9月印行。[4]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甘孜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5]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1—3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出版。[6]赵心愚秦和平主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下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7]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下册，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8]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9]翁之藏：《西康之实况》，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10]殷梦露、李强选编《民国教育公报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11]李亦人：《西康综览》，左永泽、郭宇屏校订，中正书局1941年版。[12]周开庆编著，华生《川康沦陷经过—纪念川康沦陷20周年》，台北《四川文献》月刊第89期，1972年。[13]赵心愚，秦和平，王川主编《康区藏族珍稀资料辑要》，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998、2005年版。[15]张羽新、张双新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全30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7]西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22辑（1981—2005年）。[18]四川省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四川省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1982—2006年）。[19]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编刊：《边疆教育概况》，1943年。[20]西藏社科院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一编，西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n[1]西藏社科院编：《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二编，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2]丹珠昂奔、周润年主编：《藏族大辞典》，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汪洪亮：《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黄山书社2010年版。[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5]琚鑫圭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5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6]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中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李有芝等编：《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资料》1—4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8]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五、研究论著[1]陈重为《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2]中国教育学会主编《师范教育研究》，台湾中正书局1964年版。[3]王川著《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4]吴达德主编《西南社会历史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5]***著《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中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6]陈志明《西康沿革考》，南京拔提书店1933年版。[7]王川著《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8]冯有志编著《西康史拾遗》上下册，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87年）；《西康史拾遗—续集》（1989年）。[9]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10]杨明著《中国藏族教育史略》，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12]孙明经摄影张健三撰述：《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3]喜饶尼玛，苏发祥编：《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西藏事务》，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14]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15]李超英著《中国师范教育论》，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n[1]田正平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吴定初等编著：《中国师范教育简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3]熊明安等主编：《四川教育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4]宋嗣廉、韩利学主编：《中国师范教育通览》上中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6]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7]宋嗣廉、韩力学主编：《中国师范教育通览》上中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六、研究论文[1]***：《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师范教育》，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2]***：《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师范教育—基于以四川为中心的考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3]马廷中：《论民国时期甘孜地区的学校教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5月总第201期。[4]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师范教育发展论述》，载《西藏研究》2007年2月第1期。[5]刘亚妮：《论国民政府时期甘宁青的边疆教育》，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6]刘先强：《20世纪上半叶康区学校教育研究》，2008年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王启龙，邓小咏：《1949年以前藏区教育研究述评》，载《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8]田正平，张建中：《对近代边疆教育研究的思考》，载《西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9]吴康零：《追忆民国时期西康地区文教建设事业》，载《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8年第4期。[10]姚乐野，秦慧《民国时期期刊“康藏前锋”的价值及文献计量分析》，载《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31卷总第132期）。