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分析论文 14页

刷新翻看“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分析论文　　“十四五”时期对于宜宾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宜宾作为沿江城市带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川南区域中心城市，通过近年来的发展，经济基础更加坚实，战略地位更加突出，枢纽优势进一步凸显，已经具备诸多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宜宾已经提出了在“十四五”时期建成全省经济副中心的重要目标。但是也应看到，宜宾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市强县弱”的发展格局长期存在，产业结构调整还不到位，等等。为此，本文在把握全国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基础上，将系统分析宜宾经济发展需要补足的短板，从而为宜宾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化情况 　　“十三五”时期，中国GDP增速持续下行，从2016年的6.8%下降至2019年的6.1%，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GDP增速将进一步回落。一个经济体最终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决定，因此，本文主要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情况。　　1.从总供给来看，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以及TFP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均有所减弱，导致潜在增速较快下滑　　总供给是从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速，即潜在增速。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市场化改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均保持在10%左右。不过从2010年开始，潜在增速开始持续下滑，到2015年已下滑至7.5%，到2019年更降至6.2%左右。潜在增速下滑本质上源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从总供给来看，“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呈现以下三点特征。 　　第一，资本积累虽然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推动力开始显著减弱，高投资发展模式愈发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实施高投资发展模式，资本积累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80—2019年间，资本积累平均增速高达1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7%。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达到90%以上，这主要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房地产投资成为了“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快速增加，资本积累速度的逐步放缓是一般性规律，再加上产能过剩、高债务以及民间投资积极性减弱等因素影响，2019年资本积累增速已经降至8.4%，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已显著减弱。　　第二，受到人口红利不断衰退的影响，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滑态势，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未出现显著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供给。1979—1989年，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5.6%，1990—1999年的贡献率也达到15.2%。然而，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化，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滑，2016—2019年间的贡献率仅为6%左右，已经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数量型人口红利不断消退的情况下，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就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当前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超过劳动供给，质量型人口红利尚未得到有效释放，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受全球化红利消退、技术追赶效应减弱以及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等多重因素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下滑。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国企改革等多项改革举措的推进，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所增强。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TFP增速由正转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下降。2016—2019年TFP增速为-0.8%，TFP增速之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明显下滑，主要有几点原因。其一，全球经济放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导致全球化红利消退。其二，伴随着技术水平逐步逼近全球前沿水平，技术追赶效应不断减弱。其三，市场化改革步入深水区，使得改革红利减弱。其四，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稳增长”效果过度依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其五，高债务下僵尸企业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恶化了资金配置效率。不过，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举措的推进，TFP增速自2016年以来开始回升，至2019年已由负转正。　　2.从总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出口增速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总需求较为疲软 　　就消费需求而言，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一直存在的老问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展模式。该模式虽然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也导致资本积累过度从而明显偏离了黄金律水平，对消费造成挤压。更值得警惕的是，“十三五”时期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从商品消费增速来看，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从2016年的10.4%降至2019年的8.0%，触及近20年来的最低点；从包含服务消费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实际增速从2016年的6.8%降至2019年的5.5%，同样是该指标统计以来的最低点。居民消费需求的进一步疲软主要与居民负债压力加大与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下滑密切相关。　　就投资需求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行，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幅度更大。高投资一直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但在“十三五”时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从平均增速来看，2016—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6.7%，相较于“十二五”时期的平均增速下降了11.1个百分点。相比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滑，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幅度更大。从平均增速来看，2016—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为5.6%，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1个百分点。由于民间投资能够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左右，所以可知民间投资增速的下滑是近年来投资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就出口需求而言，受全球经济低增长以及贸易保护主体抬头等因素，出口增速显著下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1982年中国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仅为1.1%，而2018年中国在全球货物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高达12.6%，连续十年位列全球第一。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的外部需求下滑迹象明显。近年来，在逆全球化趋势与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增速进一步下滑。2016—201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增速平均值为5.2%，低于“十二五”时期0.7个百分点，更低于“十一五”时期7.6个百分点。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1.从总供给来看，“十四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速将下降至5.2%左右　　对潜在增速的预测，首先需要对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等核心因素的趋势进行分析，然后再基于生产函数法对经济增长趋势进行测算。 　　资本存量方面，在“十四五”时期，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实际增速平均为5%。这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随着资本存量逐步收敛至稳态水平，资本积累的增速也会相应不断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消费占GDP比重上升、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三是，随着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以“新基建”为主要抓手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启动，将会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形成推动。因此，在上述因素影响下，“十四五”时期投资虽然难以回升到以往的高增长态势，但将保持与“十三五”基本一致的水平。由此，资本存量增速将呈现稳中趋缓的状态。　　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方面，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与推进，2020—2035年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将继续呈现下降态势，而且降幅将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全球人口展望2019》的预测结果，2020—2025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增速为-0.1%左右。