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考古概述》课件：2_3 汉魏洛阳城 54页

2.3 汉魏洛阳城 公元 25 年六月，刘秀即皇帝位，其后坐镇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指挥围攻洛阳的战斗。十月，守城将军大司马朱侑 yòu 举城投降，刘秀“车驾入洛阳，幸南官却非殿”，宣布定都洛阳，因汉为火德，忌水，故改“洛”为“雒”。从光武帝定都洛阳至献帝迁都长安，洛阳为都共历十二帝 196 年。 《 后汉书 • 光武帝纪 》 载刘秀为汉高祖九世孙，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被认为是前汉王朝的继续。那他为什么没有依前汉旧制定都长安，却定都洛阳呢？后世史家和学者除了对地理形胜的肯定外，或以历史上盘庚迁都为据，或认为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以此(洛陽)為天下之中也, 諸侯四方納貢職, 道裏均矣, 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 欲令周務以德致人, 不欲依阻險.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 首先，从地理位置看，洛阳居天下之中，地理位置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洛阳地处黄河中游南岸，跨伊、洛、涧等河流，北倚邙山，南对伊阙，东据虎牢关（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区西北部 18 公里的汜水镇，得名于因传闻周穆王曾将进献的猛虎圈养于此而名虎牢。最有名的是三英战吕布），西有崤坂（崤山的坡道。今河南省洛宁县北，西北接陕县。晋 • 潘岳 《 西征赋 》 ：“登崤坂之威夷，仰崇岭之嵯峨。”），素有“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之誉。按张华的说法，洛阳是一个恃险防御、虎踞龙盘的地方，“调在中枢，西阻崤谷，东望荆山，南望少室，北有大岳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阻之国”。 而且，伊洛平原地力肥沃，周围水路发达，漕运便利，可以很好地解决京师的供应问题，使皇帝坐镇中央，遥控天下，集中精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其次，王朝末期的动乱对长安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王莽统治时期，长安先后数次被攻破，人口锐减，满目荒凉，昔日的恢宏与繁盛荡然无存，已丧失了继续为都的条件。同时，来自北方的匈奴的威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东汉王朝天下未定，还没有足够的精力同匈奴对抗，“退避三舍”未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最后，刘秀本是南阳的世族地主，建立政权主要依靠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他必须避开其它地方割据势力的锋芒，待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站稳脚跟之后才能再做企图。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刘秀才最终放弃长安，定都洛阳。历史证明这一选择是明智的，它对于维护东汉的统一稳定、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由此进入了长足发展的历史阶段，继东周之后，洛阳重又走上了中国历史政治的前台。 隋唐东都城 汉魏洛阳城 偃师商城 东周王城 洛阳地区历代古都 1）洛阳城故址沿革概述 洛阳一名，乃城居洛水之阳之谓。但因汉为火德，忌水，故其时以洛为雒，称洛阳为“雒阳”。魏受汉禅，又因魏为土德，土得水而潤，复改雒为洛，呼其为“洛阳”。此后，历代沿用洛阳一名，至今而不改。 东汉雒阳城遗址在今洛阳市东约十五公里，地当洛阳市郊区与孟津、偃师二县（市）结合部。这里北靠邙山，南临洛河，不仅有天然的屏障，而且是交通要冲。 文献记载和实地勘察表明，西周便选择在这里建立了一座规模颇为可观的方形城址，其范围约与东汉雒阳城的中部区域相当。 春秋时期，周敬王避王子朝乱迁都此城，名之曰成周，又称下都。时因故城狭小不受王都，晋率诸侯毁狄泉北扩其城。扩展后的城址，大小已与东汉雒阳城的北、中部城区无异。 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并以此城为三川郡治，复将城址向南扩展，达到当时南北九里，东西六里，俗称九六城，奠定了两汉洛阳城的基本形制和规模。洛阳，作为这一历史名城的固定名称，也由此而彪炳史册。 秦至西汉，洛阳城已是天下名都之一。刘邦初称帝，曾驻跸 bì 洛阳三月之久，意欲建都于此。后接受张良、娄敬等人建议，遂移驾关中，于长安城建都，雒阳城成为河南郡治。 