\n[1]林俊华：《甘孜藏区学校教育开发史概索》，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2期。[2]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载《民族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3]姚乐野，秦慧：《从“康藏前锋”看民国时期康区教育》，载《西藏研究》2010年6月第3期。[4]王迪：《清末四川师范教育的发生和发展的概述》，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5]任广林：《民国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贵州文史丛刊》1991年第1期。[6]汪洪亮：《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7]汪洪亮：《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载《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8]罗丹：《抗战时期师范学院变革述要》，《交通高教研究》2004年第5期。[9]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10]曹春梅：《民国时期国人对西康的社会考察及其影响》，四川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11]阮春林：《清末民初师范教育研究（1897-1922）》，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11月）。[12]王建军：《中国师范教育百年简论》，《河北师范大学报》（教科）2002年第4期。[13]王笛：《四川“新政”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14]王川：《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15]邓庆伟：《抗战时期国统区师范教育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16]徐中林、王希隆：《试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17]张乐妮：《袁世凯执政时期教育政策研究》，西北大学2010硕士学位论文。[18]陈海军:《中国国民党与非基督教运动（1924-1927）》，山东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19]聂春燕：《20世纪30、40年代开发西北大潮中的边疆教育》，四川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n附录附录一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部分师生名单本表是通过笔者查阅四川省档案馆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1—22辑、《甘孜州志》（下）、《雅安市志·人物志》等资料综合整理得来。陈强立，藏民嘉错罗布。西康康定人（今属于四川），藏族。早年毕业于北平蒙藏学校。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先后任西康民众驻京代表办事处代表，川康边防总指挥少将参军，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康省政府顾问、蒙藏委员会编译员等职务。1948年作为西藏代表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同年9月1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1950年调成都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撰写《西藏现状》、《兵要地理》、《民族风俗》等资料。1951年调回雅安，任民革川康分会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雅安市委委员。1952年无辜受到极不公正对待，被判刑入狱。1979年平反，任民革雅安市委委员、顾问。1985年病逝。四川省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7—818页。孙相贵，男，藏族，康定人。西康师范传习所毕业生，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解放后病故。（旅外人士）《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马泽昭，男，回族，康定人，西康师范传习所毕业生，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后任二十四军军部少将参军。解放前病故。（旅外人士）《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冯有志，男，汉族，康定人。1926年在雅安上南高中毕业。1941年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人事班受训，曾任康定县参议会议长，国民党康定县党部执行委员，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科长，西康省政府社会处、建设厅科长。解放后，1975年得到特赦回康定任县政协委员，参与编写《康定县志》。陈祥龄，男，汉族，康定人。西康师范传习所毕业生，曾任西康民众驻南京办事处代表。解放后曾任政协雅安市委员会委员。《旅外人士简介》，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2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2004年版，第335页。\n刘相荣，男，汉族，九龙人。1933年从南京中央政治党校附设蒙藏班毕业，调回康定任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事务员。李全福，男，藏族，巴塘人。1933年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毕业，调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担任藏文翻译工作。解放后，情况不明。阳昌伯，男，汉族，泸定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第二期毕业，历任康定国师附小主任、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科长、国大代表。1975年得到特赦回泸定，后任政协泸定县常务委员会委员，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牟明高，丹巴人，西康师范毕业。曾任县督学、县参议会副议长。《西康的议会、议员》，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88年版，第19页。邵平安，男，汉族，康定人。成都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生，后任康定国民兵团教官。继而在康定保安司令部、康定县党部、康定调统室任职。解放后在劳动改造中病故。吴明昭，男，藏族，康定人。在成都中央军校十七期毕业后任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中尉。解放前病故。陆廷鲤，炉霍人，康定师范学校毕业生。曾任县府科长、秘书。后辞职。《西康的议会、议员》，载《甘孜州文史资料》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1988年版，第19页。史建候，理化人，康定师范毕业。曾任县府科长、省银行主任、稽征所所长。马裕恒，男，回族，康定人。成都建国中学肄业，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班第二期毕业，后任康定国立师范学校教员、国民党西康省党部干事。解放后病故。王孟周，原名王道兴，省党部宣传处处长兼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国大代表，后任省政府建设厅厅长。\n黄桂芳，女、汉族，康定人。在南京蒙藏学校高中毕业后转中央政治学校专修部毕业，回康后任康定师范学校教员兼女生管理员。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边疆科助理干事、干事，察蒙党部干事。解放初在中央一研究班学习，随解放军18军进军西藏，任文教干事。后在中央民委西南组工作，再后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等中学任教，现退休。帅蕴德，四川乐山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曾任乐山县立男女两等中学校长，二十四军第三学区教育视导员，国立四川大学附属女中教导主任，成都各级中学数学教员。