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统计学历程 8页

第二讲统计学的发展历程一、社会经济统计的产生和发展（了解产生、发展过程、特点——实践紧密相联，了解当今社会经济统计的主要派别）二、统计活动的产生五世纪以前重点东方，以后重点西方。（李约瑟之谜）㈠东方（人物）1、商鞅的“强国知十三数”商鞅（元前390—338），曾在魏国的相国门下作家臣。后来到秦国，提出“商鞅变法”，其中提到对居民编组，全国实行“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避孕药籍制度，并统一“公量”度除规格不一“和量”，为秦始皇统一数量衡的打下了基础。商鞅的一个重要统计思想，即作为一个强国应了解十三个方面的数字资料：“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企、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利民之数，马、牛、高藁（饲料）”之数。欲强之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削至弱。\n2、韩非的“参伍”韩非（280~233）我国本期杰出政治思想家，……在“五囊甲”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义（祖父）未而有三十五孙。是以人民众……”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他是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在统计史上的功绩一是提出了编制统计表的理论；二是关于资金周转观念和作用的认识。\n3、编制统计表的理论。司马迁除编制10个统计表外，还提出了编制统计表的理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史记·六国年表》：“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司马迁指出的统计表的功用是：a.能够删除繁冗的文字叙述，简明扼要地表现事物的本质；b.能够系统地组织和合理地排列各种重要资料，以便观览和比较；c.便于综合观察事物的终始及其规律。创制统计表的目的是表明国家兴盛衰亡和治国之道，供人们观览和应用。这些理论到现在仍有重要意义。\n4、资金周转的观念。司马迁对资金周转的速度与盈利多寡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认为，同一数量的本金投放于不同的行业，都可能得到公认的“合理”利润，即年利为百分之二十。但商业中资金的周转快于一般生产事业中资金的周转，因此盈利要比一般生产事业高出数倍。这个认识与司马迁对这方面数据的计算与考核有很大关系。\n5、韩非的“参伍”韩非（280~233）我国本期杰出政治思想家，……在“五囊甲”中指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义（祖父）未而有三十五孙。是以人民众……”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他是古代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他在统计史上的功绩一是提出了编制统计表的理论；二是关于资金周转观念和作用的认识。\n6、徐干的人口统计思想徐干（公元170一217年）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人，东汉末文学家。著有《中论》二十篇，其第二十篇为《民数》，文中十分重视人口统计。他主张：（1）全面掌握人口数字是治国之本。徐干认为“民数”是国家分地处民、征发赋役、造作器物、制定禄食、组织军队的基本依据和建典立度的基础。《民数》说：“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因此以为“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2）对人口要加强组织管理，切实进行调查统计。为了能掌握人口的数字，徐干提出要仿周代六乡六遂之法，加强人口的组织管理，掌握人口的变动。《民数》说：“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相爱，刑罚庆赏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顺逆，可得而知矣。如是无所窜，罪人斯得。”（3）对人口调查不周不全会造成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民数》说：若“户口漏于国版（户籍），夫家脱于联伍，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于是奸心竞生，伪端并作矣。小则盗窃，大则攻刼，严刑峻法不能救也。”\n7、仲长统的统计思想仲长统（公元179—220）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东汉末唯物主义思想家。州郡命召，总是称疾不就。荀悦的从弟荀或为尚书令，闻统而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曹参军事，死于献帝逊位之年。仲长统善于通过统计数字，对财经问题作出统计分析。他在《易言·损益篇》中说：“今通肥绕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科，未为甚多。一岁之间，则有数岁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仲长统认为，如果实行什一之税，则每年的财政收入，就可以有几年的积蓄。从安帝到质帝年间（公元125—146年）全国大约有近7亿亩的垦田，如果每亩平均收获三斛，以田赋十分之一计算，共应有21000万斛的田赋收入，以西汉时期较低的谷价每斛30钱计，共为63亿钱。而据《桓子新论·谴非篇》，素称财政充裕的宣帝时代，每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不过40余亿钱。可见此时仅田赋的十一收入，已较汉宣时代的全部财政收入多出二分之一。所以仲长统的分析是有充分的根据的。\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