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 25 年）在此建都，开始在西汉雒阳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新的城墙和城门大约建成于光武帝建武十四年（公元 38 年）前后。献帝初平元年（ 190 年）迁长安时，雒阳宫庙和民居被焚毁。魏文帝黄初元年（ 220 年）在汉代旧址上建都，改称洛阳。西晋继之，至永嘉五年（ 311 ）后，洛阳又以战乱中遭破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 495 ）自平城迁都于此，经大规模修建，都城形制为之一变。孝静帝天平元年（ 534 ）迁都邺城，元象元年（ 538 ）洛阳城又一次在战火中被毁。隋唐洛阳城往西移至今洛阳市区一带，汉魏洛阳城废弃。 2） 汉魏洛阳故城的勘察和发掘 1949年后对故城的调查工作，先后有三次。第一次时在1954年，初步勘察了该城四周城垣，并对城门及宫城的位置提出了推测性的看法，此外，还走访了一些地上建筑遗址。 第二次是从1962年开始，止1964年结束。这次以钻探勘察为主，并结合一些试掘工作，目的是为了探明整个大城的结构和布局，给今后更好地进行保护和有计划地开展发掘工作打下基础。二年多的勘察工作，初步探明了大城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及其它建筑遗址，绘制了有关实测图，从而纠正了第一次勘察的某些错误。 第三次于1972至1982年，对城垣、城门、护城河、墙垛、城内街道、宫城和宫殿、永宁寺，大城东北隅的几组建筑、金墉城等又进行了勘察及发掘，基本上弄清了故城的布局和规模。 此后，又在城内外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3）东汉雒阳城的形制及布局 （1）轮廓及规模 东汉雒阳城，是一座四周建有高大城墙和深广护城河的封闭型城市。其城墙系利用前代城墙墙体、经修整增筑而成，全部为素土夯筑，内外两侧俱无包砖痕迹。现存遗址上，除南城墙因后世洛水改道被冲毁而了无孑遗外，东、北、西三面城墙皆有墙体残存。保存最好的地段，如城东北隅，残墙体犹高出地面 6—7 米。 据勘测，全城略呈不规则的南北长方形，和西汉长安城的近似正方形不同。东城墙残长约 3895 米，墙基宽约 14 米；北城墙全长约 2523 米，墙基宽约 25 米；西城墙残长约 3500 米，墙基宽约 20 米。三面墙基各不相等，这可能是魏晋以后为了加强防御，增加了城墙厚度。若加上南城墙复原后的数字，城墙周长可达 13000 米，约合汉代 31 里，城内总面积约为 9.5 平方公里。因其城自南至北的长度约为当时的九里，自东至西的宽度约为当时的六里，故而有文献称其为“九六城”。 《 续汉书 • 郡国志 》 注引 《 帝王世纪 》 说：“城东西六里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 《 晋元康地道记 》 说：“城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与文献中的记载大体相符。 绕城而在的护城河，古称阳渠，实为汉魏时期引谷水东注以解决洛阳城市用水问题这项巨大水利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护城河走向，均与城墙平行并保持一定距离，宽约 18—40 米，深度皆在 3 米以至 4 米以上。 东汉雒阳城的现存诸城墙皆有几处曲折，迄无一面城墙作直线式，城之东北角也作弧形弯转而非直角，这应是此城整体形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有学者认为东、西二城墙上的几处曲折，似同此城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扩展有直接关联，系扩城时测量技术不精所致。或认为东北部城圈凸出于北墙外可能与毁狄泉，将其水域引入城内有关。但也有学者不同这种看法，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当有更加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需要做依据。 从历史根源的角度看，迄今发现的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都城，大多以城墙故作曲折之状为特色，这种做法有利于都城防御。东汉雒阳城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扩建，适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墙上出现几处曲折，理应反映了同样的时代特质。 从现实需要考虑，两汉时期之所以全盘承袭历史形成的旧城形制而不作大的改动，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把城墙上的几处曲折视为都城的重要防御措施之一。关于这一点，不妨举出以下两项实物资料以为佐证。 其一，在汉魏洛阳城北城墙及西城墙北段的外侧，曾发现若干座马面遗址（古时沿着城墙所建的一系列在平面上凸出于墙面外的墩台。