载《西康全省中等学校校长年贯资历一览表》，四川省档案馆藏，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208。王福德，男，汉族，康定人。南京蒙藏学校毕业后转中央政治学校专修科毕业，后任康定县教育会理事长、西康师范学校教导主任、西康教育厅视察员、西康商职校校长、西康师范学校校长，国大代表。解放后，在康定新都桥农村任会计。\n附录二省立康定师范学校历次开班情况本表是由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综合整理而来。资料主要来源于《甘孜州志·教育志》、《康藏前锋》、《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康建省委员会公报》1937年第1期、马大正主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等。学校名称时间学制班级数学生数教员数量办学经费西康省立康师1935-1939431321340000西康省立康师1939-19434419018177582西康省立康师1943-19474554518100400西康省立康师1947-19494康定中学1949-1958重新组建1958至今1457020附录三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经费累计表《西康省教育厅民国三十二年度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51。列出预算经常费民国33年2月至33年2月28日科目截止本月分配表支出数备注本校经常费16001600800俸给费832832476俸薪736736368饷项工资969648办公费768768384办公费768768384合计16001600800\n附录四康师三十六学年度第一学期毕业生状况报告表《西康省教育厅西康中等学校概况统计表及学生成绩册》，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4。师范第六班共计已分配服务计男女小计中心国民小学国民学校小学其他教育计男女计男女计男女计男女计男女统计本学期221662216612931073本学期以前1715217152512102\n附录五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月经费累计表（常时部分）《康定师范各种经费报表》，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51。中华民国32年3月至32年3月30日项目科目分配数实际支出数量截止本月累计数未分配数备注1经常费15000004776001359070160030民国36年,本票面额逐步上升为一万、十万、一百万、二百万、一千万。可见纸币贬值的严重程度。2俸给费11580003625001087500705003俸薪93000030300090900021004主计人员俸薪123000290005700036005饷项工资1050003050091500135006办公费332000115100271570704307文具15000072400124200258008邮电60000627053739消耗90000245800100010杂支42018261119100合计15000004776001359070140930\n附录六西康省立康定师范学校月经费累计表《民国三十六年康定师范经常费会计报告》，四川省档案馆，民国西康省政府教育厅档案，卷号228—133。民国36年5月31日（36年度第5号）摘要金额（元）备注暂付王光璧5月份薪俸和5月份生活辅助本票、金圆券都是因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本票面额。由发行法币一百元升到后来的五千元。民国36年（1947年）本票面额逐步上升为一万、十万、一百万、二百万、一千万。可见纸币贬值的严重程度。陈其详32028000孙国辅27522000李君亮26020000潘边议27522000宋广才24518000黎上成24518000沈明伦25418000祝维翰24518000蓝希夷21514000朱崇仁21514000陈国政21514000邓明俊21514000\n附录七康师学生参加教师节纪念会照片拍摄于1944年8月的西康省政府大院内，时值教师节扩大纪念大会，从中可以看见省立康师的旗帜。载孙明经摄影、张健三撰述：《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n后记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在不经意间，三年的时光犹如白驹过隙，我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画了一个句号。很荣幸在工作两年以后重新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开始我的第二次读书生涯，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机会认识那么多的的良师益友。每当回忆起过去在狮山学习的情景，心中难免感慨万千。在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真正地体会到历史问题研究越深入，越是感觉自身学识的贫乏与不足，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领域的知识需要去补充，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三年的历史学习研究我领悟到了为人的真谛。这一切都要感谢我的导师凌老师，感谢他渊博的知识教导了我，感谢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了我。从我开始对我的研究生专业课程进行毕业论述的时候起，凌老师对论文的选题、提纲思路到修改并最终定稿，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对我进行深入的学术性指导，凌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高深的学识、敏锐的史学眼光使我受益匪浅。此间的种种敬佩之情，难以言表，唯以努力上进，来回报恩师。同时，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杨天宏老师、王川老师、曹成建老师、吴达德老师、邓绍辉老师、田利军老师等，皆学养深厚，治学严谨，对我影响与帮助甚大，各位老师鲜明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都将成为我川师研究生生活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将来的人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还有其他给予我关心和帮助的学院老师，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家人对我读研的支持和鼓励，让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圆自己儿时起对历史学习的理想。您们的支持是我信心和勇气的源泉，我将以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走好未来的每一天，以此回报我的亲人们。我还要感谢在一起愉快的度过研究生生活的王宇飞、王冬梅、曹丽娟、任东兴、汪霞、王文渊、张清华、张旭东、郭颖峰、卢德武、曾旭、刘莉梅、龚润、赵利娜、陈新梅、唐朝丽、宋玲、彭彬、王锐、蒲湘玲、赵志磊等同学，感谢汪海霞和凌燕、张慧慧等同学对本文英文摘要和论文语句所做出的修改，正是由于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得以顺利地克服了设计论文过程中的多重困难，解开了课题研究中的疑惑，在此，感谢来自同学们们的深厚友谊，愿你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帆风顺、事业有成，生活美满。\n感谢各位引文作者和史学界前辈，你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我论文写作的启迪，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各位老师，是你们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资料收集上的诸多便利。面对种种困难，论文最终还是完成了，由于自身能力和学识有限，论文的研究还未达到理想的深度和高度。论文中肯定存在不少疏漏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再此对参与论文评阅及答辩的各位专家、学者致敬，文中不足之处，恳请批评指正，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用我和同寝室友张清华同学共同创的一首小诗来纪念川师三年的学习生活。致母校回思羽林郎报君戍朔方母老别娇儿校场泪粘裳四季依蓐食川山戴秋霜师祭皆老大范营共悲怆大鼎铭功臣学剑返贫乡***2012年5月5日记于成都狮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