在人力资本方面，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13年左右，显著高于中国的水平，因此人力资本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 　　TFP增速方面，2016年以来中国TFP增速开始呈现回升势头，2019年TFP增速由负转正，扭转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增速持续为负的局面。展望“十四五”时期，一方面，新一轮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将对TFP增速形成较强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制度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将对TFP增速起到推动作用。由此，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TFP增速将摆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低迷时期，逐渐回升至1979—2007年0.8%的平均增速水平。　　2.从总需求来看，“十四五”时期下行压力较大，或延续产出缺口为负的局面 　　第一，消费和投资需求将继续受到高债务的抑制，增速进一步趋缓。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金融私人部门的杠杆率（债务总额/GDP）已经高达204.6%，高于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62.7个百分点，甚至已经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40.4个百分点，处于过高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债务具有明显的刚性特征，易升难降。而且，去杠杆很容易对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债务违约潮的发生。因此，可以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继续面临高债务局面，将会对消费和投资需求产生持续的抑制作用。　　第二，出口需求将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逆全球化的影响，下行压力不容乐观。从全球经济增速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的预测，到2024年全球经济将维持在3.6%的较低增长水平，发达经济体的增速更是会下降至1.5%左右。再考虑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蔓延，全球经济的增速放缓幅度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伴随着英国脱欧与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趋势已不断凸显。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导致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与结构。主要经济体或将从以前更注重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的思路，转变为底线思维下尽量实现全产业链的自给自足，这对处在“世界工厂”位置的中国将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第三，疫情发展呈现较大不确定性，可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不利影响。疫情主要会通过以下几条机制影响经济增速。一是，疫情会加剧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国家会出于国家安全等考虑调整和重构供应链的全球布局，这将导致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由于疫情下对人员流动的管控强度显著提高，从而显著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减少劳动供给规模。三是，疫情会通过影响出口和消费需求，降低生产性投资需求，从而影响资本积累增长速度。　　由此，综合总供给与总需求两方面的增长动力来看，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面临潜在增速下滑与产出缺口为负相叠加的局面，最终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或下降至5%左右。　　三、“十四五”时期宜宾经济发展趋势研判　　“十三五”时期，宜宾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速“逆势而上”。2016—2019年间，经济增速平均达8.8%，不仅显著高于全国经济增速，而且也显著高于四川省的经济增速，在四川省内居于首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2019年宜宾市的GDP总量已上升至全省第3位。但同时也应看到，宜宾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从需求结构来看，经济增长更依赖于投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有待增强。“十三五”时期，宜宾市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2016—2019年的平均增速高达13.5%。相比之下，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平均增速为12.1%，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包含服务消费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在2016—2019年的平均值为9.1%。由此可见，对于宜宾经济发展而言，投资的贡献率显著高于消费。但是，从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消费对GDP的增长贡献作用需要逐步增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将会逐步减弱。因此，宜宾经济需要进一步落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扩大内需战略，“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　　第二，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二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根据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和第二产业占经济的比重应该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占经济的比重持续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从宜宾市的产业结构来看，2019年第一产业占宜宾GDP的比重能够达到10.7%，第二产业占比高达50.3%，两者之和高达61%，第三产业占比仅有39.0%。相比之下，2019年第一和第二产业占全国GDP比重已不足50%，只有46.1%。即使与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对比，宜宾第一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也明显偏高。2018年，宜宾市第一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位居省内第6名。相比之下，成都第一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仅有45.8%，而与宜宾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绵阳市为53.4%、德阳市为59.4%。可见，当前宜宾市存在第一、二产业占比过高，第三产业占比偏低，这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足。 　　第三，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工，化纤三大产业占到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工业发展呈现“几家独大”的局面。工业是当前宜宾经济发展的核心，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能够达到50%左右。进一步观察工业内部结构可以发现，工业一半以上的产值是在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化工，化纤三大产业以上，主要集中在几家大型骨干企业。如前所述，“十四五”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将延续下行走势，这就容易对部分企业产生冲击。在当前宜宾的工业发展结构下，如果龙头骨干企业受到冲击，那么将会对宜宾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未来宜宾需要改变“几家独大”的局面，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四，从所有制结构来看，民营企业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根据宜宾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截至2018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有法人单位20421个，其中，内资企业占99.9%，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0.3%。换言之，民营企业数量占到宜宾市企业数量的99%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民营经济占宜宾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57.7%。而仅占企业数量0.3%的国有企业贡献了40%左右的GDP。由此可见，宜宾的民营经济存在规模小、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这就会导致未来的发展空间受到制约。在新冠疫情以及“十四五”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会面临的更大的生产经营风险，值得高度警惕。　　第五，从区域结构来看，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市强县弱”格局，经济发展不均衡。宜宾市一共包含三个区（翠屏区、南溪区、叙州区）与七个县（江安县、长宁县、高县、珙县、筠连县、兴文县、屏山县）。从经济体量来看，2018年翠屏区的经济总量能够占到宜宾市GDP的1/3以上，再加上叙州区和南溪区，三个区的经济总量占到宜宾市的55%左右，剩余7个县的经济总量仅占到45%左右。进一步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排名第一的翠屏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9万元，是排在最后的屏山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倍左右。由此可见，宜宾市经济发展存在典型的“市强县弱”局面，如果不采取针对性的举措，将会导致区域之间的分化更加明显，不利于宜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近年来宜宾经济呈现较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宜宾提出的“产业发展双轮驱动”战略推动下，预计“十四五”时期宜宾的经济增长势头仍将保持快于全国和四川省的水平。但是，全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以及宜宾本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会导致宜宾出现经济增速回落的风险。因此，在“十四五”时期宜宾需要进一步对接好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显著提高消费与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完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结构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实现更均衡的增长，从而更好地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对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加快宜宾综合经济实力发展”课题组）