其作用是加固城体，便于观察和夹击攻城敌兵）。马面的出现，无疑是为了增强防御能力。它形象地表明，都城防御是当时最高统治者至为关心的现实问题。然而，此城的马面最早出现于魏晋，东汉雒阳城尚无此类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地保留诸城墙上的几处固有曲折，继续发挥它有益于防御的功能，便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其二，在实地勘察中，于东、北、西三面城墙上共发现汉代城门门址 8 座。这 8 座门址中，竟有 5 座与城墙上的曲折部位有关。上东门和上西门，门址恰在城墙曲折部位的内缩一侧。秏（ hào 或 mào ）门、广阳门和谷门，门址虽不正在城墙曲折部位，但与曲折部位的最大距离均不超过 200 米，城墙曲折部位对保证城门的安全，也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看来，东汉雒阳城的整体形制特征，既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传统的继承，也是由都城防御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 （ 2 ）城市布局 东汉雒阳城城址曾为其后的曹魏、西晋、北魏三朝相沿使用，至唐贞观年间才终遭废弃。基于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对其进行系统的考古勘察，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在 1962 年以来对整个汉魏洛阳城遗址的考古勘察中，相继发现了东汉雒阳城的城门、主干道路和一些大型建筑，为复原城市布局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但同主要依据实物资料全面复原城市布局的要求，尚有很大差距。因此，以下关于东汉雒阳城城市布局的论述，只是根据已知有限实物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做出的初步探索。 ① 城门及城内主干道 全面勘察汉魏洛阳城城址，在现存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共探出城门门址 10 座：东城墙 3 座，北城墙 2 座，西城墙 5 座。共发现贯通诸门址的主干道路 9 条：东西向横道 5 条，南北向纵道 4 条。依据四条南北向纵道的走向，不仅可以确知南城墙上应有门址 4 座，而且能够复原各门址的大体位置。然而，这些门址和纵横道路，显然包含汉至北魏时期历代的全部城门门址和主干大道，或与北魏洛阳城的实际情况接近，与东汉雒阳城当有较大差异。欲求东汉雒阳城城门和主干道路的分布状况，尚需结合文献记载予以鉴别。 依文献记载（ 《 洛阳伽蓝记 • 序 》 等），东汉雒阳城共有城门 12 座。城门的数目虽和西汉长安城相等，但是它和西汉长城不同的是城门不是均分于四面。现已查明或得以复原确定的 14 座城门门址中，东城墙上的 3 座、北城墙上的 2 座、南城墙上的 4 座，以及西城墙上的南数第一和第四座门址，皆为汉至北魏历代相沿使用，唯其门名随时代而有所不同。 《洛阳伽蓝记》又称《伽蓝记》，为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是一部集历史、地理、佛教、文学于一身的历史和人物故实类笔记（《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地理类），成书于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洛阳伽蓝记》历数北魏洛阳城的佛寺，记载其演变盛衰。 根据城门的位置与已探明道路的情况，东汉雒阳城的主干道路，多数不是笔直的贯通全城，当有较多的丁字路口存在。这大概即是东汉雒阳城主干道路同北魏洛阳城的最大差异。《续汉书•百官志四》注引蔡质《汉仪》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或者正是在城内直通道路较少的前提下，将每两个路口限定的一段干道视为一街这种历史状况的真实写照。 《洛阳伽蓝记•序》有云，洛阳城门“一门有三道，所谓九轨。”《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又说：“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从左右，左入右出。”由北魏建春门即汉上东门遗址的发掘看来，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这座城门遗址，南北长30、东西宽（即进深）约12.5米。门之南北两侧，横截城墙以为壁，其间布置两道东西向夯土隔墙，构成一门三洞的形制。各门洞大体同宽，约为6米。 这和西安长安城的街道相似。 以上分析说明：东汉雒阳城内，路面虽然宽广，且管理措施严密，但因丁字路口多，道路仍不那么畅达，交通也不算十分便利。这同样体现了一种时代特质。 ② 宫殿区 东汉雒阳城城市布局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与西汉长安城相比，宫殿区相对集中，形成南宫和北宫南北对峙的格局。 按 《 括地志 》 洛州洛阳县条引顾野王 《 舆地志 》 的说法，洛阳城“秦时已有南、北宫”。可见南、北宫对峙的格局并非肇始于两汉，而很可能是在历史上两次大规模扩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献所谓汉代营建南、北宫，大约只是在故宫旧基上加以较大规模的扩充和重建而已。光武帝扩建南宫。明帝时又营建北宫，自永平三年（公元 60 年）至永平八年结束历时五年建成。北宫中的“德阳殿”是重要的宫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殿前的朱雀阙高耸入云，四十里外就可望见。 和南宫比起来，北宫的范围更大，二宫之间复道相连，以保证皇帝往来时安全。 王仲殊 复原图 钱国祥 复原图 东汉洛阳南、北宫的遗址，至今尚未得到全面勘探和发掘，无由准确把握其形制和范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王仲殊根据汉魏洛阳城道路网勘察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对二宫的位置和范围做出复原研究，认为“在雒阳城的南部，中东门大街之南，秏门 —— 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有一片范围广大的长方形的区域，应该便是南宫的所在。”其范围应为南北长约 1300 米，东西宽约 1000 米，面积约 1.3 平方公里。“在雒阳城的北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有一片范围广大的长方形的区域，应该便是北宫之所在。”“它的位置在南宫之北，而略为偏西。”其范围应为南北长约 1500 米，东西宽约 1200 米，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并以为，南北二宫间的距离，应为一里，而不是像文献所说的七里。这项复原研究或许比较近乎实际。 这一判断理由有三： 一是魏晋以及北魏的洛阳城，城市部局皆由东汉雒阳城脱胎而来。因此，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主干道路的分布状况为基础，探索汉南、北宫的位置和范围，研究方法是科学的。 二是从文献记载看，后代洛阳的宫城应是在汉北宫的旧址上建造起来的，故将汉北宫置于后代宫城所在的位置，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至于汉南宫之所在，同文献记载也毫无牴牾之处。 三是迄今为止，在这一带发现的汉代建筑或道路遗迹，也无与复原研究的意见相矛盾者。 按照这项研究，汉南、北宫的面积已达到 3.1 平方公里，如加上见于记载的永安宫、濯龙园等宫苑，则以南、北宫为主的宫殿区所占面积，肯定将超过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宫殿区在东汉雒阳城所占比例，虽较汉长安城大大降低，但与此后的历代都城相比，仍然显得过于大了些。这也许正是东汉雒阳城的又一时代特质。 ③城内外其它建筑 如上所述，东汉雒阳城内，道路及宫殿区以外的地面，最多不到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又大量为各类官府以及太仓、武库、商市居民里坊（达官贵人宅第）所占据。 见于文献的此类内容甚少，多数仅存名号，有地望可考者，更是廖廖无几。仅知太尉府、司空府、司徒府位于开阳门内。太仓、武库位于城内东北隅。 1962 年勘探城东北隅时，曾发现南、北两组大型建筑遗址。南侧一组建筑，整体近似方形，南北长约 199 米，东西宽约 142—186 米，四周建有夯筑围墙，中有聚集成组的夯土台基和独立的较大建筑基址。北侧一组建筑，包括东西相对的两座方形院落。居西一院，作南北长方形，长约 100 米，宽约 70 米。居东一院，整体作方形，长、宽各约 50 米。二院落四周皆有夯筑围墙，但其内涵却大相径庭。东院内未见任何建筑物；西院中则分布着至少五座大小有差的建筑台基。尤其引人注意者，是在东西二院落之间，有一座叠压在汉代层下的大型东周墓。 《 水经 • 谷水注 》 曾有“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一语，所记现象正与此同。因此，这两组大型建筑遗址虽未清理发掘，单从其位置和地望即可做出初步判断，它们有可能就是武库和太仓。 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至少有以下几处：位于城东北角的上商里，著名的居民里坊之一；洛阳三市：金市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市场之所在，也应是居民聚集的区域。另据《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之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有汉明帝所立白马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北魏洛阳大市，周迴八里。“市（东）南有皇女台，汉大将军梁冀所造，犹高五丈余。”“市西北有土山鱼池，亦冀之所造，即《汉书》所谓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是为当时有名的私家园林。 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但至今被清理的几乎全是砖瓦窑址，只有个别窑址可能专烧陶质器皿。其他手工业遗址尚未被揭露。分散存在的砖瓦窑址，城周围屡见不鲜，而规模庞大的大型汉砖瓦窑场仅见城东西罗洼村附近的一处。这处砖瓦窑场东西、南北各约数华里，其间窑址相当密集。已发掘的三座窑址，无一不是以煤为燃料，在一号窑内还整齐摆放着厚约1米的绳纹筒瓦瓦坯。它显然是一座官营窑场，当属南甄官府统辖，产品主要用于营建官属建筑。 （ 3 ）东汉雒阳城重要官属建筑 对东汉雒阳城的各种宫殿及其他官属宏伟建筑，文献曾有许多精彩描述。受考古资料限制，这里仅以灵台、明堂、辟雍、太学、官府为例，概略叙述如次。 据 《 后汉书 • 光武帝纪 》 记载，东汉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建于建武中元元年（ 56 ），合称三雍。作为封建王朝的三大礼制建筑，其用途各不相同。灵台是天象观测场所，天子登灵台、观云物，“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明堂乃天子祭天敬祖之所，最经常的活动，是在此宗祀五帝，而以先帝配。 《 东汉会要 • 礼二 》 载，汉明帝曾借举行祭祀而咏祉福、舞功德、颁时令、敕群后。辟雍为宣扬教化之地，天子率众朝臣于此行大射礼（为祭祀择士而举行的射礼）和养老礼，并祭奠孔子。 对这三大礼制建筑，尤其是明堂、辟雍，是否为同一座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形制？历史上曾有过不少争论，往往是各执一词而莫衷一是。但从 70 年代所做考古调查、发掘看，在东汉时期，灵台、明堂、辟雍三者是分立的，而且建筑形式各具特色。 灵台遗址，确如文献所载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今偃师市佃庄镇朱圪垱岗上村和大郊寨之间，北临今洛水南堤。遗址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建有夯筑围墙。南墙及东、西二墙俱已探明，墙上各有门址；唯北墙不曾发现，或压在河堤之下。遗址现知范围，东西 220 米，南北 200 米，面积约 44000 平米。 今犹突兀于地面的天象观测台基，为一方形夯筑高台，正处于遗址的中心部位。台基基部长、宽各约 50 米。其地面以上部分，因历代破坏已非原状，南北残长约 41 米余，东西残长约 31 米余，残高约 8 米余。顶部已塌毁成一椭圆形平面，南北长约 11.7 米，东西宽 8.5 米。台基四面各辟上下两层平台，平台上均有建筑遗迹。环绕下层平台，又有河卵石铺的散水。这些建筑遗迹，唯台基北面保存比较完整，其余各面均遭严重破坏。 上层平台，高出下层平台地面约1.87米，四面皆有建筑遗迹残存。每面总长应为27米，各有五间建筑，每间面阔约5.5米，地面全部用长方形小砖铺砌。壁面涂抹草拌泥，并按方位施彩：南面朱红色，东面青色，西面白色；北面被火焚烧，推断原为黑色。这种现象的出现，应与其时崇尚四灵的风尚有关。 台基西面上层平台的建筑，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三面的显著特点，即在五间建筑的后面，又加辟五间进深约 2 米的内室。内室后壁，也系就夯土台基切削而成，但无立柱痕迹；前壁为土墙，此墙兼做前面五间建筑的后壁。内室中又有隔断土墙一堵，将其分作南、北二室。北室地面铺素方砖。这种密闭型内室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 晋书 • 天文志 》“ 作浑天仪于密室中”的“密室”。 我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一个突出成就，即是对天象的周密观测。东汉灵台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国家天文台，有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天象观测机构，代表着其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灵台隶属于太史令。举世闻名的天文学家张衡，从永初二年（公元 115 年）至阳嘉二年（公元 133 年）曾先后两次出任太史令，任期共达十多年，直接领导着灵台的天象观测，灵台自然也是他从事科学实验的场所。由此可见，东汉灵台遗址的发现，无论对中国考古学或是天文学史研究都是一件大事。西晋末年该遗址受到严重破坏，北魏废弃不用。 ② 明堂遗址 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灵台一东一西夹道相对。今朱圪垱岗上村正坐落在遗址之上。这座大型建筑遗址全部湮埋于地下。据勘探，其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建有夯筑围墙。东、西、南三面围墙墙基犹存，南墙长约386米，东、西墙已知长度将近400米。北墙基没有探到，或为今洛水南堤所压。围墙之内，中心部位为一平面呈圆形的建筑基址，直径61—62米余。在圆形建筑基址中部，或因原建较高建筑而今已被削平的缘故，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虽然附近发现有北魏时期以及，但圆形建筑基址本身夯土质地坚实、纯净，应为东汉至晋代明堂主体建筑的旧基。 由此看出，东汉以来明堂的基本形制，正与《水经•谷水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描述相符。 ③ 辟雍遗址 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隔道与明堂东西相对，地当今朱圪垱岗上村东。这一大型建筑遗址也全部湮埋于地下。 1931 年出土的西晋辟雍碑之碑身即发现于此。 由勘探和发掘知，遗址范围广大，大约 370 米见方。最外围为“环水”，整体略呈方形，惟南面呈不封闭形。 “ 环水”之内为一组布局规整的建筑基址：中心有一座建于较大夯筑基础上的长方形殿基，东西长 42 米余，南北宽 28 米余，残高 0.56 米。殿基表面破坏严重，大约比原高低了不少，柱网痕迹几无孑遗。殿基侧壁，局部残存贴壁方砖。围绕殿基基部，基础夯土面上普遍保存路土。路土上无辙痕，当为人行道路。在殿基南侧的基础夯土上，发现长方形土坑一个，坑底铺碎石片。坑西侧不远处出土石碑座一方。碑座曾被翻动，出土时底面朝上。碑座诸侧面线刻孔子及诸弟子坐像。经与辟雍碑碑身进行全面勘对，确认二者原属同一碑。当初辟雍碑的树置位置，似可由此认定。 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地区偃师市东大郊村北，有一块碑，大晋辟雍碑 碑首与碑身由一大块青石凿成，高 3.22 米，宽 1.10 米，厚 .030 米。碑首两侧刻有浮雕蟠龙图案，碑额题：“大晋龙兴皇帝 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 记载了晋武帝司马炎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辟雍视察的事迹，碑阴刻有行政学官太常、散骑，教职人员博士、助教、主事、司成，以及学员的郡籍、姓名等，多达四百余人。 此碑身于公元 1931 年在偃师佃庄乡东大部村北辟雍遗址中发现， 1974 年在辟雍遗址中又发现了碑座，分离了多年的碑身与碑座，又重新结合在一起，辟雍碑现立于东大郊村。 在中心殿基四面，各有一组建筑，每组皆由左右二阙和双阙内侧的门屏式构筑物组成。居北面者距中心殿基甚近。在中心殿基和北面门屏式构筑物之间，曾发现东西向土沟一条，沟宽不到 1.5 米。从土壁残痕及沟内出土物看，沟壁、沟底或曾砌砖。由铲探知此沟总长 61 米余，东、西两端封闭，并不与“环水”相通。 中心殿基南面的双阙和南、北两面的门屏式构筑物经过发掘。南面双阙和门屏式构筑物距中心殿基约 71 米，二者之间的距离约为 12 米。双阙仅存阙基，皆为东西向长方形夯土，东西各长 20 米左右，南北宽约 11 米余。二阙相距 14 米。门屏式构筑物为一东西向长墙，总长 43 米余，夹墙体立壁柱，顶部或施短椽 chuán 覆瓦。长墙中段有向南突出的东、西两条夯土，各长 4—5 米，其间距约为 14 米，这里或为结构简单的门址。特别说明的是，发掘中心殿基北面的门屏式构筑物时，曾在长墙中段清理出两座魏晋时期改建而成的方形房基和一条车辙痕迹明显的车道，但车道不曾越过土沟。这条车道的存在，与文献“车驾临辟雍从北门入”的记载一致。 文献对辟雍这一礼制建筑记载甚多。它的形制特征通常指为：中心殿基四周环水，水圆如璧，以象征教化流行；四面水上建桥，以节观者。今所见辟雍遗址，环水水源通过一条砖砌涵洞自北面到达遗址北部正中，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分流，各流出 180 余米后折而向南，直到遗址以南，尚未显出转折闭合苗头。再南因地势太低，地下水位过高，无法查明其确切走向。仅此已可确认，此辟雍遗址的环水确非圆形，建筑形制实与传统说法不同。另外，中心殿基北面的土沟，既不与“环水”相通，沟内又未发现淤土，当初或不曾经常流水，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④ 太学遗址 东汉太学创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关于东汉太学的范围，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仅知因校舍积年毁坏，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曾诏修太学，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作毕，凡构造黉 hóng 舍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校内有讲堂，长十丈，宽三丈。汉质帝时，生员达到三万余人。 东汉太学遗址的确切范围今仍难以确定，但 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辟雍遗址东北方、今洛河南堤的南北两侧，发现魏晋以降的太学遗址。其平面呈长方形，东西 150 余米，南北约 220 米。在其南面曾清理出熹平石经残石 150 余块。 遗址范围内勘探发现一排排布列规整有序的长条形房舍，并发掘了其中的数座。魏晋以降太学遗址处，应是东汉太学的主要部分，其长条形房舍，正是袭用了东汉太学诸生房舍的结构和形制。鉴于魏晋以降太学遗址的东西两侧，仍有一些长条形房舍基址发现，说明东汉太学的范围，要比魏晋以降太学大得多。 从较大面积的勘探资料看，长条形房舍应是太学建筑的主要类型。它们相互平行，排列密集，间距只有数米。一座长条形房舍，总长可达数十米，由十间甚至十数间组成，每间面阔 3.6 米左右，进深约 4 米。只有极个别建筑形制较为特殊。 熹平石经： 据文献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诏诸儒正订六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前（一说立于太学讲堂前），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汉石经，又称熹平石经。 东汉熹平四年，议郎蔡邕yong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后汉书•蔡邕传》），于是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183）告成，历时凡九年。因始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书丹者除蔡邕之外，还有堂溪典等人。石经刻成之后，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今洛阳城南二十里洛水南岸的朱圪垱村）。四十六方经石，各高一丈许，广四尺，两面刻，骈罗相接，非常壮观。《后汉书•蔡邕传》云：“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当时盛况。 自晋室南迁，洛都文物多被摧残。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太学经石以建寺塔，大致颓落（ 《 魏书 • 冯熙传 》 ）。 《 熹平石经 》 开魏隶之先，为著名汉隶之一。其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试以 《 周易 》 经石为例，略作分析。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 《 书评 》 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观此可信。范文澜 《 中国通史简编 》 说：“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 …… 石经是两汉书法的总结。”当为的论。近年也有人讥其过于方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板刻，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 《 熹平石经 》 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 《 熹平石经 》 起了桥梁的作用。 （三）东汉雒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的比较 从地理位置来讲，二都城皆有天然屏障，都是交通要道，经济上也有强大的后盾，工商业发达，是人口的密集地。供水、排水系统完备。 从形状上讲，西汉长安是似正方形，而东汉雒阳城呈长方形，前者北墙，南墙有曲折，许多人认为是“北斗、南斗“之说，而后者的北墙及东墙的曲折推测含有军事性质。 从布局上讲，西汉和东汉都城都有十二个城门，西汉城均匀分布， 每一面有三个，以东城墙的城门为正门。而洛阳城的城门中东西各三，北面只有二个，南面有四个，是以南面的偏东的平城门为正门 。这样整个都城的平面布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长安城的坐西朝东变为洛阳城的坐北朝南 。 西汉长安号称“八街九陌”。而雒阳城主要街有10条，号称”二十四街、街一亭”。但每条大街都由三条并行的道路组成是共同的。 西汉长安城中的长乐宫和未央宫，都在城的南部，左右并列， 以东门为正门。 东汉雒阳城中的南宫和北宫则各在城的南部和北部，前后相接， 以南门为正门。 这是两汉都城布局上的又一重大相异之处。 尽管东汉雒阳城内宫殿区所占比例较汉长安城大为降低，但都明显较后世所占比例为大。其余面积建有贵族府邸区与平民居住的里坊。至于市位置，二城分布不同，西汉的在城的西北角，而东汉的在城内、城外皆有。 从南郊礼制建筑的分布来看，二城大体相同，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东汉城的灵台和太学遗址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